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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高华:六 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10-7-21 11:24:00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 前后中国历史变化 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 对1949年前往 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 恐怖"对"外省 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 家的大势走向对个 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 海一九四九》一书 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 生离死别、逃难、 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 渡海迁台的画卷, 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 发的国内一部分人 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 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 的人群,对他们寄 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 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 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 一代为荣,这是极 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 败,当年的200万 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 领说:败军之将, 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 偏,居然走到"台 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 两种强势话语的压 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 流失无法复原的记 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 的,记得的,发现 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 把所有与1949 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 书都不会是完美无 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 定和主题十分贴切 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 史见证者作了口述 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 中国的叛徒》一 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 我所知,该书早已 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 孽"是每一次运动 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 只手怀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 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 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 乡"。我从民国老报 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 的伍宪子和徐复观 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 中一半以上寄赠给 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 日迁往台北。国府 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 跟,更别说在长江 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 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 止。龙应台在书中 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 饿吗?八路军进城 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 历"六一惨案": 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 上讲,国府对教育 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 性特点之一就是多 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 因地位、处境不同 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 权;这些知名人士 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 对新社会有批评或 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 而,不可回避的 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火车头,"战争引 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 候,就要敢于牺 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 连带批判反映赫鲁 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 就影影绰绰传闻北 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 洛索夫"(卫国战 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 各界,特别是年轻 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 才有消极性的"克 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 听说每年清明节组 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 一两年内,中共和 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 大城市,对国军已 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 介绍人,以后退出 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 办的《观察》上发 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 国后他本人则被打 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 是同学中又普遍存 在渴望和平、结束**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 痛恨蒋,未必不会 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 16页)。这些未 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 幼,一律格杀"的 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 下对国军多有同 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 被冻僵的共军士兵 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 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 的国民党伤兵,他 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 国民党卖命的下 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 是被拉上战场,这 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 感动:那些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 抗战的史迹被抹去 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 也有一些改变。我 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 人",这句话使我印 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 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 江苏扬州中学的教 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 师有变天思想,怕 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 杀人太多者达60 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 在的眼光看,这份 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 些知识分子没有想 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 民党"军、警、 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 多南方乡村里的地 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 党残余分子及反共 "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 军、公、教人员, 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 好者。这些所谓 "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 共产党员,例如: 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 亲,阶级分",但 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 到开除党籍等严厉 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 出面保人了,在台 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 辛万苦带领八千山 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 载。杭立武是当时 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 述采访中,他只是 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 授在讲述这件事时 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 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 恐怖的最大受害 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 围的转变,蒋经国 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 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镇 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 分子"(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 式,在全岛各行各业 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 看到穿着"黄卡其 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 在学校操场的黄沙 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 样的抓"匪谍" 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 国民党当局所要的 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 做一个乡村警察, 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 要好得多,只要当 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 好,这里主要的社 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 小百姓依靠"市 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 大陆开始消灭私有 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 不知道一个社会的 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 被冤杀,而受到学 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 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 流亡到台湾,有幸 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 社团活动的活跃分 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 和反思的态度,有 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 月--1949年 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 上时刻存在的对白 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 外省人的食物小店 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 探索》,《万象》 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 仍然盛行,甚至达 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 的自由度,又被穿 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 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 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 错以殖民国日本为 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 高达100万人, 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 想到的。我不由想 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 石而违心说的假 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 望,因为他们看到 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 民党的专横和残 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 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 是若要说,国民党 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 整齐、兵员素质较 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 党--1935年 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 实,这是它的一贯风 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 员存有贪污行为, 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 事件在客观上强化 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 做省主席,任命台 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 他为退守台湾预做 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 代"确是事实,但 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 氏父子一方面堵住 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 省籍人士省、县参 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 "崔苔菁",大量 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 顾"。陈诚痛切反省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 高官的这些反省和 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 者,齐邦媛教授就不 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 四九》一书中没有 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 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 到广大农民及苏联 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 越多的支持者和同 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 海战役的一段回忆 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 同外,简直分不清 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 是这么说,那就说 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 就把推车扛在肩膀 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 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 痛,宣称以"人民至 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 的,龙应台不会为国 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 到了宿营地,"背 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 中的流亡学生,带 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 日,和黄杰部属一 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 唯一物品就是这本 《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 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 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 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 立"的1930年代 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 并在它的一再努力 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 甚至街头的"小人 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 有书籍都被禁。而 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 效忠于领袖的"红 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 书",在文革中流 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社会动 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 局又开禁左翼文 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 后如何买了马克思 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 年代,除了非常少 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到1949年12 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 东的若干重要概 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 说他们是受了鲁迅 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 如既往地去读他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 湾方面利用,用来 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 影响。君不见,文 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 居然按照台湾广播 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 响,但是吸引的多为 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 化复兴运动",虽 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 就是她在那儿感受 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 满浓郁的中国文化 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 "天佑台湾", "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 齐邦媛于1948 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 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 始终是台湾的一个 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 年代后,台湾一些 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 青年知识分子,是 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 茶,一边在为他们的 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 是在思索着青年的 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 国男中,以后又进 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 利的,更别说考入 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 了极刑。所以可以 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 长期被单独监禁, 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 过与美国的密切的 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 这一切都聚合在一 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 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 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 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 迎蒋委员长胜利还 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 光复大陆的使 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 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 最大的仿民国建筑 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 1949年相关联的 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 1949年国民政府各 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 平、正义的社会, 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 读者,则带着自己 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本文在《领导者》杂志与台湾《思想》杂志同步刊登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文章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文章的完善有所帮 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作者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延伸阅读

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节选

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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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fxren发表评论于2010-7-22 2:07:57
 
对此文以下词有兴趣:宏大话语、人性关切、新价值。作者是少有的良知党史学者之一。龙的书没时间读完,这篇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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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天下(游客)发表评论于2010-7-22 3:08:31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原版在大陆是无法看到的,从此篇文章可以看出,龙对现代史是有一定研究的,但现代史亦无非上承古代史与近现 代史,其实这个民 族几千年来骨子里一点都没变,儒家大一统之后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不止思想上文化上,甚至是彻底的泯灭人性,把道德标榜的很高,可是 自己又做不到,因 此造就出来的读书人都是一些伪君子,为了食利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以下为独角兽资讯的回复:
龙应台的书可以到出版社网站上去买,快递到大陆,价格也不是很贵。如果几个人一起买,还省快递费。这是网络带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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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天下(游客)发表评论于2010-7-22 3:16:56
 
而龙能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写下此书,并能出版发行而且没有被删节,只能说明她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域,那里已经脱离了儒家的谎言教育,以及 专制独裁欺世谎言,不用再为"尊者讳"的国度。

可惜大陆依然是;山河岁月空相似,今生今世只惘然。
 

陈羲:如何评价毛泽东

如何评价毛泽 东

 作者原标题:毛泽东是时代枭雄,更是历史罪人

 作者:陈羲


我们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我们对待毛泽东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
 
  要准确评价毛泽东,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理性分析,抛开任何主观的和情绪的影响,抛开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刻意的包装和渲染。就如同大夫 给一位病人诊断一样,必须理性,科学,实事求是,才能得出准确的诊断结果,才能对症下药,治好病人。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终的胜利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终的王者,是他那个时代的枭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戊戍变法和甲午惨败的腐败不堪的清朝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中华大地孕育着一股骚动不安的力量,人们已经隐隐 预感到这股力量将要爆发,清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在这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有的人鼠目寸光,自私自利,看到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那种一幕一幕重复着的王朝的更替。他们从自身 的利益出发,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占山为王,企图在这王朝更替的动荡的时代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不仅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到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必然性,更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到了中 国3000年未有 之变革的必然性。他们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不仅要求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更要求推翻中国3000年的专制统治制度,建立国家权力属于 人民的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几千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 刻。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流毒注定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不会一帆风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地群雄并起,战火纷飞,有的甚至上演了 复辟旧制的逆历史潮流的丑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经过几年奋战,最终打败降服了各路军阀豪杰,推翻了北洋政府,统一了中国。
 
  在这伟大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精神脊梁所在的湘江边出了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有着中国历史上一切帝王所具有的非凡品质。
 
  他有心潮澎湃的激情和征服一切的雄伟抱负。1925年,他在长沙湘江中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的天问。
 
  他有强烈的斗争意志。他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与希特勒所奉行的尼采的意志哲学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他有身处逆境却抱有必胜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也同样让人深受感染。
 
  他有超人的智力,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占山为王,点燃星星之火;1935年1月遵义会议登上中共权力的顶峰;长征途中四渡赤 水逃脱了石达开的 命运;先后击败张国焘和王明等党内强有力竞争者,牢牢控制中共最高权力;充分利用苏联的支持和日本的入侵提供的天时地利,制定了"七分发 展,三分抗蒋"的 策略,迅速壮大自身力量,为解放战争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建国后,他以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帝王不同的 特有方式清除了几 乎所有的开国元勋。宋朝赵匡胤用的的是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明朝朱元璋用的是火烧庆功楼的狠招。而毛泽东用的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开你的 会,搞你的运动,从 心理上,从精神上,从舆论上逐渐摧毁你。
 
  从现实来看,从时代来看,毛泽东胜利了,他战胜了他的时代的一切强者,消灭了他的一切对手和竞争者。他不愧是他的时代的超强者,他不 愧是他的时代的枭雄。
 
  作为最后的胜利者,毛泽东应当获得他应得的尊严,事实上也获得了人们的足够的尊敬。
 
  然而,从中国历史进步的角度来分析,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判,毛泽东无疑是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阻挡者,是中国历史进步 的罪人!
 
  我们可以说刘邦是他那个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刘邦是中国历史进步的罪人。我们可以说曹操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曹操是中 国历史进步的罪 人。我们可以说朱元璋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我们不能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他更是中国历史进步 的罪人。我们可以 说毛泽东是他的时代的枭雄,但他更是中国历史进步的罪人。
 
  因为我们评判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必须放在历史的大的环境中来评判,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来评判。袁世凯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阶段与 刘邦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阶段已决然不同。
 
  刘邦・曹操和朱元璋所处的时代,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即使是作为概念也离中国无限遥远,在中国历史上还只是朝代更替的时代,不关涉 到历史的进步或历 史的倒退的问题。然而,袁世凯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从世界来看,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中国的邻国日本等 世界主要的国家经 过革命都已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自由大宪章》・《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献所确立的理想和原则在这些国家逐 步得到实现,人类 社会已经形成走向自由民主的浩浩荡荡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中国国内来看,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 千百万年黑暗、混 沌、迷茫和愚昧中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法治照向中华民族的第一缕阳光。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天下无 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开始,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维新变法,中国开始孕育着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宣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几乎就要在中国得以建立,中国人民几乎已经获得了自由民主的权利。在这历史性 的关键时刻,中国 人民只要再坚持或努力一点,中国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就能获得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就将发生完全的质的飞跃,跨上自由民主的台阶。
 
  令人痛心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强者和枭雄没有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而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自私自利,在中国三千 年未有之变革的动荡之际,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立足未稳之际,混水摸鱼,趁乱取利。
 
  袁世凯称帝登基,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百日而亡,成为历史的罪人,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而毛泽东的罪不仅仅在于他将他的那些开国元勋和共同奋斗的战友一个个打倒或者迫害致死,也不仅仅在于他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三千多万人被 饿死的悲剧,也不 仅仅在于他发动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使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最优秀的群体遭到毁灭性打击,使中国经济和社会频临崩溃。毛泽东 的罪更在于他建立 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密的专制政体,彻底将宪政制度抛弃,彻底扼杀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迟滞和阻止了中国向自由・民主・人权和 法制社会的进步和 飞跃。
 
  我们只要看看毛泽东是怎样玩论宪法的,我们就能深刻体会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进步有多大的危害,对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起到多大的破坏作 用。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 就是要破除这种宪 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 是历来不主张制定 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 固党的领导,还是 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 准备玩宪法,结果 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 法律,更不相信宪 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 以,迷信宪法的思想 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 分子还没有完全成 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 嘛。制定宪法,本 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 当然啦,将来如果 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 吗?我看,到了一定 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 没有我们党的领 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 吗?如果党不领导 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 说:这个人比工农群 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 的;如果不把阿斗当 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 课,开设政治课, 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的;不听他的话, 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此,评判毛泽东,必须抛弃一切情感因素,必须抛弃被蓄意制造的偶像因素,必须抛弃英雄情结,既要从现实的事实出发,更要放在历史的 潮流中来进行评 判,看他是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步,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历史进步。只有如此,对毛泽东的评判才是全面的,客观的,深刻的,也才更有历史的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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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系高华教授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谢谢大家,也谢谢许教授的介绍,其实我没有专门做过毛泽东的研究,只是我做的历史专题研究中有时涉及到了毛泽东。今天非常高 兴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交流。我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今天我大概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毛研究的一般概况,第二个问题,是谈几 个涉及到毛泽东研究的重要观 点,第三,就这些观点、看法谈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三个方面。

先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 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 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 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 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 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 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 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 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 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 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 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 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 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 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 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 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 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 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 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 《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 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 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 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大学肖延中编的《晚年毛泽东》等。 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较 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和当时大环境有关系,第一:就是当时的官方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毛的早期的文献和文稿,其中重要的有毛泽 东早年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等等;第二:就是8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是研究者慢慢走出了1979年、80年代初心情较为激动的那种情 绪状态,从而以较为冷静和客观 的态度来思考某些重大的问题。90年代初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气氛已经和80 年代中后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 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某些在80年代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文革",毛泽东和"大跃进",毛泽东 和"反右",像这样的话题都被 回避了。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和其后,也出了一些很好的书,这就是我们的官方机构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献,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材料。 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虽然在资料的选择上有取舍,但基本上是根据档案编写 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包 含大量珍贵资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的发表。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等。中央文 献研究室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 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 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 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 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 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 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 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 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 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 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 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 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 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 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 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 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49到1976的毛,实际上 叙述的是从1949到今天,就 是毛的执政年代和后毛时代,作者研究毛的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 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陈永发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专门谈毛的,但广泛涉及 到毛,叫《中国共产革命七十 年》,毛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叙述对象。直于非学术性的,比较重要的有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还有前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宋云彬先生在1949以后的 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宋云彬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民主同 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 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知识 分子在毛时代的心灵史。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 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 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 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 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 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 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 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 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 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 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 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 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 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 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 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 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 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 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 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 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 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 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 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 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 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余英时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这个问题。与此相联系,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 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 边缘人占据政治中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这个讨论集中在海外和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议题中。当然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 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 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影响。从学理 层面,从当代人的体会等来谈,当然都是一个角度,可是联系到共产革命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谈,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都知道中国 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 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 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 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 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 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 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 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 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 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 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 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 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观点。林毓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 学的历史学教授。林教授 1995年提出一个看法,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 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 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 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 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 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 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 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 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 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 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 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 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 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 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 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 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 底怎么样呢?林教授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 的。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原来 是历史系主任,现在是文学院院长,他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刚写的,就是 《中国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 界的经济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把这样一些话题基本都谈出来了。所谓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柯伟林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 中国,不管出现任何的政权更 迭,慈禧还是袁世凯啊,还是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趋势,二十世 纪中国的基本历史趋势始终是存 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趋势大概有几点: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 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 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 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 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 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伟林教授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上的几个主要形态。他的基本的看法是,对毛泽东的三十年的评价比较 低,他对80年代以后到今天中国 的领导核心,或者用他的话叫"领导集团",给予最高程度的评价。他说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能力的"。而毛 的三十年,他用了一句话,叫 "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记录",为什么说"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呢?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 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 这是柯教授的一个看法。

柯教授谈这些问题时有一个特点,他评论毛的三十年是结合历史来谈的,不再专门论述毛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现在不谈这个 东西了,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来 谈。上次许教授和我都见过的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这是日本研究毛思想的权威。这个老先生对毛思想当然很 有研究。可是他概念先行,他不 太管历史事实。他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毛的理想主义,一个叫毛的现实主义,然后他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一种叙述,可是我觉得由 于他很少结合到中国的历史来 谈,因而他的一些看法就缺少历史感了。

我想柯教授对毛时代的看法有一些还是有问题的,有的地方不完全客观。比如说毛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可能太笼统了。因为毛时 代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忽视技术 水平的提高的。5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扫除文盲、妇女受教育、汉字改良、汉语拼音等等,都是直接间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 关系的。毛是不是完全背离中国 工业化的趋势?我想毛并不是不要中国的工业化,他是要他的那套工业化,也就是"鞍钢宪法"那样的那种工业化,是思想领先,政 治挂帅的工业化。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 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 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 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 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 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 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 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 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 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 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 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 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讲的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确实是如此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 历史,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影响 了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性格极具冲突 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生的事 功,是如此具有张力。他的思想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价值?"这是台湾的韦政通教授提出来的,韦政通先生原是研究 中国思想史的,但是这些年改行 研究毛泽东了,出了两本书:《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一声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老先生现在 是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写文章,每 天写五六百个字,他最后要通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他的总结。韦教授认为,中国人付出那么多牺牲,应该可以从毛泽东 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出正面价值。 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因而具有永恒价值。但是他同时 也感到毛的几十年时间,特别是 "文革",又使无数的中国人受到伤害,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韦教授自己说过,他80年代后期第一次回大陆来探亲, 从北京到张家口坐的是火车,车 轮滚滚,使他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大震动,他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是毛时代的无数冤魂在哭号。他是很真诚的,对毛很尊敬,把毛看 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 的大英雄,但是他也感到毛时代的另一个大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牺牲的问题。2000年12月在台北,林毓生教授和我聊天时也提 到,他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 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其中,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可是为什么到了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文革",又 是如此的伤害人,压迫人呢?他 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不得其解。韦正通先生认为毛的一生是用他的生命来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中国的"性善论" 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他说毛的一 生是个悲剧,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严重缺陷。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 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 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 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 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 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 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 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 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杨奎松:悼念高华

杨奎松:悼念高华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 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 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 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 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 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 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 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 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 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 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 月16日才成行,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 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 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 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 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 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 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 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 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 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 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 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我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 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 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 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 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 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 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 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 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 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 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 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 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 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 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 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 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 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 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 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 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 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 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 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 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 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 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 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 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 "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 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 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 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 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 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 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 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 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 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 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 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 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 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六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 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 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 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 《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 省委书记江谓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 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 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 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 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 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 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 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 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 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 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题签:吴瑾)

CSDN爆库内幕: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CSDN爆库内幕: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近期频频暴露国内大网站明文保存用户密码的问题,也许你已经重置了大部分常用密码,但是否从此就安全了呢?溯源究底,网友 shell总结了一以下几点密码需要明文存放的原因:


1. 不用明文密码没法应付检查。大家知道互联网审查,有时往往会一个电话过来,要XX用户的密码。如果你没法给 出,上头就认为你不配合,事情各种难搞。作为审 查机构的老板,当然没必要知道明文密码的危害。他们只知道,我要密码,为什么不行。所以,悲崔的程序员们就 往往会得到一条死命令,保存明文密码。

2.压根不知道明文密码有什么问题。中国的互联网有太多的没基础的新人,从石头的缝隙中顽强的生长出来。这 不是坏事,坏事的是这些人往往会在一些基础问题 上出现奇怪的毛病。例如有些程序员,写程序很快,但是居然从来不知道密码明文存放会导致什么问题。更神奇的 是,这些人中,有一家银行…

3.自信暴棚的混帐。有些人的自信总比别人强,而且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例如:我的服务器肯定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的密码一定要明文存放。如果不,就是质疑我的技术。
实话说,这种人真是少数中的少数。

4.遗留系统。很多系统设计的时候因为某个其他理由,使用了明文密码。等后来这个理由不存在了,密码系统升 级成了一个困难。因为密码系统太重要了,所以在 没有太大利益的情况下,总是倾向于不修改系统。但是有什么足够利益来推动系统修改呢?用户安全问题在发现前 不是一个问题――好比这次的CSDN,不是被暴 出来的话就根本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系统的管理者,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修改系统。

5.世界的阴暗角落。有的时候,程序员/老板明文存放的理由,是为了方便盗窃用户其他网站资料。例如我所知 的某钓鱼案例,你注册网站,就提供很多免费服 务,网站看起来也很靠谱――除了后来突然爆出这家网站其实暗地中用你的生日/密码猜解信用卡/银行卡密码, 大家才突然发现,这家网站其实根本没有在美国注 册,而是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

而且很多网站提供从其他网站导入之类的功能,更加的危险。以前经常爆出twitter密码被窃取,主要就是 因为OAuth开放以前,twitter上的第三方应用需要提供原生密码,导致很多小应用的目的其实就是收 集密码…

6.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这个理由和上一个很类似,不过不是为了某些险恶的目的。而是客户经常要求――为什 么我不能做XX事,为什么我不能blahblah。好吧,为了让你能,我们就必须保存明文密码。



CSDN只是冰山一角,人人网、多玩网、世纪佳缘等或者已经同样被爆库



继黑客放出CSDN 600万用户名和密码后,人人网和多玩网也分别被放出500万和800万用户名和密码资料。@月光博客说,多玩网的800万用户泄漏库里,有大量用户名、 明文密码、邮箱、部分加密密码,经过验证,使用该数据库中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正常登录 多玩网。



而人人网的被黑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大部分都无法登陆,因此还有待验证。

不过这次的数据库被黑事件或许不是这么简单的风波,CSDN和多玩网或许只是冰山一 角,网上放出的文件图片(来自@pellchen――黑莓中国站长)显示开心,美空, 世纪佳缘,百合等都在其列。

更新:

人人网刚刚进行了回应――如果您的人人网账号密码和CSDN或其他网站一致,建议您马 上修改密码,以免账号被盗。人人从上线开始就没有记录明文密码。在CSDN或者其他论 坛等使用相同账号密码的用户的人人账号存在风险,请尽快修改。

开心网刚刚进行了回应――鉴于多家网站爆出用户资料被黑客公布的消息,开心网建议广大 用户:如果有网站用户名与密码被盗,请及时更改其他网站上的用户名和 密码。黑客会用盗来的用户名和密码来探测其他网站,如果用户在不同网站上使用的用户名 和密码都相同,一旦泄露一个,其他的也容易被探测出来。


检测自己的账号是否泄漏,移步:http://amihacked.mijun.net/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事件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 事件

中国蒙牛集团最近爆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有消息称,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此事。

12月24日,蒙牛集团在四川眉山的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派出检测小组的一次抽查中,被查出,其10月份生产的一批次盒装鲜奶,疑似因 饲料被致癌物黄曲 霉素污染,导致成品鲜奶中检出黄曲霉素M1超标140%。这一抽查结果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公布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哗然。蒙牛公司不仅涉及三 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年来,与蒙牛相关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屡屡出现。

2008年9月,蒙牛爆出"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被爆出含激素类OMP;2010年10月,蒙牛被指策划"**奶 粉性早熟 门";2011年4月3日,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4月,蒙牛财务总监称出口香港产品出问题几率要比内地小得多,舆论哗然。

12月27日晚,《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产经版的编辑在微博上说,"说件狗血的事情,(就算)违规,我也要说,今天关于蒙牛的禁令不是一 条,是两条!"他 描述说,第一条禁令说"不让炒作",于是,该报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报道";第二条禁令才是(完全)禁止报道。于是,"我版面上的稿子从改好,到被撤、 做调整","连发两道(金牌),以为我是岳飞呐!"但很快,他的微博被删除。

该编辑还透露,中宣部发出的第二条关于蒙牛的报道指令内容是,"再次重申,关于蒙牛乳品事件,除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外,其他来源包 括自采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评论,请严格遵照实行。

除了该报外,中国不少媒体都陆续收到禁止继续报道此事的禁令。蒙牛乳业作为中国的奶业巨头,拥有职工数万人,2008年底,主营业务收入 已实现239亿元 (人民币,1人民币=0.1582美元,下同),年均递增104%,是中国首家收入过200亿元的乳品企业。有分析人士认为,蒙牛正是以安置了大量的就业 人员尤其是上交了大量的税收为筹码,一次次"犯错",而后又一次次化险为夷。

另外,据德国之声报道,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虽是山西忻州人,但其公开简历显示,从1964年,他在内蒙古集宁师范学习起,就长期 在内蒙任职,一直 到1993年,他从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才离开内蒙进京。一位内蒙古籍新闻从业者称,一直以来,"蒙牛、伊利利用广告投放和中宣 部内蒙人的关系,两种渠道操纵媒体,不让大众看到其负面新闻。"据她的描述,这两家奶业巨头,虽然互为对手,但却都能掌控宣传机器。"如 果拿广告搞不定, 就通过搞定个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屡次发生,跟禁令库比对过,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禁令),真'圣旨'的情况比较少,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个月前,帮助举报另一家内蒙大型奶业巨头伊利董事长潘刚涉及贪腐的的《内蒙古商报》60岁的社长李希晓,被刑事拘留后推上法庭,可能将 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罕见罪名被判刑。当时,中宣部也发出禁令,禁止继续报道伊利董事长潘刚因可能贪腐而被举报的事件。

值得关注的,刘云山的长子刘乐飞管理的号称内地最大规模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规模为90亿元,伊利集团是股东之 一。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果壳网:蒙牛牛奶中的黄曲霉素为什么会超标?

蒙牛牛奶被查出黄曲霉素超标140%。黄曲霉毒素是WHO的I类致癌物,可导致肝癌,乙肝患者更需当心。它由奶牛的饲料进入牛奶,普通杀菌 方法很难消除,最好的预防只有控制饲料中的黄曲霉素含量。

2011年圣诞节这天,有媒体报道,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某批次利乐包装的牛奶黄曲霉素M1超标――国标限值0.5微克/千克,实测值 1.2微克/千克。超标140%[1]。蒙牛随即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进行了道歉[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抽查报告附件7-1:液体乳[1]。
黄曲霉素不是强致癌物吗?牛奶里怎么冒出来这个东西了?难道蒙牛比三鹿还狠吗?
黄曲霉素通过饲料进入牛奶

黄曲霉毒素(Aflatoxin,AF)主要是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的代谢产物,之所以广受重视是因为它是人类癌症的一个重要的致癌源,早 已被世界 卫生组织(WHO)列为I类致癌物。至今已分离出的黄曲霉毒素及其衍生物有20多种,在天然食物中以黄曲霉毒素B1最为多见,危害性也最强, 而此次牛奶检 测超标的黄曲霉素M1则是黄曲霉毒素B1的代谢产物。
由于谷物很容易出现黄曲霉素污染,尤其是玉米和花生,因此目前各个国家对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B1,以及牛奶中的黄曲霉毒素M1都有所限量,却 不能要求完全不可检出。
黄 曲霉毒素被动物食用后,一部分会蓄积在动物的体内,另外一部分则会转化到乳汁和尿液中,转化率一般为3.45%-11.39%[3]。因此, 为了保证牛奶 中的黄曲霉毒素M1不超过0.5微克/千克,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B1不得超过30微克/千克[4]。
我国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对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限量也有着严格要求[5],但是在实地调查中,科学家发现其超标现象相当 严重[6]。由此想见,此次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超标就是由于饲料不合格。
"牛 奶中出现黄曲霉素M1的原因是饲料中黄曲霉素含量过高。把发霉的谷物作为饲料,其中的黄曲霉素在24小时之后就能进入奶中。蒙牛黄曲霉素跟双 汇瘦肉精很相 似:问题是原料,但企业没有保证原料合格,消费者的追究对象应该是他们。作为常规检测项目,蒙牛居然没有自检出来,说明其生产和质控存在重大 缺陷。"美国 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微博上说。

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表1
黄曲霉素可导致肝癌,乙肝患者更甚

就牛奶中黄曲霉毒素M1的限量,我国与美国、日本一致,都是0.5微克/千克,欧盟成员国以及与欧盟有贸易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部分国家 相对严格,为0.05微克/千克[4],而欧盟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包括婴幼儿配方牛奶则限量0.025微克/千克[7]。

几个国家对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1的限量标准[4]。
黄曲霉毒素主要危害的部位是肝脏,除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外,还会降低免疫能力。很多流行病学数据表明,乙型肝炎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较健康人更 容易在黄曲霉毒素暴露下患上肝癌――而我国正是乙肝的重灾区。[8]
2001 年2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第56次会议曾对黄曲霉毒素M1的最大限量进行了定量危险性评估对 比研究,结论 是:虽然最大限量在0.05-0.5微克/千克之间的黄曲霉素造成肝癌危险性增高的幅度很小,但是理论上以欧洲和美国乙肝发病率1%为例,饮 用含黄曲霉毒 素M1 0.5微克/千克的奶比起0.05微克/千克,仍然可使每年每10亿人口肝癌发病率增加29例[9]。
黄曲霉素易产生,难消除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5%的谷物受到霉菌毒素的影响[9],能够产生黄曲霉毒素B1的霉菌主要是黄曲霉,而黄曲霉以花生、玉米污染最 为严重。对此,FAO/WHO明确规定:谷物中黄曲霉素B1的含量不得超过20微克/千克,否则禁止投放市场。
黄 曲霉毒素 M1一旦产生便很难消除,因为它对光、热和酸都比较稳定,熔点(裂解温度)在299℃。牛奶常见的三种消毒方法都对它无可奈何――巴氏消毒法,在63℃保 持30分钟;高温快速(HTST)的巴氏消毒,在72℃保持15秒;超高温(UHT)灭菌,在135℃保持1-2秒钟(详见 《放宽细菌指标,生奶新标意味着什么》 )。
要了解消除黄曲霉毒素有多难,外国曾有研究人员做过实验:在不改变牛奶品质的前提下,先将鲜奶加热至 90℃保持10分钟,然后冷却至20℃,再经紫外线辐照30分钟,终于使其中的黄曲霉毒素M1减少了56.2%[3]……倒是也有各种物理、 化学、添加生 物制剂等方法可以清除黄曲霉毒素,但想象一下加了双氧水的牛奶是什么味道吧……由此可见,普通消费者即便将牛奶煮沸,对消除黄曲霉毒素也效果 不大。
总之,对于牛奶,迄今为止在工业上尚且没有大规模有效的解毒方法。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预防奶牛食用染毒的饲料。
参考资料:
[1]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 蒙牛公司官网情况说明: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情况说明
[3] 王蕾. 牛奶中黄曲霉毒素M1检测方法的建立及饲料中黄曲霉毒素对牛奶品质的影响[D]河南农业大学, 2008
[4] 张宗城. 乳与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_1的限量确定及测定方法[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0, (06)
[5] 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新版)
[6] 顾薇.霉菌毒素在亚洲的发生情况 .饲料工业 2003(05)
[7] 黄曲霉毒素限量标准
[8] 翟红艳,黄天壬. 黄曲霉毒素与肝癌关系研究现况[J]医学研究杂志, 2008, (01) .
[9] 胡志和 庞广昌 陈庆森 牛奶中黄曲霉毒素的来源与控制 《食品科技》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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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云无心:牛奶中出现黄曲霉素M1的原因是饲料中黄曲霉素含量过高。把发霉的谷物作为饲料,其中的黄曲霉素在24小时之后就能进入奶中。 蒙牛黄曲 霉素跟双汇瘦肉精很相似:问题是原料,但企业没有保证原料合格,消费者的追究对象应该是他们。作为常规检测项目,蒙牛居然没有自检出来,说明 其生产和质控 存在重大缺陷。

玉米和花生都很容易出现黄曲霉污染,其他谷物也经常出现,所以虽然黄曲霉素是一种强致癌物,也还是只能规定限量,而无法要求"不含有"。对 于奶制品而言,中国和美国的标准都是0.5ppb,而欧洲要严格得多,是0.025ppb。

至于大家关心的喝了那个批次的奶会怎样,考虑到安全标准的制定都有相当大的安全系数,这次检出的含量倒也不一定就有多大风险。还有那个批次 牛奶的去退掉,已经喝了如果没有不适基本上也就没有问题,以后不再喝就行了,如果喝了而感到不适的,赶紧就医并且保留好各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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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2月25日讯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4日公布近期对全国液体乳产品进行抽检的结果公告,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 140%,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

另一款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长富纯牛奶(精品奶)也被检出黄曲霉素M1不合格,实测值为0.9μg/kg,较标准超标80%。

25日凌晨1点,蒙牛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情况说明》承认这一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在此次全国性抽检的过程中,质检部门共抽检了蒙牛集团全国各生产基地生产的25个批次的产品,其中眉山工厂的这一批次产品检测结果超标。 公司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蒙牛乳业在说明中如上表示。

网易财经从质检总局该份检测报告中了解到,蒙牛乳业此批次超标产品由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福州检验中心检出。被检测出黄曲霉毒素M1实测值 为 1.2μg/kg,国家规定的最高值为0.5μg/kg,蒙牛该批次产品超标140%。蒙牛该批次超标的产品为该集团眉山公司2011年10 月18日生产 的250ML/盒包装的纯牛奶产品。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当年中国人怎样哭毛

当年中国人怎样哭毛

焦国标

金正日死了,朝鲜人民陷入"巨大悲痛之中"。这一幕,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借着金的死,让我们重温几个我们自己当年的几个镜 头。同时,借助这些旧事,可以反窥当下朝鲜"举国同悲"的现实
 
                             镜头一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豫西某村的民兵营长跪在村庄的高音喇叭下痛哭,并且对那 些哭声小的人大声 痛骂。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驶过,司机似乎没有听到广播,这位民兵营长站起来,对着远去的司机大声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 车还往哪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没有下车听广播,民兵营长一脚踹倒车子,拉住骑自行车的人说:"毛主席死了,你的自行车还往哪儿 骑?"骑自行车的 人丢下车子,开始大哭起来:"毛主席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中国咋办啊?你死了中国谁管啊?你死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咋办啊?你死了右倾翻案风 谁整啊?"民兵营长一听骑自行车的哭出这么重要的问题,也开始一边哭一边说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死了谁管我们贫下中农啊?你死了 谁来收拾地富反坏 右啊?你死了谁来收拾走资派啊?"于是两人一起抱头痛哭。
 
这时一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挑着粪桶走来,把粪桶往地上一放,也跪在民兵营长旁边大哭起来,并且哭得惊天动地,比贫下中农还伤心。民兵营 长站起来,狠狠踢 了地主分子一脚,说:"我们贫下中农的伟大领袖,你哭什么?"地主分子说:"我伤心啊!"民兵营长问:"你伤什么心?狼子野心?"地主分子说:"毛主席去 世了,日本鬼子打来了怎么办啊?"民兵营长说:"地主分子闲操心。"地主分子说:"跑老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日本鬼子机枪 扫射死了,我害怕 再跑老日啊。"民兵营长说:"虽然你是个地主分子,今天我批准你哭。"地主分子重新跪到地上,继续大哭起来。
 
                             故事二
 
毛去世的第三天,堤下村的楚某接到噩耗:岳父去世了。岳父是富农分子,受了一辈子欺负,如今欺负他的总头子死了,马上就有出头之日了,他 却走了,一家人非 常难过,哭得悲哀不止。傍晚时分,岳父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来到丧家,告诉正处于亡父悲伤中的楚某的舅子:"上面有指示,你家不许放鞭炮!不许敲锣打鼓! 因为毛主席死了!"楚某当时在现场,非常愤怒,对大队支书吼道:"毛主席死毛主席的,我岳老子死我岳老子的,关你屁事!"大队支书恼怒 道:"你是谁?!敢 对毛主席不崇敬?!"暴怒的楚某吼道:"老子根红苗正!老子怕了你不成?!毛主席是人,难道老子的岳老子就不是人吗?!你少在这里混蛋!"楚某的两个舅舅 和姨子惊慌失措,赶紧把楚某架回屋里,又连忙对支书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办!"
 
                                故事三
 
南方某村有个记工员,无师自通一门技术――阉鸡,人称阉鸡佬。阉鸡佬阉鸡,起初是免费为乡亲们服务,顶多收下阉掉的两个公鸡睾丸,有的鸡 主想要那公鸡睾 丸,就给他一两毛钱作为酬谢。那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有人暗中告了阉鸡佬,说作为村干部,阉鸡佬不好好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却带头做阉鸡 生意,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大队革命委员会对此举报很重视,撤了阉鸡佬记工员的职务,还责令他写检讨,要他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划清界 限。检讨书交上去 了,可是有乡亲请他阉鸡时他还照旧阉鸡。大队革委会不答应了,把他定为坏分子,每次开批斗大会都勒令其接受群众批斗,害得他读初中的女儿几次想自杀。 1976年毛死时,队长组织全村男女老少对着毛像开追悼会,全村人都哭了,就阉鸡佬一人没有一滴泪。事后有人问他,大伙都哭,为什么他敢 不哭,阉鸡佬说: 千年万年都能阉鸡,为什么偏偏我阉鸡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得挨收拾?都是毛主席闹的。
 
                           故事四
 
某村生产队王队长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去世,王队长非常难过,哭了好几场。可是王队长发现,他家养的那只老母鸡却像往常一 样,仍然悠闲地在 院子里踱着步子,下蛋后仍然得意地咯咯叫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王队长恼了,从厨房拎把刀,把那只稀里糊涂的母鸡给宰了。当天晚上,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鸡 肉。王队长杀鸡吃肉的事,不知怎么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干部叱责他:"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还有心思吃鸡肉!"王队长有口难辩,不久,他 的队长职务稀里糊 涂地被撤销。
 
                             故事五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多钟,某校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响了:毛主席死了。学校操场上人越聚越多,个个神情肃穆,一个高年级学生悲痛欲 绝,身体不支,哭倒 在地。当天晚饭后,村子街上的大喇叭里还在播放有关报道,但路人行色匆匆,关注的程度显然降低了很多。一个平时不修边幅的人,此时却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 得锃亮,在大喇叭下有些夸张地踱着方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第二天学校上课时,某班班主任与同学们共同缅怀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后,用 一种很严肃的口气 提醒大家,越是在关健时刻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说到这里,这位漂亮的女老师换上了一副神秘的表情说:"昨天就有 一个四类分子,正当我们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时,他却打扮得齐齐整整地在街头耀武扬威,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教室里顿时一片嘤嘤嗡 嗡,同学们开始交头 接耳,有的同学则立刻就明白了老师说的是谁。不过,此时人们对阶级斗争已经厌倦,村干部后来也没有对那个人怎么样。
 
                              故事六
 
1976年下午四点,莫言(即作家莫言)所有部队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预备听广播。餐桌上摆着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 收音机,一拧开 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响。电池是班长叫战士莫言刚到村里的供销社特意为下午收听广播而替班长买的,还嘱咐莫言要开发票。莫言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 时,班长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死了。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莫言打懵了,这怎么可能?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四点 还没到,收音机里 就开始播放哀乐。这一年大家已经听好几次哀乐了,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那两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没有提前预告,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看来战友们 都已经知道毛主席死了,部队首长则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尤其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当广播员说 到毛主席"因病医 治无效不幸逝世"时,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应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莫言心想:这个杯子掉得好没道理,他提前就已 经知道毛主席死了,不是"突闻噩耗",杯子本来被双手攥着,怎会一听到毛逝世就失手掉在地上?莫言判断: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 演。可是首长还是表 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也许首长深知,这样的表演是一定要表扬的,否则迟早会吃那参谋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