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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9日星期六

黄震:五年之后的房价

前两天参加一个商业谈判,对方是某省会城市的政府平台公司。主谈者是公司董事长,70年生人,清华毕业。谈判中他游刃有余,言辞诚恳又不失原则,任何时候对能得到什么、需要失去什么都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在地方国企中少见的、厚重干练的"少壮派"高管。

  闲聊时,谈及目前地方财政的困境。他很坦率:非常麻烦,没钱!一方面土地财政已经走不动了,现阶段连"饮鸩止渴"都难。

  去年成交的开发商一部分开始毁约,或延迟付款;今年以来土地成交量寥寥,政府几乎得不到收益。上个月,当地政府五宗土地拍卖,流拍三宗,剩下两宗还是由区级平台公司以起拍价成交,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另一方面,从下半年开始,各级平台公司均进入偿债周期,整个周期可能持续一到三年。且80%债权人是各大商业银行,减免债务几无可能。接下来,各地方政府估计得要花大力气协调平台公司的偿债。加之明年政府换届以及大建保障性住房,都会对地方财政产生相当大影响。

  "情形这么严重,你们准备怎么处置?"我问。

  他表示:首先是马上停止除保障性住房以外的新建项目,市政府已经下了决议;其次,准备把在货币宽松时期借的一些短债转成长债,尤其是以市政项目融资的短债;再者就是将一些优质资产再融资或出让套现,比如土地出让中配套的交易市场、学校、政府办公区等。当然,政府方面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就是一些专项平台公司或区县一级的平台公司可能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不过应该不会太多——毕竟平台公司大多数还是拥有可观的优质资产。

  他最后补充说:这些都是个人想法,不代表组织。我其实就是个代理董事长,任何平台公司真正的董事长都是书记和市长!

  不过,中国经济还真是目前地球人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眼看着它山穷水尽,它往往又能柳暗花明;当你为它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它却立马能让你"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地方财政的困境,肇因有二:一曰政策,一曰土地。平台公司蜂拥而上,始于2008年宽松货币政策。所有平台公司,无一例外由当地政府"背书";而债台高筑之所凭,在于地方政府现在是,将来仍可能是中国各地最大的"地主"(个别地方如兰州除外)。

  2011年6月27日,国家审计总署公布了地方政府负债总额: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

  10.7万亿元,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小数字!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也就8.3万亿元。相信未来两三年,各地书记市长们日子都不太好过。从目前来看,解决之道还就是那位仁兄的思路:出让优质资产;短债转长债。

  地方政府出让其持有的优质国有资产,将又是一场无声的资本盛宴。各大央企、有背景的外企和部分大型民营企业将是这场盛宴的主角。高盛、摩根等上一轮资本盛宴中"大啖头道汤"的金融寡头们,这次预计将难觅踪影,同样上不了台面的还有国内众多中小企业。无论如何,这一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会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重大商机。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在通胀大背景下的一线转机——周其仁老师有篇文章妙极了——《水多了加面》,里面谈到解决通胀的方法之一是:"将更多资源投放到市场去交易,吸收货币。"

  至于短债转长债,就更是"双赢"了:地方政府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短期内不用再担心不良贷款额的暴增。但是不管短债长债,它终究是债,是债迟早都得还。拿什么还?还是土地!

  于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商业银行,各个利益攸关方一起"心有戚戚焉"。如此,可以想象,五年后的房价……




绿卡持有人是不是美国公民?

对于美国人以及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来说,"绿卡持有人是不是美国公民?"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对于没有在美国生活、或者对美国了解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经常在中文电视剧或者文章中发现许多编剧、作者将绿卡持有人与公民混为一谈,以为绿卡持有人等同于公民。其实,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

绿卡样本  (照片:美国公民暨移民服务局)

绿卡样本 (照片:美国公民暨移民服务局)

绿卡持有人与公民有何不同?简单地说,绿卡持有人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原住国公民。具体来说,绿卡持有人与公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投票权。投票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而绿卡持有人可以在美国永久居留,享有与公民一样的学习、工作、生活、旅行、法律保护等等权利,但唯一不能享有的就是投票权。投票权之所以重要,盖因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举凡总统、州长、市长、镇长、议员等,全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各种法案,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法案,也需要选民投票表决。在有些竞争激烈的州,选民对自己手中的一票看得很重,我的一个朋友住在马里兰州,他是民主党,马里兰州是民主党占优势,所以多一票少一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但邻居弗吉尼亚州则不一样,弗吉尼亚州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所以我这位朋友准备移居弗吉尼亚州,他们一家四口都是民主党拥护者,有四张票,他们要以自己的投票权为民主党在明年总统大选赢得弗吉尼亚州尽力。绿卡持有人还不是公民,所以就不能选举自己心仪的候选人,也无法就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法案投下一票。

二、护照。由于绿卡持有人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不能领取美国护照,进出美国时,由于持有绿卡,可以不必签证,但必须用原住国的护照加上绿卡才能通关。在全球旅行时,不能享有前往国给与美国公民的待遇,也无法享有美国的领事保护。

三、受雇于政府的限制。按规定,联邦政府的所有工作职位,除非特殊的例外,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即使是绿卡持有人也不能申请联邦政府工作,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公务员只有公民才可以担任,不对外国人开放。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规定不一,没有联邦政府那么千篇一律及严格。比如各州的公立学校教职员都属于地方政府公务员,许多职位是对非公民开放的。

除了上述主要不同外,绿卡持有人与公民还有一些权利上的不同。比方公民的配偶与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同时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居住在其他国家的话,申请移居美国时,公民的配偶比绿卡持有人的配偶优先,更容易移居美国。

绿卡持有人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正式的称呼应该是"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ce),原因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的颜色主要是绿的,所以称为"绿卡"。在法律的规定下,永久居民的意思就是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在美国永久居住。这是介于非永久居民(需要签证才可以在美国合法居住的人)与公民之间的一种身份,也是通过归化方法成为美国公民的必经途径。非永久居民必须先得到永久居民的身份,才可以有资格申请入籍。一般的情况是得到永久居民身份五年后可以申请入籍。在通过公民考试、面试、宣誓后成为公民。

美国护照  (照片:国务院)

美国护照 (照片:国务院)

在从永久居民到入籍的过程中,宣誓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必经的环节,1929年以前联邦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誓词,1929年联邦法规第8章第三条(Rule 8, Subdivision C)详细规定了入籍誓词,从此以后,凡是归化入籍的外国人都必须在誓词上签字,并在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宣誓,这样才算完成入籍的法律程序。入籍宣誓的主要目的是宣誓人宣布放弃外国国籍并效忠美国,同时遵守美国的法律。以下是誓词英文原文:

"I hereby declare, on oath,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renounce and abjure 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to any foreign prince, potentate, state or sovereignty, of whom or which I have heretofore been a subject or citizen;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will bear arms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noncombatant service 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work of national importance under civilian direction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and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so help me God."

不少时候我们看到或听到有些入籍美国的华人在中文传媒上说自己入籍美国只是为了拿美国护照,因为拿美国护照到全球旅行时比较方便,相信这些人说的是事实,但如果说入籍"只是"为了拿美国护照,就违背了自己的入籍誓言,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说真心话?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

南方周末: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

入 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 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 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 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 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那是2005年7月8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 名20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已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400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 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 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 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 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查阿星与“砍手党”核心成员,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化解之道,找寻更明晰的注脚。
狱中阿星﹙闭文星﹚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梅州监狱/供图/图)
进黑社会找“尊严”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即使在监狱中 监禁多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说出第一次到深圳的新鲜感:坐了一天的大巴,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他刚来深圳是2000年春 节后,15岁。他到深圳公明的第一天,就被他的表哥言明显带出去玩。他的这个表哥,后来也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 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 月。工资经常不够他花,有时就向打工的姐姐要钱去买衣服。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8年了,妻子、女儿都已介绍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 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日常的社交主要局限在老乡之间,仅租住在马田的温江村人就有近两百人。整个马 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他们就像把村子从广西农村搬了过来一样,在马田村,阿星不但能找到同一家族的叔伯婶嫂、表 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不少小学同学。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640万人。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 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阿星自认为一个月打工赚得钱, 有时还没及表哥为叔叔看场一天拿到的小费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已经在深圳公明镇一带混出了名堂的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一时轰动了整个天等县。天等县是一个离中越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时,贫困人口还占全县一半以上,达24.2万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私家车。
现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赵民显,瘦小、健谈,容易动感情。想起十一年前“衣锦还乡”的那一刻,仍一脸自得。但转而他就自责起来:“这车也把大家都害 了。”那时,温江村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在深圳“混黑社会”发家的。在赵民显的记忆里,小轿车开回农村后,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民显,帮我把孩 子带出去。打工哪有你们赚钱。”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后,村里人又认为是赵民显等人带坏了他们。
令村人艳羡的这辆蓝鸟车,是赵民显靠做偷抢勾当所得。但一开始,赵民显更像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赵民显16岁到深圳公明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拿不足500元一月的工资。那时赵民显最大的愿望,只是赚钱在老家盖房。
“像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对生活的欲望、对钱的欲望,本来都是很小的。”赵民显回忆。温江村土地贫瘠、四环皆山,像赵民显这样的年轻人,赚钱 谋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挖矿,温江村很多人都死在了里面。或者去广东打工,“哪怕很苦很累也愿意”,赵民显这样描述刚到深圳时的心态。
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失业者正是当时的收容制度的施虐对象。他被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到后来,他只敢睡在阳台上。如果有巡防队来敲门,他就从阳台上逃出去。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到温江村,因为家乡太穷,无以谋生。他对深圳有很复杂的感情,心之所恨的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没有人查,来这里就经常被 抓”。但他仍觉得“这个城市太吸引人了”,站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里,赵民显生出的感慨是“哪怕你没有钱,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觉自己很快乐”。
后来,他和遭际相似的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一起,在深圳成了流民。他们开始只是小偷小摸,有时连碗和锅都偷。到了1998年,开始跟一名广西老乡学 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到1999年,他们结识了深圳燕川治安队长的钟哥(后被判刑),人生从此真正转折。赵民显、杨成康开始通过钟哥认识马田 附近的各路治安队“老大”。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被收容了。若有老乡被收容,赵民显只要给治安队的人打一个电话,人就放出来了。
赵民显和杨成康也显得慷慨,老乡失业、没有钱,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就会出手相助。他们的出租屋客厅常常因收留老乡而睡满五六人。
回想这段时光,狱中的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老乡们,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地位。”
深圳公明镇由温江村帮派控制的一家长途车站。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用血债交换“富贵”
也是在2000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暂时告别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车站需要人手,投奔他们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时髦。
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平时就稀稀拉拉停着三五辆发往广西南宁、崇左、玉林等地的长途车,几名蔫不拉几的拉客仔在附近晃悠。
但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这是杨成康、赵民显最早发现的“肥肉”。
1999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 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150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300元-500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 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100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利润”见涨后,在松岗的湖南帮也想分一杯羹,派出几百人过来砸场。赵民显与杨 成康立即开上两部面包车,二十人每人一支雷鸣登枪,一到车站就朝几百“湖南帮”轰过去,对方倾刻间鸟兽散。狱中的杨成康忆起这一幕,还有点得意。
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 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其实,在控制车站之前,杨成康与赵民显很少碰过枪支。但有了车站后,他们为了在帮派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就购买了一批枪支武装同伙。他们最常用的是雷 鸣登枪,也有仿六四式手枪。由于温江村离越南近,他们有时也从越南购买对越战争时残留下来的军用手枪,“虽然很旧,但杀伤力很强”。杨成康后来被判的罪名 中,就有一项是“非法买卖枪支罪”。
温江村人原本在天等县以打群架剽悍闻名,有了枪后,就气焰更甚。脾气火爆的赵民显火气一上来,就用枪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娘。
赵民显与杨成康还借着已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马田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赌场,有时日进万金。他们也一度对马田村一带的煤气 站、桶装水的进出收取保取费,渐有称霸一方的气候。他们俩除了拿这些钱还掉家里欠下的几万元债,就是带着一群马仔吃喝玩乐,一天花几千上万元也习以为常。 阿星的表哥言明显,有时也会带着阿星一起去玩,这是令这个受尽12小时打工生活折磨的打工少年最着迷的一刻。
2002年,阿星17岁,开始厌倦打工。但父亲闭伟宝要求他“一定要进厂,不然就别进屋”。阿星就出走了,他和表哥言明显混在了一起。他跟着表哥去 车场、赌场等处看场。在那一年,他还为几名老乡的抢劫望风,他们叫人搭车过来,拿刀逼走出租车司机,然后拿车去卖,一辆车有时甚至只卖几百元。阿星在狱中 回忆,那时他并没有参与抢劫。但他对抢劫“习惯了”,“你们抢你们的,不关我的事。被抢的只要是不认识的就行,不认识的比较好下手”。
那时,阿星记住了在温江村年轻人中颇为流传的黑色民谣:“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
但车站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另一个天等老板也看上了这个车站,他花了三十万元雇用了一伙“黑社会”。
2002年5月18日,正在深圳松岗吃早餐的杨成康和另一名温江村随从被四五个人绑上一部丰田车,随后左右手大拇指被砍残,脚筋被砍断。狱中的杨成康,至今走路仍是一拐一瘸的。
杨成康准备待养好伤后再去寻仇。但赵民显认为,这仇如果不马上报复,就无法在江湖立足,车站的控制权也可能很快旁落。所以,他天天雷鸣登、手枪不离身,嚷着要报仇。
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陷阱。2002年6月25日,暗战的另一方向公明镇楼村派出所报警,称有劫匪藏身在出租屋,警察遂包围了赵民显的住处,准备用电锯破门后冲入。
赵民显对准门口举起了雷鸣登手枪,他的老婆杨梅秋,也就是杨成康的妹妹,死死地抱住他不让开枪。但赵民显所想的是,要是被抓了,辛苦挣来的车站就没了,他不甘心,无法忍受已经到手的东西忽然消失,最终扣动了扳机。
警察何兆德及治安员陈永光被霰弹擦伤。
他扛起妻子杨梅秋就外跑。那时,妻子已经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
冲到楼下,他看到旁边的店门里猛然探出一个头,以为是警察,就一枪打去。霰弹穿过铁门,击中的其实是店里的打工青年李振平。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湖南来深圳打工才不足一周。他最后活了下来,但至今还有五粒铅弹无法从身上取出。
抢劫竟成了“风俗”?
赵民显逃脱了,直到2003年2月才被捉拿归案,并被判无期徒刑。此时,杨成康还躺在医院养伤。
他们彻底失去了对车站的控制权,但被车站培养起来的犯罪病毒,却从此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了。
2003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也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 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东莞黄江,用枪顶住一个中年司机的头,然后把他的丰田车给抢了。结果发现车上有警官证,原来这是东莞公安局黄江分局一 名指导员的车。
尚在养伤的杨成康知道这下坏事了,就叫他们把车卖掉。但杨成康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仍开着这部抢来的车四处招摇。几天后,警方通过小车内置的GPS跟踪系统逮捕了他们。
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赵民显与杨成康最忠诚的表弟许国定,在2003年再难找到江湖大哥,就与同村人结伙抢劫。
那时,已离家出走半年多的阿星,正和许国定租住在合水口村一间破落的瓦房,这个城中村就在马田村的马路对面,而许国定是阿星的小学同学。在阿星的记忆里,许国定等人持枪去抢时,他也会在旁观战,“砍人、死人的事,那时都看多了。”阿星回忆。
在阿星的记忆里,同村人许国定身材瘦小,家境极贫,15岁时就辍学去挖矿,差点死在矿里。在深圳等地打工时经常失业,被收容时,腿上曾被管教插上过几双筷子。
成了劫匪后,他在阿星印象里“讲义气”,“腰上总别着两支雷鸣登枪”。2003年5月的一天,许国定开着车回到出租屋,和阿星说,他被警察跟上了, 被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方向盘上。那时阿星正在煮稀饭,许国定喝完稀饭后,带上两支枪就出去了。到晚上,阿星被告知,许国定死在了合水口村附近的公明广 场,车上都是和警察发生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这一年给我影响太大,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事。”阿星回忆,但他不愿解释具体影响指什么。在他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年6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2004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
就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发生了。
温江村的19名年轻人在抢劫时,在公明镇马田村天桥上把打工者余富兵的右手砍了下来,只是为了抢他的手机。一名被抓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告诉警察:“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来广东抢劫的。”这名年轻人叫许国亮,是许国定的堂弟,也是阿星的朋友。
这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警察。四五十名温江村籍抢劫者在半年内先后被捕。
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赵民显解释了村里年轻人的选择逻辑:“我们这个村太穷,又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几年的打击,“温江村的年轻人大半已经被抓。”温江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此村的抢劫风也渐弱。但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抢风仍炽。该乡的 另一个村庄连加村抢风犹甚。在2005年-2010年间,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其中被击毙两人,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
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结果,堂弟反驳他:“大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我去抢,你来帮我数钱。数一个星期,那时我不让你干,你就可能会恨我了。”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2010年才刑满释放。
阿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理解:“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Emyn:变化是不小的,说一点个人看法

变化是不小的,说一点个人看法。

在讲话里面提到"三件大事"的时候,口径是不同的。主要是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十七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口径是只承认四九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承认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十七大以后有一段时间不愿
意承认土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现在还在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时期),还要继续坚持资本主义(一百年)不动摇。

90周年的讲话里面,社会主义总算是回来了。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到底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就只有天知道了。不过至少说明一点,就是在理论上往回走,不管卖的是什么肉,至少还要把社会主义的羊头挂出来。


讲话里面的指导思想方面,毛泽东思想的羊头也回来了。毛泽东思想虽然被重新被提起,但总还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开的,这就相当于是半瓶子水。左
派看起来会认为比以前有进步,毕竟毛泽东思想的羊头又挂上了,以后争取更进一步再把一瓶子水装满;右派看起来好像也可以接受,毛泽东思想不是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分开的么?现在只是半瓶水,毕竟还没有全满,以后再作打算。

另外十七大时候的"彻底否定"改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也相当于是半瓶子水。左派看起来会认为比以前有极大进步,不是"彻底否定"的一瓶子水了;右派看起来好像也可以接受,不是还有"决议"的半瓶子水,没有空么?虽然退让了,但还留了一手。

总而言之,这算是一个调和左右倒浆糊的说法,这个说法以前习太子提到过,现在在重要场合予以确认,说明基本算短期的共识了。至于以后,比如说十八大是不是还有变化,还要再看。

在讲话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好像邓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在十七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括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内,邓是被作为后三十年的象征与主宰同作为前三十年的象征与主宰的毛对抗的。当时两个三十年对立的意味这么明显,以至于就连加藤嘉一这样的外人在2008年末的时候都从不寻常的空气中嗅到了些特别的意味: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中国近代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的思想主宰的时代长度恰好一样。而在今年新年这个时刻,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关系的一场较量在悄悄的展开。


照标准说法,党的历史上"最杰出"政治家包括毛、周、刘、朱、邓、陈。这其中一般将毛(有时候也包括周)比作是在"天上"而其他人是在"人间"。十七大前
后提到的毛的三十年与邓的三十年的说法,在对历史进行切割的同时,其实也将邓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天上"与毛并驾齐驱,而将周、刘、朱、陈留在了"人间"。
当然,尽管同在"天上",其实十七大的时候毛邓的待遇其实也是不同的。在官方的定义中,毛是黑暗的三十年,而邓是光明的三十年。

无论如何,毛作为前三十年的象征与主宰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但实际上邓以及其理论在后三十年的地位是随时间而变迁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百年诞辰,以及此后一直到十七大前后。


个八十年代是比较复杂的。邓是当时权力最大的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但却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在党内权力方面的格局是以邓为首老人听政的邓陈李三驾马
车;在对外的格局上则是邓胡赵三驾马车。从改革的象征上,在八十年代邓胡赵都曾被其支持者作为象征。邓的支持者最多,胡的支持者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那里,
而赵的支持者则是从持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界那里。

甚至到了现在,虽然官方的结论是回避胡赵而将邓作为八十年代唯一的象征,但实际上出于各
种不同的目的,即使在持立场偏右观点的内部,关于谁才是改革的"设计师"这个头衔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对党内的一些年纪较大的体制右派来说更愿意将胡作为象
征;而对党内的一部分与经济联系紧密,或者后来出走海外的右派来说,是更愿意将赵作为象征的。

八十年代在思想意识上的复杂性在八四年的标
语("小平你好")与八九年的标语("小平你好-糊涂")对比上就可见一斑。甚至在八四年阅兵的时候,与"小平你好"的游行标语对照的,则是军队内部从上
层到基层对这次阅兵的普遍认识:"叶剑英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说明很难简单的用"邓的八十年代"来描述那一时期。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复杂的,那么九十年代则是无可争议的"邓的年代"。在八十年代支持改革的一代人当中,拥护邓胡赵的都有,但总体来说可能还是拥护胡的更多一些。而在九十年代前期支持改革的一代人当中,特别是九二年以后由于下海而起家的一代人,他们是最拥护邓的一代人。


于八九的影响,党内出于对"船要沉没"的恐惧,即使是以前与邓的立场有不同的陈云等也"团结"在邓的身边,客观上造成政治权力上向邓的集中。同时,军队中
有影响力的老帅等陆续去世,军队权力上也在向邓集中。南巡时邓对陈云"鸟笼经济"的公开嘲讽,以及十四大之前的翻云覆雨让曾经陪同邓南巡的杨尚昆一夜之间
下台,都说明邓的权力这时候彻底到达了顶峰。

而八九后被推上前台的老江出于保住自己地位的考虑,开始大力捧邓,也是可以想象的了。从十四
大开始,邓小平理论被概括出来,而这个时候,距离改革开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了十四年了。到了大约九十年代后期,北京的某高校顺应"上意"开设了
邓小平理论课程,以后其他高校跟进,为邓小平理论地位上升再贡献了一笔。直到接下来的十五大顺理成章地进入党章,邓小平理论终于成为党内的主流。

到了这个时候,邓虽然还没有到与毛并驾齐驱的地步,但其实已经拉开了同周、刘、朱、陈的距离,离"天上"已经不远了。

虽然邓小平理论是老江一手捧起来的,但老江这个人自视甚高,是一心想让自己成为青史留名的"伟人"的。在邓去世之后老江自己的地位逐渐稳固,到了本世纪初终于按捺不住,不再捧邓,而是开始捧自己了。于是"三个代表"被隆重推出,一时间风头盖过了"邓小平理论"。

其实如果翻看一下2001年老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就应该一目了然了。八十周年的讲话分四个部分,而关于"三个代表"可就占据了一半篇幅: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二、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四、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在老江的心目中,"三个代表"显然才是分量最重的。

老江的"三个代表"成为主流,自然也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在党内理论中的边缘化,这引起了诸多势力的不满,既有偏左的势力也有偏右的势力。到了大约2004年的时候,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立场偏右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借助100周年的东风,在抬高邓小平理论的同时,成功的压制了三个代表,而老江也无奈的从军委退下来了。

所谓投桃报李,在老江从军委退下来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以及邓家(终身制)都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邓小平理论被进一步抬高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由于在这一时期也是左派思潮进一步复兴的时期,感受到威胁的立场偏右的势力中,不管以前是偏邓、胡,还是赵,为了压制毛泽东思想并在意识形态上与过去的历史做切割,全部集中于邓的大旗下,将邓小平理论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来。

从这时起,邓被看作后三十年唯一的政治家与符号象征,正式与前三十年的毛分庭抗礼。可以说,这时候的邓终于被捧到了"天上"。

回顾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毛的三十年与邓的三十年被认为处在同一高度,本身就是被人为打造出来的从而在理论上对抗的,而将改革三十年简单看作"邓的三十年"也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官方话语的助力下,"邓的三十年"让邓得到了无法想象的声望,但同时对邓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由于同毛相比,无论是在文采还是魅力方面邓都相去甚远,用邓的形象来与毛的形象对抗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邓是以实用主义的象征来出现的。虽然在九十年代特别是八九后的背景下实用主义一度被广为接受,但到了本世纪实用主义越发显出其弊端,而理想主义的回归更是让实用主义在大众当中渐行渐远,到了今天实用主义的邓就越发难与理想主义的毛分庭抗礼了。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邓的三十年"毕竟是被人为抬高后提出的,面对党内的诸多势力,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对立场偏左的势力来说"邓的三十年"固然是要攻击的靶子,对立场偏右的势力来说也未必就买这个帐。比如说党内支持胡或者赵的势力对邓垄断了"改革三十年"就严重不满,更不要说由于胡与赵先后被邓废黜而结下的梁子了。又比如说同样都是党内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唯独邓被捧到"天上",那么其他杰出政治家的后代如陈同志等,对邓估计也是极其不满的。而九十年代为捧邓出了大力的老江因为后期捧三个代表起了冲突,他应该也很难对邓感恩戴德。

众多势力出于不同的心理而一致对邓不满,那么邓从"天上"再次回到"人间",就是可以想象的了。

在九十周年的讲话中,为了调和各方势力倒浆糊,邓小平理论不再单独着重提出,而是同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并列并打包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的三十年"也被模糊为"中特三十年"。应该说,主要还是为了安抚大部分左派、一部分右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在内的各方。

在九十周年讲话中虽然邓从"天上"回到了"人间",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羊头也重新被挂了上去,但到底要卖什么样的肉还是未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毛泽东思想毕竟仍然是割裂的,而且"中国特色"这个修饰语本身就是在强调与"社会主义"的不同。至少从全篇讲话来看,理论方面的变更并没有影响到经济方面,似乎仍然是在卖"狗肉"。而没有经济方面的变更,在实际操作中自然就与以往未必有什么不同,估计最多是修修补补而已了。

墙外楼:打左灯,向左转

本文仅供键盘政治局讨论。

是的,风向已经悄然左转。

在渝督薄唱红之时,我便觉得十分诡异。打黑以求搏出位,还可以理解,但是唱红,这是公然与邓公定下的改开30年国策唱反调,谁给他的胆子?

再之后,葡萄多次泄露天机,甚至连忙总都露了口风。还记得忙总说,中央对私营经济的态度转变,认为其局限性,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么?当时正是国进民退刚传出来时,河里大多数人并不承认忙总的这个看法。忙总不会说谎,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中央的风向转向,在当时肯定已经完成了。

《南方周末》前几天报导了沪督俞上党课,里面俞说"我认为毛主席搞文革,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对文革的态度是改开以来的一大转变,工人农民也确实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这是很明显地在吹风了,而且诡异的是,通过南方系这样一个右派阵地来吹风。

联想到为迎接70周年,各系统包括幼儿园都在排练唱红,舆论阵地已经在开始准备了。

《十亿消费者》中说,中国被统治在几百个红色家族的手中。按照葡萄的说法,以是否在改开中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为标志区分,中国的统治阶级分裂成两个集团。以邓叶陈王江李温及其附属家族为一方,以其它的所有未能转职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族为另一方,走资派与功臣派,两者的对决,或者说路线斗争,已经结束,30年改开至此划上句号。

这一次风向/路线的转变,没有什么社论作为号角,没有什么大讨论作为舆论准备。只是不动声色之中,布局和角力就已经结束。强力部门一早就被功臣派掌握,中央在08年就被功臣派翻盘,剩下的就是向全国推广扩散。

毛诞辰115周年大会时,十大帅十大将,除了邓叶两家,都来了。按某人的说法,这两家已经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负资产。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场115周年纪念大会,更象是一次胜利庆功大会,十余年的串联与合谋,终于结局。葡萄说的过去对立的各山头都联起手来,指的应该就是毛周刘林及其下属派系的后人,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调整立场,一致行动,并最后成功翻盘。乌有之乡终于从舆论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舆论风向一点点左转,正是中央在转向之后,把自己的意志一点点地向下渗透。体制内高层的内部传达、统一思想,应该早就完成了,安排忙总这种纯管理人材在情报公开之前大半年就参观J20,就是功臣派在打气、鼓足信心、追求广泛支持。只是因为这是一个路线的大转弯,怕社会一时无法接受,所以才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踩着一个又一个的时点,一点点地推进。渝督薄唱红只是试盘,现在是70周年,被认为是一个正式吹风的合适节点(外加传言中的江重病),所以大家才突然觉得怎么风向变左了。

许小年不停地抨击国进民退是正常的,但是连南方系都开始发左倾文章了,让我越看越诡异。广东自满清以来有着几百年的反政府传统,在文化上就逢政府必反。我每次去广东都是听着从出租车司机到饭馆老板到朋友众口一辞地批评政府。南方系的存在一直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现在才越发显得诡异。

我等小民,正所谓国事关我P事。这件事于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是分配政策。葡萄所说,分配要向底层倾斜,不再追求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追求日本那种一亿中流,而是要形成一个金字塔。中产阶级的衰落,按葡萄的说法,是因为苏联崩溃,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失衡,需要重新调整,是全球的必然,不独中美如此。

二是阶级流动。如葡萄所说,改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能就此固化阶级流动,而功臣派则反对此种固化。功臣派并不见得能从阶级流动中得益,也并不见得就愿意支持这种流动,只是要借大势之力打击既得利益派,但是客观上带给我们了好处。

这里涉及到一个大势之力,忙总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有信心?因为他相信数以亿计的老百姓,追求更好的生活和收入的动力,是一种大势,并非某个阶级或者集团所能阻挡。

葡萄也说过,有三种力,其一是本源之力,你自身的能力,别人带不走,就象忙总游走在体制边缘,别人敬佩他,除了他的人格,便是他的能力;其二是职位之力,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拥有组织之力,你一走,茶就凉,所以影帝才会拼命卡位塞人,功臣派能翻盘,也是因为人脉太广,卡位太多;其三是大势之力,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运动规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陈天桥丁磊竖子成名,就是乘了这个大势。

三是试图看清前方。加入WTO时就该想到纺织业出口会井喷,RMB在出超压力下不肯升值时就该想到资产价格会上涨,四万亿出台时就该想到未来会有一波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胀。现在我们面对的是30年一次的大转向,未来会发生什么?老实说我一时还想不清,这个转向太大了。

这次大转向,可以看出两点很有趣的地方。

其一是TG的权力体制。

我一直以为政治局才是最高权力所在。葡萄也说由7人改成9人,双方力量对比由3:4变成了3:6,功臣派由此形成了绝对优势。但是这次路线转向,本质上是一次阶级斗争,政治局只是一个战场而已,政治局背后的那几百个家族构成的人际关系网,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形式,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权力所在。

这张网的力量,和葡萄所说的一样,来源于三。其一是一大批老革命的人脉与威信,即使退休下去仍能发挥影响力,而不至于人走茶凉,这就是本源之力。其二是关键位置的卡位,按说改开30年,走资派已经完全占领了阵地,但是TG体制内仍然存在着若干个最后的堡垒,前任沪督陈被双规时,报导提到他给许多国家领导人和部长的夫人送了贵重礼物,特别提了一句唯有国安部没有收。强力部门的卡位,是功臣派在体制内卷土重来的出发基地。其三是大势之力,我不知道葡萄所说功臣派用大势之力把走势派打压下去,指的是哪种大势之力,但是葡萄提到了两件事,一是功臣派先把走势派的一个重臣抬上某省之位(这是指山西么?),而该省工业安全设施都到年限了,再借着安全事故断了这个重臣的仕途,这是典型的挖坑让人跳;二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人口红利已经吃光,动力难以为继,走资派想向右转,也就是帝国道路,功臣派想向左转,也就是内部分配机制调整,而内部调整比向外扩张更容易可行,更能获得广泛支持,所以走资派被击败。

第二点有趣的是几个权贵家族的屁股。

陈家究竟是站在哪边的?以陈家公主不远万里去参加欧洲上流社会少女成人礼,可知陈家早就把屁股坐在走资派那边了。但是现在陈公主又和薄公子谈恋爱,这是两头下注?还是薄家在两头下注?还是功臣派默许陈家投靠?

王家又是站在哪边的?王家原本也是改开既得利益派,但是08年趁着中信大亏损,把荣家踢出了中信,这看上去又象是乘了国进民退的东风。这几天郭美美红十字会事件,据说背后也牵扯到了王军。以央视开始对红十字开炮的火力,即便最后不牵扯到王家,王家多半也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负资产。

胡似乎是站在功臣派这边的,很难想象这次大翻盘如果没有胡的支持能这么顺利。胡的作风,一向低调,很有润物细无声的特色。不象江那么爱作秀,让王沪宁整出一套又一套的理论,胡似乎喜欢在不知不觉中把事情做掉了。但是葡萄所说的挖个坑让人跳,我记得跳进去的那位是胡手下的大将……

温家就更古怪了,以温夫人和温公子的作为,是典型的改开既得利益派。但是影帝虽然做不出实事,做秀做得可比谢霆锋还真,光看秀,他还真是站在功臣派这边的。前天他发署名文章说通胀已经被控制住了,暗示银根要开始松了,但是诡异的是他这篇文章不在国内发,反而发在国外的报纸上……第二天小强又说当前的任务仍是控制通胀,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

这一波转向,会有哪些问题?

有人以为,这次只是两个权贵集团之前的狗咬狗,不管谁上台都关我P事。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两个类似经济地位的权贵集团,不是关陇地主和关东地主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不同经济地位、不同经济利益的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既然是路线斗争,那么这条新路线就有其惯性。新上台的集团,不会象美国竞选一样,上台前一个说法,上台后又另一个做法,这是中美政党制度的差异。

新上台的集团,会不会象改开既得利益集团那样,迅速腐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葡萄说,新的制度设计,确保了体制内的活力和自我净化的能力。如果小虎所说的"国产变党产,党产变无产"也是新的制度设计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场体制内的斗争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我不对新的制度设计有信心,姑且看着吧。

新上台的集团,会不会象勃列日涅夫的时代那样庸俗化?我也觉得不太可能。未来30年不论是国际社会秩序,还是中国内部,都仍将剧烈地发展演变,这是大势。一个平庸的官僚阶层根本不足以驾驭这种变化的浪潮,统治阶级如果以静态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社会,或者试图建立维持一个静态的社会秩序,就会被变化的社会碾压成粉。这是真正的大势之力,葡萄说走势派试图固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在我眼中这是何其地不智,中国人民不是印度人民,那种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欲望,亿万人的欲望汇集在一起,你却去螳臂当车……

新的路线究竟行不行得通?这也是我最大的疑虑。国进民退是这一波路线转向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看看中石油的茅台/天价烟,看看中移动的ophone,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创新上,大型国企都不值得信任。姑且假设路线左转后,大型国企的内部治理得到很大提高,腐败水平降低一个0。但是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天然不如小企业,而垄断企业天然有扼杀创新的倾向。国进民退的民退到哪条线?如何在创新效率和大型国企带来的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平衡?

新的路线如何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多年来南方系一直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南方系似乎是在奉旨造反……这里涉及到一大堆政治改革的东西,我们知道未来几年要搞政治改革了,我们也知道大的方向是左拐,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具体会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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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对于老百姓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会带给大家利益。改开30年遇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难题分配不均,刚改革大家都吃不起饭一起改革没问题,现在富裕了怎么分配就是难题了,小平不也是早就提过的。打个不形象的比喻就是10多亿人,极少部分的天天鱼翅燕窝,大部分的人吃小咸鱼,还有不少的啃馒头。欧美怎么解决的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剥削他国保证自己国民都四菜一汤了,即使有那么一部分鱼吃燕窝的大家也觉得没神马。到了中国这这招不灵了,10多亿人要是都四菜一汤,全世界点多少人被剥削的。所以右进的道路看不到前途。回过头来,左转能让10多亿人四菜一汤么?也不现实,最多是把鱼翅燕窝的那部分拿来平均给现在还在啃馒头的那批而已,从河友的成份看,估计左转也分不到神马利益,也不好说河友里有一大批鱼翅燕窝被咸鱼了,咱们这种本身就是小咸鱼的也就是个平衡而已。

说了一大堆废话,无非是想表明左转右转关键的还是看谁能让10多亿中国人吃上四菜一汤,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吃上饭吃饱饭就可以,但是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人也要与时俱进吧,千年前吃饱饭的目标是因为全世界来讲这个标准就是很不错的了,发展到现在中国人的目标至少不用和欧美日比,也要跟韩国一类差不多吧,这里讲的是人均生活水平。

10多亿人口是负担也是优势,要发展无非俩条左转右转都躲不过去,生产力和能源,而这俩条又互相制约与促进,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毕竟离发达国家还有距离,再说中国人为神马不能领到一次新的技术革命的,而能源问题开源节流,用生产力来促进新能源革命用技术升级节约能源,当然还可以通过战争,世界能源的总量是一定的,经济的增量是一定的不是咱们的就是别人的,虽然大家都是和平主义的口头倡导者,但是中国在军队砸这么多钱最起码要保证自己有合理成本的能源促进发展,既然观海赤裸裸的表达了中国10多亿人吃四菜一汤就是对欧美的抢躲那咱们也就别客气了。

以上左转也好右转也好,哪个能做到或者能给做到这些以时间和环境那才是中国最应该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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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纺锤形社会被放弃

事实上,纺锤形社会是现在已知的最为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放弃这种社会发展形态,不如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努力未获成功,不能在保证上层利益的同时安抚中层和下层,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层被选择成为牺牲品,扁平型社会当做了发展目标。但是,如果说金字塔尖的利益不被触动的话,这应该被看做一次阶级斗争还是仅仅是上层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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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纺锤形社会的标杆日本的纺锤形社会形态都在崩溃

别提中国了。

形成这个纺锤形社会的大背景,乃是P民斗争的最高潮——世界双霸之一领着一群打手(还有两边打酱油、时不时对美国亮出牙齿的中国)跟美国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

自然,苏联自身的问题让它成了笑柄,但是这不能掩饰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第一次受到了强大的现实力量的挑战,而且很有可能失败。

没有这个压力,鬼才有兴趣改善P民生活,构建什么狗屁纺锤形社会呢!——这个所谓纺锤形社会,根本就是违反资本的本性的。

苏联阵营垮了,TB投降了,OK,一切回归原点,那个纺锤形社会也该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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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

中国工业的崛起使得大部分工业品成了白菜价,发达国家失去了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资本。

如果中国只有几千万人,那么发达国家还可以接受中国分享剥削世界的份额,中国也必然进入纺锤形社会,但现实是中国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于是,学习英美的道路注定走不通。

在这个基础上,精英们说让中国人继续当卢瑟中的卢瑟吧,另一派说这样行不通,至少要让他们成为正常的卢瑟,当然还有人数最少的一派说要让卢瑟成为真正的主人。显然,目前来看中间派获胜的希望最大。

在大部分中国人生活水平上升的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卢瑟们生活水平会下降,当两者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会联合起来,历史仍然是曲折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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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没有纺锤

全球化背景下,金字塔低端被放到了其他国家里,对于欧美来说,先日本后亚洲四小龙,再后来是中国,当然还有提供原料的更低端的非洲拉美,现在

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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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的壮大是二战后的事

本质上是统治阶级/顶层的大资本家,为了和CCCP竞争,而对本国社会进行的一种赎买。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在和资本家讨价还价中,能够占有较大的一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份额。

今天的中国,低层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所以底层的收入这几年会较快地增长。大学持续扩招的结果,就是中层劳动力供给增加,供大于求。

另外,中国的顶层分为两种,右派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也就是这次被击败的这批人,左派则是依附于体制的掌握权力的这批人。在左派眼中,有钱人,或者说富人,如果他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那他就是被不断剪羊毛的羊,如果不符,那就只是一头待宰的猪。至于资本出逃,其实并不被TG放在心上,你的财富如果脱离经济实体,很快就会被即将到来的大通胀给吃掉。


抱朴仙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

一、 缘起

写这个题目,并非一时兴起,远的驱动力是看到忙总在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wxmang:【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那其实是个大事记体裁的编年纪。当时就有个想法,要是忙总能说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就好了。然而忙总没有写,大约是不方便写,也可能这个帖子本就不是写给不明内情的人看的。

近的驱动力是去年,北京地税局要编写新的《北京税务志》,要把1993年之后的变化写进去,主事人颇为烦恼。

主编者的烦恼其实是志书编者的共同烦恼。方志的难点在于很难找到一条合适的主线去串起历史事件,稍一不慎,就变成罗列堆砌事实,完全看不出事件的源流和意义。

河友都知道我是酒后话痨,当时借着酒意,顺口就说我们以前编写财政税务志的时候也是这个烦恼,一直到全书完稿之后这才发现两条合适的主线去串列财政税务史实。

一条主线是怎样在尽可能多收税和涵养税源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既要应收尽收,开拓税源,保障国用,又要扩大税基,降低税负,使人民能够忍耐。

第二条主线是怎样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和发挥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地方政府分的少了,没积极性征收或者干脆藏富于民,中央也不见得真的能多得;地方政府分得多了,实力增强,形成枝强干弱的局面,跟中央讨价还价,危害统治。

这两条主线之间的平衡和失衡,就构成了中国历史王朝兴衰的财政税务解读。

于是就浩浩荡荡地从盐铁论说起,一直说到解放军退出经济活动,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你还是去写本书吧,别在这里耽误我们喝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政治历史论点,绝大多数或为异端,或为邪说,一律收入"放之四海而皆不准"专栏,谁相信谁倒霉,本人概不负责。

本文是为忙总大事记所做的重点说明,只涉及上述的第二条主线,也只涉及建国之后,如有错误,与忙总无关,本人亦不负责。以后有空,再去补上古代部分吧。

以下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一下本共和国三次税制改革的过程和其中各方的博弈。

本文大致上将包括四个方面:

1、1952年税制改革,所谓阴谋不过是没饭吃引起的误解与误判

2、1993年,惊险跳跃,从大锅饭到分灶吃饭再到分税制

3、2001年所得税制改革,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4、展望,枝与干争取养分,战斗正未有穷期

二、1952年税制改革,所谓大阴谋的小小导火索

先说句闲话。正文还没出场,已经收花无数,通宝一堆,河友盛情,实在愧不敢当,我一定好好完成这篇小文章。

但是要想写得简明扼要,浅显而不浅薄,对大家开拓思路有用处,下笔之际还是挺艰难的,可能会慢一点,所幸今天两个航班都延误,坐在北京和长沙机场居然完成了一小篇。

多谢捧场,欢迎讨论,希望意见相悖的朋友有话好好说。

要想准确理解建国之后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分权分利关系及其演化过程,研究新中国中央地方之间的博弈,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制度渊源和实际执行的基本制度。

共和国的税收制度主要继承自两个先驱。一个是中华民国体制,这是个清朝遗留体制和欧美日本引入体制混为一体的大杂烩,在执行中又被搞得千奇百怪,名声扫地;另一个渊源是苏联体制。

民国税收体制以税捐结合,繁杂随意,超收预收,重复征收为特征,继承这个体制之后,主要的任务自然就是简化税制。

苏联的思想就更简单,人家那叫"非税思想"。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资源归国家,生产资料靠划拨,产品靠分配,压根不需要税收这个调节工具。所以今天说到税收,大家千万要搞清楚,税收是个资本主义概念,也是个剥削工具,在经典的共产主义思想里边,这是个反动的玩意,只有资本家才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税收,只不过是因为它暂时还不够纯粹,需要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妥协,也因为世界上的主流是资本主义,在消灭他们之前,还有和魔鬼交易的必要。

这两个渊源一结合,建国之后税收工作的主基调就是简化。简化而又简化,一直简化到1973年只剩下7种税。

不管怎样,还是有税,财税体制方面,我国基本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体制,这既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有关,也和我们长期战争条件下的"先军体制"有关,这里不多说了。

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亲自到千家万户去征税,只好委派地方政府去收。取之于民,征税归地方;用之于民,花钱归中央。地方政府虽说是儿子,但是讨饭打架弄来的钱统统上交家长,要花多少钱另外申请,多劳不多得,闯了祸自己挑着,基层自然没有积极性。要发挥基层的征税积极性,就要给点好处。有钱最好,没钱,给自由也行,这叫争完待遇争政策……

于是,我们在总体统收统支的体制下,实际实行的是三种体制:收支挂钩,收入分成,定额包干。收支挂钩是多收了压岁钱可以多花一点,收不到压岁钱就不给买新书包;收入分成是收十块钱压岁钱就给孩子五块,买书包还是买冰棍儿随便;定额包干是不管你收多少钱,只上交五块,超收统统归自己,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上学打游戏机也可以。

很显然,孩子们都喜欢最后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的体制逐渐向最后一种方向进化,直到发展为诸侯经济。

这个过程还产生过一些杂种和变种,比如包干制就分为6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

采用哪种方法,定额基数如何,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跟中央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很滑稽,但是太专业,就不细说了。总的套路是有增长的地方喜欢定额,把增长留给自己;没增长的地方爱分成,提高自己的比例。

书归正传,说说1952年税制改革。

历史这玩意就是讨厌,要说1952年,还是要先说从前。

共和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穷社会主义,毕竟也要仿效苏联老大哥,建设公有制社会。那么,税收上就必须有利于公有制发展。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关于所得税的规定大致是:

(1)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凡在中国境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者外,不分国籍,不分经济性质,不分经济成分,都是工商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其征税对象为工商业者所经营获得的所得额。但对公营企业的所得,采取利润上交方式,不征收所得税。

  (2)税率。采取14级全额累进制,分级计征,最低税率为5%,最高税率为30%。

  (3)减征优惠。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分别给予减征所得税10%至40%的照顾。

这就是一个扶持公有制发展的税收政策。

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如何呢?

官方《财政税务志》的记载如下: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达历史最高水平,税源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经营的税收的比重大大提高。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由国营企业委托加工、代购代销、包销等业务日益扩大,购销环节减少,经济虽日益繁荣,税收却相对下降。对此,国家采取在调整公私关系的同时调整税收,保证税收收入,简化税制。

执行修正税制时,按"公私一律平等"的要求,一度批准私营批发商在批发环节免缴营业税,同时取消对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的照顾,造成工重于商,国营、合作社营企业出现营业额相对下降,不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实施。1953年8月,对私营批发商恢复征收营业税,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从事批发业务实行免征营业税政策。"

官样文章用干巴巴的文字,记载了这场短命改革的一系列事实:

1949年建国,经过三年发展,经济繁荣了,税收却减少。政府不得不修正税制,"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以扩大税源。然而不到一年就又恢复老办法。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措施里有这么几条:

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

委托私营机构加工只按收益纳税;

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只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纳税;

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三年;

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税率再打八折征收。

这就是政策。它扶持公营企业,压制私营企业,促进社会向公有制转化。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措施导致商品流转环节减少,批发营业税流失,这是直接代价。

上有政策,那么下边有些什么对策呢?

刚刚经历过"三反五反"的私营企业一边呼吁公平税负,一边大量挂靠,分享国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就是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由国营企业委托加工、代购代销、包销等业务日益扩大……"

政策执行了三年不到就税收严重下降。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样样需要钱,收来的钱不够花销,干不下去了,必须要阻塞漏洞,保障税收。

1952年9月,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修改税制,主旨是简化税制和保税。

这个税制最大的调整就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税制调整方案于1952年12月向周恩来汇报并由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以中财委主任陈云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1953年1月1日推行。

开拓财源保障国用是好事了吧?可是且慢……

有人得益就有人吃亏,这个改革谁吃亏了呢?取消了优惠政策,当然是国有企业吃亏,这可是亲儿子呀。

说到中国历史上对亲儿子的优惠,无过于明朝,朱元璋给了58位宗亲免税优惠,到嘉靖四十一年就有28840人连同挂靠他们的农户都享受这一政策,弘治年间全国一半的耕地都享受优惠政策而免税了。(有兴趣了解这一段的可以去参考在下的农业税帖子,抱朴仙人:【原创】简说农业税以及取消农业税的缘由和后果这里不多评论)

享受优惠政策的人,他是不会因为优惠政策而感激任何人的,他只觉得这是天经地义,是他该得的。国用不足关他屁事,你皇帝自己想办法去。但是你想取消优惠政策他就要拼命,要上纲上线说祖宗遗法不可废,跑到太庙去哭灵,说你不配做太祖的子孙。

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才是国本。动摇国本,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不是几块钱的问题(其实确实就是钱的问题)。

1952年这次也没两样。被侵犯利益的人祭出来的法宝仍然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北京上海纷纷反对,说是新税制导致物价上涨,造成抢购,造成上访。

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向明更是联合其他人上书中央:"我们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色。"这事儿中央没讨论过,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而且也没看懂为啥要这么做,无怪乎向明搞不明白……"

问题一下子政治化了,不再是调整税种和征收范围的具体行政事务,是不尊重中央的路线错误。

既然抓住由头就按路线斗争的搞法来干,首先当然是削减内阁权力:

撤销政务院总党组;

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向中央汇报;

削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只让他负责外交,计划工作和八个部的权力分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饶漱石管人事劳资;

召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大会作检查,接受揭发和批判;

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长职务,任命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

恢复税制上的扶公抑私,差别税率,实际是回到老办法去了。

这就是《财政税务志》上述那三百个字后边的大风波。

路线斗争虽然是大是大非,可它变不出钱来,钱仍然不够用怎么办?

新任财政部长邓小平的措施也很有个性,一共六条。

"一归口;二包干;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必上缴;四精简人员、严控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严格财务监察。"

语言特点是简明,基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自己抱回去养,吃得起米的吃米,吃不起米的吃糠,养成什么样我不管。完全是邓氏风格。

这六条言简意深,值得多说几句,为各位无米下锅的当家人启发一下思路,做个参考。

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

前任薄一波面临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税源流失依旧,税收不足依旧。一大帮孩子围着一口清汤寡水的大锅稀粥流口水,谁都吃不饱,而且这口锅还漏……

薄一波的思路是堵住大锅的漏洞,各家孩子再把自己兜里的米也放点到大锅里来,大家一起喝。这其实是个负责任的办法,美中不足就是把大家的觉悟想的高了一点。结果谁都不肯拿出米来,还要大骂火头军,老爹知道了孩子们在乱吵一气,也不满意。部长犯了众怒,稀里糊涂弄成了路线错误,下台了。

前任已经倒台,问题尚未解决,怎么弄才能让各方都不嚷嚷呢?邓小平的六条办法是貌似业务办法的纯政治解决方案。

你们不是怕丢权吗?归口!谁的困难归谁自己解决,不要到我这里来吵。

还想要权?包干!给预备费,拿了这点钱自己去找饭辙,省下来的都算私房钱,不必上交。这就是大锅里给每人舀一勺稀饭,谁管你吃不吃得饱?还要糊弄你说你要是有本事不吃粮食,省下来都归自己。

毕竟还有人喊饿。于是新任火头军就开骂了,谁让你那么能吃?要精简人员,压缩胃口!

最后,不是说不尊重中央吗?还不是因为老大也没私房钱花?这好办,留总预备金,老大说给谁就给谁!

根本问题没解决怎么办?

好办,假装它不存在就完了。

把自己手里的权分完,把自己手里的钱送完。你看都是这点钱闹的,没钱就没矛盾了吧,两手一拍,以后我只管监督你们。于是邓大人当了9个月财政部长,从容而去。

这个基本思路和处事方略,以后邓大人还多次使用过。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件事直接让高岗、饶漱石误以为刘少奇、周恩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路线错误,已经失势,于是动手取而代之。邓小平刚刚新任财政部长,地位上升,自然是拉拢的对象,于是去拉拢之,许诺以副总理之位,却不料被邓小平举报,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段大家比我熟悉,就不说了。

最终的政治事件是个大事件,是所谓大阴谋,可是这个大阴谋的导火索,却只是私企挂靠国企揩油税务优惠政策导致的税收不足。

所以什么阴谋论呀大棋论呀,我是不太相信的。很多事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罢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事后再来说自己当年如何深谋远虑明见万里,也无非是些先开枪再去在弹孔周围画靶子的勾当。

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大棋论阴谋论还有个大隐患。这个神秘的思路的另一张脸其实是上纲上线把小事说成是大事,把失误说成是恶毒阴谋,来打击异己。那个著名的弄坏蹄铁输掉战争的铁匠,在这种理论的光芒照耀下,决计逃不掉现行反革命的下场。

三、回归,分家在十月

不幸被禅人大和尚说着了。本来要说分税制,结果发现还是要先说从前,简单理一下社会主义大锅饭是怎么变成社会主义小锅饭和社会主义井田制的,所以先来个间奏。

所谓大锅饭,四世同堂聚族而居,是建立在老子有威信、有能耐,孩子也不能自立的前提下的。民族要独立,个人要解放,从蒸汽时代以来,伴随着张扬个性的思潮,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趋势就是家庭单元的不断缩小,也许连婚姻关系也将走向终结。

统收统支是所有大锅饭体制里最大的大锅饭,只要老子不是最挣钱的那个人,只要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下去。

要维持大锅饭,光靠呼吁孩子们提高觉悟是没有用的,必须有所激励。所以我们新中国这个统收统支体制其实一直实行的是几个变种。

从1959年到1970年,实行的是收支挂钩体制;

从1973年到1975年,实行的是收入分成体制;

从1976年开始,恢复收支挂钩体制;

1980年邓小平复出,财政改革,开始"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所谓"分灶吃饭"。

这都是些什么意思呢?

收支挂钩体制,是按照地方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配。多收说明能挣钱,能挣钱就有权多花钱,算是个合理调整。

怎么个挂钩法呢?是把当地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计算出来,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比方说广东收了1000亿,支出了300亿,比例是10:3,那么下一年度收了2000亿,广东可以自己花600亿。

这个方法有利于提高地方收钱的兴趣,但是且慢……

地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边的诀窍。多收钱固然可以多花,没多收钱而是多花钱的结果也是一样可以多花。

还举刚才这个例子。比方说广东收了1000亿,支出了300亿,比例是10:3,那么下一年度收了2000亿,广东可以自己花600亿。

可是如果广东第一年收了1000亿,自己花了800亿呢?那比例就成了10:8,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那就哈哈笑啦。

于是各地纷纷扩大支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嘛!肉烂在锅里,我们也要大干快上……

这个制度下,沾光的当然是那些支多收少的省市,最倒霉的是那些收得多支得少的地方,比如上海。

所以这其实是个鞭打快牛,贡献越多越吃亏的体制。

这个体制维持了许多年,有不得已的原因。国用不足,强行积累,不敢轻易调整政策是最重要的一条。

收入分成体制是中央和地方直接分收上来的钱,地方分到钱之后自己安排,中央不管地方具体支出需求多少了。这个方法实行的成效不显著,施行时间也很短。

1980年之后,农村大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砸掉了人民公社大锅饭,成效显著。财政当然也不满意各省宁肯围着中央财政大锅喝稀粥也没兴趣赚钱的懒儿懒女,祭起"一包就灵"的法宝,砸掉统收统支大锅饭,开始分灶吃饭。

大致的方法是,地方财政收支自求平衡,不再由中央统一平衡;财政支出由各地分块安排,不再由部门按照条条下达;包干比例和补助金额也从每年一定改为一定五年不变。

中央从指令机构变成指导监督机构,分家时代降临了。

究其实质,这就是邓小平部长1953年6条办法换了个新封面,重新面世。

前边说过,包干制分为6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具体不多解释,只拿上海做个例子。

上海实行的是"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制度的一个变种,叫做"定额上交,超收分成"。财政收入在165亿元以内时,上交105亿(吓人吧!),其余部分留上海本地支配;收入超过165亿元的部分,上海和中央一家分一半。

从这个分法上,就可以看出,上海的收入,对中央财政有多重要,即使他们一年只收了105亿,也要上交这么多,地方一分钱都不能留,中央缺不得这笔钱啊。

由于我国重新进入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时代,1983年开始对工商业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从上交利润改为依法纳税,这就是所谓"利改税"。

从此时起,至1992年,我国税种从7种恢复到20种,"公私一律纳税",薄一波部长1952年的办法也回来了。

回归意味着胜利吗?很难说。

"一轮明月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分了灶,会赚钱的孩子高兴,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不太爱听家长的话了;赚不来钱的孩子不高兴,哭着到家长那里讨补贴,家长也不能看着他饿死呀,只好掏腰包补一点。

那么,家长的心情可谓是喜中有忧。在大锅饭时代,30来个孩子围着锅乱吵乱哭,衣不蔽体,确实够烦恼辛酸的。分灶之后,眼看着能干的孩子不听话,不能干的孩子要揩油,各人扒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替大家庭打算,家长心中又是另一份心酸了吧。

话说凡是大家族,只要族长日进斗金,孩子们都不愿意分家。不得不分家的,其驱动力都是因为核心族长创收能力下降,变成没钱还要唠叨的老不死。没有钱就管不了子孙,只好允许他们各奔前程。这时候寄希望于孩子们各自找饭辙,回家来还孝悌如故,那就太天真了。

分灶吃饭之后,中央到底得了多少好处,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请先看两张表格:

1980年至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与GDP增长对照表

年份 财政收入总额(R) 增速(%) 国内生产总值(GDP) 财政收入占GDP(%)

1980 1159.93 1.2 4517.80 25.7

1981 1175.79 4.1 4862.20 24.2

1982 1212.33 3.1 5294.70 22.9

1983 1366.95 12.8 5934.50 23.0

1984 1642.86 20.2 7170.00 22.9

1985 2004.82 22.0 8964.40 22.4

1986 2122.01 5.8 10202.20 20.8

1987 2199.35 3.6 11962.50 18.4

1988 2357.24 7.2 14928.30 15.8

1989 2664.90 13.1 16909.20 15.8

1990 2937.10 10.2 18547.90 15.8

1991 3149.48 7.2 21617.80 14.6

1992 3438.37 10.6 26638.10 13.1

(ps:拿财政增速跟GDP增速简单对比,曾经被陈经兄指正,本人也已认错。但是财政口确实是这么比惯了,这张表乃是从公开资料抄来,如有不学无术比喻不伦之处,均由相关财政专家负责,嘿嘿。)

1980年至1992年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变化表

年份 绝对数(亿元) 比重(%)

全国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1978 1122.09 532.12 589.97 47.4 52.6

1980 1228.83 666.81 562.02 54.3 45.7

1985 2004.25 795.25 1209.00 39.7 60.3

1990 3083.59 1004.47 2079.12 32.6 67.4

1991 3386.62 1090.81 2295.81 32.2 67.8

1992 3742.20 1170.44 2571.76 31.3 68.7

这两张表所反映的现实,就是所谓"两降两升"。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企业收入不断提升,地方收入不断提升。

分灶吃饭之后,大部分年度里,全国财政总收入年度增长始终在100至300亿元之间徘徊,中央除了自己直接掌握的部分,从地方获得的上交财力每年只增长20至30亿元,而地方支配财力则每年增长20%以上。

孩子们小灶伙食越来越好,老子的伙食水平怎么样了呢?

1978年到1991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8.19%,支出年均增长率8.87%,收不抵支。198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3%,1991年下降到4.34%;1984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0.8%,1991年升到1.1%。13年间,中央政府有11个年度发生财政赤字,要借债度日。

在农业税那个帖子里,我曾经说过,国家的财政和老百姓家里的财政不一样,它不是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种套路,而是量出为入,先决定要办的事,然后再去筹措钱。

中央这些年要养军队,要稳定边疆,要补贴贫困地区,要维持基础科研,要搞重点工程建设,要维持核心国企不崩溃。199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又是四面围攻,要援外以维持几个小兄弟交情打破反华势力围堵,要掏钱孤立台湾反台独。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花钱,这些事,地方是不管的,可又绝不能因为没钱就不办这些事。

为了解决财政困局,中央撕破脸皮,以费补税。先是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开征"预算调节基金",这是个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的东东,就是明说了缺钱做不平预算要搜刮,连名目都懒得想了。

撕开脸皮之后,还要放下身段,除了发行国债向全国人民借钱之外,几年间连续三次向地方借款以维持生计。主要领导到地方坐催借款,不给就不回北京。这些借款既没说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也没抵押没担保。说白了,这都是些借的时候就不打算还的钱,即使是富裕的地方,也很不情愿借。

有句俗话说,没有奶水就没法做娘。现在做父母的不但没有奶水养儿女,还要腆着脸去儿女那里求贷,看儿女的脸色,您说这酸楚滋味吧……

那么,地方各省都是怎样挖空心思,用了些什么手段来跟中央博弈,才战胜薄和邓这两位大师,达到小灶红火大灶冷清的效果的呢?

想要尽可能的不上交,主要有这么几招:

一曰不出头。各地发现收的越多上交越多,收的少了上交也就少,那就决不当先进,能少收就少收。据老部长刘仲藜的回忆,有某个省就公然行文,要求属下控制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不得超过4%,另一个定额包干,超收部分要和中央五五分成的地方,十几年间从来都没有超收过。

二曰深挖洞。少收是为了不上交,绝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为了人民觉悟高到自己不要钱,怎么才能既不上交,地方政府又不少得呢?

先办上一大堆地方政府拥有的大集体小国企,再大肆给这些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也就是藏富于地方了。整个八十年代主要是减免这些企业的所得税,九十年代开始连流转税也开始减免。儿女家里肥狗胖丫头,营养很好,可就是没啥现钱,老爹想分成也没成可分啦。

三曰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生产队里收割过的田地,允许农民家里的妇孺再去捡点收割漏掉的麦穗地瓜,谁捡归谁,不必上交。这个比喻套用到财政税收,基本上就是个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关系。正式收割的稻谷属于预算内,要统一分配,小孩子后来又去捡了几个稻穗,马上抓把干草烤了吃掉,也不算违规。

各地发现预算内的收入要跟中央结算分成,预算外的临时性收入则不必分成上交,于是就想尽办法把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预算外资金1979年是452.85亿元,到1992年猛增到3954.92元。这已经是发展到把该收的稻谷割下来扔在田边,做好记号让家里的小孩子去捡,是以小秋收为名损公肥私了。

四曰高筑墙。各地办自己的企业是为小家置产业,自然就追求小而全,别人有什么企业,咱也要搞同样的企业,主要搞那些短平快项目,价格高,利润大的加工工业项目,客观上就形成了大批重复建设,小烟厂小酒厂遍地开花。这些企业没特色不善经营,赚不到钱怎么办?亲生儿子自己心疼,就利用公权力行文推销,直至设卡禁止外地同类产品输入。

这就是事实上的经济割据。

时代在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家都聪明了,再也不是你上边一忽悠他就兴高采烈地去奉献的时代了。所谓解放思想,放开脚步,无非是"私字当头",各捞自己的好处。您不信?解放思想的若干年里,就没听说谁解放思想是少种自留地,多上缴中央的,都是你不让他违规捞钱的时候他骂你保守。

放开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从经济上看,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放开了沿海省市发展的束缚,国家总体上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这些算是"得"。小河有水,中央依然窘困,不但财政力量没有同步增强,反而丢掉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甚至影响力,诸侯各怀心思,不但跟中央讨价还价,还互挖墙脚,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割据,这是放开所付出的代价,算是"失"。

没有了共同的利益,还会有共同的理想吗?实践的结果好像很不乐观。

分灶吃饭这个新版大包干实施的得失之间,从中央的角度看,经济上全国大发展,中央受益不多,没啥实惠;政治上走向失控和割据,出现地方豪强,大大地不合算。

吃饭问题其实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就没法维持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所以必须改革,强干弱枝。然而这次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就多了,遭到的反抗也五花八门……

(ps:对不起各位,在word里打了一张表格,发出来的时候格式乱了,俺不会调,大家多担待,凑合着看吧)

四、分税制改革,妥协与涅槃

(一)、弊多利少,不改不行。

分灶吃饭给地方带来了经济发展积极性,各地的收入激增,相应的,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中央控制力减弱,算是有失有得。

那么,中央搞分灶吃饭的最初目的是什么?这些目标达到了吗?

按照老部长刘仲藜的说法:

"最大限度地增强经济活力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财税改革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对地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对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不规范的减税让利,再到承包经营责任制即所谓大包干……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但是,包干体制实际结果是包死了中央财政,企业经营执行中是包盈不包亏,结果是国家财政来源没有保障,结果是财源枯竭,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还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国家与企业处于无规则的博弈之中……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就中央财政而言,大包干是失败的,这个基本判断非常明确。

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制定者,其作为可以叫做"一直在改",但是这一次却是存亡之争,"一定要改"了。

中央这次的对立面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绝大部分大企业。瞥一眼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来源构成,就知道如果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让你搞不成任何改革。

其实,早在王丙乾部长期间就进行过分税制探索,还在九个省搞了试点,最终得不到各方支持,无疾而终。

(二)、分税制改革的背景、目标和指标。

税改的基本背景:税改需要在两大矛盾之间求取平衡。一是中央增收直管和鼓励地方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二是既要把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参与竞争,又要继续保证其履行社会义务,维持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力。

有些年轻朋友也许对当时情况不太熟悉,这里对当时的国有企业状况要多介绍几句。

国有企业承包的问题的一面是承包额度国家与企业一对一谈判,过程不规范,结果不统一,执行中包盈不包亏,企业经营不善最终国家买单,政府实际上被绑架。

另一面则是企业负担奇重。国有企业承担着55%的所得税,还要上缴利润,企业留不下钱,发展后劲不足。企业养活着大批在职职工、退休工人、回城知青。在企业办社会的传统下,企业从幼儿园、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等机构一应俱全,实际上履行着社会保障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不承包,国有企业都没有办法与民企和外企同等竞争。另搞一套,又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公正统一法制的基本精神。

税改对国有企业的处理原则,是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营,这是我国建立西方式现代企业制度的起点。这一点极其重要!

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是非观和方法论。借鉴制度而不接受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绝无可能!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说法而已。

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里曾经说过,那些使用现代物理学仪器和实验方法去探测世界,只接受其数据结果而不想去接受现代物理学理念的人,完全是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因为仪器的设计和程序的设计,背后都是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理念体系,这个体系里出来的任何数据结果,都打着体系的烙印。

税改新政有两个目的,同时也有明确指标。

税改的一个目的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采用分税制,中央和地方统一按税种划分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废除财政大包干。

税改的另一个目的是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改革的主方向是减税让利,增加企业活力,推向市场。

具体的指标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分税,中央集中60%左右的收入,中央本级支出30%,余下30%左右的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分配到地方,主要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则是通过降低税负,免除上缴利润等方法进一步增进企业活力,以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一体纳税的统一市场经济体制。

分税制改革于1993年推出,正值邓公南巡方罢。经济发展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这时推出制度性大改革并非最佳时机,然而形势逼人,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虽说是志在长远的百年大计,但是实行起来却是个急就章。1993年6月下决心搞,连空中楼阁都还没有,却要求1994年就实施。方案和人员培训统统一片空白,可火烧眉毛顾眼前,战略目标和战术手段只能一锅烩了。

(三)、分税制改革的基本过程。

认真推行一个新政策,必有三大步骤:造舆论,拿办法,谈价格。

这次干了些什么活呢?

理论准备,造舆论。

最基本的舆论准备就是基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江泽民在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央抛出的重要理论武器,是胡鞍钢、王绍光的《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简称《国情报告》)。

1993年5月,胡鞍钢从耶鲁大学经济系返回中国,6月中旬,王绍光从耶鲁大学政治系返回中国,两人就此报告做学术演讲并向中央有关部门介绍要点。6月22—24日,财政部就在门头沟的龙泉宾馆召开会议探讨分税制改革,部分地方财政厅长和预算处长参加,部长刘仲藜主持。会议上常务副部长项怀诚手拿笔记本,亲自介绍该《国情报告》。

这个《国情报告》共分六部分。国家能力;中国国家能力变化;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国家能力下降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途径和建议。

有了这个报告提供的理论依据,紧锣密鼓的大造舆论,定向吹风和其他相关预备工作立即开始了。

拿办法。整个1993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夜间灯火通明,加班不断,国税总局甚至把干部分成"业务班子"和"改革班子"两套。

1993年7月底,第一个方案出台: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为中央税;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作为共享税,地方得到10%~20%,中央得80%~90%。该方案中央将集中超过全国60%的财力,遭到发达省份强烈反对,胎死腹中。

1993年8月底,妥协方案出台:消费税归中央;增值税作为共享税,中央得75%,地方得25%;资源税暂作地方税(后改为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归地方);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征收;其他税归地方;以1992年为基期年(即以1992年财报为准)。该方案中央将集中全国57%的财力。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800余字论述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三条:1、包干改为分税,中央和地方分立各自的税收体系;2、改税制,推行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3、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

基本框架就此确定。

如果说包干制的方法是各省交公粮养活爹娘的话,分税的办法,就是自己直接去孩子们的粮袋子和菜篮子里去取,可以保证自己的伙食不会比孩子差。

这说明中央政府不再相信地方的觉悟,不再唱什么"全国一盘棋"的高调,而是把地方当作了平等对手。

谈价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包括拉同伙,也包括瓦解敌军,也包括跟死硬分子妥协。

大家各出法宝。

上边呢,主要是靠尚方宝剑,讲政治,讲觉悟……

下边呢,主要是靠"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讲特殊,摆困难……

这是个锱铢必较的争执,大家很有耐心地磨呀磨……

中央地方的谈判,在收入划分、基数、返还比例和基期年度选择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节节争夺。

收入划分,主要是前边说的,先搞一个激进版方案,然后再讨价还价有限后退,地方就感觉舒服了很多。

根据刘仲藜部长的回忆,收入划分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确定的:

"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种如营业税划分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追求GDP,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和盲目建设,对国家控制的产品由中央征收消费税;对加工制造业(当时最红火)的流转税,地方独享的增值税实行共享,中央拿75%;为体现资源国有,中央要分享资源税,但是由于资源主要来自中西部穷省,这些省本身都是贴补对象,把资源税几乎全留地方,中央只保留海洋石油资源税"

"改革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是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能影响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这样生产型增值税比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完成任务;二是1993年投资失控,消费型增值税恰恰会刺激投资,与紧缩政策不一致。"

"增值税税率,财政部原定为18%,是按照改革后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则,对完税额高达80%的3.8万家大中型企业统计测算出来的(当时已开始在业务中使用电脑部分开展了财务电算化)。改革前征收产品税,名义税率8%,实际税负6%,增值税定为18%,相当于企业缴纳6%的产品税,企业税负不变。"

但是企业主管部门不同意,要求增值税税率定为16%。

理由呢?不需要理由,人多势众就是理由。你有千言万语,我就一句话"会影响企业生产积极性,企业不接受"。

不讲理?就威胁你了,你怎么着吧。

于是财政部和经贸委就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吵。终于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受不了了:"我们不扯了,刘仲藜你当召集人,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一个,国家税务局金鑫局长一个,你们三人小组去商量后报给我,我再拍板决定。"

刘仲藜说:"我就把他俩请到我的办公室商量。我说,这个不要争论了,复杂问题简单化,我退一步降到17%,你们也退一步,由16%增到17%。他俩说,好吧。第二天就报给朱副总理,朱副总理说,你们三人都通过了,我没意见。"

然后是征求各地意见。

上海最细心。财政局长周有道把这个税率拿到企业去模拟,看看比原先交产品税的时候税负变化如何,模拟的结论是实缴6.7%,比原来的产品税率8%明显下降,(还记得前边刘仲藜说18%的增值税率相当于6%的产品税吗?上海模拟的结果是17%的增值税率相当于6.7%的产品税率。嘿嘿)于是回复财政部说是对税率没有意见。这也为财政部的立场提供了新弹药。

增值税率就此确定。

税率风波初定,接着抠细节,扯进项扣除。

增值税需要扣除进项,只对增值部分征收17%,于是财政部指出别看17%数字吓人,扣除进项后其实没多少,还是很体贴企业的。

这人哪,就是不能得了便宜卖乖。电力部门当即跳出来了:水力发电的水是天上落下来的,老天爷不给开发票,没有进项可扣,17%的增值税可就是扎扎实实地增加负担啦。

于是财政部赶紧对县以下小水电出台微调政策,作为妥协。

然后科技部门提出科技产品进项很大一部分是无形资产,很难量化,但不扣除而直接按照销售收入征税的话加重科技企业税负,不利于技术进步。于是再给一个微调。

类似的调整政策有多少?在1994年一季度,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为类似的微调共发文84个,几乎一天一个文件。

返还比例。上划中央的增值税,其增长部分按照1:0.3返还各省。这个返还,中央财政原打算全国平均分配,大致就是中央先全部收上来,然后把该返还的部分,比如1000亿元,除以29个省市自治区,大家分的一样多。这里边有一点劫富济贫的意思。

被济的穷省很高兴,被劫的富省可不乐意了。谁的意见更重要呢?当然是富省啦,富省如果没积极性去赚钱,穷省可拿什么来分呢?

为了鼓励增收,返还政策改为额度与各省增长挂钩,多增长多返还,不增长不返还。

这下对增长不抱希望的省吃不消了。

因为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黑龙江财政厅长曹广亮起初坚决不同意挂钩,后来是商定有困难单独补贴这才勉强同意挂钩。

基数。基数其实就是各自的底线,不管怎么分割共享,方案出台一定要满足两个要求:地方的生活水准不能下降,原来吃多少还要吃多少;中央的收入不能少,钱不够花不行。

对地方而言,改革不能让地方收入下降,分成后,地方的总所得额不能比基数少。越改越穷,谁都不会接受。

那么就要采用返还的概念。

设地方去年总收入10亿,以此为基数,中央地方三七分。

那么今年收入还是10亿的话,地方分得了3亿,中央有义务从自己的分成里返还给地方,补到10亿,也就是返还7亿。全都还给地方了,跟没改一样。

如果地方今年总收入上升到20亿,那么地方得30%,是6亿元,中央需要补给地方4亿元。地方才能达到10亿的基数。这样中央实得10亿,地方实得也是10亿。

对于积极收税,收入增加速度比较快的省市,中央还会从自己的收入增加额里拿出一个与地方增速挂钩的比例做奖金奖给地方。

项怀诚制定的方法,是按照1:0.3奖励返还。

这样的话,就刚才的例子,地方总收入上升到20亿的话,中央得10亿,还要再返还3亿奖金。总算下来地方得13亿,中央得7亿。

如果地方收入达到30亿,增长20亿,则地方本来就有30%的分成10亿元,中央不需要返还。但是中央需要在增加额里按照1:0.3给地方发奖金,再奖励6亿,这样地方总得16亿,中央得14亿。

所有这些,都以基数为基本依据计算。基数越大,地方越沾光,没有基数,就啥都说不清了。

基数就是这么重要。

地方的伙食水平不下降,那么以哪年为准呢?这就要选定基期年。

基期年也就是基准年度,这一年的蛋糕有多大,地方吃多少,以此为准。选哪一年合适呢?

按照惯例,只有两种选法,或者取几个历史年度来平均,或者直接选上一个已经决算结束的财政年度作为基准。1980年是按照1979年底电报数为基数,1985年是以1983年决算数为基数。

这有什么可吵呢?财政部就是打算直接以1992年为基准年度的。

然而不。大跃进之后最壮观的"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闹剧上演了。

由于经济过热,各省1993年的收入都不错。广东算了一下,如果以1992年为基数,与以即将结束的1993年为基数相比,执行8年,到2000年,广东地方将少收入至少600亿元。

于是广东提出要以还没结束的1993年为基期年。

指青苗算收成,这不但是个荒唐说法,还很难实施。1993年的年报,要到次年4、5月份才出得来,这个帐来不及算。事先确定基期年,也给各省作弊注水提供了方便。财政部坚决不同意这个搞法。

广东拿什么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呢?

还是老办法,经济问题政治化。

广东提出:邓小平同志以前要求我们20年之内赶上四小龙,2010年必须完成任务。广东财政如果按照1992年为基数来计算,上交太多,没有办法完成邓小平的指示,这个政治责任,广东负不起。

广东又提出:邓小平同志南巡,是政治意义重大的大事。南巡讲话发生在1992年上半年,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是在1992年下半年,在财政收入上是在1993年上半年开始反映。假如以1992年为基期年,就是故意不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成果包含在基准之内!

这个大帽子一扣,上上下下顿时鸦雀无声。

9月13日朱镕基常务副总理率领60多人赴广东调研,废然而返。

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要换取机制转换,并准备发行1000亿元国库券以弥补1994年可能发生的财政赤字。

9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珠岛宾馆中南西南10省领导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以1993年为基期年。

项怀诚部长事后曾经回忆,当时他和刘仲藜部长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1993年为基期年的决定是持保留意见的。当然,后来他也认为这是必要的妥协。

9月没有结束,还剩下一天,当月收入尚未报结。地方作弊灌水的动作可以有多快呢?

9月当月,全国就有4个省当月增收超过100%。

1993年截止9月份,海南增长102%,广东增长36%,上海增长30%。

1993年全国合计,9月份增长51.8%,10月份增长62.5%,11月份增长86.1%,12月份增长121.3%!(按照刘仲藜部长的回忆,这几个数字中。地方财政收入在这四个月里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150%。)

这个增长,光光靠各地财政是玩不成的,这要政府号令,全体动员,为自己的家乡争好处才行。我所知道的某省,就是常务副省长直接从曾培炎那里打探到消息,财政厅从部里打探到消息。两相印证之后,星夜动员,省委省府值班室紧急通知,所有市县书记市长带财税领导一起来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各出奇兵,行政税务手段一起上,财税收入噌噌地就上去了。

到1993年年底,全国财政收入达到4348.95亿元,比1992年的3483.37亿元猛增900多亿,其中要返还地方的高达600亿元。换言之,如果1994年的财政收入比这个灌过水的1993年收入增加不到600亿元,中央还要倒贴。

各地作弊灌水,中央自然也不会逆来顺受。大权在手,这就组织专项财务大检查,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虚收过头税,严肃纪律,压缩水分。

说来蹊跷,检查组忙了一圈,在江苏只查出2亿元虚收,在云南只查出6500万元虚收,在浙江不但查不出虚收,反而查出绍兴尚有5亿元应收税收尚未征收入库。

原来自从紧急通知一下达,各省干部群众觉悟忽然大大提高。把死欠收起来的;向银行大量贷款缴税的;把历年向各级政府争取到的优惠政策全部放弃,补缴多年优惠部分税款的;甚至有已经倒闭多年的企业,也忽然复活过来主动缴税。

这真叫再狡猾的鬼子也斗不过共产党,何况老子跟儿子斗呢?我就没听说哪个老子在跟儿子斗争中成功过的。

现在说起来可以付之一笑。在1993年底1994年初,财政部可是愁云惨淡。

经济过热已经在政策紧缩了,刚出台的税制改革又碰到各地疯狂灌水做大基数。改革后能不能收得上来?会不会增长?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都在未定之天。

刘仲藜部长回忆说:"我担心方案中存在遗漏的问题或者不合实际的问题,而财政制度、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又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堆积起来又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包括:新财税体制把经济搞下来啦,新税制推动通货膨胀啦,税金收不上来,国家出现支付危机啦。这几个问题无论哪个都是天大的事,都会造成财税改革胎死腹中,都会对党的执政能力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发生这种情况,第一个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是我……"

关于承担责任的这一句话绝非虚言,以1993年为基期年搞出来的事端,虽然责任不在刘仲藜,他也不同意这个搞法,但出了事情肯定只能是他一个人兜着。1952年的薄一波部长就是例子。后来的国税总局局长金鑫,也因为出口退税问题背了黑锅,黯然去职。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当时,全国财政非常困难,中央财政尤其拮据……推出财税体制改革有大风险,而改革方案又由分步实施改为一步到位,培训、准备又十分仓促,能不能按照预想把钱及时足额收上来,保障政府的正常运转,成了1994年一季度尤其是一月份关键的关键……"

为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刘仲藜部长找到朱镕基,请求批准财政向人民银行临时借款。朱镕基当即批准借款120亿,存在中央金库,时限三个月,专门用于可能发生的支付危机。当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本来是明确宣布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借款弥补的,这时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1994年的2月8日,大年三十,一月份财政快报出炉。一月份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多收106亿,增长62%,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税款也都按照新规定上缴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值班的项怀诚副部长收到报告后,立即向正在北京慰问财税干部的刘仲藜部长报喜,并且要求取消每年初二初三必开的财政部党组会,大家放松过个好年。刘仲藜当即同意,第二天就赶到国务院向领导报喜,赶紧归还了借来的120亿元。

项怀诚手迹

当年,中央财政多收了900多亿,算是初步成功。此后又分设国地税局,1994年德宝饭店会议,项怀诚部长又主持设计了两项重大调整,以保证中央收入,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些大事里边,都有不少讨价还价,但是再也没有像确定基期年那样的委曲求全事件了。

分税制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滑势头,1993年-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22%提高到54.1%。

分税制改革最终实现的内容,按照刘仲藜部长的说法,包含五方面变革: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2、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调整;3、增值税与所得税两个重要税率的确定;4、国税地税两个税务局的分设;5、返还比例与各省增长率挂钩和保证基数两项重大政策的调整。

刘仲藜手迹

(刘仲藜部长的回忆可参见他的回忆文章《财税改革的历史机遇》,以及《分税制改革内情》)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央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忽而强硬,忽而妥协。按照朱镕基自己的说法:"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

对于这么一个强硬干练爱憎分明的人,也真是难为他了。

我的看法,分税制改革是分水岭式的大事件。通过这个改革,中央夺回了大头,也就夺回了经济话语权。由此,中央政府不仅仅政治集中,而且实现了经济集权。所谓诸侯经济,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藩镇割据威胁逐渐解除;曾经甚嚣尘上的联邦制改革之路,从此关上了大门,整个国家重归大一统的中兴之路。

这条道路会通向何方,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功过利弊,也不是我们评论得了的,但国家不会走向分裂,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前景。

打个比方说,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避开了晚唐的割据结局,这就是它的核心意义。

预告:在全社会都在大搞加工业的时代,分税制改革分的是流转税。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大家都赚钱,腰包鼓了,国家就开始盯上所得税,这其中的折腾,就是下一节的内容。

五、2001年所得税改革,政治还是经济?

国家的钱是永远都不够花的。

在全社会都在大搞加工业的时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分税制改革分的是流转税。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大家都赚钱,腰包鼓了,国家就开始盯上所得税。

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国际的基本形势是:国际上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围堵和压迫;国内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始终摇摆在50%左右,并没有真正夺回发球权。

为了打破围堵,需要向西和西南实现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陆上突破;为了维护统一,实现均衡发展,需要对中西部予以扶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此展开。

这是国家大事,要中央花大钱,中央财政也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政话语权,所得税制改革应运而生。

不是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可以控制全国财力的57%吗?怎么又成了徘徊在50%左右了呢?

原来,分税制改革之后,起初中央财政的窘迫局面初步打破,地方财政倒有些吃紧的迹象。

以前说过,大包干时代,地方财政为了不上缴,大办加工工业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减免税和补贴来逃避上缴,企业亏损与否不太重要。分税之后,地方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背这个包袱,就吃不消了,不得不让这些企业大批破产或者改制。往好处说,这客观上促进了企业机制转换。

地方钱不够用了,自然要想辙。

在分税制的新体制下,怎样才能多搞点钱而又不上缴呢?

主要是四大手段:

一是挖潜力,加强地税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契税,通通应收尽收。

二是甩包袱,地方原属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凡属亏损的都转制破产,卖光送光。

三是做生意,就是所谓"经营城市",主要以卖地为第二财政来源。

四是小秋收,开动脑筋在其他非税收入中扩大财源,什么经营权出让之类。

地方这样干的结果,中央财政就只在1994年那一年财政收入比重达到55.7%,高兴了一年,之后7年又降到50%去了。

1993年到2000年这7年间,企业效益开始凸显,国民收入增加比较快,大家都赚钱了。而且,这时候第三产业逐渐成了气候,不需要制造批发零售有形产品也可以赚钱,所得税增长的速度就超过了流转税,成为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税源。

199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25.5亿元,地方企业所得税293.3亿元,不值一提。

到了200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510.2亿元,增加2000.78%;地方企业所得税1005.5亿元,增加342.8%,这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小数字了。

见财起意,中央财政开始动脑筋在所得税上做文章。

如果说在流转税上做文章是"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种雁过拔毛手段的话,那么在所得税上做文章就是"你赚钱,要请客"直接分肥的把戏。

投石问路,先来个小动作。

1999年11月1日,开征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税。这本来属于个人所得税,是地税征收范围,然而中央却将其列入中央收入。

这个税既小得可怜,又是由银行代征,各地税务局谁也没当回事,没把它当做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来对待。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利息税金额虽小,却意味着个人所得税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

看到大家没什么负面反应,2001年财政部就上报方案要求实行所得税分享的改革。

2001年10月17日,李岚清批准财政部方案后,召开30个省和6个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会议。项怀诚部长宣布所得税分享方案:中央与地方分享两个所得税,比例为中央75%,地方25%;或者中央70%,地方30%,要求地方财政厅局长回去汇报,限期书面答复。

板刀面还是馄饨面,你们自己挑!

八年河东,八年河西,进入21世纪的中央政府,已经是强势政府。今非昔比,用不着忍气吞声一家家跟诸侯商议了。对比1993年税制改革,如在梦中。

地方上都乖乖地在五天内书面答复。内容还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一套把戏:"坚决支持中央决策,不过我们家有点具体困难……"大致上还是两个要求:增分享比例,以2001年为基期年。

地方既然这么乖,总理决定让点甜头,给识相的诸侯一个作弊的机会放放水,同意以尚未结束的2001年为基期年。

项怀诚部长却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所得税弹性很大,作弊空间也大,1993年殷鉴不远,不宜重蹈覆辙。

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会议的休息时间,朱镕基找到正在散步的项怀诚,说是决定以2001年为基期年。理由很有意思:1993年那么困难我们也搞成了,现在经过"三讲",干部觉悟都提高了,应该没问题;再说已经11月中旬,想来下边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不好说这是个过于轻率的决定,但肯定是个过于自信的决定。

11月14日,朱镕基亲自在国税总局副司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以2001年为基期年,并且发狠说:到年底还有一个多月,如果有人造假,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打击!

11月23日,财政部预算司张弘力司长主持布置所得税改制工作。

12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

很明显,与1993年相比,这次改革,从中央到财政部,心情放松得多,规格低得多,措施简单得多。

然而,中国财政是个靠基数说话的体制。利之所在,水火不辞,刀兵不避。

11月份,地方所得税增收139.4%!

国税总局不得不在12月3日紧急下发《关于作好2001年12月份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遵守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原则,严禁各级违法多征、虚征、混淆税款入库级次;前10个月按季征收的,不得改为按月征收;预缴税款数额要按照前10个月的办法确定;应该于2002年以后征收的税款,不得提前入库。

12月10日,国税总局召集10个主要省市座谈,金人庆局长亲自苦口婆心劝各地不要乱冲基数,并再次传达了朱镕基的警告。

然而,继11月各地基数高速增长之后,12月份地方所得税收增速继续狂涨不已。

12月未结束,仅仅上中旬的数据,地方所得税征收完成137.82亿元,同比增长187.1%!

雪崩一来,排山倒海。

12月上中旬所得税增长超过100%的省市依次为:江西省增长816%,宁波市增长708.7%,河南省增长609%,广西增长597.7%,青岛市增长577.2%,内蒙古增长496.9%,浙江省(不含宁波市)增长467.5%,宁夏增长462.2%,安徽省增长404.5%,贵州省增长376.5%,新疆增长352.9%,吉林省增长314.8%,山东省(不含青岛市)增长235.6%,天津市增长230.1%,江苏省增长223.5%,重庆市增长197.5%,湖北省增长179.2%,河北省增长173.3%,甘肃省增长167.4%,大连市增长164%,山西省增长155.7%,云南省增长142.8%,湖南省增长128.6%,陕西省增长104.6%!

面对如此局面,财政部束手无策,只得于12月29日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直接干预。

国务院连新年也过不好了,径直于2002年元旦当日,以1号文件转发财政部《关于2001年11月份和12月上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的报告》。重申纪律之余,严厉警告说2002年1月份就将派出调查组组织专项检查,一旦发现弄虚作假,不但要扣减基数,还要严肃处理责任人。

法不责众。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又没往自己腰包里塞,怕什么?乌纱帽也是当地政府管的,又不是你朱镕基管,为了本地利益,个人摘了乌纱也不怕,当地领导兜着,决计吃不了亏。

1号文件下发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001年第四季度,全国企业所得税平均增长111.4%,增幅最高的省增收700%,全年平均下来,增长62.7%。

事实给了相信"三讲"威力,相信干部觉悟,实则是过于自信自己权威的国务院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2年1月收到报表的总理,恼羞成怒之余,年也不过了,立即派审计署赶赴各地专项检查所得税征收问题,要求对违规人员严惩不贷。

1月15日起,财政部和审计署倾巢出动,派出16个审计特派办检查组和19个财政专员办检查组共计1500余人。除了西藏没去,到35个省市专项检查了一个月。朱镕基对检查结果很不满意。财政和审计只好过完年再出发,对这35个省市进行了全面检查了半个多月,期间各地至少有上万名财税干部配合调查核实。

检查梳理到五一节前,总算有个结果,查出256亿元不正常收入,占增收总数的40.6%。财政部据此提出了处理建议。

估计是想起了1993年忍气吞声的往事,旧恨新仇涌上心头,这次朱总理坚决不肯饶过这帮家伙,拒绝接受财政部的处理建议,一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定要处理到人。

说起来,政治人物的特点就是一切问题都会被他弄成政治问题,然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也就是整人。政治人物在他的生涯里有时会被人整得很惨,这绝不意味着他会从此厌恶整人,恰恰相反,他有了机会的时候,整起人来,多半比他的对手还要狠。古今中外的历史,不厌其烦地重复证明着这个道理。

2002年的春天,经济问题又一次政治化了。

事后看来,事件的起因是双方判断失误的合成结果。

地方凭着1993年税改的老经验,以为依旧可以先搞既成事实,法不责众,逼迫中央追认,忘了现在已然是强势中央。

总理强势了好几年,雷厉风行,予取予求,感觉好得很,完全想不到底下会公然叫板。

一大帮串通作弊的小学生面对着一个抓狂的班主任,怎么收场呢?

班主任虽然抓狂,权威一定要维护,但是也不能真的把全体学生统统开除,那样你去当谁的老师呀;学生沉默不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谁也不主动自首认错,说实在的,当过学生的都知道,这时候也没法单独出来认错了。

这种其实是听天由命的沉默又被老师认为是坚持对抗,双方这就掐上了。

原来不同意以2001年为基期年的项怀诚,这一次是当打手呢还是当和事老?

一个好干部,就要对工作负责,做好本职该做的事。不能因为当时我正确,你们领导一意孤行弄砸了,我就不来收拾残局。也不要再去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英明,你们领导如何如何愚昧。秋后算账的事总是不可避免的。

"公门里边好修行。"项部长提出经济问题经济解决,不要上升成政治运动,弄得腥风血雨。

这是好心,要设计一个台阶让大家走下去。具体怎么做才能把事办好,得到总理认可呢?

好事办好不容易,有一套太极拳要打。

于是项部长就跟张三丰似的,于大庭广众之下,掐架的两帮人之间,行云流水,一招接一招,圆转通融地练将起来。

首先是不承认地方报上来的2001年基数,但是也不说为什么不承认,不去指责地方恶意欺骗中央,不追查责任人。那么以什么为基数呢?是以2000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实际为基准,乘上一个不太离谱的增长率,推算出2001年的基数。这个算法符合国务院文件精神,总理就有了面子。

其次是一股脑搞了八个不同的处理办法,接二连三地报给总理,显示出我们很认真用心解决问题。同时也给他机会研究比较一番,弄死领导几个脑细胞,消磨一下领导的火气。

再其次就是选择时机。趁着陪朱总理视察长江大堤,总理心有旁骛的机会,6月12日项部长在安徽铜陵报告解决方案,总理基本同意。于是项部长摸出随身的计算器就开始算账,搞出了两个互为补充的公式。具体公式就不说了,挺简单也挺巧妙。

趁热打铁,两天后,6月14日总理办公会议通过该方案,又过一个星期,6月21日财政部就召集各地财政厅局开会,推出基数的两种算法。算下来,核定后的2001年增长率为35.6%。

如果说1993年基数是忍气吞声的结果,这一次可以说是以假对空。你们既然作假,我就凭空算一个基数出来。家家都有计算器,不信算数不如你。嘿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做好事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护好自己。做好人可以,当烈士就没意思啦。

为了保护自己别给人抓住小辫子,反而弄得擦屁股的人不干净,这次会议,财政部拒绝发放书面的领导讲话稿和会议资料,只给各个省分别发了一张试算表格。各省厅局长回去之后怎么跟省长书记汇报,那就看大家的才华。反正我财政部是给大家擦屁股的,擦成这样,已经很仗义了。

于是风波平定……

反过来说,假如项怀诚部长不主动出头打圆场,用经济方法解决这场风波,事态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首先,这时候的强势中央肯定无法接受800%增长这种离谱增收,一定要找茬收拾人,下边这些个财税局长多半都没有好果子吃。可是如果把这次违规的干部都处理了,那以后谁来替你收税呢?

其次,这些干部也是挺可怜,两头不是人。为地方工作是他们的本分,听本地领导的话也是应该。如果别的省都超收,自己不超收,算是无能不尽责,跟当地交代不了;超收了不能自圆其说,违反制度和财经纪律,跟财税系统上级交待不了。

再其次,缺一个台阶。朱总理已经判断失误,雷霆震怒,已经走在大清查严处理的道路上,自己是没法自找台阶下场的,总不能说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这么偃旗息鼓,必须有人给他铺这个台阶;底下收税干部已经超收,中央不接受,三轮大检查,事实俱在,难道要自己自首说我弄虚作假?还是硬着头皮不认账?

所以项怀诚部长这个台阶铺下来,是一件大大的功德。无怪乎地方的许多财税局长说项部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家全部解脱,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呢。

综观1952年税改,1993年税改,2001年税改这三次变革,都是在政治形势驱动下的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1952年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搞得血雨腥风,全面倒退;1993年是政治需求向经济低头,委曲求全;2001年是差一点点就经济问题政治化,最终和平解决。这从另一个大家不注意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上纲上线,整人整死的斗争哲学已经不再时兴,中国进入商业社会,大家靠资本说话,为利益商量,谁都不愿意见血了。

选择这三次税改来介绍,主要是提供个看问题的视角,如果能对大家的思考有帮助,幸莫大焉。

(注:改革开放没几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各方的数据已经千奇百怪,互相对不上号。本文以上文字里的数据,如非确有另外的准确来源,一律引自《中国财政五十年》和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事件经过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内容,首先以当事人回忆文章为准,其次以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为准。至于本文离经叛道的观点,均不由上述两书的作者负责,本人亦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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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中国水价

核心提示: 卡车司机一边飞速行驶在美国95号州际公路上,一边哀叹高昂的柴油价格。他可能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导致他开支增长的原因是中国的水资源被错误定价。但事实就是如此,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间接造成柴油发电机的使用增加,反过来又拉高了美国柴油价格。
 
原文:Why We Care About the Price of Water in China
译文: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中国水价
作者:  Peter Orszag
时间:2011年7月7日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及校对

卡车司机一边飞速行驶在美国95号州际公路上,一边哀叹高昂的柴油价格。他可能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导致他开支增长的原因是中国的水资源被错误定价。但事实就是如此,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间接造成柴油发电机的使用增加,反过来又拉高了美国柴油价格。

更为灵活的定价可以有助中国 -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 避免水资源分配等其它问题,并减轻一些负面影响。

在中国,燃煤发电居首位。水力发电则位居第二。显然水在水力发电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但是燃煤发电也需要大量的水,从原材料的开采、加工到电厂的燃烧冷却都需要水。 2010年,中国燃煤发电使用了超过30万亿加仑(114万亿升)的水,约占全国总耗水量的20%。中国水利部称,在未来的十年间,全国新增的水需求量中,大约40%将与煤电有关。

这种事态的发展将恶化中国已严重短缺的水资源。中国约占全球淡水消费量的15%。然而中国的水资源供给是有限的,而且水污染是一个明显的威胁。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此外,总水资源量中约80%位于长江以南,但全国只有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那里。因此,北方水资源长期短缺。而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居住了超过40%的全国人口,但只拥有不到15%的水资源量。在该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国际最低标准的四分之一水平。

污染破坏

大面积的污染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情况。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地下含水层中,有大约90%已经遭到污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三亿中国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除了这些挑战之外,今年还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据估计这是近五十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了40%到60%,这意味着水电站的发电量减少,而且水量不足以支持一些煤电厂。因此,中国人不得不依靠柴油发电机为电网提供电力。这反过来又使得官员禁止柴油出口。

这使得95号洲际公路上的卡车司机的成本增加。

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大致上有三件事情可做。

首先是减少中国的水污染并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一些科学家称,气候变化搅乱了降雨和降雪的正常模式,从而增加了中国的水供给压力。

二是通过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增加中国缺水地区的可利用水资源供给。位于渤海西岸的天津滨海开发区,中国投资了120亿元人民币(约合19亿美元),采用最新的以色列技术建成了海水淡化厂。此外,国家正着手进行世界上最大的引水工程,通过三条水道将一部分长江水引到北方。

提高价格

但是最有希望的也许是第三个解决方案:更好地对现有水资源进行定价。水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商品,但在大多数国家,它是免费的,好像一文不值。

在中东的沙漠国家阿曼,水资源极为稀缺,所以比起别的国家,水更有价值。在那里,农民们进行水权交易。正如雀巢公司董事长彼得包必达( Peter Brabeck-Letmathe)指出的,缺水的农民最能理解水的价值。包必达在麦肯锡季刊采访中说,通过可交易的水权或其他机制为水资源定价"是一种促进高效用水,极有力的激励方法。"

学术文献也证实了他的观点。2007年7月,耶鲁大学的Sheila Olmstead和哈佛大学Robert Stavins在研究中发现,相比限制为草坪浇水和补贴节水龙头等不与价格挂钩的保护方案,使用价格手段来管理水资源需求事半功倍。

然而对于高水价,许多批评人士认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将受到不公平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以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最能成行的定价方式是免费提供每天的日常生活基本水量,如洗衣做饭,然后对超过基本水量的用水收取水费,而且实施阶梯水价,即费率随着用水增加而上升。

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只要服务质量好而且价格水平可以接受,"中国民众愿意为水资源掏更多腰包,然而目前中国的水价仍然过低而不能确保有效用水,也不足以维持供应。较高水价将使促使人们既减少浪费,又改善在各个用水部门(包括能源部门)的水资源配置。它还将鼓励将更多资金投向海水淡化和其它增加水供给的措施上。

如果中国根据供给需求,更加积极的为水资源定价,它可以教育美国,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分析师 Deane Dray,写过一篇名为"水从未被有效定价"的文章。在美国,水一般会获得大量补贴,其价格没有充分与使用量挂钩。

正如我们为碳排放定价以应对气候危机一样,我们也需要为水定价以避免水源危机。只要我们有政治勇气来改造这个机制,市场的力量就可以为环境创造奇迹,。

(Peter Orszag 是花旗集团全球银行副主席,也是奥巴马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前主任,是彭博观察的专栏作家。本文为作者本人表达的观点。)

柏蔚林:美国不是天堂,但却是穷人能活的地方

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相当火爆的话题,就是中美两国的物价,到底谁高谁低。我也曾经稀里糊涂地加入了一次论证,还提供了一些当时的日常食品数据。记得大家的结论就是,好像还是美国的物价水平低一些。这个话题冷了一阵了,又有人把它提起来,只是观点不同。这次是认为中国的物价远低于美国,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成本低。那么几篇文章看来看去,连我自己都晕了,似乎都有点道理。但是以我在美国生活这些年的经验,就那么几个商品物价数字根本无法说明问题,而拿GDP、国际元之类的大帽子来代表消费能力更是缺乏说服力。刚来美国的人,很多都被美国的物价吓着了,因为大家都用人民币换算一下,就发现一切都贵的要死。但后来有了美元收入,才感觉到美元还是很经用的,总体感觉物价水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尤其是外国货到了美国都是便宜货,更让中国人感到巨大的反差。而且很多人在经历了一段美国生活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在美国生存真的很简单,没有谁真的活得很惨。现在看一看这些关于两国物价对比的争论,很清楚,对于两国物价的关心,其实是对两国生活质量的对比,但文章的作者很明显对于美国社会的生存方式并不了解。要知道,商品价格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有一次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聊天,当有人提起自己的孩子刚刚进了幼儿园,就有人追问,'那你有没有缴纳城市增容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学校赞助费、外来生借读费'。记得当时还提到有几项费用,但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当时就全场哄堂大笑。笑归笑,谁都知道,这笑声里有着中国人多少的无可奈何与苦涩。但是我在美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些针对外来人口的限制。美国没有户口,在他们看来,那等于是种族隔离制度,而迁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搬家,只要找好住处就行了,如果租房,合同一签,有了地方上的地址,就算是在当地正式落户了。然后给电话公司和水电公司一个电话,接通服务。唯一需要和政府打交道的事情,也就是转换一个驾照和车辆登记而已。我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听说现在驾照管制比较严格,就拿了一堆的身份材料去了警局。结果一个大娘只跟我要了以前的驾照,顺手就办了新驾照,一个问题都没问。小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那就去上学好了。有两种选择,要么本地校区的公立学校,免费,要么私立学校,费用较高,取决于家长自己的决定,从不需要考虑身份的问题。即便就是非法移民的孩子,只要是校区范围内的,也不会有问题。学校的原则是学区里每一个孩子都不能被落下。简而言之,美国的社会管理是很宽松的,从来也没有要"大力加强"的意思,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

在当地落户之后,下一件事可能就是找工作。美国人很多都是这样,尤其是单身者,往往会事先根据一些信息,搬家到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地方,然后开始寻找当地的工作机会。以前有一次去购物,一个服务员看见我衣服上的图标和文字,就问我是否从某地来,并说她打算搬去那边,还问我那边生活成本如何等等。我当时很有些感慨,这不就是在深圳最近被清理的,那8万"没有正当理由"存在的人口吗?在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之前,这些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较空闲,收入有限,甚至坐吃山空。这个时候,如有必要,就可以申请各种补助,比如政府的水电气补助、甚至直接的现金补贴。如果是学生,经济来源有限,还可以申请一些社会上专门鼓励年轻人上学的民间基金。这些资助都是以收入为标准,只要收入低于一定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理想的工作一般不会很快搞定,所以很多人就先随便找个工作,有一份经济来源,然后骑驴找马慢慢来。对于愿意做小时工薪工作的,一般找人广告就在门外挂着,你有兴趣,进去谈谈就行,很可能几句话下来,就有了一份临时的工作。一些较大的店家,如沃尔玛或者山姆俱乐部,门口就是工作申请处。由于各州都有最低工资水平限制,只要能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生活就能基本稳定下来。有一次去一家电器店,跟销售经理聊了一会儿,得知他太太不工作,就在家里照看两个孩子,全家就他一个人的收入即可维持。当时我是有些惊讶,觉得不大可能,但后来对于美国的社会福利有所了解,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我现在的邻居也是全职妈妈,先生是附近一家大商场的普通员工。此外,由于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各种临时雇佣机会也极多,网上随处可见。当然,同样作为"法治国家",我在美国从没有听见"讨薪"一说,更没见过要特警往上冲。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搬家、找工作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健康问题。一般而言,只要有正式的工作,雇佣合约往往包括医疗保险。有病看医生就行了。但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雇主不负责医疗保险,需要员工自己解决。有些人年轻,就往往选择自己扛着了。但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就不得不去医院看急诊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急诊室必须首先根据情况救治病人,然后再谈及费用的问题。如果有保险,就通知保险公司处理,如果没有保险,自己也无力支付,就会指定一个社工来协调办理政府救济。费用减免的额度,可以从全免到部分减免,如果有个人承担部分,可以申请分期付款。我以前认识一个厨师,多年前住了一次医院,现在还在每月50块的还钱。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人,地方上往往有政府主持的保险计划,如果符合低收入的条件,即可免费加入。对于老年人,按照联邦法律规定,凡65岁以上,都由联邦政府的保险计划全部负责。那些身有残疾而无法工作的人,不计年龄也包括在内。据说国内有些城市现在也不错,财政开始惠及公民。首善之区的北京最近就有了重大惠民政策出台,医疗补助的年龄限制,已经从100岁改变为95岁。侧面可见首都人民的健康水准,的确是超英赶美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有这么多的社会福利,钱从哪里来呀?不久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介绍过美国的税收。美国各级政府的主要财力来源,就是征税。但是对于低收入者,政府几乎不征税。相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一般不是个人),不但不必缴纳税款,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比如缴纳的大学学费、儿童看护开支、搬家开支等,从税务局接受政府的直接返款。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会和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有时还会给大家一些特别补助。比如布什在任期最后一年,就曾经按人头发补贴,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拿到了一张几百块钱的财政支票。在几年前,经济不景气,美国就搞了一个"现金换破车"活动,鼓励大家卖出自己的高油耗旧车,并买低油耗的新车,每一辆车直接补贴4000块现金。比如购买一辆微型车丰田"花冠",普通型车价大致1万3到1万6, 卖出一辆旧车可以顶几千块,再加上这4千块钱的补贴,大致半价就可以买下来。这对于普通收入家庭和低收入者绝对是个购车的好时机。由于消费者保护严格,再加上竞争,一般日系车给3年的全面质保,韩国车系则给了10年的质保,美国车商也有类似的政策。这些都给消费者,尤其是普通收入消费者,在享受补贴的同时,在无形中又减少了开支。在另外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里存在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而且慈善捐助也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习惯,这些也在事实上起到了帮穷救困的作用。

简单而言,美国现在各种问题也很多,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天堂。但其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自由经济的框架已经决定了,在美国, 一个普通人并不需要格外的努力,就可以有正常水平的生活。由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施,在国家内部已经淡化了政府和政党的作用,加上选票与道德的双重压力,使得公权力必须把资源用在最大多数国民的福利上,从而使美国社会呈现出福利社会的形态。而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得就业机会充足,从而大大减少了贫困人口产生的条件。美国的市场经济到底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子,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具有很多国家无可比拟的活力,国内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概念。举个例子吧,刚才看见一位国内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在自己的博客文章里说,"托朋友在发改委得到这个消息"" 赶紧买了一点xx股票吧"云云。如果是在美国,这位著名财经人士和他的朋友无疑马上要有牢狱之灾了。前一段时间,我所在的教会里一个人出了事,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他私下向自己的弟弟透露了一点公司内部的信息,他的弟弟购入了相关股票,结果立即被执法部门发现并起诉了。扯了这么多,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物价那些东西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比来比去也没有多大意义,要想知道谁的生活质量更高,谁的生存方式更合理,你就得从更深的层次上去了解并思考一个社会。

南方周末:揭秘中国第一高端矿泉水5100幕后人

[导读]2006年才获得采矿权并建完第一条生产线,2007年就出现在中共十七大会议的桌上;刚一出生就接获铁道部天量订单,约两亿乘客 喝到了5100矿泉水。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谁能从中分享利益?


赴港上市宣告5100公司彻底成为一台"造富机器"。东方IC/图


"小股东"栗小兵出身显赫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2006年才获得采矿权并建完第一条生产线,2007年就出现在官方的会议桌上。

■中铁快运这一个"超级大客户",使得5100公司在三年内一飞冲天,2010年净利润逾亿元。

■在公司起步的关键阶段,大股东的股份一度由一位既有公务员福利房,又有豪宅的家庭妇女代持。

■这家公司有两个"董事长",一个是"小股东"俞一平,另一个是招股书上难觅踪影,却频繁以"董事长"身份出入各种正式场合的董力民。前者 与妻子栗小兵是神秘的"创业者",后者则擅长资本运作。

□南方周末记者陈中小路发自上海

6月30日,5100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当天大涨23%,募资近13亿元。

资本市场只是5100公司新搭上的一趟快车。实际上,它从一出生就雍容华贵。

没有比号称由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5100米处的冰川融化而成的"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更神奇的水了──2006年才获得采矿权并建完第 一条生产线,2007年就出现在中共十七大会议的桌上。

此后几年,两会、建国六十周年庆、博鳌论坛、世博会,各种充满官方色彩的活动上,总能看到这种蓝色的瓶子。到2010年时,5100已是 "中国第一高端矿泉水",市场份额近30%,超过了达能依云、雀巢巴黎水等全球知名品牌。

没有比5100公司更神奇的商业模式了── 刚一出生就接获支撑其九成销量的铁道部天量订单,且订购数量还配合其新生产线的不断落成、产能的不断扩大而逐年飙升。2008至2010年间,在每天穿梭 于全国各地的2800多趟高铁和动车上,总计约两亿乘客喝到了配发的5100矿泉水,埋单人均为铁道部下属的中铁快运,这构成了5100公司 80%的收入 来源。

虽然招股书中提及依附单一大客户的风险,但5100公司和铁道部现有的合同将持续到2013年底,合同还规定了最低采购量。

除了常规的建设、生产和销售成本,5100 公司只需为厂房和水源地用地向西藏国土部门支付140万元的50年土地使用权,以及每年向西藏地质部门支付几十万元的"采矿"费用;而且,这家位于西藏的 公司,还能获得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高额的补贴。2011年获得的政府补贴达1.42亿元,招股书称预计占今年纯利润1/3的比重。

三年间,5100公司的利润实现了三级跳:1190万元、4740万元和1.15亿元,其年均利润率近40%,这令矿泉水行业利润率只有个 位数的多数中小公司望而兴叹。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这种"传奇"是如何缔造的?谁能从中分享利益?南方周末从5100公司的招股书中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入手,通过层 层调查,揭开了"潘多拉盒子"的一角。

俞氏夫妇"创业"

在5100上市之后,王健的身份已广为外界关注,但需要留意的是,栗小兵和丈夫等人也是5100公司举足轻重的"创业者";栗小兵夫妇均同 时持有加拿大和香港护照,而栗的中国身份证,也还是正常状态。

5100公司曾在一些宣传材料中称其隶属于西藏中稷佳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西藏中稷),外界普遍理解为这是中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中稷控股)的下属公司。

中稷控股过去是中央党校控股企业,2007年已改制,目前是一家由原中稷控股高管控制的民营企业。

但5100公司招股书披露的情况是,西藏中稷是以"中外合作经营"的方式,由中海、永豪和中稷控股三个公司联合组建。

其中,中海和永豪是两家BVI公司,各持西藏中稷50%的股权,中稷控股不参与投资,但提供"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指导"。

中海和永豪,则是由香港金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金通)全资持有。

金通1997年由王坚在香港注册成立,最初的名称是"西藏控股有限公司"。

王坚原名王健,是5100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陕西、海南、四川等地经商,1990年代中后期,王坚就参与 拉萨啤酒(000728.SZ,现在的西藏发展)重组和上市,并一度间接持有西藏发展81.25%股份。

上述交易发生时,金通的股权,95%是由王坚个人全资成立的BVI公司持有,4%为刘敏持有,1%为栗小兵持有。

刘敏是王坚的北大校友,过去在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委、共青团四川省委等任职,官至副处级,1990年代下海并长期追随王坚。

招股书对栗小兵的身份轻描淡写,她是5100公司董事长俞一平的妻子。

在5100上市之后,王坚的身份已广为外界关注,但需要留意的是,栗小兵和丈夫等,也是5100公司举足轻重的"创业者"。

栗小兵,北京西城区人氏,今年46岁。2007年以来,栗小兵任西藏中稷全资拥有的一家孙公司、即5100公司的子公司北京五一零零企业策 划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企业形象设计、公关和营销策划等。

现年55岁的俞一平,过去曾在一些外资企业任职,担任过啤酒花(600090.SH)的独立董事,并获得过中国外国专家局经济与科技专家称 号。

招股书称,俞一平和王坚是"相识20年的至交好友和合作伙伴"。

记者所能查到的俞一平和王坚的合作,始于 2003年栗小兵入股金通时,俞出任金通董事总经理一职。2004年,俞一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BVI公司Wilton,参与了拉萨啤酒和嘉士伯的合资 ―――拉萨啤酒先与Wilton合资,嘉士伯再从Wilton处受让股权,交易价格双方均未披露。

在这之后,俞和王更是进一步联合运作 5100冰川矿泉水项目。2005年,王坚将金通所持有的中海和永豪的股权,转让给了香港中稷佳华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中稷),这家新成立的公司90%股份 为周文琼控股的BVI公司StarryInvestment持有,10%归属于栗小兵个人持有的TibwatresInvestment,栗 小兵、刘敏、 俞一平和周文琼四人担任董事。

招股书把这项股权转让解释为"代持"―――家庭妇女周文琼是王坚"所信赖的朋友及知己",由于对"项目初期投资会否成功的不确定性",她代 王坚持有这部分股份。

关于周文琼的个人身份,招股书未多做交代。记者从香港中稷的注册资料中看到,持美国护照的周文琼,登记的地址是深圳福田区一处公务员福利房 小区。她还是金通的董事,但她在金通登记的地址,却是深圳一个豪宅小区东海花园。

香港中稷和金通的注册资料还显示,俞一平和栗小兵同时持有加拿大和香港护照,而栗小兵的中国身份证,也还是正常状态。

此外,2003年入股金通时,栗小兵的登记地址是浅水湾一处价值千万的高档公寓,在最新资料里,却已变更为香港顶级豪宅小区贝沙湾,香港诸 多名流及演艺人士居住于此,区内住宅动辄数亿元。

恰是在这个蹊跷的代持安排之后,5100冰川矿泉水项目启动。

八层股权屏障

2010年11月,5100公司上市主体成立时,西藏中稷已衍生出多达八层的股权架构,但招股书中对这个涉及利益分配的关键部分下笔寥寥。

2006年初,西藏中稷以很低的价格取得了其核心资源―――西藏冰川矿泉水的采矿权。根据协议,2008年、2009年及2010年,西藏 中稷需要向西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热地质大队支付对价30万元、30万元及50万元;从2011年起每年向地质大队支付50万元。

项目启动之时,资金和人员几乎是现成:初期投入当中的逾亿元是从西藏发展等方面融得,连公司的管理团队,也有多人来自西藏发展―――其前身 是拉萨啤酒厂,有建立矿泉水公司所需的专业经验。

2007年起,5100矿泉水签约中铁快运,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中铁快运也从此成为其最大客户。同时,新的生产线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 中。

到了2008年,西藏中稷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此前的四层股权演变为六层。

香港中稷持有的中海和永豪全部股权,转让给了BVI公司西藏5100,西藏5100再由一家萨摩亚群岛注册的水资源公司全资持有,水资源 90%的股份归属于王坚个人持有的BVI公司TrueAsset,10%股份则由俞一平栗小兵夫妇持有的BVI公司泉源投资持有。

等到2010年11月,5100公司(0115.HK)上市主体(注册在开曼群岛的西藏5100水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时,西藏中稷已衍 生出多达八层的股权架构──各种离岸公司在其中层层持股,不过半数以上股权,仍在王坚名下。

此时,5100矿泉水已在市场"打响",2008到2010年间,5100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之增速令人叹为观止―――2008年收入 1.19亿元、2009年2.1亿元、2010年逾3.6亿元,利润也从1190万元大踏步增至1.15亿元。

上市在即,这一年多家投资者前来参与分食股权,但招股书中对这些涉及利益分配的关键部分下笔寥寥,部分投资者入股的公司只是为这项投资专门 成立,背后的个人股东,也没有清晰交代。

比如获持水资源1.33%股份的金裕投资,招股书仅称,它是由俞一平的朋友、李争春女士全资持有,而对李的身份也未做解释。

此外,2010年下半年,按每股1.47港元的价格,5100公司引进了建银国际、工银国际、茅台、高原广景、伟恒通等多家战略投资者,向 他们总计出售了358万股5100公司股份,水资源的持股比例也相应降到64.2%(上市后稀释至52.41%)。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获得5100公司多达11.6%(上市后稀释为9.47%)股权的伟恒通,其股东叶顺剑和叶淑旺居住在福州,从事房 地产和广告经营业务,曾与南昌铁路局合作,接盘过福州火车站一个烂尾房产项目福铁大厦,但看起来与5100公司诸位股东并无瓜葛。

至于FantasticWorld和伟绰的拥有人王彦龙,以及高原广景的十来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股东之身份,大多无从确认。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高原广景的唯一董事,27岁的刘晨,也是5100公司最年轻的董事;招股书称,刘晨2010年进入公司担任董事会秘 书,上市前夕被委任为执行董事。

刘晨简历显示,他在2009年之前都在加拿大读大学,业余时间曾在当地公司兼职做过助理工作。而除他之外,包括俞一平、行政总裁付琳在内的 其他四位执行董事,年龄都在45岁以上,有长期的从业经历。

在上面这些引资中,王坚和俞一平夫妇分别持有90%和10%的绿色高原,通过低价获得股权,再高价转手下家,已直接获利数亿元。

按5100公司上市当天收盘价计,公司市值已经百亿,上述各方也获得颇丰;王健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40亿港元,俞一平栗小兵的账面财富也 近5亿港元,上市前3.48亿港元入股的伟恒通,市值也达8亿。

两个"董事长"?

董力民过往在资本市场的经历,让人眼花缭乱。然而,他虽然以5100"董事长"头衔参加各项活动,却在招股书中无影无踪―――既没有股东身 份,也未进高管名单。

有意思的是,王坚作为5100公司半数以上股权的持有者,既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也不参与日常管理,招股书甚至表示,他已于2005年开 始"退下在内地的全职商业活动"。

更有意思的是,5100公司董事长为俞一平,而这几年来屡屡以5100公司"董事长"身份出入各种官方场合的,却是另一个人―――董力民。

董连名字都不曾出现在招股书中―――既没有股东身份,也未进高管名单。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过去几年,在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以及人民网、拉萨市政府网站、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等"权威媒体"甚至5100公 司官方网 站上,董力民多次以"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5100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北京5100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身份,出 席包括 2007年5100公司与首旅集团合作签约、2008年央视《水与中华》节目策划、2010年西南旱灾捐赠活动、上海世博会以及拉萨雪顿节北 京发布会等正 式活动。现年50岁的董力民,1984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次年被调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厅,担任秘 书工作。 1990年,也就是"十万大军淘金海南"风潮期间,董离京南下,转至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官至处级。在这之后,他弃政从商,如今已浸淫资本 圈近二十年。

董力民和王坚年龄相仿,曾同期就读于北京大学,90年代又都在海南发展,相熟多年。

董力民的名字并不为公众所熟悉,但他过往在资本市场的经历,让人眼花缭乱。

仅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不完全查证,从90年代到现在,董力民任职高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参与投资了9家上市公司。董在其中部分公司担任董事。

最为关键的是,董氏公司总是能上市之前参与上述上市公司前身之国有企业的重组,或是从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手中直接购入法人股。而其中很多投 资,又在很短时间内转手他人。就是这类"揩上市蛋糕奶油"的行为,往往能给他带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投资收益。

比如,华中数控(300161.SZ)于2000年9月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夕,国科新经济掷1223万入股,现市值3.67亿元;同样的事情 发生于北纬通信(002148.SZ)身上,国科新经济10年前入股,现在的收益也超过20倍。

为什么能参与投资这么多地区和领域的上市公司?董力民担任"高级专家顾问"的一家投资顾问公司"中华纪元集团"网站上,一则个人介绍从某种 程度上给 出了答案―――"藉其(董力民)人际网络优势及善于领会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董先生亦为投资及证券业之最高层管理提供顾问服务。"有意思的 是,董力民担任 董事长的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皆是接盘自他的友人、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千万元受贿已于 2010年被判 处死缓)。

王益和董力民曾同期就读北京大学,且两人都是从政界担任秘书一职起家。

蹊跷的是,这个多年来长于运作资本的董力民,却在自己头顶"董事长"头衔的5100公司上分毫无染。

下一站:青稞啤酒

青稞啤酒正在复制5100的"成功"模式;项目甫一起步,就成功获选成为世博会接待啤酒专项赞助商,它同样剑指资本市场。

目前,一摊新的业务―――西藏青稞啤酒,也正在董力民、王坚等人的运作中。

作为西藏自治区政府重点产业建设扶持项目,一个总投资8.8亿元、年产量20万吨的"高端品牌"青稞啤酒生产基地去年已经投产。

青稞啤酒原是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发展持股50%的核心子公司)研制生产,但规模较小。

这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2009年已单独拆分出来成立了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由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和西藏国有投资公司持股,前 者目前持有52%的股权。

如今,青稞啤酒正在复制5100的"成功"模式。

和5100类似的是,中稷控股又一次"潜伏"在这个项目背后。从西藏发展公告来看,中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 3月,分 两次以总计310万元的价格,从西藏发展手中买下了西藏青稞啤酒31%的股份。但在5100公司招股书中,只称中稷控股持有青稞啤酒18%的 股权。

2010年这个项目甫一起步,就成功获选成为世博会接待啤酒专项赞助商。彼时,董力民还曾以西藏青稞啤酒董事长和西藏天地绿色饮品董事长的 双重身份到上海签约和宣传。

而且,据中国广播网报道,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一步牵线搭桥,青稞啤酒方面已与铁道部签下第一批25800吨的青稞啤酒订单,这些货品将 通过青藏铁路和中铁快运覆盖全国的物流服务网络大批量运往各地。

2010年底,铁路运输"西藏青稞啤酒"首发仪式当日,青海新闻网称,"宣传销售西藏青稞啤酒,是继宣传销售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之后, 铁路部门 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又一具体行动。"西藏青稞啤酒副总经理罗布次仁已经公开宣称,未来有望实现年销售收入十亿元,公司已打算来年上 市。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在线笔记网站

NoteSake http://notesake.com/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站点,我也曾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对中文的支持没有问题,可以给笔记添加课程分类和tag,便于搜索;通过 group的 形式,使得和同学一起分享笔记成为可能;采用独特的Textile标记,更好地管理笔记的格式;支持latex标记,方便输入数学公式;支持 将笔记导出成 为 pdf和doc文件。

  Notely http://www.notely.net/

  专门为学生设计的站点,帮助你更有组织计划的进行学习。提供的功能也是非常之多:笔记功能,日历,to-do list,task list,联系人以及上传功能。同样支持课程分类,支持pdf,doc以及txt格式的笔记导出下载,并且可以通过email直接转发。个人感觉,将课 程,日历,笔记等功能集合在一起,非常适合学生的需要,就像一般的pim软件一样,非常容易的通过calendar添加对应日记的任务以及笔 记。好友功能 也非常不错,可以添加facebook上的好友。大家可以通过网站上的Demo功能先行体验。

  MyNoteIt http://www.mynoteit.com/

  功能也非常之多的一个站点:除了笔记功能之外,Calendar,Group,to-do list,书签,好友等功能都具有。对于课程方面有着不错的功能,可以添加课程,针对每门课程添加单独课程,笔记,分数以及作业,并可以保存授课老师的联 系方式;借助于mynoteIT Mobile可以通过手机浏览你的笔记;支持上传word以及openoffice文件,还包括图片,扫描的笔记以及音频文件。同样提供体验功能。

  EverNote http://www.evernote.com/en/

  EverNote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功能也是非常不错,只是因为自己一直使用ubuntu的原因,所以一直没有用过。 EverNote可 以通过文本,截图,手写等各种方式创建笔记;可以与手机或者PDA进行同步;通过IM软件或者Email和同学更快的分享你们的笔记;通过 Google Desktop Search更加迅速的查找笔记,不过估计大家的笔记还没有多到这个程度。最新的EverNote2.2又提供了不少新功能,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OurNotePad http://ournotepad.com/

  比较突出的功能是分享功能,支持一栏和四栏的笔记布局。可以让同一个group的人更好的了解工作的进程,使得老师能够更好的和学生进行 合 作。从界面到操作都属于非常朴实的那种,如果大家喜欢Web2.0的风格,这个站点可能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提 醒,calendar 和在线存储等等,我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WikiPad http://www.jhorman.org/wikidPad/

  这是一款开源的,类似wiki的笔记工具。无论是windows,linux还是MacOS都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同时还有很多不错的功 能:支 持 to-do list,支持自动保存,支持导出成为html文件,采用纯文本的方式来保存所有的数据。你可以把它当做笔记本来使用,也可以写自己的wiki,甚至建立 自己的 PIM或者PKM都可以。

  NoteCentric http://www.notecentric.com/

  现在已经成为facebook的一个application,可以非常有效稳定的管理你的笔记。同样支持课程分类,提供相关笔记的功能, 笔记的编辑非常容易上手,支持笔记的分享功能,通过RSS订阅提供了很好的提醒功能。 被过滤广告

  Writeboard http://writeboard.com/

  版本控制功能相当不错,可以了解到每次的更新,并且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有些类似svn的感觉,并且可以通过订阅rss了解到所有笔 记内 容的变化,所以对于group work相当适合。在你创建了一个write board之后,可以邀请你的同学或者朋友加入进来,对于每个人的修改都会有一个副本被保存下来。

  ZohoWriter http://writer.zoho.com/jsp/home.jsp?serviceurl=%2Findex.do

  这个站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推荐过。非常不错的在线笔记站点,支持多人访问,WYSIWYG的编辑模式,支持导入 doc,odt,sxw, html,rtf,jpg,gif,png等格式,支持导出为doc,pdf,sxw,odt,rft,txt以及html格式,非常方便的分享功能,特 殊符号的输入功能。如果想阅览之前版本的笔记,也可以通过History访问。对于英文的笔记,还提供了spell checking的功能。

  YourDraft http://www.yourdraft.com/

  通过WYSIWYG的编辑方式,非常轻松的创建自己的笔记。同时能够设置他人的访问权限,你可以允许别人阅读甚至给你的笔记添加评论或者 回 复。其实是通过创建一个页面,内容可以由你个人自由添加,甚至可以很容易的将你创建的页面在你的博客或者网站当中使用,站点的说明里提供了这 个功能的解 释。

  Backpack http://www.backpackit.com/

  我很喜欢的一个站点,能够将笔记,to-do list,一些想法,calendar很好的进行管理。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笔记站点,使用方式也相当之多,可以用来设置提醒,制定任务列表,管理照片。通过 tagging page的方式使得管理页面也非常容易;通过提醒功能,你可以不用担心自己错过任何的事情。其实用处之多是我难以想像的,站点上游专门的example uses,大家可以去看看。

  YahooNotePad http://notepad.yahoo.com/

  这个不如和Google Notebook一起来介绍,其实感觉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都知道google的,yahoo的感觉上也差不多,可以和Outlook以及Palm Desktop进行同步,不过感觉速度一般,可能是我这里的网络问题。 不过这个和我所期望的笔记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大家对google notebook审美疲劳了,可以试试yahoo的。

  MyYellowPad http://www.myyellowpad.com/

  可以通过myyellowpad管理你的购物列表,任务列表,电话号码,联系人名单,笔记,生日等等,不过整体感觉一般,说不定你会很喜 欢的。

  Jjot http://jjot.com/

  第一感觉有些象google notebook,可以非常方便的将自己的想法,在网页上看到的内容保存下来,不过我觉得仅仅是这些功能,大家可能更加愿意使用google note,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也有些类似KDE下面的Knote,这个是我经常在laptop上面使用的。

SyncNotes http://www.syncnotes.com/WebView/Default.aspx

  正如名字一样,这个站点的同步功能也许是最大的特色。你需要首先下载一个SyncNotes的客户端软件,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你的笔记本电 脑或 者 PDA管理,添加你的笔记了。同时可以通过浏览器或者支持上网功能的手机将你的笔记内容和SyncNotes服务器进行同步。

   

许知远 :时代的稻草人

时代的稻草人
许知远 2011-07-07 09:55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 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 成行动,而且 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 机,投入持续 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 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 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 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 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 运动再次燃烧 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 两年后上海的 "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 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 琐碎破灭浪漫 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 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 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 的"恶之 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 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 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 中国的代言 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 著名读书人被 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 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 都无法加入, "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 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 哗与躁动中 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 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 感的渴望。在 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 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 鼓动者。讽刺 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 无力感又激发 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 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 某种更超越性 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 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22年后,当 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 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 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 场革命,能解 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 问救亡的目的 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 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 来。我对一九九 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 《公共论 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 得那个观念仍 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 职业了。而这 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 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 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 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 努力。中国的 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 角色,拒绝承 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 失败。宣称自 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 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 终的保护,才 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来源: FT中文网

 

陈义名:一个“刽子手”的自白和忏悔

陈义名:一个"刽子手"的自白和忏悔


发布时间:2011-07-07 17:20 作者:陈义名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 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 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 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 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 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 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 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 x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 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 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 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 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 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 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 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 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 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 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 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 x 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 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 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 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 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 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 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 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 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 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 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 莲。(转贴者按:这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无产阶级义愤"而制造的东西,实际情况见上次博文)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 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 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 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 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 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 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 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 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 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 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 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 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 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 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 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 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 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 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 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 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 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 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 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 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 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 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 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 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 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 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 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 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 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 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 "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 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 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 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 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 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 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 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 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 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 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 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 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 "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 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 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 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 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 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 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 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 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 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 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 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 式,我与小游,―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 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 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 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 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 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 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 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 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 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 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 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 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 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 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 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 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 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 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 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 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 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 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 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 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 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 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 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 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 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 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 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 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 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 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 句,没个*用。―到关踺时刻就 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 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 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 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 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 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 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 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 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抢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 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 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 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 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 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 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 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 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 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 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 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 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 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 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 "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 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 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 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 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 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 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 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 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 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 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 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 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 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 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 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 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 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 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 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 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 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 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 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 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 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 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 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 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 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 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 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 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 ,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 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 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x 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 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 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 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 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 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 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 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 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 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 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 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 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抢决了。我真不明白, 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 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 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 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凤凰周刊:昔日维稳副市长举家上访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 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 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 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 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 右,田离 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 想,田认为这是 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 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 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 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 是自称的 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 朋友。"遭到 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 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 不能洗 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 到,自己有一天 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 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 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 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 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 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 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 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 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 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 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 市国安部 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 力,贵州省和 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 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 且说站在 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 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 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 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 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 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 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 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 国家信访 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 认为,此事应 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 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 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 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 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 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 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 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 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