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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

近期长江中下游发生五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三峡工程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再度被关注和讨论。德国之声专访了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他认为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尽力摁住的火药桶,但随时可能爆发。

自今年三月份起,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在卫星云图上,著名的鄱阳湖面积萎缩,几近干涸。有专家认为三峡工程为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引发公众对三峡工程的大讨论。三峡作为中国大型的标志性工程,在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问题也逐年呈现。

2011年5月1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此次会议被中国媒体公开报道,外界认为是中国官方首次正面承认三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

就三峡工程从决策、是否为引发干旱原因,到"利弊关系"及隐含其中不向公众公示的严重问题等德国之声专访了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

记者:从技术层面来说,三峡工程是否实现了最初的功能?

王维洛:三峡工程,从工程上来讲有四个目标: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这是最初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和向全国人大报请项目时提出的,最终只实现了一个目标–发电,目前看来,也真是为发电而建的工程,他的防洪功能是很小的,并不象官方吹嘘的那么大;从航运来说,也阻碍了长江航运长远的发展;南水北调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三峡对其没有任何作用。

这次国务院会议很多人以为是中国政府承认了三峡的错误,其实他们还在那里强调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中国政府还是希望以所谓的好处掩盖大家所能看到的弊病,比如他们强调的防洪,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他最近也发表了讲话,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已经从原来的防十年一遇到了现在的防百年一遇,这根本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可以引用他们水利专业祖师爷张光斗的一句话,这是张光斗在《三峡工程宜早日兴建》中写到的:荆江的防江能力是能防二十年一遇,加上葛洲坝的防洪能力的话,可以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所以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加上葛洲坝的调蓄能力,已经能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在1998年大洪水之后,在"三峡工程反对派"陆钦侃先生的反对和他的大声疾呼下,朱镕基接受了陆钦侃的建议,加高了长江荆江段的河堤两米,在没有三峡工程的情况下,荆江的河道就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所以说三峡提高了防洪能力是骗人的话,有意夸大三峡的防洪作用,而且从三峡工程建成到现在这么多年,中国政府还是没有公布三峡真正的防洪库容。

记者:您怎样评论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的三峡工程"利大于弊"的说法

王维洛:三峡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方面,当时专家组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是中国政府以程序上的错误否定了最初的这个结论;在总报告中把"利大于弊"写入其中。现在国务院公布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就证明当时审批时所说的"利大于弊"是错误的,当时还说不建方案与晚建方案相比,只是节省了110亿元人民币,可仅仅是从现在到2020所谓的三峡后续工程,其费用已经是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是原来的10倍以上,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而且随着三峡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弊病会越来越大。

记者:这次长江中下游大旱,您觉得三峡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王维洛:我们必须把这个话题分开讲,长江中下游大旱的时间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峡工程加剧了干旱,而不是起到缓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专家也指出原来鄱阳湖、洞庭湖之间水量的互补关系,由于三峡工程,这种互补关系被破坏,目前正进入互相之间不协调的阶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补效果的,而三峡工程是破坏了这个效果。

中国的旱灾还在于中国人对河流的开发程度过高,西方专家认为,一条河流开发程度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五,最好不要超过百分之五,这样能够保障河流自然的调节能力,但是中国河流的开发程度超过了这个极限,对自然调节是十分不利的。

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说三峡工程现在放水是为缓解旱情,其实他们并不是愿意抗旱,而是为了要防后续将出现的洪水,按照三峡工程的运行计划,到六月初必须把水位降到海拔145米,所以我们要提防旱情结束的时候下面接着可能要来的就是洪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三峡是既不能抗旱又不能防洪的。

中国现在这么大规模从长江取水是不行的,中国人对自然的索取太强了。三峡工程总的思路,错就是在总体思维是个错,在于把这个思维给广泛传播了,认为人能胜天,人调节水比老天调节得要好,这和古人的思想是两样的,比如都江堰是顺势调水,不是人为的建个大坝来控制,三峡工程上马后,各地兴起了建大坝的风潮,当到处都蓄水的时候都遇到象三峡这样的问题时,下游缺水就不能想象了,现在要走的远点,现在丹江口水位已经降到死水线下了,所就是说,丹江口水库是不能给湖北省抗旱提供任何水源。

记者:目前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除了大家知道比较多的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有哪些?

王维洛:社会问题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三峡的移民,他们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过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对三峡移民总结的一个报告,在最后是这样写的,三峡移民目前处于"三无状态",无工作,无地种,无出路。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要完成的三峡移民有三十万,他们被定为生态移民,原来的三峡移民在政治上还有一点好处,移民的子女在高考时有加分,但是这三十万不计入三峡移民,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这个政治好处,所以目前这三十万也在抗议。

当年在论证报告中是说113万移民,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40万,做规划时一般百分之五是允许的误差,百分之十是最大允许误差,但百分之二十的误差绝对是个错误,因为原来就有百分之二十的误差,再加上这新的三十万移民,误差就更大了,所以中国政府绝对不接受这三十万成为三峡移民。

三峡移民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他们目前靠社会低保来维持生活,每人每个月到政府领生活补贴,少的90元,多的一百多元,钱不够怎么办,很多移民中的女性被迫从事性交易,有人称三峡地区"繁荣娼盛",他们是被生活所迫。

中国老百姓总是认为政府不能骗老百姓,把希望寄托政府上,当他们对政府失望时,要么无能为力,要么走上极端,使用暴力,在三峡地区刺杀移民干部也不在少数。三峡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一条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和几代人。

记者:中国国务院出台《三峡后续规划》后,这里面涵盖的一些更大的危机在哪里?

三峡工程的建设和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有关"高峡出平湖",三峡你到处看到的是175米的红线,但是从2003年蓄水以来,三峡就从来不是一个平湖,是有水力坡度的,而且是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最大水力坡度接近万分之零点七,就是说是个斜湖,三峡工程如果发挥所谓的防洪效益的话,蓄水位到175米的话,重庆淹没的情况就会很厉害。

这次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线,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国官方不承认他们在规划中的错误,只是说出于地质的要求提高了七米,这样就增加了三十万新移民,迁移这三十万移民还需要1700亿人民币。后续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这次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

特别要指出的是,三峡水库的淹没线随着蓄水时间的增长,水力坡度会越来越高,只有慢慢回归到建坝以前万分之二的坡度,泥沙的淤积才会停止,才会进入到一个平衡状态,简单的说,三峡没建坝之前,是平衡的,没有泥沙淤积问题,现在三峡水库形成了,就有泥沙淤积的问题,三峡水库留有库容的话,就必须回到冲淤平衡的状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后面水位的抬高,这需要更高的投资,还会产生更多的移民,也蕴含更大的风险。我们的工程都从最理想的状态去考虑,可是这次日本地震海啸的教训是,要考虑大型工程在不利的状态下可能出现的风险.

记者:您刚才提到三峡工程当初的功能,其中一项是为南水北调作准备,

丹江口是南水北调中线方案中线方案的水源,那么今天三峡工程后发生的事情,将来还会重复发生,当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后,前期方案是调一百亿立方米每年进入北京,中期是两百亿立方米,远期的方案是四百亿立方米,在湖北省在长江流域这么干旱的条件,是不是有水供给北京、天津及华北地区呢,当然是没有的,中国无论是三峡工程还是南水北调工程,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工程的最理想的条件出发,从日本的海啸地震所引发的核辐射告诉我们的经验是,要从最不利的条件下考虑工程所能带来的危害,如果都想最好的,可是老天并没有把最好的给你,往往是综合的灾难同时产生,所以我们看长江中下游干旱的时候,要想想我们中国还要建设另外的一个大的工程–南水北调,南水北调的不利影响将会比三峡更大。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老百姓会继续为三峡工程买单,三峡工程也实现了发电,谁来享有收益?

王维洛: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这一块。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很多老百姓以为三峡是中国人民的,认为是扬国威的工程,其实三峡的水流发电是长江三峡水电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财产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归长江电力公司的。另外在中国只要有工程就有钱赚,水利工程利润是钻石级的,比修高速,造桥还要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程的建设者不计入赔偿范围,而买单的是纳税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把好的已经给了私人,剩下的是三峡大坝在老百姓手里,大坝要维修,随着时间流逝维修费更高,大坝还需要老百姓来支付常年的维修费用。包括后续的移民也要老百姓来买单。

记者: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的工程,黄河的三门峡和长江三峡,一个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一下正在被证明,从决策者到专家,谁来为这些背书,谁来承担责任?

为三峡工程背书的、真正承担责任的专家迄今为止一个也没有,三峡工程中有三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在三峡工程上马不久后,钱正英表示,尽管三峡工程已经上马,但他们很担忧三峡工程将来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别是移民、泥沙淤积、生态环境问题;张光斗在他99岁生日之时,也就是在今年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在他的自传中,将他自己参加黄河三门峡工程和组织三峡工程从他的简历中抹去;潘家铮在他的同学会上说,对于三峡工程在他临死之前会给大家一个交待,好象有很多难言之隐。

一个多月前,在陆钦侃(著名的三峡工程反对者,水利专家,于2011年4月11日逝世)的追思会上,有一副对联,对联上写着:邓小平,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敢做不敢当,虽然现在国务院承认了三峡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没有说谁来为这个不利的影响承担责任。

三峡工程在上马时已经把责任从这些参与决策和设计者的身上卸掉了,在我的《三峡三十六计》中也写到,最后一计就是"走为上策",就是他们谁也不承担责任,当时就已经设计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只有两项目工程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举手表决的,一是黄河三门峡工程,第二个是长江三峡工程,三门峡工程可以说是三峡工程的前车之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已经是被公认的了,但是谁对三门峡的失败承担责任?没有人!就连毛泽东也没有,毛泽东当时说了,三门峡大坝如果不成功就把他炸了,可谁也没有去炸。邓小平也不会承担责任,邓小平当时说的是造成低坝方案,也就是150米的方案,而不是现在三峡的175米方案,这也是当时这些领导人设计好的,让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最后所谓的决策者是全国人大,但是根据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有豁免权的,他们不用承担责任,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三门峡工程是立斩,而三峡工程就象"凌迟"。当年的黄万里先生有一个观点,说辛亥革命革命是从四川保路运动开始的,而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花最大的钱尽力摁住的火药桶,这个火药桶很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西西河:清理地方债的来龙去脉和影响

谁能说说清理地方债的来龙去脉和影响么

感觉是很关键的事件,哪位明白人能说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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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人解释的话

国内新闻你最近也别多看,都是触目惊心的答案前奏了

比如这些

哈尔滨圣瑞公司涉非法集资超45亿 波及12省11万人

浙江钢构董事长卢立强溺亡灵湖 牵出4.7亿债务谜团

国资委称央企利润中近3千亿被非国有股东拿走 上缴国家仅数百亿

央行报告泄露地方融资平台贷上限14.4万亿 占比未超贷款余额30%

国土部:地方政府主导默许非法用地增多 冀晋辽进京上访较多

一念之间了

我们经济的死结或者死循环在于。在08危机后,原本三十年改革尤其是朱镕基推进激进市场化改革这二十年形成的 出口刺激投资 投资刺激消费 消费促进增长 增长促进就业。这样的经济循环实际在08年后被打断。或者简单点说,单纯的出口导向模式已经不能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而在这个经济增长在既有模式下不能有效持续的前提下,过去三十年改革中积累的问题与矛盾开始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就在十天前,评估报告开始提及社会稳定有不好的兆头。)

而08年后的4万亿经济刺激和10万亿银行贷款刺激实际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出口循环不能有效拉动经济整体上涨后。通过国家释放高能货币来刺激土地和股票上涨最终拉动消费来维持就业与经济增长。这样的模式还能维持多久!!!简单点说,换个循环的标准模式就是通过地方财政扩张+地方政府假借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商利益一体化。早就了08年后股市和楼市的繁荣昌盛。并且在许多人眼里,这个模式几乎可以无限循环下去。

上周央行重申要压低地方融资平台的杠杆。本周有消息指出中央政府开始介入清理地方债务。简单点说三季度有大量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要展期现在紧锣密鼓的加息会加大所有企业的运行成本同时上周压融资平台杠杆比例(就是去年和你见面说的信托,现在的比例是当时的一半)。两周前的压杠杆实际就是货币从紧不放松的姿态。

而中央政府介入清理地方债务实际会影响地方融资或者政商利益交换融资的后路。说白了,就是给银行解套。想想年初,央企以及和国家利益一直的民营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还获得密集的银行巨额授信。那可以说为可能出现的残局来预备的应对。

简单点说,换个循环的标准模式就是通过地方财政扩张+地方政府假借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商利益一体化

这个利益链条打破,简单点说,就是刺激股市和楼市的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今年五一和一批小伙子讨论的时候,我和他们这样说,有的预案已经可以考虑到地方政府一半左右公务员被替代的方案也做好了。这个是预备一些人铤而走险的套路。而当时那些小伙子听了很茫然,我说这里重要的是适格后备干部来源及其替代性。在说了点细节,他们才明白。

现在不是温水煮青蛙,而是75度的热水在熬博弈各方资金链。

我们回到年初至今。

去年出台融资平台指导意见后,一季度在不断提息提准备金后。很多银行实际靠短期信贷拉升股市来过审计关的。现在股市终于在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下的加息加准备金下出现急跌。如果,货币政策继续从紧。恐怕,股市崩溃不是一句梦呓。那么,这样情况下继续提准备金和加息。不仅银行没有头寸可用,恐怕接力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无力可借。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再介入地方债务清理。呵呵,你说会如何。

现在说白了就是各方利益在比拼各自积累的实力,触摸各自底线的消耗各自耐心的时间了。这个就是我09年后一直说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技巧都没有实际意义的本意。这个也是09年的时候一些人对我说的,现在是万亿级别的游戏时代,没有这个家底就不要参与。

推进国进民退和社会左转的在逼迫他们的对手出错。这叫师出有名。我删除的帖子还提过,一些外放的要员,在他们上任后,在群体性事件纳入政绩考核的游戏规则下。7、8年前北方上演过的戏码会频频。

当年改革契机来自1972年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苏攻美守的外部环境。而当年激进市场化改革,来自苏东事变解体后的压力不能忽视。如今,08危机后的世界原有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局已成定势,加上日本遭受本次地震+核危机的重创,对于中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影响不亚于当年苏东事变后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如此之下,三十年改革的既得有模式不管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已到了不能不变的大势拐点。而具体怎么变,激烈的方式变化还是温和的方式变化,还是一直以来我试图通过沟通和讨论思考的兼顾时间效率和社会稳定的第三种出路。眼下的事情,也许就是个契机。所以我才说现在很多事情一念之间了。凭各自的气运,凭各自的准备,凭各自的绝对实力,最后不可忽视的还是一个民心所向。我删除的帖子里说的很明白,老百姓或者民心看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或者自诩代表什么,只看你给多少实际利益。

至于清理地方债务,去年底写过点小文字你看看也许有用。

一些小信息

昨天朋友提醒我留意传闻中的关于信贷平台风险的指导意见。说这个不仅引起地方的强烈反弹,而且还会引起后面的连锁反应。今天查了下相关信息(<关于加强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指导意见>),其中相关内容的确会激起地方反弹比如:贷款自身项目的现金流加上项目抵押品及其担保折合现金低于贷款本息的120%,这个贷款就划为次级类。今天得知的信息是,这个激起地方反弹的指导意见,银监会要求坚决执行。

PS:土共的政策模式中,一个政策行为从来不是孤立的。尽管联系温总前几日对房价的有关讲话,是否可以看作新一轮房产调控的开始还不得而知。而就我自己的理解,我的观点是,随着换届博弈的展开,经济政策本身的调整会因为各种利益的不同诉求而变复杂而多变。我在刚才给朋友举例的就是,传闻中因为某部门吃独食,在前不久因此在海外被几大利益团体联手摆了一道造成中国海外投资巨大损失。这个就是问题的另一面。

最后我想这样说,我现在只能说,我知道的是:这次是有做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准备的。我这样对朋友说,这种事情有身后果,尺度在哪里,这个底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过那么大的泡沫(刚才朋友提醒我注意在某些领域实际比房地产还大的泡沫资金链的问题)而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换取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本身。这样没有多少先例的策略,背后的博弈始终不是以普通人短期的切身利益来考虑的。同样,这样的策略尺度与底线在哪里恐怕只有政治局的各位能有个谱。所以就这个话题,我能说的是,这样的事情造成社会冲击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反弹也难以避免。

各方博弈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个别问我,只能让时间来证明。而我在刚才对一个小伙子这样说:着火的时候,别考虑什么原因导致着火。着火的时候想的应该是如何救火或者脱身。

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说,做自己看得懂的事情。本意是我相信一些事情迟早要来,但是时间点是我不能提早太多时间知道的。我之前只看见,一个又一个相关的配套在确立。我不停的和周围的人说风险与危机,也因此被很多人看作神经病。即使新一轮房产政策还会因为各种以而导致夭折。而这样的夭折在我看来,只能会刺激更多严厉的政策博弈与更残酷与直接的手段来干预。其实温总在年初那句可以看作摊牌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个是涉及政权稳定的问题了。

唉,这个时候,就看信不信什么了。

在机会中保持必要的谨慎,始终是符合逻辑的。有时候,重要的只是结果。

然后活下来的说道理,没有活下来的说故事或者和传说。

12月30日的展开:

这样说把,我昨天到现在把问题对应为这样的不同层面 [ 葡萄 ] 于:2010-12-30 00:21:06 复:3226416 总阅:18402

首先,我是这样理解我们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压楼市的。这里的我说的牺牲不是因为要压而牺牲,而是因为本来就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继续维系了才开始顺路压。

第二,房产绑架银行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也是房价现在有恃无恐的根本。如果有方式方法给银行解套,恐怕政府的压制措施会随机动真格的。所以说,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因地产泡沫破灭带来的银行坏账问题。再简单点说银行坏账谁来买单的问题。就我所知的范围,已经在现实中成立的架构可以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能不是在实践中作到,我不得而知。但是起码我可以说,在逻辑上这样的新架构是可以应对给这个绑架问题解套带来的相关影响的。

第三,这个带有我一贯的文字风格——复杂。很多人看待地产问题,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地方政府收益很大程度来来自土地财政。从这个结果倒推一个结论就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多少意愿推进房产政策。从一个角度上说,这个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自己在至少5年前得知的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转型核心政策有几个,其中一条就是:土地审批权力上缴中央。我想,这个连我都知道的趋势,各地大佬肯定也知道。从另一个观点上说,这样的趋势也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改变的。而从这个角度说下去,符合逻辑的判断是这样:既然看的见一些事情的结果,既然无法改变这样结果的出现,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在看的见的结果发生前,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疯狂卖地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看得见的结果中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尽管,这个不会改变地方政府疯狂炒地的结果。但是,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结果,是不能得出地方政府离开土地财政就会如何如何的一种在论坛常见观点的。我想说的是,不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或者改变的时间点——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接受的那个时间点。假使我这个逻辑成立,那么背后衍生的各种路径就是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甚至刚才在朋友中就有提到4万亿阴谋论的玩笑。而我对此的回答是,我无法证实,只能从结果中倒推。而现在,远没有说一些事情尘埃落定的时候。

至于股市,我知道的是明年特定时间段内随便炒,不会有针对性的行政干预。这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大禹治水,有疏有导,在关闭一些大门的时候给人一个起码的生路。但是,具体到地产新政博弈中如何影响股市,这个么我不炒股,这就要多问那些河里的大牛了。我的能力只能到现在这一步。

12月31日展开

今天早上醒来,综合分析以及基于利益归属的倒推,觉得现在很多在表面的东西是有逻辑上的证据链缺失的。这里作为补充写一写和朋友讨论的结果。

首先,我今天和朋友讨论中我说短期这个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地产泡沫形成于长期,积累与长期更在于那只能在长期中去解决和消化。

其次,当前只要从普通人的诉求以及多数人的诉求来看。无论对于转型或者换届,平稳过渡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这也是今年习总接手相关工作后,一个朋友说的评价:众望所归。在这样的前提下,长期的目的与短期目标的冲突是可以预见的。这本身又会实际影响短期目标的实行。确切点说,既然长期目标落在了短期的行为上,那么其效果也必然是阶段性的,或者说目的性是有限的。

最后,我和朋友这样说明我眼中的博弈。这样的博弈是建立在中国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帝国这样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不管你怎么看看中国这个帝国的脆弱性或者说其各种问题。我们的利益今天遍布全球的同时,全球的利益及于中国的关联性,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简单点说这样的关联性,必然包括我们今天的重大利益调整注定是要与全世界各种利益产生直接与间接联系的。

基于以上几点,我想说的是,就个人或者某个社会法人性组织而言,要想在这样有重大利益交换的博弈中通盘的掌握全局,实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博弈的复杂性,我能举例的是。当年在阜阳大头娃娃案件,某派系为了保住他们自己派系重要位置的,作为交换让另一些派系得到了一些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位置包括一些部位的人事变动。同样,今天我们在苏丹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让步,会产生什么样的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和国内调整的关联性。我可以说,关联性一定存在,但是对应一定的层面产生市场能反应的效果是有时间点的差异的。

回到昨天提过到,组织、架构与系统。我能补充的是,我最近经常提到的架构调整,以及架构调整中对应的组织调整。其实是我现在思考的短期行为的目的性。这样的目的性,注定包括削弱现有组织中一部分的权力去加强新组织的权力,并利用各种政策与利益的调整,让社会与公众接受这样新组织的权威性。而这样的调整,也是有先例的。通过一个人类工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的部门成立来作为这样架构的可行性实验来确立的。(当年有人和我说,这个部门的成立是一个实验,为了验证一些事情的可行性,这个我直到数年后的现在才开始理解)

如果联系到这个话题,牵涉本版面的内容,我实际关心的是,在削弱什么组织和加强什么组织的同时。相关的变动,势必会在企业这个社会性法人组织中产生相关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既反映在各种企业的兼并与重组之中。也会反映在现在被默许和鼓励的企业更激烈的竞争之中。更会表现为,以新技术为标准开始的一轮又一轮产业升级与市场洗牌之中。这才是与本版面话题有关,普通人能实际参与进去博弈的利益再分配的话题。或者简略的说,这里的得失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与分析的。而另一些话题,因能通盘控制全局的人有限,而让对组织 、架构与体系整体运作认知不足的人难以应对甚至是难以理解。我想,我一直以来说,做自己真正明白的事情对应的也就是这样的——组织、架构与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你有什么操作,想问别人的时候——那就是你不明白的事情——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而我在此时此刻想的是,某个河友对我一番评价后的一些话。

1.常识

2.常识之上的逻辑

3.在1与2之上的谨慎。

即使2012果真难以避免,那并不意味着在2011,我们就不可以从容的生活。

祝大家2011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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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五月我在西西河说过6月20日这个时间,当这个时间点到来的时候,发改委努力地提高是成品油的价格.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一切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其实,在碰到国际油价上升的那个时候中共经济管理方面并没有去分析其中的关键.至少根本不管这些.

当时,提高成品油价格是可以解决当时财政以及中石化的利益问题.但下面导致的通涨的危机以及不可改的循环已经在那次加价中形成.

抛开国际当时的次贷危机.中共的经济其实是有内外两个循环圈.外圈的影响是国际金融形势.而内圈的关键是稳定.稳定物价.而稳定最关键中的关键是成品油.或者可以说当时国际油已经很高了.不能不提.抛开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南中国海的那些以骗取国家退税为目的的原油和成品油的走私活动.

把这些损失加到内经济圈的成品油价格,这就形成了内经济圈通涨的开始.

从这一点开始.地方为应付成品油涨价后的连锁反应,就必须寻求更疯狂的地产经济等手段.

如果说利益集团是一个原因,那么加油价就是直接刺激之后形成问题的导火索.

它的意义几乎和戊戍变法失败是一样的.

到现在,中共高层做出了允许中国私人资金转移到海外投资.这个消息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它们未来的方向.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几乎和我们是一样.

戊戍变法失败后,民间形成了拳团,因为德洲教案而起事.而董福祥的甘军进京而这个事件的最高点.今天,拳团也形成.而且甘军已经进京!

温家宝这些天的压制通涨,可以看做是四川保路运动.成和败没有太多的意义.同样,清理地方债务也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气候开始变冷,变冷的气候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干旱.历年逐步的干旱到寒冬岁月.这和明崇祯时期就是这样.那时候,中央为军费等不停地勒索百姓,导致了李自成的起义.而一百年前直隶山西大旱,最后导致了拳团运动.最一切的关键都是对百姓的勒索和气候原因导致超出了百姓的底线.

所以,这个时代,自己做什么努力或者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走上了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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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有资产合计接近29万亿,目前地方政府合有14亿债务

看来地方羊肥毛长,要中央买单债务,无非就是要央企和银行收地方国有为中央国有。地方资产抵债后,财政萎缩的地方政府将顺服于中央,中央财政或许将空前强大,或将背负巨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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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负责人:央企上缴收益比例不宜过高

这条新闻是不是某种博弈开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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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推测的佐证

1)从4月底开始,海关对报关的货物加大了查验力度。

2)差不多时间,某路段违章停车情况大大改善,最近已是接近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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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为王
当初葡萄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听进去了.不过,现在才知道痛,就真的太晚了.还有那些骆驼的故事,开始慢慢的一幕幕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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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哪一派
会最终胜出,而且从历史上看最终大多是妥协。
水果预言的很多极端情况最后都没有发生,但都是作为筹码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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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还看不到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

思路很清晰。

眼下的cpi的高涨(特别是猪肉和蔬菜),有失控的危险,准备金,加息还会继续。

08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在是败笔阿。

短期内还看不到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那么到年底的时候,股市和楼市双灭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最主要还有外贸顺差的归零,美元的上涨,欧债的危机。

一个问题:"很多银行实际靠短期信贷拉升股市来过审计关"

这个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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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清理一半公务员的景象出现?

我看不可能,现在谁是稳定的支柱?公务员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地方替换一半的公务员无论如何会对地方稳定形成重大影响。当然,葡萄你考虑的只是极端情况的预案而已,就表示它基本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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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
那不是说股市没得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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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会是什么
三反五反,还是直接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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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来说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

绝对是悲剧。

太平天国的事现在不让讨论或者讨论也基本上定调是负面。可是历史地看问题,太平天国是第一次把西方的意识形态做为凝聚人心的暴力革命,虽说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镇压闹剧成功,并由此搞出来了同治中兴的洋外运动来,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把大清送到了滚滚历史车轮之下。

从1843年洪秀全搞拜上帝会到79年后的1921年又一个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28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完成了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正剧的进化过程。

今天我们来反思文革,不管是官方定义的十年浩劫或者是反对人士说的闹剧,最终的结果是文革失败了,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复辟是成功的。但历史总是给复辟的人开玩笑,闹剧完了接着就是正剧了。当然所有的人都认为文革再也不会发生的时间,新的文革正剧已经走到我们身边。

俺个人的看法:所有的复辟都是借着外力,所有的复辟没有不出卖集体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所有的复辟都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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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03-08的中央政府和08后的中央政府是同一届人吧

从中短期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局面,仅仅从08年之后说起是说不通的。03-08年和08危机之后的政策基本是一脉相承的。简单点说,就是产业政策以房地产和外贸出口为龙头,带动相关下游产业发展。货币政策以数量控制为主,利率则压缩在底部(反正存钱的都不是有能力上桌面玩游戏的,能借到钱的不是央企,也是够级别玩游戏的)。

现在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房价已经高到影响民生了,出口则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而受阻。可是能替代这二者的产业在哪里呢?我没看到。既然没有了扩张性发展的可能,那就只能内卷化了,哪怕只是暂时的,小规模的。推进国进民退和社会左转,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解决问题的,其一是在饥荒时打死几只狼来喂老鼠,其二是叫老鼠们运动起来,忘记饥饿。可惜这几句话的主语是谁?中央政府?在具体一点。呵呵。谁也不见得干净,到底会怎样。反正老话说得好,民心如水,66年坚决拥护主席的,到了76年就拥护打倒四人帮了。我说的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有能力决定什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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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意思是03年非典05年沪督

看葡萄帖子要注意细节。非典案直接导致什么大员折戟。另外前几年晋省什么人因为矿难如何。联系到内蒙、河北、辽宁这些地方都是什么人主政。如果因为问责,哈,几年的布局就一遭被破了。

人家玩的是概率,你只能胆战心惊等。熬到时候,不出事上去就是卡位成功。某派还是资历嫩。被葡萄后面的派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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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就是这些中央政府。

就如葡萄说过的,现在的派系,都可以和前几十年的山头联系起来。得意和失意的也都还是这些派系,你在算计别人,同时也在被别人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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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动物之间的事情,我们能活下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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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背后的路线大抵已经定了,慢慢舆论造势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14万亿,70%县级平台贷款,9.8万亿。这部分贷款有究竟有多少需要展期,实际上就是潜在的不良贷款,没有数字不敢妄言。

只是从去年以来中央一直收紧的各类政策对于地方财政增长的控制来看,打断了地方通过炒地还贷自娱自乐的循环。

所以,某些如葡萄所言"深信这种循环可以玩到永远"的政府官员会上演最后的疯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中央强调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部署。

这是两派人的博弈,并且,我认为在利益与以往站队的背景下,不存在葡萄所说兼顾时间效率和社会稳定的第三种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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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汤不换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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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学习水果大牛很久了,一直不敢随便说话

感谢葡萄大牛这么长时间坚持的费心的科普贴。很多时候,葡萄大大都是很早(早上5、6点)或很晚(凌晨1、2点)在线更新。长期这样,对身体真的不好~~

说个潜水以来的感受:

1、这样的年代,普通人,只能随波逐流。最好,能认识得本心,谨守本分,但愿一切安好~~~

2、读过水果大大的贴,俺信了。从俺稍微读懂的糟糕感受,验证了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世界,被打破,是非常糟糕的体验,这种人生无力,真叫人无语!!!

人生,必须界定边界,我认为这就是做人做事识得本分,不作非分之思!!!俺需要学习的是,葡萄大牛的方法论,学到就好了。至于2012,不管来不来,常备打酱油,生活油,米,盐,风花雪月,不能少!!!

祝愿:葡萄大大,身体健康,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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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我觉得葡萄所说的国进民退和民心所向不是楼下所欢呼雀跃的"国"和"民心"。记得葡萄提到过,他们所代表的到底是那个国哪个民。个人认为其实他们就是借这种幌子来谋取自己的势力,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让出部分利益,甚至更可能的是利用别人的牺牲来卖人情。所以我反而觉得这种情势之下小民的情形比之前更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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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
这么说超大型国企股票可以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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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所向

这就是执政合法性

民力所使,财富的源泉

民智所开,产业升级,社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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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解读

推进国进民退和社会左转的在逼迫他们的对手出错,一些外放的要员,在他们上任后,在群体性事件纳入政绩考核的游戏规则下,7、8年前北方上演过的戏码会频频,这叫师出有名,并且有的预案已经可以考虑到地方政府一半左右公务员被替代的方案也做好了。

这样看跟容易理解F

以夷制夷加保守派加团系加军队来实行点位的控制。

包括在此行动中的大致分配保守派内部的盘子,能者多得。

最后以整合后的国企来收盘。

美国企业研究所:剖析中国茉莉花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版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网络上要求反抗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呼声从可能的示威者那里获得的响应寥寥。然而北京的反应迅速而且夸张——骚扰记者、关押异议人士、大力加强其原本就很严厉的网络审查。这些措施让中国内外的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要过度反应?也许他们并没有。如果不解决在这场运动背后的那些因素,它们有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的致命影响。未来的挑战将让矛盾的解决更为棘手。

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20114月,http://www.aei.org/outlook/101046

作者:Dale Swartz 联系电邮:dale.swartz@aei.org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本文重点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已经严厉镇压了异议人士和活动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逮捕了言论无忌的活动家和共产党的批评者艾未未,这是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呼声的后果。

  尽管中国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阿拉伯式的抗议,但这二者在一些底层的结构上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

  虽然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这场新的运动却让中共胆寒,因为它来自一个能量强大的源头,即:因为缺乏机会和政治自由而被阻碍的核心中产阶级。

  中国必须解决这些不满,否则其政权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正文

 

43日,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从北京机场消失。艾未未因为设计了如2008奥林匹克"鸟巢"体育馆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而闻名,他也是一位推动中国言论自由和对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激烈批评的著名活动人士。当局后来确认他是因模糊不明的"经济问题"而被拘押。多数的观察者怀疑逮捕他是为了压制人权活动,而艾未未不是唯一一个"被失踪"的抗议者。身为异议人士在中国举步维艰,这个国家因为肆无忌惮地运用其政治和司法权力而名声在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镇压。但是镇压的背后逻辑却相当令人不解。

镇压的起源很简单。在2月初,就在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进入戏剧化的垂死挣扎的时期,开罗解放广场的照片在全球传播。其中有一幅照片,一名年轻人所举的标语上写着:"埃及人民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只不过文字是用中文写的。

在埃及的阿拉伯文中,中文就象是天书一样,因此这则标语有一部分也是讽刺穆巴拉克对于其人民的呼声无动于衷。但是这幅标语被直接摄入了电视镜头,埃及的年轻的民主革命者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行动所具有的蔓延可能。许多人猜测,象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体可能是"茉莉花革命"的下一站。【1】(艾未未在211日的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们都是埃及人。一个维持了30年,貌似和谐稳定的军事政权的坍塌,只需要18天,60多年的玩意儿,需要个把月呢。"

很快,在好几个中文网站上就出现了匿名的呼吁,希望在几十个中国的大型城市举行一系列抗议。这些"散步"(因为所有的"抗议"活动必须预先通过当局的审批——而且极少获批,散步是对"示威"说法的一种中式变种。)本来是声讨党没能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福利和自由的最初步骤。

在第一次预定的周日散步中,在北京有几百人聚集在了京城最繁华街道的一家麦当劳的门口。但是多数只是好奇的旁观者和想要抢新闻的记者。除了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出现让人意外,这场"散步"对中国内外来说,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都勉为其难。【2】真正在抗议的不超过几十人。在上海现身的人则更少,而在其他的城市就根本没有人出现。基于网络的组织者鼓励持续地进行散步,每个周日都去,积少成多。但是一周接一周过去了,没有人来。到三月的时候,很显然这场"革命"是一场可怜的失败。

在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利比亚和日本地震上之前,评论家们已经认可了一种干巴巴的、简单化的论调,来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革命的热情:"中国不是埃及。"3】其逻辑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政权就是问题所在,而中国政府已经主导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数千万人从深刻的贫困中摆脱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人民会要推翻——甚至只是质疑——政权呢?

北京压制抗议者——为什么?

中共一开始想要完全忽略这一事件,最终它在权衡之后,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称中国"绝对不是"中东:"【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全世界都刮目相看。这一切,是哪个政党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4

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结论不能涵盖整件事的复杂内涵。其实,整件事最令人意外的不是为什么人们的参与程度这么低,而是北京的迅速和夸张的反应。

在开罗的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发现所有的"埃及"相关信息被屏蔽或删除了。潜在的"散步者"们发现了数百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他们的数量(还有他们的设备)每周都在增加。在多数的抗议地点设置了路障。在北京,在学生们占多数的地区,地铁服务也被停止,以防止任何人前往其他地点。有影响力的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被拘押;根据一家宣扬人权的组织计算,政府已经逮捕了约30人,另有差不多的人"被失踪",还有超过200人被"软禁"5】。正象在埃及等其他地方,记者们受到了骚扰,有些被殴或拘押【6】。

对于外国专家和媒体来说,这样戏剧化的反应无论是从中共的公开声明中,还是从传统常识来看都显得奇怪。如果中国"绝对不像"埃及,为什么整个安全机构都为这样刚刚萌芽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大动干戈?

天安门后遗症 有证据表明,北京的偏执狂式的行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解释。首先是中国对于国内稳定的处理方式:它以它一以贯之的方式来应对。所有的示威都被视作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和后来的镇压的折射。最近的事件暗示党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曾差点崩溃。从那以后,对待所有群众运动和未经认可的政治想法的经典反应都是镇压——迅速且坚决地镇压。

阿拉伯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埃及的反抗在许多地方都和中国1989年的示威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针对无动于衷的政府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拥挤的人群在国家广场前搭帐篷露营,针对腐败和统治者而高呼的口号。

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的国安机构就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并在镇压如茉莉花抗议这样的未经允许的异议行动方面颇为高效。这部分要归功于国安部门获得的天量投资上;根据中国的财政预测,在这部分所花的费用超过了军费【7】。但是其高效还因为政府有大量的机会进行实践。中国每年都有超过9万起群体性骚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的新疆穆斯林暴动在严重性上尤其引人注目。也是这些锻炼让国安在限制记者接触"敏感"区域和有选择地关闭互联网及移动电话服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在今年的中东革命中,媒体与互联网在时机选择和扩散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这两者都没能获得同样的影响。象半岛电视台那样的阿拉伯地区卫星网络,根本无法抗衡北京管理的中共宣传垄断。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外国媒体圈中人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接触被切断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还有中国闻名于世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在这里西方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都被屏蔽了,很多其他的站点受到严格限制。对"茉莉花"的搜索结果也被屏蔽。(一些中国的网民发现在一则被禁播的视频中,胡锦涛唱起了一首爱国的很受欢迎的民歌,歌名就是"茉莉花"8】。)据报道,象Gmail这样的受欢迎的email服务受到了防火长城的干扰。总体上来说,这些行为看起来不像是短暂的限制,而是对于信息控制的更为收紧的做法。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宣布他们将对"有激进思想"的学生进行"会商"9】。

更深层的困境 审查和压制媒体造成了信息匮乏,武力展示让那些可能的抗议参与人避而远之。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管不问,这场运动会扩散吗?政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中共担心会是这样。这就引出了对强力镇压的第二种推理: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当局公开承认的要大得多。

考虑一下示威者建议提出的口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和"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这些要求机会和法治的呼吁既不极端,也没有颠覆性。但是,这些却和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对变革的呼唤非常接近。

这些问题反应了中国的什么情况?一些是短期的。上涨的食品价格因为北方持续的旱情而恶化,这仅仅是高涨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通胀侵蚀了中国普通老百姓这些年来所增加的经济收入【10】。中国沿海的房屋价格飙升,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幅度(在2005-2009年期间翻了三番还多【11】。)房地产"泡沫"尤其让男青年们烦恼,因为能找到一个好媳妇的由来已久的前提是要有一套房子。

中国的体制上的结构弱点也是一大挑战。外国报道常常把这个国家描绘成名副其实的繁荣之国,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收入也很高。但是这种传统想法只在很少一部分人口身上有效。中国每年毕业的600万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要费尽心思才能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受训可以从事的白领服务业规模太小,无法接纳所有的毕业生。过剩的劳动力也就影响了他们的潜在收入;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群人的收入基本保持未变。奇特的对比是,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在同期内的收入却翻番了【12】。

从内陆的农村转移到繁荣的沿海城市的动力是强劲的。尽管政府频繁干预,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是城市居民的1/3多一些。但是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合法地向东部迁徙,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合法的许可才能得到必要的入学、住房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公共]服务。即使这样,还是不断地有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政府最新的统计是,这种"流动"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2.2亿。这一统计数据既反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反映了中国人口中严重的不平等。

在一个不均衡的社会中必有人占据顶层——中国的情况是,没有人比党员们更适合成为顶层人物了。毕竟是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拉动中国9%GDP年增长率中,国企是一个重要因素。(新出现的创业型的中产阶级的利润则不丰厚。)但是要说既能加强权力,又削弱其合法性的利器,没有比腐败更强大的了。腐败对中国政治来说可谓司空见惯;传统的关系总是由丰厚的贿赂和回扣作为润滑剂。公然的盗用及挪用公共资金等行为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学者裴敏欣估计中国至少有3%GDP被用于此【13】。(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数字相当于越南和孟加拉的经济总量相加。)中国的许多公共抗议和不满可以追溯到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案例上。

对政权的新威胁 腐败、分配不均、失业和通胀都可能给中国埋下动乱的种子,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北京对茉莉花的恐惧。第三大原因更能说明问题:这种抗议运动是从根本上不同往常的。历史上来说,中国最为经常的威胁是来自于周边,和蒙古、满族、俄罗斯在中亚边境上的交战都是例证。这种趋势一致持续到如今新疆的穆斯林骚乱、西藏暴动,(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这都是由外国媒体鼓吹的煽动引起的。

阿拉伯之春和这些都不同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现象:公民中对于政府的运作和代表性的不满。中共那套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保护自己的论调被埃及发生的一切否定了——毕竟埃及的生活水准在过去几年中显著提升了。但埃及人民认为这太晚了,也是不够的。

党从来还没有处理过来自于核心族群,占90%人口的汉族对其统治的挑战。毕竟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1949——血腥的、历时20年的内战的高潮。与之对比,天安门事件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事件,主要由身为党员们的孩子们的精英学生所主导。阿拉伯之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种人推动,一是受挫的经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国也有不少);二是因为缺乏自主权力而感到沮丧的中产阶级。(正是中共竭力想拉拢的群体)在将近30年中,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相当简单:"让我们掌握政治权力,我们可以让你们富起来。"这一政权是否真的为了遵守承诺而提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准?它是否能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它所依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认为它没做的事太多了——而时机也已经错过。

而且,对中国政治来说,这也是一个敏感时刻。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在明年将下台,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在2012年的人大会之前已经上演【14】。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的领导层需要努力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保持步调一致,如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1966-76年的文革当中表明的那样。主要的派别都觉得地位不稳,而努力想发挥影响;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政权的行为说明它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而且也不愿修复局面。

结论

最终,中国必须学到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在处理当前非常困难的问题时,一味地拖延最终只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结果。事实上,可供中国解决"骚乱苗头"的窗口期正在很快关闭,因为若干长期的趋势都不利于这种解决。从人口学上来说,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在三年后就会达到峰值,然后就会下降,这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便宜、充足的劳动力)并减缓经济增长。中国不断减少的在职年轻人将被迫照顾越来越多的老龄父母和祖父母;从现在到2030年,超过65岁的人群数量会翻番【15】。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意味着中国能提供的退休金或健康保险寥寥无几。当中国不断消耗自然资源、污染河流和空气的时候,环境问题也会大量出现。收入不均和腐败也不会自己消失——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它们会继续扩散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未来已是命定的悲观结局。几十年来,中国的确挫败了许多崩溃论者们提出的预言。中国在抵御由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挑战方面是成功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但是未来数年内严重的、正在逼近的问题意味着中国的统治者必须立刻行动,应对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否则,即使是无穷无尽的安保资源也不足以延缓这个政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注释(略)

1. In the mold of the "color revolutions" that swept across the stat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2000s, Tunisia's uprising was frequently labeled the "Jasmine Revolution." (This year's Middle Eastern uprisings first began in Tunisia.) While most people now refer to the Middle Eastern phenomenon as the "Arab Spring," referring to "jasmine" in China has persisted, owing to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ffinities for the term.

2. "Jon Huntsman,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potted at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s in Beijing [Video],"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24, 2011.

3. For notable examples, see Peter Rutland and Orion Lewis, "Why It Won't Happe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11; and David Piling, "Why the Chinese Are Not Inspired by Egypt,"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6, 2011.

4. "China Is Definitely Not the Middle East," Renmin Ribao [People's Daily], March 10, 2011,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7314966.html (accessed April 7, 2011).

5. "Escalating Crackdown following Call for 'Jasmine Revolution' in China,"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http://chrdnet.org/2011/03/31/escalating-crackdown-following-call-for-"jasmine-revolution"-in-china (accessed April 7, 2011).

6. See Jeremy Page and James T. Areddy, "China Takes Heavy Hand to Light Protest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7, 2011; Eunice Yoon, "Getting Harassed by the Chinese Police," CNN.com, February 28, 2011, http://business.blogs.cnn.com/2011/02/28/getting-harassed-by-the-chinese-police (accessed April 7, 2011); and "China Must Stop Crackdown on Foreign Reporters," Amnesty International, March 3, 2011, www.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china-must-stop-crackdown-foreign-reporters-2011-03-03 (accessed April 7, 2011).

7. Chris Buckley, "China Internal Security Spending Jumps Past Army Budget," Reuters, March 5, 2011.

8. "No Awakening, But Crush It Anyway," The Economist, March 3, 2011. The video can be viewed on YouTube at www.youtube.com/watch?v=dXVL3Tttqgk (accessed April 7, 2011).

9. Peter Foster, "Peking University to Screen Students for 'Radical Thoughts,'" Telegraph, March 28, 2011.

10. Minxin Pei, "China's Bumpy Ride Ahead," The Diplomat, February 16, 2011.

11. Ibid.

12. Andrew Jacobs, "China's Army of Graduates Struggles for Job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11.

13. Minxin Pei, "Corruption Threatens China's Future" (Policy Brief 55,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7).

14.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ubject, see the Hoover Institu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The most current issue (no. 34) can be found here: 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leadership-monitor/7216.

15. These calculat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base,www.census.gov/ipc/www/idb (accessed April 7, 2011); and the United National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http://esa.un.org/unpd/wpp2008/index.htm (accessed April 7, 2011).

 


《外交政策》: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来了?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起伏的斗争会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


来源:《外交政策》,2011522日, http://goo.gl/AmiP4

作者:Larry Diamond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作者简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是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弗里曼・斯普吉利(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民主杂志》的共同编辑之一。】

今年一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二月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倒台似乎融解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冬天。看起来腐朽不堪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正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很快这就和1989年形成了类比,那是另一个政治空间——东欧的解冻期,那里的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而现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类似的民主转型浪潮的可能性终于有了可能,尤其当你考虑到以前的转型都是在某个地区性的范围内发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都在1970年代中期实现了民主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此之后不久实现了民主化;韩国和台湾很快在1986年的菲律宾政治开放后步其后尘;接着199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出现了改革的浪潮。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民主化"第三波"中的一部分。三月,许多学者和活动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第四波"开始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一股"倒春寒"似乎又席卷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这可能会是持续性的。当然,以前的地区性民主化浪潮肯定也曾遭遇专制体制的强硬派、反对势力和引向歧途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多数的阿拉伯政治转机和其他地区的相比,收紧得更快也更猛——除了前苏联,在那儿大部分的新兴民主政体都快速地回到了独裁。

如果说突尼斯还可以作为谨慎乐观的基础的话,那么埃及的情况就已经很令人担忧。埃及的高级军官阵营当前控制着政府,并不想协助进行一场真正的民主转型。他们试图通过在当地制造状况来诋毁民主,让埃及人(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乞求强人回归。统治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宗教和党派纷争(还有大量爆发足以令人紧张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军队努力地逮捕成千上万的解放广场的和平示威者,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在军事法庭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四月份,一名被拘押者、博主Miakel Nabil被判入狱三年,因为他"侮辱军队领导"。)但同时它却宣称对不安全感的蔓延无能为力。许多埃及人认为这是军方有意为之,想要在民主落地生根之前就削弱它。

预定于9月份的议会选举不大可能有所帮助:新的政治势力没有机会能及时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党,以及构建出进行竞选活动的机构。穆斯林兄弟会最初说只打算参选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现在则宣布其目标是获得半数席位,还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自由正义党)。如果选举制度仍然保持多数获胜的原则,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赢得所参选席位中的大多数(可能达到议会总席位的40%),其他席位则会由地方势力代言人和前任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的中坚分子瓜分。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巴林的逊尼少数派君主政体选择镇压和平抗议,逮捕和折磨那些有可能与其达成未来权力分享协议的人。有伊朗的积极支持和美国、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的莫名允许,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发动了一场缓慢的屠杀,这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在也门,政府已经瘫痪,食品价格在飙升,国家正在放任自流。也门的总统萨利赫看到了穆巴拉克的下场,于是玩起了拖时间的游戏,但是他的合法性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而他也缺乏阿萨德那样的发动镇压的能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该地区的国家都被这股显而易见的寒流笼罩,一些国家仍然可以躲在避风港。约旦和摩洛哥还没有陷入危机,但可能很快会陷入。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和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能把看似稳固的独裁政权推翻的条件——对腐败、事业、社会不公、封闭的政治体系高居不下的挫折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目前还没有面临大规模抗议,因而处于可以发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进程的位置:修正选举法、遏制腐败、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但是,少有证据显示他具备通过这一途径将国家带入现代化的远见或政治自信。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在国内仍受到尊重,在国际上则被认为是改革者。但是他甚至比阿卜杜拉更为虚弱、有气无力。他不愿意制止围绕着君主政体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不愿意放弃该国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商业所有权。相反,他的卫队、皇家的小圈子和商业寡头们反对要求信任和改革的呼吁,进一步将国王孤立起来,激化了在表面的平静下正在聚集的政治风暴。

目前,这两个君主政体正在走上老路:成立委员会来研究政治改革而不是真正迈向政治变革。这个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正如前约旦官员最近向我私下里评论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方式上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这个体制就会深陷危机。国王不能一直只空谈改革,而不行动。"

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都在说,这一地区的多个压制性政权(不仅仅是为数千名王子们捞油水的沙特王朝)要么是寻求民主改革,要么就内部一直腐败下去,直至被推翻。最终,今年避免了革命的那些政权也面临这相同的选择。那些重新加强的专制体制只能苟延残喘。理论和政治实践都告诉我们,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而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独裁者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即使现在不被推翻,在未来的数年中也在劫难逃。但是,如果约旦和摩洛哥的君主体制能够把自己残存的政治合法性用于进行民主改革,它们仍有可能幸存。这就是说,即使阿拉伯之春乍暖还寒,最终它还是会带来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民主是否是最终结果,则部分取决于这些事件会如何演变,以及这些政权和国际角色与反对力量的互动。

除了在这一地区不时爆发的短暂战争时期之外,美国还从来没有面临过更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机会和挑战:民主发展的可能前景,和非常实际的伊斯兰掌权、政治混乱和人道灾难等风险同时并存。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上大相径庭,美国找不到一种包治百病的 "万灵战略"。但是有几条基本原则应当在所有地方都适用。总体上来说,以及在许多特定案例上,奥巴马政府必须明确地、持续地谴责所有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这些言辞应当与后果联系起来,以加强它们的可信度。例如,在利比亚,美国发现了并冻结了对暴力镇压应负责的高官的海外资产。另外,禁止了他们及其亲属赴美,并让欧洲也如法炮制。在过去的几天中,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行动,冻结阿萨德和其他高层叙利亚官员的个人资产。在极端情况下——利比亚是其中一种,现在叙利亚正在成为另一种——美国可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将一些人送上反人类的国际法庭。

当阿拉伯政府对和平示威者采用武力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应当停止向他们提供武器。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向这些政权,比如说也门的萨利赫,销售(或赠送)镇压工具,包括:催泪弹、炮弹、狙击步枪、近距离攻击性武器、火箭炮和坦克。虽然萨利赫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对抗恐怖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源,现在他已成为了负担。这种交易的告终让美国对巴林(另一位受赠者)和也门的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想要以武力骚扰或随意逮捕和平的民主示威者,至少他们不能用美国的枪炮来干这个。

现在迫切需要以调停来打破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僵局,找到办法让本地区剩下的独裁者逐步交出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意识到联合国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中应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派遣有经验和有能力的联合国官员参与也门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这些外交官可以协助提出抗议者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方案。美国应当鼓励联合国的这些冲突调停努力,弥合对立政治派别之间的不同势力,帮助政府扫清通往可信赖的政治选举的道路。因为联合国更为中立,它的国际角色最适合进行调停,也可以召集专家进行机构设计,为起草宪法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的外交家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们可以打通资金和实际支持的通道,为不同的角色提供会面和讨论分歧的机会。他们也应该为人权、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而呼吁。这种道义上的表达和实际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比如智利、菲律宾、波兰和南非的转型中都起到重大的作用,虽然阿拉伯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性,但是持续进行的反抗运动对美国的大使来说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与其他民主政体的代表一起向阿拉伯的独裁者施压,支持阿拉伯的民主人士。

美国应当帮助阿拉伯的民主人士进行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得以保存实力,同时督促他们互相合作。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公民组织提供更多的拨款。当然会有对资金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美国给它们太多的钱,会使得它们被人认为是"美国爪牙"从而失去信用,或被腐败吞噬。援助应当有多样化的来源,提供核心的(而不是基于项目的)资金给有着可靠的推进民主变革历史的组织,还必须被仔细监督,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最后,考虑到埃及对整个阿拉伯地区有着巨大的地理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在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变革的宏大战略中,与埃及的互动将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援助和积极监督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国必须对埃及军方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不会支持对民主进程的故意破坏,回到专制体制对美埃的双边关系来说会有严重的后果,包括影响美国未来军事援助的流向。美国不能让埃及军方玩巴基斯坦军方的"两面派"游戏,否则埃及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变成又一个巴基斯坦:军方在民主的假面下统治国家;以及军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会儿是我们的朋友,一会儿又和我们的敌人——埃及内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外部的哈马斯——搅到一起。

阿拉伯世界的这段时期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不会仅仅是持久的暖阳或寒风,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的起伏斗争,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的利益影响重大。[美国]从未如此地急迫地需要稳定的原则、清晰的理解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撒谎是门学问

在我们茫茫无际的小白领生涯中,不会撒谎就像不能熟练掌握office软件一样可怕。比如我曾在世界杯期间连续熬夜,终于有一天早上扛不住了,打电话给老板:"我大舅去世了,所以要请一天假。"老板说:"你大舅上个月不是去过世了吗?怎么又来一遍?"我沉默了一秒钟,只好说:"上个月是骗你的,这次是真去世了。"还有一次我和同事下午去逛街,她先跟老板请假,准了。我再打过去,刚说了身体不适的理由,老板就打断了我。"你电话里的背景音乐和那谁电话的背景音乐是一样的",然后他意味深长的停顿了一秒钟,"你们在太平洋百货逛街呢?那儿见天的就知道放理查德克莱曼的钢琴曲。"

幸好我业务精进,所以一次又一次谎言被拆穿,老板倒也没太动过炒掉我的脑筋。但我自己觉得很悲愤,于是翻阅了大量资料,又找到心理学家,夜以继日的学习谎言心理学,之后……我发现,并不是我的老板太精明,而是我撒的谎都太笨了,承认这点虽然很丢脸,但我对谎言的研究心得,大概能为自己板回几分。

我选择的撒谎入门级教程是《lie to me》这部美剧。虽然该剧有很多夸张和演绎的成分,但男主角的原型Paul Ekman是个研究了四十年人类欺骗行为的科学家,所以剧中一些理论是有大量实验结果做依据的。比如,男主角从来不信任测谎仪,事实上,测谎仪也确实不靠谱——就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撒谎的人心理会紧张,坐立不安,所以测谎仪检测的是受测者生理变化的各项指标。但如果受试者心理素质够强,或者服用了镇定剂等等,测谎仪得到的结果就不够准确了。前一段,在美国德州的两个科学家253个测谎样例的实验中,测谎仪的准确率是53%,你看,这跟胡蒙有什么区别?

机器尚且不可靠,就别说普通大众了。过去几十年里,有一部分科学家比我要执着N倍的研究谎言,他们找来各种各样的人,让他们偷了东西拒绝承认,讨厌一个女孩非要说出甜言蜜语,看恐怖电影非要描述成看风景片……几乎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惊人的一致——人群中能够察觉谎言的人非常之少,甚至很多夫妻都无法分辨对方是否在撒谎。有的心理学家固执地认为,一些夫妻能够牵手到老,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根本无法识破对方的谎言。

比起普通人,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Paul Ekman的一个研究中,让包括测谎仪操作人员、抢劫案调查人员、法官和精神科医生的专家组观看撒谎组和实话组的录像,让他们鉴别,谁是说谎的?虽然美国人都很敬业,但没有一个组的表现,比胡猜更准确。

闲着也是闲着,科学家们又换了实验方式。他们找来英国广播公司的罗宾·代伊博士,做了两次电视访谈,一次说真话,一次说假话,然后让观众来信来函投票哪段是真的,结果嘛……又是一半上下的观众猜错了。类似的实验科学家们做了很多,他们把目光投向撒谎者本身,发现了不少问题。

如果不是用专业的设备,用1/5秒的定格画面去观察撒谎者瞬间的微表情,最好判断谎言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方的遣词造句和表达方式了。在说真话的时候,人们提到的细微之处明显多于撒谎的时候,另外,说谎者由于心虚,在叙述的时候,很少会提到个人细致的感受,用笼统的"我难过极了,这个很感人"来表述。比如你向同事描述老板钱包被偷的时候,出于办公室政治的考虑,你不能表达你的幸灾乐祸,顶多会说句我当时很同情他,一定不会说"我看见他焦急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像被什么揪住了一样。"

钱包丢了,警察来调查,这时候也是判别谎言的好时机。如果警察追问周四中午大家在干吗,和事情无关的人通常会说忘记了,或"我去吃饭了"这样简单的回答。撒谎者会在这个时候记忆力超强,回忆起很多细节,"我那天胃不太舒服,于是就去了隔壁的面馆,要了一碗鸡蛋打卤面。"

说起来,说谎的迹象通常来自人们说谎的语气和他们不经意间的遣词造句。谎言的描述通常缺乏细节;说话时停顿和犹豫不决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心理上对谎言还是有距离,所以尽量避免使用指向自己的词,也很少谈自己的感受。对于说真话者会忘记的琐碎细节却记得一清二楚。

了解了这些,说谎和辨别谎言大概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如果你想晚上和同事去喝酒,跟太太却假称加班,那么回家以后多聊聊加班的细节和感受,比如公司的桶装水又没了,你换的时候,差点闪了腰。如果你想偷懒不去上班,给老板打电话的时候说自己肚子疼也可以多说些"一跳一跳的疼"这样的话。

不过要提醒你的是,千万不要把这篇文章给你常骗的人看。好,最后祝你请假愉快。

刊于《风尚周报》

法新社: 达赖喇嘛正式放弃政治角色

核心提示: 达赖喇嘛已"走出历史性的一步",正式放弃其政治权力,但他仍将是西藏团结的象征,该宗教领袖的发言人周一表示。

原文:Dalai Lama formally cedes political role
时间:2011.5.30
作者:法新社
译者:9Ua

达赖喇嘛正式放弃其政治权力(法新社/档案,Don Emmert)。

印度,达兰萨拉 ―― 达赖喇嘛已"走出历史性的一步",正式放弃其政治权力,但他仍将是西藏团结的象征,该宗教领袖的发言人周一表示。

四月,流亡藏人选举43岁的哈佛学者洛桑桑盖为新任总理,他将承担这位全球瞩目的宗教明星的政治职责。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达赖喇嘛将依然是宗教领袖与西藏团结的象征,但他已正式移交了他的政治职位",这位佛教僧人的发言人,边巴次仁告诉法新社。

三月,75岁的达赖喇嘛宣布,他将放弃他作为西藏运动政治领袖的角色,将权力转移给新当选的总理,后者将领导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仍将是重要的宗教领袖,当涉及到重大决策时仍拥有非凡的影响力;而这一权力过渡将使总理桑盖的地位比他的前任更为突出。

上周末,达赖喇嘛签署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次仁说。

"这是他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他说。

次仁说,达赖喇嘛现在拥有的政治权力已让渡给西藏流亡政府和其民选领导人。

"达赖喇嘛将仅仅只是宗教领袖,"他说。

次仁补充说,现在他将致力于"更多地促进人类价值和加强诸宗教相互了解。"

达赖喇嘛的新的政治继任者代表了西藏政治史的重大转变,权力不再由年老的宗教人士控制。

这位宗教领袖的举动是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桑盖已公开支持达赖喇嘛的政策,在中国治下寻求西藏"有意义的自治"。

但他曾是拥护西藏独立的藏青会成员,这一点引起人们猜测,他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鼓励流亡藏人对中国的新的政治策略。

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分裂分子,决意背叛祖国,挑起动乱。

1959年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建立了流亡政府。

刘瑜:采访了桑德尔

和人大的周濂同学一同采访了桑德尔老师。载于《南方周末》,和报纸版略不同。

另,庄严推荐一下桑老师的书《公正》,中文版已出。在政治哲学已经被诸多中国学者搞成一种装神弄鬼的巫术之后,终于有一本清澈见底的当代政治哲学书可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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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我们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所以我们就直接切入访谈,好吗?

桑德尔:好的。

刘瑜:您可能已经听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支持这个概念的人主张在中国引入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但反对这个概念的人认为它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外衣,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存在超越文化和国家的"普世价值"吗?比如,在您看来,存在普遍的人权吗?

桑德尔:因为你刚才说到这场辩论的政治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普世价值"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是什么。我想说两点,或者说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上的"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正义和道德是否仅仅意味着某时某地碰巧流行的习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正义和道德不仅仅是恰好在某时某处盛行的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在"普世价值"的辩论中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超越特定时空的正义和道德原则?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史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在辩论如何找到超越"习俗"的正义和道德原则。我觉得,如果把价值的普世性假定为把某一个地区的政治系统强加给其它国家,那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普世价值"这个基本概念的反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一个损失。

刘瑜:有人可能会说:不存在抽象的道德,道德总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形塑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对女性的歧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可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您认为这种说法有任何道理吗?

桑德尔:在这里,我们需要具体地看历史上女性被歧视的案例。举例来说,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偏爱生男孩但是排斥生女孩的现象,人们用堕胎、B超或者基因操控等方式来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在谱系的另一端,比如说有些宗教社区存在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分工,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这是歧视,另一些人则会说这是一定宗教教义下的角色分化。那么,我认为用以评判第一个例子中的道德标准未必能用于第二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歧视"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歧视"背后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含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区分歧视和参与者们都能接受的角色分化。有些"歧视"也许是歧视,有些也许只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方式——除非我们真正地了解了这种自我认识方式,我们不能轻易地指责它。

现在,我回到你的问题,道德是抽象的还是历史的?我认为道德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普世的。拿奴隶制来说,美国因为奴隶制问题打了一仗。19世纪初,有些美国人认为奴隶制是不正义的,有些人则为之辩护。今天,2011年,我们往回看,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奴隶制是不正义的"。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奴隶制仅仅在今天是不正义的。它还意味着,即使在当时,奴隶制也是不正义的,就算当时有些人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可能用一个道德标准来评判不同的时代。这并不是说道德没有历史的维度,我只是说我们有可能从道德上评判过去的实践——即使它已经是过去,我们仍然可以说:"不,他们当时就错了,而不仅仅是今天错了。"

周濂:那么,您认为存在"道德事实"或者"道德真理"吗?

桑德尔:我认为"真理"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道德,就象它可以适用于历史。关于历史,我们可以同意它的确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但历史事实也向诠释敞开,那些诠释当然是可以争论的。我想说,道德也是一样的。对道德真相存在争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正确答案,就象存在不同的历史诠释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历史真相一样。我认为道德可以是"真的",就象历史可以是真的一样。我们承认存在不同的诠释、合理的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等量齐观。

周濂: 根据您的看法,社群主义之区别于自由主义,在于正义的观念必须要预设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去年在阿富汗,塔利班游击队判决用乱石砸死一对通奸男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做法符合当地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 那是不是意味着,塔利班的这个惩罚也是一种正义类型。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桑德尔:我的确说过,除非我们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我们无法界定正义是什么。但我并不会说,不同的善的观念是一样有效的。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去批评那种因为通奸而将人砸死的做法和观念。我不很了解伊斯兰法,但是让我们假定,砸死通奸者是符合伊斯兰法的,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种法是否道义上正当。

同样,在中国和美国,我们都有死刑。在美国,有很多人讨论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你可以问,死刑是否符合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善的观念?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美国宪法。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的,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有的人则会说,不,死刑所体现的复仇精神、不人道、以及对政府行为的过度信任并不符合宪法精神。所以,对宪法精神到底是什么,对宪法精神中的善是什么,存在争议。这是美国的例子。这个例子表明,死刑到底是否应该废除,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如何理解"善"的问题。

回到塔利班的案例,我不知道对如何诠释伊斯兰法是不是也存在争议,但从我对其它宗教的了解来看,它们一般对教义、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的惩罚机制都存在不同的诠释流派。理想的情况是,至少我希望看到,在伊斯兰信徒、学者和领袖当中,就现代世界中如何理解传统也存在着辩论。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犹太教的历史中有一些"重新诠释教义"的重大时刻,那么对于伊斯兰教,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重新诠释"时刻。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想给一个完全抽象的答案。

刘瑜: 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您刚才指出,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正如您所暗示的,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相对合理的善的观念和相对不合理的善的观念? 鉴于您是一个社群主义者,在您所倡导的"善的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忠诚和团结"。我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您的看法,因为对认同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之一,而且这种天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如何区分"合理的忠诚"与"不合理的忠诚"?比如,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历史上存在着很多争论,那么,在您看来,我们能找到一种途径,来区分"好的爱国主义"和"坏的爱国主义"吗?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格外重要,因为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精神"总是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阻隔。

桑德尔:我不认为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区分二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爱国主义都有黑暗的一面,尤其当它变成一种军事沙文主义或者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时,这使得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看作一种危险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认同感势必为一定的社区所形塑,那么国家、民族是这种社区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挑战是,如何尽量去强化认同感当中"相互责任"的部分,但又不滑入沙文主义或者固步自封的爱国主义。很难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标准,这只能一个在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不断协商调整的过程。

周濂:学者谭米尔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民族主义,那么"自由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接受的,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桑德尔: 我认为她的说法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由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我很尊重她试图融合二者的努力。

在"自由民族主义"之外,另外一种将民族主义看作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力量的视角是,不同层次的社区对我们形成不同的规范。民族主义只是认同感的一种,但我们还有对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认同,对语言共同体的认同,地方主义等不同层次的认同感。现代社会的一个有趣之处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忠诚"中生活——有些可能是相对普世的认同感,有些可能是相对狭窄的——那么,民族主义只是这些认同感中的一种,它必须与更高和更低层次的认同感竞争,就是说,民族主义需要接受来自上方以及来自下方的挑战。这种竞争可以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不过,困难在于,人们发现协调不同层次的认同感并不容易,它可能导致焦虑、恐惧,以致于有些人会坚持抓住单一的主权国家认同,而这恰恰导致我们前面谈到的危险。也就是说,危险民族主义是现代病的一个表征,因为现代生活要求我们生活在多重社区和多重认同当中,这令很多人恐惧不安,而当人们恐惧不安时,他们可能选择一种简单认同来消除困惑和焦虑。

周濂:您可能知道,在中国,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还相当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倡导社群主义会有强化国家主义的危险吗?

桑德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公民社会很弱小,鲜有中间机制来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社群主义的理念可能会是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认同感要么只能是国家主义的,要么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只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很发达时,社群主义才会是一种多元的伦理观。这也是托克维尔的观念,他认为美国民主的要素之一就是中间团体的发达。所以,认同和社区的多元化,是社群主义伦理观的要素,否则所有的认同感向一个单位集中。

刘瑜:如果说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取决于社群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推论,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事实上也取决于自由主义的土壤?

桑德尔:我可能会说"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往往隐含着个人主义的内涵。

刘瑜:您之前说"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定的善的观念取决于一定的权利观念"?这是因为,如果健康的社群主义需要多元化的前提,但只有在一个有相对自由和尊重权利的社会里,"多元化"才是可能的。

桑德尔:允许多元化存在,这很重要,这是社群主义伦理的一个条件。如果你要把这种多元化的土壤称为"自由主义",你可以这样说。

刘瑜:对,这是我理解的自由主义。

桑德尔:但这是一种"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非常不同于那些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区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所以我必须澄清我的看法。如果你认为社群的多元化是你理解的自由主义,你可以这样说,但这与我所理解的、影响深远的另一类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后者强调更多的是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多样性而不是社群的多样性。如果你对自由的理解是托克维尔式的,那么这和我的看法一致。

周濂: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在您的书中,您称他为"共和主义者",但刚才您又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桑德尔:我只是顺着她的逻辑在表述而已。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所指是什么。在我的书中,共和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共同治理国家;另一个则是公民共同培养德性,形成好的心灵习性,向"共同善"靠近。这和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倡导公民教育和共同善精神,而是强调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权利,这是我理解的"共和主义"。

周濂:对,您在书中提到两种共和主义,一种是卢梭式的,一种是托克维尔式的。

桑德尔:对,我倾向于托克维尔式的,因为卢梭式的共和主义存在向单一"主权意志"靠近的风险,而那正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危险。我之所以偏好托克维尔,是因为他一方面强调自治和分享,另一方面也强调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而且他强调社群的丰富与多样。这是我对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的理解。很多自由主义者反对对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因为他们认为这妨碍了个体选择自己偏好的德性和品格。这是为什么我坚持区分两种自由主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只要我们区分了这两种观念,并且知道我们使用概念的含义,那么我们用什么标签就并不重要了。

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与自由主义者的这场辩论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和品格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一个好的社会,这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公民教育、共同善非常重要,而很多自由主义者对此持怀疑和警觉的态度。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的一场辩论。我个人倾向于反对那种"过度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同情那种强调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观念传统。但我不希望自己的观念被用来为单一的、排它的"主权意志"辩护,这与我的多元主义观念是不相符的。

刘瑜:我想提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刚才您谈到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区分。在您的书中,您则强调了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等不同的正义观念。因为您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这些不同之外,它们是否存在相同之处?它们是否都假定了一定的底线自由?

桑德尔:它们都关切一定的自由,但它们对自由的看法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人将自由理解为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有人则将自由理解为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实现自己的潜能。后者是共和主义的、托克维尔的、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自由并不仅仅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只有当我们能够参与到那种帮助我们实现潜能的公共生活时,我们才是自由的。这是我所支持的自由观。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则强调"选择的自由",我称之为"消费者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观在我看来,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类去追求实现潜能的能力。

刘瑜: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西方社会,今天你们的辩论是相对技术化的,比如"平权行动"法案是否合理?"福利国家"的尺度何在?你们不再辩论人们是否应该拥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对这种基本自由的价值还存在争议。在这个前提下,找到不同正义理论的相通之处可能就比强调它们的不同更重要了。

桑德尔: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同意同一个辩论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在我们的国家被视为根本对立的辩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被视为同一个立场里的小分歧而已。从远处看别国的政治和哲学辩论,经常会有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在另一个背景下——比如在中国——和你们这样的学者、或者中国学生讨论我的理论,是件非常有趣的的事情。也许我的理论对于理解思考中国有点小小的帮助,但是显然,通过了解你们的辩论框架,我能学到的比能教导的要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周濂:四年前,我在清华听过一个您的讲座。在那个讲座中,您提到了儒家文化中的"亲亲相隐"观念。在您看来,在今天的中国,儒家传统能够有什么样的功能?儒家传统在中国会有象亚里斯多德传统在西方那样的生命力吗?

桑德尔:我希望我能够对儒家传统所知更多,但我并不了解,所以我不够格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据我所知,儒家传统有关于"德性政治"的丰富洞见。我的书是在西方的亚里斯多德传统中倡导德性伦理,我不能判断现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德性,但我的确认为,西方社会中复兴亚里斯多德德性伦理的努力,和中国社会中某些学者企图复兴儒家德性伦理的努力,两者之间有种有趣的关联。对他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我很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为实现这一点,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西方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学者和研究儒家传统的学者一起阅读彼此的一些理论经典,共同讨论,相互学习。

周濂:在很多地方,您谈到,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并不足以支撑现代社会,那么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哪些德性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可能复兴古代的德性,并以之取代现代的自由德性吗?

桑德尔: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取代"宽容、公正等德性,这一点我想说清楚。我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什么是"善的社会"、"善的生活"的理解,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是否可能独立存在?甚至宽容、公正、多元这些概念本身,如果不借助于一定的"善"的观念,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并不想取代宽容、公正这些观念,但我想探讨实现宽容、公正、多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我认为,在可能为这些自由德性提供的思想资源当中,一些古典文本、其中关于公民德性、共同善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周濂:您认为存在一个德性的高低排序吗?您认为宽容和公正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吗?

桑德尔: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价值排序的问题,因为我和自由主义的辩论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太强调宽容和公正了,而是他们为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提供的基础不够坚实。我并不想找到比宽容、公正更重要的价值,我只是想给它们一种新的诠释,使之有一个更深厚的道德以及实践基础。所以我不想找到一个宽容公正"之上"的东西,只是想——

刘瑜:找到宽容公正"之下"的东西。

桑德尔:对,"之下"以及"之中"的东西。

刘瑜: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在书中谈到,"同意"既非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

桑德尔:这让你有所不安。

刘瑜:对,因为民主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的精神。如果"同意"并非道德社会的前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道德社会并不需要民主?或者说,在您看来,如果没有民主,我们可能建立道德社会和正义社会吗?

周濂:我也有相似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重大的辩论,而您写了一本《民主的不满者》,所以我们想知道您的看法。

桑德尔:我所理解的好社会,是那种帮助人们实现最大潜能的社会,让人们最大限度地"绽放"。这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观念,而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分享"和"自治"。亚里斯多德认为,"分享"和"自治"是人类"绽放"的一个必要因素,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共同商讨什么是"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如果那样的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政治体系能够促进人们在政治当中实现有意义的参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上各种形式、程度不同的民主——尽管有其不完美之处——似乎指向那个理想。它们肯定还没有实现那个理想,比如金钱在政治竞选当中还是影响太大,导致人们在政治当中还不能完全有意义地实现参与,但民主制度至少指向那个理想。

刘瑜:那么,您的意思是,民主是意义重大的,但其意义不在于实现"同意",而在于它帮助人们实现"分享"和"自治",从而实现人类潜能的绽放?

桑德尔:对,那正是我的意思。很多西方的哲学家可能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说:把人类潜能绽放作为政治的目标,这太理想化了,太苛刻了,民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追求自利时有一个政治渠道,投票的含义就是表达你的个人偏好而已。我认为这种说法削弱了民主的含义,因为它把民主看成市场的一种,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政治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对公益的协商、多元化的意义、以及实现人类绽放的终极目标。有些人持个人主义的民主观,但我认为对民主最好的辩护来自于我们对人类潜能绽放的向往。

周濂:1998年,你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钱不能买到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市场的局限性。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您对这种状况有什么建议吗?

桑德尔:我的建议和我对美国社会的建议一样,因为美国也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我的看法是,市场对于组织生产、制造繁荣是一个宝贵的工具,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市场也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繁荣,但市场不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存在着"市场价值"将"非市场价值"挤出我们的视野的危险,这些"非市场价值"包括正义、公正、平等、社区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感。美国存在这种危险,欧洲有些人也担心这种危险,在中国,当我得知市场的势头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所以我的建议是,市场是促进繁荣、组织创造性生产的工具,而且是宝贵的工具,但它不是目的,一些更重要的、道德的目标不应该被遗失或者遗忘。事实上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书名就叫《钱不能买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

周濂: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如何描述中国的政治体系?

桑德尔:你能给我一些选项吗?

周濂: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桑德尔: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刘瑜:也许上述选项都是对的……好了,桑德尔先生,我们已经用完了采访时间,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

桑德尔:谢谢,我非常享受我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