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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星期一

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作者:金雄白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於其覆亡以後,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後人齿冷;或者是供後人叹息。而战後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後,u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於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於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馀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後,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後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一、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我曾经目击过一个政权的创建,以迄其没落;而且我身亲了这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直到最後的消散。 


  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去的一切,也如尘、如梦、如烟般地逝去了。而曾经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的往事,却永远牢系在我心的深处。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国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个大时代,而我刚刚生长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时间,而又身历了其间一幕不平凡的悲剧。 


  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一九三八年,中国对日抗战,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战局陷於极度困难与极度悲观的时候。突然,一个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摄政王几罹大辟有著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一个曾经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时又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领袖,一个曾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而且还是号称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就是汪精卫!而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著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 


  这一个政权,自一九四○年三月的三十日创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没落,其间经过了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的寿命,失败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於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N?与想了些什N?或许真如人们对他那样地想像,但毕竟经过了五年多的一段时期,以及占据有广大地区的一个空间,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後人的殷鉴与叹息!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後,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撩,「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後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在写出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认为值得遗憾的,当一九四九年,又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深怕卷入了另一次漩涡,抛妻别子,仓皇南来,临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书函、纪录、照相、密件、报刊、都把它焚弃了。现在o能纯凭藉记忆来追写。其中特别关於人民、时间等,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同时,我也不否认人总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观,也会有恩怨,虽然我将尽量不向壁虚构,不颠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读者们的指教、纠正和原谅。

二、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声,早已趋於沉寂。而租界Y却呈现看一片畸形的繁荣,市民们惊魂初定,转而耽於逸乐。也有人於怅惘咫尺之间的南市、闸北、浦东,敌人骑铁纵横,奸淫烧杀,汉奸们所组织的维持会更助纣为虐。同胞们的血泪洒遍了各处,但祖国离他们却一步一步地遥远。对抗战的最後胜利,每个人虽然仍抱看殷切的期望,但谁也不敢预料抗战将再经过多少的时候,与将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沦陷区民众的心理是复杂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惊愕。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忽然从重庆出走,抵达了越南的河内,而且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原字[麻+吕],因电脑字盘没有,姑代用之,下同)「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这一个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纷纷猜测。而接著,上海各报又接到了中央对汪的行动暂时不许攻击的通令。於是,在无法获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们相信蒋汪之间是在玩著一面抗战一面谈和的双簧。这传言是够厉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乱者之一。做久了记者的我,窥探秘密的好奇心,己养成习惯,但是当时在沦陷了的上海,却怎样也法无证实这一项传说的真伪。 


  几个月过去了,汪精卫已经由河内到达上海,中央且已通过了对汪开除党籍的决议,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趋於明朗,汪派的中华日报,且已在沪复刊,而人们心理上的双簧阴影,却仍然无法消减。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午饭,当饭毕行经二楼时,新闻界的旧友叶如音也正在进食,他起来向我招呼,旁边还坐看一个白净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点面熟,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是谁了,他也望著我,o微微的一笑,他没有开口,我就先走开了。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识的人到我家Y来,一开始就由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罗君强,恐怕你忘记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总司令部政府训练处长时,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园的公馆,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还和我打过好几次麻将?」我u记起了确实有一个他。接著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先生已随汪先生来到了上海,现在暂时住在虹口江湾路,他说在汉口时曾经接到过你的去信,你说希望能转至後方为抗战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传部中,请你担任新闻处长一职,後来刚因战局不利,政府退往重庆而作罢。今天他要我来看你,希望你能约定一个日期,和他谈一次。」 


  我被出於意外的谈话所惊住,一时不知应当怎样答覆。不错,我与佛海之间,过去十年中存有相当的友谊。民十八,我正担任京报采访主任一职时,奉派随蒋先生北上赴平,在蒋先生的专车中,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业;孔祥熙、赵戴文(那时的内政部长)、熊式辉等因采访关系,也早已认识。而当时随节诸人中,不认识的还是很多。当专车开行以後,我们正聚在起居室中闲谈时,蒋先生从前一节车过来了,他问我同车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与他并不相识,这样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友谊也就这样的开始。在北平的一周中,我们每天共游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气,也有书生的性格,因此谈得很投机。以後同到了南京,我们来往得很密,而且他为我在政治训练处挂了一个上校秘书的名义,按月由他所主办的新生命书店送给我一份乾薪。自政府西撤以後,就仅仅通过几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无可讳言希望能见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与蒋先生间关系之深,而此次竟会随汪出走,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脱口而出的说:「当然,我也希望与他谈谈,但是我不愿意过桥(指外白渡桥)同敌军除帽鞠躬。有负他的盛意,恐o能期之於异日了。」君强说:「那容易办,假如他到租界来时,再约你见面何如?」我不能推却,事情也就这样的决定了。

 

三、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後,民国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个天低欲压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叶如音又匆匆而来,说汽车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来到沪西,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专诚等我,希望能立刻去与他谈一谈。我什N准备也没有,就匆匆地随著他上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行程,已经到达了那Y。极司斐尔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筑路,马路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两侧的房屋,则是华界的主权,沪西一带那样许多越界建筑的道路,就是一个举世所无的特殊状态。 


  汽车到了门口,门外静悄悄地什N声息也没有,铁门紧紧的关闭著,我仰头一望,恍然於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雪暄(调元)的别墅。房屋建造得并不华丽精致,但所占据的地位却相当广大。就在抗战前两三年,陈雪暄曾在那Y为他的母亲祝寿,那时宾客如云,连天的盛大堂会,为上海稀有的场面,我曾经为那Y的贺客之一。不料几年之後,陈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别墅,竟然成为一幕历史悲剧的孕育之处。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铁门上的一个小洞拉开了,司机把我的名片递过去,并且说明了要见的是什N人,警卫室事前似已预先接到了通知,卫兵向车中注视了一下,大铁门就呀然而启。汽车缓缓前进,一个武装卫兵立上了车外的踏脚板,指挥汽车在一条平广的水泥路上,经过了第二道铁门,直向一所广厦驶去。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点中显得模糊一片,但气氛令人感到紧张。两面的卫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身给黑色的雨衣雨帽连头裹住,样子像照片上看见的美国三K党,手Y更持有长短的枪械,像随时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我情绪上有些不宁,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後悔。如音看看我,我发觉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轻轻的问他:「你来过吗?」他摇了一下头,像陷入於沉思,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对视中,车停止了,车边的卫兵跳下来告诉屋前的另一卫士,开了车门,导引我们进入一间陈设简陋的会客室。 


  两分钟以後,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蓬松的头发,微带苍黑的皮肤,穿一件蓝绸长衫,几年不见,比从前丰腴了一些,但脸上显出有疲劳的神态。他的外表不必恭维,他有读书人的风格,至多他像一个朴实的中小学教员。从他的面貌以至与人晋接的态度来看,他绝对不像是一个政客。谁会想到他以一个穷学生,民十(一九二一)还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期,已经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而且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某地位仅次於陈独秀。後来佐蒋先生的戎幕,前後二十年中,尽管职务有过许多变动,自黄埔军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离渝前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为止,除了宁汉分裂一段时期他留在汉口外,其馀的时间,他都朝夕不离的随侍在蒋先生的左右,有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是CC的最高干部与黄埔系的指导阶层。阐扬孙文学说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最权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态上,找不出一丝这种气息。我从民十八与他交游起,十年之中,o觉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亲切的谈吐。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却依然如十年前初见时完全一样。

 

四、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佛海与我们热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谓地说:「我想不到你竟然到这Y来看我,这是我到上海後第一个看到的故人了。」看样子他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Y,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下,发现後面墙壁上,还挂著当年他送给陈雪暄母亲的一副湘绮寿联,他停视了一下,又接著说:「短短几年中,连这Y的情形也完全改变了!过去雪暄一切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而独独留著这一副我所送的寿联,一饮一啄,岂不莫非前定?谁想到最後胜利的来临之前,我会间关万里的旧地重游,而又亲见了当年我自己的旧物!」我不知应当如何答覆他言下的无穷感喟,我与如音都以微笑来代替言辞。 


  他从回忆中猛然地醒过来,单刀直入说:「我叫君强找你的原因,我是随了汪先生来创造一个局面,但随我来的除了我太太与两个孩子以外,o有君强与惺华(杨惺华是他的内弟)。汪先生已决定如全面和平绝望,为了拯救国家,将另行组府,还都南京。旧日的朋好,都在重庆,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凭了我们十年的交谊,这次非请你帮忙不可。」我梦想不到他竟会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实地说:「虽然在友谊上,我希望能与你见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尤其你与汪先生向无渊源,何以会忽然合在一起?做惯了新闻记者的我,好奇心驱使我想解开这一个谜。过去,我没有搞过政治;现在,我更无此兴趣,况且我目前从事的一项自由职业律师职务,业务还不错,温饱有馀以外,还足够供我的挥霍,你们此来预备建立政府,这或许有你们的作用,但我以悠闲之身,无意於卷入为国人所不谅的政治漩涡之内。」 


  「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参加,希望你能静静地听了我告诉你前因後果之後,再作郑重考虑。今天,我并不勉强你立时有一个决定。」「说来真是话长了!」他又叹了一口气,「国事不是儿戏,也不应当纯凭一时的意气。当年日本的步步进逼,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但抗战前夕的形势,显然还不宜轻於言战。自从北伐以後的几年中,国力都消耗於内战,当时空军未曾建立,军备也还不足与强大的日本为敌,但是纯洁的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党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调,蒋先生是清楚知道这一点的,他既无法抑制当时激昂的民气,又不能宣沂盗Φ拿孛堋?拐焦倘晃蘅杀苊猓挥Φ痹谧急肝赐瓿汕埃髅跋盏某⑹浴D阋残碇赖笔闭呒度嗽敝校牡娜缤粝壬涞娜绾XX[应钦],也曾提出过审慎的意见。尤其我在南京西流湾的寓所中,许多比较知好的朋友,时常聚谈有关国家兴亡的当前局势。如胡适、陶希望、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实际问题,不时加以讨论,加以分析,我们曾经自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而七七事变之後,以日本的得寸进尺,国内民情汹汹之势,终於无法挽救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著说:「在过去的一段战争过程中,日本显然已有过两次的错误。在开战以前,日本过於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他真以为三天可以占领松沪;三个月可以扫平全国。日军打到南京,国军在大溃退以後,显然一时已丧失了斗志,但日本以为我国政府一定会屈服,o顾肆行屠杀,按兵不动。假如当时他们乘胜追击,抗战的能否持续,还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而日本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旷日费时,他们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们也有其不可终日之势,但最後错过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这一个机会以後,双方尽管都已筋疲力尽,事实上还必须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为中日调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的:日本答应分期撤兵,与放弃赔偿。华北一带,恢复七七事变前何梅协定的原状,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认『满洲国』。我们接到了上项条件以後,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会议中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终於正式通过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当时蒋先生正在郑州部署军事,国防会议推孔庸之(祥熙)什表向蒋先生报告,以作最後决定。」 

「会议以後,孔庸之就在电话中,就陶德曼转来日本条件内容,国防最高会议中委员们个别的意见,以及最後的决议,向蒋先生详述了一遍,请其裁决。蒋先生当时的意思是:除了承认『伪满』以外,日本的条件不能算太苛,他说:『如此,日本又何必轻启衅端?可照国防会议的决定,依外交途径去进行。」通话本已告一段落,而蒋先生忽又说还是把全部文件送给他,让他再作一度的考虑。电话就这样结束。而双方却因匆匆通话,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後答覆的期限,竟然没有报告蒋先生。那时日本内阁首相林铣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组,复由近卫文磨组阁,广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广田本限年终答覆,後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之要求,始允延长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汉口方面自孔庸之与蒋先生通话後,立刻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给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转赴洛阳,再追踪到洛阳,时间毕竟已有些耽误了。蒋先生最後的指示,仍然依照国防会议的决议,与他在电话中所决定的一样愿与日本谈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陶德曼发觉中国政府的答覆,显已超过了日本所定的最後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当陶德曼转到德国驻日大使馆时,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急忙赶去访问那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外相官邸时,才知道近卫正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狄克逊一直坐候他回来,才把中国政府的覆文当面提出,近卫皱著眉头说:日本政府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有关停战条件的答覆,在期限届满以後,立即举行了刚才我所出席的御前会议。鉴於中国政府没有谈和的诚意,已有了一个决议,这决议是在御前举行的,是无可挽救的决议。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六日『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陶曼德大使的调停,至此乃完全绝望。」 



附录: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 


      时 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 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 席:于右任 居 正 孔祥熙 何应钦 


      列 席:陈果夫 陈布雷 徐 谟 翁文∩哿ψ印〕铝⒎颉《怨 


      主 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 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於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於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谈判中之?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於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於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後,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後,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N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二、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於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在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後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1)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蒋主席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2)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告之必要。 


    附注(3)徐次长报告中所说墨三,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五、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看,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後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後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後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N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辟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後,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後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馀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於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於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於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於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後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後,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後,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徵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ww、ww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Y,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於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於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於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後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於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六、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佛海为我追述那一段经过时,情绪很激动,但我说不出他是兴奋还是伤感。过去我与他交往中,平日所谈,多关风月,很少牵涉到国家大事,他总是很风趣,也很轻松,因此,那一天特别显出了他态度的郑重。 


  他接著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於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後返渝覆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於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於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著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需要查验搭客离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後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汪先生离渝前,留下了一封长信给蒋先生,大意见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指出抗战前途的形势,要求蒋先生能谅解他的苦衷。最後有两句话,记得原文是『今後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於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於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於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後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後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或许外间所传蒋汪双簧之说,即渊源於此。我前後十馀年中受蒋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论从任何方面讲,均不应背弃蒋先生,因此,我在离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给布雷,请他等蒋先生回渝後转呈,除声述离渝苦衷以外,我同蒋先生矢言得当以报的决心。」 


  「迨我们先後到达昆明,龙云果然能克践前言,在我们留滇之时,一连几天,彼此谈得都很投契。以後我们离滇赴越,他还派了人沿途妥为保护。抵达越南的河内以後,汪先生就暂时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准备向中央提出和战意见。因为日本近卫内阁曾经有过今後不与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卫如要谈和,首先必须取消这一项声明。也因此,近卫复於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而自动取消前一声明。汪先生也於同月二十九日通电响应,此即艳电是矣。」 

附录 


  (一)艳电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於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於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於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坐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澈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後,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馀,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於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於战後之休养,努力於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後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於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於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卫覆孔祥熙亲笔函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於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於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於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 


勋安! 

汪兆铭谨启 一月四日

 

七、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艳电发表了,汪先生离渝的目的,可说已经完全达到。」佛海又继续告诉我过去的一切,他说:「中央的反应,起初是通过私人关系,劝他放弃和平主张,同渝共襄大计。经汪先生拒绝以後,重庆作了一连串的措施,党籍被开除了,与政府有关报纸的猛烈抨击也展开了,最後,由蒋先生自己正面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挡,正倚装待发。突然,河内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曾仲鸣因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先生中途变计的一个重要关键。他以国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提出国是意见,是否采纳,权在中枢,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佛海一口气说到这Y,顿了一下,又说:「我已告诉了你所有过去的内幕真相,现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帮忙,假如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仍然愿意掬诚奉告。」 


  事实确是如此,河内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权直接的与主要的原因之一,虽然那天佛海没有告诉我当时的情形,而在以後数年中,我从林柏生等许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较详细的经过。对此关系重要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这Y对佛海的谈话,作一简略的补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达河内以後,以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那Y是一所两层的普通小花园洋房,没有甚N特别的警戒,当然,汪氏也从没有梦想过竟然会有人向他行刺。 


  当他把艳电发表以後,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挽劝外,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氏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当局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o希望公开发表对於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之不愿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後的行止。如果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偕同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等国家一旦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他声明他之出此,o是对国是的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的意气之争,他并希望中央能给予他们以出国的护照,请求中央谅解,不必强其所难。谷正鼎即将汪氏的意见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内见汪,是一个月以後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本来汪的和平主张,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於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使汪氏的整个行动也随之而中变。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Y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於汪氏抵达河内以後,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冲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Y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後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摄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後,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己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於死。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後,那Y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後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後,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个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於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很早就留学法国,虽然就读於里昂大学,但中文则出之汪氏的亲授,随汪诸人临摹汪的字迹能维肖维妙的有林柏生、陈春圃等诸人,独曾仲呜所写几可完全乱真。仲鸣自学成以後,始终随侍在汪之左右。当汪氏於九一八事变後返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时代,曾氏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弹後弥留时,尚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N不放心的。」仲鸣之终於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即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己见上文。)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於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著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著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八、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後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於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於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A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於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决意从言论而改取行动,就由在港的梅思平与高宗武,著手积极活动。影佐祯昭所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立刻与梅高取得了联系。经初步谈判协议,梅机关方面派出犬养健亲赴河内与汪氏作进一步之商谈,(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後吉田茂内阁时代之司法大臣。)犬养健抵达河内以後,为避免国际注意,经常扮作越南的渔夫,在河畔垂钓,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秘密接触,汪决计由越直接赴沪筹备组织政权,日期定为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於上一日离开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吨的小船,在东京湾行驶了一百多海哩,那Y早由影佐与山下汽船会社商定派一艘货船「北光丸」迎侯,遂直驶上海。 


  同时,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本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於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後,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於下午四时谈话。林於汪宅午饭後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m从後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沪以後,留港的人,也先後於那年的初夏,纷纷搭轮追踪而往,汪政权之开场,至此几已完全成为定局。

 

九、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这一次冗长的谈话中,他虽然已告诉了许多使我惊诧的内幕,但谈话却并未就此终止。他既已决心帮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准备全面和平失败後建立政权,而所有筹备与折冲的重担,又统统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为根据地,更需要熟谙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Y的土著,占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应承,更表示愿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问。 


  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封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於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於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Y。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於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o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N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後,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o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叮铱梢蕴拱赘嫠吣恪T谙愀凼贝幕疃延茫还驳o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後,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馀。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後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後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我相信你不会是为了利禄,必有如你所说的苦衷,但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行动,将为国人所不谅,我不敢说自惜羽毛,我的律师职务足够维持生活而有馀。我无力帮你,我也不想卷入这一个是非的漩涡。」 


  「假如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害毁誉打算,国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遗憾於你竟会这样斤斤於小我,当然,个人的问题,也应当在考虑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国的www(我忘记了他当时所说的名字),当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单独提出了与一般相反的意见,这自然是有利於国家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诟骂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周,用石块投掷。然而百年之後,证明了他的心迹,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我并不为了身後是非,才说这样的话,至少,在国家与同胞在目前的处境下,稍有良知的人,应该以但求无愧之心,各人尽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为抗战前途,是完全绝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战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後胜利,国家有救了,个人的成败毁誉,还值得顾虑计较吗?那时我愿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话讲到这Y,已无可再讲,我向他告辞,他谆谆地嘱咐我经过考虑以後,於短时期内,给他一个确实的答覆。

 

一○、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Y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於最後胜利,虽然渐渐因战事的後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Y,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N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那Y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N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著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著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後,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N?我说:「到底是什N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参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著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後,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後,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後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Y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o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於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後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了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了参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一一、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参加,谈话就显得轻松得多。我并不讳言我所以愿意参加的原因,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是促成我立刻作一个决定的主因。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我的参加,与其说是为了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友谊。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绘影绘声地捏造出许多史实,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劳的事,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叶如音与罗君强曾告诉我,正在筹备一张报纸,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不愿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场合。并且我强调对於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也决不可能办出一张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谈话的时侯,不住的点头。等我一切都讲完了,佛海即表示,办报的事已有君强与如音在负责,不必再强我所难。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还空关著。罗君强由渝追踪来沪以後,仍寄寓在吕班路的吕班公寓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他预备立刻饬人装修布置,一星期後可与君强一同迁入,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与他之间的联络,也可得到便利。就这样,我後半生的悲剧命运就这样完全决定了。我也於一星期後,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携了一肩行李,迁住到那边,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著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於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於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馀,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型。汪氏夫妇所居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於是鸠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国军西撤以後,一直空关著,在汪氏迁入以前,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了望亭,墙垣上加筑了铁丝网,利用为在沪发纵指挥与按身立命之处。 


  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o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馀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著,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当时参加新政权筹备工作比较重要的人物,o有极少数不住在Y面,除了岑德广、林柏生等以外,就是陶希圣与高宗武。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也在那Y开始展开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计」而外,那时陈公博还没有到上海,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褚民谊与陈春圃分任「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梅思平、朱朴任组织;陶希圣、林柏生任宣传。除了上述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圣五、陈君慧、樊仲云等,代表国社党的有诸青来、陆鼎揆等,代表青年党的有赵毓松等,军人有刘郁芬、鲍文樾、杨毓、叶蓬等,无党无派的有赵正平、傅式说等。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旧人参加的为最多,有蔡洪田、汪曼云、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一一三六弄Y,不时有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他们是来讲价,来当面歌颂汪氏的「远见与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後跃居了高位;有的因为斟盘不成而未曾实现。几乎那时间废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也有不断的鱼雁往来,我不想在这Y指出谁曾想附为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谁曾经对於汪政权表示同情与希冀。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丑恶的活剧的话,那末那时的人心,是人值得慨叹了!

 

一二、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潜伏著,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份。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铭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後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力,这种现象,应该他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能不普遍,「七十六号」u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战後,还有人提起了「七十六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而且在若干书报上,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七十六号」,就是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我已在前面说过,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一所别墅,与一一三六弄同样处於畸形的越界筑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村与李士群,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权力则操诸丁李两人之手。「七十六号」虽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并不大多,於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样,把毗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划入了「七十六号」范围之内,把原有的住户迫走,让许多参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抵沪以前。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後,隶属於「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侯,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後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就在国军撤退後梁鸿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他早已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建立起特务机构,不时往返於港沪之间。他年轻有活力,那时还不过卅一二岁,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他对工作表演得很好,颇得土肥原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默村奉命来港,目的要把李士群劝回去。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满拟以私人的情谊,阻止李士群为敌人所利用。当默村抵港以後,士群却又已去了上海,默村摸索不到士群在港的线索,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周是CC十个最高干部之一,这一点默村是清楚的。他在无法覆命的尴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问一下周,而又不知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南华日报去访林柏生,而刚巧柏生被狙击後正在疗养时期,於是由该报经理颜加保代见後,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晤谈以後,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随周赴沪,而且负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将士群的原有组织改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群为副,地点也从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迁至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性质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七十六号」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谓行动大队,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万里浪,中统的胡均鹤等;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潘达、戴昌龄等;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o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澈底,做得乾净。什N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o要撞在他手Y,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於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参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

 

一三、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村与李士群所主持的「七十六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於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七十六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最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斐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七十六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於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著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见而外,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都由周佛海负责。每周仅有一两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李圣五、陈春圃等举行干部会议。以後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後,问题就显得渐趋复杂,「政府」的组织、名称、权限、国旗,以至对於「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与日本之间,都有著很大的距离。代表军部的犬养健,不断奔走於影佐与周佛海之间。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周佛海曾经派遣张彬人(即影星葛兰之父)赴日试探日政府的意见。留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也不断有信使往还,传达消息。但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後,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後,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馀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弥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对渝谈和同样地在积极进行,汪系的亲信人物,陆续由港粤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仅次於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於在沪搜罗人才,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艺文研究社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委派罗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直接投效或经人介绍的,经过填写一纸履历,即每月给以相当的津贴,留待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已超过五百以上,其间如陈之硕、易次乾等,以後都与汪政权相终始,也有填过履历,收过津贴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变计的,如贾ww、潘ww等。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有的通过岑德广等的关系,而与周直接见面的。每当薄暮以後,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一一三六弄与周闭户倾谈。另外,傅式说在亚培尔路一号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刘星辰、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先後参加。上海立时成为双方作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函。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决先利用党的名义,作一次更广泛的宣传,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势将於不久揭开序幕。当我收到这一纸通告之先,我觉得有一些惊异,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後,我以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这代表资格,来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开大会以前,我又忙著艺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後,我去问他,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希望我能参加那一次的会议。

 

一四、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於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Y的时候,公共租界携著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著,开著的o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著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於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著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似乎特别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这是上海沦陷以後在中国土地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在饮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Y,直到升旗礼完成,u鱼贯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主席,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当他讲到国势的阽危,以及未来任务的艰钜,在声音渐渐地抽咽中结束。接著是主席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与列举全部的名单,我o记得旧中央委员,o有汪氏夫妇、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克兴额(?)、何世桢(後来何世桢又声明否认了)等寥寥数人。大会再宣读了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Y引用宣言全文,因为汪氏对於悲观的抗战论调,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望於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和,也於六年中的体验证明是错误了。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在那一纸宣言中,今天读来,觉得犹有馀痛。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我觉得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以来,中国丧师失地,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後继,合於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於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於扫荡,但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於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於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於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云云。汪政权虽对国际情势因估计错误而覆亡,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宣言中无不洞若观火,至著者执笔时为止,为期适为廿年,而国共的进退成败,无不一如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瞑目於九原耶? 


  这次会议,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自此以後,政权的建立,已势成骑虎,与重庆之间,壁垒更为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也更为积极。但周佛海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原定双十节「还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岁月。汪政权的最重大错误,虽然有近卫声明为其根据,但日本军部与日政府之间,先存在著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影佐祯昭主持著这一件事,而又无权作决定性之主张。影佐所提出的条件,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谈判时断时续,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一五、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以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为两支最重要的台柱,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中共元勋,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籍者。他们虽省籍不同(陈是广东而周为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对於汪政权的建立,一样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两人对於汪政权之做法与看法,却有很大的歧异。 


  在抗战发动之前,陈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训部长、实业部长,而且与顾孟馀为汪氏左右的辅弼。周为代理宣传部长,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要职,两人处於不同的派系,而对於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最後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战,当时剿共的工作,非但将功亏一篑,而由於中共与附共份子对於抗战的叫嚣,意味著共党的目的,不仅在藉抗战以图存,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一旦战端既起,国力悬殊,很难乐观。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蒋氏所主张安内攘外的政策,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陈周两人,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而公博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後,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於「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於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於抗战,自始就抱著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後,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於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後,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後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於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u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o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於国际形势的看法,(参本节附录汪致中常会最高国防会议书)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於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後不久,就接到了汪氏离渝赴越的消息,那时曾使他陷於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上峨嵋山去韬光养晦,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考虑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讲为题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内与汪氏会面。在他临行之前,曾留书给张群,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请张岳军也劝阻蒋氏勿有过份的措施,以免双方各走极端。陈氏到河内以後,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尽管他是实心为国,但谈和的结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不可料,国内别有用心之辈,正希望蒋汪之间有裂痕,而不知虚实的民众,对於和谈也可能召致不谅的舆论。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是主张,是光明磊落的事,无人可以疵议,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主张既已提出,o有静候国人的公决。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且表示已向中枢特派来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发给护照,如主张不被接受,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博也即转道来至香港,为暂居之计。到翌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突然发生了行刺汪寓事件。曾仲鸣因而殒命,不久,汪又离越赴沪,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也由港追踪而去,陈公博知道事已决裂,汪政权之建立,亦将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沪力阻汪氏组府,至於声泪俱下,而未为所动,又黯然返港。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条件草案,离沪来港发表。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运之主动者忽变而为和运之破坏者,已使他感到愤怒,且此举将陷汪氏於狼狈之境,他深觉义难袖手,因立即买棹赴沪。抵沪之後,默察当时的形势,已如骑虎难下,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他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o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这是公博参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 



附录: 


    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书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 

  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 

  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 

  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 

  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 

  。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东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确,且较此为荷,蒋先生体念大局,曾 

  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後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条件,范 

  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 

  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 

  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於调停 

  ,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於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 

  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 

  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於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 

  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减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後 

  ,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 

  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六、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汪方於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啻是建立政权的先声,也是政权最初的雏型。汪的旧日亲信人员,以形格势禁,大多数留渝不及同来,即左右的两大将,顾孟馀既拒绝参加,陈公博虽一度到沪,又重去香港。其最亲信的曾仲鸣,复在河内刺汪一役中误中殒命。褚民谊虽与汪有姻娅之谊,则亲而不信。所以一切对日的交涉,对内筹备的责任,都由周佛海担当,而以陶希圣与梅思平两人为之辅。每周在汪之私邸,举行一次干部会议,以决定进行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後,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陋就简,办公地点,就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各人寓所,组织亦不完备。仅有秘书厅,及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加上财务、特务两委员会。就我记忆所及,人事支配,约如下述: 


    秘书长:褚民谊,副:陈春圃、罗君强。 

    组织部:梅思平,副:朱仆。 

    宣传部:陶希圣,副:林柏生。 

    社会部:丁默村,副:汪曼云、顾继武。 


  周佛海则身兼财务、特务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等於这一段时间内所以不汲汲於所谓「组府还都」,虽然为与日方正积极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条件。而最大症结,还是为了贯澈离渝时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著一项决意,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谈和,汪即放弃「组府」计划。 


  至对重庆的全面工作,系分三方面进行:一、由华北的多田与王克敏,通过当时留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胜利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於其赴渝时,请其晤蒋先生直接谈商。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曾由平到沪,周佛海亦曾与之晤见,据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政府即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之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於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o为和平,当牺牲一切」云云。二、由周派段运凯数次赴港(按段运凯为段祺端之侄,人称为段老二,生前得段芝泉之宠爱,与渝方当局人物颇多熟识。段在汪政权中,始终未担任正式职务,仅三十四年中交两行复业,小四行改组,由周派段运凯、萧乃震[即童星萧芳芳之父]暨著者三人出任中国实业银行官方常务董事)与钱永铭、杜月笙接洽,转向重庆谈商。周所提出之意见,「汪之组『府』,如和谈实现,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等待而组织在先,但中国仍不能不谋统一。可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佛海负责要求日本打销蒋氏必须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必要时并请段赴渝传达此意。三、由日本军部直接寻觅通向重庆的门路,谈商全面和平。负责此项谈判的,是今井武夫(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第二科科长,即胜利後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续者)及参谋本部之第八课课长臼井大佐,在港与自称宋子良者会见。汪政权於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迟至三月十九日,日方还由犬养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谓今井与臼井在港商谈,已有眉目,停战可於一周内实现。所以当时他曾主张汪政权有再延期成立的拟议。 


  关於上述的三项全面和平谈判,其实都是出於汪方与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记得一天於闲谈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进行的所谓和谈。周谓当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密谈之际,日人在门外从钥匙中偷偷地摄到了一张照片,曾将相片携沪给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决非宋子良,而日人却坚信其决非冒充,周最後尚指日人之低能与幼稚,为之叹息。以周的推测,认为系重庆特工人员向日方取得直接情报的一种手段。周并谓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问是司徒雷登、段运凯,或今井,结果都成为一场梦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仅段运凯一人,如王宏实,如陈警洲,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设辞以骗取一笔旅费的。汪方虽用尽了种种力量,结果战争仍然进行,汪政权也终於出现,在对外战争中,国家终於分裂,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一七、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後,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於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同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後,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後,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於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後,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力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馀似为晴气、谷c。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於此可见(高陶出走後,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後,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後,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N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参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後,多馀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著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後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掏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後,始终不肯住於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於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於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後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後,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o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後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著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接措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於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乃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v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於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後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後,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於「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於汪。故当高陶离沪後,於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於汪抵港之後,虽於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於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於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一八、公馆脉与CC间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於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於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於获得最後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於新政权之外,则今後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於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後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於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後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参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於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後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z,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徵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後,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後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参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部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後,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後领到了约十万元的钜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於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後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後,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後,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後,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於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他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N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於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後,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以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於周(汪政权建立以後,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在实权上,则周重於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於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於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於无事。

 

一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佛海本为CC系最高干部之一,过去与汪系绝无渊源。在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者,对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时与梅思平、岑德广(字心叔,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当周来沪之始,同来者仅其旧部罗君强与其内弟杨惺华(两人迄今仍系沪提篮桥狱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亲。丁默村与李士群两人,本为CC的中统旧人,亦被视为周系人物。但汪政权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曾拟离周而独树一帜,中间屡有不洽。丁李之间,丁之资历远过於李,而李与土肥原之关系,则较深於丁。当汪政权建立之前,丁李为争「警政部长」一席,势成水火,周初则袒丁,终以丁出任「社会部长」,由周自兼「警政部长」,争端始泯。以後周丁之间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为周左右红人,有驾君强而上之之概。迨周让以「警政部长」,又推荐为「江苏省长」,李渐有跋扈之状,甚且於李所主办之「国民新闻」上,对周公开攻击(周为该报董事),使周难堪达於极点。以後李之为日人所毒毙,虽为罗君强与熊剑东合谋而成(经过详後),一切则靡不种因於此,而周李之间的感情,亦从此成凶终隙末之局。 


  周佛海对汪氏虽事之维谨,对於小团体亦以不得群众之利,反受群众之害为言。但过去於党同伐异中浸染已久,实亦未能超然於派系之外。尤其罗君强朝夕在旁絮聒,以为欲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进言,周卒为之意动。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君强曾就同左右较亲密者数十人,拟一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於汪政权建立以後,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於各个部门。後来由周圈定易次乾(後任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旋病殁)、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愤而自杀)、罗君强、汪曼云(後任农矿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长,现为中共拘押)、蔡洪田(後任江苏民政厅长,现在港)、章正范(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共南下,被枪杀於杭州)、周乐山(後任安徽明光区专员,为罗君强所逼,在狱中仰毒自尽)、张仲寰(後任江苏教育厅长,现在海外)、戴策(後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现留大後)、金雄白(後任中央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政会法制专门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在港),其後,十人出任十部次长之计划终未实现。佛海亦深以构成份子,份量不够,於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组,其新组织之名单如下:李士群(後任警政部长、江苏省长等职,三十三年为日人毒死)、罗君强(後任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现系沪狱)、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後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现在沪)、金雄白、周学昌(後任南京市长)、沈尔乔(後任浙江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现在沪)、朱朴(任交通部次长,现在港)、王敏中(後任教育部内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等职,现在沪),而以梅思平为顾问。其中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金雄白、周学昌、朱朴为与周之直接关系。王敏中、沈尔乔由梅思平所推荐。时周丁之间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为刺探丁方之消息者。仪式系在七十六号举行,备极隆重,即周佛海日记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云:「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敏中十人作恳切之谈话,勉以顾全大体,以事业为重」云云。即指此结盟之一幕也。

 

二○、郑苹如谋刺丁默村颠末 

  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的间谍案,更是遐迩喧传。海外书报中曾有不少记述此案的经过,可惜有些是语焉不详,而有些则与事实相去大远。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家住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的吕班路万宜坊。万宜坊中有著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跃如邹韬奋,艳丽如郑苹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Y,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郑之间的往来,已经有了好几个月,丁默村是个特工首领,处於那时的环境中,对事事物物,样样提防,而唯独对於郑二小姐却十分放心,数月之间,也从没有发现她任何可疑之点。一天,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Y吃中饭,临时打电话邀郑苹如来参加。饭後,默村要到虹口去,郑苹如也说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同车而行。从沪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静安寺路都是必经之道。当车经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嬲著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特工人员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而停留不逾半小时,认为决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默村以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种需索的手段而已,於是坦然随她下车。汽车是停在见伯利亚马路对面的路侧,该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默村看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Y面显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对。而默村在此紧要关头,能持以镇静,毫不慌张。仍昂然直入店内,而一转身即毫不停留,撇开了郑苹如,由一扇门狂奔而出,穿过马路,跃上自己坐来的保险汽车。两大汉以为默村进店,至少要有几分钟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过马路上车,立刻拔枪轰击,但为时已晚,o车身上中了十几枪,弹痕斑斑,而默村则毫发无损,汽车也疾驰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号以後,已清楚必然是郑苹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布置得那样周密,那样从容,不露一毫破绽,知道必然是有组织的特务工作。默村也不动声色,毫不采取行动,以松懈她的警觉。事隔数天,郑苹如也满以为事非预约,对方决无怀疑之理。第三天还亲自打电话给默村慰问。默村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还约了郑苹如下次的幽会日期。她为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约而至。一到,自然给默村预先埋伏的警卫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村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Y。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於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後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汤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村最初也馀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村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馀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後,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著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著头,向碧空痴痴地望著,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N,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後,恤典中且并无郑苹如之名!乱世性命贱於狗,真不知曾糟蹋了几多有为的青年!

 

二一、加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在我开始写本书时,我曾经指出,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双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论基於何种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暗杀为制裁或为报复的方法,总是太不光明与值得诟病的事。尤其沦陷区的民心倾向於抗战,对於七十六号不择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员的横行闾阎,包庇赌窟,公然开设於南市与沪西区大规模的赌窟,有「好莱坞」等不下数十家,虽然背後有日本特务机关因筹措经费而为之撑腰,但直接使民众对汪政权怀著最大的反感。周佛海虽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李士群等表面虽受命於周,同时也受命於土肥原的特务机关,且有晴气等的日本特务人员常驻七十六号发纵指挥,形成大权旁落之状态。周佛海在日记中一再对特工人员的无所不为,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势禁,无法出以断然的手段。加上丁默村与李士群之间的争权倾轧,周佛海o有用言语加以温慰,以爵禄与金钱以为羁縻。然而丁满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兴了,又难免使丁失望。周时常调停於两人之间,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对特务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时固为此而困扰,而最後周丁之间,彼此既各怀不快,终汪府之局,始终处於貌合神离之境。而李士群既如上文所述,置於周之十人组织中,因曾融洽一时,卒以罗君强之专断傲慢,更成凶终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为他诿卸领导特工之责任。此段所述,系就事论事,仅欲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已。 


  暗杀手段,在抗战之前,本早已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因无可宽恕,而其後的变本加厉,甚至累及无辜,不论其出之那一方面,其罪均无可逭。战前如汪精卫之遇刺於中央党部,中委王乐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枪击於寓所,已开风气之先。迨国军西撤,维新政权袍笏登场,重庆的军统中统人员,愈趋活跃;日人也在七十六号之前,利用无知流氓常玉清组织「黄道会」从事暗杀。汪政权尚未建立以前,重庆与日方互以上海为展开P杀的中心地区,如唐绍仪由军统派遣林之江(那时林尚未投身七十六号)冒充古董掮客而以利斧劈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歧,则乘其送客出外被枪杀於亚尔培路寓所门口(周死後,由「次长」任援道升任)。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b民)被斩毙於「维新政府」之上海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浴缸中。社会日报社长蔡钓徒(一个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现在中共宣布其为共党党员)被枭首後,将头颅悬挂在法租界的电竿木上。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行经跑马厅侧的龙门路时,遭三弹击毙。那时的上海早已阴风惨惨,人心皇皇,报纸上时常有大字标题的暗杀新闻。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不论是属於那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在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於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的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则千方百计於全面和平之促成,终且输诚效命,冒万险以贯澈中枢的任何指示。他日记中曾屡屡提到o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於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於危难,拯陷区人民於水火,因此从事於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於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o要抗战员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N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此数语不失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後,他的岳父杨卓茂虽被关闭於息烽集中营,但予以充份优待。他的老太太被软禁於成都,而日常费用仍由军统供给,平时生活照片,也不时辗转送周以安其心。以後秘密电台建立,更随时以周老太太的近况报告。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当天即接到秘密电台的电告(当时沪渝间表面上电讯已中断),而翌日沪上各报,即已遍刊讣告。 


  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高干部之一(周毕业於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後,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村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後,也一直担任著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後投日靠汪以後,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後,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Y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国贼,或是顽敌,而o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也!

 

二二、追悼会终於引开了杀戒 

  汪氏等抵沪以後,尽管特务工作,已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军统中统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鹤、陈恭澍(即当时出版蓝衣社内幕之作者)、万里浪、谢叔锐等纷纷来投,事实上对於重庆方面特工人员并没有出手还击。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参加汪方工作、或与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云卿(清帮通字辈人物,为李士群之老头子)等十二人遭暗杀了。七十六号的大礼堂中,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十二烈士追悼会」,周佛海、晴气等纷纷致辞,会场充满了一片悲哀的气氛。大会匆匆散会,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办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属五六十人,跟看一涌而进,孤儿寡妇,麻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报仇」!「报仇」!佛海最初还百端劝喻,而家属代表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高声嚷著说:「我们帮你做事,被人杀了,你们不还手,是不是我们的丈夫、父亲该死?你是不是还希望别的人继续做工作?我们有力量,为什N不还手?」那时情形显得有一些混乱,我站在周的旁边,看他舌敝唇焦尽力劝慰之後,家属并未停止喧嚷,佛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的不发一语。僵持了一小时左右,周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了,在稍一迟疑之下,终於提起笔来,批准在七十六号拘留所中的一个沪西恶霸,立即提出枪毙。不料由於这一个追悼会,从此引开了杀戒!当时我目击这一幕,心Y真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在那时情况之下,谁也无力制止,就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自相残杀!而且被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蒋伯诚、吴开先等,拘捕後不但营救释放,而且款为上宾。蒋还安闲地在沪照常指挥工作;吴则索性用专机送至边界,安然返渝。汪政权的微妙,在特务工作一点上,尤其显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号去,而且与特务工作毫无关系,仅偶尔从佛海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卧室的小写字桌上,有时看到若干七十六号呈报的公文。所以此後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屠杀案、定时炸弹案等,虽曾轰动一时,现在记忆中已无法追述当时详细经过。下面所写的一鳞片爪,仅就我所知道的,写出当时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动的,是二十八年耶诞夜的沪西赌场枪击钜案。我清楚记得,在那年耶诞之前,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发表了第三次的通缉名单。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村罗君强等二十馀人之中。那时我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说不出是惊愕还是奇异,我觉得有些茫然与慨然之感!在暗杀案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被通缉的照例是格杀勿论,我真是一个叛国者吗?我居然被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吗?如我这样个毫无作为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缉吗?而我,有生以来,心Y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阴影!通缉令发表後的一两日,就是耶诞前夕,我忽发奇想地向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预定了二十个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还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於佳节中尽一日之欢。认为较要好的朋友,以及来往较密的腻侣都约定了。我那时和罗君强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乱,看到我像是兴奋又像是颠狂,而且电话中公然约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劝告了,他说:「不管你为了什N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险?倘然为了久蛰思动,真是脚痒了,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兆丰公园对过惠尔康隔壁的兆丰总会,是赌窟,也附设有舞厅,地点在沪西,为我们警卫力量所及之处。而且,有许多我们的自己人决定到那Y去玩,且已布置了二十名携枪的警卫,我坚决劝告你不去国际饭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Y。」我终於为他说动了,立即向国际饭店退了定位。就在那时,佛海夫人从隔壁过来了,听见我们在争论,她问明了什N事,她说:「与其出外去冒危险,不如坐在家Y打麻雀。」就这样,周太太、君强、以及我与忘记了是谁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牌局继续到凌晨四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就是备有警卫的兆丰总会,当许多汪方的人员翩]起舞之际,枪声响了,拔枪的就是自己带去的警卫,目标是相当重要的「和平军」十三师师长何天风,当场中弹毙命(天风死後,由副师长丁锡山继任,丁於胜利前反正投渝,後又投共,在戡乱初期,浦东作战中阵亡,为国军枭首,在青浦等县城门示众)。警卫得手後,乘间逃逸,问题是起於十三师内部人员的争权,而又受到重庆方面人员的运动。这对汪政权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使内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强的劝阻,几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怂恿打牌,临时变卦,否则即使不死,也要饱受虚惊了。从这一次起,我怀了戒心,非不得已,决不外出。在这六年中我能幸保残生,不无得益於这一次的教训。

 

二三、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末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Y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U被杀於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运奎被杀於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的w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约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村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後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末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著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於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参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双力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後,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摺B沂佬悦豆罚洞艘婢跣湃唬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於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於见到报载後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後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於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於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於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Y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於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後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後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於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於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後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後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後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於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於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桥(土+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後,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二四、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申报记者金华亭非但是我的老同业、老朋友,而且从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同时分任上海两家大报的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我们都是上海报坛上的第一批专任外勤的记者,又同时北伐时期的随军记者。虽然我们之间,性格上并不融洽,而形述一向相当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当民国二十七年国军退往汉口後,佛海正代理宣传部长职务(部长为顾孟馀,始终未莅任视事),那时华亭去了汉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还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他回沪以後,还与我见面,带来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汉帮忙,去当宣传部的新闻处长,我正因律师职务忙迫,接手的案件无法摆脱,兼以交通困难,及至想摒挡启程,汉口又沦陷了,卒至因循未果。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随汪氏来沪了,华亭的特派员职务,与那时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隶属关系一变而处於敌对的地位。佛海深恐他处境困难,由章正范等的接线,约华亭见面,同样佛海坦率地告诉了他一些和运内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员,但不要妨碍他个人部份的工作,并月r五百元为津贴。当时谈话的经过很和谐,以後也逐月由正范将津贴送去,o要华亭能够稍善於应付,以他与佛海的私谊,决不至召杀身之祸。尤其该报主持笔政的潘ww,也与佛海为老友,佛海曾经拉拢过他出任教育部长,彼此见过面,虽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但对於上海销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在佛海心Y,则确无敌视摧残之意。 


  华亭为人非但吝啬成性,且好放言高论,一向人缘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报,都对华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馆,佛海一见面就说:「都是你一向为申新两报说情,现在反而使我为难了。汪先生认为过去处置太宽,才弄成现在的状态。」我听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谕拿出来给我看,那是一纸便条,我还清楚记得写著如下的寥寥几个字:「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我呆呆的看了一遍,问他:「你预备怎样呢?」他说:「昨天申报潘ww所撰的社论,骂得我们太过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无法再为回护,已去电七十六号立刻行动。」我懂得行动的含义,绑架、暗杀,也可能有更甚於此的事。我说:「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说话,我仅凭良心,并无作用。是不是能让我再以私人资格去劝劝他们,在此期间,请你暂缓行动。」佛海说:「电报已经发出,一切已无从挽救,那o能看他们的命运了。」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为老友们无限担心。同到了我所主持的「中报」以後,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南京o有两家报纸,一是「维新政府」的,由老报人秦墨哂所主办的「南京新报」,一是我主持的「中报」,本来在沦陷区报纸上,外电o准用德国的「海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把反轴心的「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即现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脑儿通过无线电台拍至南京照登,虽然用的是密电码,但简单得可怜,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类。我之所谓决定,即由自己电台上秘密通知申报加意戒备,电报由上海办事处转送给赵君豪(现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与严服周(和平後任申报副总编辑,现在沪)。这一个电报居然发生了效力,七十六号原意要送一个定时炸弹进去大干一下的,因为防范严密,未能得逞。仅由万里浪在三马路外国?山申报外面,投了一个手榴弹,轻伤了两名路人,作为交账。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轻易了结,七十六号既不能深入申报内部,於是等在外面,把七八个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经理王尧钦(本在港,前数年曾佐史咏赓办小画报,近已病逝)、经理陆以铭(现任香港平和洋行买办)的五六个孩子与一位古稀高龄的姨母一并捉来,关在七十六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与唐世昌一再求我从中设法,我费了几多唇舌,总算把王尧钦与工友们保释了。独陆以铭的家属,始终拒绝释放,我当面向李士群说:「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无辜的老太太与无知的孩子们糟塌。」士群的答覆很妙,他说:「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为什N重庆要把周老太太软禁起来?」我说:「我们为什N要学人家的坏样?」士群答得更乾脆:「我不管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营救,至此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不料陆以铭再托唐世昌来逼我,问我是否因为与他不相识而袖手旁观。其实,我与王尧钦及申报的其他工友,又何尝相识?我受不了世昌的催问,又鼓勇再以同样的理由向佛海说情,而佛海的答覆,还是如士群所说;我忍不住道:「重庆把你老太太软禁了,你作何感想?为什N连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说得也对,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说著写了一张手令,由我亲往七十六号保出後一直送回他们的家去。不料,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号的反感,傅也文、潘达、万里浪等,同去见佛海,说他们以性命博来的工作(因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他们o能用绑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张胆),全由我得钱买放了。他们向佛海表示从此停止行动。佛海找我去问,也有朋友为我证明可无愧衾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无耻,其实托我的人也不过是利用我的傻气而已。一场风波,总算不了而了。但是最後的目标,却不幸转注到了华亭身上。

 

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Y则怀著唯恐人知的鬼胎,於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於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著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著问他华亭有什N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他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著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於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後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我继续为他争,我说:「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後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後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後,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後说:「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後,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商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後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於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後,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於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 


  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著手俯著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N不利於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村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於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於停顿。默村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我问他是不是有什N消息,他说:「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那Y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舞厅门口。」接著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著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接著他又问我坐的是什N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我在他那Y吃了午饭後,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的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Y吃年夜饭,饭後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後,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u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拔枪还击。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Y你化了多少钱?」他问我「谁对你说的?」我说是「周先生」,他摇著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後,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於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後,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後,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後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後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已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後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Y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会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後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Y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Y,立把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Y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於斯,食於斯,工作於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防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後,我催著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於尽?她u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後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事後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Y面杂有实龋诒ㄖ蕉阎校蝗テ咳肟掌哟メ幔⒖桃蜓趸饔枚ǚ⒒稹D鞘蔽;姆啦皇し溃冶ü萃轮杏辛饺擞形厍熳魈匚裣右桑以拱椎赜胨墙补恍┪业牧⒊。晃徊煞眉钦咴捶沧远胫傲耍硪晃槐嗉切湃菰蚣峋龇袢希崂雌呤牌苹窳艘淮μ毓せ兀槌隽怂妆仕吹那楸ǎ盐抑鹑盏亩晗副ǜ妫妒瞧呤虐阉垦杭觳椋钺峄故怯晌胰ケK隼础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後方u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N都可以在Y面做,天热,Y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Y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後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後,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Y,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那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约我中秋晚上到他那Y去联床共话,同渡良宵。我嘴上虽然说到时再说,而心Y则的确已决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罗君强,方才坐定,苏州的长途电话来了。周佛海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与张仲寰,正分任江苏民政教育两厅的厅长,那时的「省长」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为苏州名胜之一。「省府」预定盛开筵席,赏月飞觞。洪田要我与君强同去盘桓,尽一日之欢。君强说有事不能离沪,我也说他不去我也不去,电话收线了。我正将离去,不料接著又来了仲寰的电话,他说一切为我们准备好了,不去太使他们扫兴。君强劝我不如我一个人去一次,我反正无可无不可,电话中就这样决定了。当天回到报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车到了苏州。因此我对巨籁达路朋友家的约,自然再无法分身。苏州那晚的场面是够热闹的,名园赏月,裙屐翩],大家兴致很好。正在闹酒的时候,忽然上海有长途电话来找我,一接听是君强,他说:有一些要紧事,希望我明天早车回沪,车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Y,千万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感到有些惊奇,但电话中不便详问,我就说:「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车回来。」 


  第二天,我如约回沪,一下车,他派了副官率领了二三十名警卫把我围住了登车直驶愚园路,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寻常,问问君强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强家时,他已等候著我。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常到巨籁达路一家姓王的家Y去?我想不出他怎N会知道的,随身他取出一张草图,那正是我那个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势,房屋的方位,连我去睡的一间客房,都画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昨天士群四处找你找不到,问到我那Y,才知道你去了苏州。他告诉我:他潜伏在重庆特务机构中的反间谍人员,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当晚要去巨籁达路打一个人。他与其他三人持枪出发,要等这人一下车,立刻袭击。守候了半夜,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当时不知目标是谁,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继续再去,他拿到了地图与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为时间充份,所以到七十六号去报告,要通知你那夜万不能去。因此士群急得四处找你。」我听了这一夕话,一时目定口呆,到今天我还敢说我这个旧同学决不会出卖我,他的男仆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别无可疑之处。重庆方面的特工,何以竟会知道得那样详尽?幸而我去了苏州,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关。如不是朋友的一再电话相邀,此日恐怕我的乒窃绾恕

 

二七、日军阀徘徊於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於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後,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於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於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都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於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於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磨,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後,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後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後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後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於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说: 


      「(上略)十二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於中日 

    关系,是照著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 

    ,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於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 

    ,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 

    ,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於子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 

    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 

    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於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 

    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後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

            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 

    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 

    职後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 

    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 

    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 

    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o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 

    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 

    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 

    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後, 

    我对於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著转圜,对於共产党的阴谋, 

    也没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u於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 

    ,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 


  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Y行间,冻鏊谛亩造段蠢淳置娴目捶ā5谝弧⑺钥拐浇峁目捶ㄊ潜鄣模隙ㄒ桓龈崭胀寄鼻渴⒌闹泄荒苡胍丫渴⒌娜毡疚小K淙凰参薹媪先毡揪б葬峋谷桓矣胗⒚牢卸破鹛窖笳秸跃蚱浞啬梗挥炙膊换嵩ぶ拦芯说脑拥⒚鳎仁谷毡揪督怠5哉骄值目捶ǎ葬崾率蹈嫠呶颐牵钺岜暇故谴砦罅恕W钺岬男沂ぃ馐翘煊又泄〉诙⑼羰系睦胗宥拢⒍推剑故羌绦敢幻娴挚梗幻娼簧妗沟恼撸M厍煲跃档挚梗伤闯雒娼簧妫饧涫⒋乃浇羲桑饺酥洌率瞪纤湮弈酰磺斜硌荩凑嫦裱庖惶跬揪抖敖V芊鸷J背:艿靡獾乃担褐泄犊拐街薪涝读㈧恫话苤兀拐饺缙涫О埽型粝壬暮推秸冢缓推饺缙涫О埽薪壬目拐秸凇F┲拇笮。厍煅捍螅暇┭盒。还芸隼吹奈笪。苡幸环矫媸茄褐械模褐械囊脖厝皇侵泄5谌⑼舻闹髡藕推剑造豆膊车哪甭缘故强吹米技恕K怯牍驳炒蚬冉坏赖娜耍惨虼怂芏床旃膊车木有挠胧侄危拐降牟宦畚の埽婀膊吃旎嵋彩潜厝坏摹6侦恫恍叶灾校拐秸媸歉驳吃斐闪嘶帷=裉焱炊ㄋ纪矗膊荒懿蝗贤羰隙怨驳橙酚衅浼狻K酝粽议偷娜笳傥负推健⒎垂病⒔ü!顾衔呛推郊床荒芊垂玻欠垂布次抟越üM羰弦恍徐抖四晗募镜执锷虾R葬幔鸥鲈碌氖奔洌谎釉傺樱涣⒓唇⒄ǎ淙辉蚝芏啵僖杂写⑺Σ恍傅淖畲蟮娜挝瘢故瞧诖婧推降氖迪帧

 

二八、青岛会谈後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 


  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参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於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著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後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後,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於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後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後放弃北平南京等处, 

    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 

    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於流离颠沛之馀,得所喘 

    息。苦心孤谙,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 

    认为勾ァN┐两袢眨推皆硕盐滩蝗莼褐肌W罱泄竦车诹 

    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 

    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 

    成此重大使命计,对於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 

    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 

    ,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於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 

    於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於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 

    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 

    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於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 

    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於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 

    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c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参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於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於此又得一明证

 

二九、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七七事变以後,华中、华北,先後沦陷,「临时」「维新」两政权相继出现。自汪政权建立,「维新」取消,「临时」则沿战前华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先後任首长。虽与汪政权分庭抗礼,直接受命於华北之日军,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讲为汪政权治下之地方政权。本书既以追述汪政权之经过,关於华北部份,论理不应独付缺如。而我虽於三十年曾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与王揖唐一度晤谈,但对华北政权起迄的经过,道途遥远,几乎一无所知。在开始写作本书中,且曾不断访问留居此间当日曾参加华北政权的朋好,而劫後馀生,胥已不能有系统地为我述其梗概。关於华北部份的材料,o有俟笔债稍暇,俟他日再为访述。 


  当华北华中沦陷之初,日军阀亟亟於扶拔地方政权。华北属意於吴佩孚,而华中则寄望於唐绍仪。风声稍露,唐即为渝方特工,用利斧毙之於寓所。吴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园,土肥原等日军渠魁,朝夕出入於其门,一度曾盛传有立即登场之说。吴且曾由日军陪同公开招待记者,表示亲善,更使人相信其渐趋於成熟阶段。而吴之终未入彀,传者谓其倔强成性,与日军所商之条件不洽,至成僵局,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悬揣。但吴於是时,与日方交往甚密,不问其为作虚与委蛇之误,或竟有久蛰思动之意,而吴之并未向日方断然拒绝,则为无可置疑之事实。 


  汪精卫於二十七年冬,离渝赴越,即电致吴氏,声述和平主张,即得覆电,表示赞同。旋汪去沪,一面继续求全面和平之实现,一面著手为建立政权之筹备。乃专派赵叔雍专程赴平,携其亲笔函交换意见。我在撰写本书时,与叔雍几朝夕相见,不时闲谈当年旧事,而从未及此一段经过。迨本港「联合评论」刊载耘农先生「汲古书屋谈荟」中发表汪吴於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权建立前往来函牍三通。始再询之叔雍,谓确有其事。叔雍告我,当年衔命赴平,谒吴於什景花园,室内仍有八大处之存在,威仪无减,室中且悬有吕纯阳降坛诗屏轴。吴出与叔雍寒喧并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後,概括吴之意见,和平固与汪氏不谋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党,而由其主军,殊不甘局促於一隅云云。叔雍面呈书函後,即南返覆命。在吴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对和战之局,谓史无久战之理,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对汪氏个人,自谓彼此有针芥之合,鹤鸣九皋,我道不孤之语,盖未可全以客套视之也。三函诚为历史上珍贵之文献,特为转而补录於後,以实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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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幅,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鉴察。旋奉覆电,意味深长。循读之馀,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别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於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於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於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实无他道也。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目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於中也。铭自去腊之末,发表W电,栖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後出昼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後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铭一得之愚,亦当作e荛之献。但求有益於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区区之怀,特托赵叔雍先生趋前面承,尚祈鉴察,是所厚幸!专此,敬请

勋安! 


                                 汪兆铭谨启 


再者抵此间後,始闻公於二月间曾有赐电,道途阻隔,至今末获拜诵,至深歉仄,谨此陈谢,并乞鉴原为荷!兆铭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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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孚覆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执事: 


  叔雍先生至,拜展手书,读书怆惑不置。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两国当枋皆一时贤隽,智虑周远,讵谓见不及此?徒因乘隙抵衅,积渐已久。吾国自甲午媸Γ余┭毒乓话耸卤洌桃牢ィㄒ圆蛔躺露宋奚献匀撸笱芤蜓绨b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平情而论,国民党不过适逢其会,傥亦国运有以致之,不必尽在人也。公怵惕危亡於喧Y抗战之中,迳议寝兵,翰音登天,宙合皆晓,复眷眷於风雨同舟之谊,口哓音,冀反众迷,终且险患亲尝,高振六翮,嘤求海内仁人志士,共计匡维。为国忠贞,至堪敬佩!并承谦衷见访,履綦远劳,翘企风猷,弥增感奋。窃谓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於穷兵黯武之非,即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时,鉴於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弟分属军人,昔亦误以武力为万能,经体察国情,默观世界大势,乃於太公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权衡其际,益憬然经国之略,初不尽恃藉於疆场之决胜也。故自芦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和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唯一之主张。区区此志,窃幸与公尚有针芥之合,九皋鹤鸣,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观听,愿共本斯义,力图迈进。友邦诚能具充分理解,悉予赞同,中日真正之亲善,固可依次以攀,而被所揭橥於世界之圣战意义,并可即为事实之证明。近德意於西班牙撤兵,复归其政权於弗朗哥,欧洲疑云,因之顿消,此诚友邦之极则,尤望公切为正告也。弟委质国家,誓与国家同其命运,苟能山河无恙,自计已足,幸叨不弃,更当进附贤者,竭毕衷忱。如能效益频施,资为针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己也。修奉答,未罄万一,统希惠荩渲厍颍【此 


勋祺! 


                                 吴佩孚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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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陈)中孚兄来,获诵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并稔福履绥和为颂!窃念铭之与公,为国为民,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数月以来,虽履通函札,而胸怀容有未敢尽吐者。顾国难日深,事势日急,茹而不言,将来必有失人之悔。素仰公忠鲠正直,能受尽言,故终以一吐为快。十五六年间,公尝与国民革命军为旗鼓之周旋,胜负兵家之常,而公对国民政府始终抗节,天下共见。今者一旦以参加国民政府之说造於公前,诚有冒昧之嫌,此铭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继而念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於今已十馀年矣!芦沟桥事变以来,军事挫败,和平运动,随之以起,不惟国民党人力持恢复国民政府,以收拾时局;即国民党以外之人,平日不满於国民党,不满於国民政府,不满於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拥护之热,不下於国民党人,其故何哉?盖对内为一事,对外又为一事。甲午战败,乙未议和,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庚子战败,辛丑议和,亦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上次欧战,德国战败议和,亦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为共和,待德人民之自决,而国旗之换,则远在国社党得政之後。盖对外战败之结果,至於易政府、换国旗,则内政干涉,国将不国,不可不惧也。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需恢复,以当收拾时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明文规定「不负实际责任」,故军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关宜改组,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纠纷,而利进行。至於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以及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於国民大会中议定之。如此则对内对外不相混淆,国权民意两得顾全矣!由是官之,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转坤之功业,亦必成於公手。铭之与公,并未谋面接杯酒之欢,而於公之人格,夙所倾仰,故敢以率直之辞,贡其诚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专此,敬请 


勋安,尚祈霁照不宣! 


                            汪兆铭谨启 


再启者:昨晤陶星馀先生,畅谈一切,因托带此函,藉尘清听,尚祈亮为荷! 

兆铭又启。

 

三○、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著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於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於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於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於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於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N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著说:「有什N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於尽。」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著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著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硬咽,凄然地点了点头,於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後,这一幕悲剧,也终於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著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於天真,日军於屡胜之馀,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N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後,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於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o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L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於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後於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於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三一、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从国军自京沪撤退,日方亟亟於傀儡政权之制造,形式上虽不同於「一二八」时期以汉奸胡立夫为首的所谓「闸北地方维持会」,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N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辈,在南方想怂恿唐绍仪,在北方胁诱吴佩孚,但对吴佩孚既功败垂成,唐绍仪又被刺损命,於是北力以王克敏为首成立了「临时政府」,南方以梁鸿志为首成立了「维新政府」,双方虽互不统属,但旗帜则是相同的,除了上海两租界以外,所有华北华中的沦陷地区,已被迫悬挂了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都认为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钜祸。 


  汪精卫之一生,尽管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但他对於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环境下,不易其志。他以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国旗,在他所领导下的政权,也一定必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当他於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内抵沪,不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後第一次在沦陷地区升起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本港创垦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附加的注解中,指为周佛海、梅思平曾经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来,改为另一新的旗帜,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汪周等对於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悬挂青天白日旗,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後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依L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後,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据他由日返国後告诉我此事谈商的经过:周佛海虽是留日帝大经济系毕业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与日本正式谈判,向来用国语,再由舌人译为日语,那一次赴日,他的译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且娶一日女为妻,与佛海素无渊源。佛海抵沪後,始由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所介绍录用,後来知道他是军统派往汪方的潜伏份子,於国三十二年间病死。以後周即改以黄远房译),那次他与日本陆相会晤(我已不能真切记忆那时是东条英机还是荒木贞夫),主要谈的就是国旗问题,当两人争执得最激昂的时侯,佛海等不及舌人的译,迳以日语相辩驳,两人搞得面红耳赤,佛海曾至表示如国旗问题不获解决,则汪方即全部解散,将不问後果如何。更说明意大利方面态度,如国旗变更,意国将不予承认。经过几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条黄色的横布,佛海更以为国旗的形式,不容有丝毫改变,而日本军部则以为为了避免作战时的误认目标起见,必须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分别,最後提出了暂时於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汪政权的政纲「和平、反共、建国」,也不与国旗缝在一起,等情势稍有改变,便於随时取消,再回复原来的形态。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权政府前所悬挂的旗帜,三角飘带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两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地位则置於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飘带,并不是固定的形式,这问题u算获得一解决。但至最後汪政权建立之日,这非驴非马的旗帜在街头出现,中国人固觉得痛心疾首,而日本军人则认为作战三年,死伤nn,而打来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飘扬招展。当汪政权建立之日,京沪两地,日本军人险至发生暴动,如不是日驻军尽力弹压,可能酿成大祸。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N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Y,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N可说!」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Y。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於无可避免了!

 

三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从汪氏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经过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一面积极筹备建立政权,一面向日本作种种交涉,同时又期待於全面和平之实现,迟之又迟,终於在不利情势之下,在南京草草登场。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的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万愚节的前两天,这意味著是一个历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续呢?还是受人愚弄的先声?是巧合?还是故意?总之,这一天,却决不像是一个黄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一行,於三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为政权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风雨,景色凄苦。汪氏步入灵堂,举头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两行热泪,簌簌直流。等到领导恭读遗嘱时,全场变成一片呜咽之声,这前奏曲,竟是凄凉的哀乐,是不祥的预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想对国家有所贡献,从此也终将莫挽其精卫填海之恨了! 


  谒灵的第二天,真正的「还都」前奏曲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路的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出席的人员,汪方与「维新政府」大致与青岛会议持相同,又加上了所谓「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北方的临时政府出席的有王揖唐、齐燮元、殷同等人。会议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毕事,这本来是一个形式,一切早於事前商定。因此议程中的政纲、政府组织、「还都」日期等,都顺利通过,而此会最主要的一项,则是各院部会的人选问题。兹就记忆所及,列表如下: 


      汪政权登场人物表 

    主席                 林 森 

    代理主席               汪兆铭 

    文官长                徐苏中 

    参军长                唐 ? 

    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兼) 

    副院长                褚民谊(後由周佛海继) 

     秘书长               陈春圃 

     参事厅厅长             陈君慧 

     法制局局长             陈允文 

     印铸局局长             李释戡 

    立法院院长              陈公博 

    考试院院长              王揖唐 

    副院长                江亢虎 

    监察院院长              梁鸿志 

    副院长                顾忠琛 

    审计部部长              夏奇峰 

    司法院院长              温宗尧 

    副院长                朱履 

    行政院内政部部长           陈 群 

     次长                李文滨 

     次长                张秉辉 

    外交部部长              褚民谊(兼) 

     次长                徐 良 

     次长                周隆庠 

    财政部部长              周佛海(兼) 

     次长                陈之硕 

     次长                严家炽 

    军政部部长              鲍文樾 

     次长                陈维远 

     次长                www 

    海军部部长              汪兆铭(兼)

 

     次长                凌 宵 

     次长                姜西园 

    教育部部长              赵正平 

     次长                樊仲云 

     次长                戴英夫 

    工商部部长              梅思平 

     次长                蔡 培 

     次长                汤澄波 

    宣传部部长              林柏生 

     次长                汤良礼 

     次长                孔宪铿 

    铁道部部长              傅式说 

     次长                赵叔雍 

     次长                周化人 

    交通部部长              诸青来 

     次长                李祖虞 

     次长                朱 朴 

    司法行政部部长            李圣五 

     次长                汪翰章 

     次长                薛典曾 

    社会部部长              丁默村 

     次长                顾继武 

     次长                彭 年 

    农矿部部长              赵毓崧 

     次长                汪曼云 

     次长                何庭流 

    警政部部长              周佛海(兼) 

     次长                李士群 

     次长                邓祖禹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杨寿眉 

    服务委员会委员长           岑德广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陈济成 

    边疆委员会委员长           罗君强 

    卫生署署长              陆润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汪兆铭(兼) 

    副委员长               陈公博(兼) 

    副委员长               周佛海(兼)  

     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杨揆一 

     委员兼第一厅厅长          臧 卓(原任陈钦若病故) 

     委员兼第二厅厅长          邹敬芳 

     委员兼第三厅厅长          何柄贤 

     军事参议院院长           任援道(兼) 

     参谋总长              杨揆一(兼) 

     军训部部长             萧叔宜 

     次长                臧 卓(兼) 

     次长                邹大群 

     政治部部长             陈公博(兼) 

     航空署长              陈昌祖 

     开封绥靖主任            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            叶 蓬 

     上海警备司令            陈公博(兼) 


  以上所列的组织系统以及部次长人选,事隔二十年,记忆不真,颇有模糊彷佛之处,虽然我在初步列表以後,问过许多当年旧侣,其中获得了不少补充与更正,但我仍然相信还会有错误与遗漏的。尤其次长之为政务抑为常务,更属无从确记。 


  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事前的支配,煞费畴跷,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实繁有徒。汪氏倒不失为一个有风度的领袖,一切的安排,一以委之周佛海,等佛海把整个名单请他核定时,几乎全无更动。佛海曾以汪政权之由其一手组成,引为自豪自喜,而对汪氏也愈增其感恩知己之心。但在拟议的当时,使佛海常陷於几面不讨好的狼狈之境,他想使汪政权的名单,搜罗一些像样子、有肝胆而真能做事的人;但力争的与自荐的又决不是他所理想中的人物。汪氏离渝以後,他追踪而往,是孑然一身。以後跟著而来,与他私人关系较深的,也o有一个旧部罗君强,一个内弟杨惺华。罗君强桀骜不驯,常为周贾怨。他一开始即与陶希圣磨擦,即其一例。而杨惺华又年事太轻(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不堪重用,o能为他做一些私人事务工作。梅思平虽然与他私谊甚好,但在沪九个月中,处处已显出有独树一帜的企图。陶希圣本与佛海私谊甚笃,中途叛离。那时使他很怀念到留渝的一班旧友,他常向我说:假如陈布雷、许孝炎、陈方等可以互寄心腹的朋友能来共同合作,则「和平运动」可能多一些成就,而汪政权或能真会有些表现,即在他私人方面,更可以得到许多助力。他於以後六年中,对此曾不断努力,而他的殷望之终於成为泡影,那o是胜利来得太快了!

 

三三、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对於上述的登场人物名单,这Y不能不有所补充说明。首先,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为什N汪政权也片面的迳以林氏为主席。中间有看两个原因:表面上汪政权的建立,号称还都,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名称、政制、主义、国旗、首都,均要一仍其旧,为对外装点门面计,连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动。而内在的苦衷,则汪政权建立以後,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够实现,重庆与南京合并,则元首问题虚席以待,不至成为未来的障碍。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并无欲为领袖的欲望。故主席问题确定以後,且曾由汪氏出面,去电重庆,向林氏促驾,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其次的问题,就是「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权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们排除,也想减至最少数,但「维新政府」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於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於各立门户。在行政院各部长中,o陈群一人任内政部长,陈老八(陈字人鹤,行八)外表似乎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为「内长」,正所以示羁N也。任援道则以握有华中军队的实力,得为军事参议院长,以後又调任为海军部长,资历而外,善於应付,雅擅辞令,尤为其特长。其他次长中,除内政部由陈群推荐,自然为「维新」旧人外,其馀邓祖禹以与周佛海李士群的人事关系而得任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宣传局长,以日人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但如此安排,已属煞费苦心。另一维新旧人而在「行政院下」为首长者,则为杨寿眉(即杨翰西)。 


  五「院」之中,记得「立法院」最初不设「副院长」,(其後缪斌南下归汪?曾任此职。)王揖唐为「临时政府」要角,给他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表示华北政权,同样隶属於汪政权之下,但王揖唐始终并未到任,「副院长」江亢虎後由代理而至真除。 


  另一点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长中,除汪方人员外(包括汪系与所谓CC在内),赵正平傅式说两人为无党无派人士。而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玩两面手法,初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两人为代表,且谓均得各该党之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参加。青年党首领曾琦,且曾亲往南京,为汪氏私邸之上客。两党中伍宪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宁观看风色。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且各发宣言,表示拥护。佛海初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之陆鼎揆,会陆病卒(曾一度拟请罗家衡出任,罗又不就),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之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後,得赵之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汪政权之建立,除国民党外,於是乃包括:「临时」、「维新」、「国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无派之人士,可谓形形式式,鱼龙混杂。 


  参加汪氏「和平运动」诸人,皆认汪政权中,以财政、实业两部为肥缺。汪等抵沪以後,即面允以「财政部长」属之周佛海,以佛海当时之权势,自无人敢与之争衡,因此亦无人敢加以觊觎。「实业部长」则为第二优缺,虽早已内定为梅思平,但陶希圣曾以薄「教育部长」而不为,明言欲为「实业部长」,汪又不许,乃成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则为潘ww,亦以任「实业部长」为参加汪政权之条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为最先参加之一人,周又力为之支援,乃终得不为他人所抢走。但在政权建立的前夕,终以人事支配关系,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农矿」两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铁道」两部,以餍足一般人的飞升之愿。 


  又一趣闻是「海军部长」一席,汪氏本已决定为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以褚过去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周向汪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但那时外交对象,也仅日本一国,事实上一切对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负其实际责任,褚不过素餐划诺而已。 

从「七十六号」开始,以迄汪政权的颠覆,丁默村与李士群两人之间,久成水火,尤其在「还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讦,对於警政部长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调处其间,难作左右袒,佛海本已内定以丁默村为「警政部长」,而以士群为政务次长,士群坚拒。最後特设社会部予默村,佛海则自兼「警政」,而由士群以「政次」揽其实权,其事始寝。佛海在「还都」前认为内部有两件事使他伤透脑筋,其日记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後有李丁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曾致其无限愤慨之意,也可以说明当时丁李倾轧情形之激烈。 


  当时纵龙诸人,在新政权中,都唯恐官阶不大,但有一个冷衙门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边疆委员会」。汪政权中人,就有过一句笑话,说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益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虽然话是说得过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专横情形。所以当「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人选时,先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属意於汪曼云,而汪又宁愿为其他一部的次长,而不当「特任」的「委员长」。正当悬缺未定之际,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於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众训练部长与江苏教育厅长之前,久任总司令部政冶训练处处长,而罗君强是他那时的主任秘书。那天的干部会议中,佛海提出以君强任「军委会政冶部次长」,俾驾轻就熟,为公博之助。公博当场笑著说:「君强那N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高宗武与陶希圣虽中途离汪而去,但汪氏夫妇对高陶仍不尽有眷念与曲谅之意,尤其认为陶之所以出走,实由於君强一函所激成,汪夫人馀怒未息,那天即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君强以後的出处。人弃我取,君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即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後他的得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宦海浮沉,冥冥中岂真有前定欤? 


  汪政权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选虽然确定了,原「维新」旧人,几乎都处於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对於占领区的地方官吏,则坚持必须逐步更动。所以当汪政权创立之时,除「广东省长」派出陈耀祖(陈後遇刺殒命,由陈春圃、褚民谊先後继任)以外,其他如「江苏省长」陈则民(以後继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群、陈群、任援道诸人),浙江省长汪瑞G(以後继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说、项致庄、丁默村诸人),「安徽省长」倪道R(以後继任的有罗君强、林柏生诸人),「湖北省长」杨揆一(以後由叶蓬继任),「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後由蔡培、周学昌等继任),「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後由陈公博、周佛海继任),「汉口市长」石星川,「广州市长」彭东原,全部都为「维新」旧人,甚至日人所宠信的「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邵式军,周佛海初虽欲全力去之,而终未成为事实,日本人仍然想统治中国,无处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虽已时移势易,而对二十年前不可与为友的旧事,还是值得让每个中国人重温一下。汪政权在此数年中,因不断与日人力争不屈,情势也逐渐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邓祖禹任「省长」(後由黄自强继任),以华北一部份土地划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任「省长」(复由郝鹏举继任)。苏北也设立了行营,统一指挥,由臧卓出任行营主任,以後改为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诚继任,这都是後话。

 

三四、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於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像故国山河一样的支离破碎,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著「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所有汪政权的登场人物,衣冠趋跄,分乘著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著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变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 


  礼堂Y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著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著一套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那是民十六他脱离了武汉政府来到上海,地点在善钟路七十七号,他的讲题是「分共以後」。事前我为他想,他参加了左倾的武汉政府,又曾与陈独秀发表过联合宣言,这篇演说,他将怎样自圆其说?而他的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为什N要容共呢?'那是遵奉总理的遗教;那末,我们为什N又要分共呢?这是尊重总理的精神!」寥寥几句话,先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了。他总是对的,并且说得无懈可击,我佩服他的辩才与机智。三十馀年来,这几句话,永远留在我心Y。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後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後,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为这一个节日作点缀的倒有两件事。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最感奇怪的,我并不在汪政权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自从林柏生拒绝了我任宣传部次长以後,我倒有失马塞翁的欣喜,佛海屡屡示意我表示我的愿望,而我一直声明愿意不拘名义,以友谊关系从旁帮忙。虽然他终於安插我为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梅思平),那是一个无足轻重而仅有名义的职位。汪政权六年之间,我真是从未去出席过一次。何以重庆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内?而且前後四次通缉令中,我居然已经是第一次获得了这个「不虞之誉」。反正是缉而不通,我也再度有了受惊若宠之感。 


  那天,南京城Y,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的听从支配,高呼拥护,这一类戏在我过去半生中是习见了的。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nn,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於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於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於是日本军人有了藉口,城Y到处乱烘烘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最热闹的点缀。 


  汪政权之建立,重庆是认为通敌叛国,而日本又以为非但是一个不受指挥的组织,反而是处处予以掣肘的一个累赘。虽然那时沦陷区的民众,寄以若干希望,减少一些被蹂躏的实惠,但是这政权的命运,在两面不讨好中,其未来的结果,是注定为先天性的。

 

三五、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汪政权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之三原则为依据,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声明不要求赔偿,以及停战之後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与日方真正到了折冲的时候,方u发觉满不是这N回事,日本希望拔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实,但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但汪政权既经成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先与日本弄好关系。 


  汪氏等一行於二十八年夏秋间先後抵沪以後,即不断与日方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汪日双方以周佛海与影佐祯昭为交涉的对手。正式开始谈判,则已二十八年的岁杪,地点是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也即是我与罗君强的共同住处。出席谈判的人员等,我已在前文叙过。起初还是谈的原则问题,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调整中日间基本关系」草案,内容的苛恶,是可想而知的。当与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後,汪氏正拟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案时,於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发觉了高陶已人去楼空,挟了日方提案高飞远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报公开发表,条件内容与善邻友好相去甚远,於是举世大哗。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连否认的馀地也没有。周佛海日记中,认为受尽气的是丁(默村)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也可见当时严重之一斑。 


  文件的发表,是揭开了日本并无悔祸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这一个机会,并且触到了日本的痛处,对影佐说:如其要让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诸虚构,日本与我方合作确具诚意,o有双方以未来的事实来证明。那末,条件方面,日本应该大大的让步。影佐听了虽很以为然,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方面,对汪方即并不肯丝毫放松。 


  日本方面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据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所记,可以反映出日军当时的真正动态。 


  事实有回溯之必要:对日抗战始於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即芦沟桥事变是。至八月十三日松沪开战,於是一发不可收拾。其间仅四个月的时间,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复由汉口迁往重庆。前後一年四个月,日军势如破竹,已将中国的华北华中心脏地区全部占领。日军固然感到伤亡惨重,後果堪虞,但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一时冲昏了日本军人们的头脑。那时华北由杉山继寺内任司令官,华中由?俊六接松井之任,华南更由古庄攻略广州。至民国二十七年底,日军北进至山西,中抵汉口,南下广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锁,这是汪氏基於战事上失利的悲观而脱离重庆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满,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和平失败,中国政府坚持不屈,近卫内阁且公然於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核」的声明。而这一年中,也使近卫对战争发觉了有无限危机,为挽回过去的错误,於是发表了「三原则」,目的原是希望诱使重庆谈和,而意外地发展为汪氏脱出了重庆。从汪之离渝,以迄其政权之建立,日本内阁已四易其人,由近卫而枢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陆军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军的米内,可知日本的如何陷於手忙脚乱的境地。汪之脱离重庆,由沪赴日,经板垣陆相介见当时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会感到不知为何而来的惊异,更可见军部控制了内阁,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实现,已在汪政权建立之後。近卫基於在他第一次任内所爆发之中日战争,有及早予以结束的责任感。但是军部的「中国派」,还是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中国占领政策」,创设兴亚院,作统治中国的幻想,希望汪政权成为伪满之续。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成为最高的统治机构,并且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在上海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 


  汪政权成立之後,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派大使至南京,进行「中日间基本关系」之交涉,汪政权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更进而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则坚持完全相反的占领政策,要求承认日军广泛的权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争执中,而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那时我看到过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绝望、痛苦与愤怒的情形。而所谓「中日基本协定」也终於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署,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互派「大使」,声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并以影佐祯昭少将为最高军事顾问:以日本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 


  到今天,我承认汪氏有意气,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因为我目击了汪氏於签订「协定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著,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著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Y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著,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著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乾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三六、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经济是政治的命脉,汪政权自然也不会例外。汪氏等一行脱离重庆到达河内之时,当时既未有作建立政权的打算,手头当然不会有充裕的经济。更以汪氏的地位,收受日本的r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河内一段时期,汪氏发表艳电以後,如无行刺误中曾仲鸣事件发生,本已决计启程赴法。当中枢派谷正鼎赴越疏通之际,汪不但要求发给出国护照,而且希望补助旅费,汪氏斤斤於此笺笺之旅费,正所以说明其经济情形支绌之一斑。 


  在河内还只须顾及私人生活。而自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行先後来港以後,展开政治活动,经费来源,系由若干银行家或出於同情,或基於友谊,暗中资助。去沪以後,则仰给於关馀。所谓关馀,自清道光二十二年,以我关税收入,作为赔偿英国军费之担保後,嗣即陆续为外债暨赔款之保证。所有国家关税收入,由税务司存入汇丰银行,尽先偿还各国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如有多馀,始拨归政府收用。自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经日军之要求,关馀改存於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以後的关馀政府即无法动用。汪等抵沪以後,所需经费,即以此为挹注。但是数额有限,且日军也时常出以延阻。 


  当汪政权建立之日,苏浙皖三省当兵燹残破之馀,又兼日军的澈底搜括,已有民穷财尽之概。那时市面上所流通的是三种货币:(一)法币,事实上至二十八年,已贬值很多。(二)军用票,日军在沦陷区发行,虽与日元等价使用,但不能倒汇至日本国内,而且无限制发行,後来票上竟至不列号数。总数发出究有多少,除日本军部外,无人能统计其总额。(三)华兴券,维新政权建立後,创办了华兴银行,以维新首长梁鸿志为总裁,表面上称为商业银行,事实上等於「维新政权」的「国家银行」,日军且赋予发行钞票之权。 


  至於财政收入,汪政权成立以後,虽「维新」「临时」两「政府」已偃旗息鼓,「维新」重要人员为汪政权所吸收,「临时」则依战前何梅协定後华北特殊化的成例,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以徐州为界,划疆而治,徒有隶属之名,不受汪政权之直接管辖。湖北方面,日本军人亦有割据之局,形成一片支离破碎。最初周佛海所编列的财政预算,收入部份为华北关税二百万元(仍以法币为标准),江海关与华南关税合计为六百五十万元,统税五百五十万元,盐税二百万元,华北盐税五十万元,武汉各项税收可解缴一百五十万元,合共一千八百万元。 


  而支出预算,以「维新政府」之支出为基础,则o八百万元,汪政权建立後,机构增多,追加一百五十万元,另事业费五百万元,军事费五百万元,国民党党费六十万元,预备费五十万元,合计为二千五百十万元。收支两抵,不敷约七百馀万元。作为一个政府,这数目委实已小得可怜。 


  事实上,关税既因国军後撤,情形混乱,船舶之入口大为减少,收入亦因之随而剧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关税已等於零。盐务初为日本军人所把持,後日本成立兴亚院以後,设立「华中振兴会社」,下辖经济侵略的各种国营公司,盐务方面亦为华中盐公司所把持。我国盐产,以长芦为最多,而又在华北地区,解交之税款,年仅五十万元,K馀而已。华中方面,海州场归日人以华中盐公司直接经营,松江与淮南两场产盐不多,实际仅有一馀姚场。统税则始终操於日本所委任所控制之邵式军之手。汪政权成立,财政部下三大署:「盐务署」长阮毓祺(胜利後病恐苏北)。「关务署」长张素民(现在港),均为周佛海所自行物色,惟邵式军则为日人直接关系,虽出任汪政权之「税务署」长,暗中仍受日人之指挥。终汪政权之局,周佛海处心积虑,以去之为快,终未能如愿。故其所收入之税款,半饱私囊,半供日本军用,交「财部」的不过是形式上的敷衍。又一大宗收入之鸦片税,日人又以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盛文颐(字幼Q,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创宏济善堂经营其事,而以日浪人李剑甫负实际之全部责任。汪政权对之几於不能问讯。直至太平洋战後,始收回自办,另立「禁烟总监部」,而由陈公博兼任总监。汪政权财政情形之复杂,就上面所述,已可知周佛海之如何难於措手足於其间了。 


  所以,汪政权一旦建立,在未曾开始收税以前,支出即一无著落。那时代表日方联络经济的是犬养健(即战前日本二二六事件中被少壮派军人所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後吉田茂内阁中曾出任司法大臣),由於他的接洽,向正金银行借款四千万元,始得勉渡难关。汪政权之成立为三月三十日,而於开张前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权财部之印信,首先即用於与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经理岸波签署之借款条约上。佛海谓为实非佳兆,事非出於迷信,盖诚有感而发也。

 

三七、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汪政权前後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於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於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後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於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後系上海提篮桥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於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後,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後年的交涉,日方终於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後,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N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後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於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o是一两日的情形。 


  在「中央储备银行」前後五年中,曾经发行过大量的钞票。华北另有「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联准券」),行使於苏浙皖赣粤区域,从中储券之发行,日军用票与华兴券也同时由「财部」与「中储」收兑,相信仍留存於民间者已为数很微。但是,「中储」既始终没有宣布过有没有准备,或者有多少准备,民间大部份也以为「中储券」与军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储券」是并没有准备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传出了日本投降,战事结束的消息。旬日之後,总司令何应钦所派遣的冷欣等定一批受降先遣人员,飞抵南京,也带来了若干关金与法币。南京商会由於胜利所给予的欣奋,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价,在市面流通。因为数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响,接收人员随身带来的关金法币,也远远不敷应用。八月十四日,军委会已正式电委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那时「中储」虽已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负责维持市面,以及在青黄不接之际,仍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以一切需要,周佛海与钱大也每日仍到「中储」办公。接收人员,o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机赴渝,钱大将「中储」库存等移交後赴上海南市军统局看守所束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结束。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也已受命来沪,主持金融。并由他正式宣布中储券与法币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规定,定为二百作一。无人知道这比额是怎样一个计算方法,当然也无人敢予问讯。谁对「中储券」出来说话,谁部被视为有「汉奸」、或袒护「汉奸」之嫌。 


  以後,在上海提篮桥的监房中,钱大於初审被判处了死刑。我去慰问他。他神色显得有些沮丧,但态度还很镇定。他告诉我,在汪政权中他没有做过别的事,判处极刑的罪状,就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个人生死倒没有什N,但政府似乎夹涉了一些意气,遗憾的是健庵(陈行字)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作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点。说著,他在身边掏出了「中储」移交的账目,他一行一行指给我看,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是多少(包括胜利後接收人员取用的数额在内),库存黄金若干吨,白银若干吨,英美瑞士的外汇与美元英镑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币是多少。他说:把房屋、股票以及其他货物等财产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布两百作一的当日重庆黄金白银及外汇的牌价,我详细地精确地计算过,中储券的发行准备与其发行额,应该是二十八对一。两百件一未免过份了,损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无辜的。当时,我曾经将数字完全抄录下来,而这次南来,我什N都没有携带,在现在写回忆录时,深恨不能列出这宝贵的资料。但许多曾经参加过「中储」接收工作的人,都还健在人间,他们应该相信我举出钱大口中的这个比值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数字,也深深的记在我心Y。十馀年後,一切早已事过境迁,我还在写这笔旧账,其实也已是多馀的了。

 

三八、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汪政权的处境,正如重光葵於其出狱後所著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所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时候,照甲午中日战争及甲辰日俄战争之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组成机构的中心。从此一般政治,都要依从统帅部的意旨,而军部也完全被侵华军阀势力所支配。汪政权的财经处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牵制。 


  军部当时,已准备好占领中国政策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境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兴亚院,由兴亚院来支配中国问题。这方案在内阁会议中,曾发生激烈争辩,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而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兴亚院也终於成立。 


  兴亚院一共分为两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处理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联络部。厦门青岛的联绍部归属海军,北平、汉口及广州的联络部归属陆军,上海则属於陆海各半的势力。为了作澈底的经济侵略,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上海有「中支振兴会社」,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谓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对於主要物资的生产与运销,加以全部的掌握。 


  关於日本军部预算的配额,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内阁本已大量放宽,而自成立大本营之後,又变为战时体制,对军部预算,成为无限制供应。陆海两军互相竞争要索,大藏省既不敢拒绝,而又无力支付,只有以滥发纸币来弥补,遂使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动摇,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唯一挹注之力,只有在中国占领区Y压榨。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负起这任务外,军部也索性直接徵购,例如江苏境内的苏松一带产米区,就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由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民食,只限於贫瘠的长江以北一隅。 


  汪政权对於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无此力量,而依从又绝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权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权也只有利用这一点予日方以掣肘。譬如说:在「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个国策公司,照例董事长由华人担任,尽管他并没有实权,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他的划诺,所有「国策公司」的董事长,几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亲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采取消极的牵制行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也无日不在与日方钩心斗角。 


  日本的国力,在战争中既有著惊人的消耗,到战争末期,早已呈现罗掘俱穷之象,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纺织驰名的日本,由於太平洋战争,美国那时已取得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几乎完全遮断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资运输的航路,甚至纱布也感到了匮乏。兴亚院提出了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而且坚持这一个要求。 


  本来,如纱布,如食米,如面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种的统制会,隶属於「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下,主任委员原为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那时已经辞职,由复业後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继任。唐氏於太平洋战争前是交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钱永铭),於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後被俘,押解去沪,以出任汪政权职务为恢复自由的条件。唐又为周佛海之密友。当日本要求收购纱布,周唐计议对策,觉得断然反对,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为缓兵之计。於是由周唐分别交涉,提出了两点:一、日本与汪政权不但为与国,而且为盟国(太平洋战争发生後,汪政权曾通电宣布参战,其作用与经过,容後再详),应该处於公平原则之下。日本在中国境内设有大规模的纱厂,如内外棉等(即胜利後接收合并而成的中纺),手Y有多於华人几倍的纱布,为了表示中日之间的公平,也让中国人看到日商的拥护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购应该由日商入手,次及华商。如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则华商的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二、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等宣战,则黄金已等於废物,收购纱布,如以「中储券」支付,将更使通货膨胀,而使汪政权的财经趋於崩溃,因此,向华商收购纱布,必须以黄金为支付,而日本也必需於收购前将黄金由日本运来。这两点对策是相当毒辣的,不敢说日本不明了汪政权的真意,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局的处境之艰难也与经济处境相同。他感觉到无力长期支持全面战争,尤其与英美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中作殊死斗时,迫切需要拔出在华深陷泥掉中的双足。但是重庆坚决拒绝了百计探诱的全面和平,如再与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权为此而闹翻,不但将成为国际上的大笑话,日政府也将无以对国内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针对著日本这一个弱点,因此敢於毅然决然地提出,毅然决然地坚持。经过数月剑拔弩张的交涉,日本也终於勉强就范,一切照著佛海的意见办理。 


  说到这Y,使我现在想来,还觉得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而我又要说:可惜结局是一幕悲剧!

 

三九、纱布收购後的三项去路 

  在纱布实行收购之前,由汪政权冠冕堂皇地发布了明令;在纱布实行收购之时,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办理完毕,所有华商所存储的u全部开始登记,登记终了以後,算出应该折合的黄金数量。又通知日本整批运送来华。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飞机一批一批地运抵上海,送交「中央储备银行」存储。被收购的纱布车送至指定仓库的时候,商统会就发给厂商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的直接向「中储」具领(上海一带,黄金以十两为一条,不似香港的以五两为一条,但上海的十两,o合香港八两三钱三分),其不成条之零数,则委托全沪银楼办理。 


  日本与汪政权在这一次经济斗争中,日本最後竟然是全军覆没。纱布收购集中仓库以後,汪方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理由是既然纱布全部收购去了,今後人民穿的将是什N,处於「政府」的立场,应该给人民以最後购买的机会。理由很正当,日本想不出别的说辞反对,於是商统会公告,每人依收购价配给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缝制一件长袍的尺度),於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的纱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归入於中国人民之手。这聪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权获得沦陷区人民谅解原因之一。 


  另一个有关纱布的插曲,也值得在这Y一叙。当时公开在租界Y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自杀身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他非但没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嘱托(日语,即顾问之意),更通过了我的关系,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日本人注重中国人的资历与既成势力,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有潜势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对其重视,采丞的得以活动,大约就基於这个理由。那时,重庆有一个专门争取沦陷区物资的庞大商业机关,叫做「通济隆」,由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为董事。采丞在浦东设有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交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尽量把药品、橡胶、纱布等抗战区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能说服了川本,由「登部队」付出四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为交易之对手目的以上述物资,换取抗战区的矿砂鸦片等物。民华公司表面是以日本军部为背景的大商业机构,占据了上海四马路建设大楼全层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们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就记忆所及的名单,其中有叶恭绰、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吴蕴斋、汪曼云、段宏纲等人。我则以周佛海的代表资格,任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而且据采丞告诉我,全部名单经电告重庆军委会核准备案。 


  收购华商纱布,经过汪政权的阻延,实行时期已在民国三十四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华公司有四亿元资本在手,果然也采办了药品橡胶等其他物资,陆续由京沪路转津浦路,从界首方面内运,纱布则竟然由日军部出面向「商统会」交涉,民华公司以现金及暂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运往抗战区。本来原则上民华与通济隆是物物交换,但是民华一批又一批地起运了,直至胜利为止,通济隆却并不曾有过任何物资运往沦陷区。这虽然完全是事实,但由我曾经参加过汪政权的人来说,我o能让读者作为「信不信由你」这一类的故事来看了。 


  除了上述配给与内运以外,其馀留存在上海仓库中的纱布,直至胜利以後,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给军队与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黄金,结果连一疋一缕都未曾运走。我不知这是日本人的愚蠢,还是被称为汉奸者们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带一谈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金证券问题。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储券」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这现象在急剧恶化中,周佛海又以「大东亚战争」应先以稳定後方金融的老调,要求日本再运国库中的金块金条,作为收回一部份「中储券」之用。日本初时当然予以拒绝,但佛海以去就争,说除此以外他已无力维持,今後也不再负汪政权统治区域的任何财经後果的责任,并且一度表示消极,不去「财部」与「中储」办公,日本方面由驻华大使暨军部参谋长来与访谈,佛海竟一律挡驾。而最後,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让步,让佛海得如愿以偿。 


  「中储」於取得日本运来之黄金後,立刻宣布发行金证券。办法是以当日挂牌价格,任由人民以「中储券」现金交给「中储」。两个月後,不问以币制贬值关系,黄金涨至任何高价,中储仍以购买日约定之黄金,交付金证券的持有人。这一个办法的宣布,「中储券」又回复了稳定,上跳的幅度减低,购买金证券者也相当踊跃。前後共发行了七八期,最後一期应该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兑换,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实现,「中储」行且提前发给,了结了对民间的一项债务。

 

四○、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汪政权中虽龙蛇混杂,派系纷歧,但汪氏对周佛海确能推心置腹,有股肱之寄;周对汪亦恭顺不贰,有国士之心,在周之日记中,且不时流露感恩知己之意。虽其间公馆派与时有不愉快之小磨擦,而裂痕始终未尝表面化,终汪之身,与周亦呈水乳交融之象,虽周佛海之左右,有十人小组,而誓言中首列以拥汪为目的。六年之中,我与佛海朝夕相见,间闻对汪夫人陈璧君有不满之辞,而对汪氏本人,则从无一语批评。汪之宽容,与周之守份,盖两得之也。 


  佛海与公博,昔虽处於绝不相同之两个系统,但论私谊则为旧交。当民十陈独秀发起中共时,陈周为出席在沪举行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代表,其经过曾分别著於公博之「寒风集」,与佛海之「往矣集」。当民二十八年夏秋之间,汪氏等一行,分道由越港抵沪,公博来沪劝阻汪氏组府不成,即离沪返港。此时改组派与CC间有门户之见,佛海时常说:「假如公博在此,以他的深明大体,多一个可以商量之人,多一可向汪先生进言之人,一切事情或不至棘手至此!」佛海的思念公博,想与公博携手,真是出於一片真心。以後高陶叛汪离沪,公博於民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毅然再度由港去沪。佛海在是日之日记中有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实在是出之心坎中的话。其後六年之中,汪政权遇有大事,公博、佛海、与梅思平、岑德广等,必事前交换意见,取得协议,然後报告於汪氏。公博的退让与佛海的爽直,是两人免去隔阂的主要原因。而直至胜利後,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忽以一时误会,在南京双方派兵布防,严阵以待,几至用武。幸而悬崖勒马,卒未酿成大祸,此事经过,容後再详。 


  佛海对汪的战战兢兢,见之於他二十九年一月九日之日记:「返寓後约思平、默村来商我辈之态度,因外间谓我辈为新,把持一切,故决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间有此谣传。对於君强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寥寥数语,可见佛海对汪之一斑。 


  但汪氏以多病之躯(除严重之糖尿病外,在中央本部遇刺之枪弹,尚留体内,渐渐发觉已影响健康),加以建立政权後,百不如意,他本是易於冲动的人,一经左右的浸润,肝阳上升,即不能自制,汪周之间,因此曾经有过一段波折。 


  如前所记,当汪政权之建立,除容纳一部份「维新政府」人物外,其他各省市地方首长,日人希望保留一个短时期,暂勿更动。这自然是汪政权所绝不愿意的事,所以o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汪氏立即提出首先将江苏省政府改组,旧「省长」陈则民免职,而代之以原为「维新」的「南京市长」高冠吾。当时汪氏要佛海拟一张各厅长的人选名单,佛海没有好好的考虑,而以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任「民政厅长」,张仲寰任「教育厅长」,更以顾祝同与陈果夫主苏期间的往日同僚董修甲任为「财政厅长」(民国十八年佛海以中央民训部长兼任江苏教育厅长,时董修甲为建设厅长)。名单送呈汪氏,虽於行政院会议中照案通过,但汪氏对周一经他人的挑拨,亦认为其揽权位置私人,於是心怀不快。 


  至三十年春,汪政权举办清乡,成立「清乡委员会」,以李士群出任秘书长,驻扎苏州,拟首先在苏省境内实行清乡计划。李士群虽为周佛海十人小组之一,但此次的获得兼任新职,非但经过与罗君强剧烈斗争,而且是出於汪氏的直接委任。二年中周对他的一手扶植,李既以与丁默村之间的磨擦,认为周不能对他完全偏袒而有所不满,再以与罗君强间意见日深,权力上的冲突日烈,以为周之对罗,好过周之对他。何况,所有汪政权的特工组织,时已完全掌握在士群的一人之手,不时要索钜大的经费,以为扩充他实力之需,周又往往难满其意。士群时常公开对别人说:「我对周先生没有什N不满意,只要钱给得痛快些就好了。」士群是一个年轻而充满野心的人,那时已颇想离周而自成一系。在当时环境中,惟一的途径,必须与汪氏发生直接关系,同时也必先取得汪氏之信任。所以李自己也仿周之所为,暗中组织了一个十人团体,据我不完全的记忆,其中人物,为唐生明(生智弟,年前由港返大陆投共)、汪曼云、黄敬斋、万里浪、胡均鹤、潘达、叶耀先、唐惠民、杨杰等人。以後周李之间的形成水火,李罗之间的势不两立,最後士群之被毒死,其间的曲折,殊非一言片语可尽。而事态的发展,起因都是为了罗李二人权力之争,这是中国任何政坛上成为必有之可悲现象!而为此苏省府人事的安插,竟引起了汪周之间的误会,而且是仅有一次的误会。

 

四一、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事有凑巧,士群斗胜了罗君强,奉了汪氏之命,欣然去就任清乡秘书长,一到苏州,急急於想在工作上对汪有所表现,而清乡委员会非仅机构庞大,职权方面也在在与「省府」冲突。士群为了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更因为「民政厅长」蔡洪田同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因此约洪田兼任清乡委员会的江苏区「专员」,那时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处,已成为事实上的「江苏省政府」,而「专员」则是变相的「民政厅长」,士群以为洪田必乐於兼任。不料士群一经劝驾,而洪田竟然毫不考虑的加以拒绝,弄得士群太下不了台了。 


  洪田是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从北伐成功一直到抗战为止,任上海市党部委员达十馀年之久。国军撤退以後,市党部主要人物潘公展、吴开先、吴绍树等先後转往後方,洪田以代理书记长名义与汪曼云潜伏租界,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李士群还是土肥原特务机关下的一个小组织,士群有时还想与中央取得联系,曾经几度要与洪田、曼云晤面,洪田都退在幕後,而由曼云和李虚与委蛇。以後市党部因内部的人事磨擦,蔡洪田、汪曼云等留沪的市党部委员干事,全部附汪。而数年之间,士群腾踔一时,地位已远在洪田之上,但洪田是有一些高傲的人,他既不愿搞清乡,更不愿屈为李士群的部属。这一来,引起了士群的不怿,可能士群在汪氏面前对洪田先已有所媒孽。 


  平心而论,洪田倒还不是孳孳为利的人,他很想为桑梓之乡做出几件事,以减少铁蹄下人民的痛苦(洪田是江苏南汇人),事有凑巧,江都县长潘宏器,那时已逾花甲之年,胸前一部飘拂的白须,外貌很像是年高德劭的样子,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江都县长,因为他儿子娶的是陈璧君的侍婢,完全倚仗的是这一重裙带关系。战後,沦陷区於疲蔽之馀,建筑用的水木材料缺乏而昂贵,潘宏器以县太爷之尊,竟拆除扬州李鸿章之旧宅,目的是因为中间的楠木厅所值不赀。事闻於洪田,派专员赴江都摄成照片,已准备提请「省政府」会议,对潘宏器免职查办。消息传到了潘宏器耳Y,他知道证据确凿,万难抵赖。适南京举办「县长训练班」,潘宏器已接到通知为本届受训学员。他起程赴京之前,先到了苏州谒见洪田,要求为他弥缝,洪田却不假以辞色,断然拒绝,他在洪田那Y撞了一鼻子的灰。他知道「民政厅」的科长王春元是洪田的同乡而又是幼年同学,洪田对他言听计从。潘於是偷偷地约了王春元在酒楼中再度商量消弭之计,王春元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当时两人有没有金钱上的要约,虽不敢肯定,但王春元之答应帮忙,则完全景事实。事後王春元代潘向洪田说项,又被洪田拒绝。潘宏器在绝望中到了南京,他以汪公馆丫姑爷的家长的身份,晋谒汪氏,当汪氏问到江苏吏治情形,潘宏器说:「地方上倒还没有什N,就是『民政厅长』要钱厉害,难於应付。」他反而把拆屋的事说成洪田勒索的藉口。这几句话,触动了汪氏对佛海擅权的不满,又受士群浸润的影响,立时大为震怒。於是不加考虑,打了一个电报给李士群,令将洪田扣押查办。 


  一个午夜,我在上海家中已经睡了,因为第二天洪田要到南京去出席粮食会议,我也需要料理我的银行业务,我们约好同车赴京,洪田就在苏州上车与我会合同行,因此那天睡得特别早。正在蒙胧的时侯,床头的电话铃声忽然大鸣,一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士群有电话给我,说汪先生有手令要他扣押洪田,不知为了何事,你今晚如来不及去看士群,明天早车士群要回苏州去,你去苏州与士群谈一谈,我以全权交托你斡旋此事。」听了电话以後,我想不出为什N形势严重得要由汪氏亲自下手令。这一晚,以我与洪田的私交,自然也就辗转不能成寐。 


  翌日上午七时,我赶往北站,士群已坐在一间包房中,我说明受佛海之托,希望不使事件扩大。士群说:「今晨又接到汪先生的训令,是为了关涉向扬州县长索贿的事。汪先生的命令我虽不敢违抗,但弟兄的情谊,我也一定回护,假如洪田也当我是弟兄的话,我决不使他为难。」我说洪田即将在苏州上车,我们三个人当面谈吧! 


  车抵苏州,我与士群下车,洪田过来招呼,就在月台上我先告诉了洪田此事的经过,士群接著说:「洪田兄,我希望你不要去南京了,留在苏州,在我势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保护你。」不料洪田的答覆,硬得出人意外,他说:「假如我有此事,在苏州也逃不了责任;假如我没有此事,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怕。」说著,就拉了我上车,这一来,更使士群过份难堪了,我还在埋怨他,他说:「士群想趁机使我屈服,我决不示弱。」於是,问题也就成为僵局。 


  抵达南京以,傍晚耿绩之在天竺路的家Y宴请许多朋友,我与洪田都去了。入坐方定,「首都警察厅长」苏成德、「南京特工区区长」马啸天相偕而来,起初我以为他们也是宾客,不料,他们向洪田作了耳语之後,三人就一起匆匆的走了。我知道是出了事,赶出去已不见影踪。我往四处追寻,以後在马啸天家Y看到了洪田。马啸天说是依看士群苏州的来电办理,一切无能为力。第二天,洪田被押解赴苏,在士群家Y软禁了达一月之久。幸汪氏不为已甚,士群也算已显过颜色,最後洪田丢了厅长的饭碗,得以恢复自由。他的科长王春元则羁押在南京地方法院,也以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汪政权六年之中,汪间之间的不愉快,这是仅有的一次;而周李之间,感情却从此永难恢复。

 

四二、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罗君强时常说:中国人的习性,有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分成两派,而他自已就犯准了这个毛病。在汪政权时代的周佛海左右,自以君强与他的关系为最深,而且也最得其宠信。他们是湖南同乡,还带著些世谊,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及毕业,就一直跟著佛海做事。佛海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时,他就是主任秘书。以後他的得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秘书、行政院秘书等职务,直接间接,都由於佛海的提携与嘘拂。至汪政权时期,君强尤其锋毕露,由最早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而「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安徽省长」,以至最後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其他如「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税警总团副团长」等,兼职更不计其数,可谓?赫一时。他借佛海以自重,也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任何人想与佛海见面,一定要通过他的联系,否则他就会中伤破坏。当时佛海倒是真想搜罗一些人才,好好的做一些事。而以君强的狂妄、傲慢、偏狭,无形中不知替佛海得罪了多少人。佛海不是不知道他,无奈关系太深,过去信任又太专,虽有时对之厉声叱责,而卒之倚畀如故。他认为君强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是能干、廉洁,与对他忠实。君强的办事却很能干,做一样像一样,而且交托他一件事,总能表面上做得有声有色。至廉洁与忠实,也只能说佛海尚不失为一君子,所以很容易可欺以其方了。在君强最得意的时候,不免有些忘形,且以佛海与他,自比於清室中兴的曾左。但胜利以後,同押於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时移势易,却一反平时之恭顺,竟至对佛海口出恶声,而且终至相见不交一语,这真是世态炎凉中最可怕的一例。 


  最早佛海的确并无想搞十人小组之事,当二十八年秋君强由港抵沪以後,初寓吕班路吕班公寓。是年八月杪,佛海由虹口江湾路三号迁往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指定君强与我同住比邻之六十号。君强那时,即日日向佛海进言,组织十人小组,以增加佛海之力量,佛海卒为之意动。实则君强是利用团体的力量,在佛海前增高其发言的地位。故二十八年先有罗君强、易次乾、耿嘉基、汪曼云、蔡洪田、张仲寰、周乐山、戴策、章正范、金雄白等十人结为金兰之谊。至翌年,君强认为原有组织份子的力量不够,又主张改组。他拟议的对象是梅思平、李士群与周学昌三人。但十人组织事实上为佛海之嫡系部属,佛海不欲使思平列入,改请他为顾问。而以其连襟王敏中参加。李士群则以手中握有特工机构,是一个实力派,君强初意可以利用联为臂助。至於学昌则在西安事变时,已任陕西教育厅长,资历较深。故将第一次之小团体放弃,又另行改组,其名单为罗君强、李士群、周学昌、朱朴、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沈尔乔、王敏中与金雄白。 


  君强虽是怂恿发起十人组织的人,也是他第一个破坏十人组织的人,任何政坛的怪状,本来只有利害,而无道义,上述的士人组织,彼此之间,本绝对没有什N情感可言。而且其中士群素有野心,无日不想独树一帜。他经君强拉拢,而欣然答应,在羽毛未丰之时,不过欲借佛海之实力,以达到其发展之目的。汪曼云则与士群交谊较好,形迹较密。戴英夫原为丁默村的一系。朱朴与梅思平的交情,与佛海正在伯仲之间。至王敏中与沈尔乔则完全是思平一派。以这样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复杂的关系,与不相容的利害,其结果固然可想而知,不特不能为佛海之助,且成为佛海之累。 


  照原来的计划,第一个十人小组组成之後,在职务上分任十部的次长,以为佛海的耳目。在策略上,汪政权中有任何动态,由佛海召集十人组织徵询意见,以定对策。而结果除了最初实行过几次外,以後也无形中冷淡了下来。终汪政府之局,士群以亲周始,而以反周终,且卒为罗君强熊剑东合谋毒死。汪曼云因为既担任了「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为士群的副手,见周时也往往为士群代为解释,形成误会。蔡洪田则以个性的落落寡合,尤讨厌君强的飞扬拔扈,至受了一度软禁之後,尤其显得消极。戴英夫的加入十人组织,原意要在他口中知道丁默村的动态,而更因他每有优缺空出,必向佛海絮聒要求,引起了佛海的反感。朱朴则後来郁郁不得志,卒离京赴平闲居。沈尔乔与王敏中,也始终不曾因十人组织而与佛海的感情能更进一步。仅沈尔乔自梅思平辞去浙江省长後,一度以「民政厅长」代理「省长」。敏中则由「教育部」「内政部」次长而得到「江苏财政厅长」的好缺。能始终参与佛海一部份机密的,仅有罗君强、周学昌与金雄白三人而已。以这样的缔盟,自然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又加著君强的专恣,因此非但未收团结之效,先启彼此倾轧之端。再举一个例来说:当第一个十人组织成立时,既预定於汪政权建立之日,各得一「次长」职位。而有一次十人组织在我与君强的寓所中商量汪政权建立後人事支配问题时,某人可当某部次长,都先有了一个拟议,独独没有定出周乐山担任什N职务。乐山当时问了一声:「我做什N呢?」君强面色很难看,厉声说:你最多能当一个「教育部司长」。这样弄得乐山太下不了台,别的弟兄当次长,而他o能当司长。几天以後,刚好由重庆在沪地下工作者的劝诱,乐山在报上发表反汪宣言,悄然搭轮来港。但一到香港,也就无人理睬。他写信给我又露悔意,我向佛海一再解释,得到了佛海的同意,又让他回沪。他与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班同学,又是十人结义弟兄,而最後君强当「安徽省长」时,乐山出任明光区专员,结果君强为要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竟活生生把乐山逼死。

 

四三、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周佛海左右的十人组织,始终仅有形式,而且同床异梦,丝毫未曾发生过任何作用,以後甚至连聚商的形式也不再有了。在佛海的心理上,是未受其益,先受其累。其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罗君强应该负其全责,他既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他更想操纵这一个组织。其他的八个人都还无所谓,惟有李士群则与罗君强是同样抱有野心的人物,自不甘受君强的摆布。最初士群的加入,系由君强一手拉拢,那时士群还不过是特工总部的副主任(主任是丁默村),而且还处处受制於默村,双方磨擦得正不得开交。「警政部」他是「政务次长」,「部长」由佛海自兼,并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士群正苦羽毛未丰,不能不找一个有力靠山。除了汪氏,佛海是最具实力的人物,君强一说,自然就水到渠成。 


  最初,君强几乎没一天晚上不到七十六号去,与士群有时密谈到深晚,有时以雀战来作消遣,双力之间,表面上融洽无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君强还拉著我同去。我所听到的谈话内容,不是各人炫耀过去的经历,就是商量如何为扩张势力、排除异己的策略,而想排挤的目标便是丁默村。君强此时真是出了全力向士群表示好爱,他先向十人组织个别疏通,在一次集会中,君强代表组织向佛海提出,要他培植干部,把「警政部长」的位置让给士群。当著那N多人的面,佛海怎N好意思说不让。不久,「行政院」会议中,佛海以无暇兼顾为辞,声请辞去「警政部长」兼职,并推荐士群继任。汪氏对佛海任何建议,一向言听计从,这一个提案也就照例被顺利通过。君强对士群的这一份人情是卖足了,士群也感到一时踌躇满志。罗李之间,也仅仅在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中,双方都表现得十分亲热。 


  可是好景不常,不久情形就变,可能是士群为了见好佛海,向佛海献议,据宋子文长财部时创办税警的旧例,成立税警团。他对佛海的说辞,以为佛海在政治上有著无比的潜势力,但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假如玩政治而不能掌握武力,无异筑层楼於沙土之上。而且,上海是汪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最重要地区,而又向无重兵驻防,要扼守这一个通向海口并控制南京的咽喉,需要有一支训练优良与武器精良的军队。论佛海当时的地位,他不可能自己拥有正式军队,正好宋子文替他开了一个先例,大可援用。佛海对此举,固然为之心动,委任士群来主持这一个计划。但关键所在,不在汪氏而在日人,要实行这一个计划,首先必须取得日军的谅解。支持佛海的日本军人,有汪政权的军事最高顾问影佐祯昭,有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以及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大佐。佛海向日军交涉要成立税警团的理由,固然为了盐政的缉私问题,那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上海仅有公共租界(实际权力完全操在英人之手)与法租捍。英国在邓苟克港大撤退之後,正在戒惧德军越过英伦海峡对英伦本岛登陆作战。法国又已经全境沦亡,在德国卵翼下贝当元帅领导的维琪政府,正不遑自保。英法都无力东顾,日本人又久想进驻租界,以攫取储存在租界中的丰厚物资。佛海就针对了日本人这一个心理,他向日军提出的理由是,租界必须收回,而租界究为中国的领土,应该由汪政权出面交涉,交涉而英法不肯就范,则以武力进驻,成立税警团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收回租界的武力。所以税警团有成立的必要,而驻地应该在上海。日本人到底是容易欺骗的,更何况佛海更有人为之奥援,立刻得到了日军方面的同意,而且答应供给较其他「和平军」更新式更犀利的武器,人数也可以扩充到三万人以上,等於三个正规师的兵额。 


  士群的内心,则税警团表面上是佛海的武力,既然由他来主持,实际上就成为他自己的武力,於是派出了「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负责筹备,地址也选定了上海市陆家滨原由教会所办的清心女中为团本部,在短短一月馀的时间中,一切已将次就绪。正在士群再度踌躇满志的时侯,忽然遭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打击他的人就是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罗君强。 


  君强看清了士群的心理,事实上,他也同样觊觎著这一支实力,於是向佛海进言,以为不宜以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关系不深了解不够的李士群,一旦太阿倒持,势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佛海初意还不想使士群过於难堪,迟疑不决而经不起君强的一再喋喋,终於通知士群把税警团的筹备责任,移交给君强。士群尽管心中万分不愿,但那时的力量还远不能与佛海抗争,o有俯首听命。忙乱多时,结果成为一场春梦!画虎不成,士群是恨透了佛海,也恨透了君强。 


  佛海自己兼了税警团团长,君强担任了副团长职务。除了向各地陆续招募新兵外,日军更以中条山作战中俘虏而来的一批国军精锐,移交给佛海,作为基本队伍,并供给了最精良的配备。复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附近,成立了税警团干部训练班,营长以上,一律须先受训。我被拉去作了三个月的政治教官,讲授租界沿革、洋迳滨章程以及有关租界内各种必要知识。如此轰轰烈烈的干去,更使士群为之痛定思痛,而成为最後火拼的导火线。 


  那时佛海又突然加委了熊剑东为副团长(熊於胜利後经政府收编,後在江北与共军作战阵亡)。剑东原是国军江苏常熟一带的游击队首领,作战勇悍,又是一个日本通,後被俘向士群投诚,而士群又不能加以重用,两人之间,本已时多龃龉。於是君强乘机把他拉了过来,推荐给佛海,就委任他为税警团的副团长。这一下使士群更如火上添油,从此各走极端,士群也终於招来了杀身之祸。 


  周佛海对李士群数年之中的尽力培植,而且把「警政部长」的位置相让,却抵不过一次税警团筹备工作的予夺。两人之间,从此划出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尤其士群对罗君强恨之入骨。不过那时士群头角初露,尚不敢对佛海公然反抗,仅在背後时常发穆估紊А 


  士群知道佛海左右,有君强在,论疏不间亲之理,他终将不能成为佛海下面的第一红人。一方面他仍与佛海在表面上敷衍,而暗中却直接在密谋博取汪氏的欢心,尤其对陈璧君曲尽其联络的能事。一次陈璧君赴粤,士群部选取一批最新犀利的枪械,呈献她作为她的卫队佩带之用。士群的决心脱离周系而改入汪系,时机已渐趋成熟。但佛海为人比较率真,对於士群的暗中进行竟毫未觉察。

 

四四、关於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记得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到南京颐和路一号罗君强家Y去,会客室中正坐满了许多人,现在我只记得有周学昌在。一进门,就听到君强大声的谈笑,那天他显得兴致似乎特别好。他看见我进去,又放出了器小易盈的一副狂态,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不是来向我道喜?」我却如丈二和尚,完全摸不著头脑,只呆呆地望著他。君强又说:「汪先生今天要我去谈话,决定成立『清乡督办公署』,我就是第一任的清乡督办。今後,我既是罗委员长(指他的边疆委员会职务),又是罗督办了。哈哈……哈哈……」他的这一分得意,大有忘形之概!忽然,他又接著说:「我们正在起草督办公署的条例,你是法学家,来帮忙参加一些意见吧!」我一向讨厌他的迷於权位之思,唯唯地只随口敷衍了几句,就托辞引去。 


  日军占领东南地区以後,其力量只能勉强保持几个重点,至於面与线,都是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日军为了本身的安全,故向汪氏提出建议,实行清乡办法,汪氏也正想把沦陷区军队的行动权掌握在自己手Y,尤其耽心苏北的共军已在坐大,此举正合他的意思,於是欣然予以接受。因为君强在办理税警,又是佛海的心腹,所以把这一项任命,内定落在君强身上。而君强又一向好大喜功,认为清乡可以表现他的能力,增高他的权势。无怪其如此地兴高采烈了!以後我回到了上海,并没有去问讯清乡的事。我只约略知道君强在全力进行,内部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兵力的布置,都经详细规划。在君强计划中的清乡机构,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 


  不久,我被派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我由沪搭机赴穗,住在爱群酒店,整天忙於开会、演讲与酬酢,对这一件不相干的事,已几乎完全忘记了。就在会期的最後二天,我突然接到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仅有「要事待商,会毕即返」八个大字。我一时想不出有什N大事发生。本来预定大会闭幕後,还有赴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许多节目,我担任著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按理需要参加,但为君强来电的关系,我一等大会闭幕,就匆匆地搭机返沪,而且覆电告诉了君强的归期。事情也真不凑巧,飞机由广州降落台北,在机场午餐以後,再度起飞时,飞行还不到五分钟,发觉机件损坏,机身摇摇欲堕,幸而那时离机场还近,赶紧折回紧急降落,幸未出事。但是台北没有所需要的零件,要由东京运去,我们停留在台北两天之久。等我抵达上海时,君强已经去了南京。他留著信要我一到上海,当日搭车赴京,我也来不及稍息征尘,又冒著酷暑连夜赶去。 


  当君强见到我时,面色很沉重,把我在赴穗期内的一段发展详细告诉了我,最後要我表明态度,而且希望共筹对策。他的口吻并不像友谊的商酌,很有些咄咄逼人之势。我当时有些难过,也有些气愤,但我仍然压抑住我的冲动,还希望能够从中调解。 


  事情是这样的:当二十九年君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攘夺了李士群所发动所筹备的税警团以後,面子上既予士群以极大的难堪,实力上也给士群以无情的打击,士群是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君子报仇三年,虽然从此起与君强之间,早已形迹疏远,不相往返,但到底还没有发展到真正火拼的阶段。清乡的事,刚好给士群以一个反击最有利的机会。 


  那时士群已经赢得了汪氏夫妇的信任。从汪氏那Y,他也知道了清乡这一回事,於是向汪氏进言,认为清乡是汪政权建立後首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地区遍及汪政权统治下之苏浙皖三省全境,军力将牵涉所有的「和平军」,兹事体大,不宜大权旁落,过份信任别人。他建议改「清乡督办公署」为「清乡委员会」,由汪氏亲自主持其事。士群的话也的确言之成理,汪氏果然为他所说动。而士群进言的初意,目的仅在破坏君强,尚不敢存取而代之之意。 


  不料汪氏既对士群既已存有好感,又经陈璧君的暗中相助,汪氏竟通知了君强,停止「清乡督办公署」的筹备,明令成立「清乡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分任副委员长,而以李士群担任秘书长,并且将秘书长办公处设在那时江苏省会的苏州,就近规划指挥封锁游击区以及进击游击区的军事行动。汪氏自然无暇兼顾,士群的实际权力,乃超过了「江苏省长」,而且又成为士群以後兼任「江苏省长」的资本。士群这一手的反击,与当年税警团的争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手就把君强打击得一败涂地。君强来电的所谓要事,原来仅仅是如此这般而已。

 

四五、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士群那时还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纪,年少气盛,於志得意满之馀,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如仅以罗君强为磨擦的对象,或者还不至於有以後的结局,他以为时机成熟,更进而对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都展开正面攻击,树敌既多,而卒召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那时上海的报纸,一共有七家,即:日军直接经营的「新申报」;由日海军管制的新闻报(社长李思浩)与申报(社长陈彬);林系的「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周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社长袁殊,事实上是共党地下份子潜伏的机构,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总编辑鲁风,以及後为「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等,无一非中共人员),以及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等。国民新闻由士群兼社长,而以胡兰成(前为林系人物,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後附李,现在日本)黄敬斋为副社长。胡兰成又兼主该报的笔政。而上述七家报纸中,周佛海却兼任了「平报」「新中国报」与「国民新闻」三报的董事长。 


  也竟然就在周佛海所担任董事长的「国民新闻」上,以社论毫不讳饰地猛烈攻击了周佛海与梅思平等如何生活腐化,如何措施不当。这无异掴了周佛海一记。在社论发表後的第二天,士群还用长途电话给在南京的周佛海,说他在苏州,文章是胡兰成写的,事前他未曾过目,要求佛海谅解(而胡兰成则告诉别人,社论是陶希圣所留下的学生鞠远清写的,不过经他看过而发排)。佛海当时在言语上并没有追究到责任问题,仅轻轻悄悄地说,既然在报章上发现了攻击我的文字,我当然无颜再担任董事长了。事态弄得很尴尬,但还并没有达到恶化的程度。而君强则认为士群已背叛了十人组织,背叛了佛海,他移花接木地把清乡的目标移到「国民新闻」的事件上去。希望十人组织中人对士群群起而攻。他要我提前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帮他一起干士群。 


  我听了君强的长篇经过以後,我也看到他的剑拔弩张之状,我相信两虎相斗,最後必有一伤。我不忍见自相残杀的事情出现。因此我没有正面答覆他要我表明态度的话,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这半月之中,还有这N多的不幸事件发生。士群的公开抨击周先生,使亲痛仇快,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但是我却发生了一个感想,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政府成立不过二年,而一切现象,何以酷似南明与洪杨的两个时代?大人先生们动不动高张盛筵,穷奢极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剧,继续至数昼夜,这样的粉饰太平,醇酒妇人,与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後,有什N不同?现在更索性发展到洪杨定鼎金陵以後,立刻展开了同室操戈的内讧,我不忍再见杨秀清与韦昌辉的事重演於今日!国难至此,我认为还是恩事宁人,大家来调停和解吧!」我的这一席话,自然不能为君强所接受,而且还疑我是偏袒著士群。 


  我在南京留了三天,又搭车回沪。车次苏州,我正坐著看报,忽然有人向我肩上一拍,我回头一看,却是士群,他向我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他与汪曼云正一起由苏州上车赴沪(汪曼云那时任「情报事务局」局长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为士群之助)。我随著他进入包房。方才坐定,士群板起面孔说:「好!我接到情报,你从广州一回来,就连日在君强家Y闭门密商,将合而谋我,莫怪我不念弟兄之情,我要不客气的先对付你了。」我耸了一下肩膀说:「假如有此事,做了也就无须隐瞒。但是我却可怜一个从事於特务工作的领袖,对近在咫尺的情报,尚且如此其误谬!」士群又说:「假如你认为我的情报不确的话,那N,我倒愿意听听你对此事的态度与立场。」我说:「我先愿意问问你,当年我们的十人组织,为的是什N?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组织十弟兄的真意,在拥周原则之下,则我们是弟兄;不拥周,就回复到通常朋友的关系;假如有人反周,将是组织上的敌人了。你与君强斗,不应当以枪口移向周先生。没有他,你以一个重庆时代的中尉,何以能於数年之间,身登『部长』宝座?如此的不分恩怨,至少已使朋友寒心!这是我的态度,但我既没有对付你的力量,也不想卷入箕豆相煎的漩涡,能劝则劝,不能劝就置身事外,这不是我向你示弱,这是我自己应有的立场。」士群想不到我说的话会如此其硬直,他反而放下了示威的态度,又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好!你没有被我吓倒,你倒不失为一个好汉。我并不想与周先生开火,只要他今後在金钱上放松些,我将仍如以前一样的拥护他。」我说:「但国民新闻的社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士群说:「事前我真没有看到,事後又已向周先生解释,我不负这个责任。」我说:「我佩服你身为社长,倒推得一乾二净。」火车已经抵达了上海北站,我们也在彼此苦笑中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虽然这事并未影响到我的本身,但罗李双方之间,都以为我是左袒著对方,我很烦恼,烦恼处身於内讧的夹缝之中。

 

四六、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以後,我就懒得再过问罗李之间的争端。但我从间接方面知道,双方演变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罗君强以税警团做武力,李士群以七十六号的特工为工具,各有欲得而甘心之势。士群的左右,自然怂恿士群於斗争中获取胜利,脱离佛海的控制,君强的牵制,独树一帜。唐生明、黄敬斋等都曾发出最激烈的反周言论。君强则引熊剑东与袁殊为心腹、为谋士。这两人都是由士群那Y改投到君强方面的。我每次到上海霞飞路口的牛奶棚对面君强家Y去的时侯,看到墙内花园四周,放了步哨。我们在室内谈话时,门口就站著两名武装卫士。这严重的形势,从日本人进入租界,上海暗杀事件停止以後,是从来所未有的。我知道君强是在防备士群的突袭,恐惧士群会随时派人去暗杀他。 


  有一天,我到居尔典路佛海家Y去,忽然佛海与我提到了士群与君强间的问题,我就见闻所及的情形说了一说,而我的结论则认为如此演变下去,徒然给外人好笑。佛海对士群倒并没有怎样的成见。我说:「即使你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因为你与君强的关系较深,你不表明态度,已经可以使士群怀疑到你在暗中支持君强。我希望你能制止事态的恶化,让双方平心静气地先把理智恢复。」佛海恨恨的道:「君强一贯幼稚的行动,怎样说也改他不过来,你替我去骂他,叫他不要再胡闹下去。」我笑笑说:「君强现在的气穑一垢胰ヂ钏穑俊轨妒欠鸷H〕隽诵胖剑豢谄戳税舜笳牛宜透浚叛Y对君强责备得很严厉。当我送给君强时,我发觉他一面读,一面脸上一阵阵地泛出了青白。他没有和我讲什N话,我也不便说破,就告辞而去。 


  第二天我又到了佛海家Y,佛海拉著我到他的卧室中去,他说:「君强什N都不好,但对我到底是忠实的。」说著拿出君强的回信给我看,佛海在信上已经用红笔划出了最主要的一段,我记得信上的大意是「……我受你一手提拔,终身愿供驱策。所做一切,也只是为你,假如你对我印象不好,我将全无生趣,假如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我愿意自杀!……」佛海似乎很为这几句话所感动。当然我也不便再表示意见,不过,我心Y在暗笑。 


  事情经过了已经一年,风波终未平静。三十二年的夏天,我由沪赴京,行前的晚上,我与耿绩之一同到了士群家Y,他正在打牌,看见我去停了下来,很轻松的与我谈了一阵。怎样也想不到这一次无异在与他诀别。我抵京的第三天,清早我还睡在银行的卧室中时,一位行Y的同事来唤醒我,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了李士群暴病身亡的消息。我与士群数年来相处还不坏,在情感上使我非常悲悼!但是我万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给毒死的。 


  以後黄敬斋告诉我的经过是这样的:士群在我离沪的第二天,虹口的一个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中佐请到他家晚饭。那时七十六号与日宪之间,也有著不少派系上的磨擦,日宪与士群之间,相处也并不好,如对警卫队长吴四宝的被逼下毒毙命,就是一例。虽然那个宪兵队长与熊剑东有著很深的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士群的怀疑,尤其因为彼此常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士群更不能不去敷衍。晚饭并没有别的宾客,也并没有谈到什N重要问题,表面上仅是联络感情的杯酒言欢,两人且不断在以啤酒兴杯劝饮,又食著同一碟中的菜肴。宴会已将终了,厨房Y送出了一碟牛肉饼,宪兵队长特别郑重介绍,这是他妻子亲自做的,希望士群能试试他妻子的烹饪手段。士群食尽了这一碟牛肉饼,才告辞回去。第二天又回到了苏州。当晚士群还要出席一次宴会,把衣服都穿好以後,忽然感到头晕,用体温表一量,已发生了高热。等扶他到床上时,竟不停地大量流汗,遍体淋漓,病势显得很严重,赶紧请当地日本驻军师团的军医来诊治,说是中了一种细菌毒,摇著头表示出绝望的意思。士群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样地从体内渗出,黄敬斋的太太金光楣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在旁服侍,转瞬买来的几打乾毛巾,一条一条的为他揩拭得湿透。这时士群自己也知道了中毒,他说:「我是一个特工人员,竟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以後尚有何面目主持特务工作!」屡次要求家人给他一枝手枪让他自杀,家人除了劝慰也别无他法。後来又请了平时为他治病的储麟荪医生为他诊治,竟然不知患的是那一种什N病症,无从下药,只有灌注盐水篇治标之计。一天馀时间的辗转床褥,直至体内的水份排×耍乓活ú皇樱銮逅醯糜中∮直瘢涑梢桓龊⒆幽Q恕 


  据事後的推测,这事是熊剑东与日本宪兵队长的合谋。进食的毒物,是下在最後的牛肉饼中,而所下的是一种细菌,服食後二十四小时以後毒菌进入血管,才会发作,一发作即无药可救,将体内水份大量排敝了劳鑫埂R蛭凳┑氖侨毡鞠鼙映ぃ匀幻挥腥烁易肪看耸隆 


  胜利以後,罗君强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时,供认李士群是他主谋毒死的,他说:「剪除汪政权的特工首领,是他从事地下工作表现之一。」我很怀疑他的供辞,因为我深信佛海确没有置士群於死地之意。君强不经佛海的同意,是否敢贸然出此?是不是君强在法庭上的供辞,意在邀功,以求末减?

 

四七、隔室中传来的一阵哭声 

  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後,虽然国军节节由松沪先退南京,再退汉口,最後退至重庆。但对东南心脏地区的上海,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藉著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还在积极活动,有关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一切,仍然在暗中指挥控制。虽然地力军政人员已全部随军後撤,党务方面,潘公展童行白等也先後转至後方。但重庆在上海有著一个统一委员会,详细的名单,不得而知,就所知道的有杜月笙、徐寄F、蒋伯诚、吴开先等人在内。每当上海有一个问题发生时,就近集商处理。对外出面的是蒋伯诚与吴开先。尤其吴开先虽然行踪极端秘密,但时常以电话向有关方面联络,还与若干较为接近的人预约见面,因此也引起了日军方面的极大注意,对蒋吴两人,乃布置了广大与严密的侦查网。结果,两人都先後为日宪所逮捕,而最後都经周佛海全力奔走营救,蒋伯诚因病在缠绵床褥之中,终得恢复自由;吴开先迭经凶险之後,竟能专机送往抗战区的边界,安返重庆。蒋吴为潜伏於沦陷区的最重要之人物,日人久欲得而甘心,百计侦察,始得成擒,卒又纵之而去,其捉放经过,曾引起沦陷区的街谈巷议,也使抗战区震惊疑愕。其曲折的内幕,局外人自不易明了其真相。事隔十馀年,蒋伯诚既已病?上海,吴开先迄犹闲居台湾。这两件钜案中,至少可以说明汪政权中人,还不是如世人所想像的那样惟知媚敌,而叫著「和平」的人,还不至於对抗战抱著真正的敌对态度。同时,我也感到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狂妄得意之中,处处显出其愚昧与无知。 


  吴开先是江苏省青浦县人,上海大学出身,那Y是共党最早的温床,因此吴开先也很早就加入了。北伐以前,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还在陶尔斐斯路时代,当时的委员有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邵力子、柳亚子等人,吴开先仅是交通科的一名干事。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之後,在实行清党以前,青浦籍的一名共党主要份子高尔柏出任了青浦的首任县长。吴开先也回到了家乡,佐之任县政府秘书,他曾经「轰轰烈烈」地以共党手法,率领了群众,用打倒土豪劣绅为名,把认为土劣的,上门打得落花流水,使地方秩序,一时陷於极度混乱。清党开始,吴氏转变了,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反共文章,又回到市党部,担任很长一段时期的组织部秘书。自民十六到二十六年抗战为止,十年之间,市党部内部纠纷?起,重要人员,此起彼仆,冷欣、冷隽、陈德徵等先後离去,惟有吴开先自干事而秘书,而组织部长,步步高升。一面得到陈立夫的赏识,又曾经一度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面又能拉拢上海的地方势力,与杜月笙有水乳交融之状。他先後兼任了上海市社会局长、教育局长等职务。上海先後发生的几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电工潮,如英美烟公司工潮等,他都能与杜月笙合作,有过左右全沪的出色表演,手法所及,能使资方知所感激,也使劳方帖然就范。声势之盛,沪人且称他为上海的党皇帝,这是何等的威风! 


  在东南沦陷之後,因为他熟悉情形,继续潜伏在上海租界内工作,各报社时常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指示登载新闻的应取态度,譬如「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时,申报与新闻报,本已决定接受刊登此项广告,但吴去电话以严厉的口吻制止,始未实现。 


  那时他住在极为冷僻的法租界麦尼尼路的一所幽静的小洋房中,深居简出,非最有关系的人,不会知道他的居处,也不可能探索到他的行踪。但是由於他的百密一疏,终於俯首入Y。原来为他供差遣的一名男仆,原是市党部的多年工友,人家都叫他「癞痢头」的,熟识他的人多,又有一颗明显的癞头做特徵,日本宪兵就以此为线索,派人跟踪,於短时期内,就很容易证实了吴开先潜匿的处所,终於一举成擒了。吴被捕後,由日宪寄押在「七十六号」侦讯。那事大约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的春间,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真切了。 


  吴开先被捕的消息,报纸上固然并未发表,连我耳目较近的人,竟也一无所知。那时周佛海还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以後在居尔典路自营新屋,和平前也一度迁住过毕勋路),一天,我去看周,一进屋,看到会客室的门紧闭著,门外立著万里浪,手Y还握著一枝转轮手枪,情形显得有些异常。万里浪本是军统的重要份子,投降「七十六号」以後,在李士群手下担任行动队长之一,以骁勇凶恶著称,民国二十九与三十两年中,宁渝双方展开特工战时,汪方所做的暗杀事件,以吴四宝、林之江、夏仲明、潘达与万里浪五人表现得最为出色(万里浪於和平後,又转为军统工作,对拘捕汪政权中人异常卖力,兔死狗烹,不久,万亦为军统拘押枪毙)。以一个行动大队长来握枪守卫,而且万里浪平时非召见,是不到佛海那Y去的,他的突然出现,可知一定有著严重的问题。我问立在梯边的佛海的副官,他说:「部长在会客。」我问:「是谁?」他摇了一下头。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走进隔室去坐候,邻室的门紧闭著,只隐约听到一阵轻微的对话声,完全分不出谈话的内容。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哭声,起初还是呜咽,後来竟转为嚎啕,我只听出一个是佛海的声音。接著又唧唧侬侬了半天,邻室的门开了,看见吴开先在前,周佛海在後,从客室中出来,两个人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佛海一直送他到门口,用哽咽的声音说:「放心!我会尽我一切可能的力量。」佛海目送万里浪押著他上汽车疾驰而去。我不必再问佛海,目击的一切,已告诉我吴开先是被捕了。

 

四八、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吴开先羁押在「七十六号」,因为他是重庆派在上海最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日本宪兵直接拘捕的要犯,关防特别严密,除了审讯人员以外,一概不准接见。最早被派审讯吴开先的是陈恭树(陈本为军统派在上海的特工区区长,後向七十六号投诚,为立功计,曾著有「蓝衣社内幕」一书,揭穿军统内幕,和平後又为军统工作,逮捕汪政权人员结束後,陈亦琅c入狱,羁押於上海提篮桥狱,後军统又责其戴罪立功,予以保释,共军南下前来港,现仍留此)。「七十六号」对於吴开先,与其说是审讯,毋宁说是说服,主要还是希望他为汪政权工作。在那时的特工战中,除非行使暗杀,一枪打死。如被拘捕,只要一声投降,非但立时出狱,而且可以立致高官。如民国二十九年江苏省党部重要人员掌牧民、石顺渊、周孝伯、马元放等被张北生出卖,在上海跑马厅畔旅社中打牌时捕获,以後都受到优待,而且先後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马元放虽始终不屈,也由周佛海百计纵之归渝,受到重庆当局的重视,而且被选为中委。吴开先於受鞫中的态度,最初还是相当强硬,当陈恭澍密问他时,他左一声陈区长,右一声陈区长,区长是陈恭澍在军统中的职位,吴开先这样叫他是意在讥讽,弄得陈恭澍啼笑不得。他被羁禁在「七十六号」二门内右侧拘留所的二楼,一次曾要吞金自杀,另一次当提讯下楼时,他想跳楼,监犯求死,当然并不容易,开先也真能表演。投汪的旧日市党部同事,很多人都为他奔走营救,中间尤以原市党部委员汪曼云与蔡洪田两人出力尤多。曼云屡次要求李士群让他与吴开先谈一次,而格於日人的监视严,无法通融。最後,士群下了一个条子,表面上是派汪曼云去审问,才算得见了,彼此都有家国之痛,两人一见面又是一场抱头大哭。但是以曼云的力量,除一见以外,其他已无能为力。李士群也屡次亲自提他到办公室中谈过几次,且以最客气的态度相待。上有周佛海的关照,下有汪曼云、蔡洪田的请托,因此吴开先除失去自由而外,并没有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待遇。 


  日本人对吴开先的态度,是非降即死,佛海为此,感到非常棘手。他屡屡向我谈到这一个问题,我说:「解铃系铃」,没有日军的谅懈,一切都是徒然,他为重庆工作,而你虽是主持「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人,但拘捕他的不是「特委会」下的「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的真名),而是日本宪兵,必须先有一个正大的理由去说动日宪,才能保全开先。佛海当然比我更明白关键所在,但一时想不出打动日宪的说辞,他无限徨,为了缓和严重的气氛,也为了远离日人的监视(七十六号内有日军顾问,而且有一部份日宪常驻),因以李士群大部份时间在苏州办公为理由,把吴开先移解到苏州特工站拘禁,说是为了便於随时提讯。从此吴开先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待,事实上也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饮食是每餐由汪曼云的太太烹制送去的,夏季的冷席与风扇也由曼云为他预备。吴开先的态度也比较缓和多了。他表示如邀开释,不拟担任汪政府的职务,但可以在党务方面尽一些力。经过了一段时期,终於佛海想到了营救他的藉口,他针对日本人希望全面和平的心理,而且经过司徒雷登等的向重庆当局进言的失败,又闹了在香港与假冒的宋子良谈判的笑话。於是佛海向那时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最有力的人物影佐祯昭说:「既然日本想和平,就不宜与重庆在军事以外,过份敌对。吴开先是重庆派在上海比较重要的人物,杀之徒激重庆之怒,强其归降,亦并无适当位置可为『政府』之助,不如释放他以示宽大。」经佛海再四再三的说,几经波折,竟获得日方的同意,吴开先出乎意料的恢复自由了。他住到了南京汪曼云的家Y,每天受到旧时朋友们的热烈招待,他那时内心感到友情的温暖,朋友们礼貌上称他为吴先生时,他总是表示谦逊地说:「不要客气,叫我开先好了。」佛海更先向汪氏为他先容,说一时并无适当的职务可以位置他,不必强其出而任事。汪氏曾经召见过他,除了对国家当前的处境彼此慨叹而外,反而对吴开先加以无限温慰。他最受窘的一次,不在被捕审讯的时候,反而是在恢复自由之後。一天,他在我那Y午饭,饭後无聊,他与我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去逛中央市场,刚到门口下车,正好陈璧君从内出来,吴开先不能不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又叫一声汪夫人。不料陈璧君望了他一下,瞪著眼道:「吴开先――你好!你也会有这一天。我自有独立的人格,以後除在我家Y外,应当称我做陈委员,记住了!」说著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面上红一阵白一阵,而又不敢回一句嘴,这味道也确属难受。 


  吴开先闲住在南京,除饮食徵逐而外,也实在无事可做,他屡屡向佛海表达了返渝的希望。这一件事,太困难了,而只有佛海竟然又向影佐去说:「留吴开先在此,一无所用,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周佛海当然明白,以吴开先的地位,无论如何不会发生那样的作用的,而影佐却以假作真,又立刻予以同意。当一切问题决定以後,影佐还约定了开先作最後一次的谈话。不料也许由於他的过份兴奋,先纵饮而後赴约。入坐方定,影佐刚开口,吴开先竟哇的一声,当面呕吐狼藉。影佐勃然大怒,以为他在故意侮辱,且竟欲杀之为快。这又苦了佛海,一再疏解,又得化险为夷。三十二年的秋天,吴开先到了上海,我们几个朋友在新都酒楼为他盛大饯行。翌晨由日本专机送往粤省边界,进入抗战区,归抵重庆。从此,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和平以後,他又荣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我没有去见过他,直到共军南下,他也逃来香港。一次我往广东银行陪朋友开启保管箱时,看到他也在那Y开箱。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检点他的财宝,我想到了佛海当时为他奔走的情形,有些惘然,我又想他见到我发现了他的财产秘密时又一次受窘,我没有上去招呼他。

 

四九、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代表重庆隐伏在上海租界中工作的,论当时的位望,吴开先固远不如蒋伯诚。迨吴开先返渝以後,因系由日军公然派机遣送,形迹上就颇有嫌疑,故所受当局的重视,且还不如马元放(马返渝後,值国民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马以在沦陷区捕放之经过,著书散发。竟膺选为中央委员。共军南下後,闻已被杀)。日人对吴开先寄以赴渝後为和平作伏线的幻想,亦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影响。重庆的一切,日本人的不清楚,固无怪其然,但如何瞒得过周佛海?佛海明知开先在国民党Y的地位,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他的对蒋,即使蒙召见,连当面提出的勇气,事前也断定其不会有的。而佛海为了公谊私交,奔走数月,全力担承,为之疏通说项於汪氏及日军之间。没有佛海的营救,恐吴氏之乒窃绾幻挥蟹鸷5幕鼗ぃ馐峡帜衙忪堵渌5焙推揭葬幔鸷p跛兰喾浚溆捎甯丛敝嗜酥校绯虏祭住⒊铝Α⑿硇⒀住⒗仔メ⒁拙蟮龋蚯淄刑轿剩虼推渖ィ槐茉拱灰陨酪捉弧6朗芏魃钪刂饪龋沽哽陡傲榍耙坏欤∠氲椒鸷;峥褪抑兄笳罂奚唤刮业突参尴蓿∠治馐腺善浞蛉宋馐寂垦尢ㄍ澹痰孟碛旁V睿涔拥纫惨运肷履抑懊郎钤臁M咭岩樱∧暇┯腊补孤袒牟菁洌鸷5叵掠辛椋湟嘟廊混队性旃嗜艘 


  吴开先案一波方平,不料一波又起。民国三十三年的仲春,为蒋先生代表之蒋伯诚,忽於病亟之中,又为日宪所逮捕,且同案株连者有杜月笙之心腹万墨林(现居台湾)夫妇,有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青与毛子佩(王现在台,毛留大陆),有蒋伯诚之夫人杜丽云女士(前名女伶,现又在大陆登台演出),幼子宇钧(现在台)等多人。案情且更较吴开先为严重,而羁押、审问,又归诸沪南日本宪兵队(即贝当路宪兵队,地址在美国学堂)直接办理。案发,中枢密电佛海以营救之全责,在如此情形之下,佛海则殊有鞭长不及马腹之苦。吴开先一去既无消息,更将以何种说辞,代向日人缓颊?佛海那时的徨之情,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者。 


  蒋伯诚,浙东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定东南时,曾一度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主鲁,又以蒋先生之私人代表资格,常驻济南,甚著劳绩。东南沦陷之後,密藏於万墨林法租界面蒲石路之新居,从事地下工作。那时蒋氏以高血压症,早已半身不遂,终年偃卧床榻,但以那时主持上海市党部暨三青团之吴绍澍常留皖境屯溪,在沪指挥之责,托之蒋氏(吴绍澍於和平後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大陆易手,任中共「交通部参事」,现已久不闻其消息)。 


  日宪对蒋伯诚之行踪,侦察已久,以後如何获得线索,自非我所能知。据事後蒋氏告诉我,当他为日宪破获之日,他以血压剧升,神智昏迷,已陷於弥留状态。正延请经常为他诊治的赵启华医生施救(一说蒋之所以被捕,系日宪跟踪赵医生而得)。赵医生主张非抽出血液一百CC以上,将不能挽救其生命。而蒋之家人,恐其失血过多,影响体力,坚执最多抽血五十CC。正在争持不下中,而日宪掩至,全室各人,均被一鼓成擒。日宪目?蒋氏病状危急,立以电话召军医驰至,不问情由,为他一举而抽血两百CC,蒋氏竟得悠悠复苏。日宪又以其病重,即派兵在其住宅看守,复得免拘解至宪共队受鞫之厄。以後蒋氏一再向我说:假如日军来迟一步。不抽出那样多的血液,可能脑部充血,血管破裂,可以立时送命,捕之乃适所以救之也! 


  我一生最厌恶特务工作,避忌唯恐不远,所以任何有关这类的机密事情,除非以耳目较近,偶然得之幕中人的转述,否则便会近在咫尺之间,而竟会懵然一无所知。吴开先之被捕如此,蒋伯诚之出事又如此。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反而是平时与此毫无关系的张善琨(张那时担任中日合作的中华电影公司总经理)。 


  事情大约已经在蒋案发生一两月之後。一天佛海打电话邀我当晚到他的居尔典路寓所去晚饭,因为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完全不以为意。我准时而往,除了平时与佛海较近的几个常客以外,并无外人。所不同的是那晚餐厅中竟尔星光灿烂,笑语喧阗。大约当时「华影」的红星,几乎全部到齐。似乎李丽华、陈云裳、周曼华、白光、王丹凤、周璇、欧阳莎菲、李香兰等都在。而佛海那天左顾右盼,情绪异常轻松。饭後在花园的草地上放影「华影」刚拍好而尚未公映的歌舞片「万紫千红」,片由李丽华与最近访沪的日本东宝歌舞团合演。我在观影的时候,张善琨刚好在我身旁,我问他今天何以会有这样的盛会。善琨偷偷地告诉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蒋伯老被捕的事」我摇摇头。他继续说:「蒋伯老被日本宪兵拘捕了,因为我与他平时有来往,日宪在他寓中发现了我给伯老的函件,因此我也受嫌牵连,被拘押在贝当路宪兵队。幸经周部长保释,今天的宴会,并且请了公司中的明星作陪,就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谢意。」我说:「那末现在蒋伯老呢?」他说:「他关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说:「在宪兵队与你一起的还有些什N人?」他说:「我认得的只有严谔声(即新闻报之小记者)与毛子佩。」这一席话,我才知道了蒋伯诚被捕的事。其实,那时我还完全与蒋氏并不相识。

 

五十、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事有凑巧,当天晚上,我於饭後回到报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云旌,专为小报撰稿之洋场才子。中共进去上海後,在新民晚报工作)来电话,告诉我毛子佩被补的消息,希望我能为他出力营救,我告诉他我对此事刚刚才听到张善琨所说,让我从旁探明情形後,再为相机行事。 


  为了接连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我对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顺便问他蒋案的情形。佛海说:「伯诚的案子很麻烦,各方面都希望我从速为他设法,即以他的病躯而论,就已觉得十分可虑。我与他为当年的嫖友,论公论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日宪兵已将全案呈报东京,非得军部的同意,当地的日军且无能为力。我o有尽我所能,一切看他将来的运气吧!」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後接收我所主办的「海报」而易为「铁报」的,那时任上海市党部委员,向随吴绍澍工作),他说:「必须与伯诚的案子一起解决,暂时也不可能先为保释。」佛海又想了一想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等我在幕後活动後,将来如能达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办理具保手续。」我说:「o要你交涉好了,我乐於负担保的责任。」 


  事实上,那时佛海的环境也的确困难,与他交情较好的「梅机关」首领,又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调往南洋作战。继他後任的是前广东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与佛海之间相处得并不好。而且那时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手下握有实权的?政信,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即现任日本议员,著有有关中日战事的书籍「潜行三千里」等著作多种,近仍常在报端发为高论,日人当时曾尊之为「战争之神」,他在汪政权时代劫疝固欤妓健付峭恕梗⒎⑵鹬练罨郎蛉朔啬梗苑鸷T虬偌魄阆荩欢惹矣思漯采敝=傅挠龋谌绱瞬焕那榭鱿拢媸狗鸷O蒽蹲畲蟮睦选 


  总算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佛海兜过了在华的日军势力,迳与东京方面日军最高当局接触,理由还是抄袭了吴开先一案的老调。不过因为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由偷袭珍珠港所获得的胜利,已因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所领导的跳岛作战,日海军已完全趋於颓势。佛海的说辞,就针对了现局,以为要使日军能全力应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须先在中国拔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蒋伯诚为蒋先生之驻沪代表,为无可置疑之事实,不如将他释放之後,责其在沪居间谈和。像这样可笑的理由,佛海在无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乱投医,竟也居然一信再信。为此事帮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他们两人几次为此事飞赴东京,千回百转,不知费了多少心计,东京大本营终於决定了由佛海方面负责将蒋伯诚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释。 


  我还记得在此事决定的前几天,刚刚军统周的局本部秘书长袁惕素潜返上海(袁现在台湾),因为我与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为他掩护。惕素与我一见面就问了我许多别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蒋伯诚恢复自由之事即将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随时准备办理担保手续。袁惕素欣然秘密电告了军统局局本部,据说覆电上当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为袁惕素以後将牵涉到我本身的许多问题,故附带先在此一述我与他最初的一段渊源。 


  到正式办理担保手续的这一天(日期或完全无法记忆了),下午二时,我与另一位保证人徐采丞会齐(徐为杜月笙在沪重要代表之一,当时颇得「登部队」之信任,任为嘱托,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服毒自杀),先赴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在静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参谋,一同驱车驰赴贝当路宪兵队,那时的队长似为杉原,一个肥矮而充满杀气的家伙。起初延我们入会客室就坐,还预备了茶点,礼貌很周到。数语寒暄之後,杉原整一整军服,立起来厉声说:「蒋伯诚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释,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保证人应负的责任?」说著取出一张预先写就的保证书,上面是用日文写的,他指著说:蒋等保释以後,一、今後不得在占领区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须离沪旅行、必先取得宪兵队之同意,否则一切惟保证人是问。我与采丞点了一下头,又相视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笔来,迅速在保证人下面,签存盖章,办妥了例行手续。於是,由杉原与我们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蒋的寓所,蒋伯诚还睡在中间的房Y,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馀杜丽云、蒋宇钧、毛子佩、王先青与万墨林夫妇等,杉原要他们排了队,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们今後应如何如何。最後要他们向我与采丞鞠躬致谢。杉原才命令所有驻守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杉原与川本的联络参谋亦自行引去。这样,蒋伯诚等七人,才算脱出了日宪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复自由。蒋又与我们闲谈了一阵,屡屡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从此以後的两年中,我成为他与佛海之间的唯一联络人,我又为他的经济支持者,为他的工作奔走与掩护者,我成为他家的上宾。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许下了无数的诺言,我又为他冒过许多危险,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难。和平以後,使他以一个早已瘫痪了的人,竟能成为上海著有最大勋绩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五一、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在汪政权短短不到六年的时期中,我於身亲目击之馀,体验到了一点,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当政的人是真心与一个力量远超过於自己的国家「友好」,这个人将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作一个殷鉴! 


  从汪精卫起以至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最少我个人确信他们还不至於卖国求荣。他们从抗战阵营中分裂,以至在敌人枪刺下建立政权,固然无可讳言每一个人除了想救国家於垂亡,也夹杂有一些私人恩怨,与若干意气在内。但是也无可否认,汪氏的这样做,还是抱著九一八事变後,他兼程回国时所说抱著跳火坑的决心。但是一著之错,满盘皆输!他们错误的主要因素,一是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日本不会与英美开衅。而自九一八国际联盟李顿爵士调查团没有对日作正义的制裁,与缅滇公路被封锁以後,认定英美不能有助於我,抗战的最後胜利,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另一原因是那时抗战年馀,军事上我们是败得惨,而日本则胜得苦。虽然日本朝野,都已以对华侵略战视为泥足,而近卫三原则在表面上还不是亡国条件,汪氏以为黩武的日军阀真会?然改图,如抗战而最後失败,则亲日政权建立在先,日军或可不为已甚,甚至 中山生先的大亚洲主义也可实现。当然,事後有先见之明者,对於他们此种想法,定会觉得荒唐。 


  而这一切想法的错误,其实也不必等到最後胜利u发觉,汪氏等行抵京沪,置身虎穴,一旦与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应,以及目?了各地日军的蛮横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条约」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於从前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所以当汪氏与阿部信行签订条约的一天,汪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泪。而汪政权的渴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俾以政权还之中枢,也实在是完全出於真意。汪氏等当时的处境是艰苦的,心境是沉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汪氏等没有忘记国家民族之大义,千秋万世,恐将终无恕辞!汪氏於离渝以後,提出了和平主张,如不因河内的一击,息影赴欧,尚可优游馀年,恐也不至於悲痛悔恨之馀,遽尔病死异国吧? 


  周佛海时常向我慨叹著说:「我们主张和平是为了救国;但抗战更是毫无疑义的为了救国。」他对日人的横蛮无理,常常表示愤懑,甚至在他的日记Y写出「令人发指」的语句。他是负责大部份对日交涉的责任,他知道得最清楚,他又说:「看来,我们是错误了,我们将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尽了我们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我们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分算是一分。」惩治汉奸条例第一条就明定汉奸罪的构成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佛海於胜利後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鞫时的抗辩,他说:「我的参加政权,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後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不管别人对他的辩解如何看法,我则深信他的这几句是事实,也是真话。 


  我不常见到在氏,但就我所看到与听到的,汪氏在他主持这个政权的时期中,他变成性情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文圆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会」、「国府会议」、「行政院会议」开会时,往往会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我前後参加过三四次「中央全会」,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後是哽咽了,热泪沿著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於呜咽中匆匆结束,说出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现在留在此地的许多旧侣中,不少是当年汪政权的「中委」,他们与我一样地曾目击过这悲凉的一幕,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决非出诸虚构。 


  类乎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我在一定一异与一个例子,以作为对汪氏当时内心的说明。时期大概为民国三十二年,汪政权又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方在中条山作战之後。许多「中委」们纷纷有照例的提案。依照会议惯例,也照例先交小组审查,许多都是官样文章,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议案。会议开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议案由小组审查完竣,提付大会通过的阶段。汪氏是当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时,显得面色很难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议案,已完全照小审组查意见通过了。下一案是「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抗战时的中条山一役,国军被日军俘获的达二三万人,日军就交给了汪政权处理,胡毓坤是直接办理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会有这样的提案提出。依当时汪政权表面的立场来讲,既与重庆形式上处於敌对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於俘虏营,好似并不足怪。而汪氏一取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珠泪又流满了双颊。全场竦然,心头有说不出的另一番滋味。那天汪氏激怒的行动,决不是他的常态,这可以反映出汪氏的内心是何等的悲痛!对国家与抗战是如何的看法。

 

五二、陈公博完成一半心事 

  汪政权中,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两人为汪氏的左辅右粥。佛海负担了较多的实际责任,而公博提出了较多的客观意见。虽然在汪政权中,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汪氏逝世以後,又代理「主席」职务,位置一向高於佛海,但是因为他始终不赞回汪氏的建立政权,又不满於日本仍然以侵略为目的的「和平」,他对汪政权的一切,绝不积极。他的所以参加,仅基於与汪氏的私谊,「士为知己者死」的一语,害苦了公博。他自光绪三十三年就参加同盟会,而结果竟以「叛国」伏法。知公博为人的,自不免为之悼惜。 


  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我与公博很少往还,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够深切了解,但在胜利以後,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他在苏州高等法院受讯期间,他不延聘律师,不推诿责任。被判死刑以後,不声请覆判(即上诉),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向苏州高院提出自撰的答辩书,他说明不是希望对之轻判,而使要求予以公开,使他於临命之前,使世人稍明其心迹。他的话可信其尚无讳饰之处,现摘录其答辩书的点滴,以说明其当时的心境与态度: 



  「原起诉书中目我(公博自称,下同此)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於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於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 


  「不过我对於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後,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Y很明白,而又背负责任,那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於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於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於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统一中国。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当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後,我的心情是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本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N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我於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按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又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公博的答辩,的确并非完全出之文过饰非,当时汪政权中人的心情真是复杂而矛盾,但是说是他们卖国求荣,完全忘记了国家民族,那未免太以成败论人。我对於公博,也只有一句话可说,对他的心情是同情的,而对他最後束身待罪的态度是钦佩的。但我今天不避嫌怨为他们写出当年的事实,又何补於彼等身後之是非呢?

 

五三、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渖阳北大营发动的事变中,一举而占有了我国东北四省。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作积极的抵抗,而且其後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按何是何应钦,梅是在的驻军司令梅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更悍然制造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使华北形成特殊化,整个华北也置於日军的实力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当时,也有所谓维持集体和平的国际组织,即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但告朔饩羊,却与现在的联合国一样,徒以姑息抚绥为能事。对於九一八事变所特派的李顿爵士调查团,既绝未作出制裁方案,列强对此傀儡组织的「满洲国」,亦且默认为既成事实。在华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结果在上海外滩英国总领事馆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又接受了在上海四周三十哩以内不驻扎正规部队的屈辱条件。中国的退让,却助长了日本军阀的气穑晕鹜鲋泄疃嘁仓恍枞鲈碌氖奔洌复舐揭辉姑危毡榈剌踊卦谌毡揪说哪院V小8Y饣鏊∪毡揪ъ兑痪湃恢烈痪湃叩牧曛校谥泄衬冢嫘乃枞∮枨螅馐侵泄芡庾迩致缘目涨霸帜眩灰质侨毡久髦挝乱岳吹幕毓夥嫡铡H毡眷吨镜靡饴牛纫晃箪督卸曰媲致裕辉傥箪斗⒍颂窖笳秸W渲磷匀「餐觯焕戳巳毡居惺芬岳吹牡谝淮挝尢跫督怠 


  太平洋战争是发动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距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刚好四年五个月的时间。日本在华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徒然使日政府成为军部之附庸,而陆海军之间,又时相龃龉,加以经济混乱,物资缺乏。当日军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了我国首都南京,溯自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起,至完成攻陷南京止,我国以最精锐部队置於第一线,能以血肉之躯与猛烈的炮火相P拼,也只抵抗了仅仅四个月,京沪全线,即告崩溃。但日本於作战中明白了中华民族之不可屈。而且军事进展愈速,地区愈广,日军即维持占领区的点与线,也愈觉困难,乃恍然於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一个梦想。那时日本确已有了谋取全面和平之意,但政府在汉口时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最後归於失败,日方一面以军事力量继续向我军压迫;一面通过了种种方式,以觅取和平之路。日本以战胜国而急急求和,在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例子。日本於一九四○年之所以促成汪政权,目的不在使国民党因分化而削弱抗战力量,其用意想利用汪氏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资望与地位,希冀假以达到其求取全面和平之企图。 


  至太平洋战争前夕,对华的侵略战争,日本已感到旷日持久,泥足愈陷愈深。而所谓全面和平,走尽了无数的冤枉路,国民政府的答覆,是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化为泡影。但日本任何国策的决定,决不会事先谋之於汪政权,但汪政权中人默察日人对战争的狂热,军阀的老羞成怒,美国又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金,与限制了战略物资输出以後,处境日感困难,军阀们抱著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扩大中国地区以外之战争,形势所趋,已有其必然性。问题是今後的日本,究将南进还是北进?当时揣测纷纭,只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日军如欲扩大战争,可能会出之南进之一途。而理由却又显得很薄弱,仅以日本陆海军间之积不相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海军看到陆军在中国境内的「赫赫战果」,不免眼红心热,大欲一显身手。在汪政权方面对於日本南进的著法,是认为可能的成份很低。 


  北进,乃成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著法。理由是:一、日俄本为世仇,况抗战初期,苏俄援助中国以抵抗日本的远较英美为多。而抗战开始以後,一九三五年三月,既发生了在蒙古境内日俄冲突的诺门汗事件;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发生了满洲境内的张鼓峰事件。旧恨新仇,日本当以一臁6⑷毡镜姆垂蔡仍谀鞘笔羌峋龅模廊蛑校陀幸惶跏恰腹餐拦病梗蕉闪⒌目茏橹惨浴阜垂病拐臧瘛6粽ㄖ议土恕负推健⒎垂病⒔ü刮伲馑季褪呛推嚼u能反共,反共u能建国,而著重即在反共。日本既一切以反共为鹄的,安有不北进之理?三、日本既与德国为同盟国家,日德共同防共协定,签订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义三国的轴心同盟,又签订於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切又均以防共为前提。而那时,德俄之间,正在作殊死战,希特勒一定要求日本分兵北进,直捣西伯利亚,而使苏俄腹背受敌。四、日本视满洲国为其禁L,欲确保其安全,也必须扫除卧榻之旁的大敌。诺门汗事件的发生,就由「满洲」与外蒙的疆界而起。五、还有一个认为坚强的日军将作北进的理由,因为如其南进,势将与英美在远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之利益,直接发生冲突。英国虽在欧洲方面自邓扣克港大撤退以後,惴惴焉唯恐德国之进袭英伦本土,一时当然无力东顾。但是,日本与英国,既为第一次大战时代之盟邦,且美国的庞大海空力量,恐日本尚非其敌,日本即使於日俄战争以後,骄满得有些疯狂,或者还不至有孤注一掷之勇气。 


  上面这样对日本的揣测,虽理论上不无有其根据,而日本为自身打算,这种揣测,无疑成为隔靴搔痒。迨珍珠港偷袭的弹声一响,终於揭开了南进北进之谜。局外人对局势演变的判断,往往以常情来摸索别具肺俯的野心家,管窥蠡测,乃至毫厘千里,日本竟然选择了一条把自己毁灭之途。 


  太平洋战争,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悲惨结局,也连带使汪政权同归於尽。珍珠港的隆隆炸弹爆裂之声,不啻是日本与汪政权的丧钟狂鸣。当时日本何以会有此决策?这Y所提供的事实,系参考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著之回忆录,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样内阁之外相及大东亚相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以甲级战犯服刑时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为据。以两人曾身亲其事,既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其所述之内幕,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五四、发动大平洋战争的内幕 

  其实,日本以蕞尔岛国,人口剧增,想以侵略达成其扩张领土之野心,并不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始有此拟议。当「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内部发生了二二六叛乱,使军阀势力抬头,对外又宣布废弃了海军条约,陆军以防止我国反攻为理由,、把军事预算无限制地剧增;海军又以加强国防为名,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海军的目的,主要在与陆军取得势力的平衡。扩军也必然就是备战。陆军主张进以苏联为假想敌;而海军则主张南进,以荷印资源为目标。但海军反对陆军在东北与华北的作为,而陆军则认南进为危险而又愚蠢。一九三六年,日本号称收拾「二二六」事件的广田内阁,於那年八月七日,举行包括首相、外务、陆军、海军及大藏的五相会议,竟然以陆军主张的北进,与海军主张的南进,同时决定为基本国策纲要。 


  而最後,日本平放弃了北进政策,改而南进,其间综错复杂的原因,造成了天夺其魄的结果。首先,自对华侵略战争发动之後,日本成立了大本营,变成为战时体制,军费乃成为无限度的支出,随著战争的逐步扩大,不得不以滥发纸币来弥补战时的财政。又因物资缺乏,物价暴涨,於是施行了经济管制,而世界市场既被遮断,亚洲局部的贸易,使日本经济更形萎缩。 


  德国在欧洲方面初期压倒性的胜利,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日本相信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并将确保其胜利。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对日本驻德大岛大使公然表示,英国的崩溃,仅是时间问题,而且已为期不远。日本为所迷乱了,他们正在考虑,假如德国真的确保其胜利,那末,在东南亚地区的英法荷殖民地将怎样呢?如被德国占领在先,势将发生第一次大战日本为南洋委任统治地区从德国接受时候的麻烦。而德政府又不断向日本军部游说:「日本必须利用现阶段的情势,向东南亚推进而攻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前,获取英国在东南亚的权利,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军部方面既跃跃欲试,而促成这项南进政策的重大关键,几系於那时近卫内阁的日外相松冈洋右一人之身,他签订了日德义三国同盟,实行轴心政策,使与英美法民主国家形成对立,并且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後的势力范围,许日本为整国东亚的领导国家。那时日本的国策,由此已改为北守南进。松冈为了实现南进政策,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出发访问德义,当他途经莫斯科时,曾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南进政策的後盾。当他返日的归程中,再度经过莫斯科,竟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据重光葵所知道:松冈在柏林的时候,已从德国政府获悉了攻苏的计划,日本提出的中立条约,本不为苏俄所欢迎,而松冈竟陡反罅忠哉庖桓龅鹿ニ盏闹卮竺孛堋?赡芩淖饔迷谑故反罅峙碌氯樟矫婕谢鳎枰跃头丁9唬斩碜淙貌蕉┒┝苏庖幌钪辛⑻踉肌U庖桓龃凳怯屑阜挚尚诺模耗鞘钡氖反罅质呛蔚壬疲筛砸郧煌庀啵逼溆赡箍破舫谭等帐保反罅滞蝗怀鱿朱冻嫡舅托校当е筛运担骸肝乙彩茄侵奕恕!拐庖惶装严罚顾筛杂惺艹枞艟校哟私獬硕运盏牡幸猓匀惺迪帜辖撸筛跃挂皇值於巳毡疚蠢纯杀拿恕H毡径造端斩砑纫盐匏思桑造队⒐晕览T诩矗欠衲辖墓丶鱿奠队朊拦慕簧妗 


  一九四一年一月,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被发表为驻美大使,表面上是为了调整美日两国渐趋恶化的邦交,而松冈所给他的训令,要使美国对於日本的轴心政策,发生恐惧而防止其参加战争,坚嘱不许有丝毫要求妥协的表示。野村抵美後对松冈的警告置之不理,不断与美国朝野为改善关系而接触。至四月,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野村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包括下列数项: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战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 

    七、有关太平洋地区的两国方针。 


  以上各项,如美日能正式达成谅解,罗斯福总统而且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再商讨签订具体协定。其实,双力的意见,无论如何是无法接近的,美国藉此拖延以备战,而日本则是在找寻开战的机会,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但是并不主张与美国开衅的近卫,接到此项报告後认为满意,立刻召开联络会议,席上统帅部与内阁的意见,完全一致,主张与美国开始谈判。正当此时,赫尔又向野村提出了称为「赫尔四原则」的,以作为谈判的前提,其内容为: 


    一、尊重各国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 


  日政府对此四原则,正拟接受之际,恰值松冈再度访问德义後行抵东北,立电日政府要求俟其回日後,再作答覆。在这机会稍纵即逝之顷,遂使美日谈判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原因松冈在访欧期内,已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所说服,倒向轴心,立意与英美为敌,所以在他经过莫斯科时,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口头声明,警告美国不要乱动,如美国对德作战,日本也不会袖手。希望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参战;二、设法劝中国和平;三、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此外,并且强调了德国必胜。松冈回到东京後,又电赫尔谓需要两星期时间考虑,才能对四原则有所答覆。而此时因美日间进行谈判,德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松冈迅速通知德外长里宾特洛甫,日本决以三国同盟为中心,绝对不中途变更,同时又将「日美谅解方案」秘密告知德义。旋松冈以为赫尔的备忘录是干涉了日本内政,又训令野村予以退回。日美谈判,至此乃益趋恶化。 


  迨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始将松冈逐出,并任命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负责美日间的谈判,但一切为时已太晚了。军部的南进政策,始终在积极进行,日军且已占领了越南北部。美英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决定禁止战略物资输日,冻结日本在美商人的资金,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更对日进行A(美)B(英)C(华)D(荷)的政治经济包围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的前五个月,日本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有一项重要决定,即:「进攻越南南部,不惜与英美一战。」但日皇曾经问永野军令部长与美作战的前途?永野的答覆是:「对美战争实力不能维持到一年半以上,胜利无把握。」 


  丰田登台後,继续训令野村与美谈判,近卫且曾建议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美国也已同意此点,并指定阿拉斯加为会谈地点。但对主要问题如三国同盟、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谈商,均无结果。美国对此,遂表示冷淡。其间美国也曾作种种让步,如承认「满洲国」问题,透露可由中日两国间以友谊方式谈判解决。汪政权问题,美国可劝告重庆政府於和平实现後合流等(见日人依据其政府档案所著「旋风二十年」一书之记载)。日本於是年九月间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十月上旬,美日谈判如仍无结果,即行开战。而症结所在的自中国全部撤兵问题,日本无法接受。十月中旬,因与美谈判无结果,而迫使第三次近卫内阁垮台。日本陆海军的焦躁,又已达於极点。认为非南进获得石油等与其他资源为补给扩充,日本将坐以待毙。而日皇召集重臣会议的结果,以认为对军部有统制力的东条出而组阁。东条是主战的,由他登台,不论表面上与实质上,扩大战争至此已无可挽救。新任之东乡外相,更用原任驻德大使来栖协助野村继续对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电报训令野村来栖,不可过於妥协。但是美国国务院已将日本密码译了出来,完全窥破了日本的诡计。 


  於是迫得赫尔召集了中英法荷等九国条约有关国家,讨论答覆日本最後提案。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正式答覆递交日大使,内容为:「切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不但需由中国大陆撤兵,而且也要由东北撤兵。」美国这是摊牌的行为,因为明知日本绝对不能接受。而美国的答覆,乃促使日本犹豫与反对的人士,也变为赞成开战,军部乃下令舰队集中千岛备战。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开重臣会议,对於南进政策,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太平洋战争也从此作出了最後决定。 


  美国赫尔国务卿本来已约定野村、来栖两大使放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进行重要会谈。依据哈古条约规定,战争必须事前通告,而日海军希望通告与战争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於突袭中收获更大效果。军令部强硬主张谈判结束的通告,须缩短至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美国驻日的格鲁大使,尚於开战前夕,以罗斯福致日皇要求和平的电报,访东乡外相商洽办法,但一切已经大晚了!东乡半夜入宫面呈日皇,珍珠港的偷袭,已经开始,格鲁大使收到东乡故意延迟积压的开战通告时,广播电台早已播出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与日皇的诏书。珍珠港、香港、上海等处的隆隆炮声,已震动了整个世界。欢迎日美开战的英国邱吉尔首相听到日本开衅的消息,欣奋得大声呼喊「这样,我们可确定将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汪政权中人,当时又怎样呢?

 

五五、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正如胜利後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法庭上讲的话:假使「一二八」日本投向珍珠港的炸弹改投到西伯利亚去的话,不但二次大战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而汪政权的最後下场,谁也无法断定其将为失败或是成功。 


  一九四一年,却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上海,气候已经显得十分寒冷。从国军撤退四郊的炮声沉寂以後,租界中歌舞升平,另是一番畸形繁荣的景象。虽然有人预感到日本会在中国战场以外扩大战争,但当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谁也没有嗅到过这一股即将爆发的战争气息。 


  那晚,我回家比平时为早,午夜以後,早已拥著重衾,酣然入梦。蒙胧中忽然为接连的巨大爆炸声所惊醒,揉一下倦眼,侧再细听,声音却愈来愈大,而且相距甚近。我急急地披衣起床,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已可清楚地分别出那是爆炸与步枪的声音。我想:或许租界中发生了什N局部的变故;也或许浦东方面的游击队开来袭击。我拿起床头的电话分机,打到我所主办的「平报」去询问,报馆的总编辑告诉我,是日军开进了租界,意向不明,现在情形很混乱。报社已经派出外勤记者去采访,俟获得结果之後,会以电话再向我报告。我感觉到不安,最後决定还是亲自往报社去,希望知道日军开入租界的真相。 


  当我驱车经过寂静的法租界马路时,全市已经宣告戒严,军警的布岗情形,足以显出事态的严重,幸而我车上悬著显著的特别通行证,一路并无阻碍。当汽车由爱多亚路转入公共租界时,我已看到了有日军驻岗。日军的黄色制服,与一顶尖角向前面突出的军帽,很容易辨认,我完全证实了日军的确已进入租界采取行动。基於过去一直以为日本决不敢与英美为敌的心理,我又在想:大约是日军帮助汪政权收回租界罢了。谁会料到日军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竟然掀起了他们所称的「大东亚圣战」! 


  等我到达报馆後,采访人员已经回来,初步证实了三点:一、这不是上海租界一隅的事件;二、租界的军警,几於完全无抵抗而让日军长驱直入: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爆炸声,是租界当局自已炸沉停在黄浦江中的钜型船舶,以免供敌利用。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当时最豪华而行驶於欧洲远东间的意大利邮船「康脱罗梭」号。在黄浦江畔遥望,可看到船身倾侧,在渐渐向江心下沉。 


  关於报上新闻的处理,尤其感到为难,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在深夜,又逢变乱,已经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网,幸而最後那时日本的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已有稿件送来,u知珍珠港、香港等地日军同时进行袭击。在英美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日军且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此时上海租界以内的枪声与爆炸声,渐次停止,可见日军已完成占领上海的租界心脏地区。 


  在这样一个剧变中,而佛海刚又留在南京,许多事情,我与他都有接洽的必要。因此,我与报馆的全体职工,一直守候到天明,安排好了翌日的报纸以後,我就匆匆搭乘京沪早车赶往南京。 


  当午间抵达佛海西流湾的京寓时,他的家人告诉我佛海一早就到颐和路汪公馆开会,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待著,我希望他能带回一些消息给我。约摸又经过了一小时馀,佛海u很颓丧地回家,他看到我,仅勉强点了一下头,神态不似平时那样安闲。我感到情形有些不好,但又不便紧紧的立刻追问,也就彼此无言相对。 


  我们一起午饭以後,他精神u稍稍回复了一些。他问我赶来是不是为了战事的缘故,我还没有答覆,佛海已接著问,上海的情形怎样?我说:到我搭车的时候为止,居民除了受些虚惊以外,表面上还平静。报馆中所得到的消息,地方上也没有什N破坏,大约日军已经顺利完成进驻了。我问他今天汪公馆开会的结果怎样?今後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发出了一声微喟之後,详细地为我解释,他说:「今晨汪先生接到了日本总军司令部与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以後,临时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汪先生很震怒,以如此重大的问题,而日本於作出此决定之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汪先生以为日本在反英美口号下发动新战争,如此蛮干,自己将注定其失败的命运,而日本竟然会如此的愚昧与鲁莽,也完全出於他的意料之外。汪先生今天似乎异常激动,在他发言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平时一般的态度。」佛海又说:「我与公博等的心绪,也是同样的复杂,我们有一些矛盾的感想:到今天为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战,到现在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瞻望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觉得无限兴奋。但也不能不承认,三年前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错误了,一切的作为,虽惟天可表,但我们应该对国家负起错误的责任。同时,对自己未来的遭遇,也觉得黯淡而渺茫。至於今後问题,处身在人家军事占领地区的枪刺之下,我不敢说会有什N成就,预料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事能够顺利,军人的气穑票馗酉牛环裨颍窃谖夜穆傧莸厍牙ㄎ镒剩沧员丶咏簦纫脖厝桓锥瘛W苤颐堑拇辰蛹杩啵Ω兑步蛹郑衷谔覆坏绞颤N态度与办法,我们只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付,尽心力来保全国家的元气,保护人民的被迫害,做一分是一分,谁还敢说会有什N把握?」 


  我所知道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汪政权的真实情形是如此。前几年有人写过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出於汪氏的建议与怂恿,未免与事实相距太远了,我敢断言其是完全出於臆测。

 

五六、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於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参战。明知日本最後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参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牢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覆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澈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馀的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当一九四○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参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於「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参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参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後不能再表示反对。」迨「条约」签订以後,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覆得很妙、很乾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N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陈公博於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参战以後,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参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果然汪政权於参战之後,於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於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参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参战以後,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於汪政权参战以後,与日方的斗争,这Y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後,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曰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於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徵集壮丁,训练参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参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参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於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送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於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於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徵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於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於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於事後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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