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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又是油价(3)

昨天写又是油价(2)的时候,答应要再写一篇比较成品油税前价格的博客,因为只有税前的价格才是石油公司拿到手的。比较税前的价格,可以更直接的反映中国油价"高"是不是因为石油公司利用垄断地位导致的。请注意,写了这么多关于油价的东西,不是在为垄断辩护,或者更广义的为国企辩护。我在《一沙一世界》的序言里和很多的文章里反复的表达我对既得利益的担心,人群分化的担心,和收入分配的担心。

"但我同时也是为中国的未来感到焦躁的。相对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我们的人群正在快速分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就是一个明证。当我们要面对更困难的改革和更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存在可能会阻碍改革且越发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当我们的人群分化以致于越来越难对改革的方向形成共识,再加上那些原本就要慢慢收紧的约束-从资源,到环境到我们越来越老的人口结构,这些都让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但同时,不少国家也曾经在面对类似情形的时候走上过弯路-民粹主义流行,社会矛盾激化和裙带市场经济无处不在-这些都可以轻松的扼杀经济增长。"

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显然是导致这些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我同时也担心民粹主义。在我见过的经济表现很差的国家里,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甚至比裙带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更差。裙带资本主义,讲的难听一点,至少那些裙带还能受益。而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政客打着为了老百姓利益的幌子,但最后受损的都是老百姓。因此,讨论任何政策问题,都必须是有理有据的,负责任的政策是不能以老百姓一时喜欢不喜欢为标准的。我去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很多讨好老百姓的政策:结婚政府发红包,生孩子政府也发红包,家里只要有未成年人,按人头个个都有红包。老百姓高兴了几天,就把这些钱当作想当然了,发了是应该的,不发就要生气。后来政府没钱了,又不敢得罪老百姓,怎么办?就去借高利贷。没抵押怎么办?就把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押出去。这等于是把一个国家的未来给抵押了,去让现在的老百姓高兴。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说这件事情只是想说,简单的以老百姓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在这里写油价的事情,就是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很多人不是说中国因为垄断油价才高吗?这至少和我看到的事实和数据不符合。

好了,回到数据吧。在说数据之前,再说一个故事吧。在2008年6月的时候,我和谷主驾车出游,那个时候美国的油价是4美元一加仑,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7块3一升。我们到了一个森林公园,住在了一个家庭旅馆,开旅馆的是一个退休的历史老师。早晨,老头一边给我们煎鸡蛋,一边跟我们聊天。我投其所好的问了问当地的历史,人家是历史老师嘛,他跟我们说,当年福特(Henry Ford)曾经驾车来过这里,目的是推广汽车这个概念。临行前,我们向他打听出山的道路。老头很好心,说你们可以如何如何开。他特意提醒,我们可以在某处加油,因为那里的油便宜。我有点担心的问:便宜是不是质量不好啊?他说:不是的。你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印第安保留地,所以没有税,因此油便宜。后来我们一路开过去,确实感受到了有税的油和没有税的油价格的不同。

美国汽油里的税其实是相当低的。联邦的汽油税是18.4美分一加仑,各州的还有各州的汽油税,税率非常非常的不同,但总的平均起来,大约是30美分一加仑左右,因为美国的汽油税平均起来大约是48每分一加仑。下面这副图就是美国税前和税后汽油的价格,不出意料的是,这是两条平行线。

中国的汽油价格里的税收种类比较复杂,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值税是17%,城建税和教育费加在一起在10%左右,各地不同,我这里简单起见把两种税的总税率算成25%。此外,消费税在2009年1月以前是2毛一升,2009年以后变成1元一升,增加的原因是费改税。按照这些比例,我计算了中国汽油的税前价格,很明显的是,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在2009年1月后变大了,原因就是前面说的费改税。

好了,那中美两国汽油的税前价格,也就是属于石油公司的那部分,究竟谁高谁低?下面这副图就是两国税前油价的图。先说几件事情,一是:我这里比较的是中国的93号油和美国的87号(也就是普通regular)油。两种油的质量哪个更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马六,雅阁,凯美瑞这样比较主流的车型,在国内加93号油就行,在美国加87号油就行,虽然看标号是93号高,但两种油的质量应该可比。二是:有人说美国人炼油用的都是"甜油",也就是含硫含杂质比较低的油,因此成本高。而中国人炼油用的往往是含硫含杂质比较多的油,因此成本低。坦率的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甜油"所以价格高,恰恰是因为它更容易炼出符合标准的汽油来,且其可被利用的比例高。如果用低品质的原油真的能够降低炼油的成本,那每个石油公司都会愿意买低品质的油来炼,甜油就卖不出这么高的价格。有人可能又会说,中国汽油的质量其实不如美国的好,那好吧,参见前面第一点。

两国的税前油价究竟如何?很明显的是,中国在2009年之前,税前油价明显的低于美国的税前油价。这证实了我昨天写的观点:中国在2009年之前,系统性的定低了成品油的油价,这也是炼油企业行业性亏损的原因。2009年之后,中国的税前油价开始高于美国,但差距并不大,在最近一年,一升油的差别大约在1-2毛钱左右。这1-2毛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美国的加油站基本上一升油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挣1-2毛钱,但这1-2毛钱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垄断?效率?零售系统差别?运输成本差异?基础设施?质量差异?我完全不知道。但就算把这点差别全部归于垄断吧,把这些都挤掉,中国的汽油能便宜1-2毛钱一升。

这1-2毛钱能解释中国的油价从两年前的5块出头涨到现在的7块多吗?你自己看吧。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其实不是在抱怨油价本身。好吧,我这里谈的是油价。换句话说,你在谈牛,而我在弹琴。






又是油价(2)

前两天,写了又是油价一文。写这样的文章,照例是要挨骂的,所以不出意料有人骂。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不少潜水的读者还是挺喜欢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一个证据是,谷歌阅读器上按"喜欢"的人的数量。这显然也是一个有偏差的样本,但截至目前为止,有156人,创下了最近几个月的纪录。然后,我也做了很长时间没做过的事情,我删了一条留言,因为那个留言只有污言秽语。请注意,我几乎是不删留言的,除了这种情况,以及纯粹做广告。

一个反复被提到的问题是,中国油价"高"是因为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是真的,没什么好讲的。不过我走了一些国家后,对石油公司垄断这件事情有了一些不同的视角: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类似中国这样的寡头垄断的。你到巴西,那里基本上是Petrobras的天下;在墨西哥,Pemex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印度满眼望去都是Indian Oil;绝大多数欧佩克国家,一个国家就一个石油公司;就是在美国也就是三五家的天下Exxon, Chevron, BP, Shell…。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石油这个行当还是相当寡头,相当垄断的。

还是回到成品油价的问题上,我今天想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出在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上,而且最近这两年多其实是有巨大进步的。此话怎讲?

让我们先看下面第一副图,这是美国原油价格和零售汽油价格的曲线。一个基本的信息是,零售的汽油价格基本上是随着原油价格波动的。原油价格小涨,成品油价格也小涨,原油价格大跌,成品油价格也大跌,这个市场挺有效的。当然,石油公司总是要赚钱的,但至少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石油公司变本加厉在压榨百姓,成品油价格的变动主要是成本驱动。

那中国的情况呢?如果要简单的说,那就是:很复杂。这里想说一个关键的日子:2009年1月。2009年1月,中国取消了养路费和一系列的收费,然后在汽油里每升收8毛钱,也就是所谓的费改(燃油)税。这使得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在2009年1月前和1月后并不完全可比,为此,我做了一条蓝色实线,这就是老百姓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付的钱,现在已经93号汽油已经7块多一升了。我又做了一条红色的虚线,这是把2009年1月之后每升油去掉8毛钱后的价格,做这条线完全是为了数据的前后可比性。2009年1月,中国政府也宣布采用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真正的实施还拖了几个月。这个机制仍然很复杂,不透明,但基本的方向是成品油价格要和原油价格挂钩。好了,说完这些背景之后,然我们来看图吧。

先看2009年1月之前,和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很不一样,中国的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关联度相当低。中国的成品油价在2006到2008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而原油价格则在同期从60美元左右一桶,一直冲到2008年中期的140美元一桶。作为比较,同期美国的油价从2美元左右一加仑涨到了超过4美元一加仑。发改委后来把油价上调了一点,但并不是很多。之后油价暴跌的时候,中国的油价也没有随之下来很多。这里面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养路费并到了油价里。从执行一个新政策的角度说,这个新政策选择的时机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是在油价下调的过程中引入的,使得这样的改革阻力更小。如果在油价上行的过程中在引入8毛钱的养路费,阻力肯定会更大。

不管怎样说,如果真的要总结2009年1月以前的中国成品油价,那就是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严重脱钩。2009年1月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的成品油价的变动趋势和国际油价的走势基本一致了。从定价的角度,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的定价机制,原油价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格不让涨,最后其实是财政出钱补贴中间的差额(中石油和中石化在2008年都停交了暴利税,财政还对亏损的炼油企业有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最后不成比例的补向了富人。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格不跌,最后成了石油公司的超额利润,仍然造成分配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中国的石油市场不存在任何垄断,充分竞争,那结果也应该是成品油的价格和原油价格的走势是一致的。

现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油价水平的问题。下面这副图把美国的油价转化为元/升,这样使得中美两国的油价具有可比性。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油价水平在2009年1月以前基本上都是低于美国的,而2009年1月以后,开始变得系统性高于美国。当然,一部分可以由费改税来解释(换句话说,这8毛钱不是流向石油公司的利润),但即使刨除费改税这部分,油价还是高于美国。我没有做很彻底的推算,因为中美税率的不同―中国有增值税,城建税等税费,美国则有自己的燃油税,整体上中国的税费率应该要高一些,所以成品油中真正的"油价",也就是石油公司最后拿到手的部分谁高谁低并不清楚(我有空会再写一篇博客,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清楚的,也就是中国的成品油价由系统性的低于美国,变成了系统性的高于美国。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2009年1月改革之前,中国成品油的价格(除去所有税费后)系统性的低了,或者是2009年1月改革之后,中国成品油的价格(除去所有税费后)系统性的高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然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简单,中国的炼油企业在2003-2008年里,基本都是全行业亏损。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是,这是因为发改委在2009年以前,系统性的定低了成品油的出厂价。炼油企业,原料的进价是国际油价,成品油价却人为被定低,最后导致所谓的油价倒挂,也就是出厂的成品油价最后还低于进厂的原油价格,于是造成行业性亏损。事实是不是全部如此,我无从知道。你可能会问,炼油企业亏钱,那石油公司怎么利润还那么高?石油公司的利润主要是来自上游的,不光中国的石油公司如此,各国的石油公司都是如此。中石油从大庆把油从地底下泵出来,一桶油的成本似乎只有几美元,然后市场上的价格是几十美元一桶,这里面的差价全是中石油的毛利。各国的石油公司都是油价越高,利润越好。不是因为他们在原油和成品油之间的利润率赚多了,而是他们在原油的部分更赚钱了。

不管怎样吧,把最近的成品油价上涨,和垄断联系在一起,有点太牵强了。中美两国的油价,还有全球的原油价格,基本上都是平行线。如果是因为垄断才导致价格上涨,你应该看到中国的油价上涨,比原油价格,或者别国的油价上涨更快才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又是油价

成品油又涨价了,每次涨价都要有人骂娘,充分理解。

我现在一般只有周末才开车。过去这几个星期,每次路过加油站,我都会嘟囔同一句话:油价又涨了。我这里说的还是美国,一个比中国国内油价还便宜的地方。即便如此,美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已经相当于半年前(也就是欧洲危机的高峰期)涨了超过15%,比起2009年初的低谷,则是已经将近翻倍了。

 

 这件事情的背景当然很简单,因为国际油价一直在涨。国际油价的现货价格,已经由2009年初40美元一桶,去年年中的70美元左右一桶,涨到了现在100美元左右一桶(如果你看的是布伦特的价格)或者80多美元(如果你看的是西得克萨斯的价格)。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油价上涨是个全球问题。上涨才是正常的,不上涨才是布正常的。一般油价没有上涨的国家,多半都是政府在贴钱。如果政府真的想补贴老百姓,补贴油钱在我看来是最坏的补贴之一。从环保能耗的角度,这样是鼓励烧油,一点都不环保;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这是一种很累退的补贴:穷人能烧多少油?钱最后都贴给收入高的阶层了。这一样适用于中国。有车一族不要急着哭穷,中国比你穷的人多多了。

当然,很多的抱怨还来自于另一件事实:中国的油价比美国高。在说油价水平之前,请让我先说另外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油是一种全球性的商品。就像黄金,麦子和铁矿石一样,油价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而变化。全球油价是100美元一桶,中国人要进口是花100美元,日本人也是花100美元,坦桑尼亚要进口也是100美元,不存在你穷进口油价也低的事情(事实有时候其实是反过来的,你越穷,你进口的价格可能反而会越高)。因此,把中国的油价和发达国家的油价做比较是完全可以的。不存在因为中国收入低,中国油价也应该更低的道理。说中国收入低所以油价也应该更低,跟说中国收入低所以黄金在中国也应该更便宜一样,是有点可笑的。第二件事情:各国零售油价的差别主要来自于税收的差别。石油公司在原油和成品油之间的利润,完全不能解释各国的油价差别。很多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也不是来自于原油和成品油之间差价的利润,而是来自于开发原油的利润。在中国,最好的指标是看炼油厂的利润,炼油厂的进价是全球油价,出厂价是发改委规定的成品油价格。中国的炼油厂的利润率并不高,在很多时候还是亏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上游价格涨了,下游价格发改委还没有调,所以就亏钱了。因此,中国不是因为在原油之上加了过多的价,导致成品油价格高。第三件事情:中国的原油消费中有超过一半已经需要进口,但中国的消费占全球的消费只有大概10%,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但又不足够大,因此中国在全球原油市场还只能是一个价格接受者。换句话说,中国的油价涨,原因未必在于中国。这和中国的房价涨,或者菜价涨,原因是不同的。后者涨的原因恐怕都是因为国内因素。

好了,现在开始说各国的油价。没错,中国的零售油价确实要比美国的零售油价高。但问题是,美国的零售油价是发达国家中相对很低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成品油征了比较重的税,美国是个例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油价应该是向美国靠拢,还是应该向欧洲和日本靠拢?

 

我知道所有开车的人都会反对向欧洲和日本靠拢,但这恰恰其实就是中国为什么应该向欧洲和日本靠拢的原因。你如果去过欧美日,我碰巧是都去过,你就会发现美国在耗能问题上是最浪费的:开的车整体偏大,住的房子也大,然后住得极度分散,又远。这不是因为美国富,美国并不比欧洲和日本富那么多,而是因为美国的能源太便宜了,这就形成了一种能源密集的生活模式。我前两天刚听了一个故事:南美某国,高度补贴油价,使得油极度便宜。结果当地的富人不仅家里有室外游泳池,而且即便在冬天也会保持游泳池24小时水都是温的。美国当然没有那么极端,但是美国的低能源价格确实造就了更耗能的生活模式。我经常跟人开玩笑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国的办公室里,夏天穿的衣服比冬天要多,因为夏天的空调太凉而冬天的暖气太足。

 中国是不能重复美国的生活模式的,美国的生活模式是一种对地球不负责任的生活模式。促进节能最好的方式,对不起,在我看来就是价格。高油价可以从源头省油:可买车不买车的会因为高油价而不买,可买大可买小的会因为高油价而买小的,可开车可不开车的会因为高油价而少开或者不开。即便从缓解交通的角度,高油价也比限制牌照会更有效。限制牌照不会减少路上的车,只是减缓增长的速度。油价高了,不少人会"自觉"的不开车或者少开车。

 我知道很多人会找到各种理由反对涨油价。捍卫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我也很理解。







拍张照片

来点历史背景:我小时候,听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可伤心了,梦想着有一天人民币能比美元更值钱,觉得那样才够强大。那时,最鄙视的就是日元,1人民币能换几十日元,日本的东西就是不值钱。然后,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牛的货币是英镑,一个英镑能换将近两个美元。当然,这些想法显然都是错的。今晚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把人民币汇率的历史数据找出来。说明一下,1994年以前,人民币其实有很多个汇率的,这里显示的都是官方牌价,不是调剂汇率,当然更不是黑市汇率。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这些差别基本上就不存在了。这张图还是很有意味的,不是吗?







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

陈轩:台湾为什么一定要独立?――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沙龙两岸学生关于台独问题讨论会纪要

陈轩:台湾为什么一定要独立?——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沙龙两岸学生关于台独问题讨论会纪要

今晚的中国沙龙讨论台独问题。来了五六十个同学。大陆交换生和台湾学生基本上对半开,分坐两桌。

 

开始前,我为了好玩,在中国同学座位后面的黑板上写下“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字样。台湾同学在他们的黑板上写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字样。

 
主要嘉宾是谢�佑博士,野草莓学运领袖,台大社会所博士。东吴大学讲师。坚定的台湾独立支持者。


谢:很高兴有机会和中国同学交流。
 

为什么我选择台湾一定要独立?
 

问题一,现如今,台湾独立是个问题吗?

 

许多台湾同学认为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是独立状态

 

大陆同学不同意,认为国际上普遍不承认。

 



欧盟个国家主权实际上也是不完整的。台湾的主权是畸形的,不正常的。这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最近的杨淑君跆拳道的案例。如果今天他不是代表台湾,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如泰国,国际社会敢这样不公正的对待他么?许多时候国际仲裁管道没有办法顾及台湾这样不正常的主权国家

 

案例二,台湾的军购真的是依据台湾自身的需求向美国购买的吗?台湾购买的飞弹真的有自主操控权吗?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要发射飞弹,那个按钮真的在马英九手里吗?

 

台湾经常在面对美国、日本、韩国时,是被控制的。最悲惨的是,台湾的统独,不是由台湾自己控制的。

 

美国很多时候操控着台湾社会,台湾感受到一种无力感。畸形主权体系下,对自己的政府没有基本的信任。这对台湾的民主深化有着很大的伤害。

 

另外,台湾不正常主权,让台湾和别国交涉时处在一种被操控的境遇下。而且我觉得,没有所谓“维持现状”这个东西。什么叫维持现状?维持在畸形不正常的状况下?我认为很多说维持现状的人是不诚实的。如果现状是朝着统一的,那么支持统一的人就说我维持现状。如果现状是朝着独立的,那么很可能刚才那批支持维持现状的人就说我反对维持现状。这只是一块遮掩的屏障,这是不诚实的表达。

 

为什么选择台独这条路?我猜测你们接触到的独派是老一辈的独派:为了台湾独立,回到戒严回到威权也在所不惜。我和他们是划清界限的。基于理念上的考量。如果台湾的独立是建立在台湾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剥削的基础上,这样的台独没有意义。

 

某种程度上我对左派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有幻想的。但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大一统是没有办法达成左派理想社会的。小国寡民才能达成实质民主。

 

如果台湾独立,那么一县一市的独立我知不支持?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条件,我举双手赞成。

 

实际上现今台湾独立作为主权国家, 从地理上,从历史上的时机是成熟的。

 

很多人主张别把眼界放这么小,亚洲必须整合。我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要看到,整合的前提是台湾必须作为一个被承认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和别国进行谈判。亚洲整合不是不能做,但是台湾必须首先被承认。你必须先承认我是一个政治实体,一国两制什么的才可以谈。否则,一国两制云云,肯定是一种欺骗。

 

台湾长期在一种不统不独的暧昧状态下,只会被中国和美国牵制。台湾只能想象和中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而没有合理的主权身份想象更加广阔的国际关系。

 

例如,台湾和印尼非常近,印尼产咖啡、可可。但是台湾无法和其发展经贸关系。

 

台湾流行登革热,但是台湾医学界全部在研究美国医学界研究的问题。台湾的研究主题全部跟着美国走。台湾无法建立自己的问题域。

 

台湾看世界,永远只是看美国或者看中国。永远没有机会和别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

 

如果先走台湾独立的这条路,这和民族主义没有关系。

 

以上是台湾为什么要走独立这条路的理由。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中国朋友会认为台湾独立就是台湾和中国的敌对关系?为什么台湾独立不可以建立在台湾独立,亲中反美的基础上。我们两个政治实体联手对抗美国,为什么不可以?

 

你们如果要问我:为什么不能选择统一?我希望跟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统一?

 



王丹:首先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沙龙要办这个活动?我觉得台湾统独这个问题我这一辈解决不了。但是你们才二十岁,你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解决的压力在你们身上比在我们身上更大。这个问题对于你们的年龄层更迫切。当你们走上两岸的领导层的时候,你们要去解决。

 

要解决,必须要先了解。至少要先听听对方怎么说。真正对民族国家理性的负责态度是冷静,理智的态度。

 

最后,我个人担心,民族主义这种担心,对两岸都有。大规模的群众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理由。所有的政治力量,会见猎心喜。当两边在民族主义的热情被点燃,一定要警惕。

 



我:首先我要叛变,我虽然是大陆人,但我支持台湾独立。在我的观察中,中共之所以始终不渝的塑造统一台湾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我们知道,广场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受到很大程度的打击。之后中共塑造了两个国家目的来巩固他的政权合法性:一是经济发展,中共宣称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这也解释了如今他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八。二是民族统一国家统一。他宣称只有在他的带领下才能实现国家统一。所以他拒绝和你们讨论任何台湾独立的可能性。中共实际上是绑架了台湾来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

 

大陆同学:我的问题是:台湾独立,要不要修宪,要不要改国号?

 

谢晟佑:一定要修宪。但我对改国号没有一定的坚持。

 

谢晟佑:国歌要改。国歌现在是党歌

 

 

大陆同学:台独时机成熟,能不能详细说?

 

谢晟佑:台湾如今独立,有阻力,但是必须要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台湾独立会受到中国美国的打压,会受到各种阻挠,就不去实行。就像中国民主化一样。如果你们坐等民主的到来,民主永远也不会来。

 

大陆同学:你说小国寡民才能实现民主吗?有多小?

 

谢晟佑:小国寡民是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是必要条件。小国小民相对于罗马帝国,更有利于民主生态的发展。台湾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了民主生活的条件。所以台湾向独的方向发展,比之和大陆的威权体制统一,才更有利民主的深化。

 

赖鹏元(台湾同学):你觉得四川作为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追求民主吗?你觉得台北一个市可以追求独立吗?

 

谢:都可以。从理论上,我都赞成。但是台北独立的话,那么他们去趟板桥都要办签证,我相信台北市民一定不同意台北独立。所以台北独立只能在理论上成立。实际操作上,基于现实的方便,整合是必要的。但是台湾作为一个岛屿,他与大陆天然的地理隔离,以及如今的政治历史上的隔离,天然塑造了他独立的条件。我想这与台北独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大陆同学:老庄思想中,老死不相往来,才能小国寡民。为什么老庄思想在上古有市场,是因为交通不发达。统独牵涉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如果现在台湾独立,那山西独立呢?新疆独立呢?现今国际上是大国政治,如果你独立小国,那么必然会被压榨。

 

谢�佑:我们看看欧洲,也有很多小国,他们都被压榨着吗?我们两岸对国家的想象不同。你觉得成为大国,成为世界霸主很重要。而在我的独立想象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要得到尊重,要被看得起,而不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而且欧盟也实现了国与国之间让渡部分主权。小国和小国之间难道就不能合纵连横吗?小国一定要受大国压榨吗?

 

大陆同学:你刚才的论点:台湾独立是对台湾好的。而我们考虑大陆的因素,大陆有大国心态,我们认为,内部问题不解决,无法对外,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攘外必先安内。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心态。

 

谢�佑:我希望中国能够更加变通地考虑周边问题。如果中国有一天真的武力镇压台湾独立,那是丑陋的。

 

我:我作为大陆方面的叛变分子给大家分析一下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宣传。我们长久以来宣传台湾是西太平洋上一艘用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要是独立,那么势必要被美国控制。而美国又控制了韩国菲律宾的话,就会对中国海上实行封锁,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类的。我们的思路是,台湾绝不能让美国拿去,那我们势必要收复。我们从来都是看着美国谈台湾。我们很少真正对着台湾人谈台湾。

 

 

大陆同学:我认为台独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台湾应该做的是帮助中国民主化。否则,台湾现在独立了,中共更加可以借台湾问题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派兵。所以台湾现在独立,中共更加可以构建他们的执政合法性。

 



台湾同学:我认为大陆民主化不是那么容易的。台湾人为什么要统一?中国如何说服台湾?有一个调查说公司并购案中,百分之九十是满足公司领导人的个人欲望。如何让台湾认同大陆的政体?我的确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让台湾归入中国。大陆的统一一定要赢得台湾人的心。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大陆同学:为什么大陆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一定要统一台湾?这就是一种大国心态。统独问题和一个偏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关系不大,但是会影响他的生活心态。你必须承认,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同学:当年造成台湾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共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如今讨论统独,不触及当年国共的很多分歧,意识形态上的,治国理念上的,那么根本无法深入。我不同意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自古就是边陲,中央政权强大了就把它收归,中央政权羸弱了就把它割让,台湾始终处在一个孤儿的心态上。

 

大陆同学:刚才学长谈到台湾独立为什么不能以亲中反美的姿态。你现在都亲美反中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独立后会亲中反美?这是一个互相信任的问题,没法通过谈论得出结论。

 

台湾同学:民主从来不是为了国家强大,相反民主的目的是防止国家的强大而侵犯个人。

 

台湾同学:自古以来这个表达非常值得怀疑。如果说自古以来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把越南什么的统统武力收复?他们自古以来也是你们的领土。

 

大陆同学:历史问题不需要太多的考虑。纠缠在历史上没有意义。台湾独立的确会被美国控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你们都承认这一点。

 

陈为廷(台湾同学):如果不谈历史,你讨论十九世纪的中国是个弱国干什么?台湾独立会不会受到美国控制?我觉得学长刚才说的亚洲作为一种方法是存在的亚洲小国的确可以联合,甚至和中国的联合。但是前提是必须首先取得独立地位。今天这么多台湾同学在这里,他们每个人不一定有一套理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选择独立。没有台湾人选择统一。这是一个问题。

 

大陆同学:你们要知道,台湾是作为一个1840年一个历史的屈辱的开始而存在的,所以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结在。我们强大了,收复台湾,才能代表一个屈辱时代的终结。所以我说台湾问题对于大陆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情结在。

 

谢�佑:现状总是被操作的,它总有一个朝向。关于中国的大国心态,现在我问一个敏感问题:我们所谓反美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今天,中国成为了第二个帝国主义。如果一定要选一边投靠的话,你觉得台湾人会选哪边?

 

大陆同学:中国从来没有帝国主义心态。明朝皇帝说,我们从来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只希望把自己国家管好,有领土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占。中国一向对外国人好,对自己人狠。

 



陈为廷(台湾同学):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民主化之后就不会想统一台湾吗?这一点非常值得存疑。

 

大陆同学: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所有大陆生,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一定要统一。但是我很好奇台湾为什么要放弃中国这个称号。我始终相信中国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大陆的包容性很强的

 

曾柏嘉(台湾同学):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听到这个会非常害怕。凭什么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这个需要解释。这个解释不是你自己觉得通顺就行,这个解释必须要让我们信服。

 

大陆同学:你们说你们爱台湾,你们要维护台湾的利益。你们是不是只想和中国发展经济,不想掺和中国的政治。你们为什么不更多的参与中国的政治?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下的境遇。

 

我:我们假设中国在没经过媒体自由化的前提下突然民主。明天就普选,一个候选人的施政纲领是武力统一台湾。你们来选我,我上台就统一台湾。我敢保证他真的有很大的民意市场。那么他上台后怎么办?很可能真的就杀过来了。所以中国民主化和台湾独立的关系需要仔细讨论。另外我很好奇台湾为什么要放弃中国的称号?如果台湾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一部分的话,为什么你们的执政党全称叫做“中国国民党”?很奇怪。



谢�佑:如果对中国认同的问题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非常好解决。但是现在的中国认同,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政治独立,不是文化独立。我们可以分属不同的政治实体,但共享中华文化。何况,谈到台湾原住民,许多问题根本不成立。所以我们实际上还是汉族对汉族的讨论。亲中反美台独这只是一种想象,一种可能。台湾独立的前途有很多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

 

台湾同学:我们在讨论的是主权的统一或独立。主权是什么?对内,对外。台湾现在是对内拥有主权,但是对外不具有全部主权。为什么今天大陆同学讨论很积极,台湾同学讨论不积极?因为台湾对内独立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讨论。而你们才需要费力来说服我们为什么要统一。另外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中国这个称号?因为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无法进入已经有中共代表中国的国际社会。我们如果还叫中国,怎么进入国际上?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台湾的名称。

 

台湾同学:如果和平的方式的话,应该是所有台湾人都同意独立。但现在,不光大陆武力威胁,而且美国也会干预。所以才会有很多台湾人支持不统不独。国际上有很多独立国家,科索沃,东帝汶,都有许多问题。所以我不支持独立。实际上如今在很多两岸文件的签订下,台湾和香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真的跟一国两制没啥区别了。

 

大陆同学:台湾统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会带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

 

台湾同学: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问我是谁。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我今天虽然认为我还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受者,但我是一个台湾人。

假如中国民主化实现的话,和台湾独立的进程要分开讨论。我喜欢我如今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支持台独。很简单

 

大陆同学:台湾的民族性还不强。大陆打过来,台湾会誓死抵抗吗?如果会,那么我们承认台湾的民族性。但看起来不是。

 

你们说英美作为一个民族也分属两个政治实体。而实际上当年他们也是靠打了一仗,英国才承认美国独立的。那么今天谈台湾问题,很可能也要打一仗。

 

大陆同学:我问过很多台湾同学,如果大陆真的打过来,你怎么办?他们说,那就投降呗。

 

台湾如果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实体来参与国际,那么视野势必不一样。

 

陈为廷(台湾同学):台湾独立后,两边的公民社会一样可以做交流啊。

 

谢�佑:独立就是自己可以做最终决定。我不反对台湾和中国交流,但我想问台湾和中国的交流过程当中,台湾有可以完整的自我决策能力吗?

香港是一个例子,香港统一后是更民主还是不民主?这个不需要讨论,你找个香港人问问就好了。

 

英美的历史悲剧,我们真的要重演吗?那我们今天就是穿着西服的古代人而已。我们学习历史,正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如果大陆今天不是武力恐吓台湾,那么台湾就可以坐下来和中国好好谈了,就不需要靠美国那么近了。我们就是怕中共,才需要美国的支持

 

王丹: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一方说服另一方,主要目的是双方对各自观点的了解。我们共同的一点,就是希望台湾问题最后不要兵戎相见。为了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努力。

5个方法确定你的Gmail是否被政府入侵

编辑说明:想确定你的Gmail是否安全?请访问:http://mail.google.com/support/bin/static.py?page=checklist.cs&tab=29488

Gmail的支持页面里更新了一篇安全清单,通过以下5个方法即可知道自己的Gmail是否有安全隐患。敏感词人士必读:

  1. 在这里查看授权获取Google帐户数据的网站。我自认为自己的安全功夫做的很到家,但在这里依然发现了1个奇怪的网站获得了Google帐户的访问权,赶紧ban掉
  2. 检查你浏览器的插件、扩展和第三方应用是否需要访问你的Google帐户。比如你安装了一个可检查Gmail新邮件的扩展,那么Google是无法控制这个扩展的安全性的,如果你安装了并不知名的扩展,需要小心了
  3. 查看邮件设置,以确保你的Gmail邮件没有被转发出去,有四个地方的设置会有安全隐患:
    • 常规:检查签名、外出回复
    • 帐户:检查"用这个地址发送邮件"、
    • 过滤器:检查是否有过滤器将你的邮件转发到垃圾箱、垃圾邮件,或是转发到其它邮箱里
    • 转发和POP/IMAP:查看这里是否有位置的帐户或邮件客户端
  4. 检查帐户最近的可疑活动。点击Gmail最下面的"上次帐户活动时间"后的"详细信息"链接,看看是否有可疑的IP访问了你的Gmail
  5. 进入设置的"常规"里,将"浏览器连接"设置为"始终使用 https",以确保当你使用咖啡厅或酒店的公众网络访问邮箱时不会泄露信息。

原文:
Gmail's support site has a security checklist
that's useful if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Gmail account is 
secure. There are some obvious tips like updating your operating system 
and your browser, but Google also posted some advanced tricks:

1. "Check the list of websites that are authorized to access your Google Account data.
Make sure that the list of authorized websites are accurate and ones 
that you have chosen. If your Google Account has been compromised 
recently, it's possible that the bad guys could have authorized their 
own websites to access your account data." To edit the list of 
authorized websites, go to this page.

2. "Check
your browser for plug-ins, extensions, and third-party programs/tools 
that require access to your Google Account credentials.
 Plug-ins 
and extensions are downloadable computer programs that work with your 
browser to perform specific tasks. For example, you may have downloaded a
plug-in or extension that checks your Gmail inbox for new messages. 
Google can't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these third party services. If 
those services are compromised, so is your Gmail password."

3. 
"Confirm the accuracy of your mail settings to ensure that your mail 
stays and goes where you want it to. Sign in to your account and click 
on the Settings link at the top to check the following tabs:

General: Check Signature, Vacation Responder, and/or canned responses for spammy content
Accounts: Verify your Send Mail As, Get mail from other accounts, and Grant access to your account are all accurate.
Filters: Check that no filters are sending your mail to Trash, Spam, or forwarding to an unknown account.
Forwarding and POP/IMAP: Ensure your mail isn't sent to an unknown account or mail client."

4. "Check for any strange recent activity on your account.
Click the Details link next to the 'Last Account Activity' entry at the
bottom of your account to see the time, date, IP address and the 
associated location of recent access to your account."

5. "Use a secure connection to sign in.
In your Gmail settings, select 'Always use HTTPS.' This setting 
protects your information from being stolen when you're signing in to 
Gmail on a public wireless network, like at a cafe or hotel."

读很黄很暴力书,做不黄不暴力人

 

 

《生猛的进化心理学》的英文版原名叫《为什么美女更容易生女儿?》。这个名字当然也不错,很有趣,但显然没有《生猛的进化心理学》这个名字生猛。不 过说实话,我看连"生猛"这个词都还不足以完全形容进化心理学,如果是让我来取这本书的中文名,我会叫它《很黄很暴力的进化心理学》。

 

为什么呢?看看这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你就明白了:

 

  • 美女容易生女儿是因为美貌在繁衍上对女人比对男人更重要
  • 克林顿偷情不奇怪,男人往上爬就是为了能与更多的女性发生关系
  • 青少年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要借此争夺女性
  • 不仅如此,青少年的艺术创造力强也是为了吸引女性注意。

 

"太黄了!太暴力了!"这确实也是我当年第一次接触到进化心理学时的惊叹——或者说,赞美,因为那时我正处在容易犯罪和创造力强的年纪。但随之而来 的就是一个疑问:"这么好玩的东西不太可能是科学吧?倒象是某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逆反言论——恐怕是某些青少年为了吸引女性注意而炮制出来的?"

 

有这种疑问的显然不止当年的我一人。去年8月份,我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作"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积极心理学的必要性"的报告,会后就有人提问:"进化心理学,这玩意太玄乎了,说得好像都头头是道,但是没法验证,好像没啥科学说服力?"

 

确实,进化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的各种心理机制在进化上形成的原因,除非有时光机器能让科学家们回到远古时代,去考察这些心理的进化过程,不然不可能直 接验证他们的各种假说。而可以被证伪又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进化心理学家们的说法无从实证的话,那他们只好卷起铺盖,从崇高的象牙塔内走人,凭着他们 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去好莱坞谋份科幻片编剧的差事,专攻色情和恐怖类。

 

好在进化心理学虽然确实很黄很暴力,但是好歹也还是科学,对于怎么验证自己的假说早有了系统性的方法。我对那位提问者回答说:"进化心理学当然有办 法验证假说。比如,曾经有一个假说,解释同性恋为什么会存在。照理说,同性恋即使在社会的压力下与异性结婚,但由于他们倾向于与同性发生性关系,那他们产 生后代的数量和他们对后代的照顾都应该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应该早就被进化所淘汰。可事实与此正相反,研究已经证明同性恋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出于先天。为 什么呢?有个进化心理学假说认为,同性恋者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会对兄弟姐妹的子女格外照顾,因此他们的基因就通过侄子外甥们传下去了。这就是所谓的 '舅舅假说'。这个假说提出来后,有人调查了大量同性恋和异性恋者对侄子外甥们的投入,结果发现没有差异,从而干净利落地证伪了这个假说。可见,进化心理 学的假说是可以被验证的。"

 

当时我没有来得及举进化心理学假说被证实的例子。其实这方面的例子更多。比如,男人喜欢美女是因为美貌的各项指标,比如面容对称、皮肤紧绷、头发亮 丽、细腰肥臀,都是能生育的标志。这个假说已经被反复验证了,比如数据表明,腰臀比低的女性确实更能生育。最近有一项研究,又不期然地间接证实了它:有一 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会改变女性面容,因此研究者调查了世界各地这种寄生虫猖獗的程度和男性重视女性美貌的程度,结果发现,寄生虫越普遍的地方,男人 择偶时越注意女性的美貌,因为这时面容的姣好就表示有寄生虫的可能性较小,生出来的小孩才会更健康。

 

因此,《生猛的进化心理学》里说的东西虽然很黄很暴力,但也都是黄得有理、暴得有据的,而非某些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危言耸听、天方夜谭。

 

那第二个责难就来了:这么黄这么暴力的科学,应该传播吗?

 

这个责难曾经发生在《道德动物》的作者罗伯特·赖特的头上。赖特是我的偶像,他的《道德动物》和《双赢游戏》对我影响极大。我在上面提到的第一届中 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遇到了他,有幸跟他有过一次深谈。《道德动物》是进化心理学科普读物中的经典,影响非常大(《生猛的进化心理学》就有一章专门试图 回答《道德动物》里提出的问题),出版后《时代周刊》专门为它做了篇封面报道,内容当然是侧重于书中最黄的那部分,即男性倾向于与尽可能多的女性发生关 系,女性倾向于在自己的配偶之外与有吸引力的男性发生关系,文章题目就叫《出轨:也许根植在我们的基因中》。

 

《时代周刊》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周刊,这篇封面报道顿时传遍了美国,也引来无数卫道士的愤怒。不久,赖特就从母亲那里得知,她教会的牧师公开谴责了他,说他是在为道德败坏的婚外情辩护!

 

赖特自然对此感到哭笑不得。研究或传播出轨的原因,并不等于是为出轨辩护,这已是科学界的常识,但很多爱憎分明的人,还是喜欢简单地把技术问题转化 为立场问题。如果王小波还活着的话,他大概会说,那是因为这些人除了立场问题外,别无所知。我倒想直接地为这些研究辩护:一种现象,你越认为它丑恶,就越 需要研究和传播它发生的原因,讳病忌医,一味压制,或者靠什么精神力量,只会使它更加恶化。

 

具体到进化心理学里那些很黄很暴力的内容,它可以让我们对身边那些很黄很暴力的人少些愤怒和鄙夷,多些宽容和同情,还可以在我们苦恼于自己很黄很暴力的念头时,明白这些念头的根源所在,因而不会过分谴责自己低俗、庸俗、媚俗,而能对症下药,接受自己的天性之余,进行调整。

 

因此,这本书……哦,你说什么?"既然是天性,怎么进行调整?"

 

哈哈,问得好!因为(显然)这也是对进化心理学的常见误解之一:既然这些心理机制都是基因决定的,那我们就只能乖乖顺从,被这些心理牵着走,该黄时黄,该暴力时暴力。

 

这当然不对。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经典科普著作《自私的基因》所说的,基因只顾自己的传播,不顾人类的死活、幸福与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 只能成为基因的奴隶。相反,人类的价值,至少部分体现在我们是唯一一种能够反客为主、不完全被基因驱使着走的生物。避孕套就是一个光辉战例。进化让我们在 性生活中能感受到巨大快感,以鼓励我们多进行性生活,有利于基因的传播。可现在我们发明了避孕套,可以继续享受性生活的快感,但数亿个嗷嗷直叫勇往直前的 精子却跟那望眼欲穿的卵子可望而不可及,惨遭比牛郎织女隔河相望还残酷的命运。古人把那种密不透风的灯笼叫"气死风灯",避孕套也实在该叫作"气死基因 套"。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不但不会让我们心安理得地从此做基因的奴隶,相反,它们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心理的由来,从而更主动地安排我们追求幸福的策 略。比如,当我们知道青少年犯罪的源头至少部分是来自于性竞争时,我们可以适当放松社会对青少年性交往的压制,以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几率。又比如,当你厌倦 了家里的黄脸婆,对单位里那个新来的水灵灵的小姑娘心动不已时,你可以告诫自己:"别他妈瞎鸡巴傻掰什么爱情、青春、感觉了,不过是你的基因想更多地传播 它自己,把你丫当枪使罢了!"

 

当然,进化心理学并不是总要我们存天理、灭人欲,很多心理机制是有利于我们的福祉的。比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愿帮助别人,会带来进化上的优势, 因此也被进化所奖励——研究表明,帮助别人在健康和心理上带来的好处,要比被帮助的人更大。当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后,我们会更积极地去帮助别人,利人利己。 因此,正是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些很黄很暴力的道理,我们才更可能去做不黄不暴力的人。

 

写到这里,你肯定也明白了,这不是一篇常见的就书论书的书评,而是一篇为进化心理学的辩护,更是一篇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进化心理学的看法。《生猛 的进化心理学》这个标题,和它封面上"揭发性与性别的全部真相!"、"狂流鼻血!内心暗爽!"之类的文案,已经让我对它的内容不再需要做任何介绍。我宁愿 在这里补充一些这本书里没来得及谈的问题,即:这本书是有科学依据的,但科学依据不等于行为准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科学依据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幸福—— 只要你肯学习和选择。






为虎作伥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22.02.2011

Image 卡扎菲铁腕统治利比亚40年多年

40多年来,利比亚一直被卡扎菲铁腕统治着。自利比亚革命领袖卡扎菲同恐怖主义分道扬镳后,欧盟也开始支持的黎波里政权。德国之声记者Ute Schaeffer在评论中呼吁,此类为虎作伥的做法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我们对利比亚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动用战斗机袭击示威者究竟造成多大的伤亡?谁至今还在支持卡扎菲上校?反抗政府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没有画面,没有可靠的信息,没有死者名单。利比亚完全躲避了公众的视野,它的公民被困在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人民共和国之内,同外界失掉了联络。欧盟对这一现状的表态丧尽颜面:欧盟对利比亚的反应是多么的小心翼翼!经过数小时的辩论,竟然未能达成一个制裁纲领!

欧盟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所谈论的对象是一名独裁统治者,是一名将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作为政治榜样的人,而此人曾是多年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保护者。对柏林"La Belle"舞厅的袭击要算在他的帐上,洛克比空难要算在他的帐上。他自称是"非洲国王之王",通过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数十年来在非洲鼓动战争。正是因为他,中部非洲许多地方至今仍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欧盟何时才能顿悟?

欧洲对此不是不知道。欧盟经历的卡扎菲还包括,他可以将他的要求夸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去年年底在的黎波里举行非欧峰会时,卡扎菲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空洞讲话,而其间居然无人离席。

欧洲即将经历的是,将一名无耻的小人当作欧洲的宪兵意味着什么。去年10月,欧盟同利比亚签署了一项有关移民的协定。对非洲难民而言,利比亚是一个凶残的警察国家。每年试图经过利比亚逃往欧洲的200多万难民,被该国关押在难民营,那里根本没有人权可言。他们动用大卡车将难民遣送回毗邻的沙漠国家。这项非人政策违反了欧洲所有的价值观,而欧洲居然对此提供资金,这岂止是一桩丑闻?利比亚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有关协定,对难民审核程序也不认帐。也许从班加西或者的黎波里传出的画面,能让欧盟产生顿悟?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卡扎菲可以走人了

布鲁塞尔、柏林、巴黎、马德里等地经常会听见人们说:"我们需要他,因此我们同他合作!"利比亚是非洲大陆第4大产油国,是德国第3大石油进口商。然而,同魔鬼结盟的人,到头来不要吃惊,自己的信誉已丧失殆尽。不是去面对复杂的非洲移民现状,不是通过促进和平以及发展的方式阻止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南部国家执行毫不留情的遣送制度 - 这里还谈什么人权。这是损害欧盟外交信誉的双重道德标准!建立在专制和非正义基础上的表面稳定,就像卡扎菲的国家利比亚,不应得到欧盟的支持。

人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明确表态,所欣慰的是,连俄罗斯都对发生在周末的血腥镇压给予了严厉谴责。一定程度而言,正是卡扎菲自己谈论伊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时预言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他在70年代末勾画的"人民大众的国家"是一个自我统治的国家,没有领袖。现在,利比亚人民的反抗正是朝向这一目标。卡扎菲可以走人了。

作者:Ute Schaeffer 编译:李鱼

责编:凝炼








亚洲周刊:北京提前暴露铁路贪腐背后

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突然倒台,与突尼斯及埃及变天的民主浪潮有关。刘志军涉嫌贪腐受到查办,其实早在四年前全国两会时就出现罢免他的议案,但被当局做工作压下。有学者认为,刘志军有过,但建高铁有功,功过要分清。

大凡贪官被抓后,总是告诫掌权者:多行不义必自毙,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春运尚未结束,中南海就卸下了铁道部「火车头」。有切肤之痛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按理说应该明理知耻,清白做官,但他还是步胞弟﹑前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后尘,五年后的今天,终于被自己主导发展的像子弹飞一般的「高铁」抛出车外。二月十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兔年大年初一,刘志军还在成都考察地铁一号线和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几天后便被查办了。中南海已任命盛光祖接任铁道部党组书记。

正当北京的「高铁外交」在诸多国家延伸而引发各大国讶异之际,刘志军被查处消息如同一枚炸弹,令海内外舆论哗然。官方没有透露刘志军涉案具体原因和违纪细节,但刘落马,事前几个月已有征兆,二零一零年十月,铁道部正局级官员、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罗金保案;二零一一年,山西省博宥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丁书苗案,刘志军都有牵连,涉及高铁巨额腐败及生活作风严重腐化。

据北京中纪委的一位人士透露,原本是在二月下旬,即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才发布刘志军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的,这样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个说法,可对中央反腐败抱持信心。再说,由铁道部主导的为期四十天的春运,也将在二月二十七日结束,若此时宣布部长落马,也不会对春运工作带来干扰。

不过,中东局势令中南海决定提前发布刘志军接受调查的消息。二月十一日晚埃及宣布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翌日,新华社就发布刘志军幡然落马消息。埃及民众的反抗浪潮,起因正是穆巴拉克执政期间的政商勾结和贪腐严重。当突尼斯、埃及局势突变,中国也出现舆论潮:埃及可以,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为了响应民间对腐败和不公平的不满情绪,减缓怨声载道的冲击,于是提前引爆了这颗「炸弹」。

据铁道部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刘志军这次被调查和免职,与依靠铁路运贩煤炭而迅速发迹的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被抓直接相关。一月上旬,丁书苗被调查的消息由北京和山西传出,在铁路和煤炭行业引起震撼。

以煤炭运输起家的五十六岁丁书苗(即丁羽心),生于山西晋城市沁水的古堆,那是一处偏僻山村,却是山西煤矿、煤层气的重要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走村串户卖鸡蛋,开过小饭店,后从事煤炭运输。八十年代初山西省遍地地方矿和社队矿,大部分靠汽车往外运,凡从事煤炭运输的大都发家。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丁总能拿到车皮,在运力极度紧张的时季,也能拿到火车货运车卡额度。二零零零年后,丁转战北京,先后成立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零七年,该集团资产和业务扩张迅速,旗下企业包括北京博宥投资、中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冠瑀投资、中昶国际投资等。零八年博宥集团与当代英才(北京)国际广告公司合资成立英才会所股份有限公司,丁书苗任法人,目标是世界顶级俱乐部,目前已有十多国政要应邀担任会所高级咨询理事。零八年七月,紧邻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五星级伯豪瑞廷酒店开业,博宥集团持股四成五。

零五年石太高铁动工,博宥集团找准高铁契机。博宥集团实际控制的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零六年成立,金汉德公司是高铁声屏障技术的主要设计和设备供货商。翌年,金汉德公司引进德国旭普林工程公司的透明材料、混凝土、铝合金三大声屏障系统集成技术并加以改进。零八年金汉德公司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连手在京津城际高铁竞标中中标,声屏障合同额为八点四亿元人民币(约一亿三千万美元)。零九年,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高铁开工,金汉德公司均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三个招标项目由金汉德公司独揽标权。

零六年,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博宥集团和中昶投资共同合资组建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司。随后,智波公司与意大利路奇霓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智波占智奇七成五股权,这是中国首个颇具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动车组轮对生产和检修基地。轮对技术是高速动车组核心技术之一。零九年二月,智奇轮对生产线投产,并获得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下的三百三十列动车、二十亿元人民币的采购合同。零九年,丁书苗在老家沁水击败山西裕丰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夺得嘉南铁路投资权,总投资二十三亿元人民币。此外,丁还涉足与铁路有关的广告业务。

丁书苗被媒体视为高调慈善家。一零年五月,在福布斯零九年中国慈善榜上,丁书苗以九千万元人民币捐款名列第六。据太原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丁书苗在铁道部、山西省、国家能源局的关系相当密切而错综复杂,是中国高铁及衍生项目的重要既得利益者之一,她关系网络的相关调查正在继续。刚跨入二零一一年,丁书苗遭扣查,其女儿和丈夫也被抓,在铁路和煤炭业引起震撼,刘志军属下多名干将卷入该案。

据铁道部一位纪委人士表示,丁书苗与刘志军相识至少十年,在包揽项目时,没有忘记给刘志军好处。高铁项目招投标时闻「猫腻」:向下属要求指定单位中标,或要求中标单位将标段分包给关系人,或直接向施工单位索要工程项目,从中谋利。这些官场违法手段,是全国性通病,铁路建设市场尤为突出。

刘志军是二零一一年接受调查的首位省部级高官。五三年他生于湖北鄂州破落乡村,祖上种田,他从小就为家操劳,他的简历上称毕业于辽宁大学,有硕士学位,但铁道部上下都知道他真正学历仅是中学而已,大学文凭是「灌水」的。十九岁起从武汉铁路分局的养路工做起,先后在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直到二零零二年由沈阳铁路局长调任铁道部副部长,零三年出任铁道部长、党组书记。他是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二零零六年,其胞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因涉四千多万元人民币巨额贪污及买凶杀死举报者,犯有故意伤害、贪污受贿罪,被当局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刘志军部长任上,中国铁路发生多次重大事故,一再传出刘志军将下台,但零七年他连任中央委员,接着,零八年三月再获全国人大任命为铁道部长,令国人颇感意外。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胶济铁路列车相撞造成七十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举世震惊,但他仅在事故一周年后遭记过处分。刘志军没有引咎辞职,职务岿然不动,令公众十分不满。由于年年春运一票难求,关涉千家万户,因此在中央正部级官员中,刘志军是公众形象评价最差的一位。

陷害全国优秀车长

原武汉铁路局T三十七、三十八次列车列车长张莉,因得罪刘志军亲戚,被刘志军指令「严办」而遭留党察看一年﹑解除长期劳动合同的处置,七年多来,张莉仍不时在北京上访。事缘零三年八月十五日,T三十八次列车发生严重「路风」事件,武汉铁路分局对列车上两名列车员收取八名无票旅客补票款二千一百元未给车票为由,确认列车长张莉分赃得赃款七百元构成贪污。张莉曾多次获得优秀列车长称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先进职工」称号。她遭人栽赃、陷害。这八名无票旅客是刘志军的亲属,刘指令武汉铁路分局「严办」此事,以致张莉沉冤至今。

零七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有人民代表联名提出罢免刘志军的议案,经当局透过各种渠道与这些代表「谈话」、「做工作」,人大代表的举动被压下了。不过,他们递交的材料仍惊动中南海和中纪委,于是出现零七年铁道部多位副部级、局级官员遭当局调查,揭出严重影响铁路形象的陈伯羽、陈金成、罗金保等案件。

刘志军的部长权位始终没受撼动,依然在中国铁路舞台上呼风唤雨。每年春运之际,他总是对着媒体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不允许「票贩子」盘剥农民血汗钱。北京主流媒体称他是「站在火车头上的部长」。一次,他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每天早上六点、晚上二十三点左右都会打这个电话,天天如此,必要时亲自在这里指挥。从在铁路做事起,我就没有在家过一天春节。」

当时,谈到最高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时,刘志军显得相当自信:「中国速度,我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京津城际铁路的评价,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高的铁路;二是对我们国家的评价。」

不能否认,在他部长任上,他提出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高速」,一是「提速」。至零九年四月第七次对全国列车运行图作大面积调整提速。中国高铁还创下时速四百八十七公里的世界最高试验速度,年内京沪高铁通车,京广高铁建成,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跃居世界第一。刘志军说,到二零一二年,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都将在八小时以内,实现铁路快速客运网「八小时交通圈」,将有八百多座新客站投入运营。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力超群雄。目前,中国铁道部已成立中美、中俄、中沙、中委、中缅、中吉乌、中波等境外合作项目协调组,组织国内有关企业开拓境外铁路工程承包和装备出口市场特别是与美国、俄罗斯、沙特和巴西等高速铁路合作项目取得进展。刘志军幡然落马,中国的高铁发展和高铁外交会否停滞或缓速,引起各国关注。二月十四日,哥伦比亚披露,正与中国商谈,修建连接哥伦比亚大西洋及太平洋海岸的高铁,以与巴拿马运河形成竞争。这条全长二百二十公里的「陆上运河」高铁,投资七十六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资金,中国中铁负责运营。

近日,伊朗也宣布与中国签署总额高达约百三十亿美元的铁路建设合约,由中国为伊朗承建五千三百公里以上的铁路网。

中国铁道建设钱多饼大诱人。刘志军在下台前一个多月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透露,二零一一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高达七千亿元人民币,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年内将突破一点三万公里;到二零一五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十二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一点六万公里以上。据悉,「十二五规划」(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期间,中国铁路投资将达人民币三兆五千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庞大的投资、融资,如缺乏有效监督,一个政企合一的部长所牵涉的利益可想而知。

早些年,铁路业内就有人指刘志军是「铁老大的黑老大」,是「铁道部腐败怪状的枢纽」。铁道部在刘志军治下至今仍是政企不分、改革滞后等沉积弊,维系的铁道「独立王国」,也早已为公众诟病多年(详见二零一一年二月六日亚洲周刊《春运生气了,炮轰铁道部垄断体制》)。有学者认为,刘志军有功有过,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恨屋及乌,不应祸及刚有起色的中国铁路业。也有学者认为,刘志军在铁道部长的八年任期内,认同「发展优先于改革」的理念,对铁路行业的最大伤害在于铁路改革的停滞,铁道部唯一关注的重点是加快建设路网结构。事实是,忽略改革的战略性,发展不可能持久,刘志军下台可成为中国铁路改革的切入口。

铁道部官员认为,原部长被调查,但中央发展高铁、提高铁路装备力量这一方向没变,铁道部内部也没有出现分歧,不会就此停滞,高铁建设按既定步伐发展。铁道部纪委书记安立敏表示,中国铁路发展正处关键时期,大量的工程在建设中,年投资仍数以千亿计,需要有利于推进的环境。二月十三日,新任铁道部党组书记盛光祖说,全国铁路系统加快建设,铁路营业里程跃居世界前列,一大批高铁投入运营,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人民群众高度赞扬,国际上给予好评」。他还甩出一句狠话:「我代表党组表态,我个人及党组成员绝不插手干预铁路工程项目,请全路干部职工监督。」

高铁项目债务急升

 据铁道部相关文件显示,截至零九年十二月,铁道部总资产二点四六万亿元人民币,负债规模达一点三万亿元,其中长期负债增加较多,达零点八五万亿元,流动负债零点四五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升的主因。

 有学者根据相关财务资料测算出,二零零九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一零年负债率突破百分之五十六,由于负债率增速较快,而铁道部融资空间越来越小,资金需求更大的高铁建设期尚未完全到来。因此,新部长上台后,是否会调整现有融资规划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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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st: China’s luxury boom The Middle Blingdom


Sales of costly trifles are even better than you think
China's luxury boom Feb 17th 2011 | HONG KONG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e days when luxury meant a short queue for the toilet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or a bus conductor who wasn't excessively rude. Before the economy opened up, a chic suit meant one with the label of a state-owned factory sewn ostentatiously on the sleeve. How times change.
Sales of luxury goods are exploding, despite a hefty tax on importing them. A new report by CLSA, a broker, forecasts that overall consumption in China (including boring everyday items) will rise by 11% annually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at is very fast. But sales of luxury goods will grow more than twice as quickly, reckons CLSA: by 25% a year. No other category comes close. Even spending on education, a Chinese obsession,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only" 16% annually.
China is already the largest market for Louis Vuitton, a maker of surprisingly expensive handbags, accounting for 15% of its global sales. Within three years, reckons Aaron Fischer, the report's author, China's domestic market for bling will be bigger than Japan's. By 2020 it will account for 19% of global demand for luxuries (see chart). And tha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For the most ostentatious Chinese consumers like to shop abroad. CLSA estimates that 55% of the luxury goods bought by Chinese people are bought outside mainland China.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those high tariffs, which can top 30%. But it is also because counterfeiting is rife. Ask a well-heeled Chinese lady about her new handbag and she is quite likely to point out that she bought it in Paris. This tells you not only that she is rich enough to travel, but also that the bag is genuine.
If you include the baubles Chinese people buy outside China, the nation's share of the global luxury market will triple, to 44%, by 2020, predicts CLSA. The wealth of China's upper-middle class has reached an inflection point, reckons Mr Fischer. They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Now they want a load of stuff they don't need, too.
In Hong Kong's Tsim Sha Tsui shopping district, queues of bling-hungry mainlanders stretch into the streets outside stores carrying the best-known brands. Sales of jewellery in Hong Kong rose by 29% in the year to December; sales of high-end footwear and clothing shot up by 31%. Companies that cater to show-offs have much to boast about. Richemont, the world's biggest jeweller, registered a 57% increase in Asian sales in the fourth quarter. Strip out Japan, the region's sputtering ex-star, and sales probably doubled. Hermès, a maker of fancy accessories, saw its sales in Asia climb by 45%. Burberry China was up by 30%; LVMH Asia soared by 30% outside Japan. Luxury sales in December were "spectacular", says Mr Fischer, and growth is accelerating.
In some ways the Chinese market is much like everywhere else. The same brands are popular, besides a few companies that are perceived in China to be Western but are in fact almost entirely geared toward China, such as Ports Design, a seller of posh clothes.
There are, however,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The average Chinese millionaire is only 39, which is 15 years younger than the average elsewhere. Prosperous Chinese are less shy about flaunting their wealth than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On the contrary, many believe they must show off to be taken seriously.
Whereas the market for luxury goods in other countries is typically dominated by women, in China the men fill the tills with nearly equal abandon. They buy both for themselves and for other men, since gifts lubricate business in China. They are often willing to pay a large premium over the list price for desired items—many believe, for some reason, that the more something costs, the better it is.
China's growing taste for bling is a good thing not only for makers of luxury goods but also for Chinese consumers. It is a symptom of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more to spend, that necessities no longer gobble up every spare yuan and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add a little colour to their lives. Mao Zedong would not have approved, but his former serfs ignore his frowns and merrily fritter away the banknotes that still depict his face.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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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兴风作浪的美国

兴风作浪的美国
作者:斯基德尔斯基
来源:《财经网》
来源日期:2011-2-18
对埃及还有什么好说的?牺牲了一个胡斯尼•穆巴拉克,却保全了整个军人政权。一个无力维持街头秩序的“强人”早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接着能否实现“民主”也还是未知之数。照巴基斯坦以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判断,“廉洁”的军政府将取代腐败的文官统治。

  我怀疑大部分埃及人根本没把西方所谓的民主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甚至连那些大谈民主的记者们也算不上其中的代表(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他们就是一群焦躁不安的蚊虫,拿着纸笔和相机围着全世界的危机地区嗡嗡乱飞。言论自由就是他们的骨髓,大规模抗议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这些人想要真实地报道这个世界,只可惜他们眼中的世界却与普通人风马牛不相及——记者们的生计要靠打乱“正常”生活来维系,因此他们常常刻意低估人们对法律和秩序(或者仅仅是秩序)的渴望。

  其实大多数人都能忍受相当程度的政治压迫,比如秘密警察、严刑拷打和贪污腐败,只要这个政府能提供安全和一点点的繁荣和公平就行了。否则无法解释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为何能坚持30年之久。同理,在终结了智利军事强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6年统治的1990年公投中,即便皮氏手中握着数千条惨遭折磨和杀害的冤魂,却依然凭着一套鼓吹法律与秩序的纲领赢得了44%的赞成票。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这场革命是“向民主过渡”,他们希望在埃及看到这一幕,同时也寄望民主制度不会危及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但西方民主中自由与秩序的结合——西方献给世界的最珍贵礼物——是漫长历史演变的产物,也是无法在短期内轻易复制的。

  非西方的政治系统其实还是老一套:好的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而坏统治者却随时可能被军队或民众推翻。大多数非西方民众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个人品质上,而不是用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我们所谓的民主抗争其实只不过是他们更换坏统治者的传统方式而已。

  但这一切毕竟带来了变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美国这个世界混局者的影响下变革的可能性。国际关系专家那种认为美国是个强权国家的见解根本就是个谬论。当然在短期内美国就跟其他强权国家一样,它需要维护自身利益,也常常要支持某些臭名昭著的政权,但美国的长期目标则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重塑这个世界。

  只要是美国能插手的地方,它都会朝着自身愿景而努力。而尽管面对着中国崛起和越来越“多元”的国际体制,美国依然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现状”,尤其是中东地区。

  专家们经常会低估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特性,因为他们惯于用旧世界的过时词汇——征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来理解扩张这个词。事实上美国并未试图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美国是想将它所珍视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

  如果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传统的帝国主义就不合时宜了。虽然美国缺乏足够的武力去将这种价值观强加于人,但它显然有能力去打破那些已经固化的状况,一方面利用“软实力”(美式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武力的杰出运用。

  当年我是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那群人之一。如今我怀疑自己是否错了。一部分入侵和占领行动显然被美国搞砸了,并因此导致了过多的伤亡。但长远来看,谁能否认这场入侵其实动摇了中东而不仅仅是伊拉克这块大棋盘?

  这也是我如此怀疑埃及这场发端于突尼斯,如今又扩散到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街头起义是否能简单地被解读为反对坏统治者的传统示威形式。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充斥着某种感觉,认为事态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那些年轻人当中(埃及8000万人口中的大半数都在25岁以下)。当然这种感觉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入侵并暴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往事。

  在著名戏剧《浮士德》中,歌德让神将恶魔(墨菲斯托,意为诱惑者)派往人间,振奋精神。他的意图相当明确:“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着绝对的安静;我因此创造出恶魔,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因此墨菲斯托更像是个小丑,美国也一样,经常把那些昏昏欲睡的社会撩拨起来——这一角色从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于1854年打开日本门户时就开始扮演了。如果我们依然抱有任何追求进步的梦想,这就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当今世界只有美国能扮演之。中国人只愿意和那些持有相同观点的势力对话,但美国却喜欢接近那些不同意它的人,并用自身的活力去感染之。

  没错,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涉同时也助长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因为他们借着民众对美国存在的不满而不断发展壮大。但长远看来,未来是不会眷顾穆斯林兄弟会这些组织的。宗教这个魔鬼比山姆大叔的吸引力要小得多。而这些“兄弟们”迟早会面对和所有恶魔同样的命运。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WSJ: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

WSJ: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


埃及反对派本周接管议会附近的地区,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小计策开始的。

起先,他们呼吁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北面几个街区外的国家电视台大楼外进行示威游行。解放广场是反对派的大本营。当军队在电视台这一敏感地区部署兵力的时候,他们却朝广场南面议会附近兵力较少的地区前进。

这一声东击西之计让我们多少了解了十几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是如何智胜人人畏惧的埃及安全部队,发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暗示了组织者希望如何向拒绝下台的政府继续施压。抗议活动现已进入第17天。

1月25日,抗议活动的第一天。在开罗西边的贫民窟Bulaq al-Dakrour,组织者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在泥泞狭窄彷佛迷宫般的小巷中,一队看似自发的抗议人群让安全部队紧追不舍。就在安全部队还未来得及将这批抗议人群制服之际,人群的规模迅速扩大。

这支示威游行的队伍可不是自发的。由于此前太多的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人们始终无法弄清这次活动的策划者是如何成功做到的。

谷歌公司中东业务的负责人高尼姆(Wael Ghonim)上周日获释后,向人们描述了他和埃及政府新上任的内政部长会面的情形。这位内政部长告诉高尼姆,没人知道这帮人是怎么做到的。高尼姆说,审讯他的人断言一定有外部势力介入。

此次活动的策划者近日来首次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秘密。这批策划者已经成为“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的领导核心。“革命青年运动”已经成了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们的代表。

他们的描述展现了一小群经验丰富的策划者。他们利用前面讲过的“诱饵游行”在安全部队面前智领先机,并用充满智慧的政治活动取得了公众对他们游行的广泛支持。

突尼斯的内乱将总统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赶下了台。一月初,当他们决定尝试复制突尼斯示威者的成功时,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如何智胜内政部,后者管辖下的大批防暴警察多年来一直在遏制和镇压各类游行示威活动。在遏制示威游行势头、阻碍游行路线并让普通埃及百姓远离示威等方面,这批警察很是内行。

41岁的建筑师卡梅(Basem Kamel)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绕过安全部队的封锁和阻挠。卡梅是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青年团的成员,也是这十几个幕后策划者之一。

两周来,他们每天碰头一次,地点是阿里米(Ziad al-Alimi)母亲家局促的起居室。阿里米是巴拉迪组织的反对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幕后主要策划者之一。

阿里米的母亲曾是激进分子,1977年“面包暴动”( bread riots)期间,她曾因领导抗议活动被监禁6个月,现在她住在尼罗河西岸Agouza的中产阶级社区。

参与秘密策划的包括与反对政治党派相关的六个青年运动的代表,倡导劳动权利的组织,以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他们选了20个抗议地点,这些地方一般都与清真寺相连,散布于开罗人口密集的工薪阶层社区,他们希望为数众多的分散抗议令安全部队疲于应付,吸引大量民众,并使一部分人更有可能突出重围与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接上头。

组织者在1月25日公开呼吁在这些地点举行抗议,这天是为广受批评的埃及警察部队设立的“警察日”,全国放假一天。组织者在网上公布示威地点,并号召抗议者做完祷告后在下午两点左右分别在各地开始抗议。但事情不止于此。

卡梅说,没人知道还有第21个地点。

确切地说,他们并非当天号召抗议的唯一组织。其他有影响力的激进组织也集结资源助了一臂之力。数月前,年轻的萨伊德(Khaled Said)不明不白地被亚历山大警察打死后,他的Facebook页面早就成了埃及激进分子的网上据点。

页面有阿拉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的管理员管理。谷歌高管高尼姆现在被确认是其中一名管理员,但其他管理员的身份仍不得而知。

英文页面的一名管理员通过Gmail聊天工具接受了《华尔街日报》采访。他只公开了网名埃尔-沙伊德(El-Shaheed)或殉道者(The Martyr)。他在采访中叙述了这些管理员在抗议中担任的角色。

埃尔-沙伊德说,1月14日传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 Ali)逃离出境的消息时,他正与阿拉伯语页面的管理员网上聊天。早就开始策划抗议的卡梅及他的同伴现在又多了一个强大的人员募集渠道。

埃尔-沙伊德说,当时我在和阿拉伯语页面管理员交谈,我们在关注突尼斯,当我们听到本•阿里逃走时,他说,我们得做点什么。

这位阿拉伯语页面管理员在阿拉伯语页面上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警察日我们应该给粗暴的埃及警察送什么礼物?

埃尔-沙伊德写道,每个人的答案都是:突尼斯,突尼斯:)。

在抗议前的最后三天,卡梅和他的同伴们没在家睡,他们怕警察会在半夜逮捕他们,从而打乱计划。他们暂停使用自己的手机,而使用家人或朋友的手机,因为亲友的手机被监听的可能性较小。

他们派出小股队伍前往位于Bulaq al-Dakrour社区的第21个秘密地点侦察。这个地点就是“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其门面和用于在暖和季节放置户外餐桌的地砖人行道广场都很容易辨认,适合集会。如果没有这个地方,这一带就是一片乱糟糟的社区,和城市的其他无数社区没有两样。

策划者知道,示威成功与否,取决于Bulaq al-Dakrour等工薪阶层社区的老百姓是否参与,在这些社区,互联网和Facebook不是那么普及。示威发生的前几天,他们在城市各地散发传单,主要集中在Bulaq al-Dakrour社区。

卡梅说,这让人们知道,一场革命将在1月25日开始。

组织者派出小股策划者在示威进行的前几天以不同速度反复行走游行路线,把时间记下来,看不同示威队伍在什么时候连接起来。

1月25日,安全部队不出所料地部署在每一个已公布示威地点的数千人旁边。与此同时,组织者委员会挑选的四名现场指挥开始下令他们所负责的人员前往海伊斯甜品店。

组织者将他们自己分为10个单元,每个单元只有一个人知道秘密的目的地。

示威者以这些小组为单位前往海伊斯甜品店,汇聚成一个不受警察控制的300人示威队伍。据目睹现场进展的海伊斯甜品店员工说,看到安全部队不在场,社区居民成百上千地从社区狭窄的巷道里涌出,使队伍膨胀到数千人。

下午1点15分,他们开始朝着开罗市中心行进。到警方意识到这支队伍并重新派出小分队封堵道路时,示威者人数已经迅速扩大到轻易超过警方力量的水平。

其他在全市各地清真寺组织的队伍受防暴警察封锁线阻拦,未能抵达解放广场。只有Bulaq al-Dakrour社区的示威队伍抵达了目标,他们占领解放广场数小时,直到午夜过后警察动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这样一种街头示威是埃及人第一次见到,形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人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临界点鼓动数十万人出门参加了接下来那个周五的示威活动。

那天他们再次占领解放广场,此后就没有放弃过。

Charles Levinson / Margaret Coker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 陈子明

    一位与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让我作个准备,与厚泽先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我在《领导者》双月刊召开的会议上最后一次与厚泽先生见面的时候,也已经和他约好要去他府上拜访。可惜没过多久,厚泽先生就住院了,然后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刚看到姚监复《朱厚泽最后的访谈》一文,厚泽先生在访谈中大声疾呼:应重点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假若我当时与厚泽先生长谈,肯定也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响应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号召,谈一谈我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看法,作为对厚泽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中国模式”的出现:世道变了还是心态变了? 
     
    首先唱一点反调。根据《朱厚泽最后的访谈》,厚泽先生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1930年代推进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之下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论: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左派和许多学者都肯定了苏联道路,中国、东欧等国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苏联道路的危机爆发了,最后出现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苏联模式失败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像苏联当年那样经济上发展很快,外汇储备和进出口额增加到世界最前列。一些中外学者与政界人士提出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认为是值得世界许多国家仿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道路的争论,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大争论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苏联模式那样的世界性影响力和冲击波。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模式确实曾经风靡全球,无数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的知识分子被苏联模式的魅力所迷惑,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第三国际充当间谍,连鲁迅这样老道而多疑的思想家也丧失了判断力。因为经济大危机确实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市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让人感到天要塌下来了。知识界的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当时还没有宏观经济学),无法应付世道的变化,导致人们产生了世界末日的感觉。只要能够抓住一点新东西,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起伏,并没有出现一次崩盘,人们的理性仍然是健全的。
    2008年11月,有关部门按照惯例,派人来了解我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说,一年见底,二年复苏。来人问,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我说,根据就是现在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囿于国家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视野,所采取的一系列以邻为壑的措施,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群策群力,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具体举措,但这种氛围,已经可以安定许多人的危机心理。在这次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将会更上层楼,而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尚被分割为若干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两股极端势力以“反帝”革命者的面目出现,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度,并伺机发动革命和战争。由于美国民众从一开始就拒绝美国加入,德国、日本、意大利则在危机期间先后退出,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处于瘫痪状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1929年至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70%。美、英、法、德四国有30万家企业倒闭,美国的半数银行关门。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达到3000万以上,其中美国的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1700万,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从激情的“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到平庸的“谈判合作年代”。如今,全球非殖民化大功告成,“两个阵营”的对抗成为往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焕发出活力;区域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欧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最近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当量级。 
    个别外国人讲“北京共识”,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中国学人推崇“中国模式论”成为舆论宠儿,则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副产品。如果危机能够多持续几年,中国当局很有可能采纳这个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替代品。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令普通人感到欢欣鼓舞,却使“中国模式论”的提出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局不敢明确表态支持,学术界多数人不以为然,提出者对于普世价值的排斥又使得向外推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悖论。 
    当局为什么不能全盘接受“中国模式论”?因为这意味着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否定。“中国特色论”是一种边缘性、防御性的理论,其理论硬核——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均来源于西方。“中国模式论”是一种主体性、进攻性的理论,它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刻意张扬中国“传统”与“主权”。接受“中国模式论”,就意味着否定了改革的合法性,如果两千年和六十年都无可非议,还有必要深化改革吗? 
    “中国模式论”鼓吹“六十年成功之路”,其实是更钟情于“前三十年”。他们可以不要邓小平,但是万万不能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讲过“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在1980年代末讲过“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夹起尾巴做人”。显然,邓小平不是“中国模式论”者心目中的偶像,惟有毛泽东,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国模式论”的开山鼻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中国已经没有了主张“中国模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只有各种外国模式的拥护者和模仿者。一直到1950年代初,毛泽东本人也还是一个“全盘苏化”的支持者。在赫鲁晓夫打碎斯大林的神话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以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早在1980年,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就在《现代经济》季刊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在整个二十世纪,毛泽东是开创“中国模式”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人,鼓吹“中国本位”的王新命等人并没有搞出一套付诸实施的制度与办法。毛泽东倡导“超英赶美”、“打倒帝修反”、“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气魄”和“胆略”,曾经让几代中国人激动。 
    然而,依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和陈毅所谓“勒紧裤腰带也要上”的物质原子弹,解决不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毛泽东两次实验“中国模式”,人民公社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无辜生命,文化大革命使上亿中国人受到迫害和牵连。以四五运动为标志,中国人自己否定了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中国模式”,以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四小龙”)为榜样,重新回归常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连王震这样的“左派”,在访英后也被洗了脑,惊叹“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当年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句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所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没有成为事实,二十多年来何新等人朝思暮想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总危机”也还没有到来,但是在毛去世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却是显见的。当年,毛泽东“书记挂帅”,“大办钢铁”,也不过是为了实现一千万吨钢的目标;现在,不经意间,一年就能增产几千万吨钢,各种工农业产品超英超德超日超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据王建的计算,2009年美国的工业GDP是2.1万亿,中国是2.3万亿,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于是,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缅怀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掐着指头计算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了。 
    在我看来,当今的世道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剧烈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形势,但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有些飘飘然了。由于硬实力(核弹头和航母)与软实力(理论感召力和文化产品输出输入比率)的欠缺,“中国模式”目前尚不具备“折腾”世界的能力,却已经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折腾”中国自己的可能性。毛泽东的“穷折腾”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眼下正在开张的“富(?)折腾”,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我部分赞同厚泽先生,“中国模式”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不是世界)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国人必须严肃对待。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中国模式”还是全球化效应? 
     
    在“大跃进”失败五十年、“文革”失败三十年之后,“中国模式”得以卷土重来,是基于“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模式论”者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而坚持民主制度的印度和实行民主化转轨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则相形见绌,说明中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为了反驳“中国模式论”,有的人不承认“中国奇迹”,说这是统计局编造出来的。这种反驳方式不可取。统计数字固然可以怀疑,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趋势是编不出来的。“中国模式论”者抹杀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反过来抹杀中国的经济成绩。我们要否认的,是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奇迹”的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只要从**、分裂中走出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人口与经济就会迅猛发展,并多次摘取世界经济总量榜的魁首。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痼疾,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这样的盛世难以长久,官民矛盾日益激烈,皇族权贵日益腐败,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乱和朝代更迭。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谈时说:“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模式论”者鼓吹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就必须对“如何跳出这周期率”做出自己的回答。要否定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到早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可不是一篇轻而易举的翻案文章。 
    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模式”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泽东推行“中国模式”的二十年间,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不进反退,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开档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事实。朝鲜至今还在坚持经典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它成为东亚地区经济落伍者的原因。 
    至于说民主制度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更是道理不通。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民主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在经济上与中国出现明显差距的时间段是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其原因不是因为印度实行民主而中国实行专政,而是中国率先实行经济改革而印度较迟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民主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渐赶上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间接的,而我们追求民主政治,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参见笔者:《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民主“必然性”还是民主“必要性”》。) 
    陈志武指出: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陈志武认为,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界贸易。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变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 
    陈志武援引了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他说:“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姚洋指出:“中国奇迹”的原因,不光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明智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秦晖说:“关于中国奇迹,大家议论很多了。姚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很多批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其实我跟姚洋先生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他说中国奇迹是华盛顿共识加中性政府,我认为中国奇迹是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我的全球化就相当于他的华盛顿共识,我的低人权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跟他的所谓中性政府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政府,中国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搞全球化,那么中国就像北韩,没什么奇迹。但是如果中国只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就是东欧。当然东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转轨,但是不能跟中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至少在目前要比东欧能干。” 
    陈志武强调“世界秩序”的重要性,然而人权准则现在还停留在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纸面上(中国人大尚未批准其中一个人权公约),没有成为实际有效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至多不过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或国际秩序——美国秩序或欧盟秩序。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政治制度上的“劣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秦晖说:“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秦晖进而解释说:“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从“准奴隶制”到“低人权”的进步,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低人权”的当今中国,口和手都还没有足够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压制,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自由更无从谈起;但是脚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虽然还没有恢复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如果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反城市化”政策,不允许农民离土离乡、自由进城和自主择业,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奇迹”。 
    我认为,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说”,是对于陈志武、姚洋解释的一种补充。也就是说,“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的普世人性、经济学原理和世界秩序是首要原因、长期原因;钻世界秩序空子的“中国特色”制度是次要原因,而且,“低人权优势”只能有效于一时,不可能行之久远。 
    秦晖已经说了,“低人权优势”只是在简单模仿、组装加工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显示出优势,到了需要“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的经济创新阶段,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要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在前一个阶段,“低人权优势”要得以发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不完全同意秦晖“低人权优势”“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劣币驱逐良币”是使用贵金属货币时代的经济规律,而这个时代早已远离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市场是一个有着严格规制的体系(譬如说WTO),而这种规制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接受明显有利于他人的规制;如果接受了,必定有其他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博弈者认为对手在经济总量上太小,根本不足挂齿。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的五分之三,那时美国可以同意美元以固定汇率与黄金自由兑换,等到欧洲与日本的经济恢复后,美国就不肯继续为稳定世界市场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了。同理,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和日本后,发达国家就不肯让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条件了。另一个原因是非经济的原因。中国加入WTO已经9年,俄罗斯至今还在WTO门口徘徊,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厚此薄彼呢?因为西方主流舆论仍然相信“和平演变”假说,为了鼓励中国“和平演变”,他们情愿在经济条件上做一些让步;而俄罗斯已经转型,就没有必要给予额外的优惠了。如果西方主流舆论确认,“低人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他们还会如此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吗?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而现今的全球体系或曰世界秩序,仍然是西方国家(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所主导的。中国有“主权”,可以选择参与或退出全球化;西方国家也有“主权”,而且还有军事政治“同盟”,既可以吸纳你也可以拒绝你加入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更有可能是“良币驱逐劣币”。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驱逐劣币”、“不带你玩”的舆论。 
    亨廷顿在1997年率先提出:“共产国际已经消亡,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2000年,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马里、韩国7个国家发起,107个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了“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会议分成两个平行部分,一个是由各国外交部长参与的政府间论坛,另一个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的民主论坛。政府间论坛的成员是以国家的性质划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国家来决定参与国。 
    2002年,“民主共同体”的110个成员国和11个观察员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了“民主共同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代议制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尊重人权,这些人权存在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个方面,包括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识自由;依法掌握并行使权力;在独立的选举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举行定期的、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包括形成独立政党的权利;分权制,特别是有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及确立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对依法建立的平民权威机关的宪法从属地位。此后,“民主共同体”又在智利、马里等国举行了多次部长级会议。 
    在最近一次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中,建立“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策建议。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有影响力的政策顾问都是这一主意的支持者;麦凯恩本人更是明确支持这一建议。自由理想主义与新保守现实主义很少像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走到了一起。“民主联盟”的支持者认为,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联盟,有利于这些国家携手面对21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民主党人士试图把“民主联盟”看作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工具和一旦联合国改革失败的后备选择;共和党人士则希望“民主联盟”能够取代联合国。 
    在地区范围内,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大亚洲”设想,其中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同年9月,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民主共同体”、“民主联盟”、“亚洲北约”的共同指向,是把拒绝民主化改革的中国排斥在外。 
    中国当局一再强调“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表明他们对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的局面能否长久,缺乏自信。而当奥巴马总统在首次访华和哥本哈根会议接连受辱之后,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对华战略,就摆到了更加优先的议事日程上。“中国模式”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明确支持,是当政者担心这样做会刺激西方国家加快政策调整步伐,从而压缩中国与之周旋的战略空间。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宣部、社科院的官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导致最高决策者难以决断。

 三、“中国模式”的两种版本:“精英专政”还是“平民专政”? 
     
    凡是主张“中国模式”的人,都反对中国实行宪政民主,至少是反对“选举民主”(被他们称为“选主”)或“代议制民主”(《汉城行动计划》所列举的各条目)。反对民主的人必然拥护专政,尽管有人明言有人遮掩。然而,中国的专政拥护者现在已经分化为两派,也就是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所说的“专政右派”和“专政左派”。前者主张“精英专政”,后者主张“平民专政”。在本文的讨论中,分别以潘维和老田作为二者的理论代表。 
    潘维和老田都主张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都极力推崇民本主义。潘维说,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民本主义的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统的官民共识,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之中。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老田说: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根底之上的。中华文化道德主义与西方丛林法则之异,中华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思想遗产与西方精英主义的分野,正如水火之不同,没有多少可以调和的余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泽东亲手设计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国家管理模式”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为人民服务”,按照先秦的说法叫“民本”。“实际上毛泽东就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产物,根据老毛的钦定接班人林彪的说法:老毛是‘假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的。老毛的感召力不是马列,而是呼应先秦民本主义而产生的‘纯平民主义’。”潘维和老田,都举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构建“模式”,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却是截然不同的。 
    潘维说:“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四个支柱”。 
    宪政民主强调多元群体在民主共识基础上的自由表达、利益博弈与权力制衡。所谓“现代民本主义”则强调“人民是整体,人民代表就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潘维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断定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说:“中国政治不是西欧式的阶级政治,也不是美国式的利益集团政治。”“中国从来就承认社会分工差异”,但“分工差异与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潘记“中国模式”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家族相似性”。 
    在潘维的政治分析中,没有阶级和利益群体之分,但有官民之分。“官员的选拔方式,即政府权力产生的方式,乃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在中国,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为社会公认。从制度而言,建立‘公正廉明’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府,只能实行科层文官制,即由行政主导的政府。”“文官制的精髓是考绩,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他说:“民主化并不能解决吏治、行政(执法)和司法三大问题,反而有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相反,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法治是以职业公务员体系来执法并主导立法的政府体制,是没有‘领袖’强权地位的体制,目的不是给人民以争夺政权的自由,而是严格、中立、公正、廉洁和高效率地执行已有的法律。”潘维并不看好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领袖独裁”,他更为欣赏的是类似日本、香港那种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官僚政治”。 
    然而,潘维所推崇的“民本政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僚政治”。他说:“中华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是这个集团执政的具体形式。”笔者曾说过,比政府机构更稠密的、一直延伸到村和所有单位的中共党组织是“第二行政系统”。但潘维所关注的还不是中共用国库所供养的庞大的基层组织,而是高居于行政官僚之上的党官僚——“先进的执政集团”。“如同在所有国家,行政系统需要政治领导。”“这个集团也经绩优选拔而来,却比一般文官更‘懂政治’。”“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华传统。传统执政集团经‘绩优制’选拔而来,政治上皆出身‘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领导行政的共产党官员也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又自成统一强大的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的个别分子固然可以说是“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这个集团作为整体是如何获得执政地位的呢?潘维说,因为它“先进”——体现为执政集团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所以它有资格掌权。如果有另外一个政党,不仅致力于中国的“赶超现代化”,而且致力于“继续现代化”(参见笔者:《21世纪中国现代化议程》),对于“大同世界”有更加清晰的表述——普世人权标准、全球民主共同体、世界联盟政府,是不是就更有资格取得执政地位呢?潘维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房宁有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房宁说,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六十年来中共掌握的权力,是人民在1949年一次性授权的。为了降低“制度成本”,就没有必要屡次地授权了。根据中国皇朝更替的一般规律,一次性授权可以管用二三百年。 
    在十年前发表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一文中,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咨询型法治”。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说:“咨询型法治”“引进了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因为体制动员其他四大支柱制衡文官系统,因为法律迫使决策程序透明,决策者聆听社会的呼声,还因为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受法律严格保障”。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 
    潘维提出“中国模式”后,放弃了他原来心仪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在他一年前发表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除了“中立的公务员系统”变成“单一执政集团”“政治领导”下的行政官员“绩优选拔制”,“咨询型法治”的其他四大支柱都不见了踪影。原来要“取消”的“双行政”体制成了“中国模式”构造“相当精致”的香饽饽。原来要“引进”的“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被彻底抛弃。潘维以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笔者亦曾是司法分权独立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希望司法独立,是学习西方,期待通过司法系统制衡党官的胡作非为。”现在他认识到,“法院一旦完全独立,更容易被资本俘获,腐败会速于庞大复杂的党政机构。”“所以,在中华条件下,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他自己“改邪归正”后,就把原来的同道指为“图藉司法独立做左右中国前途的巫师”。至于如何保持“单一执政集团”的“先进、无私和团结”,防止党政官僚的腐败,潘维提出了两条。其一,“靠的是不间断的‘党的建设’”。“党的生命线就在于,通过党的建设维护自己先锋队的‘精英性质’,要求党政官员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高于普通民众”。也就是说,精英治国、精英专政的合法性,建立在列宁“先锋党”和斯大林“特殊材料论”的基础之上。其二,回归中国传统的“天命论”。“我不否认,执政党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到了非用重典难以遏制的程度。但共产党的‘天命’气数大概还没到谈论‘轮替交接’的地步”。潘维的上述论证,大概就是“通三统”的一个范例吧。 
    潘维构造“中国模式”的时候,打了毛泽东的旗帜,也使用了一些毛式话语,譬如说“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他这时又成了阶级论者),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但他所建议的政策取向却完全违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潘维反对“劳工神圣”,反对“以工人福利为诉求的‘工人党’”,反对“社会民主派”要求“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认为我国实行“较少的劳工保障乃属必然”。他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对于过去的六十年,潘维在气魄上亲近毛泽东时代,在政策上靠拢邓小平时代,他要打造的是“毛头邓臀”的混合体,一种“形中实右”的“精英主义”。这与老田所鼓吹的“平民主义”,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老田总结了“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的毛氏“中国模式”的“三定律”:一是“阶级斗争定律”,二是“相对剥夺定律”,三是“人民英雄定律”。 
    老田与潘维的人民“整体说”针锋相对,写道:“毛泽东向来认为不存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同一的‘民族’这种东西,他1970年对斯诺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老田也反对马克思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理论,而赞同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思想上的阶级”。他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把社会分化的着眼点转移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承认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占有状况,本身要带来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人农民划等号”。老田将阶级分析简化为“精英与平民”分析。“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人。”“掌握的三种权力比较多的人是精英阶层,掌握权力少的人是平民阶层,在概念原初的意义上,我把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这两个词汇等价使用。” 
    与毛泽东的“皮-毛”论不同,老田直接把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这张“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在19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双头同盟”(权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紧密结合,《五一六通知》称之为“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所以文革早期《十六条》正式提出运动的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事实上,在老田的众多文章中,更多地把矛头指向知识精英而不是权力精英。 
    老田认定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我来提炼一下,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认定中国社会的分化特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这三种权力在社会阶层中间的分布状态是高度集中,如果放弃‘扁平化结构’的建设,放弃对于精英阶层进行权力和利益扩张的限制,按照社会分化的本来规则发展,最终是5%的人掌握中国绝大部分权力,而95%的人则基本上没有多少权力,这个权力分布的集中度固然最终要反应在社会分层上面,同时也要反应到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方式上——占全部人口5%的少数人最终有能力剥夺95%的多数人,正是中国特定的分化现实——三种权力高度集中于5%的精英阶层手里——最后决定的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路径,并进而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对抗性性质。” 
    老田说:“由于我们这样的穷国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精英阶层手上这些的优势对外是无效的,而是一种劣势。……换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够赢得对外的竞争,但是却有巨大的优势压迫和掠夺国内的平民阶层。毛泽东给他们翘得高高的尾巴上贴上三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看来依据就是在这里。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看,只要中国保留精英主义道路,就必然是内部矛盾激化,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内部整合过程就无法完成。那么反过来,剩下的路就是只能是把平民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精英阶层进行相对剥夺”。“在精英阶层之外毛泽东更注重平民阶层的作用,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精英们基本上一文不值,而且认为中国只能是由工农联盟来作为政治基础,为了避免中国落入精英们的控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舍此之外中国肯定没有出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马克思非常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毛泽东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出发,认定中国的精英阶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一致,只有工人农民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一致,所以必须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依托工农联盟。”“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精英阶层不会自发地放弃狭隘利益以走向涵盖利益,所以,需要矫正力量起作用,这样就只有引入‘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在毛泽东时代,通常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这个词用得太滥,常常超出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来应用,所以很不准确,后来又被许多精英刻意进行了歪曲,所以我避免使用它。而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则相对具体,是指代没有权力的平民阶层,在受到精英阶层狭隘利益挤压之后的正当反应。” 
    所谓“人民英雄定律”,意味着寻求“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走出常规化管理的局限”,相信“群众化的管理优于专业化的管理”,“党的绝对领导是反科层化的”。在这里,老田再一次与主张“科层文官制”的潘维针锋相对。他说:“如果说扁平化管理按照毛泽东自己的用词可以称之为群众路线的话,那么科层化管理则是典型的精英路线”。“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毛式管理模式的具体做法有以下三条。 
    一,“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根据权力异化假设,在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精英阶层必定背弃多数人利益。”“由于已经假定精英阶层不会主动放弃狭隘利益,也由于认定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是促使精英阶层走向涵盖利益的唯一凭借,所以在法理上就等同于要对精英阶层实行‘有罪推定’。”二,“监督成本大部分锁定精英阶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扁平化管理受到多数精英消极对待,而且由于管理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实际存在,有效地监督精英阶层是很困难的,结合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平民阶层就被授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意味着精英阶层被强迫承担信息成本,而且要自己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清白。毛泽东高度肯定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正确,支持四大,这不仅仅体现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无罪推定,而且考虑到了对于非管理专职工作的群众而言,让群众承担举证责任和证实成本等于是取消了监督的可能。”三,“平民阶层的觉悟和力量建设:为了保证平民阶层的监督权,需要打破平民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激发出他们的觉悟(此处就是要求他们不愿盲目信任精英阶层),提高他们的组织程度。毛泽东强调造反有理,号召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强调敢于斗争,都是……在帮助提高民众觉悟”。 
    老田说:由多数人去清查少数人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命名为“逆向管理”,文革就是一次这样的逆向管理。“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需要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来确保”。老田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无论是“扁平式管理”、“逆向管理”还是“群众路线”、“群众运动”,都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亲民的“最大的精英”。“毛泽东就是一个最大的精英,而且还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又掌握空前绝后的话语权”;“在我们国家毛泽东时代他本人是最强有力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头儿,但他刚好不为少数人的利益说话。按照王明的说法,他是长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的,文革更是公开与当权派撕破脸皮。”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当年日本民间法西斯的类似主张:北一辉划分两个基本社会阶层——军阀、财阀、政阀组成的社会上层和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组成的社会底层,鼓吹“以国民为本队,而天皇则为号令者”,推翻“财阀政权”,“天皇与全日本国民一起共同确定国家改造的根基”;安部矾雄则鼓吹所谓“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 
    根据老田的总结,“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落实下去实际上有三个核心方面:第一个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的含义就是生产资料非资本化,不能通过生产资料占有去控制人、奴役人,仅仅在这个程度上,毛泽东认为无法满意,认为单单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他提出还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进行‘继续革命’。我把‘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概括为要求实现‘权力非资本化’和‘知识非资本化’(或者说‘话语权非资本化’)。”老田全面肯定“三面红旗”的经济建设战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甚至还主张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则“写入《宪法》”。所以说,他捍卫的是原汁原味的毛泽东牌号的“中国模式”。 
    潘维和老田的“模式”同出一源——“民本”与“为人民服务”,却一个向右,一个向左,各唱各的调。两种不同版本的相互冲突、彼此抵消,大大地削弱了“中国模式”的理论号召力与政治凝聚力。在“专政右派”掌权的大形势下,潘维的风头显然盖过了老田,但是潘维给自己留了一个后门,使他随时可以与老田携手,结成理论同盟。潘维写道:“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从历史上看,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想,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此时,执政集团必然懒惰无能,贪污腐败,分裂成相互争夺权力的私利集团。由此,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直至产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从潘维和老田的理论组合与搭配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面相,一个是儒家“精英治国”的大传统,一个是《水浒传》“造反有理”的小传统。他们虽然使用了一些现代政治学与管理学的辞藻,但基本上属于老调重弹,根本没有“跳出”传统中国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周期率”。 

    四、不带引号的中国模式:从普通国家到创新国家 
     
    所谓模式,词典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要成为一种获得广泛承认的社会模式,首先是要有一套人无我有的独特标准和制度,其次是要有“诱致能力”,有人愿意学习效仿,照着你的样子做。按照这种解释,中国模式过去曾经有过,将来必定会有,惟独现在没有也无须有。 
    我把世界历史从宏观上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前文明、诸文明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曰全球文明)阶段。在诸文明阶段的中期,以唐宋为代表的一整套中国制度,显然构成一个中国模式。首先,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立法合议制度(三省制)、行政与监察分权制度等,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其次,它确实是周边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效仿的目标,日本与中国隔着大海,但仍屡屡派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不是当时的中国人刻意追求的,而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结果。欧洲与中东、中东与南亚之间比较容易交流,而中国西南的青藏高原和西北的戈壁沙漠,则妨碍了中国人与上述三者的文化交流。 
    从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制度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进入了“西化”、“苏化”的时代。到了晚近,“和风”、“韩流”后来居上,取代“华夏”,成为东亚模式的主要代表。尽管今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越日本,但是在眼下,还完全看不到日本和韩国重新回归中华秩序的可能性。 
    汪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毛泽东时代“三反”——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对派,“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还有什么文化主权,学术主权”不可谓不完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城市化的“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群众专政”,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制度确实具有“主体性”和“独特性”;而且,当时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毛派党”(尽管最近揭露出来其中有些是美国中情局插手建立,专门来向中国要美元的),似乎颇有一些人要效仿中国的榜样。当时毛泽东牌号的“中国模式”,显然比现在的“中国模式”更有市场。 
    但是,完全的“主权性”并不能保证你所创造的“模式”的“正当性”。许纪霖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所建构的“模式”都是具有“主权性”的,也曾经具有过“轰动性”,但最终还是被历史所抛弃。毛泽东的“模式”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当中国人自己起来反抗“现代秦始皇”并推翻其政治继承人之后,世界上的“毛派党”大多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三十年后,“中国模式”重新浮出水面,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2005年8月召开的“‘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与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 
    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BC),用来抗衡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WC)。雷默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已经有能力保持对其发展政策和路径的控制,而且凭借中国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榜样所具有的吸引力及其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成功正在对美国形成挑战。中国的黄平等人积极响应雷默的论点,进而在讨论“北京共识”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二十多年前“日本模式”的教训。 
    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EzraF.Vogel)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日本第一》。随后,宣称日本正在或将在经济上控制美国、支配全球的一大批书籍文章纷纷出笼。美国《商业周刊》1989年8月号作了这样的舆论调查:“日本的经济威胁和苏联的军事威胁,哪一方对美国的未来威胁最大?”结果,有22%的人回答是苏联,68%的人回答是日本。一些日本人也头脑发热,成为所谓“日本模式”的鼓吹者和信奉者。但是为时不久,日本就陷入了泡沫经济的陷阱,“日本模式”风光不再。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中已经认识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泡沫经济后,‘一流经济’自己不能对付,求‘三流政治’救济的理由也在于此。而且,那个救济政策无非是保护-管理政策的扩大。”“个人以自己埋没于集团作为代价,从集团中获得生活与安定的保证。那就是日本型的民主主义社会。在那里,没有余地考虑自己的责任。在日本,社会与个人存在这种关系,是起因于排斥一部分异己、不与外界社会交往的同质社会的历史。”“它表明日本人作为组织的一员是优秀的,但不是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的自主个人。”而“要形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使国家自立,就必须谋求个人的自立。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在的日本来说,国民‘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课题。”对于许多人赞扬的以终生雇佣、年功工资为特征的日本型企业经营,小泽称之为“公司自由,个人不自由”。小泽认为,现时代赋予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是实现“五项自由”的目标:“不限于在东京生活的自由、不以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摆脱过度劳动的自由、没有年龄性别限制的自由、废除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自由。”“日本必须成为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活动的社会”,“多样性的社会”。为什么“三流政治”能够在一个时期中支撑“一流经济”呢?因为在经济“赶超”阶段,以高级文官为核心的“官产学”三位一体,能够拟定出以美国为榜样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到了经济“创新”的新阶段,需要“个人自立”、“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和“多样性的社会”,以官僚为核心的“三流政治”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日本人既品尝了“后发优势”的甜头,也尝到了“后发劣势”的苦头。
    沃格尔在解释《日本第一》的写作意图时说:“因为那时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想让美国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时采取对策”。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后,沃格尔又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第一》的文章,与之相呼应。这一次,中国人不应当傻乎乎地以为,沃格尔是在为中国做义务宣传员,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空喜欢一场。沃格尔说得很清楚,他是以此文来警示日本人,让他们及时采取对策。 
    2005年的那次会议,并没有引起朝野的重视。民间没有几个人跟进这个话题,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也继续重申“民主化”、“全球化”等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的话语。该报告还首次提出了“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口号,由此很容易引申出“学习型国家”的理念。只要中国还没有把世界先进国家“一流经济”和“一流政治”的优点学到手,只要中国还没有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共有34个,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其中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是2010年加入的新成员国),中国仍将以学习为主,创新为辅。有桥不过,非要摸着石头过河,显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创新并不像喊口号那么容易,只有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掌握创新的方法。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只是在工艺上、技术上摸到了一些门径,在制度上、理论上还谈不到已经登堂入室。 
    托世界金融危机的福,2008年的那次会议就不一样了。国内外舆论迅速跟进,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机关也青眼有加。汪晖说:“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这个后19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事件的影响有其绵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作为一个命题,所谓‘90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2008年是不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转折之年,他们开始“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大概是没有争议的。 
    汪晖说:“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60年来的经验。”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六十年来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法宝”呢?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再生;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复苏;变化不可谓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的与会者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19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一个比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更加强势的学界“新右派”正在冉冉升起。 
    潘维牌号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朱学勤所批判的“市场列宁主义”。所谓“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所谓“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说明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走出苏联模式(列宁的“先锋党”模式)的框架,并不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模式。政治上搞威权主义,经济上以市场为主体,其实也是东亚模式的通例。但是对于日本、韩国、台湾来说,那是一种过渡形态、一种过去时;而在“中国模式”提倡者的心目中,则是一种亘古不变、不能有丝毫偏离的“法宝”。 
    再过几十年,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带引号的中国模式脱颖而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已经不成问题,而思想上的开放性,中国还要比其他国家略胜一筹:相对发源于中东的一神论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更具有包容性。过去有儒道释三教合流,今后也不难保持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无神论者的多元并存、和睦相处。中国在吸取外来文化方面,一贯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性很高,效果也很显著。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渐拉近,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或者说人才数量的规模,就成为国力强弱和文化创新的关键。如果不用所谓“中国模式”来“折腾”自己,目前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中国模式的出现。一个是坚持过去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中国已经保不住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继续实行“只生一个好”的人口政策若干年,中国人口很容易跌落到十亿以下,甚至出现“八亿中国人对四亿美国人”的局面(其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移民美国)。另一个是为了防止失业大学生成为威胁“政体”稳定性的压力群体,限制乃至压缩高等教育。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十三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其中包括四亿左右大学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人才,中国模式不出现,那才是一件怪事。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尚未完全抹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印记的“非正常国家”到“一流经济”加“一流政治”的“普通国家”;第二步是从“普通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在理论上、制度上、技术上、工艺上都具有自主创造力的“创新国家”。 
     
    (刊于《领导者》2010年8月号(总第35期))


“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黄亚生/文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2月15日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GDP“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时代》杂志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么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
  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轻视私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年-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的经济飞速增长。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和中国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只是针对中国的。要知道,当时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作“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地区和南韩的2倍多,到现在约四分之一不到。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胀,多次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为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干涉经济,第一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 第二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就业率低,结果是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是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反而使外国公司不愿投资。但国外银行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这是个成功的模式吗?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刻意完全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不知道是何道理。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巴西当时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这个问题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的资源加强社保。在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淡化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刺激措施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大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和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性的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用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红利,但是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可以参照,将国企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减弱国企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沉着应对突发事件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沉着应对突发事件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

  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主要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县事故处理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宣传研究协调小组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在事发后的十多天时间内,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扬子晚报、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安全在线》、江苏电视台等21家各类新闻媒体的69名新闻记者。由于反应敏捷、措施得当、协调到位,特别是在市内主要媒体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协调工作平稳有序,正面舆论引导有力,主流声音突出,有效抑制了谣言传播的空间,阻止和避免了不实报道和媒体炒作,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为妥善处理事故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做到“三个第一”,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

  协调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1・27”爆炸事故10点11分左右发生后,我们接到通知后在11点多钟就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初步了解事故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预感将有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当即决定当天在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设立临时记者接待处,在县城五洲宾馆专门设立新闻记者接待处,统一安排来响记者食宿。部机关全员发动,并从广电、新闻信息中心等单位共抽调30多人参与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同时,明确由宣传部四名副部长带队,兵分四路,分头做好事故现场、救治场所、新闻记者接待点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我们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来响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对来响记者,我们一视同仁,当作朋友,真诚相待,生活上关心,工作上配合,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以此赢得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因临时有事要回南京,我们立即派专人专车全程陪同。在到达目的地后,仍然与记者进一步沟通,劝阻了他再次来响采访的念头。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第三天,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自行住进响水大酒店,准备进行采访,计划制作警示教育片在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播放。我们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到并说服他们住到统一接待点,同时安排5名同志和一部专车跟踪服务。在七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四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他们回京时,我们还派车专程将他们送到连云港,一直等到其登上火车后才返程。

  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一般来说,突发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最为关键,在咨询传播如此迅速的今天,拖延时间无异是让更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因此,我们经过指挥部批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5时许,就在事发地陈家港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向媒体记者提供书面新闻通稿,及时公布爆炸事故的初步情况;28日上午11时左右,在五洲宾馆,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29日下午5点半,又在五洲宾馆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来响记者比较满意。

  二、坚持“三个结合”,为新闻协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劝阻与疏导相结合。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和化工集中区抽调的同志一起,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3 批记者试图翻越联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事故发生当晚6点半,有两批记者刚抵达化工集中区就被发现,也被我们客气地请回五洲宾馆。

  在县人民医院等救治场所,为了给伤员创造安静的救治环境,我们坚持做到未经批准,确保无记者进入伤员病区进行采访,只要发现新闻记者,就主动上前接洽,认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设法统一安排到新闻记者接待点。

  在劝阻的同时,我们还高度重视疏导工作。坚持每天向事故处理指挥部汇报来访记者接待安排情况,并适时建议通过安排新闻通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将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提供给新闻记者,主动加强沟通交流。从事故发生到基本平息,我们提请指挥部先后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并就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死亡人员身份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记者提问,及时地解答了他们的疑问,收到了较好效果。

  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对所有来响采访媒体,我们既一视同仁,又有所区别,坚持重要媒体重点对待,一般媒体一般对待。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陪同中作为重中之重,明确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刘兆权在发了我们提供的新闻通稿后,多次要求去事故现场,并两次强行冲破工作人员的劝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斟酌,报指挥部同意,29日上午我们陪同其前往,拍摄并刊发了监测空气和事故车件一角两张照片,客观地报道了事故现场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多家网站迅速转载,很快形成了主流声音,消除了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少数媒体记者因受谣言蛊惑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最终使大部分记者服从或配合整个新闻协调工作。

  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工作中,我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做好记者接待点的新闻协调工作,另一方面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化工集中区、县人民医院、殡仪馆、联化科技公司、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汽车出租公司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来响采访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11月27日晚,当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强行到县人民医院采访时,医护人员能从大局出发,婉拒其进入病房采访,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立即与县人民医院领导联系,并以治疗需要为由,把记者稳控在伤者病房外。12月5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3名记者乘坐文华公司出租车前往陈家港沙荡村采访,并强行要求出租车司机关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司机乘他们不备之际,借用他人电话向公司总部作了报告,为成功劝阻这次采访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于分散并举的方法。中国青年报一记者自来响后一直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并多次强烈要求深入事故现场进行采访。11月27日,当我们发现他与新华社记者接触后,采取果断措施,特地将他单独安排到响水希尔顿大酒店,同时明确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带领3名工作人员24小时陪同。11月28日凌晨五点时分,该记者想悄悄离开,被我们陪同在酒店大厅的通知发现,及时进行劝阻。

  三、寻求“三个支持”,为新闻协调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初步弄清基本情况后,立即向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汇报。分管部长当天从北京回盐城,直接赶到响水,亲自在五洲宾馆坐镇指挥协调工作。市新闻协调小组的有关同志当天下午就赶到事故现场,直接参与指导记者接待协调工作一直到基本结束。网络处的同志及时通报情况,帮助删除不实信息。市委常委、市委戴元湖秘书长多次亲自帮组协调安排新闻发布有关事宜。11月2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周德祥部长还亲自带领我们专程拜访了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张孙志军,副部长周世康,部务委员刘德海,新闻处长金伟忻、网络处长周锋以及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焦然、常务副总编辑李灿等,一一作了专题汇报。第二天又专门与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江苏经济报、江苏网监处等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协调小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这次新闻协调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寻求媒体后方支持。这次新闻协调工作,我们得到了《中国县域经济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苏法制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的真诚关心和理解支持。《江苏法制报》先后来了四批记者,但通过我们做工作,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没有给予报道。《江南时报》盐城记者站的负责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表示理解,当晚就撤回记者,并且也没有报道。《中国县域经济报》江苏记者站不但没有派记者前来采访,还主动帮助做好个别兄弟媒体的协调工作。

  寻求各界朋友支持。特别是响水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工作的同志,我们连夜同他们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请求他们疏通关系,帮助采用地方政府提供的新闻通稿,并淡化对此事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位响水籍同志帮助我们找到团中央分管《中国青年报》的书记向总编打招呼,要求淡化处理,不要炒作。射阳县委宣传部长周岚也积极帮助我们做好新华社记者的协调工作。

  12月4日下午,在参加江苏法制报盐城记者站成立五周年活动时,我们从一新闻媒体朋友处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 “11・27”事故。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迅速弄清报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我们迅速与报料人取得联系,在灌云与其直接见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报料与事实不符,劝阻其不来采访,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

                                              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
                                                     ( 2007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