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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利比亚的太子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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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变风起云涌,这几天,全球聚焦利比亚。上周六(2月27日)夜间,安理会全票通过1970号决议,制裁利比亚。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停止与利比亚的一切军火交易;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四子一女被禁止出国,资产也被冻结(另有三子单被禁止旅行);安理会并要求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卡扎菲政府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罪行。

  值得一说的是,镇府都投支持票了,新花社网站的标题还是"西方挥大棒逼卡扎菲下台"。《人民日报》和新花社对1970号决议的报道,都没有提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

  如今利比亚一片混乱。悍然出动坦克和战斗机攻击围观民众的卡扎菲政府,已经众叛亲离,多名部长辞职,驻外使节纷纷谴责自己的政府。在国际压力下,卡扎菲对使用正规部队有所收敛,却又打开军火库,武装自己的支持者,准备在首都的黎波里决一死战。另外一边,被暴政激怒的暴民,大概也是什么都敢干的,包括自杀炸弹恐怖袭击。外国人纷纷撤离。连卡扎菲身边那位形影不离的乌克兰健美护士,也随本国技术人员走了。中资公司数十项目全部停工,损失难以估计。

  事情本来不必如此的,如果卡扎菲次子赛义夫·衣似蓝推动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卡扎菲1969年9月军事政变上台后,就把自己当作是世界革命领袖、至少也是非洲最伟大的革命领袖,而且还是伟大思想家。国名被改为冗长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名中有一单词是卡扎菲自己发明的)。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唱红歌时人人手挥小红书(阿毛毛语录);卡扎菲则搞了三册绿皮书(绿色是衣似蓝的颜色),里面都是他的语录,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套书一直用到现在。2007年4月,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还和利比亚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

  卡扎菲支持世界上一切反美反西方的组织和运动。世界上反美反西方的国家多了,但通常反在国际惯例之内。喜欢对人自称"你们的上校兄弟"的卡扎菲,其特长是无视国际惯例。当流亡的反对派在利比亚驻伦敦使馆外面威示时,利比亚士兵居然从使馆内开枪射击,打死一名维持秩序的英国警察,导致两国断交。

  利比亚沿地中海北岸有一内凹处,地理上称作锡德拉湾(Gulf of Sidra)。 无视通航惯例,卡扎菲宣称整个海湾——包括历来被认为是国际水域的部分——都是利比亚领海。美国自建国之日起就是海商国家,最重视海上自由通航的权利,何况地中海为世界海运动脉。卡扎菲的宣称,直接引向与美国的海上冲突。七十年代民主党老好人吉米·卡特当美国总统时,还能放卡扎菲一码;八十年代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坐镇白宫,此公敢想敢干,美国海军就不客气了。利比亚的小船当然不是对手,卡扎菲愤而号召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全球全面攻击美国设施。

  1986年4月,西柏林一家夜总会发生爆炸事件,两名美国士兵死亡。重阳情报局的监听发现:利比亚政府给驻柏林大使馆发了个贺电,表彰他们立了大功。里根立即命令战机轰炸卡扎菲夜宿处。卡扎菲本人逃过一劫,但他的一个养女被炸死。两年后,利比亚特务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炸毁了泛美103航班的客机,二百七十人死亡。从此,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全面进入冰冻期。

  卡扎菲的革命怪脾气,并不只是惹恼西方,而是到处得罪人。本次安理会——曾被卡扎菲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称作"恐理会"(the terror council)——决议之前,阿拉伯联盟已经暂停利比亚会籍。就连伊朗都要求卡扎菲下台。在卡扎菲2月21日的电视讲话中引用西朝鲜5·35事件为自己镇压民众辩护之后,红大哥之所以安理会上挥泪忍痛斩卡弟,按当值代表的说法,是"考虑到……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或曰众怒难犯,不得已投了制裁票。

  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2003年,被观察家视作利比亚太子的卡扎菲次子赛义夫劝说其父转轨,与美国改善关系,避免成为下一个目标。赛义夫毕业于伦敦政经学院,英语流利,了解外部世界。在他的建议下,利比亚同意赔偿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庭二十七亿美元,解决了这一双边关系的老大难。利比亚也宣布放弃发展核武器。因为卡扎菲长期用手中的石油收入资助全球各类激进组织,利比亚情报机构很了解他们的筹款渠道。美国对付恐怖组织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从经济上"饿死"他们,利比亚转送的情报,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利比亚有着长期镇压国内"基地"分枝的经验,这对美国也很有帮助。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最重视是反恐。前不久出版的回忆录《抉择时刻》(Decision Points) 中说,他和陶金虎主戏第一次会面,布什说最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是担心再来一次恐怖袭击;陶金虎说自己想的每年要创造两千五百万个工作岗位。布什接着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待在伊朗和非洲,他们的经济发展需要资源。美国政府的公开政策是要求中国协助,通过联合国制裁伊朗和苏丹。但布什心中有谅解:你在联合国不对他最关心的反恐战争设置障碍;他对你最关心的经济发展也暗中放手。同样,利比亚提供关键反恐情报,布什就不计较其他了。

  2004年4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历史性地"访问了利比亚,握着卡扎菲的手,宣布利比亚和西方的关系进入新时期。接着,第二年9月,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来到的黎波里与卡扎菲握手。美国在支恐国家黑名单中剔除了利比亚。至此,卡扎菲在西方算是洗白了。

  利比亚的"社会主义"经济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中资公司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利比亚的。同时,赛义夫在国内也开始改革。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两份报纸,允许有限度地批评政府。一时间,不像他父亲那样穿贝都因游牧人的袍子、而是穿西装的赛义夫,成了新利比亚的象征;也成为本国年青一代的偶像,颇有嫁人要嫁赛义夫的气势。

  但是,赛义夫修改法律和释放政治犯的主张,显然在体制内遭受强大阻力。用老邓当年谈改革的话,就叫作"积重难返"。2007年之后,利比亚改革倒退。赛义夫的报纸被关闭。去年,他私下对人说:他已经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可是,民变开始后,赛义夫实际上又成了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面对外国记者,为镇压行动辩护。卡扎菲还授权他起草新宪法。——或许太晚了。

  历史的经验表明,走向民主的各条道路中,开明统治者顺从民意,实行"君主立宪",自愿站到法律的"笼子"里去,是最顺当、动乱最少的。错过了从2003年国际关系改善到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改革窗口,利比亚可以经历的下一个转折,是等赛义夫接下卡扎菲的班,推行民主改革。就像西班牙在老独餐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于1975年病死后,由新王胡安·卡洛斯和平地引向民主,在197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对利比亚这样一个历史短暂、部落众多的内聚力薄弱的国家,这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愿景。

  只是历史充满偶然性,历史没有给予赛义夫第二次机会。谁会料到,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燃起民愤不息之火?

  按说突尼斯的经济和生活整体水准与中国相侔(201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突尼斯占全球第81位,中国第89位),却偏偏有这么一户贫困人家,一位寡妇带着七个子女,靠大儿子卖点水果度日。按说突尼斯的社会发展还是比较进步的,所以女人也能当警察,却偏偏有这么一个女警察,在取缔无证摊贩时打了那位大儿子一个巴掌,而在习俗中,挨女人打仍然是很大的耻辱。按说突尼斯本是相当开放的国家,互联网尽管用,于是就有这么一只手机,拍下了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警察局门口点燃身上汽油的瞬间,并贴到网上,传遍全球。当本·阿里总统赶到医院,对着垂死的失业大学生誓言改革时,街上的民众已经誓言撵他下台了。

  我们目前并不知道这次阿拉伯民变的前程如何。毕竟,卡扎菲那一代军人出身的国家首领,本身就是上一轮阿拉伯革命的产物,只不过那回是兵变而不是民变。但兵变受到街头民众的热诚拥护,因为被推翻的王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西方国家扶植上马的,被认为有殖民地色彩。其实这些王朝的统治,倒是比卡扎菲他们宽松得多。利比亚的反抗民众,高举的竟是前朝国旗(题头图:右边儿童手里画的三色旗)。

  只是身为中国人,我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农民起义,没有一次能给中国带来现代转型,但是,当饱受欺压的农民斩木为兵、攮臂奋起时,如果多少还有点良心,我们能讲的,也就是《水浒》里的李逵话:一板斧杀去东京,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让我家宋江哥哥坐坐!——尽管心里很明白,宋江哥哥至多是个轻徭薄赋的好皇帝。

  呜呼,屁民一炬,可怜焦尸;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下图,难兄难弟们。去年10月非洲国家元首聚会,前排从左到右: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四个都是军人总统。两个已经下台;萨利赫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将于2013年卸职;卡扎菲犹作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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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安慰剂按钮,一切皆有可能

熊胆有没有用?不在于你吃没吃,而在于你是否认为自己吃了。以为吃了熊胆,即使是假的,身体也会改善;不知道自己吃了熊胆,吃了也白吃,不会有任何效果。我们就是这样用"安慰剂效应"骗自己玩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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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说:我们周围各种奇怪的按钮都有它的功能,能满足我们不同的需要。

实验说:很多按钮从用途上来看都是摆设,按下并不会有实际的用途,只是用来安慰一下你罢了。

按下门铃,就听到响声;按下电梯楼层键,电梯就可以直上目的楼层;按下自动售货机的按钮,饮料就咚咚咚的滚了出来。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按钮,按下不同的按钮,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简单又方便。

按钮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按下按钮,饮料就可以自动掉下来呢?(当然前提是你得先投币)难道是因为售货机里有一个人,只要投币按下按钮,他就会从架上拿下一瓶饮料扔在取货口里吗?如果你不把整个自动售货机拆开研究,可能永远不会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了解到底自动售货机是怎么吐出饮料的,但人们仍然习惯使用它。只要每次按下按钮都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商品,工作原理是什么便不太重要了,一切都变成了条件反射,口渴了,就找个自动售货机,投币,按下按钮,咚咚咚,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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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按钮都是真的

然而生活中,有很多看起来很牛逼的按钮,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功能的。例如,自美国颁布了《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y Act)之后,应法案的要求,很多电梯里都安装了一个"关闭"按钮,这通常是给检修员和应急救援人员使用的,而且只有在插上了一把钥匙时才管用。在美国,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关闭"按钮是没有作用的,你按或是不按,电梯门总是会关。但你如果按下了按钮,过一会儿电梯门关上了,你的大脑中就会充满成就感,你按下按钮的行为就被强化了。于是以后进入电梯时,你便会习惯性的按下"关闭"按钮。

像这样没有实际功能的按钮叫做安慰剂按钮(Placebo Buttons),医生给病人吃的就像不含任何药物成分的安慰剂胶囊一样,虽然没有实际上的功效,但有时却能对人的心理产生奇特的影响。

对于录音师,视频编辑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最讨厌外行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但如果碰到这样的顾客,可得罪不起,于是面对顾客愚蠢的要求,他们只得在键盘上随便敲打一通,实际上却不对内容做任何修改。按下这些"安慰剂按钮"进行一番"专业"操作后,便可告诉顾客,已经按照要求改过了。对此,大多数顾客都表示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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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帝,过去行人要过马路,得先按下路边的信号灯变换按钮。而现在马路上的红绿灯和倒计时指示牌大部分都是电脑控制的,多数信号灯变换按钮已经成了摆设,但把它们拆掉既麻烦,成本又高,很多城市干脆把它们留下来,反正也不影响市容,谁想按就按个痛快。很多过马路依然习惯按这个按钮,虽然没用,但红灯总是会变成绿灯的。

很多办公室的墙上都有一个控制室内温度的按钮,其中大部分,也是没用的。公司老板和空调工程师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办公室内装上这个没用的旋钮,目的是为了防止辛劳的上班族们把空调开得太大而增加电费账单。(万恶的黑心资本家!)《华尔街日报》在2003年刊出了一则报道,据一名中央空调专家统计,90%安装在办公室里的温度调节按钮是摆设,有的公司甚至在安装了发声装置,调节温度时,通风管道中会发出呼呼的声音,让不明真相的员工们以为那按钮真的有作用!

《空调、供暖和制冷新闻》在2003你做了一项调查,72%的空调从业者承认曾经为客户安装过没用的温度调节器。Creg Perakes 是田纳西州的一名空调工程师,他说,某公司曾经有一名公司员工老是抱怨办公室里太热,Perakes 的解决之道是在办公室里装上了一个温度调节按钮,然后装模作样的在通风管道里鼓捣一通,告诉那名员工,以后觉得热的时候,按那个温度调节按钮就可以了。这招果然有效,听见通风管道内的气流声,那名爱抱怨的员工便安稳多了,再也没有对工作环境提出任何意见。

按下没有实际用途的交通信号灯变换按钮,可以让我们获得心理安慰,就像去庙里拜佛烧香的迷信。我们迷信是因为心怀期望,若最后期望得以实现,便会继续这样的迷信行为。我们的大脑不喜欢杂乱无章的事物,喜欢给不同的事情建立联系。即使很多事情之间未必有什么关联,大脑就会自己造一个。

如果工作太多,任务太难,压力太大,如果在墙上安装一个"辛勤耕耘"按钮,是不是可以大丰收了呢?

来源: Placebo Button






中国青年报: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他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如今却蜗居在南京市郊的一处养老院
里,生活困顿,日渐衰竭。尽管如此,他却仍想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

刘起釪

邓建鹰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02日  10 版)

本报记者 林天宏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3/05.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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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人民网: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人民网: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

问:昨天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这是否意味着537号令已失效? 

  答:有关部门与一些记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中国工作。你提到有关部门找你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国记者近日未经许可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采访引发混乱。希望你们能以正确态度对待。

  我们已经反复重申,537号令仍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指导性法令。对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正当采访,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并提供便利和协助。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问:我愿意遵守规定,也递交了采访申请,但警方的解释我不理解,你是否认为他们违反了537号令? 

  答:既然你这么执着,我愿意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近日一些外国记者未经许可就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聚集蹲守拍摄,而且不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也引起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执勤民警依法进行了疏导,没有听从民警劝导的记者被带离现场进一步谈话。我认为多数记者是去抢新闻的,但你们的确违反了规定,也确实影响了社会秩序。其中绝大多数记者都积极与警方配合,在警方疏导后就散离了,只有极个别记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是为了单纯去报道新闻,而是想当什么"英雄记者",以身试法,制造新闻,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事情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

  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希望大家能够明智地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记者,就应按照记者的职业准则行事,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从前两次情况看,那些去蹲守的记者也没有等到他们想等的新闻。如果这两天还有人煽动、鼓动你们再去什么地方非法聚集,我建议你们及时报警,一是为了维护北京的治安,二是为了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同时我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大局已经说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求稳定、谋发展、促和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我们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摄影:段宇宏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遇难者尸骸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挖掘整理蒙古大清洗遇难者尸骸现场照片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苏联人在蒙古大清洗留下的埋尸坑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各级宗教遇难者统计,其中普通喇嘛一项6000余人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遇难者分省统计图局部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图局部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全图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反映蒙古集体化时期抢夺牧民财产的油画
  





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美国推迟审判据说最赢利的军火商布特

美国推迟审判据说最赢利的军火商布特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2011年 3月 03日

纽约的一位法官推迟了对布特案件的审判,布特是前苏联军事官员,美国指控他向恐怖集团提供并销售武器。

在星期四审案前的听证会上,这位法官为被告律师增加了一个月的备案时间。布特的法律小组成员最近曾有变动,新的律师说,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熟悉案情。这位法官同意把下次庭审时间推迟六个月,并把开审日期从九月十二号延迟到十月十一号。

布特被控是全世界赢利最丰厚的武器交易商。他被称为'死亡商人',他被控使用一个货机机队把武器贩运给南美、非洲和中东的叛乱分子和激进分子。布特说,自己经营合法的空运业务。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布特的辩护律师团还要求有更好的场所与他见面,他们说,目前的房间相当糟糕。这些律师说,那个房间是一个狭小的隔间,律师与布特之间有厚玻璃窗隔开。此外,那些律师说,布特还抱怨不给他吃素食。这位法官给检察人员一星期的时间来改善条件。

布特是两年前在泰国被捕的,一名美国特工人员曾伪装成叛乱集团'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代表来与布特接洽。

经过了两年多的法律运作,他在2010年被引渡到美国。俄罗斯政府把这一引渡行动斥为不合法、而且出于政治目的。俄罗斯的俄新网通讯社先前曾援引布特的话说,他拒绝了美国的认罪协议,该协议原来会迫使他揭发自己在俄罗斯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户。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原文标题:China: To the money born)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原文标题:China: To the money born)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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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原文标题:China: To the money born)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 富基金淡马锡。 但是,光看其北京总部,你是万万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在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的大堂内没有标识牌,这座大厦不过是靠近昔日的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只有看到了门上小小的几个中文字:新天域成长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方能确认这是该公司位于大厦十二层的简易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豪华的套间,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年轻的温云松先生和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据汤姆逊-路透公司统计,2009年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达到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是业内人士说市场潜力比此数据还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员透露,太子党的主导优势,排挤了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过硬的公司。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股权基金在经济现代化和 为资本匮乏但是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唯有这个行业以专业化的和竞争性的方式运行,各方才可受益斐然。

第二,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导地位会带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纵横、权力无序的形象。在如此不透明的威权体系里,缺乏民主社 会中有群众基础的合法性,此种担忧难以驱散。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在网上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91%的回复者相信所有的富有家族都有政治背 景。

在接受上述报纸的采访中,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官员子女和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他于1998-2008年担任反腐高级官员,获 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个月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能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很多精英阶层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有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后者希望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保证,或是能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 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很多外国投资者知道,聘用高级官员的亲属作为顾问或员工,能够冲破地方利益团体的官僚体制的阻碍和抵抗。

但是,如今,那些机构和投资者争抢着投资曾经为其打工的的太子党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 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 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

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包括李振智(George Li),曾在美林和瑞银工作过的前银行家,MIT斯隆(Sloan)商学院的MBA,其父李瑞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担任中国的高级领导。据相 关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从诺华制药中国区主管的位置上辞职,进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业内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者说,按照媒体报道和业内人士所透露,Wilson Feng 是党内职位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他在两年前离开了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关联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Wilson Feng 功不可没。

私募领域的其他太子党包括李彤(Li Tong),她是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李长春的女儿,李长春主管宣传和传媒。据三名相关人士透露,李女士现在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也 集中于媒体领域。前任副总理曾培炎的儿子Jeffrey Zeng,曾就读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关键时刻,"一名位于北京的外资银行主管说道,"但是,我非常担心外国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太子党和其他很有背景的人拒之门外,后者试图主导中国的私募市场。"

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但是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私募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在最后以血淋淋的军事镇压告终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中,这个问题就激起过民众的愤怒。但是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任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作成立过合资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父亲们助力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市场改革,包括让中国成为WTO成员国。

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

江绵恒号称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2003年的退位,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但是,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 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 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些分析人士和从业人员表示,把外国人和其他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占这个市场,在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上,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的史宗翰(Victor Shih)教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

一些和私募领域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 系。但是,一些在中国投资领域重要的实际操作者认为他们虽然从家庭关系中受益,但是其本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例如,刘乐飞,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 曾经作为国有公司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管理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现在他掌管着国有的中信私募产权基金。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章中的一些当事人或者公司联系,即使联系到了,他们也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害怕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谴责,有关领导层和其后代的私生活和生意来往的信息属于范围模糊广泛的国家秘密法案管辖之列,这些法案经常用于平息对政权的批评。甚至现任领导的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经常是遭到屏蔽的。

大多数太子党生活在北京周围的豪华的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年轻的、不是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在北京开着有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是太子党们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者是过于高调,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会损害他们有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但是在北京,党内小范围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加剧,2012年的大规模领导层权力交接的到来将加剧紧张局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活动可能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们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不得不想想,如果他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有这么显赫的职位,温家宝可能对一些敲诈勒索让步。如果有人想向温云松泼脏水呢?"

背影,那些落寞的手机商

       去年面世的iPad,9个月销售200亿美元。如果它是独立公司,以销售额轻松进入世界500强,苹果完全嗅不到任何寒冬的感觉。但其他手机公司却没有哪么幸运,凛冽的寒风让他们战战兢兢。

南都周刊记者_ 秦旺  实习生_ 雷顺莉

2008年11月的一个夜晚,美国长岛沃尔玛绿田超市内,购货人如虔诚的教徒般,列队在灯火阑珊处。只为宣传单上的9美元DVD影碟机和5美元的玩偶折扣。

为了便宜货,当晚绿田超市到处都是手臂和头部骨折、瘀伤的人。以至于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惊呼:饥饿、抗议的人群几乎把全美国的保安和值班员都给放倒了。当天,全美有1亿7千2百万人出动,到无数大型商场狂买生活必需品。那一天是感恩节后的周五,美国传统的超级打折日,部分商场甚至高达7折优惠。2007年的那场次贷危机,让美国人倍感寒冷。

3个月前的纽约第五大道苹果旗舰店前,也出现过长长的队列,有人抱着6个月大的婴儿,大部分人携带着睡袋、椅子,只为等待7月11日iPhone3G的发售,队伍最前列的10余人,甚至早在一周前就已在这里安营扎寨。

一台裸机的iPhone3G最低售价599美元,比绿田超市打折销售的42英寸LCD液晶电视机还要贵一美元。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美国家庭收入在遽减,昂贵的iPhone和大打折扣的商品,却同样引来长长的购买队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后面竟是风靡世界的苹果,不仅在美国,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香港都出现过排队的场景。

以往,只有少数人才会去抢购苹果发布的新品。伴随次贷危机诞生的iPhone,却让苹果从一个小众精品升级为全球大众情人。魔力至今仍在延续,去年面世的iPad,9个月销售200亿美元,如果iPad是独立公司,以销售额计轻松进入世界500强,苹果完全嗅不到任何寒冬的感觉。

但其他手机公司却没那么幸运,凛冽的寒风让他们战战兢兢。2008年年初,诺基亚关闭德国手机制造工厂,裁员2300人;索尼爱立信把三个手机研发部门并成一个,裁员2000人;摩托罗拉裁员3000人……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通信领域的大公司们,全没有意识到新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之前,他们生产的手机,产品分为高中低端,按领域又细分为音乐手机、商务手机或者游戏手机。这是一种希望涵括所有用户的通吃策略,可以称之为大众化平民路线。与之相反,新宠苹果走的却是精品路线,用小部分的高端份额,攫取最大部分的利润。

乔布斯将精致定义为简洁,他相信触摸屏是手机的未来,所以他强行要求iPhone只有一个按钮,强迫用户改变习惯适应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或者索尼爱立信,无一例外都要求产品适应顾客的需要,所以才会根据市场细分推出不同系列产品,这便是传统的大众意识。

精品也符合金融危机后苹果对普通购买者的心理暗示——我是精品,我是完美无瑕的,我能提高你的生活品质,有我就足够。所以,即便贵,也值得。这也不难解释,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购买iPad的人,都不知道究竟用这台机器来干什么,但更多的人还是愿意为它掏腰包。

其他手机厂商,都没能看透这个变化。诺基亚早在2006年就试图向互联网转型,做地图导航,推出软件商店,制定免费音乐下载服务,但没有一样获得成功。摩托罗拉再也设计不出"刀锋"那样的创意产品,索尼爱立信的音乐手机没有了后台服务支撑,再好的音质对购买者而言也丧失了吸引力。在苹果面前,这些老牌手机厂商好像完全失掉了魂,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吸引用户。他们没意识到这个新时代里,大众意识已经让位于精品和个性。

最后,雄霸手机市场10多年的诺基亚被迫投入微软怀抱,而原来以诺基亚为追赶目标的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LG们,则无一例外选择了Google的安卓这棵救命稻草。这些曾经无限风光的公司,如今留下的只是落寞的背影和深深的惋惜,他们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的手机队列中,领跑的是那个封闭、个性、精致、高端的苹果。

事实上,没有苹果、没有那次金融危机,这些传统大佬也终会老去,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他们或死于外因,或困于内患,苹果的iPhone、谷歌的安卓又或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加速王朝更替的导火索罢了。

同样,没有谁能始终一统江湖,下一个10年,苹果也未必能一直领跑,因为代表着多元、开放的谷歌的安卓同样凶猛。

NOKIA:迷失

它迷失在移动互联的森林里,近20年来这个手机霸主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006年年底,芬兰赫尔辛基诺基亚总部,公司前任CEO康培凯已清晰提出,互联网与手机的未来将融合在一起,诺基亚要"站在这一新时代的前沿",成为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

那一年,苹果的iPhone尚未诞生,人们还不清楚未来智能手机长什么样,但诺基亚多媒体事业部总裁Anssi Vanjok却敢断言:"未来移动计算的主流设备将是手机,而非传统计算机。"即使现在看来,5年前的这些构想都是极具前瞻性的概念。

这家诞生了140多年的老公司,最早只是一家木浆加工厂,中途做过橡胶、机械和电缆等生意。1992年才转型去卖手机的诺基亚,却引领了手机行业20年。对现在的诺基亚人来说,那是一个足以让人留恋的年代,它的份额曾经一度高达40%,诺基亚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词。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它决定再次转型。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手机变身移动终端,就会面临屏幕尺寸问题,2006年,手机屏最大2英寸左右,很多计算机应用根本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Vanjok的回答是,在办公室或住所这样的固定环境,可以通过外接显示器来弥补。后来者苹果的想法显然更有创意价值,iPhone直接将手机屏幕尺寸从2英寸扩大到了3.5英寸。苹果没有为大尺寸增添任何累赘,他们采用了全触摸屏设计。直到两年后,诺基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2008年发布了公司的第一款触摸屏手机5800。

立志转型移动互联服务的诺基亚,从2006年开始,先后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数字音乐发布商、全球最大的手机数字地图开发商,以及手机导航软件开发商等网络公司。但习惯了卖手机的诺基亚明显不是一个好的互联网服务商,也不知道集成的含义,所有服务都想自己做,并且还是按硬件的思维经营互联网业务,甚至按功能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服务体系。

尽管在2006到2007年,诺基亚对在线业务的投入就高达100多亿美元,但不停变动的在线业务,一会是N-Gage游戏平台,一会是在线音乐商店,一会又是邮件服务平台,简直无法让用户对诺基亚的互联网形象形成记忆。

相反,乔布斯宁愿减少产品的复杂功能,也要尽力做到简单和易于使用。所以,人们明明能免费搞到一首歌曲,却愿意花费1美元去iTunes购买。

今年1月,诺基亚CEO斯蒂芬·埃洛普在备忘录中提到,今日的困境"部分原因要归结于诺基亚内部,未能获得足以团结和引导整个公司前进的责任感和领导能力的结果。对一系列事务,未能迅速作出创新,内部也未进行充分整合"。

事实其实比埃洛普描述的更严重。诺基亚前高级经理Juhani Risku在新书《新诺基亚》中举例说,一位负责塞班用户体验的人突然表示旧流程不管用了,所有人问她新流程是什么,她却没说,于是200多人就这样无所事事度过了半年。

诺基亚白白错过了打造一款成熟手机操作系统,以及依附于其后生态系统的机会。2009年5月,等诺基亚终于把所有在线业务都集中到Ovi Store上时,苹果和安卓已经深入人心,而且Ovi的运行速度、兼容性、本地化都惨不忍睹,完全是个人网站级别的使用体验。

今年2月,放弃了自身开发幻想的诺基亚,转而与微软合作,使用后者的WP7系统,一个耗时两年,花费了微软5亿美元研发和测试费用,一个微软总裁鲍尔默自夸为精品的新玩意。

不过,现实是,诺基亚随后发布声明,未来仍要销售1.5亿部塞班系统手机。对一个习惯了开发大众产品的公司来说,是做利润更高的精品还是做客户更多的大众,仍然是一个难以取舍的决定,也许这注定了诺基亚在很长时间里仍会处于矛盾之中。

MOTOROLA:赌博

以往的各条战线并举策略如今变成重兵齐聚高端路线,陷入颓势的摩托罗拉要孤注一掷,押宝智能手机和谷歌的安卓系统。

在很长很长的年头里,美国的摩托罗拉一直都被认为是霸主诺基亚最强劲的对手。

2006年的冬天,摩托罗拉销售了6570万部手机,同比增长了47%,当时,其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3.3%。那一年,甚至有预测机构认为,摩托罗拉将很快超越芬兰巨人成为世界第一。这也是这家美国公司距离冠军诺基亚最近的一次,因为此前的强势竞争者德国西门子、荷兰飞利浦、法国阿尔卡特、瑞典爱立信都已先后"消失"了。

时任摩托罗拉CEO埃德·桑德尔,在2003年提出要公司扩大产品品种,第二年他们推出了经典机型刀锋RAZR,这款手机给市场带来了一股超薄"时尚风",RAZRV3更是创造了7500万台的销售神话。超薄纤细的身影,不仅有效拉动了摩托罗拉的财报收入,也让其迅速击败了三星、LG,并得以向诺基亚的霸主地位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谁也没料想到,2006年年底,它的运气竟似乎全部用完了。2006年最后一个季度,虽然处于美丽光环笼罩下,但摩托罗拉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手机销售收入78亿美元,增长了19%,但利润只有3.41亿美元,同比下降49%。

原因是摩托罗拉将超薄低价的元素,融入到各条产品线里,桑德尔太过于注重市场份额的占领。但后来其他厂商纷纷仿效,三星推出的超薄型SGH-X820手机,甚至比RAZR还要薄40%,低价也不再是竞争利器,诺基亚丰富的产品线,让其降价策略更为有效。

桑德尔的大众路线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危险,但他依然对分析师说:"你们不必为目前的不佳状况担心,公司将很快摆脱这种不利情况。"他自然没能兑现诺言,2007年上半年开始,靠吃老本的摩托罗拉手机开始了惊人坠落,手机业务每季度亏损约3亿-4亿美元,市场份额从2006年年底的23%下降到2008年3月的13%左右,市场第二的排名也落入三星之手。

这一年,桑德尔依然维持了他的"刀锋之道",V3、"明"系列、K1等机型,都妄图复制超薄的辉煌,他错误地认为,消费者还会选择这一类手机,因为此前他们卖得最好。就在那一年,iPhone和黑莓相继提供面向第三方开发者的开放平台,连诺基亚都公布了自身N-Gage在线游戏服务平台。

同互联网的应用相结合,才是一下代智能手机的趋势。与诺基亚不同,摩托罗拉没有感知到这股春风,过往的大众思维,让摩托罗拉变成了怀旧的企业,降价战略在金融危机面前,带来的更是可怕的红色赤字。

萎靡不振的摩托罗拉,也被迫在2008年3月宣布,公司将会分拆成两家独立的上市子公司,其中一家主营移动设备业务,另一个负责宽带和移动解决方案。同一年,新任CEO桑杰·贾宣布将转型开发Google的安卓,并停止对其他任何业务的投资。陷入颓势的摩托罗拉似乎要孤注一掷,押宝智能手机。

这也是一个赌博,以往的各条战线并举策略,如今变成重兵齐聚高端路线。2010年年中,摩托罗拉在阔别刀锋之后,终于又迎来一个重量级机型——Droid,上市第一天就卖出了10万部。

2011年CES展会,摩托罗拉再次绝地反击,发布了双核CPU的4G手机Atrix 4G、平板电脑Xoom,这两款基于Android的智能终端被评为"最牛"产品,配置甚至超过了人气之王iPhone4和iPad。

今年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中,摩托罗拉甚至高价买下这个美国广告收费最贵的时段,他们借用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环境设定,一名手持Xoom的男子在大量身穿白色衣服的果粉中特立独行,意味着要打碎苹果在平板机领域的独占身份。1984年,苹果曾做过类似的广告,名字就叫《1984》。

想打碎苹果甚至超越苹果,并非易事,原因很简单,目前摩托罗拉倚重的安卓仍有两个方面无法超越苹果,一是应用数量;一是软件与硬件的整合度上。

苹果的精品路线已经迷倒了全球越来越多的用户,人们像期待iPhone4一样期待iPhone5。摩托罗拉Droid也在做升级硬件和软件的工作,但摩托罗拉并非推出一款型号的手机,而是不同价位段的安卓手机,在这种大众策略的牵扯下,摩托罗拉还得靠Google升级解决系统和软件问题。

对80多年历史,发明了"大哥大"电话的摩托罗拉来说,挑战第一的主动权已不在它的手里。2010年,摩托罗拉的出货量已跌至世界第七,仅仅三年前,它还是坐二望一。

SONY ERICSSON:重生

因为Google,索尼爱立信又有了争霸之心,只不过是回到初创时期的中高端精品战略上,而且只在安卓阵营。

2001年,索尼与爱立信双方决定各出资50%,成立索尼爱立信。以电信起家的爱立信,在GSM手机市场发展初期,不仅比诺基亚更早开发出轻薄短小机种,1996年更与诺基亚、摩托罗拉同为全球手机前3大厂商。

而索尼又拥有丰富的设计和娱乐影音资源,所以成立之初,双方原本乐观地以为在第一年即可出现盈利。谁知成立后第二季度出现盈利后,随即进入长达5个季度的亏损。

因为成立六个月之后,索尼爱立信才推出了六款以"索尼爱立信"为品牌的手机,而此后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之内基本没有新产品推出。在大众策略为王的时代,这样的表现根本撑不起一个巨头的表现。

以至于当时还有人讨论,索尼与爱立信何时分手。2003年,两家再次分别投资3亿美元,以延续这项合作。转机出现自索尼的井原胜美手里。他了解到公司资源不能与诺基亚及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相比,所以想出了一个"聚焦"的主意。

井原胜美的"聚焦"是放在多媒体领域,当时彩色屏幕、易于使用、设计新颖、蓝牙技术等功能的手机产品,正在成为手机市场的新宠,于是他调集公司资源,先集中攻取某些功能的手机。

索尼爱立信母公司索尼虽不擅长通信业务,但却拥有丰富的消费性电子运营经验,对索尼爱立信推广产品具有推波助澜之效。2003年年中至2004年,井原胜美抓住照相手机发展的先机。2005年下半年之后,他又抓住音乐手机热潮。过去,索尼的Walkman曾是红极一时的随身听产品,井原胜美将Walkman打造成"随身"概念的产品手机结合,成为索尼爱立信出货量增加的重要推动力。

咸鱼翻生的索尼爱立信,从中高端手机建立口碑后,自2005年开始,又走向了一条产品线布局的道路,他们连续推出多种产品推出全系列产品,希望能涵盖高、中、低端不同领域的市场。

以中国市场为例,索尼爱立信半年就发布16款全新手机产品,产品覆盖了各个价位区间。站稳了脚跟,索尼爱立信的目标自然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当时不断有迹象表明,2007年,这家公司打算以相当大量的机海战术来与诺基亚一决胜负。

当然,灾难就在那个时候埋下了。没有能力和意愿对低端大量投入的情况下,2008年,索尼爱立信的市场占有率却大幅下滑,全球第4名的位置也被LG抢走。他们手机平均售价,虽然因为经济不景气下降到191美元,但依然是全球五大手机厂商中价格最高的,比价格最低的诺基亚高66美元、比三星高45美元。

这使得他们在精品iPhone横空诞生后,日子过得异常难受。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索尼爱立信陷入了连续6个季度亏损的泥潭,2009年全年亏损高达11.8亿元。

当然,与摩托罗拉一样,Google的安卓成了索尼爱立信的救星。同样是在安卓发力的2009年,索尼爱立信的第一款安卓手机X10上市,当时的CEO伯特·诺德博格还辩称,是谷歌最初找到了索尼爱立信,希望为其制造首款智能手机Nexus One,但被索尼爱立信拒绝,理由是怕影响到自己的品牌。

然而到了2011年世界移动大会举办前夕,伯特·诺德博格语气却发生了变化,他们想坐基于安卓手机的头把交椅,今年,他们打算投入市场的安卓手机,将达到去年的两倍。理由自然是区区4款采用Android系统的手机,就保证了索尼爱立信全年盈利。

因为Google,索尼爱立信又有了争霸之心,只不过是回到初创时期的中高端精品战略上,而且只在安卓阵营。

消失

德国西门子,荷兰飞利浦、法国阿尔卡特,这三个曾经一度响当当的手机品牌,在被收购之后,有的彻底消失,有的虽未死,却无异于消失。

名模吕燕代言的Xelibri系列共推出8个型号,个性前卫,但可惜生错了时代,只维持了短短1年的寿命,第二年就宣告停产。

PHILIPS 飞利浦

飞利浦曾是世界第五大手机公司,自1998年第一款828c上市后,历经9@9系列的辉煌,到2003年却陷入六年的低谷中。2004年,飞利浦力图重振雄风,在与中国的合作伙伴CEC重新理顺关系后,按照平均每年12款的速度推出新品,其中像9@9系列的王牌产品更是推陈出新,从单色屏到彩色屏,从电子音到和弦铃声,从直板式到折叠式,一口气推出了十二款新品,但由于竞争日益激烈,2006年10月,中国CEC公司正式收购飞利浦移动电话业务,成为继台湾明基收购西门子、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后的国内第三桩跨国手机收购案。而被中国企业收入囊中的飞利浦品牌,尽管至今仍在生产销售,但它的品牌号召力却从此日薄西山,如今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SIEMENS 西门子

西门子曾是老牌手机生产商,旗下SL10手机是世界首部滑盖手机,颠覆了手机外形设计的传统理念,而SL45手机,则是第一款MMC插卡式设计的带移动存储器的手机,带有可更换的32MB MMC卡。在2003年之前,西门子的黑白手机一直都保持着不错的销量,正是那一段鼎盛时期,积累下了不少西门子Fans;进入彩屏以后,西门子这个德国巨人好像迷失了方向,由于对市场把握出现偏差,导致新品上市迟缓,已推出的机型在市场上缺乏明显优势,销量下滑,至2004年出现亏损。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在上海建立西门子最大的手机研发生产中心等举措,但并未能就此扭转局势。最终西门子于2005年将手机部门转让给中国台湾的明基公司,并同意明基继续使用西门子品牌生产和销售手机。一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明基宣布放弃手机业务,西门子公司遂收回品牌使用权,该品牌手机随之终止生产销售,退出市场。

ALCATEL 阿尔卡特

法国手机品牌阿尔卡特的设计理念是"One Touch",注重的是手机的实用性,但过分追求实用主义让阿尔卡特始终被动地追逐市场的潮流,落后于时代。2002年,阿尔卡特手机开始进入转折点。上半年凭着OT310和OT512,阿尔卡特还能在市场上占有些地位,但2002年下半年,手机世界正式进入彩屏时代,那年的高端商务手机——有着超大四灰度级的液晶屏、超强商务功能、GPRS和PC同步功能、横向视角切换等强大功能的OT715,最终还是淹没在众多彩屏手机的海洋中。2004年4月,阿尔卡特和TCL签订谅解备忘录,组建手机合资公司(简称T&A)。2005年5月,阿尔卡特将其持有的T&A45%的股份全部出让给TCL,至此,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正式终结。如今作为TCL业务之一的阿尔卡特手机虽仍在生产销售,但早已沦为三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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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老师,请问……

这个问答是为香港《号外》所做。

贴在这里的是删节版。。。


一,公民觉醒与政治无能


记者:我想我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属于"我一代"。可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地震,奥运等等之后,至今,大多数"我一代"或多或少主动被动地都关心起政治生活来。


    刘瑜:你说的这个体验和我的观察很接近。最近大概三四年,中国年轻人当中,至少是都市年轻人当中,政治文化的变化挺明显的。以前如果你是个小白领,你得是个怪人才会去关注公共和时政话题。这几年有点形成一个浪潮:你不但可以去关心这些东西,而且关心这些东西还挺酷的。比如沙龙,书店讲座,网络论坛,或者办准民间杂志,感觉到有点新气象。

    记者:不管它是不是酷,这算是公民觉醒吗?


    刘瑜:我觉得关心公共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只不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的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给蒙蔽了。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被蒙蔽的东西被揭开了。实际上中国至少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大多是有清晰的政治意识和公共生活意识的,内容也许有变化,但是有公共意识这一点本身没有变过。真正的被蒙蔽是从1990年左右到2005、2006年左右,恰恰是你们这些80后成长的这些年。这就让你们误以为"不谈论政治"是一个自然状态,实际上那恰恰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中国的政治,1980年代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culture revolution 重演,90年以后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square event 重演。所以政府有意无意地使这个社会去政治化。市场经济的崛起,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势,包括2001年加入WTO,消费主义的崛起,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等等,这些都是"蒙蔽"政治生活的话语和方式。

记者:有一种特文艺的说法:我们的国家好像个夜夜笙歌的大船,穿过惊涛骇浪,同时又笼罩在一种绝望气氛中,不知它将驶向哪里,这好像跟1960年代的美国有点像?


    刘瑜:怎么会呢?1960年代在美国来说是一个"过度政治化"的年代。那时候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反越战什么的,风起云涌,人们以为政治能解决一切。虽然我相信好的政治对于社会运转非常重要,但是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终究有一个限度。当时西方来说,所有的人上街游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以为政治好像是一个无限的提款机一样,按一个按纽就把想要的东西全吐出来,那不太现实。


    记者:你觉得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左右,会出现情绪上比较类似美国60年代的情形吗?政治运动频发,政治诉求过多?


    刘瑜:有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政策的走向吧。比如高压政府推迟改革,在矛盾激化时又快速解压,而不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去疏导和解决社会矛盾,那街头政治就可能爆炸。当然这不是个必然倾向,要看政府对民意表达的反应机制。


    记者:这个难道只能依靠于政府的政策吗?民间力量呢?


    刘瑜: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重新发现社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重新发现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协调去解决,未必需要通过国家和政府。比如奥运会的举办机制,到洛杉矶奥运会,全世界都不愿意办了,因为都赔钱,后来到洛杉矶奥运会这次,美国把这件事情市场化了,开始拉大型广告商,卖独家转播权等等,所以开始挣钱了,很多国家又开始主动争取主办权。就是说很多事情你没有必要非通过国家去解决。中国办奥运会,有点不惜代价,所花的钱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实际上反映我们财政体制的问题,没有财政的责任概念。政府遏制NGO发展也是一个例子。遏制社会的自发力量,对于政府来说,实际上这样做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意思,因为无限的权力意味着无限的责任。现在搞得无论什么大事小事,我们都去找政府,觉得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记者:关于这个事情,有一种特别爽特别偷懒的说法——这是monocrat的问题。好像这是个终极原因,说出这个原因就不需要再了解其他了。


    刘瑜:monocrat,与那种惰性被动的文化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的monocrat,导致民间的无力感,就觉得自己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干,于是monocrat就更甚。但是实际上民间行动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如果你真的想行动,去参与灾后救灾,去捐助一下西部阳光、壹基金、动物保护这些组织,甚至去当志愿者,只要想付出努力,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有时候人们出于偷懒的心态,就不采取什么努力,然后还埋怨是制度让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会强调制度,而较少地强调自己的责任,除了文化以外,还因为制度的改变会比较迅速,文化的改变却比较缓慢,经常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够出效果。在很多国家,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咱们选举吧。其实选举能改变什么?如果在文化和社会条件改变有限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不为社会改良付出点滴努力的情况下,选举能改变的其实很少,之所以人们想到选举,是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有操作性。


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的、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现在大家都喜欢谈"权利"。很多人都注意到民主是一个权利文化,大家没有意识到民主同时还是责任文化。或者说,民主一部分是利益表达和争取,另一部分则是必要妥协和维持秩序。一定要有权利和责任,表达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仅仅是咱们来选举吧,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


    记者: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下,究竟什么叫公民?其实你已经帮我解释了,除了权利的诉求之外,还有责任;表达之外还要讲秩序。我觉得你形容的是好的公民文化,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好商好量的基础上,双方都相对理智,才可能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理性表达。但是中国充斥着一种东西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刘瑜:你说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比如像我刚回国,为了办入职手续,要去某一个地方提取个人档案,手续也很复杂,还要交很多钱,所谓存档费,再拿到清华大学来,把这个档案存到学校。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档案这个东西?档案是写给谁看的?好像是从小到大,老师和领导秘密地写关于我的好话坏话,不能让我自己看到,然后秘密地交给下一任老板,老板可以根据这里面说的话来奖励或者惩罚你,说不定以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作为对你的要挟。这就是不容商量的权威文化的小小例子,会积累小小的不满。假如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结这种疙瘩,他当然身上越来越有戾气,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民主的四个阶段


记者:提到中国的民主,总听到有人拿台湾当参照。台湾民主有好多混乱啦,好多笑话,结论是中国人还没有形成民主素质。


    刘瑜:台湾的民主,有一段时间街头政治闹得很厉害,族群分化也很严重,但是总体来说,尤其是和其他的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台湾的民主化是相对健康和顺利的。你的确看到有游行示威甚至个别枪击事件什么的,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这么大一个转型的过程没有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其次,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很多矛盾,冲突解决方式最后都诉诸司法,比如马英九机要费案,或者陈水扁的腐败案,都是靠独立的司法力量解决,这也是比较成熟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相对比较顺利和平缓的。


在大陆,可能没有像子弹从脸上穿过去这种戏剧化的冲突,但是像拆迁中的自焚,很大意义上它不是我们缺乏民主的代价吗?这种代价难道不够血淋淋,不够赤裸裸,不够残忍吗?


所以,两个东西怎么比呢?我们的制度表面上最上层是风平浪静的,但是恰恰就是这种风平浪静的代价是底层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黑煤窑、食品健康、矿难频发等等。大陆人看着台湾的民主制度沾沾自喜或者幸灾乐祸,未免滑稽。我们的政治丑态可能链条长一点而已,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来源在哪儿,这个事情的因和果之间可能差了几个链条,差了几个层级,但是根子还是在制度本身,在权力缺乏制约。说难听点,人家倒霉的还是这些最上层的人,是连胜文,陈水扁,而你这里倒霉的是老百姓。


    记者:台湾的民主,跟蒋经国的变化也有关系。在中国内地是不是如果上层没有变化,只靠民间,没有民主希望呢?


    刘瑜:当然。在热兵器时代,没有任何上层的配合,基本搞不成转型变革。但是因为社会压力也好,因为利益计算也好,社会变化积蓄到一定程度的话,是有可能出现上层呼应人物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呆在1984年的苏联,你也不会觉得苏联的改革有任何希望,然后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和民间改革力量的互动,慢慢地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或者说被自己的姿态所绑架,形成路径依赖,由温和变激烈,反正他是慢慢地走上了民主化的不归路吧。但是,现在中国上层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


    记者:信息极为不对称。


    刘瑜:别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不是一个人的决心或者意志的结果。


但是中国所谓的模仿台湾道路有困难。台湾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生成的一个动力。在大陆来说没有这种冲突。民族主义在大陆,甚至是反民主、反自由化的力量,这和台湾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在整个20世纪以来,往往被威权主义的力量所利用,从"五四"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自由派就算不能和民族主义的力量结合,也至少要尽量使它中立化,使这股力量不至于成为你自由民主的一个对头。现在自由派人士动不动就骂民族主义的小孩脑残,把他们看成一个势不两立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对立是有害的。你看东欧的民主化,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反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物,自由派的声音要和当地的民族主义声音相结合,才会更有力量。


记者:2011年正好"辛亥革命"一百年,大家整天缅怀民国,民国范儿,所谓那时候宪政的躯壳尚存,国事还没有沦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漩涡……你觉得民国时期的民主值得借鉴吗?


    刘瑜:我觉得可能太美化民国时代了。在一个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代,讲知识分子的这范儿那范儿未免太奢侈。1910-1920年代,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肯定比现在好。一方面当时的政治观念比现在更开放,另一方面军阀的政治能力也有限——他想更专制也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军阀就管一两个省,管不了太多。就算蒋介石政府,真正政令通行的势力范围,可能也就是江浙数省。民国的选举有财产限制,只有财产多少多少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有投票权的人有限,贿选、作弊、利益交换,千疮百孔。所以从政治自由上来说,可以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一些;但是从民主的真实性来说,没有多少学习的价值。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落后到一定程度,通过政治能改变的东西是有限度的。


    记者:你对中国的民主化,还抱有期待的吗?


    刘瑜:有。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永远地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骗所有人。经济发展,全球化,教育提高,信息多元化,这些必然会带来民众对自身权利和权力的要求,这一点中国不是例外。从民众观念调查的变化轨迹来看,中国也的确不是例外。


很多国家,像波兰、匈牙利等,转型都是统治集团里面温和派和民间的温和派相配合的结果,比较和平的改革,都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的。


保守派之所以不愿意改革,无非就是因为利益,不愿意利益被瓜分,不愿意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一再延误改革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反而其利益和安全更受威胁,那就不如去迎合改革。说白了,当权者决定改革还是拒绝改革,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从清末到现在,中国的当权派常常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因为这个制度常常是报喜不报忧的。马屁集团的存在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幻觉,以为这个体制还非常的有生命力,还欣欣向荣,人民还万众一心。前一段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个小例子,peace award那天,他正好坐在一个领导旁边,他跟领导说...得奖了,那个领导就说,现在网上骂声一片吧?这个朋友就告诉领导微博上、推特上大多是赞扬声,那领导就吓了一跳:"难道在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吗?"

 

三: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

   记者:民间力量崛起,大家对民主化权利有分享的要求,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越能推动下一步。那作为一个公民或者未来的公民,我该怎么做呢?必须积极吗?消极一点行不行?


    刘瑜:参差不齐是社会常态,你有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也有隐退个体内心的权利,这是常态,不能强迫人人都做积极公民,做消极公民我觉得也没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其实是健康政治的必要前提,所有人都成了积极公民,所有人都要这个要那个,要改天换地,其实是一个不太健康的政治。


但是在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积极公民还是消极公民就可以成为,问题是要先把那些蒙蔽积极公民的因素给移开,让那些想成为积极公民的人得以去成为积极公民。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积极公民,那是一种单调,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成为消极公民,那是另外一种单调,另外一种扼杀。把那些蒙蔽人自然状态的权力机制或者说文化霸权移开,让人们参差不齐的自然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所谓的消极公民,对积极公民有怨恨,因为积极公民的存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逃避,所以对那些人反而特别苛刻,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想成名啊?你怎么这么喜欢暴露中国的黑暗面啊?这是我不喜欢看到的。至于你做你的消极公民,你不介意别人去做积极公民,那这个没什么,大家都做自己爱做的事。


    记者:在中国谈积极公民,消极公民,起码需要先做"公民"啊。


    刘瑜: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积极地去关心政治,是需要经济能力、闲暇以及思想资源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就是搭便车心态,等着别人把这个制度搞好了,别人把秩序搞好了,我搭一个便车。我觉得任何额外在自己私人生活之外去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搭便车的心态,有点理想主义的情结。


第四部分:拆除禁忌的过程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公共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刘瑜:对我来说,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影响公众也好,影响政府也好,都是副产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这是我最原初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至少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说民主化是不是会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比如说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这种社会,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搞好,哪个国家有搞好国有企业的案例,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战争等等,对着这些问题,我抱有真诚的兴趣。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智识上的好奇心,纯粹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很累,很不开心。


记者:很多人都对知识有好奇心,可是选择路径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对宇宙特别好奇。你对政治的好奇心从哪里来?


    刘瑜:有点路径依赖吧。我上大学报专业的时候,父母帮我选了国际政治。那时候我是没有主见的,又在小地方,他们说选国际政治,出来当外交官,外交官听起来很好听,我也就选了国际政治。


    记者:你是哪里人?


    刘瑜:我是江西人。老家在波阳县,我考大学的时候在上饶市,我们家后来又搬到南昌、石家庄,现在父母都住在石家庄。父母说要你学这个,学就学呗,后来我觉得政治学还挺好玩的。当然一个人的好奇心会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离开英国之前,我去伦敦一家书店,后来我就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彻底变态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站在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甚至摄影这些不同类的书架前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因为对这些东西都有好奇心。好奇心是相通的,它是一个流通器。


 记者:什么时候你有意识对政治学产生好奇?


    刘瑜:要说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就是对政治本身而不仅仅对关于政治的书的好奇心,其实还挺晚的,可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可能再早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二十五六岁左右开始,我开始上网,泡时政论坛,就像2008年对你的意义似的,上网对我的意义很大。《Trueman Show》那个电影,最后一个镜头,金.凯利划着船往外走,突然走到那张纸跟前,伸手一捅,纸破了,蓝天不是蓝天,白云不是白云,海洋也不是海洋了。对我来说网络的意义也是类似的,突然一天纸捅破了,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对现实的认识都被颠覆了,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突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己的父辈或者自己的祖辈爷爷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也都不太清楚了。这激发了我对中国当代史的好奇心,知识这个东西,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得搞清楚十个问题,为了搞清楚十个问题可能要搞清楚一百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者:你对政治的兴趣,受到家里人的影响吗?


    刘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很多人会问我,你这么自由主义,家里是不是有被迫害的历史?家里是不是有老右派?不是,我父母都是那种红五类家庭,贫农出身什么的,而且都是得益于共产党革命的,属于比较主流的家庭。

 
    记者:那你现在跟他们的交流是怎么样的?


    刘瑜:不谈政治,没法谈政治,观念有代沟。我既不想正面跟他们冲突,也不可能听他们的,所以就只能是好好好,糊弄过去。


    记者: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的政治变革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方式去进行,我的父辈也许会受到影响。那时候"我们失去的只有枷锁"这句话我可喊不出来。


    刘瑜:我能理解你的这种看法。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必须有能力去说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好的情况下,政治变革不但不会冲击你的利益,甚至是保护你的利益。反而是如果错过了变革的时机,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动荡。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指官僚,还包括私营企业主,普通的小白领什么的,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对稳定的要求,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就像1968年的巴黎街头运动,那些学生反对的恰恰是他们的父辈。


    刘瑜:近二三十年来的民主化,基本上你放眼看去,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不是工人农民推动的。由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象法国革命,中国农民起义,它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完全重组和利益再分配,带来很大的流血冲突。而中产阶级推动的改革,韩国也好、台湾也好、东欧也好,都相对平和,就像你说的,他和被他推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阶层上的,谁也不想大规模流血,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失去,所以我觉得中产阶级推动的变革,对它的社会后果不用太担心,除非事情失控。


对中国来说,如果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联合推动变革,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带来社会太大的动荡,尤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不能说完成吧,但是主体部分已经跨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政治上的变革,单维度的变革,不会带来大的社会动荡。比较大的隐患是台湾和西藏问题。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上的女性标签,比如女性较少关心政治,女知识分子较少秀美等等,你是不是很烦这些陈词滥调啊?  


 刘瑜:我不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强烈的人,没有那种"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应该……"的思维习惯,说白了我不愿让性别意识成为自己成长的一个障碍。我理解的女权意识,并不意味着要跟男人一样,而是说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中,不让性别意识捆住你的手脚而已。追求卓越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不应该是一个男性或者女性价值。当然,如果把自己看作一个人的话,女权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独立于男性,而且要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府。


    记者:你这个人如果有一个主题的话,我觉得你努力做回一个人本来该有的样子。

   刘瑜:这个说法很好。我没什么传奇故事,是一个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学校,再到学校的人。我经常会觉得我非常自然而然地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好像一条河流,顺着河道流过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自然在别人眼中显得很怪,这并不是因为我刻意要成为什么特立独行的人,而是我比较无视禁忌吧,无论是作为女性的禁忌,还是作为中国人的禁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禁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很多人告诉你,因为你是女人所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所以要怎么样,我无视这些禁忌,被路边的风景吸引,不蒙住自己的眼睛而已。当你始终有成长愿望的时候,你就愿意推开那些束缚你的禁忌。      






北京高层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博讯独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24日 首发)

一条网络信息,引起2月20日的全国性散步、集会,正如旅居美国原四通总裁万润南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件成功的事情"。
博讯驻北京记者王联华从有关领导处了解到,北京高层对此非常重视,要求一定不能让茉莉花革命这个模式成为一个持久的、象征性的运动。为此,在最近多部门参与的维稳会议上,提出以下三个重要举措:
(博讯 boxun.com)
(一)找出源头,找不到源头抓替罪羊判刑
北京决定,内部指示,一定要找出茉莉花发起者。策划者是谁。无论找到还是找不到幕后策划,这次要抓国内两名领袖人物判刑。

(二)对国内宣扬成是有人恶搞、开玩笑
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策略,就是将茉莉花革命起因归为有人恶搞,不是认真的。这样让民众不重视、不关心。对内宣传的手段是通过"外媒"散播消息——"出口转内销",最初想通过香港某家媒体实施,但被拒绝。

(三)将茉莉花革命归为美国操纵
会议上,某部门提出要将茉莉花运动归罪为美国操纵,甚至计划将美国大使洪博培抹黑、出丑。但外交部指出,洪博培不久回美国,将来的政治影响力(指可能参选总统)不能忽视。除此分歧外,将此运动和美国挂钩基本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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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静悄悄的土地私有化已到尽头

静悄悄的土地私有化已到尽头 作者:许成钢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与土地私有制密不可分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都经历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场转型的基本方向是使全体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从来不是转型的全部。


  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体制转变,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前者的核心是承认私有制的合法地位,从法律上对私有产权进行基本的保护;后者的核心是向民主制的转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有限制,亦即所谓宪政。


  通融策略已到尽头


  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把改变产权和政治体制作为目标和基本手段。但是,中国的30年改革每每回避了这一基本问题。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最近30年的改革是渐进的。在不公开提及改变产权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悄悄地部分改变了经济体制。在一些领域中,尤其是制造业,中国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做大做强,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88年,改革开放的第十年,中国经济总额超过了除了前苏联以外的全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到1993年,中国经济总额超过了前苏联国家的总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私有部门带动的。到2008年,国内私有部门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而国内全体非国有部门占GDP的比例则超过了70%。私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而从就业角度来看,非国有部门的贡献更是远远超过了国有部门。


  尽管中国私有部门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私有化的计划。


  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不根本触动既有体制的前提下,用通融的策略逐渐改变中国经济,甚至在实际上进行了看起来相当成功的私有化。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对此已经不可能用通融的策略来解决。


  直面东欧转型经验


  不妨回顾一下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以前的教训:尽管也有诸如"新思维"之类的改良措施,但是,在1989年以前它们一直回避转型的核心问题,亦即改变产权和政治体制,和现在中国的处境有些类似。当这种鸵鸟政策使改良无法推进之时,就发生了从1989年到1991年的剧变。这个教训说明,不容回避的问题终究不容回避。


  如果没有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何况,经济增长本身也不是体制转型的最终目的。比如,前苏联在1935年的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15%,在1964年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增长率也曾经达到13%,所以,单纯看经济增长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人忘乎所以,鼓吹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然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其实是和人民币迄今为止依然不可兑换直接相关的。


  中国在加入WTO的时候曾经许诺,要在十年内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但是,至今我们并不知道明确的时间表,我们也没有见到清楚的改革措施。


  如果国人虚心一点,认真研究东欧国家最近20年来的转型历程,就会发现,它们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以波兰为例,它是东欧转型国家中除了前苏联以外最大的国家,自从体制转型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波兰总体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相差并不很大。


  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波兰的人均GDP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波兰稍微快一点,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因为中国比它穷太多,可以从国外抄来的东西太多,太容易。即使中国在15到20年后GDP总值超过了美国,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大于波兰在转轨之前的水平。


  问题在于,当中国GDP总值超过美国的那一天到来之际,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像波兰经济一样继续增长;当中国人均GDP同美国的差距达到波兰的水平的时候,中国经济还能不能继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追本溯源,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经济在人均GDP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仍然能够快速增长,应当归功于以下三点因素: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变化,即从中央计划的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二,政治体制的基本变化,即从过去的体制转变为民主、宪政体制;三,货币的可兑换性,这一因素的作用远远小于前两个因素,但衡以今日中国的国情,也是非常重要。


  必须推动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所有权是当今中国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它都是最基本的产权问题。土地私有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


  从历史上看,在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就具备了相对平等的土地私有制,以及法律对私有的土地制度的严格保护,远远早于欧洲大陆,更遑论其他国家。1215年的大宪章明确规定,限制政府侵犯土地所有权,限制政府自行征税。在当时英国宪政还很不完善的时候,这种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就已经是英国政治制度的基本部分。


  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在那些实现了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其共同特点是实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归于农民,并在法律上严格地保护农民手里的私有土地,这造成了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起源于土地改革,亦即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土地承包制。但是,中国的这场土地改革是一个静悄悄的没有说出来的私有化,一个不完全的私有化,并未在法律上对农民的土地产权提供清楚、完整的保护。法律规定,农民并不存在对土地的私有权,而只有使用权。


  因此,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一阶段,某些利益集团发现土地很有价值的时候,就借法律之名,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剥夺农民的土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以工业化为主,转变为以城市化为主。土地问题因此变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中国法律规定,一切农用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土地前,必须先国有化。这赋予了各级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是当今中国大量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包括剥夺农民权利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政府垄断对土地供给的严重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扭曲的房地产市场和高房价,还包括经常得到执法部门支持的强制拆迁。


  强拆和以土地为核心内容的腐败,是影响当今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的缺位。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不再无处不在,不能为所欲为,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与土地私有制密不可分。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实施宪政的问题,答案已经十分清楚。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原载: 财新网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rch 01, 2011





[医疗保健] 使用手机对头部有害吗?

项新的研究表明,使用手机似乎会促使头部靠近手机天线部位的大脑活动更加活跃,但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会对人体健康构成怎样的影响。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手机辐射会对一些大脑细胞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可能会为人们长期以来有关手机安全问题的讨论推波助澜。

《华尔街日报》的Shirley Wang解读了一项新的研究。它表明使用手机可以影响人的大脑。
项目发起人之一诺拉・沃尔考(Nora Volkow)博士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科学家,兼任美国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所长,他表示,这项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对于手机释放出来的电磁辐射非常敏感。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沃尔考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未告诉我们它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一些医学专家多年来一直对频繁使用手机可能造成的长期健康危害忧心忡忡。正因如此,旧金山市在去年6月通过一项提案,要求手机零售商公布每一部手机释放的辐射量。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某些大规模研究项目已经发现,使用手机和大脑癌变有关联,但是这些研究一直无法说明癌变是由手机辐射所致。

专家们主要担心的是,手机辐射可能会造成脑部DNA的变异或者变化,导致出现脑瘤或者认知能力下降。苏黎世大学儿童医院教授(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Zurich)雷托・胡贝尔(Reto Huber)表示,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手机释放的频率大到了足以导致这些变化的强度。胡贝尔已经发表了多项关于电磁领域和手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没有参与这项最新的研究。

《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月16日发表了一篇研究的论文,在该研究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纽约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研究人员通过测量47名成年人的糖代谢状况──细胞为维持活动需要而摄取的糖分含量──来考察使用手机对大脑活动的影响。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在实验对象的头部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一部手机,并且保持50分钟,然后对实验物件的大脑进行扫描。研究人员发现,当手机处于通话状态并且放到耳边时,天线附近的一些大脑部位变得格外活跃,即使实验物件并没有开口讲话或者听对方说话。

沃尔考表示,大脑活动在这些部位的增加与人们说话时视觉皮层糖代谢水平的上升程度近似──大约为8%至10%。

胡贝尔在瑞士的团队通过测量大脑不同部位的血液流动情况──衡量大脑活动的另一指标──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靠近手机的大脑部位血液流量有所增加。

加州大学旧金山市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神经肿瘤学家米切尔・伯格(Mitchel Berger)认为上述研究成果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启发,但是他说,它们并未加重他对手机安全问题的担忧。

伯格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他表示,你可能很快就会感到困惑,而且认为这项研究结果等同于一种健康危害。它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些手机当前产生的频率下,我们大脑的一些部位极度活跃。

但是,伯格说,我认为,在我们真正了解这些较新的手机可能会带来长远影响之前,告诉人们使用耳机或者扬声器不是没有道理的。

沃尔考说,如果不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那么从治疗疾病的意义上讲,手机可以被用作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大脑局部活动的工具,比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Shirley S. Wang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叛国者"归来

1967年4月,黑龙江哈尔滨市组织的数万群众批斗会,场面剑拔弩张,气势逼人。

     关愚谦,北京人,1931年生于广州,长于上海,曾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后在财政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67年出逃。现居德国汉堡。1972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汉堡大学执教至今。

文_河西

"仅仅十分钟,"他说,"仅仅十分钟的冲动,就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8年的夏天,空气中有一种不安的味道。街道上,汹涌的人群发了疯似的对一切旧事物——包括自己的灵魂——挥舞着双手、皮鞭和榔头。关愚谦,却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一间小房间里静静地坐着,有时候,平静比喧嚣更是一种折磨。

他被隔离了。反右的时候,他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到青海—他说那时候的青海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现在,风雨再次袭来,这一次,较之11年前,看来更为凶猛。

两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找到他,说:"小关,今天我们开'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所谓"背对背",就是受批判对象不参加,造反派先对材料,然后决定如何来批斗。关愚谦的心立即揪紧了,他想:是不是挨到我了?会不会把我再次发配到青海?甚至打入监牢?会不会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上面用××写着:打倒关愚谦!"打倒"两个字还是倒的。

这是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猜想。在青海五年,苦闷压抑的"流放"生活,已经让关愚谦感到后怕,这个曾经"怀有一颗火热的心,跟着时代向前进的"的青年,已经隐约预感到自己将大祸临头。

偷护照,易装出逃

那一刹那,关愚谦想过自杀。手都伸进了抽屉,去找每次接待外宾时用的刮胡子刀片,无意中却发现了几本护照。

在关愚谦工作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外宾的各种入境手续、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打开一看,是日本外宾西园寺宫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他的心突然一动,他看到了西园寺一晃的照片,和他还有几分相似。更关键的是,他有两本护照,一本去巴黎,一本去开罗。

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手都有些颤抖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出逃。

在此之前的1967年,音乐家马思聪的"叛逃"是当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冒死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在海内外引起震动。

从香港辗转到纽约的马思聪,在当时公开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

而当时公安部在得知马思聪出逃后,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而马思聪的出逃,也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周围的朋友、家人,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上风。

经过慌乱和紧张后,关愚谦变得像一个经验老到的间谍那样,将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民航局,用尽量不露痕迹的口吻说:"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去开罗?"

对方回答:"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

不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很急。"

"不可能。"对方一口回绝。

他决定给对方以压力,说:"这是政治任务,要出国的是西园寺宫一。"

挂断电话,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长这么大,他没有冒过这样的险。而且,左思右想,他又开始反悔。叛国投敌,这是什么样的罪啊?这和留下来受到冲击、蹲监狱相比是更为可怕的未来。

这时,电话打来:"小关,请客呀,给你办成了。"

没法子,只得硬着头皮去。第二天,瞒着家人,外面穿着蓝制服,里面套着全副西装。到了,有机场的熟人看到了,喊他:"小关,你来了。"他勉强挤出笑容,打着招呼,然后一转身,跑进地下室男厕所,换上西装、领带,再戴上口罩和眼镜,活脱脱变了一个人。

他走出男厕所,忐忑着,走到边境警察跟前,把换过照片的护照给他,边境警察对他说,你的护照要登记一下,等会再给你。然后,他走进外宾休息室里休息。

他的耳朵里响过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声音,每一秒都是可怕的折磨。更可怕的事在等着他,来还他护照的,居然不是刚才那位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熟识的老刘。天哪,他的心都快炸了,没说的,这一次看来在劫难逃,所有的伪装都将在这一刹那分崩离析。

但是,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老刘走到他面前,说:"这是您的护照吗?"他点头说:"是。"老刘就把护照给了他,并祝他好运。

真的是好运临头,和他这么熟的老刘居然没有认出他,这也许是眼镜和口罩为他施了魔法,让他彻彻底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每当想起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关愚谦都觉得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红色中国逃离出来,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机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为难之处。"

开罗蒙难,德国新生

关愚谦这段离奇的经历,被作家王蒙称之为一段"荒唐冒险的亡命之旅"。

王蒙在关愚谦的自传《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一书的序言中说,关愚谦的一生,有十几种可能和几十个机会或被处决,或自杀,或堕落,或被利用,他的经历足以使多数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变成神经病。

即使在关愚谦坐上飞机、开始逃亡之旅时,他的冒险其实并没有结束。在飞机上,他身边坐的是两位捷克商人,不知道是出于信任还是希望得到帮助的渴望,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捷克商人决定帮助这个中国可怜的年轻人。飞机一到开罗,就有一辆车把关愚谦带到城内一座大房子里,他一打听,人家告诉他,这是苏联大使馆。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两大敌人是苏联和美国。寓居苏联大使馆和叛国投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事实上,苏联大使馆并没有收留他。一位自称"作家"的人把他安排到了一家旅馆。在那儿,惊魂甫定的关愚谦感到异常的困倦,他倒头便就昏睡过去,睡醒时,旅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下面有人找。"

关愚谦再次惴惴不安起来,会是谁?我在开罗非亲非故,谁会找我。他下去一看,一个大胡子的埃及人对他说:"开罗的红卫兵在找你。"

全世界都是红色的海洋啊。他不知所措,埃及大胡子说你跟我走吧,他也就跟着他走了。结果是原本红卫兵要将他押解回中国受审,却意外地把他投进了埃及的"肯那特"监狱,一关,就是一年。

其间,有国际红十字协会想把他移民到美国,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美国和苏联都是中国的敌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离开中国只是被逼无奈,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外参加反对中国的活动,这是他的底线。

他想去一些中间国家,可是每一次申请都如石沉大海。最后,他绝望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他想:罢罢罢,死也死在中国的监狱,他竟然要求埃及当局送他回中国,不让他回去他就绝食。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中校模样的警察,他带来了一个让关愚谦激动万分的好消息:"现在联邦德国同意你到他们那里去了。"

在德国,他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为汉堡的亚洲研究所写书,待遇很优厚。研究所里的格罗斯曼博士请他来写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事,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个来到德国的中国大陆居民。于是,关愚谦在汉堡租了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十八年的变迁》。

而在国内,关愚谦出逃已经是与马思聪叛逃相提并论的大事件,他们都成为被凶猛批判的敌人。

辗转来到德国的关愚谦,在书写这段离奇的经历时,也开始他的新生活,并认识了后来的夫人,比他小30岁的海珮春。如今,当年豆蔻年华的海珮春也早有了华发,关愚谦镌刻在脸上的皱纹依然记录着那些无法忘记的岁月。去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他们夫妇的《欧风欧雨》(关愚谦著)和《德国媳妇中国家》(海珮春著)。"叛国者"归来,又让中国读者的目光聚焦到这对跨越风风雨雨时代变迁的两口子身上:是怎样的生死流徙,造就了曾经的悲情欢喜?

 

 南都周刊×关愚谦

中国垃圾文学很开放

 

没人知道这是"阳谋"

南都周刊:你在"文革"前给很多领导人当翻译,比如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你看到的这些领导人,和我们在电影和图书中的印象有何不同?

关愚谦:我当时是中央财政部的翻译,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和他们老了之后当然不一样。另外我们当时做翻译,也就是哪一个外国专家来,我来翻译,采访好后他们走我也走,并没有特别的接触。所以对他们私人的一面,我并不能说了解,也不能信口开河。

当然,我对那些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就比较熟悉了。

南都周刊:当时领导同志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是像宣传说的那么平易近人吗?

关愚谦:确实是那样的,和现在的领导不一样。像那些副部长,和我们这样的小翻译一起打乒乓球啊、下象棋,部长要耍赖,我们就会揪住他说:"黄部长,你怎么乱走,你在作弊。"

南都周刊:搞起阶级斗争来是不是就不讲情面?

关愚谦:那当然了,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一些山沟沟出来的老革命,看到我是从大上海来的大学生,当然是看不惯了。

南都周刊: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你写了大字报,写的时候没听到什么风声吗?好像党员干部有的知道这是阳谋的。

关愚谦:我没有听到什么风声,我身边很多党员都写了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说的什么"引蛇出洞"、"这是阳谋不是阴谋",谁都没有料到。

东欧、苏联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在新近出版的这本《欧风欧雨》里,你也写了很多有关东欧的随笔,我想了解,在东欧剧变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封闭的东欧是什么样的?

关愚谦:东欧的某些情况比苏联还糟糕,匈牙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是很严酷的。当然没有到"文革"的程度,我们的"文革"一开始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是把那些造反的人都扔到监狱里去,蒯大富什么,不都关进去了吗?

南都周刊:当时东欧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关愚谦:生活很苦,我1990年到保加利亚,甚至于总统接见我,请我吃饭,除了牛肉什么都没有。不但是中国苦,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我的书里也写到,当时苏联人排队,蔚为大观。我觉得主要还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计划经济大锅饭,人就没有动力,所有的都是国营嘛,吃饱了肚子就完了,谁有动力?现在我们农民可以自己种个水果,种个经济作物,过去不行,一种水果就是资产阶级意识,东欧、苏联也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我看到书里写,柏林墙倒的时候你还在那敲。那么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情况如何?

关愚谦:那次霍英东也在,我们一起去敲的。两德统一之后东德情况很不错,发展越来越好。但是情感上还是有一些隔阂,西德有人看不起东德,老说他们"老东老东"。东德人就比较反感,反击说我们东德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

鲁迅与顾彬

南都周刊:你怎么会和顾彬一起来翻译《鲁迅选集》德文版的?

关愚谦:顾彬对中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我到德国去之后,就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民间故事选集》,我当时已经到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就在那,我与顾彬认识了。认识之后,他说他想编一套德文版的《鲁迅选集》,我们就组织了队伍共同翻译了这套《鲁迅选集》,一共6本。我负责两本,他负责两本,另一位教授负责两本。

南都周刊:翻译鲁迅的作品,你觉得难吗?在篇目的选择上是怎么考虑的?

关愚谦:难,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难理解、最难翻译的作家。他引用了许多典故,他写作的领域很宽,很多东西你不太了解的话,很难将它准确地翻译出来。现在的翻译,很多人没有吃透原文,不了解、不理解原文的背景、引用的文章来源,想当然就翻译出来,自然会闹很多笑话,或者说看不懂了。

《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篇目我们还是主要考虑了文学性,一般日记我们不选,非文学类的不选,将鲁迅主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翻译成了德文。

南都周刊:鲁迅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作家?

关愚谦:可以这样说。而且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我很熟,我们是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我们当时住在淮海路的淮海浜,我是44号,他是26号。所以我和周令飞现在也还有联系。

南都周刊:顾彬先生之前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的言论不知道你有没有耳闻,你是否赞同他的看法?

关愚谦:我听说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啊。什么《上海宝贝》,那确实是垃圾!现在我们中国,政治上还不够开放,严肃文学还不够开放,但是这些垃圾文学很开放。

但是我也觉得,顾彬有点极端了。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地方有很大的问题,有些作品很糟糕,但不能完全否定中国当代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媒体也有责任,他们把顾彬的话摘来后,失去了上下文语境,很容易得出顾彬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反华之类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

就像西方有些媒体,也是以偏概全来否定中国,我非常讨厌这些西方媒体。可是呢,反过来,很多德国人对中国很友好,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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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两会今午召开 74万人维稳

两会今午召开 74万人维稳
全国政协会议在人大会堂开幕
路透社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为长达十二天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会议揭开序幕,由于「两会」碰上「中国茉莉花」,当局不仅调动大批警察加强保安,还调动73.9万名市民加入保安工作,力求维稳。而香港记者更发现,计算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被加装遥控程序。

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四次政协会议开幕,届时,二千多名全国委员将听取政协主席贾庆林提交的常委工作报告,以及听取副主席王志珍提交过去一年的委员提案情况报告。至于今届政协,至今已收到711分提案和421篇发言稿,当中包括刘梦熊就大兴区法院审理赵连海案不规范的提案。

不过,记者现时最关注的,是两会碰上每周一聚式的茉莉花运动,对采访工作的限制和威胁。

召开会议的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一带,保安明显加强,途人除了要接受安全检查外,大会堂前一小段路更已封闭,需要出示有效证明文件才能走近。除正规警察外,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透露,已动员73.9万名群众保安力量,包括小区巡防队员、保安员、治保积极分子和单位"门前三包"人员。以这样的人力,相信可以清楚了解合共一万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记者的动向,为接触不同声音加强难度。

有关保安工作,据香港传媒反映,更已「登堂入室」。香港记者为便于采访,一向多入住北京饭店,酒店已在大堂设立X光检查机,检查各人携带物品,连大行李亦不放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资深记者外出用膳返回酒店后发现,房内的手提电脑不知何时被加装遥控程序,即使有自设密码的计算机亦难逃被加装程序的命运;另一记者的行李箱密码更被改动。二人向酒店投诉,对方表示,不可能有其他人出入客人房间。

至于通讯被截听则已经司空见惯,资深记者一是常换SIM咭或不在电话中谈敏感事宜,否则「断线」是家常便饭。

关键词 中国 - 政治 - 社会





[人物] “像韩寒一样活着”

15eZ3r [人物]
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韩寒",活得和谐、从容和骄傲,不一定要用眼泪和暴力来对抗威权,也可以用风趣和迂回,来消解压迫

反对者有反对者的道理。韩寒今年28岁,高中肄业,是畅销书作者、赛车手、前杂志主编,中国个人博客点击量最大者,他还出过一张专辑,代言的服饰品牌广告在各个地铁公交车站里轮番轰炸着大家的眼球。他在多个身份间游刃有余,像玩票一样轻松自若,却都"玩"成了个中翘楚。2010年4月,他还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

与此同时,他的同龄人在做些什么?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令韩寒崭露头角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仍然红火,当时的语文课堂上,老师们喜欢训斥学生的一句话是"韩寒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但这也阻止不了雪片般的稿件飞向新概念主办方。参赛人数由最早的4000递增至如今的每年7万,人人都怀着成为下一个韩寒的梦。

老师是对的,韩寒只有一个。或许有人同样取得了商业价值上的成功,如郭敬明,但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复杂影响力,再也没有人能超越韩寒。这个来自上海郊区的年轻人,无论情愿与否,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出走

而在过去10年间,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极速膨胀。从2000年的1230万,扩张到了2010年的2800万。对韩寒的同龄人和后来人,高考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血腥,上大学成为了一种相对顺遂和平坦的选择。

如果,当年的韩寒也在2000年,自己的18岁选择上大学,和这10年一个多亿的中国年轻人做出相同的选择,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看到,那些像洪流一样数量凶猛的年轻人在这10年里毕业、求职、娶妻、生子。社会矛盾在这些年轻人身上露出了最为尖锐和狰狞的獠牙,求职难,买房更难。在韩寒的老家上海,因为买不起房子而被迫分手的情侣,比比皆是。一套带有名校学位的老公房,也能在考虑到未来子女教育问题时,被炒上天价。

注意,又是教育。当那些曾经带有书生意气,希望能像韩寒一样逆潮流而动,脱离中国应试教育的年轻人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块被冲刷得圆润的石头时,他们最本能的反应,仍然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做普通人中的佼佼者。当密布的荆棘变成牢笼,束缚住他们的自由,社会的上升路径被缩短至羊肠小径,还常有外力左右之时,不能打破,就只有融为一体。

和他们相比,年少成名的韩寒,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运气好极了。一位韩寒的朋友说,"他的每一步,都踩到了点儿上",想了想,他又说,"但他从没强求过。"

1998年,凭借一篇《杯中窥人》,书读得不好,文章却写得很好的韩寒引发了教育界与文化界大讨论。韩寒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卖了接近200万册,他却选择在高一退学,他告诉老师,"我要靠写书挣稿费来养活自己"。后来,他还拒绝了复旦对他发出的旁听邀请。

此后数年,他写了几本杂文集,几本小说,稿费真的能养活自己,他又"不务正业"地去开赛车了,理由是从小就喜欢。韩寒从上海去了北京发展,辗转数年又回到上海。大多数时间里,他没什么曝光。不像其他同龄人,在那个阶段,韩寒不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

给你一点颜色

2005年起发酵的博客热,再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韩寒。从那时起,韩寒才终于找到了大众所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他的秉性没变,他相信的、坚持的东西从17岁起一以贯之,就是"常识"二字。但直到他开设博客,针砭时弊,用他良好的幽默感和一股子机灵劲儿,辅以直白的话语,诉说着浅显易懂的道理,这个帅小伙,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为大众所理解。

起初,韩寒更倾向于在熟知的领域发表见解。2006年3月,他在博客上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一文,批评白烨。"韩白之争"让白烨、陆天明、陆川与高晓松等名人和他就文坛门第观念争论不休。接下来,战火烧到了诗歌、选修乃至近现代文学"大师"身上。他像童话里的小孩,拿起把剑就敢于挑战所有道貌岸然的国王,再掀掉他们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

2008年伊始,小孩已经不满足于挑战穿着衣服的国王,还有更多国王连衣服都没穿,却伪装得仿佛身着华服,韩寒就是那个嚷出来"他们没穿衣服"的人。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他直指国人"非理性爱国";汶川地震后,他冷静分析莎朗·斯通的"报应"言论,对被骂汉奸一笑了之;"周老虎"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上海大火事件……韩寒和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并不是个多么深刻的学者,唯一坚守的或许是普世价值,就像他所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一样,"是否适合人类"就是根本的评判价值。没有什么"逻辑和中国逻辑之分",也没有"东方与西方价值之别",只有最根本的自由和公平令他信服。也许,韩寒的见解也并不周密、独到,但他的对手却几乎清一色地更加孱弱无能。

他独特么?也许。但仔细想一想,韩寒所做的每一件事儿几乎都出自本能。一个人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他不想再上学,为什么不能去做他喜欢的事儿?一个人觉得茅盾的书写得不好,为什么不能批评?一个人不偷不抢,戴Armani的墨镜和穿20块钱的拖鞋,为什么不可以?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活得拧巴,活得不高兴,活得遗憾连连的时代,有个像韩寒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说自己想说的话,穿衣服不被时尚左右,吃东西随心所欲,挣钱挣得理直气壮,花钱花得心安理得的人,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又酷、又帅、又聪明、又有趣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新世纪的这10年,我们在韩寒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在很难撼动的体制高墙下松松土、伸伸腰,没必要硬扛着,也没必要低头哈腰。韩寒证明了一点,直起腰杆子生活,把那个被无数阴影湮没的自我找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艾未未的评价是,"韩寒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我们经过异常泥泞的、曲折的、阴郁和黑暗的跋涉之后所看到的那一片平原。"

他并不伟大,事实上也并不特别卓越。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并不精细;很多观点,不一定都能说到要害,但这不能掩盖在写出那些文章、说出这些观点时,他怀着美好而善良的愿望与心情,在他的胸腔里有基本的是非观在搏动。

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理应由更多"韩寒"而组成。不一定像他一样有名、富有又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但却活得和谐、从容和骄傲。不一定要用眼泪和暴力来对抗威权,也可以用风趣和迂回,来消解压迫。

超越那一天

最近的一条关于韩寒的消息是,没有官方微博的他在1月17日下午注册了一个新ID:韩寒0117,和蔡康永一起,为自己代言的某洋酒做起了推销。活动结束后又迅速注销掉了这个ID。3个小时为他引来了71000余名粉丝。

有人骂他,为了钱出卖自己。韩寒没回应,他应该也不会在意。坊间隐秘流传的消息是,韩寒已不能再用"韩少"称呼,一个有女儿的父亲,是韩寒所有令人目眩的身份中,最新的一个。

站在上一个10年的末尾上,韩寒关闭了那本为他带来争议和无数压力的杂志《独唱团》编辑部,他在博客上表示将全薪供养团队所有员工半年,而所有被选用但未及刊登的未来几期稿件,都可以得到1000元一篇的投稿费用。

韩寒在他的博客上放了一首叫《浪子心声》的粤语歌,歌词里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在宣布独唱团死亡的那篇文章里,他最后写道,"希望朋友们新年快乐,因为此事既无关死亡,也无关永别,而冬至花败,春暖花开,都是生活常态。"这好像是他对自己过去生命的一次小结。作家、赛车手、公民或者意见领袖,他从无强求,水到渠成,自然为之。

马上要29岁的韩寒,在过去的10年里从一个男孩长成了一个男人。10年前的那句话仍然正确,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韩寒。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像韩寒一样成长,像韩寒一样生活。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马李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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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疑遭中国黑客攻击

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合作的一家计算机安全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在谷歌(Google)去年曝光的中国黑客对100多家西方企业发起的复杂攻击中,摩根士丹利是目标之一。

目前尚不清楚黑客窃取了什么信息,但接近摩根士丹利的人士表示,遭窃信息对于集团或客户并不重要。该人士表示,攻击时间不长。

摩根士丹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公司在IT安全方面投资巨大,并实施了一个稳健的项目来应对恶意软件和企图对计算机实施的危害。"

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黑客并未试图控制经纪账户或做出让他们有盗窃资金之嫌的其他行为。

相反,攻击符合已广为人知的"曙光"行动的模式。黑客依赖微软(Microsoft)IE网络浏览器早先不为人知的安全漏洞和"社会工程"来诱使员工点击链接。

黑客拷贝和移走的主要是知识产权,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代码。他们还寻找对商业谈判有用的数据,尤其是与并购或合资活动相关的数据。

其它遭受攻击的公司包括谷歌、Adobe Systems和数家国防承包商。据美国调查人员的说法,油气、航天和汽车等行业的公司也遭到了黑客入侵。

为美国政府工作的专家经过追踪发现,针对谷歌的攻击来自中国大陆几所大学的计算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已正式要求中国展开调查,而中国政府否认与此事有关。

受雇于摩根士丹利的网络安全公司HBGary Federal的数千封电子邮件确定了摩根士丹利和其它攻击目标。

一位HBGary Federal员工在写给公司高管的一封关于摩根士丹利的信中写道:"他们让我看了一份关于他们遭受'曙光'攻击的非常敏感的报告。我将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向任何人泄露这些信息,但好消息是,我对我们的最终报告有一些非常好的想法。"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