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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

减裁美国之音中文部引发震荡

减裁美国之音中文部引发震荡

记者: 雨舟 | 华盛顿  2011年 2月 19日

美国政府计划停止美国之音对华短波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并且大幅裁员,引发强烈震荡。

*中文部对华传送70年*

美国政府本星期2月14日向美国国会递交2012年度预算,其中,统管对外广播业务的美国广播理事会(BBG)决定停止其旗下著名国际传播机构--美国之音中文部对华广播和电视节目。

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二大报《华盛顿时报》2月15日刊文说,在北京加大自我宣传之时,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却面临停播。该报引述评论人士的话说,这一举动将严重损害向大量中国人传送未经过滤新闻和信息的重要管道。

加州共和党众议员、众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说:"我很难相信,开销如此之大的美国政府认为节省下来的800万美元会解决预算问题;这是美国向中国政府低头的另外一个警讯;中国人民是我们最伟大的朋友,信息自由流通则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有讨好中国政府之嫌*

罗拉巴克表示,这一宣布发生在胡锦涛访美之后不久,有讨好中国独裁政府的嫌疑。

2002年到2010年间担任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的柯浪(Blanquita Cullum)2月18日撰文《华盛顿时报》说,如果当前的中东民主浪潮教会我们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一个与外界保持联络、消息灵通的公众群体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它超过一个国家能够调动的任何军力。那么,"为什么美国准备掐断一根专制铁蹄下成百上千万民众数十年来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呢?"广播理事会显然忽视了一个事实 -- 那些拥有互联网和没有互联网的群体之间的鸿沟,一个政府要关闭互联网比干扰广播要容易得多。

*时段转拨 经费分流*

美国广播理事会决定,取消从1941年开始对中国广播的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和电视,把缩小编制后所剩的小部分人力全部投入新媒体 -- 互联网;将原美国之音12小时中文广播时段转拨给1996年开始向中国进行普通话播音的自由亚洲之声;裁员所省经费则分流到美国之音其他语言部门。

《华尔街日报》2月17日刊文说,市场调查显示,尽管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收听率呈现下降趋势,不过,互联网却并没有技高一筹。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广播听众数量远远不及美国之音,而且自由亚洲电台的品牌效应也大大逊色于美国之音。

*多数民众靠收音机触碰外界*

"美国广播理事会"发言人拉迪西亚.金(Letitia King)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广播理事会竭尽全力找到能够保证美国新闻内容得以规避中国审查的传播途径。她并且说,短波电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严重干扰。

美国之音听众和网友反映,中国至少有七、八亿人口无法接触互联网。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互联网,中国目前农村人口占40%;60%的地区没有城市化。一台廉价的短波收音机是许多农村地区获得真实资讯、接触外部世界的唯一工具。

在接通互联网的地区,美国之音网页被中国政府完全封堵,网友需要使用翻墙技术才能部分目睹美国之音网页的风采。

*中国大量输出 美国萌生退意*

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察人士张鹤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大量输出软实力的国际大形势下,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萌生退意的确匪夷所思,因为中国的问题将是世界的问题。

张鹤慈说:"在目前世界形势下,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和助推中国的民主化,应该加强提供真实消息;海外媒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虽然旗帜鲜明进行反对和揭露的方式也不乏其作用,但是操之过急容易适得其反。媒体宣传是为了争取数量最庞大的中间派。"

张鹤慈说,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德国之声采用公正、客观和真实的原则报导新闻,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被称传统洗脑战术*

北京的评论人士、《中国不高兴》一书作者之一的宋晓军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时代,个人利益决定意识形态。

宋晓军说:"对于中国来说,用意识形态给中国知识分子洗脑的传统战术已经基本失去意义。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继续花费这样的冤枉钱不值得。至于中国人,每个人的利益都跟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所谓利益决定大脑。人们已经坐在中国利益的大盘之上。"

*前途未卜*

美国之音中文部裁减方案被列入国家预算局起草的"2012财政年度总统预算建议"中,已被提交国会;后者在举行听证会之后,国会预算委员会4月1日将向参众两院提交预算草案决议案,修改后的议案将反馈给奥巴马总统。

此后,奥巴马总统4月到6月间向国会提交预算决议案修改意见,国会6月30日之前完成立法工作,9月15日前通过第二个预算决议案,并将其提交总统。该第二预算方案如果得到总统同意,则经总统签署后便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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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载于《先锋国家历史》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许过很多"面包会有的"诺言,被许多古巴人私下称为"明天会有先生",但社会主义开国领袖中,有一句诺言也许只有他许过且被践行,2008年2月19日,卡斯特罗宣布辞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不过,这一刻比起他当时无意中的许诺来得要迟了20年,——他曾说,古巴领导人的年龄决不超过60岁,那年,卡斯特罗39岁。
  卡斯特罗似乎是惟一活着辞职的社会主义开国领袖。

  【我们要归功于美国人】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是美国人把我变得这么出名。如果有很多人钦佩古巴的话,我们要归功于美国人。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对手,从而使我们赫赫有名。"
  对今天的古巴来说,美国意味着目前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但祛除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也是卡斯特罗和同志们当初革命后的一个重要目标。某种程度上,美国经济封锁的存在,给了古巴物资匮乏一个最好的外界理由。虽然今天西方其他国家并没有效法美国。
  美国要求封锁古巴最大的力量来自古巴流亡者。在与古巴隔海相望的佛罗里达州,古巴流亡者拥有巨大的活动能量,这个州拥有近百万古巴流亡者,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古铁雷斯即使其中一员。
  被卡斯特罗称为"蛆虫委员会"的"解放古巴委员会",长年出资用于制裁古巴的政治游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小觑这股力量。
  古巴革命后,美国无条件接受古巴逃亡者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古巴人,当时除了海上逃跑这一经典方式外,还有一种就是今天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采用的方式,闯大使馆,通过第三国抵达美国。
  对人口逃亡,卡斯特罗曾经的举动颇见其个性:1980年4月1日,不胜其扰的卡斯特罗突发奇想,宣布取消秘鲁和委内瑞拉大使馆的警卫,几个小时后,这个两个国家的大使馆比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还拥挤,甚至连树上都爬满了人。
     卡斯特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解除对马里埃尔港的管控,不但与古巴流亡组织接洽,要他们把亲属全接走,还下令将大批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精神病人和有同性恋嫌疑的人,都集中起来送上前往美国的船。美国不是宣布"伸出双臂欢迎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寻求自由的难民"么?OK,成全你们,一次性给你们15万人!
  顺带说一句,这些古巴官方眼中的"蛆虫",当时的确是美国的不小难题,但这些人倒也争气,佛罗里达的迈阿密,1950年代还只是个普通渔镇,古巴移民成批到来,使之迅速成为一座繁荣富裕的大都市,那些"蛆虫"大部分都混得有模有样。而且,卡斯特罗的叛逆女儿阿丽娜•卡斯特罗也是蛆虫之一,她不久前受聘于CNN。
  今天,这些人的汇款也许部分抵消了美国制裁造成的损失。而且,"国无敌国者恒亡",反古巴的流亡者是古巴安定团结局面的最大促成因素。

  【美国人培养的共产党】

  许多研究者认为,卡斯特罗革命前可能从未真正接触过马列主义,卡斯特罗为革命坐牢时,古巴共产党与当时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某种程度上算得上相敬如宾。
  革命后,时任总理的卡斯特罗1959年4月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邀请访美,在被问及新政府的道路时,卡斯特罗不但宣布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的政策,还一再强调其反对共产主义。
  可以确认的是,卡斯特罗受华盛顿、林肯等美国自由民主的大哲先贤的影响颇深,也许他最初的革命理想,目的就是恢复宪法和建立社会正义。对美国记者关于民主选举的议程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在权位上一分钟都不会多呆"。
  卡斯特罗的美国之行,精心准备了上好的雪茄和酒,毕竟经济上古巴不可能不仰仗美国,然而,美国虽然第一时间就承认了新政权,但只有副总统尼克松有空接见卡斯特罗。
  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听其言,观其行"的冷遇,很快在年轻的古巴领导人那里有了猛烈反馈——新政权一系列政策、法令,尤其是国有化运动严重损害了美国商界的利益。其实,美国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喜欢和扶持巴蒂斯塔,但卡斯特罗无疑才真正令人如坐针毡。
  卡斯特罗迅速转向。当初参与革命的同路人纷纷掉队。1959年7月17日,卡斯特罗突然宣布辞职,有消息说,没有任何实权的总统乌鲁希令卡斯特罗不开心,古巴人民不高兴了,愤怒的人群在乌鲁希的府邸外越聚越多,于是,乌鲁希步巴蒂斯塔后尘逃往美国。
  没有跑掉的另外一些战友,比如阿马斯——他曾是卡斯特罗率领下乘坐"格拉玛号"(Granma)游艇登陆古巴的82名游击队员中幸存下来的12个人之一。他认为卡斯特罗悖离了当初的民主理想,遂在1961年被送进监狱,1991年才得自由。总体而言,卡斯特罗对待昔日的战友和同志,算的上很有人情味,很少枪毙他们。
  相信不断革命论的格瓦拉无疑是游击队中最激进的一位,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在观点明显分裂的新政权领导层,卡斯特罗越来越倾向于他们。
  最早教卡斯特罗建立社会主义的老师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左派教授。游击队员们大多数连家庭都没有管过,何况一个国家,于是,美国专家来了,在他们眼里,生产搞物质奖励刺激的苏联,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了。对从小就热烈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卡斯特罗来说,这些人的观点非常对胃口。
  对正在困难中的古巴,苏联人很快伸出援助之手,卡斯特罗迅速改宗,1961年12月卡斯特罗在演讲中说:"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一天。"
  几十年后,当西方记者再次问起卡斯特罗,当初的口号与日后的实际不一致时,得到的回答是卡斯特罗式的经典回答:"林肯发动内战时也没告诉大家他日后要解放黑奴。"
  其实,卡斯特罗是美国人逼成共产主义者的。

  【"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大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习惯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1965年3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大学发表演讲时,直接点名批评中国是修正主义者。因为古巴试图在中苏论战中骑墙,1965年中国突然大幅减少出口古巴的大米,不过,中国送去了大规模的精神食粮,——中国大使馆直接向古巴公民投递宣传品。
  卡斯特罗演讲对毛的批判调门比苏联人还高。卡斯特罗称,中国向古巴公民大规模投递诽谤苏联和古巴政府的宣传品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毛的观点和所作所为显然证明他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谈到年老问题时,他即兴发挥道:古巴绝不允许年满60岁的人还呆在领导岗位上。
  这次演讲前20天,格瓦拉刚刚率团访问了中国,试图调停中苏关系。
  其实,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游击队起家的卡斯特罗对中国天然有亲切感,尤其是激进的格瓦拉甚至持有强烈反苏观点,苏联早已是个官僚体制国家,而中国的绝对平均主义和人民公社体制,非常对卡斯特罗等人的胃口。
  同样,卡斯特罗赞同中国的世界革命理论,不赞成苏联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古巴导弹危机时,卡斯特罗、格瓦拉等都做了与美帝国主义摊牌的决心。
  古巴心在中国,但胃在苏联,可以少了中国的大米,但少不了苏联。
  苏联人以高价收购古巴糖,以低价向古巴销售石油和其他工业产品,外加上各种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个当时仅700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400美元,这个好处远比美国人封锁造成的损失大得多。
  中苏论战,毛主张用分化瓦解多多争取的策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他认为苏共才是批判攻击对象,其他胁从不问。但因为大米和宣传品问题,卡斯特罗称中国是"所有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由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
  原本在毛眼中只属于无害"狐狸"的卡斯特罗跳出来叫骂,终于引起毛的重视,由此,毛的语气变成"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古巴在中国的被批判待遇,远高于苏联外的其他东方阵营国家。
  古巴确非普通小国。与毛时代的中国一样,古巴也奉行与苏联不同的"输出革命"。在拉美和非洲,两大阵营角力处,为避免美苏两国直接冲突,苏联不宜出兵的地方,由古巴直接打头阵。在1970年代,古巴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在海外参战,当然,苏联出钱出枪。
  由于是苏联人赞助的"输出革命",在当时中国眼里,古巴就是苏联打手,成了穷凶极恶的代名词,以致中越反目后,越南被中国称为"东方古巴"。
  当然,中国在教训"东方古巴"时,正牌古巴也不含糊,卡斯特罗宣称中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革命的例子",并威胁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核战争,而《格拉玛报》的社论则称:古巴将援助越南,甚至是用自己的鲜血。
  中国外交部网站关于古巴的资料介绍,有这么一句话:"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中古实质交往不多。"不到20个字,把20年时间的一切都轻轻带过,也许是有道理的。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如果把古巴称为今天最后一块还在实行乌托邦制度的土地,相信没人会反对。
  但古巴的乌托邦色彩与卡斯特罗强烈的游击队气质密不可分。
  标准乌托邦,是一种惟理性主义的社会设计,从社会生产到成员日常生活都服从一个严密的宏大设计,苏联三十年代基本完成了这种体制,它依靠的是一个庞大但日渐专业的管理团队,随着这个体系的完善,国家机器运转中,领导人随心所欲的影响逐渐被降至最低,正因为有整套冰冷、理性的官僚体系,苏联的经济、科技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长足进步。
  尽管,中国、古巴的社会实践曾被认为是纯而又纯的乌托邦,但就理性设计而言,却是典型的反乌托邦,因为它们始终对理性设计所必需的官僚体制保持高度警惕,全社会的一切活动完全受国家领导人随心所欲,无计划和理性可言,虽然也有类似苏联的各种经济计划,但只有一个名目而已。
  革命后,新政权的领导人们不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是多数国家一开始的通病,但古巴则将这个传统保持了很长时间,其草率程度也非前辈可比。譬如领导人的分工问题,据说卡斯特罗问道:谁是经济学人(Economist)?正走神的格瓦拉以为问谁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立即举手,卡斯特罗立即把央行行长给了他。
  老游击队员们喜欢像紧张忙碌的战争年代一样管理国家,他们突然想起一个主意,立即跳上吉普就走,中途若有所闻或所想,会突然宣布各种命令,譬如:你,立即派人去把这条马路给我修好!要沥青路面的。
  在反乌托邦的理性设计上,卡斯特罗走的比毛时代的中国还远,甚至卡斯特罗在宣布将自己的革命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很长时间里,党组织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古巴的运转,长期采用一种直接民主的革命狂欢方式,卡斯特罗突然有了想法,就直接对被发动起来的国民做长篇演讲,通过电台直接传播到每个古巴人那里,省略了政府科层结构的层层传达和任务布置。
  没有任何人知道卡斯特罗准备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卡斯特罗的演讲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他能在麦克风前滔滔不绝演讲到深夜三点,说什么完全视当时心境而定。报纸的转载,光看标题,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必须整版整版读完才能理会卡斯特罗最近的想法。
  很长时间,古巴没有人知道卡斯特罗在哪,下一刻会去什么地方,老百姓都可以直接找他,全国各种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来决定,卡斯特罗总能很干脆地答复:行,明天一定解决,然而由于组织混乱,卡斯特罗日后不免成为空头支票专家。
  卡斯特罗为人民操碎了心,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早餐时要阅读 200页参考消息,为了古巴人民的健康,有几年他成了奶牛专家,天天痴迷于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卡斯特罗个人的突发奇想有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曾投巨资建造了拉美最大的生物医学中心,长期效益不佳,但却在艾滋病时代能出口大批艾滋病药物。
  卡斯特罗经常会在动辄数小时的演讲中顺带奚落挖苦一下所谓的专家、学者,这与苏联对专家的顶礼膜拜大异其趣。好在,卡斯特罗的艺术修养不错,他虽然也被迫关过些知识分子,但迫害程度要比苏联等国轻得多。
  古巴今天老百姓每月能分多少面包、牛奶、糖,全部是被精确计划。但这个越来越局促计划,却是生产无计划的结果。
  刚刚革命后的古巴,洋溢着青春,革命者廉洁而激情,西方世界的左派学者纷至沓来,他们以前曾被斯大林欺骗过,这次的古巴要他们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写下无数类似《听着,扬基佬》这样的赞美篇章。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后,当年热烈赞美过古巴的人大多收声,与卡斯特罗依然保持良好个人关系而未决裂的,只有一个马尔克斯。
  而今天中国关于古巴的报道介绍,多倾向于把古巴描述为一个清贫的乌托邦社会,除了物资短缺,基本是一个自由、宽松的和谐社会。人人有医疗保证、各个读书免费,干部群众依然如鱼水关系。也许古巴今天还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政府平均分配资源所取得的成绩,消灭了文盲,人均寿命大幅增加。

  【我不能忍受任何非正义】

  很多人会说,独立的、赶走了美国人的古巴是古巴人的古巴。
  也许一开始曾经如此,但随后苏联人在古巴的存在和影响之深,应该远超过美国,为了保卫古巴,苏联曾长期在古巴驻军,官方请来的苏联专家,其地位不亚于美国当年资本家派来的员工。当然,一个是来"帮助我们"的,一个是来"掠夺我们"的。
  但是,今天的古巴,对西方人和西方资本的欢迎程度超过了革命前。美元重新成为流通货币,外国人可以用外汇券购买古巴人买不到的东西,西方旅游者可以占有古巴最好的海边沙滩,为了更好地服务西方人投资的宾馆饭店,经过精心挑选的古巴人又重新开始接受西方资本家的规范服务训练……
  卡斯特罗早年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能忍受任何非正义",西方人仰仗资本力量在古巴的垄断地位,就是卡斯特罗眼中的非正义之一,但今天西方人甚至有了古巴人所无的特权。至于曾为世界理想主义典范的社会风气,其腐败程度早已与第三世界国家无异。菲德尔学会了面对这不正义的一切,和所有的古巴人一样,当然,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是美国的阴谋。
  理想社会实践的经济失败,加勒比海的明珠变成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是卡斯特罗革命走入悖论轮回的根本原因。与中国越南以积极的改革应对不同,卡斯特罗从1989年开始,演讲经常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的口号结尾。
  内部要求改革的声音,曾是卡斯特罗面临的最大危机,卡斯特罗曾被迫在八十年代末以腐败和贩毒名义枪毙了他的几位高层战友,这些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很大的一批人私下表达了对古巴体制的不满。
  卡斯特罗反对改革吗?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回忆,他在1980年代再现古巴奇迹获得全国政权后,曾向卡斯特罗请教,卡斯特罗告诫,不要追随古巴当年的激进化的社会改造政策,不要开罪美国,不要搞单一的计划经济,要给反对党宽松的政治环境。奥尔特加大选失败前,卡斯特罗就打过预防针:要做好输的准备。
  也许,在一个重复卡斯特罗道路的后辈面前,卡斯特罗的一番语重心长才是卡斯特罗真正的内心想法,而奥尔特加再次大选赢得胜利,也许能证明卡斯特罗的洞见。
  然而,古巴人永远是不会听到麦克风前卡斯特罗说这样一番话的,卡斯特罗从不忌讳在小错上道歉认错,如果菲德尔说古巴革命后许多道路选择是错的,哦,他将如何面对满大街切的画像上那坚毅的眼睛。
  在1960年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确定接班人地位的劳尔会对古巴进行变革吗?劳尔比乃兄更革命,他缺乏卡斯特罗的魅力,他年事已高,与菲德尔一样,他也是这个乌托邦的看护人。
  也许所有乌托邦的创建者中,卡斯特罗是生前就对其有痛彻反思的一个,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乌托邦体制都是由后来者改变的,而且不是指定的那个接班人。






华主席怎有脸见主席

  英明领袖华主席去见主席去了,伤哉。
  人说华主席是老实人,大谬。
  "你办事,我放心",从来不是毛对华的政治遗嘱,只是具体一事的授权嘱咐。也许,这句授权的完整版本是"你办事,我放心,有大事,问江青。"此说是否属实,或许还得再等二十年。
  华远非毛指定的接班人,毛也从未预料自己1976年9月就死。如果毛活到1977年十一大之后,那时我们就可看清,接班人即非华更非江,而是毛远新。在毛的十一大权力格局中,毛远新将像当年的接班人张春桥排位仅次于周一样,成为明显的接班人,那时,毛本人未必看得到小毛接班,但全国人民都会明白毛的心思,估计谁也不敢乱来,而小毛最终接班,无非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此外,毛的安排里,不但毛远新进常委,而且张玉凤姐姐也进常委。很明显,常委里,毛的太太、二奶再加上前卫士汪东兴,明显就是为小毛将来登临大宝保驾护航【注】。
  华在毛权力安排格局里,只是一个过渡平衡一下的人物,谁料毛本人没活到1977年,小毛根本还没走完必要的接班序列,全国人民不知道毛的安排,但华和其他老帅们都已知道毛的安排。谁料毛早死,不过,此时若华果系毛的忠臣,自当将党主席一位让与江青,江青过渡一段再让与毛远新,而忠厚老实的华竟起私心,欲将本属小毛的大位攫为己有,遂联合毛的侍卫长与老帅,竟将未来真正的储君与辅助小毛的肱骨之臣一网打尽,最终仍被逼退位,实属活该。
  当然,除了华这个最大叛徒外,汪东兴这个毛的前侍卫长竟与新宰相密谋,直接派人将先帝留下的孤儿寡母全部捉拿,亦属最大叛徒。无他的叛变,老帅们并不比墓中枯骨强多少。
  毛将叶剑英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将华视为周恩来一样靠谱的家臣,将汪东兴视为永无二心的门神,将许世友这种草囊视为将来可保小毛大宝的双保险,实在是一个都没看对。纵使英明一世,难免老来昏聩。
  不过,华、汪等人皆背弃其主,足见毛及其真正宠幸的一小撮实属人神共愤,华、汪的私心亦是我中华之大幸。二人晚年平静祥和,也是对其善举的回报。
  孟德有云:幸甚至哉。

【附注】:可参见张玉凤的采访回忆






新共和 不要再以”埃及革命“相称了

核心提示不要大谈什么"埃及革命"了,因为这个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开始呢。

原文:Stop Calling It Egypt's Revolution
来源: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
作者:John B. Judis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本文原发中选网,后被删除,译者好象是Wu WW


迫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群众抗议普遍被描述为一场革命。这当然好。如果有网络革命、里根革命、甚至奥巴马革命的话,当然也可以有埃及革命。但是革命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仅仅适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那种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埃及还没有发生革命,抗议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有这样一场革命。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埃及是否有这样的革命取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大写的革命不仅仅是用一帮政府官员取代另一帮官员,而是国家本身的转型,是摧毁从前的国家权力的基础并以另一种进行替换。革命产生新型的政府,国家政府和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关系会发生根本变革。比如,法国革命终结了法国君主制度和维持这个制度的封建阶级。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引用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分析,在1919年的文章"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国家是在给定领土内,成功地获得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群体组织。"这使得政府能够使用武装力量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保卫自己,防范敌人的袭击。革命往往是国家的警察和武装力量的大部分站在抗议者和示威者一边后开始的,但它们有时候演变为内战。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写到"打碎国家"是革命的前提,他不是说创造一个无政府社会,而是说抓住和解除旧政权的权力来源并用新的权力来源取而代之。

在1952年的埃及,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一群中层军官发动的政变变成了真正的革命。他们控制了军队,把法鲁克国王(Farouk)及其政府推翻。取代了曾经得到军方高层支持并从属于大英帝国利益的法鲁克君主国后,纳赛尔及其"自由军官运动"成立了后来被称为军事寡头集体,在集团一直隐藏在1956年号称"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的背后。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通过一系列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军队创造了一个以总统为首的政权,总统直接从这个群体中产生,还有一个支持总统的被称为"国家民主党"的执政党和毫无例外地被国家民主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埃及总统享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纳赛尔在1967年反对以色列的六日战争失败后,将一些高官撤职并对他们进行审判。但纳赛尔的后继者萨达特(Anwar Sadat)和穆巴拉克都来自军方并得到军方的支持。内阁高级官员和埃及大部分州长也都来自军队。

而且,埃及军方在埃及经济中站稳了脚跟。正如来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蒂文·库克(Steven Cook)在《统治但不管理: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和政治发展》中指出,埃及的军队非常积极,参与了"从武器生产和采购到装备和鞋子的生产到农业、食品加工、到与航空、安全、工程、土地开发和旅游业等服务业。"军队是埃及的统治阶级,正如库克显示的,虽然他们并不直接管理埃及。实际上,他们是看不见的总统。只有在总统直接受到威胁——如1977年面包动乱或者最近的威胁时——军方的政治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今年针对穆巴拉克的叛乱拥有革命的许多外在特征。它似乎达到了迅速把总统赶下台的最初目标,因为军队不愿意对示威者开枪。但是实际的情形要模糊得多。正如美国情报预测机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的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猜测的,军方或许暗地里鼓励反对穆巴拉克的动乱以作为对穆巴拉克决心安排他的银行家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反应。这样的世袭可能威胁军队的上升。穆巴拉克下台后发生的事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军方没有建立包括抗议活动领导人在内的过渡政府而是正式抓住了权力。当然,考虑到示威者中缺乏名义上的领袖,军队确实没有多少选择。虽然如此,军队现在明显是在使用1952年革命后采用的方式在统治埃及。军队在确立新宪法和确定选举日期的过程中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军方已经拒绝了推翻埃及臭名昭著的允许其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关押政治反对派的紧急状态法。简而言之,虽然示威抗议或许显示新领导力量的轮廓,虽然抗议者已经警惕更进一步的麻烦,如果由军方维持现状,埃及的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抗议者走上街头前的那些人手中。

要发生革命,军队就必须向新的文人政府移交大部分的权力。但这可能吗?军队寡头集团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会甘心情愿交出权力吗?在1980年代动乱之后阿尔及利亚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类似的情况却发生在土耳其,那里,自1923年以来一直掌握政权的军方似乎默许了真正文人政府的产生。土耳其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领导人希望加入欧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不得不实现政府的民主化。所以,外来压力是非常关键的。

在埃及,美国处于发挥外来压力的最有利位置,因为它每年给予埃及军队13亿美元的援助。它可以使用撤出这批援助作为威胁,要求埃及军方让渡权力,也可重新确认对埃及军队领导人的毫不含糊的支持,支持他们除了象征性地变革其他一切照旧的决心。美国的作用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作用都更加重要。

奥巴马政府应该怎么做?按照最近《新共和》的社论,答案很明显。通过推动埃及的民主化,美国在推动自己的国家利益。虽然我同意这个论证的结论,但我不认为选择就这么简单。

美国援助及其它与埃及军方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埃及在冷战中支持美国,以及埃及愿意与以色列维持和平和对美国的中东石油和地缘政治的支持的基础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以巴冲突仍然严峻,伊朗仍然在威胁中东的权力平衡,该地区的亲美独裁者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新的埃及激发的示威者的包围中。这将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两难的局面。

如果美国使用其影响力要求军方让渡权力,这将可能导致埃及政府坚决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反对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的现状,反对使用军事力量打击顽强对抗的伊朗,支持示威者反对海湾的亲美君主。当然,那将是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政府的做法,但它同样可能发生在世俗民主领袖身上。包括著名的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在内的世俗政客已经拒绝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和平示威过程冷漠无情,不大可能采取像美国一样的对待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政策。如果奥巴马政府想确保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它最好支持军方中那些不愿意让渡外交政策控制权给民选政府的人士。

换句话说,选择不是简单地涉及美国应该在埃及做什么而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做什么。我自己的建议是考虑到推动埃及革命和确保外交政策连续性的选择,奥巴马政府应该改变其对中东支持埃及民主诉求的政策。不是任何一个议题,不是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巴勒斯坦人和海湾国家和北非那些受到包围的独裁者。这包括施加压力促成而不是打击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和睦友好(这是维持巴勒斯坦国家有意义的和平协商的前提),像老布什在1991年做的那样使用撤出美国援助的威胁迫使内塔尼亚胡政府走上谈判桌,让美国政策与海湾的阿拉伯统治者的立场保持区隔。

这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尤其是在去年11月选举后遭到削弱,并且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在国内问题上遭遇众多挑战的时刻。石油国家和美国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者的后续动荡可能让奥巴马和民主党付出在2012年失去大选的代价。这个战略也可能产生反作用,引起中东以及南亚的新一拨不稳定。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我猜想奥巴马政府可能不会调整其外交政策,它将策略地支持埃及军方配合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让以巴冲突继续恶化,它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对海湾国家和北非的抗议活动则继续做出模棱两可的反应。埃及可能仍然发生真正的革命,但要让缺乏团结一致的领导力量的示威者在没有美国施加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削减军方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就更加困难了。

作者简介: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新共和》高级编辑,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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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党史心得

近读党史心得

  1、"文革"的准确名称应为"大清洗";
  2、"大清洗"是"大饥荒"的必然结果;
  3、"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4、"集体化"是红朝立国后的必然追求;
  5、无论是谁当政,我们的命运并无差别;
  6、毛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
  7、毛氏的乌托邦,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8、毛不是斯大林的翻版,是列宁的翻版;
  9、刘也许比毛更残酷,是斯大林的翻版;
  10、斯大林的"文革"是尊重部分文化的;
  11、毛的"文革"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反动;
  12、毛的"大清洗"是场全民参与的狂欢;
  13、刘的"大清洗"会是特务+法庭+枪决;
  14、毛承担了政权性质的恶名,刘则相反;
  15、革命的孩子必然会消灭革命的制造者; 
  16、历史负担太重的政权,无法顺利转型;






毛主席造骡子(转)

好多年前的老文章了,无意中翻到,给那些也许没看到过的朋友们

       

        毛主席造骡子
原作佚名


  我们敬爱的大领袖毛主席一生干了三件大事:打跑蒋该死、大跃进、文革。他老人家也干过三件小事:打井、种地、造骡子。 三件大事人人都知道就不谈了。 下面面谈谈这三件小事,没有这三件小事,也就没有这三件大事。

  三件小事的第一件是在1933年的江西瑞金沙洲坝村。那里缺水,村子没井,家家每天到一里地开外的另一村子去担水。毛主席知道后十分关心,亲自找水源、带头打井。仅两天功夫,一口井就挖成并用砖砌好了。从此沙洲坝的人再也不用到一里地开外去担水了。小小一口井,盛满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几次把井挖开。几填几挖,反映了国民党与群众的尖锐对立,反映了群众与毛主席党中央的心心相印。1950年,沙洲坝人民将这口"红井"进行了整修,并在井旁立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14个大字。至今,"红井"仍然盈满清泉,来这里的参观者都会被邀请喝一口井水,品味红军与群众的鱼水情谊。

  第二件小事就是种地。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那里太穷。把地主老财家的粮食全部抢过来也不够吃几天的。毛主席下令军队搞大生产,亲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那时候的八路军的都是各地来的农民,会种啥的都有。把陕北变得比江南还江南。结果五谷丰登。吃不了也没兜著走,就留给了当地老百姓。
 
  第三件小事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造骡子。

  毛主席具有战略家的气魄,深知要想打天下必须逐鹿中原的道理,便把党中央从延安搬到了河北省的平山县西柏坡。

  一天上午,毛主席听到驴嚎马嘶、人喊鞭鸣,生怕是蒋该死打过来了,便立刻派警卫打听。原来是这村里一老汉要造骡子。
 
  骡子是马驴杂交后代。母马所生叫马骡、母驴所生叫驴骡。几千年来造骡子可是一大难题。驴骡值钱是因为骡子比马都大,驴生骡子多半难产。一旦难产骡子得不到,还得赔一头母驴。马骡也不好造,端是因为大母马绝不让小公驴配种。种族歧视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母驴也不让大公马配,觉得是被强奸。有失尊严。挨打事小,失节事大。母驴这"可杀不可辱"的特性传给了人类一点点。 造骡子时母驴要把公马踢咬得遍体鳞伤。母马把公驴踢断前腿也不新鲜。到头来多数情况下还是以强奸未遂收场。这是骡子稀少、价钱高的缘故。

  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来到现场,看到那母驴说什么也不让公驴强奸而那老汉用鞭子猛抽母驴的惨状,便让老农停手。老农向少奇同志、周副主席解释说不把那母驴打服,这骡子是造不成的。少奇同志说:"你们工作方法怎么会这样粗暴呢?不用打,埋四个木桩然后把母驴的四条腿用绳子缠在木桩上,让它动弹不得就万事大吉了。"

  老农听到后立刻喊:"高啊,高!"便动手埋木桩。木桩埋好后刚要缠驴腿,毛主席恰巧赶到了。听了情况,主席立刻要求停下来,说:"这怎么能行,不能搞强奸。"老农不高兴了说:"毛主席啊,不搞强奸,这骡子咋个造法? "

  毛主席说:"骡子是要造的。但这强奸的造法太笨。要不得啊。政策和策略是很重要。正确的方针,一定要靠正确的策略来保证。办这个事,一定要讲策略。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办法呢?请您老再找来一头公驴外加一头母马。" 老农纳闷说:"俺要造骡子。驴跟驴配生驴,马跟马配生马。俺这里有了母驴公马,要公驴做甚?" 毛主席说:"您老就听我的就成,不必多言。"

  出于对领袖的崇拜,老农照办了,借来了一头公驴和母马。 毛主席吩咐,让母驴跟公驴调情、公马跟母马恋爱。待到母驴公驴山花烂漫、母马公马火烧火燎正要巫山云雨时,说时迟,那时快,毛主席立刻把他的风衣脱下来罩在母驴的头上。周副主席也心领神会地把他的外衣裹在公马的头上。然后把蒙上眼睛的公马拉到蒙上眼睛的母驴的后边。那母驴误以为那公马是它的爱侣—— 公驴,而那公马这时早已忍耐不住立刻刀出鞘子弹上膛。然后一泄如注。母驴公马都享受到了"欲逝欲仙"的性高潮。旁边的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也如法炮制,脱下大衣,盖在公驴和母马头上,让公驴和母马也成功交合。

  这时,老大爷才明白了主席的良苦用心,周围群众都忍不住鼓起掌来。事毕,毛主席在掌声中去解母驴头上自己的风衣。周副主席立刻给毛主席提建议说:把母驴牵到房后边,当它看不到公马时再把眼罩解下来。这样母驴才不会发现上当受骗。如果母驴发现真相会伤心愤怒,会影响母驴的激素调节也影响胎儿的发育。毛主席十分民主,立刻同意了。并连声说:"还是恩来想得细致。具体工作要恩来来做才好。" 周副主席也笑呵呵回答说:"还是主席英明,能把强奸变成做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空后绝前。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向主席学习啊!"

  看到主席不费吹灰之力,一次就成功的完成了两次造骡子工作。围观的群众个个兴高采烈。"高,实在是高!毛主席万岁!"感叹声此起彼伏。再往后,主席就指挥解放军打跑了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发动了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喊遍了整个中国。

 






世界最深的“潜伏”

  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间谍是谁?当然是被中国人遗忘的祖国的好儿子时佩璞。

 

在法国被判间谍罪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逝世
(巴黎2日法新电)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在巴黎逝世,终年70岁。
 
 
  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蝴蝶君》( M.Butterfly),讲述中国一名男扮女装京剧演员与法国外交官相恋,这个京剧演员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时佩璞。
  时佩璞的助手周三证实,时佩璞是周二在法国巴黎的家中去世,他晚年一直在巴黎生活。
  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时佩璞出生于山东省,于1964年认识当时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鲍斯柯特,对方以为他是女儿身,猛烈追求他,两人其后更发生性关系,1969年,中国情报机构利用这关系,将鲍斯柯特招为谍报人员,回报就是允许他娶时佩璞回国。
  此后,鲍斯柯特一直为中国提供情报,直至1983年他和时佩璞被法国安全局拘捕,当局后来终向他揭露时佩璞并非女人。
  时佩璞86年被判替中国当间谍罪成,判监6年,后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87年获释后一直住在巴黎。
  他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百老汇戏剧《蝴蝶君》,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由著名华裔演员尊龙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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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佩璞确实是个很出色的演员,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下,堂而皇之的同性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这个最荒诞大胆的方式,以女性的身份诱惑了伯纳德。至于后来案发之后所有人都质疑的,伯纳德怎会在十八年中一直没有发现时佩璞是男儿身,最后的解释是时佩璞以中国习俗为由只同意在黑暗中爱爱,并且每次都很专业地将双腿间的赘物夹紧隐藏起来。尽管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其实也很可能的,再加上时佩璞很会营造神秘的气氛,爱情有时也不过真的只是个痴人说梦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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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0785?tid=2
(法国?巴黎)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6月30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0岁。
男扮女装的花旦时佩璞与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职员当年的一段畸恋,一度引起轰动,这段错综复杂的异国恋,后来被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写成百老汇剧本《蝴蝶君》,此剧在199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男人,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获米特朗特赦定居巴黎

 

  时佩璞因为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在1986年5月被巴黎一间法院判处监禁6年。时佩璞的亲密爱人布尔西科也同样获罪。
  时佩璞1987年获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重获自由身后,他一直定居在巴黎。
  时佩璞的助手表示,他是在巴黎的住家逝世。他生前与儿子时度度一同在巴黎定居。
  时佩璞是在1964年遇到布尔西科,2人的关系前后维持20年。

  布不知时佩璞是男儿身

  6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布尔西科,一次在使馆举办的酒会期间遇上男扮女装的花旦演员时佩璞,2人陷入爱河,但布尔西科一直都不知道时佩璞是男儿身,2人密切交往后,时佩璞更告诉布尔西科,已经怀了他的儿子。
  布尔西科后来被调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大使馆工作,但他在1977至1979年间仍多次往返蒙古与北京之间,继续与时佩璞保持亲密关系,并在这期间把约30份法国机密文件交给中国。
  布尔西科后来带着爱人离开中国到巴黎生活,1983年,2人一同落网后,布尔西科才发现真相,他当时在庭上宣称自己遭爱人背叛。后来他在狱中企图自杀,不过获救。

  前爱人时佩璞病逝
  布尔西科反应冷淡

  目前住法国一间疗养院的布尔西科,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访问时,对前爱人时佩璞病逝的消息,反应冷淡。
  因中风住进疗养院,目前已逐渐复元的他虚弱地说:"他死了,我并不意外,他病了很久了。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
  受询是否对时佩璞病逝是否感到难过时,布尔西科说:"他做过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我想现在再玩另一场游戏,说我很难过这类的话,是很愚蠢的。盘子现在已经空了。我自由了。"
  布尔西科显然仍无法原谅他的前爱人。
  他在访谈中坦言,过去数十年来,与时佩璞的关系仍然紧绷。最后一次跟他交谈,也是数个月前的事,当时,时佩璞告诉他,他仍然爱着他。
  后来已公开与另一名男子同居的布尔西科在1988年罕有地接受访问,谈到了自己的性向,他说:"我一直对男性及女性都有兴趣,不管我自己或是他们究竟是甚么性向,并没关系。"

  布尔西科以为中国人害羞
  误当时佩璞为女人

  1964年,布尔西科被外派到北京大使馆担任会计师一职。当时20岁的他在一次外交酒会上,遇见26岁的京剧花旦时佩璞。
  以教外交官夫人中文为职的时佩璞当时向布尔西科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京剧演员,也是京剧作者。
  在一个美好夜晚,在紫禁城里,时佩璞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员述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原是女人,但因为重男轻女的父亲渴望生儿子,从小就被迫以男儿身被养大,2人旋即坠入爱河,并有了亲密关系。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布尔西科怎么会一直被亲密爱人时佩璞蒙在鼓里,不知道他是男儿身。
  据布尔西科透露,他与时佩璞虽然关系密切,但很少发生性关系,如果有性行为,每次也都是在黑暗中仓促完成。
  据布尔西科解释,他以为在保守的中国成长的时佩璞,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害羞。
  不过时佩璞自己的说词是,他从未告诉布尔西科他是一个女人,只是布尔西科把他误当女人,他就将错就错。
当这件震惊世人的间谍案曝光后,"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在法国成了笑柄。

  时佩璞告知怀孕了
  布尔西科当中国间谍

  布尔西科被调离北京后,长年在外生活,但却经常返回北京探望时佩璞,2人继续藕断丝连。
  1965年,时佩璞告诉布尔西科,他怀孕了。不久后,还生下了儿子时度度。
  布尔西科自称是为了见"妻小"之面,才将法国的机密文件交给中国当局。布尔西科称,当时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一名特务人员来找他,以时佩璞与儿子的安危作威胁,要求布尔西科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
  1982年,在布尔西科千辛万苦张罗下,成功安排时佩璞与儿子来到巴黎共同生活。不过,2人的关系立即引起法国当局关注,1年后,2人齐齐被捕。
  布尔西科万万也没想到,他爱了那么多年的"她",竟然是男儿身。
  真相大白后,时度度向警方供证,他是新疆维吾尔族,母亲因为太穷了,将他变卖。

  畸恋曝光被写成百老汇舞台剧
  《蝴蝶君》上演引轰动

  时佩璞与布尔西科被捕后,这段扑朔迷离的畸恋曝光,在西方引起轰动,"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更成为法国人的笑柄。
  但中国当局却由始至终保持低调。
  在时佩璞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表示震惊,他认为时佩璞被指控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
  马毓真当时说时佩璞1982年10月赴法是应法国政府邀请去讲学的。
  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当局至今并没对法国的"美人计"指控再作出其它正式响应。
  尽管如此,这段充满奇情的异国恋,受到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关注,他将这段真人真事,与作曲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结合,写成了著名的百老汇舞台剧《蝴蝶君》(M.Butterfly),上演后立即引起轰动。
  《蝴蝶君》的戏剧张力,更吸引了澳洲导演柯南伯格,在1994年时将之搬上了大银幕,并找来奥斯卡华人影帝尊龙担任主角,拍成电影版的《蝴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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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1964年,法国外交部向驻华使馆派去一位崇仰中华文化的年轻外交官——伯纳德·博斯考特。此人在使馆举办的酒会上(有版本说是当时政府组织外国友人看传统京戏时相遇的),看上了一位男扮女裝的花旦演員时佩普(有版本为 时佩璞) ,一见倾心,遂屡屡提出约会。此事在当时非同小可,剧团领导层层上报,中共情报部门决定假戏真唱。于是26岁的时佩普在组织的安排下,与20岁的伯纳德周旋起來,开始了一段荒唐奇特的交往。
  这对"情人"独步于中共情报机构精心设计的"世外桃园"中。为了牢牢套住这個洋人,一年之后,时佩普告诉情人已怀身孕。中法的"爱情结晶"居然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混血儿。这位洋兄如痴如狂,法国政府的种种绝密文档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女友"之手流入中共手中。不久之后,这位洋兄离任回国,念念不忘他的"情人和爱子"。
  文革期間,时佩普要求伯纳德提供更多绝密文件以保证"她"和幼子的安全。1982年伯纳德把时佩普以夫人身份带出中国大陆,前往巴黎定居。不幸的是,这对情侣很快被捕。当法庭向伯纳德宣布时佩普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法国警方把他們关在一间囚室,使他终于发现真相。绝望之余,伯纳德割喉自尽,但是被抢救过来。时佩普以间谍罪锒铛入狱,19个月后出狱,被遣返回国。至电影拍成时,他们两人还好好的活着。
  伯纳德说,每次他们做夫妻之事的时候,时佩普总以"东方女性"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先关灯,然后才脱衣服。细节不得而知,但是相信成年人都会觉得理解不了。就算感情的事和智商不成正比,这个伯纳德也要算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傻子!时佩普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一个多么冷静、多么理智、多么工于心计的人啊?这样的人,说他是"人才"都委屈了他!
  由于外交官大人并非纯正的同性恋,所以注定了这就是一场悲剧。他能如此深爱一个女人,18年不变,的确难能可贵。但这中间是否有其他成分参杂在里面,比方说这里面有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欲、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华文化、一知半解还夜郎自大,时佩普欲擒故纵的高明手段和别有用心的曲意逢迎,恐怕这段爱情就伯纳德一人而言,也算不上纯粹。
  除去演绎的成分,事实是:1964年时佩普第一次认识伯纳德时,20岁的伯纳德在法国的寄宿学校曾有过同性恋经验,但从来没有结交过女朋友。时佩普平时打扮成男的,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是普通的同性朋友和师生关系。尔后不久,时佩普用"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比喻,让伯纳德理解他实际上是个女的,其原因是家里没有男孩,"她"是被当成男孩养大的。1965年6月他们同居。伯纳德在同年离开中国时,时佩普自称"已经怀孕了"。
  4年后,伯纳德重返北京。他首先提出做情报工作,因为他想帮助中国。1972年伯纳德离开中国,73年以游客身份又在北京待了几个星期,并第一次见到了长得象自己的儿子。从75年到77年,伯纳德在外蒙的法国大使馆工作,每一个半月有一次机会公差去北京看望时佩普和儿子。
   1982年伯纳德替时佩普和儿子申请到前往法国的签证。同年9月,他们开始在伯纳德和他男朋友居住的公寓生活。83年7月,伯纳德和时佩普被法国政府逮捕。虽然时佩普的头发已开始脱落,但是伯纳德仍然坚称他的爱人是"女"的。经过血液检查,男孩跟伯纳德和时佩普都没有血缘关系。伯纳德确实曾经割喉自尽,大约是他自己也受不了自己的愚蠢!时佩普被提前释放,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身体欠佳。

      这件事的分歧之处在于,这到底是一件离奇的同性恋事件,还是间谍事件。外国人比较相信后者,因为这起码让人对愚蠢的伯纳德感到同情。如果去除神秘的政治外衣,这个伯纳德就实在有点"二百五"得过份!

 

 

转某人留法巧遇,原年份已经不详

 

我现在在法国留学,5天前也就是10月16日我坐火车去巴黎时候遇到了《蝴蝶君》男主角Gallimard的原型,他叫……天!他给我写的签名太潦草....完全看不出来了!!!

故事的原型至今还活着,而且他还给我展示过他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而且他身上带着所有的跟M. Butterfly相关资料都给我看过了,实在是让我惊异于世界之小。那个"女"主角圆形的照片我也看过了,只能说……东西方审美观差别很大……
  
话头是他挑起来的,一句不怎么标准的汉语:"你是中国人?"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个70岁上下的目光和蔼的老先生,穿着一身看起来过时的西装。看到我给他了肯定的信号,他便来了兴趣。张开双臂叫到:"我爱毛主席!"(当时我那个寒啊……幸亏这车厢上就我一个中国人),我跟他说现在老毛子已经走下圣坛了,他却仍然性质不减,跑回他的坐位拿出自己的护照,上面遍布70年代到中国的签证,他一个个给我悉数着,抚摩着业已发黄的纸张...而后又拿出一大堆M. Butterfly相关的资料给我看,里面包括蝴蝶君的录象带,还有一本M. Butterfly小说,后记中有大量的真人照片。那本小说中某张照片下的一句话让我触动很深:"他毁了我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至少被骗总比骗别人来得要好一些,我宁愿一直相信这其实是一场梦,相信Mei Dudu(好象是这么写,"女"主角真名叫Mei Shipu)是我们的孩子..."他怕我不相信,还给我展示了一下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一道划过半边脖子的伤痕……当他跟我提起以前那些他记忆中耳熟能详的城市名字的时候,老先生的眼睛湿润了,几乎不能说话...先生下个月要去上海,他不断的问我,中国会不会欢迎他,欢迎一个已经退休的老间谍,再去容他圆一个魂断30年的梦……车已经进站巴黎,我跟老先生握手言别。站台上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远去,一份挥之不去的惆怅飘荡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没敢问他是否还爱着他的蝴蝶夫人,其实那张照片下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奇,可以让人不顾一切。   

  另外他身上还带着3份不同的护照,还有3个不同号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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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祖国,因为我的祖国如此伟大,总能制造如此多的奇迹。






YaleGlobal Online: Can the Internet Tame Governments?

Big brother watching: Police checks identity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top); Prize winning photo of the Zhong sisters whose plight went viral on the Internet. (Photo: Yang Shuhuai, Xiao Xiang Morning Post)

China's fast-expanding internet and media development pose new challenges to authoritarian party rule


Can The Internet Tame Governments? – Part II | YaleGlobal Online


《明報》摘譯:互聯網可否馴服中國?

The internet, so essential for the modern economy, is a bane for autocratic governments thin-skinned about criticism, whose minions strive to eliminate any dissident thoughts or deeds. Internet and cell phones were less widely available in 1989, and global observers can't help but wonder if such communications might have thwarted China's violent crackdown on student protests at T******** Square. This two-part series explores governments' attempt to control the internet. China,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power, applies selective censorship, such as removing "Egypt" from its search engines. Yet Chinese internet society increasingly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ways, pursuing a "right to know," explains Borje Ljunggren, former Swedish ambassador to China, in the second article. Analysts are divided about just how fast the internet is transforming party controls and citizens' ability to bypass them. China has more internet users than any other nation. As penetration expands beyond 30 percent, the challenges grow. The party leadership knows it must control with care. – YaleGlobal

 

Borje Ljunggren
YaleGlobal , 11 February 2011

STOCKHOLM: While the world is transfixed by the Tahrir Square struggle in Cairo and the role of new media, China quietly removed "Egypt" as a searchable term on its web. Egypt has brought to the fore the challenges China's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no 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forward, confront.

A popular Chinese joke these days is about a pilot telling passengers that he has good news and bad news: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re ahead of time; the bad news that we're lost." The challenges for the fast-growing economic power range from rebalancing the economy and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to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ongoing global power shift. According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ccoun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may b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with cyber media as a major driver.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online civil society has, according to many observers, until now been more favorabl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rather than to civil society. China has become a networked authoritarian state in which the party monitors, controls and deliberates public opinion with unlimited resources in terms of manpower, including human search engines, and technology, data mining society in depth.

The party monitors and controls public opinion with unlimited resources in terms of manpower and technology.

A vast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has emerged with excellent books like Guobin Yang's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2009) and, most recently, Johan Lagerkvist's "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Media" (2010) and Susan Shirk's edited volume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2010).

In case after case since 2004, the internet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an event, forcing the party to maneuver between response and repression. Take the case of provincial police official Li Gang and the death of a female student, struck by a car driven by his drunken son. When caught by passersby, the son boasted: "Make a report if you dare – my dad is Li Gang." Soon Li junior's statement was on blogs and bulletin boards all over China, part of China's internet history with his father's five luxurious villas and all. Putting Li junior on trial became inevitable. The case also put the party on trial. On January 30, Li was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jail.

Since 2004, the internet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events, forcing the party to maneuver between response and repression.

Another case involving the Zhong sisters received less international notice, yet offers an example of greater significance. In September, the government was ready to demolish the Zhong family home in Jiangxi province, when one of the daughters, the mother and an uncl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he uncle died from his injuries. When two of the sisters in the family tried to board a plane to Beijing to tell their story for a television program, local officials threatened them at the airport. The young women took refuge in a toilet and phoned a trusted journalist. Within minutes, the case was on Micro blog, run by sina.com. Journalists from Beijing called the sisters stuck in the toilet and broadcast conversations live on the internet. The incident became news all over China, and a photograph of the severely burnt sister sitting in the lap of another sister, won China's Best News Photo Award for 2010.

The authorities had no choice but to open dialogue with the family. Eight officials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staff of sina.com, under heavy pressure, deleted all reports and comments on the incident from the blog. But the story spread, a milestone in China's internet history. Micro blogs have turned into platforms for critical views about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s – with millions of messages now said to be posted in a single day.

These two individual cases are part of a dramatic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Lagerkvist's and Shirk's books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fering rich material about how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y is growing and how the party-state is trying to cope and control. Lagerkvist's focus is on the internet while Shirk has a broader media approach in a volume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Chinese scholars and media persons such as Hu Shuli, founder of the Caijing magazine, and media reformer Zhan Jiang. In both volumes, the internet constitutes the most potent media threat facing the party.

Chinese media statistics are mind-boggling: more than 4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220 million blogs, 800 million mobile-phone subscribers.

The statistics on quantitative expansion of media in China are mind-boggling: more than 4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220 million blogs, 800 million mobile-phone subscribers, more than 2000 newspapers and 9000 thousand magazines, some 2200 TV stations and more, all increasingly commercialized. Still, the party remains in control. In qualitative terms, both Lagerkvist and Shirk describe a situation of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social norms and growing challenges to the party-state. Shirk, who has gained wide recognition for her book on China as a fragile superpower, goes further than Lagerkvist with her new volume in suggesting that the party is being forced to yield control and that, as Xiao Qiang of China Digital Times puts it in his chapter, a power shift is happening in Chinese society.

Lagerkvist expresses concern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he finds Western analysis of China influenced by wishful thinking. H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arty state "is quite robust, confident and able to withstand short-term instability," "pluralizing internet to its own advantage" and filling media with demobilizing "ideotainment." In the same breath, however, he describes "an ongoing erosion of the Party-state's power over civil society," giving a vivid picture of increasing activism,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al norms and values, online as well as offline.

Lagerkvist analyzes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party among officials of the bureaucratic state, as they themselves spend hours on the internet off-duty, in front of screens at home. They, too, are netizens, and their norms are also changing. Lagerkvist writes that "the final blow to the Party-state's expansive censorship regime will come as a result of these actors becoming more sensitive to issues of personal freedom, online privacy and the need for a freer dissemination of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The idea of a "right to know" is taking shape in China's rapidly growing online civil society.

Censorship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party-state and will no doubt remain a crucial weapon, but its usage is increasingly exposed as the Chinese internet society becomes awar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entrenched party interests determine thei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s a consequence, an idea of a "right to know" is taking shape in China's rapidly growing online civil society and this could, in Shirk's analysis, become "the rallying cry of the next Chinese revolution."

While internet freedom clearly is not about to be declared, civil society and new technology will over time push limits beyond the axiomatic boundaries of the party-state. A critical point will be, as Lagerkvist puts it, when the demands for changes offline will be sufficiently strong to change the game. The party's control may be "lost" and tested, but it's not about to crash and burn. The fifth generation taking over in 2012 can be expected to try more deliberative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new combinations of repression and responsiveness as it struggles to maintain its power monopoly in a society that changes faster than the party can.

 

Borje Ljunggren served as Swedish ambassador to Vietnam, 1994-97, and to China, 2002-06. He is the author of "Kina – Vår Tids Drama" ("China – The Drama of Our Time"), the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and coordinator of the Stockholm China Forum.

Click here to read an excerpt from "After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Media and Society" by Johan Lagerkvist, published by Peter Lang AG , 2010. Click here to an excerpt from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by Susan L. Shirk,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lick here to read an excerpt from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by Guobin Yang,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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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作者:章立凡 2011-02-18 16:18:16 发表于:博客中国

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章立凡

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一 专制与宪政,改良与革命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相继应运而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和号召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都是实现宪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选项,两者互为表里,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宪政民主。

改良派主张"虚君共和",康有为以墨西哥、法国革命的造成的长期动荡为例,认为"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

在宪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会成本低于革命,对经济的破坏较小,宪政民主中"妥协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获得可持续的权利。但中国历史牌局中贯穿着"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追求一方全盘通吃的终极权利。清王朝原可通过政治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长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滞后,导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终全盘皆输。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是"族天下"(余英时先生语)的部族集团统治,灭亡前的最后一任内阁,更是靠血缘维系的"皇族内阁",这就使"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更便于煽情。在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跑到了前头,但康有为预言的割据、内争、外患等,随后则一一出现。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二、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历史上曾是"以俄为师"的孪生兄弟,有数度的合作与纷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多种流派。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本土化流派。孙中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诸多弊病,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执政后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结构改造交错互动。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平均地权"的承诺没有兑现(50年代才在台湾成功实现),"节制资本"变成了官僚资本吞噬民间资本。靠土地承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土地,至今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贫",后30年权贵"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于政府,后者"以改革的名义"集中于权贵。百年两场革命和一场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财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贫富"的造反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当统治到达民不堪命的临界点,就会诉诸丛林法则,从顺民变为暴民,成为王朝更迭的原始动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社会革命(改革)未确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种新老问题仍在考问着主义。

三、"西化"与"苏化",一元与多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进入了一元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国家化时代。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多元竞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相比,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论争的焦点。西方学说教义进入中国,不是打成异端,就是奉为偶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演变成两场内乱,一场是摧毁传统的悲剧,一场是捍卫传统的闹剧,主角都是中国农民。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重大文化任务。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识形态再度定于一尊,"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贯穿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几乎同时摧毁殆尽,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信仰危机。

威权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带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设迄今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民性"积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义的回潮沉渣泛起,国民素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民粹主义情绪泛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网络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责任依然任重道远。

四、政府与社会,党治与法治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半封闭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在航海、殖民、贸易领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张力。内向细分型的农业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与商品交换配套的法律体系。几千年来固有的家族主义社会细胞组织,只是"家天下"的缩微克隆版,未能产生市民社会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统治者习惯于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大社会小。

清末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唤醒了蛰伏两百多年民族压迫记忆,明亡以来知识分子与秘密社会结合形成的反清会党,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长制、黑箱政治等会党特色也一并继承下来,20年代又与暴力革命的列宁式政党模式嫁接,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近代以来,中国有会党政治而无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以党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会党政治的延续。当统治集团成为"集体君主",纳税人须同时供养党、政系统及其衍生物的庞大支出,负担比封建时代还重,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

1949年后的社会一体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将自然经济下的宗族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组织,强化了政权基础,却未能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化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足以令高层决策错误迅速演化为"大跃进"、"文革"式的巨大社会灾难。

当今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盲目追求GDP的各种"政绩工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草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至今仍有待完成。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

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性,是从清末洋务派到当代主流政治家的一个习惯误区。现代性作为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今的"中国模式",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十分粗陋,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更为肤浅。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西方人较早懂得了用社会契约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大贵族和君主谈判纳税问题,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独立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其理论依据也是社会契约。

在"家天下"的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历代统治者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习惯于将国家视为战利品,有权世世代代吮吸"血酬"。

从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度"国进民退"的轮回。政府的急功近利,先后导致了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毛泽东在野时曾提出"经济民主"的口号,但执政后很快弃置了《共同纲领》。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破坏社会契约,令"天下为公"、"一大二公"成为垄断权力及资源的口实,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出一辙。

"走向共和"是中国崛起的政治前提。百年来历经《临时约法》、《共同纲领》到32年前的改革开放,已多次订立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承诺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毁,政权倾覆的危机如影随形。如果经济上走不出"国进民退"的循环,政治上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中华民族将永远在历史怪圈中徘徊。

六、百年后的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权利意识,开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共识破裂,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建国《共同纲领》的宪政民主及直接普选的承诺长期不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则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巨大。走向无序化的内乱型社会,必将使32年间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阶层,都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反思辛亥以来悲怆的百年史,深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需接受普世价值,彻底告别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和即妥协,对当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协是避免社会撕裂的最后机会,但需要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为避免再度陷入周期性动乱,中国需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并有长期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确立宪政下的游戏规则,彻底走向公民社会。

2010年12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改革》2011年1-2期合刊(《新世纪》《中国改革》年度特刊:中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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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的又一个被祭旗者:能吏端方


1911年10月27日,邮传部长盛宣怀被追杀,藏匿,被外国人救至日本,详见拙文《辛亥年的另类国际大拯救》,仅过一个月···

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

端方其实早已嗅到了危险,他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革命同志们"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同志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众人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4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他们为什么要杀端方这个清廷中相对开明,罪恶较小的能吏呢?连帝国主义者也为之惋惜慨叹,但这次,他们没有开展国际大救援。因为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革命同志们""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革命同志们"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革命同志们"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就成为"以明心迹"的投名状。革命一到,万马奔腾,江河俱下,岂止摧枯拉朽,所以他成为继盛宣怀的又一个祭旗者。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

章太炎说的对,大革命前夕,官吏争当贪腐平庸之辈,乃避祸也。

···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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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这样的朋友

   俄罗斯这样的朋友


  最近热门而又不允许擅自报道的时政事件就是中俄联合军演,而官方神秘兮兮又故意透题的举动显然是在暗示,台湾有事,俄罗斯将如何云。

  绝对相信我中央有比群众明亮一千倍的眼睛:俄罗斯不是好东西,与这样的邻居结盟,无非是做个样子给美国看,私下各自想拳经而已。

  即使胡主席与江主席再笨,几次访俄的遭遇,国内报纸虽然不说,但他们自己明白,中国在世界上最靠不住的朋友,第一就是俄罗斯。

  暂时与俄罗斯这样永远文明不起来的野蛮国家做出一副准盟友的样子,恐怕也是迫不得已:美国打压防范封堵中国之心愈发明显,而郁郁不得志的俄罗斯同样遭遇西方打压,共同的不爽,要中国被迫与这个给中国造成过最大危害的国家故意眉来眼去,——尽管小沙皇普金刚刚抱过中国主席后,就马上以更加的热情回以美国。 

  这种自欺欺人的准盟友关系,只骗得了愚蠢的中国媒体却骗不得想象中要骗的对手。他们的眼睛几乎和我们的领导人一般眼睛雪亮。——世界上最希望台海局势紧张的国家是谁?俄罗斯;世界上最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的国家是谁?俄罗斯;世界上最不希望朝核危机解决的国家是谁?俄罗斯;世界上最希望中国石油紧张无法解决的国家是谁?俄罗斯……

  一句话,中国哪天日子好过了,俄罗斯的日子就开始不顺心了。

  是了,G8会议上,普金说,远东输油管线将优先考虑中国方案,有谁知道日本抛出90亿美元贷款的大礼包却出局的背后,中国付出多大代价呢?——中国还别笑得太早,这儿肯定还有变数。冷峻的普金总统耍弄日本中国互相竞价早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普金总统宣布,8月1日起增加石油出口税。

  如果,与中国竞争的对手是英国而不是日本,恐怕中国早被暗中拉去合计:哥们,咱们在这竞价不是当傻叉要普金看笑话么,咱们得商量着联合竞价压低价码,不能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但是,日本是个与中国同样愚蠢的国家,为了远东输油线路,1970年代,贝阿大铁路修建时就开始与苏俄谈判,直到出现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时,老毛子才开始正式调戏日本。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当然,还不一定,因为石油价格继续看涨。

  是了,好象俄罗斯议会通过可以把SU-30最新机型卖给中国,但老毛子自己都装备不起的东西,纸张上的性能之外,实际质量和可靠性如何,恐怕喜气洋洋的中国媒体没几个考虑过。也许,台海万一有变,几天之后,那些飞机还有几架能起飞,只有中国军方自己心里最明白。

  有谁真认为,中国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得来攻打台湾的战斗力的?中国得出口多少双鞋子才可换一架后勤保障时间为美制战斗机7倍的俄制战斗机?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冲动只有两个字:眼红。台独不是被俄罗斯武器给吓住的,而是给美国人管住的,所以,在看到美国人制止欧盟对华军售冲动的心急火燎时,中国媒体实在没有感到幸灾乐祸的理由。

  没有必要忿忿地指责日本居然跟在美国后面劝欧盟不要对华军售解禁,因为日本敢涨红着小脸大声说话,那是美国人在后面捅它的屁股,因为真正最强烈反对欧盟对华军售的,是俄罗斯。当然,对着自己的大客户去公开劝告欧盟,实在太显得俄罗斯缺乏产品售后服务和公关意识,它有没有资格劝告,另说。

  是了,即将召开的六方会谈,会前放话中显得最体贴理解朝鲜的,竟然是俄罗斯。这会要许多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感到温暖、塌实:好歹有人出来平衡掉蛮不讲理的美国、日本。但是,与朝核危机最无关痛痒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金胖子有没有核武器对它没有丝毫影响。如果朝鲜不需要,俄罗斯根本就没有插进来一杠子的必要。

  六方会谈中,朝鲜、美国是不断放狠话的吵架方,韩国是最热心但又最无发言权的调解方,中国是最有决定作用的调解方和东道主,日本是铁定的买单人,俄罗斯呢?它纯粹是个搅局混事的角色,它在远东事务的发言权,完全在这儿继续有乱子大家搞不定。所以,也只有它突然提出:鉴于朝鲜可能是有核国家,大家聚在一起扯淡,得尊重这一事实。

  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最复杂的边界纠纷争议,但居然很快地在悄无声息中搞定了,中国媒体只在巴掌大的黑瞎子岛上弄出了点声响。日本很受伤:为什么中国在南海上可以与东南亚国家有事好商量,为什么中国可以在中俄边境上与俄罗斯迅速搞定,却始终不与日本谈判争议问题?难道是因为日本事事都听美国没有自主权的缘故么?——不错,东海问题,中国居然宁可去把美国拉来一起扯淡,也不愿单独与日本扯淡。

  一切都因为有美国这个粗胳膊而蛮不讲理的家伙横在中国前面,为了不刺激它,先是提出"和平崛起",后来发现"崛起"一词英文会要美国觉得味道不对,马上又改口说"和平发展"。是了,作为一个可能不经意就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后发国家,一路向老大陪小心是必然,毕竟,翻翻历史,法国、德国、苏联、日本,这几架被压垮的马车当年的遭遇尤历历在目。一听美国嚷嚷"中国威胁论",连参考消息转载美国人赞美中国的增长奇迹的表扬与自我表扬都被勒令适可而止。但是,在鼓噪国内媒体声讨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时,几曾报道过俄罗斯人大喊"中国威胁论"的?可不同与美国,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是实实在在想办法限制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经济活动。

  没有办法不叹服俄罗斯人的狡猾。外交智慧是一种传统,苏俄在外交上狡猾无耻的高智商传统,只有英国可比,从斯大林开始到今天,年头比来得比毛之后的中国长了多少年?中国的外交愚蠢历史,世界上也就日本有得一比。

  这,就是我们努力做出一副与其准盟友状的友好邻居,它甚至比中国人还善于配合中国人——到底谁想出俄罗斯军队跑到中国搞军演这主意的,看看能否等到档案解秘那天吧。但愿中国在与这样的邻居当好朋友的年头里,能学到点什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魔鬼教官2005/07/22





南方人物周刊:于建嵘:寻根与布道

 "10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厦门街头上,6岁的杨伟鑫从地上半支起身子,吸吮大拇指,淡露出天真的微笑。身后,一只脏黑的断把水杯孤伶伶地。

  被拐、弄残、行乞……1月17日,收到孩子父母的求助信后,"愤怒极了"的于建嵘将这张照片发到自己微博上。

  1月25日,他另设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新浪上一干网友、媒体中人纷纷响应。

  2月6日,歌手、全国政协委员韩红也在网上传递,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请问"于先生可否帮我一起来搞这个提案?"

  同时,也有人在尖锐讥讽这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通过乐清村长事件,名声大振,一跃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第一救世主。但当乐清百姓给他下跪时,他欣然接受并迅速逃离。如今,这位沽名钓誉的民生大佬,又摇身一变,成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云云。

  "在'乐清事件'中,于建嵘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愿介入其中。"去年年底,与于建嵘同属"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中的一员思忖说道。

  "我在这里不对乐清发表任何意见,该说的都写出来了。"1月初的某晚,寒冷的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在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结束后,迅即打断了台下的提问。

  转型社会的医生

  那场演讲为推广他的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距离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两本书相隔10年。

  "一部解读了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其后果,一部专门研究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它们就是我来北京10年的重要概况。"他简明扼要。

  他自喻为"一个医生",假如社会是一具人体,他人研究的是细胞,是结构;那么,他则紧盯"溃烂"——"中国底层农民、工人,包括市民在内,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与其维护自身的方式。"

  顺延这条思路,他从未乐观,"这10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从赋税之争到土地之争,维权方式从上访到自焚;底层意识从仇富到仇官再到'社会泄愤';让人焦虑的是,社会公权力越来越失去规范,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规则底线一直在突破。"

  10分钟前,他还在大声驳斥电话那厢的记者,"守护社会规则与幸福指数的高低是两回事。幸福全凭个人感受,当二奶、三奶也有幸福的,有人做狗也有幸福的;可是,社会规则被破坏,意味着底层人的权益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我们提倡法治建设、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最后一律归结为公权力怎样维护社会规则,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杀了我某某,自有后来人

  1997年,于建嵘第一次找到了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时,俨然已是"成功人士"。

  "他自驾私家车前来,这在我接触的人中较为少见。"徐深记,于建嵘自报家门,湖南衡阳人,硕士毕业于湖南师大社科系,曾在体制内的媒体做过记者。其后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在海南等地闯荡8年,金钱固然不再存有负担,却也从不是他的人生根本追求。

  "与一般人在商言商不同,他是在商言政。他坦承,知道我们做农村研究,他就想来做访问学者,了解农民问题。言谈中,我感到他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意识、强烈的国家情结。90年代初期,三农问题还只初有呈现,他就预感这一趋势将日益严重,必会影响中国发展。他决心要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寻找一条出路。"徐勇说。

  做完访问学者后,于建嵘心不满足,既而在徐勇门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于建嵘筹写博士论文。徐勇对自己最早的博士生明确提出:一要走向农村;二是亲历调查。他进而建议,"1927年,毛泽东写过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震撼了中国。你也是湖南人,能否按照那本报告中走过的路线再去行走一番,考察当今的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年5月,于建嵘按图索骥——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跑了一个来回。"他一跑回来,就向我大谈新发现:当年的这些地方又冒出了新的农民运动。由于当地农民对征收农业税极为不满,发生了群体性反抗事件。我要他全身心投入进去,摸索为什么它们会在70年后又会重现。"徐说道。

  2000年1月,于建嵘四度到达衡山县后,终将研究重点落在那里的白果镇绍庄村。

  那个不足700人的小村庄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早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于建嵘在村中安营扎寨,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式,为它命名"岳村"。

  2000年年初,于建嵘几乎调查了湖南省近10年来所发生的全部较严重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他本想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但后来,我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通过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那便是《岳村政治》的由来。

  徐勇曾预言,《岳村政治》所附录的《衡山调查纪事》会更有长远价值。

  《纪事》中6.2-6.4记载的文字,10年后在新作《抗争性政治》的第二章"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中被隐名引用——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抵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农民提出,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村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当头,……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请了两中巴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路口。……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一,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尽管我已体会到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在那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今年1月初某夜,寒风飒飒,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的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正进行中。

  他急速展示一张张PPT,"这是2002年12月22日,我在湖南衡阳拍下的片子,叫作'皇粮国税不可抗拒'——你们看,这些农民在做什么?他们在组织农会。可当地就是毛泽东主持第一个农会的地方,那里还出过一位人物——夏明翰。"

  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他如实记述,一次,H县农民廖某某宣传党的减负政策时,被当地派出所找去。

  派出所的就说:廖某某,你告乡政府,你以减负为名,你是反党为敌,乡政府奈你不何,我派出所能奈何你,你这个钉子我就要钉服你;……你这个组织,还有后台,你组织有哪些人,要把人员交给我。要按政策落实,拿你这些人搞死,……我(廖)当时讲,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廖某某,还有后来人。你拿我搞倒,还会有后来人。

  说者平静,闻者伤心。于建嵘当时笔不停歇,热泪盈眶,"感到有些迷茫与心痛。当年夏明翰烈士说这些话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今天这些农民维权精英们高呼'杀了我某某,还有后来人'时,恰好面对的是夏明翰们为之献身的政权。而且他们赋予了这首诗基本相同的意义——'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

  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贡献?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回北京后,他奋笔疾书《农民有组织抗争是政治风险》,呈请社科院上交中央高层,"中央曾派出两个调查组沿着我的报告进行调查,但没有足够重视。"

  "群体性事件中的领头人物,有一些曾在外地打工,他们有视野,有头脑,敢说敢干。江西安源煤矿离衡阳较近,矿工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与事。于建嵘在写完《岳村政治》 后,又依这条轨迹寻到安源,与工人们同下矿井,写就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可以说,一个村,一个矿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映了于建嵘的底层情结。他关心不被社会重视的小人物的命运,恰恰是这些名不见经传、默默付出的小人物才可能出大事情。"

  当年,徐勇鼓励于建嵘上北京,"跟随更有名望的老师。加上湖南人天生的政治情结,适宜到那个更宽广的舞台。"

  以法抗争

  "2004年3月5日,中央在两会上宣告取消农业税。可是,中国的农村问题迅速从税收之争变成了土地之争,土地是矛盾的焦点。"于建嵘说。

  PPT中,某村的老弱妇孺并肩站在抗议最前沿,"我在调查农民抗税时,没有发现人群中有老年妇女。面临土地问题时,她们站到了前面。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简单地想,当官的可以打年轻人,却不敢打我们这些老的。我称之为'软实力'。"

  当年农民抗税主要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等地。而土地之争却蔓延在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发达地区。农民抗税多处边缘农村,土地问题则到了城市的周边。

  "农民抗税时,是地痞流氓介入。土地之争时,不仅有大量的黑社会,地方政府还动用武警。"

  他以2005年6月的河北"定州事件"为例——那起抢地惨案中,一边是使用原始器具的农民,一边是持有枪支利器的"进攻方","一个小时战斗中,6个农民死于枪下。"

  事后,他访问已被关押的定州县委书记和风,"我对他说,当一个县处级干部不难,但要当上县委书记可不容易。你为了坐上这个位置,你得吹牛拍马、请客送礼、投机钻营多少年?你怎么做事这么没水平,开枪打农民呢?"

  和风直喊冤,声称自己并没下令,"他说,是买土地的公司表示,如果政府解决不了,我们来干行不行?结果,他当即表态,那你们就去干吧。他没想到他们会真的开枪。所以,你们这些当官的以后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实在要表态就说,你们依法干吧!这样责任会少许多。少说'依法'两字——坐牢!"

  台下哄堂大笑——他又熟悉地跑回为官员上课的状态。

  "你们这些当官的"——"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过后,当地官员请我去讲课。我不去,多高的价钱请我也不去。把人房子拆了,还逼得人自杀,我怕我会指着鼻子骂娘。"

  2010年,于建嵘活跃在北京、上海浦东、江西、杭州、广州,各个为官员们"布道"的讲堂上,10月份所开的微博,也为他的"道场",迄今拥有粉丝超过45万。

  也是这年,他最为焦虑,"年初开始,冒出一个'拆村运动',即增减挂钩,抢夺农民的宅基地,突破了社会最低底线。整整一年,我花了大量心血,四处呼吁不能抢夺农民的房子,不能强拆。"

  他的好友、另一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说,即使早年,每次聚会上,他们的谈论话题也是土地。和于强烈反对强拆相比,李昌平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有什么不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强拆又不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这个世界上可不可以找到一种制度,让人自愿拆?如果说没有,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多强拆?"

  面对于建嵘的呼吁,"底层农民在征地等问题上,与公权力的博弈中,要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要'以法抗争'。"

  他以为自己提供了另一视角,"现在乡村干部事权很大,财权与治权很小。应该完善乡村两级治权,加大财权、治权,将农民问题在乡村解决,不用上访。"

  "李昌平、还有搞过'咸安政改'的宋亚平,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我们一见面就争。他们认为地方官有道理有苦衷,上面要政绩,地方要发展,一两个钉子户还让不让人做事了?"

  即使他那篇被热捧的"谈心体"——"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我说,我和你们的基本观念不一样。你们是发展主义的理念,我是权利保护主义的理念。我永远认为没有理由,为了所谓发展牺牲一个合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新农村建设,去把农民的房子拆了,打死人,然后装糊涂,说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没什么一分为二的,有些事就得一根筋,你要拆我的房子,我就有权不同意,有权讨价还价。如果你认为抬价太高,不开发不就完了。这个社会少建十座百座千座高楼大厦,都没有比破坏规则更危险,底线一旦突破永无止境。"他斩钉截铁。

  在单向街书店,于建嵘绘声绘色讲起"去年的一桩亲身经历"——11 月1日,万载县的县委请我去给干部演讲。在中间,我反复讲你们不要拆农民的房子,你们不要这么去打农民,不要去抓农民。万载县的县委书记不知道我会这样讲,他特别生气。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安排我去做演讲的那一帮人都叫去了,想教训他们,并同我发生争吵。他说,于老师,你今天讲得很生动,但你这样对我的工作不利。我说怎么呢?他说,你要大家不要去搞强拆,不拆我的任务怎么完成?我说,宁愿当官当小一点,也不要这么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人要将心比心,……他更生气,把桌子一推,说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请我的是他们公安局局长,我想开个玩笑算了,于是打哈哈,你们菜都没上,我怎么知道吃什么。他见我开玩笑,再次一拍桌子,第三次拍的时候,我一下火了,我说去你奶奶的,老子不吃了,你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把桌子一推走了。

  请我来的公安局长很紧张,跟着跑出来想拦住我。县委书记还在里面拍桌子骂,随他去,在我这个地方,看他能怎么样。

  他想错了,原来我是没有想把他怎么样,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我开微博了。今天的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大,我的可能大一点,你的可能小一点,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抢到一个话筒……

  于建嵘的困惑

  "10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徐勇说道。

  "社会泄愤"——"这个概念就是我胡起的!原来没有这个学名。"于建嵘高声道。

  2007年11月30日,他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演讲。在台上,他放言,"中国不但有威权活动,还有泄愤事件。老百姓发泄对官员心中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

  他列举了2004年10月的重庆,一个于姓挑夫,偶撞一曾姓妇女。争吵中,妇女的丈夫掌掴挑夫,并扬言,"你知道不,我是国家公务员",从而引发围观群众不满,由此误传"国家公务员打死一个农民"。迅即,群众四面八方围攻当地派出所,要求"交出尸首"。在砸坏政府机构后,他们兴高采烈宣称,"我们不给农民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

  还有,2005年6月安徽某地,一个来自江苏的商人撞伤一小孩后,无意中说"不是没撞死人么?就算撞死了人,在你们这里顶多赔30万。"——"这句话麻烦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里面人告诉外面的人,江苏的一个老板开车撞死了我们的小孩,还说……二话不说,打人砸车,砸派出所,还有旁边的超市。"

  同年12月8日,他从美国返程后,即被火速召回社科院,"到单位后,领导看了我一眼说,你在美的演讲已有中央某部门专门上报高层。有领导批示,建议社科院好好与于建嵘谈谈,不要随便乱讲话。"

  最后,社科院将他的演讲原文整理出来呈交中央。一位首长阅后却称"太好了","并在文件旁批示,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下批评变成了表扬。"他笑说。

  事后,很多人就"社会泄愤"赞他有"先见之明",他矢口否认,"重庆与安徽的两起案例,让我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怀疑,一说当官,一说有钱,老百姓的心中怒火丛生,不需要事实,不需要理由。"

  "2008年的瓮安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徐勇在电话中说,"他这10年接触社会的不积极因素比较多,所以易感性,热血沸腾。我的理性成分多一点。"

  故而,他对于建嵘的新作书名"抗争性政治",以及书中多次使用"底层社会"有所保留,"于建嵘在美国的导师裴宜理研究的是造反。研究造反的人天然就假定造反者都是有理的。我建议过他要警惕这种现象。'抗争'是引用的,在一定范围内有它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否则容易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还有,'底层社会'对应的是'高层',这样形成相互关系的不可调和。除了抗争以外,农民还有各种各样非直接方式和国家去对抗,用自己创造性的行为去改变国家。我们这个体制的创新都是农民带来的率先举动,后来得到政府的认可。说到底就是农民和政府也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研究农民、关心农民、同情农民,同时也要超越农民,防止极端化。"

  不断有电话打入。据说于建嵘24小时开机,每天只睡4小时,他的家中备有2000多名上访人员的资料库。

  他前往浙江乐清调查"上访者钱云会之死",邻近苍南县灵溪镇前蔡村郑继来叔侄与数位村民从网上得知后赶来,递交材料,向他诉苦:2003年村里瞒着村民,将基本农田卖掉。2006年征地款打来,村民不肯接受,但土地仍被全部强征。2009年到2010年,二十多家村民的老屋又被强拆,赔偿款不能让村民满意,安置地也没有,既无田种又无屋住。现住在村外临时搭盖的草棚里。

  "他们都在电话中哀叹,我们农民苦啊——"

  "可我也不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说,不行,于老师,天要塌下来了。可我想,这片天怎么能靠我来撑起?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于建嵘瞪大眼说。

  "我总以为,于建嵘的困境就是中国的困境。"李昌平说,"他现在身心憔悴,就像我那时候在湖北监利搞改革一样,每天都有几十个农民找我,每天都人在我面前哭诉,我也陪着掉泪,活得很没有人样,日子过得真难。"

  "他长时间的坚守,非常不容易。说到底,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如果我们体制里面的官员都像他一样跟农民去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好的制度。"李昌平说。

  学界鲜有提及于建嵘在2009年第5期《长城》上发表的小说《我的父亲是流氓》,文中有颇可玩味的一段——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像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虚构中的"父亲"是一位彻底的流氓无产者,现实中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下党员,参加过"湖南民联"。文革初便被打倒,母亲带着子女下放农村,一度困苦不堪。

  1977年父亲"走"后,官方下文平反。母亲说,人都让你们整死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参加这些组织不是好事。自此,他奉行一条: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不管什么理由,不能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一个好领导。"于建嵘神色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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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2/19.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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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中俄如何看待埃及革命

核心提示"北京和莫斯科有理由为埃及革命寝食难安,美国最好别对此置若罔闻。"


原文:How Russia and China See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FIONA HILL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5日
译者:ReeLy
校对:David Peng、@Freeman7777



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首务之一,便是与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大国建立建设性关系。这一点, 奥巴马行政当局在2010年小有所成:其中显著的,是对俄的"重置"政策,和处理同崛起的中国不可避免的贸易与其他冲突。但随着大规模示威穆巴拉克倒台及此后埃及局势的发展,美,俄,中三国在2012面临选举,2011年注定是个巨大的考验。

随着对埃及政策的演变,华盛顿也要考虑如何处理莫斯科与北京的观感与反应,以及演进中的埃及局势对于中美俄三国微妙双边关系的影响。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将产生全球范围的涟漪效应 ,而华盛顿则要在深思熟虑,谨慎回应中,避免只见一隅不及其余。总之,这已不仅仅是中东或阿拉伯人要处理的问题了。

虽然中俄国情与埃及差异显著,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还是警示了威权政府处理现代世界问题时的捉襟见肘。蹒跚的经济,高企的失业率,刺眼的贫富差距,激升的社会公愤,由新型公共及社交媒体所创造的难以预测的动能,共同决定了穆巴拉克的命运。即便中国能够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稳步崛起, 该国的一党制政权还是察觉到了对其合法性的严重威胁, 而其危机管理也被集体领导这种形式复杂化了。俄罗斯则在经济增长与全球油价捆绑以及政权形式与埃及类似(普京也是一人专权,依靠其个人声望支撑政府合法性)的情况下显得尤为脆弱。中俄两国将对各自国家领导层新老交替与2012年总统(中共的党总书记)选举中对大众开放政治空间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以免媒体关注过多地暴露各自体制的缺点,以至激发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走上街头。他们也将极为密切地观察华盛顿在埃及所推行的政策,以观察华盛顿在埃及革命后态度再次倾向于推广民主而转而支持其国内反对派的蛛丝马迹。对北京和莫斯科而言,国内稳定更是重中之重。

中俄也将对剧变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更加关注。如今,在1月份突尼斯推翻前总统本·阿里激发埃及起义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中东局势及其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响,注目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所具有的潜在传染性和鼓舞性上。阿拉伯国家正在排着队等候变革的洗礼:公认的有阿尔及利亚、约旦、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当局。但这些国家对于中俄都不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然而,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之外,不少家族式王朝与独裁政权已通过削弱反对势力与诸多民主体制的方式使其自身统治根深蒂固,并拒绝其人民在领导层更替方面享有拥有决定权。这些这类国家多是中俄的邻国,譬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北朝鲜。独裁者们都面临着他们自己的"穆巴拉克时刻",而俄罗斯理应为此寝食难安。好几个俄国的周边国家就在2003-2005年所谓的颜色革命中遭受政治动荡。

由统治精英在幕后实施的权力继承花招正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一一展开。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依靠经济增长与充裕税收来削弱潜在反对党的吸引力。在邻国发生政治动荡时,他们迅速关闭边境,并开展未雨绸缪的行动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信仰伊斯兰教的卡里莫夫(Karimov)对2005年5月安集延市的反对派抗议进行了大范围镇压,并继续国内的铁腕政治。去年在塔吉克斯坦,1997签订的内战停战协议的终止引发了地区骚乱和武装冲突。吉尔吉斯斯坦自2005年来已经历了两场针对不受欢迎总统的起义,现在,他们正在如履薄冰地组建联合政府。

同时,在俄国的西边和南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在2003和2004年的11月发生了"玫瑰革命"与"橙色革命"。2007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因呼吁提前选举而与军警发生冲突;而在过去六年,乌克兰政治屡次因为橙色革命领导人内讧而完全停转 。 大众抗议也是2003年10月阿塞拜疆的政权父传子继(海达尔·阿利耶夫到伊尔哈姆·阿利耶夫) 过程的主要标志,其他零星抗议则成为后续选举的一大特色。2009年4月,摩尔多瓦在由选举争议引发的所谓"推特革命"中损失惨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在2010年10月争议选举后无情地镇压了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北朝鲜的金正日以武力为保证传位于其子金正恩。美国在埃及局势发展上所采取的回应和处理方式将对这些国家的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此次采取的措施亦将塑造中俄对将来美国行动的预判。

中俄两国两国漫长的历史上很少不受革命与起义的影响。解放广场的情境,令人联想起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与1991苏联的解体, 以及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两国政府在最近也处理过类似事件:2010年12月莫斯科中央展览馆前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交锋 ,与2009年7月中国新疆自治区汉维民族间大量的小规模冲突 。 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很好意识到了(两国国内也都有人向领导人提出了相关警示)示威者在主要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举行抗议所产生的威胁,以及社交媒体在点燃星星抗议之火,并将之引向不可收拾局面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将密切关注反对派的行动,并严密监视互联网。中国的微博禁止搜索关键词"埃及",而俄罗斯国营媒体则大肆渲染美国与其他外部势力在埃及一系列事件幕后所扮演的角色。

与中国相比,国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令俄罗斯更为担忧。穆巴拉克的下台凸显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危险。中国还有共产党,俄罗斯却只剩下普京(尽管他现在与梅德韦杰夫是双头)了。普京尚未表态支持梅德韦杰夫竞选连任——令人对他2012年重选总统浮想联翩。如果他竞选成功,理论上他的任期可以延续到2024年,他72岁之时——比如今的穆巴拉克还年轻十岁。 这将使普京执掌俄罗斯的时间达约莫四分之一世纪。

俄罗斯现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来自普京的个人声望与过去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民众认为普京在总统任内恢复国内秩序,重塑经济繁荣与大国地位上功勋卓著,而在任总理期间则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刺激手段,领导国家度过了严重的国际经济危机。虽然当下俄国并无现实的力量与普京分庭抗礼,民间与上层还是出现了急于推动政治经济根本变革的迹象,尤其在年轻一代中 。俄国的社会演进快于政治制度改革。互联网与社交网站,包括俄罗斯的本地版本,都在最近几年大肆走红,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组织民间紧急事件反应 ,譬如去年泥炭森林火灾时,多家民间组织通过社交网站组织志愿者救灾,并在当地政府反应迟钝的情况下协助疏散灾民。作为总统, 梅德韦杰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变革, 从维护其个人的推特帐号到高调的现代化竞选活动成效不彰。俄罗斯政府已经对高技术人才流失到欧洲产生警觉——在最有名的例子中,两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移居到了欧洲,而民调显示,逾70%的被调查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条件允许下,将选择出国定居。

而近几周来在埃及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如果人民怒火中烧,根本不必要有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来鼓动民众上街游行。这也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得到了证明,那里的示威活动出乎反对党意料之外——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则完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

对于俄罗斯来说,世界油价是经济发展最重要因素。短期内,油价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如果油价上升趋势不变,俄罗斯经济将会有4%的年增长率。如果油价不涨,1%-2%的增长率则更为现实。但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俄罗斯经济增长也将比过去十年的7%大大放缓。长此以往,这速度必然低于民众预期,也无力解决俄罗斯经济更严重的结构问题——质量两欠的基础设施,过时的工业设施以及俄国的人口与健康危机。俄罗斯政府恐怕会孤注一掷于形象工程来掩盖这些不足,包括为在普京最爱的度假地索契申办举办2014年冬奥会,并竞逐2018年世界杯主办权,但2012年之后的经济疲软与高失业率将瓦解普京的民意基础(如果他还在位的话)。

国际范围内,埃及事件后,对中俄最为敏感的问题必属北朝鲜,后者与中俄均接壤。尽管俄罗斯对朝鲜政治并无决定性影响,但长期以来,她仍指望在图们江出海口设立经济特区,来刺激其远东地区疲软的经济。无论是分是和,她都希望一个对俄友好的朝鲜(或韩国)。俄罗斯将于2012年在离朝鲜不远的海参崴举办APEC峰会,借此展示她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寄望于在地区增长中分一杯羹。对莫斯科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朝鲜在权力继承中陷于内乱,她只能坐视中美或战或和,私下瓜分朝鲜。

除了关切埃及事态发展或抗议传染所造成的国内影响,中俄也有自己的中东算盘要打。穆巴拉克与俄罗斯的私人关系可追溯到1960年代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校学习并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时。穆巴拉克1981年建立的埃及政权与许多中亚和后苏联时期的国家类似: 真正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权力顶端的一小撮人抛开国家正式的政治机构作出所有关键决策, 严重依赖安全机构和人浮于事的政府官僚机构求取支持,这类政权的口号千篇一律:稳定高于一切。

中俄领导人都倾向于高估美国对他国所发生的事件翻云覆雨的能力。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试图为天安门抗议期间的反中共人士提供支持,俄国领导人则坚持指控美国策动了颜色革命。基于这些过往的先例,北京与莫斯科将倾向于把美国所作的积极努力解读为美国想要掌控埃及局势的未来结果。 中俄两国政府的这种认知许多可以追溯到布什政府时期,不计中俄的疑惧,在全球范围内刻意推动民主化的外交政策。中俄指布什的"自由议程"乃是扩张美国全球影响的伪善工具。这次,美国则明显被动跟随埃及局势。无论埃及的局势如何演变,其经验都必将改变美国在中俄眼中与埃及以及中东相关议题上对话者与伙伴的形象。

在穆巴拉克下台前,中俄美的埃及政策都偏好"软转型"而非迅疾的政体变更 。而形势的发展可能迫使美国支持一个代表面广泛的埃及过渡政府。而中俄则更愿意这个过渡政府---旧政权的改头换面 ,执政尽可能长久。即便困难重重,美国也应开启与中俄的实时谈判来交换看法,建立互信,消解关切焦虑。中国和俄罗斯在埃及局势中的建设性参与而非妨碍式参与必将 应该成为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的一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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