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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8日星期六

世行副行长林毅夫:搭上开往复兴的高铁

卡森·宰恩(QASSEM ZEIN/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贾斯汀·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大家越来越担心增长前景,这不仅是2008年金融风暴的恶劣影响所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新增岗位仍然少得可怜。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仍在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徘徊。美欧经济中期前景黯淡。这非但为发达经济体克服国内财政和就业问题出了难题,更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呢?数百万人民不聊生,为社会动荡孕育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大西洋两岸国家政府都在竭力削减预算,但实际上当前全世界最应该做的就是促增长。

经济不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就业并大量减轻债务负担是会极为艰难困苦。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呢?解决的办法可以是通过设立全球基建投资计划,这项计划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发达经济体需要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兴建基础设施项目,无论是升级改造现有设施也好,新开工建设工程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瓶颈也罢。可是就算如此也不足以拉动增长和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决策者、企业家以及投资者还应促进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些地方有着数不尽的投资机会。但是基建投资也不能算作是单方面受益的慈善工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扩大了对资本商品的需求,比如说多由欧美生产的涡轮机组和挖掘机。

提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是G-20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此举在促进高收入国家出口、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将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双赢的解决办法。

但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以便创造工作岗位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形势如此萧条,丰厚的私人投资机会有如大海捞针。工厂一直开工不足,住宅和写字楼空置。基础设施投入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给受到危机重创的建筑业带来大量工作岗位,并刺激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并兴建新的传输结点,如果我们选得好的话,可能提高未来的生产率,竞争力和增长率,从而增强将来各国收回投资的能力。由于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十年期国债交易价格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因此我对我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观点再赞同不过了。他最近写道:"至少对于像美国这样能用极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国家,答案很简单:用这笔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

但是会有人担心债务负担越积越多,正像现在西方国家政府正不断的想办法削减预算来偿还以前拖欠的巨额债务那样。当前来看,经济不增长才是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威胁,削减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开支完全是削足适履。再说,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是可以自行收回本息的,比如说收费大桥或者收费高速公路。而且通过日常维护保持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好的成本比进行一次大修要便宜许多。

国库囊中羞涩,甚至亏空,这就需要有创新机制来吸引私营部门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公私合营(PPP)。在当前低增长、高风险的环境下,精心设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够为私营部门带来安全和丰厚的回报。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官员已经起草了方案,鼓励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行公私合营。例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推动成立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借此发行基建债券、为达标的基建项目发放补助,并为联邦及地方政府提供债务担保。欧洲正商议落实新的《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Europe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该计划将为私营部门向非传统投资者(如养老基金)融资提供公共担保。

但是创新国内投资渠道不一定能够帮助高收入国家摆脱危机。全球基建计划还应该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开展基建投资完全可以改变当地的面貌。美国经验就是最好的借鉴: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汽车运输部队(Motor Transport Corps)的护卫下从华盛顿特区开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全程3250英里,耗时56天,每天前进十小时,平均每天才走58英里。 回到驻地,他报告称运输车队破坏了桥梁,下雨时卡车动弹不得,有些道路完全不能满足便捷通行的要求。后来,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提出1956年联邦援建高速公路法案时,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该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法案在制造业与建筑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它所开辟的偏远地区——无可计数。"如今,类似的改造经济现状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多。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之落后令人发指。大约有14亿人生活用不上电,8.8亿人饮用不卫生的水,26亿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0亿农村居民从家里出发步行2公里以内(相当于走2530分钟)找不到能适应各种天气情况的公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耗电量(包括南非)每年仅124千瓦时,勉强够每人每天点亮一盏电灯6小时。缺乏基础设施不仅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令企业更加没有竞争力。断电跳闸和停水成了家常便饭,令生产难以为继。比如说,坦桑尼亚的企业每年断电63。世界银行近年来在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由于受停电的影响,这些企业的总销售额损失约3%10%。还有很多企业因为缺乏基础设施而根本无法开工。例如,发展中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常常是吸引外国投资的一大阻碍,尤其是在地方上。无怪乎20国集团会议希望"切实、显著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

投资基建项目强有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从2001年到2005年,仅开发基建一项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贡献率相比1991年至1995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成效最显著的要数南非,平均每年拉动2.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国家对基础设施投入的比例达到印度尼西亚的水平,西非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会提高1.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经济体的基建水平达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一半,中部非洲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将提高2.2个百分点,东部和西部非洲国家则会提高1.6个百分点。以此类推,如果每个拉美国家能达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建水平(例如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将拉动整个拉丁美洲的年均增长率2个百分点,安第斯国家甚至更高,达到3.1个百分点。

最近一篇世界银行文章也回顾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的影响。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投入了约6000亿美元升级改造其道路交通体系,重点是建设总长达41,000公里的全国高速公路网(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建设目标是将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连接起来(全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的洲际高速公路总长超过该路网)。最近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速公路网使得中国2007年累积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大约6%

我再强调一下,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是做慈善,尽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件大善事。在发达国家,它同时还创造就业、促进增长。搭建电网、污水处理厂和道路的多数资本商品由美国和欧洲生产。因此,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将提高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每获得投资一美元,就会增加50美分的资本商品进口。发展中国家中大约70%的可交易资本商品来自高收入国家。这么算来,发展中国家每得到一美元基建投资,就会令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加35美分。

世界银行估算,从2010年到2020年,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最初级的基础设施需求, 必须每年向这些国家投资1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GDP7%)。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数十年来每年坚持拿出相当于全国GDP9%以上投资基建项目。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融资水平保持在长期以来的水平,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每年还有5000亿美元的基建融资缺口无法填补。

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缺。一旦填补这个缺口,仅投资基建一项,在全世界范围内随之而来的进口资本商品需求每年将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超过1750亿美元将来自高收入国家。所有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的全部资本商品出口将近2.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实施了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可以使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商品出口提高7%以上,在发达经济体内的制造业部门创造急需的就业岗位,从而减少失业率,扩大消费。入不敷出少了,投资水平就会回升。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威胁也提高了基础设施抗自然灾害、更环保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样又为发达经济体投入研发相应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良机。经济随之恢复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最终削减减轻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

而且,扩大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的好处还不止这些。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它们对于全世界的进口需求也会上升。由于生产网络越来越先进,基础设施之间迅捷可靠的联通就愈发显得重要。提高地方联通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地方内部的贸易水平,还能打开此前尚未开发的市场。刺激发达经济体出口还减少了对外举债的必要,从而释放更多全球储蓄以促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又反过来扩大投资机会,打开新的市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形成全球储蓄盈余支持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增长的局面。

可是如何在不额外增加那些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国家的负担情况下,填补基建项目的融资缺口呢?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潜力的行业支出的效率更高,回收成本速度加快。同时还需要双管齐下,同时打开传统和新兴的融资来源:通过公私合营吸引私人投资主体,尤其是放开地方资本市场以容纳国内投资客进场。此外,充分调动来自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家参与融资至关重要。

基建投资说到底不是由纳税人买单,就是由受益方买单。不过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渠道:政府拨款、多边机构的贷款或赠款、双边债权人以及民间借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公共融资平台一直是基建项目融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由捐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中,专门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约达900亿美元,这是援助机构作出了巨大努力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但是将来这种援助极有可能削减并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但传统援助国不再是唯一的途径。近年来,巴西、中国、印度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等非传统援助国纷纷涌现为非洲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实体。据统计,这些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基建资金从20世纪初的年均10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将近100亿美元。2010年,中国仅在非洲基建项目骨干工程的投入金额一项就达到了创纪录的约90亿美元。

私人资本也能在填补许多发展中国家投资缺口方面大有作为。下面就是做法:政府与私人投资实体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实行公私合营。投资实体至少参与投资的一部分,并在项目建成后收取用户的相关服务费用作为回报,甚至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民间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投资中越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已经达到1600亿美元,但是仅限于少数几个重量级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仅限于区区数个,尤其是电信业。

大幅度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范围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执行项目计划的公司及其个体股东通常会冒巨大的风险,比如预期收益缩减、汇率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基建项目需要垫付高额的资金,而且往往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收回投资,预备开工阶段和工期通常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公司分文未得。其次,找到称心如意的基建项目并推向民间资本市场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水平,还要准备高额定金。这些条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的。

降低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风险是全球基建投资计划成功重要一环。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将民间融资与公共融资相结合,或者通过捐助。发达经济体提出的计划,如美国的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以及《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极佳范例。二者都为民间资本融资提供公共担保。不过尽管政府担保能抵御项目所遇到的风险,但是它不可能缓解投资者对政府自身所带来风险的担忧。世界银行集团因此提供了政治风险担保,针对的就是诸如汇率无法兑换、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战争、恐怖活动、内乱以及违约等情况。世行提供此类担保逐渐增多,以加速民间资本融资。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于专业人才的问题,应大力推广建设创新知识枢纽,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输送合格的金融和技术人才和相关领域专家。201011月,世界银行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创办了基建英才融资中心(Infrastructure Finance Center of Excellence,为公共部门培养善于处理公私合营事务的管理人才。与此同时,世行与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合作成立的阿拉伯基建融资平台(Arab Financing Facility for Infrastructure旨在为阿拉伯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筹措10亿美元资金。

从其他投资主体,如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缩写为SWF,即投资国有资产利润)等的集资前景看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截止2008年底,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共持有3.2万亿美元资产,而且未来几年这些资产还将迅速升值。有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投资中国企业与非洲合作的股权基金。据称,该基金已经向非洲27个项目投资了将近5.4亿美元,预计2010年的总投资为36亿美元。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计划向南非的基建项目投资4亿美元。

目前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金还只是沧海一粟。自2007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66家基建基金意向投资1100亿美元,但是仅有15%的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要克服这些不足,世行集团中涉及民间资本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启动一基建基金,规模10亿美元,准备从主权基金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中筹措。

投资基建项目对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也许当前更为紧迫。这种办法可能是让发达经济体走出经济萧条最快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改变他们国家经济面貌的有力工具,如此一来,他们的企业就不会因为电力短缺而影响经营,自由沟通、扩大市场份额并最终向着技术阶梯的高端攀升。需求是明确的,资金是充裕的。把资金投入到用来促进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和经济繁荣的道路、港口、铁路和电厂等正当时。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ft:“城投债”:中国版债务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陈绍霞 2011-10-08 (www.ftchinese.com)

九月交易的最后一周(9月26-30日),是中国交易所债券市场最惨烈的一周:除国债以外的绝大部分债券都经历了一轮断崖式杀跌,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跌势尤甚。

城投债雪崩:中国版债务危机蓄势。

当周中国两市跌幅榜前10支债券跌幅均在10%以上,其中由云南省红河州、楚雄州城投公司发行的"10红投02债"、"10楚雄债"分别以高达13.1%、12.3%的周跌幅领跌市场(详见表一)。

表1. 交易所债券市场周跌幅榜(9月26-30日) 单位:元

在债券市场极度恐慌的9月29日,上交所债券市场跌幅榜前十的债券跌幅均在6%以上,"11淮北债"以高达8.81%的单日跌幅领跌市场(详见表二)。

在债券市场,1%的单日跌幅就已经是大幅下跌。9月29日的暴跌是笔者十多年来亲见的最惨烈的单日杀跌。

表2. 9月29日上交所债券市场跌幅榜 单位:元

交易所债市跌幅之深、下跌债券之多均为历史所罕见。经历巨幅杀跌之后,众多债券到期收益率均创历史新高、部分债券到期收益率高达10%甚至12%以上。

去年5月份以来,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欧债危机国,都是在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7%以后丧失融资能力,债务危机随之爆发。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城投债券到期收益率大于7%的达一百多家,占沪深两市城投债券的近一半。城投债为何出现如此大面积惨烈杀跌? 这是否预示着一轮地方债务危机即将爆发?

暴跌背后的恐慌情绪

分析显示,违约风险并非是本轮债市杀跌的元凶:

1. 城投债大多为09年以来发行,债券剩余期限还有多年

债券市场恐慌性杀跌的9月29日,跌幅前十的债券的剩余期限均在5年以上,短期内并无偿付债券本金的压力,债券发行人只需按年支付利息即可。因此,短期内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很小。

2. 城投债大多由地方政府背书,大面积违约的可能性低

城投债大都由地方政府提供隐形担保,由债券发行人与地方政府签订BT项目回购协议,2010年6月以前发行的债券还就回购协议的应收账款设定质押。

以绥化市鑫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行的11绥化债为例。一方面该债券发行人以土地抵押担保,另一方面,募集资金用于绥化市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绥化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经绥化市人大常委会文件批复、由市人大授权市政府与发行人签署《BT协议书》,约定由市政府委托市城投公司投资建设上述两个项目,建设完工后由绥化市人民政府收购,收购金额30亿元,以保障债券按期还本付息,而该债券的发行总额为8亿元。因此,如果当地政府能如期履行相关协议,该期债券就没有违约之虞。

我国政府总体负债率仍远低于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仍呈大幅增长态势。今年前8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上升30.9%,且政府拥有大量国有资产,包括上市公司股权。即使是经济实力较弱、前期传言一度发生债务违约的云南省,也持有云南铜业、锡业股价、云南白药等众多上市公司股权以及红塔集团等盈利丰厚的国有企业。

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的过程中,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因盲目投资而导致其偿付能力出现问题,但出现大面积违约的可能性并不大。地方政府若偿债能力出现问题,优先考虑的很可能是变卖其所持的国有资产。变买资产后若仍不能偿付到期债务,最终只能寻求中央财政的支持。

如果我国近半数地方政府出现大面积债务违约,必然会引发金融危机。即使对于希腊这样失去融资能力的债务国,欧元区也竭力救助,更不要说中国地方政府如果在偿付能力上出现问题,中央政府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了。

在本轮交易所债市惨烈杀跌过程中,包括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可转债也出现了普跌。沪深两市公司债目前共139家,9月份仅有11家上涨,上涨债券占比仅为7.9%,100多家公司债券出现下跌,跌幅榜前10的公司债券下跌幅度都在4%以上。

表3. 交所市场公司债券跌幅榜 单位:元

通常只有财务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才能获准发行公司债券, 9月份以来大多数公司债出现深幅杀跌,显然不是因为违约风险所致,这种大面积的杀跌行为也表明,市场恐慌情绪是债券市场惨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流动性不足:股市债市同时暴跌的元凶

在流动性正常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通常表现为一对跷跷板,当股票市场走弱时,部分低风险资金会撤离股市、进入债市,推动债市走强,当股票市场走强时,又会吸引部分资金从债市转入股市,使债市趋弱。

然而今年6月份以来,股市与债市的这种跷跷板效应不复存在,伴随着股市的震荡下行,债券市场也亦步亦趋;进入9月份,股市与债市出现了连袂跳水的走势。在债券市场惨烈杀跌的同时,沪深股市也大幅下跌,上证综指9月份下跌8.1%,创今年以来月度最大跌幅。股市与债市由一对跷跷板变成了一颗青藤上结出的一对苦瓜儿,这表明资金面高度紧张很可能是当前资本市场大幅下跌的根本原因。

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底上海银行间6个月同业拆放利率高达5.3%、长三角6个月票据贴现利率高达13%,资金市场利率之高均创下历史纪录。这表明,当前市场资金面极为紧张。进入9月,媒体频频报道江浙一带,尤其是温州企业主由于高利贷崩盘、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都突显当前市场资金紧张状况。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已于去年底结束,但今年中国仍延续了此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1-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25%,其中地方项目同比增长28.1%,显示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而地方政府投资高度依赖债务融资。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央行已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突显。

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方面的天然优势,最终将产生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信贷的挤出效应。很多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后无法续贷,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同时也在向资本市场传导:一方面部分企业为缓解资金紧张,减持股票和债券;另一方面,高利贷市场的活跃也必然会吸引一部分在股市、债市的资金退出资本市场,转而加入高利贷市场。

8月底央行下发文件,要求将商业银行保证金存款纳入到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或许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粗略估算,保证金纳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相当于3次上调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准备金分期缴纳,但对市场本已日渐枯竭的流动性无疑是釜底抽薪。于是,9月份债市创历史最大跌幅、股市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民间高利贷崩盘、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告别地方政府投资高增长

城投债雪崩虽然并不会由此引发一轮地方债务危机,但很可能意味着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债务融资"双轮驱动"的投资高增长模式的终结。

长期以来,土地财政和债务融资成为支撑地方政府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中国房地产十年牛市已渐入尾声(见笔者年初撰文《中国房地产十年牛市已到尽头?》 ),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在经历2009年以来的快速膨胀后问题逐渐显露,目前已进入清理期,贷款规模面临逐步收缩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今年以来,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一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9月份以来城投债雪崩式的下跌,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发行城投债券的能力丧失殆尽。

在当前日渐趋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即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改,债券市场的雪崩大幅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能力,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实际上,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束,今年以来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已呈负增长之势,预计未来地方政府投资的增速也将逐步回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张春蔚chunwei.zhang@ftchinese.com










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

温州政府要求国家借贷600亿稳定金融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白林淼 温州报道)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透露,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要求浙江省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各在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该人士还指,此项金融稳定再贷款,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资金用途和投向,根据实际需要,按照规定程序发放、使用和收回,保证资金安全,发挥最大效益。再贷款的发放管理、承贷银行、偿还责任等,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总行的指导下组织落实。





【一课经济学】 政府价格管制

一课经济学

政府价格管制

我们已经分析了政府试图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上的做法,看到了由此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政府努力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然水平之下时,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当今各国政府在战时几乎都做过这后一种努力。确实,在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全部由国家控制是必然的,我们在这里不会去探究战时管制价格的学问,要去探究就必须考虑战时的复杂状况,这会使我们远离本书所关注的主题。不过,无论战时管制价格的做法明智与否,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价格管制,即使当初启动价格管制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政府试图将单一商品、或者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维持在低于自由竞争市场的价格水平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当政府准备只管制一小部分商品的最高价格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关系到民生的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生活必需品,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假设为此选定的商品是面包、牛奶和肉类。

主张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任由市场去决定牛肉的价格,那么,价格会由于被争相购买而被抬得很高,以至于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牛肉就不再与他们的基本需要成正比,而仅仅是与他们的购买力成正比。如果我们压低牛肉价格,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

关于这一论调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它是有依据的,那么,所采取的这种政策既无法保持前后一致又无法把握其分寸。因为,假若以每磅65美分的市场价格决定牛肉分配的,是购买力而非基本需要,那么,即便将法定"限价"降到50美分,其分配将同样是由购买力决定的,只不过依赖程度可能会稍小一些。事实上,只要牛肉还需要拿钱去买,这种"由购买力而非需要决定"purchasing-power-rather-than-need)观点总是适用的。只有在牛肉免费奉送时才不适用。

政府出台限定最高价格的措施时,往往强调是为了"使生活费用不再上涨"。这个说法预设了有个"正常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定价格存在。这个特定价格或以前的低价格,被视为"合理的",比它高的任何价格都是"不合理的",而不去管特定价格设定之后,生产或需求状况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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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主题时,若假设政府把价格刚好限定在自由市场价位,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那就和根本不实行价格管制没有两样。我们必须假设市民的购买力大于商品的供给水平,并且政府限价低于自由市场价位。

现在,我们知道,当商品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它的市场价位之下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导致受控商品的需求增加。由于该商品变得便宜,图便宜的人会更多,人们也买得起更多。第二是导致受控商品供给减少。由于人们买得更多,商家的存货也销得快,而与此同时,该产品的生产却受到了阻碍。降价致使该商品收益率降低,甚至做不出利润。边际生产者被迫出局。即使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可能亏本经营。这种事情就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当时的屠宰场在美国物价管制局要求下,以低于购买活牛和雇用屠宰加工工人的成本的售价,持续屠宰和加工肉制品。

如果政府暂不采取其它措施,价格限制将造成受控商品出现短缺。这恰好与政府内制定法规人员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那些被选定的限价商品,都是政府最希望其保持充足供应的商品。但是,当他们限定了这些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和利润水平,而没有限制奢侈品或其它非必需品生产者的工资与利润时,他们就阻碍了制造商们去生产价格受控的必需品,而相应地刺激了非必需品的生产。

政府内制定法规的人员迟早会认识到其中一些后果。接下来,他们就会采取其它各种办法和管制措施,来尽力避免出现类似的局面。这些措施包括配给制、成本管制、补贴和全面管制价格。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些措施。

到了某种商品因价格被规定在市场水平之下而出现显著的短缺之后,有钱的消费者往往遭到指责,说他们得到的必需品"超过公平份额";要是受控商品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就有公司会被指责为"囤积居奇"。鉴于此,政府会推出一系列规定,指定谁有优先购买该商品的特权,或者由政府机关决定分配给谁,分配多少, 如何分配。一旦实施配给制度,就意味每位消费者,不论他愿意以多高的价钱购买更多的某种商品,他都只能得到某一最大限额的配给。

总之,一旦采取了配给制度,就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是双重价格体系,或者是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位消费者除了持有一定数量的钱币,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票券或"额度",才能买到东西。换句话说,政府限价市场试图通过配给,去起到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所起到的部分作用。之所以说只是"部分作用",是因为配给只限制需求,而不能象更高的价格那样,还能刺激供给。

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方说,为了使牛肉的零售价格保持在低水平,政府可能限定牛肉的批发价格、屠宰场的牛肉价格、活牛的价格、饲料的价格、农场工人的工资。为了压低牛奶的送达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奶送货司机的工资、奶品包装的价格、农场的牛奶价格、饲料价格。为了压低面包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面包师的工资、面粉的价格、粮食加工企业的利润、小麦的价格等等。

然而,当政府继续扩大受控商品范围的时候,无非是扩大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价格管制的后果。假使政府有魄力有能力去限定受控商品的成本,成本控制也只会导致受控商品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工、饲料、小麦等等)出现短缺。这么一来,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大受控商品的范围,而其最终的结果与全面的价格管制是相同的。

政府可能采取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提供补贴。例如,他们认识到,当把牛奶或黄油价格限定在市场价位之下,甚至与其它受控商品价格相比较都偏低,短缺就可能发生。因为生产牛奶或黄油的工资及收益率,还比不上生产其它商品。政府为了补救这种现象,对牛奶和黄油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我们姑且忽略推行补贴在行政上的种种困难,并且假设补贴刚好足够确保牛奶和黄油得以持续生产,很明显,尽管补贴是提供给生产者的,但真正得到补贴的却是消费者。因为,生产者从净收益上讲并没有比允许他们以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其牛奶黄油时得到的更多,而消费者却以远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水平买到了这些产品。两者的差价,正是他们获得的补贴金额——也就是政府表面上付给生产者的补贴金额。

现在,除非接受补贴的商品也实施配给,否则购买力最强的人会买得最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补贴会比购买力较低的人更多。到底谁补贴了消费者,取决于政府如何征税。如果既是纳税人又是消费者,便是自己补贴自己。若接受补贴的商品很多,要辨别谁补贴谁就让人晕头转向了。然而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那就是,补贴的钱必须由某些人来买单,并不存在什么可以使公众得到某种好处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方法。

 

3

价格管制往往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成效。它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得很好,尤其在战争时期,它会因人们的爱国意识和危机感而获得支持。然而,实施的时间越长,运作的难度就越大。当价格被政府强制压低后,需求会持续地超过供给。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政府为了防止受控商品供应短缺,试图去降低其生产成本,即压低其劳工、原材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这些生产要素的短缺。倘使政府采取这个方针,政府不仅会发现沿产品线"纵向"扩大价格管制不可避免,也会发现有必要对不同产品线"横向"扩大价格管制。如果我们对 一种商品实行定量配给,民众得不到满足,尽管仍然存在过剩的购买力,需求将会转向某种替代品。换句话说,对任何一种日益短缺的商品实行配给,势必对仍未实行配给的商品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假设政府有效地遏制了黑市(或者,至少阻止黑市不致壮大到足以左右法定限价市场的程度),继续执行价格管制必然会迫使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商品纳入配给的范畴。并且,政府不可能只限于对消费者实施配给。在二战期间就不限于消费者,事实上,而是首先对生产者实施原材料配给。

总之,旨在将某种历史价格水平永久化的全面价格管制,其自然结果终必是一种完全专制性的经济。工资必须像物价那样,被强制压低。劳工必须像原材料那样,被强制纳入配给。最后,政府为每一位消费者规定了他能得到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为每一家制造商规定了它能得到原材料的数量、能够雇用的劳工的数量。到那时,厂商竞价购买原材料将不被容许,竞价招揽劳工同样不被容许。结果会形成僵化的极权经济,每家厂商、每个劳工都听任政府支配,而最终,我们将放弃掉曾经拥有的全部传统意义的自由。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个世纪前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一书中所指出的:"控制一个人生计的权力,就是控制一个人意志的权力。"

4

这就是所谓"完美的"、长效和"无关政治的"价格控制的后果。 政府管制酿成的一些大错,有一部分被黑市所化解。这个现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证实,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欧洲尤其如此。在有些国家,黑市的成长壮大是以破坏法定限价市场来实现的,直至前者成为事实上的市场。然而,当权的政客们仍然力图通过维持形同虚设的法定价格来表明,即便其政策实施者们有过失,他们的立意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并不因为黑市最终取代了法定限价市场,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伤害。这伤害既有经济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一些大型的老牌企业,过去靠的是雄厚的资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公众中的信誉,而在市场转型期,它们被迫限制生产或中断生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既无资本又无生产经验的皮包公司。这些新公司跟那些被取代的老牌企业相比效率低下,它们以远远高于先前企业用来继续生产其产品所需的生产成本,产出质量低劣、名不副实的商品。这是对不诚实的一种奖励。这些新公司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靠钻法律空子,而顾客又与它们沆瀣一气。自然而然,道德败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很少真正做出努力,去维持他们一开始急吼吼要维持的现行价格水平。他们声称旨在努力"保持价格不变"。然而,他们很快就会以 "纠正不公平",或者"社会公正"为借口,着手实施歧视性的价格管制政策,结果是政治力量强大的群体得到政策倾斜最多,其他的群体则得不到政策照顾。

由于当今政治力量大抵以选票来衡量,因此当局总是力求讨好工人和农民。起初,人们不太能把工资和生活费用关联起来,认为可以单纯地涨工资而不涨价。后来,当人们认识到涨工资势必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时,官僚们则争辩说,反正利润本来都高,即便涨工资而价格不变,生产者仍可以获得"公平的利润"。由于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利润率,而企业的利润又各不相同,所以,对利润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将赢利能力最差的公司一举淘汰出局,进而导致若干商品的产量减少或停产。这就意味着失业、生产萎缩、生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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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折腾去规定最高价格,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什么致使价格上涨,人们在这一点上存在误解。真正的原因是商品匮乏或货币过剩。法定价格上限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仅仅加剧了商品的短缺。至于货币过剩如何应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讨论。不过,隐藏在限价政策背后的谬误之一,倒是本书的主题。正如无数计划旨在人为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是政府一心顾及生产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消费者利益的结果,同样,通过法令来压低价格的那些计划,是政府一心顾及公众作为消费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利益的结果。这类政策所得的政治支持,产生自公众思想中类似的模糊观念。人们决不愿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牛奶、黄油、鞋子、家具、戏票、钻石,去支付租金。任何时候,任何一样这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先前的价位,消费者就开始忿忿,感觉遭人敲竹杠。

惟一的例外,是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此刻,他完全理解并赞成提价的理由。不过,他总容易把自己的行业看作是某种例外。"我干的这行",他会这样说,"现在的情况相当特殊,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人工成本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涨;这种那种原材料已经不再允许进口,必须以较高的成本在国内制造。此外,市场对本行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应该允许本行产品做必要的提价,从而鼓励供给以满足需求。"等等。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时,都会买很多种不同的商品;而作为生产者时,通常只生产一种产品。他看得出,压低自己的产品的价格是不公平的。正如每家制造商都希望他自己的产品卖到更高的价格,每个工人都想要更高的工资或薪金。作为生产者时,每个人都看得出价格管制限制了本行的生产。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不愿将观察到的这个事实推己及人,因为这意味着他会付更更高的的价钱去买别人的产品。

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多重经济角色。每个人都是生产者、纳税人,消费者。一个人支持何种政策,取决于他当时从何种身份去为自身利益作考虑。犹如电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他有时处于这种身份、有时处于那种身份。作为生产者时,他便希望通货膨胀(这时主要顾及自己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作为消费者时,他便希望政府限价(这时主要顾及他不得不掏钱买别人的产品)。作为消费者,他可能拥护或者默许政府实施补贴;而作为纳税人,他会愤慨为此埋单。每个人都很可能认为他能 应付各种政治力量,以便能从他自己产出的商品涨价中获利(同时还要他的原材料价格被合法的压低),同时他还可以以消费者的身份受惠于价格管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自欺欺人——利用政治力量操纵价格,注定得不偿失;因为管制价格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和破坏就业与生产。




【一课经济学】 通货膨胀的幻境

一课经济学

通货膨胀的幻境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我们分析通货膨胀在特殊情况下的影响之前,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它通常的后果是什么。也许在此之前,我们最好先考虑些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政府总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为什么它已经具有了某种古老的诱人的吸引力,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就是货币,或者说就是金钱,这是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念。很自然,它是因为货币具有双重功能——即作为流通的手段和作为价值的尺度——而产生的……成为富裕的人就是去得到货币。 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货币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同义词。"

当然,真正的财富存在于人们所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之中。它是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它是铁路、公路和车辆;是轮船、飞机和工厂;是学校、教堂和剧场;是钢琴、绘画和书籍。然而,混淆货币与财富的语意含糊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致于那些有时可以认识到这种混淆的人在他们的推理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滑回这种错误中。每个人都懂得,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从其他人那里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多买一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自己的财富就会有原来"价值"的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讲,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多发行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比原来富裕这么多,这一结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人就是最幼稚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类不那么幼稚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真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岂不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他们提倡政府增印货币不多不少、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缺口"

购买力是长期不足的,他们觉得,因为那些产业不知怎么回事,不让生产者分得足够的货币以使他们作为消费者可以购买回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神秘的"漏洞"。一些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了这一点。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 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惊人的缺口。于是,他们发起一场运动,披上钞票马甲,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那些头脑简单的"社会信用"宣传家看起来太过于荒谬可笑,但是有无数的稍胜一畴的通货膨胀支持者,他们有"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他们以某种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不足或缺口。

2

更有见识的通货膨胀支持者意识到,货币的过量增加将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将导致物价上涨。但是这一点难不到他们。相反,这恰恰是他们想要通货膨胀的理由。其中一些人认为,达到这样的结果能改善贫穷债务人相对于富裕债权人的地位。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并抑制进口。还有一些人相 信,要医治经济衰退、"让产业复苏",以及达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都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有关增发货币(以及增发银行信贷)如何影响价格的理论不计其数。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有人认为无论增发多少货币都不会影响价格。他们仅仅把增加的货币看作是提高每个人"购买力"的一种手段,使每个人都能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从整体上看,不可能所有人都能买到比从前多两倍的东西,除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从前多两倍。他们也可能认为,阻碍生产长期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货币需求不足,而不是人力、工时或产能不足;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某些商品,只要付得起钱,那些商品几乎都会自动生产出来。

另外一个流派——其中不乏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则抱定僵化的机械论去考察货币供应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所有货币,是相对于所有的产品而发行的。因此,货币总量的价值乘以它的"流通速度",一定等于交易商品总量的价值。所以,只要流通速度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恰好与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成反比。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投放量翻一番,"价格水平"就会翻一番;增为三倍的话,价格水平也刚好增为三倍。总之,将货币数量乘以几倍,也就等于将商品的价格乘上了几倍。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剖析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的荒谬之处。{脚注:对其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安德生(B. M. Anderson)《货币的价值》(The Value of Money1917年;1936年新版);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美国版,1935年,1953年)。}不过,我们应该弄清楚,货币数量增加为什么会使价格提高,又是如何使价格提高的。

货币数量的增长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比如说,它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超出了税收能够负担、或者可望负担的水平(假定也超过了政府靠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再比如说战争时期,政府印发货币来支付契约承包商。这笔支出首先会抬高军需品的价格,大量钞票因此流入到战时承包商和他们员工的手里。(在价格管制那一章,我们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现在讨论通货膨胀,我们同样忽略政府试图管制价格造成的复杂状况。即使都考虑进来,也不会改变分析的结果。价格管制会导致某种滞积性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减小或掩盖对经济运行的某些早期影响,但这是以更加恶化的后期影响为代价的。)

这么一来,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便得到了更高的货币收入。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因为需求增加 了,可以抬高价格。因为这些买主口袋里有更多的钱,他们不在乎增高的价格,而是要买到所需产品。因为在有钱人眼里,每一块钱的主观价值已经降低了。

我们把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称作A群体,把直接向A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及其员工称作B群体。现在,B群体由于销量和价格大幅提高,会向C群体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C群体同样得以提高价格,获得更多收入,进而向D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依此类推,直到价格上涨和货币收入增加覆盖整个国家。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假设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并没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整个国家并不比以前富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相对或绝对财富和收入将保持在原来的水平。相反,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会对不同群体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例如,A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这样,他们商品购买量的增长几乎可以与货币收入量的增长保持相同的比率。B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增加,按照所能购买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计算,B群体比原来更富裕了一些。当价格普遍上涨之后,货币收入还没有增加的群体,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差。

我们可以用一组假设性的数字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假设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ABCD四大类生产者,他们按顺序获得通货膨胀的货币收入利益。在A群体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30%的时候,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还未上涨。到B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20%时,物价平均上涨仅为10%。但是当C群体的货币 收入增加10%时,价格已经上涨了15%。当D群体还没有等到货币收入增加时,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20%。换句话说,排在最前面的几类生产者可以享受到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更高的物价和工资所带来的好处,而这又必然是以排在最后面的几类生产者(作为消费者)由于提高物价或工资所遭受到的损失为代价的。

假设几年后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最终结果是货币收入平均增加25%,价格平均涨幅也相同,每个群体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这么多,每个群体所生产的产品都上涨了这么多。但是,这并不能消除转变时期各个群体的各种收益和损失。以D群体为例,尽管在最后阶段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也上升了25%,而他们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是和通货膨胀开始前完全相同。但在通货膨胀期间,在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还没有上涨时,该群体不得不多花30%的钱向ABC等 其它的生产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损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3

因此,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我们的核心课程的又一例子。在短时期内,通货膨胀的确可以为某些集团带来好处,但这不过是建立在其余人的代价之上的。而且就长期而言,它会给整个社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即便是一次相对缓和的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生产结构。它牺牲掉其它产业的利益以带来某些产业过度扩张。这是资本的错误运用和浪费。当通货膨胀被消除,或是被抑制住时,这种不恰当的资本投放(形式可能是机器、工厂或写字楼)都不可能产生出充分的收益,并很有可能损失大部分的价值。

我们同样不可能使通货膨胀顺利而缓和地停止下来,从而避免一场随之而来的衰退。甚至不可能在预先设定的时点,或在价格上涨到预先设定的水平而让通货膨胀终止。因为,到了那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力量都无法控制住局面。当有人主张让价格上涨并固定在25%最好,就有人进一步主张,提价50%的效果会比 此好一倍,也许还有人会补充说提价100%的好处会翻上两番。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则会坚持主张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

此外,我们不可能控制通货膨胀下的货币价值。前面谈过,因果关系绝不是机械性的。比方说,你不可能事先计算出,货币数量增加100%,则单位货币价值下跌50%。我们也说过,货币的价值是由持有者的主观价值认定的。而价值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每个人持有的量,而且也取决于货币的。在非金本位制度下,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参战国货币汇率的涨跌,这与货币数量关系不大。货币的当前价值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货币数量的预期。而且,由于投机交易的存在和发展,每一个人对于货币价值的认识也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同样受到他认为其余的每一个人对货币价值会做出怎样的判断这种考虑的影响。

所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单位货币价值下跌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比货币数量正在增加或者能够增加的速度。到这个地步,那就是经济的灭顶之灾,整个通货膨胀的计划就此宣告破产。

4

然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热情从未消退过。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以别国的失败为前车之鉴,也没有哪代人能从前人的苦难中吸取教训。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沉迷于相同的幻景。每次都伸手去摘死海的苹果,一到嘴里便化为一团灰烬。通货膨胀的特质让人们幻化出千百种错觉。

当今社会主张实施通货膨胀最顽固的论调,是认为它能"使产业之轮运转起来",能把我们从产业停滞和资产闲置的白白损失中拯救出来,进而带来"充分就 业"。这套说法的原型仍就是混淆货币与财富。它假设通货膨胀能带来新的"购买力",而且这一新购买力将在良性循环中使其自身成倍的增加,好比一颗石头丢到池塘里,掀起层层扩散的涟漪那样。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对特定产品的实质购买力是由其它许多产品组成的,它不可能只靠印刷更多我们称之为美元的纸张来使其神奇地增加。交易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是甲拿自己生产的东西交换乙生产的东西。 {脚注:参照: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3, Chap. 14, par.2);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VI, Chap. XIII, sec. 10);安德森的〈反驳凯恩斯对总体供给创造总体需求学说的抨击〉(A Refutation of Keynes' Attack on the Doctrine that Aggregate Supply Creates Aggregate Demand),该文刊于经济学家论文集《资助美国繁荣》(Financing American Prosperity)。}

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恢复商业利润,鼓励资源闲置的企业重新达到某一种产出水平。

整个事情已经摆明:把难以为继的工资率降低,是更直接和更诚实的做法。但是久经世故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声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些通过直接调降工资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提案,甚至被他们指控为 "反劳工"。然而,坦率地讲,他们自己所主张的就是通过提高价格来减少实际工资率(即以购买力水平表示的工资率),以此欺瞒劳工。

他们小看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劳工;大工会都聘有懂得指数数字的专业劳动力经济学家,所以劳工不容易被蒙骗。鉴于此,通货膨胀政策似乎既无法达到其经济目标,也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那些最强势的工会的工资水平往往最有待修正,而也正是他们坚持主张说,至少应当使他们工资率与生活费用指数保持同比例的提高。如果各大工会的这一要求取得了优势,那么物价和主要工资水平间不切实际的关系就会继续存在。事实上,工资率的结构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公平——众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甚至在通货膨胀之前就不大符合他们应得的标准(甚至可能因为遭受工会排挤,而被压得过低),而在物价上涨的过渡期间,他们的处境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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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那些更老练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实在不够坦率。他们并没有开诚布公地阐明问题,到头来甚至把自己也愚弄了。他们就像那些更幼稚的通胀支持者一样,也开始大谈钞票,仿佛这种可以随随便便印出来的钞票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似的。他们甚至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所谓"乘数"multiplier),来证明政府每印制和开销一块钱,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很神奇地增加好几块钱。

简言之,他们使公众的注意力、以及他们自己的注意力都从目前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上移开了。大多数时候,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工资-成本-价格结构失调:即工资与价格关系失调、原材料价格与产成品价格关系失调,或是一种价格与另一种价格、一种工资与另一种工资之间关系的失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失调化解了生产的动力,甚至使得生产无法继续;并通过交易经济的有机关联,使这种不景气向外扩散。一直要到这些失调被矫正,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才有可能恢复。

通货膨胀有时的确可以起到矫正这些失调的作用,但这是一种轻率而危险的手段。这种矫正手段靠的不是开诚布公,却是利用幻觉。它好比欲使人民每晨提前一小时起身,乃采用一种方法,即实际上尚为七时之际,令人民相信其时已至八时。一个世界必须仰赖通货膨胀以实现经济方面的一种改善结果,与一个世界必须赖乎将时辰钟向前多开一小时的欺骗方法,以实现起早的结果,也许并非偶合之事。

它给每一经济过程罩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欺骗了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我们都习惯于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收入和财富。这种思维习惯非常顽固,就连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也不容易摆脱。坚持用实体产品和实质福利来看待各种关系很不容易。当我们听到,国民收入(以货币计量)比通货膨胀之前增加一倍,谁不会觉得更富有更骄傲 呢?甚至那些过去周薪25美元而现在每周能拿35美元的小职员也会认为,虽然与过去周薪25美元相比,要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他必须多花上一倍的开销,不管怎么说自己总还是比原来更有钱了。当然,他并不是看不到生活费用的上升,但他却没能象认识目前的实际处境那样,充分认识到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假如他的实际生活费用没有变化,而他的货币薪金有所下降,那么他的购买力也只是降到目前的水平,即工资随更高的物价有所调增的水平。通货膨胀有如自我暗示、催眠术、麻醉剂,可以减轻手术时的痛苦。通货膨胀就是大众的鸦片。

6

确切地说,通货膨胀的政治作用正在于此。这是因为,通货膨胀能混淆了所有事情,以致现今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总是把它当作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着。例如我们在第四章谈到,有人鼓吹靠推动公共工程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知道那种说法是错的。我们说过,如果投入公共建设的钱是靠税收,那么政府公共工程上多花一块钱,供纳税人自己支配的钱就会少掉一块钱;公共工程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毁掉私人部门的一个工作机会。

但是,假设公共工程的资金不是从税收收益中支付的,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假设它是用赤字财政来支付的——也就是说,通过政府借债或者印发货币来为这些项目筹资——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在这种假设下,上一段所说的一得一失的结果似乎就可以避免。有人可能说,这种公共工程是靠"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来的,纳税人的购买力并没有被拿走。所有这些错觉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样一来国家不需付出任何东西就可以有所收获。

然而,现在,让我们运用这课知识来考察这种做法的长期后果。政府欠下债务,总有一天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还的。并且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累积债务。倘若试图如此,总有一天会垮台。就像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指出的:

当一国的债务一旦累积到某一程度时,我相信,这个国家就几乎不会公平地而且彻底地偿清债务,历来如此。清偿公共债务,如果真的实现了的话,那通常也是以政府破产来了结的;有的时候是通过公开的破产,但更常见的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支付来偿还的事实上的破产。

然而,当政府开始偿还其因公共工程累积的债务时,它必须课征比这笔支出更重的税收。因此,以后它毁掉的工作机会,一定比它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这种额外的重税不仅削弱购买力,而且降低或破坏对生产的刺激,从而减少国家的总财富和总收入。

这个结论的惟一例外是这样一种假设之下的情况(那些鼓吹这种支出的人事实上也确实往往这么假设),即假设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经济衰退或者 "通货紧缩"的时期,然后在否则会过度扩张或者是 "通货膨胀"的时期及时地偿还其债务。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可惜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从来不如此行事。考虑到政治运作的压力变化莫测、经济预测难以捉摸,政府不可能有机会那样做。赤字支出一旦启动,就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不顾一切维持此种政策。

如果政府不打算偿还累积的债务,而借助通货膨胀来应对,其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情形。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无中生有。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税收,而且可能是最邪恶的一种,支付能力最低的人,负担通常最重。假设通货膨胀对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影响均等(我们已经证明这绝不可能),那就相当于对所有的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销售税,对面包牛奶与钻石皮裘征收相同税率。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对每个人的收入征收单一税率的人头税,没有人能够例外。它不仅对每个人的支出征税,而且对他的存款和人寿保险也征税。事实上,它是一种单一税率的没有任何免税可能的财产税。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要支付同富人一样高的税率。

然而,情况甚至比这更坏。因为,象我们所看到的,通货膨胀对每个人的影响不是也不可能是均等的。有些人的苦难比其他人更深重。从百分比来讲,由于通货膨胀,穷人所承担的税负通常比富人重,因为穷人的财力不比富人,无法通过投机购买实质资产来保护自己。通货膨胀这种税,不是税务稽征机关所能控制的。它无孔不入。它可以任意施加税率,谁也无法事先确定。我们知道今天的税率是多少,却无法知道明天会是多少;等到明天,又不知道后天将是多少。

和所有税收的影响一样,通货膨胀这种税收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服从的经济政策。它不鼓励谨慎节俭的行为,而助长了各种挥霍、赌运气及其它不计后果的浪费行为。它往往使投机比生产更有利可图。它扯裂了稳定的经济关系。它那无处说理的不公,驱使大家乱来,孤注一掷。它促使人们要求施行集权控制,以此埋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子。最后的下场,必定是幻境破灭的痛苦和经济崩溃。

 

【一课经济学】 工会真正提高了工资吗?

一课经济学

工会真正提高了工资吗?

相信工会可以在长期内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工业人口的实际工资,这种想法是当今时代重大的妄想之一。如此妄想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没有认清工资根本上说是由 劳动生产力决定的。举例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英国和德国的"劳工运动"发展远胜于美国的数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工资依旧远远跟不上美国。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劳动生产力是工资的根本决定因素,但这个结论常被工会领袖所忘记或者嘲笑、一大批跟在工会领袖屁股后面鹦鹉学舌的经济学家 也以此求得"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名声。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如那些人所嘲弄的雇主们全都很和善慷慨与仗义疏财的假设上。它是以一个全然不同的假设为前提的,即:雇主个人所渴望的是增加自己的利润收入,并使之最大化。假如有员工愿意只拿少于其实际应得收入的工资的话,雇主怎么可能不充分利用这种好事呢?雇主怎可能坐视别的雇主从一个员工身上每周赚取两美元(自己两手空空),而不自己(少赚一美元却)从他身上每周赚得一美元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雇主们竞相出价招揽物超其价的劳工,将使劳工工资趋于他们的最大经济价值。

以上所说并不表示工会起不到任何有益的、合理的作用。工会能起到的核心作用,是改善局部的工作条件,并且确保工会成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够得到实际市场价值。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求职与雇主择才的竞争并不完美,无论劳工方面,还是雇主方面,都无法掌握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单个劳工也许不知道他对雇主提供的劳务的实际市场价值。同时,劳工的谈判能力往往相对较弱。一旦判断错误,劳工方面付出代价要远高于雇主方面。如果雇主不慎拒用一个能干人,雇主的损失只不过是那个人过人之处所能创造的那部分利润;但是,他雇用了成百上千的求职者。相反,劳工如果自信找份更好的工作并不难,而错误地拒绝了一份工作,那么,对他来讲,这可能意味着巨大的代价。他的谋生全赖一份工作。他不仅会发现自己无法很快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还有可能一时间连待遇低很多的工作也找不到。他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上拖不起,他要吃饭,他的家人也要靠他吃饭。为避免这些风险,即便雇主开出的工资低于他心目中"实际市场价值",他也可能接受。然而,当雇主的工人们形成一个整体与他打交道,并且为其中某一工种确定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标准工资"时,他们会有助于均衡双方在讨价还价中的力量以及判断失误的风险。

历史经验却证明,工会很容易就做过了头,特别是当劳动法规偏向劳动者,单方面强制约束雇主时,工会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实行短视的、反社会的政策。例如,只要他们想把工会成员的工资固定于高出他们实际市场价值的水平,他们就在这么干。这样做一定会造成失业。事实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会还必定会采取某种胁迫和强制手段。

手段之一是订立歧视性的工会会员资格,在专长或技能因素之外,设立各种限制条件。可以是对新工人收取过高的入会费、主观裁决会员资格、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进行宗教、种族或性别歧视、采取某种绝对的会员人数限制,或是在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推行排他性政策:不仅排斥非工会劳工生产的产品,甚至排斥外地的工会生产的产品。

借助于威胁和强制手段将某些工会会员的工资提高或者保持在实际市场价值之上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罢工。和平的罢工是可能的。只要罢工行动是和平的,便 是劳工的合法武器。即便如此,罢工也应该是不得已才作为最后的手段。齐心协力的罢工,可以使一贯克扣员工的偏执老板得到教训清醒。他可能会发现,他无法以罢工者拒绝的工资标准去雇到同样优秀的劳工。但是,一当罢工行动掺杂胁迫或暴力的手段——组织大批纠察队员阻止在职员工继续上班工作,或者阻止雇主招募新员工取代他们,罢工者的主张就难免令人质疑。我们看到,纠察队员的目标并非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其他的劳工。这些其他劳工恰恰希望得到老员工空缺出来的岗位,并且愿意接受老员工如今拒绝的工资。这个事实证明,可供新员工选择的其它工作机会,都不如老员工拒绝的这份工作好。如果在老员工的强行阻止下,新员工根本无法上岗工作,这些人只有放弃选择对他们最好的工作,转而去选择那些比较差的工作。由此可见,罢工者们实际上是在霸占某种相对于其他劳工的特权。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罢工破坏者"就不讲道理。如果罢工破坏者只是专职流氓,他们自己就用暴力威胁,或者无能其职,或者他们得到临时的高工资,其唯一目的是制造复工假象直到原有工人被吓倒复工,领原先的微薄工资,人们仇视他们就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罢工破坏者"只是普通 的男女劳工,目的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分稳定的工作,而且愿意接受原有的工资标准,那么,他们就成了为了使那些罢工工人享受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得不被推到比此更坏的工作中去的工人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持续的暴力威胁,原有雇员的这一优越地位才有可能维持下去。

2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学"孕育出来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其中之一是说,劳工普遍"工资待遇偏低"。这就好比是说,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普遍长期偏低。另一个离奇并且顽固的观点是说,一个国家工人的利益是彼此相同的,一个工会内工人的工资以某种方式调增讲有助于所有其余的工人。这一观点不仅毫无真实可言,而且实际情况是,如果某个工会强行为会员争取到的工资高于其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格,这样做,对当地的其他人、对其他所有的劳工都造成伤害。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种伤害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设计一个极为简化的假想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只由六群劳工组成,并且假设它们的起始工资相同,他们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一开始也相同。

这六群劳工分别是:(1)农场工人;(2)零售商店店员;(3)制衣工人;(4)煤矿矿工;(5)建筑工人;(6)铁路职工。他们的工资不由任何强制因素决定,不一定彼此相等,但不管工资是多少,我们直接给每一群劳工一个原始的指数,以100为基础。现在,让我们假设每一群劳工都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六大工会能够仰仗自身行业的经济生产力、政治权力和战略地位,提出各自的调资要求。假设你争我夺后的调资结果是,农场工人根本得不到工资的提高,零售商店店员涨10%,制衣工人涨20%,煤矿矿工涨30%,建筑工人涨40%,铁路职工涨50%

根据上面所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工资平均上涨了25%。现在,为方便计算,我们再假设各行业的产品价格涨幅与该行业工资增幅相同。(由于好几个原因,包括了劳动力成本并不能代表所有生产成本这一事实,价格不会那么变动——短期内是肯定不会的。尽管如此,那样的数字仍然可以用来说明其中的基本原理。)

现在的情况是,生活费用平均上涨25%。农场工人的货币工资看似没有下降,从能够买到的东西看,他们的处境变得相当糟糕。零售商店店员的货币工资虽然涨了10%,处境也比调资竞赛之前时更糟。制衣工人的货币工资即使涨了20%,生活也无法和以前相比。煤矿矿工的货币工资纵然涨了30%,购买力只是增加了一点点。建筑工人和铁路职工当然有所改善,但其实际获益比表面看上去小得多。

即使这样的简化计算,还要假设强行涨工资不会带来失业。要这个假设成立,我们还必须假设工资调增的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也等量增加。即使如此,扭曲的工资率也不可能不造成行业性失业,特别是在那些工资调增最多的行业中。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通货膨胀,强行涨工资会造成普遍性的失业。

按百分比计算,最严重的失业并不一定发生在工资涨幅最大的工会中。因为,失业出现了转移和分配,跟对不同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以及很多种劳动力的"联合 需求"特点相关。然而,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在把失业人数与就业人数进行权衡时,即使是那些工资涨幅最大的集团,他们的处境也每况愈下。当然,从福利的角度分析,我们将会发现,真正受到的损害要远远高出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损失。因为,失业劳工承受的心理损失,远高于受雇劳工购买力增加一点点而获得的心理收益。

这种局面也不能靠提供失业救济来弥补。首先,此种救济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那些就业者的工资中支付的。因此,这降低了工资水平。同时,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充分的"的救济金支付创造了失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多种形式。在过去,扶助失业会员是有影响的工会的一项基本功能,所以,它们在要求涨工资时,总是三思而后行,会充分衡量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而在现代失业救济制度下,政府强迫一般纳税人负担工资过高造成的失业救济支出,工会便失去此种针对提过分调资要求的约束。此外,我们说过,"充分的"救济会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工作,而工作的人又觉得努力工作挣来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工资和救济金两者的差额。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产品产量更小、国家更穷、每个人能拥有的东西都更少。

工联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会用另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的救济问题。他们承认,如今的大工会会员的确会欺压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工,补救办法很简单:人人都参加 工会。然而,这种补救方案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不论瓦格纳塔夫脱哈特利法(Wagner-Taft-Hartley Act)以及其它的法律条文怎样从法律上和政治上给予工会组织以极大的支持(人们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把这种做法称为强制),但美国仍然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潜在受惠的劳工参加了工会。导致工会化的条件要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特殊得多。即使人人参加工会,各工会的力量也不可能很均衡,一如今天的形势。某些种类的工人有远比他人更有利的策略性优势,要么是会员人多势众,要么是生产的产品不可或缺,要么其它行业对这一行业更为依赖,要么是更会使用暴力。但是,假如情况相反呢?撇开这一假设中自我矛盾之处不谈,如果所有工人的货币工资都可以通过强迫手段等比例地提高,又能如何呢?可以肯定,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过得比工资丝毫不变要好哪怕一点点。

3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常用的假设是,调高工资会是以减低雇主的利润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或者短期当然有可能发生。例如,某家公司的工资被迫调高,但为了跟同行竞争,产品无法涨价,那么调增那部分工资,只好从利润中扣取。比较少见的是整个行业全部调增工资。如果那个行业不担心外国货的竞争,该行业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调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大多是劳工,必须付更多的钱购买商品,也就等于所有 实际工资会因此下降。那么由于商品提价,那个行业的销量会减少,从而利润基数会减少,而该行业从业员工人数和总工资也会相应减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整个行业的利润减少后,雇用人数没有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工资调增之后,总工资随之增加,不过行业利润足以承担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并且没有公司因此倒闭。这样的结果不太可能,但它是可以想象的。

让我们以铁路业为例加以说明。铁路业没有办法通过以提高票价的形式将调资负担转嫁给乘客,因为政府法规不允许它这么做。(实际上,铁路上的工资率大为提高后,铁路上雇佣关系方面即会有极激烈的后果随之发生。美国头等铁路上的工人人数,于1920年达其最高峰,计1 685 000人,其平均工资为每小时66美分;至1931年,人数降为959 000人,其平均工资为每小时67分;至1938年,人数降为699 000人,其平均工资为每小时74美分。但我们为便于辩证起见,不妨暂置实际情况于不顾,讨论时视我们的例证是假设性质。)

至少,工会有可能在短期内以牺牲雇主和投资人为代价,而获得工资调涨的利益。投资人曾经拥有很多流动资金,但是假设这些资金已经投资到铁路业了。他们的资金已经转变为了铁轨和路基、货车厢和火车机车。他们的资金曾经可以投到其它很多地方,现在却被套牢在一种特定形式上了。对于那些已经投资下去的资本,铁路工会可以迫使投资人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只要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投资人就会继续让铁路公司运转,即使投资回报率只有0.1%

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它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想都不会想去追加投资对破旧落后的设备搞更新换代。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好项目,以足够多的收益来补偿其风险,他们根本不会再进行投资。

由此可见,劳动剥削资本至多不过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绝对要下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从实际购买力看,劳动力的收入总量同样降低了。

4

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证其会员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一部分以雇主的利益为代价、更多则是以非工会劳工的利益为代价得到的。但是,在长期内,工会根本不能为工人整体增加实际的工资收入

相信工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想法是以一系列错误认识为基础的。其中之一是"后发者因之而发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工资大幅升高,因此工资稳步增长,但同期工会也不断成长,因此他们将工资增长归功于工会。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际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探索事实是否是这样?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的,有贡献是真的。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顾这样做对工人身心健康的严重损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无知短视,不顾一切让员工操劳过度反而减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争取起码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际工资得以增长。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努力的目标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将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小时减少到60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将每周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为48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小时减为44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但不一定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将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 闲生活不会增加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的工会讨论甚至有时还强制实行35小时乃至于30小时的周工时制度,否认这样做会或者需要减少产出或者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绩效来晋升。在抵制"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名义下,它们刻意怠工。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绝大部分类似的政策都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的,即只有一个固定量的工作可做,只有一个有限的"工作储量",因此,我们就应当把它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免得这个储量用得太快。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可做的工作并不存在数量上的限制。工作会创造出工作。甲所生产的东西会产生对乙的产品的需求。

然而,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它们的净影响是使得劳动生产率降低到了它本可以达到的水平之下。从长期看来,工会政策的净影响对于所有工人来讲是减少了实际工资——也就是说,从他们能够购买的商品的角度来年的工资— —使之低于它们本可以提高到的水平。啰嗦一句,上半世纪中(尤其在美国)实际工资大幅增长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以及由此才有可能出现的巨大的科技进步。

实际工资收入中止增长,这并不是工会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一个内在必然的结果。它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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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经济学】 抨击储蓄

一课经济学

抨击储蓄

远古先哲就在诵赞储蓄是一种美德,而警告挥霍浪费带来的种种恶果。这个古老的智慧,反映了我们常识性的道德判断,以及人类未雨绸缪的明智抉择。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挥霍成性的人,也总有许多理论家,为挥霍行为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正统经济学家勇于驳斥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谬论,证明了符合个人最佳利益的储蓄政策,也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们指出,懂得长远打算的理性储蓄者,对整个社会不会有害,反而有益。但当今社会,古老的节俭美德连同正统经济学家的证明再次受到了抨击,许多人搬出反对节俭的新理由,提倡支出的论调蔚然成风。

为了把这个基本的问题尽可能讲清楚,我想我们最好从经济学家巴斯夏所用的经典例子开始着手进行说明。假设有两兄弟各继承了一笔财富,因此每年都能各得50 000美元的收入,但是其中一人挥金如土,另一人谨慎节俭。我们在这里忽略掉所得税、以及两兄弟是否应该去工作赚钱,是否该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机构,因为这些问题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题无关。

哥哥阿尔文是个挥霍者,他不仅有挥霍的性情,而且有挥霍的信念。他是卡尔•洛贝图斯(Karl Rodbertus)(我想不用再往前回溯得更远了)的忠实信徒。在19世纪中叶,洛贝图斯宣称资本家"必须将他们的最后一便士收入都花在享乐和奢靡上",因为如果他们"决定储蓄,……那么商品将积压,部分工人将失业"。{脚注: 洛贝图斯,《生产过剩与恐慌》Karl Rodbertus, Overproduction and Crises (1850), p. 51.}阿尔文常出入夜总会;小费出手十分大方;他拥有一处豪宅,养了很多仆从;他有两三个私家司机,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他有一个赛马场;他喜欢架游艇出航;喜欢去各地观光;他给太太买钻石项链和皮裘大衣;送朋友贵重却派不上用场的礼物。

要做所有这一切,他只好动用老本。可这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储蓄是一种罪过,不储蓄当然就是一种美德;而且,无论如何,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补偿吝啬鬼弟弟本杰明由于储蓄给社会带来的种种损害。

不用说,阿尔文对于迎宾、侍者、餐厅老板、皮货商、珠宝商、各类奢侈品店家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人。他被视为众人的财神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他四处挥洒钞票,人们才有那么多工作可做。

与他相比,弟弟本杰明可就远不如他受人欢迎。他很少光顾珠宝店、皮货店和夜总会,也不会亲昵地直呼那些领班侍者的名字。与阿尔文年年花光岁入的50 000元不够还吃老本不同,本杰明要节俭得多。他一年的花销在25 000美元左右。在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他提供的工作机会显然不到阿尔文的一半,另外25 000美元则丝毫没有派上用场,就跟那笔钱不存在一样。

但我们不妨看一看,本杰明实际上将这其余的25 000美元做了些什么事。平均言之,他每年必以5 000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对于友人之接济。受他资助的人家,复以其所得款项用于杂货铺、布店、及日用品商店。是以这笔资金之利于工商业,实与本杰明自己去支用它无异。所不同者,因获此资助而解决生活问题者人数较多,并使基本物资的生产教奢侈品的生产为多。

这最后一点,是本杰明所时时关于心者。他的良心上有时甚至对于他所支用的25 000美元,亦惴惴不安。他想,哥哥阿尔文一掷千金之慨及挥金如土之风,凡图俭约度日犹觉困难之人视之,不徒因以发生不满及嫉妒,抑且实际上将因以增加困难。依照本杰明看来,在任何时间内,国家的实际生产力都是有限的。其中经抽用于生产奢侈品者愈多,则剩下以供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应一般国民之需要者即愈少{脚注:参看哈特利•威瑟斯《贫穷与浪费》}。个人从全国现有的财富总量抽取以供自己用的分量愈少,则其留以供他人之需的分量便愈多。他觉得,谨慎用途,撙节开支,则因财富与进益之不平等而生的诸问题,当可不致发生。他认识得,节用的习惯有时会失之过当;但他觉得,凡其进益实际上超于一般水准之上的每个人士,都应保持相当的节约之风的。

现在我们姑将本杰明的观念搁置一旁,来看一看他既未支用、亦未以之接济他人的那20 000美元的情形怎样。那笔钱,他并没有放在钱袋子、书桌抽屉和保险箱里面。他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拿去投资。如果他是存到商业银行或储蓄银行,银行会贷给企业用作周转金,或用于购买证券。换句话说,本杰明的钱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而一旦这笔钱以一种资本投资的形式出现时,人们就会把它用来购买或是生产资本类产品——房屋、写字楼、工厂、店铺、卡车、机器。通过这些项目,货币同样被投入了流通领域,而且它们也提供了同样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这种作用与把钱直接用来消费的结果是一样的。

总之,现代世界中的"储蓄",只是支出的另一种形式。通常的区别在于,货币被转交给了其他的人,并被他们用于扩大生产。就提供就业机会来说,本杰明的"储蓄"加上他的消费带来的效果,与阿尔文单纯消费的效果一样,他们投入流通的资金也一样多。关键区别就在于,阿尔文花钱提供的就业机会,每个人都看得到;而要认清本杰明储蓄的钱所起到的同样的作用,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2年后,阿尔文破产了。在夜总会和时尚精品店里再也没有了他的身影;那些曾奉他为财神爷的人如今谈起他时,嘲笑他是傻蛋一个。他不得不向本杰明写信恳求接济。与此相反,本杰明的支出与储蓄比率还是和以前一样,由于投资收益不断增长,通过他的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更多了。他的实产也增加了。再者,因了他的投资,国家的财富与进益也增加了;工厂及生产量也从而增加了。

2

近年来,关于储蓄的谬论层出不穷。要回答这些问题,仅靠我们"两个兄弟"的传统例子恐怕就远远不够了,我们有必要多花一些篇幅对此加以分析。许多谬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混,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尤其当类似的错误出现在一些备受尊敬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时。例如,储蓄一词有时被用来单指蓄藏(hoarding)金钱,有时被用去指投资,甚至用来用去不加区分。

如果仅仅是缺乏理智、莫名其妙地大量蓄藏金钱,在大多数经济状况中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这种蓄藏金钱的情形极为罕见。有些舍不得花钱的情形看上去与之有些类似,但那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与其有着本质区别。例如,经济衰退时期,消费和投资萎缩。消费者买东西都很俭省,部分原因是担心工作不保,想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他们紧缩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守财,而是对前景担忧,万一真的失去工作,让家里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的花销。

消费者紧缩消费还有另一个原因。物价可能正在回落,但是消费者预期还会继续降价。如果他们推后再消费,用同样多的钱就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希望拿钱去买正在缩水贬值的商品,而是愿意持有他们期望(相对而言)可以升值的货币。

同样的预期心理使人么紧缩投资。他们对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失去信心。再者,他们愿意再等几个月,届时或许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或债券。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持有可能贬值的商品,或是为了某种程度的升值而持有货币本身。

同样,把这种紧缩消费与紧缩投资的行为归入到"储蓄"名下,是不恰当的。它的动机与一般的储蓄有所不同。将这种"储蓄"说成是经济衰退的起因,更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它是经济衰退的后果

确实,这种紧缩支出行为可能加深和延长一场衰退。有些时候,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反复无常,企业不知道政府政策下一步又变成什么样子,企业对未来做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于是,企业和个人不愿冒险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他们的银行存款余额因此越积越高。他们宁可保有更多的准备金,以防万一。这种现金储备行为似乎成了随之而出现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原因之一。然而,衰退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政策所带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企业和个人保有更多的现金,只不过是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连串后果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把经济不景气怪罪到"过度储蓄"上,就像苹果价格下跌,不去怪苹果丰收,却怪人们不肯出更高的价格买苹果一样。

然而,一旦有人存心要贬低某种做法或机制的时候,任何帮腔的言论,不论多么不合逻辑,他么都会为之叫好。有人帮腔说,各种消费品工业,是预期有某种需求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只知道把钱存起来,这种预期就会落空,并且导致一场衰退。这一论断主要是以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错误为出发点的,即忘记了我们在消费品支出上所减少的部分是被用在资本品上了,而"储蓄"并不一定意味着总支出的缩减。他们惟一说对的一点是:任何突然的变化都可能是引起混乱,就象消费者突然把他们的需求从一种商品转向另一种商品时所表现出的混乱一样,而倘若原来的储蓄者将他们对资本品的需求一下子转向了对消费品的需求,那么由此而来的经济生活的混乱则会更为严重。

反对储蓄的另一种论点,说起来也实在是荒唐透顶。他们嘲讽19世纪人们被反复灌输着储蓄的观念,说结果是,蛋糕越做越大,却没人去吃。这样的描述显得幼稚无知。戳穿这种不实之说的最好办法,是用贴近现实的写照,把实际情况呈现出来。

那么,让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假设国家每年的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脚注:历史上,20%近似地表示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投入资本形成(不包括消费资料)的总值。但是如果扣除资本消耗,则每年的净储蓄接近12%。参照:特伯格,《经济成熟的歪理》George Terborgh, 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 (1945)。1977年官方估计的私人国内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美国历年来的净储蓄水平,我们取个偏大的整数,一来便于计算,二来好让那些指责"储蓄过度"的人服气。

现在,由于这样的年储蓄和投资水平,该国每年的总产出水平将逐年增加。(为了单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忽略影响增长不均衡的所有因素。)假设生产每年增加2.5个百分点(为了简化计算,我们用百分点,不用百分增长率)。这样,我们可以用下列指数数字来表示我们所要考察的11年间的大致情况。如下表所 示:

年份

总产量

消费品产量

资本品产量

第1年

100

80

20[†]

第2年

102.5

82

20.5

第3年

105

84

21

第4年

107.5

86

21.5

第5年

110

88

22

第6年

112.5

90

22.5

第7年

115

92

23

第8年

117.5

94

23.5

第9年

120

96

24

第10年

122.5

98

24.5

第11年

125

100

25

(图表){脚注:我们在此假设这11年中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

关于这张表格,我们需要首先注意的是,总产量每年的增长是由于储蓄所引起的,没有储蓄就没有总产量的增长。(你也可以想象,不花什么钱,单靠改良和新发明去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但是这方面的增幅非常小;并且,真要靠新工艺新设备,还得要有足够的投资才行。)这种储蓄年复一年被用于增加现有机器的数量和改进其品质,从而提高全国的产品产量。不错,"蛋糕"会越做越大(很奇怪,这也成其为反对的理由);每一年做出来的蛋糕,的确不会全部吃掉。然而,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不合理的或是累加的限制。其实,每年吃掉的蛋糕越来越多;到了第11年底,该年单单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就等于第一年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和生产者吃掉的蛋糕的总合。而且,资本设备和生产产品的能力本身与第一年相比也已增加了 25%。

让我们看看其它方面。每年有2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一点都没有扰乱消费品工业的运行。如果它们在第一年生产的产品只卖出80个点(假设没有未获满足的需求使价格上涨),它们在拟定第二年生产计划的时候,当然不会笨到设想能够卖出100个点。换句话说,消费品工业已经习惯假设过去的储蓄率会持续下 去。只有储蓄出于预料突然大增,才会扰乱它们的运行,使它们的产品卖不出去。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假如储蓄额突然锐减,那么它将同样导致资本品工业的混乱。要是存在银行的钱,全部被取出来购买消费品,就业不会增加,只会使消费品的价格升高,同时降低资本品的价格。其总体影响首先会迫使就业发生移转,短期内会使资本品工业中的就业缩减。长期的影响将是使整个社会的生产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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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储蓄的对手们并没有就此认输。他们起初对"储蓄"和"投资"加以区别,这确实是很恰当的。但是,在作出这种区别之后,他们又把储蓄和投资看作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变量,好象这两个变量能够彼此相等纯属偶然。这些经济作者勾勒出一幅奇特的画面。一方面,储蓄者会自动、无缘无故、愚蠢地闷头存钱;另一方面,可以吸收这些储蓄的"投资机会"却非常有限。至于结果,唉——,自然是经济迟滞不前。他们宣称,惟一的解决方法,是由政府出面征用这些愚蠢和有害的储蓄,投资到公共工程上,哪怕拿去搞些毫无用处的沟渠或者金字塔,总之要将钱花掉以扩大就业。

以上观点及其"解决方案"包含太多的错误,这里我们只能选其主要错误加以指正。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只相当于被真正蓄藏的现金。{脚注: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的分歧,只是定义不同所致。你也可以对储蓄和投资给出相同的定义,那么二者肯定相等。在这里,我选择从货币的角度定义储蓄、从商品的角度定义投资。这个定义与人们对其字面意义的大体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当今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极少人会把硬币和钞票藏在袜子里面或床垫底下。就算这种可能性极小事情真的发生,它也已经反映在企业的生产计划和价格水平上。它甚至不具备通常的累积效果——行为古怪的隐居者生 前蓄藏的现金被人找到,拿出来花光用光,可能就跟新出现的蓄藏现金额度相当。事实上,这方面的总金额都可能对经营活动的影响微不足道。

倘若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把钱存入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银行会急着把钱借出去或者拿去投资。银行付不起让资金闲置的代价。惟有当人们担心产品的价格下跌、当银行担心投资风险太大时,人们才会增加持有现金,银行让资金闲置。但这种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经显现,才造成蓄藏现金的行为,而不是蓄藏现金的行为引发经济衰退。

撇开这种可以忽略的现金蓄藏不考虑(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形,也可以视为直接"投资"于货币本身),储蓄和投资会趋于彼此均衡,就像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 求会趋于均衡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储蓄和投资分别构成了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其它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也一样,在利率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利率只是资本借贷价格的特殊名称,它与其它价格没有两样。

这整个主题,在近年来被复杂的诡辩、被糟烂的政府政策如此过分愚蠢地混淆在一起,让人对人们是不是能够重拾常识和理性感到失望。人们病态地害怕利率 "过高"。人们认为如果利率太高,产业界借钱来投资新厂房和机器,会赚不到钱。这种观点极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都以人为的力量,实施"廉价资金"政策。但是相关的论调只注意了提高资本需求,却忽视这些政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事实上,这不过是顾及了政策对于某一集团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它后果这种错误的又一个例子而已。

如果相对于风险,利率被刻意压得太低,储蓄和借贷都会减少。廉价资金政策的支持者相信,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储蓄都会自动进行,因为,富人家的余钱也只有存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下才有可能固定地存储一笔小量资金,而不考虑当时的利息率水平或者贷款的风险如何。

尽管富豪的储蓄额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一般富裕的人小得多,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储蓄额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试图证明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实质储蓄额不会 因为利率大幅下降而减少,这就好比是在说,糖的总产量,不会因为价格大幅下跌而减少,理由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会继续生产。这种观点忽略了边际储蓄者,甚至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储蓄者。

将利率人为压低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与把商品价格压低到自然市场水平以下所产生的影响相同:需求会增加,供应会减少。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的需求增加,而实质资本的供给减少。它会造成经济扭曲。毫无疑问,人为压低利率,就鼓励借贷。而实际上,这倾向于鼓励了高投机风险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除非在类似人为造就的低利率条件下是无法存在的。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与储蓄。总之,它将促成资本的相对匮乏。

的确可以人为压低资金利率,但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么做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就象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更多了一样。但这是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显然这是一个累积危险的过程。倘若通货膨胀得到了逆转,或者仅仅是被控制住,甚至只是膨胀速度放慢的话,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并爆发经济危机。总之,廉价资金政策最终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动荡,这比起它们原本希望纠正 或者避免的问题要来得剧烈得多。

假如我们并不准备采取通货膨胀性的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当储蓄额增长时,利息率会自然降低,从而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为增加了的储蓄创造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同时,较低的利率水平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贷得起款。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4

现在来看一下我准备讨论的有关储蓄的最后一种谬论。经常有人认为,在吸收新的资本上,存在着一个确切的数量极限。他们甚至假设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资本扩张的极限。这样的观点能够在那些无知的人们中流行开来已经够让人吃惊了,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居然也能接受它,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的财富、几乎每一件区别于是17世纪前工业化时代的东西,都是由累积的资本构成的。

这种资本一部分是由许多称之为耐用消费品的东西组成,例如汽车、冰箱、家具、学校、学院、教堂、图书馆、医院,以及比它们都更重要的私人住宅。在世界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对这些东西感到满足过。就算住宅的数量够多,但除了那些最好的房屋外,对于居住品质上的改善总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这种要求从来没有什么限度。

资本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谓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它由生产工具组成,包括从最原始的斧头、刀,或者耕犁,到最精密的机床、最大的发电机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在这方面,可以扩增和想要扩增的数量,尤其是品质,也同样没有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过剩"的资本,除非最落后国家的技 术装备赶上最先进国家;除非美国效率最差的工厂赶上设备最新、最好的工厂;除非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极限,再也无法改进。只要以上任何一种条件尚不具备,经济中就必然有更多资本的用武之地。

然而,如何才能"吸纳"新增资本呢?如何实现其"偿付"呢?如果能将资本储蓄起来,它会自行吸纳和自行偿付。生产者会投资于新的资本财货(也就是购买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工具做得出纯靠手工根本做不出来的产品(包括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用品,例如书籍、打字机、汽车、火车机车、悬索桥);或者,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些工具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像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极限(除非每样东西都是零成本生产),可以吸纳的新资本数量,也没有极限。

由于新增资本使得单位生产成本稳定下降,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单独或者一起发挥作用:即减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成本,或者提高使用新设备获得增产能力的劳工领得的工资。因此,新机器对直接使用它们的人,以及广大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说这些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质收入。对使用新机器的劳工来说,除了货币工资增加,实质工资也增加了。汽车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工资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然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它各国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其单位成本更低。其秘诀在于美国生产汽车时,每位劳工和每辆汽车所使用的资本量比其它国家都多得多。

不过,仍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资本累进进程的尽头,{脚注:对这个谬论统计意义上的反驳,参看特伯格《经济成熟的歪理》。}也还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头,但这样继续储蓄和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无论如何也是愚蠢的。

在作了这些分析之后,应该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