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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

逃北者---《北逃》影评

逃北者

角斗士 发布于:
北逃 Crossing(2008)
8 .0
北逃(2008)
影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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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完成后,很长时间没看,因为没字幕,又不会韩文。

下载完成后,很长时间没看,因为没字幕,又不会韩文。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vob格式的字幕。看了一半,字幕又没了,不过已经欲罢不能,就没字幕的干看了下半集。虽然无法理解一些关键台词,但看到最后仍是热泪盈眶。

如果一个国家在2007年尚无法保证能治愈人民的肺结核病,如果元首强迫人民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参加没日没夜的阶级斗争,强迫人民相信遍地饿殍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幸福的国家……,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热爱“祖国”?



----“难道填饱肚子比祖国还重要吗?”

影片没有一丝对意识形态的褒贬。只是一遍一遍的对生存,尊严以及人性问题的拷问。
我是看了片子后才知道“北逃者”这一群体的,才知道我的故乡沈阳也是北逃者为生存而进行的死亡跋涉中的重要一站。




之前很多次听说过现在的朝鲜是如何之穷。我爸爸曾经去丹东,并过江到新义州旅游过一次,虽然在丹东在中国难以算得 上是“发达城市”,丹东一侧的高楼大厦和对岸的茅草房子仍旧形成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也听有人说过某年金主席过生日,为表庆祝,朝鲜给每家每户发放 一块豆腐,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最近一次听说朝鲜的情况是来自我舅舅。我舅舅是沈阳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有一次他拉了一个从吉林来沈阳办事的人,中国人。闲谈中那人提到,他在吉 林省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上的一个大坝上工作,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各驻大坝一侧,低头不见抬头见。中国工人每天有酒有菜,而朝鲜工人能吃上饭就算不错了。中国 工人也知道对面的情况,就经常邀请朝鲜工人以“工作需要”为由到大坝北侧来,然后再带他们去市里大吃一顿“韩国烧烤”,据说每次吃饭,朝鲜工人就跟不要命 似的,很多人都是最近一年以上没见过肉了,还有人吃到肠胃不堪重负甚至内出血,还要再要几个菜打包回朝鲜,一来可以留到以后吃,二来可以带回去给家里“改 善”。他还提到很多朝鲜人都想跑到中国来谋活路,但九死一生,许多人在边境被抓住,或是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后遣返。然后朝鲜军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用铁丝在锁 骨上串起来,带回朝鲜枪毙。后来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给朝鲜军队提了意见,他们才不当着中国军人的面“串”起这些不幸的人。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又深入了解了一下:

“逃北者”——转自北京广播网



逃北者“闯馆”事件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 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 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 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 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 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 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 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 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 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 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 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 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金 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 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 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 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 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 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 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 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 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 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 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 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 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 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 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 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 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 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 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1万5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 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 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 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 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 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 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 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 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 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 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 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 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逃北”路线图

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 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 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 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 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 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 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 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 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 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 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 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 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 “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 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 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 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 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 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 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 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0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 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 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 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 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 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 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 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朝 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 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 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 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 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 “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 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 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逃出朝鲜之三 


朝鲜核试后的中朝边境


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 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 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 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 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 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 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 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 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 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 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 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 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 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 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 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 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 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 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 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 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 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 “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 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 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



——“我们要铭记伟大领袖的教导”

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 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 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 是韩国。

金融时报:中国维稳面面观

王英(音)五十多岁,已经退休了,她戴着一块 鲜艳的红袖章,坐着个小板凳,还有一个装满茶水的果酱瓶。看上去,她可不像中国这个触角广伸的警察国家的一名前哨。

王英住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郊区,自从政府重新推行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相互监督的做法以来,作为小区居委会的一名成员,她就越来 越忙了。

"2008年以前,我们居委会有点无所事事,但现在就比较像样了,我们的职责是留意一切可能妨害稳定的因素,"每个月领取200元 (合31美元)报酬的王英表示。她和另外两名退休大妈一起,每天在胡同的角落里坐上6个小时。

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治安机构来说,王英和她的同伴堪称"基层分包商"。今年,中国社会治安机构展开了一场打压行动,据人权组织 形容,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对言论自由及和平政治活动的最严厉打击。

4月份,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在被国安人员带走后失去音讯,引起国际社会对这场打压行动的注意,并招致多数西方政府的谴 责。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均表达了强烈关切。在5月10日于华盛顿闭幕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把中国日益恶化的人 权状况列为重要议题。

除了艾未未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律师、维权者和网民也以模糊的"颠覆"罪名被拘押。一些人干脆"失踪"了,原因往往只是因为 他们在文章或博客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人士认为,较长时期以来相对宽容的共产党,已经恢复了更加威权的姿态。他们认为,安全机器的权力不断扩大,反映并 且推动了这种转变。一些人还认为,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党内的高层权力争斗,其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多年中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事方 式。

最新这波打压的导火线,是网上一系列呼吁举行"茉莉花革命"和平聚会、效仿阿拉伯世界民主示威活动的匿名帖子。这些帖子只有少数好 奇的人作出了回应,却导致官方大动干戈。"我们起初以为,茉莉花革命的呼声在这里不会产生任何人气,但在政府似乎小题大做之后,我们 开始揣测,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一位驻北京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表示。

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空前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构建公平有效的司法体系成为一个重点。

然而,事后看来,2008年西藏发生的反对汉人统治的暴动,似乎引发当局对其眼中一党制所面临的种种威胁作出力度越来越大的反应。 西藏事件一年多以后,在资源丰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爆发了一场暴力程度更高的骚乱。

了解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表示,占中国大约四分之一国土的两大西部边疆省份发生骚乱以后,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大为增强,他们主张更 严厉地打击一切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包括和平政治改革的提倡者。

这进而导致政府更加注重扩充社会治安机构。最近三年里此类机构发展迅速。

这一趋势适逢一系列"敏感"事件。在应对这些事件时,官员们把稳定列为头等大事。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奥运会;2009年天安 门广场镇压事件20周年;2009年共产党执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狱中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 奖。

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包括警察、法庭、武警、防暴警察、特勤人员、线人、监视、互联网审查等等——开支激增。根据财政部 的数据,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约为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对外公开的军费预算。换句话说,与防范外部威胁相比,中国如今花 更多的钱监视、压制和起诉本国公民。

随着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安全机构经费增加,官僚势力得到了大幅扩张。在这个社会,国家暴力的威胁仍然是共产党统治的终极保障,于是 "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

"目前中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但他继续说:"目前过于注重维护短期稳定,而不太重视有 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改革"。

深恐1966-76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动乱重演的心理,是影响当今政策制定的一个强大因素。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天安门 广场镇压事件发生时多数已是高官。在他们看来,正是当时党的领导人立场动摇,才使得抗议活动失控,最终迫使政府出动坦克。

对稳定的这种全神贯注,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安全机构的鼓励,在应对政治现状所面临的种种所谓挑战方面,安全机构如今具有更大的话语 权。它比以往更多地使用法外处罚、失踪及其他各种严厉手段。

"我们看到,党正对司法体系实行一种新的政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教授(Donald Clarke)表示。"法官们被告知,他们变得太专业了,脱离了群众。安全机构似乎被告知,他们可以采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而不会有人过问。不幸的 是,能够为被关押者辩护的律师们自己也被关押了。"

对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来说,最新打压行动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过去十年期间涌现的一批人权律师受到了严重迫害。直到不久以前, 这些人基本上是受到容忍的。

起初,只有那些被盯上的人,才会注意到安全机构的威力越来越强大。2008年许多孩子因食用掺杂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 粉而患病后,赵连海成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维权联盟,帮助受害儿童的父母维权。当警方试图警告他不要组织公共活动时,他惊讶地看到直 升机在他家上空盘旋。"过去,你要是引起了麻烦,就会有两名警察或便衣在楼下候着你,但现在他们有这种重型装备可以动用。"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这种扩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以及执行安全相关任务的其他企事业单位都扩充了人手,添置了新装备,还改善 了工作条件。

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监控摄像头的大量安装。上月,西部直辖市重庆宣布,明年全市摄像头数目将从31万个增加到51万个。该市公安局 长王立军表示,这将构成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的一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去年完成了安装4万个摄 像头的工作。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造成近200人丧生。主要出口制造中心之一、南方城市广州也有27万个摄像头。

臃肿安全机构的扩张,也包括一些不那么惹眼的手段,包括大量招募领国家薪水的线人。新疆发生骚乱后,当局切断该地区互联网和部分移 动通信网络将近一年。从那以后,当局一直用较小范围的断网来控制局部不安定,包括近期在四川藏区发生的抗议活动。

北京方面还加强了各级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力度。用于屏蔽境外网站的过滤系统"长城防火墙"最近几个月开始干扰更多网站。谷歌 (Google)是受害者之一,其搜索及电子邮件服务如今频繁受到屏蔽。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日益壮大的用人力监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网络警察队伍,以及先进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采用。"我们3年前开始 向警方销售这些解决方案。现在你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影响,"中国一家领先互联网安全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表示。

政府扩大了传统电话窃听技术的应用,同时也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据国有电信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可辨认敏感关键词的软件能够对通话 进行搜索。

一些分析师和官员认为,中国最高层担心阿拉伯之春蔓延本国的心理,正被安全机构用作借口,以便在最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向可能制造 麻烦的人发出警告。自共产党主政以来,中国只经历过一次和平的领导层交接。明年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既定接班人习近平交班时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中国将力求创下第二次纪录。

以往当局进行打压之际,往往伴随着党的最高层的激烈争斗。一旦争斗结束,就会进入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的争 权夺位,使世界得以一窥中国领导层中强硬派与自由派的分歧——前者力主打压异见,后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其本来要阻止的事态。

4月底,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评,文中引用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提出应该以更 加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内部的批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该文表示,"而不能主观地(把批评我们的任何人)归之为 '对着干'。"

这样一篇社评一定得到了某位最高领导人的批准,人们纷纷猜测谁会这样公然挑战安全机构的要员们。大多数人认为,此文代表了温家宝总 理的意见。温家宝经常谈及"政治改革"的需要,但他在党的最高层显得势单力薄,体制内的许多人认为他算不上什么改革者。

不管是谁发出的,与强硬派及其麾下庞大社会治安机构高亢响亮的声音比起来,这番温和的呼声显得尖锐而悲哀。

对领导层来说,问题在于,既然打造了这样一台无所不在的安全机器,并把僵硬的"稳定"列为最高目标,它就不能不草木皆兵。

译者/何黎





南方人物周刊:《环球时报》不高兴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 ——"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等等。毫无疑问,《环球时报》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但正如一位论者所 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胡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胡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 《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 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 "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 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 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 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 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 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 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 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 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 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 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 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 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 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 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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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 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 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 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 《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 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 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 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 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 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 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 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 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 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 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 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 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 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 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 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 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微博)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 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 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 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 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 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 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 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 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 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 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 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 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 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 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 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 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 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 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 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 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 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 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 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 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 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 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 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 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 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 '爱国家'的差别。"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 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 '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 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 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 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 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 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 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 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 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 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 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 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 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 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 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 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 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 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 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 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 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 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 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 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 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 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 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 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 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 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 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 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 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 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 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 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 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 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 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 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 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 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 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 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 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 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 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 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 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 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 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 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 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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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赢得了百万读者,但也受到了很多争议和质疑,你能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你的办报理念吗?

胡锡进: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判断,也是我需要说出来的一句实话。《环球时报》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 样,但是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总标题就是"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

中国对于世界已经非常不寻常,特别是中国国家道路的问题,影响世界未来的方向和其他国家人的福利。

我认为外国对中国理解不全面,他们看中国不容易看懂,容易从自己利益角度,先对中国进行价值判断,然后再具体解读中国发生的事情。 而我们就想告诉世界,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口这么多,发展阶段这么特殊,发展又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压缩在 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也是压缩在几十年中,中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胡锡进:现在爱国主义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当的。我们主张健康 的爱国主义。中国比较弱,你再不爱它不保护它,就完蛋了,这种民族情绪,是弱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天然产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 天,中国越来越强大,爱国主义不能像过去一样,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环球时报》也是这种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民族心理 历程的自然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成等号,"爱国主义"都变成贬义了,这是国内人不够自信,受了西方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民 族主义"这个词,不管它的来历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时候价值判断的成分非常大,每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别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只 不过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软实力强,给中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国内又有些人不坚定,独立思考能力不行,顺着西方走。这样比较简 单,心理上又比较舒适,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词,每天都喊些这样的词多愉快,社会又不整你,多愉快啊!

你想想,中国社会的领导人他们不懂么,谁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们中国在一步一步推动。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能比 吗?美国下了飞机,高速公路有多宽,租车场有多大,中国和美国真的没法比,拿美国的那一套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是天大的误会。

至于那些关于我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没关系,我们承受得住,我对同事们说,坚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评我。但是我们既然认 为我们做得对,就坚持一下,毕竟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中国主流人群的想法来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谈到《环球时报》传递的是真实中国的声音,是民间中国的声音。但也有网友反问,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为 什么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你们不去报道?

胡锡进:说这个问题的人很不专业,这是模糊的印象,《环球时报》不是报道国内新闻的报纸,它是国际新闻的报纸,主要是从战略层面来 报道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坐标。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你们发言的尺度较为宽松,是因为你们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某种默许或者特许?

胡锡进:我觉得外国记者向我提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有时中国记者也这样问我。谁能有特许执照?政府不会给任何人特许执照,都是冒险做 出来的。如果你说的实话,对社会是促进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较偏激,给社会带来一些麻烦,自己也就会麻烦。所以需要真诚、勇敢和 智慧。

拿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的传递风波那个报道来说,当天晚上11点钟,外电有报道,圣火在传递过程中灭了几次。到了那个时间点, 稿子怎么做,标题怎么处理,压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儿,定的标题是"法国没保护好圣火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

当天夜里官方发出的报道是,有关官员称,"圣火传递取得成功",你说我压力多大。回到家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人民日报社院 里好几个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们做过了!这影响中法关系啊!"但是其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跟着我们的风向在写,法国驻华 大使到处骂《环球时报》。我们最后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

人物周刊:你一再强调《环球时报》的办报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讲真话,为什么外界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之声,认为你们所呈现的中国并不 真实?

胡锡进: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舆论的分裂。西方肯定认为我不客观,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报道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在他 们眼中)只有站在他们一头,帮着他们说话才是"真实"的。国内有一批人被西化了,价值观和他们一样,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小原因,比如《环球时报》只是报道国际为主,从战略层面,国家冲突和摩擦,中国国家道路问题,从思想高度上来报道,不会 报道日常的事情如药家鑫的事情。

《环球时报》现在有这么大影响力,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转化成对每天具体事情的干预,但是我们做不到,报纸做这样 的转向做不来。这是报业市场的问题。做这类报的道媒体已经很多了,不缺一个《环球时报》。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战略层面来发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许别人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欢 的才是真话,不喜欢的不是真话,不允许不同声音的表现,这是非常武断的要求,与他们宣扬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有个段子说,"《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你听过这个段子吗?

胡锡进:我听过这个段子,一笑就过去了。段子永远是简单化的东西,中国很复杂,世界很复杂,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 流行的揶揄的一种方式。但是《环球》是不是宣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随便拿出一天的报纸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150万的发行量 还不够多吧,所以造我们的谣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万的发行量,才能让造谣者闭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必须认真追求的。这要求任何报道不预设立场,不从自己的所谓"政治阵营"出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所有 新闻素材的模子。我觉得现在很多新闻界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别有用心的老师"。有网友笑言这种说法源自阴谋论和阶级斗争多疑 论。这是你的完整想法吗?

胡锡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篇社评多角度论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数语,观点表达会有准确度的损失。如果这样再挑出微博里的几 个词组成问题,就更刺眼了。但总体看,西方的自私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都有自私性,中国对西方不构成竞争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更容 易真诚、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竞争时,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受到的人权批评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从常识就能想到,我 们的人权状况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讨论。今天中国的自由状况怎么能够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那个时候 中国是他们反苏的盟友,他们很少来批评中国。

现在西方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就是那么想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们的私利。我们应该去琢磨和思考他们 的话,但不一定要去照着做。也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那么做,然后因为西方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就反着来,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在《环球时报》社评里写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闸门,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 里,不可能给美国也配一把,美国得习惯中国的非敌非友。如果我们全听美国的,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个人可以这 么做,国家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听从美国,那是不负责任。

"微博上的声音不能代表主流"

人物周刊:现在左中右划分得很细,比如说中左和中右,你是哪一类?

胡锡进:很遗憾,我不喜欢这样的分类,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我鼓励大家要做实事求是派。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开通第一天就收获了五千多个关注者,但其中多数是批评你和你的报纸的。你在博客中表示了惊讶,此前你不了解有那 么多批判者吗?你怎么看待反对派的声音?

胡锡进:我尊重微博上的声音,但不认为微博上的声音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微薄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比较活跃,但并 不是主流。如果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我错了,我就会认真思考,要不要改。《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卖一块二还有人 买,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如此自信,认为大多数人是支持你的?

胡锡进: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结果在《环球时报》上都发表了。比如希望中国保持大的稳定,进行渐进式改 革,每次调查都有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比例在70%-80%之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了解吗?

胡锡进:我们经常做调查,由于读者群很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辐射面同样很大,总体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关心国际,城市读者 相对较多。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社会,但我们读者的代表性比其他媒体要强一些。飞机上每天就10万多份。另外开出租车的、警察、蹬三轮 的也都能经常碰到读《环球时报》的。全国有报摊的地方就有卖环球,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们有句宣传语,称《环球时报》是全国公信力最强的报纸。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认为自己的公信力强,或者说想做到最强,但这句话不是《环球时报》的标准广告语,也不是我想对社会表白的,我也 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性,我们不是永远是正确的。可能是广告部作为一种广告术语去做,但我从来不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觉得《环球时报》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锡进:我想跟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我们在北京办报,报道 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学过外语,而且是体制内的报纸,这都会带来局限。但是我们在努力突破局限,这是我们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评都 是我执笔的,但写作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早晨编辑部讨论,定下这个题目,编辑会打很多电话,去问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给我 看,我们一起来做,我口述,他记录,一起写成,写成之后还要传给几个专家去看,他们就这篇文章的思想、逻辑、文字提意见,写成之后提 意见的最少是两个人,总共加起来给社论出主意德尔大约有百名左右,智囊团,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比如像房宁、 金灿荣、张颐武、张琏瑰……特别多。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贵报关于艺术家艾未未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议。

胡锡进: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 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 铺垫。

中国社会舆论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和事要归队,或者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这不健康。我觉得《环球》在努力地站在公 正、中立的位置,来谈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也承认,把握准这一点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艾未未的事情,我们连续写了4篇社评,并不是每一句 话都很准确,但是总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硬要挑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狱。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任何文章如果断章取义 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几篇社评是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写的,这里面有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我不赞成把政府单独挑出来。中国政府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大 多数情况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国政府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判断、举措和民众的利益的确会有冲突、有分歧。

胡锡进:是这样的,因此需要批评。我们是批评的参与者,我们前段时间批评深圳,驱逐8万高危人员离开深圳,我们第一个发社论批评。 日本核事件,《环球》第一个发了社评,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把情况告诉大家,发展核电要谨慎小心,这和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利益并 不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是永远挺政府,这怎么可能?

"中国是一辆巨型卡车"

人物周刊:你接受过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我很好奇,你接受采访时,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还会选择 受访?

胡锡进:人需要与和你观点相反的人接触。我本身做媒体,知道谁不配合,就会很恼火。不接受的话,他还是会写你,会把你写得更糟糕, 所以即使有些媒体来采访我是出于恶意,我也通常给予配合。

凡要想做点事情,总得要承担一定风险。其实不做事情,你的媒体也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你什么都不说,慢慢地,也会累积出一种长期的 风险。你要是说了,可能也会有当下的风险。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有风险要面对。

人物周刊:将接受采访,甚至是对立面的采访视为一个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机会,你的这种想法在体制内似乎还是少数。更多人不 这么想,比如说很多地方官员在面对质疑和危机时,常常会认为不回答是种好的保护方式,把自己藏起来。

胡锡进:那是摆脱责任的一种好的方式。按照规矩,大家都不回答,那么他就没有责任,媒体爱怎么说怎么说,制造了很不好的舆论,也跟 他没关。但是如果他说了,不管是对还是错,也许就会给自己带来意外麻烦,这是中国政治非常不好的一种现状。国家应该鼓励官员们多说 话,多接受采访,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澄清一下。我不是官员,我只是个媒体人,只不过在体制内,是个比较另类的媒体人。

人物周刊:你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了解你对"中国崛起"这个概念的看法。

胡锡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关键是怎么理解"崛起"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中国官方并不喜欢用这个词,更喜欢用"发展"。外媒喜欢 这么用,中国人也就跟着用,用来用去就习惯了。中国崛起是中国目前总的现实,不错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很快,也有很多弱点和问题,比如 收入差距,比如说关于理论的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理论上怎么对接,这些都没 有解决。中国崛起很复杂。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有人总结为"中国模式"或者是"中国共识",你认同吗?

胡锡进:中国共识还不成熟,中国模式也不成型,至少我们自己还没完全搞明白,但是我们确实走的路和西方不一样。我认识一个混血儿, 五六岁,我带他出去玩,中国人都说他长得像外国人,外国人都说他长得像中国人。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在当中。看不清楚。我们 需要视距,来回过头来看中国,才会看清楚的。

人物周刊:也有学者认为,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跟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平权有关联的,这是全世界共通的东西,并不是 中国独有的。

胡锡进:这条道路是中国独有的,还是不是,我们不能纠结在这个问题里,毫无意义。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与世隔绝发展起来的,这不可 能。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一定受到西方影响,没有西方我们也发展不起来,我们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的开放。西方各种思想,好的东 西都会对我们产生好的影响,中国发展不是独立的,这毫无疑问。

但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英国的,这做不到,中国拿各国好的东西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组合、重新融合,再往前走,事实是这样,而且也 必须得这样。大部分西方国家才多少人?都是人口几千万、几百万,这在中国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省份,或者一个市。中国是一个巨型卡车, 西方是卡丁车,开惯卡丁车的人去开开大卡车试试?那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人物周刊:你曾在一线做过多年记者,还做过战地记者。参与国际报道的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胡锡进:增加了我的见识吧。我跑过一些国家,亲眼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直接采访了南斯拉夫战争,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记 者,和他们打过大量的交道,所以知道外国媒体是怎么做的,知道中国和西方媒体有什么天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从发源来讲,媒体是西方发明的,报纸、电视,都是西方社会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跟他们的社会现实环环相扣,扣得非常紧。中国的媒体,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做不到像西方媒体一样。我总跟西方记者说,我们的媒体没有你们那么自由。但是媒体又是改革最活跃的部分,通过 改革和媒体人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在变化,这是中国媒体的现实。

西方媒体的自由有先决的社会条件,社会组织的三权分立,各个社会集团通过对立来实现平衡,这种对立给媒体的自由形成了大空间。中国 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和谐,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激烈的政治碰撞,利益分歧的时候,社会主张通过协商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不主张对立,这给媒 体的发挥空间设置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无论喜欢不喜欢,这是现实,我们可以改造并同它一起变化,但我们绝跳不到 这个现实之外。

人物周刊:你的有些观点是对的,是出于一个综合、均衡的考量。但是类似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我不能够赞同。你说把人权和主权对立是 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攻势,你不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吗?

胡锡进:我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人权和自由民主,说它们是全人类的价值,我也非常同意。但是这些词被西方政治化了,它们的现 实含义已经超出了这些词原来所对应的概念本身,当西方把自己的这些词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外交工具时,事情就变味了。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 关于该不该搞民主和自由,认识是相同的和有共识的,只不过该怎么做没有共识。

中国在进步,谁要不承认,就是睁眼说瞎话。不能把民主的进步仅仅看成是选票,一人一票,这样理解民主太狭隘,这真是掉入了西方设计 的轨道中了。中国人不至于这么愚蠢。我们要更加实事求是看民主,坚定不移推进民主。

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我认为它们是统一的,人权和主权应分开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的人权怎么能离得开主权呢?中国在历史上因为 主权问题吃的亏还少吗?我们多少人被外国人杀掉?以前主权不行,在世界上的空间就小。现在世界上各国在争夺发展权,主权强大,国家就 会得到大的空间,这和人权有直接关系,干嘛要对立起来?那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不动脑子,跟着西方 跑,或者是故意的,谋取自己的利益。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打比方,说一户人家,丈夫好赌又好色,还打老婆孩子,有一天狂打老婆孩子,邻居指责,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主权,你 别来干涉。

胡锡进:用这个来形容中国?这是非常低级的比喻,国家的事情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一个家庭,三五个人,一个国家多少人?国家利益的复 杂性要比一个家庭复杂多少倍,打这种比喻的人是脑残或者别有用心,这怎么能一样呢?

今天来说,中国国力还不够强大,跟西方比还比较弱势,强调别人不干涉中国内政,这符合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如果不坚持这一点,而是主 张大规模干涉国家内政,这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爱国没有什么坏处,帮助这个国家,尽我们所能,推动她往前走。有一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一朋友很有钱,想移 民美国,他就劝他,"你就是到美国去,还是中国人,你还得吃中国这碗饭,中国好了,你在美国地位高点,中国地位低点,你在美国更惨, 你融不进那个社会了,你注定是中国人了,你要走的话还不如在国内。船漏一点,咱补一补,咱就能往前走了,就能开到对岸了,就不至于沉 没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踩呢?

反正我是这样的,美国的利益有人去维护,用不着我们。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发展机遇,有可能成长起来,我们要打断这个进程吗?有人在 网上说,这是一个烂国家。没错儿,我在社评里也那么写过,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毛病让我们不知道是该爱还是该恨它。但我看到它的希 望,以及它的现实成就,我选择爱它,保护它。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哪个阶段对美国很向往?

胡锡进:我现在也觉得美国很好,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很可能选择生在美国!美国情况好,生活平静,一生享受那么多自由,中国有这 么多问题。生在美国没什么不好,但是生在中国给了我另外一种命运,让我不断去奋斗和努力,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改变这个国家,我的生活更 加有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穷啊,眼看着国家一点一点变化出来。1984年我和我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在宣武门散步被一个台湾人看见了。那人跑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说他是台湾老兵,老家是河南的,回大陆探亲,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手挽手的年轻人。我女朋友那年24岁,当时的反应是 什么?吓得躲在我身后,都快哭了,胆小啊,从来没见过台湾人。我当时还在部队,分手的时候,我跟对方握手道别,说"请回去向台湾青年 转达我的问候",多傻啊!我俩还都是大学毕业生呢,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人说这么傻的话吗?

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闯过来,知道还要往前走,没有一个社会生下来就"咣当"特别好,咱就这个命,没给生在美国,还不错 生在中国,经历这种变化,要给你生在利比亚怎么办?咱庆幸吧,没做埃及人和利比亚人。这也是我的一句真话。

两个"环球"?

人物周刊:有人说《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存在"报格分裂",在题材选取上存有双重标准。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胡锡进:中文版、英文版我都是总编辑,说它们办报理念有什么不同的人根本没看懂。双重人格这个词多么适合在网上流传,多么适合去刻 画一个人,特别是你不喜欢的人和媒体。仔细读一读吧,一切就不攻自破了。英文版开创的时候,前半年我天天上夜班,稿子我亲自改,英文 版最早的几个比较冒险的报道,涉及异见人士、游行示威的稿子,都是我主持做的,那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改的。

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们的原则都是"说真话,说实话"。中国尽管有很多不足、很多问题和意见,但整体来看,和世界上很多发展 中国家比,中国经得起实话实说。我讲实话,有的时候会经历来自各方的障碍,不光是官方,还有互联网、微博,但讲真话是有前途的,我们 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越讲越真,越讲越实。我们的报道、特别是评论形成了创新,不是简单发牢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有生命力。 如果相反,你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一些很敏感的话题,《环球时报》也碰了,记得有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当晚的突破性报道过来向我 表示祝贺。总之,我承认,《环球时报》不是鲁迅,现在鲁迅很多,我总是对同事们说,让我们做蔡元培,做胡适吧。

人物周刊:有句话流传很广,"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我觉得批评应当越来越自由,我也支持批评,我们经常批评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合适的地方。中国社会需要逐渐习惯批评,官方不用 因为批评而那么纠结,民间也不用对官方对批评的有些限制也那么纠结,这是个过程。

批评显然在前行啊,难道不是?网络,微博,这些工具出现就是批评的革命,社会和政府都在越来越适应。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永远需要一 个秩序,批评在什么样的限度上会损害国家的基本秩序,会毁灭政府的权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限度在变化。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 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杜德在北京、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美国时给《今日美国》做记者,非常有名,他告诉 我说中国无论怎么样发展,一定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我非常同意。当然,执政党的权威不能总是 通过限制批评来维护,这一点中国社会已经有共识。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有无担忧?

胡锡进:怎么能没担忧?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变,权力结构在变,他们已经具有反思和纠错的能力,他们有这种愿望,能力也在逐渐建立 起来,比如说行政权力制约、自我控制,听证制度,依法治国……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总的来说在往前推,律师行业越来越繁荣,我们看到 中国的律师都挺有钱,这就说明法律越来越有作用。

中国大的环境挺紧迫的,全球化的环境,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比如我们的民主跟西方有一定差距,西方的民主搞得不错,这不是虚伪的, 但是一时又拿不过来。于是西方批评我们,国内自由派也主张学习西方,形成了两种压力,这两种压力会长期伴随中国政府,会形成长期压 力。中国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楼修了一半,100层的 楼修到30层,突然改换图纸,大规模改换图纸,那是改不动的。如果中国发生革命,权力的运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利益在没有铺垫的 情况下经历颠覆式的调整,那这场革命就有可能变成灾难。

中国人的价值观跟西方有什么不同?一定是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谈普世价值,问题是同样的,普世价值肯定有,但"普世价值" 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了,好像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誓,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另外一种政治宣誓,这是很糟糕的一点。中国现 在没有理性讨论的环境,大家就是站立场,看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阶段,会过去的。

人物周刊:你的头脑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锡进: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理想的中国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走出来的。

整个世界有趋同之势,中国和美国,会有一些趋同的地方。美国的优点,中国能尽量多地学来,但是中国,我相信,肯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 美国,无论怎么学也变不成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民主的形式是什么样,需要我们慢慢、慢慢走出来。美国的也不是设 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怎么走出来,这需要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这是保证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前提。保持住这一点,中国就能往前走,很多问题会在当中一点 一点解决。





朝鲜的冰毒生意

延吉是一个距中国与朝鲜临界河边50英里的荒 凉的城市。凭借其斯大林建筑和瓷砖铺就的建筑物,它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存活。但细一观察,这个城市里星罗棋布的朝鲜语的标志, 朝鲜咖啡厅,酒吧歌厅已经成为了跨越边界影响的标志。这里对于难民,走私者,妓女,机会主义者,还有在市场失去灵魂的福音派基督 徒来说,就是他们的巢穴。

在过去十五年中,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或冰,因为它的外观为片状晶体——在延吉市还有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泛滥,同时还饱受地 下经济,边境瞬态,普遍贫穷和地区地绝望程度的影响。

二十年前,延吉市只有44个登记的吸毒者。去年,全市登记的吸毒人员近2100人,据201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其中90%多 的吸毒者吸食冰毒或类似的合成药物。当地官员承认,这很有可能是严重漏报,实际数字可能是这个的五到六倍。报告中说"吉林省不仅是毒 品从朝鲜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转运点,而且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市场之一。"

中国当局最近进行了一次全省范围内的打击行动,代号为"强风"。但是由于执法能力有限,毒品问题呈现出特别的势态。不像其他的药 物,追查冰毒的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很多官员,居民和专家认为在中国地区贩卖的冰毒大多数都是朝鲜生产,再在边境长期出口。"很 显然,"布鲁金斯报告中称,"来自朝鲜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在近几年中已对中国的构成威胁。"

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崔俊勇,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假定了一个场景,一大批来自朝鲜的毒贩子来到延吉市非法摄取大量药品。有一个案 例就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去年一支边境巡逻队就高调逮捕了6名朝鲜毒贩子,其中有一名毒贩自称"金大姐"。"虽然在源头上估价一克冰毒 在朝鲜的成本大约是一公斤水稻价格的10倍——约15美元——但是它仍然比中国便宜。"

"贩卖冰毒是最简单的赚钱方式,"申东赫说道。他1982年出生在朝鲜集中营,2005年逃往韩国。他补充说,"每一个叛逃者都知 道冰。"

相对来讲,无论是在化学还是生产所需空间方面,冰毒都是容易生产的。而且考虑到朝鲜的多种因素,多山且较孤立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废 弃散落的工厂,是制造有毒烟雾的最佳地点。韩国韩世大学的犯罪学家和助理教授尹珉宇,将朝鲜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了对比,后两个 都是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法赚取足够收入的国家。

根据尹等人的分析,朝鲜的甲基苯丙胺集中在咸兴生产,这是二战时期日本人建的一个复杂的化学工业站点,同时也是化学家的集中营,据 说在饥荒时期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冰毒在1893年被首次合成,目前是世界上最广泛滥用的药物之一。使用者会在服用之后会表现出兴致勃勃,注意力集中,情绪高涨,思 维活跃。用烟熏,直接注射或是鼻子吸入等方法将药物摄入体内,同时它也长时间的抑制了服用者对食物和睡眠的需要,一旦停用就会感觉十 分疲惫,焦虑,还会产生间歇性的自杀意念。

朝鲜内部的观察家说,许多冰毒都属于那种价格昂贵而且难以获得正规的医学认证的药物。"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都吸食冰毒直到上 瘾,难以戒掉的程度,"一位来自韩国的民间组织工作人员这样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以免有叛逃者危害他的工作。"他们就像癌症患者一 样急需使用这种药品。这种毒品已经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药物,"这位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说道,他在过去的三年中采访了上百个叛逃 者。之前一位自行车走私者在2009年改邪归正后,向《新闻周刊》透露,他曾看见过一位医生用冰毒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治病。"他服 用之后就可以讲话了,而且在5分钟之后就可以移动双手了。因为相信这种药具有如此神奇的疗效,很多年龄大一些的人们就真的将其作为一 种药品在服用了。"

《临洮》杂志——一本由朝鲜人民记录报道朝鲜内部发生的一切,但在日本发行出版的杂志——其创立者也是主编,石丸谦二郎,称他曾看 见几个朝鲜人使用冰毒来缓解压力和疲劳,这其中包括他在前北朝鲜的商业伙伴。"他刚开始是把它当做一种药物来服用的,而根本没有意识 到这就是毒品," 石丸说道。毒品同样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逃跑方案。就像信说的那样:"朝鲜没有希望了——这就是为什么冰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朝鲜人民已经放弃了。"

鉴于国家孤立的原因,估计一部分朝鲜人是怀着投机心理才吸食毒品的。谈及药物的敏感性,还有因为非法贩运而涉及到中国,政治敏感性 也一度上升,玷污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尤其有一些朝鲜的叛逃者不想以后谈到吸毒成瘾的事情觉得是对国家的一种侮辱。

一个逃兵讲述她最近才发现她两年前去世的伯父就是贩毒的。"当时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卖掉了我们的房子,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情。也 许他是需要用钱了吧,"她说。还有一个男人,九年里都流落朝鲜街头,承认曾因为尝试吸食海洛而不得不在垃圾场生活。"冰真的可以给你 带来财富。"她说。

朝鲜在国家资助毒品贩运方面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外交官走私包括宝石,香烟,100美元面值的假钞在内的违禁品已屡见不鲜。20 世纪70年代末,大量鸦片进入朝鲜。人们所知的唯一的一个从集中营中逃出来的战俘——信,说集中营内部的护卫队分配给战俘农作物,让 他们去经管照料。"营地内部总会有人在我周围或者靠近我的地方栽罂粟种子。这就是一个农场。这些种子就种在蔬菜地旁边。"

一位前平安北道的校长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在1984到1991年间,根据政府的命令,他经常带领学生种鸦片。"全国各 地的学校都给分配了种植鸦片的地块。政府官员则携带着他们自己的东西秘密地逃往国外。"一位老师说道,在收获的季节,学生还会偷一部 分成熟的作物去卖。

1991年的秋天,苏联向朝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支撑即将消失的朝鲜经济,但同时也导致了毁灭性的饥荒,死亡人数超过 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迫在逃荒中跨越国界,逃到像延吉市这样的边境城市中去。朝鲜毒品贩运问题的专家希娜·切斯特纳特 (Sheena Chestnut)说一些难民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毒品出售或者换取食物,滋长了毒品贸易势头。(据《韩国先驱报》报道称,至今,仍有超过三分之一、在南方被 监禁关押的朝鲜叛逃者仍受到吸毒的指控并被定罪。)

在2008年的一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显示"朝鲜政权中存在着某些强烈迹象…政权中已经涉入毒品的非法生产与贩运。"报告中还引用 了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的50起在案的贩毒事件,"很多已逮捕或拘留的朝鲜外交官都卷入其中。"

今年的一份向国会提交的国际毒品管制策略报告中预测,两年之后,朝鲜政权将不会卷入到"未被证实的大规模贩毒的实例"中去,并且有 专家认为贸易形式将会向个别毒贩子私下携带毒品过河交易这种形式转变。朝鲜政府表面上看来是力图减少毒品的使用。去年,当地官员宣布 并开展了一项反毒品运动,首尔的一家报纸——《每日朝鲜》报道称"所有贩卖毒品的人员和吸食、使用人员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新闻周刊》有其他方面的消息称,禁毒海报已在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张贴,而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官方承认这种社会恶习。一个叛逃者对政府的意图持怀疑态度, 她的哥哥就在朝鲜吸食冰毒。"他们不给我们大米或口粮," 她说,"你觉得他们会在毒品做什么手脚?"




南方周末:金贵的平壤户口

2月 14日,韩国统一部披露,朝鲜缩小了平壤市的辖区,将原属平壤市管辖的江南郡、中和郡、详原郡和胜湖区域等地区划入黄海北道。由此,原本 为2630平方公里的平壤市面积缩小了约一半,原本300多万的人口也减少了约50万人。

这50万不再拥有平壤户籍的朝鲜人会有哪些损失?对朝鲜人而言,平壤户口意味哪些物质或精神的利益?


平壤的小酒馆里,物资并不紧缺。 (Yannis Kontos/CFP /图)

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一直在维持平壤市民的特别待遇,可能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了,以致朝鲜'革命心脏'被割裂。"就朝鲜减缩平壤区域面积一事,韩国政府相关 人士对韩国《朝鲜日报》评论道。

朝鲜此举的动因,韩日媒体猜测纷纷。是否确是因为朝鲜"经济难以为继",目前尚无明确证据。不过可以确定一点:被划出平壤的50万居民,自 此失去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福利,例如,与平壤户口直接挂钩的"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实施全民配给、教育医疗全免费的终身福利包办政策,但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爆发大饥荒开始,这些福利事 实上就只有300多万平壤市民才能享受。

粮食是朝鲜最稀缺的资源,在大饥荒期间,平壤市民依然获得了能保证温饱的粮食配给,这也是平壤当年饥饿致死的人数全国最低的原因。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目前朝鲜已基本废除配给制,除了平壤市民和119万朝鲜军人,其余2000多万居民的生活只能靠市场调剂。

其次是电力。在苏联全面停止对朝援助之后,朝鲜电力设施发展一直停滞难前,从铁路运输到普通市民家中的电灯都全面受到影响。在朝鲜,限制供 应电力成为常态,除了平壤。

当然,平壤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也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步行30分钟以内的范围。这个区域里有凯旋门、主体思想塔、平壤最高大的永生塔、光鲜 现代的居民楼、装点体面的朝鲜餐馆、平壤最大的百货公司、火车站等。这恰好也是外国游客在指定下榻的特一级宾馆窗外眼力所及的范围。

这意味着,居住在非市中心的平壤市民,晚上用电并不能像住在市中心的市民那样随意。

平壤市民专享的待遇无处不在:他们能看更多套的电视节目;他们能上网,尽管只是朝鲜国内局域网;如果结识一些特殊的关系的话,他们甚至能到 酒吧、台球馆消费……

这座首都城市像抽水机般,抽调了整个国家各领域最优资源与财富。这也是平壤户口的金贵之处。

平壤居民的福利

●大饥荒时也保证温饱的粮食配给;

●落到实处的免费医疗、教育;

●更大可能上最好的大学,更多机会分配首都的工作;

●亲身参与庆祝领袖生日的大型活动,并获得工资买不起的大件礼物。"我们平壤"、"他们地方"

南方周末记者在朝鲜期间接触的几位平壤青年,无不展现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在他们口中不断出现诸如"我们平壤"和"他们地方"的词 汇。

平壤是朝鲜向外国游客、贵宾、记者展示其经济成就与主体思想的样板工程,这也为平壤市民带来其他地方不敢奢望的福利。

平壤市大同江区纹绣街有一家建于1980年的平壤妇产医院。朝鲜一度将它定为外国游客必经景点。

据朝鲜杂志《今日朝鲜》2010年第10期报道,1979年,金正日视察医院建设工地。他要求医院所有走廊都要铺上大理石。然后"沉思了一 会儿","强调说,所有产妇都来往的大厅地板用宝石铺"。

这样,包括"红玉、青玉、黄玉"在内的"一百多吨天然宝石和各种颜色的石块,为妇产医院大厅铺上了'地毯'"。

不过并不是所有持平壤户口的孕妇都能到这座奢华的产院生宝宝,能在这家医院就医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或者是在该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等 员工及他们的熟人。

事实上,朝鲜市民各自所能享受的福利与待遇,与其在权力序列上的排位高低成正比。

朝鲜的房子全部由国家分配,所以不存在买不起首都房子和限制非首都户口买房的问题,但是居住的地段则要服从缜密的国家计划。

平壤市中心两栋最富时尚感的圆柱状高楼,就是专门为参演《卖花姑娘》与《红楼梦》两部歌剧的演员建的。这些出国"为国争光"的演员,在朝鲜 享有颇高的社会地位。

演员们一旦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还能享受到配汽车的待遇。在平壤街头奔驰的汽车车主都是党政领导、人民艺术家、人民功勋获得者与国有 企业领导人等阶层。普通人即使有经济实力,也是不允许购车的。

平壤梦

朝鲜最好的大学都集中在平壤,能进入这些大学读书的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居住在"我们平壤"的孩子,而"他们地方"的学生一般只能上地方的大 学,除了学习特别突出的极少数幸运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苦难行军"后,除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等一小部分中央大学之外,朝鲜的地方大学的学生们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奖学金。

在朝鲜,衡量一份工作的好坏,关键是两点:单位是否在平壤,是否在国家机器的权力序列上排名靠前。

在这点上,平壤户口的金贵再次凸显。平壤的大学学生毕业时,平壤户口的孩子几乎全部都可以安排进首都各领域就业,地方孩子中的大多数,仍然 会被分配回地方。

平壤的年轻人对中国同龄人的就业难与压力大表达了同情,为自己的国家让他们过上零失业率、稳定、有保障的生活而感到自豪与满足。

不服从分配、不要平壤户口只求能留下,都是不可行的幻想。朝鲜严格禁止人口随意流动,地方居民要来平壤,必须先到所在单位开证明,不过,平 壤市民要去地方,无需这道程序。平壤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乞丐与流民的首都。

对于出生在地方的朝鲜年轻人而言,"朝鲜梦"即是"平壤梦",拿平壤户口,做平壤居民。

实现这一梦想在理论上有两条路径可尝试:

一是学业拔尖,考入平壤的大学后政治素养过硬且表现突出,以及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力,毕业时破格留下。

二是苦练特长,闯入演艺圈或体育界为国家建功立业,比如获得去年南非世界杯门票的朝鲜足球队员当中的外地人及其家人,他们获得的奖赏之一即 是平壤户口。

更为可行的人生奋斗之路还是参军,朝鲜是军人人口比例全球最高的国家,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国家的119万军人的配给仍然能正常维持。

不过,即使获得了平壤户口,也得往好的单位挤,如果处在实权序列的边缘,这一金贵的户口仍然难以代代相传。比如眼下这50万被平壤划分出去 的居民。

每当"2・16"金正日生日与"4・15"太阳节(金日成生日)来临前夕,作为最高权力所在地与外国贵宾来访最频繁的城市,平壤市民便开始 进入紧张的繁忙中。

每个人都会被派上用场:或参与排练阅兵式、团体训练操、文艺演出、庆祝舞会;或加入"装点工作"大军,每天凌晨5点到小区或街道上"消除冬 天痕迹";或用特殊方式培育花苗,以确保在节日当天全部盛开……

不过,繁忙过后,平壤市民按照岗位的重要程度,都能获得昂贵程度不等的礼物,从被褥到冰箱彩电。这些大件的商品靠平时的工资是绝对买不起 的,一般都得通过参加大型政治活动获得。

金氏父子的生日是朝鲜最重大的节日,隆重的庆祝方式年复一年,也为平壤市民创造了实惠的福利。今年的"太阳节"即将来临,不过,有50万 "前平壤人"不能再像往年那样全力以赴地为"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张罗庆生了。

高铁350公里时速为不顾安全造假

铁道部原高官曝高铁350公里时速为不顾安全 造假

"运行于京沪高铁上的动车组CRH380,原 型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是日本的新干线,二是德国西门子的ICE3。日本川崎重工和德国西门子这些国外高铁巨头跟铁道部签合同的 时候,明确规定他们出售的车,最高时速只能达到300公里。言下之意,如果中国自己改装,吃掉安全余量,跑到350甚至380公 里的时速,一旦出了事故,他们不负责任。"

对于铁道部近期把京沪、武广等高铁的时速降到300公里,周翊民是打心里赞成的,"4月份,我给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写了一封信,建议 把高铁时速降下来,信中提了四点理由。没过几天,盛光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出要给高铁降价降速。"

周翊民曾任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科技司司长、高速办副主任,是铁路机车、动车组方面的行家。至于京沪高速的论证、可研、立项等,周 翊民几乎全程参与了,对于京沪高铁的前世今生,周翊民如数家珍,"从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立意要建京沪高铁以来, 已经20多个年头了。这中间经过的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

一问:高铁为何要降速?

买300公里时速的车跑350的速度。

《21世纪》:一般人有个疑问:京沪、武广客专都是按照350公里时速的标准修建,现在要降到300公里甚至以下,会不会是一种资 源的闲置和浪费?

周翊民:刘志军在任期间要求所有装备上的指标都搞成世界一流,世界第一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什么都要世界第一。我们买的德国车 CRH3和CRH5,还有与日本合资的青岛四方工厂生产的CRH2。外方卖给我们的合同上明确写着最高运营速度是300公里,因此, 刘志军的350公里是假350公里,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那么人家的车能否跑350公里呢?可以,但会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的设计,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 果不堪设想。

350公里这还不够,后来又出来380公里,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舆论对他压力很大,日本、德国的报刊对中国大力宣扬自己研发出了 350公里时速的动车不满意,他们明确尖锐地提出中国的提速只是吃掉了安全系数的结果。

实际上他们的车都做过400公里以上的安全试验,来测试这个车的性能和考虑它的安全余度。1996年6月 12日日本新干线列车的实验速度跑到了440公里,法国人在很早以前也试验过574公里的最高速度了,因此实验速度和运营速度是两码事,但是当时的铁道部 却将试验速度宣传成中国的新发明。

《21世纪》:除了安全性,降速还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周翊民:还有噪音问题。按照国际测试标准,当车速在300公里时,离钢轨1米5,离中心线25米的地方噪声不得超过75分贝。航空 航天专家告诉我速度和噪声成5-7次方的关系,如果速度太高,会产生音爆。

《21世纪》:有些人担心,很多动车组都是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试验的情况下,就仓促上了,是否存在这种现象?

周翊民:国外的高速列车只有经过3到5年的实际运行实验才能定型,而380呢?任务才下来一两年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现在我们买的车跑300公里、16辆编组的话,功率是14400千瓦,青岛四方工厂生产的CRH380车功率是22400千瓦,我 计算过,速度增加了27%,可是能耗要增加56%,那其他的配套设备如果也按照380来设计,牵引供电的变电所的容量也得按照 22400千瓦的标准来做。花那么多成本去改造,最后380的速度却只是瞬间跑一会儿。

国外所谓300公里是持续在跑300公里。而我们现在号称380公里的铁路比如京津城际现在只是短暂地跑320到330公里。

今后京沪高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过桥要降速、进入城市要降速等等。那么区间能不能持续运行呢?现在我们都是按照350公里的标 准5500米甚至于7000米的曲线半径来计算的。持续跑起来以后的磨耗情况和稳定性怎样呢?这些不经过几百万公里的实验是不能够确 定的。所以四月份我给盛光祖写信讲了四条理由陈述必须把速度降下来。很巧的是,在写信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讲要把速度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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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综合报道】对于铁道部近期把京沪、武广等高铁的时速降到300公里,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高速办副主任周翊民表示赞 成,他指出,刘志军在任期间宣称高铁时速可达350公里,甚至380公里是不顾安全系数造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周翊民称,刘志军在任期间要求所有装备上的指标都搞成世界一流,世界第一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什么都要世界第一。

  "我们买了德国车CRH3和CRH5,还有与日本合资的青岛四方工厂生产的CRH2。外方卖给我们的合同上明确写着最高运营速 度是300公里,因此,刘志军的350公里是假350公里,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周翊民指出,后来又提出的380公里时速,是因为舆论对刘志军的压力很大,日本和德国的媒体对中国大力宣扬自己研发出了350 公里时速的动车很不满意,他们明确尖锐地提出中国的提速只是吃掉了安全系数的结果。

  他透露,现在的CRH动车组核心部件都是西门子等国外公司的。这几年引进这些车以后,中国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 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还没有。

  周翊民还表示,尽管京沪高铁用了一个多月来调试,但安全性还有待继续观察。

  "实际上,我们目前这几条高速铁路小问题常有,有些问题看来小,实际不小,但都保密。比如说武广线曾经发生了一个电机的端盖飞 出来了;200公里的北京到沈阳的CRH5多次因为中途故障而停车。太原到石家庄的石太线才建了2年,已经出现了沉降,据说线路沉降 最大处达到40厘米;据说京津城际也出现了一定沉降。"

  他称,沉降是一个多多少少都会有的问题,有一个允许的幅度,超过了这个幅度就要减速。



连线:能令IQ水平暴涨的一项简单练习

我最近给《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则专栏文章现已挂在了网上。内容是关于一篇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涉及n-back试验(译 者 注:该试验通常用于被试者的神经成像方面,以刺激其大脑开展活动。)和流动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的学术论文:

  我们能不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在最近这几十年里, 科学家逐渐积 累起证据表明,我们的智力(至少从IQ测试方面来看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遗传机理。尽管看法各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研究都将智力遗传性所 占的比重设定 在50%到80%之间的水平位置。这一事实的确令人心中不悦,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脑袋都是生而平等。

  这便是为何对下面一项研究的议论声不绝于耳的原 因之所在,该项研究使得前面的假设条件更加复杂化。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研究人员发现,增进人类智力的核心特质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途径就是通过一套简单的心理训练运动。

  实际上,当来自底特律地区的几十名中小学孩童在 每天采用这套训练方法15分钟之后,很多人都在一项应用广泛的智力测验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许就是,即使这些孩子 停止了训练,但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持续了长达三个月之久。

  科学家一般都会将智力描述为由两个不同部分组 成:流动智力和 固定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流动智力指的是解决新生问题和识别陌生式样的普通能力。相比之下,固定智力则是由各式各样的特殊知识构成的。举个例子,当孩 子学习计数的时候,他们就会展示出在固定智力方面的进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流动智力则保持着恒定状态。科学家通常会将流动智力视 为我们的思维中最 受遗传性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它不会轻易地受到教化。

  然而,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训练之后,这些学童在流 动智力方面显 示出了进步,大致相当于IQ上增加了五分。由于68.2%的普通人IQ差距范围都在30分之内,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了。这群 孩童并没有认识到 他们很快就会忘记那些知识点,反而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去思考。

  这些提高是由一项被称之为n-back任务的益 智练习所带动 的。该项练习一点也不好玩,即便是转换成视频游戏的格式亦是如此。它以一个视觉线索的出现作为开始。对于参加试验的孩童来说,线索就是一 个卡通人物的确切 位置。在下一轮中,线索也就变了――卡通人物移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孩子要做的工作就是:无论卡通人物在何时回到它先前曾经待过的那个地 点,他们就得按下空 格键,并且还要忽略掉其他无关紧要的位置。当孩子们在这项任务中取得进步时,这些位置就会适时地往后退,促使他们去整理数量不断递增的信 息。

  这项冗长乏味的练习是如何来增进智力的?关键的 变化还是在于 孩子注意力方面所具有的天性。在反复地玩耍了n-back游戏后,这些年幼的被试者就能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必要的事实之上。其结果便 是,他们对不相干的 细节就很少投入短期记忆,诸如那些他们不用记起的卡通地点。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约翰・乔尼德斯(John Jonides)就称这些孩子"能够在各式各样不同的任务中更好地实践去粗取精的要义。"

  对这项研究需要作两点重要的告诫说明。第一点就 是,并非每一名孩童在接受了训练之后都能有长足的改观。有初步证据表明,那些未能提高自身流动智力的孩子觉得这项训练难度太大或者太过无 聊,因而无法完全投入到训练当中。

  第二点告诫说明则涉及到智力改进方面的关联性。 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的认识学专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虽然没有参与过这项研究,但他相信该项研究尽管具有"令人难以置信且非常重大的内在涵义",但是尚不清楚孩子的表现是否会跟随除开抽象的 智力测验之外的其他任何事物而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誓要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智 力的实质所持 有的看法。我们的IQ得分或许跟我们的基因密切相关,但在训练了仅仅几小时之后,这个分数看起来又似乎会获得显著提高。"智力和身高极其 相似,"乔尼德斯 教授说:"我们都知道你的身高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父母的身高,但是我们也清楚良好的营养能让每个人增高不少。或许n-back任务 恰好就是一种脑力 营养的理想形式。"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上天赋予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 可以选择大脑关注的内容。它所需要的就是来点实践练习。

  增加几条补充注释:如果你对这项研究有兴趣,想进一步地了解其中内容,但又缺乏耐心等待即将发行的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那么我 建议你去查阅一下由杰基(Jaeggi)等人先前撰写的关于流动智力以及n-back试验这些方面的论文。

  网上也有许多具有n-back试验特点的应用软件,但我不会提供这类链接。我还没有用过这些软件,而且科学家们也还没有认可它们,因此 用者自慎。

  我也觉得有必要重申斯科特・巴里・考夫曼提出的一项重要警示。虽然IQ测试在几十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我们对于它究竟估量了哪些内容 却知之甚 少。因此,相关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内容涵盖IQ测试在整体上的重要性以及IQ分值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在人生成功方面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正 如一位科学家 告诉我的那样,"IQ测试是很重要的,但它也和人们所想的那样并不重要。")所以我认为在流动智力上获得的显著提高是否也会在实验室之外的环 境中展示出显 著的效果,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它能否切实引导孩子们更好地去完成代数科目方面的家庭作业?它能否催生出更富有成效的员工来?它能不能提高跨 领域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上这些问题均没有答案。

  最后,在经n-back试验改进过的智力技能(即控制注意力的能力)以及由此保证相关事实填充我们的工作记忆(即运用自我控制的能力) 之间存在 着一个有趣的关联。尽管我们过去常常将自我控制假设为咬紧牙关,抵御住那可恶的诱惑,但我们现在知道自我控制实际上是关于"注意力的战略配 置"。如果你想 到了冰箱里的冰淇淋,那么你就会去吃冰淇淋,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去想一些其他事情的原因所在。(我们的意志力是如此之脆弱,以至于能让我们抵抗 任何外在作用 的唯一途径便是想方设法地去忘掉它,将注意力引向别处。)因此,我对n-back试验是否也能提高自我控制方面的测量值感到非常好奇。它能否 让我们更好地 分配工作记忆方面的稀缺资源?我们能否不再去想那一品脱石板街冰淇淋(Rocky Road)?因为正如安吉拉・达克沃什(Angela Duckworth,译者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所论证的那样,就预测学术成就而论,比IQ分数更加重要的唯一可变因素就是自我控制力。

全球标准最低的合格牛奶说明了什么

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中国奶业已经没有什么新闻可以令人震惊了。所以,这几天
"中国奶业标准全球最低"的消息(中广网6月18日),不过是灰 头土脸的面孔上再擦
一把泥而已。

"标准全球最低"的证据,是相比2010年前,蛋白质每百克由2.95克降至2.8克,细
菌总数由每毫克50万个增至200万个。我记起来了,《生乳安全 标准》去年有过争议
的,只是"抗议无效"。

GDP真不是一切,一包牛奶都可以包含社会的信息。不过,牛奶跟世界差距大,为
什么跟自己的过去比,也要蛋白质越来越少、细菌越来越多呢?据说,这是"国
情",因为中国的奶牛大多是散户养的。去年国标施行时的理由是这个,现在解释
也是这个。去年以前,中国的奶牛难道就不是散养,标准为何高一点 呢?据说,
那 以前的标准执行并不严格。那我们不免要继续疑问,难道标准降低了,就准备
严格执行了?

还有辩解降低标准不太影响牛奶质量的,说"表面上看低了,实际上是高了",因为
新标准中的2.8克蛋白质只是最基本的,比这高的,再分特级、一级、二级、 三
级,按质论价。明白了?新标准一施行,原本不合格的,可以合格了;原本合格
的,可以"优质优价"。这就是"牛奶质量没有太大影响"的意思。

与一切领域一样,牛奶这个行业,行当又专业,利益也复杂。我们看到整个奶业在
增强蛋白质含量的数据之战中被三聚氰胺攻陷,看到奶业巨头之间相互攻讦恶斗无
底线,看到"国际奶业趁乱入华"之类的"盛世危言",看到从"鲜奶之禁"到"标准之
争"的大戏。大戏中,既有行业整体性的沦陷,也有市场寡头 的战争;既有 "民族
品牌"直击消费爱国主义软肋,也有照顾奶农利益口号诉诸底层关怀;既有"国情"
幌子下的标准改定,也有标准实被大企业绑架的传闻。

巨头相互攻讦时奶业同行恐怕会有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情况被曝出来,并且会涉及
到更多的企业,显示这个行业其实有着许多消费者无法了解的内情。这些内情、行
规或者潜规则,消费者或许永不知悉,甚至,消费者也未必一定要知道,然而,消
费者需要的只是一点,得到合格的、与其支出相称的商品。

这是《生命时报》去年7月的报道:在新西兰,超市中随便一瓶全脂普通牛奶蛋白质
含量每毫升3.2克,加钙牛奶的蛋白质含量5.8克,低脂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3.7克。
美国和欧盟的牛奶菌落标准都是每毫升10万。国外有些奶牛专家甚至主张,牛奶菌
落数超过每毫升1万,就应追查原因。

牛奶里面蛋白质会有多少,细菌只能有多少,国外的情况如上。我们并非不知道蛋
白质的好处,否则添加三聚氰胺做什么呢?不许添加三聚氰胺了,蛋白质含量就要
"合格"地下降,而且表示营养仍然足够。细菌,我们当然也知道细菌含量高了,
"即使高温杀菌也不能将其完全杀死",但毕竟也死不了人,所以细 菌"合格"地 上
升到了过去的4倍、国际水平的20倍。

我们津津有味地消费着全球标准最低的合格牛奶,就是说这些奶在全世界都不合
格,而只有在中国它是合格的。2006年,商务部巧克力行业实现国际认可的标
准,全国80%的巧克力一夜之间不得不改名。如果奶业也用国际认可的标准,又会
怎样?

今年5月,卫生部表示"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比国外松的问题"。验之以牛奶,
这是说牛奶不算食品,还是说细菌数不属于安全指标呢?当然,卫生部是有才
的,2200多种食品添加剂,六成因技术原因无法检测残留,却能宣布正规食品添加
剂无害,宣布食品安全上"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基本一致"又有 何难?至于存 在的
差异,卫生部也说了:"都是客观情况,并将长期存在。"我理解,这是一个解释,
但如果它是一个预告,或者决心呢?有多少东西像牛奶这样, 贴着"合格" 标签为
我独享?

要成为扫雷高手,先练好逻辑吧

  扫雷作为策略游戏,需要游戏者精确的判断。现在扫雷高级的官方最快纪录是
33.95秒,中级则是由一个波兰玩家 保持的8.5秒。而初级纪录是1秒,世界上很多
人达到了这一点。在1秒的时间里完成初级扫雷,据测算概率在0.00058%至
0.00119%之间(属于运气题),最可能的方法是直接点击四个角的方块。而本文
所作的事情,则是将雷与雷之间的规律给你揪出来,并且 深入思考其中的内涵。
让你以后面对扫雷时,缩短与记录的差距,战无不胜!
  下图是一个初级的雷区,并且标注了两颗雷的位置,你能将剩下的地雷扫描出
来吗?
  经过逐一排查,可以很轻松的确定雷区中的6颗地雷所在位置:
  再来看一个简单的"雷区":
  通过逐步扫描每一个方块会发现:首先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两个格子都一定是
地雷,从左数第二个空格子和从右数第二个空格子也都是地雷, 由于数字1的关
系,从左数第3个格子和从右数第3个格子都不是地雷,翻开一定是数字1……这样一
直下去,最后你会发现最中间的两个空格 子,不管有没有地雷,都和周围格子上
的数字不符。也就是说这样的雷区有bug,是无解的。
  怎么判断一个雷区是否有bug?又怎么判断雷区中地雷的具体位置呢?难道一
定要从头到尾将雷区扫描一遍吗?
  其实这些雷区里其实藏着一个规律。我们用数学方法来分析了上例的雷区:
  在之前提到的这两个雷区里,把还没有翻开的格子交叉标记上字母x和x'。可
以看到:当x的格子有雷时,x'格子一定没有地雷,反之亦 然。如果将最左边的空
格子作为输入,把最右边的格子作为输出,输入结果和输出结果一定是一样或者相
反的。如果是相反的,这相当于一个 NOT("非")门电子元件。如果是一样的,就
有趣了,这样的一片雷区就具备了电路导线的性质!
  在这里,雷区被看成了一个数字逻辑电路。执行这些"或"、"与"、"非"等逻辑
运算的电路则被称为--逻辑门。任何复杂的逻辑电路都 可由这些逻辑门组成。
  逻辑门是集成电路上的基本组件。简单的逻辑门可由晶体管组成。这些晶体管
的组合可以使代表两种型号的高低电平在通过它们后产生信号。 而高低电平可以
分别代表逻辑上的真假或二进制中的0和1,从而实现逻辑运算。具体到扫雷游戏
里,也就是说,逻辑门可以用于判断一系列格子 中的地雷的具体位置,而且它如
同电路传导一样,精确而迅速。
  常见的(也是扫雷中用到的)逻辑门包括"与"门、"或"门、"非"门等。将它们
组合使用就可以实现更复杂的运算--完成复杂情形下的 扫雷,这种方法比按照规
则缓慢推进的扫雷方法要节省很多时间。
  在简单的雷区中小试牛刀后,带着发现的规律,让我们进行一次实战演习。下
图是高级扫雷游戏中的一个典型的雷区:
  你能在不翻开格子的情况下,直接指出黄格子中有无地雷吗? 如果将雷区随
意改变一点--左上角的一个格子下移一位,结果又如何呢?
  你可能需要考量全局,从某个点开始逐步推理,将雷区全部扫描一遍,才能判
断。而当雷区任意改变一点时,你都要重新来过,才能再次解 答。这无疑是一种
巨大成本负担。
  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快速地给出答案:第一个雷区的黄格子中无雷。而第二个雷
区的黄格子中一定有雷。
  这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将上述的逻辑门引入到这个复杂的雷区中,一切都会变
得简单而清晰起来。
  雷区内靠近边界、可以直接确定是地雷的位置都插上了标示旗,剩下的位置标
上了不同的字母。把一个有地雷格子看作1,没有地雷的看作 0。最左面的格子
(u、v)作为输入,最右面的格子(t)作为输出。按照扫雷游戏的规则,经过一
步步推算,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
  ( u , v , t ) = ( 1 , 1 , 1 ) 或 ( 1 , 0 , 0 ) 或 ( 0 , 1 , 0 ) 或 (
0 , 0 , 0 )
  显然,这个雷区被归纳成了一个AND门,它不仅轻松化解了这个扫雷难题,而
且把雷区的规律揭示出来了。如此一来,当你掌握扫雷中这些 逻辑门规律并加以
练习后,就能够达到精确、快速的"机械化"扫雷水准。而到那时,一个新纪录或许
就会诞生了。
  将扫雷问题抽象化从而缩短游戏时间的人,也不仅仅是扫雷发烧玩家。一些数
学家也十分关注这个游戏背后的数学意义。
  英国一位数学家用扫雷游戏中的逻辑规律构建了一系列电子元件,用电子电路
模拟雷区。他试图将一个的给定的雷区图案交由计算机来判断是 否可解。如果随
着格子数量的增加,电脑的计算量增长不是很快,就是P问题,如果计算量增加的
很快,就是NP问题。计算机判断雷区是否可 解,需要这类问题属于P问题才可以。
  对于几种基本的电路元件(AND、OR、NOT),如果将很多个这样的元件组合起
来,相互连接,就会产生很多个输入、输出口。判断最 后哪些输出结果可以产
生,哪些不可以产生的这类问题,被称为SAT问题,它属于一个经典的NP问题。
  而英国数学家的这个问题在一些时候等同于一个复杂电子电路的SAT问题,也
就是NP问题。由此看来,面对一个上千上万个格子的巨型雷 区,不要说去完成所
有扫雷任务,就仅仅判断它是不是可解的,都可能会是计算机也承受不了的的大难
题。

原文地址: http://www.guokr.com/article/47846/

中政法副校长何兵毕业致辞

中政法副校长何兵毕业致辞: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



201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晚会上,副校长何兵致辞: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你革命;鼓 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这个视频传到网络爆红一时。

何兵致辞:"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们,晚上好,在这个不能随便代表的时代,我不想代表别人,我就代表我自己,来跟大家说几句心里 话。我今天讲话,我给它起了个 小题目是《丰满与骨感》。四年以前你们带着很好的理想到政法大学,那时理想很丰满。而四年以后,可能你们带着些缺憾离开政法 大学,现实很骨感。而正是因为 现实很骨感,我们理想才必须继续丰满。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这个时代荒诞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 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这是一个非常骨感的时代,但是正是在非常骨感的时 代,理想才能飞翔,那么在这个时代,我对你们有什么理想?我知道北京大学的老师说:你们毕业十年以后,没有四千万,不要来见 我。在座的也有我的研究生,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指望你们毕业以后做"包公",我 只希望十年以后你们谁敢陷害忠良,我就给你灭了门,不让你进我的门。你做不成"包公"可以,但是你不能陷害忠良。这是一 个最基本的底线必须遵守的。

你们毕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师生关系,变成这样一个: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事业上我们在前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力 量,这就是你们。所以我希望同 学们要给力!在我们现在掌权的时候,我相信还在某种意义上我敢说我还是一个法律人。我经常会在必要的时候,按照我的本意来说 话。我希望将来等到你们掌权的 时候, 你们应该让我为你们鼓掌而不是遗憾。所以,我对你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祝福。十年以后,当你们当权了,男人们你们要像男人。十年以后,你们女生掌权了,你们要 像女人。谢谢。


视频地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znnn-DTkbc

徐贲:希特勒万岁:“德意志问候”不是趣闻



当 你每次遇见朋友、熟人,或者与陌生人交往、办事,使用习惯的问候语:"你好"、"吃过饭了吗"、或者"劳驾",而对方则报以 类似的问候时,你可曾想过,问 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间交往行为,一种什么样的礼貌仪式,或者可能会引起什么争议吗?人们一般不会在这类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 问候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成为人 们几乎是本能的习惯。但是,在德国,被称为"德意志问候"的"希特勒万岁"却引起了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 (Tilman Allert)的深入思考。他在《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中,追溯这个问候语的历史印迹,探究它的诞生和散播方式及其背后真实的意义。这 些思考之所以极有意义,是因为直到今天,"德意志问候"仍然不时地成为德国社会中的公共事件。

这些事件中不止一件与狗有关。2007年,一位名叫罗兰(Roland T)的柏林男子被判处5个月的监禁,原因是他屡次违反德国1945年后颁布的禁止使用纳粹象征符号的法令。罗兰养了一条名叫"阿道夫"的狗,这狗一听到 "希特勒万岁"的声音,就会举起前爪,作出行纳粹问候礼的姿势。德国警察从2003年就开始注意到这条狗的怪异行为,那是由 于罗兰本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当 时罗兰身穿印有希特勒画像的T恤衫,并当众唱着希特勒时代的"胜利万岁"歌。罗兰曾经因这类行为被判处罚款、缓期执行入狱, 但他并无悔改。他甚至威胁警方 说,他这条狗是希特勒生日那天出世的,如果他入狱,那么他会在希特勒忌日那天弄死这条狗,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支付狗的食物费 用。

还有一件事是2011年1月由"宠物"网站报道的,说是有一条叫"格尔蒂"的德国牧羊犬,出演一个电视节目的动物角色,故事 是1937年的一次齐柏林飞艇 事故,这条狗像罗兰的那条狗一样,会行希特勒问候礼。德国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强烈反对格尔蒂的这个镜头,称拍摄者"残酷虐待" 动物。但是,出演格尔蒂主人的 演员说,格尔蒂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训练的时候,"它每次行希特勒礼,就会吃到一块饼干,整个过程都有动物专家在一旁监 视",并无虐待动物的事。德国社会 对纳粹统治的浩劫保持着清醒的记忆和自省,因此也特别有所警觉,在不理解这种记忆重要性的人们看来,似乎到了过分敏感的程 度。

也同样是在2011年1月,许多美国报纸报道了一则新发现的纳粹档案中的陈年往事,也是关于一条会行希特勒问候礼的狗,但那 是在纳粹控制"友好国家"芬兰 的时候。研究者在这份档案中发现,在芬兰的一条名叫杰克的狗的行为,居然被报告到了德国的总理府。这条狗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托 尔・伯格(Tor Borg)的芬兰人,他妻子因为杰克会举起爪子行希特勒问候礼,所以给它起了个叫"希特勒"的小名。

这件事在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经济部和总理府之间作了通报。在一份日期为1941年1月29日的文件中,纳粹驻赫尔辛基的 副领事艾克兰兹(Willy Erkelenz)写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人说,他亲自看到和听到,伯格的狗在听到'希特勒'的时候,会举起它的前爪。"伯格被传唤到德国大使馆接 受调查。他承认自己的妻子确实叫过这狗"希特勒"。但他不承认做过"任何可能侮辱德国元首的事情。"德国大使不相信伯格的说 法,并向柏林报告说,伯格是在 说谎。因此,德国外交部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专门调查这件事,并计划以侮辱希特勒的罪名审判伯格,但最终因为找不到证人而只好 作罢。研究报告说,至于希特勒 本人是否知道此事,现在已无从得知。

问候的习俗是群体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文化财富,但是,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正如阿勒特所说,希特勒问候的贯彻和推行,标志着 人际交往自然秩序的巨大扭曲, 也是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使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感之中。"狗举爪行希特勒问候礼,无意间成为对这种幸福 感滑稽而戏剧性的嘲讽。这让人 们不能不看到,原来这种幸福的集体归属感与动物条件反射之间存在着某种尴尬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狗敬礼的近事和往事,对 我们也都不只是趣闻而已。

列昂・阿隆(Leon Aron):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 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 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 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 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 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 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 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 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 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 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 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 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 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 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 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 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 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 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 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法兰西大 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 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不到9% 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 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 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 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 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 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 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 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 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 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 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 费估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 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 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 时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 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 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 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 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 "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 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 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 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 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 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 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 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 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 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 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 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 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 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 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 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 的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 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 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 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 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 该在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 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 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 预感"大量变革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 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 想被物质化,成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 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 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 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 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 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 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 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 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 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 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 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 "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 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 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 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 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 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 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 国人品质的变化。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 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 ――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 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 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 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 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 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 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 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之急是 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 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 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 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 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 由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 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 联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 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 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 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纽 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 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辱"。 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 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 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 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 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 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 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 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 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 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 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 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 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 此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 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 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 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 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 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 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 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 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 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 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原载 《Foreign Policy》,中文文本转自赵牧博客

艾未未:我就当这事没发生

艾未未: 我就当这事没发生


【多维新闻】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略显消瘦的艾未未6月22日晚间出现,艾未未称自己一切正常,因为"太特殊"所以自己只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一 样,他表示自己有至少一年的取保候审,因此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综合媒体6月22日报道,晚间在艾未未位于北京郊外草场地的家门口,"看上去很疲惫很消瘦"的艾未未由母亲高瑛和妻子路青陪伴,艾未未用 英语称:"很抱歉我不能说什么,我在取保候审期,请大家理解。"艾未未还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感谢记者对他的支持。

失踪逾82天的艾未未在6月22日晚间23点多回到家中。与失踪时相比,他身形消瘦很多,他说自己此次回家是"取保候审"。律师刘晓原 称,只要艾未未不出北京市范围,就可拥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艾未未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还好,"我一切正常,我就象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因为这件事太特殊了。"至此,艾未未在82天期间所有 的遭遇暂时成谜。

6月22日上午,在Twitter微博上网友"刘枭"突然发出信息,称艾未未在当天下午可能会被释放,因为"有关部门"发通知,要对和艾 未未有关的内容加强管理。

中国官媒新华社晚间发出报道,给出突然释放艾未未的理由为,北京公安机关已查明艾未未实际控制的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税、故意 销毁会议凭证等犯罪行为,鉴于艾未未认罪态度较好且患有慢性疾病等原因,现依法对艾未未进行"取保候审"。

艾未未被释放后,网络上一片欢腾之声,包括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中国维权律师刘晓原、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等纷纷在twitter表达欢欣雀 跃。

认识艾未未的推友如@zhaolianhai:"几个小时内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艾未未回家了,悲的是许志永午夜被从老婆身边带走,希望 他能尽快回家!不管咋说,看到胖子大哥回家总体还是高兴的,一会还是开红酒庆贺一下。"

表示欣慰的推友如@fzhenghu:"欣闻艾未未 回家,迟早都会降临的苦难终于过去了。取保候审是丛鬼门关回家的一个台阶,很多人都 走过。"

提出希望的推友如@buqueding:"艾未未出来了是好事,但是艾未未即不是谁的挡箭牌,更不是族人的救世主,他只是个可敬的艺术 家,没理由殉道。最好是个人争取个人的权利,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也有推友@EnochLu认为《建党伟业》里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话,今天也适用于艾未未:" 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不过如此。  "

而刘晓原@liu_xiaoyuan,他收到艾未未的短信,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之后更是不断更新推文,他笑言道:"今晚,我几乎成了艾未 未的"代言人"。 不过刘晓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道:"按《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只需遵守以下四条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 的市、县:2、在 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3、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大赦国际组织项目主任库马(T.Kumar)说,"大赦国际对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表示欢迎。我们要求中国给艾未未一个公正的审判,并且允 许国际审判观察员出席审判。"

该组织的香港发言人Chine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艾未未的释放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但事实上他被关押了近三个月,期间也未被中国当局正式 控罪,这本身已经 违反中国的法律。艾未未出来后,我们更加关注他的四位工作人员,文涛、胡明芬、刘正刚、张劲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而且艾未未不应该被 取保候审,或者是 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被关押在家里,他应该获得完全的自由。"

德国绿党主席罗特要求中国当局就此前拘禁艾未未的三个月做出"全面解释"。而绿党人权发言人贝克(Volker Beck)则认为,中国当局显然是应国际压力而作出释放决定,现在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允许艾未未自由旅行、自由发表言论,漏税指控不能被当作对付异议人士 的手段。

对于艾未未突然获取保候审的原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认为,可能和马上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有关,在七一之前要形成一种 气氛,能够放的人就释放,同时他也表示希望在此之前中共进行对一些其他政治犯进行特赦,最好把刘晓波也放了。

他继续猜测,称"当然和其他的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近期中国不断发生的骚乱事件,中共主动抓人也主动放人,这中间他们是否和艾未未之间达成 协议,或附什么样 的条件对他释放,我们不得而知,要看艾未未在这之后是不是能够见媒体,能够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还有待于看接下来几天的发展。但无论如 何,事件本身是好 事,不管怎样人是放出来了,所以看作一个正面的事情。"

同时,鲍朴认为整个事件绝对不会象艾未未所说"就象没有发生一样":"过去在体制内的艺术家和文艺界人士,他们在社会上影响了一批网民和 年轻人,但是这批 年轻人很少有人直接参与和政治相关的活动,艾未未事件被政治化的过程中,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对执政当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是通过这件 事情受到了一次公 民的训练,最后的结果会进一步鼓励年轻人他们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且一定会有结果的。"

2011年6月19日星期日

《华尔街日报》 政治明星的职业前景与内蒙古的抗议息息相关

核心提示: 华被外界认为是总书记胡锦涛赏识的得力干将,但如果内蒙古的骚乱得不到有效缓解,而是进一步发展成此前西藏、新疆那样的严重局面,那么恐怕胡锦涛的照顾也无法保得了他。

来源:《华尔街日报》,530日,http://goo.gl/6vooW

译者:三眼两羽

校对:南山

中国的政客们也许不担心民主选举或者自由媒体,但总还是有一些事件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生命。

48岁的内蒙党委书记胡春华,上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时刻。

当时他刚刚率队访问欧洲归来,就不得不面对内蒙古族学生抗议浪潮。这是由一名汉族司机驾驶卡车压死一名牧民而引起的抗议。

由于2008年的西藏骚乱和2009年的新疆骚乱事件余波未平,在加上目前正在因茉莉花革命而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这次抗议事件让共产党格外担心。

因此,胡春华这颗中共党内的政治新星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外界普遍预测,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十八大换届中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有可能在2022年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六代领导核心成员。

在中共政治宣传中,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 东,第二代领导核心为邓 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 民,第四代领导核心为胡 涛,而习 平将在明年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也基本没有悬念。

前两次的权利变更曾充满派系斗争甚至流血事件。但是在上个十年里,中共力求稳定而有序地进行权利交接。

华作为中共未来极具潜力的高层领导接棒人,一直以来被刻意安排在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同时借助各种机会出国考察。以此来历练他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华被外界认为是总书记胡锦涛赏识的得力干将,从80年代起胡春华曾在西藏与胡锦涛共事多年。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间,胡春华更是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这个地方是总书记胡锦涛最重要的权利基地之一。

即便如此,如果内蒙古的骚乱得不到有效缓解,而是进一步发展成此前西藏、新疆那样的严重局面,那么恐怕胡锦涛的照顾也无法保得了他。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黎,曾经被认为是进局中共第五代决策层的有力人选。在08年后一直留任原职,在其退休前已基本不大可能从政治局中再被提拔。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 泉在2010年被撤职调回北京,其将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于明年退休。

身为汉族的胡 华无疑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迅速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骚乱事件进一步升级。同时他也向抗议者承诺,政府将对牧民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根据官方《内蒙古日报》报道:胡 华表示“请学生和老师们放心,我们将依法对事件肇事者予以严厉惩处”。

但是如果学生们继续在呼和浩特市组织示威反抗,他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胡 华曾经和胡 涛一起在1989年三月经历过西藏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暴动。

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 涛曾宣布戒严,虽然此举一度激怒西藏社会活动人士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但却赢得了党内支持以及当时中共高层政治老人们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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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矛盾


中国无疑是个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即使在经济增速最快时期,要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要花上30年左右。不过,中国的经济基础开始出现裂缝。


把这些裂缝称作三大矛盾吧。


矛盾一: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决定放缓经济增长步伐,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继续给工人加工资,给民众提供各类商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个挑战,对于害怕失去控制权、不愿让市场力量主导国民经济的中国政府来说尤其困难。


在仍供奉着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雕像的中国,工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缩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很难成为推动更多消费支出的秘诀。中国有众多零售商店,但很多都像是博物馆。人们前来“观摩”,却并不买东西。


由于劳动力需求强劲,中国工人的工资增加较快,这是维持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的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推动消费支出、让中国摆脱出口依赖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不断上涨的工资似乎正在稀释中国工厂的竞争力。一个不言而喻的迹象是,美国服装品牌Gap在中国商店里出售的T恤衫上标着“马来西亚制造”的字样,最便宜的牙刷也为越南制造。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实现转型,成为更先进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而这就需要中国有更大、更好、更自由的教育制度。一位官员说,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在科学研究方面受到苏联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精英人士都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


矛盾二:中国政坛最近的潮流话题是“人民币国际化”,而实际上,人民币目前基本上完全是一种国内货币。之所以要人民币国际化,其中既有民族自豪的原因,也有贸易大国买卖本国货币的渴望,还有就是,如果再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人决心要像美国一样能获得自由、低息的外国贷款。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人民币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国际化,除非中国取消低利率管制,现在中国存款利率甚至都赶不上CPI涨幅。参与全球货币游戏意味着国民经济要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


有些官员看到了利率过低的危险。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在接受采访时说,你需要在失控之前针对实际利率为负值做点什么;很多人觉得把钱存起来没多大好处,因此纷纷购买黄金和白银等东西;很多人买房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住处,而是为了投资。


的确,富人通过购置第三套和第四套房进行投机,而其他人因为房价太高连一套都买不起。驱动中国资产泡沫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而非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货币政策。


美国利率低是因为美联储在刺激人们借贷。中国央行想减少贷款,但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企业和政府借款人却阻止利率升高。全球经济分析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将中国的政策描述为“收入从政治上弱势的家庭向政治上强势的企业大规模转移:弱势货币导致进口产品昂贵,低存款利率和对企业及开发商的低贷款利率相当于对储蓄存款征税”。


让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结束出于政治原因将利率保持在经济上最合理的水平之下这一做法;意味着让经济政策透明化。


矛盾三:在经济每年增长10%的时候,一个压制性政府让人民高兴比较容易。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但从来都不受人欢迎的给经济踩刹车之举对一个不信任人民的政府来说是个威胁。Twitter在中国被屏蔽。学生们抱怨说他们被限制在“中国的互联网”之内。政府的过滤似乎减缓了网速。


民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连外国游客都能感觉到很多人不信任政府。清华大学一个研究生在吃饭聊天时生气地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北京以北约60英里(约96公里)处的一个村庄,蜿蜒的长城基本对游客没什么吸引力,映入眼帘的是十几幢简易的农舍,还有一幢崭新的、更宽、更高的三层砖房,它看起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是谁建的:当地的村支书。并且花的不是他的工资。


地基的裂缝不一定预示着崩塌。但它们是压力的痕迹,如果得不到处理,它们可以动摇一座经济大厦,即使中国这样宏伟的经济大厦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