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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9日星期六

南都周刊:磕头很贱,抗争很痛苦

磕头很贱,抗争很痛苦

杨海鹏正在备受煎熬。

他开口就说自己心情黯淡,一年多的遭遇,似乎打破了他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幻觉。三十多个小时没睡,杨看起来十分憔悴。

看得出来,他的日子很难过。10月20日是其妻梅晓阳38岁生日,她却在这天走进高墙--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梅受贿7万,判处 有期徒刑4年。此前,有老律师知道开庭日期,对杨说自己已有不祥的预感。

这个结果让杨五内俱焚。他认为,他正在为当初的选择付出成本。

很多人说,他太高调,太独,这样大家很难再"说上话",而刑事案件的"尺度很大"。

在遭遇变故之前,这是个幸福的中产之家。杨海鹏为《财经》杂志高级记者,梅晓阳则为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市"启明星"学者,他们的八岁女儿蟹 妹,一两岁闻蟹味就哈喇子直流,因此得"蟹妹"这一爱称。杨海鹏夫妇,也由此被分别戏称为"蟹爸"、"蟹妈"。

不过,对这个家庭而言,幸福感显得那么脆弱--去年7月13日晚,"蟹妈"梅晓阳被带进上海园林集团纪委,在被后来判决书所认定的"自首" 之后,梅被送入看守所羁押,70余天后取保候审,并于今年5月被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当命运向妻子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杨海鹏选择了抗争。从5月24日起,他以一人之力,以微博为战场,对抗整个司法"体制"--但杨不承认这 是体制,他认为自己对抗的是法律之外的"非制度设计"。坚信妻子清白的杨海鹏,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

他以一个纯爷们的形象站着维权,以一个不加V的普通微博账号,短时间内就获得了15万粉丝的关注。9月19日,"蟹妈案"开庭,检方指控她 受贿12 万。为了这个事不大、数不多的案子,无数微博网友在此案开庭前后把头像更换成"蟹妈蟹妹"的合影。开庭当天,不少人甚至驱车而来,在法庭外自 发鹄候。

10月22日,在中山大学一场名为《青年和时代》的讲座上,一个听众现场提问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和资深媒体人笑蜀:现在很多中产把"蟹妈 案"的判决当做是否移民的标杆 ,你们怎么看?

上海的观察者们认为,对杨海鹏一家而言,中产美梦被击碎后,最艰难的时候其实还没到来。杨海鹏自己设想的最坏结局是:二审维持原判,妻子在 狱中,他在狱外伺候五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没人再敢雇佣他,办个小公司,被人整天查来查去......

在高墙之外守着妻子的杨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指责:你有权为了自己的尊严,以妻子的自由为成本么?

杨海鹏的一个朋友则认为,作为知名媒体人,杨用看待世界的眼光来处理家事,因而受挫了,不过,这恰好证明了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维权,行到高处后,杨海鹏要开始面临空气稀薄甚至缺氧的严峻局面了。

"磕头很贱"

南都周刊:妻子一审被判四年,这个结局你预料过么?

杨海鹏: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关部门要面子,会判个缓刑。判缓以后,我再上诉一下,估计没什么大用,但她毕竟也能正常工作了。

南都周刊:听到判决结果,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海鹏:太重了,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在回想,其实我自己一直在逃避,实际上事情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为了个人权利而跟哪怕最微末的官员发生冲突时,如果你没法动员其他资源, 你就什么都不是。

这个社会失范了,有那么多非制度架构。但是大家又没办法,很无力,所以大家都在悬崖上,看着我掉下悬崖,或者说我妻子掉下去了,我还在悬崖 边讲故事。判决之日,我接到三四个陌生女子的电话,我以为是试探我的状况,对方说是我粉丝,说完就哭起来。我只好反过来去安慰她们。

南都周刊:线上线下,你觉得现在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围观你?

杨海鹏:各个阶层都有,主要还是白领,有些资源更多的老板,他们很少跟帖,但会发发私信。他们看着我被五毛撕咬,又无能为力,大家都有种感 觉:离自己的命运很近。

对我来说,网络是个倾诉的地方。网络上的我更接近于真实的自我,平常那个有点雅痞的杨海鹏实际上是应付现实生活里的人群的,不过,当我在网 络上露出我的真实,别人看着却像看傻瓜一样。

我想那个真实的我,是生错时代了。

南都周刊:什么叫看傻瓜?

杨海鹏:就是觉得你居然敢跟体制斗,大家就说:哎呦,这傻逼。有个资深司法人士,曾经劝告我,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他们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 付你的妻子。我想,难道一个丈夫为妻子辩护,就要对妻子加重惩罚吗?这是文明世界的法律吗?

我自以为对这个国家认识很深,但还停留在理论状态,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还有向上的可能,那么多的网民至少在价值观上应该是跟我接近的。为什 么输?这就是价值王国和事实王国之间的背离。

南都周刊:判决实刑之后,你不得不面对质疑,有不少网民认为你为了一己的尊严绑架了妻子的安全。

杨海鹏:有时候,我很难过,非常难过。当然,每个人都有权作自己的判断。有人问我后悔不,至少我说,我尝试了吧,妥协到最后就能有好结果 吗?我的家人也在指责我,但我无法跟他们说明,磕头是没有用的--磕头很贱。

作为书生的我,表面的世俗都不是我的原色。让我去跟他们装孙子、装驯服,对我来说是很难。

为了我老婆的自由,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生命。我只有把我知道的东西写下来,我以死来证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可不可以?

前天有两个大律师到我家,很诚恳地对我说:刑事审判结果,几乎难以预估。如果没有我微博上挺身而起,证人不会推翻在"黑监狱"里形成的证 言。以常规办法,结果未必比这个好。这个说法让我有些安慰,但还是有很深的挫折感。

南都周刊:之前你预判结果应该是缓刑,为什么会那么乐观?

杨海鹏:主要还是李庄案第二季的刺激,让我看到了向上的力量,连《人民日报》都发文盛赞微博,有点小阳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跟他们讨价还 价的机会 可能大一些。所以我坚持我老婆的案子一定要在法庭上公开宣判无罪,否则怎么对得起她呢? 因为如果严格执行两高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么,由"联动查处"和诱供逼供而形成的控方证据,就会全部推翻。

那时,我想过移民,也考虑老婆判个缓刑后搬家去广州,那里至少还有社会,上海是强政府、强国企和强司法三位一体,社会弱小。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南都周刊:从你微博上维权的自信和决绝态度上分析,网民们大多会觉得以你拥有的人脉和体制内外资源,应该多少能影响到这个案子的结果。

杨海鹏:除了表面的荣光,我发现我实际上只是一个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普通人。没官、没权,偶尔写几篇文章,造成点小麻烦而已。

我是个没有雄心的人,就想自己过着小日子。我觉得男人死的时候,父母说你是好儿子,妻子说你是好丈夫,孩子说你是好父亲,有三四知己,守望 相助,这就十全十美了。

上海很多大案,很多律师都来找我,但我从不跟人发生利益往来,不抱团,所以我从来没有特殊关系。你一旦被想象为潜在的规则--也就是我说 的"非制度设计"的敌人之后,很多朋友可能还会离开。

所以,我也很乖巧,不找关系,不给司法界的官员朋友们打电话,省得让人觉得累赘。

南都周刊:10月份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沪,他半跪在地上和蟹妹的合影,见诸微博和多家媒体,你不担心别人认为你政治倾向有问题么?

杨海鹏:我跟美国人在一块那我就是什么?那是冷战思维。我希望自己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能独立地跟别人交往。

美领馆的很多女工作人员平时也看我微博,看得津津有味的,她们非常喜欢蟹妹。他们说骆家辉来有两个少儿互动活动,一个是"根与芽"的NGO 组织,第二个是皮克斯动画25周年,我说行,让蟹妹参加长长见识。第二天蟹妹就去了。

南都周刊:那张合影照片会给对方传达什么信息,你想过么?

杨海鹏:蟹妹意外地跟骆家辉对话留个影,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评估不出对案子有什么影响,但至少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关注她,保护她。蟹妹 那时已经 知道妈妈有事了,但还是很懵懂。有次我想跟她说,家里发生了大事,想严肃地跟她讲一讲,她像做抢答题一般,愉快地说:"我知道,不就是'蟹妈 案'呗。"我 只好收口。我那时有强烈的危机感。

南都周刊:那你当时没想过这可能会给妻子的案子减分?也许有人会指责你这样做,是"挟洋以自重"。

杨海鹏:我真不知道......当时骆家辉知道她是蟹妹的妈妈后,叫她一起合影,我老婆拒绝了。旁人要过度解读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我 自己来说,就是王阳明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当时想,一个马上就要被宣判的母亲,当她跟那些同为精英的母亲在一起时,心理上会有安慰。我当时也没想到蟹妹会有那么大的戏份。我尽量往 积极的方面想。事实上,我老婆被判之前,我也估计到了,但是我估计是10%的可能。

南都周刊:10%的什么?

杨海鹏:10%的实刑。我只估计到10%。如果是缓刑呢,我想我老婆、律师不同意闹,两票对一票,我就不闹了。而且基本是这样。手中那些相 关丑闻, 我扔出去,不知道会伤着谁,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找我。经历这一切,我想找个地方平静地生活,我自己也想改行了,我对新闻界的贡献已经挺大了, 我也说够了, 伺候伺候老婆孩子......(叹口气)唉呀,伤心呐......

南都周刊:但至今为止,你释放出来的一直是绝不妥协的态度。

杨海鹏:我当时想,求其上得其中,所以我要争无罪。

"我的内心是个傲慢的人"

南都周刊:你内心其实很骄傲,把名节看得很重,这种骄傲一方面支撑你走到现在,同时也影响了你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杨海鹏:对,当遇到家庭的事,自己亲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应对就不像做报道的时候那么轻松自如。再好的医生也不会自己给自己的亲人动手术, 是这个道理吧?

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进入了一种非常态?

杨海鹏:非常态,但是实际上是我个人内心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我的内心的确是比较傲慢的。

南都周刊:你在微博上直斥办案人员为"畜生",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授人以柄。

杨海鹏:蟹妈从看守所出来后大半年精神不正常,一直躲避我问里面的事。5月,我让信赖的朋友给她拍录像,后来看了他们整理的完整版蟹妈自 述,那时我 才第一次知道她在里面的情况,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不断掐自己。以前检察院的反贪人员我也认识不少,我无法想象还有这样,对一个弱女子 人格羞辱的。

南都周刊:你1990年代就是法官,那时司法阶层这个行业的职业状态和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杨海鹏:司法已经不是1990年代的发展路径了。那时是进步主义,要模仿发达国家,要迎合WTO,现在都是谁的子孙?康生的子孙复活了,全 是逼供。你看广西北海、河南南阳,多么触目惊心。现在是全国都有些返祖,以不同的方式而已。

南都周刊:在抗争和妥协之间,最初你有没有想过利用体制的资源?

杨海鹏:体制资源我们利用得很多,包括给高层领导写信之类的。

南都周刊:碰到蟹妈这种情况,我想99%的人,都会选择妥协和勾兑。

杨海鹏:我们不是勾兑。我当时觉得自己挺牛,某个领导对我有好感,有些律师朋友也有特殊的渠道,递信之类。但是没用,拦不住的,最后还是必 须用肉身去堵枪。

南都周刊:李庄案时你在微博上爆料支持,并称"生死由命,我要发言"。这个成功的尝试,对你后来选择微博维权这条路,有直接影响吧?

杨海鹏:有。我发现当我在微博上讨论我老婆案子的时候,有关部门找我多次谈话,个人给予同情,但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很慎重,各 个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

微博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极度自恋的机会,一下子感觉在微博一造势,就是个巨人了。但是事实上,对比权力,你实在是太渺小了。

南都周刊:但差不多就是在李庄案第二季的庆功期间,蟹妈被起诉了。

杨海鹏:要不要发微博,最初我犹豫过。我开始的想法是,我老婆开庭的时候,几个记者朋友去旁听下就行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普通的举报人,但 是记者朋 友们好像比较犹豫。 后来我一看,案子到法院了--我想何必呢,法院不会重新逮捕我老婆,就干上了。那时我确实自负,我在微博上一逼,案子从徐汇移到闵行去了,我更得意了。

南都周刊:有种节节胜利的感觉?

杨海鹏:我认为我把它逼得无路可走了。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这涉及党和政府的声誉。我说,这跟党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党和政府在我们眼里还是大 爷,但党和政府身上的虱子又不是大爷,我只是在抓大爷身上的虱子啊!

南都周刊:单就程序来说,你指控的蟹妈案里有关联动执法、逼供这些,放在司法实践的大部分案子里,其实情况并不能说十分严重和恶劣,但在微 博上被你放大了。

杨海鹏:当然会有人责怪我话语权太强,这是一种平均意识。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只要能够帮我老婆就够了。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是无辜的。如 果我放任 他们的话,那我还有心肝么,我还算男人么?其实,"联动查处"这个东西,比常规的刑讯逼供,更精妙有效,不会有那么多可怖的外伤,精神伤害很 厉害。它实际 上与"钓鱼执法"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后者是求财;前者既伤人的自由,又谋财,就是工商罚款。

"我是地上动物,陷在地下"

南都周刊:综合你在网上网下的诸多做法,我们会发现其实中产阶层,如果面对你碰到的这类危机,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

杨海鹏:离开《南方周末》之后,我在几个媒体飘来飘去,当时有想过移民,本来有一种很强烈的出国愿望,我体力很好,出去扛扛麻包,或者当农 场工人也可以,不过很快被小家庭的温馨感染,看着孩子成长让我非常感动。

我不愿成为乱世人物,只想当太平犬。我不喜欢掐,这不是我的生活。回想每次对掐,要是有个失误,你就完了,那时的南周,文章猛得吓人。

由于长期的奶爸生涯,我对这个社会有点隔膜了,我还假设自己处在老南周时代的自由空间里。其实这个结果,早就有朋友预言过了,但是我不听, 因为很多事情都被我搞定了,这就形成了一股自信,使我不得不面对现在的局,这个很困难的局面。

南都周刊:律师最近见过蟹妈么,她最近怎么样?

杨海鹏:她现在还是那样的态度,争取二审时把所有东西说出来,要求证人都出庭,不过二审可能不开庭。

对我来说,就是如何还我老婆的自由,如果实现不了的话,当然我还会有自己的做法。毕竟现在我住的这房子还值点钱,留给老人,够了。

南都周刊:你之前对未来的设想很凄凉,你是自己故意提前把这个说破么?

杨海鹏:是。我政治没什么问题,护妻又有什么问题呢?到时我把房子卖了,崇明老家的房子没人住,我住到乡下老家去,把自己的书也移过去,种 种菜,日子也过得下去。想到这,我也没有恐惧。

我是咖啡间人物,不是广场人物,参与社会运动也仅在职业角色之内。即便中国未来怎么样,我也不会参与政治。

南都周刊:这是万一出现最坏情况时,你的打算么?

杨海鹏:对,我要给老人养老送终。等到我老婆回来,我们一起抚养孩子。即便在崇明岛乡下,依我们的教育程度,我想我们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

南都周刊:大家关心,你手上还有牌么?

杨海鹏: 这场游戏,我不知道怎么结束,因为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有些料,我现在不敢放,因为我不知道牵扯到谁,这等于往人堆里扔炸弹。

这就是地下上海。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隐蔽的。我现在在没有灯的隧道里走,纵横交错,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很多是有夜视眼的。他们是地 下动物,我是地上动物,却失陷在地下。这是异常恐怖的。

不过,我至少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东西,有些预判。他们怕什么?他们怕我失常,怕我绝望。

南都周刊:你自己也怕自己绝望吧。

杨海鹏:我想扛。我要扛到这个问题解决,双方都解套,我走人。

南都周刊:你已经扛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还扛得住么?

杨海鹏:我觉得扛得住,我至少可以扛到春天吧。

吸大麻更能激发创造力?

日前,我们曾讨论过大麻的一些副作用,不过也恰恰忽视了大麻和其他毒品最常被推崇的一种说法——这些药物能让你更加富有创造力。罗伯特·亚瑟(Robert Arthur)在他的Narco Polo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麻提升创造力的证据》的文章,列举了各个领域的多种佐证;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也认为,大麻能够刺激大脑中由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ian)负责的那半边儿(即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右脑)。我保证,你没必要去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来了解谁是酒神的。

假如说你磕药时的大脑是像这个样子(YouTube优酷)的话……唔……或者,长得像下图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很神奇?(点击查看大图

谁知道呢……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去年,《连线》杂志的特约编辑乔纳·莱勒(Jonah Lehrer)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大麻与发散思维》的文章,里面介绍了针对大麻吸食者的一项研究,主要探讨了他们的"超语义启动"现象:

这项研究考察了所谓的"语义启动"现象,也就是说,对一个词汇的活化刺激会使得我们对其他相关词汇也产生更快的反应。举例来说,"狗"这个字可能使我们缩短我们对"狼"、"宠物"和"灵犬莱西"等词汇的反应速度,不过对"椅子"这个词来说可能就无济于事了。

有意思的是,大麻可能会引发一种"超启动"状态,诱发启动的对象将从"语义"扩展到外沿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当我们听到"狗"这个词汇时,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在我们相对清醒的时候看来,可能是没什么共通之处的。

不仅如此,莱勒接着提到了"分裂型"的概念,"分裂型"是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具备"分裂型"特征者的大脑右半球表现更为活跃。这种"分裂型"人格使得他们"在创造力水平的评估测试中,其结果超过平均水平。"那么,这和吸食大麻有什么关系呢?莱勒是这样解释的:

最后一个理论观点:大麻还能够增强大脑右半球的活跃程度(至少通过测量脑血流量可得到间接验证)。换言之,毒品并非是单纯地分散人的焦点,扰乱吸食者的注意力和洞察力。相反,它似乎是在试图转移我们关注的本质对象,延展我们联想的层次水平。

"延展我们联想的层次水平",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提升你对文字、图像、声音的联想能力,并接触到更广泛意义上的感官刺激。你将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潜质,将那些看似迥然相异的话题或者外界刺激之间进行结合、联系。

这就是贾森·西尔瓦(Jason Silva)所定义的"思维上的蝴蝶效应"。西尔瓦认为,这种创造力

往往涉及到一种突发性模式识别的个人体验,一个让人恍然顿悟的瞬间。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可以感知到将截然不同的概念、观点维系到一起的联结性,并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新事物。

他补充说,

从本质上来说,大麻可以帮助我们扩展自由联想的能力范围,让我们以新颖的方式来联系不同的想法,还有助于我们时不时地跳出一些莫名其妙就能产生联系的新点子。

虽然这并没什么新鲜的,不过这也的确提供了一种科学论证,验证了许多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长久以来不断重复的观点:大麻是一种认知催化剂,它能够催生高度自由联想的创造力、强化的模式识别以及深刻的洞察力。

西尔瓦还在滔滔不绝,不过但愿你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这种关于认知层次和关联性的延拓,就会形成人们通常说的"创造力"。由于大麻使得人脑右半球的血流量增加,因此你就更能注意到迥异概念之间的相通模式和相关性。

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诞生了颠覆传统、打破范式的艺术创作、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也正是在这个国度之中,大麻已成为一种经验性的内容,用来激发更多的奇思妙想,将一度认为相异的想法创造性地衔接在一起。这就像是不计回报的奉献者,看似来时无影,去时却反复申说着一些朴素的真理。

或者,借用我在大学期间所说过的话:"喝完那杯威士忌,再吸点粉爽一下,然后我就能开始多干点正事了。"

西尔瓦还引述了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一段奇闻逸事。波德莱尔是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引领了魏尔伦、兰波等诸多后继者,同时带来了作为20世纪法国文学流派中主要思潮的存在主义。西尔瓦是这样介绍波德莱尔的:

夏尔·波德莱尔热衷于举办"大麻派对"。其间,来自知识分子界的聚会成员们纷纷吸食大麻,从而推出一场慷慨激昂的"狂热雄辩演说"。

即便是平时最不擅言辞之人,也能够即席而作、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警句迭出,所言皆叛道离经、无所不至,远胜于巧舌之辈……

神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思想家寤寐求之的困扰,一到此时都不在话下,信手拈来。所有的矛盾都变得和谐,人类之能超越了诸神。

所以,你再也不用因为参加了白粉派对而追悔怨叹了——你只不过是在变得更有创造力而已。



以下是西尔瓦解释"蝴蝶效应"理论时的视频,英文口语,慎入(YouTube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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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70年产权的由来

1986年,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先进被调入北京,出任中国第一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掌管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管理与改革。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今天的城乡土地管理制度。

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这位81岁的老人讲述了20多年前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安排。虽然,这些设想和原则与今天人们的想法大有不同。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越来越习惯以西方的标准和传统来设计和评价中国的改革。但是,正如王先进等人当年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的国情使其改革必须有自己特殊的路径和目标。

在这种条件下,当年的改革者设计了既不同于过去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西方私有制的土地制度。很难说,如果这种制度得到完全实施,今天的结果如何。但至少在王先进眼里,不会出现目前房价高企的情况。

在王先进看来,当时的土地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土地管理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样需要尽快研究和解决。换句话说,通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需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法规制度,规范市场。

以下就是王先进的讲述。

开始土地拍卖

建国后30多年里,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法律和管理机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用地则由政府划拨,谁用谁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用集体管,各级政府都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部门。土地是无偿的、无限期的、不流动的。

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一些新情况陆续出现,土地成为重要资产,实行"三无"显然是不行的。到1984年,规定农业部管农地,建设部管城镇土地。但城乡之间很多问题难以协调,农业部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成立一个专管土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制定土地管理法律。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给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管土地。

当时有一件事情,可以说直接触动了中央领导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部门。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峰值后,在1985年产量突然下滑。而当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500多万亩。这件事促使中央下定决心,1986年3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作为组织保证。

在城市土地这个方面,1982年、1984年,深圳、抚顺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以及试验在经营企业中开征土地使用费。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不久,根据两地的实践经验,我们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全国普遍开征土地使用费。我们有三个理由:第一,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了土地使用价值,因此土地应该有偿使用。

第二是要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只有法律手段不行,还要用经济手段,用地要付出高额成本,让土地使用者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第三,马克思地租理论也认为"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取消地租",收费有据。

1987年2月,国务院组织召开外资领导小组会议,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会上传达了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提出能不能转让一部分城市土地,吸收一些外资,加快城市建设。

我当时表示赞同并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不是所有权;第二,转让土地要有一定年期,不是无限期的,到时无偿收回;第三,要按不同年期收取一定的租金。只要把握这三条原则,搞土地转让就不会有问题。当时会议决定,由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组织试点。

后来经过一系列准备,我们在1987年11月向国务院提交了试点报告。1987年12月,深圳市按照国务院批转的文件精神,首次公开拍卖一幅面积8588平方米的地块,使用权为50年,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的第一槌。

所有权续期不能再卖一次

土地使用权的制度确定下来,在城镇一是企业用地的使用期限,另一个就是住宅用地了。

我们土地管理局一开始提出的是住宅50年产权。这个期限是根据境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比较近的样板,就是香港。

我们国家土地归国家所有,英国的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他们批租年期最高为999年,实际是永租制。但是在香港,因为是名义上租了中国的,租期99年,所以香港政府批租期就以99年为上限,按年头逐渐减少。

我们先定了50年,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土地出让历史上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年限短点比较好调整;二是一个人的工作年期,一般为50年,假设从20岁开始,50年后就70岁了,可以够他们一辈子经营,而且可以转让、继承、续期;另外就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房产产权的一般使用年限就是按50年计算,50年后房产就不能再用了。按照价值来算,用了50年就没什么价值了。

后来中央讨论转让土地的问题时,一位主要领导问年限长一些行不行,我回答了上述理由,并表示如果觉得50年时间短了,再增加几十年也是可以的。后来制定法律时,就变成最高年限70年。

50年或者70年,甚至100年都没问题,这个数量的问题不大,也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到期以后怎么处理。这不仅是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认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初讨论产权期限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到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到期之后"无偿收回",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就要把土地收回;如果国家不需要,使用者提出申请也可以续期。

"无偿收回"也是学习国外的经验,目的是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者的利益考虑,对土地使用者也是公平的。到期给土地所有者弄一破破烂烂的房子,要不无偿收回,所有者还得掏钱购买吗?收回70年的租地,如果再拿钱买个破房子,这对土地所有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如果政府到期收回土地,地上建筑物政府不需要,还要付出拆除费用。或者有这个旧房子,就是再批租,地价也必然要相对降低。这样是不公平的。香港有的地块在批租合同中明确表述政府收回土地时,地上建筑物要拆除,初步平整,恢复到批租时原来的状况。

而"无偿收回"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用到到达50年或者60年的时候,土地的使用期仅剩10年或剩5年,房子的买卖怎么办?市场交易就出现问题了。当时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但因为没有相应经验,所以就没有写进去。

租地期限是70年的,到期之后从法理来讲无偿收回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所有权就体现不出来了。但目前如果直接回收,也存在问题。比如一处土地,过去这些年已经经手了很多人,而回收却是从最后的一家手里回收。在过去70年的期限当中价格已经提高很多,最后经手的人可能只使用了3年或者5年,这样是不公平的,另外也不符合市场秩序的规律。

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如果申请续期,交一定的续期费就可以了。续期费并不是按市场价格再卖一次,而是缴纳一个象征性的二次抵押费用。

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不用这个政策,房子到50年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到60年的时候就更出现问题了,这房子肯定也不能维修了,显然对哪方面都不利。

但是,政府需要就收回,不需要就可以申请续期,这个是符合一般道理的,但目前《物权法》规定的"自动续期",我觉得说法就不准确,应该是通过申请,经过土地主管部门批准认为政府暂时不需要收回,申请续期,经过批准后登记才合法。

商业用地最后我们定了50年,现在有人说延长70年的期限,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算100年早晚也会到期。将商业用地、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区别对待是人为地制造矛盾,同样都需要彻底解决。

房价和地价应该分开

包括使用权在内,现在房子的问题这么引人关注,说到底还是土地的问题,土地的增值。房价上涨最基本的问题是地价上涨。

当时我们已经预见到地价的增值,但没有预料到会像现在增值这么快。实际上房价增值就是地价增值引起的。地价的增值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投资引起变化,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地价就越来越高。

这样,地价在快速增值同时,房价也大幅度上涨。比如你买个房子,10年前买的,当时花100万,但现在却卖600万甚至700万。中间你投什么资了吗?你不就在那住着嘛。100万到700万是600万的收益啊,但这个住户其实是在天天消费。

目前房价过高已经脱离了上述规律。投资、投机需求,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地方政府追求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追求土地出让收入与房地产开发商追求暴利相互推动,以及房改政策方面的一些失误,是目前房产、地产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根本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制,但现在土地使用权实际是私有制。换句话说,由于土地和房子没有分开,公有制的所有权和私有制的使用权弄到一起去了。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地价和房价应该是分开的。怎么分开呢?这房子是你买的,100万你住了10年、20年,按照经济价值来讲,房子是贬值的,因为用过了。

这就要计算房子的重置价,比如当时建10万,现在如果建房子要花100万,那么我们给房子价确定100万,其余的都是地价增值。然后,用税收制度来调节土地收益。当时我们就提出土地增值税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因为是国家的,国家应该获得增值收益。

如何才能恰当处理呢,实际就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在土地市场流转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土地增值这块收入应该有相应的税收进行调节分配。这个最初我们已经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已经涉及,但很遗憾没有严格执行。

我到国外去访问,得知西方一些国家的土地税就是这么计算的。当然也不能把增值全拿走,税收起到调节作用。这样政策才能够连贯延续下去,而且对哪一方都是公平的。

现在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全面考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边提出来,好,自动续期。这边提出来,好,答应拆迁。为什么税收制度改革不跟上?有些制度没有完善,但有些税收制度已经制定,却没有执行,是很大的遗憾。

西方没人叫房地产,他们全部叫地产。地产说明你买到的是地。但房地产,你买房子同时也买回地。我们都叫房地产,说是房地产的价格,说穿了就是房价要包括地价的,其中的理论关系非常明确的。

土地财政与征地改革

过去土地是无偿使用,土地零收入;现在出现了"土地财政"这个说法。这是怎么形成的呢?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需要大量的城市建设,住房需求量大,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房产商必然去争夺这一部分利益,这也推动了市场交易价格的提高。

第二是财政制度的问题。原来地方收入少,中央收入较多。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收入大幅度提高,后来中央下决心调整,现在中央多,地方少。事和财是要相互协调的,地方政府没财就没法办事。比如保障房,如果没财地方政府就没办法投入,当然里面还有政绩这个次要的问题

第三是征地制度的问题。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完善。农地价格不值钱,但转化成建设用地之后,中间存在巨大的差价。政府通过征地权就能拿到这部分差价。这里面就涉及到集体土地制度的产权问题,就是集体土地产权和国有土地产权不对应而产生的差价。

当然,部分地方政府确实靠卖地赚了不少钱,甚至为了获得土地出让的收益,在一些政策上给开发商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但从政策角度来讲,从土地使用零收入到土地有偿出让使用仍然是进步的。

现在讲土地制度,觉得农民是一个容易受侵害的群体。但征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制度从计划经济时一直延续下来,没有改;改革开放是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对征地制度没有动。过去征地实行的价格比较低,但是农民还是乐意接受的,因为在征地的时候,会相应地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从农民一下变成正式工人,他当然高兴了。

改革开放之后,起初被征地农民仍然有相应的安置,但到后来企业改制,劳动力市场化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安置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种制度,现在有点改善就是把征地补偿提高一点。但农地价格和商业用地价格差额太大。

现在农民失去地了,应该给再就业的扶持金,征地给的补偿少,另一方面如果给太多补偿也有问题。征地加以完善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征购,但有的地方即使按市场价购买,被征地的农民也达不到他过去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社会救助来补充。

现在有一个争论是用于公共利益的征地是一个价格,不是此用途的是另一个价格,这是行不通的。比如这个村有一半是商业用地,另一半是公益事业用地,一个给得便宜一个给得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时,仍然应该执行市场价格。

简单的道理在这:公益事业可能为了1000万人的需要,用一个村、两个村的土地,几千人的利益满足1000万人的需要。那为什么就我要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补贴你们呢?这没道理啊。

说到底,这也是集体土地的产权问题,国家应该赋予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完整产权,和国有土地执行一样的办法,如果涉及到公益事业则必须进行征购,当然价钱可以坐下来讨论;但如果并非是公益事业,那就一定要获得被征地一方的同意。

坚持还是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各有理由和利弊,两种意见严重分歧。不论采取哪种征地制度,不仅要有利于保护全民利益,保住中国人民的"铁饭碗";还要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有就业和生活的保障。在征地问题上,不能再亏待农民了。





南方人物周刊:张木生 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张木生 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8

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新民主主义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 外界捉摸不透

张木生(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69年内蒙临河插队,左上李零、右上王志敏、左下李秋梦、右下张木生

 

 

    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 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张木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来形容当时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真高兴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木生是毛时代的牺牲品。1948年出生的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经历了下乡插队,他还因写过一篇质疑毛农村政策的文章被关进监狱。他的父 亲李应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来的秘书、华润公司创始人,时任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从高干子弟到监狱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张木生坐在国税总局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新民主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为一个时代伟人。

    在他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发布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率领5名将军捧场,并宣称"使大劲"推荐,杨帆、胡舒立、吴思等各路人马亦亲临会 场。刘源亲自为张木生作序。

    发布会之后,张木生的诸多言论开始令外界侧目: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还有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 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凿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不外乎是人事与制度。张木生的言论既有对党内高层人事的评点,亦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宏论。他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 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隐瞒,也不做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 无关,这是最近 《联合早报》报道的。

    张木生成为今年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 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 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 有真正遵循的,或 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第三,我们现 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张木生旋风

    张木生是"老三届"的学生,1965年他就和陈晓农一起跑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陈晓农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儿子,人大附中 主要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中央党校,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陈晓农此刻选择效仿毛泽东和萧三当年的举动,申请到农村锻 炼。

    张木生的母亲是陈晓农继母的入党介绍人,两家交情甚好,两个对毛万分敬仰的年轻人跑去内蒙见识广阔天地。

    很快,张木生见识到了农村真实的情况,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淳朴勤劳,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高干子弟优越生活瞬间到世俗 的农村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识青年张木生发现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还欠队上的。"四清"、"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临河 这个内蒙农区,身 处农村也能感觉到左的氛围越来越强。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张木生开始从书籍中找寻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着到了临河插队,他们在一起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以及大量的马列原典著作。 人民大学的图书馆被砸了洞,想看什么书带走就是了,他们甚至弄了一架钢琴到临河。

    雪夜无人读禁书,知识青年凑在一起经历了头脑大风暴。那些共产党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传递和讨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德尔拉斯、阿尔都、卢卡奇 塞……

    对比实践。张木生发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打赢了二战,但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的1913年。"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还赞扬过三自 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教育我们,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违背它会头破血流"。在过渡阶段三自一包和四大 自由都可以在一定 范围内促进生产。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探讨》的文章在1968年底写完,张木生把他寄给了一位朋友。张很技巧性地用马列和毛的原话对中国农村问题进 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结论,只是对当时宣传的典型进行了抨击――大寨的方法是奖懒罚勤,是大锅饭。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 传,"张木生旋 风"出现了。

    文章震惊了高层,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来也说年轻人在相互讨论时说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公开的,就不要上纲上线。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红色风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击的,张被投进监狱,举报者是一位学生领袖。

    与遇罗克、张志新不同,张木生只坐了8个月的牢。他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出狱后他在内蒙古大学读了书,那里的领导曾经是他母亲的部下。

    他的父亲李应吉在运动中"自杀",张木生回忆说父亲是外经贸委里红区党和白区党斗争的牺牲品。父亲从楼上跳下来之前,和他谈过话,情绪很正常。检查遗体 时,有人还发现衣服上明显有被人抓过的痕迹。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 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 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 扩大化三位一体, 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 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 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 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 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 么你说改就改。" 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 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 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 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 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的。瑞典是八 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 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 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 "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 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 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 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 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 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 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 国,谁能领导人民 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 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 问:"中国愿意当印 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 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 时间才能检验一切。

对话张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过在农研室工作的经历,尽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取得这么高的共识,周其仁、王小强等人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张木生:"文 革"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我还略大一点,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 育,而且都是兴趣 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读闲 书说闲话,纵论天 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农村没人管。这个环境对大多数知青没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达到这个真实性。

    另外,这一部分人都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然后读大学,进入最高科研机构。"文革"一完是什么情况?地主和右派还没摘帽,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没有 全解放,"文革"带给大家的创伤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中国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问题意识非常强的,共识就是3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认同。顺着"文革"后反左的惯性思 维,闻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三所一会能够保留,这3条会更平稳推行?

    张木生:历 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后来国企改革,允许两次调账,允许民营和外资用那么低的价格就能买下国企。陈发树能拿80亿做 慈善,但当时他融 资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钱。现在双汇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账,就变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会存在,绝对不会存在这些情 况。农村也不会出 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人物周刊:你是红二代,你的父亲在"文革"中深受打击,你也曾经进入监狱,对于毛,你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的?

    张木生:要 说对毛苦大仇深的,没有谁比刘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几岁进监狱,下乡挨斗,最惨的时候没粮食吃观音土,浑身浮肿,他给邓颖超写信,邓看见了 拉了一把,接到北 京治病,然后当工人。但是他从80年代短缺经济时代开始,给李敏李讷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纪,王光美亲自出面,把两家人拉到一起聚。 这都不是个人感 情,这是一种大情怀,拿自己的工资给插队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这是真刘源。

    刘源亲自把林豆豆从河南解放出来,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们和林豆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父亲'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正面解释,但是'文 革'中你父亲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员,在九大时才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刘源是大眼光看问题,也认为超越左右、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越左右共同点就是大家还想重塑共产党的法统、道统和领导的先进性,在 这个共识点上左右各有借鉴和拒绝的地方,也是我们对毛的态度。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有自己血缘上的父亲,但精神上的父亲是毛?

    张木生: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庚子赔款,相当于当时12年的财政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美国看明白――再继续这么干下去,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美国人不要这个钱了,建协和医院,盖清华大学,培 养接班人,实践证明美国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让小农市场经济下大一统的老大帝国走向工业化。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重新聚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 约,国民党从没统一过军阀,雅尔塔协议是抗战后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与的重新瓜分中国,能把这个民族挽救到打韩战打越战的水平,你不佩服 他不行。

    一边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边搞经济建设,一直到1956年,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这都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和过渡措施基础上发展来的。现在大家研究新经济政策,只研究经济方面,不研究列宁对苏联制度的设计。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主持书记处的这些年已经把俄国搞成了最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不允许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进一步,退一步》、《论工农检 察院》、《论工会作用》、《论粮食税》、《论俄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说中央组织局、书记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 会、工农检察院,列 宁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只是中央委员,3部分平衡的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下,书记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3个平行机构互相制衡。《论合作制》讲一人 一票,《论粮食 税》讲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论国家资本主义说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入口处,国有企业都不是社会 主义,列宁都能讲 到这种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当下中国有多大的可实施性?

    张木生:现在左到"乌有之乡",右到《炎黄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过研究,178个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吴思说台湾还是成功的。我说台湾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当之无愧了。陈水扁贪污17 个亿,连手纸都可以进国务机要费,那个东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杀人最多整肃最严的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也是蒋经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得具体来讲。

    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但三点要注意:第一得讲逻辑,孙中山也和黑白两道关系好着呢。也不能说孙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不能说他不是给劳 苦人民说话了。

    第二得讲因果,《共产党宣言》从发表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他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实现,但是他帮着资本主义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还原到具体历史实证。陶涵、杨天石写蒋介石如何好,可是蒋到了解放战争最后3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跟他走了,连第三条道路都不坚持了, 都跟共产党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台湾的就6个,去香港和美国的有几个,剩下六十多个全留在共产党这边了。为什么连陈布雷、傅 作义的孩子都加入 共产党了,还有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你必须要还原到当时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个院士、傅冬菊、陈琏的结果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梦想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就是乌托邦了。

    张木生:他 们的梦想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党的领袖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做的选择。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没有冷战,是一球两制,可一有冷战就有了 "一边倒"的问 题,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一个特别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一步步越来越左,最后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阶级斗争天 天讲月月讲。这不是喜剧,是悲剧,就像斯大林的路势必要走到社会帝国主义。

    个人的悲剧是个人的,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历史的前进就是这样子,个人有大量牺牲,中国一句古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一点不耽误历史前进的步 伐。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挨了整,就说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就能说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周佛海当汉奸就对了。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党带着群众发展资本主义?

    张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发展 一百年,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为什么能设计出新民主主义,因为当时国共之争的背后是苏美之争。毛超越了他们,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他亲笔题词:我们将来建 立的民主社会,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这样的新中国。

    这可以看出来,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毛想搞一个等距离,当时有这个国际环境。七届二中全会时,他感觉到这个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一边倒。苏联离我们近,美 国是不能选的,因为冷战开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怀两票的情况下,逐步说服大家要打韩战。最后我们打平就是胜利,我们拿到了苏联给的 156个项目,这是我 们全面建设的基础。

    毛打珍宝岛,请来尼克松谈宇宙观和哲学问题,最后谈出人有两只手,让他一只手拉着中国,一只手对抗苏联。

    毛是一个大国际主义者,没有请来尼克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然你对谁开放去?朝鲜可是80年代达到过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时候我们才一百多美元。他们 的城市化率65%,粮食、海产品和矿产还能和俄罗斯远东换化肥和石油。他们现在呢,没化肥没石油,什么都开不动,粮食跌到了原来产量的 40%,又不愿意参 加我们的东北经济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东西复杂得要命,不能讲好人坏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历史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央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把工农群众重新拉回来,该如何实施?

    张木生:关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论,是列宁的话――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真正的入口处,首先 是生产力最先进,然后是可以保证统计和监督,就能把利润重返给最穷的这部分人。

    央企看谁来动,你动不了,我也动不了。如果说将来的主要领导要动,能不能动?别说动一两个了,全都能动。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那就按照邓小平说的继续 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这可都是小平同志谈话留下来 的。

    小平同志还说过,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会比改革开放还难,但是难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觉得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解决分配很简单,现在已经积累了 100万亿的国有资产,100万亿的银行资产,中国要解决下一步经济大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还有70%的穷人,他们是最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在 市场,甚至是我们 地缘政治都离不开这个国内基础,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如果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给13亿人,但是不许卖不许转让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产的时候才能用这份。如果能 够把70%的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决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执政基础下了。中国就还有20-30年的高速 发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从经济上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要从央企下手?

    张木生:不 光是央企,对待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肯定要让利,不能收这么高的税。现在民营企业解决了7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但他们 现在最困难,贷款 受限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来了之后,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都在上涨,利润越来越薄,民营企业在空心化,资产在虚拟化,温州为代表,危机呀!你 一定要给他们好的 出路啊。

    要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团结这些人,是领导和驾驭你的发展。工会可以替工人去谈判,农会向联合体经济发展,完全变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的, 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啊?完全可以实现。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对称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卖,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简 单,都是老祖宗设计好的。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解决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样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钱,是否就能够重塑政党合法性呢?

    张木生:列 宁设计合作制的时候,最高领导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一个党,然后分两派,就把制衡问题在内部解决了。我在新加坡 感受很深,知识分 子随便骂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干,他解决了居者有其屋,一个问题就把老百姓的心给摆平了。香港在殖民统治下解决了廉政问题,这些东 西共产党怎么不能 搞?

    我们只是说新民主主义土生土长的,是我们自家的,是老祖宗发明的。逐步增加内容解决问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怎么就不能重 塑合法性?

    张木生:中 国什么东西都能打倒,就两个东西打不倒,一个是强国梦,一个是人民大爷,老百姓涓涓细流非常可爱,可是汇成洪流从政治或宗教闸门冲出来, 那就是洪水猛兽。 载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讲的,从《史记》就提出来。人民群众也不能膨胀啊。强国梦和既得利益集团一致会害中国,中国还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再打几十年太 极拳,直到发达国家自己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都不会结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扩大非党员和非干部的比例,这是解决民主的路径么?

    张木生:当然。胡润统计过,126个10亿级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农民代表, 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只有3个人,这个结构不需要调一下么?

    中国这么发达的网络,但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银行、财政、税务、海关、公安,各搞各的,一个金税工程就大几百亿了,为什么不能弄一个统一的平台啊,为 什么大规模现金就这样交换啊。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所说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标志,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

    就是因为形成利益集团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换了领导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断中国搞不了普世价值,是这个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学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块八块,而且还得和平分裂,还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就是 黄祸。

    谁不知道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好啊,真要实行起来得有这个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试的国家都试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们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们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泽东的大民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决挨打,又解决了挨饿,民主的问题慢慢来,现在可 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众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们有么?我们普世的结果就是学成印度。印度现在还有40%到45%的人 没吃饱饭,我概括 就是一个低烈度的旧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独立参选人现象,你怎么看?

    张木生:以后可以过渡到那一步,但现在不可以。如果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市场 经济发展,允许资本主义再发展几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独立候选人资格和审查问题,到那时候,爱国主义总不能破吧,一条就够了。小平同志形 象地说过,2049年之后中国也可以搞竞选。

    我们共产党人最后是不要国家的,国家到一定阶段只执行经济职能,叫作半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写了。我们对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这个过程有多长要看 西方发展。

    人物周刊:财产公开该怎么办?

    张木生:当 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须得开始。形势比人强,你不这么干不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到此为止了。苏联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 生态底座,中国不 行,垮了就全国大乱,碎片化的中国,黄祸、灾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官员和企业家联合执政是非常明显的,执政已经产业化,权力已经市场化, 贪官搭台、奸商唱 戏已经到了黑帮化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有重庆模式。再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归于尽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条路来。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张木生:第 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复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 二,唱红是让大家回 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 判断,而不是价值 判断。

    重庆设计的制高点向东南亚辐射,支撑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厉害的,给农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县农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 8-12倍。他们是对现在巨大的行政不作为的挑战,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纵论天下大事,外交内政无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资源、大国关系、地缘政治这些词汇,这套语汇什么时候过时?

    张木生:我在书里写了,敌人的概念是三天两头变化的,敌人也是人。他们所有好的东西,包括 全球化、后工业时代革命的东西,我们接收起来,一点都不比他慢。

    我们现在总工这一级才31岁,我们的发展能慢么?我们反对低碳,什么全球变暖,这一万年有4次温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现在高5度,是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是 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时期都是人类发展最好的时期。

    全球变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体和海洋排放还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变温最大的气体是水蒸气,这和人的活动关系甚小。他们搞的目的是为 了卖碳指标,碳税,这个东西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而且我们要自己搞。现在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要拿到手,地缘政治也好,后工业时代也好,我们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条:共产党要领导,工农联盟要做基础。

    人物周刊:一个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媒体会开放么?

    张木生:现在不会,但新闻法一定要出台,共产党的领导不变。

    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一方面吃着垄断,所有大广告都得给它,自己私分收保护费,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过来,就让人家吃点贴片费。我们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种 植入性广告。民间媒体允许一定比例的存在,无非就是如此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就那么点声音还最后胜利了,关键是你能不能代表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气得多,要有这个胆识和魄力。没有的话就是你统治了 一切也会完蛋,把一切资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曹长青:对中国大饥荒的五点新发现

曹长青:对中国大饥荒的五点新发现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那场大 饥荒,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但由于中共封锁新闻和历史资料,并控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都 相当有限。近年则有三本重要的书,揭露了这个悲剧的真相。

第一本是1996年前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出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这本英文专著。人们由此才较全面地了解了那场饥荒的内幕:第一,死亡数字高达4,000万!仅河南、安徽、 甘肃、贵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第二,这场所谓天灾,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人祸"!

第二本是2008年北京资深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在香港出版的80万字的专著,对 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 做了详尽深入的调查。杨的结论是,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另外该书提供一个新资讯: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 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 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 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

第三本是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的《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这本英文专著于2010年7月在英美同时推出。冯克生于荷兰,原在伦敦 大学任教,目前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国做了长达三年的档案调查。和前两本专著相 比,冯克的书有五个独特之处:

第一,提出较高的死亡人数:4,500万。

贝克尔推算的死亡数字是4,000万,杨继绳是3,600万,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 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 在4,040到4,319万之间。而冯克提出的4,500万这个死亡数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对于怎样得 出这样的数字,冯克在接受香港《开放》 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人 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 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第二,6-8%不是死于饥饿。

虽然上述专著等,也提到中共当局在"饥荒"中镇压造成的死亡,但冯克首次提出具体数字: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 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

冯克专著的最后一部份,就是描述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后一部份阅读起来会较为困难,叫做死 亡方式"。关注"人们是怎么死的,及死 亡的原因。事实上6-8%的受害者被残暴的打死,他们被活埋,被泼洒粪便,或者被铁丝绑住并打死。疾病在那个时期非 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没有治疗。""还有 意外发生。当然还有人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应付那些苦闷、痛苦和破坏性的手段。"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 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 是被砖头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祸: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于 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毛泽东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后迫害致死;"人祸说"是 祸根之一。

虽然贝克尔等外国专家,杨继绳等中国学者,也都认为那场"大饥荒"其实是一场人祸,但冯克根据他的调查,提出更具体 而强烈的指控,认为不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是95%是"人祸",等于把这场灾祸完全定性是"人为政策"造成 的。

第四点:整个共产党是罪魁:

对六十年代这场大灾难,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应由当时了解实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泽东负责。但冯克提出新的看法,认 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 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 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 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第五点:人类历史之最,现有专著是"一角":

大饥荒时担任河南信阳市长秘书,后来从中央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甚至自己家 里的小规模屠杀: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 边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活下来的人后来说那是被饿狗吃了。但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 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 留着狗?"那些尸体是被当地居民吃了。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冯克在他的书中提出,由人为的政策造成四千多万人死亡,这种惨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是邪恶之最!但他 认为(因中共封锁新闻,无法获得当年全部资料),自己的书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只有共产党被结束,中国有了 自由之后,人们才会真正知道。

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文革的见证人之一、《中国:世界里的狼?》的作者乔治.华尔顿 (George Walden)在书评中说:冯克的"编年体《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发表之后,没有人再能为时髦的'毛主义'找到任何藉口。"

── 原载 《看》双月刊

20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佚名: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虽然在广州待了已有三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本来是准备 去找浸会大学的老师咨询一下研究生的申请情况,结果人家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申请研究型的硕士应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也就免了当面 咨询的步骤,这次香港之行变成了纯粹的旅游,同时顺便参观我准备申请的几所学校。


对于我这样患有购书癖的人来说,到了香港自然不能不逛书店。我 结合自己的行程挑选了几家,一一寻路探访。


即使在逛书店的同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次不能买太多书,因为 我还有机会,没有必要一次采购太多,拖累舒适轻松的旅行的同时,也有在海关被查禁的风险,但面对那么多"禁书"和各种在大陆看不 到的书,仍没禁不住诱惑,累计下来采购了十余本。


我之前虽隐隐担忧,但仍没想到入关时会真的被查。后来的事实 证明,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而被扣留的经历,也给我这次香港之行画下一个极其丑陋的句号。

 

排查过程

 


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环保袋,背着塞了一半书的书包,我甚至没有 任何忐忑地走进皇岗口岸,将两个包送进了安检机器。(现在我知道拿这么多书入口岸一定会被查,在行李中塞两三本没什么关 系,但你若背满满一包的书,他一定会让你开包检查。)一过机器,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立即让我拿起行李到旁边的检查补 税台,并指示我打开背包和环保袋,取出书籍供他们检查。这时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完了,这次必须损失惨重!


我 先把环保袋打开,把所有书都取出来,然后把背包中的一个塑料袋取出,给那位男工作人员检查。之前我确有隐忧,所以把较不敏感的书 都放在了外面和容易取出的 地方。把一本《08 charter》塞在了包中的报纸里,把一本轮子路边发的《九评》放在了给女友买钱包的包装袋中,取书时我故意漏掉,结果他看我敷衍,自己抢过去包,把这 些都翻出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深圳的口岸查的是最严的,安检机器能扫出书籍的封面。科学常识告诉我应该不会这么厉害,但只要你被 查,想藏一两本书还是比较 难的(也许大的行李箱可以)。其实,事后我很后悔没有真正把海关查禁当回事,否则我就会将那本最心爱的,偶然 购得的《广场上的日子》摄影集略作伪装,不会让它轻易被收走了。


书 被取出后,一堆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热心地互相帮助,逐本排查。那本《九评》和《08 charter》首先被毫无争议地收到了一遍,然后一本《亚洲周刊》也被工作人员拿走,这倒令我有些惊讶,原来这本杂志的政治敏感度也过线了。接着,一本 出版很早的,我在二手书店淘得的《中国的萨哈洛夫――方励之》也被工作人员沉默地拿走了,很可惜,这本书很可能再买不到了。


除 了这几本精准的排查,整个过程充斥着讨论、猜测、冷嘲热讽和我大声却无力的抗议。那位男工作人员指着我的摄影集,问那是什么。这 本书用塑料包着,装帧很有 特色,封皮雪白,《1989 广场上的日子》几个字微微凸起,并未用墨水印刷,如不仔细看很难看清。我回答是摄影集,他又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就是拍香港的一些街道等场景,他便去翻下一 本书。然而这本影集仍难逃被查收的命运,过了一会,另一个工作人员又把它拿起来,突然像捡到宝似而又略带优越感地喊道:"哎呀, 这本书是讲广场上的日子, 就是二十年前那个风波嘛,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傻乎乎地喊"这本书很贵,我要送人的!"寄希望于一点同情,而男 工作人员不屑地说:"又不 是钱的问题。"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骂他娘。


可 是我没有多余的心思伤神,之前的男工作人员仍仔细翻着我剩下的书,这时他手里拿的是《太后与我》,是的,就是那本巴恪思爵士所作 的奇淫之书。好在这部书流 传不甚广,而我很庆幸之前撕去了塑封,把出版社所附"十八禁"的说明腰封及时扔掉了……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检查《我们最幸福: 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余 华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貌似他同样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其实我这时很紧张,因为余华那本书的腰封上印有"全球争抢・大陆禁 书"的字样,但显然他没有 注意到。


不 过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太后与我》逃脱了扣留,但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不二》。我身旁大妈样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本书突然开口说:"这 好像是一本淫秽书籍……" 同时有人嘟囔,"里面有佛学内容……"然后又有人说:"这应该收的,之前另一个口岸他们也收了。"我只有泛起深深的无力感,怪冯 唐这部书卖得太火。


另 外两本书是有争议的,我据理力争,终于得以保留。一本是《解读高行健》,有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没有承认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我说没有承认又不代表不 能讨论,再说不管怎么样都不算政治书籍,没有政治内容。这本书过了。另一本是天地出版社的最新版《告别革命》,那位男工作人员看 到封面,不确定地说:"刘 再复?这个名字好像也不行吧?"我想到网上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刘再复"亲共"的批评,不由觉得有点可笑,如果因为刘再复这个名字而 把这本书扣留,那我也太亏 了。于是我说:"这个人是文学教授啊,最近还在好多学校做过讲座,他的很多书在大陆也有出版,这本书是讲辛亥革命,肯定没有关 系。"工作人员仍不确定,找 了一位领导过来,确认后才把这本书还给了我。


在他们刚让我取出书,开始检查时,我自然不想就这么坐以待 毙,但也着实没什么办法。我问工作人员:"怎么,书不让带过海关吗?这有什么不能带的?难道还不许看书吗?"有人回答我:"这种 书肯定不能带,你在香港看没问题,但你不能带回来啊。"


而那位男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饶有兴致地展示不知所谓的优越 感,并对我进行嘲讽。他看到我的行李基本全是书,立即提高了音调对我说:"原来你是去香港专门买书啊?"我说是啊,是老师让我们 买的参考书籍,你们不应该扣留。他又说你是学生啊,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新闻(虽然现在还不是)。这下他来劲儿 了,说"你学新闻的就更应该明白这些了!这种书在我们这都是敏感的,被禁止的,你学新闻的怎么能不懂?"

 

面对这样的言语,我简直懒得反驳,也不知如何反驳。

 

做笔录

 

排查结束,被扣留的六本书包括我的个人信息被录入系统,另外 六本得以保留。

 

然而麻烦事没有结束,我仍不能离开。我被告知需要去缉私科对 被扣留物件签字确认,最后还要做一个恶心而又毫无意义的笔录。


在 缉私科,我看了看签字确认的内容和整个程序,发现名义上这些书并不是"没收不还",而是因携带物品与申报不符或未申报被暂时扣 留,原则上有归还的可能。但 我询问缉私科的男青年,他说基本是没有希望的,还同情地提醒我以后从香港回来最好不要带太多书,容易被查,一年如果超过两次被查 记录,第三次可能会有点麻 烦。

 

具体会有什么麻烦,谁知道呢?

 

接 着我被带去旅检一科做笔录,实际是写一份"陈述书"。陈述书包括填写我的基本信息,以及"你是否认可该处罚决定"、"物品来 源"、"去向及用途"等内容。 这时我面对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工作人员,工号5362990,同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语气戏谑,咄咄逼人,冰冷而缺乏耐 心。

 

填 写是否认可处罚这项时,我问该女,如果我不认可怎么办?她说:"告诉你吧,不认可也没有用,照样要没收!"我又问但我可以写不认 可,她回答,"你可以写, 但写了也没用。"于是我写下了"不认可此扣留决定,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书属于违禁书籍。"她斜着眼睛瞧了瞧,没有说什么。

 

我继续写我的陈述表,她在那边填写扣留凭单,抄写我被没收的 书目。抄到一半她突然冷哼一声:"《九评》你也带?"我说这个你知道?她提高了语调近似得意地说:"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们收的 多了!"

 

后 来该女得知我是在读学生,问我读大几,我说大四。没想到她竟然训斥说:"都马上要进入社会的人了,怎么连这些道理都不懂?!"我 气急,反驳道:"我又不准 备在大陆工作。"她愣了一下,"那就更要知道这些了,你反正要常回国过海关。"说完,仿佛更得意了。我甚至想回她说我都不准备在 大陆生活了,想想还是忍 住,这种话不愿随便说出口,何况我暂时也没有这个打算。

 

填 完几张表格,该女拿出墨盒让我在陈述书和扣留凭单等文件上按手印。又给我一张通知单,上面写着让我准备好材料去皇岗海关缉私科办 理相关事宜。我很奇怪,不 知道还有什么事宜需要办理,她回答说不用去了,这个你去了也没用,书不会归还给你。我又问这到底属于什么处罚,如何定性,她说具 体的行政处罚类型要等司法 确定,到时会有电话通知。我继续问通知单和凭单上的个别细节,她被我逼得急了,挑衅似的甩过来一张纸,"大学生,仔细看看!"纸 上写着,"一年内曾因走私 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竟用这个来吓唬我,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质问她,"我这个难 道算走私吗?"她沉默了半饷,最后从鼻孔哼出两个字:"不算!"

 

临走时,我差点习惯性地说"谢谢",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回 头看了看我刚才坐过的椅子,黑着脸离开了。

 

之后

 

这一趟折腾下来花了近四十分钟,出了边检大厅,我乘坐的大巴 早已开走。我只能去补票并再等一个四十分钟。站在人群中,极不愉快的情绪不可抑制地涌上来,那是一种混杂着些许愤怒、屈辱、恐 惧、困惑与无力的复杂情感。

 

我感到我被伤害了。

 

是的,我的个人权利被侵犯了,但又不止如此。

 

我也后悔过关时不够强势,没有给他们造成足够多的麻烦,但转 念想,又何必呢?

 

又 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个人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乃至文化权利的被剥夺。刚刚在自由社会游荡了几天,看到他们社区竞选人色彩缤纷的海 报,各年龄层志愿者热情友 好的宣传,满书架的百无禁忌,我曾以为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几分。结果呢?一回来就撞上冰冷的现实,让我愣在那里,全身颤栗,久久不 能平复。

 

有人会说我早该知道如此敏感的书籍是不能被带回大陆,可是我 能不能装作忘记所谓现状,仅仅一厢情愿地带回一点那边的自由?

 

强力的国家机器,恣意侵害你的权利,狠狠打击你的自尊。

 

我 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 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 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 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我同样相信,这些人,无论是高举党旗帜的前者,还是揣着铁饭 碗不愿松手的后者,在体制进步的过程中(假若它有进步), 都会成为拦路的绊脚石――即便他们仍能从事现在的职业。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面对世界的刻板印象,若新的东西与原有知识体系不 符,大部分人都不会更新自 己旧有的知识,而是本能地反对这些新的元素。新鲜的世界会使他们慌乱,感到不舒服,渴望归回原有的秩序。你能想象若有一天那些海 关工作人员接到不再没收禁 书的指令后,内心的波动和不适吗?这种程度的进步都会不情愿,遑论改头换面、抽筋动骨的民主社会?

 

而面对这样的体制,面对入关时查你包扣你书打击你的海关职 员,你若非在心理上把它和他们当做纯粹的敌人,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又怎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每次的搜查和扣留,仅仅是因为你想多带几 本书回家?

 

我想冲破这个不自由的枷锁,无论最终如何回报这片土地,一个 自由的人总不该被如此禁锢。

 

我问自己,下一次从香港回来时,该怎么办?

 

下一次,我要把书藏得更深。

京东战略研究部针对一淘的竞争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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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19世纪古巴的一部反乌托邦作品

19世纪古巴的一部反乌托邦作品

作者: 程映 虹 2011-06-22 18:04:13 来源:南方周末


20世纪的历史催生了一些伟大的政治寓言作品,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84年》和扎米亚金的《我们》。在中国则有无名氏在 1940年代出版的《野兽野兽野兽》(后改名为《印蒂》)。然而,很少有中国读者知道,早在19世纪,在美国活动的古巴知识分子就创作了 一部类似的寓言作 品,叫做《今天和明天的故事》。和以上这些作品相比,这本书由于其内容和思想的超前性,更称得上是一部预言作品。

古巴独立革命的先驱何塞・马蒂

这位古巴预言家名叫帕拉米诺(Rafael de Castro Palamino),是在美国的古巴移民,职业是教师,参加了以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古巴海外民族民主运动。《今天和明天的故事》(Tales of Today and Tomorrow)是他1883年在美国出版的。

帕拉米诺的书由两个故事组成。

第一个故事叙述在纽约一个酒馆里发生的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有资本家、劳工、贸易保护主义者、军事帝国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 义者,争论的 题目是如何消除社会冲突。这个场景是对19世纪从欧洲流传到美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的集中概括。一个名叫"智慧"的美国参议员担任辩论的裁 判。在辩论进行了数 轮之后,智慧先生带着代表无产阶级的"劳工"先生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美元"先生离开了酒馆,单独对他们进行劝告。智慧先生告诉他们要学 会相互依存,因为 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对社会财富进行公正分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而这种公正解决又必须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针对无政 府主义和暴力革命 倾向,智慧先生说:"暴力只会造成废墟;暴力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来说,它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

帕拉米诺的第二个故事叙述了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公社的兴衰。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两个参加过公社的革命者来到美国,想在这个自由的社会中重新开始他们的乌托邦实验,向社会显示其优越 性。这两个人一 位来自法国,是个梦想家,另一位来自德国,名字的意思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他们招募了一千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煤矿附近建立 了一个共同劳动、 平均分配、集体生活的公社。

10年后,这个公社破产了。同样在纽约的一家小酒馆里,两位公社的创始人和一个美国律师喝酒聊天,告诉他公社为什么会破产,并想从律师 那里听到一些分析。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两人说,公社最初出现问题,是一些勤劳的工人向他们抱怨,说他们干得太多,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则要么偷工减料,要么什么都不干,坐享其 成。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公社设立了工头,负责向每个人布置必须完成的平均工作量。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却引起了新的麻烦:由于设立了工作指标,那 些干得比别人多的 工人便把超出指标的产品和劳动成果视为私有,藏在自己家里。公社认为这个问题比游手好闲更严重,因为它破坏了公社财产共有的原则。于是发 起了一场挨家挨户 搜查私藏财产的运动。不但如此,为了维护财产公有,每个人都有义务秘密监察和告发街坊、邻居、同事、朋友私藏财产的行为。

公社的创始人说:"在这个公社里,生产一天比一天缩减,因为勤劳的工人没有了劳动积极性。他们被迫放慢工作进度,去和那些干得慢的人保 持一致。结 果,我们所实践的共产主义不但消灭了私有财产权,也消灭了工作本身。"与此同时公社也消灭了自由,因为为了保持公社的美德和原则,公社不 得不实行严刑峻 法,结果新建立的公社的权力比旧政权更强大更专制。

好在这个公社还允许来去自由,没有在公社周围布置哨兵和巡逻队。于是过了没几年,大多数到这里来寻找乌托邦乐园的人都离开了,剩下的只 有少数真正的梦想家。

古巴民族主义之父何塞・马蒂(相当于中国的孙中山)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并为它写了序言。马蒂当时正在以美国作为大本营组织民族主义革 命,他和帕拉 米诺是朋友。马蒂的民族主义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基础,他始终不同意以基本人权为代价换取任何政治目的的实现。他在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生活的 经验使得他痛恨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现实,但与此同时他对另一种极端的政治倾向又十分敏感,一直在以这二者的交叉构成的坐标系上 思考古巴的未来社 会制度。他对当时欧美思想界最活跃的社会理论都有一定研究,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创造未来的人,一种是狂热的恨者,一种是狂热的爱者,而只 有爱才会孕育后 代。马蒂说:"帕拉米诺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个乌托邦实验是如何产生和失败的故事。"他指出,这个故事说明没有任何个人的智慧能够取代历史和 社会缓慢的演进, 也说明了追求理想社会不能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

就在马蒂写这篇书评的同一年,马克思去世了。马蒂在评论这位思想家时虽然肯定了他批判旧世界的贡献,但也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和历史自然演 进过程的忽 视。他说:"马克思研究了根本改造世界的方法,他唤醒了沉睡者,告诉他们如何去摧毁已经摇摇欲坠的旧制度。但马克思过于匆忙,他行走在黑 暗中,他不懂得那 些没有经过自然分娩的婴儿多数是不能存活的,无论这些婴儿是孕育在社会的子宫里还是母亲的子宫里。"

帕拉米诺和何塞・马蒂是在1880年代写下这些话的。也就是说,古巴的知识分子很早就察觉了在欧美知识分子中泛滥的激进主义的危险,并 对这种乌托邦 实验发出了警告。这种超前的时代敏锐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书中对乌托邦公社中实行全盘计划经济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带来的劳动者缺乏生产 积极性,和"消灭 私有制"导致的"消灭生产本身",让人马上想到古巴1959年革命后不久,从1961年开始就面临物资短缺,实行配给制,从1962到 1965年又发生了 一场"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允许市场机制和个人利益。可以说,这场争论直到最近才最终见了分晓,可是, 古巴人民已经在配 给制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历史的代价何其昂贵!书中对乌托邦公社最后演变为新的专制的内在逻辑的揭示,听来比很多政治学的专著更有说服力。

当然,帕拉米诺和马蒂并没有特异功能,对未来可以未卜先知。他们生活在思想活跃的美国,和来自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有密切接触。帕拉米诺 那个以宾州煤 矿为背景的乌托邦公社虽然是虚构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又是真实的,因为18和19世纪中确实有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来到美国,在这块封建 传统薄弱、土地又 很便宜的地方做他们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实验。这些实验无一例外都破产了。因此,应该把马蒂和帕拉米诺的这种超前思考放在整个欧洲、北美和加 勒比的社会和思想 背景下来考查,不应局限于古巴一隅。

帕拉米诺和马蒂对美国的态度也是值得一提的。当时古巴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马蒂,对美国社会有很多不满,他们知道资本在美国的地位,对 美国在加勒比 的扩张倾向和这个地区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也很警惕,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在赶走了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后又沦为美国的附庸。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很 多人都生活在美 国,充分利用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宽容和对外国政治流亡者的同情展开活动,为古巴的独立招兵买马。美国是古巴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实际上,半 个多世纪后卡斯特 罗推翻巴蒂斯塔的斗争也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支持,卡斯特罗在美国也专门有人做筹款和招募人员的工作,《纽约时报》等美国最有影响的报刊 和电台都把卡斯特 罗塑造成争民主反独裁的英雄。马蒂等人对美国社会虽然有批评,有民族主义情绪,却并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国际作用作全盘否定。

在帕拉米诺笔下,代表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参议员和律师成了争论的裁判员,不但对各种社会冲突和辩论作裁决,而且对失败的乌托邦实验作 解剖。马蒂完 全赞成那个名叫"智慧"的美国参议员的评论。帕拉米诺和马蒂写下这些文字后不到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在罗斯福倡导下开始了一场重新分配社会 财富的实验,劳资 冲突被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从此在美国失去了赢得大众支持的可能。

遗憾的是,帕拉米诺这本小书当初只是在古巴政治流亡者的圈子中流传,估计印数非常有限,要不是马蒂竭力推荐并为之作序,恐怕早已湮没不 彰。但即使如 此,这本书今日在美国仍非常罕见。笔者写这篇介绍,根据的也是美国的古巴历史学者对书的内容的比较详细的介绍和何塞・马蒂的评论。希望日 后有机会见到"真 经",再向读者作更第一手的报告。

2011年10月27日星期四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 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 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 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 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 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 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 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 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 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 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 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 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 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 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 (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 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 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 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 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 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 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 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 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 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 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 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 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 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 '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 放"、"和谐社会"、 "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 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 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 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 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 "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 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 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 定。例如,"某某政府真 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 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 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 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 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 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 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 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 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 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 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 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 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 来"(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 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 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 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 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 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 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 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 是多么显而易见"(勒庞,2005: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 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 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 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 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 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 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 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 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 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 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 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 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 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 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 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 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 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 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 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 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 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 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 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 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 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 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 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 含义。王晨说,"这表达 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 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 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 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 切"、"捣乱,失败,再捣 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 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 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 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 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 "论证"。许多类比甚至 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 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 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 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 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 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 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 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 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 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 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 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 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 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 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 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 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 如:2008年,美国发 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 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 《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 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 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 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 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 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 "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李稻葵)、"在国家的 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 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 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 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 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 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 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 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 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 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 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 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 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 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 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 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 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 100%,至少99%以上 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 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 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 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 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 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 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 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 家有想法,下层人 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 们的民主政治效率 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 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 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 然也不能知道美国 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 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 句半真的全假话, 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 某一个党派的代 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 们必须反对人大代 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 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 院的议员都是选民 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 但在具体问题上的 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 政策上意见不同, 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 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 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 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 "害人虫"、"走 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 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砸烂狗头"等等诋 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 识之中,一有机会 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 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 是:朱德、刘少奇、 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 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 尼,2008)。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 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特别是要看 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 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 等不少问题,确实 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 关系。这对党和人 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 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 那一定是要把牙齿 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 白,不可能这样做! 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 的,把黑牙齿修掉 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 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 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 是非,认清谁真正 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 神论的政党?在佛 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 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 的死亡人数的确 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 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 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 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 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 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 年中积累的一切经 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 套,绝不搞多党轮流 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 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 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 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 就及时制定;反 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 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 部领导武大伟却认 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 还看不惯外国人那 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 一块牌子,上面写 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 是需要双方共同沟 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 子,是否就可以大小 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 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 他们,他们也就成 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 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 承认"。而在西方 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 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 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 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 共产党的旗帜上书 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 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 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 "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 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 军"、"三结 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 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 茶壶煮大牛,没有 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 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 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 精神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 不仅没有放大成为 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 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 去血腥内战的历 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 的歪理和说谎高明 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 理和假话几乎无一 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 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 确实的信息来源。 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 灰色宣传是介于白 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 假话的已经不多见 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 "灰"的假话。以上的 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 三,必能对认识歪 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