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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高华:六 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10-7-21 11:24:00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 前后中国历史变化 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 对1949年前往 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 恐怖"对"外省 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 家的大势走向对个 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 海一九四九》一书 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 生离死别、逃难、 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 渡海迁台的画卷, 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 发的国内一部分人 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 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 的人群,对他们寄 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 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 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 一代为荣,这是极 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 败,当年的200万 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 领说:败军之将, 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 偏,居然走到"台 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 两种强势话语的压 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 流失无法复原的记 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 的,记得的,发现 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 把所有与1949 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 书都不会是完美无 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 定和主题十分贴切 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 史见证者作了口述 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 中国的叛徒》一 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 我所知,该书早已 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 孽"是每一次运动 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 只手怀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 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 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 乡"。我从民国老报 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 的伍宪子和徐复观 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 中一半以上寄赠给 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 日迁往台北。国府 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 跟,更别说在长江 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 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 止。龙应台在书中 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 饿吗?八路军进城 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 历"六一惨案": 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 上讲,国府对教育 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 性特点之一就是多 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 因地位、处境不同 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 权;这些知名人士 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 对新社会有批评或 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 而,不可回避的 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火车头,"战争引 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 候,就要敢于牺 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 连带批判反映赫鲁 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 就影影绰绰传闻北 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 洛索夫"(卫国战 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 各界,特别是年轻 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 才有消极性的"克 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 听说每年清明节组 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 一两年内,中共和 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 大城市,对国军已 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 介绍人,以后退出 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 办的《观察》上发 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 国后他本人则被打 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 是同学中又普遍存 在渴望和平、结束**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 痛恨蒋,未必不会 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 16页)。这些未 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 幼,一律格杀"的 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 下对国军多有同 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 被冻僵的共军士兵 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 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 的国民党伤兵,他 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 国民党卖命的下 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 是被拉上战场,这 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 感动:那些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 抗战的史迹被抹去 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 也有一些改变。我 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 人",这句话使我印 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 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 江苏扬州中学的教 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 师有变天思想,怕 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 杀人太多者达60 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 在的眼光看,这份 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 些知识分子没有想 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 民党"军、警、 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 多南方乡村里的地 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 党残余分子及反共 "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 军、公、教人员, 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 好者。这些所谓 "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 共产党员,例如: 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 亲,阶级分",但 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 到开除党籍等严厉 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 出面保人了,在台 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 辛万苦带领八千山 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 载。杭立武是当时 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 述采访中,他只是 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 授在讲述这件事时 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 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 恐怖的最大受害 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 围的转变,蒋经国 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 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镇 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 分子"(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 式,在全岛各行各业 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 看到穿着"黄卡其 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 在学校操场的黄沙 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 样的抓"匪谍" 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 国民党当局所要的 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 做一个乡村警察, 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 要好得多,只要当 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 好,这里主要的社 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 小百姓依靠"市 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 大陆开始消灭私有 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 不知道一个社会的 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 被冤杀,而受到学 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 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 流亡到台湾,有幸 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 社团活动的活跃分 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 和反思的态度,有 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 月--1949年 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 上时刻存在的对白 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 外省人的食物小店 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 探索》,《万象》 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 仍然盛行,甚至达 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 的自由度,又被穿 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 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 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 错以殖民国日本为 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 高达100万人, 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 想到的。我不由想 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 石而违心说的假 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 望,因为他们看到 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 民党的专横和残 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 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 是若要说,国民党 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 整齐、兵员素质较 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 党--1935年 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 实,这是它的一贯风 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 员存有贪污行为, 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 事件在客观上强化 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 做省主席,任命台 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 他为退守台湾预做 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 代"确是事实,但 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 氏父子一方面堵住 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 省籍人士省、县参 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 "崔苔菁",大量 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 顾"。陈诚痛切反省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 高官的这些反省和 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 者,齐邦媛教授就不 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 四九》一书中没有 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 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 到广大农民及苏联 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 越多的支持者和同 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 海战役的一段回忆 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 同外,简直分不清 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 是这么说,那就说 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 就把推车扛在肩膀 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 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 痛,宣称以"人民至 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 的,龙应台不会为国 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 到了宿营地,"背 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 中的流亡学生,带 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 日,和黄杰部属一 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 唯一物品就是这本 《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 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 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 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 立"的1930年代 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 并在它的一再努力 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 甚至街头的"小人 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 有书籍都被禁。而 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 效忠于领袖的"红 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 书",在文革中流 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社会动 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 局又开禁左翼文 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 后如何买了马克思 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 年代,除了非常少 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到1949年12 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 东的若干重要概 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 说他们是受了鲁迅 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 如既往地去读他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 湾方面利用,用来 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 影响。君不见,文 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 居然按照台湾广播 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 响,但是吸引的多为 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 化复兴运动",虽 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 就是她在那儿感受 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 满浓郁的中国文化 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 "天佑台湾", "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 齐邦媛于1948 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 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 始终是台湾的一个 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 年代后,台湾一些 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 青年知识分子,是 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 茶,一边在为他们的 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 是在思索着青年的 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 国男中,以后又进 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 利的,更别说考入 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 了极刑。所以可以 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 长期被单独监禁, 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 过与美国的密切的 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 这一切都聚合在一 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 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 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 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 迎蒋委员长胜利还 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 光复大陆的使 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 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 最大的仿民国建筑 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 1949年相关联的 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 1949年国民政府各 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 平、正义的社会, 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 读者,则带着自己 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本文在《领导者》杂志与台湾《思想》杂志同步刊登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文章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文章的完善有所帮 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作者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延伸阅读

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节选

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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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fxren发表评论于2010-7-22 2:07:57
 
对此文以下词有兴趣:宏大话语、人性关切、新价值。作者是少有的良知党史学者之一。龙的书没时间读完,这篇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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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天下(游客)发表评论于2010-7-22 3:08:31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原版在大陆是无法看到的,从此篇文章可以看出,龙对现代史是有一定研究的,但现代史亦无非上承古代史与近现 代史,其实这个民 族几千年来骨子里一点都没变,儒家大一统之后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不止思想上文化上,甚至是彻底的泯灭人性,把道德标榜的很高,可是 自己又做不到,因 此造就出来的读书人都是一些伪君子,为了食利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以下为独角兽资讯的回复:
龙应台的书可以到出版社网站上去买,快递到大陆,价格也不是很贵。如果几个人一起买,还省快递费。这是网络带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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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天下(游客)发表评论于2010-7-22 3:16:56
 
而龙能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写下此书,并能出版发行而且没有被删节,只能说明她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域,那里已经脱离了儒家的谎言教育,以及 专制独裁欺世谎言,不用再为"尊者讳"的国度。

可惜大陆依然是;山河岁月空相似,今生今世只惘然。
 

陈羲:如何评价毛泽东

如何评价毛泽 东

 作者原标题:毛泽东是时代枭雄,更是历史罪人

 作者:陈羲


我们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我们对待毛泽东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
 
  要准确评价毛泽东,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理性分析,抛开任何主观的和情绪的影响,抛开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刻意的包装和渲染。就如同大夫 给一位病人诊断一样,必须理性,科学,实事求是,才能得出准确的诊断结果,才能对症下药,治好病人。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终的胜利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终的王者,是他那个时代的枭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戊戍变法和甲午惨败的腐败不堪的清朝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中华大地孕育着一股骚动不安的力量,人们已经隐隐 预感到这股力量将要爆发,清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在这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有的人鼠目寸光,自私自利,看到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那种一幕一幕重复着的王朝的更替。他们从自身 的利益出发,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占山为王,企图在这王朝更替的动荡的时代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不仅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到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必然性,更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到了中 国3000年未有 之变革的必然性。他们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不仅要求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更要求推翻中国3000年的专制统治制度,建立国家权力属于 人民的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几千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 刻。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流毒注定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不会一帆风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地群雄并起,战火纷飞,有的甚至上演了 复辟旧制的逆历史潮流的丑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经过几年奋战,最终打败降服了各路军阀豪杰,推翻了北洋政府,统一了中国。
 
  在这伟大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精神脊梁所在的湘江边出了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有着中国历史上一切帝王所具有的非凡品质。
 
  他有心潮澎湃的激情和征服一切的雄伟抱负。1925年,他在长沙湘江中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的天问。
 
  他有强烈的斗争意志。他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与希特勒所奉行的尼采的意志哲学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他有身处逆境却抱有必胜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也同样让人深受感染。
 
  他有超人的智力,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占山为王,点燃星星之火;1935年1月遵义会议登上中共权力的顶峰;长征途中四渡赤 水逃脱了石达开的 命运;先后击败张国焘和王明等党内强有力竞争者,牢牢控制中共最高权力;充分利用苏联的支持和日本的入侵提供的天时地利,制定了"七分发 展,三分抗蒋"的 策略,迅速壮大自身力量,为解放战争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建国后,他以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帝王不同的 特有方式清除了几 乎所有的开国元勋。宋朝赵匡胤用的的是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明朝朱元璋用的是火烧庆功楼的狠招。而毛泽东用的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开你的 会,搞你的运动,从 心理上,从精神上,从舆论上逐渐摧毁你。
 
  从现实来看,从时代来看,毛泽东胜利了,他战胜了他的时代的一切强者,消灭了他的一切对手和竞争者。他不愧是他的时代的超强者,他不 愧是他的时代的枭雄。
 
  作为最后的胜利者,毛泽东应当获得他应得的尊严,事实上也获得了人们的足够的尊敬。
 
  然而,从中国历史进步的角度来分析,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判,毛泽东无疑是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阻挡者,是中国历史进步 的罪人!
 
  我们可以说刘邦是他那个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刘邦是中国历史进步的罪人。我们可以说曹操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曹操是中 国历史进步的罪 人。我们可以说朱元璋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他更是中国历史进步 的罪人。我们可以 说毛泽东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他更是中国历史进步的罪人。
 
  因为我们评判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必须放在历史的大的环境中来评判,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来评判。袁世凯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阶段与 刘邦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阶段已决然不同。
 
  刘邦・曹操和朱元璋所处的时代,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即使是作为概念也离中国无限遥远,在中国历史上还只是朝代更替的时代,不关涉 到历史的进步或历 史的倒退的问题。然而,袁世凯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从世界来看,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中国的邻国日本等 世界主要的国家经 过革命都已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自由大宪章》・《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献所确立的理想和原则在这些国家逐 步得到实现,人类 社会已经形成走向自由民主的浩浩荡荡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中国国内来看,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 千百万年黑暗、混 沌、迷茫和愚昧中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法治照向中华民族的第一缕阳光。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天下无 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开始,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维新变法,中国开始孕育着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宣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几乎就要在中国得以建立,中国人民几乎已经获得了自由民主的权利。在这历史性 的关键时刻,中国 人民只要再坚持或努力一点,中国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就能获得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就将发生完全的质的飞跃,跨上自由民主的台阶。
 
  令人痛心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强者和枭雄没有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而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自私自利,在中国三千 年未有之变革的动荡之际,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立足未稳之际,混水摸鱼,趁乱取利。
 
  袁世凯称帝登基,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百日而亡,成为历史的罪人,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而毛泽东的罪不仅仅在于他将他的那些开国元勋和共同奋斗的战友一个个打倒或者迫害致死,也不仅仅在于他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三千多万人被 饿死的悲剧,也不 仅仅在于他发动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使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最优秀的群体遭到毁灭性打击,使中国经济和社会频临崩溃。毛泽东 的罪更在于他建立 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密的专制政体,彻底将宪政制度抛弃,彻底扼杀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迟滞和阻止了中国向自由・民主・人权和 法制社会的进步和 飞跃。
 
  我们只要看看毛泽东是怎样玩论宪法的,我们就能深刻体会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进步有多大的危害,对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起到多大的破坏作 用。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 就是要破除这种宪 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 是历来不主张制定 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 固党的领导,还是 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 准备玩宪法,结果 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 法律,更不相信宪 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 以,迷信宪法的思想 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 分子还没有完全成 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 嘛。制定宪法,本 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 当然啦,将来如果 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 吗?我看,到了一定 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 没有我们党的领 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 吗?如果党不领导 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 说:这个人比工农群 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 的;如果不把阿斗当 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 课,开设政治课, 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的;不听他的话, 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此,评判毛泽东,必须抛弃一切情感因素,必须抛弃被蓄意制造的偶像因素,必须抛弃英雄情结,既要从现实的事实出发,更要放在历史的 潮流中来进行评 判,看他是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步,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历史进步。只有如此,对毛泽东的评判才是全面的,客观的,深刻的,也才更有历史的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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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系高华教授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谢谢大家,也谢谢许教授的介绍,其实我没有专门做过毛泽东的研究,只是我做的历史专题研究中有时涉及到了毛泽东。今天非常高 兴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交流。我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今天我大概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毛研究的一般概况,第二个问题,是谈几 个涉及到毛泽东研究的重要观 点,第三,就这些观点、看法谈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三个方面。

先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 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 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 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 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 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 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 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 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 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 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 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 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 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 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 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 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 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 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 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 《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 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 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 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大学肖延中编的《晚年毛泽东》等。 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较 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和当时大环境有关系,第一:就是当时的官方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毛的早期的文献和文稿,其中重要的有毛泽 东早年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等等;第二:就是8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是研究者慢慢走出了1979年、80年代初心情较为激动的那种情 绪状态,从而以较为冷静和客观 的态度来思考某些重大的问题。90年代初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气氛已经和80 年代中后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 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某些在80年代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文革",毛泽东和"大跃进",毛泽东 和"反右",像这样的话题都被 回避了。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和其后,也出了一些很好的书,这就是我们的官方机构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献,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材料。 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虽然在资料的选择上有取舍,但基本上是根据档案编写 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包 含大量珍贵资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的发表。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等。中央文 献研究室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 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 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 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 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 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 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 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 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 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 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 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 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 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 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 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 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49到1976的毛,实际上 叙述的是从1949到今天,就 是毛的执政年代和后毛时代,作者研究毛的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 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陈永发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专门谈毛的,但广泛涉及 到毛,叫《中国共产革命七十 年》,毛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叙述对象。直于非学术性的,比较重要的有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还有前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宋云彬先生在1949以后的 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宋云彬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民主同 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 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知识 分子在毛时代的心灵史。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 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 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 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 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 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 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 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 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 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 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 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 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 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 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 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 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 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 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 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 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 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 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 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 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 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余英时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这个问题。与此相联系,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 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 边缘人占据政治中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这个讨论集中在海外和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议题中。当然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 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 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影响。从学理 层面,从当代人的体会等来谈,当然都是一个角度,可是联系到共产革命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谈,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都知道中国 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 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 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 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 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 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 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 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 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 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 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 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 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观点。林毓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 学的历史学教授。林教授 1995年提出一个看法,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 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 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 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 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 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 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 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 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 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 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 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 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 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 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 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 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 底怎么样呢?林教授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 的。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原来 是历史系主任,现在是文学院院长,他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刚写的,就是 《中国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 界的经济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把这样一些话题基本都谈出来了。所谓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柯伟林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 中国,不管出现任何的政权更 迭,慈禧还是袁世凯啊,还是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趋势,二十世 纪中国的基本历史趋势始终是存 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趋势大概有几点: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 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 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 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 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 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伟林教授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上的几个主要形态。他的基本的看法是,对毛泽东的三十年的评价比较 低,他对80年代以后到今天中国 的领导核心,或者用他的话叫"领导集团",给予最高程度的评价。他说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能力的"。而毛 的三十年,他用了一句话,叫 "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记录",为什么说"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呢?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 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 这是柯教授的一个看法。

柯教授谈这些问题时有一个特点,他评论毛的三十年是结合历史来谈的,不再专门论述毛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现在不谈这个 东西了,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来 谈。上次许教授和我都见过的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这是日本研究毛思想的权威。这个老先生对毛思想当然很 有研究。可是他概念先行,他不 太管历史事实。他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毛的理想主义,一个叫毛的现实主义,然后他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一种叙述,可是我觉得由 于他很少结合到中国的历史来 谈,因而他的一些看法就缺少历史感了。

我想柯教授对毛时代的看法有一些还是有问题的,有的地方不完全客观。比如说毛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可能太笼统了。因为毛时 代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忽视技术 水平的提高的。5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扫除文盲、妇女受教育、汉字改良、汉语拼音等等,都是直接间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 关系的。毛是不是完全背离中国 工业化的趋势?我想毛并不是不要中国的工业化,他是要他的那套工业化,也就是"鞍钢宪法"那样的那种工业化,是思想领先,政 治挂帅的工业化。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 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 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 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 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 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 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 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 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 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 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 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 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讲的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确实是如此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 历史,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影响 了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性格极具冲突 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生的事 功,是如此具有张力。他的思想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价值?"这是台湾的韦政通教授提出来的,韦政通先生原是研究 中国思想史的,但是这些年改行 研究毛泽东了,出了两本书:《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一声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老先生现在 是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写文章,每 天写五六百个字,他最后要通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他的总结。韦教授认为,中国人付出那么多牺牲,应该可以从毛泽东 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出正面价值。 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因而具有永恒价值。但是他同时 也感到毛的几十年时间,特别是 "文革",又使无数的中国人受到伤害,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韦教授自己说过,他80年代后期第一次回大陆来探亲, 从北京到张家口坐的是火车,车 轮滚滚,使他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大震动,他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是毛时代的无数冤魂在哭号。他是很真诚的,对毛很尊敬,把毛看 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 的大英雄,但是他也感到毛时代的另一个大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牺牲的问题。2000年12月在台北,林毓生教授和我聊天时也提 到,他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 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其中,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可是为什么到了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文革",又 是如此的伤害人,压迫人呢?他 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不得其解。韦正通先生认为毛的一生是用他的生命来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中国的"性善论" 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他说毛的一 生是个悲剧,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严重缺陷。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 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 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 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 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 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 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 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 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杨奎松:悼念高华

杨奎松:悼念高华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 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 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 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 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 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 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 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 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 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 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 月16日才成行,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 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 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 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 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 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 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 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 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 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 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 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我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 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 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 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 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 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 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 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 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 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 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 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 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 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 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 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 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 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 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 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 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 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 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 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 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 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 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 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 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 "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 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 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 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 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 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 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 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 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 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 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 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 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 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六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 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 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 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 《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 省委书记江谓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 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 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 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 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 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 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 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 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 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 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题签:吴瑾)

CSDN爆库内幕: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CSDN爆库内幕: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近期频频暴露国内大网站明文保存用户密码的问题,也许你已经重置了大部分常用密码,但是否从此就安全了呢?溯源究底,网友 shell总结了一以下几点密码需要明文存放的原因:


1. 不用明文密码没法应付检查。大家知道互联网审查,有时往往会一个电话过来,要XX用户的密码。如果你没法给 出,上头就认为你不配合,事情各种难搞。作为审 查机构的老板,当然没必要知道明文密码的危害。他们只知道,我要密码,为什么不行。所以,悲崔的程序员们就 往往会得到一条死命令,保存明文密码。

2.压根不知道明文密码有什么问题。中国的互联网有太多的没基础的新人,从石头的缝隙中顽强的生长出来。这 不是坏事,坏事的是这些人往往会在一些基础问题 上出现奇怪的毛病。例如有些程序员,写程序很快,但是居然从来不知道密码明文存放会导致什么问题。更神奇的 是,这些人中,有一家银行…

3.自信暴棚的混帐。有些人的自信总比别人强,而且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例如:我的服务器肯定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的密码一定要明文存放。如果不,就是质疑我的技术。
实话说,这种人真是少数中的少数。

4.遗留系统。很多系统设计的时候因为某个其他理由,使用了明文密码。等后来这个理由不存在了,密码系统升 级成了一个困难。因为密码系统太重要了,所以在 没有太大利益的情况下,总是倾向于不修改系统。但是有什么足够利益来推动系统修改呢?用户安全问题在发现前 不是一个问题――好比这次的CSDN,不是被暴 出来的话就根本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系统的管理者,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修改系统。

5.世界的阴暗角落。有的时候,程序员/老板明文存放的理由,是为了方便盗窃用户其他网站资料。例如我所知 的某钓鱼案例,你注册网站,就提供很多免费服 务,网站看起来也很靠谱――除了后来突然爆出这家网站其实暗地中用你的生日/密码猜解信用卡/银行卡密码, 大家才突然发现,这家网站其实根本没有在美国注 册,而是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

而且很多网站提供从其他网站导入之类的功能,更加的危险。以前经常爆出twitter密码被窃取,主要就是 因为OAuth开放以前,twitter上的第三方应用需要提供原生密码,导致很多小应用的目的其实就是收 集密码…

6.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这个理由和上一个很类似,不过不是为了某些险恶的目的。而是客户经常要求――为什 么我不能做XX事,为什么我不能blahblah。好吧,为了让你能,我们就必须保存明文密码。



CSDN只是冰山一角,人人网、多玩网、世纪佳缘等或者已经同样被爆库



继黑客放出CSDN 600万用户名和密码后,人人网和多玩网也分别被放出500万和800万用户名和密码资料。@月光博客说,多玩网的800万用户泄漏库里,有大量用户名、 明文密码、邮箱、部分加密密码,经过验证,使用该数据库中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正常登录 多玩网。



而人人网的被黑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大部分都无法登陆,因此还有待验证。

不过这次的数据库被黑事件或许不是这么简单的风波,CSDN和多玩网或许只是冰山一 角,网上放出的文件图片(来自@pellchen――黑莓中国站长)显示开心,美空, 世纪佳缘,百合等都在其列。

更新:

人人网刚刚进行了回应――如果您的人人网账号密码和CSDN或其他网站一致,建议您马 上修改密码,以免账号被盗。人人从上线开始就没有记录明文密码。在CSDN或者其他论 坛等使用相同账号密码的用户的人人账号存在风险,请尽快修改。

开心网刚刚进行了回应――鉴于多家网站爆出用户资料被黑客公布的消息,开心网建议广大 用户:如果有网站用户名与密码被盗,请及时更改其他网站上的用户名和 密码。黑客会用盗来的用户名和密码来探测其他网站,如果用户在不同网站上使用的用户名 和密码都相同,一旦泄露一个,其他的也容易被探测出来。


检测自己的账号是否泄漏,移步:http://amihacked.mijun.net/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事件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 事件

中国蒙牛集团最近爆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有消息称,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此事。

12月24日,蒙牛集团在四川眉山的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派出检测小组的一次抽查中,被查出,其10月份生产的一批次盒装鲜奶,疑似因 饲料被致癌物黄曲 霉素污染,导致成品鲜奶中检出黄曲霉素M1超标140%。这一抽查结果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公布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哗然。蒙牛公司不仅涉及三 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年来,与蒙牛相关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屡屡出现。

2008年9月,蒙牛爆出"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被爆出含激素类OMP;2010年10月,蒙牛被指策划"**奶 粉性早熟 门";2011年4月3日,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4月,蒙牛财务总监称出口香港产品出问题几率要比内地小得多,舆论哗然。

12月27日晚,《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产经版的编辑在微博上说,"说件狗血的事情,(就算)违规,我也要说,今天关于蒙牛的禁令不是一 条,是两条!"他 描述说,第一条禁令说"不让炒作",于是,该报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报道";第二条禁令才是(完全)禁止报道。于是,"我版面上的稿子从改好,到被撤、 做调整","连发两道(金牌),以为我是岳飞呐!"但很快,他的微博被删除。

该编辑还透露,中宣部发出的第二条关于蒙牛的报道指令内容是,"再次重申,关于蒙牛乳品事件,除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外,其他来源包 括自采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评论,请严格遵照实行。

除了该报外,中国不少媒体都陆续收到禁止继续报道此事的禁令。蒙牛乳业作为中国的奶业巨头,拥有职工数万人,2008年底,主营业务收入 已实现239亿元 (人民币,1人民币=0.1582美元,下同),年均递增104%,是中国首家收入过200亿元的乳品企业。有分析人士认为,蒙牛正是以安置了大量的就业 人员尤其是上交了大量的税收为筹码,一次次"犯错",而后又一次次化险为夷。

另外,据德国之声报道,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虽是山西忻州人,但其公开简历显示,从1964年,他在内蒙古集宁师范学习起,就长期 在内蒙任职,一直 到1993年,他从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才离开内蒙进京。一位内蒙古籍新闻从业者称,一直以来,"蒙牛、伊利利用广告投放和中宣 部内蒙人的关系,两种渠道操纵媒体,不让大众看到其负面新闻。"据她的描述,这两家奶业巨头,虽然互为对手,但却都能掌控宣传机器。"如 果拿广告搞不定, 就通过搞定个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屡次发生,跟禁令库比对过,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禁令),真'圣旨'的情况比较少,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个月前,帮助举报另一家内蒙大型奶业巨头伊利董事长潘刚涉及贪腐的的《内蒙古商报》60岁的社长李希晓,被刑事拘留后推上法庭,可能将 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罕见罪名被判刑。当时,中宣部也发出禁令,禁止继续报道伊利董事长潘刚因可能贪腐而被举报的事件。

值得关注的,刘云山的长子刘乐飞管理的号称内地最大规模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规模为90亿元,伊利集团是股东之 一。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果壳网:蒙牛牛奶中的黄曲霉素为什么会超标?

蒙牛牛奶被查出黄曲霉素超标140%。黄曲霉毒素是WHO的I类致癌物,可导致肝癌,乙肝患者更需当心。它由奶牛的饲料进入牛奶,普通杀菌 方法很难消除,最好的预防只有控制饲料中的黄曲霉素含量。

2011年圣诞节这天,有媒体报道,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某批次利乐包装的牛奶黄曲霉素M1超标――国标限值0.5微克/千克,实测值 1.2微克/千克。超标140%[1]。蒙牛随即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进行了道歉[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抽查报告附件7-1:液体乳[1]。
黄曲霉素不是强致癌物吗?牛奶里怎么冒出来这个东西了?难道蒙牛比三鹿还狠吗?
黄曲霉素通过饲料进入牛奶

黄曲霉毒素(Aflatoxin,AF)主要是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的代谢产物,之所以广受重视是因为它是人类癌症的一个重要的致癌源,早 已被世界 卫生组织(WHO)列为I类致癌物。至今已分离出的黄曲霉毒素及其衍生物有20多种,在天然食物中以黄曲霉毒素B1最为多见,危害性也最强, 而此次牛奶检 测超标的黄曲霉素M1则是黄曲霉毒素B1的代谢产物。
由于谷物很容易出现黄曲霉素污染,尤其是玉米和花生,因此目前各个国家对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B1,以及牛奶中的黄曲霉毒素M1都有所限量,却 不能要求完全不可检出。
黄 曲霉毒素被动物食用后,一部分会蓄积在动物的体内,另外一部分则会转化到乳汁和尿液中,转化率一般为3.45%-11.39%[3]。因此, 为了保证牛奶 中的黄曲霉毒素M1不超过0.5微克/千克,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B1不得超过30微克/千克[4]。
我国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对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限量也有着严格要求[5],但是在实地调查中,科学家发现其超标现象相当 严重[6]。由此想见,此次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超标就是由于饲料不合格。
"牛 奶中出现黄曲霉素M1的原因是饲料中黄曲霉素含量过高。把发霉的谷物作为饲料,其中的黄曲霉素在24小时之后就能进入奶中。蒙牛黄曲霉素跟双 汇瘦肉精很相 似:问题是原料,但企业没有保证原料合格,消费者的追究对象应该是他们。作为常规检测项目,蒙牛居然没有自检出来,说明其生产和质控存在重大 缺陷。"美国 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微博上说。

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表1
黄曲霉素可导致肝癌,乙肝患者更甚

就牛奶中黄曲霉毒素M1的限量,我国与美国、日本一致,都是0.5微克/千克,欧盟成员国以及与欧盟有贸易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部分国家 相对严格,为0.05微克/千克[4],而欧盟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包括婴幼儿配方牛奶则限量0.025微克/千克[7]。

几个国家对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1的限量标准[4]。
黄曲霉毒素主要危害的部位是肝脏,除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外,还会降低免疫能力。很多流行病学数据表明,乙型肝炎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较健康人更 容易在黄曲霉毒素暴露下患上肝癌――而我国正是乙肝的重灾区。[8]
2001 年2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第56次会议曾对黄曲霉毒素M1的最大限量进行了定量危险性评估对 比研究,结论 是:虽然最大限量在0.05-0.5微克/千克之间的黄曲霉素造成肝癌危险性增高的幅度很小,但是理论上以欧洲和美国乙肝发病率1%为例,饮 用含黄曲霉毒 素M1 0.5微克/千克的奶比起0.05微克/千克,仍然可使每年每10亿人口肝癌发病率增加29例[9]。
黄曲霉素易产生,难消除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5%的谷物受到霉菌毒素的影响[9],能够产生黄曲霉毒素B1的霉菌主要是黄曲霉,而黄曲霉以花生、玉米污染最 为严重。对此,FAO/WHO明确规定:谷物中黄曲霉素B1的含量不得超过20微克/千克,否则禁止投放市场。
黄 曲霉毒素 M1一旦产生便很难消除,因为它对光、热和酸都比较稳定,熔点(裂解温度)在299℃。牛奶常见的三种消毒方法都对它无可奈何――巴氏消毒法,在63℃保 持30分钟;高温快速(HTST)的巴氏消毒,在72℃保持15秒;超高温(UHT)灭菌,在135℃保持1-2秒钟(详见 《放宽细菌指标,生奶新标意味着什么》 )。
要了解消除黄曲霉毒素有多难,外国曾有研究人员做过实验:在不改变牛奶品质的前提下,先将鲜奶加热至 90℃保持10分钟,然后冷却至20℃,再经紫外线辐照30分钟,终于使其中的黄曲霉毒素M1减少了56.2%[3]……倒是也有各种物理、 化学、添加生 物制剂等方法可以清除黄曲霉毒素,但想象一下加了双氧水的牛奶是什么味道吧……由此可见,普通消费者即便将牛奶煮沸,对消除黄曲霉毒素也效果 不大。
总之,对于牛奶,迄今为止在工业上尚且没有大规模有效的解毒方法。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预防奶牛食用染毒的饲料。
参考资料:
[1]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 蒙牛公司官网情况说明: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情况说明
[3] 王蕾. 牛奶中黄曲霉毒素M1检测方法的建立及饲料中黄曲霉毒素对牛奶品质的影响[D]河南农业大学, 2008
[4] 张宗城. 乳与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_1的限量确定及测定方法[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0, (06)
[5] 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新版)
[6] 顾薇.霉菌毒素在亚洲的发生情况 .饲料工业 2003(05)
[7] 黄曲霉毒素限量标准
[8] 翟红艳,黄天壬. 黄曲霉毒素与肝癌关系研究现况[J]医学研究杂志, 2008, (01) .
[9] 胡志和 庞广昌 陈庆森 牛奶中黄曲霉毒素的来源与控制 《食品科技》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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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云无心:牛奶中出现黄曲霉素M1的原因是饲料中黄曲霉素含量过高。把发霉的谷物作为饲料,其中的黄曲霉素在24小时之后就能进入奶中。 蒙牛黄曲 霉素跟双汇瘦肉精很相似:问题是原料,但企业没有保证原料合格,消费者的追究对象应该是他们。作为常规检测项目,蒙牛居然没有自检出来,说明 其生产和质控 存在重大缺陷。

玉米和花生都很容易出现黄曲霉污染,其他谷物也经常出现,所以虽然黄曲霉素是一种强致癌物,也还是只能规定限量,而无法要求"不含有"。对 于奶制品而言,中国和美国的标准都是0.5ppb,而欧洲要严格得多,是0.025ppb。

至于大家关心的喝了那个批次的奶会怎样,考虑到安全标准的制定都有相当大的安全系数,这次检出的含量倒也不一定就有多大风险。还有那个批次 牛奶的去退掉,已经喝了如果没有不适基本上也就没有问题,以后不再喝就行了,如果喝了而感到不适的,赶紧就医并且保留好各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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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2月25日讯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4日公布近期对全国液体乳产品进行抽检的结果公告,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 140%,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

另一款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长富纯牛奶(精品奶)也被检出黄曲霉素M1不合格,实测值为0.9μg/kg,较标准超标80%。

25日凌晨1点,蒙牛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情况说明》承认这一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在此次全国性抽检的过程中,质检部门共抽检了蒙牛集团全国各生产基地生产的25个批次的产品,其中眉山工厂的这一批次产品检测结果超标。 公司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蒙牛乳业在说明中如上表示。

网易财经从质检总局该份检测报告中了解到,蒙牛乳业此批次超标产品由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福州检验中心检出。被检测出黄曲霉毒素M1实测值 为 1.2μg/kg,国家规定的最高值为0.5μg/kg,蒙牛该批次产品超标140%。蒙牛该批次超标的产品为该集团眉山公司2011年10 月18日生产 的250ML/盒包装的纯牛奶产品。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当年中国人怎样哭毛

当年中国人怎样哭毛

焦国标

金正日死了,朝鲜人民陷入"巨大悲痛之中"。这一幕,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借着金的死,让我们重温几个我们自己当年的几个镜 头。同时,借助这些旧事,可以反窥当下朝鲜"举国同悲"的现实
 
                             镜头一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豫西某村的民兵营长跪在村庄的高音喇叭下痛哭,并且对那 些哭声小的人大声 痛骂。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驶过,司机似乎没有听到广播,这位民兵营长站起来,对着远去的司机大声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 车还往哪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没有下车听广播,民兵营长一脚踹倒车子,拉住骑自行车的人说:"毛主席死了,你的自行车还往哪儿 骑?"骑自行车的 人丢下车子,开始大哭起来:"毛主席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中国咋办啊?你死了中国谁管啊?你死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咋办啊?你死了右倾翻案风 谁整啊?"民兵营长一听骑自行车的哭出这么重要的问题,也开始一边哭一边说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死了谁管我们贫下中农啊?你死了 谁来收拾地富反坏 右啊?你死了谁来收拾走资派啊?"于是两人一起抱头痛哭。
 
这时一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挑着粪桶走来,把粪桶往地上一放,也跪在民兵营长旁边大哭起来,并且哭得惊天动地,比贫下中农还伤心。民兵营 长站起来,狠狠踢 了地主分子一脚,说:"我们贫下中农的伟大领袖,你哭什么?"地主分子说:"我伤心啊!"民兵营长问:"你伤什么心?狼子野心?"地主分子说:"毛主席去 世了,日本鬼子打来了怎么办啊?"民兵营长说:"地主分子闲操心。"地主分子说:"跑老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日本鬼子机枪 扫射死了,我害怕 再跑老日啊。"民兵营长说:"虽然你是个地主分子,今天我批准你哭。"地主分子重新跪到地上,继续大哭起来。
 
                             故事二
 
毛去世的第三天,堤下村的楚某接到噩耗:岳父去世了。岳父是富农分子,受了一辈子欺负,如今欺负他的总头子死了,马上就有出头之日了,他 却走了,一家人非 常难过,哭得悲哀不止。傍晚时分,岳父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来到丧家,告诉正处于亡父悲伤中的楚某的舅子:"上面有指示,你家不许放鞭炮!不许敲锣打鼓! 因为毛主席死了!"楚某当时在现场,非常愤怒,对大队支书吼道:"毛主席死毛主席的,我岳老子死我岳老子的,关你屁事!"大队支书恼怒 道:"你是谁?!敢 对毛主席不崇敬?!"暴怒的楚某吼道:"老子根红苗正!老子怕了你不成?!毛主席是人,难道老子的岳老子就不是人吗?!你少在这里混蛋!"楚某的两个舅舅 和姨子惊慌失措,赶紧把楚某架回屋里,又连忙对支书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办!"
 
                                故事三
 
南方某村有个记工员,无师自通一门技术――阉鸡,人称阉鸡佬。阉鸡佬阉鸡,起初是免费为乡亲们服务,顶多收下阉掉的两个公鸡睾丸,有的鸡 主想要那公鸡睾 丸,就给他一两毛钱作为酬谢。那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有人暗中告了阉鸡佬,说作为村干部,阉鸡佬不好好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却带头做阉鸡 生意,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大队革命委员会对此举报很重视,撤了阉鸡佬记工员的职务,还责令他写检讨,要他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划清界 限。检讨书交上去 了,可是有乡亲请他阉鸡时他还照旧阉鸡。大队革委会不答应了,把他定为坏分子,每次开批斗大会都勒令其接受群众批斗,害得他读初中的女儿几次想自杀。 1976年毛死时,队长组织全村男女老少对着毛像开追悼会,全村人都哭了,就阉鸡佬一人没有一滴泪。事后有人问他,大伙都哭,为什么他敢 不哭,阉鸡佬说: 千年万年都能阉鸡,为什么偏偏我阉鸡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得挨收拾?都是毛主席闹的。
 
                           故事四
 
某村生产队王队长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去世,王队长非常难过,哭了好几场。可是王队长发现,他家养的那只老母鸡却像往常一 样,仍然悠闲地在 院子里踱着步子,下蛋后仍然得意地咯咯叫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王队长恼了,从厨房拎把刀,把那只稀里糊涂的母鸡给宰了。当天晚上,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鸡 肉。王队长杀鸡吃肉的事,不知怎么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干部叱责他:"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还有心思吃鸡肉!"王队长有口难辩,不久,他 的队长职务稀里糊 涂地被撤销。
 
                             故事五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多钟,某校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响了:毛主席死了。学校操场上人越聚越多,个个神情肃穆,一个高年级学生悲痛欲 绝,身体不支,哭倒 在地。当天晚饭后,村子街上的大喇叭里还在播放有关报道,但路人行色匆匆,关注的程度显然降低了很多。一个平时不修边幅的人,此时却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 得锃亮,在大喇叭下有些夸张地踱着方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第二天学校上课时,某班班主任与同学们共同缅怀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后,用 一种很严肃的口气 提醒大家,越是在关健时刻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说到这里,这位漂亮的女老师换上了一副神秘的表情说:"昨天就有 一个四类分子,正当我们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时,他却打扮得齐齐整整地在街头耀武扬威,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教室里顿时一片嘤嘤嗡 嗡,同学们开始交头 接耳,有的同学则立刻就明白了老师说的是谁。不过,此时人们对阶级斗争已经厌倦,村干部后来也没有对那个人怎么样。
 
                              故事六
 
1976年下午四点,莫言(即作家莫言)所有部队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预备听广播。餐桌上摆着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 收音机,一拧开 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响。电池是班长叫战士莫言刚到村里的供销社特意为下午收听广播而替班长买的,还嘱咐莫言要开发票。莫言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 时,班长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死了。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莫言打懵了,这怎么可能?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四点 还没到,收音机里 就开始播放哀乐。这一年大家已经听好几次哀乐了,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那两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没有提前预告,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看来战友们 都已经知道毛主席死了,部队首长则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尤其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当广播员说 到毛主席"因病医 治无效不幸逝世"时,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应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莫言心想:这个杯子掉得好没道理,他提前就已 经知道毛主席死了,不是"突闻噩耗",杯子本来被双手攥着,怎会一听到毛逝世就失手掉在地上?莫言判断: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 演。可是首长还是表 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也许首长深知,这样的表演是一定要表扬的,否则迟早会吃那参谋的亏。

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推荐)李庄:“认罪”背后的真相


李庄:"认罪"背后的真相——一篇不应删除且删不掉的博文



受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精神的鼓舞,今晚向大家说说
"认罪"背后的真相
——一篇不应删除且删不掉的博文
 
"李庄事件",大家最关注的,甚至也是很多法学家想急于搞清楚的,可能就是二审"认罪"背后的玄机了,即"藏头诗"的由来。其中的秘密也到了该说、非说不可的时候了。出狱后,没有马上讲,主要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证据还没有到手,若提早暴露,怕打草惊蛇,功亏一篑。现在好了,能搞到的证据都搞到了,没有搞到的,也希望不大了,起码,短时间内无法搞到。

来日,国家机器一旦启动,"李庄事件"中那些应有的、客观存在又无法抹灭的、能够还原事实真相的一切证据,均可轻而易举归案。那时,"李庄事件"、以及引发该事件产生的真正"诉辩交易"的全部内幕,也就彻底大白于天下了。
 
一、完全中国特色式的"诉辩交易"
外界所称的"诉辩交易",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刑讼制度,它是指开庭前,控方掌握被告证据来定罪的铁证较少甚至没有,如继续搜集,又很困难,为了指控不被法庭驳回,控方向律师保证,与法院协商,被告人认罪可得到从轻处罚,其主要方式是控方与律师在庭外达成妥协。
但"李庄事件"中的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目的等,与上面描述迥然不同。其实,真正值得回味,令人瞩目的应当是抓捕本人之前,那个完全中国特色的"诉辩交易"。
早在我被抓当天,交易就已开始,且这种交易贯穿于"李庄事件"的不同诉讼阶段。
从被抓现场,与警方争辩,警方就告诫:端正态度,可从轻处理。押往重庆之后,专案组连夜审讯:大三长(市公检法领导)已经开会拍了板,必须定你罪!……就凭你这态度!不把你送进监狱,我警察就不干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可以将任何人碾的粉身碎骨……你记住,在中国,没有警察做不了的笔录……但只要态度老实,也可以从轻处理……"。
 
一审开庭前,高子程、陈有西律师第一次会见我,高就转达了法庭的交易条件:只要态度好点,认个错,配合庭审,可以建议北京司法机关内部处理,免于刑罚。我当即让高律师转告法庭:我不但无错,而且有功,往大了说,为法制进步,往小了说,提醒他们,以后刑讯逼供悠着点,不要把人家打出外伤。这些话,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对记者说过,"奇文"发表后,对专案组说过;在法庭上也说过。由于拒不认错,"诉辩交易"失败,才有了一审时的"咆哮公堂"。
 
二、认罪真相
2010年1月8日宣判后,回到看守所,我一气呵成了近万字的《上诉书》,对一审判决逐字逐句地进行了驳斥,当时愤怒之情皆化作文字烙印在纸上。
2010年1月17日是个星期日,一审审判长来到看守所,催促递交上诉状,我说,最后一天的期限不是18号吗?你们明天再来吧。但看守所领导在一旁帮腔:人家大老远来了,今天就给他吧。审判长也恳请,既然都写好了,现在就交了吧。审判长还给了我两盒重庆最贵的"天子"香烟,犹豫之后,我交了《上诉书》。
 
由于与世隔绝,高度封闭,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一切只能凭我一个人去分析、判断、决定。回到监室,我考虑了很多:
1、按目前重庆速度,肯定一周之内书面审理,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迟超不过10天;
2、要紧的是,被抓当天,我将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和两部手机(诺基亚、酷派),藏在了龚刚模妻子程琪就医的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三楼330病房卫生间水盆下面,它们可是我无罪的铁证啊;
当时的程琪,乳腺癌晚期,术后已扩散到肝,我清楚记得,抓我之后,进入电梯前,听到她一声惨叫: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难道录像被发现、发生争抢?程琪生死未卜,录像设备是否被发现?影音资料是否已复制?是否已经送交有关领导和有关机关?
3、高子程会见时告诉我,他曾携公证处人员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寻找程琪和录像,但人去楼空,程琪生死不明,去向不清,录像及设备无从查找。
4、假如继续像一审那样强烈对抗,最终结果无非是"大三长"早已书面审理好了的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绝不会开庭,绝不会再给我一个揭露真相的舞台。也绝不会再上演证人不出、证据不出示的闹剧了。一定要打破他们既定的"八字方针";
5、整个一审的司法程序完全乱了,所有机关和人员都不按套路出牌,都是为了急于完成一个既定任务。自己必须改变一审战术,这是唯一选择,一切应围绕着"尽快出去找到录像"而行,唯此,冤案不攻自破;
6、已递交的上诉书,坚决不撤回,另用"藏头诗"的形式再写一份认错的"检讨",立此存照,出去可以凭此说明真相,也给自己、给案件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战争年代、反右、庐山会议、文革,不是有很多这样以退为进、低头认罪的例子吗;
7、"低头诈降",能够极大地挽回法院一审中失去的面子,也能诱发二审开庭,法院定会公告天下:"李庄认罪了",这样,既彰显抓捕律师无错,还可使我名誉扫地;又赢得舆论支持;
8、如二审开庭,肯定会弥补一审漏洞,马晓军及其他证人甚至都有可能出来,通过询问证人,还原事实真相,或许还能打动有关高层动了恻隐之心,起码宣判缓刑,(甚至无罪)尽快出去找到录像,是当务之急;
9、"低头诈降",名誉肯定受损,但从长远看,尽快出去拿到录像是第一要务,否则,程琪死亡,录像将石沉大海;(半年后得知,程琪在我被抓后不久,即已离开人世,陪床女也下落不明)
10、最终,促使我痛下决心的动力是刑诉法46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否认错与是否有错,是两个概念,先出去拿到录像再说。
以上,是我那几天围绕着录像,寝食难安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我最终做出"诈降"决定的心理变化轨迹。
 
事不宜迟,一定要在二审书面维持原判之前行动,2010年1月22日,即着手写《检讨》——"藏头诗",同时,向警方传递信号:愿意继续商谈一审开庭前法院提出的条件,"承认错误免于刑罚"。在交谈时尽量流露出二审不愿开庭,怕声誉受损的心态。
马上,这一消息引来警方高层浓厚兴趣,公安局一位主要负责人立即来到看守所,对不起,要为这位领导名字保密,因为,二季后,押送我去南川监狱当天,他来看我并为我送行,还带来一箱子熏肉让我吃,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留下了眼泪,哽咽着说:李庄,是条汉子!陪同前来的监管总队领导为他递上了纸巾,甭管这位领导当时是出于同情还是惭愧,我答应过他,为他的名字保密。我觉得,我们应当对事不对人,他也是为了工作。
言归正传,他看了我写的大而空的"检讨"后说:你只写会见时受到监视怎么呵斥警察、如何大吵大闹、如何增强了被告人的对抗心理、如何造成不良影响……没有认罪啊,如果想尽快出去,认识要再深刻一些,把起诉指控的事实写上,另外,你上次写的《上诉书》太尖锐,要修改一下,语言再平和一些,如果我们相互配合,缓刑应当不是问题。
一不做二不休,改!时至2009年1月23日深夜,看守所、监管总队、公安局三级领导都在办公室等待,我回到监室重新修改,共计修改三次,来往于管教办公室和监室之间。
经反复修改,将《检讨》变为《悔过书》,再变为《悔罪书》,将"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变为"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审判决……",最后,又将起诉书指控的四起所谓犯罪事实,照葫芦画瓢抄在"藏头诗"第三条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首尾第一个字不变。
 
最终定稿如下:
一、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审宣判,经过了几个刑事诉讼程序,对我思想触动很大……缺失了一名职业律师基本的职业道德基础。
二、比较其他的民事代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当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彻底诀别过去。
三、认真的反思……给打黑工作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浪费了极为宝贵的司法时间。
四、"罪行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是靠伪证可以推翻的……非常明显的在大是大非上执迷不决。
五、缓慢的思想转变,对我来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精神。
六、《刑法》的宗旨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最后,恳请二审客观公正的审慎对待本人的上诉。
上述六条,首尾相连"被比认罪缓刑,础去间决神诉"。
 
三、二审开庭前
警方(还是那位领导)反复看过修改后的"悔罪书",没有发现任何破绽,终于同意了,在管教办公室,双方再次开始谈判:
警方:你写了《悔罪书》,说明了你的态度转变,但判你无罪,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判缓应该没什么问题。
李庄:我们还是按一审法官原来说的办吧"免于刑事处罚,司法机关内部处理"。
警方:一审时本来是想给你这么办,可你在一审的表现太嚣张了,你哪里是在受审啊,简直是在审我们,全国人民对你意见可大了,法学家们都批判你,原来不是给你看了吗(下载了17份指责我的匿名网民评论)。
李庄:你们能不能再找出17份以外的评论让我看看。你想啊,任何一个没罪的人被抓起来,态度能好得了吗?
警方:一定要认清大形势啊,你一审的表现太恶劣了,还有那个陈有西。
李庄:我和我的辩护人所说的一切,都经得住法律检验,可你们的一审漏洞太大。
警方:李庄啊,你知道为什么人没有老,牙齿先坏了,可舌头到死也是完好的吗?
李庄:你说的对,咱们可是有言在先,不管什么方式,得出去,
警方:没问题,实在不行,我们给你办"保外就医"。
李庄:那你们现在就给我办吧,不用二审了,只要尽快出去。
(看守所领导插话:现在办理保外就医很严啊。我说得了吧,我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保外就医,很多公安局知道错了,逼着当事人办,而且还协助当事人伪造病历呢,不就是抓错了人,自己找个台阶下嘛。)
警方;外界都知道有二审了,程序还是要走的。
李庄:好吧,尽快结案,宣布缓刑,立即释放,你们转告法院,可以用最重的缓刑,判三缓五也无所谓。
警方:好吧。实在不行,再"保外就医",这个我们说了算。
李庄:如果判缓,二审就不要开庭了,耽误时间。
警方:好,我回去协调一下。
李庄:看来,在重庆,还是公安说了算啊。
 
警方带走了"藏头诗",天亮后,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相关单位,检察院、法院等。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看守所,争相向我核实"认罪"事宜,他们同时扛来了摄像器材,有的要求给我同步录音录像,有的要亲眼目睹我当面再写一遍《悔罪书》,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三天后,二审法院果然送来了开庭传票。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们要通过公开审理,炫耀"胜利"的意图,后来听说,他们确实在欢庆"胜利"的宴会上喝的酩酊大醉。
当天在提讯室,检察官(隐去姓名)与我正式谈"诉辩交易"的具体步骤。
重庆检察一分院公诉处,一正、两副三名处长(既二审出庭的一男二女):主谈手是二审出庭的第一公诉人(女)。
公诉人:你是不是也让你的律师为你做有罪辩护?
李  庄:我没有权利指挥他们,再说,被告人、辩护人是两个不同的参讼主体,可以观点不同啊。
公诉人:如果他们不同意做有罪辩护,你能不能换其他的律师。
李  庄:他们都是组织上指派的,我怎么可以更换啊,那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嘛。
公诉人:你既然想达到出去的目的,咱们就应当相互配合啊。
李  庄: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怎么配合啊。
公诉人:要不你自己给自己辩护吧,二审不用律师了。
李  庄:那样,对我们各方的影响都不好,应该有律师,要不,你们为我指定律师吧(我料他们也不会)。
公诉人:这个绝对不可以!要不,你干脆撤回上诉得了。
李  庄:那肯定不行!那样,一审不就生效了吗,上诉还有意义吗!
上述四项劝解无效,公诉人征求我意见,是否可以录像,我对录像大加赞赏:好啊,即使你们不说,我还想提出录像呢。
录像开始,我对首尾第一字刻意抬高音调,乘公诉人不备时,对着摄像机镜头反复录口型"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有时激动的发出了声音,引起公诉人警觉,他们一看我,我就马上闭嘴。录像终于完成。目前,存放于重庆公检法档案库的"认罪"录像资料,就是这么形成的。
 
四、"藏头诗"被秘密带出
后来,法院提讯,尚未结束时,高子程律师也匆匆赶来会见,为照顾远道而来的高律师,法院提讯提前结束,让我和高律师先行会见。
我前脚一进律师会见室,趁跟随监视干警不注意,将早已捏成纸团的"藏头诗"扔给高律师,他压在档案袋下面,监控发现之后,跑进来假装问高:你刚才是否将一个什么手续在前台误拿了,借故翻看高律师的会见桌,高机智的将档案袋从桌上拿起至半空,"藏头诗"掩藏在档案袋下面,那个干警翻看了一下桌面上摆放的东西,没有发现异样就走了,我让高律师快将"藏头诗"藏起来,高迅速将其藏于贴身的衬衣口袋,不一会儿,刚才那个干警又回来了,让高律师把档案袋打开,将里面的文件全部倒出,再次翻查,仍无所得,就这样,"藏头诗"被秘密带出,分手前:我告知高律师:二审采取认罪的战术,他们已经答应最低是缓刑,弄好了还可以免于刑罚,甭管怎么着,先出去再说,只要拿到三次会见的录像,就不怕翻不了案。我同时提醒高律师,回去详看悔罪书的首、尾第一字,高回答:明白。
回到监区,我将检察院的四条建议转告了看守所领导,他当即向上做了汇报,不一会看守所领导传回上级的表态:检察院是胡闹,不要搭理他们。其实,警方的意思我非常明白,他们是愿意将"胜利"的喜剧演下去。
 
五、二审开庭后
2010年2月2日上午9九点开庭,庭审一开始,我就抛出: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撤回"以前的"全部上诉理。之后,我等待法庭反应,是宣布取消二审,押我回看守所交付执行;还是讯问新的上诉理由,之后继续开庭。结果,二审既未宣布取消二审,亦未讯问新的上诉理由。而是闷头继续开庭,急于完成既定任务。
2月3日,庭审最后陈述,我重复了事先反复演练的藏头诗第一稿,刻意加上了原先划掉的"政治挂帅、思想上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语句,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但记者们在忙乱中没有一个将"藏头诗"完整的记录下来(详见影印件)。
2月4日,也就是庭审结束第二天,早晨上班后,警方拿着藏头诗质问我:李庄,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这不是把我们(公检法)全耍了吗,边说边用手做扇耳光的动作,我当时假装不知道:什么藏头诗啊,你们这不是搞文字狱啊,我书写无意,是你们看者有心了,不信,你把《人民日报》拿来,我用上面的文字,可以给你组合成任何意思。后来得知,庭审结束的当天夜里,《潇湘晨报》的一名记者破解了陈述六条的"藏头诗"玄机,舆论哗然。致使双方"各怀鬼胎"的交易再次流产,二审骑虎难下,匆忙做出了"认罪、减刑一年"滑稽而又矛盾的判决。
现在总结上述战术,在判断上存在的失误有,第一,我的助理马晓军在看守所办理了监视居住,出来之后就人间蒸发了(仍被警方控制),依然没有在二审出庭作证;第二,龚刚华等所有出庭证人,都经过了控方的严格训练。第三,我们的证人朱明勇律师,马晓军岳父,被拒绝出庭。
但是,控方训练后的证人们出庭时,眼睛直勾勾盯着公诉人,不敢与我对视。甚至,我们以前交流的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也统统不会说了,只说当地土话,故意不让辩方听懂。因而上演了在中国的法庭上,在北方语系的汉人之间,配备了普通话翻译的闹剧。面对我以及我的辩护人所有要害提问,关键证人全部都回答:不晓得、不清楚、不知道、记不清、脑壳痛……为此,我当庭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他们背信弃义。法庭为稳定我的情绪,当即休庭。这一切,凡是参加庭审的都有目共睹。(详见庭审录像)。
然而,以上这些,都被对外发布的"李庄认罪了"的通稿所掩盖。
需要说明的是,二审前"诉辩交易"的发起人是我,二审公检法欣然附和,被逼认罪的"逼",是当时为了急于出去拿到录像,实为程琪病危的情势所"逼"。并非外界传闻"给李庄动了酷刑,被屈打成招",这一点,应为重庆公检法正名。
 
六、出狱之后
出狱第四天,我见到了我国律界泰斗,他希望我就"认罪"一事尽快发一个《告全国律师书》,将以上情况说明,但在当时,没有取得任何证据,没有找到录像,我岂敢对外宣告。
现在,申诉程序启动,到了不得不对最高院说出真相的地步。虽然,"藏头诗"不是一次非常成功、完美的策划,虽然,此举给各界造成了很大误会。但,我对当时无奈又急迫的情况下,做出的上述决断,至今无怨无悔。其在战术上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未来战略上的深远历史意义,我相信大家迟早会明白的。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藏头诗"方式的口头认罪,难道不是对法院在执行刑罚中"口供适用原则"的考量吗?难道不是对刑诉法四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的一次实际检验吗?惟愿,不要向民众渲染:"只要认罪就等于有罪"的荒谬刑罚理念。
回首往事,认罪"藏头诗"的现实意义在昨日没有完全显现,但它为今天的申诉,提前做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性铺垫;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撤销二审"认罪、减刑"判决的法定理由;它更将二审(程序)以及二审判决推向了多个两难境地,即:二审的庭审是继续还是终止,李庄的悔罪是受还是不受,时值今日的终审判决是撤销还是不撤,对龚刚模的立功是认还是不认。如此这些,都被当时的认罪以及"藏头诗"所打乱。正如法学家江平、贺卫方后来撰文所指:一纸"藏头诗",无疑对二审以及二审认罪减刑的判决来了个釜底抽薪。当然,"藏头诗"也为我实实在在地减去了一年牢狱之灾。使我提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坦诚讲,一审之后,亲眼目睹了没有证据的"空壳定罪"的黑暗,除了尽快出去找到证据,推翻有罪判决,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揭开无视程序正义肆无忌惮的黑幕呢?
我承认,"藏头诗"是伴随着内心的愤怒和焦虑,而孕育出的一只"以乱制乱"玩世不恭的怪兽。它的出生,引起了许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评论。当时确实给一些正义、真挚而激动的情感带来了伤害,我愿意向付出这些情感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请大家原谅,原谅一个身陷牢笼与外界高度隔绝的人,在没有任何他人可以相助、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做出的"草率"决定。
说出这些,可能再次将某些人的权力逼到无路可走之境地,也极有可能再次引火烧身(新的漏罪),但,忠于事实是法律人心中永恒的情结。
谢谢大家!
 
李庄   2011年12月12日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贺卫方: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对话

 
贺卫方按20111025日,徐昕教授和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讲座,主办者北京大学法学社的同学们整理了对话的文字稿,承《南方周末》好意,在2011128日 “大参考”版面上发表了这篇对话的严重压缩本,其中略有锋芒的话语都遭删除。也许报社确实有某些顾忌,不过近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份报纸过度的谨小慎微我已 经多次领教,多篇文章包括约稿都发表不出来,奇怪的是它们却可以在其他报纸或刊物上发表。作为一个老作者,对此实在是有些无可奈何。在改革事业前景晦暗的 时刻,希望南方报业集团的决策者能够表现出更强大的道德勇气和责任心,不辜负前辈报人所培育的南方系传统以及国人的殷殷期待。我昨天在微博上打油四句,但 愿这是过甚其辞:

改革船已入险滩,
西红市算尽机关。
乌有乡猛如饿虎,
南方系噤若寒蝉。

这里是发表前我发言部分的完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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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总在忧国忧民,“知其不可而为之”。对20年来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学者所努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徐昕教授用这样五对关系和五个保障做了非常好的归纳,但我感觉不易实现,尽管有策略上的考量,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从技术性层面入手改革。

200912月份,蔡定剑教授还在世,一些学者组织开了个专题讨论会,叫“中国宪法的未来”,那次会上,蔡教授和与会者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性表达了特别强烈的期盼。大家认为,政改的突破口在司法改革,没什么改革比司法改革更具改良的特色。

1、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共同体

这些年里推出了一个措施,要提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选任的标准和素质,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让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达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天南海北的法律人,都分享同一套知识,甚至分享着同一套价值、同一套职业伦理。

日 本的著名学者棚赖孝雄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司法制度,发现每种职业都有一种准据共同体,即他们特别注意和在意的评价人群。比方我带的学生很在意我的评价,同 事之间的评论有时非常重要。在一所学校,如果一个人剽窃,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这种惩罚极其严厉。棚赖观察发现,日本法官最在意的是同行之间的评 价。

这种同事评价会形成一种监督机制,但前提是选任标准一致。不能这拨法官是农民担任,那拨是中学教师,另一拨是转业军人,还有一拨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不夸张,现在法院里仍是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家没有共同语言。

某 些地方法院,转业军人出身的人提得特别快,很快就庭长、副院长了。过去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小红,被称为“三盲”院长,文盲、法盲加流氓。这个院长 最初是给法院院长开车的,院长觉得这人不错,就提拔成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最后成为法院副院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然现在正逐渐减少。提高法官的素质, 提高司法人员的学历背景乃是在技术层面上推进司法公正的措施之一。

这类措施的基本目标是要努力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只服从法律,不是所谓服务大局。三个至上客观上在分裂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在干扰影响共同体的形成。

2、改革程序制度,健全证据法

改善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逐渐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要改变法官过于积极的角色,在法庭上,法官最好不要过分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当然更不允许上门揽案,借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导致司法应有的中立性丧失殆尽。

证 据法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体现在证据要由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而不是由法院去搜集。与之相适应,当事人要承担举证责任,为没有举证而导致 的诉讼结果而负责。刑事诉讼里的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对质,辩护律师要有足够的空间对控方证人证言加以审查,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都是确保刑事司法公 正的前提条件。

不 过,由于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方向难以达成共识,这类技术层面的改革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一些引发巨大关注的案件,例如杨佳案、李庄案第一季一审、 邓玉娇案等都存在着司法机关公然阻挠证人出庭的问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性遭到压制,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运动式司法的严重回潮。

3、很多机构在干扰独立审判

还有上下级法院关系,这都是特别技术性的,跟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联。

现在司法到底能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温家宝总理说,到北京上访的事件中,大多数涉及到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公众对司法判决并不满意。但这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吗?许多案件之所以不公平,恰是因外部干预导致的最后判决结果不纠正。

一 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赵作海案。河南赵作海跟村民打架,村民打了他一拳,过两天那村民找不着了,后来人家盖房子,从地下挖出一尸体,没头,但能看出是一具男 尸,人们怀疑这个尸体就是失踪的人,怀疑赵作海报复杀人。经过“突击审查”,赵作海交代了犯罪罪行,随后不断翻供,最后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十年后,那 个号称被杀的人回来了,他在外面捡破烂,十年没回家。这才发现错了。

为 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检察院、法院都认为这案子不能判,因为尸体是谁都没搞清楚。但公安局说补充侦查不出来什么了,必须要解决,后来商丘市政法委主持 协调。政法委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说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是很恶性的犯罪,既杀人又碎尸,理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法院不能无视其中疑问,经“协 调”,判个死缓吧。这些年来出现的很多冤案背后都有政法委无形的手。也正是因为这种名义上的决策者与实际上的决策者之间的分离,既淡化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 的责任心,增大的判决的随意性,同时也导致一些冤案揭露后却无法及时平反。聂树斌案就是一个典型。

现在多少案件不是法院自己做出的判决,而是许许多多其他机构在做判决?但板子打到法院身上,最后民众对法院也不信任了。现在苦口婆心告诉大家,要推进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但是民众有点不想听了,因为听起来太迂阔迁远,言不及义。

4、“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曾分析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最重要目标是实现党追求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基于这个目标,司法过程也是对人民、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过程。教育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有财产,追求共产主义等。

为 了实现教育功能,司法的严格程序主义就变得非常不重要。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有这种特色,比如同志审判会。我们的法庭叫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让人民参 与司法。为了让人民理解司法,严格的程序主义、法言法语是不允许的。马锡五的方式,最典型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目标。小河边、柳树下、炕头上,随时 可以审理案件。


5、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并未受民众重视



徐老师说司法改革能得到社会公众、官方的认可,理由是程序正义这种规范超越了文化或观念,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但恰好在这点上,我有点信心不足。传统文化、一般民众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真看得那么重?



我 在微博上经常对一些热点案件做些讨论,其中包括引发广泛关注的李昌奎案。我的看法是,李昌奎案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个判决是正当的,不立即执行就不公 平。根据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应该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缓期两年执行,理由不充分,这个改判并不适当。



尽管我主张废除死刑,但废死论是在立法角度,不是司法角度,不能从个案开始。这个法官说不判死刑,那个法官说必须判死,法律面前怎么人人平等?



不 过,接下来,我的意见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我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尽管不足以说服人,但毕竟是二审终审制。司法过程不存在腐败情节,两家都穷得一 塌糊涂,腐败不了。审判委员会做过研究,程序上也没多少值得指责的问题。所以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就从了吧,尊重这个终审判决,不要再去想把它推翻掉。



网 友说:你脑袋被驴给踢了吧?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是有错误,但错误都必须纠正吗?制度能承担有错必究这种巨大的代价?要区别什么错误必须纠正,什么错误不 需再去纠正的。比如当事人因为自己的过错,使得证据没在诉讼有效期内呈交给法院,过了一年,突然发现箱底有个借条,证明他本应胜诉,但他败诉了,法院应不 应当重新受理?我想这是当事人的过错,不应再受理。



但在中国要推行这样的程序正义就很麻烦,老百姓要上北京,拦温总理的车,把事情闹大了,最后必须重新解决。



中国可能是程序正义的传统非常匮乏的国家,建立这种共识需要特别艰苦的努力。



6、公众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法律人认为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公众认为还是实体正义更重要。



在 西方传统里,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在非常坚实的知识独立的基础上。古罗马人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法律知识系统,这跟古希腊的哲学影响也有关,但它超越了古希腊的 玄思妙想式的哲学思考,把这套分析方法和理性精神引入到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提炼,最后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这套体系表现出的话语跟大众话语不一 样,比方说种类物、特定物,比如说善意取得,无因管理,都是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来的,这套专业话语跟民众日常话语和知识有明显距离。德尔图良与西塞罗两个 律师在一块说话,他们用的一套话语跟公众不一样。



与此同时,在西方悠久传统中,法律职业者跟社会间的互动,对行政权力、立法权力的制约,尤其在限制国王行政权力方面,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独立的司法很重要,没有它,所有人都不安全,这已经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社会常识。



比 如在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时,公众会出来说话。美国也如此。罗斯福总统要推行新政,最高法院老阻挠。但通常是5:4被否定,他想改组最高法院,解决这个 问题。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罗斯福考虑把最高法院由9人变成15人,这样他就可以一下任命6个哥们,投票比例马上会为之一变。



改组最高法院是很危险的信号。美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九人的观点分别是什么,这九个人个个地位显赫,最高法院非常强有力。



结 果议案刚提出来,罗斯福一下子就陷入整个社会的抨击漩涡。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总统指责我们工作效率低下,因而应 增多法官,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尽管我们的年龄都不小。全美律师、法律人协会当然站出来抨击总统,有色人种权利协进会(ACLU)也站 出来,最奇怪的是,全美制造业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谴责总统填充最高法院的做法。美国革命女儿会,第一代国父们的女性后裔的俱乐部,发表声明谴责罗斯福,报纸 上更是充斥着对他的抨击。当时《罗斯福文集》刚刚出版,正好遇到这个风潮,书就卖不动。



在这个国家,司法独立变成整个公众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法律人自娱自乐。中国最高法院有400多个法官,又因为死刑复核制度加了很多,500多人的最高法院肯定不是特别重要的机构。



推 动司法独立需要有更广泛的公众认知。推动更消极的司法模式时,法官消极,当事人就要活跃,但这光有律师还不行,当事人还得有个人主义的司法理念。当事人要 知道,这是我的案件,我要负责让证人出庭,证据应该我来提交,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导致了失败,我应该承担结果,而不是国家来承担。



一般人还停留在把法院当父亲,认为国家有责任实现正义,有责任收集证据。这是观念方面的改变,并不容易。



8、司法权在整体政治权利架构中的边缘化



整 个政治权力架构中,司法仍非常边缘化。现在公安部门首长一般都比法院、检察院的地位高,最近有人说为了提高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尤其法院的地位,建议全国 各级法院的院长进党委常委。从党的序列来说是提高了,但这是不是走偏了?你眼睛斜,到医院去,医生说要从脖子这都砍下来,这是杀头治斜眼。为了取得司法独 立,进入党的序列,但党委成员必须遵守党的一盘棋。这是南辕北辙。



权力架构不只是法院院长的政治地位问题,还包括徐老 师提到的取消政法委的问题。其实早在1988年到1989年,就准备取消政法委了。陈有西律师告诉我,他当时就在浙江省政法委,说浙江政法委率先取消,但 还保留一个政法领导小组,人少多了,50多人变成20多人。可惜后来这个过程终结了。



真要反思党和法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应看到:法院真正独立后,社会秩序就好了,官场也清廉了,人民有冤屈也能得到解决,就不上访了。执政党治下,反而获得了更好的社会秩序。这对执政党是好事。



事实上现在权力在扩张,律师事务所建党组织,律协也要设党委,党的权力在不断扩张。我是党员,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党的权力无所不在,对社会全方位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也把社会中所有过错都承担在你身上。



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说,我们要重申党政分开的问题。我觉得温总理看到问题所在,相信下一步这个问题可能慢慢解决。

(小标题上的数字序号为转载者所加)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对乌坎村民讲话的全文(文字版)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对乌坎村民讲话的全文(文字版)

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陆丰召开这么一个见面会,要我来跟大家见个面,讲一讲乌坎到底发生什么事。汕尾市委、市政府也包括上一级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下来我们该怎 么做,做一些交流,跟大家交流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本来早应该来做这个事了。但前几天由于筹备侨博会,时间上有矛盾,所以拖到今天才来跟大家 见面,向大家表示抱歉。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15、16、17号的第四届粤东侨博会在我们汕尾市成功召开,开得非常隆重、热烈、圆满。与会的嘉宾、领导规 格非常高,汪洋书记、朱小丹代省长、朱明国副书记、黄龙云主席等等,都专门出席了主要的活动。著名的侨领——李嘉诚先生专门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各个参会的 乡亲侨领情绪高涨,特别是我们整个侨博会签约了两千三百亿元的合作项目,而我们汕尾占了一半,四个市里面我们占一半,一千多个亿。三个具体动工的项目都非 常有分量,有腾讯数据服务中心,在我们特别合作区;有华润海丰电厂,在我们特别合作区也是原来海丰的;有潮莞高速陆河段。这些项目,大家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很高兴,看到了汕尾发展的前景,看到了海陆大地正面临的机遇。海内外嘉宾、各级领导,非常高兴,都看好汕尾,认为汕尾大发展的黄金时机已经来临了。大 会的成功,稳定、和谐、安全的办会环境是一个重要的保证,这里面除了直接参与大会安保工作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之外,我们陆丰的干部群众也是做出了贡献 的。

在乌坎事件发生以来,事情未了,前不久还发生了死人事件的情况下,我们陆丰的干部群众,自觉的维护大局,也包括村子里头的人,也包括挑头的人,在这几天, 没有给侨博会添什么大的乱子,这也算一个人情,这个人情我还是会记住的,也要感谢。说明我们乌坎村内的一些活动也越来越理智。那么,在此也合起来,一起向 陆丰为大会的安全、有序、圆满的举办,做出了贡献,表示感谢,大家辛苦了。当然陆丰做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投资项目,还有陆丰籍的乡亲,特别是我 们的新加坡华侨钟声坚先生,在大会的发言鼓动性很大,他提到整个粤东有可能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汪洋书记是很听进去的,这个话用他的口来讲是非常有说服 力,所以陆丰为大会做出的贡献远不止这些,我就不一一说了。

我今天要为大家通报的是三个问题,既然是见面会,大家就有商有量,我说得对的大家可以听,说得不对的,大家可以质疑。第一个,就是什么事?乌坎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第二个是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该这么看待?站在村子里的角度,站在陆丰、东海的角度,站在汕尾、站在更高一级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第三个 就是怎么办?这个事情发展下去是怎么个了结法?总不能没完没了吧?总要解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要解决!所以呢,我今天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来龙去脉太长,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少,这里我挑几个要点。


第一,什么是起因?我认为,事情在9月21号上访,递交上访信,由蔡森副书记接信并承诺一定时间内给予大家答复,到这里为止,是一个很正常的、合理的东 西。诉求的大部分也是有根据的,政府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是由于我们的政府或是我们的村干部、“两委”工作的疏忽、不周或者是错误,甚至是犯罪,造成了 村民的不满,因此有上访,这个是完全正常的。事情的起因,就是政府或是村“两委”有失误,必须承认这一点,否则你怎么说明一查就有事,一查就要免职。村的 账面多少有点事,书记的车就有事,选举虽然说没有查出大的问题来,但是选出来的人不称职,那还是有问题。到这一段,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政府是有责任 的。所以我在12月10号,那场新闻发布会,我有这么一个等式,叫做良好的愿望+错误的办法+过激的行为,等于一个好坏参半的结果。好坏参半是什么意思 呢?好的就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推动政府加快解决合理诉求的进程,这是好的。不好的是什么呢?误导群众,谣言满天飞,村内秩序大乱,人民生活生产秩序大受影 响,甚至搞到一些人过激行为、违法犯罪行为要政府出手去抓人,这就不利于事情解决了,这把事情复杂化了。再后来境外的媒体拼命炒作,有的说有,没有的也说 有。还利用到、上升到攻击我们国家攻击我们政党的一种借口、把柄、炮弹。这个就跟我们的良好的初衷事与愿违。这个事情的起因我认为得这么看。

第二,关于违法行为。我认为,绝大多数村民与此无关。违法行为最直接的是打砸。上访就上访,你突然在回去的路上,政府还来不及开会研究你这个上访对不对, 回去你就砸坏人家的和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还有餐厅、村委,价值210万。第二天还升级为警民冲突,警察去维护秩序,警察他干嘛要去打村民啊?没听说警 察主动打村民的,都是为了维护秩序。万不得已了,我才出手。你砸了六部警车,围堵村委、派出所,派出所的时间围堵得还很长,都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妨碍公 务罪。这是最直接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没办法,对不起,只能抓人。因为法纪是不讲究原因的,你什么原因去砸人家东西,违法了,那就得 抓人,最后是怎么判的问题。第二个,造谣,这个罪可大了。22号那天,会有那么激烈的警民冲突,就是有人举了一个白布,上面写着“警察打死两个小孩”,后 来查明是子虚乌有、生安白造、纯粹造谣。假如我是村民,我一看这个标语,那肯定肺都气炸了,要是我我也会打人。警察维持秩序就维持秩序,能够制止一些混乱 局面就行了,你打死人,还打死的是小孩,要是我我也不干,肯定激动,我估计警车就是这么开始砸的。这个怎么看呢?造谣者是最坏的,用心歹毒。被蒙蔽被骗到 生气、打警察,这动作是错误的,但原因是情有可原的。这事情要分析得这么细,才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第三个违法行为,就是煽动对抗政府,就哪怕他没有动手打 人,没有动手砸车,这也是违法的。你上诉就上诉、你上访就上访,你去买那些管制器械,买那些凶器,在那里准备干什么?拿着钢管去对付武警啊?有这样来组织 上访活动的吗?这不害人吗?鼓动大家:“你们去冲,不怕,跟政府抗争到底”,然后你自己缩在后面?你说:“死几个不怕”,那死了你呢?你要死自己去死去! 你煽动跟造谣,罪过不亚于直接去打砸。比如说我抓到一个人,在那里砸警车,我就问:“你为什么砸警车?”他回答:“刚才有人告诉我,警察打死人,我就发 泄”。那么我可能对这个人没那么恨,对动手砸的人我还没那么恨,我恨的是那个造谣、蒙蔽、欺骗他的那个人。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政府,无论哪个国家的政 府,都必须抓人,伸张正义、以正纲纪。不管我心里面多么不愿意,哎呀,这是一个群体事件!开始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这是有人造谣、煽动!但是我还必须得抓 人。我要是再不抓人,第二场的打砸行为就会来,第三场也会来,第四场就会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犯罪违法,最后不得不抓更多的人。这第二个问题,必须这么看。 但是要分清楚,绝大多数的村民参与进去了,有一些过激行为,骂我几句,骂陆丰政府几句,甚至扔个石头没有砸中人,甚至反复参加游行,高呼口号,有的口号可 以喊,有的口号不能喊,我认为这都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事出有因,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关于死人。12月9号,抓了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12月10号,审讯完毕,放到看守所去。12月11号中午11点40分左右,有人第一时间就 报告我,说薛锦波在看守所突然发病,送到逸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一听我不问原因就说坏了!这个事情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大大的坏事!我都不用问原因,我就知 道政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整个事件发展到12月11号之前,我都没那么紧张过。我第一时间做三件事,第一,通知开紧急会议;第二,我给医院接诊的三个医生 和院长打了一通电话,我用个人、我自己是学医出身的、我用个人身份问这三个人,我说:“你用人格跟我担保,你看到了什么,有没有他杀、自杀、刑事逼供致死 的可能性”?三个医生是三个电话,包括院长四个电话,分开讲。他们都异口同声说:“像这一类情况,我们很有经验,叫做心源性猝死”,就是说原来自己可能有 心脏病,发现过也可能没发现过,像四十一二岁的人,估计也没发现过,像我有没有心脏病我也搞不懂。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病,产生猝死,猝死就是突然死亡 了。我说那你检查一下,刑事逼供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外伤了,打过的人,牙齿会不健全,打过的最容易打到脸,掉牙了,鼻梁骨有没有问题?他们说这个都没有问 题,但是发现两只手的手腕和两个膝盖,有一定的外部挫伤。我说那是什么原因?他们说可以想象,就是抓捕的时候要铐手铐,要把他按倒,可能会有些磕磕碰碰。 我说除此之外呢?他说除此之外找不到可以致死的外来伤。我说有没有中毒的可能?他说已经排除。中毒很容易看。我说有没有勒脖子?他们说没有。那三个医生估 计被我问得满头大汗,他们也搞不懂我这个市委书记到底站在哪一边了?最后,三个医生敢于用第一人称面对电视台记者,说是这么回事,我敢负这个责任。他们用 第一人称上网发帖子告诉大家,是这么回事。最后我们还不放心,报检察院,报到省检察院,省检察院请来中山医科大的法医专家来进行鉴定,支持接诊医生的结 论。当然,法医的专业术语是说,你要我说最后结论,你就要同意我尸体解剖,你又不同意我尸体解剖,我只能话说到这里为止。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证明, 是刑讯逼供给警察打死的。但是话说回来,人在你手里死掉的啊,你想洗脱得干干净净一点责任也没有,那我也不答应啊!我要是死者家属我也不答应,你不抓他他 不就没事了嘛?!这就回到了第二个问题,他到底该不该抓?根据现在的情况,他被抓的理由是充足的,没有抓错人,而且几个人都有相当的不同程度的招供,有不 同程度的直接、间接证据,指向他,是符合抓捕的基本条件的,没抓错人。第三个,他进去以后有没有给他吃药?有没有给他加被子?那天不是刚好寒潮吗?降温很 厉害。经过调查,他老婆要求送药进去,经过检验,药物送到,而且有同监仓的仓友,看到他吃过两次药,这个人道主义的待遇是有的。那为什么没有及时去体检, 查出他有什么毛病啊?他是9号中午12点半抓到,送到汕尾去审讯,死亡时间是11号中午11点42分,也就是说还没有超过48小时,那么警察到底安排他什 么时候体检?有没安排?还没安排?那么你政府还是有责任。我觉得要追究政府责任,要追究到这一点上了,不够及时。但是有没违反规定,规定是几小时一定要送 的?我跟有关部门了解过,违反倒没有,但及时就不够及时。家属送药来,你就应该警惕了,赶紧送去体检啊!这一点,政府是有责任的。人死在政府手里,政府不 能推得一干二净。当然,一旦查出是警察失职,没有及时体检治疗造成的,我一样要处理,要有一个公正的结果。但是话说回来,那跟警察打死人,那就两回事了。 家属也好,村民也好,就应该理性地来对待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突发事件。我问在座各位,我愿意发生这事吗?这事不发生,我可能都把这个事处理好了,最不 愿意发生这事的可能是我,可能是处理这事情的所有的主要领导,包括我们杨书记,包括你们邱市长。出了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几个头头来讲,是最倒霉的事情。 可能对整个事件的处置,造成严重地被动,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成本,绝对不存在主观上想打死人这个愿望。而且,现在我们以人为本的理念施行了这么多年 了,不是当年孙志刚事件的年代。警察现在比我聪明多了,我叫他去抓人,勇敢一点,他都有点唯唯诺诺,不存在这个主观故意。所以这件事情,第一,真相要让大 家了解;第二,政府要勇于负责;第三,家属和村民要理性对待。当然,一开始接受不了,我理解。我交代去作家属工作的同志,在停尸房,在殡仪馆,要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挨几拳也白挨,我给你发一个因公受伤的奖状。可以理解嘛!死人嘛!天下之大,大过死人的事吗?但是三句话,要取得一致。第一,真相是什么就 什么;第二,政府是有一定责任的;第三,家属和村民要理性对待。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关于这一次的诉求,到底解决了没有?没解决的到底什么原因?我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说一句,作为陆丰市委市政府、东海镇委镇政府对这一次乌坎村民从9 月21日上访提出的诉求,是极其认真负责的,比以往任何一次上访都认真对待。当然,话说回来,后来发展过程中,这个人说一句,那个人说一句,没有正式提 的,那个不算。比如说我所知道的,乌坎村民提出来,说薛昌、陈舜意有问题,马上查,一查果然有问题。第一步,免职;第二步,立案侦查;第三步,立案侦查有 料,“两规”。两个人都是70多岁了,杨书记也好,我也好,下决心“两规”这么两个干部,也是硬着头皮啊!万一他们两个也意外死了怎么办?现在有些青壮 年,海丰前不久,去年还是前年,一个年轻人,给省一“两规”,没几天就死了,现在的干部经不起两规,吓都吓死了。但是,既然村民要求这么强烈,我们下决心 办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村的财务查个底朝天,审计,现在问题是有一些,但没有传说中那么离谱,那么也冻结了村的财产,再继续查,查到底,我提出来要一 查到底。第三个,土地问题。村民能够罗列出来的,五块土地,现在四块是完全有没问题的,包括亿达洲那一块,欠的420多万,现在也还了。合泰、还有其他一 两块,手续是齐备的,不存在买卖问题,不存在低买高卖、炒地赚钱的问题。只有一块,丰田畜牧场404亩土地,26万多平方,存在着跟碧桂园谈要合作,要转 让给他的问题。这一块可能是问题的焦点,有人传说现在这一块现在值9个亿,有人说现在值3个亿,这都是传说。真正的应该怎么看呢?第一,丰田畜牧场的土地 出让方式是农业用地,手续是办下来的,它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你不能说拿回来就拿回来,你要跟他讲条件;第二,农业用地种菜可以,养猪可以,盖楼不 行。你要给碧桂园盖楼,要经过三个步骤:一、向政府申报用地性质改变,改为建设用地,政府要批才行,不批你没办法;第二,补交地价,农业用地的地价跟建设 用地的地价大不一样,差的不是一倍两倍;第三,你要招拍挂,你要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出让,不是说你说给谁就给谁。那么基本上,不可能说丰田畜牧场单方面就把 这个地给炒掉,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除非来了一个冤大头,来了一个愣头青,来了一个傻瓜,傻乎乎地就跟他签合同,签完就给他一两个亿。现在做生意啊,这 样的傻瓜已经不存在了,碧桂园更加不是这样的傻瓜。那么村民提出来,这个地以后可能会增值很大,这个利益应该给村里头,这个话我开始觉得没有多大道理,这 个地应该就是政府的,因为你已经出让了,当年征地的所有赔偿已经履行了,现在收回来,不是村里面去收回来,是政府去收回来,归为国有。但是这几天,我也慢 慢想通了,当时出让这个地,村里面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现在整个东海发展这么快,行政中心一搬过来,房地产大热,土地升值很快。这个地在我家门口,当年是跟 我征的,你说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越想越觉得说不过去。那么现在呢,陆丰市委政府下决心,这个地还是要给村民一个说法,由政府去跟这个征地——丰田畜牧 场的主人,也就是陈文清先生,去把它收回来,赔了多少是政府的事,然后进行开发,到底怎么开发,要看规划,规划还要看村民支持,要收益大部分给村民。注 意!这是很重要的,连政策都相关的一个让步。但是我认为,多让一点利益给我们的农民,给我们国家处于小康社会最迟到来的农民,又何妨呢?在座各位,不管你 现在干什么,往上数三代,谁不是农民啊?!我本人就是这一代的农民,考上大学之前,我是生产队工分本上写的户主,家庭主要劳动力——郑雁雄,年龄13岁。 如果真的能够收回来,开发之后给村民做好事,或者给每家每户给点好处,政府亏什么?没亏什么。这一点,现在我们也统一认识了。一开始老是纠缠说,这个地手 续办出去了,人家想干什么干什么,要是想继续养猪,你还得尊重他的意见,政府签的合同的,还没到期。这话也没错,也有道理。但是你这块地不要成为争议地, 你这话才是完全正确的。你因为升值这么多而弄成为一个争议地之后,那就开始有得商量,开始要做有利于村民利益的事情。这是我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我不讲时 间顺序,我讲几个要害。对了,还有一个还有没讲完,第一点还没讲完,就是关于堵路的问题。现在进出村的两个主要的机动车交通路口给堵住了,外面网络上传说 是共产党堵的,郑雁雄堵的,目的是为了围村困死他们。大家看看我这张脸,我像这么坏吗?这样的谣言可信吗?大家可以分头去那里看看。9号我们开始抓了人, 村里面很紧张,怕警察进村抓人,想办法把一些路口堵一堵。我都理解,要是我我也害怕,我也会堵一堵。我们有一干部打电话给里面的人,说你堵了没用的,反而 是妨碍本村本土的人进出。他怎么回答?他说:“先顶一顶再说吧”。这种心态我真的是理解。问题是现在结果是什么呢?两个坏事:第一,本村本土的人进出麻 烦,甚至听说有几天买菜买米都困难。我就跟干部说,你们做工作让他们拆啦,你告诉他我不进村抓人不就得了吗?他说,不行,告诉他这个话他不信。话说回来, 不信也正常。但是向外国记者说是政府堵的,目的是想困死我们,这又一新的谣言了。我倒觉得这条没必要,完全可以跟政府达成一种互相的妥协。第一,你把路拆 了给村民走;第二,我就不趁人之危,我郑雁雄抓人也抓得坦坦荡荡,不要哄骗你拆路障了就进村抓人,那你也不是个人。但这个事情要向大家说明白,而且你们也 可能花点脑筋,一个群体事件的处置,往往抓人不是目的。抓人是要:第一,警示你犯法的事情不能干;第二,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有后果的,不能再做,我指的 是犯法的事情;第三是做给后人看的,你看,犯法就会被抓,以后大家有事好好说,做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你必须这么干。两年前,清明节,三年前了,我刚当市长 没几天,到香港海面上,去劝咱们碣石港口村的渔民,不要在那里闹了,劝他们回来!他们给我提一条要求,说我们这事的原因就是我们小村打不过大村,所以我们 就偷袭,趁他们有十个妇女儿童在路上走,我们就去打他们,打得他们住院,我们之所以要逃呢,就是因为怕他们回来报复。你能不能答应我一条,我打妇女儿童那 几个人不抓?我说,这样子,我让你当公安局长,你抓不抓?你打人犯法,犯法要抓,这天公地道。你打的还是小孩和妇女,你还不抓,哪一个国家和政府有这么仁 慈啊?但是抓人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吃饱饭没事干,整天不盖宾馆,不盖学校,专门盖监狱,然后不停抓人,抓得挺爽抓得挺过瘾的啊?有这样的书记有这样的 市长吗?都是手段。你不再闹,不再违法,让政府觉得靠谱,估计不会再乱来,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你以为请武警不用开销啊?好几百个武警、警察住在这里,我 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天地瘪下来了。告诉你,大家好才是真正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几个重要环节跟大家讨论讨论。

第二点,怎么看?怎么看待这么一件事情?说实在话,一开始,我以为看待这个事情看得很准,水平很高,但是,经过这么多天我认为我一开始看得并不准,大家如 果是直接参与做工作的干部可能有一点自己的认识,而其它外围的干部群众很可能就更加难以掌握它的要点。我这话什么意思呢?一开始9月21号,发生上访,回 去的路上有人打砸,我一点都不着急,我觉得这就是农民组织的上访,只要人一多事就多,人多胆子就大,来的路上循规蹈矩递上访信,回去的路上借机发泄,反正 人多,我砸一砸反正也不一定知道是我,那你进去把它理顺了,把打砸行为教育教育就行了,是一个单纯的打砸案件,跟上访可能是没关系。到后来22号,警民冲 突,打砸警车。我感觉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么激烈的对抗?这难道有很大的仇恨和埋怨吗?我就亲自过来处理,我一看参与的人比较多,大家的怨气也比较大,对立 的情绪比较激烈,我就下令,撤!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人民警察不存在大规模跟村民冲突这种必要性,都是自己的村民,都是自己的子民。你不是父母官吗?让人家 发泄一下,让人家发发脾气,过后你再教育他嘛?!不是公仆吗?公仆让主人发发脾气怎么啦?!你不是人民勤务员吗?那首长不高兴了,赶快给认错吧!哄哄首长 吧!我到22号下的决定,还是这样的立场,所以我要求三个第一:第一时间公布真相,说警察没有打死人,不要给谣言满天飞:第一时间打开对话通道,有什么事 咱们好说:第一时间撤出队伍,不要在里面对抗。后来做工作的结果很好,大家倒是很配合,第二天第三天,马上恢复秩序,村内生产生活如常,我以为大家都恢复 理性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咱们陆丰市委市政府很负责任,23号恢复正常秩序,24号就进村,去做工作,去理顺关系,解决诉求,而且到现在进展我认为还是 比较快,还是负责任的。大家要注意啊!咱们陆丰全省落后地区啊!办事效率不高那是出了名的,在这个事情上,我认为办事效率还是可以的,当然啦!还没有达到 我的最高要求。但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那还是咱们村里的利益纠纷,还是村里的利益关系。到后来,11月份,外人一进入,境外一些媒体开始关注乌坎,乌坎里 面的人也不断地给他们送“炮弹”。到了11月21号,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上访游行,甚至有一个人举着一条标语,我看他举的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那个标语叫做 “反对独裁”。我第一眼看,哦!这个可能是指薛昌,当了三四十年的官,你当得比卡扎菲还长。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任职年龄、任 职期限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大官才有。村的两委,村民组织法里面对这条也没有明确规定,说他们违法违规也谈不上。但是,人情话,你当了这么多(年)年纪这么 大就别当了,这些标语很明显就是针对他。但是,在敌对势力的媒体里头,在别有用心的人里头,借你这句话来骂我们国家、骂我们党,我们就变成人家抹黑我们国 家、抹黑我们党的工具、炮弹。这就变了,这就事与愿违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群体事件和打砸案件来看。

最近我们汪洋书记,有一段话,我可以跟大家作个概要性的传达一下,当然我记不住他的原话,这个话是经过我的嘴说的,就是现在乌坎村出现的这种情况,迟早会 发生,不是在乌坎发生就是在别的地方发生,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后果,我们拼命搞项目拼命抓发展,对于民生问 题,对于基层民主问题,对于村内的利益公平问题,对于基层党组织村两委的执政能力问题,我们所做的不够经济建设那么硬,所以,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 发生,日积月累,迟早有这么一天。我记的不一定全对,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我就紧张了,这就不是小事了,这就不能去计较一些小节小枝了,这就要我们的政府我 们的党委,特别是我们基层第一线的,汕尾陆丰东海的同志要站出来,敢于面对敢于负责,敢于向老百姓说对不起!没有过去的失误,没有种种的利益不公,谁愿意 去走这条路,谁愿意担心受怕天天怕抓,谁愿意有田不耕,有海不出,有铺不能开,有学不能上?这应该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而之所以会没办法,说明我们的利益 投诉机制、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工作不落实。这一点,我在12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我讲过类似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勇敢的站出来,我们是人民政府,我们是人 民公仆,把这个事情负起责任来,把它解决好。

话说回来,政府敢于负责不等于政府全错了。你好好的话你不说,你几百人来到市政府,一个市委副书记正处级干部蔡森,出面来跟你接(洽)的时候,承诺多少天 内给你答复。你们跟邱晋雄市长对话的时候,他承诺进村入户做工作,解决诉求,查清是非,该抓的抓,该撤的撤,该还的还,该处理的处理,这个事正在一步一步 的做啊!过去政府有责任,这段时间政府够负责了,你为什么还要打砸?为什么还要去准备凶器?为什么还要用各种手段去造谣甚至去裹胁群众?这又是你的不对! 这一点,不管是省领导也好我也好,我认为抓人也无可厚非,该抓就抓,这个事情就必须这样看。没有这样一分为二看问题,一边倒的骂村民闹事,不对!一边倒的 骂全都是你政府的责任,也不对!更加不允许说,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放任不管,这个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但是话说回来,事情总要了,总要解决,我在这里 跟大家讲这个具体的几个事情的看法。

第一,诉求。我看大部分还是有合理性,最多就是有点过分,比如说,陈文清那个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话有点过分,但是这个方向是可能理 解的。诉求合理,方法不合理,过程失控,一分为二看问题要这样看。第二,解决问题的办法落后,对话的方法消极,使到事情的解决不能快了、了好,这是主要讲 政府。东海镇委镇政府,陆丰市委市政府,包括汕尾,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没什么高招,不能三几天内把它办好,搞了两个月了还没完 全解决。话说回来,这个事情也不是两个月前造成的,你所说的事情都是十几年积累的,你要两个月之内什么都办好,也真的神仙都没有办法。但是呢,对话的方 式、方法也消极,这个消极是双方的。第一,政府没有让你取得信任,你不愿意跟我对话。第二,确实政府放了很多渠道给你,你现在村里面主要的人物,也没有主 动跟我要对话,我都已经放出风声,我郑雁雄愿意跟任何人对话,我就不相信天下有讲不通的理,只要两个人面对面,心连心,什么话都好讲,我愿意就任何话题展 开讨论。但是你不对话、消极,那没办法。那不对话怎么办呢?找点事呗!找几个记者来炒一炒,外面说得你老郑越难听越高兴,你麻烦了,到时候你的上级一急, 把你给撤了!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啊?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当然,这个话是玩笑话,但是也有一定道理,你们村里面闹的结果不是要这 个,是要实际利益吧?那你何苦不对话呢?何苦去搞一些过激行为、去炒呢?请外人来打兄弟,那没必要。第三个看法就是,部分过激行为,是违法犯罪,没法妥 协,而大部分的村民的部分过激行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我说过两句话,哪怕打过我都是群众,哪怕骂过我也是同胞,我们的衣食父母,他情急之下,情况不明 有人造谣,他一信,热血沸腾,发泄一下,这种跟组织、煽动、挑头违法犯罪应该区分开来。第四个,解决诉求还有空间、还有余地,永远没有说我解决事情到头 了,但是,办事,解决诉求,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你起码上我进村了,我连测量土地都测量不了,我怎么解决土地争议啊?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政府还可以继续努力。第一,就是在土地问题上。多难也做通工作,把这块最具争议的土地拿回来,把主要的利益给村里面去兑现,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核心,既然 是核心了,我们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就拿这个开刀,向全村表达,我们陆丰市委市政府、东海镇委镇政府是极其负责任的,连这个都可以商量,本来已经是法律文书 合同法都已经规定不能动,动了要赔,那赔就赔,政府来赔,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钱就是大家钱嘛。第二,就怎么办的问题,有空间、有余地。过去是陆丰 市委市政府一家在办,因为镇一级没有这样的权力,只有县级政府才有这样的权力,现在既然大家还不过瘾,我提高一级,汕尾市委市政府来办,甚至你再不过瘾, 我请省里面的派工作组来督办我,不让我怠慢,不让我乱来,不让我不公正,这总可以了吧?!这个诚意已经到了极点,我说的空间已经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但 是,村里面要配合,要把秩序恢复,否则没法办事。第五个,境外媒体是什么角色?这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话,境外媒体有好、中、坏三种。好的,所谓公正的中间 媒体,它报一报,我这个领导看得到,再大的领导也看得到,小领导看不到,那我会关注这个事情,我会来督促这个事情办好,这是好的一面。中的呢,就不知道它 是什么背景,反正吵一吵、闹一闹,于事不补。你比如说有敌对背景的,有**功背景的,这个媒体我是不看的,看了也不信,因为他们从来极尽造谣、蛊惑之能 事,红海湾事件的时候报道说是死了1000人,整条村给烧光了,这话也是那种报纸出来的。就这一次,报道说不止死了一个薛锦波,曾昭亮也死了 ,其他还有谁也死了,第二天我们组织家属去看他们,噢!才真相大白。前几天,说政府封村堵路不给人家进出,里面饿死人了,这又是一个谣言。还有一个说11 号晚上,上千军警冲入村里抓人,跟村里的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我们警察、武警是傻的吗?战士问我,昨天是什么武警进去?我们怎么没有任务啊?子虚乌有,生安 白造。像这些是坏的,有些还有坏到什么程度呢?亲自打电话来,叫你们要顶住,有一些领导如果欺负你们, 你认清他的脸,我们搞人肉搜索,搞死他。这明显是教唆犯,你还听他的话。这些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你指望他们借外人之手打自家兄弟?我们在这里,哪 怕薛昌“两规”了那还是我们村里人啊!哪一个不负责任的抓起来,哪一个村民违法了抓起来,那还是我们的村民啊!我们汕尾地区包括我老家,都有一种传统,两 兄弟分家,打得不可开交,来个外人说:“打得好,往死里打”,两兄弟合起来把那个外人揍一顿。内外是有别的,咱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叫外人来管?!外人 中,好的报纸,中立的报纸,公正的报纸,他们不会贸然来插手,这一定要这么看。第六要正确看待的就是,确实有些行为是不对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你比如说打 砸行为肯定不对;第二,买凶器肯定不对;第三,造谣肯定不对;第四,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说过的,不让中小学生上课,要造成停课罢课,甚至游行、搞事,叫孩子 冲头阵,认定政府不敢打小孩,这也是很缺德的,全世界搞罢课,没有人罢中小学的,你们去查,我在大学当过8年教师,罢课是大学的事、是成年人的事,未成年 人是受监护、受保护的,谁去拉拢他们搞事,谁罪加一等。没道理,人家还没有成年,人家的心灵很美好,祖国的花朵、未来,家族的希望,你让他们幼小心灵里面 种下这颗闹事的种子,你害人害到下一代去啊!不能这样子,这是极其错误的,打砸是错误的,造谣是错误的,买凶器是错误的,教唆孩子闹事更是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怎么办,这个话,其实前两个能够看清楚之后,第三个应该很容易就搞明白,我认为事怎么来,还得怎么去,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简单地用几句话,不 要拖大家太长时间,这几句话,我为了让大家好记,把它编了个顺口溜,但不是为了调侃,是真心话,只是比较顺一点,大家好记。第一,死者入土为安,别拿尸体 做文章。死者是家属的事,家属跟政府怎么谈,政府有错就认错,有错就赔偿,政府没错也要负起责任来,做好一个父母官,家属悲痛,完全理解,但是死者的利益 是入土为安,不要去拿这个做文章,死人的事情我是十万个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发生,但既然发生了,我们坐下来,理性对待,别再拿这个说事。第二,村民也不容 易,该体谅处莫算账。大多数的村民不容易,我当年考上大学喜出望外,我终于可以不做农民了,那种高兴啊,是忘乎所以,全中国最不容易的就是现在靠耕田、抓 鱼过日子,真不容易。有利益诉求,应该予以理解,抓紧解决,个别的过激行为别算的那么细,更加别说为了秋后算账,我是绝对不会说,大面积去抓人来报复曾经 闹事,害的我这个事情紧张,那个事情紧张,这个心态我绝对没有。第三,诉求及时回应,为民谋利不彷徨。这个话什么意思?是说就算有一些诉求过分了一点,你 满足他,别人怎么看?政府做出这个代价很大,大就大,大也是给老百姓谋利益吧!亏你啦?又不是给陈水扁钱,给的都是自己的村民,他拿到手,那年底还算什么 GDP、纯收入平均多少钱之类。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有这样的心肠,才能处理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遗留的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那几个诉求,陆丰市委市政府全力 以赴,赶快把它解决掉。第四,对话才好下台,不吭不哈怎收场?现在对话很艰难。只有对话,知道政府做了什么,知道哪些没做,是没办法的,可以理解。村民说 我们这样做也出于无奈,书记你要体谅,有些行为,你们抓人,我们虽然反对,但是也知道你们没办法,但能不能少抓?不要再抓了行不行?这些话都可以讲。对 话!你不吭不哈的,一句话不说,怎么收场?没法收场,哪年哪月是个头啊?!从9•21到现在已经是2个多月,快3个月了,一年多少三个月啊?一个季度。第 五,对抗于事无补, 无理取闹要法办。这个是上下一致,包括省的意见,再闹一定算账。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话,教育也好,警示也好,法办也好。不再闹,好商量,再 搞出轨行为,那么好人都逼疯了,像我这么耐心在这里说话的人,我也有不耐烦的时候,而且没理由,有必要这样闹吗?完全没有必要啊!政府已经这样的态度了, 连一些过分的诉求都可以商量了,那你再闹就是为你个人喽,你怕你个人挑这个头怕抓起来,那你也太自私了吧!广州话就是“吃得了咸鱼耐得住口渴”,你敢挑这 个头,敢为村民争点利益,那最后算账你就去买单,这才是真正为村里面办事。现在不是为诉求在搞事,是为了保自己的利益,那我就瞧不起你了。第六,有事还望 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极其负 责任的政府和政党。现在中央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利民、为民、惠民,现在只有一批人,感觉是一年比一年艰苦,谁呢?当干部的,包括我,以前的 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的?什么事都得管,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 一天难管。国家这样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对老百姓好,但对现在当干部的可就艰苦,这一点我承认,我自己也深有感受,那么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 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么责任啊?啥事都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 人说短长,我给大家念这几句话:
死者入土为安, 不拿尸体做文章 。
村民也不容易, 该体谅处莫算账。
诉求全面回应, 为民谋利不彷徨。
对话才能下台, 不吭不哈怎收场。
对抗不利解决, 无理取闹要法办。
有事还望政府, 不请外人说短长。
                                                                                                  谢谢大家!
                                                                                                 201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