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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京华时报:前员工披露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敛钱内幕

前员工披露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敛钱内幕


  近日,"中非希望工程"成为热点话题。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此前表示,协会建立6年来在中国内地没有收过一分钱,而且公众可以查 账(详见 本报8月20日报道)。就此事,记者联系了部分参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企业负责人,得到的答案与卢俊卿说法相反,一位南方企业的负责人甚至表 示,该协会涉 嫌传销,期望政府部门介入调查。一位前员工更是联系到本报,披露了世华会敛钱的"猫腻"。

  >>员工讲述

  一套人马三个牌子只要业绩不管手段

  天九伟业、天九儒商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同一组人马,搞的是俯视营销。

  昨天,小慕(化名)对本报记者表示,2007年她经朋友介绍进入天九伟业集团工作,由于工作经验丰富,还当上经理,带领一个10多人的 团队。

  "天九伟业、天九儒商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同一组人马,搞的是俯视营销。"小慕说,下面有几个分公司,有的分公司有三四个总监团队,总 监团队下设四五个经理团队,层层管理。

  业务员进公司后,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会拿到一个固定的"话术",上面是针对客户疑问的"标准答案",这些问题就是上岗前他们培训的, "你问要不 要钱我们怎么说;你说钱太多了,我们怎么说;你要是不做了,我们又怎么说,它让我们别把客户当回事,我们才是老大,他们都是小弟,说我们是帮 他们的。"

  业务员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电话,从网上和报纸上找大量数据,就是所谓的客户资料,然后以各种名义和理由找他们的"一把手",之后发文件, 次日回访,有意向地重点跟踪,业务员完不成的再转给经理,经理搞不定的,就由总监、总经理出面,像几百万的单子就得卢俊卿本人出面了。

  "我们的头顶还安了摄像头,随时监控,不打,看到了就罚款。"小慕说。员工是有任务的,根据团队员工的人数来定,一个经理团队差不多二 十万左右,人均一到两万,完不成任务少一万扣一百,还要找担保人。

  业务员每天至少要完成二三十份传真,而且是有效传真,所谓的有效传真就是和"一把手"本人通过话的,他能看到文件的。第二天回访客户 时,介绍协会的高端性,然后让客户准备材料,"不做的就训客户,或者死缠烂打,客户累了烦了也就做了。"小慕说。

  公司只管要业绩,不管用什么手段。

  有的业务员为了拉业绩,还会冒充某个领导的亲戚,或部门的主管领导,例如为了拉企业家入会,他们会以投资部主任的身份出现,说是有背 景,"一旦 客户交了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承诺能见到某领导,客户来了发现不是,他们就会说某领导有事,让谁谁来了,一般客户也不会因为几千元或者几 万元跟他们计 较。"

  公司只管要业绩,不管用什么手段。"我在的时候,居然鼓励女业务员在开大会时半夜造访客户下榻的酒店,说是清静好谈业务。"小慕说,因 为不能像女业务员们那样见客户,没几个月就不干了。

  2007年时,员工底薪是800元,经理1500,总监可能是2500,总经理可能是6000。经理的任务就是协助业务员跟客户进行沟 通,以促成客户尽快交款入会。"一般不要底薪的提成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到二十八,业绩越高,提成和各种奖励越多。"小慕说。

  领导说是接见,其实是颁奖,有些领导来了都不知道是什么会。

  公司就是一个桥梁作用,企业交费后成为会员,互相认识,甚至可以见到领导,如果项目对接成功后,公司还能从项目总额中按一定的比例提 成。会员和 领导人合影后,拿到当地,"忽悠当地政府、消费者和老百姓去。"有的人交了几十万或几百万就能成为协会的分会会长,可以独立在当地运作和公司 一模一样的项 目。这是公司创收的一大部分。"他们协会下面又分行业分会,钱会少一些,但是协会分会会长就多了。"

  小慕证实,他们所说的能见到领导人属实,"我还作为礼仪上台协助颁奖,领导人就在我旁边。"但是都是退下来的领导人,说是接见,其实是 颁奖,颁奖完就走了,有些领导来了都不知道是什么会。

  小慕在工作了三个月后,离开天九伟业集团。

  >>会员遭遇

  协会分为四级会员费用不同还可议价

  协会收会员费还可议价,与商业行为无异。

  一位西北地区的企业负责人说,他参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因为去年代替朋友参加了一个"中非希望工程"圆桌会议,随后该协会的营销人员不 断打电话与其联系,让他的企业加入协会,这些营销人员对企业运作情况相当熟悉,包括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让人无法拒绝,因此才动心。

  另一位北方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协会分为四级会员,每一级需要缴纳的费用不同,而且可以议价,与商业行为无异。近期,协会一直以服 务成本加 大为由,向他推销理事长级别的费用,8月1日起,将执行新的理事长会费制度,88000元/年(现价48800元),128800元/3年 (现价 88000元),680000元/终身(现价228800元),对方承诺如果尽快申请升级、延长可维持原价,甚至之前交的费用可折算进去,再 补差价即可。

  协会的会议完全就是一种敛财行为。

  这位北方企业的负责人说,他是今年加入该协会的,参加了两次会议,第一次缴纳了12.8万元的会费,作为贵宾会员参加,除了在会场上和 领导照照 相,和大家吃吃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相关活动。本月再次来参加会议,该协会的一位助理不断要求缴纳25万元会费被其拒绝,结 果被该营销人 员称"连最起码的会费都推三阻四,这就是个笑话"。据该负责人说,因为没有缴纳嘉宾会员费,也拒绝了该协会要求其以140万元聘请卢俊卿担任 公司顾问的要 求,结果待遇与上一次天差地别,没有人告知会议安排,没有人负责接待,他笑称"就是坐着飞机来北京吃两顿饭,就回去了"。据称,此次会议费用 最少的也要十 几万,大多数在30万左右,高的还有上百万的。

  北方企业负责人说,大家缴纳了会费,还要自行负担在会议期间的住宿费用。而该协会提供的餐饮,则是有企业赞助的,比如酒、水都有企业免 费提供,还要向该协会缴纳入场费,去年是30万,今年则是50万。"这完全是一种敛财行为。"

  协会组织会议都会宣传说有很多国家政要参会,这对企业负责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另一位南方企业负责人说,他所在的企业先后向该协会缴纳了近400万费用,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质效果,通过该协会花费20万聘请了一位 协会的高 层做顾问,该顾问却没有对企业发展提过任何建议,甚至都没有怎么说过话。他介绍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企业被该协会忽悠着来参加,是因为企业 负责人对政府 有着天然的信任。该协会组织会议都会宣传说有很多国家政要参会,这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处在转型和发展期的企业负责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究 其原因,他表 示,一方面是该协会忽悠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参会的人员认识不清。该负责人希望政府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并要求协会退还会费,如果退还的话,他 要将这400 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内的"希望工程"。对于卢星宇其人,该人士直言不讳:"她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导火索而已。"

  几位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卢星宇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确实就"中非希望工程"向其劝募过。当问到该协会为何要操作这个项目时,一位负责人 称,可以提高知名度,他们可以更好地向企业推介拉人入会。本报记者李晋

政客索罗斯

        
 
         著名货币投资人乔治·索罗斯。
 
         文_邱越
 
   在国际金融界流传这样一句话:盛世巴菲特,乱世索罗斯。

"国际金融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固若金汤的国家金融防御体系其实不堪一击"—从1992年打垮英格兰银行并一夜间狂赚9.58亿美元,到1997年故伎重施,沽空泰铢,令泰铢汇率及泰国股市重挫并触发亚洲金融风暴,乔治·索罗斯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屡次凶狠出手,亲自论证这个他提出的金融市场定论。

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杀手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如今,全球经济似乎又遭遇了"乱世"。近日,美欧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暴跌。若按索罗斯一贯作风,此时他应该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

但是,已年过耄耋的索罗斯,面对当前混乱的国际经济形势,鲜有动作。7月,他甚至宣布将结束自己近40年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终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并向投资者退还10亿美元。

金融巨鳄退隐江湖,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其吸金之道。

但这只是索罗斯为外界熟知的一面。对于索罗斯的政治狂热并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更多人一无所知。这令索罗斯很失望。他曾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抱怨,人人都崇拜他赚钱的本事,却没人愿意听听他的政治理念。

他曾斥巨资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支持捷克的反对派,并在俄国人身上花了约10亿美金;并因为"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而出钱支持美国民主党选举……

但是,尽管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在试图扩展自己在政治的影响力方面,却始终力有不逮,甚至被指有邪恶用心。

有记者问过索罗斯,世界上他最想拥有什么,他笑答:"如果我想要什么,就会拥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确实想要些东西,"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想自己的想法被人倾听。"

政治慈善家

乔治·索罗斯本姓施瓦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排行老二。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活下来,对于人类愚蠢的行为看得很透彻,而这点也遗传给了两个儿子。

战争留给老索罗斯的,是对国家主义和各种宗派主义的怀疑,他成为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学习世界语,并从中获得灵感,改家姓为顺读、倒读都一样的"索罗斯"。

他告诉儿子们:"钱是通往目的的手段,但别对它太认真。"据乔治·索罗斯回忆,父亲最重要的思想,他是十三四岁时在泳池边学到的。父子俩常在一起游泳,老索罗斯说,法律规则在正常时期是该遵守,但想要在乱世生存,就要学会打破常规。

索罗斯上了所因循守旧的学校,他在里边表现很差。索罗斯传记中写道,他常常认为自己很不同寻常,有些时候,他的自我崇拜甚至达到了"我是神"的地步。

二战爆发时,索罗斯还是一个青少年,他曾将1944年描述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年份"。而那正是阿道夫·艾希曼命令纳粹将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的年份。据该传记作家透露,索罗斯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这样一句话,是为父亲感到自豪。当年,老索罗斯像商人辛德勒那样,救了很多犹太人的命,不过方式是为其伪造身份文件。不过,他也从这种交易中获利。

索罗斯说:"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父亲,如果按正常法则行事,当年必死无疑。许多犹太人没有采取回避的行动,但我家采取了。我在战争里学到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不去冒险,什么都可能失去,甚至生命。"

1947年,当他17岁时,父亲替他伪造了文件,因此他可以逃到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校,师从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对索罗斯影响巨大,此理论推崇的是理性论辩的社会,错误的思想为强大的思想让道。

那时候,索罗斯成天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但有天早上起床后,他发现竟然看不懂自个儿头天晚上写的哲学文章,深受打击,从此放弃以哲学为业的想法。不过,索罗斯日后却将哲学思维引入他的金融实践中,并创造出广为人知的"反身理论"。

50岁时,索罗斯实现了金融界最"不切实际"的目标,但他并不快乐,觉得生活缺少更大的"意义"。他决定创建一个组织,致力于推广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

索罗斯成为了一名政治慈善家。1993年,他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索罗斯在这些活动中,持有一个核心观点,即批评的自由表达,是"开放社会"的源泉。每个意在推动自由表达的项目,索罗斯都会给予资金支持。

从支持反对派,如捷克共和党的Václav Havel,到萨拉热窝围城期间,为城市居民提供水过滤系统,自从他开始自己的慈善活动后,先后掏了40多亿美金—这使他上升至与卡耐基、洛克菲勒同等的行列,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整个1990年代,索罗斯在俄国花了约10亿美金,对数不清市镇文化机构、文学期刊、民主团体等予以资助,成为当地的恩人和英雄,有点类似香港商人邵逸夫之于内地的角色。

尽管如此,索罗斯却被一些俄罗斯媒体以阴谋论加以谴责。"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间谍",国家新闻报纸ZAVTRA称他为"支票受过感染"的"人类之敌"。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分析家李普曼称,"对索罗斯的指控集中在,他不可能基于慈善家的身份而做这些—他肯定有某项邪恶的用心。"

索罗斯在乌克兰也经历了相同的攻击。 "政府发出关于我的信息,告诉媒体要说什么。"他认为这是心虚的表现:"这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福克斯电视台做法一样。他们诽谤我,不让人看到我思想的实质。"
 
       
 
        当地时间2010年1月28日,达沃斯冬季论坛第二日,金融大亨索罗斯现场十分随性,竟然一屁股坐到了台阶上。

  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索罗斯在北京,他在电视上看见双子塔垮掉,之后听到美国官方的讲话。"我感觉这个国家脱轨了。"首席检察官阿什克罗夫特的讲话,令他想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那是戈培尔曾用来组织德国人的。我记得,十三四岁的时候,听到的鼓吹也是'我们如何被威胁'、'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之类。"

索罗斯支持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但在美国通过爱国法案,以及布什政权决定入侵伊拉克后,他开始相信,美国政府自己变成了一个压迫政权。"我决定,在培养全球的开放社会上,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索罗斯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他称布什政权利用打击恐怖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权力,而这已威胁到国家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凯撒越过了卢比肯河,我们可能就在卢比肯。恐怖主义,就像立在城门边的野蛮人,可能成为永不消失的威胁。如果我们总需要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免于袭击,就不能裁军,不能批评军队长官,那样就到了开放社会的尽头。"

索罗斯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传播民主。"只有当地渴望看到民主被建立,民主才能被建立。"他担心,关塔那摩监狱扣押恐怖分子嫌犯,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拉克犯人的虐待,将有损美国维护人权的表现。

2003年5月,布什的呼声很高,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有压倒性的支持。但索罗斯认为,总统的支持率中泡沫很多。他任命政治研究员Steitz和Novick,通过分析来决定他是否有可能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

接下来,他邀请一批民主党高级活动家,到长岛南安普顿,他的周末度假屋中做客,并宣读研究员的报告。

报告称,索罗斯的计划,至少要花掉7500万美金。Steitz 回忆道:"他显得全神贯注。我们谈论如何探听投票时,他身子前倾问道,'你们的意思是,一家一家上门去问吗?'"

研究员建议,在全国十七个州的中,索罗斯挑出竞争最激烈的六七个州,对当地的民主党独立团体进行资助。但索罗斯坚持,十七个州全部资助。"我不想一座桥只修一半!只要能影响到最后结果,一切有必要的事我都愿意做。"

"我并不反对其他观点,甚至右翼思想,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应该被倾听。"他表示,之所以出钱支持民主党,是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

在金融报道中,被形容为"喜爱离群索居,独立、清高、古怪的思想家"索罗斯,和政客的合作却紧密和谐。"活像一对夫妻。"《纽约客》文章评论道。他也愿意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联合起来。不过,索罗斯没有拿出7500万,他表示"1000万就够了"。

杨百翰大学的系主任毛勒比,专门研究政治和金钱的关系,他表示索罗斯的决定起到催化剂的影响。"他通过令人惊诧的方式,作出令民主党深受鼓舞的慎重决定。索罗斯是对的。他发动了一个令美国两党都吃惊不已的反攻。"

选举中,索罗斯的金融界巨鳄角色,同样在传统的自由主义圈内引起争议。同样不支持小布什的人,也开始担心索罗斯会滥用影响力。肯尼迪前助手曼凯维奇说:"数十亿!有这么多钱,什么选举不能赢?"

致力于消除美国政治中巨大金钱影响的"民主21"组织,其领袖威特海默说:"这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富人有特殊权力,决定选举的结果。即使乔治·索罗斯只试图影响政府从伊拉克撤军,那也不合适,法律确保政府作决定时不会被钱收买。"

对于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有钱人,1850万美金是几乎可忽略的财产。记者问他,甩出近2000万是否有感觉?索罗斯摇摇头,耸耸肩,回答说没有。他表示,自己每年要送出去的钱,通常都超过4000万美金。

2004年总统大选中,竞选金额超过10亿美元。相比之下,索罗斯的贡献太小,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笔钱却足够让他成为保守派人士大加抨击的靶子。

反对派政客

布什的竞选团队,制作了反索罗斯的长篇材料,任何答应不公开消息源的记者,都能拿到这些材料。《华尔街日报》以嘲弄口气发表了社论,将索罗斯描述为"民主党的新的有钱老爸"。福克斯新闻脱口秀主持比尔·赖利,做了几期关于索罗斯的节目,把他定性为一个"低级庸俗的人"和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激进分子"。

节目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邪恶至深的人物:阴郁的独裁家,把民主党、媒体、美国总统当成自己的牵线木偶;贪婪的金融家,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的贪欲,试图颠覆并毁灭共和党,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下的全球政治集团。

而《乔治·索罗斯的汤》一书作者理查德称,索罗斯运用他的慈善活动,来获取全球的影响力。他想要的,是以较小的代价控制民主党,从中培育出美国总统,再在幕后予以操控。

面对这种攻击,长期以来被认为感情冷淡的索罗斯,也被刺激了,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最初,索罗斯打算直到大选结束前,都对自己的政治议程闭口不谈,但随后便抛弃了这项策略,决定借助媒体推广他的政治理念。索罗斯雇佣了一个宣传代理,开始在12座城市进行宣讲。同样在《华尔街日报》上,他打了两页广告,专门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开通博客,承诺将回答陌生人的邮件。

"我从来没见他对某事如此支持。"美国进步中心执行人罗伯特回忆。

随着巡游宣讲的开始,他从一个反对派支持者,晋升为一个反对派政客,"专家告诉我,不要发怒,要淡定。"

民主党人士提醒他,谨防变成竞选团队的拖油瓶。事实上,一些民主党官员担心索罗斯表现"乖僻",称他应该闭嘴;一些人更刻薄地质问:"他怎么不自己去竞选总统?"

"我希望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索罗斯说,"但我意识到,不仅仅右翼政客,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他的政治狂热甚至在家人中也引起争议。据索罗斯家一位友人透露,乔治·索罗斯的胞兄保罗戏谑道:"直到他第一次赚了一百万,还是个完全正常的人。"

索罗斯对冲基金的前合伙人理查德·梅德利对索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狂热另有看法,"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是种深层需要,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程度有多深。"梅德利说,索罗斯铁了心要拉小布什下马,是因为他所珍视、看重的一切,都因这个人而受到巨大威胁。

比如,总统很抗拒修正自己的错误。这让索罗斯极为讨厌,因为他把自我批评视作智慧的开端。"乔治是文明的创造物,他信奉理性、科学、真相、诚实。他不是个关于市场或其他事物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问题是,小布什是一个反文明的总统。"

但也有人认为,索罗斯与周围越来越格格不入。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同事批评道:"他正在失去风度。"

据称索罗斯是个胃口不大的人。以他的购物习惯为例,尽管腰缠万贯,但其买在长岛的度假屋甚至并非海景房。"我并不是很物质。"他表示买东西方面,自己没什么想法,尽管尝试过。索罗斯曾买了画家克利的微型人像油画,但当他把画挂上墙时,则"根本不能再观看它"。"我看见的,只是自己写的40000美元支票。"索罗斯认为自己无法欣赏,就把画退回去了。

索罗斯解释道,从1989年起,他就试图影响美国政策。"如果那样,我就更有影响力。"索罗斯称自己试图保持金融和慈善工作的严格区分。但他承认,偶尔有政治和商业利益共生的时刻。

他提到一个例子:试图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公共政策智囊团,但刚开始看起来像是没结果的投资,他也陷入一生中最为无聊的会议之中。但是,和英国的要人交谈,却令他敏锐地发现,如何强闯封闭的英国债券市场。接下来他就这么干了。"这成为我生命中最回报最高的周末之一。"

根据《纽约客》报道,索罗斯众多想影响美国政策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柏林墙倒塌后,他去见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想要让老布什政权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多支持。"他们告诉我,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就别想美国帮它忙。"

1988年,德国的政界显贵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嘲笑索罗斯为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帮助。十年后,他写了本书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预测全球经济会出现崩盘,被批评为学术领域浅薄的半吊子。在《新共和党》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批评索罗斯的书是"令人尴尬的乏味之作",书评文章题目直接两个字:外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索罗斯在金融市场已叱咤风云,但他试图影响克林顿政权的外交政策,却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为了阻挠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当权,他在向波斯尼亚解放力量捐赠5000万美金后,又为克林顿竞选连任赞助了十万美金。本以为有钱出钱,会受到克林顿的热情接待,但索罗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都决定放弃走人了,工作人员才跑过来说,总统想见你。而和克林顿见上面后,索罗斯发现总统更想知道,他对股市什么看法。

"他只把我当成捐赠人,想让我高兴一下而已,"索罗斯叹息道,"这种事常常发生。"

对于批评,索罗斯却不为所动。"我老了!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当上成功人士是一种奢侈、一项大奖,现在可能失去这个奖,但我冒得起这个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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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原则

原文链接:http://www.journalism.org/resources/principles


 

1997年,PEJ旗下的一家机构——热心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开始在全美的公民和新闻从业者中展开对话,以找出并阐明新闻的原则。该机构进行了4年的研究,包括在全国各地举行了20次公共论坛、推出了一本新闻历史读物和一项全国记者调查。之后,该机构发布了一份共同目标报告,提出了9项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了《新闻要素》(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一书的基础,该书的作者为PEJ的总监Tom Rosenstiel和CCJ的主席兼PEJ高级顾问Bill Kovach。以下是最初的共同目标报告概述的这些原则。


 目标报告


 当记者们在20世纪末详尽研究了新闻的特征之后,我们提出了这项对我们工作内容定义的理解。新闻的核心目的是为公民提供他们在自由社会中活动所需的准确而可靠的信息。


 这包括新闻的众多作用——帮助定义社群、创造共同语言和共同知识、找出社群的目标、英雄和恶人、以及让人们不要骄傲自满。新闻的目的还包括其他要求,例如娱乐、监督和为弱势群体发出声音。


 记者们建立起9项核心原则以完成这些任务。它们包括可以被称为新闻理论的内容:


 

1、 新闻的首要责任是真实


 民主依赖于公民了解有关背景中可靠而准确的事实。新闻并不追求绝对意义或哲学意义上的真实,但它可以——而且必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真实。这种"新闻性真实"是一个从收集和验证事实的专业训练开始的过程。然后,记者试图根据深入调查,传达对其含义的公允而可靠的解释,当前这种解释应该是有根据的。记者应该尽可能披露信息来源与收集方法,这样受众就能自己对信息做出评价。即使在意见得以充分阐述的世界中,准确性也是其他一切事物——背景、解释、评论、批评、分析和争论——的基础。真相将随着讨论的进行而浮现出来。当公民接触到更多资料时,他们对找出用于验证信息、分析信息的来源的需求也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2、 新闻首要的忠诚对象是公民


 尽管新闻机构需要对许多群体负责,包括广告商和股东,但这些新闻机构中的记者要无偏无惧地提供新闻,必须将对公民和公共利益的忠诚始终放在首位。这种首先对公民负责的承诺是新闻机构可信性的基础,这种隐含的契约告诉受众,新闻报道不会偏向友方或广告商。对公民的承诺还意味着新闻应提供社会各群体的代表性情况。忽略特定公民会产生剥夺其权利的影响。现代新闻业的基础理论秉持这一信念:可信性造就了广泛而忠诚的受众,经济上的成功也会随之而来。从这一点看,新闻机构中的商人也必须培养——而不是利用——他们对受众的忠诚,这点比其他因素都重要。


 

3、 新闻的本质是一种证实方法


 记者依靠专业方法来证实信息。当最初发展出客观性的概念时,它并不表示记者不会带有偏见。但它要求采用检验信息的一致性方法——透明的证实方法——这种方法应该很精确,使个人偏见和文化偏见不会削弱其工作的准确性。具有客观性的应该是方法,而不是记者。寻找多位证人、尽可能地披露信息来源、请不同方面发表评论,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种标准。这种证实方法将新闻与其他传播模式,例如宣传、小说或娱乐相区别。然而,尽管新闻建立了多种确定事实的方法,但对专业方法的需求并不总能得到充分认识或精细区分。例如,在建立检验新闻诠释可靠性的系统上,它做的并不够。


 

4、 新闻从业者必须保持与报道对象的独立


 独立性是新闻的基本要求,是其可靠性的基石。精神和思想的独立性,而非中立性,是记者必须保持专注的原则。尽管社论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并不中立,但他们可信性的来源仍是他们的准确性、思想的公平性和提供信息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对特定群体或结果的忠诚。然而,在我们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必须避免误入傲慢自大、自视优越、与世隔绝或虚无主义的歧路。


 

5、 新闻必须是权力的独立监督者


 新闻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它可以监督其权力和地位对公民有巨大影响的人。开国者确保传媒的独立时,认为它是反抗专制的堡垒。法院认可这种能力,公民依赖这种能力。作为记者,我们有责任不滥用它且不将其用于获取商业利益,从而保护这种监督自由。


 

6、 新闻必须为公众批评和调解提供讨论空间


 新闻媒体是公众讨论的公共载体,这种责任形成了我们的特权的基础。当这种讨论以事实而非偏见和假定为基础时,可以最好地服务于社会。它还应尽力公平地代表社会中的不同观点和利益,并结合其背景,而不是只强调讨论中的冲突一面。准确性和真实性要求我们作为公众讨论的载体不应忽略共同点,而这正是产生问题解决方法的所在。


 

7、 新闻必须尽量让重大问题具有吸引力和切要性


 新闻是有目的地讲故事。它的任务不仅是聚拢受众或罗列重要问题。为了自身的生存,新闻必须平衡读者知道自己想要的内容和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但需要的内容。简而言之,新闻必须尽量让重大问题具有吸引力和切要性。一则新闻的效果既由它对受众的重要程度,也由它引起受众的兴趣程度衡量。这意味着记者必须持续提问,什么信息对公民最有价值?应该用何种形式传达这些信息?尽管新闻的内容不应仅是政府和公共安全等问题,但充斥着鸡毛蒜皮和放错重点的新闻最终将使社会风气流于浅薄。


 

8、 新闻必须保持报道的全面性和均衡性


 保持新闻报道的均衡性,不遗漏重大事件也是真实性的基石。新闻是一种绘图法:它为公民描绘出一幅探究社会的地图。出于感情夸大某些事件、忽视其他事件、思维僵化刻板、过于偏重负面等等都会让这幅地图的可靠性降低。这幅地图还应包括所有社群的消息,而不仅仅是引人注意的社群的消息。通过在编辑部中吸纳多元背景的人才和不同观点,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这个目标。地图只是一个类比。全面性和均衡性是主观的,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因其难以捉摸而降低。


 

9、 必须允许新闻从业者表达个人良知


 

每位记者都有个人道德感和责任感——这是道德指南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愿意——如果公平性和准确性有所要求的话——发出与同事不同的声音,不管是在编辑部中还是在商务套房里。新闻机构鼓励个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从而很好地培养出这种独立性。这有助于鼓励理解和准确报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所需的思想多元性。重要的不仅是数字的多元性,还有思想和声音的多元性。



慈善总会成了“洗钱总会”?

以郭美美事件为契机,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中国慈善界很多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和秘密,一一被挖了出来。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人们也慢慢变得忧虑起来:中国慈善事业,刚刚从"爬"学会"站立",尚没有真正"迈步"即如此陈腐与不堪,其明天将会走向何方?

  据8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最近卷入慈善丑闻的,是中华慈善总会。无锡尚德公司连续四年获得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冠名权,每年都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参赛学校捐赠上千万元的电池板,其中去年认捐的捐品价值1700多万元。然而,爆料人罗凡华却称,这些捐赠品已经被折价变卖,而钱款却去向不明。捐赠书标明的近4000块电池板,只有200块作为赠品捐给参赛学校。

  如果这一爆料属实,无疑是令人惊诧的:价值1700万的捐赠品只卖出592万?据爆料人称,这些捐赠品是有水分的,"说价值1700万元,实际只值600万",夸大捐赠品价格是为获得高额的免税发票。捐赠品被卖后,钱款被中育公司和尚德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分了,"这些慈善捐赠,只是一次高明的洗钱手段。捐赠品从公司出库,经过中华慈善总会后,变成捐赠品再贩卖,成功将上市公司的钱洗干净,进入公司高层领导的私人腰包"。

  爆料人士的惊呼让我们恍然大悟:一边是希望通过捐赠行为、通过慈善总会"洗钱"的相关公司负责人,一边则是需要捐赠数据妆点门面的中华慈善总会。于是一拍即合,慈善成为借口,爱心也不过是幌子。将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财产甚至国家财产,通过慈善名义,洗成个人合法收入才是其最终目的。

  这一捐一洗之间,按道理而言,无疑会留下巨大的慈善总会账目漏洞,1700多万的捐款发票,却只有592万的贩卖收入,其中差额是如何处理的?3731块电池板,只有200块捐赠给了学校,期间分别,又是如何处理的?

  在信息无法公开透明,一切皆为暗箱操作的大慈善环境中,这些问题显然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捐赠公司为了故意规避税收,甚至为了可以偷税漏税,获得一个"爱心企业"或者"慈善企业家"的名头;中华慈善总会则需要表面上的数字,而展示自己的功德无量。深谙其中规则和道理的相关负责人,也乐得从中坐收渔利。而留下的,只有中国慈善事业的一地鸡毛、名声扫地。

  行政化的慈善运行模式,捐赠程序与管理筛子眼一般的漏洞,信息不透明而致的监督缺失,显然已经无法抵挡一些人功利的欲望和"洗钱"的冲动。又有谁会考虑,与大量捐赠品被贩卖,大额资金进入私人口袋,慈善总会成为"洗钱总会"相对应的,是否为中国慈善事业甚至中国人的慈善之心被挖出了无法填补的大"窟窿"?

  从"天价饭"一路走来,经历"商会门"、跳出郭美美,加上公开信息百出的漏洞,捐赠对象已经死亡捐款才到的风波,再到如今的贩卖捐赠品、公开"洗钱"……不断曝出的慈善丑闻面前,郭美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完善与进步"的存在意义,不幸被"郎教授"一语成谶。至少,目前而言,郭美美以一个人见人嫌的"搅屎棍"的角色存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史命,让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慈善事业这个"化粪池"底下涌动的暗流,有了得以与公众见面的机会。

  那么下一步的问题显然是,谁来接替郭美美,来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对症下药"、"去腥除臭"?

  症状已明,药也不难下,去行政化、加监督管理、进一步推动信息公开等等,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洗牌"的决心了


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

        
 
  美国画家诺曼·诺克威尔的名画《言论自由》。

  文_何帆

  这几年,常有演艺、体育界人士以隐私、名誉受侵为由,将媒体诉至公堂,但诉讼请求却大多被法院驳回。各地法官阐述判决理由时,非常偏爱使用"公众人物"这一说法。例如,"唐季礼诉《成都商报》案"的判决就称:"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新闻媒体为履行其社会舆论监督职责,可以对公众人物的行为进行适度报道。""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则说:"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明星私事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无不当。"

  按照上述判决,演艺、体育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曝光其隐私、批评其言行的行为,负有适度容忍义务。问题是,如果明星们都得承担这类"义务",那么,权力更大、公共性更强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也应被视为"公众人物",并容忍相应的批评之声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何还有那么多"跨省"追捕,而媒体在官员提起的诽谤之诉中,又会屡屡败诉呢?其实,"公众人物"并非本土产物,若想界定这一术语的含义,必须追溯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作者:(美)安东尼·刘易斯

  译者:何帆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8月

  定价: 32.00元

  改写美国新闻史的案件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社论式广告,打算为蒙冤被诉的民权人士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募集律师费用。广告描述了美国南方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批评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但是,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并不符合事实。事后,蒙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即"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一审期间,双方律师围绕几项法律争议,进行了激烈辩论:首先,报纸批评警方的行为,是否直接构成对警察局长本人的诽谤?其次,如果报纸只有极少内容为"不实陈述",是否仍属故意侵权?由于本案法官有种族主义倾向,陪审团也全部由白人组成,法庭最终认定广告构成诽谤,要求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上诉失利后,南方各地官员陆续对时报提起诽谤之诉。临近崩溃边缘的时报不得不上诉至最高法院。由于时报是上诉方,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案名变更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196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票对0票,维护了媒体批评官员的自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就像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官员作为"公众人物",行使的职能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批评官员就是参与公共讨论的形式之一。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因为"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这份意见气势恢弘,尤其是那句"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

  最高法院的上述立场,对美国报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数十年中,新闻界在"美莱村屠杀案"、"五角大楼文件案"等事件中大显身手,揭开政府一系列决策内幕,并在"水门事件"中迫使总统尼克松下台。在这些事件中,最高法院都援引"沙利文案",对新闻界给予宪法支持。可以说,"沙利文案"改写了美国的新闻史。

  新闻人的反躬自省

  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沙利文案"期间,安东尼·刘易斯正好是时报驻华盛顿的"跑线记者",专门负责与司法事务有关的报道。虽然他当时才刚满37岁,可在新闻圈内,却早已声名远播。

  刘易斯毕业于哈佛学院,194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他布局谋篇、驾驭文字能力极强,擅长设置悬念、以点带面、娓娓道来。1955年,他因报道一起海军雇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事件,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名雇员也因这则报道成功复职。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海军共谍案》。1963年,刘易斯又因对最高法院事务的出色报道,再度获得"普利策奖"。

  刘易斯既精于新闻写作,也是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平实、通俗,很少使用深奥法理或晦涩术语。即使遇到专业名词,也会在正文中举例释明,非专业读者不会觉得有任何理解障碍。

  "沙利文案"30年后,刘易斯终于推出与此案相关的作品:《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与《吉迪恩的号角》相比,这本书没有就案论案,其视角更为宽广,时间跨度也更大,它以"沙利文案"为叙事主线,串接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涵盖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与事件。书中既描述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残酷党争,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与判决内幕,完美刻画了美国法政人物群像。这其中,既有霍姆斯、布兰代斯、沃伦、布伦南、布莱克等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有汉德、格法因等下级法院法官,还包括韦克斯勒、查菲、米克尔约翰、比克尔等著名律师、学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是刘易斯的好友,书中许多素材都来自作者与他们的通信、访谈。而与本案判决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则由判决意见主笔者布伦南大法官亲自提供。

  尽管刘易斯本人就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在介绍完"沙利文案"来龙去脉后,刘易斯结合本案后续发展,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比如,为什么"沙利文案"之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媒体与政客、名人对簿公堂时,陪审团甚至广大民众,却宁愿支持权贵?最高法院为保护"公共讨论",降低了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规格,可是,一位女明星的酒后口角,与"公共讨论"又有什么关系?有必要动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去保护八卦小报的胡编乱造么?

  刘易斯指出,现代媒体的权力、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新闻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如此一来,媒体的所作所为,反会招致公众反感。他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无羁地讨论公共事务,而非只为媒体一家服务。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由媒体一家独享,而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否则的话,媒体独享某种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这些反思性内容看似与案情已无太大关联,却恰恰是最有价值的点睛之笔,对最近正因《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而蒙羞的新闻界,亦不乏深刻警示。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甜点

  阅读本书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可在前文提到的国内案件中,相关概念更多成为装饰判决书的"西式甜点"。当原告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时,舶来理论就不见踪影了。这到底是对"公众人物"的理解不同,还是我们的法院"欺软怕硬"呢?

  也许有人要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裁判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规则对中国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人可能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同样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就应像书中一位法官所言,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以本书为引,广大读者有理由结合国情,对更多现实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比如,对"被害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侮辱、诽谤类刑事案件,是否应对诉讼程序、证据规格与定罪标准进行严格限制?在民事案件中,是否应明确规定,当国家机构起诉媒体或公民侵犯名誉权时,法院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或立法禁止国家机构提起名誉权之诉或诽谤之诉?是否应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公众人物"范畴,当他们因职务行为受到批评而提起侵权之诉时,法官是不是应适用更加严格的判断标准?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法律人与普通公民的共同使命。

  (作者系该书译者,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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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拜登?

拜登访华,谁是拜登?前参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员会主席,现美国的副总统,以下文章选自我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观察:麦凯恩对上奥巴马》

"美国一些青年人期待奥巴马的参选能象摩西一样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可是奥巴马对自己的外交能力却没有信心,就拉来拜登做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强化了共和党对其能力的指控,本来奥巴马欧洲之行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结果六十六岁的拜登老面孔的出现,为他的竞选大打折扣。奥巴马说"改变华盛顿旧的政治" 而拜登绝对是玩弄华盛顿的旧政治手腕的高手,在参议院三十六年,却得不到民主党总统提名,就是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拜登非但帮不了奥巴马改变华盛顿两党政治恶斗丑态,而且还会倒过来拖其后腿。

在拜登被奥巴马选为副手之后,一些专栏作家马上提出质疑,纠出拜登的老底。在1991年10月,拜登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期间,主持了对黑人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任命听政。他对托马斯的态度简直可谓是暴跳如雷,而对指控他性骚扰的Anita Hill却莫名的心慈手软。托马斯在回忆录《我祖父的儿子》中,也提及拜登对他恶劣的态度,"拜登对我任命法官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他承诺的态度温和(softball),而是给我当头棒喝(beanball)……" 连民主党同僚都觉得托马斯被他修理得很厉害。里根提名的另一位大法官播克Robert Bork 也遭遇同样如此。我曾看过CNN 直播的几场由布什总统提名的官员听政会,拜登似乎总是百般刁难,其表现完全出于本党派立场,很少有妥协。

拜登虽然是外交委员会成员,但在外交问题上也是很无能,而且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大错特错,他反对增兵,反复的强调伊拉克政党和解才能维持政局的稳定。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增加美军后,局势才稳定下来。

就如挺他的克林顿一样,拜登的道德也成问题,在1987年,拜登参加总统竞选,而在初选中就被报料,剽窃他人(前英国的工党Neil Kinnock)的演讲,后来又被揭发他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剽窃他人论文了,在这些指控之下他不得不乖乖退出竞选。

今年,拜登又参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初选,结果得到的票数还不如佩林选那个小镇市长时得到的多。而那个小镇只有九千人口,她还有民主党对手拿去的选票,可见拜登得的票有多少(这是在民主党的全国范围)。媒体吹嘘说,拜登能象希拉里克林顿一样,拉来蓝领工人的票,而事实上,就算拜登拿到他所在的德拉维尔州Delaware选举人票(Electoral College Vote),也只有三张,候选人要获胜则需270张,搭配拜登助选,实在是差得太远。"

以前在参院,拜登拙嘴笨舌出了名,现在作为副总统,作风低调了许多。但最近,在美国民众担心政府开支过大的时候,他跑出来主张建设高铁,他宣布要修建一条造价为530亿的"子弹头"高铁线路。众所周知,高铁利用率极低,在欧洲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网,但是平均每人每年乘坐里程数大概是100哩左右,而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是每人每年50000哩。也就是说,和公路相比,大部分高铁修成以后,基本是躺在那里睡觉。

在外交上,拜登支持让台湾走香港的路线,所谓一国两制,我想大多数的台湾人不会答应。至于台湾香港到底有何不同,想必拜登也没有什么兴趣。我想这次他专程来中国访问,主要是为了汇率问题,当然他希望中国一如既往地买美债。至于中国的军事扩张问题以及人权恶化问题,这届美国政府即使有心坐下来和北京政权讨论,但因为"拿人手软,吃人嘴短"所谓的美债问题,他们已经失去了有力的谈判筹码,当然只能避而不谈。在经济上,现在好像倒过来,美国政府要依赖北京的政府,而不是相反。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滚石》专访达赖喇嘛

核心提示:达赖喇嘛接受《滚石》杂志的专访,谈论他的转世,他不再担任西藏政府首脑职位的决定,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对阿拉伯之春和本・拉登之死的看法,他的转世灵童,他对人类的恨与恶的诠释等等。

原文: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作者:MELISSA MATHISON
日期:2011年7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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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民的保护神:2011年7月8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特区。滚石公司Mark Seliger摄】

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祖拉康寺、艳阳高照,数百名藏人聚集在院子里准备参加一场盛宴。佛教僧侣们舀出白米饭和炖蔬菜分给众人,一时号角冲天,铙钹齐鸣。这种仪式在这儿司空见惯,僧侣们常常向当地村民分发食物,积累善业功德 —— 但这儿的节日气氛似乎与寺庙只有一墙之隔的高僧的心境相通。尽管众多民众衷心请愿,达赖喇嘛终于得偿所愿,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正式退休。

西藏议会曾两度敦促尊者能够重新考虑,但他甚至拒绝读一读他们所写的来信,也不愿与议员们会面。他下定了决心。5月29日,文件得到签署,《西藏宪章》也被修订。该法案标志着西藏流亡社区自愿进行政教分离,这一点令人瞩目:350多年来,达赖喇嘛不再是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领袖。

虽然西藏流亡政府这几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但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社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上仍然有最终决定权。他任命外国使节,决定与中国谈判的范围和时间,有权签署或否决法案,甚至解散议会。现在,随着他的签署,他的正式头衔已经从"国家领袖"变成了"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护者和象征"。达赖喇嘛的许多政治责任将落在洛桑森格的肩头,这是一位43岁的哈佛大学法学学者,他在4月份当选为总理。

中国将这次权利转移称为一个"政治把戏",拒绝会见森格。共产党政府相信,西藏自治的斗争将随着达赖喇嘛逝世而灰飞烟灭;他们所要做的的就是等待。但是尊者还政于民,依靠民主制度做为反抗中国压迫的有效保障。尊者已年届76,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为西藏掌舵。他相信,藏人必须学会自己扬帆前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出生于藏族小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按照古老的传统、高级喇嘛和护法神的梦境和冥想,最终带领搜索团队找到了这个男孩。两岁时,他成功地辨认出他在前世的遗物和熟人,并被正式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四岁时,他进入首都拉萨,被任命为西藏人民的宗教领袖。15岁时,他成为国家元首。1959年,西藏与中国军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点,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领导流亡藏人。

回顾60多年的领导生涯,达赖喇嘛有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成功的流亡政府,坚定反抗暴政。作为第一个到西方访问的达赖喇嘛,他终生向大众称赞非暴力的优点,为此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他仍然是他的国家的斗争的化身。

我从1990就认识尊者;当时,我为《昆顿》(译注: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之一)担任编剧,这是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影片,讲述达赖喇嘛的童年。自那以后,我们就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我成为一名活动家,为西藏自治继续努力,并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董事。我每天都祈祷丹增嘉措长命百岁。

6月2日,当我们重逢于达赖喇嘛接待处,位于印度山城麦克劳德甘吉一座主要寺庙的背后,他问我,他是否还象上次相遇时那样健康。是的,我告诉他 —— 甚至更年轻。但是,我补充说,他的眼睛看起来老了点。他说,"这才对," 不过他告诉我,他并不需要重新检查眼镜度数 —— 部分因为他不用计算机。"我甚至从来没试过,"他说,一下子笑了起来,发出招牌式热情洋溢的笑声。"我不会用!"

让我们从那一天开始谈吧;1950年,您成为西藏政府的首脑。当时您只有15岁,而中国人正在入侵你的国家 。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人们要我我负起责任,我的反应是,我还是依照达赖喇嘛的传统比较好,18岁再亲政。15岁有点为时过早。然后,他们再一次请求我。当时,中国已经占领了昌都[西藏东部的山区]。人们非常焦虑。所以我承担起了责任。当共产党的解放军抵达拉萨时,我的第一个命令是,从拉萨逃到印度边境。所以我想,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我亲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逃离拉萨![ 笑 ]

所以现在,61年以后,您刚刚从政府首脑的职位上退下来。您真的是从儿时起就一直在为此刻准备 —— 退休,实现政教分离。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生根发芽的?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那时还住在拉萨;当时我和普通百姓有些非常亲密的接触,主要是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的清洁工人。我总和他们一起玩,有时一块吃饭。我从仆人那儿到一些真实信息,拉萨城发生着什么事。我经常听说那些人经历的不公正的事。于是,我逐渐了解我们的体制 —— 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您亲政后不久,您决定想要对旧制度进行改革?

1952年的时候,我想成立一个改革委员会。我想开始进行某种改变。但我面临着一项重大障碍 —— 中国官员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革,这种方式已经在汉地实施。 中国人认为,如果西藏的改革是由藏人自己发起的,可能会妨碍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因此就变得很困难。

1954年,您前往中国,并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改革 。 它和您对西藏的设想一样吗?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中国访问。北京的人代会纪律非常严明!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大代表敢于提出什么建议。他们会提出一两点,但只是对措辞的很小的修正[笑]。没有真正有意义的讨论。

后来,1956年,我来到印度。我访问了印度国会。我发现了巨大的反差。印度国会声音嘈杂,没什么纪律。这是一个完全言论自由的明显标志。印度国会议员喜欢批评他们的政府。所以我意识到,这是民主的含义 —— 言论自由。我对民主制度因此印象深刻。

您喜欢民主的众说纷纭,杂乱无章吗?

1959年,当我们决定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我问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是否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他拒绝了。他觉得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没什么用。他告诉我,美国不会和中国就西藏开战。后来,我又会见尼赫鲁,而我有点焦虑(笑)。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神情自若!我学习到,是的 —— 这是一个实践民主的领导者。分歧是正常的事。

1960年我到达印度之后,许多藏人来到菩提伽耶,寻求我的教诲。我们就在那儿决定成立代议制政府 —— 民主化的第一步。从那时起,作为难民,我们一步步走向全面民主化。在过去10年来,我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自认为是一名高级顾问。2009年以来,在许多场合,我表示,"现在我期待完全退休。"今年3月10日,我正式提出,现在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将把所有的政治权威移交给藏人行政中央。

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急于要赶走他们的领导人。但西藏人非常不愿意让您退休。这是为什么呢?

在感情上、精神上,他们仍然尊重我。我宣布我退休后,他们要求我应该继续履行我的责任。我谢绝了。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考虑至少拥有一个头衔,担任国家虚位元首。虚位元首?我不喜欢。象英国女王那样?当然,我个人很赞赏她。很棒。但这个体制呢?[笑] 如果你是一位虚君,那么你总该干点事!否则,我只是挂个名。别人写声明,由我来读?我知道这是什么 —— 一个傀儡。

自从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甘丹颇章有350年的历史,承担真正的政治责任。而在五世之前,达赖喇嘛仅仅是宗教领袖。我始终相信,国家由国王统治的规则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必须与时共进。

所以现在把我的政治权威移交给民选政府。我感到高兴。他们承担全部政治责任;而我只是一位纯粹的宗教领袖。但是,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当仁不让。
您的退休有什么个人因素吗?

我总是告诉人们,宗教机构和政治机构应该分离。因此,当我一边告诉人们这一点,一边又继续担任政教合一的领袖。虚伪![笑] 那么,我必须知行合一、以身作则。

此外,我有一个比较自私的理由。 在达赖喇嘛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而自五世以来,达赖喇嘛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宗教方面有一些争议。现在我退休后,达赖喇嘛世系将更纯净,更稳定。我觉得我们必须把政治责任分离。达赖喇嘛不应该继续这一责任。所以这是自私的理由 —— 保护达赖喇嘛的传统。不参与政治的达赖喇嘛世系更安全。

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可以承担各项工作。因此,本人自愿,自豪地决定,延续四百年的传统应该结束。

这并不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的结束。 该世系仍然作为一种宗教角色而存在。 不仅我这一代;如果西藏人民希望达赖喇嘛世系继续,它仍将不断延续。

您的退休,是否意味着您改变了长期目标?

在我的余生,我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促进宗教和谐。 提升人类价值和幸福。诸如此类。

所以,您会继续您的日常生活? 我知道,每天早上,您会为众生祈祷 。当您为我们祈祷时,您都祈求些什么?

我经常告诉人们,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对话的世纪。和平不会来自冥想,也不来自佛祖。和平必须依靠我们人类的努力,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因此这意味着,每当我们面临问题,就要对话,这是唯一的途径。为此,每个人需要从心底里解除武装。因此,我们应该做出一点点贡献,以期在本世纪实现一个和平慈爱的世界。这是我的心愿。它不会马上到来。但是,我们必须作出努力。现在它看起来仅仅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必须作出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然后,如果我们努力之后还是失败了,我们不遗憾。

这可能会令人们惊讶,您真的言行一致:一个简单的和尚。

几天前,就在这个房间,藏人的政治领导一起来看我。他们带来[有关我退休]的宪章修正案。 他们解释条款内容,然后他们请我阅读。 我回答说:"哦,即使我读完了我也不会完全明白。因此,没关系啦。" 然后我问他们,"我应该在哪签字呢?" [笑]

这可够危险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和尚的标志!

你是否担心,有人认为您退休的决定是错误的?

是的,一些藏人,尤其是年轻的藏人,批评这一决定。

这仅仅是因为害怕吗?还是对西藏的未来,有什么合理的关切吗?

有些人认为,这一决定太着急了一点。 他们不知道,你看,我的这些想法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形成的。

达赖喇嘛长期依靠西藏护法神的意见。就您的退休问题,您是否向护法神请教?

是的。他们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我知道这些护法神。某种程度上,他们就象我的顾问。过去四五百年间,他们和达赖喇嘛共同度过;所以,作为人,从逻辑上讲,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决定有点不大舒服。但他们说,这一决定非常及时的。这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您对您的决定感觉良好?

哦,是的。3月19日,我更加详尽地向公众解释我的退休决定 —— 当晚,我睡得异常安稳。因此,这似乎是某种解脱。

现在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是指责,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恢复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我们的决定对此是一个响亮的回答。现在,他们没法继续这样说。我经常说,中国共产党应该退休。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向我学,优雅地退。"

为什么中国企图妖魔化您?轻蔑地称您为一个"魔鬼"或"披着僧袍的狼"。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陈词滥调呢?

大体上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幼稚。中国官员们使用这些词,我觉得他们是想向中国政府表示,达赖喇嘛是个坏蛋。我认为,他们也希望说服藏人。他们想抹黑到底,所以才使用这些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自取其辱。我的意思是,太幼稚! 太愚蠢! 没有人相信他们。

通常情况下,人类大脑的一部分会发展出一些常识。但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强硬派,他们的大脑缺少这一部分。去年,当我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我告诉他,"你应该给中国人做个小手术,将这部分放到他们大脑中。" [笑]

如果您一直领导西藏,今天西藏将会是什么样子?

西藏会有一些变化,会发生一些改革。但它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西藏内部会有反对的声音。一些官员的思维更现代化。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守旧。然后还有中国"解放者",当然,完全没有自由[笑]。

我真的觉得,过去52年是很可悲的。那么多难民。而最糟糕的事情是西藏境内被破坏。尽管有一些建设,经济取得了一些进步,整个情势仍然非常、非常糟糕。
但我不遗憾。在过去52年,因为在印度获得的自由,我真的觉得我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令我的生命有意义,做出了贡献。如果我留在拉萨,即使没有中国的占领,我可能会以某种正统的方式承担一些礼仪性角色。

当您还年轻时候,乃穷护法神预言说:"希望实现的宝石将闪耀在西方。"护法神说得对吗?

我觉得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1959年逃亡到印度。对藏人而言,印度就是西方。然而,我们从印度到欧洲和美国,这些都是我们的西方。我自认为我做出一个贡献:我把佛教科学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没有其他佛教徒这样做过。 我不认为其他喇嘛注重现代科学。 自从我儿时起,我就对现代科学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与心智学相比,现代科学还很年轻。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高度发达。 所以我们佛教徒可以从中借鉴。

您曾经说过,西藏的存亡将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改变。您对此是否乐观 ?

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他的主要兴趣是促进和谐,我对此全力支持。我多次表示,真正的和谐应该发自内心。为此,信任,尊重和友谊都是必要的。要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使用武力是错误的。在胡锦涛主席近10年的任期内,他的目标非常好。但方法 —— 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 —— 只会适得其反。

最重要的事情是透明度。我一直说,13亿中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13亿中国人也有判断力,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好几个场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需要政治变革。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提到民主。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越来越多人说,他们希望政治变革,更多的自由。因此,它必然会发生变化。没人知道还需要多久。5年,10年,15年。到现在为止已经52年了。我几乎可能肯定,事情肯定会在未来50年内发生变化。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那么久。

如果您能对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言,建议如何处理西藏,您会跟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认为讨论这个没什么用[笑]。

1959年以来,您是否曾想过,中国人会离开西藏 ?

哦,有的。1959年3月10日 —— 就是西藏起义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拉萨人来到罗布林卡,堵住所有的门。他们高喊,"您不要去中国军营!"
在那个紧张时刻,藏人们担心来自中国的邀请是个花招,是想监禁或暗杀您?
是的。 那一天,太阳是非常明亮。 我向侍从长帕拉先生表示,"也许就是今天,这也许是历史的的转折点。"
"转折"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尽管存在一些困难,你看到一个长长的隧道 —— 一直到底就能看到光明。这种感觉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我知道,11月您要和一些西藏宗教领袖开会,讨论您的转世。你们讨论了些什么?

过去的几个场合,当我们几位宗教领袖一起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我的转世![笑] 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具体的决定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毕竟,达赖喇嘛转世是指我的转世,我的重生。因此,从逻辑上讲,这是我来决定的事。其他人,甚至包括其他宗教领袖都无法决定。我的来生完全取决于我。

但是,中国政府说,他们决定所有活佛的转世,包括你的。

这个颇有争议。 共产党不仅仅不相信佛教,他们甚至认为藏传佛教是毒品。因此,他们刻意贬低藏传佛教。这些想减少或者消灭藏传佛教的人,现在要干涉来世? 这很搞怪,真的。太搞笑了。他们只是想着拉萨的政治权力。这可够蠢的。我觉得他们最好完全置身事外。或者,中国要是"不应该有任何转世灵童。",这才更符合他们的逻辑。

这么多人讨论您的死亡,您觉得烦吗?

不,完全没有。上个月在纽瓦克,一名法国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我取下眼镜,问他,"看着我的脸,根据您的判断,您还急着讨论转世问题吗?" 他说,"不急!" [笑]
您是否发现自己倾向于用更加传统的方式寻访下世达赖喇嘛 —— 您的转世 —— 就像您曾经被发现的那样?

目前,我觉得我可以再等10年,15年,或者20年。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那时的局面。如果西藏人民仍然希望保持达赖喇嘛世系,而且希望按照传统方式,那么他们将利用过去的经验:搜寻一位有灵异的灵童。

至于灵童出生的地点,我已经明确。如果我在流亡中往生,仍然为西藏自由而奋斗,那么逻辑上我将转世在西藏境外。转世的根本目的,是继续前世未尽的工作。因此,逻辑上讲,如果前世在西藏境外流亡中过世,转世也会在流亡中寻访。否则,它只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您能预见您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将面临的挑战吗?

我已经辞职,达赖喇嘛世系已经退出政界。因此,下一世达赖喇嘛要安全得多。现在,如果十五世达赖喇嘛不适合做政府首脑,没关系。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能干嘛就干嘛。不太聪明?OK![笑]

根据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的传统,转世灵童在前世喇嘛去世前出生。您认为,十五世达赖喇嘛有没可能已经能够转世了?

有可能的。 至少当代有两位喇嘛在其过世前说:"我的灵童已经转生。"如果是真的,经过一番调查后,这是可能的。

如果您的灵童已经转世,您会传法给他吗?

如果我已经太老,我就不知道了! [笑 ]

您一直密切关注中东的起义。您认为阿拉伯之春对西藏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这很难说。专制制度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确实给大量中国人的一些好处。这有所不同。

突尼斯和埃及危机很快对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变得非常紧张,他们看到危险来自内部。但中国的专制制度控制颇为严密。其国内安全的预算甚至超过国防预算。

很多人相信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 因为他们更年轻,因为有了互联网,因为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 他们对外部世界有更多了解。我认为事情肯定会改变。一定。这是我们的看法。许多中国人也有这种看法。

当您听说乌萨马・本・拉丹已被击毙时,您还记得您在哪吗?您当时有什么反应?

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当然,我觉得难过。然后,不是那么简单。非常复杂的情绪。

从儿时开始,我非常不喜欢死刑判决。在1945年或1946年,当时我10岁,他们在纽伦堡法庭判决德国领导人战争罪并绞死他们。我在《生活》杂志上看到图片。我感到很伤心。接下来是一些日本领导人。这些人已经被打败了。绞死他们不是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只是简单的报复。

然后,当萨达姆・侯赛因被绞死时,我看到的图片也非常悲惨。他不再是威胁,只是一位被打败的老人。我真的觉得,应该给他怜悯,而不是死刑。

本・拉登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被打败的人。自从9・11惨剧之后,我表示,如果我们错误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一个拉登,一段时间后,10个拉登,然后100拉登都是可能的。9月12日,因为我和布什总统的亲密友谊,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表达我的哀悼和悲伤。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我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害。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 真的非常糟糕。 我知道。我能感觉到美国人的感受。 因此,普通人,以正义的名义,加上一些复仇的感觉,一定程度上,他们对本・拉登的死感到很高兴。而从另一种方式来看,这不过是杀死了一个被打败的人而已。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以和解的精神。对话、聆听和讨论。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世界上是否存在恶?

在我看来,恶的种子是恨。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恶的种子。要说谋杀的潜力的话,每个人都有可能。仇恨、愤怒、怀疑。 这些是潜在的负面行为。

每个人也有慈悲的潜力。宽恕、容忍。这些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潜力。

恶意味着负面的潜力显现。正面的潜力处于休眠状态。那些真的喜欢仇恨,总是故意实践愤怒和仇恨的人—— 那就是恶。

您有没有觉得曾经被人背叛呢?

1954年和1955年之间,我至少在北京呆了六个月。在此期间,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见到毛主席。开始,我非常紧张。然后 ——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后,我不记得多少次 —— 我逐渐发自内心地钦佩他。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毫无疑问。非常直接。而他的个人行为 —— 很慈祥,像一位老农民的父亲。就像这样。很简单。

他承诺了很多。有一次,毛主席指着两位驻扎在拉萨的将军,他说,"我派他们去帮助您。因此,如果他们不听话,告诉我。我会撤他们的职。"

然后,在我和他最后一次会议上,在最后一刻,他提到,"宗教是毒药。"

当时,他向我建议如何倾听,如何收集不同意见和建议,然后如何领导。 真的很不错的建议。他让我给他发个人电报,直接发给他。

所以我满怀信心回到西藏。在路上,我遇见一位从拉萨来的中国将军。我告诉他,"去年,当我走这条路去北京时,我充满了焦虑和怀疑,现在我返回拉萨,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是1955年夏天。

然后,在1956年,在中国管辖下的西藏东部发生一些问题。所以我来到印度。月复一月,事情变得更加严重,麻烦更多。所以,我从印度返回后,我最少写了两封信给毛主席,告诉他有关情况。没有回答。没有反应。然后,我觉得,"哦,他的承诺是空谈。"

在布达拉宫的壁画上,描绘着前世达赖喇嘛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和人物。您的生活与前世的达赖喇嘛们大不相同。您能否想象,谁,哪些事件会出现在描绘您一生的壁画上吗?

啊,我不知道。当然,我母亲还年轻的样子。 然后,我的经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还是让别人去操心吧。

重要的是,我的每天都不应虚度。每天早晨醒来,我引导我的思维。一天其他时间,我的身语意识都是奉献给他人的。这是一位修行者的必修课,如此我获得一些内在的力量。如果我要操心我自己的遗产,真正的佛教修行者不应该这么想。如果你太关心你的遗产,那么你的工作不会真诚。你老是要考虑自己名誉。自私。这不好。被宠坏了。

您是否相信,有那么一天,您被允许返回西藏?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它关系到大约600万藏人和他们的文化。所以,除非中国政府解决实际问题,讨论我是不是回西藏无关紧要。这是600万西藏人民的问题。我只是其中之一。当然,和每一位藏人一样,我也有服务的责任。

当那一刻到来时,您的灵塔会在布达拉宫吗?

最有可能的是,如果变化来临,返回西藏的时机成熟,我的身体将被保存在那。不过这不要紧。如果我坐的飞机失事,一切就完结了!本・拉登,我来了![笑]

您曾经说过,观世音 —— 慈悲佛,达赖喇嘛世系是其转世 —— 为第一和第五世达赖喇嘛有一个总体规划。您是否认为,过去50年的西藏历史上也是他的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这我不知道。6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曾经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拉萨大昭寺,遇到了观世音;那儿有一尊非常著名的观世音塑像。在梦中,我进入那个佛殿,观世音塑像向我使了个眼色,要我走近点。我非常感动。我过去拥抱他。然后,他开始吟诵一句话,一首诗。其含义是:持之以恒。 不管碰到任何障碍,继续努力。不管有什么困难和障碍,你应该肩负你的所有工作。

当时,我感到高兴。但现在,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个梦,我认为这是观世音的建议:"你的生活并不容易,困难不少,持续时间很长。但没有理由感到气馁。"

本文于2011年8月4日在《滚石》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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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今后十年最大的故事

当前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百年一遇的美国债务危机最为牵动市场的神经。美国经济会否探底?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将会如何?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新挑战又各自是什么?上周末,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做客广州,在中投证券下半年投策会上为投资者廓清迷雾,理清思路。

  陶冬认为,美国经济确实低迷,但不至于进入第二次衰退,实际上正在缓慢的复苏。全球经济不会因欧美债务危机而触底。以前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要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如今经济增长动力全系在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等新兴国家身上。

  陶冬还表示,中国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信贷扩张型的催生模式走到了尾声,政策刺激带来的魔法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后几年,随着出口、信贷和房地产的弱增长,中国将再次步入偏低增长期。今后3年的货币政策将恢复常态,资金链只会越来越紧。而刘易斯拐点会是中国经济今后十年最大的拐点。

  "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的房价有泡沫,但有泡沫不代表这个泡沫明天就会爆。"对于备受关注的房价走向,陶冬认为大涨和大跌的机会都不大了。"就像早晨我们去拣贝壳,离海滩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浪潮会打过来,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国房价的标杆离世界之间的标杆越来越远了。(如果)今天我要买房子,我宁愿去美国买。"

  □赢周刊记者 韦常春 实习记者 吴曼玲 文

  目前的市场恐慌远超实际冲击

  赢周刊:美国信用评级被标普调低,进而让全球投资者担忧美国国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您怎么看待?

  陶冬:在过去十年里,平常被投资者们认为最具有避险价值的国债频频出事。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促发了一场在过去的十年中间罕见的市场动荡。

  如果是六个月以后再看今天的金融价格,只要全球的金融体系不会达到新石器时代,欧洲的债务危机就不至于导致全球金融海啸。我认为,目前的市场恐慌已经远远超过实际债务危机可能给企业的盈利及大多数债券违约行动带来的冲击。

  美国经济正缓慢复苏

  赢周刊:美国评级下降还引发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您怎么看待美国经济的明天?

  陶冬:美国进入衰退的可能性在上涨,可是在今天,美国进入衰退,全球进入两次探底,我觉得还不是一次确切的事情。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出现第二次衰退。

  美国今天有没有复苏?有,但是是一个弱复苏,甚至是一个极弱的复苏。今天经济还没有恢复到上一个周期顶峰的顶。很明显,这一次的经济复苏是极其缓慢的,(是)挣扎的(复苏)。原因是美国的房地产拖了它的后腿,美国的房地产一点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后面的原因是美国的经济机构的经济功能丧失了。哪怕美国人认为佛罗里达(州)的房价已经很值得投资了,但是由于银行不会借给他(钱)按揭,他想超低也没有这个可能。这就决定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在没有银行资金引导的情况下会继续挣扎下去,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哪怕有复苏,也是极其缓慢的复苏,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拖经济复苏后腿第二名的是就业市场不振。一般情况下,在进入经济复苏之后的九到十个季度,就业就应该回到之前的正常水平。这一次就业有所复苏,但比起上一轮的高点还差出700万的就业机会没有被重新就业。

  由于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弱势,使得美国这一次的复苏非常缓慢,非常曲折,而且时不时让人感受到将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但实际上,在房地产和就业之外,美国经济有许许多多的复苏迹象。如果我们看今天企业的盈利情况,它已经回到上一个周期的高点之外了。中小企业的招人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复苏了。当就业开始有一点复苏之后,我认为重回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与此同时,银行开始借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缓慢挣扎地复苏。另外,石油价格开始回落了,那么美国消费者花在石油之外的钱就应该有所上升,这会对美国下一轮消费热带来市场。

赢周刊:面对突然来袭的危机,美国政府有否有效手段去控制局面?

  陶冬:美联储的政策何去何从?早些时候,美国开议会会议,承诺超低的利率水平会维持到2013年年终。但是,伯南克目前给大家吃的只是"定心丸",对于市场干预也只是口头干预,真正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没有出来。因为他在联储内部还搞不定,提出什么样的措施,大家也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我相信在8月26日美国联储年会之后,如果金融市场大跌的话(美)联储会提出宽松政策。我认为(美)联储在推出QE1和QE2之后,推出新的货币扩张政策是个大概的事情。8月26日,我们可以见到风声。

  赢周刊:除了美国经济,还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令人忧心?

  陶冬:前一段时间,嚷得比较凶的是希腊债务危机、爱尔兰债务危机、葡萄牙债务危机,但是最近的焦点聚焦到意大利身上。希腊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大幅度回落,爱尔兰、葡萄牙的CDS大幅度回落,但比起历史水平来讲还是在高位。希腊的问题、爱尔兰的问题、葡萄牙的问题迟早都会出来,但是今天大家担心的是意大利。而这个拉动了欧元的隔夜拆息利率。欧元的隔夜拆息利率如果再往上升的话,你就算有多少钱都卖不出去,你再好的股票都卖不出去。雷曼倒闭前,一旦银行之间互不信任的话,资金市场就会出现断层。而资金市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这个东西一口气喘不上人要毙命。

  意大利是欧盟区第三大政治国、第二负债国,意大利是欧洲仅有的两个债务GDP超过100%的国家之一,另一个难兄难弟是希腊。大家都在嚷嚷爱尔兰危机、爱尔兰危机,结果没有出事。为什么?它在债市上借到钱了,同时它去欧盟稳定基金那里借了一样多的钱,只要这块撑着就没有太多的问题。EFSF(欧洲市场金融稳定基金)对于欧债危机极其重要。欧盟稳定基金有7500亿美元的资产,如果希腊在市场上一分钱都借不到,这笔钱足够希腊吃33年。如果爱尔兰集不到资的话,足够爱尔兰吃22年。如果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都集不到资的话,这笔钱也足够他们吃到2013年年终了。

  但是,如果意大利出事了,稳定基金就兜不住了,稳定基金就这么多钱,意大利一家就可以把它全吃了。如果再有其他国家也要借,稳定基金明显的就手忙脚乱了。意大利是不是稳定,对于欧洲至关重要。

  意大利的问题和希腊的问题完全不同。希腊还在水面以下,每年都在亏钱都在烧钱,但是意大利通过收缩紧公共开支之后,其实每年还是有盈余的。意大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挣扎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意大利的财政开支、债务基本上和GDP成正比。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它的债务增长趋势明显要大于它的经济增长趋势,这个才是问题。意大利的问题不是收支结构性的问题,而是目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可能解决的。

欧洲债务炸弹三年内不会爆

  赢周刊:那么,您认为欧洲债务危机还会持续多久?

  陶冬:我个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还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事件,甚至是一些震撼性的事件。但是在短期之内,由于欧洲有7500亿(美元)的稳定资金,今后还可能进一步添加资金,在今后三年,问题不会太大。

  欧元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欧洲欧元区的政治体系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运作的,但是欧元区的经济体系却放在一个整合的状态下,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要求统一,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欧元区就好比把16个国家绑在一起,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把腿都绑在一起,往前跑,那样不摔跟头才叫奇迹。

  欧元在我看来10年内必然不涨。但是,欧元不涨,不是因为希腊出了事情、意大利出了事情,而是德国某一天一拍桌子说"老子不干了"。

  德国有一幅著名的漫画,一只老牛在吭哧吭哧拉车,肚子上写着"德国",车的后面坐着一群兴高采烈的"欧猪"。欧洲的政治结构和美国的政治结构不一样,美国的联邦政府和美国地方政府和美国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儿子再不孝,你可以打他骂他,但绝不会一刀子捅了他。欧元区的关系,是邻居的关系。邻居家里着火了,你给他送水、送毛毯,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邻居今后十年每天都在你们家吃饭,每天晚上都在你的床边打呼噜,这个就不行,所以欧元区最终将走向破灭。但是短期内,由于各种各样的利益,欧元还不至于那么快破产。欧洲大国今天救"欧猪",实际上是在救自己。因为他们的银行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有许许多多的资产。一旦那些"欧猪"倒了,那些银行倒了,最终是要牵涉到自己的。

  另外,欧元下跌对德国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好的危机。因为德国的银行没有问题,德国的财政状况没有问题。欧元这么一闹,德国出口上去了。德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国,它的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全部来自于出口,一个弱欧元符合德国的国家根本利益。

  赢周刊:这一轮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在欧洲、美国,您对此怎么评价?

  陶冬: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在往下降,但是新兴市场却非常好。这就明显看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差异。

  今天我们衡量全球经济,不要光看欧洲、美国、日本,同时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到其他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6%,美国贡献0.7个百分点,欧洲贡献0.3个百分点,日本是0.2,三个加在一起一共是1.2个百分点。中国贡献了1.2个百分点,所有的新兴市场加在一起一共是2.8个百分点。今天世界的增长,是来自这里。这和十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1999年,全球经济增长3.4%,美国一家的贡献就增长了1.1个百分点,这几乎相当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当我们谈到全球两次探底的时候,先看看我们(中国)自己的购买力,看看巴西的购买力,看看澳大利亚的购买力,我们再谈会不会探底。

中国经济再次步入偏低增长期

  赢周刊:请您谈谈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陶冬: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30年,中国出现了三次超高速的增长,每一次都有两个超级因素拉动。2001年之后的超高速增长,第一个超级因素是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的贸易顺差爆炸式的增长,国内流动性爆炸式的增长,资产价格大幅度的上涨。第二个大的超级因素是房地产,房地产一口气拉动了中国56个行业,制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次重化工业增长。这两个超级因素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每年你都能遇到的。恰恰是这两个超级因素,拉动了连续5年双位数的经济增长。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三次超高速的增长的后面,往往会出现一个跨年度的偏低增长期,往往是偏低的增长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我认为中国经济今天又进入了一个偏低增长期。

  赢周刊: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转型?

  陶冬: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尾声,信贷扩张型的催生模式也走到了尾声。今后几年,中国都会处在一个弱增长周期。在这期间,信贷弱增长,出口弱增长,中小企业弱增长,房地产弱增长。不要去预言通货膨胀什么时候见停,不要去预言经济增长什么时候促进,不要去预言货币政策什么时候转向,不要去预言房价什么时候开始反弹,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在今后几年,我们都会面临一个类似不死不活的局面,这个叫经济转型期。

  哪怕是(中国)人民银行由于全世界的形势,明天减了货币存款准备金率,今后3年,货币环境的正常化只会一步一步往深走。如果各位今天感到资金非常紧,我告诉你,今后3年只会越来越紧。

2011年最大的意外是民企全去搞PE了

  赢周刊:2011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数是什么?

  陶冬:政策刺激带来的魔法已经接近了尾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了70%、80%。2011年带给我的最大意外,不是通货膨胀,不是房地产。2011年给我最大的意外是民企突然都不投资了,全去搞PE了。由于企业不再把钱放到实体经济投资去,政府的投资下来了,投资跑哪儿去了?政策刺激的魔法没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依然不全,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增长领域里遇到的困境。

  金融领域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有本事,它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就用了一个杠杆,就动了一个工具,就是货币存款准备金率,一口气拉上了600个点,收进去了4.1万亿。比率不动,汇率不动,全用在这口气上面了。这意味着银行体系的流通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被抽走了。如果这个压力被社会所有分子共同负担,那问题不会太大。但银行还是想照顾他最好的客户——国有大企业,追着求着您向我借点钱。边缘的借贷者——中小企业根本就从银行的顾客名单里消失了,对他们来讲,这一轮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不是货币成本涨了,而是他们根本借不到钱。这就出现了,民营企业无论从温州到东莞都融资难,灰色地带的借款利息去到六厘,甚至七厘,这样的借贷程度是惊人的程度。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如果再不救,是致命的。一旦中小企业死了,大企业和银行也活不好,这是中国今天经济面临的问题。

  赢周刊:根据您的判断,中国经济下半年的走势将如何?

  陶冬:如果我们看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今年7月份的PMI是每一年的7月份的PMI的第二高,仅仅好过(遭遇)金融风暴的2008年。每一年新年之后的PMI都会从农历2月份开始上涨,每年都有一个加速,但今年这个加速几乎看不到。这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PMI里面的机械订单,一个一个都在跌。这预示着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方向。而且,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问题,我相信三角债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六个月以内会重新受到打击。现在已经有大量中小企业付不起电费,付不起水费。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进入硬着陆?是不是就像索罗斯等人所说的中国经济完蛋了?不是。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现在是50.9,我们估计很快就会跌。但是,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维持相当强劲的水平。今天能够使中国经济避免8%以下的增长(速度),(靠的)是消费。消费不足以把中国(经济)拉回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我相信这一轮的下降拉开了一个降落伞。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的往6%、7%走的话,货币政策重新转的机会不大。通过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早都没钱了。但是中央政府兜里有的是钱,政策玩的是一天多一点。如果把"十二五"规划里的基础设施投资全部开工的话,中国经济最终还是能够往上(走)的。

  赢周刊:您对中国经济的结论是比较乐观。

  陶冬: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跟欧洲、美国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但不像美国、日本、欧洲那么恶劣。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

今天的通货膨胀并不可怕

  赢周刊: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会遭遇哪些障碍?

  陶冬:七月份的通货膨胀告诉我们,食品通胀没那么快完,服务业通胀已经从过去的1%上到一个新的层次。过去食品在拉动通胀,我认为(这)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但是一旦人们对于工资的预期出现了改变,这个通胀会变成结构性的、长期性的。我们认为,中国的食品通胀在下半年会出现回落,但回落速度不会太快;但是服务业通胀会进一步加高。看看租金的变化,饮食类、医疗卫生、教育的通胀,这条红线的上升会非常快,而且是结构性的,上了之后没那么快(降)下去,所以在今后几个月,中国的通胀CPI可能会见顶,但见顶后的回落速度会非常缓慢,中间会有很多波折,中国下半年的通货膨胀基本在5.5%打住。这说明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还不及时。央行的打算是我们加息加一半,通胀下一半,最终在中间碰上了;但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加息加一半,但通货膨胀并没有下来,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轮的往上涨。

  我认为中国政府会被同一块石头连续绊倒两次。2010年初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会达到3.5%,所有的政府(派)经济学家都笑话我,你看这基数效应、翘尾因素,有可能涨吗?今年我说通货膨胀可能达到5.5%以上,(他们)又在笑我,你看这基数效应……错了!如果这个世界的通货膨胀可以用基数效应算出来的话,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经济学家。(基数效应是)小学生有一个Excle表就可以算出来的事情。

  基数效应的最大(问题)是它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但其他因素一定变。去年变的是食品价格,今年变的是工资。这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现在我把桌子转过来再问你一下,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5%的通货膨胀真的是不是这么可怕?不是。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不过是重新回到了新兴市场平均的通货膨胀水平。奇怪的不是今天的通胀,而是我们曾经出现的通缩,那时候是因为大量农民工的工资带来的通缩。今天,工资的正常化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正常化,接着是货币环境的正常化,三个都在寻求一个新的常态。奇怪的不是5%的通胀,而是人们的想法。

  如果中国政府在今年初不把通货膨胀(目标)定在 4%,而(是)定在5%,那么今天就不必在这里扯这个了。如果市场不是一直以为通货膨胀会跌回到3.5%,市场就不会每次出现5%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叫狼来了。是我们错了,而不是通货膨胀错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当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在寻求一个新常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烈度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去谈5%的通货膨胀了。

房价未来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赢周刊:不断上涨的除了通货膨胀,还有楼价。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有何判断?

  陶冬: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轮成交量的袭击,而这个带来新盘存货的明显上升。今天(全国)房屋的存货量大概等于11到12个月的销售量,这个数字比过去的6到7个月的数字明显高出一截,可是比上一周期的18个月又明显矮出一截,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今天受到的压力。

  有一部分开发商已明显感觉到资金(链)在嘎嘎作响,但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杠杆要比2008年低出一大截。许多大的开发商在海外发了债、集了资,我认为整个行业现金流有问题但还不会崩溃。在未来的6个月,房价会有一个略微的下降区间,但我不认为中国房价会在今后12个月进行一次大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更多的是资金链不济(者)被那些大企业并购,并购已经明显上升,在将来的12个月会大幅度的上升,而不是房价的一个积淀。

  赢周刊:企业并购引发的洗牌潮,会否加速挤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陶冬: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的房价有泡沫,但有泡沫不代表这个泡沫明天就会爆。

  今天的中国货币环境依然极其的宽松,负利率3%,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银行分分钟"帮"你输钱。于是老百姓把钱移到房地产去,房地产成了老百姓的储蓄账户。我最恨的是西方媒体说今天我到某某楼盘去,晚上只有三个灯亮着,于是就叫泡沫。我们必须明白,房子建起来了卖不出去和房子建起来卖出去没人住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所有风险一定在开发商(身)上,后者(的风险)是在住户的身上。各位自己琢磨一下你现在有没有现金流的问题,这决定短期之内房价不会出现一个大跌。

  长远来讲,我觉得中国的房价还是会提,上海的房价已经达到了东京的房价水平,但是上海人的收入只有东京的五分之一。海南的房价如果全都还是按今天的房价卖出去,足够把美国的曼哈顿岛买下来,你还做什么中国的旅游中心?你直接去做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必须在货币政策正常化之后才能达到。但是,今天我在中国是不会再买房。

  赢周刊:中国很多大城市现在的房价的确高得很不合理。

  陶冬:我有一个同事在美国福罗里达州买了一块地,在这块地上可以起四幢小楼,供出租,你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十五万美金。十五万美金,你在深圳只能买一个厕所,在海南也就买两个厕所。就像早晨我们去拣贝壳,离海滩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浪潮会打过来,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国房价的标杆离世界之间的标杆越来越远了。(如果)今天我要买房子,我宁愿去美国买。如果我有些耐心等的话,我再等三年,在深圳买一个顶楼房的价钱,我在希腊可以买一个小岛。

涨工资是中国新的一跳

  赢周刊:备受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命题是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加快上涨,这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陶冬:中国的工资出现了微调,人均GDP在过去一年上涨了接近40%,在今后的五年来,每年还是会以20%到30%的速度进行,一个新的企业时代已经开始,中国作为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作为全球的通胀抑制点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这背后带着新的政策。

  每隔三、四年,中国经济会出现一次自上而下的、政策性的调整,我把它叫"危险的一跳"。1980年的农村改革,1988年的价格改革,以及之后的经济特区,1999年的国企改制,2002年的WTO和今天的工资改革,都是结构性的改革。如果跳得过去,中国的经济就出现了一个好的转型;如果跳不过去,中国也曾出现过经济危机。

  涨工资是中国接下来面临的新的一跳。今天中国是不是面临着农民工的绝对短缺呢?我认为不是。只不过,过去农民工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工作,但是最近(几年)由于生产线的内移,由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新的就业机会在中西部(地区)大量产生,愿意来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就少了。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农民工的短缺,在我看来是沿海(地区)的问题,是制造业的问题。但是,很快一个结构性的挑战就要站在我们面前。

  赢周刊:您所指的这个新挑战是什么?

  陶冬: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20—35岁的年龄段是少的,这也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农村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城市的还少,这是由于过去十几年城市把大量农村青年打工者吸引过来。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结构性、断崖式的调整,我们将面临的是刘易斯拐点。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个理论,新兴国家之间有两个不同的劳工市场,即城市劳工市场、农村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基本上按照经济学教科书在运作,我们只有在见到订单的时候,才请人。农村劳工市场,兄弟姐妹三个人在这块地耕种,老大出去打工,某一天老大被炒了,回来没问题,咱们一块耕这块地,多一个人就是锅里加一勺水。在农村劳工市场没有失业问题,只有就业不足的问题,效率比较低,工资也相对比较低。这块地可以有三个人来耕种,可以有五个人来耕种,可以有十个人来耕种,但是它的效率并不高,而这个所带来的是他的收入也相对比较低一点。当城市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GDP增长,劳工市场增长,但工资不长。直到某一天,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开始少了,工资(就)开始涨了,这个拐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2014年中国或直面刘易斯拐点

  赢周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陶冬:第一,这件事情在韩国、墨西哥和许多国家发生过,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工资都会面临一个五年、七年的暴涨。而这个所带来的是低端消费的大幅度上升。目前中国第一个5亿消费者(群),就是各位。今天在中国马路上跑的别克车要比在美国马路上跑的别克车更多,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赚到的钱比它在德国市场赚到的钱更多,日产车在中国生产的数量要超过在日本生产的数量,这是第一个5亿消费者(群)对于世界的贡献。很快,由于城镇化,由于涨工资,第二个5亿消费者(群)会冉冉升起。他们或许买不起车子,但是从方便面到鞋子,从银行账号到手机,(都有)一个全新的消费群体出现,这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对于各位,都是一个商机。

  第二,工资大幅度上涨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会出现一次结构性的上升。刚才我所讲的,过去十年中国的(平均)通货膨胀是1.8%,今后十年中国的(平均)通货膨胀(将)接近5%,或许再高一些。

  第三,低端的住房需求和家居改善的需求,又会出现一次暴涨。这些房子的房价一定要低,(开发商)也许不是万科。无论谁建这个房子,无论你用什么预算建这个房子,都需要水泥、钢筋,这对于原材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第四,自动化设备的问题。富士康要雇100万个机器人,这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一个新的投资理念,而这个(现象)在今后10年将遍及中国的各个角落。

  赢周刊:您对中国今后的劳动力供求趋势有何预测?

  陶冬:今天中国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劳工短缺,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我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将会出现)。在这之后,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服务业爆炸性增长,中国会迅速出现一个劳工市场的短缺。

  到2017年,我们预计中国的劳工短缺会达到1700万人口。1700万的缺口对于8亿劳动人口的中国来讲,这是个大的数字,但还不是个夸张性数字。但是把这个放到世界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观感。1760万相当于美国整个劳工市场的11%;相当于整个日本劳工市场的25%;相当于德国劳工市场的41%。

  刘易斯拐点,在我看来,是中国经济今后十年最大的拐点。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几个故事中间的一个。无论你是做股票的还是做债券的,无论你是开厂还是消费者,无论你身居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都会对你的生活、你的投资产生影响。



温州动车惨祸让我痛心,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温州动车惨祸让我痛心,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芦笛

中国梦,或起码是中共永恒的梦,便是"震惊世界",此乃"官媒"最爱用的话语。其实震惊世界又有何难?自中共执政以来,咱们一直在震惊世界,数其大端就有大跃进、大饥荒与文革,最近的温州车祸又让举世大大地震惊了一番。之所以如此,是这灾难暴露现代中共虽然极大地改恶从善了,但仍然继承了深厚的毛共传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灾难。

第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政治挂帅",把经济建设的速度与制度优劣、政权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以"高速度"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有效的乃至唯一的证明。因此,发动"大跃进"就是党国政府不可抑制的强烈冲动。党国领袖从上到下,无不盼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与科技成就,以证明自己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合理的、必要的。这就必然要导致"反科学执政"。高铁系统就是证明。

现有事实业已表明,京沪高铁根本就不具备上马条件——开通不到一个月,就成了民间传说中的"忤逆子",连续遭到4次雷劈,成了世上独一无二最怕雷电的铁路,堪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正应了网民在网上骂的:"莫装逼,装逼遭雷劈。"而铁道部之所以要装逼,完全是"政治挂帅"的迫切需要使然——为党的90高寿(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献礼"。而凡是过来人都知道:"献礼=献丑",特地赶在某个政治庆典前完工的工程,必然是豆腐渣工程。

高铁动车烂到这个程度:雷雨就能使得信号机那种低科技统统失灵,因而不但使得京沪高速在不到一个月内便连续出了四次故障,更造成温州动车追尾惨祸。我已指出,铁道部门的初步事故调查报告,完全是避重就轻找替罪羊,把造成惨剧的全部责任,推到设计信号灯系统的某研究院头上去。但哪怕外行也该知道,若是D301上装了ATP自动测距保护装置,哪怕是信号灯全部失灵,它也不会与前面的D3115相撞。

最奇特的是,就连天上打个雷,地上的动车都会应声乖乖趴下不动。那天晚上,从厦门开往杭州的动车D3212在离出事地点5公里抛锚。据乘坐该车的旅客说,该动车尾部遭到雷击,就此停电,只能使用备用电源,电源用完后全车停电,一片漆黑,密封的车厢立即成了烤箱,而列车员还不许开门,直到特警前来命令乘务员开门,让旅客下车为止(请参看http://www.kaixin001.com/wanjia/repaste/105862809_5351577481.html)。类似报导此前好像已经有过,给人的印象是,动车的供电装置极易出问题。那什么"雷击断电"即使是真的,也是一种领先世界的高科技——它提示该车的设计有严重问题,又未经仔细调试,以致供电装置对感应高压电特别敏感,动辄因此跳闸,导致列车丧失能源,只能停驶,并将全车人打入蒸笼。若非D301出事,特警云集现场,注意到了附近的D3212,顺便去解救了困在该车上的旅客,则不知会有多少老弱病残被烤昏炖熟。

由此可见,中国高铁乃是完全彻底的豆腐渣,不但道路的安全设施如信号机、应答器等有严重问题,而且列车上竟然没有ATP这种绝对为安全行驶所需的必备装置(或至少是不工作),就连供电系统都无法抗干扰运行。从道路到列车,整个系统都是烂货,从未经过全面、系统、彻底的检查、调试、实验运行,便匆忙投入正式营运。之所以干出这种烂事来,完全是政治动机压倒了安全、技术、经济等一切其他方面的考虑使然,是"举国蠢动体制"的固有特色。

毛共的第二个优良传统,乃是视民命如草芥。当年唐山大地震,救灾部队首先"抢救"的是银行,从废墟中把所有的人民币都刨出来,直到找到最后一个钢镚,才欢呼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报上登载的全是"大灾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大好消息:开滦煤矿怎么怎么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生产,等等。现代中共也把这优良传统忠实继承下来了,又一次以"恢复生产"的高速度震惊世界。事故发生后次日,铁道部门便彻底清除了车辆残骸,恢复通车。而人家可是严格根据有关法令办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第五十七条 发生铁路交通事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关于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办理,并及时恢复正常行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铁路线路开通和列车运行。"

而温家宝批准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则规定:

"第十九条  事故造成中断铁路行车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立即组织抢修,尽快恢复铁路正常行车;必要时,铁路运输调度指挥部门应当调整运输径路,减少事故影响。"

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白自己,说他听到报告后只对铁道部长说了两个字:"救人。"请问嘉宝,足下在批准上述法令之时,为何心目中只有"尽快恢复铁路正常行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却丝毫想不到"救人"两个字呢?

毛共的第三大优良传统,便是"化腐朽为神奇,化惨祸为奇迹",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被党报吹成"特大丰收",文革那种空前劫难,被林副统帅称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官媒还要编出口号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无论是什么无耻勾当,空前灾难,中共发言人都有本事把它吹成"奇迹"。

这一优良传统,这次也被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发挥得淋漓尽致。当记者问他:救援行动已经初步结束,现场指挥部多次证实现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为什么最后还会发现那个幸存的小女孩项炜伊。王勇平竟然答道:这是一个奇迹,顿时全场大哗。的确是奇迹,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能结束搜寻救援受难者行动,在未能确定搜寻车厢内是否有幸存者或不幸遇难者的遗体的情况下,更不搜寻遇难者在车厢内留下的遗物,就迫不及待地吊走切割车厢,如同埋葬瘟猪一般草草掩埋,在第一时间就恢复了行车。全靠特警支队长抗命,才将已被上级决定活埋的小女孩救了出来。如此奇迹,堪与唐山大地震救灾行动媲美,举世并无二例。

毛共的第四大优良传统,是从"政治挂帅"那个传统中派生出来的,便是"举国欺瞒体制"。这是因为党国政府是万能政府,把百姓完全扒拉到一边去,由自己代劳国计民生的一切方面,因此,无论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当然都是党国政府的责任。于是一切问题诸如安全、经济、技术等等,也就都成了涉及我党尊严、乃至政权存亡的头等政治问题。为了证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当然只能用瞒和骗把一切重大事故尽可能遮蔽起来。工程越重大越如此。而任何胆敢暴露或质疑某个重大工程的问题的人,都是不怀好意、试图推翻我党(用唐好色网友的话来说就是"唱衰")的"敌对势力"。换言之,举国欺瞒,乃是我党从事政权保卫战的重大战略。

使得"举国欺瞒体制"更加恶化的,是党国遴选"人民勤务员"的负筛选机制。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上级的勤务员,只有对上的责任,没有对下尤其是对百姓的责任,而所谓对上负责,就是以各式各样的"奇迹"哄骗上级开心,谋求提拔。这高铁烂事,从头到尾就是"欺瞒工程"的生动展示。上面已经说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雷雨竟然会导致信号灯统统失灵:附近的雷电引起的高压感应轻易即可导致供电装置跳闸:以高速行进的列车(所谓子弹列车)竟然连ATP那种最起码、最基本的保险装置都没有或是毫无用处;身负万千旅客身家性命之重的调度员,不熟悉业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以致犯下致命错误,令行将被撞击的D3115司机停车!而事故发生后,有关当局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把欺瞒活动进行到底,这才会连受难者的遗物(姑不说是遗体与活人吧)都不彻底搜寻,就匆匆掩埋车头与车厢。德国高铁事故原因调查进行了5年(1998年出事,2003年审判结束),而我们的铁道部在出事不到5天后就推出了初步调查报告——又一个社会主义高速度,却迟迟不宣布伤亡与失踪的总人数。在实行了实名乘车制后,难道查清受害总人数比查明事故原因还困难?

毛共的第五大优良传统,是奉行"老子不信邪"、"打破框框条条"的反智主义的痞子大无畏精神,以践踏科学常识为豪迈,以突破科技"清规戒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就是发明以无知为光荣、以蛮干为气魄的理直气壮的反智主义的总老粗(即大老粗们的总司令),这才会有牛田洋军垦战士奋勇跳下为台风袭击的大海,用身躯去保卫大堤的壮举。可笑的是,毛泽东作法自毙,他带出来的粗坯婆张玉凤极度鄙视李志绥一类臭老九,不相信西医那套"迷信",深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用单方在龙体上乱试,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打葡萄糖点滴,让毛肿胀得跟个氢气球似的。

令人骇怪的是,时至今日,铁道部的大老粗们还在笃信这一套。去年年底,《光明网》曾对"中国高铁动车组司机第一人"李东晓作过如下报导:

"2008年3月16日,李东晓等10位大车奉命到唐山轨道客车公司接受德国专家的培训,并在10天后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开到京津线上——5个月后,京津城际高铁就将接受北京奥运会的检阅。德国专家麦克斯是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大块头,听说中国司机10天后要把这种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动车组开走,惊得眼镜差点掉下来——此前他们连这种车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啊!麦克斯连连摇头说:'没有两三个月时间,你们是开不走的!'坐在旁边的另一位德国专家陶斯特面带微笑默不作声,把一本厚厚的长达670多页的《CRH3型动车组技术资料》推过来。他觉得这个"大砖头"很有说服力,能把中国大车们砸蒙。

铁道部已经下了死令。此后还要在线路上进行全面的联调联试。5个月后的北京奥运会在天津有多个赛事,高铁必须投入使用。你说两三个月后我们才能开走?天哪,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http://topics.gmw.cn/2010-12/09/content_1454517.htm

因此,只不过是为了赶上奥运那个为国增光的好日子,铁道部就有本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但让一位此前从未接触过高铁、对动车毫无起码概念、更不懂德文的蓝领"大车"去接受培训,而且还下了死命令,要他们"打破清规戒律",用十天的功夫掌握两三个月才能学会的德文教材。然而奇迹还是创造出来了,李大车就此成了"为中国人争气"的英雄模范,红极一时,毛泽东反智主义又获得了一次伟大胜利。

"洋共"痞子们不知道,现代科技发明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傻瓜"。过去照相要摄影者自己聚焦、选定距离和光圈、曝光速度,等等。后来聚焦、曝光什么的完全由相机内的微处理机代劳了,连白痴都会用。因此,要把动车开起来并非难事,完全可以用李大车那种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会,诸如记住某个按钮有什么用。但这不等于他懂基本原理。而若是不懂最起码的原理,则在行车中遇到麻烦时必然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应对失措,从而造成灾难。

以动车在闪电时动辄断电的例子来说,一位稍懂点电工学原理的大车只要遇上一次,就能悟出那是过压保护装置有问题,那就会及时向有关技术部门反应,得到及时解决。类似地,电务段的技术人员若是称职,也就决不至于要到出了大祸后,才知道信号机有毛病。那又何至于只要打两个雷,扯上几个闪,整个线路系统就陷入瘫痪,大面积晚点,还害得半道停电的旅客饱受煎炸爆炒?最重要的还是,若"大车"们知道ATP是干嘛用的,工作原理何在,那就绝不会在未装那救命装置、或是该装置有故障时,还淡定出车。那么,温州惨祸也就可以避免了。

因此,要我党彻底脱掉毛共胎毒,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看来还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好在国内网上舆情在在显示,这胎毒已经开始只限于中共了,广大人民正在获得为我党疾之如蛇蝎的"普世价值观"。首先,人民已经开始破除轻贱人命的党传统,对温州惨祸造成的人命损失极度痛心,对有关当局草菅人命的草率救援十分愤怒。其次,人民已经开始获得西式人道主义观念,温州人民连夜排队为受伤者输血就是明证。第三,人民已经开始知道政府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对人民负责,凡是出了灾难,向政府问责是天经地义,而政府诚实回答人民的质询、满足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天经地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人民已经开始获得查清真相、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技术手段。"举国欺瞒体制"不再是万年不老,寿与天齐了。

所有这些健康迹象,都令人感到无比振奋。老实说,与毛时代不计其数的惨剧相比,温州灾难根本算不了什么。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不用说,唐山大地震不用说,死亡人数超过2.6万人的1975年河南水库垮坝事故也不用说,光是文革中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伤亡恐怕也不止此数。然而那阵子非但党国政府漠不关心,就连人民自己也不当回事,更不会想想政府对那些灾难有无责任。抚今思昔,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灾难深重而又无比迟钝麻木的中国人民,其实还是会与时俱进,最终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的。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党的"笔杆子"正在失灵。举国欺瞒体制要能工作,关键是我党把持一切媒体。然而感谢现代科技发明,我党再是神通广大,一手遮天的日子毕竟已经开始结束。刚才看见搜狐新闻弹出一则消息,谓如今中国使用宽带的网民已达4.5亿。我上次回去,就不曾见到没带手机的人,而且年青人用的手机都是能拍照或视频的。这就使得每个人都成了摄影记者,不管出什么事都能在第一时间上网提供第一手消息。就连此次温州惨祸,居然也有人偶然拍下了两车碰撞的那一瞬间的视频,还有人驾驶动力伞,在抢救现场上空俯拍了若干照片。这些原始资料立即就给贴到了网上,由微博迅速传遍四面八方,汇入所谓"自媒体"或"全民媒体",使得我党再无可能垄断传媒,任意欺骗人民了。

举国欺瞒体制既已动摇,则人民觉醒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人民已经在此次灾难中发出了有力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官媒从业人员,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央视某主播在报动车事故时哽咽失声,接着提出了对铁道部四个相当尖锐的质问,这种"官官而不相护"的好事,老芦还从未见到过。迫于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温家宝不得不出来洗清自己,并命令调查事故一定要透明。据说国务院还下令把已经掩埋的车厢车头挖出来,重新调查。凡此种种让步,离开人民的压力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人民的斗争在这一具体案例上获得了辉煌胜利,对日后贪官污吏们草菅人命必然形成强大震慑。

我想,这就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中国不需要"茉莉花散步"那种大而无当、毫无明确诉求、唯一目的是挑战中共政权的纯政治蠢动,需要的就是这种就事论事,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向政府争回自己的知情权、问责权的理性斗争。这才是争取和平演变的正道。这道路当然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定会充满挫折,但过往百年经验已经反复昭示,欲速则不达。

作者:芦笛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大混乱

坐拥三万亿美元外储的中国,凭借庞大的货币投放,在过去十年实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GDP规模翻了两番以上。在经历了2009-2010年信贷跃进和紧缩的政策交错之后,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故事的一端是,按照常识和经典理论而言,收紧货币、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成为各方共识,相关政策也在朝着这些目标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本应该匹配的制度变革,却未能如期取得突破。

于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经济乱象呈现在眼前:一端是民间资金四处混战,高利贷行业欣欣向荣,保障房建设黑幕不断,各种行政限购成为调控主力,商品价格爆炒此起彼伏;另一端是财税制度止步不前,金融改革毫无进展,服务型政府不见踪迹,国进民退大潮激情复燃。这些现象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实际经济运行则只顾及故事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完全看不到曙光。断了的琴弦,不可能奏出美妙的音符。

以房地产调控为例,全国着实在兴起全面的限购大潮,企图彻底击垮投机需求,将交易量完全冻结。但是中国的货币泛滥状态并未出现丝毫变化,加上金融改革滞后,巨量资金未能找到更好地出水口,乃至推进民间资金发展的新"36条",这样重要的红头文件都被束之高阁,而看不到得力贯彻的可能。于是,高利贷成为新一轮的暴富机会。

而高利贷在这两年的大发展,其原因又与货币紧缩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一刀切的货币调控,大量没有背景的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题,他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地依赖地下金融,再与加息周期重叠,民间借贷利率随着加速上扬。高利贷大"繁荣"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

于是,高利贷就超过了房地产业,成为利润更为高昂的领域,不少地产资金转战地下金融也就理所当然。央行温州支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看来,持续深入的楼市调控,正在改变着很多地方民间资本的投向。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被称之为20世纪最后的暴富机会,只怕高利贷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足以被称之为最新一波能够实现暴富的机会。尤其的,在房地产调控看不到扭转迹象的情况下,民间自发寻找到新的暴利领域,会进一步的让高利贷行业急速扩张。

但当更为混乱而血腥的高利贷,取代绑架经济的房地产,成为游资极为追捧的对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就更加难以控制。近期,福建南平捣毁的传销式高利贷模式,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如果现有的高利贷非理性繁荣继续下去,定将把大面积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众裹挟其中。一旦游戏结束,高利贷崩盘,只怕会让本就贫瘠的民间,满目疮痍,实体经济的复兴也就完全看不到希望。

货币紧缩、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当然没错。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之后,当然还需要坚持下去。不过,若想让此轮调控周期,最终取得完满的结局,就必须大力度推进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否则,无论政策是紧还是松,中国经济只会陷入两种无解境地:要么硬着陆,要么恶性通胀。只有拓宽了投融资渠道,泛滥的流动性才可能集中某个领域制造泡沫。

而过去十多年,数次房地产调控无功而返,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完全受制于土地财政。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重欠账,加上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重重,地方官员不可能愿意放弃土地财政的现有格局。不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房地产调控只怕很难有好的效果。





当贫寒子弟上升的孔道被堵死

(载"经济观察网"专栏)

    8月4日刊登于《南方周末》头版的文章《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再一次让公众关注近年来寒门子弟在重点高校中比例急剧下降这一社会现象。

     7月30日,《广州日报》就拙著《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的出版刊登了对我的专访,我在访问中认为:"今天'贫困的代际传递'更明显了。现在农村的孩子,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父母进城读书,生活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了,但他们在求学、求职时面临的竞争环境确实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公平。那时候高考虽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一旦凭本事考上,会改变自己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可大学扩招后,农 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释了,几乎高中毕业都能上大学,而且学费昂贵,农村孩子即使考上重点大学又怎样,到找工作时是'拼爹',看谁的家庭更有社会关系。农民是现实的,这几年我们家乡'读书无用论'又起来了,这是大背景决定的。如果晚生十年,很难说我会有这点小成就。"-----这一判断可谓和《南方周末》报道的主旨不谋而合。

 这一现象存在已有时日,如果要给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刻度的话,我以为是高校大幅度扩招的1999年。

高校的大幅度扩招,客观上增加了适龄青年包括寒门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若社会竞争的整体环境不公平,对寒门子弟来说,很可能他们上升的孔道将变得更为狭窄,因为他们的才智和努力被稀释了。

以本人考上大学的1989年为例。当年因历史的原因,招生数比1988年和1990年少得多-----网络上可查询1988年全国招收大学本专科生49万,1990年为45万,1989年未能查询到详细数据,而近两年来每年全国的招生数600万上下。20年前,高考是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当年我所在的县文科上重点本科(现在所说的"一本")才3人,一般本科("二本")30人左右,其余皆是专科。这种低录取率当然会把许多适龄青年挡在大学之外。然而,一旦考上大学的寒门子弟,其前途基本上是乐观的。当年我所在县考上重点本科和一般本科的,官员子弟很少,大多是农家子弟。这些人毕业后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如考上吉林大学的那位后来进了信息产业部。而我们班两位考上中南政法学院(当时尚是一般本科),现已成为广东某两个城市的法院庭长。而县委县政府官员的子女,多半成绩一般,不少人通过当兵,然后复员找一份工作,再通过函授、电大等方式取得一纸文凭,即便这些人在求职工程中,充分利用了家庭的资源,但与我们那些直接考上大学的少数贫寒子弟相比,毕竟在时间上、起点上落后了许多。——出身寒门的精英拼能力和才华出人头地并不难。

如果我晚生十年,高校急剧扩招,一个县考上大学的人数增加数倍,包括上一本的,多数官员的子弟能考上大学----至少是二本,他们和考上一本的寒门子弟一样在四年后拿到一张文凭,此时在求职过程中,贫寒子弟哪怕学习成绩再好,能力再强,还能有什么优势?

一县如此,那么一市、一省乃至一国呢?

获取一种资源的标准越刚性,难度越大,往往对寒门子弟来说,更为公平。古代科举虽然和现代高考以及大学毕业求职不能完全类比,但亦可起到以古为鉴的作用。古代科考的难度很大,明清两代,全国三年一次会试、殿试,每次取进士大约不到300名-----中进士的笃定是知县以上的官员;而各省乡试录取一定人数的举人,多的一百多人,少的二十余名。各县录取生员(通常所说的秀才)比例也不甚高。如此,尽管金榜提名难度相当大,但寒门子弟一旦中举人、进士,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可以马上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华裔史学家何炳棣根据明清两代登科进士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会流动,发现明清五百五十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见世家大族无法防阻其长期"下向"流动。这也从反向的角度证明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孔道还算通畅。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的进士录取名额十倍,甚至百倍的扩充,和曾国藩一起中进士的许多人是朝廷大佬和封疆大吏的子孙,这个湖南湘乡县的农家子弟即使中了进士又能如何,还会有以后的功业吗?有了功名他没有机会出头,恐怕他的心情和科举场上惨遭败绩的洪秀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在这个社会竞争环境的公平程度不理想的状况下,大学扩招确实稀释了寒门子弟的才智和努力。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80年代,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时,贫寒家庭为送子女读书不惜成本,因为他们看到收益。可当90年代末开始,寒门子弟即使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改变命运,"知识无用论"必然泛起。再加上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高考加分等有碍公平的政策泛滥,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被富人或官人享有,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即便贫寒家庭愿意不惜成本送儿女上大学,也越来越多集中于二本、三本学校,重点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这类一流高校越来越成为富家子女、官家子女的俱乐部。

长此以往,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最终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陈志武:高通胀下能借到钱就是赢

  对话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高通胀下能借到钱就是赢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从湖南茶陵的小山村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大学城,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两种不同文化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世界中切换人生。

  十年前,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后,陈志武开始关注曾被他尘封在记忆中的中国经济。按他自己的话说,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这对于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可谓"生得逢时"。

  与那些个性鲜明的经济学家相比,陈志武显得有些平淡。没有激进的言论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批判,这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更擅长以自己平实、贴近国情的发问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到"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在哪儿",从"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到"新国有化的危险在哪儿"……陈志武认为,一个整天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没有好处。

  8月4日,在北京梅地亚会议中心央视财经频道开播两周年活动会后,针对美国债务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位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华裔美国人。

  美债违约"概率"低?

  《中国经济周刊》:8月2日美国债务谈判僵局终于告一段落,你在此之前就明确表示"美国国债违约的概率非常低"。你如何评价目前的结果?

  陈志武:我的确在此之前多次表明,在8月2日到来之前,国会和白宫肯定会达成协议,上调国债上限,这是"政治拉锯"的一个必要过程。否则代表不同利益的老百姓选民会很不高兴,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把我们的利益给放弃了?"

  这与希腊危机中政府的表现相似,希腊总理为什么总是态度强硬地拒绝欧盟补贴方案?其实这是必要的政治姿态。他要等法国和德国的民众把反对补贴希腊的声音都释放完,等各国的总理都可以对选民有交代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动态的博弈。

  《中国经济周刊》:在判断此次美债违约可能性的时候,你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做了这样一个梳理,得出了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从1800年到2008年这208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政府处于国债违约状态的年份占这208年时间的百分比大概是多高;第二个指标是国债违约的次数,哪些国家多,哪些国家少(见表格)。

  按照国债违约次数来看,希腊在过去208年里面违约5次,西班牙是最多的,违约了13次。实际上在1800年之前,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西班牙政府赖债的次数是最多的,有公债违约的传统。

  然后是奥地利7次,希腊是5次。德国的违约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赔款问题,二战期间,希特勒几次宣布对欠其他国家的债不再认账 。

  总的来讲,在200多年历史中,亚洲国家政府国债违约的频率次数是最少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借钱花,这里有文化方面的差别,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借债,亚洲公债市场是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以前在清末的时候,在洋务运动以后我们也曾推出公债市场,但是在中国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成功。

  而英国、美国、加拿大在以前的208年间没有出现过国家债务违约的状况,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预判此次美债违约不会发生的依据。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美国债务违约除了被冠以"政治绑架经济"外,还有分析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认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即将到来,你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除非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剧恶化,否则的话QE3到来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共和党的议员肯定会反对QE3,而奥巴马在共和党势头一路看涨的情况下,也促使他和美联储不太容易推行QE3,这种状况应该会持续到明年11月的美国大选。因此未来十几个月内推出QE3的可能性很小。

  穷政府富国民?

  《中国经济周刊》:你曾多次提到美国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可否请你具体解释一下其含义?

  陈志武:这次的美债危机给很多国内的观众一种负面的影响,好像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怎么还会欠债到14万多亿美元。其实说到底,美国的社会财富都是在民间,是真正的藏富于民的社会,政府没有钱。

  举个例子来说,最近《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讲到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目前负债累累,而账面上只有448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电子产品巨头苹果公司没有任何负债,账面上的资产高达463亿美元。这么比较起来,好像一个美国政府还不如苹果、高盛这样的公司。其实换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表明了美国民间的社会很富,我们千万不要把美国民间的财富跟政府的财富混在一起来看。

  如果跟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中国不包括土地出让金,也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更不包括国有企业的股权出让、买卖给财政部应该带来的一些收益,就是单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今年可能会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今年GDP在4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话,这10万多亿元人民币的财政税收就相当于中国GDP的25%左右。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的财政税收大概是22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今年GDP的14.5%。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收到口袋里面的美国经济的收入只占美国GDP的14.5%,而中国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是占中国GDP的25%,中间相差10%~10.5%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看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话,美国联邦政府大概会到GDP的12%,差不多是1.6万亿美元,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与GDP比例大概在2%多。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政府征税的强度跟中国一样的话,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也就是在2%~3%的水平,跟中国完全是一样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能否通过减税实现藏富于民?

  陈志武:实际上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我还是要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必须要把各部委要求增加税和费的冲动控制住,否则的话,藏富于民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在未来几年,中国应尽可能快地减税,把不该有的税废掉,把保留下来的税尽量降低。目前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左右,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政府的税收以每年3倍于GDP的增速增长,预算内财政税收以30%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国民收入跑到政府的口袋里,无法实现藏富于民。

  高通胀下,"能借到钱就是赢"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应对国内高通胀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陈志武:第一是让利率继续上调,可以相对改善民营企业的环境,降低对国有企业的优待。第二把海外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打开,把投资的渠道扩大。第三把很多政府干预的政策终止掉,比如说粮食、甚至于大蒜。在我看来很难理解,居然为大蒜和猪肉的价格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些都应该由市场来解决,有几天不吃也没关系。政府的操作越多,限制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必然把未来的供给压下去,这样未来的通胀压力又上升的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前不久银监会表示银行业能承受房价下跌50%,对目前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效果,您有什么评价?

  陈志武: 打压房价的效果很有限。原因是老百姓投资渠道太少,银行利率又太低,使老百姓的钱往其他方面转移。而股市去年低、今年低,就是房价还在涨。所以大家把投资还是放在房地产和贵金属上。除非是利率往上调,或是境外投资渠道被进一步放大,包括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港股直通车等,至少可以让比较了解金融市场的个人和企业把钱投到境外,可以缓和国内的通胀形势。

  《中国经济周刊》:对普通人来说,高通胀的时期应选择怎样的投资理财方式?

  陈志武:实际上有一点,在高通胀的时期,能够借到钱花就是最大的赢家。因为现在银行贷款的利率大概是5%~6%,但通胀率更高,你今天借到的是5年的或者是10年的固定利率的贷款,如果明年通胀上升到10%,后年通胀上升到20%,而你借贷的利率没变,等于是未来还钱的时候是还的更不值钱的钱,而今天用到的是更值钱的今天的钱。

  所以从金融投资角度来讲,高通胀的时代能够借到钱花,就赢了一大半。

  《中国经济周刊》:也有评论认为就是这种借未来的钱消费的观点导致了债务危机,你怎么看?

  陈志武:大家都说美国人对未来透支太多,靠借贷促进消费,靠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不是应该要终结了?应该要结束了?

  如果拿图形举例,有两条曲线: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一个曲线是代表收入水平,第二个曲线是代表消费意愿。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年轻的时候是收入最低的时候,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会越来越高。而消费意愿和通过消费能得到的幸福,年轻的时候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走下坡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借贷市场,债券和其他的金融产品,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缩短今天的钱和未来的钱之间的差距。未来的钱不仅仅可以去想象、预测,而且也是今天就可以花的钱。

  从本质上来说,很多的金融产品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把人们年长时候的收入转移一些到年轻的时候来花,来投资,这样一来从根本上可以缓和消费意愿这条曲线和收入曲线两者之间所隐含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不仅仅不会终结借贷促进消费、消费促进增长的这样的经济模式,而且通过这一次金融危机,使中国和很多其他的原来主要是靠投资、靠制造业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家,也感觉到了必须要往美国的这种借贷促进消费的模式上转移,靠内生的消费需求来带动增长,而不要只指望出口市场。

  最后说一句,借贷不是拿别人的钱圆自己的梦,而是拿自己未来的钱圆自己今天的梦。





哈佛商业评论博客:Google 战略错误才让其做出收购摩托罗拉之举

哈佛商业评论博客:Google 战略错误才让其做出收购摩托罗拉之举

核心提示:Google本想以Android系统平台为核心,依靠下游集成商和建造商来打造将服务"传递"给最终用户的"管道"。但 是移动平台复杂和下游厂商的各行其是让Google不得不收购摩托罗拉,依靠完整的制造和销售链条才能提供Google服务平台的样板。

原文:Google's Strategic Mistakes Drove Motorola Buy 
发表:2011年8月16日
作者:Horace Dediu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王伟"翻译

userpic 1288       100x100 译者 | 哈佛商业评论博客:Google 战略错误才让其做出收购摩托罗拉之举作者简介:Horace Dediu 是一位独立分析师,Asymo.com 创建人,前任诺基亚行业分析师,创业公司软件人、经理,IT 经理,企业实验室计算机学科研究员。

Google以$125亿美金收购摩托罗拉让科技界和投机界都为之大哗,很多评论认为这是Google垂涎于摩托罗拉拥有的大量知识产权而 上演的一 幕。但是"只见一点、不见其余"则忽略了更多: 本次收购源于Google在移动计算上的错误估值。这些战略失误让Google处于劣势地位,迫使其不得不进行这一耗资不菲之举,以挽狂澜。

要明白 Google 的处境何以至此,首先我们得以 Google 的全线产品格局为背景来看看它的移动安卓软件平台。Google 的产品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它们都是"云"服务。唯一例外,就是安卓。Google 的这一产品如此特别,有两大原因。

1)  安卓不是终端用户应用或服务。这是一款系统软件;安卓面向的顾客不是最终用户,而是系统建造者或集成商。典型的案例 是一家做 手机或者设备的公司需要取得安卓许可,做出一款产品,然后得到另外一个中间商(通常是一家移动通讯运营商)的认可,最后才卖给最终用户。系统 软件的作用如 同"管道",像微软的视窗一样,让别的应用软件在它的"上面"运行。它是个平台。

2)  安卓是 Google 服务的多个平台之一。Google 在其他系统软件平台上提供同样的服务。比如,Gmail、Google 搜索和 Google 地图在 iPhone (或者视窗) 上同样运行得很好。所以 Google 自己的平台并非把它的赚钱的服务项目推向市场的唯一渠道。虽然 Google 的服务能在任何平台上运行,移动平台却不如传统的计算机平台那么开放。这就意味着,一个平台的所有者(比如,苹果或者微软)可以随意"掐断" Google 的服务。拥有自己的平台之后,Google 才能保障其各项服务能直达用户,不受阻碍。换句话说,他们赢得的是分销管道。Google甘当管道工,是为了能保障其服务可以自由流动。

这虽然错综复杂,却是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铺好管道,免费赠送,以保障客户能够顺畅地使用 Google 各种免费的应用服务(然后把统计数据拍卖给出价最高者)。但这也带来更多其它方面的麻烦。

在采用这一策略进入到移动软件领域时,Google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成熟程度上押了大宝,认定 Google 不必掌握这条价值链上的所有要点,这些设备就已经可以做出来了。从过去的一年来看,Google 的宝是押对了。安卓许可证迅速被各厂家接受,最近一个季度安卓已经占领了出厂智能手机近乎半壁江山。

但是,最近,这一攻略战线上出现了裂痕。安卓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让一些获得了授权的厂家不得不另向专利持有者交付特许费,使成本上 升。一些许 可证厂家用了某些版本的安卓软件之后无法、或者无意更新,致使市场碎片化。最后,还有一些厂家修改了系统,造成功能缺失,用户体验不统一―― 甚至于连 Google 自己的服务都忽略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 Google 以安卓进行押宝战略决策带来的直接后果。这也使得 Google 努力要保障让其能产生收入的服务项目顺畅地"流向"最终用户越发艰难。我们今天所知的智能手机还不够完善,不足以支持 Google 最初那种以安卓为中心的战略构想。这一大注可能押错了。

相反,有了摩托罗拉,Google 就掌握了制造与销售的整合产品线的手段。从此,Google 就不再只是建管道的,同时也是建筑商和房产商。它可以建立样板来展示其服务的价值。随后它所要克服的问题是怎么一边向其他的承包商推销管道,同时又与他们 竞争盖房子。安卓这一大赌注还没有套现,Google 又把赌注翻了倍。

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2008年8月24日年第29届奥运会刚刚在 北京谢幕,2009年11月2日11届全运会又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接下来就是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 会和2011年8月12日深圳举行的第26届大运会……;各种运动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 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孙文广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51枚)超过美国(36枚),2010年广州亚运,金牌绝对第一(199枚),远 超韩国,日本(76枚,48枚),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体育普及度很差,为什么总是金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金牌为目的 大量投资,为金牌,常年供养了无数的教练和运动员,给他们发放工资。这种"金牌体育"学自苏联,苏联则仿照纳粹德国,真相应该揭开。

1931年,柏林获得举办奥运会资格,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都可以来德 国,举办一次奥运会能造成极大影响。他宣布自己出任奥运会主席,批准筹建庞大的体育场馆,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德国,而他也可以利用这 次盛会,将自己作为德国的救世主介绍给世界。

希特勒领导下的组委会,以惊人的速度、效率、投入工作,不惜耗费巨资,(1934-1936年间耗资4200万金马克)以德国人特 有的高效,建设着有两万座位游泳池、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现代化的体操馆,1935年的柏林到处的施工现场。帝国宣传机构印发了万吨纳 粹德国与奥运会的宣传材料,开始了奥运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和五千名唱歌演员,演出了 奥运会会歌及奥林匹克颂歌,场面辉煌壮观之极。开幕式经过严谨的组织和精心准备,整个柏林体育场被欢呼声笼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标志 被人们簇拥着,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时刻将被永远记录为德国复兴的伟大历史,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次奥运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奥运 会开幕式,给予希特勒极大的满足,一个信得过的形象被成功推出,让所有的德国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大国复 兴的信心。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获金牌第一(33枚)美国第二(24枚)。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三年,1940年9月德国军队在2000多架飞机的轰击下对波兰发动攻击,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奥运会因此而再次被中止长达12年之久。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九年,1945年纳粹战败,希特勒自杀。

苏联参加奥运会,目的就是夺取金牌第一,向世界说明社会主义优越性,鼓舞国内的士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关起门来训练运动员,在 1952年之后,六次获得奥运金牌第一。

极权国家苏联,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 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校,包括中 等体育院校。

1979年12月,集结在苏阿边境上的苏联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控制了阿富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把"不听 话"的总统阿明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送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天起,长达10年之久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拉开帷幕。这次入侵受到欧美很多国家 的谴责,1980莫斯科奥运会于7月开幕,因此苏联政府要藉此机会向世界炫耀"社会主义的成果"。

随着各项赛事的进行,担任裁判的东道主偏袒本国运动员的嫌疑也越来越大。在标枪比赛中,苏联选手库拉几次试投,成绩平平,苏方工作 人员把体育场入口的大门打开,使场上风速超过2米,库拉立即顺风奋力一掷,创造了91.20米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在撑杆跳 高、链球等项目的比赛中,类似的"推波助澜"屡屡发生。结果,苏联获得金牌第一。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 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当时的苏联不但经济落后,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人口也低于美国,金牌总 数却超过美国。苏联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受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而美国政府要受反对党、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政 府不敢拨用大量资金争取金牌,为自己争光。一边是列宁格勒的老百姓们排队拿着各种票据抢购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一边却是克里姆林宫倾举 国之力,在奥运史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佬"的形象工程;……。这,就是"社会主义 的成果"。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会主义的东德获37枚金牌,美国只有36枚(第三 名),苏联在国内大肆宣扬伟大成就。

1988年汉城奥运会,社会主义的"金牌体育"登峰造极,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 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GDP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在这次奥运会上社会主义国 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在奥 运会上,极权打败了民主。

但好景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在汉城奥运会第二年1989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走上民主化 道路,此后金牌数再也没有超过汉城奥运会,但是经济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权有了保证,国民体质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在"金牌体育"中,苏联学纳粹德国,中国学极权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一面倒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都是学苏 联,体育也学苏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8月26日文章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父母在努 力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时,中国未来的冠军则自幼被交给了国营的寄宿学校;国家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挑选未来的冠军,把那些长的特别高的挑 出来打篮球,苗条,柔韧性好的挑出来练跳水——不管他们是否会游泳。"老实说,这个旧苏联体制成绩卓然。如果在13亿人中找出某种体 形的人,然后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训练,便能培养出冠军。"

中国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完全是照搬苏联经验,包括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后改体育局)垄断运动员的选拔 培训,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金牌挂帅……都是从苏联学来的。

2008年,中国学习极权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2900亿人民币(约400亿美元,破以前奥运会记录),举办北京奥运会,结果如 愿以偿,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倾国家之力,投资1226亿人民币(近200亿美元)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 过日本、韩国;但是遭到骂声一片,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金牌第一是讽刺"。

在2010年的亚运会上,为了增加金牌数量中国当局竟然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大量增加非奥运项目受到国人非议。中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增 加了"体育舞蹈"项目,外国评论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非奥运项目,该项目很少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中国包揽了"体育舞蹈"的全部十 块金牌,其他根据中国的优势,加进的体育项目还有"中国象棋"、"龙舟"等项目,这使得中国在亚运会中夺取了199块金牌,其中74 块来自非奥项目。这引起了国外很多人事的非议。国内网络上报出的批评更多,但多数被很快删除。民间的不满,国外的批评,使得新华社的 记者写出了惊人的评论,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 对我们国人是一种讽刺。

中国的金牌战略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 国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国金牌总 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参与者不多,中国集中国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

但号称世界运动的足球、篮球,中国一块金牌都没有;普及的游泳和田径,奥运会共有81枚金牌,中国只获一枚。中国的体育,对提高国 民体质毫无帮助,目的只是给党争光。

为了追求金牌第一,中国官方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采取了各种歪招、损招,国外有很多的揭发、报导。北京奥运后,国际专家们异口同声 的评论北京奥运的举重比赛,中国人毫不费力的比世界优秀运动员多举起了15-20公斤的重量。俄罗斯教练萨福诺夫说:"我搞举重已经 25年了,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我们非常了解刘春红,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各 种说法也很多:其一是:新一代类固醇,中国药理学界以奥运会为目标加紧工作,并超过了反兴奋剂人士一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没有 能力把这种特殊制剂搞清楚。其二是:中国人不接受兴奋剂检查。东道主找到了让自己的运动员享受最优惠待遇的方法。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 员斯利文科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没有人检查中国运动员,而其他所有运动员都被反兴奋剂人员紧盯着。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8年8月26日报导"从体操到跳水,他们几乎在所有要主观评判的项目上都偏向自己人。这样说似乎是在 为失败者找藉口,不过它的确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据何智丽揭露为了让邓亚萍获得奥运会金牌,竟给他提供二十多个陪练(这些陪练拿着 国家的工资,扮演外国选手,让邓亚萍进行训练),在国家女子排球队中,专门配备专职男球员陪他们练球。

中国很多球类比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领导的安排,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在国内她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体育官员在比赛前,让她把 冠军让给别人,她不同意后来就被排挤,她一怒之下去了日本,结果在日本她打败了奥运冠军邓亚萍,还战胜另外两个奥运冠军。

为了争夺国际比赛的金牌,中国官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严密的培训体系,几乎在每一个县里都建立了少年体校(据说全国曾有20万人在就 读),在这之上还建立了省市体校,北京还有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所有竞赛项目的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以及他们的教练都有国家或地方 财政提供资金。很多儿童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少年体校,全力锻练某个单项,成绩好的进入体校,各省市还有体工队,在这的体系中,从事锻 练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课程,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有的达到健将级、一 级、二级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从国家拿工资。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产生了极少数的世界冠军,如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篮球运动员姚明,田径运动员刘翔,排球运动员郎平。但在中国多数 运动员达不到冠军的水平,他们在20几岁就要退役,身无一技之长,被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业成了最大的困难,他们退出运动行业 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于是只得拚命的找工作。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只能干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有的去干农民工,不但成家困难,生活也 都十分艰难。

即使获得了世界冠军又将如何呢?有个举重冠军是世界级的,退役之后只得到澡堂里去给人擦澡。举重运动员董日梅,结婚之后生活日常困 难,生了个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只得摆地摊卖运动衣,她把世界冠军奖牌拿到网上拍卖,以为糊口之用。

发展体育运动,成为一种残酷的竟技体育。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对运动员本身来说,也是弊多利少,多少运动员 年年轻轻就伤病满身,甚至完全丧失健康和生命,如果偷吃兴奋剂的话就可能更危害健康.除了极少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因此而大富大贵之 外,大部分普通运动员最后都不等不遗憾地离开了其奉献了几乎是全部青春的运动场,啥也没得到,还耽误了其他的人生的机会,甚至导致人 生悲剧。

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国际运动会当作人类精神财富的体现和象征。而事实上,中国把国际运动变成了纯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角斗,所谓"更 高、更强、更快"的口号,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更黑、更暗、更阴":运动员为了获取好成绩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惜采取各种手 段,包括兴奋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和丑闻。

在奥运会上,中国奖牌数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国民体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少,乃至孩 子踢场球也要缴钱。中产阶级缺乏锻炼,知识分子中年早逝,国民体重越来越重。从1992到2002年,肥胖症患者增加了一倍。根据卫 生部的统计,7.1%的中国人患肥胖症,22.8%的国民体重超重。在大城市危机更为严重。60%的北京人超重。肥胖症蔓延到孩子 中。另外,还有1 .6亿中国人患高血压,两千万中国人患糖尿病。还不必提因污染而日益增加的呼吸道疾病和正在面临困境的"艾滋村"。……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美化形象,不惜重金投入。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投入达到4000多亿(2900 亿+1226亿),这个数目如果分给中国一亿穷人每人可得4000元。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总的投资为2900亿(约400 亿美金),为了吸引外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提出了国外运动员,一律免费提供伙食。2010的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是1226亿元(近 200亿美金)。中国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财政支出远超过的医疗教育费用开支,为了召开北京奥运,6个城市的工厂停工两个月以保 持空气的清新,上海的地铁商店关闭一个月,这些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按单双号准行。造成的经济损 失无法计数。

中国所以在体育并不普及的境况下,取得那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仰仗国家的财力、人力投入。发达的民主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都不像中国 官员那样,穷极奢华大笔挥霍公众的血汗,都是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有的国家由民间主办奥运会,政府不花一分钱最后还有盈余。 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被称为奥运经营之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由于上座率达到了91% (由此带来了4.88亿欧元的收入),并且奥运会衍生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所以奥运会主办方成功地收回了开支。……

中国推行"金牌体育",大量投资奥运亚运,造成财政超支,为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广州亚运刚刚结束一个月,2010年11 月的CPI(表达物价)就达到5%,物价飞涨;中国的形象工程,"金牌体育"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多年来,每当中国运 动员获得了国际金牌,都会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欺骗那些不善分析看不到真实消息的愚昧大众,误以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多么 大的提高,其实"金牌体育"是一种骗局。

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 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实际上,如今中国运动会已成为举国腐败的"表演会"。著名教育家、中国名博信力建曾呼吁:当一项社会活动失去了它本来意义,而只会 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这项活动就应该走入历史。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可以搭乘同一架飞机吗?

再有几天,副总统拜登就要到中国访问。有读者提问:美国是否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可以搭乘同一架飞机?答案是,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是 实际操作上,人们看到的是总统和副总统在旅行时不搭乘同一架飞机。

举个例子,去年4月22日,奥巴马和拜登都到纽约去,奥巴马去是与银行金融体制改革有关,拜登则是作为嘉宾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 的采访,但是他们是分别乘坐空军1号和空军2号去的。奥巴马是上午10点左右抵达肯尼迪机场,拜登则是早一个小时降落在拉瓜地机场。 当天正好赶上世界地球日,所以为此还招致一些环保人士的批评。

其实这一做法由来已久,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飞机失事,造成两位最高行政首脑同时遇难。尽管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总统缺位 继承体制(见我昨天的博文"美 国总统职位的继承顺序"),但是总统副总统同时缺位的情况毕竟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然这不仅限于坐飞机,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也有类似的安全方面的考虑。疏于防范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最近的例子是克林顿和戈尔。他 们在1992年搭档竞选,获胜之后到宣誓就职之前,两人还多次乘坐一辆大巴旅行。

出于安全考虑,举行集会时要尽量避免有太多首脑人物一起出席。当然某些重要活动大头们都是要参加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传统,例如总统 就职典礼和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等。对于这类活动,现在除了提高安全保卫级别之外,还要安排至少一位总统继承人不去参加。例如奥巴马就 职的时候,几乎全体重要官员都到国会大厦祝贺,总统继位序列里面唯一缺席的是国防部长盖茨。

其实,不仅是政府,许多企业也不许高层人物同乘一架飞机,有的甚至为此订有严格的公司法规。商务旅行行业管理协会对100家大型企 业进行过调查,其中84家有限制多位高管同机出行的规定,61家规定首席行政官、首席财务官、部门主管和副总级等不得同乘一架飞机, 有21家公司甚至不允许同一个部门的员工一起出行,例如销售、设计和专利部门等。

去年4月10日波兰总统去俄罗斯参加卡庭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专机在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总统夫妇、陆军司令、国家银行总 裁等132人全部遇难。此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各国纷纷对首脑出行的安全防范措施加以重新评估。

在美国,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2002年,著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就联合建立了一个专业委员会,研究如何保障政府运作 的连续性。出资赞助的有卡内基基金会、惠普公司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前总统卡特担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政学工商各界的许多重量级人 物。该委员会的研究课题一开始主要是过去重视不够的国会成员安全和国会运作连续性的法制建设,现在逐步扩展到行政和司法连续性的保障 问题。

参众两院共有535名有投票权的议员,如果出现意外,造成大批议员丧生或无法出席会议,只要任何一院不够表决议案的法定人数,立法 就无法进行,联邦政府的运作就会遇到麻烦,甚至瘫痪。该专业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国会考虑制定有关防范措施,先后提出了十多 项宪法修正案或法律法规草案,例如在出现大量议员缺位时,由议员事前指定的临时代理出席议会,或者授权各州州长指定临时代理议员等。

2009年5月22日拜登副总统结束对黎巴嫩的访问,乘

2009年5月22日拜登副总统结束对黎巴嫩的访问,乘"空军2号" 离开贝鲁特(白宫网站/David Lienemann)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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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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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欧债危机下的青年一代


..当被问及对欧洲现状的看法时,25岁的西班牙年轻人奥莱格·萨加拉说,欧洲曾代表了他获得工作的唯一机会,但现在却不是了,整个欧盟陷入债务重重危机中,它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欧洲"了。这种说法甚至得到了85岁高龄的雅克·德洛尔的认可,他说:"对当下的人们而言,这真是他们想要的欧洲吗?"

德洛尔是欧盟委员会前主席,他与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前德国总理海尔马特·科尔三人曾是欧盟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德洛尔促成签订了许多条约。放在当今的条件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德洛尔代表了一个时代,那时政客们的头脑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他们以维护欧洲和平,通过改善就业、教育和司法来促进繁荣为目标。但如今,一切都变了,德洛尔等老一辈人设想中的欧洲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冰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甚至意大利都卷入债务危机的旋涡中,欧洲货币联盟越来越像是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正如德洛尔所说,欧洲现在正面临着双重危机,一重是某些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另一重则更加危险,是人们的认同危机。欧洲的一些公民和政治精英,甚至已经不再希望"欧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继续实施下去。生活在巴塞罗那、都柏林、雅典、里昂、里斯本等大城市的年轻人,是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他们选择走上街头发泄心中的怒火,企图把对未来的渺茫烧成灰烬,却发现一切都是枉然。

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西班牙近年来深受财政危机困扰,而年青一代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2011年5月15日以来,大约28000名年轻抗议者拥向街头,彻夜聚集在广场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在示威期间,有的青年在闲暇时下国际象棋,有的青年在练习瑜伽。
失业大潮
西班牙人奥莱格·萨加拉不是什么"革命者",他是个谨慎的年轻人,脸上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眼镜。他曾在蒙特利尔和悉尼生活,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学习过复杂数据分析。萨加拉从没想到自己会参加抗议集会,这种人天生就是干工作的材料。
萨加拉坐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喷泉前的一块大石头上,一座由帐篷组成的"小城"占据了他身后的广场。年轻人有的坐在帐篷前聊天,有的在晒太阳,还有些在写抗议标语或在喷泉中冲凉。作为巴塞罗那建筑学院系主任费兰·萨加拉的儿子,奥莱格·萨加拉晚上就住在帐篷小城,在街上过夜。白天集会时,像萨加拉这样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成群结队集结,把锅敲得震天响,就像1990年代阿根廷遭遇经济危机破产前当地百姓抗议时那样。
西班牙正在遭遇其成为民主国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44%的年轻人都处于失业状态。前不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占据了几个城市的中心广场。萨加拉用简短的一句话描述出他们这代人的状态:"人人为己。"
"我毕业一年多了。和我一起在巴塞罗那拿到物理学学位的有50多人,只有一个人找到了工作。我能说几种语言,是个物理学家,如今却住在孩童时代的房间里。"萨加拉说,班上有几个人到荷兰和德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对曾经的他们来说,欧洲是一份工作的保障。萨加拉对欧洲的构想并不怀疑。"如果政客不是为了商业说客和特殊利益服务,我们本能取得很多成绩。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年轻人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希望公民有更多参与权,限制银行的权力。一条标语写道:"我们并没有和体制作对,是它在和我们作对。"
当然,面临同样就业危机的不仅是西班牙,邻国葡萄牙也同样如此。
葡萄牙一度是全球重要的纺织品中心,然而自2004年起,出于对低税率和低工资的考虑,投资商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假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被认真对待,欧盟应该直接对葡萄牙伸出援手,但它并没这么做。如今,葡萄牙只得靠从欧洲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过活,但德国和各大媒体却称葡萄牙正受到"欧洲救援的保护"。
当27岁的宝拉·吉尔在里斯本读到类似内容时,顿时义愤填膺。同许多葡萄牙人一样,宝拉·吉尔认为她的国家并没有受到援助,而是被接管了—被一个外国势力接管了。"我们没得到任何帮助,我们正负债累累。"吉尔轻声说:"从没投过一票的人现在正对我的国家和未来施加影响,比如IMF总裁、评级机构分析员,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身材娇小的吉尔曾在英国学习国际关系,她拥有硕士学位,英语非常流利,目前正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当实习生。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当过多少次实习生了,不过至少这家会付给她工资,这可不常见。吉尔说,这份工作每月能挣750欧元,而她每月就要为合租房交300欧元房租。她既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失业保险,而且这份工作只能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目前许多葡萄牙年轻人都面临同样的处境,其失业率高达27%左右。
吉尔说,她并不需要一份长久或工资很高的工作,但她希望自己能得到尊重,并且得到应有的待遇:健康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一份有保障的合同。吉尔称,有时她担心自己会落得和妈妈一样的下场:47岁就赋闲在家。"开始,你可以做兼职,因为你足够年轻。然而等到四十来岁时,你就根本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年纪太大了。"
拿到学位后,吉尔在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申请过很多工作,她甚至愿意到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去。她发现,找工作的唯一出路竟是离开葡萄牙,这太荒谬了。"你总不能让一代人都移民吧。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我们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受教育水平都高,然后他们居然要让我们走。这就是欧洲?"吉尔质疑道。
然而究竟谁该为葡萄牙的债务危机负责?谁又该来收拾残局?吉尔耸了耸肩。整个政府都在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一个偶然卷入抗议活动的27岁实习生又怎能知道答案?
吉尔和朋友在Facebook上宣布要举行抗议集会,这主意是有人在酒吧喝酒之后想出来的,没人组织过这种活动,他们本指望能吸引来几千名抗议者。然而在3月12日聚会当天,参加的人数却多达30余万。在葡萄牙几座城市中的年轻抗议者显示出这一代人的不满。"我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未来的出路。"吉尔说,葡萄牙的抗议者可能永远也不会像希腊和西班牙人那么疯狂。"那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康乃馨革命的国家。"
不久前,吉尔曾见过几位参加过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战士。之前的军官们在里斯本有间办公室,至今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力。"一位军官对我说:我们的革命很容易,我们有明确的敌人:葡萄牙政府和独裁者。你们的对手是谁?"吉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自己是在与危机、银行、欧洲和资本主义作战吗?还是和葡萄牙的债务一样,是个数字后面有很多零的抽象概念?抑或是对负债本身或那个数字的反抗?
吉尔说,她并非针对政客、民主、欧洲或银行,也不反对当前的体制,她只想能有份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她理想中的欧洲。
谋求民主
整个欧洲的年轻人似乎达成了共识,他们要发起一次联合行动。吉尔说着,掐灭了最后一支手卷烟,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声音。"这名字听起来像极了政客们计划建立却从未实现的计划—"一个欧洲"。
事情不仅是欧洲年轻人放弃了元勋们的理想那么简单。的确,他们曾经从中受益,但事到如今却很难找到支持欧盟继续存在、扩大和发展下去的理由。而欧洲统一之初的口号"不要战争"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目标早已实现。
出于对欧洲目前窘境的担忧,朱利恩·博耶等法国人每晚7点都会举着条幅前往里昂的白莱果广场集会。条幅上写着"自由共和"、"让我们愤怒吧"、"民主2.0"之类的标语。30岁的博耶穿着T恤和夹克,头发整齐地梳到后面,像个很有上进心的雇员。然而那只是假象,他穿成这样是为了向里昂市民散发传单,并且让自己看起来不像那种想要颠覆世界的家伙。他是一名工程师,曾在办公室做一份技术销售顾问的工作,却一直对世界满怀担忧。几年来,他只在互联网上透露心中的想法,但现在他选择走向街头。93岁的法国人斯特凡纳·埃塞尔曾写过一本名为《请愤怒吧》的小册子,引发了西班牙的抗议活动,现在轮到它在法国发挥影响了。
博耶每天都和愤怒的市民们在白莱果广场度过晚间时光,参加的人数从300到20200人不等,依天气情况而定。这显示了人们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博耶在鲁昂、昂热、里尔、蒙彼利埃等城市都看到了这种诉求。
他们坐在路易十四的雕像下召开会员大会,冲着麦克风谈论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东西:与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的愤怒人民团结一致。"民主"一词在他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尽管他们明白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然而当下的生活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晚上10点多,天色暗了下来。正当民主工作小组热烈探讨环境危机、银行的强大势力以及代议民主的薄弱时,另一个工作小组正在维克多雨果路的行人专用区关灯。他们一边关闭霓虹灯,一边在鞋店、旅行社和卖意大利面条的店铺门口留下传单和用粉色粉笔潦草书写的标语。他们认为现在夜晚的灯光太多,节约用电有助于减少核电站的兴建数目。
博耶和所有欧洲年轻人一样,提倡分权和公民行动,不设党派。他想要的是最直接的民主,是草根政治,由欧洲人民当家做主。欧盟鼓励共同发展,博耶赞同这种理论,然而实际上那些人却说一套做一套。对他来说,今日的欧洲正与直接民主背道而驰。博耶并不知道全民投票和公民行动能否改变眼前的欧洲,但至少它给在广场和Facebook上集结的人民点燃了一线希望。

30岁的法国青年博耶想要一个民主的欧洲。

27岁的葡萄牙青年宝拉·吉尔不想生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控之下。

24岁的希腊青年德库莫斯想要一辆好摩托,这是他对欧洲的全部期望。
真实灾难
真正的民主是个很大的词汇,博耶深谙其中的道理,而希腊人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最近这段时间,科斯塔斯·德库莫斯每晚都会去宪法广场,那里相当于希腊的开罗解放广场。"周日我们有50万人。"德库莫斯说,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翼,他对政治压根不感兴趣。
科斯塔斯·德库莫斯今年24岁,穿着一双flip-flop鞋子(人字拖)和一件黑T恤。对他来说,有很多事情都比参加集会抗议活动有趣,比如摇滚和摩托车。他的父母支持社会民主党,总是在他偶尔对政治感兴趣的时候向他灌输思想。现在,他每天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场,给参加集会的人讲自由、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德库莫斯的母亲是位图书管理员,目前还没丢了工作。不过,他那卖摩托轮胎卖了20年的父亲,最近却刚刚解雇了三名员工。虽然他没开除儿子德库莫斯,但却降了工资。因此德库莫斯最近改骑小摩托,而不像以前那样骑拉风的大摩托了。17岁时,德库莫斯买了第一辆车Aprilia RS 125,然后又卖掉换了辆更好的……就这样更新换代,一直到几个月前,他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第五辆摩托。打那之后,他的钱只够买一辆小型摩托车。对德库莫斯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一场真实的灾难。
德库莫斯的祖父母都曾在德国西部杜塞耳道夫附近的一家工厂当外籍劳工。他们很贫困,但工作却很卖力。等回到希腊时,他们的孩子—德库莫斯父母的日子就好过多了。那个时候,父母的生活似乎总能得到改善,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德库莫斯没有沾到父母的光,生活每况愈下。
德库莫斯说他知道希腊已经没救了,他的祖国债台高筑,多到他根本无法想象,破产马上就会来临。但等到那时候,他仍想做个骄傲的希腊人,而不是只能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悠。他从没想过依靠政府,依靠"那帮我压根没投过票的傻蛋";他也不指望欧洲或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库莫斯看来,她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他说,希腊人从德国人那里购买洗衣机、汽车和交通信号灯等诸多物品。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希腊市场的支撑,而现在德国人却对希腊的债务危机袖手旁观。
对于德库莫斯这种宁可走着也不愿被人看见骑小破摩托的年轻人,最看重的就是尊严,他不想被别人当成是傻子。
夜晚来了,德库莫斯把flip-flop换成Nike,拿起背包和相机,开上父母的车,去接他的朋友皮斯。他们在车里抽烟,彼此很少讲话。路灯上写着大大的"No"暗示着希腊已经消耗一空。在希腊,红色的"No"字出现在大街小巷,而在过去,人们曾用它来抵抗墨索里尼对希腊的入侵。
当像德库莫斯这样的年轻人选择走上街头发泄不满,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关怀和奉献精神吗?绝对不是。他们和欧洲其他年轻人想要的没两样:萨加拉想在欧洲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吉尔不想成为欧洲的二等公民,或是生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控之下;博耶想要一个民主的欧洲,不受官僚统治;德库莫斯想要一辆好摩托,这就是他对欧洲的全部期望……
这些年轻人的心声,没有一个与雅克·德洛尔的相同,也没有一个与密特朗和科尔所设想的欧洲相同。在当今的欧洲人看来,这些由政客们制定出的政策曾让很多人收益。但如今世道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不再舒适安逸,所有人都生活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下。于是,意识到自身前途正在受影响的年轻人,开始仔细审视前人的思想,是不是还适合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