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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王怡:维权运动的渐进与非暴力

王怡:维权运动的渐进与非暴力

王怡在草堂读书会的讲话
  
  时间:2006年4月1日
  录音整理:黄维才
  
    
  以前李慎之先生曾经有个疑问,说是天问。这个共产党的体制,它到底是刚性的呢还是不那么刚性呢?如果不是刚性的,我们也 许有可能推动它的变化,如果是 刚性的呢,就可能没有办法。李慎之先生去世之前对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他不知道当共产党高层失去了自上而下的体 制改革的决心或者是可能性之 后,这个社会还可不可能以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实现它的民主化转型。最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然后到最近半年多我们看到很多事 件。比如太石村的村民罢官,受 到当局政府的打压。比如像东 洲,在八九之后第一次赤裸裸的对老百姓开枪。最近几个月我们也看到很多维权人士像赵昕,像高智晟,吕邦列,胡佳等很多人都受到打压,被殴打、被逮捕、被软 禁,包括这几个月以来发起的绝食抗争活动。很多人都在产生一种争执,就是说当前的维权运动还走不走得下去?用法治的方式,民 间社会希望以一种善意来推动社 会的进步到底有没有可能?一种非暴力的,温和的,渐进的社会转型有没有可能以这种民间的方式去推动?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会有 不同的看法,甚至会有极端的或 针锋相对的看法。所以那天读书会上我们就给焦鸿提出,让他的观点有一个充足的时间能展开讲。所以我们今天就确定这样一个自由 的讨论。  
  
  我在网上公布消息时,把今天的讨论叫做"渐进与非暴力的社会转型是否可能"?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展开讨 论。最近两次我们的读书会我在我 的博客和网上都有消息发布。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除了说明时间地点以外,也邀请公安、宣传、新闻,(就忘记了邀请消防部 门),邀请这些部门派人来参与, 听取老百姓的声音,交流才可能达成共识。但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今天人家真的来了,是消防部门的人来了。他们说我们预定的 那个茶馆消防设施不合格,今天 下午暂停营业进行整顿。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移到这里来了。这也是互动的一个开始嘛,虽然结果是我们被赶走了,但表明人家在听 你们的声音了嘛。至少到现在为 止,又有渐进又是非暴力。现在我们先请焦鸿作一个发言,请大家保持一个安静的氛围,因为这地方太敞声音听不太清楚。(鼓掌)
  
  刚才这位朋友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如果各个时期社会的转型是由统治者来主导的,那么不管它激进还是渐进,都有可能与我们无 关,而是以牺牲我们为代价的。 今天我们对激进和渐进有一个传统的理解,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到认为渐进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然后就跟自上而下作这样一个简 单对比。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了,中国大部分的暴力都是自上而下的。刚才也有朋友举到很多渐进改革的失败,不管是从王安石也好康梁也好,包括到胡耀邦、赵 紫阳。他们都是统治者内部变革 的一个失败。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从民间社会来看,以老百姓、以民间为主体和主导的一种变革有没有可能性?我不太相信今天的共 产党会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那么中国的民主转型,提倡一种自下而上去的推动,这一个以民间为主导的渐进方式有没有可能呢?
  
  这里我向大家推荐刚出的一本新书,叫《1870年到1911年的成都民间社会与地方政治》。这是原来川大的一个教授叫王 笛,他研究城市文化和地方文化 很有名的,现在在美国。他这本书就是讲清末之初整个成都的一个公共空间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他去年写了一本新书还没有翻释过 来,谈的是成都的茶馆,"休闲生 活与地方政治"。我们今天也在大谈茶馆文化,但这个茶馆是被阉割了的茶馆,它没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社会政治的谈论。 王笛这本书是谈1900年到 1950年的作为公共社会空间的成都茶馆。这才是成都茶馆文化的特色,这种公共政治空间的意义,在全国来讲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传统。我昨天才买到这本书,粗 略看了几章。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推荐给大家。它可以代表我们成都历史上民间政治空间的这样一个历史传承。我想我们今天的读书 会,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当 中,成都人一坐在茶馆中,就是一个异议分子。胡平曾经对我说,他当年到北大后,经历民主墙事件。就想,这不是跟我们成都茶馆 里头一模一样嘛。心头就不虚 了。
  
  包括辛亥革命,成都的保路运动是一个起点。而四川的地方政治变革包括保路运动最后的发生,跟成都的民间社会和公共政治空 间,包括茶馆文化之间是有一个 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保路运动到底是激进还是渐进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感兴趣的激进或渐进的问题。我 个人见到过从最保守到最激进的 各种观点和看法,但现在的问题倒还不是激进或是渐进,而是根本就没有进。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进?比如说王笛这本书里讲了一 个故事,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在 成都有一个军阀,他做五十大寿。在一个地方摆了几百桌酒席,就在他酒席要开始的时候,成都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乞丐头子,就率领 了五百多个乞丐来闯席。他们挤 到庆贺的人群中就不走了。当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不可能派人来抓,只有和他们谈判,最后给这些乞丐们吃了几百桌酒席,每个乞 丐还得了十文的赏钱,才把他们 打发走了。我看到这里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法,他们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伸张自己的利益。让我想起有个国家 的流浪者们,发起了一场"破门 运动"。他们到一些小区,凡是还没有卖出去的,或者投资房子没有人住的,他们就破门而入,进去睡觉。第二天起来打扫干净就走 了。尽管我并不太同意这个策 划,不过说到底这算是激进还是渐进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即使是一个乞丐,但乞丐若不把手伸出去,谁知道你真的想要呢?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说那些手上握有权力的人是不愿意改革的。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每一个有嘴巴的人,每一个有手有脚的人 又是不是真的愿意改革呢?你真 的想要一个东西,你不说,你不把手伸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不伸手的其实就是并不真正想要。那么我觉得互动是很重要 的。我们希望政府作出政治体制 改革的决定,政府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百姓不但想要啥子,而且想要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说,他们就 认为你并不真的想要,他会说我 看他们其实对物质的东西兴趣更大。就像当年江泽民在上海,每天给工人发10元钱的安定团结奖。工人们就背叛学生,宁愿每天走 几个钟头的路回去上班(因为公 交车已经被学生堵断了)。那么你说共产党他所作的拒绝民主的决策,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呢。其实我认为他的决策几乎是理 性的。因为他的确没有看到中国 的民众真的很想要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我们有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以民间来推动政体改革,实际上是在担当一个公民的 责任。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了一 个公民,因为这个制度这个统治者不让我们做。但另外也有一点是我们自己想不想做公民?我们是不是放弃了做公民的权利和梦想? 我们把目光总是放在共产党身 上,放在中南海以内,总想看到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政治的动向?然后通过这样一些评估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 实际上是你完全放弃了主动权。 用哈维尔的话来讲"要活在真实当中",我们自己放弃了活在真实当中的愿望和努力,所以我们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实际情形,就 是我们并不是很想做公民,也并 不是真的想要民主。迄今为此,老百姓并没有向政府表达出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因此骂政府是容易的,但其实我们是自作孽, 不可活。
  
  所以我对渐进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自己来担当一个公民应该有的责任。举一个例子,在去年的石村事件里面的郭 飞 雄先生,他是作为一个维权活动家出现的。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是,我认为他是中国这二十多年以来出现的一个很典型的希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人。因为他跟传统的 想影响中国高层的幕僚派不一样,也和90年代的民运人士有所区别。他是另外一种新型的民间活动家,就是民间政治家的雏形。比 如说他去年五四之前希望申请反 日游行,他亲自到公安局去递交一个申请书,公安后来把他抓了。他在抓进去以后就进行绝食,绝了十几天,他采取了这样一种非常 决绝的姿态。后来就把他放出来 了。之后他又参与太石村的事件。当时太石村的村民要罢免他们的一个村官,他在这个事件中帮助村民打官司。后来又被抓进去了, 关了三个多月。在被关押期间他 同样也表现得非常决绝,又在里面绝食。一直到去年底警方才把他放出来,放出来后他又出其不意地到天安门前去静坐,要表达他的 抗议。
  
  这些做法我不见得赞同,我们并不是都来倡导他的方式,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到底什么叫渐进。郭 飞 雄去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表现出了一个公民争取权利的努力。虽然他作了一些对他个人而言比较极端的方式,但他个人在这些事情当中表现得非常温和。他第二次 被放出来之后,总结太石村维权运动的时候提出来三个原则,就是"不流血、非暴力、无敌人"。这是他对维权运动的一个理解,也 是他打算奉行的三个原则。他在 这一系列事件中非常具体地表现出了他跟这个体制之间的抗争,但这个抗争迄今为止,是包括在他的三个原则之内的。他说我不把共 产党当成敌人。我认为在这里就 反映出什么叫激进什么叫渐进了。比如上街游行到底是激进还是渐进?传说中的宪法也规定我们拥有这些权利啊。还包括宪法没写进 去的比如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我 们行使这些有关权利,我们向有关部门去申请行使这种权利,这是渐进还是激进呢。实际上我们今天最大的争论就出在这个地方。让 我们回到成都看看身边发生的事 情,就是成都收取"大年票"的事情。成都周边的一些公路,政府决定对私家车统一收取年费的一个决定。我们看到成都一些有车阶 层开始反对这个大年票制度。他 们在自己的车上做车贴,写上反对大年票的标语。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警察很紧张,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到人民公园保路纪念碑那里去摁 喇叭,纪念保路运动。也有人贴 黄丝带什么的。在网上就有人把这称为成都的新保路运动。我在街上看到一些有反对大年票的车贴。一些警察就在街上拦截这些车辆 要把那些车贴撕下来,但他也不 说任何理由。比如违反道路交通法规或者治安处罚什么的。这个问题引起我很大关注,所以在这里说给大家,供我们来讨论到底什么 是激进,什么又是渐进。
  
  刚才老谭说到不可救药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说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统治者,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 个不可救药的被统治者?我们是 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臣民?如果这个回答也是肯定的,我们活着不就没有意思了吗。所以我想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历程,其实是一个 自救的历程,不是一个等待解放 的历程。不是说49年我们没有被解放,然后我们希望有一次真正的被解放。当然如果这个社会有一个戈尔巴乔夫,自然会转得更 快。但问题是怎么样才会出一个戈 尔巴乔夫呢。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希望是不是放在期待一个戈尔巴乔夫上?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谁是戈尔巴乔夫的缔造者呢。中国共产 党里面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就 算出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希望吗?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可悲的。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是不可救药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期望有一 个戈尔巴乔夫或有一个蒋经国出 来之后,我们才能被拯救。
  
  今天我绝不会这样想,我的想法是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要靠一种与政府无关的,也和我们卑微的生活无关的力量,一种更高的力 量去救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 能影响几个人这个效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很悲观地假设共产党的统治还有一百年都不会垮,我们偏偏又活在这样一个时 代,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没有 价值了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活得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就叫做是不可救药的被统治者?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即使共产党一 百年不垮,我也有权利活得像一 个人,更有活得像一个人的盼望。刚才说的渐进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放弃我们作为公民的那一部分担当和尊严。如果我们看台湾,刚 才有朋友说到台湾民主化是蒋经 国的作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恰恰是一个很简单很错误的理解。台湾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变革的典范,恰恰是民间渐进努 力促进民主化的一个典范。台湾 的民主转型后来称为"宁静革命",它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大规模冲突事件。但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世界对两岸的评价普 遍认为是大陆马上要快了,台湾 还早呢。为什么,因为当时大陆已经有胡耀邦赵紫阳了,已经快接近于百分之八十的戈尔巴乔夫了。而那时蒋经国还顽固得很,国民 党内部从头至尾就没有出现过一 个内部的改革派。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完全是在台湾"党外运动",台湾民间各种反抗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努力推动下,当然最后蒋经国 选择了一个开明的方式,避免了 激烈的冲突。但是在这前后,他也是有很多残酷的。不管是刚才提到的雷震案,到美丽岛大审判。美丽岛大审判把林义雄前脚抓进 去,后脚就杀他全家,到二二八满 门灭门的惨案,这是连毛都没有做得这么赤裸裸过的。还有暗杀江南,包括我上次提到的郑南榕**事件,那也是国民党直接逼出来 的。所以说国民党在那前后一直 是采取强力打压,而且国民党内部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共产党八十年代的党内民主派。台湾的社会运动、党外运动不断地上街, 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不断突破 结社限制。最后在一个临界点被打破之后,然后蒋经国才选择了一种较为开明的做法,没有继续殊死地抵抗。
  
  对中国今天来讲,我并不期望天上掉下一个蒋经国来,我想我们根本不能奢望共产党内能够出蒋经国,但我非常希望公共社会能 出现很多像台湾八十年代那样的 事件。它有很多事件让我非常感动,比如说九十年代初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就是苏芮唱的叫"蜗牛的家"。大家可 能有印象,"给我一个蜗牛的 家,小小的家"。我记得这首歌当时很风行,大家都在唱,但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在1989年,台湾的房价不 断地上升,台湾有很多人就像我 们这里的拆迁户一样,他们一辈子积蓄下来的钱都买不到一所房子。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叫做"无壳蜗牛"的运动。就是没有家住的 人,当时我们89差不多的时 间,他们发动了很多无壳蜗牛去争取住房权利的运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是他们发动了八千多无房者夜宿忠孝东路。就好比我们晚 上到春熙路去睡大街。一共有八 千多人。从晚上八点开始,全部睡到忠孝东路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起来。睡之前他们还派代表去见台北的市长,去找那些 官员,邀请他们一起夜宿忠孝东 路。那首歌的背景就是当时这个"无壳蜗牛"运动。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不并指望中共能够出蒋经国,但我的确希望中国的街头 上能够出现这这样的象征性的景 观。中国的街头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这样的运动,中南海就不可能出现蒋经国,这是我刚才讲的互动的预期的一个补充。(鼓掌)
  
  刚才大家讲话的时候,我在思考自己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渐进,什么是激进?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粗略提出这样几 点判断标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标准是宪法人权条款,今天民间的维权运动,是一种法治运动,它对民主化的推动方式就是行使宪法权利,这就是说渐进 的实质和底线,就是我们在今天 并没有把这个社会的政法秩序彻底否定掉。如果彻底否定了那就成了共产党了,他就是彻底否定完的,要在白纸上来画最好最美的 画。但我们今天争取社会的进步是 要尊重宪法人权条款,虽然共产党这个宪法从头至尾我并不承认它,但是共产党这部宪法中从32条到47条,是讲公民权利的。我 之所以尊敬这一部分人权条款, 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制定的,而是因为它里面反映了一种普世的人权标准。那么我们是否在尊重这样一个普世的人权标准下行使我们 的宪法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判 断激进和渐进的一个差别。如果我否定这一点,我不是行使宪法权利,我还要突破这个人权条款的基本框架去追求。比如用革命的方 式来建设一个新社会,什么叫革 命呢?革命的实质就是"合法"的杀人。用杀人的方式建造一个新社会,然后建立一个新政权,然后用这个政权反过来使杀人合法 化,这就是革命。我说的行使宪法 权利,尊重宪法人权条款,是我们民间一切抗争的起点和支点,反过来说就是反对革命的社会变迁道路,这是我区别渐进和激进的第 一点。
  
  台湾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叫做自力救济理论。这本来是法律中的一个术语,比如说我们遇到歹徒时 正当防卫就属于自力救济。自力 救济的意思是说,当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能给你提供一个权利受到侵害时的解决途径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地来用某种正当的、 非暴力的方式为自己落实或捍卫 一种权利,这就叫自力救济。台湾在八十年代解禁之前,一直处在一个戒严社会。国民党在46年的时候发布一个勘乱动员令,开始 进入戒严时代。戒严时代的意思 就是宪法里面的政治权利就暂时被冻结了。就因为现在是戒严,所以宪法人权条款就冻结了。等把**消灭了再说。所以国家根本不 给你正当的宪法权利去行使。八 十年代台湾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力救济的方式,你不给我我自己来,用自力救济理论为他们争取宪法权利的社会运 动提供依据。这是当时台湾党外 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也是这样的,我们宪法里面写了很多宪法权利。但是它虽然不是像国民党一样通 过一个戒严令来暂时冻结,他名 义上并没有冻结,但是他仍然把它束之高阁。共产党的整个体制不遵守这个东西,它不给你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渐进就是我们自己 动手、去行使宪法权利,用文明 的方式逼这个政府作出反应。这是维权的一个起点和法治依据,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就是非暴力。所以说上街游行示威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主要取决于你的方式。你可以用一种很克制的方式来表达, 包括在遇到政府打压的时候,政 府来驱赶的时候我散了就是,我不跟它进行暴力的抗争。这就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进步。如果我因为游行示威过程中受到打压,然后激 发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我认为 在今天这就是一种激进了。所以是否坚持非暴力原则是激进和渐进的第二个判断标准。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非暴力是一种更强大的 力量,我们很多时候对这句话仍 然缺乏一个深入的理解。为什么非暴力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去年太石村农民罢官的时候,他们当时也采取过一些比如说到番禺区 政府门前去示威,然后还有绝 食、静坐这些方式,但他们从头至尾都是非暴力的。当警察用高压水龙头来冲他们,或者要抓人,要打他们的时候。整个过程中太石 村村民没有一个人进行身体上的 反抗。当他们去游行去绝食的时候,当时郭 飞 雄和吕邦列给他们专门看了一部电影,就是《甘地传》。希望他们说在任何情况坚持不还手。太石村在他们的抗争里面确实做到了从头至尾不还手,包括后来几次几 千警察进村。那么这样的一个不还手,这样的一个非暴力,为什么反而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呢?我们可以去体会或者继续讨论。这是 我提出的第二点标准。
  
  第三个标准就是非强制性。以前我曾经思考过过两种社会理想。有一种社会理想是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去配合的,我说这种理 想就是不要脸的社会理想。比如 说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共产主义需要每一个人去配合,有一个人不愿意配合它都实现不了。所以你不配合就必须要改造你, 或者说从肉体上消灭你。所以说 这个理想是必须要强制每一个人的,就像一道菜它需要一百个作料,少一道作料都做不成。而我们要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不是那 样一道菜,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样的渐进呢?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推动的社会变迁。不是说你每一个人都必须投身到这个里面来,你必须要怎么怎么 样。就像昆德拉在他一本小说里 面就写道一些强制性的压力,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因为当时有一副宣传画,宣传画里面有一个军人就指着画面外的人说:公民 你参军了吗?他就很反感那副宣 传画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强制性。那么非强制性的意思就是启蒙和说服。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归根到底是用启蒙的方式,说服的方 式,和竞争的方式。要是你说服 不了人家那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个观念的市场。包括共产党的观念,还有其它人的观念,新儒家的观念,权威主义的观念,大家是 在这个自由的观念市场当中去竞 争。所以我提出第三个我们判断什么是渐进什么是激进的标准就是非强制性的。是启蒙式的,是说服式的,而不是需要所有人必须去 配合才能实现的理想。自由民主 的好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要所有人来配合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所以有些人只想赚钱,那就等他去赚钱好了。如果说它是一种强制 性的社会理想,要用强制性的方 式才能去推动,在我看来这就是激进的。激进不是说一定要杀人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只要是强制性的,包括思想上的强制性就是激 进。这是我提出的第三点。
  
  第四个就是不能以侵犯一部分民众的权益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这种方式去完成社会的变革。这是共产党以前的 方式。我们今天的自由民主的理 想,在我们心里有一种正当性。但是并不因为有这样一个正当性,我们就有权以一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权 利,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在任何 一种理想面前他都是一个支点,他都是一个不可被剥夺的地方。突破这个就是激进。所以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市场改革,我们有一个 通常的说法叫渐进式改革,但是 按我这个标准,我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90年代以来的改革大部分都是激进的。中国的市场改革是以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侵犯和剥夺 民众的利益来进行的。在每一项 市场改革中,比如说房屋拆迁、城市建设、什么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大规模地侵犯了一部分民众的既得利益和合 理的预期利益。就是直接让你牺 牲。第一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没有一个协商和解决的过程。第二让你牺牲之后没有一个正当的补偿手段。这样的改革在我看来就是激 进改革,你看成都的街道,就知 道社会的变迁激进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提出的第四个判断标准就是它不能以大规模地要求民众利益的损害作为社会变迁的道路。那怕 那个未来的理想在我们的心目里 面是有价值的。比如有人说民主自由的实现,总要有人有点牺牲吧。那么今天是你们几个牺牲,明天是另一些人牺牲,这样一种牺牲 小我成全大我的方式,无谈判、 无补偿的改革方式本身就是激进的。那么要有谈判,要有群众对话,要打官司,要有正当的补偿,那怕改得慢一点,那怕中国的民主 在三十年后都还不能实现,但是 我们的自由要在我们的每一天中不断的去生长,去积累。所以今天的维权运动,其实就是在对抗激进,反对激进。总体上说,今天这 个社会如果没有民间的维权运 动,就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而不是有了维权运动就会越来越激进。这就是我认为的第四个判断激进和渐进的标准。
  
  第五个判断判断标准可能有些争论。有些人说你刚才说行使宪法权利,那么罢工也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甚至于包括组建 反对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嘛, 组建反对党也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啊。但是我们一般会认为,如果你今天要去组建一个反对党那是比较激进的作法了。所以这里我想提 出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行使自 己的宪法权利时,我们自己非暴力,但是可能会招致对方的暴力。政府的暴力侵犯又会反过来激起民间的以暴易暴的倾向。那么渐进 的第五个判断标准,就是尽量避 免激起当局的大规模暴力镇压。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坚持我们游行也好、示威也好,包括组建反对党都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 是在今天我们向着那样一个权利 走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权利,而是本着善良、忍耐和我们对现实的判断,就是说在幅度上不过大地突破在今天政治语境下的限制, 从而激起当局的一种大规模暴力 镇压,也避免民间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在这种镇压中遭受到大规模的损害,激起双方更激烈的反弹。我想这是否也必须成为一个判断 标准。我就试着提出这五个标准 来理解和判断什么是激进的,什么是渐进的民主化。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鼓掌)

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 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个土匪逻 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要讲美国二战后的"红色思潮",就要从"平等"话题说起。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相对欧洲要幸运很多,就是它没有非常普遍尖锐的 社会冲突。

一个农业社会,关键是农民要有地。自古以来,全世界农民的理想生活,曾经都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上去要 求不高,其实在古老的农业社 会,许多国家的农民都无法得到这样的单纯幸福,因为没有地。当然,租佃是一种正常方式,可是租金要合理。欧洲土地常常集中在 贵族手中,租赁也并不都是合理 的,甚至有过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也就是有农奴这一说。

英国古代农民租佃土地,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有钱就简单,交租金;没钱只能以劳力替代。早年就有农役和骑士役之分,骑士役就 是战争一起,你得上马跟贵族打 仗去,也算是替代土地租金。打仗可是要送命的,拿命顶租金,实在太过分。所以在1660年,这种骑士役就被英国法律给废了。 废除军事的武役之后,替代租金 的就都是劳役了。英国租赁土地除了平常的年租金,还有个接替费,就是佃户户主去世,租赁关系转给后代,要额外交一笔相当于一 年租金的手续费。

美国的源头就是十三块英国殖民地,就像十三个小国家,各不相同。佐治亚是计划周密的农垦,送来移民的人经过英国政府精心挑 选,来了就一人给四十英亩地;而 一些王室的贵族封地就不一样。大家已经知道,宾夕法尼亚,就是威廉•佩恩向英国国王要求王室抵债得来的。威廉•佩恩的父亲是 海军上将,为英国打下了牙买 加,这钱多半是国王欠他的上将军饷,国王倒也不赖账,发张特许状,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了上将的儿子,特许他在宾夕法尼亚以英国 方式出租土地,一年租金是两张 河狸皮。

威廉•佩恩是英国教友派的一个领袖,他对宾夕法尼亚的要求,并非出于财迷,而是自有一番政治理想抱负。北美教友派本来就是一 个极善思考的教派,在殖民时 期,他们就通过朴素的平等理念、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认真提出和实践了废除奴隶制。佩恩自己被称为哲学家,很起劲地在自己的领 地推行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可 惜,这样的人往往不善理财。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最终在回英国的时候进了债务监狱。佩恩好不容易出得狱来,恨不能把宾夕法 尼亚再卖回给英国王室,试了一 次国王不要,正筹划着再试一次,他突然中风,说不出话来,早在美国革命近六十年前,就在英国去世了。

接下来的美国革命,使得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王室土地,全都归了各州的州政府。而州政府纷纷立法废除了英国式租佃方式。但并不是 说,没有地主的日子就一定是好 日子。因为政府会收税,就是类似交公粮这样的事情。其实租金和税收对农民来说是一回事,一样是交,就是交的对象不同而已。比 如对宾夕法尼亚人,两张河狸皮 交给佩恩还是交给政府,你说有什么差别。关键是两张河狸皮这个数量是否合理。租金和税收同样有是否过重的问题。美国独立以 后,各州也有过一个不断调整的时 期。美国革命发源地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美国成立初期的1787年,就有过一次因为对赋税不满引发的"谢思起义"。

但是,相比长期在封建农奴制度和租佃制度下的欧洲农民,在美国初期,农民日子要有希望得多,更有追求幸福的可能。一个重要条 件,就是新大陆广袤的土地,地 多人稀,另外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调节功能。农民可以抱怨,抱怨会有结果,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民选政府,而不是贵族老爷。 税收太多,可以威胁说我不选你 进政府了,没听说能把贵族给选下去的。另要说明的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城市化工业化都比美国早很多,美国一直被欧洲看不起, 就因为人家都工业化了,它还是 个大乡村。所以,它的工业社会的问题,来得很晚。

农业社会的古欧洲,农民的生存空间常常是逼仄的,它是老大陆,历史悠久,土地早被国王封完,或者被圈地圈走了。十八世纪,美 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 作为外交使节在法国游历。他看到贵族享受蔓延无边的巨大猎场,世袭传承,而农民却常常没有可耕种的土地。他感觉这种土地造成 的巨大贫富差距看上去完全是绝 望的,也许他担心美国将来也会人口增多、土地兼并,因此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来调节这种状况。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土地用益权 属于活着的人"。这实际上是在 思考以法律调节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开端,要解决的是使用土地的"平等"问题。

在法国大革命四年前的1785年,杰弗逊从法国美丽的枫丹白露,给同为美国建国之父的麦迪逊写信,却写着一点都不浪漫的话 题: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法国妇人, 是失去土地后的女农民工,打工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杰弗逊十分不忍,给了她一点钱,看到那个可怜妇人感激涕零,他就更难以 平静。然而,进入解决问题的层 面,杰弗逊的思考还是冷静的,他在信中写道,"我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做不到的。但是既然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类大多数 处于悲惨境地,为了重新分配财 产,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过分,只是要注意让这种财产的再分配不要违背人之常情。"

私有财产、继承权,都是西方的古老话题和法律,所谓"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积累的智慧。当杰弗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年 代,"平等"话题在欧洲不仅是 敏感的政治话题,也变得越来越"危险"。杰弗逊本人随着法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想法也在推进。几年一过,法国革命就在杰弗 逊眼前发生,他在紧张思考和试 着判断这场革命,革命爆发一个月后的1789年8月3日,杰弗逊在给狄奥达蒂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革命前的法国 正在改革中,杰弗逊认为,革命 比改革能带来更彻底的变化,"由于长期掌握政权,由于人民的敬畏,由于拥有官方武力,也由于仪式排场之震慑人心,这个政府的 专制统治是如此强大巩固,以至 于它只要坚持固守,国民议会哪怕再有远见卓识,大概也只能获得可观的改进,而不是彻底修正"。

杰弗逊对革命后的国民公会寄予厚望,他还在信中写道:"国民公会现在有了一块干净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画画了,正如我们美国一 样。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如此坚决明智,所以我坚信他们将正当使用他们的权力。"

法国革命两个月后的1789年9月6日,杰弗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再次扩展了自己以前信中的想法,把"土地属于活着的一代" 的概念,扩展到"地球属于活着 的一代人"、扩展到债务和债权,宪法和法律,都根据当时成年人平均四十岁的寿命,以二十一岁成年后的十九年为一个存废周期, 就是每过十九年重新立法一次, 使得前代人制定的法律,不能束缚活着的新一代。"他们前代人的想法和法律,在它们的自然过程中,和它的制订者一起消亡。每一 部宪法和每一项法律,在十九年 末自然消亡。"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已经明显带有受法国革命激进思潮影响的痕迹了。

后来法国革命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杰弗逊的预期,从杀国王一家和杀贵族开始,直至普遍滥杀无辜,最后革命者相互残杀,社会陷于 混乱,民众最终彻底厌倦和抛弃革命,渴求回到一个正常生活。仅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巴黎一城就杀了一万七千人。这些都是 杰弗逊在当时没有料到的。

杰弗逊在两百多年前的这些想法是粗略的,他只是在写信,给同为美国建国者的朋友们,写信聊聊自己的想法,也征求他们的意见。 美国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位总统 亚当斯,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革命是代 价高昂的东西,人类很快会吝惜 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这是美国有关平等、如何取得平等、渐进改革和革命的比较、革命方式的潜在危险等等话题的最初讨论。这样的讨论,也就是美国自 由派、保守派争论的开端。

这里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可以回过头聊聊,也是关于平等,关于革命。这些话题的历史故事,正是美国建国之父们讨论的背景。

去年,我看到有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比较话题的争论。一位学者指出,有人推崇英美传统,而不赞同法俄传统,但是英国革命过 程也相砍相杀,他提到1640 年的"英国革命"至1688年"光荣革命",他指出,两次革命期间有二十多万人丧生。杀人数量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因此得出 结论,接受英国传统一样会出现 人类灾祸,因为,"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我以前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谈过法国革命,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再回头看看这位学者提到的英国传统。

英国传统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一路走来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小小英国,十七世纪才四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口,可 它自古而来的王室阴谋、自相残 杀、宗教杀戮和内战等等,是特别血腥的一个国家。所以也是经久不息的电影题材,它的真实故事就具备了戏剧的一切惊心动魄的要 素。记得很小时候看劳伦斯•奥 利弗导演的《理查三世》,留下强烈印象的就是为争夺王位,夜黑风高,有人揣着枕头去闷死两个小王子;当然还有砍头。直到现 在,《伊丽莎白》的电影,被人拍 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地去看新版本。

其实所谓古代,就是血腥和野蛮,全世界都一样。英国传统不同的是,它从如此血腥野蛮之中,逐渐会产生和一步步推出权力相互制 约的结构,最终推出了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并非没有征战血腥,可是它提供了今天民主制度的思想资源。

有着六十三个条款的《大宪章》,它的诞生那可是1215年,这份由国王贵族双方签字画押立下的条约,硬是逼迫国王让出原本至 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第 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开会,他们具有否決国王命令的权力。《大宪章》也强令 国王承诺更为宽松的统治,例如 第三十九条,衍生了此后"人身保护令"的概念:非经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依据法律行事,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留监禁、剥夺财 产和放逐杀害。从此,英国开始 走向限制君权、国会立法、司法独立的君主立宪之路。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写下来了,成为文件。而欧洲君主传承的稳定,也体现出它的好处来,就是后面君王必须认前面祖宗签下的 账,世世代代的贵族乃至平民, 几百年,都可以拿这个作为依据,对国王叫板。这就是英国传统。可是这种推进非常之缓慢,因为古代还是古代,这个过程就必然是 血腥的。国王自然要挣脱"枷 锁",贵族平民就要讨伐,国王势力大了的时候,也要报复,较量过程也常常就是武力杀戮。

同时,虽然《大宪章》规定了以后要依法律行事,而不能由国王"朕开口即为法律",但古代法官、他们所依据的古代律令,还是远 非我们今天概念上的现代法律, 因此,《大宪章》并没有立即杜绝、甚至在几百年里都没能杜绝不公正的古代刑律和残酷的古代刑罚,只能说,它开始了一个可以孕 育出现代司法的制度概念和实 践。

后来,国王的挣扎,也渐渐变成武力和在文件基础上据理力争的来回交替。贵族委员会,慢慢演进到议会的贵族院,又发展出非贵族 绅士阶层的平民院,直至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上层、民众和国王的角力成果,不断在补充《大宪章》,它是一个推进过程,积累的 成果被一次次记录在案。

早在中世纪,英国就破了君权神授,确立"教皇才是世俗总督,而国王是人民主权代表"的政治理念;还在十五世纪,英国国王收进 出口税、收多少,就必须得到议 会批准。1604年,平民院议长就很神气地通知詹姆斯一世:国王无权立法,只有对国会立法的批准、否决权。立法、行政关系听 上去已经很"现代"。可是在现 实执行中,双方还在以实力相拼。

1621年,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冲突,国会提出史上有名的"大抗议",再次强调"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 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 人民之遗产"。1625年,国会已经管到国王家里,提出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宫开支是否浪费,提出要每年召集国会审查。最后国王 被逼到了"贫困状态",需要大 量出售王宫金银器才能维持宫廷生计。

制度上分权和积累的结果,自然会是国会越来越强,而且是平民院越来越强。强得很自然,很符合历史潮流:因为贵族在历史性的没 落之中,1625年平民院议员的财产总和,已是贵族院的三倍。

最后,开始了一个个循环,国王受不了这个气,就解散国会,可没有国会同意,又收不上税来,只好再召集国会,冲突不断。

1628年,国会再次发表《权利请愿书》,向查理一世宣布四项原则:不经国会批准不得征税;不得无故监禁臣民;军人不得住宿 民家;和平时期不得实行军管。 国会还对国王抱怨:上述规定在爱德华一世时已是法律,"您的子民已经继承这种自由",他们抗议国王破坏了四百年前的《大宪 章》。

在当时的英国,只要是关闭国会,就叫作国王的"专制期"。1640年英国革命前,查理一世已经有了罕见的十一年专制期。最 后,他还是无法摆脱老套路,又在 苏格兰大军逼来、需要税款抵作军费的时候,召开国会准备收税,可是,双方再次冲突,国会二十二天就又被国王解散,史称"短期 国会"。要命的军费问题依旧, 国王不得不妥协,1640年被迫再召开国会,这个国会存在了十三年,被叫做"长期国会",还反过来判了国王查理一世死刑。所 以,也有历史学家就把"长期国 会"的召开,看作是1640年"英国革命"的开端。

可是,英国人自己和一般西方历史学家,只是把1640年后的这一段叫作"英国内战"而不是"英国革命"。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 道理。它是这段历史并行的两条线索。

一条是战争线索,和后来的法国革命相比,英国这一段基本是保皇军和国会军的两次内战,直到保皇军失败,国王被抓,成为国会的 俘虏。前面那位学者提到的二十万人死亡,基本是内战的战争死亡和古代战争传统的战后屠杀。

另一条是"革命"线索,就是它的激进路线。平民院先强迫贵族院把几个主教议员赶出国会,与其说是要"政教分离",还不如说是 宗教的教派纷争。接下来,贵族 院岌岌可危,平民院成为立法主力,宗教立法苛严,处死了一批耶稣会教士和七十二岁的洛德主教。国王成了战争俘虏,最终军队挟 持着国王,占领平民院,对国会 进行针对保皇派和宗教异己的大清洗,清洗剩下那个残缺不全的国会,又被叫做"残余国会"。

"残余国会"在军队头头克伦威尔主持下,讨论查理一世的死刑。并且以死亡相威胁,要他同意出售主教土地,并且放弃他对国会立 法的行政否决权,以交换自己的 性命,实际上,这是国会要走出大权独揽的一步,摆脱国王否决权的制约。查理一世不愿意违背誓言而拒绝。眼看死刑无法避免,有 四个贵族站出来,要求替国王而 死,遭到拒绝。

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安静赴死。据目击者回忆:刀起头落,数千围观者,发出同一声叹息,令人震撼。克伦威 尔随即进一步踢掉贵族院,宣布成立没有君主、没有国会上院(即贵族院)、只有平民院的共和国。

"共和国"三个字历来是最迷惑人的。因为共和就是打倒国王之后的替代物,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共和"这只筐里面一定就是"人民 当家作主"那把子菜,没有料到抖搂出来的完全可能是不相干的东西。

共和的英格兰联邦不是民主的,而且仰仗军队维持。军饷就需要收税。横征暴敛不够,一个招术就是以政治借口,没收剥夺保皇派贵 族们的财产,使得大量年轻贵族 沦为赤贫。这时,距离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已经有几十年,北美就成为虽然艰难、但至少还存有希望的活 路。结果,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家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首领李将军家族等等,一些美国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都是被这一波英国难民潮推过来的,倒是给未来 美国输送了人才。维克多•雨果 还指称,当时威廉•佩恩还花钱"买"了一批贵族遗孀,让她们移民宾夕法尼亚。

比起当年被砍头的革命对象查理一世的当政时代,革命后的英格兰社会更为动荡,当时国会的税收,已经是以前国王税率的两倍。怪 不得英国人在那里怨气大发,说"我们从前被国王、贵族院、平民院统治,现在被一个将军、军事法庭和平民院统治,倒是好在哪 里"?

查理一世死后刚过了四年,克伦威尔就于1653年把自己封为"护国公",形成威权政体,共和随之结束。克伦威尔一死,等同撤 去威权,可以想象,军队高层和 国会立即开始激烈地争夺权力。1660年,英国恢复君权。对这个结果,历史学家和你我这样的历史读者,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意 外。

最终,经过期间的曲曲折折,英国人也终于吸取教训,没有流血地完成了另一场"革命"。它的标志是1688年12月16日国会 首次提出的一个英国式"权利宣言",这个宣言谴责国王"未经国会同意",就废弃、中止了法律和执法权;成立和维持常备军,等 等。

不久后,废黜这位被谴责君王的同时,立了另一位君王。君王还在,宣言确立的原则却进入了英国构成法,承认"君主"、却又受 "立宪"制约,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就光荣在没有流血。这是英国人和历史学家公认为是"革命"的那场英 国革命。

在叙述的时候,假如把两场英国革命一头一尾地一串,读者就可能混在一起了。实际上,1640年"革命"是一回事,1688年 "光荣革命"是另一回事。前者基本上以内战为主,后者确立了今天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人们推崇英国政治传统的时候,通常是指 "光荣革命"的历史性开创。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学者是有道理的,虽然"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它只是漫长英国武力血腥史的最终结果,尤其是"1640年革 命"还砍了国王的头,前面的"流血"部分,怎么可以"不算"?仔细看看,它简直就是法国大革命在英国舞台的预演。

对于英法两段革命的不同评价,在当时就有很大争议,尤其是法国人,特别气愤难平,说你们在批评法国革命的时候,居然傻到要称 赞什么英国,英国那个时候要多 野蛮有多野蛮,其中最努力去反驳的一个法国人就是维克多•雨果。他认认真真搜集资料,以小说《笑面人》,刻画了十七世纪末十 八世纪初,也就是"光荣革命" 前后的英国社会状态,尤其是为宗教迫害服务的英国司法,他要让大家好好看看,英国人绝对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我想,历史学家对英国另眼看待,是把英国革命、把它制度积累的漫长历程,都划归古代了。一个古代社会为了争夺权力流血,没有 人奇怪,别的国家也一样。问题是其他古代国家反复动武、白白流血,也没见有什么制度长进,而英国居然就在野蛮时代一步步得出 制度成果来。

说英国革命划归古代,一个依据当然是年代早,1640年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整整早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再说,当时他们的制度实 践,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说它算 古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革命不是在清楚分割政府和民间的权益利益,整个过程的所谓"利益"争执,还死死纠葛在政教 合一、无数宗教教派的你死我活 之中。不管是1640年的所谓"英国革命"、还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都未能免俗。

在一个简化思维中,好像国王决策,当然是不如国会决策;国会的贵族院决策,当然不如平民院决策;这样推下去,就是代议制的间 接民主,应该理所当然就不如大 众公投的直接民主。这个思路的背后,就是一个渴望平等的幽灵。实际上,文明进程却往往由一个知识储存更为完备的上层思考在推 动,关键是权力分支之间,必须 有一个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所以,我们回到当时的英国现实看看,真的很不可思议。在"光荣革命"的国王和国会冲突中,就沉淀的制度理念来说,固然国会的 胜利意义深远,它成功地抵挡了 国王,不让国王任意废了国会立法的武功。可是,就"光荣革命"本身,就这场法律存废的具体争执来说,倒霉的国王比起受到民众 强烈支持的国会来说,其观念真 不知文明和先进了多少。事情还是关乎宗教。

"光荣革命"的一年前,国王詹姆斯二世,正是听了那个后来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创始人威廉•佩恩的话,决定利用他的国王权威, 中止自中世纪以来,冤冤相报的 宗教迫害引发的仇恨、杀戮甚至战争。1687年,他宣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宣言》。据说威廉•佩恩劝他的时候说过:假如这样 做,国王可能获得更多新教徒的 支持。不论国王是否出于功利考量,他的宗教宽容至少是全面的:停止宗教所加的一切刑罚,宣布信仰自由,严禁干扰任何和平的宗 教集会,因为不肯宣誓信仰英国 国教而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放掉。

但是,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英格兰,实在太超前。就连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不接受天主教徒作为学生,并且因为 国王要求这两个大学破除宗教禁 令,都和国王发生过冲突。在国王与剑桥大学的冲突中,就连著名科学家牛顿,都是站在反对宽容的校方一边。看来,他还缺了被另 一个苹果砸一下脑袋的机会。

1688年4月,詹姆斯二世再次颁布和重申一年前的《宽容宣言》,要保障全体英国人"永久的良心自由"。职务升迁和国会选 举,都排除对宗教信仰的考量。并 且要求主教们向各个教堂宣读《宽容宣言》,几名主教抵抗不从。就在这场对抗中,伦敦群情激奋,民众所支持的国会最终取得胜 利:国会宣布他们不宽容而且苛严 的宗教立法,国王无权废除。

这个怪圈绕过来了吧?所谓英国"光荣革命",就是国会针对国王的"权利宣言",最关键一条,就是宣布国王"未经国会同意", 无权废弃、中止国会的立法和执 法权,成为影响深远的制度文明的进步。可是,当时引发"光荣革命"的具体争执,却是国会要坚持自己立的宗教迫害法律,绝不容 国王任意废除。国王试图"越 权"废止的,正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现在由国会"立法"而成为"法律"的残酷宗教迫害。

所以,历史不是概念化的。切勿以为,某个阶层、哪怕它是最上端的封建统治阶层,就一定是邪恶的;某个阶层,哪怕是劳苦大众, 就一定是代表正义和正确的。

根据当时历史记载的估计,就在"光荣革命"前的二十六年中,英国就有六万人因为不认同英国国教而坐牢,其中五千人死在牢里。 这些受害者都是平民院立法的牺 牲品。甚至远在1640年"英国革命"之前,英国议会的平民院已经和当时的国王发生类似争执,他们要求当时的国王下令,所有 天主教徒的小孩,都必须从父母 身边带走,交给"宗教正确"的家庭,由他们把孩子教育成新教徒,国王却坚持不肯这样做。

一名历史学家曾经感叹说,"在这残酷年代,国王几乎是唯一的新思想来源、唯一慈悲的声音。"因为大家看来看去,在权力较量 中,只看到国王在那里为宗教宽容 努力。像威廉•佩恩这样的,看看在英国这里实在没戏,只能远渡大洋去到北美,去宾夕法尼亚播种、实践他宗教自由的理想去了。

这就是复杂的历史现实,"光荣革命"不光荣。今天大家提及英国传统,更重视它在制度上的创新和成就,忽略它议题的野蛮荒诞, 就在于,那本身就是野蛮时代。 它的野蛮从中世纪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站在了新思想的前沿,也在逻辑 之中。而这样的超前观念,假如 一出来就能够被整个低教育的社会大众欣然接受,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国王宗教宽容的新观念,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被受到愚昧大众支持的平民院扼杀,是正常的; 而新兴的平民阶层,不论在什么 议题上,在同传统唯一权威的抗争博弈中,能够在制度上打破一王独大,形成一个有效的平衡、制约机制,那就是值得庆幸的。因为 一王独大是更为危险的制度,他 虽然今天可以是"对"的,明天却可能错得一塌糊涂。就拿这个以宗教宽容先驱著称的国王,也曾经在遇到宗教叛乱危及统治的时 候,容忍了属下的血腥报复。你押 宝押在一个大权独揽的个人身上,当然危机四伏。历史上贤君暴君轮流交替的故事实在太多。

英国所谓"革命",只是历史学家加上去的光环和总结,在那个时候,它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双方争权夺利,一方说,我们要有契 约,限制你过去无限的权力。在反 复争斗下,流血、死人、渐渐稳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法治、没有美国这样冷静思考后建立的制度范例。全世界在黑灯瞎火摸 索,别处都在打仗、流血、死 人。别处没有循环出、打出一个制度,而英国渐渐地摸索发明出一个制度来,和别人比,就算很了不起。算算那才16××年啊,很 古代了。别人都还没有这样明确 对君王的政治制约和平民明确宣示立法权的意识。

再说到法国革命,确实大家看待它的眼光就很不一样,它在英国革命的一百多年之后,已经是十八世纪末了。美国已经立国、并且通 过了今天还在用着的宪法,政治 制度很现代了。思想资源是现成的,制度榜样也都有了。不需要法国人再发明什么,而法国革命打着平等自由博爱的亮丽旗帜,却走 了一条反制度、反法治道路,死 于法国革命的无辜者,和1640年英国革命情况不同,造成死亡的不是战争,几乎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被滥用的司法之下,用断 头机切下来的一个个脑袋。这个 过程不被大家原谅,并不算很冤枉。

这里我想重提对待历史的"时间、条件、地点"的概念,历史学家会把英国革命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状况比较,会忽略它 历史必然的那部分错误;而到了 法国革命,历史学家就会把它和同时期的美国制度实践相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这种"时间"、"条件"的差异,三个革命的 三个弑君案就是很实在的例子。

英国人在革命后的1649年砍去了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法国人在1793年的大革命中砍去了路易十六夫妇的脑袋,并将他们七 岁儿子关押虐待至死;1918 年的俄国革命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家大小加上仆人,全部被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用机枪扫射杀死。三个弑君案之间,相隔都有 一百多年。当然,它们在历史上 得到的评价很是不同。

前面两个君王被公开行刑。历史学家基本认定,查理一世掉脑袋确实很难避免,依据之一是,当时英国内战已经热火朝天,国王和国 会已经是战争敌手,到了你死我 活的关头,杀他的一方有理由认为,假如留着国王,将来一旦他翻过来,他们也难逃一死。再看路易十六,1989年法国庆祝革命 两百周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 朗在庆祝大会上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处死他是个悲剧,但也无可避免。"这个"无可避免"说,在史学界却是有争议的,法国 革命中的路易十六,远不是政治 胜利者的一个死亡威胁。

到了1918年的俄国,对弑君事件的负面评价,甚至当事人在做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公认的罪行。尼古拉二世一家 不仅是秘密处死,而且花了很大 力气毁尸灭迹,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汽油腐蚀焚毁,骨渣被刻意埋藏,遇难地点的别墅被拆除,当局一直否认杀害。直到苏俄也已 经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变故,直 到九十年后的2008年10月1日,俄国最高法院才正式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镇压毫无道理"。假如1918年的俄国 人和1649年的英国人一样有 理直气壮的感觉,整个过程就不可能是这样走的。

再看美国革命,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光荣,也可以说"美国革命不革命"。它确实称不上是一场革命,它只是一个脱离宗主 国的独立,它没有颠覆英国在北 美殖民地留下的制度成果。打个比方,1997年的香港,假如"回归"到中国一国一制的地步,就可以称得上算是一场革命。而严 格实行一国两制的话,香港就没 有经历革命。当年美国有点类似。所不同的是,新生的美国是彻底独立的,它在原来英国殖民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完善了从英国 开始的制度建设。

聊开这些革命故事,其实还是围绕一个平等主题。它一路延续到红色思潮的开端。简单就表面来看,一王独大的君主制度,当然是最 不能保障平等的。可是,在美国 立宪的时候,约翰•亚当斯在给杰弗逊的信中就提到,"你害怕的是一个人,而我害怕少数人。我们完全同意多数人应该享有一个充 分公平而完全选举代表的权利。 你害怕君主制,而我害怕贵族政治。"也就是说,贵族政治和君主制一样不保险。再扩大一圈,可以看到,在当年英国,假如从贵族 政治扩大到平民院,也就是富裕 起来的绅士阶层,也并非就是在实现公平和平等。假如民主再向底层推进,托克维尔就在担心,美国会不会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路数, 走向"多数的暴政"?

所以,我只是想说,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 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童大焕:京沪高铁如何不让人捏把汗?







童大焕—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再改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 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 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 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应对社会各界对高沪高铁质量的担忧,有关方面公开回应,高铁工期不断缩短,采用了新工艺确保质量。(6月7日《京华时报》)
      但是看完整篇报道,我的担忧却无法完全解除。比如,为了赶工期,通过"桑拿"制墩之类临时发明的办法提高墩身环境温度,加快混凝土水化反应速度,从而提高 其强度,通过这一方法,墩身具备架梁条件的时间从4周缩短为1周。再如为了防止地基沉降,就对该路段"加载预压","相当于 '在路基上站上几个胖子,将它 压实'。采取这一措施后,监测结果显示该路段已趋于稳定。"此外,"铁路正式运营后,路基可能还会沉降,这叫'工后沉降'。 京沪高铁的轨道板和钢轨之间, 有三层东西:塑料垫片、弹性垫板、钢垫板。如果路基下沉了,钢轨是不能变的,可以改变的是这三个部分。比如目前的钢垫板一般 是10毫米厚,可以换成20毫 米厚的。在京沪高铁联调联试试验阶段,调整的是塑料垫片的厚度。这是预防沉降的方案。这并不是万能的。李克贤说,目前通过钢 垫板等允许的最大调整厚度是1 厘米,几十年内,最大调整厚度可能是5厘米。因此,工程质量必须不能出现超出这一范围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质量体系,稍有环节疏忽或遗漏,后果可能就是"不堪承受之重"。尽管京沪高铁制定了严格的沉降监测制度,线路建好后,多达数 百处的监测点也要随时报告监测数据,尽管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表示,京沪高铁主要通过人工压实来应对,"安全上不是问题,至 少最近不是问题","只要监测 好了,将来也不是问题"。
      但是再科学的设计,再严密的监控,最终都是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施完成。还记得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平井宪夫万字长文《你不知 道的日本核电业》,里面并没有任何大道理,全部都是细节。管理学和哲学都告诉我们,魔鬼就在细节中,一个个貌似强大的固若金 汤的核电设施,在它们的内部, 从施工到维护到废除,暗藏着无数"不可控"的细节,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疏忽或失误,就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机。
      当然,京沪高铁至少不像核电一样一旦启动就让人退避三舍,但是,"要害在细节中"却是一个共同的永恒的命题。如今,高铁已经建成,要保证运营安全,最要紧 的并非加强监控一类,而是通过降低速度提高安全系数,在运营、调整到了足够安全的程度,再逐渐提高速度。也许,这也正是不久 前铁道部门宣布降低高铁速度和 票价的根本原因吧?只不过这个原因,轻易"不与外人言"罢了。但是,作为公众,这却是起码的知情权啊!(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 究员)

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鲁迅言革命

鲁迅: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 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 就不能有大局面。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 士","革命家"。不料主席的某先 生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 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 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湖北利川--利川已无“冉二哥”

湖北利川--利川已无“冉二哥”

 


有一些男人,你会乐于跟他拼酒,或者婚礼上请他做证婚人,或者跟别人打架时叫上他前来助阵。冉建新就是那种人。

49岁的冉建新身材魁梧,外貌堪称和善,因为人豪爽仗义,爱打抱不平,且冉姓为当地大族,冉建新在利川可谓名人,官民于半公开场合皆称之为“冉二哥”。

如果不是一名街道办事处书记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人想像得到,一个内地普通小城隐蕴着这么多愤怒。

南都记者 王銮锋

死于“三违”

冉建新被提审后,在巴东检察院的4天里究竟遭遇什么,暂时还不得而知。但他死于“三违”之名,确系实情。

2010年11月13日,冉建新被宣布“双规”,利川市纪委要求他就“三违”治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三违”是“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开发”的简称。2010年4月,利川市成立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开发整治领导小组,下设日常工作办公室,并从规 划、国土、城管等职能部门抽调来了数十人。据“三违办”初步调查,利川主城区的20个村(居委会),“村村有违建”,全市已掌握的违建房达3390户,面 积约45万平方米。

据当地媒体报道,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多次在全市治理整顿“三违”工作中表示,将坚决同“三违”行为作斗争,从重从严处理“三违”行为。坚决用铁腕治理 “三违”建设行为,强拆一批“三违”建筑,打击一批违法抢修者,处理一批参与“三违”建设的干部,坚决遏制“三违”行为。

利川辖2个街道办事处、6镇6乡,其中都亭街道办事处是利川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教场村则是都亭街道办事处的核心区域,该村有11个村民小组,共计3000余人。冉建新被控在“三违”工作中失职渎职,正与教场村八组有关。

据当地居民介绍,教场村八组600余人,原有土地300多亩。从2002年起,该组土地陆续被征收完毕,但善后工作不尽如人意。

体育路是经过教场村的一条主要干道,道路两旁的泥瓦房因道路扩建被拆迁。村民如何安置?据公开材料显示,该组村民提出自拆自建,在政府征走的157亩 土地中,占用9亩,建设村民公寓楼。对此,利川市政府曾以利政办备(2009)15号文件,对建房方式、对象、费用等做出批复。

2009年3月份,自建房破土。李伟曾到现场,高度赞扬这一模式。此则新闻曾在利川新闻中播放。然而,2010年“三违办”却称,村民自建房属于“三违”范围,需要治理,李伟参加自建房破土典礼的视频也被当电视台删除。

村民说,虽然“三违办”态度强硬,但是冉建新顶住压力,支持建房。目前,这些房屋还在建设当中。

因为失去土地,教场村诸多村民无业,只得自谋生路。滨江路改造完成后,成为当地著名休闲场所,人流密集,入夜后,村民在道路两侧人行道搭起摊档,做起烧烤生意。

对此,利川市“三违办”多次要求都亭街道办事处清理,但冉建新认为民生多艰,没有响应。在大会上,他被李伟点名批评。

除教场村外,龙潭村、大塘村、普庵、榨木等村皆有类似现象,冉建新都没有强行清理,故此,他在当地村民中名声颇佳。

“发动群众”

“干部三违,一律停职”。去年,这8个字几乎天天在当地电视节目中滚动播出。冉建新到底还是为他的“工作不力”付出代价。

遗书中,冉建新认为自己因与李伟工作理念不合,尤其是对待“三违”治理工程,更是屡次发生冲突,从而招致对方怨恨,借机报复。

冉建新在遗书中称:“从(2010年)12月中旬至2011年元月中旬,办案组将凡属与我有往来的,有工作关系的朋友同事,以核实为由,逐一通知到基 地,采取限制人生(身)自由,保安24小时看管,收取身上所有物品,同两规一样,每天静坐16小时以上,有的甚至20小时,坐铁板凳,不让睡觉不让坐等方 式,收集证据材料,在此过程中,有干部、职工,有村居干部,也有一般村民和老板,很多人什么事没有,关了上十天。”

据接近冉建新一案的人士透露,受冉牵连,至少有40余人被带至利川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调查。仅教场村就有20余人,村干部与村民皆有。

教场村八组组长谭泽安被关了42天。“没有打我,但是经常不让睡觉。”谭泽安说,“纪委的人告诉我,只要说给都亭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进了贡,就能够回家。”他没有应承,被继续关押,因为身患心脏病,其间病发,一度送至利川中医院救治。

教场村八组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也被利川纪委关押一夜,他在村委会及村民小组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并非党员。“他们就是问我有没有给冉书记送钱。”这名村民说,“牟来俊亲自带队审问,他对我回答不满意,冲过来卡住我的喉咙。”

还有一些商人也被牵涉其中。重庆万州一名江姓包工头,承包了滨江路部分工程,也被利川市纪委找去调查,被问及是否向冉建新行贿,他予以否认。

因冉建新曾在利川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利川检察院亦有数十名人员被纪委约去谈话。“他们说,只要主动交代了冉建新的问题,纪委绝不追究,该提拔的提拔,该升迁的升迁,绝不影响。”

冉建新在遗书中说:“办案人到基地后第二天就以失职渎职宣布对我‘两规’。但在整个两个多月中从未提及过失职渎职问题,都是要我交代经济问题。”

这一说法,其妻游小玲认为不假。丈夫被“双规”后,她曾三次被利川市纪委约去谈话,其中第二次谈话问她,1998年春节期间,何人上门送礼?游小玲称年代久远,无法记清。她心中纳闷,12年前的琐事,纪委为何如此关注?

后来,她明白过来。1998年,冉建新还在利川市检察院领导岗位上,当时检察院职工筹资建房,中间牵涉工程等事务,利川市纪委欲查冉建新有无从中受贿。

身后的名声

现在,冉建新死了。都亭街道办事处诸多村民激愤不已。他曾是村民们的唯一希望。在“三违”治理工程中,他们屡遭打击,是冉建新施以援手。对村民来说,如今冉建新死了,他们心里没底,愤怒情绪在发酵。

6月8日晚,利川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找冉建新兄弟冉建学谈话,要求家属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争取权益。随后,冉建利、冉建学、冉建文三兄弟在网上发布一则《告亲友书》,恳请冉家亲属,冉氏族人及同情冉建新的乡邻好友不能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冉建学说,此举主要是为防范社会上部分闲杂人员乘机闹事,散布流言“坏了二哥名声”。

以“三违”工作中失职渎职之名被“双规”,继而又被彻查经济问题,冉建新到底是否清白?他在遗书中说:“我的确存在收受红包的问题”,但详情他没有展 开。冉家人亦称,在官场浸淫多年,冉建新不可避免沾染一些陋习,收受他人钱财,“但属于人情往来居多,绝不会牵扯到经济犯罪。”

随着他的离去,这个谜底也许永远难以解开。

过去20多年里,冉建新爱惜名声,可惜他选择的偏偏是一个罪与罚的工作。在保护他人的名声后,他莫名死去,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名声,毁誉参半、无法盖棺论定的名声。

只是,利川已无“冉二哥”。

利川一中











@旅程的终结:
街上阴雨绵绵,本来坐在电脑前的我,听到外面的枪鸣声和防暴警车的喇叭声。政府外面围了几千人,有看热闹的、有愤怒觉不公的、有各个乡镇因为其他事情不满 上来的群众、也有拿着村委会发的100元现金去助威的。宜昌调了200个防暴警察,天桥至政府的路段水泄不通,政府官员都没有上班。

@夷水:
下午陪建始同僚到政府门口买土特产,吼声如潮,此起彼伏。晚上9时接女儿回家,仍是人潮涌动。要命的是这一段却是我一家人每天进出的必经之路。

@唐Chinese:利川6月9日,约2万愤怒的群众围住政府大楼,数以万计的石块、水果、垃圾砸在武警的头上事态一度失控。政府门卫室的玻璃全被砸坏 了,据透露,上午有人冲进纪委书记李伟办公室将其桌子、电脑全部打砸了。下午,一百多名武警冲出来,拿着电警棍,朝人群中一阵乱打,有几名围观群众被拖进 政府大院内。



长江巴东网讯 6月9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赵小育、谭运龙在办理冉建新案件中涉嫌职务犯罪,恩施州人民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并决定对其刑事拘 留。 9日下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批准:郑雪松辞去巴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徐贲:死刑监察官为何反对死刑

死刑监察官为何反对死刑

 

530的《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加州"死刑焦点"(Death Penalty Focus)新任执行主席珍妮·伍德夫德(Jeanne Woodford)的文章。"死刑焦点"是一个 美国全国性非盈利组织,加州的"死刑焦点"是它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成立于1988年,其宗旨是以草根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反对死刑的公共理念和有关政府政 策。"死刑焦点"组织对死刑的基本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死刑本是为应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但是,暴力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而死刑 只是一种简单化了的,无效、残忍应对方法。"死刑焦点"组织在加州推动反死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目前加州有7成的居民赞成死刑。

珍妮·伍德夫德担任新一任的加州"死刑焦点"领导人,受到普遍关注,主要是因为她过去的司法工作经验背景。1999年她曾经是加州旧金山地区重犯监狱,州立圣昆廷的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的看守。圣昆廷监狱是加州最早的监狱,也是加州唯一的一个对男性死囚执行死刑的监 狱。伍德夫德作为这个监狱最早的女牢头,在许多 人眼里是一个"铁娘子":"她与人交谈时很少转动她的头部,目光如铁一般冷峻。"加州的死刑是以注射毒药来执行的,而发布注射命 令的就是伍德夫德。在圣昆廷监狱服务以后,20042006年,她又担任过加州监狱系统的总领导。

然而,也就是这么一个与死刑联系在一起的司法人物,今天却成了一个反死刑组织的执行主席。还在当狱警的时候,伍德夫德就以严厉而 不残忍著称。她是一个善于用说话而不是警棍来解决问题的看守。她说,"我相信依法治理,因此我尽忠职守,但是,自从我2002年执行了最后一次死刑后,知道自己再已难以继续下去。"加州最后一次执行死 刑是2006年,虽然在法律上死刑并没有废除。伍德夫德承认,就在她担任死刑监察员的时 候,她就对死刑有自己的看法,"我绝对认为,人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处死他们并不是正确的做法。"

在她的新职位上,伍德夫德有了一个提倡废除死刑的新平台。她面对的是许多与她意见不同的公民,运用的是务实、理性,而不是道德说 教的说理方式。伍德夫德用社会和犯罪学研究结论向公众说明,死刑并不能防止暴力犯罪,从1979年至今,加州已经有6名死刑犯被证明误判。而且,处死一个罪犯比让他终身监禁,会让纳税人支付更 多的费用。

反对死刑所运用的是说理方式,它能否起作用,不只靠它说的道理,更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公共说理环境,尤其是听众要有理性,有 教养,而不只是渴望泄愤和复仇的痛快。美国听众可以不同意伍德夫德的说法,但会尊重她的公共说理,不会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 人身攻击和漫骂,用的是"正义"的名义,看起来很义愤,其实是一个犬儒社会的表现。

在一个犬儒的社会里,法律制度往往受人的自然残忍冲动摆布,死刑掩盖的就是这样一种施虐心理。精神分析学家斯特克尔说,"人类灵 魂深处的残忍像是蜷伏的野兽,平时被(道德)锁链拴住,一有机会就要挣脱出来。"许多人对"正义执行的死刑"有一种"痛快"或 "大快人心"的感觉,便是这种残忍兽性的自然流露。真正的法律惩罚,应该是理性而非感情冲动的行为,因此与痛快不痛快并无关系。

要求"痛快惩罚"的人往往并不会满足于死刑。如果不是因为文明的进步,他们本可能要求更加"痛快"的惩罚。中国古代的五马分尸、 凌迟处死便是虽然痛快但极不文明的死刑手段。古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萨卢斯特在《提林战争》中描绘处死罪犯道,在砍头前,先慢慢折磨他,才能显现出他的死有余辜。残忍的折磨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来施 行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记叙道,罗马民众很喜欢观看先鞭打,后斩首的示众场面,对此人民极为痛快(Summo gaudio plebis)。人类社会最终会废除死刑,除了 伍德夫德所说的理由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那就是,遏制对死刑的痛快冲动,应该是文明的成就,也应该是个人理智和公共理性的 境界。

 


墙外楼:说说温州的实业

之前有报道说,温州实业的环境没有想象的那么 可怕。我只能说,调查的不够深入。现在的情况不像08年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怕,也确实倒下了很多,有逃 离的,有自杀的。但是一种普遍的情况是,活下来的心里都有点底。

05年的时候,在宁波做空调外贸,无疑是一段黄金时光。所在的公司说起规模在宁波和三鹿惠科类似,模式也差不多,基本只做外贸,一 年的营业额却在三千万到四千万美元之间,那时候的美元汇率还牢牢钉在8以上。0607年那会儿,铜价基本上接近7万,我们给国外客户 配铜管,基本按照7到7.5万一吨报价,而且是一会儿一个价。有段时间,业内还有传言说国家要取消空调出口退税,可见当时空调外贸规 模多么大,行内价格竞争也非常厉害,广交会上9000BTU的KFR空调,有些客户都只给100美元的价格。08年危机来临,据说铜 价一路跌到2万附近。不少空调厂倒闭,也有一些电器厂商结束空调业务,只做其他一些利润比较高的电器。像以前公司那样几乎都靠外贸的 厂家,估计日子非常难熬。

07年,回到温州从事印刷行业。刚开始,我们有四台德国海德堡八开印刷机,其中两台是旧机器GTO系列(这里赞一下德国的机械制造 水平,这两台机器都是86年产,到现在工作状态良好,我们买来的时候价格是27万,现在也能以20万出头的价格卖出),另外一台是 PM52,还有一台SM52,两台机器价格大约700万,由于刚起步,我们采用了按揭的方式。07年刚投产,生意非常好,可以说是 7*24*365运行,第一年,两台机器的印数分别是四千一百多万和三千九百多万(这里提供深圳一些印刷厂相同机器一年的印数一千五 百万左右作为对比,上海海德堡工程师曾经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个地方的印刷行业。广东那边,一台海德堡八开印刷机大概运行8 到10年换新机器,并且,原本300万买进的新机,8到10年后,依旧可以卖到100万。而我们这里,相同机器,由于工作时间长,一 般5到8年更换新机,折旧程度和广东差不多)。我们公司有几个客户一年的业务量稳定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这几个客户基本以外文印刷 品为主,包括标贴,说明书,小纸盒等等),大部分客户业务量在五万到十几万之间,还有一些一年只做几千到几万的客户。我们也为一些大 厂(这些厂都有自己的工业园区,注册资本都在5000万以上)印刷中国移动广告单,奥运会印刷品,世博会印刷品等等。第一年,真的是 忙的不可开交,一般交货日期都在3到10天,经常会有客户因为我们赶不出货来公司拍桌子骂娘。第一年年终,利润大概在45%左右。

08年,危机来临,能感觉到外文印刷品减少,但生意依然和第一年差不多。稳定的客户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似乎危机的冲击没有想象中 的那么大,并且,我们听到很多客户谈论自己在京沪杭买的房子出手,翻了多少多少倍。纸张价格有一段时间下跌,一些产品出口退税率提 高,有朋友说,一些公司产品不好卖,我就换个包装再卖,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原因,让我们这里的印刷依然火热,依然7*24*356运 营。

后来,经济刺激计划出炉,银行疯了一样的放贷,并且企业的固定资产可以抵税,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拿到了银行贷款(或者说笑纳了银行 送上门的贷款,当时办理贷款,甚至不用什么证明,什么文件,贷款办下来之后,再补交就是了),全款1000多万购买了海德堡八开和四 开的机器,并且可以有一百多万可以抵税。2010年,情况急转直下,银行不再放贷,同时CPI,PPI一路高企,纸张价格,油价,铝 价等等和印刷相关的原材料价格节节上升。很多客户再拿不到订单,坏账风险猛增。到今年6月,我们公司的坏账从第一年的7万增加到现在 的30万。同时,工人工资飙涨,第一年,我们可以招到一些月薪800的普工,现在1500的月薪,根本招不到人。原本机长的月薪是6 千左右,现在也翻倍,1万以下根本别想找到技术好的。工资翻倍,却不一定能招到工人。普工来来往往的情况很平常。09年临近春节,因 为工人辞职,我还得自己一个人开一台机器印刷。

银行的紧缩政策,让贷款很难流入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贷款到期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求金融公司的按揭服务。而更多的一些企业,在无法 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只能以每年15%甚至18%的民间借贷利率借得资金凑齐机器的首付,剩下的慢慢按揭。房地产市场被约束住之 后,一些炒房的客户,很大资金套在市场里。欠账现象大幅增加,原本的月结,变成一个季度结算一次,甚至半年结算一次。雪上加霜的是, 达到5%以上的CPI,让原材料和生活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当然其中不乏恶意爆炒),然而最终产品价格一般都是越做越便宜,这样客户就 开始挤压我们印刷的价格,利润空间大幅减少,一般的印刷价格相比07年,降幅达到10%。今年的生意相比往年,淡了很多。经常出现无 法24小时运营的情况。工人依然要求涨工资,因为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薪水来应付生活成本的增加。现在,认识的很多从商的人,心里都有那 么一点慌,不再像08那时候还留着那么一点底气。10年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考虑要再扩大产能,现在,我们决定看下半年的情况再做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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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WSJ: 蓝翔技校广告太恶搞 不会是黑客?

少有部分美国调查人员怀疑中国山东一所技术学校曾参与攻击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 Inc.)的安全系统,但中国几乎没什么人相信。

Reuters
3月,一名男子走向位于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蓝翔技校的大门。
中国质疑山东蓝翔技校能构成这种威胁的一个原因是:该学校做作恶搞的广告,其中包括上传到网上的视频

蓝翔位于济南市中心西北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学员提供各种实用技术的培训,比如汽车维修和美发。2008年,蓝翔的厨师班学员为北 京奥运会运动员和官员提供餐饮服务,由此声名大噪。学校的宣传口号是:要学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谷歌指控中国黑客攻击时并未提及蓝翔。这些结论是 其他分析师得出的。

今年谷歌部分主要 客户受到一起所谓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谷歌这个月说这起活动的中心似乎是在济南。

济南不仅仅是蓝翔所在地。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一个主要军事指挥部总部的驻地。

根据美国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指挥部参与中国网络防御工作,除济南外至少还有五个地点。

一种 理论认为,蓝翔的服务器和网络基础设施可能为军方的网上活动提供掩护,即便蓝翔的学员并未参与。

确定无误的是,蓝翔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

去年接受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学校创始人荣兰祥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如何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扩张学校,以及学校被并入军队的历 史。他说学校在90年代末开始独立,但股东包括军官的家属,现在还有一个为军事人员培训基本技能的项目。

蓝翔确实有大规模的计算机培训课程,这在某些广告中有所体现,画面中身穿统一制服的用户坐在一排电脑前,就像是一条虚拟装配生产线。

在那次电台访谈中,荣兰祥说计算机专业共有1300台电脑,已被证明是世界最大的计算机教室。该称号得到了伦敦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World Records)的确认,后者在2006年证明蓝翔技校"最大的计算机教室可容纳1135名学生"。

但这并不是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计算机科学课程,与中国有竞争力的计算机课程提供的专业技能也毫无相似之处。中国浙江大学上 个月获得被称为"脑力大赛"(Battle of the Brains)的程序设计比赛第一名,上海交大在去年的比赛中获得全球总决赛冠军。(交大也被指与黑客攻击有关。)

蓝翔的电视广告说,汽车维修培训班正在使用这些计算机。

大量的广告使得蓝翔吸引了各类学员。荣兰祥说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约150万美元)。在上周陪同参观校园期间, 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男生)都说自己是在看到广告后入学的,无论来自河北、广东、黑龙江还是新疆。

阴谋论者可能会通过蓝翔的广告得出该学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有历史渊源的结论。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许只是一种潜意识,因为在广告中走过汽 修车间的人并不是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只是扮演过毛泽东的演 员唐国强。

James T. A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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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

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

   据 报导,戴安娜在她短暂生命结束前最后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曾对一些媒体多有指责。她抨击那些小报热衷挖掘名人隐私,它们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名人的成就,而是 他们的错误,并且对于错误抓住不放。之后,戴安娜很快就以她令全世界震惊的死证明了小报记者的残酷和唯利是图。人们震惊和伤感之余,矛头便自然指向了媒体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媒体指向了媒体。虽然那些跟在戴安娜车后穷追不舍的小报摄影记者究竟应对这起悲剧事件负怎样的责任,还取决于相关的司法调 查,然而,这起事件本身所引发的有关新闻业者的行业伦理和法律责任的思考却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成为一个更具反省意义的话题。
   世上没有完美的自由
   言 论、新闻以及出版自由(这几种自由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闻和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均要加以宣布的法则。宪法中是否规 定公民享有这种权利,已经成为国家有无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对于权利,我们似乎有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即权利表示着一种正当性,流行的说法是某某权利神圣不 可侵犯。既然是神圣的,当然也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例如载诸宪法的言论自由,那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进步社会的重要标志。古往今来,多少思想家为之 鼓吹和讴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撒热血。若非美事,何须如此?
   仔 细想来,言论自由的种种优点或价值总是针对言论控制或言论钳制的。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公民没有表达自己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多么荒 诞不经--的自由,没有发表自己作品的自由,新闻检查官监控着报纸的一切言论,那当然是一种应当加以谴责的制度。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公民无从自由地对 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加以监督和批评,而没有有效的监督,任何权力都会走向腐败。人类缤纷多彩的思想由于缺乏交流,因而必然趋向单一。不同的观念失去了相互竞 争的市场,一个民族的创造性的活力便不可能得以激发,久而久之,便会窒息民族本身的生机。此外,言论自由还是维持社会安全的一种“阀门”--我们的古人便 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道理。
   但 是,言论自由也有其弊端。不受新闻检查制度控制的各种报纸各唱各的调,注定会带来信息的混乱。尽管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构成侵权乃至犯罪的报纸加以处 罚,然而事后追诉制度肯定无法保证所有的违法行为均无例外地受到惩罚,同时诉讼过程的成本也往往使一些遭受言论或媒体侵犯的人们裹足不前--如果受到侵权 的人预计通过打官司所可能获得的补偿不足以偿付其损失以及为获得补偿而付出的种种代价,许多人便会打消上法院的念头。不消说,对于特定的言论究竟是否构成 侵权的判断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判断的标准完全以裁判者的个人的态度。这有点像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位前大法官对于什么属于“黄色淫 秽”出版物和电影的说法--斯图尔特说必须经他亲眼看,才能够确定;沃伦则称要取决于他女儿“是否会感到受了伤害”。判断标准的含糊不清使得媒体可以“打 擦边球”。与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相伴随的这些弊端是难以克服的。假如硬要加以克服,那么势必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给新闻以自由是极 端的民主,而限制这种自由便会迅速地滑入极端的屈从。本以为两者之间会有漫长的路途,殊不知连歇脚片刻的方寸之地都找不到。于是,结论只能是,“为了能够 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到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论美国的民主》,中译 本,上卷,第207页)
   戴 安娜所指责的媒体正是新闻自由制度下的那些小报。在一个报纸林立的地方,大报与小报往往有着不同的编辑方针、不同的读者群体以及不同的生存方式。像《纽约 时报》、《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通常是面向中高层次的读者,编辑方针严肃端正,纵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偏见,不过品位总是保持在较高的层次上。小报便 不同,它们要满足层次相对低一些的读者群的趣味,更喜欢猎奇,喜欢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喜欢追逐名人。名人的好事固然会报道,但是按照“人咬狗才是新 闻”的定律,它们对于名人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更津津乐道,因为这类消息会给报纸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君不见前些年北京街头报贩子卖小报,吆喝的总是“哎-- 瞧一瞧,看一看喽,×××又离婚喽!×××自杀没死成喽!”我从来没听到哪个人吆喝“×××到安徽赈灾义演喽!”
   既 然小报经常表现得“不严肃”,把它们全部取缔,整个社会不就“耳根子清净”,名人们也不会遭受这类报道给他们带来的无妄之灾了么?这种想法只是上面所说的 那种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坏处的幻想。同时就小报本身而言,它在许多时候给各类名人带来的未必都是无妄之灾;名人们也常常从其中获得平头百姓以及无名之士所 难以获得的益处。此外,在有关诽谤以及名誉权的法制较为完善和有效的国家,小报也需要顾及侵权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大多数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据确凿 的。对于名人的自律,对于社会的民主秩序和安全,这些无孔不入,善于制造新闻的小报的作用是大报所不可替代的。
   不过,无论如何,人们的隐私权受到小报更大的威胁仍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隐私权的保护及其例外
   隐 私权是一种出现相对晚近的“权种”。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愿为他人知道的隐私,不过,把什么事项作为隐私,是否将隐私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加以维 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见解和处理方法。李鸿章出访德国,宴会上与一女士比邻,开口就问姑娘芳龄几何,闹得对方满脸通红,心想这大清国的 堂堂总理如何连不问女士年龄这种起码的隐私观念都没有。李鸿章这边更是丈二和尚,满头雾水:我一个高官兼老者,问你年龄几岁结婚与否为啥结婚八年还不生娃 儿乃是对你这小女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识抬举,大惊小怪,真是蛮夷之属,不可与之言。那时他决计想不到,百年后,这种蛮夷观念在中土也大行其道,中国“小 女子”的生辰八字也成了个人隐私!
   仔 细地分析隐私权观念的演进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是想简要地讨论一下戴安娜事件引出的名人隐私权、媒体以及法律几方 面的关系。普通人的隐私权当然也很重要,也可能受到侵犯。但是,通常的侵犯者总是被侵犯者周围的人。小民百姓的隐私不大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和侵犯。戴安娜 与男友约会引得那么多记者通宵达旦地穷追不舍,戴家庄的农家小女戴小娜和她的男友村头约会、城里打工,如果哪个记者总提着摄像机跟在后面偷拍,如果不是记 者精神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我们能够记起几位被讲过故事的老百姓呢?
   我 们这里所说的名人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近年来名人打官司的消息时有所闻,主人公大多是演艺界的一些明星们。从隐私权的角度看,政府官员、社会贤 达名流以及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可以算是名人或曰公众人物。也可以说,容易受到媒体关注的人士就是名人。通常人们会想,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则,无论 有名与否,每个人的隐私权都该受到保护。但是,名人却恰恰由于其为名人的缘故,隐私权的完整性受到了限制。近年来在我们这里已经被接受的一种制度--政府 官员收入申报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般而言,个人收入、财产状况乃是个人隐私,没有合法理由,任何人或机构均无权强迫一个人将此公开。然而,国家 官员则必须在任职时公开其财产数额,并须持续地公开其收入。为什么?因为官员容易利用其权力牟取经济利益;财产申报制有助于强化对于官员的监督,维护官场 的清廉。
   另 外,由于新闻自由,媒体常常会揭露官员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不甚光彩的一面。应该说,媒体的这种监督对于维护官员操守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媒体上的这类 文章有时不免在细节方面失实,导致被揭发者诉诸法律途径,指控作者和媒体犯有诽谤罪或损害其名誉权。受理诉讼的法院有时也会以一些细节失实而判决作者及媒 体败诉。经年累月的诉讼过程,一旦败诉后必须付出的赔偿,相关文章的作者、编辑所需要面对的巨大风险,都使得媒体在刊发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文章时不得不谨慎 小心,如履薄冰。结果当然是挑刺不如栽花,批评少发为佳。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社会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官员腐败问题在我们这里久治不愈与媒体的胆怯以及司 法实践中的缺陷实在是密切关联的。
   美 国法院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或许对我们不无参考价值。1960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整版宣传广告,揭露阿拉巴马州警察虐待黑人,煽动“恐怖浪潮”。所举例 证有若干失实之处。警察当局负责人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阿州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判决,命令《纽约时报》赔偿50万美元。时报不服,诉至联邦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并宣布了涉及诽谤公职人员的一一项重要原则,那就是,当公职人员受到不实批评并遭受伤害时,不得提起诽谤罪诉讼,也不得要求赔偿, 除非原告能够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批评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这项判决几乎封死了公职人员在诽谤罪方面的起诉之路,因为要找出报纸有意诽谤的确凿证据真正是难 上加难。到了198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将媒体所刊登讽刺作品包括在保护范围内,规定媒体刊登对于公众人物的讽刺作品,无论作品多么具有伤害性,即便是其 中包含着令公众人物难堪的色情描写,受到讽刺的公众人物不能够请求损害赔偿。对于法院而言,诽谤罪诉讼的目的在于确保新闻的监督功能,维持社会健康而正常 的运作(详见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第122-125页)。
   有 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制度对于公众人物一方有些不公平。个别情况下,批评失实,公众人物确实受到伤害,无从得到法律救济,诚然是不公平。不过,我们在考虑这 一问题时,更需要注意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注意个人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注重新闻自由对于整个社会更高的价值。况且公众人物也应当意识到他从媒体所 可能导致的伤害与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反思中国的媒体问题
   戴 安娜死讯传来,尽管我们报纸的报道相当有节制,但是,新闻界实际上还是十分敏感的。一些在大报里工作的朋友打了电话来,询问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讨论之 余,我不免跟他们谈些自己对国内新闻所存在问题的看法。在我们现在的新闻体制下,报纸“制造”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的大报大多属于党报或其他机关 报,管理相当严格,对于公众人物的报道更是谨慎之极。而各种小报,不仅体制上同样有严格的管束,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这样的新闻体制跟我们的“邸 报传统”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密切关联,应当是今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化的新闻体制时需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 此之外,我们的传媒还存在着某些特殊问题。例如,媒体如何客观全面地反映被报道者的观点便是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近年来,我就听到一些被媒体采访过的人士 抱怨他们的观点被剪裁得变了面目。编辑们喜欢搞“六经注我”,把专家言论按需处理,变成为既定主张服务的脚注。借助媒体而成为名人似乎是一种成功,但是, 媒体形象与真实形象之间的反差却使得这种成功大打折扣。久而久之,专家,尤其是那些特立独行的专家,与媒体的疏离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比 起那些在街头接受媒体采访的普通人,专家、名人们的境遇或许还算好些。常见电视记者就某些问题采访街头上的各色人等,令人不解的是,被采访者观点出奇地一 致。原因何在?记者编辑报喜不报忧,将反映民意的采访变成了“招生考试”,谁回答正确报道谁,抑或无名之士为上电视而什么好听说什么,还是客观情况的确如 此,国人对于电视记者的问题的答案总是众口一词,总是回答正确?可是,“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难道毛泽东当年的这一判断错了?
   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
   收入作者随笔集《法边馀墨》(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
    
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

shane:保增长乃万恶之源

乎市场意料,端午节居然没有加息。 还记得两个月前,清明节末那记销魂的补刀么?(参见《走位销魂 补刀风骚 清明节末再加息》)。按照央行既往规律,每月一提准,隔月一加息,端午龙舟赛时分,也到了加息窗口打开之际。但央行却偏偏按兵不动。莫非想顺延到本周末?

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央行在货币政策决议方面基本傀儡一个,加息提准等重大货币政策决策都由温相领导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于是,经常出现一 个电话打到小川同志的办公室,央行匆匆忙忙宣布提准或加息的搞笑局面,再加上风传由于政治派系不同,温相与周行长关系疏远,进行经济决策时,谁的话都听得 进去,偏偏不理会央行的意见,于是,经常造成央行货币政策打架的尴尬局面:
2011年5月12日,央行宣布于2011年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将收回流动性约3800亿 元。按照一般货币政策调控的逻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替代央票回笼流动性之效,通常在央票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发行受到限制,但又不得不回笼流动性以对冲 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及外汇占款时使用。
可是,5月12日当周,一则发行了三年期央票深锁流动性,利用公开市场完全可以对冲到期资金,二来货币政策所亟需解决的是实际负利率局面,理当加息 而非提准,彼时提准虽也可视为央行的履职,但多多少少令货币政策的观察和研究者们看不太明白。紧接着,伴随提准而来的,是货币市场资金面紧 张,SHIBOR与质押式国债利率节节走高(当然,从流动性分析来看,货币市场资金面紧张不独因提准的影响,但提准所带来的紧缩预期,无疑是一根搅屎棍, 扰乱货币市场秩序)。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缓解货币市场资金面的紧张,5月余下时间段中,央行在公开市场投放了1230亿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公开市场货币政 策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打架。基于一月份SHIBOR暴动的经验,央行不可能不知道提准对货币市场的伤害,既然如此,何必先搅屎,再亡羊补牢?

一个可能想到的解释在于,央行只具备公开市场操作的决策权(操作频率高,常规武器),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则须温相拍板决定,这种政出多门造成了货币 政策之间的不协同。另一个政治延宕货币政策调控的例子在于,现在通货烈烈,众人皆诅咒央行2009-2010年投放了过多流动性,且货币政策转向有点为时 过晚,而笔者从与央行人士的交流之中了解到,一则央行于四万亿之初即已警示了通胀风险,而被温相无视,二则2010年二季度通胀破3%之时,央行即已递交 了加息的报告,但一直未曾获批。
央行果其傀儡哉!
回到端午节加息事宜。端午节为何没有如市场预期般加息,会将利率决策顺延至本周末么?这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加息的必要性,第二,如果需要加息,是什么延后了加息的步伐。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加息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从通胀预期来看,由于旱情推高了食品价格,同时翘尾因素回升,各机构对于5月CPI同比预期很高:

同时注意到,受翘尾因素影响(即CPI同比数据中源于上年的涨幅),6月CPI或将较5月继续攀升:

从CPI的走势,以及名义基准利率仍未到达两会期间制定的4%CPI目标的情况来看,加息还未到可以终止之时,仍存在加息的必要性。那么,是什么延宕了加息决议?
2011年5月9日,王岐山在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曾有这么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据彭博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周一表示,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达成一致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王岐山还表示,通货膨胀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参见《王岐山: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达成一致是当前最大挑战》)。由此来看,高层内部的分歧正是延宕加息决议的关键。
那么,分歧可能是什么?
检视温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容易发现,近些年来政府的工作目标都可归结于九个字: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一如黄益平老师于《“三难选择”》所强调的那样,这三个目标并不兼容,“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由此不难猜度,高层内部的分歧,应集中于保增长与其他两项经济目标之间。保增长,故希望降低紧缩性政策的出台频率,延宕加息决议,保增长,故宁愿牺牲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目标。莫非,加息的推迟当真因为温相心中的保增长念头,又蠢蠢欲动?
为何高层的分歧会在这个时点出现?
检视宏观经济数据,如笔者于《硬着陆,Are U Ready?》 中所分析的一般,2011年4月PPI、PPIRM、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PMI均显现出经济减速的迹象,5月PMI进一步下降至52%,延续了此种担 忧。宏观经济数据的恶化,劳动力成本与融资成本的上升,迫使决策者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从而动摇了调结构与控通胀的决心,甚至于,如果经济增长出现进一步减 速的迹象,为了保增长三字,温相没准再度启用刺激政策,化担忧为流动性?
保增长乃万恶之源!
客观地分析保增长政策。
为何要保增长?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保增长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乃1929年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不二法门。凯 恩斯认为,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是流动性陷阱,即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消费以及投资,故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减税增支(财政政策),和维持低利率环 境(货币政策),拉动三驾马车消费C、投资I、以及净出口NX前进,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轻松了解 凯恩斯 与 哈耶克 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不妨观看EconomicStory出品的 Keynes V.S. Hayek Ⅰ:Fear the Boom and Bust 以及 Keynes V.S. Hayek Ⅱ: Fight of the Century)。
可是,对于中国而言,失业问题是经济增速下降造成的吗?
回顾历史,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被引以为“中国奇迹”,乃至拔高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境地。可即使这样的高速 增长,中国的失业问题也不曾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业难”、“失业大军”、“毕业即失业”的字眼依然充斥着社会,当年的大学扩招,现在的考研考公务员热,何 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失业?可见,在中国,造成失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经济增长得不够快,换一个角度阐述,保持了经济的增速,也解决不了失业问题。保增长解决失业,多多少少有点自欺欺人。
然则,造成失业的原因何在,又该如何解决?
经济增长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模式无法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进一步推论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保增长,而是调结构。
从生产角度看,调结构的寓意是打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利润最高的上游环节被几大行业性国企垄断,一般民企则困于下游,为争夺浅薄的利润而拼得头破血流(参见《国家电网帝国》)。这种利润分配不均的根源,并非在于技术,而是行政准入门槛,以及国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经济学原理中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垄断性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它总是倾向于以少量的劳动力制造稀缺的商品,通过抬高价格,将消费者福利据为己有,同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一组公开的数据是,央行6月1日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主报告》中提及,“2010年,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稳步增加,资产规模增长较快。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19.5万个,从业人员308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0.6万个和20.7万人;资产总额88.8万亿元,同比增长19.9%从这组数据中不难计算得出,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人均资本2883万元,2010年19.9%的银行业资产同比增长吸纳了7.2%(=20.7/(308-20.7)×100%)同比增长的劳动力
垄断型国企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但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因政治原因偏向国企,加剧了民企的生存困境(参见《价低量少 投资饥渴症与中国宏观经济》),反而抑制了创造就业能力更强的民营经济。而当意图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刺激政策,如四万亿出台时,资源又多流向国有部门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部门(参见《发改委公布4万亿投向构成及中央投资项目进展》),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国进民退。

事实上,打破垄断,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即使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有定论。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新36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但是,在国有垄断壁垒森严,国有资本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若不对国企进行进一步改革,削弱国有资本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都只有死路一条。故新36条颁布一年多来,民间资本未见其动,处境愈发恶劣了。
从支出角度看,调结构的寓意是改变三驾马车在国民经济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向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型。
这一点,从2010年的数据可略见一斑(参见《价低量少 投资饥渴症与中国宏观经济》):


投资占比过重,消费不足,带来的结果无非两项,浪费(不正常的折旧与重置投资,前者如豆腐渣,后者如再建一个豆腐渣),以及产能的扩大。产能扩大后,需要寻找产品的销售地,当国内消费能力明显不足时,只能销往国外,形成顺差,进而造成外汇占款涌入与输入型通货膨胀。
而从创造就业的能力来看,投资所带动的部门明显比不上消费所带动的部门(一般而言,投资所带动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消费所带动的部门资本有机构 成较低,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资本投入,消费所带动的部门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但依中国国情而论,一旦陷入到“保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的思维定势之中, 政府所能倚靠的工具,恰恰是对就业不那么亲和的投资。
由此来看,保增长解决不了失业问题,解决失业,必须要调结构(当然,调结构的内容并非文中所述如此抽象简略,还包括由粗放式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型,建设节约型社会,降低对外依存度等)。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保增长?
黄益平老师于《“三难选择”》中指出,“还有一个政府从未公开表述,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机,就是GDP增长实际是考察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研究发现,改革30多年来,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否得到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任期内当地GDP的增长速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只是根据这个指标作出人事任命决定的,但是GDP指标在各级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性是公开的秘密。
更进一步地,与民主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权力的分配自上而下,官员的选拔与任免权掌握在上级。为了相对有效率地从竞争者之中选拔官员,需要建立一套可供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在所有的指标之中,地方GDP成为了重要的依据之一。
由此来看,保增长不仅仅是个经济议题,更重要地,它以政治议题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个特定舞台之上。再加上打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以及利率、 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行至今日,已更多地是一项政治改革,在一党专政,强调党对各种资源的控制权的背景下,几无成功的道理(打 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意味着削国资委的权力;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对银行业的垄断,允许私人银行存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可 自由兑换则必须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后果,削弱商务部的权力;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则需打破国企对资源行业的垄断,引入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发改委职能丧失, 按理当裁撤)。
为何温相2010年以来屡屡强调政治改革是保障经济改革成果不致流失的唯一道路?以上的问题想必他也心里有数,只是,个人能力和魄力有限,其身也算不上光明正大,再加上高层中无人应和……
保增长乃万恶之源,但迫于体制,又不得不保增长。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这问题,那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
对政府不抱幻想,但对时代有信心。
最后,假使温相看着惨淡的经济数据,忍不住了,孤注一掷继续保增长?恐怕,增长还没保到,房价却会疯狂的报复性反弹,一飞冲天吧!这不就是自扇么?

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全国人大: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

新闻联播

从今年开始到2012年底,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进行换届选举。参加这次全国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9亿多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6亿多人,将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涉及县级政权2千多个、乡级政权3万多个,这无疑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一次重要实践。

转播到腾讯微博全国人大:独立候选人参选无法律依据
这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与往届相比有哪些新特点?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有哪些必经程序?广大选民将如何登记和参选?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这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这次选举与往届相比有什么特点时,法工委负责人回答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选举法的这次修改,主要精神就是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新一轮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应当按照选举法新的精神,严格依法进行。这就是这次选举与往届的不同,是这次选举的突出特点。

在回答有网络称,目前有人欲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对此有何评论时,法工委负责人回答说,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公民参选人大代表以及一切选举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根据选举法,任何公民参选县乡人大代表,首先要在选区进行选民登记,由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进行审查和确认;其次,要依法被推荐为代表候选人,按照选举法规定,代表候选人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提出,或者由各选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第三,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交各该选区选民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必要时可以通过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四,由选举委员会统一组织开展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活动。

基于上述规定,我国的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只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经讨论、协商或经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此外,法工委负责人还回答了选民应当如何进行登记,如何保障流动人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何才能使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等问题。

【纽约时报】“死亡医生”走了

医疗病理学家杰克·科沃基恩(Jack Kevorkian)周五在密歇根皇家橡树威廉·博蒙特医院逝世,终年83岁。他曾决意帮助许多临终病人结束生命,因此成为全国辅助自杀事件讨论的焦点人物。


1996年杰克医生因为辅助自杀而被审判


1991年,杰克医生向记者展示他的"自杀机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几起审判中为杰克医生辩护的律师杰弗里·菲戈尔(Geoffrey N. Fieger)说,杰克在威廉·博蒙特医院逝世,最近他因肾脏和呼吸系统问题入住该医院。

律师兼好友迈尔·摩根罗斯(Mayer Morganroth)告诉美联社,杰克死亡的正式原因最可能是肺栓塞。

为了争取临终病患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杰克医生公然对抗疾病和濒死方面的社会禁忌,挑衅公诉人和法院的权威。1990年始,他已经帮助130名左右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结束了生命。最后一次事件中,他被判处二级谋杀而入狱八年。

1999年最初的判刑是在最高设防监狱服刑1025年,后来向当局保证绝不帮助病患自杀,杰克得以提前释放。

杰克医生有许多支持者,但是批评者也不少。但是,正是由于杰克医生顽固而疯狂的支持辅助自杀,美国临终关怀向前发展了,许多医生对那些受严重病痛折磨的病人也愈发同情了、也更愿意给他们开缓解病痛的药物;杰克医生这方面的贡献大家都是认同的。

俄勒冈州的一名学校教师是杰克医生辅助自杀的第一个病人。1997年俄勒冈州的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法律,说明医生为末期病人开致命的药物来帮助其结束生命是合法的行为。2006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一个下级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裁定俄勒冈州的《尊严死亡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保护的辅助自杀行为是合法的医学实践。

在俄勒冈州酝酿法律的阶段,杰克医生对抗的策略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而这也是他积极追求的效果。全国的杂志都以他的图片作为封面,而且像"60分钟"(60Minutes)等电视节目也都有报道。他的外号"死亡医生"以及他自制的不同场合叫法不同的自杀机器"Mercitron"或"Thanatron"也成为夜间电视喜剧演员调侃的对象。

2010年,HBO的电影《死亡医生》(You Don't Know Jack)就是由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主演杰克医生,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他获得了艾美奖和金球奖。在艾美奖的获奖感言上,他说,他很荣幸能够"扮演杰出的、风趣的和独特的"杰克医生。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杰克医生微笑着表示赞赏。

鉴于杰克冷酷的公众形象和他乐于把医学批评者称为"伪善的笨蛋",杰克医生欢迎并享受公众的关注,而不理会这种关注有可能带来的痛苦

1995年美国医学协会称他是"鲁莽的死亡工具",对"民众构成了巨大威胁"。

对杰克医生的做法,"还没死呢"(Not Dead Yet)创办人黛安娜·科尔曼(Diane Coleman)表示反对。她说,"协助残疾人自杀是一种歧视的极端表现形式,并没有给他们选择生存的权利。""还没死呢"自称为残疾人权益组织,曾经在杰克医生位于底特律皇家橡树区域的家门前示威抗议过。

但是密歇根著名记者杰克·雷森贝瑞尔(Jack Lessenberry)在《麦德龙时代》(The Detroit Metro Times)上写道"尽管杰克医生有很多缺点,他是这个社会中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促使我们重视社会上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今社会上有许多活着的人宁愿选择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活下去的意义。"杰克·雷森贝瑞尔曾经报道过杰克医生一个人的战斗事迹。

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医学和艺术行业平凡而不太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杰克医生再次迷上了他早年从医时就迷恋的死亡问题,不过这一次不只是关系到个人,而与整个社会的公共政策有关。

杰克1952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后来成为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的住院医师。他建议给死刑犯选择麻醉死亡的权利,这样他们的身体能够用于医学实验,健康的器官能够被摘取。就此问题,1958年他还向美国科学促进会递交了一份报告。

获得关注

20世纪6070年代,杰克医生搁置了不切实际地出于社会目的推动死亡行为的运动,开始了其四处奔波的医疗病理学家生涯。朋友们私下里都认为杰克风趣、睿智、有风度和人格魅力,但工作以及各种社交场合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笨拙、冷漠、功利、易怒与难以捉摸。


杰克医生与苏珊娜·威廉斯呆在一起,在他的帮助下,苏珊娜1992年逝世。


1996年,杰克医生因为1991年协助两名女性自杀而接受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奥克兰县巡回法院的审判。

由于非常刻板和顽固,他难得出去约会,而且终身未娶。他生活节俭,用餐较少;生活避免奢华,穿衣破旧,大多是从救世军那儿买来的。1976年,厌烦了医学,他搬到加州的长滩,在那儿一呆就是12年,其间他从事过绘画和写作,制作了一部不太成功,以作曲家亨德尔创作的《弥赛亚》为主题的影片,为了维持生计还在两家医院做过业余的病理学工作。

1984年,美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上涨,杰克医生又将给死囚牢房犯人选择权的观点抛出来了。加州议会就通过法案赋予囚犯捐献器官的权利、执行死刑时采用麻醉措施而非毒气和电椅做过讨论,他应邀去做过做简短发言。

这段经历对杰克医生至为关键。受立法者和新闻媒体关注的激励下,他开始参与到全国日益增多的有关死亡尊严的讨论中。1987年,他访问了荷兰,在那儿他了解了荷兰医生不受司法当局干预而帮助临终病患自杀的技巧。

一年后,他回到了密歇根,开始在底特律的报纸上为他的"生命伦理与死亡"的医学实践做宣传:他将为病患以及家属提供"死亡咨询"。他让记者报道他的动机:他不收取服务费用并且会承担安乐死的所有费用。他向记者展示了简易的金属框架,上面挂着药瓶:有止痛剂戊硫代巴比妥、还有麻痹心脏的氟化钾,病人可以用这些药物结束生命。

第一个病人

他也谈到了为了实现他的"主义"必须遵循的两个目标:确保病患舒服、避免自己被刑事定罪。他要求病患清晰地表达死亡的愿望。同时病人还需要咨询家庭医生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病人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决定而且还可以改变主意。他将与病人、病人家属和朋友的谈话情景全程录像,另外,整个医药辅助自杀的过程也被录制下来。

199064日,俄勒冈州名叫珍妮特·阿金斯(Janet Adkins)的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教师是杰克医生辅助自杀第一个的病人。在杰克医生生锈的1968大众货车上,阿金斯女士结束了生命。该货车就停靠在离杰克家不远的野营地。

电话报警后片刻,杰克医生就被逮捕并被短暂扣留。第二天,阿金斯的丈夫罗恩·阿金斯(Ron Adkins)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波特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读了阿金斯女士已经准备好的自杀遗书。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杰克医生提醒观众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安乐死运动。

"我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家都接受安乐死,我试图让医学从业者接受他们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也包括协助病人自杀。"杰克医生这样说。

按他自己的叙述,随后的八年间他大概协助了130名病人自杀。全国各地的病人都赶到底特律寻求他的帮助。通常,协助自杀过程是在家里、汽车或者外面的露营地完成的。

公诉人、法学家、州立法机构、密歇根卫生当局以及州长约翰·恩格勒(John Engler)数年来一直试图阻止他的行为,但毫无效果。1991年,州法官艾利斯·吉尔伯特(Alice Gilbert)发布了一项永久禁令,要求杰克医生永远不可以使用他的自杀机器。同一年,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1993年,密歇根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认为辅助自杀是违法的。密歇根州一名法官以及州上诉法院都宣称该法律是违法的,但是1994年密歇根最高法院裁定,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辅助自杀的行为,但它是违反法律的重罪。而且在州宪法的框架下,辅助自杀的行为没有得到保护。

杰克医生似乎不太在乎法律上的限制。有好几次他帮助病人自杀就是在拘留被释放后的数小时内,而拘留就是因为之前帮助病人自杀了。1993年遭逮捕后,他拒绝交纳保释金,第二天他说他在绝食抗议。还有一次在逮捕的过程中,他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似乎希望被关进监狱。

他喜欢大家的关注。199641日对他进行的第三次审判开始后,他穿着殖民时代的衣服出庭了,目的就是展示他认为这些指控是多么地过时。

19945月到19976月,杰克医生因为协助6名病人自杀而被审判了四次。在年轻有为的辩护律师菲戈尔先生的帮助下,有三次是无罪开释,第四次则是审判被宣布为无效审判。

菲戈尔为其辩护的制胜之道在于,他向陪审团说明了杰克医生对病人所展现的同情和怜悯之情。公诉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主要就是藐视法律的执行,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有了公众的支持。"密歇根州奥克兰县的公诉人理查德·汤姆森(Richard Thompson1993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但是1999326日,一场持续不到两天的审判后后,密歇根的陪审团裁定杰克医生二级谋杀罪名成立。这次审判是因为六个月前杰克医生录制了他自己给汤姆斯·尤克(Thomas Youk)注射致命药物的视频。汤姆斯·尤克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葛雷克氏症),在杰克医生注射药物之后,他于1998917日逝世。

杰克医生将视频寄给《60分钟》,1122日在电视台播放。视频显示杰克医生一切都无懈可击,不过造成病人死亡的药剂是他帮忙注射的。节目把杰克描绘成一位有着行事日程的狂热分子。"他们一定会起诉我;要么他们起诉我,要么我起诉他们。如果他们起诉我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法庭上永远不可能给我定罪。"他这样跟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讲。节目播出后,全国开始了围绕医疗道德和媒体责任的讨论。当然,该视频也是奥克兰县公诉人办公室指控杰克医生一级谋杀的主要证据。与先前的审判不一样,杰克医生没有听从菲戈尔先生的建议,而是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结果事情进展并不顺利。杰克医生后来说,他很后悔自己当时的这个傲慢行为。

被迫停止

"你有勇气冒险上电视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想让法律制度来阻止你吗?那好,先生,现在你该停止了!"主持奥克兰县巡回法院审判的法官杰西卡·库波尔(Jessica R. Cooper)说道。

承诺不再帮助他人自杀后,200761日杰克医生从狱中释放。

他于1928526日出生在密歇根庞蒂亚克,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慕拉·科沃基恩(Murad Kevorkian),在家中排行老二,是列文(Levon)和赛特尼克·科沃基恩(Satenig Kevorkian)唯一的儿子,家中还有两个姐妹。父母都是亚美尼亚的难民,父亲创办并拥有一家挖掘公司。

在儿时朋友的眼里,小杰克是个有才能的孩子,对艺术和音乐都感兴趣。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在那儿他先是攻读工程学位,后来转学医学。

他写有四本书,其中有本是《处方药:医药辅助自杀,计划死亡的好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91)(Prescription:Medicide, the Goodness of Planned Death (Prometheus,1991))。他比姐姐弗洛拉·霍尔茨海默(Flora Holzheimer)的寿命要长;妹妹玛戈·杰纳斯(Margo Janus1994年逝世。

菲戈尔先生说,杰克医生躺在医院时已经很虚弱,他没办法选择他曾经帮助他人的那种自杀行为,其实他自己也很想那样走到尽头。"安乐死是我想要的。"杰克医生曾经这样说过。

周五在密歇根南田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菲戈尔会上这样说:"如果他还有力气的话,我想他是会那样做的。如果他能够回家,杰克可能是不会让自己再回到医院的。"

杰克医生喜欢古典音乐。好友摩根罗斯说,临死前,医院的护士在他的房间为他播放了巴赫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