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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日星期六

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钟洁锦

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钟洁锦


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钟洁锦

   
    来源:洁锦博客
     钟洁锦/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委(证监委)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 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 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博讯 boxun.com)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 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 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总理当政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 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 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 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 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 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 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 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 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 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 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 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1、掌管着至少2000亿 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 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 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 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 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 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 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 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2、 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委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 (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 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 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 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 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 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 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委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委、到建行、担任中央汇 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 哪里。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 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
   
    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 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 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委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 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 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 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 担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 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委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委常 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委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 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 话。
   
    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结,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 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 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 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委副主席、周小 川是证监委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 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 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
   
   
     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 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 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
   
    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委主席时安排在证监委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 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委主席 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 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 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
   
    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 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 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 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 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 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 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 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 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 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 “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 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
   
    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 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 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 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 上的合法化。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 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 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 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 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 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 誉。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 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
   
    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 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 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 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
   
    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 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 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 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 瓜分国有资产,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 大犯罪和丑闻。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 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据上述英国《金融时报》 2008年4月30日报道(记者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朱云来在一年就赚取1700万美元(至少相当于一亿两千万元人民币)并掌控了中金至少20%的股权后,还进一步将国家的资产侵吞为己有 “…… 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管理层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他没有挑明的是,这种瓜分和敛财方式正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管 自己偷窃巨金的同时搞垮公司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他掩饰了他是在用国家的投资做自己的生意、在用父亲为其打造好的班底关系网和他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在做 业务、在靠不正当的竞争夺走国内同业人员的饭碗在自己暴发、完全在靠其父亲的关系才走到今天!如果得逞,朱云来不仅已经官倒得到了十几亿,而且还可能贪污 和盗窃国家上百亿的资产。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 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 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 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社会的动荡的现实性就存在着。我们不能忘记,1989年动荡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反官倒,而当时的所谓官倒比起朱云来和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朱云来作为第一官倒以及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整体腐败,不仅已经在国内外和全社会积聚了巨大怨气,而且在整 个干部队伍中也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弹,不惩处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形势相比于二十年前,更值得高度警觉!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 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 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出格至极,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在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 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 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人们都知 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 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 重罪行。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 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第四、他们已经对 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 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第 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 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 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 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 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陈有西

   李庄连续剧第二季开始了。这一季注定会比第一季更精彩。
   我原本希望帮助重庆尽快忘却恶梦,各地演讲提问中尽量回避谈李庄,让李庄静静地出狱。大家一起淡忘这个中国法治史上的臭名昭著事件。但我再一次高估了他们的智商。
   这一次重庆可以进一步扬名国际了。四天中,国内朋友给我的电话、留言不说了,国际媒介来电已经有八家。在下胆小,一概婉拒。确实也无可奉告。但是,这次 重庆已经无法避免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不说,也会有人说。而且会说得比我好。重庆再养一万个网络水军,再有十个华龙网,再做通新华、新浪、凤凰的工作发布御 用消息,删除所有评论,也都已经没有用了。这次祼奔得太厉害了。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设定,只需要一些演员。但是我同高子程律师不一定还会去陪练。我们是中国律师,不是演员。我们的第一季早已谢幕。第二季的导演有了,演员却无法由导演来决定。
    好多天了,一直没有回答朋友们的潮水般的问询。不能太辜负朋友们注视的目光。不说几句,似乎无以谢天下。
    那就说几句吧。
    第一、没有独立公正的法院,所有审判就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只是完成一个虚假的表演程序。只要是在重庆审理这个案件,一切结果已经确定。律师的出场, 只是陪练。辩得越精彩,配合其选择性录播和报道,正中其下怀。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 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你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冤假错案的发生会是司空见惯的。这能够引发所有的立法人士、法学家、 人大代表、法律实务人士真正的思考。在今年底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你们真要好好思考。好好解剖这个案例。苏共“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一套,害了中国六十 多年,现在真该醒悟了。如果看到这样的事例,还认为司法独立只是西方的专利,而不适合中国国情,司法权不能去监督党权、政府权,那么这个人就是十足的白 痴。
    第二、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任何一个律师去,都无法改变李庄的命运。越是有水平的律师、努力去辩的律师,只会为这场肮脏的审判增加看点,为他当好 配角演员。他们会选择进场的媒体,他们会对全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如临大敌,他们会用御用媒体对庭审实况断章取义,他们会隐藏所有的对李庄有利的辩护真相,而 选择丑化李庄形象的片断反复报道,反复播放,搞臭李庄。御用官媒和五毛党会密切配合。公检法专政和舆论操纵两手抓,打翻李庄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有没有律 师出场已经无关紧要。如果审判是独立公正的,如果媒介是独立客观的,以李庄的刑辩水平,不用请其他律师,只要平等开放媒体进场,只要搞电视现场直播,重庆 公检法在李庄的自辩面前,就会落花流水。一个李庄,足以对付所有他们的违法侦查和审判。因为罪名和证据,包括立案理由和管辖理由,基本上不堪一击。不需要 太高明的律师。
    第三、重庆的目的,是想用这次自以为罪证确凿、理由扎实、准备充分的审判,来挽回其声名浪籍的司法形象和政治形象。但是这次他不用审,就已经输光。为了掩 盖一个已经犯的错误,为了不让李庄出狱说出认罪交易的真相,他们正在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司法的公平正义,无关强权。强判一个人,并不能真正把他涂黑,只会 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所谓的中国司法的本质。把李庄判上十年,重庆会输得更惨,比现在还惨。基本上这段政治史(已经不是司法史),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 柱上。这些人到现在都会没有想到这点,我很惊讶。或许他们也明白,也准备了,已经没有退路。既使自己死,下台,也要拉个垫背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这个 搅局的李庄好过。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不让你出去。
    第四、到今天我可以证实一个真相:李庄认罪是假的,他从不认罪。他的认罪是被重庆专案组高官胁迫和引诱交易而致的。本来这些话可以让李庄出狱后说,现在他 只要没有被精神病,不傻掉,我相信在这次开庭中是一定会说的,李庄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庄在我们二审开庭结束后去会见时,亲口同我和高子程律师说,重庆打 黑专案组某高官、检察院的三个人反复做他工作,请他认个罪,大家有个台阶好下,只要他认罪,保证不再公开开庭,保证书面审理,保证判缓刑,8号下判,9号 放他出狱。专案组通过法院,也一直告知高子程律师不开庭了,高律师和李家属于是决定请一个北京有名望学者,先拟请张思之、陈光中,后请了刘仁文,提供一份 书面的辩词,我不再参加二审辩护,我完全同意,因此一直没有再作出庭准备,也一直没有见上李庄。而重庆专案组在拿到李庄的《认罪书》后,突然变卦决定公开 开大庭。他们的背信弃义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只是缓刑变实刑问题上。高子程律师说:“重庆疯了,真的疯了”。他们对公开开庭大张旗鼓地在华龙网上进行事 先宣传。并在开庭时由华龙网独家进行选择性的庭审直播。开庭十分钟即曝出李庄认罪的让全国目瞪口呆的大新闻,一切尽是事先策划好的。李庄家属和高子程律师 在二审开庭前得知这一变卦,前一天下午才匆忙来电,一再要求我继续参加二审辩护。我出于道义再次同意出庭,从温州中级法院法庭上请假赶往机场,连夜飞重 庆,通宵写出二审辩护词,出席了上午九点的开庭。李庄当庭认罪时,我一再提醒他要注意后果,示意他不要搞投机交易。在李庄仍然同意认罪后,我立即申请二审 法庭休庭,按最高法院认罪减轻程序直接由律师同控方进行诉辩和解,目的就是不让其开庭搞臭李庄的闹剧如期上演,同时将认罪程序法庭化,将看守所交易公开 化、法庭化,记录在案,让缓刑不变卦。但是重庆早已志在必得,检察院坚决不同意休庭,法院配合检察不同意我的休庭申请,决定继续开庭。李庄为了揭露真相, 同时想玩玩重庆公检法,做了配合认罪的傻瓜。于是才有了李庄法庭上时而大怒时而检讨认罪的闹剧,让华龙网做足了文章。中间休庭时,李庄请法警请我到后台羁 押室会面,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认罪?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律师在关注你?你知不知道全国律协、全国政协、司法部都在关注你?李庄一再请我谅解,不要发火,他说到 9号结果出来,我就知道原因了,先不要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变卦?不会骗你?李庄说他们不敢骗我,我有把握,我有秘密。我说你还是太天真了,你铸成了 大错。李庄过于轻信了,低估了一些公权力人士的卑鄙和无耻,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技巧,精心迷醉于他的“藏头诗”,过于忽视了重庆裸奔的决心。大错铸成,导致 了全国律师对他的切割和痛批。但是我理解他。我相信在这种全封闭的环境中,在软硬兼施的高压下,很难有完全清醒的人。一审硬判后,李庄对在重庆能够寻求到 司法公正这一点,已经完全绝望,他想走一条投机取巧的路。我辩护过那么多高官,基本上没有许云峰,李庄也未能免俗。特别是重庆发生了高院执行局长乌小青在 看守所群体关押室,中午十二点半能够在门框上自杀成功这种事件后,我更加理解李庄即使是狗洞也想尽快爬出来的心态。所以我当时就写文章说:李庄这样一个精 通法律的强悍的人都会这样,我们国家的法律真的是无法保护一个普通百姓的。
     第五、很多人问,重庆这次追诉有没有法律依据。我可以明确告知:这次的司法程序,从立案、管辖、侦查、取证到起诉、审判,都是明显违法、根本站不住脚 的。实体上的定罪理由则更加不着边。找不到任何合法性的基础。这次审判将会是重庆进一步大出丑的闹剧。他们低估了信息社会的工具力量和中国二十年来普法的 民智成就。即使法庭上一句不辩,全国的审判会变成对重庆的大审判,会有无数的高明律师和法学家写出辩词,彻底理清法律要义。为了不把辩护思路过早暴露,不 给出庭律师添麻烦,不让重庆控方过早作对策准备,我现在不想说出他们的致命伤何在。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中国的法律规定,有很多模糊界线,有空子可以让重庆 利用。在司法审判权和法律解释权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可以表面上把程序硬走下去,达到不让李庄出来的目的。我相信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法学家不会再为 这种裸奔陪绑,不会再为他们背书。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再上讲台,也无法面对他们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这一年多中,肯定是有一些没有良知的法律人在背后为他们出 谋划策的。他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只有到开庭后,全国舆论出来时,这些笨蛋才会知道漏洞在哪里。大家可以静观这场有意思的大戏。
    清明节了,万物清明,中华复苏。大家先去祭祖踏青。重庆检察院已经多次催李庄家属请好律师,他们已经急了。我们不急。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是春天已经来 了。无边春色在山涧,多看看陌上山花,调整好心情。不用悲愤,不用绝望。会有中国律师说话的时候,不管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2011-4-2,愚人节 次日)

2011年4月1日星期五

“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

“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


作者:程映虹
再过一周就是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 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被国军围困在 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 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 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 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 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 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 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 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 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 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 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 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 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 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 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山西省国资委组建“网络红哨兵”大军

山西省国资委:谁敢批国企就组织团员反击你
2011-03-17 09:06   云南信息报  

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16日下发通知称,决定发动省属企业团员青年,对于网络舆情及时收集、上报并给予“正面回应”,以“红”压“黑”,“以正压邪,努力维护国家、山西及国企的良好形象。”

该通知称,山西省国资委团委将通过开展“网络红哨兵”青年志愿活动,发动青年团员在网络上发现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特别是对山西省、国企及主要领 导不切实际的宣传、负面的报道、诋毁、诽谤、攻击性言论等,及时收集、整理、上报并给予正面回应,以“红”压“黑”,以正压邪,努力维护党和国家、山西及 国企的良好形象。

此项目称为“网络红哨兵”青年志愿者,有四项内容:开展形势政策报告会,大型签名活动、“网络红哨兵”志愿者注册登记和网上红色宣传,“此举意在构筑团员青年文明上网的道德围栏。”

中新网消息称,据山西省国资委团委介绍,该活动将于3月31日前全面启动。每名“志愿者”每周发帖不得少于一篇,要及时将网页备份或打印,将电子版上传至上一级团组织。

中新网称,此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干部开始重视网络民意”之举,大规模组织官方人员反击网民批评为“通过网络塑造最优的形象和公信力而进行的积极探索”。

「唱好核電者」不會說的真相

「唱好核電者」不會說的真相
黎廣德

自日本福島核電意外爆發後,特區政府為了穩定人心,向公眾大派「核電安全」的定心丸;中聯辦更安排傳媒到大亞灣核電站採訪,讓專家權威「證明」核電安全。 可惜一般記者未有核電工程技術的訓練,難以對這些「唱好專家」提出深入質疑,結果大多數報道只淪為一面倒的官方「核電安全教育」,事實只說了一半,市民仍 然蒙在鼓裏。

儘管核電科技看似高深,一般市民只要掌握四項基本事實,便可以自行判斷,香港應否使用核電?廣東應否以發展成「核電大省」為目標?

一、技術是否成熟?

自從1954年前蘇聯啓用第一座核電廠開始,至今全球共有核電廠436座,若果說今天核電科技還未成熟,似乎難以置信。任何技術是否完全成熟,必須證明 「從搖籃到墳墓」均可滿足整個「生命周期」的要求——正如登月科技一樣,既要有把太空人送到月球的能力,也須掌握返航地球的竅門,這才有實用價值。

套用於核電科技,科學家既要掌握提煉鈾礦、製造反應堆、控制核燃料能量和推動渦輪機發電的技術,同時也要有能力拆除核電廠,將含有高輻射的乏燃料棒(即從反應堆退下來的核廢料)回復無害狀態,才是一種成熟可用的技術;可惜,「有前冇後」正是當今核電科技的狀態。

事實上,即使強如美國的核子大國,至今仍沒有「核廢料無害化」的技術,更連一座核廢料永久貯存庫也未能建成。經過幾十年反覆研究,美國能源部曾在2008 年建議在內華達州的猶加山脈興建貯存庫,但一年後便遭奧巴馬政府否決,至今仍有72000噸乏燃料在全國各地核電站「臨時」貯存。

中國的情況一樣差勁,二十年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時,政府曾經表示在十年內建成永久貯存庫,但時至今日,貯存庫的時間表仍停留在2020年選址、2050年 落成。已運作十多年的大亞灣,估計目前最少有500噸乏燃料存放在沒有反應堆安全殼保護的冷卻池內,一如福島核電站出事前的模樣。隨着核能應用,輻射遺害 幾十萬年的核廢料,在全球各地的核電廠一天一天累積,科學家束手無策,只能寄望將來。

今天應用核電的境況,就像我們把大批小孩送到火星探險,然後告訴他們不必擔心,有朝一日我們總會掌握從火星返航的技術,把他們接回地球。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

二、真的安全可靠?

時至今天,就算「唱好專家」也不再說核電絕對安全,只會強調「一代比一代安全」。因此,大家會追問:到底要多安全才夠安全?

就以福島的沸水式反應堆設計與大亞灣的壓水式反應堆設計比較,前者像一般的熱水煲,核燃料堆芯在煲內發熱;後者像壓力煲,排出的蒸氣在壓力下溫度更高,所以發電效率更好。「唱好專家」說壓力煲的煲殼較厚,所以壓力煲比熱水煲更安全,這符合常識嗎?

此外,沸水式反應堆採用單回路循環,直接把蒸氣輸送到熱水煲外以推動渦輪機發電;壓水式反應堆採用雙回路循環,第一回路的冷卻水留在壓力煲內,利用第二回路的蒸氣推動渦輪機,所以就算第二回路的蒸氣洩漏,也不會帶有輻射,因而號稱更安全。

這是只看樹木而不見森林,因為福島災難的根源是「流失冷卻劑事故」。若果同類事故在大亞灣發生,任何一個回路的冷卻劑流失都會使反應堆過熱;要維持兩個回 路同時運作,比起一個回路需要更多水泵、電機和管道。系統愈複雜,出事的綜合概率也愈高,引起連鎖反應的不確定性也愈大,誰能斷言「一代比一代安全」?

安全不能只看硬件,人性的怠惰、自滿、貪婪和怯懦,會令最完美的設計在最不應該發生的地方出事。有日本地質專家在兩年前告訴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電廠的設計沒有考慮新發現的海嘯數據,但公司和官員都置之不理。

兩年前,大亞灣核電廠的反應爐控制棒「卡住」,影響安全操作,但廠方未有向外通報,這是不祥之兆。現實中太多意外由人為因素引起,在我們未能建立一種足以抵禦人性弱點腐蝕的制度之前,大規模應用核電,夠安全嗎?

三、價格真的便宜?

特區政府建議香港增加使用核電的比例,由目前兩成多大增至五成,主因之一是價格便宜。政府估計每度核電成本五毫,與煤電相若,但比天然氣低兩毫左右。隨着各種燃料價格在市場升跌,這些比較自然難以作準,但可以肯定,今天人們大大低估核電價格,因為忽略了三項重要成本。

第一項是拆卸核電廠的費用:拆卸廠房與清理廠區輻射汚染動輒需時數十年,例如英國在2004年專門成立了「核設施拆卸局」,制定一個為期130年的清理計劃,估計需款635億英鎊。

第二項是處置核廢料的費用:2007年6月,原國防科工委聯合國家環保總局欲籌備一家核廢物處置股份公司,由中核集團、中廣核、中電投、華能、大唐這五家 主要核電企業共同投資。但由於中核集團與中廣核對控股權的爭奪僵持不下,這家公司最後胎死腹中。結果在「十一.五」規劃,國家只撥出每年1000萬元人民 幣作為高放核廢物處置項目的研究經費;相比之下,美國能源部估計,單是建設猶加山脈貯存庫已經需款近1000億美元。

第三項是核意外賠償費用:福島核災引起的連鎖經濟損失和善後費用,至今難以估量,無論這些損失由日本政府負責賠償,還是由所有日本核電廠共同分擔,每度電的真正成本該上漲多少?

若果香港買核電只付出五毫一度,全因為特區政府以為香港人喜歡「攞着數」。一切沒有計算在內的費用,將來全部由北京政府和我們的子子孫孫「埋單」。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嗎?

四、是否無可取代?

核電在今天的中國,只佔總發電量的2%,要取代並不困難;但中國要推行低碳經濟,是否非倚賴核電不可?

全球每年碳排放量約500億噸,若果全面停用核電而改用今天的燃料組合分擔發電,排放量會增加20億噸,這是不小的數字;但相對於每年因伐林而產生的60億噸碳排放,再加上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我們顯然有很多出路,可以取代核電而毋須加劇氣候變化。

另一個有利替代核電的新發現,是近年從深層頁岩開採的天然氣。北美洲的新發現已經足以使天然氣從今天佔全美國能源供應的兩成,提高到2020年的四成;今年1月印度發現全亞洲第一個頁岩天然氣田,估計從印度到中國,有不少尚待發現的氣田,足可使全球天然氣供應量大增。

放諸香港,取代核電的關鍵是打破官商關照的利益格局。若果中電和電能實業(即前港燈)能夠真正聯網互通(而非目前只限於緊急備用電力),減低發電備用容 量,已經可以增加本土發電,減少輸入核電。假若政府提供誘因,支持企業在本地和廣東投資風力發電,立法推動節能減排,必要時加大天然氣發電比例,核電怎會 是無何取代?

未計金融代價

大亞灣和毗鄰的嶺澳核電廠共有六座反應堆,中電只入股兩座,其他四座無從置喙,特區政府更沒有監察的權力。廣東省計劃在陽江、台山和陸豐興建十六座反應堆,但從未公開風險評估和環評報告。

香港千方百計要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一場核意外,足以令佔股市七成的外資在一夜之間消失,廣東省的「世界工廠」寶座也會動搖,這是不能迴避的抉擇。

香港人不甘於愚民政策,更不願意「死咗都唔知乜事」,何不利用目前全球反思核能方向的契機,請特區政府開放粵港合作平台,容許市民參與核電決策。這是關乎粵港澳三千萬人子子孫孫的大事,三地政府醉心於「環珠江口灣區」的區域規劃,檢討核能政策正好用作試金石。

期待洩漏的鈈衰變,一萬年太久;從核海回頭,只爭朝夕。

公民黨副主席

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方滨兴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方滨兴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
──方滨兴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如期所至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庆贺研究生毕业盛典。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这是一个独特的分别仪式,师生及同学间相互 道别,校园里充满着惆怅与不舍;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仪式,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你们即将踏入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刚才,在校同学与老师分别向你们表达了祝福之情,你们也向学校表达了感激之意。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的2011届近四百名博士生及 两千一百名硕士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你们的成长成才倾注心血和汗水的各位研究生导师、教职员工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力支持同学们完成学业的各位家长和亲 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掌声)
在你们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校长演讲中,我感到有非常多的话要说。我想再一次赞美你们在历次大型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在长达数月的北京奥运会和残运会 的志愿者经历中,你们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北京赢得了微笑,为北邮赢得了声誉,为自己赢得了信赖。我也想借此盘点一下你们留给母校的记忆:例如信通院夏璐 等14名同学在研期间申请了16项发明专利;网研院郭少勇、杨新星等19名同学先后21次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上为北邮赢得了名次。我还想嘱咐你们在 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树立远大的理想和高远的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的成长成才,融入到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之中,实现人生更大的价 值。(掌声)
但是,此时此刻我最想跟你们讲的主题是“爱国”,一是爱国之心,就是要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国家更加强大;二是爱国之情,就是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说一下爱国之心。这两、三个月,世界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且不说突尼斯、埃及的政体变革,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也不说日本的海啸灾害引发的核灾 难,毕竟这几年我国也自然灾害频发。我要说的是利比亚,一个小小的国家发生着吸引世界眼球的大事。利比亚反对派发起了一个结果夹生了的反政府运动,面对晕 头之后又强势起来的利比亚政府力量,世界列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嘴脸,他们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最高统帅仅仅是上校的弱小军队实施了无情的打击(议论声。 当然,设立禁飞区是联合国授权了的,就是不准有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但是,承担禁飞区任务的美法英联军并不这样理解禁飞区的概念,而是借用联 合国的授权大肆轰炸利比亚的政府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既然狂轰滥炸不是联合国的授权,我就不再称他们为联合国部队,而是根据出动飞机的情况姑且称之为美法 英八国[1]联军,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曾被英法八国联军践踏过;十年内阿富汗、伊拉克也被美英多国联军给祸害的远不如之前宁静。他们具有砸烂一个国家的强大力量,却没有表现出建设好这些国家的责任心。议论声)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利比亚已经陷入到内战状态,美法英八国联军以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的名义协助一方去攻打另一方,反而让战火不断延续下去,恐怕得一直打 到让一个合法政府彻底倒台为止,也可能会导致利比亚分裂成两个国家,或长期内战,总之都会遭致更多的生灵涂炭。这将是以保护平民之名开头,以更多平民死于 战争之实结尾的又一典范。前南斯拉夫不也是在美英多国联军的连续78天的轰炸中解体了吗?
网上有人评价说,现在的世界,列强们先是鼓动别的国家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再帮助这一方去杀另一方,最后可能再把不听话的这一方给除掉。不管怎么说,我 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列强们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列强们的道理就是世界的道理。从媒体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理普京是这样评价这次战争的:“所有这一切都处 在保护爱好和平的平民的伪装下。逻辑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两样都没有!”“利比亚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做出加强自己军力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十分赞同这一观 点。一个国家要是不想沦落成利比亚、伊拉克,就必须有强大的自卫实力。国家不强大,就会受欺辱。我们不称霸,但也决不能落到别人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的地 步!长时间掌声、欢呼声)强大是需要实力的,这种实力集中体现在科技水平上。因此,报效祖国应该是你们各位的首选。希望你们既要拥有爱国的实力,又能用自己的实力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强盛!掌声)
其次说一下爱国之情。北非与中东的政局动乱,勾引出反华势力的极大期待。希拉里高调要向中国输出民主;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到网络煽动集会的现场去“打酱油”掌声笑声,恐怕是指望看见突尼斯场景的再现。境外民运分子更是不断利用互联网来煽动网民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以谋求中国政局的混乱,从而火中取栗。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希望中国政局动荡,到底是谁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之中?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不算是成功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西方国家又是在以什么速度发展呢?大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预言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将赶上美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政策正确的标志吗?是谁希望我们停止经济发动机而陷入混乱之中?恐怕就是在经济上被我们 追赶上或要追赶上的国家吧?假设两个人比武,一方如果完全效仿对方的招术,在战略上怎么可能超越对方?这就是中国在科技上难以超越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因 为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在科技大国的后面进行研究,缺乏战略创新、行业引领的动力。因此,在相互对抗中,弱方只有运用与对方不同的战法才有机会超越对手。中 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表明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改换成西方的方式呢?掌声)
再说说境外的民运分子。他们轻松地坐在家里,一心想的就是如何仅凭手指敲着键盘,就利用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来搞乱中国。这就如同网络攻击中的反射式拒绝服务攻击一样,凭借的是网络的倍增效应来攻击目标(议论声。 他们所煽动的集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真的是要诉求个人利益吗?显然不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的个人情况是相同的。我支持个人利益诉求,这也是我公开我的邮箱 的原因。我欢迎所有师生直接向我反映问题,因为有问题就应该谋求解决,至少我可以答复什么原因解决不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聚集在一起会 有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将个人利益诉求演变成政治利益的诉求。问题是这样就能解决个人利益的诉求吗?最后还不是沦落成境外这些职业政客们的 工具?他们不就是指望着享受国外的生活、让公众成为傀儡、然后坐收渔利吗?难道他们回国来主政就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得更好吗?事实上,中国被西方世界所敌 视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日益上升所引发的问题。俄罗斯的政体倒是转换到西方的模式上去了,不是照样被西方世界所敌视吗?
一个国家的政体就如同一座大厦,难道仅仅因为水龙头修不好就要把整幢楼拆除吗?要知道拆掉一幢楼而去重新建设新楼其代价是极其高昂和惨烈的(议论声。 利比亚正在给我们示范着这样的结局,已经有三十余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既然我们要继续住在这个大厦里,我们就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这座大厦进行破坏!因此, 爱国就是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抵制造谣蛊惑者让中国社会动乱的任何企图。抢盐事件已经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如果大家都能抵制那些谣言与煽动、看透这 些蛊惑背后的阴谋与险恶的嘴脸,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真正的爱国之情就是要像保护自己眼球一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掌声)
同学们,无论你们今后走到哪里、工作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严谨、创新”的校风,你们 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对祖国、对母校最好的支持与回报!我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健康快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谢谢大家!长时间掌声)  

  注1: 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挪威、比利时、卡塔尔、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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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9日上午,北京邮电大学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在主楼前隆重举行。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方滨兴院士、党委副书记赵纪宁、牟文 杰、副校长薛忠文、杨放春、温向明及研究生院、学生处、招生就业处、校团委及各学院(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毕业典礼。典礼由校务办公室副主任马启华 主持。
升旗仪式后,导师代表、经济管理学院金永生教授首先发言。他说,人生就像登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比意志更高的山。他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学会做人,德在人先;学会做事,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他代表学校全体导师向各位同学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全体毕业生在新的征程上破浪前行,在追求 与奋斗的过程中分享美好的人生,在探索与创造的实践中书写精彩的乐章。
毕业生代表、经济管理学院的张健同学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他向母校和导师表达了感激和眷恋之情,回顾了在校期间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并表示将肩负起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且行且珍惜、且行且拼搏。最后向母校、老师和同学们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
研究生会主席邓煜同学代表全体在校生表达了对学长们的祝贺、感恩和祝福之情。祝贺学长们顺利、圆满完成学业,到社会各个领域践行使命、建功立业;感谢学长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和自信、成熟、坚强的模样;祝福学长们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随后,党委副书记牟文杰宣读了“北京邮电大学关于表彰2011届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决定”。并举行了简短的颁奖仪式,由校领导为受到表彰的研究生毕业生代表颁奖。
最后,校长方滨兴院士以“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为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他说,爱国之心,就是要用同学们的聪明才智让国家更加强大;爱国之情, 就是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方校长深刻分析当前世界局势和利比亚最新情况,语重心长的对同学们说,“一个国家要是不想沦落成利比亚、伊拉克, 就必须有强大的自卫实力。我们不称霸,但也决不能落到别人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的地步。强大是需要实力的,这种实力集中体现在科技水平上。因此,报效祖国 应该是同学们的首选。希望同学们既要拥有爱国的实力,又能用自己的实力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强盛!”方校长最后嘱咐同学们,无论走到哪里、工作在什么岗位, 都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北邮校训,弘扬“团结、勤奋、严谨、创新”的北邮校风,并祝福同学们健康快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李承鹏:药

李承鹏:药


2011-03-31

一个钢琴青年半夜开车撞倒一个串串店下班女工,没死。想了想,取下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刀连捅八刀,这个过程,女工一直央求别杀了,家里还有两岁半的儿子需要照顾……他没听,颀长的手指激情弹奏中。一会儿,女工果真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工叫张妙。这个钢琴青年叫药家鑫。我把他简称,药。

案子大家已很清楚了。该怎么判决也清楚,不清楚的拿把刀在自己身上举例,便会清楚。我之所以把这简称为,药,是因为发生在长安的另一些事情。这天,长安的 法庭格外开恩,允许五百名群众入场围观,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四百名整编制的长安乐府,也就是药的同学们接受调查问卷:药,到底该不该判死刑?这时 的民意前所未有的统一,药渣子药引子药罐子都答:该名同窗一贯温良,品学兼优,给他一个机会,给未来一片蓝天……场面感人,连天花板都为之动容。

我觉得这个围观的场景很可怕,比那晚上药连捅八刀还可怕。药只杀一人,这时却杀四百人。这样的教育公然训练学生对人性说假话,这样的围观让人瞬间就变成了 狼。经此一战,孩子们会陡然明白:只有下手坚决,才能前途远大。这时你就知道,药,为什么会在并无威胁的情况下用弹钢琴的手连捅八刀。

这就是中国教育。一百年前围观做掉一条好汉命,表情被动而麻木,为了一个叫人血馒头的药。一百年后围观一个女工命,表情主动地邪恶,为了一个叫药的人血馒头。可见进步了,中国没有教育,只有药。中国没有老师,只有药剂师。

还有法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允许这个与案情毫无关系的环节出现在法庭上,这不是一个好的教育。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药的道德信物即十三份奖状,奖状又怎样, 在中国越坏人奖状越多,刘志军奖状就很多,凡坐过火车的中国人都是他的奖状,他便有十三亿份奖状。再后来就开始阐述激情杀人,从药出生时讲述和解构激情, 一直激情到那天晚上。以至于大量围观学生潸然落泪,药也及时当场下跪……激情燃烧岁月,都是好演员。

这就是药。我相信中国法律,却不相信中国法官,在中国不是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法官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我也同意宽恕的,可一些人举韩裔青年赵承熙在弗吉 尼亚理工打死32人后,却被遇难者家属当成第33个受害者点上烛光献上玫瑰升上安魂气球,这例子是不对的。宽恕需要前提,前提是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 里宽恕,宽恕的就是豺狼虎豹,镇压的全是阿猫阿狗。

其实我不喜欢看到死刑,现在看过点书的人都鹦鹉学舌地学会了“暴力不可解决暴力”。好吧,我只是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每逢恶**通事故时一 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 “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的,而精神病是可以不 判死刑的==药家鑫不必判死刑。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 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最近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主权,你讲主权时,它给你讲要克制,你要克制 时,它让你勿忘国耻,等你勿忘国耻游了过去时,发现两国已握手言欢,油and米。你上不得岸,也退不回去,脑子一激凌就有些偏激。你偏不得激,因为北大会 商等着你,不得因食堂涨两毛钱菜金而偏激,但可以为五毛钱赏金而理性,两毛叫偏激,五毛叫理性,差了三毛,正在上演被拐儿童流浪记。其实不管二三五毛都别 吹牛逼,别相煎太急,你我至今都不知道到底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反正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 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有权的被欺负了,跨着省也得运用法律。

这是药的语境,每个人都有病。张妙的事情较容易明白道理,也较安全。但我们没有想像中正义和仗义,我们是多么神奇的围观人群,每晚激情隔海地向阿拉伯人民 伸出援手,白天回过头来对办公室同胞下着狠手;恨不得马上游过岛去灭了日本鬼子,平时大街上见个小偷都不敢喝斥;天天呐喊民主和自游,选个小组长都可能暗 箱操作;见着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可每当公务员考试那才叫人山人海排山倒海;下次遇着的不是药加鑫而是要加薪的诱惑,你能不能也按组织要求填个特别乖的答 案……我们什么都明白,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如果你觉得这么说伤了自尊心,那我宣布,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还说,不是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是什么样的 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几千年如此。

有了以往的经验,我已不太寄望延期审理的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你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 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总得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审判也得有尊严,即使审判没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 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该吃药了。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程映红: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 程映红


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
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 於柬埔寨难
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
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 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
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
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 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
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
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 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
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 族屠杀,是
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
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
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
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
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
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
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
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 但如此,西
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
(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 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
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
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 Cambodia :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
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
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 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
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
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 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
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
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
值 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
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
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 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
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
件;二 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
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
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
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
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 的地都没有确定,大
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
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 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
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 民族联合阵
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
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
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 资缺乏保
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
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
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
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
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
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
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 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
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 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
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 了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
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 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
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
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 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
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
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
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
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
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
民族民 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
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
核心的印度支那 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
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
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
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 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
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
路的特色之一 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
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
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
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 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
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
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 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
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
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 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
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
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 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
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
到那些大 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
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
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
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
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
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
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
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
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 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
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
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 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
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
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 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
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
(越南人也 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
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
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 段立即进入社会
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
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 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
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
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
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
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 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
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
密。 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
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
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
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 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
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
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
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
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 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
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
院也在其中。韩桑林 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
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
(下 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
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
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 者和不满者清
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 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
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
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这个
数字约 14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
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
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
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 来生活在红色
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
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 4 月 17 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
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
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
"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 分出亚类型。"一
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
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 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
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
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 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
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
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 特殊的等级,
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
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 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
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
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 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
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 4 月 17 日人"回忆说,在每
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
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 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
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
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 棉面前他们照样
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
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 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
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
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 农业国,靠
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 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
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 1976 年 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
"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
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
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 案是我们在任
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
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 上要由 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 17 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
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
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 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
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 4 月 17 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
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 4
月 17 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
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
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 须为自己找
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
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 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
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
寻和消灭"细菌"。 1976 年 12 月,当 S21 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
"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
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 成果。他们埋
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
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 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
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
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
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 全部政权组织、
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 1978 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
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
月中处决了 1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70-1/80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
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
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 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
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 有没有认识
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
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 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
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
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 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
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 学只能起到
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
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 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
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
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 为并不来自於
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
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 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
响的《波尔布特体制》( The Pol Pot Regime )一书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
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
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
一个"契约奴农业国"( 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
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今年 4 月刚刚
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
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
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 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
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
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
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 1930 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和古
巴革命到 1960 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
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
缩微版和强化 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
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
改 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
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 联和中
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
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
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 期"特征的政策
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 AK47 冲锋枪。很多研究
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众游
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 了。此外最值得一
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
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 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
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
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 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
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 32 岁、女子 25 岁以下不准结
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
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 色高棉把废
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
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
政治( 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
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
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 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
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 Ta Mok )。此人不但
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
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 个姻亲(地方
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
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 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
Tram Kak 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
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
号:"塔莫大 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
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 红色高棉用
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
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 1999 年 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
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 1978 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
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4 月 17
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
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 10-16 岁的
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
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 开
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
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 庭团聚的政
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
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 丈深渊。

邵建:纪念立宪请愿运动一百年,无量头颅无量血











邵建:纪念立宪请愿运动一百年,无量头颅无量血

        世人皆知辛亥1911,但有几人知道庚戌1910。

 

  辛亥枪响的前一年,也正是清末立宪运动逼至高潮的一年。这一年,历史早已蒙尘;但百年前的今天,各地立宪派汇集京 师,向清政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这是持续长达一年的抗争运动,北京城内风起云涌。立宪派连续三次逼宫,清政府几无躲闪 余地,只有俯身妥协,答应提前立宪。但,次年辛亥事起,风云顿变,立宪在虚君框架下画上了休止符。于是,由革命主导新纪 元,历史遂惯性进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世纪。

 

  清末立宪运动如果以梁启超1901年《立宪法议》为标志,前几年为舆论鼓吹阶段;自1906、1907年间海内外各 立宪团体成立,始为组织政团阶段;至1910年,由各地立宪派汇聚京城,则发展为请愿运动阶段。可惜历史不再给立宪派以 时间,否则中华民族走上英伦那条虚君立宪的路,从当时情势看,不过早晚。

 

  1910年,刚成立不久的各省咨议局有一个协同性举措,即在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倡议下,于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 会",准备进京请愿,要求政府速开国会。1908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昭告天下,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至1916年 正式颁布宪法、选举上下议院。但,这道上谕显然不能满足立宪派的愿望。他们认为刻下局势,内政失修,外交窘困,只有迅即 召开国会,才能逆挽时局,消抵革命。张謇的动议,旋即获得16省咨议局的支持,他们彼此相约,非至国会开会,请愿会不得 解散。1910年1月20日,各省代表33人在京正式拉开请愿序幕。临行前,张謇撰"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相勉, 当时还是康梁之徒的湖南人徐特立以八字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壮其行色。

 

  然而,第一次上书请愿被驳回,清政府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为由拒绝。其中"不 如"之语,有如商榷。但,代表们并未气馁,他们再接再砺,立即准备第二次请愿。为广泛发动社会,请愿代表一半留京坚持, 一半回各省动员商会、教育学会等士绅团体联名请愿,以扩大社会抗议面。第二次上书是1910年6月16日,和前次不同, 这次上书,是多起轮番。咨议局代表为一起,各省教育会代表为一起,商会为一起,华侨代表为一起,甚至八旗代表亦为一起, 像涌浪一般,层层推进,给清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此次请愿虽然再度流产,清政府以相同理由坚持九年预备。但,各省代表并未 "再而衰",而是"三而竭"――竭力图谋第三次冲刺。

 

  由于前两次请愿的蓄势,第三次终于让清廷提前了立宪时间。按照清廷预备清单,1910年在各地咨议局先后成立的基础 上进一步成立中央资政院。该院在清廷眼里只是一个以备咨询的机构,但在立宪派的诉求中,它却是英美参议院的前身。虽然双 方做的是一件事,但彼此算盘各自不同。到底谁有胜算,要看双方力量对比。立宪派请愿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是因为它那时具 备了与清廷叫板的势,而且这个势显然还在此长彼消。第三次请愿时间议定在资政院开院之际,是为1910年10月3日。前 此,请愿代表向咨议局联合会提出建议,要求各地咨议局对清政府的新租税持不承认主义,即一日不开国会,一日不纳税。这是 英美"无代表,不纳税"的中国版第一次上演,它显示了立宪派遏制清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斗智方法,可惜一次遂成绝响。

 

  庚戌1910年,从一月而六月而十月,立宪派完成了请愿运动的三个回合。最后,清廷最高层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下 "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即将立宪时间由原来的1916年提前到1913年。这个提前是逼出来的,当时上海《时 报》的"北京专电"有这样一则细节:当立宪代表谒见军机大臣世续时,"世中堂云:已商之宪政编查馆,各大臣多谓已有资政 院,国会可缓开。代表曰:资政院非牛非马,何涉国会。世曰:朝廷深仁厚泽,乃民有二心否?代表曰:二心则无之,惟此次请 愿不遂,窃恐离心耳。世中堂悚然改容,当允极力赞成。"立宪派于清廷虽不似同盟会那样刀枪相见,但照样逼得它节节后退, 并牵着它的鼻子走。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1910年,你说立宪派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立宪派要求1911年速开国会,清政府妥协为 1913年。持保守取向的立宪派认为这是胜利,并鸣放鞭炮庆祝。但,立宪派中的激进主义认为是失败,何况清政府下令不准 再提开国会事,同时也不准请愿代表继续留京。这不但触怒了激进的立宪主义者,更使得他们在辛亥枪响后转向革命,彻底抛弃 清廷。其实,孰胜孰败在比较。1913年开国会,比立宪派1911年的时间表只延后两年,但比清政府原定的1916年却 提前了三年。如果你不能指望你要哪天开会清廷就答应哪一天(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只要提前,立宪派就是赢家。政治往 往是在妥协中前进,而且在这长达一年的博弈中,立宪派的气势咄咄逼人,明显是往上坡走,而清政府则被动支撑,步步下行。 如果没有辛亥变故,可以逆料,这个势头只会往前推进(但还需要若干回合),却不会倒转。但,历史常常在偶然与必然间错 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立宪之外的革命,也在苦苦经营,不断制造它自己的机会。最后,鹿死谁手,不是立宪,而是革 命露出了它的笑靥,并且以铁血般的凌厉,傲笑了一个世纪,以至于今……

 

  今天,谨以此文为一百年前立宪请愿运动祭。

为啥在美国收听“美国之音” 是非法的



为啥在美国收听"美国之音" 是非法的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郭仕鹏
"美国国会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要确保美国政府不会把某个媒体作为喉舌,向国内公众进行宣传。"
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局负责媒体和公共关系的协调专员格里高利・加兰,8岁那年的圣诞礼物是一台短波收音机,这令他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都着迷于收听一个叫作"美国之音"的电台。
直至看到"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明确禁止"美国之音"对国内广播,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违法的事情"。"严格来说我算是个收听非法广 播的颠覆分子了,每天受到口味最重的美式宣传毒害。"他对笔者说。
"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于1948年1月通过。这项俗称"史密斯-蒙特法案"的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营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
"美国国会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要确保美国政府不会把某个媒体作为喉舌,向国内公众进行宣传。"美国之音在其官方网站这样解释了其只能对 外广播的原因。
而加兰所在的佛罗里达州小城之所以能接收到清晰的美国之音信号,全仰赖于一台安装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功率发射器,它向拉丁美洲传送广播,与美 国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发动的政变和暗杀行动交相辉映。
据美国之音官方网站的资料,其2009财政年度的预算高达1.94亿美元,每周用45种语言播出约1500小时节目,在全球有1.3亿听众。 然而,因为长期的法律限制,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1971年被《洛杉矶时报》派驻印度后,才第一次听它们的节目。"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新闻学院教授贾威廉对笔者说。
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为美国之音工作近40年的爵士乐节目主持人威利斯・康诺弗曾经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疯狂追捧,但直到他1996年去 世,一般美国民众对他的名字都闻所未闻。"'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制定者们担心联邦政府会利用美国之音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宣传,就像其他实行广 播国营的国家那样。"贾威廉教授说。
事实上,该法案1985年被第二次修订,对美国之音及其他美国政府制作的针对海外受众的宣传品在本土传播的限制被进一步收紧。主导该次修订的 参议员爱德华・佐林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言时说:"美国纳税人肯定不需要,也不希望自己的钱被用来支持政府向自己灌输宣传。"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博士狄志洪也认为,美国人的公众心理确实向来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有很深的不信任,所以总是希望限制它,其中就包括限制它进 行"公众说服"的权力。
美国之音成立之初,归属战时新闻局,负责对法西斯控制地区宣传盟军的政策和战绩。1945年,美国之音改由国务院管理,立足于用"春风化雨" 的方式让他国民众亲近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帮助美国抗衡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扩张。
有趣的是,一度美国之音受限的原因,是它被怀疑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
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国务院有太多同情共产主义的左倾人士,甚至有人与美国共产党有松散的组织联系。因此,国会想要在国务 院控制的美国之音电台和美国民众之间设置一道"防火墙",同时禁止国务院制作的针对海外受众的其他宣传材料在本土传播。
而"史密斯-蒙特法案"得以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关于利润。二战后,美国几大私营广播网推动"史密斯-蒙特法案"禁止国营广播公司在本土广 播,所据理由便是政府出资、控制的媒体进入国内市场,不但妨害新闻自由,也侵犯到私营媒体"赚取利润的自由"。
上世纪末,美国之音陆续开设了多种语言的网站,在美国本土获得其节目内容变得轻而易举,限制美国政府宣传品在本土传播,在网络时代已经部分失 去意义。
美国国内近年也出现一些要求修改"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声音:有人要求增加美国之音等机构的透明度;也有人担心美国之音不能在本土传播会给反 美者们留下口实――自己不愿吃的糟糠,却包装成白面喂给别人。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私营媒体已经开始倾向于政府。"他们的经营本能让他们支持政府,而不是攻击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贾威廉教授对此很担 忧。
本・拉丹的出现,甚至让美国人开始反思美国之音式的对外宣传的实际效果。全球反恐战争的严峻形势,向美国的宣传战专家们提出了新课题,用资深 外交官、现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话来说就是:本・拉丹这样一个住在山洞里的人是怎么在争取人心上打败发明了公共关 系和互联网的国家的?
美国正着力于更新它的"说服的弹药库",美国之音必然还将是一门重炮。当然,它的炮口也必然还将是冲着"敌人"的,不能冲着"自己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519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纳粹德国:崛起如 何成为灾难

 


《炎黄春秋》2005年第07期  
   
  19454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7日, 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 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 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 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130日,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 中执掌大权的。193991日 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 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 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 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 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 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2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 《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 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 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 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 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 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 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 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 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 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 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 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 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 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 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 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 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 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 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 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 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8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 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 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 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 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 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 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作 者:历史研究 

  

 

2007-1-28 07:0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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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崛起如 何成为灾难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 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628日 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 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3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 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 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 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 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 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 "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3月, 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 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 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 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 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 的。 
  1939315日, 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420日, 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 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 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 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 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却没有人和力 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 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 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 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1110日, 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 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 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 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 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 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 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 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 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 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 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 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 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 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 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 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 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作 者:历史研究 

  

 

2007-1-28 07:0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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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崛起如 何成为灾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着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 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 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 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 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6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1111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 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 再想想看,自从1939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211月 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 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但是,德国紧接着就是大难临头。1943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 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 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且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而二。 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1945年 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100吨,也要30年 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拥有43万 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 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 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1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 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 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 "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43日, 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540858平 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472082平方公 里。"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 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 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 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 
   

 

评《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


2011年03月28日 10:03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作者:罗杰·金巴尔 刘伟译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网站 作者:罗杰·金巴尔 刘伟译 原题为: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评《知识分子的鸦片》
是我们在良善和邪恶之间的选择,而非我们对良善和邪恶的意见,决定了我们的品格。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专制制度经常是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经验警示我们:判断一个政党,不能仅凭这个政党宣称的原则,更多还应看其所作所为。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在苏联,人们拥有全面的批评的自由。
——萨特1954年访问苏俄后的讲话
桑塔耶纳说过一句让人警醒的话:“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将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人类行动的世界,同样适用于观念世界,因此重读一本书和 初读一本书同样重要。时间的流逝会让敏锐的卓见失去其冲击力,不再被今人所注意。昨天的警告今天已经被我们遗忘,除非那些非常事件再现,我们是不会吸取历 史的教训的。这是人性之常态,人性的错失和面临的诱惑并没有改变,但周边环境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为紧握真理起见,真理需要经常重述。重读一本杰作则是此种 重述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让我们与前贤曾经认知到而如今已半被我们遗忘的真理再次接触,让我们重归已被错置的信念,使那些被遮蔽的洞见重新焕发生命 力。重读杰作提醒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故友重逢更能加深友谊。
阻碍人们重读杰作的原因也很多。人们的懈惰当然是其中之一,或者就仅仅是因为忙碌—一种我们这个提倡进步的现代特有的病症。还有一个如何获得这些杰 作的问题:很多杰作就因为不再再版而几乎退出我们的视界。有人会争辩说我们有图书馆收藏,但我们知道,仅仅于图书馆才能获致的书的影响力在今日的文化讨论 中已日渐式微。这让我想起了一本杰作,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阿隆的这本书,我估计几乎每一个本书评的读者多少都知道一点,很多还应该读过或至少浏览过。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当时正值冷战的顶点,这 个题目-“知识分子的鸦片”—于是显得很有些耸人听闻。该书在美国也反响热烈,英译本于1957年出版。历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在《纽约时报》上对该书的 评论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本“对今日西方世界的现场直播”。阿隆论述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着魔,一种由于坚持特定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智识上和道德上的精 神混乱。他想探求是什么原因让一些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书名是 对马克思那个轻蔑的断言“宗教只是人民的鸦片”针锋相对的回应,阿隆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机巧的话作为箴言:“对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地是一 种宗教,人民会以最低的理智来看待这种宗教教义。”幸运地是薇依这句话事实上只部分正确。马克思主义及类似思想体系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民的麻醉剂。但它们 确实已成为一部分执迷不悟的人的一种鸦片-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写出过的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主题的相关文献稀少,重要性 也被低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书已很多年没有再版了。最近“交易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新版本,这一举措值得欢迎,尤其是新版还有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 尔德所写的导言和附录的文章“狂热,审慎和信仰”,这篇文章是阿隆于1956年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正如曼斯菲尔德教授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冷 战时期的“首要文献”,冷战时期的对抗同时运用武器和言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书“仅关于过去”。阿隆所分析过的现象的各种变形依然存在在我们中间,即 使其代表人物已经换人了。所以说这本《知识分子的鸦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阿隆于1983年逝世,当时他已年近8旬,如今这位20世纪智性生活中的巨人已半被遗忘。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于一身,他是一种最稀有的 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一种追求“常识”的理想主义。阿伦·布鲁姆在阿隆逝世后不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赞他“在长达50年,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 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他是那类对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却又几乎难以在这种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学,同时又努力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
在阿隆的事业生涯中,在索邦大学,在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在法兰西学院都曾拥有许多地位显赫的学术职位,他写过40多本书,主题从历史学,战争研究到 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等,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他还是个永不疲倦的政治评论家,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30年之久,在生命晚期则是为《快报》 撰稿。(在二战期间,他还曾为《自由法国》写稿。)
尽管在生命晚期,阿隆声誉日隆,但他似乎从未享有过梅洛-庞蒂和自己的巴黎高师同学萨特所拥有过的那种眩目的声名。这部分是因为他那种绝不自夸的智 性风格,也因为他没有对声名的虚荣,换句话说,他看重“真理”而不是“虚名”。从许多方面看,无论就学识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阿隆都是他同代人中的佼佼者。 他在顶尖的学术机构中地位尊贵,其学术地位从这件事也可见一斑:萨特曾以谦卑的态度送给他一本《存在与虚无》,自称该书只是为阿隆早期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 所作的“本体论导论”。
从50年代到70年代,阿隆一直被激进的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他以前的朋友梅洛-庞蒂和萨特及他们那些忠实的门徒,所诽谤咒骂。1963年,苏珊·桑 塔格攻击他的一段话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她诽谤阿隆为“一个被德国哲学搞得癫狂后才以所谓“地中海德性”的名义,转宗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和常识的 人”。而事实上却是,很难再有人象阿隆那样既精通德国哲学,却一点也没沾上这种哲学的“癫狂性”。他那冷静而敏锐的智力,使他既能出于知识上的好奇心研读 黑格尔,又能对研究对象的荒谬有足够的免疫力。
阿隆被左翼分子所憎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右翼分子的党羽。相反地,他一直自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是个有左派思想的人,当然他所指的左派思想是指马 克思主义之前的高级阶段的自由主义(布鲁姆把他论阿隆的文章题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即源于此)。阿隆对左翼的批评并非出于情感的谩骂,而只是他的自由主 义观点的理智延伸。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对这位老友深情的回忆中指出的那样,阿隆在年轻时曾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然后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作为 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最坚定,最严厉和最博学的批判者”。(希尔斯和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几个为自己研究的学问增添了荣耀的社会 学家之一。)
需要再一次指出,阿隆的这种转变并不仅意味着对年轻时的理想的简单批判,而是基于一种对理想的成熟的认知,那就是任何理想只有在不摧毁其致力于提升 的目标就能实现的条件下才值得珍视。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希尔斯为何称阿隆“既致力于追求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了。启蒙运动理想表现为一种 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阿隆之所以对之有所保留是因为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就启蒙运动信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理性对迷信的胜利这些观念而 言,可以称阿隆是启蒙运动理想忠诚的儿子的话,在很大程度也可以称他为很多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着力批判的那个旧式传统社会的忠诚的“孙子”。当启蒙思想批判 每一种信仰,只承认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就趋于成为一种浅薄的思想。
阿隆批评启蒙运动理想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宽容这种理想的反对派的倾向,实质是背离了理想本身的原则,他对此写道,“一个无神论者也应该捍卫宣讲宗 教的自由,因为这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阿隆具有这种宽容精神,是因为认识到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于思想人的行动才是最根 本的。希尔斯说,阿隆“很早就认识到发布崇高的宣言和进行道德谴责都是虚妄和徒劳的,这么做要么是出于强求尽善尽美,要么就是欲以尽善尽美的标准来裁定现 实的境况”。阿隆自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也曾指出,“任何人类的已知政制如果和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想联系起来,都是该受指责的。”
阿隆事业的主旨是“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不是萨特一贯主张的那种痛苦的先验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为的存在的责任意识”,总是背负着无根的 自由的重压,而是一种平凡但却不可缺少的被称为“审慎”的那种德性的具体体现。阿隆认识到,对人类来说,最佳的行动路线往往是探求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 治智慧就体现为一种能选择现对较好的行动路线的能力。他强调指出:“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
有必要注意到阿隆最喜欢用“平凡无奇”之类的词语来表示赞扬,而当他用“诗意”之类的词语时则往往语含贬义。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阿 隆说他写《知识分子的鸦片》,其目的就在于努力“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被阿隆称为“革命的神话”(还有象“左翼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 话”)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诱人,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诗意”的魅力,它们激起了这样一种幻象,“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一切-包括历世的制度,社会的 机构,甚至人性本身,都可以以暴烈的革命行动的手段而彻底改变。当“革命的神话”与所谓“历史必然性”-一个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荒谬的观念-的教 条相结合,这个神话必然成为极权主义僭政的辩护词。当苏俄对富农的无情清算是以马克思主义辨证法阐明的一种必要性的面目出现时,难道就合理合法了吗?与化 学的机理相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鸦片最初的效应是激起巨大的快感,其后它的麻醉效应才彰显出来。
与革命论者不同,改良主义者认识到社会具有很强的抗拒变迁的倾向这一现实,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认为真实的社会进步都是以不可预知 的,零敲碎打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阿隆注意到,“改良主义者是平凡务实的,革命论者则是诗意幻想的”,相应地,改良主义者是扎根现实 的,革命论者则是空想的。
在其《回忆录》中,阿隆承认“我的确认为尘世的社会组织,其运转过程到最后都是相当平凡无奇的”(让人想起白芝浩所观察到的事实,“文明的本质就是 钝滞,一种旨在破灭种种热烈激情的精心发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主题就是“人的美好生活”,那是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呢?阿隆机敏地提醒我们注 意,一种政治主张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是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往往越是最怀有恶意的:他们先是许诺一切;随后给民众带来悲惨和穷困。因此阿隆拒斥共产主 义:
“共产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畸变之后的产物,它继承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那种征服自然的雄心和提高众多微贱者的地位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是,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为实现乌托邦,必须牺牲那些一直以来就是推动人类不停进步的核心原则——探索的自由,异见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投票权。”
和一个全面自由和永远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远景比起来,这些自由似乎是平凡无奇的,但那种对所谓“无阶级社会”的空想,在阿隆看来,“只能将其视为儿童图画书中的插图”。
虽说阿隆对一切”诗意幻想”都持怀疑态度,而要求人类行为始终能冷静明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本身也具有“幻想”的一面。也许有人会说,阿隆是呼唤 “平凡务实”的“幻想家”。换句话说,他是坚持平凡务实的运则而反对虚幻理想的蒙骗的斗士。虚幻理想的远景,所谓整体的全面的解放,之所以能很容易蒙骗缺 乏清明理性者的思想,就是因为“解放这个词本身含了一种对未知、未来和绝对的诗意幻想。”但是这种对“绝对”的诗意幻想本质上是反人性的。阿隆冷峻地观察 到,在真实的世界里,所谓解放的理想造就的只是“全权国家”。
对阿隆来说,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键“不在于激进的选择,而在于难以明言的妥协”。他的立论总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为基础,而不是以对人的想象出 发,“即使有被指责为犬儒主义的危险,我仍然拒绝相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只依靠公民的德性和无私而建立起来。”遵循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思路,阿 隆相信有一种机制可以让个体的缺陷成为补救社会的缺陷的手段。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古典自由主义者将人看作“基本上是不完美的,这些不完美的个体会结成社会 并遵从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益”可能是无数个体行动的结果,但决不是个体刻意选择的目标。在最低限度上,他会赞成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将政治 视为一种创造约束条件的艺术,使得人们的私恶能够为国家的公益做出贡献。“
阿隆乐于承认,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平凡而低调的思想模式在外观上的确缺乏乌托邦的宏伟:
“如果人性没有因为“始祖的堕落”(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被染污的话,个体将不会考虑自身利益,在不需要任何回报和补偿的情况下,都会为他人的利益倾其所有,那么竟然会存在创业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以及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种对人性未被染污的假设实质上只是一种无望实现的“救赎应许”。阿隆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因为“始祖的堕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 的了;其二,“始祖的堕落”尽管被正统基督教里职责就是“绝对谴责”的先知们视为灾祸,实际上却是“幸运的堕落”——人性的真实景况。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 作为整体的“人类”持乐观看法,却对具体的男人女人们持悲观看法。以卢梭为例,他曾悲哀地写道,“我相信我了解“人类”,但却不能了解“人们”。相反地, 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人类”整体持一种悲观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对具体的个人,这种宽容和慈悲的悲观主义者倒是持乐观看法了。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前言里,阿隆强调他的辩驳不仅仅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外,更是针对那些“共产教义的鼓吹者”。这些身处西方世界 的“马克思主义香客”,却总认为西方世界总是错误的,认为人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因而属于未来;一类是邪恶的化身,代表迷 信,因而属于过去”。
当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教条已根除了根据看起来琐屑但却真实的现实情况修正自身理论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当梅洛 -庞蒂断然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所谓“真正的主体间性”唯一的形式,当他写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历史哲学,而是唯一正确的 历史哲学,拒绝接受这种历史哲学就是毁灭关于历史的理性”时,理智的辩驳已经不能让他放弃这种愚妄的态度了,此时他所需要的是智性方面的解毒,而非辩驳 了。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萨特身上,他为从苏联到古巴的极权统治而欢呼,而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则表现出严厉的憎恨(萨特曾呓语般地叫嚣,“美国是只疯 狗”,它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摇篮”)。阿隆评论道,萨特之所以“不赞成平凡的社会改良,而成为口头上的激进革命论者,只是出于一种伦理激进主义,加上对社 会结构的无知,以及对资产阶级情绪上的憎恨。”
《知识分子的鸦片》除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昏乱不清,正是这种昏乱不清造就了许多智识上的“怪 胎”。举例来说,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原本是直接对立的:尼采赞美孤傲的天才,主张建立由“超人”主宰的贵族政制;马克思则赞美群众,主张建立一个旨在 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任何理智清明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根本的差别,但某些自称受尼采和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根本无视这些差别,阿隆已经 注意到,马克思和尼采(以及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传人往往以各种形式互相引为同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德里达和福科的“虚无主义”,都展现出一种相 同的智性上的“无所节制”。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敌视既存的秩序—阿隆把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称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
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某些观念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会相信这些观念。《知识分子的鸦片》为解释奥威尔所贬损的那种现象,知识分子更易被观念蒙骗,提供了指南,阿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它的恶果,描绘了它的路线图,并指明了可能的逃离的出口。
对《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指责也很多。阿隆在“狂热,审慎和信仰”一文就注意到了某些读者对《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一种批评,认为该书“是消极的, 书中充满大量的辩驳,却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该书还经常被指责为为“怀疑主义”唱赞歌,持这种论调的人总是引用全书结尾处的半句话作为例证,“让 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阿隆批驳说,实际上,摘引这半句话作为批评论据的人只是断章取义,歪曲和误解了他的本意。阿隆完整的结语是这样的:
“一个人不再期望通过革命或经济计划实现社会奇迹般的转变,他这种正当的行为不是没有理由可讲的。只是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自愿参与充满活力的 社群,并尊重真理,他才拒绝屈从于人性的抽象理想,一个残暴的专制政党和荒谬的经院哲学,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他不再相信任何乌托邦,质疑所有预言大灾难和 许诺救赎的先知。如果他们能够彻底离弃狂热,那就让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
可以看出,在这段话中,阿隆主要批驳的对象是“狂热”。但他也认识到,人们的狂热退去之后,往往会变得冷漠,而冷漠和狂热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不 健康状态。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才是最终的敌人,狂热和冷漠都根源于虚无主义。阿隆认为,怀疑主义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人们在某一时刻更害怕哪种状态:狂热 还是冷漠。现实生活中,正确引导我们思考和行动方向的是“审慎”这种实用的智慧,“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阿隆引用伯客的话)。换句话说,对阿隆来 说,怀疑主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写道:
“怀疑主义也许能让人停止吸食那些思想鸦片,这当然绝对必要,但也不能治愈思想的中毒。只有当思想中毒的人能够有所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上,他的精神才算健康了。“
还有必要注意阿隆提倡的怀疑主义并不是一种全然消极的态度。正如T.S.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笔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怀疑主义并不一定就必然 是破坏性的,恰恰相反,怀疑主义首先是一种仔细审查论据的习惯,一种不急于做决定的能力。怀疑主义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当然如果它堕落为皮浪主义 (皮浪是古希腊的不可知论者),也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怀疑主义是强健的,皮浪主义则是虚弱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不急于做决定的审慎,更需要慎思之后做出一 种决定的能力。阿隆可能会同意艾略特的这些看法。他也许还会提醒那些指责他缺乏“建设性”的批评家,不要忽略了这个事实:单单传达平实的真理,就已经具有 很积极的作用。黑格尔当然是个杰出的“建设性”思想家,但同时也很大程度地误导了后人。那种对“建设性纲领”,对“积极结果”等的强求往往变成对幻象和蛊 惑的呼唤。阿隆则满足于探究平凡无奇的现实。
阿隆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知识分子心智上的“中毒“,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反智主义者,蔑视观念的重要性。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更因为 他清楚地知道,观念,不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写道:“知识分子总是为无力改变事件的进程而感到痛苦,其实他们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从 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政治家总是学者和作家的信徒。”欧文·克里斯托在一篇于1973年写成,题为《论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的论文中,将阿隆的这个观点进一 步发扬光大:
“两个世纪以来,许多掌管美国社会事务的大人物根本不相信观念的重要性,一直到某一天,当他们的子辈的思想被某些特定的观念所占据,开始向他们的权 威造反或是弃离家族所在的社会团体时,他们才猛然感到震惊。事实上观念是极端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表面上稳固,也有很多人参与其中的公共机构,无论 是经济性质的,政治性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总是依靠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才发展起来的。观念的杠杆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智性气候的某些不起眼 的转变,这一过程可能是缓慢的却又是无情的,将使我们熟悉的制度和机构扭曲为某种未能预料到的怪异形式。”
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部分目的就是警醒我们注意“观念是极端重要的”这一冷峻的真理。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近50年里,我们西方社会里的许多重要人物继续忽视观念的重要性,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观念之争。

谈谈孙宇晨和北大


作者:王虎
来源:人人网
对于北大的会商门,别看孙宇晨同学上跳下叫闹的厉害,其实大多数的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像孙宇晨一样知了(liao)。宇晨每篇文章 背后都赤裸裸的威胁大家,一旦会商制度成型,受害的将是全国的大学生。但全国的大学生纷纷表示,成型就成型呗,那有什么受害的呢。
是啊,会受什么害呢?不就是考试挂课被老师叫去喝茶么,不就是天天倒塔被团委谈话么,不就是说领导坏话被学校保安教育么,谁让你自己活该不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思想偏激的。大家小学初高中都是这么一路过来的,高中都还要分后腿班普通班实验班火箭班旗舰班呢,到了大学,领导把各种后腿集中起来烩商成一锅火 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嘛。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口口声声蔡元培胡适之,这能比么。国立北京大学没有党部主任,你的北京大学可是有党委书记。
李承鹏说,在中国造反,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官府有多么强大,而是到了约好的时辰,你提把菜刀到了地点,却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大家纷纷发短信表示闹钟 订晚了孩子拉肚子老婆痛经了,最尴尬的情况是根本连招呼都不会打一个。孙宇晨要的是什么?听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听着都以为我穿越回了 1919。多么形而上的事情,跟现在的北大还有毛线关系。哥们,拜托你搞清楚,你要面对的同学,他们只会在乎雅思和托福。自由?那是到美利坚之后再考虑的 事情。
至于指望发动其他大学的同学来和北大同学一起抗争。这都不用余秋雨老师来出声,同学们自己就不好意思了。在各级五毛的教导下,大家早就明白一个浅显 的道理,你自己不能下蛋,你也就没资格批评蛋不好吃。我这种高考离北大线差五十分的挫男自然也是没有资格批评北大的。事实上,每次看到身边同志们专心致志 的看一些《说话得体十八法》、《交流的艺术》,看到同学很充实的背了一天考公务员的高深知识,我都深深的自卑。我怎么能这么偏激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竟然不用它来寻找光明。
祖国的领导和园丁们,二十二年来,殚精竭虑,才在思想上给同学们成功去势。像孙宇晨这样从洗脑池里成功上岸的漏网之鱼,他头脑里昂扬的不是思想;那 是让老朽们恐惧的,颤巍巍的生殖器。随时会插入脑残和愤青的大脑,让他们在一阵撕裂和高潮中得到思考的快感。这始终是领导们的心腹之患,人家自然要阉割 你。孙宇晨对北大很失望,说,这不是纳粹吗?
可问题是,人家也没说自己不是啊。
会商制度,说起来是要解救十大类悲催同学,话里话外针对的却只是你我这样的“偏激分子”。我是很怕这个制度的,军校里都没这么干,要不然章鱼哥和我 早就歇菜了。算命先生说我后脑勺有反骨,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要是我去上中国的大学,凭借这么明显的生理特征,学工的老师根本就会恨不得从幼儿园起就把我 列到会商名单里。可惜你我抗争的事情,同学们其实只是围观而已。在欧洲,上帝已经死了,在中国,他从来就没有来过。
还是那句话,在中国,忧国忧民是一件蛋疼而又傻逼的事情。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

政府之手:旁观“重庆大跃进” -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政府之手:旁观“重庆大跃进” -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作者:柏蔚林 | 


最近“重庆模式”在左右各派话语的媒体激辩中越炒越火。上个月在上海有“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邀请各派人马出席,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本月初又有著名左 派阵地乌有之乡网站,召集一批知名社会人物,为重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前有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对重庆市长黄奇帆长达8小时的独家采访,后有多名党政高层领 导先后在重庆考察调研,对大方向高调予以肯定。薄黄二人一路走来,有毁有誉。

有人称赞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意义重大,甚至堪称是“新亚洲模式”。也有人担忧,重庆走地是文革还魂之路,极权人治,不可不防。对于有兴 趣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无须为太多的宏大叙事所困惑,好在现在是讯息来源全面解构的时代,抓住其政策实践的要点,虚实真伪不辩自明。

有一点无需争辩,重庆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有一本名著,《管 制市场: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理论与政府角色》。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韦德事实上提出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挑战,认为通过东亚的日本外加小龙小虎的 经济奇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绝不逊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进作用。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称作“被管制的市场”的概念,来解释先期的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加以仔细的思考,韦德的这一 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简直就是一拍即合。于是常常在表面上,就被简单地解释为,非民选威权政府一样能做好经济,比如早期的南 韩台湾云云。胡舒立在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时,曾经问“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就反问道,“为什么要退?!”

然而事实上试图把中国与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放在一个框架里比照,在方法上是问题重重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体制基础上的区别。正如海外学者裴敏欣曾 经说过,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不能只看今天,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回头看几十年。很多人赞扬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路,而没有 采取前苏联东欧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研究户籍制度的陈金永教授和特别关注民企的黄亚生教授,看到了为人所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 上不仅被落后国家,也曾被很多西方学者奉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济世良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发展方略,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依据深远,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 的。

在苏俄早期历史上,为了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列宁到斯大林采取了一条牺牲农业和农民的策略,来换取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理论 家就提出,既然已经无法通过外国殖民来取得必要的资源,强制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就只能以牺牲农民和农业来实现。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对这一套理论的实践,其 实际效率是可疑的,而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内伤,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无法愈合,却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的这一套方法,在建国后就被完整地照搬了过来。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国内护照制度同出一辙。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苏式以农补 工的工业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一直到后来的“人口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压榨农民来补贴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延续。直到今天,很多人反对开放户口的公开理由之一, 就是如此农民一旦没有了身份的限制,将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加工出口产业,那么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将无以为继。

在重庆的这次土地换户籍改革的新政中,对“人口红利”的需求,就是最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换言之,这次号称全国最大胆的户籍改革的动机,并非完全像有些 媒体所宣传的,单纯是为了解决二元社会的城乡民生不平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当地农民(包括外来人口)可以取得城镇户口,贡献“人口红利”也不为 过。但是如果全面综合的解读一下重庆的几项重点政策,就会明白,这只是其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交出了土地进城的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贺雪峰教授曾经就重庆和山东的户籍改革讲过一段话,“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 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 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 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温总在去年的 经济危机时,也曾经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过,失业的农民工起码还可以回家种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会对农民而言,现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至少可以以低成本保障他们的就业、生活、和住房。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民一旦被 连根拔起,把土地、房屋都交给政府之后,如果宏观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可想象。重庆市长黄奇帆许诺说,会给进城的农民“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 房、教育、和医疗。其动机也许是良好的,值得赞赏,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在财力来源上所依托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大跃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迄今为止,重庆模式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政府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提供充足的土地(这就是土地换户籍的一个原因)和充足的劳动力(进城的农民),邀请 外来资本设厂开工。这样政府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等同于不断增值的金库),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如社保和公租房);农民进城,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缓 解二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并大大提高城市化程度;而加工贸易业者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竞争力。理想状态下,如此在政府的有 形之手的大力推动下,地方经济将是进入一种良性的活跃状态。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应有尽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增量价值将源 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这是一种高度主观从而可能导致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 大笔的开支,而这基本上都要从土地批租和工商税收而来。。(从媒体报道看,重庆对于美国政府的大举债、大投入刺激经济方式很欣赏,在实践中也在试图走这条 “大”路。)而一但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 系。历史上和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都是由于收入政府减少,而福利开支呈刚性无法削减所造成的。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仅仅从地方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地方。

具体而言,现在很多官员都知道美国规划学者佛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重庆也正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佛里德曼理论 的精髓,并没有被真正理解。他认为,在经济国际化的时代,一座城市内部发生的变化,要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有些城市处于国际经济的中心,发 号施令,而另外一些,则处于这个等级框架的边缘。对于这种国际资本主导的城市(经济体)之间的主从关系,有人曾经形容说,每当纽约、伦敦的跨国公司总部发 出一道指令,就会有千百万的中国农民工,风雨无阻,冲破一切阻拦,在朝着血汗工厂的路上迅跑。

目前很多媒体在评论重庆模式的时候,都忘不了总结一句,薄黄如何在政治上强势,所以重庆模式前途无量等等。但如果站得更高一点,就会明白,在今天的国际经 济中,一个国家尚且无法决定其经济走势,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城市呢?当一座城市成为世界经济漩涡的一部分之时,它的命运就将不再是所谓强势书记市长所能决定 的了。直观的一点,一旦发生大批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当他们又无法回到农村,严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另外,被称为重庆模式相对于沿海外贸模式的 一大突破,是其同时强调开拓国内市场。但问题是,在中国整体国民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下,一个重庆市又能有多少能量去改变这一点呢?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总是做这样坏的估计,往坏处看?很简单,因为从重庆所一再夸耀地惠普、富士康投资项目,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当代国际 经济运作的了解程度有所怀疑。按照黄奇帆近来对多家媒体的讲话,以及其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多有谈到加工贸易的构思。简单而言,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如何降 低企业物流成本。所以他的基本规划是,将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地区,一方面提供给本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企业 物流成本。比如对惠普的4000万台笔记本项目,他的计划是本地完成80%的零部件,使得零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然后黄会见了郭台铭,“拿下了富 士康”,来做惠普的零件供应商,也把生产厂设在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上游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同时带动地方上小供应商。

然而此时此刻,如果他对于历史上福特主义大生产是如何消亡的有所了解,他大概就不会做出这样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今年年初时,日本的丰田公司遭遇了重大质量 事故,被迫在世界范围内召回了大约1,000万辆汽车,损失巨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在加拿大生产的加速踏板出了问题。丰田的零件供应商,是遍布世界的, 而不是停留在家门口。丰田早期的零件供应商,的确都是地理位置靠近的日本本土企业,但仅仅以距离来评估总成本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名著 《世界是平的》,就反映了这种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重庆在这方面主观的精打细算,未必能够保证最低的物流成本,再加上其他可能的因素, 比如技术换代,也就是说,资本在这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没有保证的。对此,国际资本不可能不了解。

重庆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建设完善市场制度的意愿。回到前面提到的韦德的观点,无可否认,政府的确可以在经济运作中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当 其角色发生变异,在承担正常管理角色的同时,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以强势政府来对市场信号进行反应,前景就可能是问题重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中提 到,开放之初,为了起步,采取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他也念念不忘,想等有了一定的基础,也要出口“高精尖”的产品。现在重庆模式的基本出发 点,仍然回到了30年前的同一起点。问题是,按照韦德的论述,东亚经济在起飞后10-20年,就实现了了全面产业升级转型,但何以开放30年下来,国内还 在做初级的加工贸易,而且沿海地区也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其区别在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是以培育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目标,而这一点 在大陆地区则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始终没有实现。大政府通过举国体制来办大经济的悲剧就在于此:创新是无法通过计划来实现的。

重庆模式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吗?目前看来,前景是无法令人乐观的。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化经济环境(从现在的情况看,起码没有这个意愿去进行市场制度建 设),单凭着大政府发展的冲动,在美洲种大豆也好,在澳洲做铁矿石生意也好(见和讯采访),都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革命性的创新。《南方 周末》去年在一篇报道中曾经质疑,“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 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对于重庆模式引以为傲的“八大投”(八个政府拥有、授权操作的融资平台),世界银行在考察之后,也对其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界 定不清,以及偿债能力,表示了担忧(见世行网站)。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下,老百姓能获益多少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感概说,“西方国 家年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很容易就达到10%的增长率,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却提高不了多少“。今天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又走在了这样的一条 路上呢

徐贲:“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徐贲:“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据报道,“唱红歌”要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方式加以推广,因为“唱红歌”创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提倡者预言,“红歌”能够 “提振社会‘精气神’”,定能有效地起到群众教育的作用。

在预言红歌群众教育功效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唱红歌”是怎样一种教育手段?它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是道德教育,还是公民教育?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党化 教育?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唱红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党员或党员干部,应该不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红歌”既然是为了“群众自我教育”,是让广大的普 通民众唱的,那么,想来“唱红歌”的目的是要对普通国民进行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作用。

当今中国确实非常需要有以普通国民为对象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发生的道德危机、伦理失范、公民素质下降,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热切的 期待能找到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靠“唱歌”,哪怕唱的是“红歌”,能让期待者心想事成吗?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真正的价值观念,是经过选择的结果,个人若无选择的途径,事实上选择的的行为不可能发 生,而真正的价值也就无法发展。因此,个人价值的建立,要由多种可能的选项中选择才有意义。而且,价值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感情冲动下,或未经思考, 若贸然选择,不能主导真正的价值。个人唯有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所思考,比较利弊得失,做出理智的决定,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才可作为公共生活的指南。

唱歌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唱歌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听觉的印象上。“红歌”里确实有某种道德信息,但是,歌的音乐彻底改变了道德信息的接受 方式。人们听歌,首先的反应是歌好不好听,不是歌词在理不在理。道德教育是一种说理的教育,一种关于在理和不在理的判断教育。“歌”把理性的“说理”和 “判断”变成了一种直觉“好听”和情绪化的“喜欢”,这就取消了它自己的道德教育作用。说理和判断让民众能通过分析和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可以共同认可的 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这与“好听”和“喜欢”是不同的,我觉得好听,喜欢的,你可以觉得不好听,不喜欢。我们不能把道德教育从一个理性的逻辑判断变成一个 情绪性的爱好判断。

比起道德教育来,唱歌更没法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公民教育应该让人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宪法和他们社会秩序和正义观的关系,了解民主法治的特征和 运作。除非你把宪法谱曲,把公民权利和责任编成歌来唱,歌是起不到公民教育的作用的。美国初中英文教科书有一篇长达60行的《权利法案饶舌歌》,唱的是公 民拥有的神圣权利。即使这样的歌,它的公民教育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 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 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

好的音乐并不需要歌词,而离不开歌词则未必是好的音乐。红歌传递的是政治信息,与音乐的好坏没有关系。红歌传递政治信息,这和广告音乐传递商品信息是同一 类用途。广告音乐和政治音乐都是为某种与音乐无关的目的“配”上去的音乐, 前者是为了让人接受某个“商品”,后者则是为了让人接受某种“正确思想”。“文革”中,作曲家李劫夫为许多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传递的就是这种政治信息。 歌里唱的全是革命的大道理,亿万人民唱得也非常有“精气神”,但却并没有就此在中国实现什么有持久影响的道德或公民教育。如果真的想要进行具有持久功效的 道德和公民教育,那就需要在“唱歌”之外想想办法。

徐贲:“红歌”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

 徐贲:“红歌”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


一、什么是“红歌”

什么是“红歌”呢?最简单的解释是,“红歌是革命歌曲”,或者更具体地说,红歌是中国的革命歌曲。别的国家也有它们的“革命歌曲”,如法国的《马赛曲》, 东德的《蓝旗歌》(也是共产党歌曲),但它们并不属于红歌。甚至连中国的革命歌曲也不能都算作红歌,例如,像辛亥革命时期的歌曲就不能算是红歌的。陈一萍 编的《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收了200首当时的“革命歌曲”,光看那些歌曲的题目就能想象它们当时多么 激动人心了。如《祖国歌》、《中华》、《国脉》、《爱国》、《尽力中华》、《美哉中华》、《天下为公》、《爱我中华》、《哀祖国》、《何日醒》、《醒 狮》、《警醒歌》、《今从军》、《从军乐》、《革命军》、《行军歌》、《矿工苦》、《七月初四上战地》、《义勇队》、《行易知难》、《爱护自由的标帜》、 《三民主义问答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五权宪法》、《国民革命军进行曲》、《打倒强权》、《世界大同》、《美哉中华》、《女子体操歌》、《女革命 军》、《妇人从军》、《不做寄生虫》、《自省歌》、《中国心》、《救国救民歌》、《惟我同胞》、《女青年》、《劝勉少年》、《放学歌》、《毕业别师友》、 《青年歌》、《雪中行军》、《明是非辨曲直》,等等,不胜枚举。

 “红歌是革命歌曲”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那就是,红歌是红色革命的歌曲,而与红色革命有关的便是红歌。那么,红色的“红”又是什么意思呢? “红”是从“赤色革命” 继承来的一种颜色象征,“赤色革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红色与“共产革命”的这种联想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由特定政党意识形态营造的想象或神话。 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都有红色,但含义都与共产革命无关。

“红歌”又是政治思想正确的意思,所谓“又红又专”、“思想红”、“根红苗正”、“红太阳光芒思想”,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要求国民有基本的政治 或国民道德伦理,如爱国、遵纪守法、纳税,但极少用颜色来作比喻的。现在可以与“红色”媲美的大概只有利比亚卡扎菲的“绿色”。他有一本3个小册子合成的 “绿书”,做成模型放在广场上,成为他的“革命图腾”。“绿色”成为政治正确和对“革命领袖”卡扎菲忠诚的颜色象征。这就像“文革”年间,中国人民人手一 册“小红书”一样。

 “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以“红”来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于是,“红歌”的正确解释 应该是,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规定来编写,并传达这种思想的歌曲。歌曲或音乐用来传递某种政治思想或观念,这并不是在中国才有的事情。这样的音乐被称作 为政治性音乐,政治性音乐可以用来维护某种政治体制,也可以用来反对某种体制,例如著名的美国歌曲"We Shall Overcome",就是以民歌为曲调的政治歌曲,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政治性音乐的特点是易学易唱,为了传播它的主题采用大众喜爱的通俗形式,所以政治音乐都有它的艺术性。政治性音乐还都有明确的主题,所以也叫“主题音乐” (topical music)。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法国的国歌《马赛曲》,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政治性音乐的例子。但是,用颜色来为政治性歌曲作种类命名的,大概 只有中国的“红歌”。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话虽然有些滑稽,但就“独一无二”、“独此 一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言,也还说得过去。

“红歌”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政治性呢?在不同时期,红歌的政治任务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中国的“赤色革命”胜利之前,红歌唱的是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 地)、反对专制独裁(《团结就是力量》)、争取人类解放(《国际歌》)。“赤色革命”成功后,红歌唱的是领袖的伟大英明、党的永远正确、人民的幸福和感 恩。不断继续的“赤色革命”一次又一次运动时,又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运动所需要的红歌,如反右时的《工人农民说了话》:“右派分子野心大,张牙舞爪口喊杀, 造谣 、诬蔑来放火,要篡夺政权坐天下。——工人、农民说了话呀,右派分子的进攻咱们不怕,社会主义的果实要保卫决不让反动分子破坏它!//右派分子害了怕,缩 着脖子来招架,抵赖、狡辩假检讨,想蒙混过关再欺诈——人民的眼睛看得清呀,是友是敌不会冤枉好人,若不彻底悔悟来转变,坚决要铲除毒草不留情!”到了大 跃进,《社会主义好》成了最广为传唱的歌曲,反右刚刚“胜利结束”,这首歌的主题当然也包括了对“反右”的歌颂:“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 反也反不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唱的就只剩下了“红歌”:8个样板戏、语录歌、歌颂领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的是打倒走资派,消灭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歌越 暴力, 越粗俗,就越红。歌词也是越粗俗就越红。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都谱了曲,成为最红最红的红歌,《念奴娇·鸟儿回答》的最后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史一帆的《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毛主席的护士读这首词的时候,“声音很大,速度也很快,当她念到“不 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主席,您在诗词中说不须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 “你怎么知道?”毛泽东问。 “我都给您数着呢!”护士甜甜地笑。 “噢,你居然给我记着黑账。”毛泽东幽默地说。毛泽东微笑了一下,然后对屁进行了解释: “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这大概可以算作“文革”红歌的一个典故,也是对听“文革”红歌感受 一个注释:那些炫耀暴力、宣扬仇恨的“文革”红歌,唱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恐怖恶心。

二 “红歌”的三个主题

红歌是“主题音乐”(topical music)的歌曲,红歌的主题分为3大类,一类是“歌功颂德”,这一类以政治运动歌曲为主,许多是奉命应时的谄媚之作,时过境迁便难以传唱,例如,例 如,大跃进的红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唱的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大跃进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天怒 人怨,后来这歌想唱也没法唱了。又例如,“文革”时,《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歌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所以也是最红最红的红歌。但这歌的歌词是“毛主席 的好学生”林彪的语录,林彪反对毛主席以后,这歌虽然还是红歌,但也不大好唱了。

“歌功颂德”的副主题是“英雄气慨”,这个主题的歌曲有不少是以军队、军人、战争为题材的,唱的是当好“毛主席的兵”。例如:《打靶归来》唱道“日落西山 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唱谱)miso lami so laso midou lai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miso lami so laso midou lai,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 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 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还有就是有歌颂革命历史的,如《长征组歌》,和许多革命电影插曲,如《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洪 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等等。

第二类红歌主题是“歌颂幸福生活”,当然是1949年以后的幸福生活。如《乌苏里船歌》、《沂蒙山小调》、《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 泉河》。这一类歌曲因为有生活气息,没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气息,被许多人当作“抒情歌曲”来传唱。对许多过来人来说,还具有相当的怀旧吸引力。歌唱幸福和歌 唱生活的歌曲,每个国家都有,为什么唯独在中国这类歌曲成为“红歌”呢?

这是因为,这类“抒情歌曲”抒发的是“红色感情”,它歌唱的“幸福”和“快乐”是拜红色的救世主所赐,应该世世代代感谢不尽。所以,这是一种“幸福感恩”的红歌。
第三类红歌主题是“爱国主义”。爱国歌曲在别的任何国家都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为“红歌”呢?这是因为,爱国的红歌,或者红歌的爱国,爱的是一个红色 的国家。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眼下的“爱国歌曲”和“幸福感恩”红歌是一样的,爱的是一个党、国不分的国。第二,至于那些历史上留下来的爱国歌曲, 要看它们与“白色”前政权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能不能套上红的颜色。以“红”为标准的爱国,当然不可能是一种全民认同的爱国,因为中国并不是从来都是红 的。难怪有人要问:要是这个国家不是红色的,该不该爱国呢?

在国家还没有变红的时候,爱国也不算爱国,这不幸成为中国的一个现实。凤凰卫视的《中国远征军》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十集电视历史报道,它向观众展示了抗战时 期十多万国军将士为国牺牲的历史,他们的白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归宿。而在同时,日本人却为他们在缅甸战死的将士立了好些纪念碑,连800匹战马也都立了纪 念碑。那些仅存的远征军老兵生活无着,晚景凄凉,有的只能靠社会善心人士每月100元的补贴生活。诗人穆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2年24岁时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九死一生地从野人山逃生。 这段抗日经历却使他在1949年以后永远地背上了历史政治包袱。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1957年在“大鸣大 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但在1958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被调到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 在翻译中继续他的文字生涯,1977年去世时,才59岁。

事实上,现在最能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都是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包括现在的国歌。8年艰苦抗战时留下来的爱国歌曲,有的现在还在传唱,有的因 为不符合“红”的思想标准,或与“白”关系太深,已经早已被年轻的一代所遗忘:赵元任在察哈尔抗战的激励下创作的《我是个北方人》、1934年著名音乐家 聂耳为电影《大 路》创作的《开路先锋》、《大路歌》,老志成创作的《民族战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吊吴淞》,聂耳的《告 别南洋》、吕骥的《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孙慎的《救亡进 行曲》、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冼星海的《救国军歌》、 《黄河之恋》、《热血》、《莫提起》、《只怕不抵抗》、吕骥的《一二八纪念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 麦新的《向前冲》、《马儿真正好》、《铲动铲东铲》、钟川的《中国你还不怒吼》。这些爱国歌曲有许多已经被遗忘,就像当年浴血抗战、捐躯疆场的国军将士被 遗忘一样。这不是一个真正有爱国心的国家里应该发生的事情,只唱红色的“爱国歌曲”,更会加剧那种对亿万中国同胞爱国历史的扭曲和遗忘。

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人们的爱国心一点也不比唱“红歌”的人差。1935年5月,在救亡歌咏活动上,北平燕京大学、师范大学、育英中学等14所大中学 校的歌咏团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会”,由540人组成联合歌咏团,演唱了《同唱中 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救亡歌曲。观众达3000人。当时北平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事”。(16) 1936年6月7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借成立一周年之际,举行盛大规模的歌咏大会,即“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举行,由刘良模任指挥,700名会员和 5000余民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记者对此写道:“会场的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 上的火焰。”同年7月,吕骥主持的由上海歌曲作者协会、中国诗歌协会、民众歌咏会、蚁社歌咏会等15个歌咏团体暨电影界、文化界人士在上海举行聂耳逝世周 年纪念会,参加的歌咏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10月,上海各歌咏团藉鲁迅葬 礼举行声势浩大的挽歌游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12月,业余歌咏团又联合上海各歌咏团举办援助绥东抗战音乐会。 就在这一年,冼星海、张曙等人在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九一八以来规模最大的救亡歌咏活动。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国的民族危难时刻,这样的 爱国歌唱会为民族存亡而呐喊,今天的“千人红歌会”又是在为什么呐喊呢?看起来都是歌唱会,但能有同样的歌唱效果吗?

如果爱国不分党派,那么爱国就要不分颜色,唱爱国歌曲就是唱爱国歌曲,跟唱“红歌”没有什么关系。

三、“红歌”和怀旧

“红歌”大多是一些老歌,唱红歌的人许多是出于怀旧。美国作家纽芮(Sigrid Nunez)在她的自传小说《上帝吹动的羽毛》中讲了一个怀旧唱老歌的故事。纽芮的父亲是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军人(一位美籍华人)。他随盟军进入德国,认识 了纽芮的母亲,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后来一起回美国,结为夫妻。纽芮的母亲强烈认同德国和德国文化,但是痛恨纳粹。母亲从小给纽芮念格林童话,教她哼唱德国 歌曲。在纽芮17岁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去一位教授家作客。纽芮记叙道:“我哼着曲调帮教授夫人洗碗。她狠狠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教授问我 知不知道自己在哼什么曲调。我对他说,大概是一首德国老歌吧,我母亲做家务时常常哼它。教授说,‘这是一首叫Horst Wessel的歌,是纳粹的党歌。”

教授的话让纽芮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纽芮和她母亲去一家唱片商店。她母亲看到那儿有德国纳粹的进行曲出售,十分惊讶地说:“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这儿还卖 这个。”她母亲买了那唱片。纽芮描述她母亲听那唱片的神情:“(母亲)一脸的迷茫和感伤,只有那些看到故物回想往事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母亲告诉纽芮, “怀乡”、“怀旧”这样的词都表达不了她的心情,但纽芮却能从她母亲特有的哼唱中领会这种心情:“我母亲的声音很甜美,她老是唱歌--都是德国歌。我特别 喜欢一首叫Lili Marleen的歌。母亲总是只哼曲不唱词。她总是很慢很慢地哼Horst Wessel这首歌,听上去像是一首失恋忧伤的曲子,一点不像战斗进行曲,‘高举旗帜!团结坚强!冲锋队员迈开坚定的步伐。’我后来在书上读到了这首歌的 歌词,跟我母亲那忧伤的曲调简直搭配不起来。”

唱红歌的人往往是出于怀旧,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以怀旧来唱红歌的人 们,他们会忘记或者不愿再记忆那些令他们遭受极大痛苦的过去。那些与红歌紧紧相联系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它们曾经是红歌热烈讴歌的政治主题。今天,人们 在红歌里怀念失落了的“精神气”,寄托的是他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糜烂、腐败伪善的不满和谴责。但是,唱红歌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但是,脱离历史教训地唱红歌,却会变成一种自我麻痹、自我残害 的怀旧,正因如此,它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一种心理弱点而被引导到某种与怀旧完全不相干的政治权力目的上去。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里说:“那 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 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野心的政治权力可以很容易地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再次把中国引向过去的 那个荒唐时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警惕。

出于怀旧、喜好或别的动机唱歌或者唱红歌,那本来是个人的选择,谁愿意,谁就唱,这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娱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利用,会 根本改变唱歌这一娱乐活动的性质。政治权力的介入和高调组织、宣传,这些必然会使得唱歌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运动,也因此成为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 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已经有了充分教训的。样板戏和语录歌之所以可怕,并不在于它们直接叫人作恶。事实上,它们的歌词都很冠冕堂皇,都很能“提精气神”, 但是,在表面的美好词句和“精气神”后面,隐藏的却是一种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脑目的。

这些“戏”和“歌”是由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因此成为惟我独尊的“红色文艺”,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一切不同于它们的东西都当作“毒草”和“封资修”来加以 消灭,把一切不同看法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来加以整肃和迫害。历史殷鉴不远,如今,政治权力再次如此强势地介入和操纵“唱歌”这种娱乐,人们因此联想到 了“文革”,将此视为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这样的联想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