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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星期一

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新的领导阶层的简历,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官,但不知道他们做过哪些事。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这些领导在他们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如省委书记)时可能干过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大事。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即使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中国中央级别的领导人在地方的业绩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实,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子里,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一"履历辉煌,政绩平庸"的特点。

但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中央领导层中有许多曾经在地方工作时为改革冲锋闯关作出巨大贡献的功臣,如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事。

今昔对比

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相比,80年代的领导有许多明显不同。在80年代,官员学历不高,但是比较敢担当政策风险,敢干事。在许多中央没有明确政策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中会有些人支持莫种政治风险极高的改革措施。

万里在安徽搞实际上的"包产到户"和赵紫阳在四川实行的类似的农村改革都有极大政治风险。习仲勋和任仲夷在广东推动对外开放时频频超越中央政策的允许的程度。

即使在比省低一级的地方上,官员们也冒政策风险,采纳试验性的改革措施。中国温州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敢于保护民营企业的改革。中国第一起企业破产案是在沈阳发生的。当时推动该案的是沈阳市长李长春。由于支持企业改革,李长春得到中央高层的青睐,后来青云直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愿意冒险。但是,和现在相比,愿意冒政策风险的官员要比现在多,因此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步骤比较大,而且呈由下而上的趋势。

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在80年代,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邓小平是一个敢担风险的领导人,他喜欢越级提拔类似的官员(朱镕基就是被邓跳越三级,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例子)。

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和陈云、李先念这些比较保守的高层领导的关系),通过建立个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裹足难进

但是,地方官员敢冒政策改革风险的现象在90年代后就基本消失。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已不是政绩 (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GDP增长,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拔),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靠山。

在人治的中国里,由"靠山"提拔的官员的基本特征是履历面面俱到,但是政绩平平。

在邓小平后的中国发生这一现象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邓后的中央最高领导(除朱镕基之外)都比较谨慎,是"避风险型"的人物。这些人当然不会喜欢政治上的冒险家(如薄熙来这样的人)。

第二,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已不再受"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捆绑,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无险可冒。但是,1989后中国高层对政治改革有很严的控制,地方官员深知冒政治改革的风险会有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所以根本不敢在政治改革上冒任何风险。

第三,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资,"而不是制度改革。地方官员很快掌握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秘诀,即土地财政,银行贷款,引进大项目。但是,由于所有地方官员都在玩这一游戏,大家的业绩都差不多。

因此仅靠GDP增长进京做官是不够的。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年龄是个宝,政绩不可少,靠山最重要。"中国官场流行的这句话基本上总结出了中国官员升迁的"潜规则."

由于这一政治逻辑,中国的官场的风气在过去20年中起了根本变化。官员越来越胆小,经济增长速度高但是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进步。政治改革倒退。官员提拔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所以会出现大规模和屡禁不止的"买官卖官"现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言而喻,这一政治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丹羽宇一郎:我在中国遇袭的那一刻……


丹羽宇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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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内阁决定了我的辞职,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在以尖阁诸岛开始以尖阁诸岛结束的2年零4个月任期里,我曾在尖阁问题的应对上遭到批评。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担任大使时所见所闻的日中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杀就杀吧",并不是恐惧,只是有些想不通。8月27日,我乘坐的公务车在北京市内遭到拦截的一瞬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不要让我受伤遭罪,要杀就一枪了结我吧"。万幸,拦截车的男子并没有携带武器,但抢走了公务车上的日本国旗,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自从担任伊藤忠商事社长后,我就明白一把手随时有可能遭遇危险。担任社长后我继续坐电车上班,一次,别人劝我说"因为有遇袭的危险,还是坐公司专车上班吧"。但我拒绝了对方,称"要想完全排除遇袭危险,只有坐坦克上班了,我还是继续坐电车上班"。记得当时还说:"假如我被绑架了,绑匪要求交赎金,也绝对不要给",因为会危害公司和国家利益。

决定接受日本驻华大使任命时,虽然没有预料到反日情绪会如此高涨,但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也有人劝我:"当下日中关系趋冷,还是拒绝吧"。此次是政治主导的驻华大使人事。并且可以想象,日中关系恶化时,大使一定会遭到批评。即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任命,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冠冕堂皇,但我的确是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即便受伤被唾弃也在所不惜。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后,我一直把国家工作摆在公司之前,这与名誉、金钱以及地位无关,只是感觉应该有国家效力的地方。就算在反日情绪格外高涨的今天,估计我也依然会欣然接受赴任。

因此,即使公务车遭到拦截后,我也从来没想过辞职,也没有厌恶中国的情绪。我认为留在中国,与中国对话有益于国家利益。

也许是在预想内,我的大使时代的言行受到了很多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针对东京都的购买尖阁诸岛计划,称"如果按照石原知事的计划实施购岛,日中关系将遭到重大危机"的发言。我并不想评价石原的计划是好是坏。不过,我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进购岛计划对日本无益,所以才会那么说。与被批评相比,日本国内对于购岛计划没有出现各种声音更让我吃惊。

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些极端,但这种氛围让我感觉有点问题。这是因为原本应该言论自由才对,但为了明哲保身,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噤若寒蝉,营造出一种不能自由发言的氛围。是害怕遭到批评吗?我也被批评啦。家里还多次接到恐吓电话。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氛围很相似。如果在这里不能突破,历史还会重演。

另外,我主张应该向中国增加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发言也遭到批评。我并不是为了帮中国修路造桥才主张增加ODA。各位知道对中国的ODA作何用途吗?是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委派70~80名年轻日本志愿者进行为期2年的志愿活动,包括到中国各地担任日语老师、进行看护援助等。用于志愿者活动的人工费和活动费正在逐渐减少,我只是想增派一些可增进日中友好的志愿者。

担任大使时,我走访了中国各省市。令我吃惊的是,任何地方都在播放反日节目。剧情全都千篇一律,身穿军服、佩戴军刀、手持手枪的日本军人是大坏蛋,最终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在中国的地方,"日本人=大坏蛋"的印象根深蒂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该如何改变?我每次会见中国政府政要时都会呼吁"这太不正常了,希望能够改善"。我还到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过自由讨论。

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志愿者活动等,增加与中国人的接触。"日本人=大坏蛋"的观念根深蒂固,与初次接触日本人的中国人交流并非易事。但是,为期2年的活动结束后,日本志愿者无一例外,全都哭着与中国人依依惜别。与志愿者接触过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想法确实发生了改变。我希望能增加这种活动。

因为与中国关系恶化,就削减预算、取消活动。这样做真的好吗?政治、经济和外交到底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吧,想必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吧。应该回到这个出发点更多地去发言和讨论吧。

丹羽宇一郎 简历: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出生于名古屋市。在伊藤忠商事粮食部门担任粮食外贸业务员时崭露头角。1998年就任社长,第2年果断清理了约400亿日元不良债权,实现了V字型复苏。2010年6月,因中国人脉丰富而受到关注,成为日本第一位来自民间的驻华大使。父母经营书店,从小耳濡目染,是日本商界数一数二的热爱读书的人。喜欢古典音乐赏析、书道和俳句等,爱好广泛。



齐奥塞斯库“打字机执照”与中共“实名制”


现在中国大陆特别流行实名制,不过,这在共产党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颁布的《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大概就是典型一例。

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在那个尚不知电脑为何物的时代,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控制舆论,钳制思想,让所有企图危及其安全的因素消弭于无形之中。究其根本原因,是其恐惧人民对政权的不满。

三十年后的中国,打字机早已为电脑所取代,而3.4亿的网民、210个网站和超过一亿个博客更是让谎言满天飞的中共欲"钳"之而后快。于是中共颁布了一项新的措施:网络实名制。即要求任何人上网都不能匿名。据称"实名制"是为了防止网民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等,但其目的与当年的齐奥塞斯库并无两样。

而除了实行网络实名制,中共政府还推行手机实名制,甚至在某些敏感时期连购买菜刀都要实行实名制。尤为可笑的是,今年5月,西藏拉萨市政府不仅对打字复印业营业资格进行严格审查,而且还推出了打字复印业主实名制度。也就是说,在复印业主接受印件时,对单位委托复印的,应依据托印单位出示的凭证,登记单位名称、地址、经手人姓名、印件名称及数量;个人托印的,应登记托印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件编号及印件名称。如果出现问题,公安机关除对打字复印店依法予以停业整顿或查封外,还将依法严肃追究复印业主的法律责任。

看来,中国人的自由是越来越少了,网络发言要实名,购买手机要实名,连复印个东西都要登记,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不正说明中共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吗?

中共在怕什么呢?也是,做了那么多的坏事,能不害怕吗?当然是害怕曾经的谎言被揭穿,害怕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而网络、手机、复印机正是传播真相的媒介。在中共看来,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极权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因此只要将这样的媒介封锁住,就能够达到阻止真相的目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中共就可以继续保有权力;而保有权力的中共就可以再继续欺骗百姓。

只是中共也只是一厢情愿。随着海外破网软件的推出,越来越多的人们还是透过"翻墙"了解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可以说,网络业已成为中共的一块心病。

而且,共产极权者无法了解的是,人们向往自由的思想是永远无法被钳制的。即便在没有网络、实行《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等严密封锁措施下的罗马尼亚也曾不乏勇敢的反抗者,如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罗马尼亚的穆勒就拒绝与其秘密警察合作;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中共的封锁力度更甚于以往,但一个个勇者如高智晟、胡佳、郭泉、陈光诚、谭作人、力虹等,秉持着良知并身体力行地以自己的精神魅力感召着世人。

二十年前,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极权统治在人民的怒吼声中被埋葬,那么,同样迫害民众的中共政权难道不会有这一天吗?或早或迟罢了。



东南亚成风险投资家新宠


柬埔寨金边——五年前,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开始走出种族屠杀和政变频仍的历史阴影,投资者们开始在这里四处寻觅生意机会。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柬埔寨快速增长的经济崩溃了,从国外流入的美元化为泡影。

道格拉斯·克莱顿(Douglas Clayton)留了下来。在经济危机中,他筹措了3400万美元(约合2.12亿元人民币),启动了针对柬埔寨市场的第一个投资基金。

"高风险同样意味着高收益,"花豹资本(Leopard Capital)的创始人克莱顿说。

在这个1500万人口的前沿市场,坚持可能会有回报。花豹资本称,尽管一些交易不顺利,但花豹资本在数笔投资上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到目前为止,花豹资本出售的三种投资基金已取得了36%的年平均收益率。

"我们入市早,干得还不错。"52岁的克莱顿说。

凭借着所积累的经验,克莱顿正向一些具有相似特征的地区拓展业务。今年,花豹资本启动了海地的第一个大型投资基金,得到了一些经济发展组织的支持,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在今后几个月,他计划启动针对缅甸、孟加拉国和蒙古的投资组合。他还准备在不丹启动第一个投资基金,这个国家一直不愿从国外引进投资。

"我们正努力开拓这类投资领域,"他说。"我们可以把钱投在那些以前无人问津的地方,得到很好的收益。"

他必须小心。克莱顿正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投资环境,这里问题重重:基础建设差、腐败、政局不稳、监管力薄弱,或者说毫无监管 。举例说,蒙古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操纵事件后,外国投资者都变得小心翼翼,该国的经济基础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已经在柬埔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觉得我们去哪里都会成功,"克莱顿说。

潜在的收益可能会是丰厚的。亚洲私人股本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 Private Equity Research)研究这一地区投资基金的表现,据中心董事总经理凯瑟琳·吴(Kathleen Ng)称,一些投资者可以让他们的资本变为两到三倍。

凯瑟琳·吴称,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投资最热的地区,但现在其收益高峰已过。许多投资者已经开始看向更远的地方,例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像柬埔寨、老挝和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现在刚开始进入投资者的视野,它们全都是花豹资本的目标市场。

"这些前沿市场确实吸引了一个不同的投资者,"吴说。"只要有合适的基金,下手又快,你就能赚不少钱。" 凯瑟琳·吴指出,即便是现在,花豹资本仍是专注于这一地区的少数几家私募基金之一。

不过,投资者想要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挣钱,还需要强大的储备。收益可能起落很大。根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在过去五年里,一项关注世界范围内前沿市场的指数下跌将近42%。

"表面看,这里有许多机会,"柬埔寨播种基金公司(Insitor)的投资项目经理尼古拉斯·拉佐斯(Nicholas Lazos)说。"但是执行起来却挺难。"

克莱顿的生意大多是在亚洲,他知道面临的种种挑战。克莱顿来自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他1982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Cornell),在陆军服役四年。他驻扎在韩国时,迷上了亚洲。

1986年离开陆军之后,他移居香港,说服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Sun Hung Kai Securities)给了他一份交易员的工作,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中国当时刚刚开放,"他说。"这家公司需要一些外国人。于是,我被聘用了,一边交易一边学习。"

三年后,他受雇于嘉里证券(Kerry Securities),主管它在泰国的投资研究部门。1999年,他在曼谷开了他的第一家公司,阿巴卡合伙人股权公司(Abacas Equity Partners)。这家公司专门研究不良资产的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良资产在泰国大量出现。

2005年,他第一次赴柬埔寨,当时正值他人生的一个反思期。第一段婚姻已结束,对于亚洲热点新加坡、印度、泰国、香港的疯狂发展,他也感到厌倦。

柬埔寨重新点燃了他的动力。"当时,感觉有点儿诡异可怕,"他回忆道。然而,他也感到这里有独一无二的机遇。"那时这儿还没什么人。真的没人知道,也令人兴奋。"

2008年4月,克莱顿启动了柬埔寨花豹资本,资金1000万美元,主要来自家人和朋友。然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投资前景大幅缩水。很多公司此时都从这个国家退出了。

克莱顿仍不放弃。在接下来两年,他走访了全球50个城市,向人们推销柬埔寨的投资机会。他原本的目标是为花豹资本募集1亿美元的资金,但金融危机期间,他调低了预期。"很不好卖,"他说。

自那以后,他在12家公司投入了大约360万美元的资金,在不同的行业投下小注。他在爱喜利达银行(Acleda Bank)投下500万美元,这笔投资迅速升值,并且在本地电信、公用事业领域方面取得了两位数的收益。

克莱顿正将他的经验运用到亚洲内外的各种投资机会上。对缅甸,他最有信心。缅甸正经历重大的政治变革。由于数十年军政府的统治,缅甸基本不对西方国家开放,突然,它开放了。

"这个国家将是花豹资本未来的投资重心。"他预言,缅甸的发展轨迹将延续其他亚洲国家在本世纪80、90年代的路线,只是速度会更快。"目前看来,它正在全速前进。"

但他也警告说,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外商投资法只是近期才公布的,很多行业仍不对外开放。首都仰光的宾馆里住满了商业代表团,但很多外来的投资者都抱怨,没有多少生意能确保成功,同时,腐败也非常令人担忧。

但对这些前沿市场,克莱顿更看中它们长远的发展。"这些地方对投资来说极好,"他说。"你只需要自己做足调研,建立本地团队,做正确的商业决策。"



《纽约时报》揭戴相龙家人靠股票发财


曾撰文揭露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聚敛巨额财富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又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人通过购买一家曾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股票而获得巨大收益。

这篇12月3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002年戴相龙任中国央行行长并负责监管保险业,当年,戴相龙亲戚控制的一家公司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巨额股份,后来这些股票价值数十亿美元。

报道说,据监管资料,购买平安保险股份的公司– 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是由数家投资公司控制的,其中包括戴相龙女婿车丰的两家公司以及与车丰亲属和商业伙伴有关联的数家公司。

纪录显示,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极好价格购买到平安保险股票,这个价钱是在这之前两个月英国一家大型银行购买平安保险股票时每股价格的一小部分。

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2002年12月26日用5500万美元购买平安保险股票。到了2007年,最后一次公开这笔投资价值时,这些股票价值31亿美元。

张大卫在报道中说,在调查中,《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戴相龙知道他的家人的这些活动,或者这里面有任何违法行为。但是报道说,戴相龙家人看来是透过在戴相龙对其有监管权力的公司投资而赚了大钱。

报道说,戴相龙的发言人以及他担任理事长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都没有给记者的查询电话回电。

戴相龙女婿车丰的一名女发言人通过电邮否认车丰有平安保险的股票。她说,另一位商人购买了这些平安股票,后来因遇到财政困难而将其卖给一些人,其中包括车丰的朋友和亲戚,但是没有车丰本人。

但是报道说,《纽约时报》看到的公司纪录显示,车丰以及他的亲戚和长期商业伙伴设立了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实际上使他和其他人能够控制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而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平安保险和海通证券都有投资。纪录显示,其中一家公司后来任命车丰进入平安保险的董事会,任期从2006年到2009年。

《纽约时报》上个月披露,天津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极低价格买入平安保险的股票。这家公司后来被温家宝总理的家人部分控制。在2007年底,泰鸿购买的平安保险股票价值37亿美元。

报道说,鼎和创业和泰鸿投资集团的这笔投资意义非常重大,部分原因是在2002年晚些时候,北京监管者特许平安保险不受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要求大型金融公司分割的规定的约束。



牛泪:薄熙来被割“尾巴”,死罪已免?


牛泪按:关于薄熙来下一步的命运,有个信号,高层已经释放一个星期,居然没有引起外界任何注意。老牛观察数日见无人指出,就帮大家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吧!

老牛曾经说过,很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猛料,背后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当别人只告诉你结果时,你会觉得这些内幕多么不可思议。但若告诉了你事情真相和消息来源,你一准又会大跌眼镜:原来消息得来如此简单,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只要您对相关领域研究足够深入,又能做个有心人,学会注意到细节部分,仅从公开渠道就能获得很多绝密信息。

有关薄熙来的命运走势就是一个案例。就如何透过公开资讯进行专业情报分析的方法,老牛于2012年9月18日(薄熙来被移交司法前10天),在《薄熙来涉嫌"重大违法犯罪",将移送司法》一文中已经教给各位一些初级方法,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曾成功预测了薄熙来当时的命运。老牛今天再以同一案例,教各位运用这一分析技巧,透视薄熙来在十八大后面临的死活归宿问题。

分析之前,先要注意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十八大高层人事变局,"习李"取代"胡温"。虽然习近平为倒薄投了赞成票,在十八大后完全没有为薄熙来翻案的必要,但在客观上,薄熙来已被拔掉牙齿利爪扔进监狱,成为"死老虎"一只,倒薄之于中共高层的整体政治利益、特别是对"新君"习近平左右两派通吃的意义已经明显不足。

第二个前提:薄熙来在最高检手里,而最高检又由政法委归口管理。所以,最高检、政法委对薄熙来案件的定性,或代表最高检、政法委立场的媒体如《检查日报》、《法制日报》等对薄熙来事件的后续报道措辞用语,一定要进行细致入微的拆解分析。

第三个前提:要注意中央9月28日移交薄熙来的官方通报对薄熙来罪行的界定,尤其是要学会将这个官方通报中界定的罪行范围,与最高检或政法委后期的定性结论或公开报道进行分析对比。

在了解上述三个前提基础下,让我们来对比分析十八大前后,中央高层对薄熙来案件的报道用语变化: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双开"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次通报的罪名:除了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用人失察、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之外,还用了"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的用语。这个模糊统称的"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是薄熙来屁股后可大可小,可让他生,也可让他死的"尾巴"。(中央对薄熙来的通报原文,请见本文后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12月25日,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又刊登了题为《重庆事件的主角》的文章对2012年中国政坛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薄熙来、王立军案等进行了点评。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三段写到:"中纪委对薄熙来严重违纪的审查报告是在9月28日公布的,他的违纪行为被从重庆市委书记一路追溯到在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任职期间,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以及他自己提到的用人失察。中纪委还发现这位政治明星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

各位"牛粪"注意到没有,官方9月28日移交通报中提到的"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在《法制日报》10月25日的后续报道中居然完全没有提及!也就是说这个遗留的"尾巴"被剪掉了。

对中共高层政治运作了解者应该清楚,中央级官媒对薄熙来事件进行报道是非常讲政治的,是需要在用语上反复斟酌的。《法制日报》的报道虽然不能代表中央在薄熙来事件上的最高声音,但作为政法委机关报,而且薄熙来又正好在最高检手里,其用词是值得推敲。

我们据此应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个"疏漏"不是该报记者或总编的无心之失,那么它一定是想告诉外界:经过最高检进一步仔细侦办,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已被排除?是不是为下一步检方起诉薄熙来埋下伏笔?是不是代表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薄熙来问题的处理态度?

我们知道,薄熙来所犯4条罪行,,够得上刑事处罚的只有"收受巨额贿赂"和"滥用职权"两条。在经济问题慎用死刑的情况下,除非司法机关认定的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如果仅仅依据这两条罪行定罪,薄熙来生存的几率还是相当大的。

决定薄熙来生死的关键就在"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上。如果薄熙来还犯有一些严重罪行,比如杀人等,那么他极有可能被判死刑。但是现在,《法制日报》透过这篇报道为薄熙来割掉了这条可能要命的"尾巴",是不是意味着薄熙来逃过死刑判决的几率开始陡然变大?

当然,以上猜测,只是老牛依据公开资料进行的分析,在没有定论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薄熙来有没有涉入其他更严重的刑事犯罪,他会不会被判处死刑,会不会被从轻发落从而逃过一死,老牛并不知道。

附: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强调,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各级党组织要以薄熙来严重违纪案为反面教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明党的纪律,改进党的作风,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主动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扼�路反腐 中��推�路�名制


〔編譯管淑平/綜合報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能立法要求網路使用者登記真實姓名,官媒近幾天來也頻頻釋放將加強管理網路的訊號,被解讀為中國將加強箝制網路言論,網友抨擊「網路反腐」或許就要被扼殺。

新華社二十四日報導,具有立法權的人大常委會本週將討論「加強網路信息保護決定草案」,重點之一就是推行「網路後台實名制」管理網路使用者身分,要求以真實姓名登記使用固網和行動網路服務;「財新網」報導,若無太大爭議,本案將在二十八日表決通過。

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近日也配合製造輿論,擁護以實名制加強管理網路。人民日報十八日起一連五天刊登主張加強管理網路的評論文章,二十三日更以頭版、三版、四版多個版面,指稱網路上充斥製造散播謠言、洩漏個人隱私等亂象,必須加強立法管理。

官媒高唱加強管制網路的同時,中國網友用來「翻牆」繞過官方網路封鎖的「虛擬個人網路(VPN)」服務,也接連遭中國網路防火牆阻擋。

中國網友認為,實名制顯然意在進一步箝制網路言論,防止民眾在網路上披露貪官污吏。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民眾上網揭發官員貪腐,導致多名貪官下台或遭調查,「網路反腐」成為揭弊有力管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時宣示反腐決心,也讓民眾期待新領導階層能鬆綁網管,帶來網路春天,但如今看來,至少近期內不會實現。

一名微網誌「微博」用戶說,「這會是一九八九年後最大的倒退。」廣東網友「貓小狸ZHG」說:「我相信立法後就沒人敢在網路反腐舉報了,我們國家又是欣欣向榮的一番景色。」也有網友質疑,官媒發表反網路反腐的訊息,是有人指使要與習近平宣示反腐唱反調。



《金融时报》 中国接连爆发理财产品丑闻


中国第二大银行正在调查顾客针对一种理财产品的投诉,该产品已遭受大幅亏损。作为中国金融业一个快速扩张的板块,理财产品近来遭遇一系列丑闻的冲击,上述事件是最新的一起。

按资产规模计是中国第二大银行的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成为本月第三家报告理财产品出现问题的机构。近年来人气急升的理财产品,被视为替代普通银行存款的收益率较高的金融产品。

虽然孤立地看,这些案例的规模都较小,但分析师警告称,它们暴露了中国金融业的更深层风险。目前中国各银行正展开更加激进的竞争,市场力量削弱了实施数十年之久的利率管制。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最近的案例中,建行吉林省一家支行的顾客向监管部门投诉称,该行向他们销售了一种"理财产品",这种本应带来有保证回报的产品却遭受了30%以上的亏损。

上周晚些时候,大型金融集团中信(Citic)旗下的一家投资公司报告,该公司的一个产品处境危险,该产品无法按期付息,当期未支付利息逾7000万元人民币(合1120万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中等规模的华夏银行(Huaxia Bank)销售的一种理财产品发生违约,给顾客带来至多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设定上限。为规避限制,各银行近年来开始推出所谓的理财产品。此类产品一般提供4%至5%的收益率,比存款利率上限高出大约1个百分点。

为获得更高回报,银行将储户的资金投入风险较高的投资,这些投资大部分不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建行的上述产品是由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组成的一个混合体支持的。中信的产品基于向一家炼钢企业发放的一笔贷款,而华夏的产品得到一家当铺和一家汽车经销商营收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储户大举购买理财产品,使其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投资工具。监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此类产品的余额总计达到6.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底高出47%。

此前银监会对理财产品的增长一直给予支持,认为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此类产品的余额占银行体系存款总额的不到10%。

但是,随着违约担忧浮出水面,该监管部门已勒令银行就其已经出售的所有产品提交详细报告。官方的新华社称,银监会上周发布了这项命令,银行有30天时间执行。

惠誉(Fitch)负责中国金融机构评级事务的朱夏莲(Charlene Chu)本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风险正在蓄积。她说:"管理理财产品的发行和偿付,正成为一项越来越大的后勤挑战。"

《南方都市报》异地高考“怪圈”待解


摘要:在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上,正在形成中央、地方、高校、新移民、户籍人口等的多方博弈。

1

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进必然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

2

非京籍家长到北京市教委送《宪法》、《教育法》。

3

家长团在街头宣讲,为随迁子女争取异地高考权利。

4

教育公平是家长团的最大诉求。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家长团志愿者提供

进入12月,各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陆续开始。而北京、上海、广东等各地在今年年底之前出台"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的承诺也走到了时间表的尾声。而这三地的外地户籍高三学生们发现,明年高考的网上报名,均未涉及异地高考的相关内容,他们眼看就要与明年的高考失之交臂。
在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上,正在形成中央、地方、高校、新移民、户籍人口等的多方博弈,而京沪两地的每一个政策似乎都会引发本地和外来人之间的冲突升级。
这背后,我国不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酝酿了这个"怪圈"。而要根本改变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峙的"零和游戏",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真正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才能让硝烟散尽。
京沪粤三地政策动向
进入12月,京沪粤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等都在就异地高考方案紧张地开展研讨、制定和提交审定,为年底出台做准备。
参加过北京政策研讨的人士透露,"会议取得了一些共识"。"北京未来的政策重点会围绕外来农民工群体,以避免政策出台后可能带来的移民效应,也体现了政策向更弱势的群体倾斜;同时希望国家能取消高考计划招生体制,靠各地自己出台方案没办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方向应该是各高校实现自主招生。"
11月22日至12月2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也就《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外来人口的"积分制"管理,该办法被视为上海实施异地高考方案的人口信息管理基础。草案称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其子女可以在本市参加中考、高考。而持《居住证》C证人员,其子女可以参加本市中职学校自主招生考试。
而获得《居住证》A证和C证的"门槛",均为"在上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不同之处在于"积分是否达到规定分值"。
"居住证A证的积分方法,应该会参照上海现有的人才引进居住证的打分方法。"参与了上海相关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说,而现有的上海人才引进居住证即"绿卡"的持有者,其子女已经享有在上海参加中高考的资格。而所谓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持有者,其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但高考除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上海的各项政策都要优于北京。"他说。
据了解上海市居住证政策的一个讨论方向是,"据相关部门测算,居住证A证持有者的子女到2015年大概会占到非户籍人员子女总数的11%."
对于居住证C证的办理,按草案"合法稳定住所"的规定,现有的居住在群租房、简易房、农民房等里的外来人口将被排除在外,"根据相关机构对此做过的排查,这部分人口中的学龄儿童大概占了外来学龄儿童总数的20%."据这位参与了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这部分人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最底层,他们的子女现在还能享受上海的义务教育,但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出台,可能会让这部分人的子女失去这个机会。"
这意味着上海未来可能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上面临倒退。
今年4月,广东省下发了《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工作方案(2012- 2014年)》,明确在2014年前,广东将试行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在输入地就读学校参加中考、高考,探索省内高职高专院校接受外省户籍考生的入学申请。广东明确了"异地高考",但"统一录取"则未确定。
12月6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升学的方案已基本成形,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一定会在规定时间内出台。
"同城待遇"改革因何收紧
教育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1260.97万人。而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比2010年同期增长4 .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39.3万人。上海这一人数与北京接近,广东省则达339万人。
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上海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中,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已经过半。广东省流入人口最多,但高考招生指标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深圳,近七成的小学和初中生是非户籍。
"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60多个亿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资源的饱和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而上海市的教育经费投入已经从2009年的4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0亿元。
2008年到2010年世博会前夕,上海市用了3年的时间关停并转打工子弟学校,500多所经过整治留下157所民办校,政府给予补贴。从2008年开始,上海大量开放公立中小学接收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入学后享受和本地学生同样的生均经费拨款。2008年,上海市同时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了中专和职校,父母是双农户口的学生学费全免。
在上海市杨浦区,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中小学几乎是"零门槛",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户口本;但从2011年开始,增加了一年社保记录。"一个教室坐40个学生的标准普遍超标,中心城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普遍开始收紧,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中的政策收紧也并不突然。"参与上海政策研讨人士透露,"到2015年,上海剩下的157所民办校可能会再缩减1/3."
户籍冲突背后的教育财政分担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流入地政府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和我国较为特殊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说。
1998年到2003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为主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但中央政府没有规定自身的财政责任,也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城市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区县政府负担。对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税收等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区县政府不愿接纳非户籍学生进入所属公办学校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落实是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像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那样,财政投入以省级统筹为主。"袁连生建议。
而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中的高中阶段教育,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本来就偏低,财政责任又处于法律空白,"除了学生家长负担的学杂费外,非户籍高中学生的公共教育成本应该由流入地的哪一级政府负担?"这也是袁连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行流入地中考,非户籍高中生的财政投入经费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经费一样,应该以流入地省、市为主,由中央、省、市和区县共同分担。"他建议。
在高等教育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占了94.7%;对于部属院校,属地政府与教育部也搞了"省部共建"。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教育部中国教科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举例,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私立大学的招生都会向本地生倾斜,因为这些学校毕竟占用了本地的土地和各种资源。
"关键是中国的高校招生能否改变计划体制,做到分类考试、大学自主招生。"吴霓说。袁连生认为从财政投入的角度来说,异地高考比中考要好做,"因为考虑到非户籍生本地考不一定本地上,部属院校又有中央财政投入,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不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还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高考录取分数差异,其本质是录取指标不均衡,根源就在于高考高度计划的分省集中录取制度。"他说,"推进异地高考不能变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零和游戏,应该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实现自主招生。"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2012年12月30日星期日

彭博社 太子党的亿万身家毁掉中国的未来

译者
核心提示:而中国领导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是共产党官员变成当代洛克菲勒和范德堡的图景。邓小平一定从未想过,追寻财富埋下了中国的祸根。当你追寻金钱,你很难以其他方式收场。

原文:Billionaire Princelings Ruin a Chinese Vision
作者:威廉·白塞克(William Pesek)
日期:12/27/2012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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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制作:David Gibson】

中国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全拜国际媒体采用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Woodward-and-Bernstein,他们是跟踪美国水门事件的两名记者——译注)模式所赐,他们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跟踪资金流动。

本周彭博社新闻揭露了所谓八老的报道即是一例。六月份发表的关于下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家庭累积的财富的文章,描述了这些受益于1949年后毛泽东的掌权的建党元老的后代们所攫取的巨额财富。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改变了世界,自那时起,邓小平等开国元勋所设计的经济改革便未曾停息。

扳倒尼克松的新闻双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所使用的战术,帮我们揭开了隐藏在邓小平为他的人民描绘的愿景背后的贪腐。邓小平和中国其他元老的计划是,通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来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目前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6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使中国总体经济有可能于15年之后超越美国。

元老们没料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把这些搞砸了。太子党们利用国家的信任以及顶级政治资源,从中国的发展中牟取了过多利益。这个结果会把邓小平吓一跳:30年爆炸式经济增长开放了市场也减少了贫困,但目前的不平等使人们开始怀念前共产主义时代。

财富掠夺


现代史上最大的财富掠夺之一不仅加剧了贫富分化, 更推迟了针对经济效率低下的必要的经济改革(这种低效率被国家宏观调控掩盖)。 目前许多资金被太子党们控制——事实上,深不可测的巨额财富。这么多太子党及元老配偶们其中的3个——包括邓小平的女婿和毛泽东经济沙皇陈云的儿子——他们成立或营运着的公司去年总资产达1.6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八老三分之一以上的子女和配偶在国有企业中占据高位。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太子党,他将在未来10年内领导中国;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他誓言摒除腐败是实干的还是空谈。彭博社报道他的(扩展)家族如何积累高达3.76亿美元财富。

连接点

《纽约时报》今年也忙于跟踪这些财富,把金融数据中的点连接起来。《纽约时报》报道,现任总理温家宝家族在其任内积累了数十亿美元。对于小心翼翼维护的人民心中的简朴谦虚的"温爷爷"形象,这份报道无疑是当头一棒。

政府的反应只有愤怒。例如,它谴责《纽约时报》怀着政治动机,力图抹黑中国。但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必须用透明的方式来应对。

当你细看读者对外国媒体报道中国腐败的反应,会有种阴谋论的感觉:西方媒体听命于华盛顿和东京官员,想诋毁中国的崛起。那也太笨了。只有白痴才希望世界 第二号经济体崩溃,13亿人挣扎着找到足够吃的东西。全球经济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译注:指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收益总和为 零)。上亿人变得富足会有利于所有人,无论是为劳力士、耐克或者丰田汽车工作。

最大的威胁

不幸的事实是,数亿中国人的财富并不像邓小平希望的那样分配。现在越来越难对中国大众掩盖事实,而这对共产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看到不恭敬的文章会封锁发文的国际媒体,但是这无法掩盖内部的腐烂,而财富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薄熙来的丑闻开始得还不错。乍看起来,当薄熙来忘乎所以的时候,清除这位重庆大员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薄熙来魅力十足,其民粹式的"重庆发展模式"深受媒体亲睐,这些让很多当权者不快。当故事触及薄熙来大家族积累的巨量财富,他们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国 际媒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薄熙来事件。普通中国人也证明,他们与共产党的互联网审查部队可以一战。政府封锁了Google搜索引擎,Facebook的社交媒体网站和Twitter的微博服务,但是这些都无法使公众沉默。人民找到了有创意的方法,绕过防火墙;这种模式一再加强。

没有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曾经避免崩盘,中国也不例外。可能的催化剂包括污染和攀升的生活费用。而中国领导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是共产党官员变成当代洛克菲勒和范德堡的图景。邓小平一定从未想过,追寻财富埋下了中国的祸根。当你追寻金钱,你很难以其他方式收场。

(威廉·白塞克是彭博社专栏作家。本文表述他的个人观点。)

欲联系本书作者,威廉·白塞克在日本,邮箱是wpesek@bloomberg.net.
联系本文编辑,James Greiff邮箱jgreiff@bloombe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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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段子荟萃 12-30 #一日段子荟萃 @panda_L:2012年底,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缚刑,立于世界墙国之林。 @bigman510:转:某领导对一女孩耍流氓,女孩强烈反抗,领导骂道:“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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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段子荟萃  12-30  #一日段子荟萃

@panda_L:2012年底,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缚刑,立于世界墙国之林。 

@bigman510:转:某领导对一女孩耍流氓,女孩强烈反抗,领导骂道:"小妞,别闹了,我可是有背景的人!"女孩一听,顿时笑了:"大叔,别闹了,我可是有微博的人。"领导冷笑:"微博已经实名了,你想造谣吗?

@irrenhaeusler:「在網路上,沒有人知道你是隻狗。」「中國政府知道,因為連狗也有名字。」#實名制

@mranti:向大家汇报:今天央视新闻联播连续第13天攻击互联网。#另外我也疯了 

@pufei:从央视对网络的攻击内容上看,应该是央视某个妇女在淘宝上打算买A货后来发现自己被骗后又在微博遭到人民群众嘲笑后的一个报复小行动。 

@xyz98:一个连部门都经常不能实名(所谓的"有关部门")的国家却要推行网络实名制,真是一个笑话。 

@ljqu:网络实名制没什么意外,即便不明确实名制,其实还是实名制的,它们抓个匿名网民易如反掌。这个新炮制的决定只有一个亮点:网站光删帖还不算,还要主动报告。网站成了义务特务。

@tuiqiangzhe:最好笑的冷笑话:把你的姓名,身份号码给我,我来保护你的隐私不被泄露。 

@mranti:我个人觉得这次政府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法律最大的问题是,公司执行成本和政府执法成本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例如,后台实名制度,公司如何贯彻到5亿网友上去?还有,按照这个法律,所有的垃圾邮件和垃圾短信,政府都应当接受公民投诉,并且采取必要措施履行职责。请问,您他妈能忙的过来吗?

@此刻无语:天庭纳垢,地府藏污,人间禁论,百姓长哭,看苍山深处,黎贫似洗,瞧紫金殿前,鼠硕如猪。本可借网络暂抒民心苦,现才闻牢骚也让兽胆突。祭出实册录,为护表房叔,今夜若通过,明晨就反扑。曾就文狱笑清腐,再逢舆塞悔当初,五十讥一百,新寡甚旧孤! 

@wangwusi:看了这几天关于子孙们庞大产业、奢靡生活以及与权力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报道,含泪劝告那些孜孜不倦上书的老师们,不要再自取其辱了,他们拼死拼活抢了地主的小老婆,就靠你们几双膝盖几滴眼泪就想拿走?

@isaac:外媒记者最近几年在中国受到多次挤压后的反应,不是和你外交部发言人斗斗嘴,而是高级报复,用专业主义让你们上历史书。

@WoodenHarp:这世界自有人升官发财,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凑上去自带干粮道贺。奥运不就是教训么?大户人家开堂会,你也凑上去在照片一角举个剪刀手"哦耶",最后一瓶三鹿奶让你彻底摆正位置。大户人家玩航母,你也练劈叉庆祝崛起,也不知这次接下来是啥。你对着人家满脸春风,换回一句臭叫花子快滚,人嫌你身上有味。
 
@Justso_CN:电影《活着》的情节我爷爷奶奶经历过。他们是东北普通农民家里养了5,6匹马,日本人、国民党来了,爷爷当车夫运粮食,日本人特大方运完直接给几袋子大米当运费,奶奶说大米堆的小山一样。后来解放军来了,把几匹好马打白条"借走"了只留下一匹瞎马。马再没回来也没人敢要,侥幸,没被评上富农。

@网易轻松一刻:怎么乱也好,回家总能平静下来。又到了每日一问:近日,国家通过了《老年人权业保障法(修订草案)》,明确要求与父母不同住的必须"常回家看看",你会乖乖守法吗?A.法律上也写着"不能贪污"。B. 买车票难,请假难,怎么回?C. 养老不能靠政府,我们自己承担。D. 没谈上"对象",不好意思回。

@网易轻松一刻:这阵子,趁机乱来的,有这个局长家庭。网传东北部某省一位局长的家庭发生乱伦的丑行,父亲安排自己小三和儿子结婚,媳妇婚后诞下的小孩竟是父亲"经手"。太乱了,很抱歉,看不懂,也不想看。

@WoodenHarp:美国镀金时代涌现过大量的金元家族,中国现在似乎也有了洛克菲勒那么富的人,却没有洛克菲勒艺术中心、霍华德休斯研究所、卡耐基梅隆大学和迪士尼乐园,也没提供便民利民的创新、发明、产品和服务。恰恰相反,翻检中国权贵的资产清单,房地产、能源、官办慈善,他们发家靠的就是让普通百姓活得不舒服。

@李迅雷:过去10年的城镇化,城区面积的扩大几乎比城镇人口增长高出一倍,故可以看成是圈地运动。2011年全国向农民征地的均价为26元/平米,而平均土地出让价为944元/平米。这意味着农民在被征地过程中所分配的比例不足3%。余下的97%去向哪里? 

@lipuman:缅甸政府放开报禁的举措,给那些为所谓天朝新政叫好的人上了一课:什么才叫做改革? 

@tianshanml:我爸边吃午饭边看殃视国际神吹辽宁号上起降战机,配的是加勒比海盗的音乐,还算知道自己个儿是啥玩意儿。 

@laoyang945:前几天不是有个淘宝卖家说给差评直接砍死么?我们在淘宝上买个礼物送给方校长吧! 

@lin_lwy:近期贵阳有9名高级警官沦为上访户,其中最可悲的是原网监大队长潘爱云(51岁),以前专门负责监控网络言论,现在自己成了不稳定因素,被删帖、被拘捕。

@lianhuaxiaofo: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最终有70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地发现,70多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下发以后失去贞操的,女知青们是以**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丁雨雨《被亵渎的青春》

@lianhuaxiaofo:斯德哥尔摩症的经典病例:林豆豆参加杀父仇人毛诞辰纪念日活动;王光美组织毛刘后代和解会,刘源赴韶山向让将其父锉骨扬灰的人致敬;对毛有着清醒批判认识的顾准的儿女成了疯狂毛粉;张鹤慈早忘了他爷爷张东荪及父辈是怎么因只投了毛一次反对票被整死的了,还为毛大唱赞歌。还有什么比这种暴力更恐怖?

@SnHine:昨天听一个讲座,讲到经常吃撑的人不易长寿的时候,专家说:人这一生,大约就是吃九吨左右食物,谁先吃完谁先走。
 
@eleven_K:昨天听了一个讲座,人一生要按9万次快门,谁先拍完谁先走。

@bigman510:转:一女在博客上哭诉:最近才知道,原来老公给女儿取的名字是他初恋的名字,自己的老公曾经很爱初恋。但和自己认识以来老公一直对自己很好,本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现在才知道,原来老公一直没忘记初恋,呜呜.....一网友回复:"其实你老公是想说:初恋,我操你妈!

@猪蹄蹄小朋友:看了两天电视,已经学会了地方台卖药的套路:祖传老中医,传统治疗手段口服药物,不能有效到达病灶,我发现了某穴位,直接给药,纳米技术,一次见效,俩疗程痊愈,原价998现在只要99块8。热心患者来电问,这个药我用过一疗程已经从火葬场里爬回来了,还想再用一个疗程巩固,现在真的这么便宜不是骗我吧?

@二逼瓦西里:【出国才知我帝都威武雄壮】入境时被美联航的垃圾饭折磨了一路的我困得要命,盖章的美国警察问:第一次来美国?Excited?我说No.Just feel tired.就目前在旧金山Downtown转了俩小时的感受,我真想再找到内孙子问他:兴奋?你问我兴奋?你去过人类的中心五道口吗?土鳖!

@feicun:刚刚在快餐店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聊天,其中一个说:"上海真的是时尚之都啊,我第一次听到凤凰传奇就是在上海!" 

@IJuanQoo:突然发现155上下的身高真是这个世界的宝物。首先这种身高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单反放在头上当三脚架。早上起来梳头不用抢镜子。累了还可以顺手把下巴放在头顶。说悄悄话的时候,稍微低头可以把额头贴在额头上。生气了想要打我,但是被我一只手按住头之后完全打不到我,着急的样子应该也很萌,夸还是损?
 
@狄摩高根是Demogorgon:【真正的听力】和一哥们聊四级,他说听力他没有听,我说那你怎么做的题?全部盲的?!高潮是他的回答:他说:"我后面的做题写字声音大,我听他的声音了!""那你知道ABCD选那个?" 他淫笑了一下:" A是三画,C是一画,B和D是两画,可是D画的速度快!" 这才是真正的听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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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债券市场展望

华尔街见闻

AdvisonOne: 多亏美国财政悬崖,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2013年的债券市场注定和2012一样 - 一样的不稳定。但不同的是,2013年债券市场所能带来的回报,恐怕注定要让投资者失望了。

渴求收益率的投资者恐怕只能看到中/低个位数的回报

Loomis Sayles的宏观策略分析师Tom Fahey指出:

"在2013年,市场上投资者仍保持对收益率的渴求。但投资者要明白,像2012年这样优异的回报,不可能在2013年再次重演了。"

"收益率的不断降低使投资者想从债券投资中获得收益变得愈加困难。在2012年,投资级债券收获高个位数的回报,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收获两位数的回报。但是,在2013年,投资者千万不要预期过高。"

 "投资者的热情恐怕会被2013年的债市回报给浇灭了。明年的回报将会和买入时的收益率差不多,不要妄想再靠债券价格上升来捞钱了。"

"固定收益类资产中,我们认为在2013年有可能提供5%左右回报的有:银行贷款、可转换债券、高收益债券和住房抵押证券。我们仍然认为美国和欧洲投资级信用市场不会表现太差,但相对而言,更看好新兴市场发行的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债券。除非全球经济大幅下挫或再次出现金融危机(但看来在2013年不太可能发生),否则,美国国债已经没利可图了。"

"债券牛市将在全球需求上升并能保持在一个自我维持的水平时结束 – 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和公司真正有需求并愿意借钱、花钱、投资和雇佣雇员的时候。不幸的是,在2013年好像还没看到这种苗头。"

关注市政债券和投资级企业债

LPL Market的策略师Anthony Valeri指出:

"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以及最重要的 – 一个非常亲和市场的美联储,我们预期债券价格还会进一步升高,债券收益率进一步降低。不管财政悬崖最终结果如何,以上三个因素将会影响2013年的债券回报。在继续维持的低息环境中,我们预期不论是在正常、最佳、最差情景中,2013年债券投资都将提供一个较为局限的正面回报。

 "2012年,大部分债券投资者的表现都好于市场。但在2013年,在我们预期的基础情景中,高评级债券将只能录得低个位数的回报。"

"相比高评级债券,我们更关注投资级企业债和市政债券。这两种债券可以提供比相同年期国债高1.5%的收益,或比长期债券高1.3%的收益,并且投资级企业债的公司拥有良好的信用结构。投资这两种产品可以帮助度过这段收益率位于历史低点的时期。"

保持在"路中间"的投资方式

Morgan Stanley财富管理的高级固定收益策略师Jonathan Mackay指出:

"乐观来看,短期内通胀还不会对债券市场带来影响。但是,对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恐慌,将会为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带来麻烦,银行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将会使投资者逃往相对较为安全的美国国债之中去。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诡异"的投资环境中,而且在能看到的未来貌似还是继续维持这样。"

"2013年,债市将带来正回报,但绝不是前四年的水平。我们处于这个"诡异"的时期,最好保持一个走在"路中间"的投资方式,别太快也别太慢。虽然这一点也不刺激,但跟着大部队往前走总好过离开这条路然后发现自己已经咻地被人超过,因为你现在处于慢速道并随时可能进入快速道。"

"我们预期明年利率将窄幅波动,投资级和高收益债券将从中获益。这是由于投资者为了获取收益率,将很可能继续将钱注入这两类资产中。我们认为3至7年投资级和2-5年BB级的债券最具投资价值,尤其是那些区域性银行、保险公司、天然气、电力公司、医疗和消费板块。"

财政悬崖不会对企业债造成太大伤害

BNY Mellon's Standish Mello资产管理的全球宏观策略师Thomas Higgins指出:

"根据经验来看,债券偏好坏消息,因为它们被看做是"避风港"。财政悬崖逼近,决策者们花越多时间达成共识,市场风险越大。即使最后达成共识,经济增速也将放缓,我们预计在2013年,美国GDP增长将下降1.4%,进而可能导致衰退。"

"美联储承诺保持低息环境和维持量化宽松政策,这很可能促使投资者由安全的美国国债转向相对风险更高的资产,比如美国企业债。"

"在过去二十年里,当美国GDP增长在1%-2%时,美国投资级和非投资级企业债均表现优异。"

保持适当的流动性

OppenheimerFunds的首席经济学家Jerry Webman指出:

"在选举结束度过短暂的下跌时期后,市场再一次爬上"忧虑之墙"(wall of worry),未来流动性将会更加重要,为投资组合保留多一点流动性将会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保持额外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你要急着出售所有投资换为持有100%的现金。虽然我居然听到有财经节目主持人这样建议。"

"就像你不可能为50万的房子买100万的保险,同样,投资者也不需要为投资组合保留过度的流动性。尽管在市场波动加剧时,持有现金或高评级的债券是一个好方法,但这类资产却不能为你带来收益。保持过高流动性的成本是接受负真实收益(十年期国债在1.62%而通胀在过去一年是2.2%)。"

分散化投资

Wells Fargo Advisors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Brian Rehling指出:

"2013年,低息环境对投资者是一个挑战,但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散投资而做得更好。"

"我们预期明年利率不会被显著提高。Wells Fargo对2013年年底时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预测值是2.5%。"

 "我们建议投资者好好计划资产配置:需要提升收益率的固定收益投资者可以通过加大对信用变化敏感的资产,如通过加大企业债比例代替选择更长期的国债。短期投资者务必对垃圾债和优先股等资产更为小心,这些资产的潜在波动性可能很大。此外,他还建议,投资者千万不要为了获取收益率,而选择与他们风险容忍能力不匹配的低信用评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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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未来增长预测的错误

华尔街见闻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不管是财政悬崖对美国复苏的影响,还是日本新政府打击通缩的努力,最近大量的经济评论都关注短期影响。而当前的细枝末节终会了结,我们对长期的繁荣前景了解多少?
 
克鲁格曼给出的答案是:比我们自以为的少。
 
关于长期预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期是官方的典型例子。CBO对今后几十年有两大推测:一是与过去几十年增长类似。生产力方面与上世纪70年代平均增长不会相差太远;二是过去三十年来突飞猛进的收入差距今后只会温和增长。
 
CBO的推测代表了一种传统思维,而克鲁格曼认为这两种推想可能都有问题。
 
最近有一种新的观点,克鲁格曼认为,虽然看法本身不见得正确,但它的思路几乎相当于给上述这类传统的推演预测以毁灭性打击。
 
它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 Gordon提出的观点。
 
Gordon称,经济增长不可能急剧放缓。长期增长并非稳定的过程,它由多次工业革命推动,以特定的一些技术为依托。
 
Gordon认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远比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回报少,可以说电气化是比互联网大得多的买卖。
 
反驳Gordon技术悲观论的观点主要认为,信息技术才起步,它们的巨大回报将来自智能机器兴起。
 
假如遵循这种论证技术回报的思路,我们自然会想到人工智能领域。几十年来,人工智能取得的成绩令人沮丧,在处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松胜任的事情方面,电脑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而近来人工智能面临的障碍看似已经减少,一个主要原因是如今的电脑可以通过在巨大的数据库里搜寻模式得到智能结果。
 
语音识别还不完美,但已经比几年前大幅提升,成为一种很有用的工具。物体识别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但它距离成为经济上重要的应用也不再遥远。
 
因此,机器可能很快就可以准备就绪,能胜任目前还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这意味着生产力会迅速提高,经济整体实现高增长。
 
但谁会是这种增长的受益者?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是,因为智能机器最终会使工人的贡献价值降低,技术最熟练的工人不例外,因为他们的高强本领会突然变得多余。
 
克鲁格曼指出,关键在于,有理由相信,预测长期预算的传统思维彻头彻尾地错了。而当前讨论政策方方面面几乎都取决于这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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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接连爆发理财产品丑闻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2012-12-28 (www.ftchinese.com)

中国第二大银行正在调查顾客针对一种理财产品的投诉,该产品已遭受大幅亏损。作为中国金融业一个快速扩张的板块,理财产品近来遭遇一系列丑闻的冲击,上述事件是最新的一起。

按资产规模计是中国第二大银行的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成为本月第三家报告理财产品出现问题的机构。近年来人气急升的理财产品,被视为替代普通银行存款的收益率较高的金融产品。

虽然孤立地看,这些案例的规模都较小,但分析师警告称,它们暴露了中国金融业的更深层风险。目前中国各银行正展开更加激进的竞争,市场力量削弱了实施数十年之久的利率管制。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最近的案例中,建行吉林省一家支行的顾客向监管部门投诉称,该行向他们销售了一种"理财产品",这种本应带来有保证回报的产品却遭受了30%以上的亏损。

上周晚些时候,大型金融集团中信(Citic)旗下的一家投资公司报告,该公司的一个产品处境危险,该产品无法按期付息,当期未支付利息逾7000万元人民币(合1120万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中等规模的华夏银行(Huaxia Bank)销售的一种理财产品发生违约,给顾客带来至多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设定上限。为规避限制,各银行近年来开始推出所谓的理财产品。此类产品一般提供4%至5%的收益率,比存款利率上限高出大约1个百分点。

为获得更高回报,银行将储户的资金投入风险较高的投资,这些投资大部分不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建行的上述产品是由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组成的一个混合体支持的。中信的产品基于向一家炼钢企业发放的一笔贷款,而华夏的产品得到一家当铺和一家汽车经销商营收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储户大举购买理财产品,使其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投资工具。监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此类产品的余额总计达到6.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底高出47%。

此前银监会对理财产品的增长一直给予支持,认为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此类产品的余额占银行体系存款总额的不到10%。

但是,随着违约担忧浮出水面,该监管部门已勒令银行就其已经出售的所有产品提交详细报告。官方的新华社称,银监会上周发布了这项命令,银行有30天时间执行。

惠誉(Fitch)负责中国金融机构评级事务的朱夏莲(Charlene Chu)本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风险正在蓄积。她说:"管理理财产品的发行和偿付,正成为一项越来越大的后勤挑战。"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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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稚嫩”的中产阶层将面临空前浩劫


曾当选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尽管贵为首相,却仍在租房居住。就在他当选首相之际,中国拥有房子最多的官员、一个县级干部都不是的局长爆出拥有35套房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富不能富官员。日本在这种做法下,打造出一个经济强国,尽管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国,但租房的日本首相恰好是中日差距之所在,中日两国的较量始终进行,科技经济较量的背后,一个廉洁的公务员全体也决定两国发展的潜力和成败。

尽管对中国大陆过去数十年持续高涨的GDP究竟有多少的水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是难明就里,但过去十几年中国大陆的住房价格以远超GDP增幅的狂猛成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房价与家庭年均收入的比值,世界各国长期稳定在3至6倍之间,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合理比值,而中国早以10至20倍雄踞世界各国首位。由于普通中国百姓收入的成长远远赶不上GDP的成长,妄谈与房价的涨幅看齐,因此有很多老百姓靠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也买不起一套住房,很多工薪阶层也因此而深感人生的挫败与无力。不过,这并不影响房地产市场持续发飙,因为房产早已成为各类大大小小官员们受贿洗钱、增值保值的工具。

下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部分被查处官员拥有的房产数,看完就不难理解都是些什么人在希望房价高居不下——

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国企)副总经理宋军有37套房产,其中25套在北京;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其中北京33套;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万青名下房产30多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就有房产27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上海房管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房产至少有30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上海的〝炒房区长〞康慧军有24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辽宁抚顺市顺城国土分局局长罗亚平2007年便拥有多达22套的房产。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房产总面积7203.33平方米,房产保守估值在4千万以上。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期间,在多个房地产项目规划报建审批方面,为房地产老板谋取利益,敛财数以千万。正如人民论坛所言:这些官员不查都是两袖清风,一查不是浑身是宝就是房产连片,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的杨爱金,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一下子就搜查出3000万元现金以及17套房产证。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有房产27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房产25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

打开2012年12月13日各门户网站的最新新闻,与房产有关的报道就有三条:第一条佛山:"房产上亿妻子移民"的公安局长未违纪;第二条:杭州房管局副局长被停职,传其名下房产有20多套;第三条:北京现年底恐慌式抢房:有二手房一天提价70万。综合此三条新闻不难发现,一边是部分政府官员动不动就是"房产数十套价值数亿",而另一边是高房价下大量老百姓无房安身立命的焦虑与尴尬。一个官员被曝出有几十套房产,这显然有着巨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当官,官员靠实际工资收入压根就买不起房子,但官员很少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如今年6月初,云南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指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在种种权力优势下,多数官员往往占有着远远超过各地公务员住房标准的房子,在多数百姓沦为"房奴"为房子挣扎的时候,他们却奢靡成风。这种巨大差距和矛盾,只有用杜甫的诗可以形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这些动辄几十套的房产只是被曝光的部分官员众多财富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12月16日在中大举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红霞作了《土地市场中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的量化关系》的报告。张红霞称,研究的初衷是发现近年来,地产腐败案频繁曝光,更有开发商直言:"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假期组团旅游等方式来摆平权力部门。"张红霞表示,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官员拥有资源配置和机会授予权,不法者有出于私人目的而索贿的企图。

2011年12月-2012年3月,课题组成员深入武汉、广州、南京三地,在当地国土资源及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对开发商行贿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不过调查并不容易。匿名填写且保密的情况下,共发放了600份问卷,有460份返回,其中有72份缺失数据。更重要的是,经过核实,有251份回收的问卷是受访者的下属或者亲戚朋友而非开发商本人填写,因此,最后保留的有效问卷是137份。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受访开发商选择了行贿可以获得廉价土地或有利政策。有72%的受访开发商认为行贿可以获得政府保护并促使对其竞争对手施加限制。133名受访开发商(有4名因外出未访问)中有七成人表示,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是与政府官员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情况和官员所处的位置以及帮助自己的程度,在心里形成好处费的价目表,通常是:科级干部5000元-1万元,处级干部2万元至3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5万元或者更多才拿得出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正向相关,即政府的干预越多,开发商行贿越多。开发商对收入的预期在二者之间起到充分调节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收益感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政府设置的垄断越多,开发商越感到这里面有空子可钻,送了钱能带来好处。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腐败绝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中国高企的房价中至少有30%的腐败成本。统计数据也显示,国内房地产业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既使扣除腐败成本,平均利润仍然远不止100%。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地产从来就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里,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他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中国这些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开发房地产而迅速暴富的富豪。中国却是个特例,一个涉及13亿国人民生的领域却变成了一个制造富豪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谁与官方有重要关系或与主要官员能够达成一种默契,就能够获得最好的土地,获得巨额暴利。

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也已经买不起一套房了,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却在城市里占有拥有大批房子,这无疑给千千万万老百姓点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告诉我们,权力寻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官员们除了拥有大量现金或情妇之外,都会通过房地产来攫取大量财富。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

有人说,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不搞几套房子,你都不好意思当腐败官员。君不见,只不过一个城管领导,名下就拥有房产数十套,在城市房奴无数,房产被称为硬通货的当下,难怪惊起网民们莫名惊诧一片:"这得抢多少苹果,没收多少辆推车,收多少保护费啊!"。很显然,如果一位官员量工资之入为购房之出,不过就一两套房产,他就是在践行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位官员量隐性收入为购房之出,拥有多套乃至数十套房产,他就是在疯狂地为人民币服务。

现如今,中国房价持续上涨,房产己成为官员受贿洗钱、增值保值的最佳途径。将非法所得转变成房产,不仅安全性提高,租金可观,还能享受房价飙升带来的快感,完全用不着担忧财富在通胀下缩水。如果一个官员拥有了多套房产,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很可能会利用权力资源,将房价继续推高,他们岂会为调控房价去努力,只有房价高企,维持持续上涨的势头,官员们所拥有的房子才会成为真正的硬通货才会保值增值。最终受到伤害的仍是普通百姓。

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而官员们拥有太多的房子只是为了保值和炫耀!北京如此多的空置房,都是拜各地贪官所赐。早前一项统计显示,各省市的书记、市长、县长不少都在京城购置房产,如果将他们赶出北京,恐怕北京的房价要跌去一半。更何况,官员们自己都有几套房在手,当然体会不到中低收入老百姓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痛苦,反而因房价、租金高涨成为既得利益者,谁都不愿打压房价,降低租金,自然也对保障房建设热情不高。

不论你是买房还是买馒头,首先你兜里需要有钱,你需要有支付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我们能够买些什么,能够买多少。因此评估楼市是否存在泡沫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把房价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联系起来。

其次,住房不同于苹果或馒头,更像是股票。苹果、馒头只能给我们带来一次满足或一次收益,我们称之为商品。确定商品价格是否昂贵,我们只需要比较我们支付的价格和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或满足程度即可。而住房、股票能够给我们带来多次满足或多次收益,我们称之为资产。评估其价格是否昂贵,往往需要比较我们支付的价格和这些资产给我们带来的多期的收益。以上海为例,2011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毛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五险一金"之后,老百姓可以带回家用于储蓄或消费的收入为36230元。2011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25102元,那么上海市人均储蓄为36230 – 25102 = 11128元。2011年上海商品房销售均价为23591元,这就意味着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的平均价格为235.91万元,上海城镇居民购买这样一套房子,需要储蓄2359100/11128=212年。两个成年人组成家庭并且每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储蓄40年,并且不买骨灰盒和墓地,需要储蓄2.65代人!

房地产调控、房价下降,无疑会降低房地产投资,降低地方政府在高房价中获得的利益,从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没有不破的泡沫,不要相信日本的泡沫会破灭而中国的泡沫永远"闪烁"的神话。泡沫的存在性和泡沫破灭的必然性,意味着所谓"刚需者"入市,未来的财富会腰斩!最大的担心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中国"稚嫩"的中产阶层,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是城镇化,"尽管官方数据表明城镇化率为50%,但真实的数据可能只有35%"。他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创造更多新的社会需求,所以中国不缺需求。但高房价已经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国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需求的释放。因此中国需要体制改革,释放内需。许小年称,造成高房价的原因在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真正的博弈巨头,地产开发商、老百姓、农民都不具有博弈能力。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不解决,就会继续依靠卖地补充财政收入,在土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希望地价越高越好。"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房价立马就降。房地产问题经济学可以解决,但是政府的利益解决不了。但我相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政府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许小年表示。

2012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是分化,由于经济景气周期下行,以及出口大幅下降,导致以单一资源为主的中小城市如鄂尔多斯、以外向出口为主的中小城市如温州东莞等地房价下降,如冰山融化。也许因为冰山融化惊吓到了某些人,也许因为地方财政的警报开始拉响,从2012年年中开始,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开发商开始以低价检选土地,下半年大规模进入市场,到四季度地价上升,以至于某地方政府不得不以行政手段中止企业拿地。从年中开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价格坚挺、成交量上升,其他省会城市房价开始抬头,到四季度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房地产市场由淡转旺,其背景是刚性与改善型需求主导、表面上限购限贷仍在严格执行。可以想像,一旦房地产政策放松,房地产市场将如何火爆。

2013年,主导房地产市场的首先是城镇化。农民无论是自愿上楼还是被动上楼,都需要"楼"。假如未来十年有4亿农民朋友进入城镇,如果他们手中拥有征地而来的第一桶金,通过商品房解决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那么市场必须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商品房;如果进城的农民朋友大部分征地款被剥夺,那么地方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保障房,羊毛出在羊身上,分配给农民的保障房等支出必须通过房地产收益得到补偿。所以,成本就是房地产,40万亿的成本,需要多少房地产支撑?女人永远缺少一件衣服,地方政府永远缺少社会保障的一块资金。

基建投资需要土地杠杆。城镇化进入快车道,中国需要大规模基建,2013年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还将大干快上:中央重点工程由央企负责,各地基础工程基本上都由各地城投公司负责,城投公司发城投债、到银行借贷,最重要的抵押品、资产评估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像火箭失去燃料,还做什么基建?还建什么轨交?乐观的说法是,可以利用民资,确实,中国存款将近百万亿,民资作用不可小覤。城投债或者信托就是利用民资的重要方式,除非造假,仍然需要抵押、担保、风险等级评估。而从温州等地的轨交民间集资情况看,民资对于入股、集资轨交兴趣缺缺,一方面是因为公益项目赢利前景黯淡,需要政府补贴,另一方面,是担心无法提到相应的管理权与收益权,甚至担心最终被"关门打狗",从历史经验看,这样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

从2012年四季度开始,热钱开始冲击中国香港地区,导致香港金管局释放千亿港币、几十次干预汇市,以压低港币汇率。2013年,全球热钱流动势头有增无减,国内资金流动到发达经济体进行资源、品牌、技术并购,而大规模的移民推动了人口、资金进入地的房价。发达国家借入零利率的美元、日元,在全球寻找套利机会。可以肯定,中国货币政策将比2012年略有宽松,以适应投资增长,全球主要央行零利率抑制了中国央行的加息空间,明年真实汇率还将继续上升,名义汇率加上通胀都处于小幅上升区间,尤其是通胀的预期,正在逐渐加重。

不可忽视,2013年还有两个特点,房地产市场继续分化,温州、鄂尔多斯、邯郸等地回升无望,冰山从边远地区融化,而大部分省会以上核心城市房价还会上升。另一个特点,房价上升半遮半掩、欲说还羞,有关方面意识到房地产泡沫在将来的危害,因此房地产政策继续紧缩,而实际需求与经济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上涨的内生动力。尽管戴着原罪的帽子,尽管无数骂名,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往上走。市场有逻辑,路径依赖也有逻辑,骂声与政策不可能消除逻辑。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在中国官场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只要对全国各地所有的房子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相信不难发现,官员所拥有的房子远远超过了老百姓。事实上,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各地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无济于事,谁也不愿意真正花力气去抑制房价。

中国房价飚升与腐败有直接关系,虽说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但许多官员通过权力获得房子只是为了洗钱和套现,因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越来越脱离了民生的本质,当蚁族拥挤在城市的地下室为生计奔忙为未来愁苦时,官员却轻而易举就能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的房子以及花不完的黑金,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官民对立仇官仇富情绪。

就在2012年11月份,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二手房成交量出现明显增长。对此,传说是因国家试点推行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以至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因为,对于官员来说,拥有过多数量或者价值过大的房产,可能成为新一轮反腐大行动的对象。看到18大后不断有"房叔"、"房婶"出现,最终因为房产过多而断了前程,相信许多贪官都十分害怕,不少人也许要悄悄暗地变卖四处空置的房产。可以预计,只要拿出人口普查的劲头来次官员房产普查,认真调查、排查官员的房产,许多隐藏很深的贪官将会"无所遁形",暴露于世人的面前,成为现阶段打击官员腐败的有力"武器"。

如果在房地产领域清除了所有腐败因子,也就还原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而竞争的结果肯定是价格的大幅度回落。



网络实名立法:一场无望打赢的战争


2012年12月28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以145票赞成、1票反对、5票弃权毫不意外地表决通过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次立法前,中宣部曾发文并在媒体调控会上要求中央以及在京媒体配合造势,新闻联播的对网络自由的负面性评论已经持续多日。对此,有网络资深人士认为,这次对网络实名制的立法,是长期维稳政策在网络上的持续体现,与"网络反腐"无关;这个立法规划可能更早,新执政层的更替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网络反腐"除了是时间上的巧合,还与各媒体鼓吹评论的作者取巧有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副主任李飞在表决后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就强调,"公众担心出台这个决定会影响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发表监督批评意见、揭露腐败行为,是没有必要的。"该决定第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然而这次网络立法,对于网民来说,最糟糕的问题仍然是,当局进一步给了运营商删除信息封锁账号的授权,且还没规定删错了网民有何纠错机制,甚至连司法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也给直接剥夺了。

第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一般认为,上述规定要害在于"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基本上,所有的互动网络服务,包括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甚至网络论坛都可能被纳入"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该"决定"给目前已经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初步推广的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更高位阶的法源。但实质影响未必很大,网络评论人士认为,"实名制影响有限,该干啥干啥。"

其实,中国网民早就知道当局随时掌握身份信息,且异议群体想在网上找个身份证号并不费劲;再者,大事发生时,传播主体是普通人,不怕实名;当局审查效率不如发布及传播效率这个被动局面未变。

这次网络实名制,压力最大的反而是运营商。中国的网络立法一直强调网民的发布是"委托"发布,故这次仍然要求运营商"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贯彻实名制本来就有技术难度,验证是否本人不易。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称,将在总结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个城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细化网络身份管理制度。不过,中国的网络管理,已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政商高度联结捆绑的问题。实名制是政治需要,但在执行层面,却未必能得到运营商的全面配合。

而"英国广播公司"则报道,中国已经收紧了其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规则,来强制执行以前提出的用户必需实名注册的规定,官方媒体新华社说此举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一揽子措施中的一部分。但批评者认为,它却无法停止数亿中国人使用互联网,他们许多人使用微博网站进行揭露、辩论和热议。实名注册原计划2011年开始实施,但并没有得到广泛执行。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浪公司2012年初在一份公开文件中警告说,此举将"严重降低"其微博网站的流量,微博相当于中国的推特,拥有3亿多用户。英国广播公司说,中国政府已经正式表示欢迎曝光官员滥权,但领导层似乎已下定决心反击新一代更大胆的博客作者和评论家所构成的威胁。在网上出现令人尴尬的官员滥用职权的报道后,权贵们在增加对使用互联网及电子出版的控制。他们样焦虑互联网传播持不同政见的潜力,及他们会坚持对信息传播的控制。而要求互联网用户实名登记,将削弱互联网作为自由论坛、匿名投诉有关腐败和官员滥用职权的地位。

因为,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开始对网络反腐感到不安。近几周来,网络活动人士在一批腐败官员的倒台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倒台的官员包括因曝出不雅性爱视频而被免职的原重庆权贵们官员雷政富,以及陕西的"表哥"和广州的"房叔"等。这些官员面临的监督反映出,虽然遭到严格的审查,但在外界对腐败日益关注的当下,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还是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这也给权贵们带来了压力。

有迹象表明一些官员认为网络反腐已经走得太远。负责新闻审查的官员对部分当地媒体表示担忧,认为网络反腐运动过于极端。《人民日报》在一篇名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其(网上的言行)对个人以及社会造成的伤害,也不是仅仅存在于虚拟世界当中。《人民日报》旗下小报《环球时报》也发表了看法。该报在一篇社评中写道,互联网从张扬个人自由开始,已经走到严重损害个人自由的临界点。除了个人信息以及隐私受到严重威胁,一些人以虚假身份上网,从事各种违法行为,成为互联网良好环境的破坏者。但很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并不为这番言论所动。一位新浪微博用户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种关系紧张的状态反映出随着外界对贪腐问题的担忧日渐升级,权贵们试图维系的一种微妙平衡。

中国官场的某些角落已经悄悄地加大了对外界开放的程度,这显然是对舆论非常敏感的表现。但步子还是迈得太小,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步走。像美国等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到的那种信息披露程度在中国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实现。在政府试图维系这种平衡的背景下,网络监督可以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将其网站上公布的领导照片进行"模糊处理",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个别人将领导照片进行合成并以此威胁敲诈。该县多位官员没有回复记者请求置评的电话,其中一位官员叫记者参考当地媒体的报道,称报道中详细叙述了官员照片可能被用于敲诈勒索的问题。此举在网上引发大量批评。一位网民说,无论政府此举出于什么原因,这都远离了国家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目标;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应该是让人们监督官员,但现在如果人民连官员的长相都不认得,还谈什么监督?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说,现在当局拟立法实行网络实名制管理,可是,规范网民言论权利的标准在哪里?所谓侵犯个人隐私的底线在哪里?谁来规定哪些信息属于合法,哪些信息属于非法?刘晓原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当局把这些标准都握在自己手里,那么网络实名制的有关法律就会成为限制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的恶法:"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标准就在他们手里。他们认为,你这个不能说,你说了,就抓。没有标准可能他们会认为最好(最方便)执法了。"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说,自从重庆官员雷政富因淫秽视频曝光而63小时迅速倒台后,网络反腐势头越烧越旺。但在现任高官被举报后,显然引起了权贵们的恐慌。他说:"权贵们的高官人人自危,不知道哪天网络上就爆出自己的负面消息。习近平说,打铁还要自身硬,但是有几个能说自己做到自身硬的?所以这样反腐发下去,会对执政造成很大冲击。"华颇评论说,权贵们担心,微博反腐将颠覆权贵们一贯的"党来管党"的原则,多年来,对权贵们不论奖惩还是提升,一直都是组织说了算,但最近以来权贵们发现,网民正在争夺对其干部的生杀大权。华颇说,权贵们绝不能允许这种局面的发展。

中国网民对全国人大拟立法实行网络实名制议论纷纷。持支持立场的网民说,网络欺诈和虚假网站使网络支付不安全,加强网络信息保护迫在眉睫。网民"雪山望月"说,"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话语权,但不能让谣言在网络上满天飞,网络信息安全需要立法规范!"持批评立场的网民则认为,立法使用"信息保护"这一模棱两可之词,把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内容管制混为一谈,实则是算计网民,进行心理暗示,实行网上禁言。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是有着十多年网龄的资深网民。在网络潜水8年后,章立凡于2005年自动放弃匿名权,主动选择实名上网。他在《网络裸奔自白书》中说,选择实名上网,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无论实名匿名,网民都在裸奔。所谓既成事实是,当局用重金开发的网络监控系统可以让上网的人隐私毕露,无所遁形,想查谁发了什么帖子,随时可以从虚幻的网络空间追至现实世界。章立凡说,现在当局要立法实行网络实名制,不过是对网民的一种威慑,明白地告诉网民,老大哥在看着你。

章立凡说,早在1995年就提出的官员财产公示至今仍遭顽强抵抗,迟迟不能出台,而网络实名制提出不过两三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现在全国人大更是要立法实行网络实名制,体现了新的"两个凡是"。他说:"凡是对官员有利的就迅速推行,凡是对官员不利的就长期搁置。我们看到,新闻法搁置了多少年,阳光法案搁置了多少年,像这一类打压言论自由的就迅速地实行。"

网民"自由独角兽"说:"权力没有制约的当下,权力对互联网大谈法治,只要有点常识的人,你信吗?如果有一丁点诚意,就先把你们的财产公布了吧!"网民"时代凯撒"说:"不急着反腐,却急着封锁互联网,这种怪事只有在天朝才有吧。"……

韩国是最早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韩国人金宰贤为金融时报撰文介绍韩国网络实名制时说,韩国于2007年7月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旨在减少网上的语言暴力、名誉损坏、虚假信息传播和不正常的人肉搜索。但实行实名制后,韩国不仅没有如愿以偿,结果恰恰南辕北辙,致使韩国各大网站成了黑客的主要攻击对象。他说,2011年7月,韩国发生前所未有的信息外泄事件,约3500万名用户信息外泄,泄露的用户信息非常详尽,有用户名、姓名、生日、电话号码、地址、加密密码和身份证号码,几乎涉及所有的韩国网民。文章说,韩国民间团体和专家认为,互联网实名制是网站遭到黑客攻击的根本原因,因为韩国网站以实名制为由,注册收集并保管用户的诸多个人信息,从而成为黑客袭击目标。

韩国首尔大学一位教师的研究发现,实行互联网实名制后,诽谤跟帖从13.9% 降到12.2%,只减少了1.7%,但是,网络论坛的平均参与者从2585人减至737人,跌了71%,网络实名制导致的"自我审查"阻碍了网上沟通与网民的议政热情。

在韩国民间组织的推动下,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出现了松动,韩国网民正在等待宪法裁决,是否要废除互联网实名制。金宰贤则以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韩国网络实名制文章的话作为他文章的结论:"韩国的经验证明,实名制是劣等政策"。

而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要求实行网络实名制即日生效。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该法律是"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对于许多中国网民来说,这只是官府再次企图限制互联网言论自由,以及防止网民泄露官员贪腐和行为不检。虽然中国官媒表示,该法律将"加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但中国网民担心实名制将导致他们的个人信息泄漏风险更大,一些网民称"网络揭腐,从此休矣"。

不过,网络实名制尽管会暂时压制一些网民的言论,但是也有一批公民无所畏惧。目前大陆有超过5亿网民,大陆民众中已经有一批人早已觉醒,始终坚持用真名、实名在网上揭露官员、批评权贵们。这些人根本不受当局现在推出的网络实名制的影响。坚持用真名、实名;另外如果当局利用网络实名制对网民打压,更能促使民众觉醒,反抗专制。权贵们是打一场无望的战争。

比如,笔者在网上从来都是实名制。自己的名字,恰恰是因为我对我的言论负责的表现,尤其是批评权贵们的。网络上还有象信力建、杨恒均、李悔之、熊飞骏、萧瀚等等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实名。所以,的的确确公民中有一批不受实名制影响,因为我们从来就是实名制。

近年来,无论是天灾如北京暴雨造成市民死亡,还是人祸如温州动车事故伤亡真相,无论是政治方面王薄事件,还是经济领域网络反腐民众追问权贵们的个人财产,网络上普罗大众和权贵们当局的较量从未停止。

网络实名制不仅仅是网管在搞,主要是在公安、国安部门。尤其公安、国安部门不是先去查网络本身被曝光的官员的违法犯罪,而是先查消息是怎么走漏的,是谁公开出来的。这,中国的网民都心知肚明。因此,有些公民担心政府的报复,有些公民会有一定的沉默,但也会有一些公民不在乎——并不一定就是那些本身就用实名的。就是普通的公民,有些公民会认为,作为公民有曝光的权利、有曝光的义务;当他受到报复以后,他们受到报复这件事本身又会被曝光出来,然后大家就会去探讨网络实名制实际的目的——权贵们变着法的、绞尽脑汁地想打击公民的言论自由。

但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公民的言论自由,他们根本无法遏制的。他们是打一场无望的战争!如果用网络实名制对网民打压,更能帮助民众觉醒。这样,只要权贵专政越来越疯狂,民众就很有可能在噤声后被逼走上街头,网络实名制随之也就变成一纸空文,就如众多法律法规在官员心里成为一纸空文那样……。



我所了解的水果批发市场一手资料

我们家有人是种苹果的,每年大约15吨左右。

我亲自去华南某批发市场了解过,也经常问一些路边水果摊贩。

1、终端销售单价:广州市这边80cm规格的全红果,超市单价3.8元,不到4元,水果店单价稍高一点。

2、运费:大型水果批发市场的小老板跟我说,一斤的运费是9毛至少。我小学同学有人开那种集装箱货车,说从华北到华南每月平均收入在4-5万。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具体含义不详,可能有水分,运费就算5毛一斤。

3、第一级市场成本:我们老家那边经纪费是1-2毛/斤。装箱工人费用是管吃住70-100/天,一般7-10个人每天能装大约5-8吨,和每斤0.1毛。纸箱每个装30斤,好一点的零售4元,批发会便宜一点合0.1元每斤。以上成本在每斤4毛左右。加上养闲工人成本,雇车等成本基本再合3毛。以上收购环节每斤成本在7毛左右。

4、80cm全红纸袋果的果农收购价为1.5元。

综合以上成本每斤成本在2.7元。收购商的利润空间只剩下1.2元。如果最终一级零售商和超市一斤要挣3-5毛的话,那么作为中间收购商他就只有7-9毛钱能够挣。

但是这7-9毛还需要应对1、批发市场的管理费,税费,2、因天气,水分流失等变质消耗损失。3、超市进场费。4、资金成本,5、意外成本(比如翻车被抢)。

经过以上分析,收购商从收购到销售完全部自己搞定,每斤挣5毛,30吨的话能够挣3万元。不太清楚10吨的苹果到达批发市场的话多久能够销售完。如果销售期得10天,运输4-7天,采办10天,基本得一个月。
综上所述,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收购商团队(5人左右)一个月能有不到10万的收入。
以上成本计算中,只计算了我了解到的成本。另外管理,税费,损耗等感觉按2毛能少。

按照目前的市场,一个经销团队在最顺利时,大约2万/人月的收入。我们同乡在北京打工,到旺季时有1万多的收入。

我们边上的买水果的告诉说,去年一天能够销6件,今年4件都难。

了解到以上情况,我跟我家里人说,"只要有人收,能买就卖吧;少赚点就少赚点"。"后期入冬,水果入国库,搬运存储也得成本一两毛成本"。

最后我们家的纸袋苹果大部分在1.3元出手了,规格(大小75以上,红度不计)。

我们那边方圆几十里都是苹果,到现在为止水果出手的没几家。大家的想法是:"物价一直上涨;人工也在涨;凭什么水果不涨,人总得吃吧";"去年两元多了,今年卖一块多?到过年后必定会回来的。"

后市如何不敢乱说,说不定政府大规模投资,又有人炒农产品了。落袋为安,总归还是赚的。



流氓式辩解――从宋彬彬到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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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打死人,始于刘邓集团的高干子女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966年7 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8月5日,教育工作者,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 宋要武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 这里说的宋要武,就是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李长春的夫人。

在 刘邓集团子女文革中的暴行被公之于众这后,一些右派小丑们像流氓一样辩解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受了毛泽东的鼓动。并说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 接见红卫兵时,亲口对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并称这段事登载在《人民日报》。但不是 记者的报道,而是宋彬彬本人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章中,宋彬彬本人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这是这个事件的基本脉络。

是否可以由此得出毛泽东是在鼓动宋彬彬搞武斗呢?毛泽东喜欢问人家名字,改名字,是时有发生的。解放前建国后都有过。假定真的毛泽东这样说过,就能确定是毛泽东要鼓动武斗吗?显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甚至毛泽东是不是这样说的,也是问题。我尚未查证人民日报是否出过这样一篇文章,姑且当做是真的来分析吧

从时间关糸上看,打死卞仲耘发生在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发生在八月。也就是在此之前,刘亭亭,宋彬彬,邓南她们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人!能说是毛泽东在鼓动他们吗?毛泽东是否知道是师大女附中发生的事还是个问题,是否知道宋彬彬参入打人事件更是个问题。

宋彬彬受到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文章见报,是谁的策划呢?而其时主管宣传的是邓小平。如果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性来看,发生在北师大女附中的打死人事件,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北师大女附中的打人事件是刘邓集团操纵自家子女,为保自身位,打击迫害无辜群众的一个范例。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刘邓集团 的一个阴谋。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讲话,文件,制止武斗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没有看到刘邓有这样的讲话和文件,我们只看到刘邓一个又一个讲话都是针对群众的。

宋彬彬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卫兵,千家驹《自撰年谱》中说,"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民间亦有宋在串联期间在武汉用红卫兵皮带打死一人的传言。能说这是毛泽东的鼓动吗?

事实上,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都在大力倡导"要文斗,不要武斗",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一千年也改变不了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为平息化解 各派矛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而挑起从北京到地方武斗事件,都是刘邓路线的人。把自已文革中的暴行,推到毛泽东身上,不过是一种流氓式的无耻狡辩罢了。

文革后,宋彬彬改名宋岩,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并在麻省理工获得地球学博士学位,宋彬彬后来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2007年9月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文革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



彭博社:红色家庭被美国同化,投票给奥巴马

核心提示:宋任穷将军的8个子女有5个居住在美国,其中三个女儿已经是美国公民,其中一个儿子也拿到了美国绿卡。美国——中国人眼中"美丽的国家"--吸引了很多中共元老的后代,宋任穷家族就是其中一个极佳的示范。

原文:U.S. Family of Mao's General Assimilates, Votes for Obama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这个穿着豹纹拖鞋来开门的中年中国女子站在门口为让客人等待而道歉,据她说她正在锻炼身体。两只迷你小狗像一双拖鞋一样趴在她的脚上。

这个砖瓦结构的房子有一个精心修剪的草坪,灌木丛很好的把她家和邻居区分开来。这是一幢位于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郊外的富人区普通的豪宅,和周围的建筑没什么两样。

她就是宋昭昭,发型简洁,举止文静,现在是密歇根大学医院的一名护士,年薪大约82000美元。她和她的美国先生Alan住在这栋房子里,她先生为福特汽车工作。

尽管她看起来是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是你不能用普通来形容她,别的什么都可以: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是位于中国顶层的贵族。

他们的父亲(宋任穷)曾追随毛泽东一起闹革命,在1968年失宠以前一直是中共的高级官员。宋昭昭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被下放到中国北部的一家农场,她和她 的父母一起住在那里的一个土坯房里。1976年毛泽东死后,宋任穷将军回到了国家领导层,他也被认为是中共"八老"之一。"八老"是指拯救中国经济于崩溃 边缘的八个人。

美国公民

宋任穷将军的8个子女有5个居住在美国,其中三个女儿已经是美国公民,其中一个儿子也拿到了美国绿卡。美国——中国人眼中"美丽的国家"--吸引了很多中共元老的后代,宋任穷家族就是其中一个极佳的示范。

宋昭昭兄妹在美国发现了机会,不光是教育子女和自我教育的机会,他们说,还包括商业机会以及远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以及受迫害的机会。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 在中国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们可以隐姓埋名过简单的生活,讽刺的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他们的父辈为之奋斗的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务以及平均主义价值观。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兄妹的选择都和别的红色家族截然相反,那些人在接受了常青藤教育以及华尔街的培训后都在追求着各种特权。

宋昭昭的大哥宋克荒,一年要到美国两次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家人在一起。宋克荒说有一些和他背景类似的太子党攫取财富和权力,全然忘了他们的根在哪里,他对此感到很难过。

打补丁的裤子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严格管制根本没有什么特权,"宋克荒在谈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还在上学的时候说道,"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谁裤子上的补丁多,我们觉得补丁越多就越光荣。"

就在上个月,中国共产党经过密室会议讨论决定了十年一度的权力转移,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宋昭昭说她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二次投了奥巴马的票。

作为宋家(第二代)最年轻的孩子,她很明显对于记者到安娜堡市来采访她感到不舒服。她很谦和地花了几分钟回答记者的问题。她说她父亲并没有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父亲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昭昭说,"他想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

"狡兔三窟"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顿大学的一名研究中国政治精英的教授,他说,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使政治混乱达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顶点,很多家庭都遭受了监禁、下放以及羞辱。

彭博社研究表明,接受访谈的103位红色后人及他们的配偶,都在美国居住、工作或者学习过,其中有三分之一就读过位于马萨诸塞州为精英人士准备的预备班,进过常青藤学校,在纽约如摩根斯坦利之类的公司实习过。

傅士卓引用一个中国的成语说:"(他们懂得)狡兔三窟(的道理),他们会让自己的资产配置多样化,接受高等教育以保证在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有条后路。"

文革期间,宋任穷家庭的处境很不妙,在那个十年中,为了避免对毛泽东的权威造成不利影响,很多红色家庭都被监禁,或者被下放到偏远的地方。

文革开始的时候宋昭昭才11岁。不久就她哥哥,宋克荒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也因此被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批斗。

毫无信任

宋珍珍,宋任穷的三女儿,目前居住在旧金山,在接受电话访问时正在骑者自行车,她说"我恨死文革了,所有人都是骗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说了什么话有人转身就去告发。"

他们的二姐宋彬彬是文革期间最有名的红卫兵——由崇拜毛泽东的学生组成,她曾在1966年8月的天安门集会上把红卫兵的臂章别在毛泽东的胳膊上。她也被毛泽东赐名"要武"。

就在那个月,宋彬彬所在的女子精英学校(师大女附中——译注)的红卫兵杀害了一名教师,宋彬彬也参与其中。

处理历史问题

宋彬彬在文革结束后过了几年就去了美国,在波士顿地区安了家并在毕业后成了婚,她的爱人是一位美国公民。根据学校和州的记录显示,拿到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后,她到了马萨诸塞州的Commonwealth公司,在该公司的环保部门下从事空气评估工作。

她把她的儿子Jin Yan送去菲利普安多弗中学(Philips Academy Andover),这是一家久负盛名的学校,该校的校训是Non Sibi,意思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之后他去了斯坦福大学。

稍微多说点财富的话题。《波士顿先驱报》根据州公共记录法发布了一份"你工作缴纳的税金"数据库,据数据库记录知道宋彬彬一年从马萨诸塞州拿到18000美元多点的养老金。

在美国呆了三十多年后,现如今已经65岁的宋彬彬十年前回到了中国开始处理她的历史问题。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为自己辩解说她曾经制止过针对她老师的攻击。

"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她写道,"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译注:直接引用中文原文;另推荐阅读《流氓式辩解——从宋彬彬到宋要武》)

旧金山

在她的先生于2011年过世以后,她接手了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Copia。我们向该公司发出请求希望能采访一下宋彬彬女士,她没有任何回复。

居住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附近著名的斜街的宋珍珍当年决定远走海外。

在中国时她才十几岁,她说她努力接受教育。因为文革,她没有上高中,而是被下放到了东南部的一个农场。她仍然进了海滨城市福州的一所大学并毕业。后来她继续在北京求学,学习计算机以及卫星图像处理。

也是在福州她遇到了自己的先生陈方,此人是陈云的儿子。陈云是八十年代早期中国的最高经济决策人。和欧洲的贵族一样,这两个中国的顶层家族通过联姻联系到了一起。不过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多久。

一到美国,宋珍珍就决定要留下来。

"善有善报"

"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察言观色让别人告诉我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她说,"我在文革中经历过(那样的日子)。"

过去20年她是在旧金山海湾度过的,从科技行业跳槽去了私营公司,曾服务于美国国际集团(AIG)。现在她创立了自己的电子商务初创公司,聚焦于在线支付。

现在她和一个美国人同居,他们是在一次跳舞的时候认识的,现在她已经开始研修佛教。她说:"我相信善有善报。"

他们的大哥宋克荒是一名中共党员,在欧文市宋克荒和妻子儿子拥有价值95万美元的家,他的妻子儿子都是美国公民。宋克荒目前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在电话采访中他说他也拿到了美国绿卡,拥有美国永久居住权。

67岁的宋克荒和陈元,陈云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现任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一起上的北京四中,一所精英学校。宋克荒说他们的父亲在家庭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不要炫耀家庭背景。他父亲死于2005年。

谨言慎行

宋家还有一些成员仍然留在了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渐渐都身居高位,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宋勤,宋家的长女,在东北经营一家奶制品公司,东北也是他们的父亲管理 过的地方。我们没能联系到她。宋克荒管理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在公司官网上把国开行和保利集团(600048)列为合作伙伴。国开行和保利集团曾经由另外 两位元老邓小平、王震的亲属运营。

据33岁的宋米勒(Miller Song)说,宋家的家长宋任穷教导他的后代要谨慎对待他们的关系和权力。

宋任穷在为个人谋利益方面使用他的名号十分严厉,宋米勒说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告知绝对不允许告诉别人他家的背景,以免受到特殊待遇。如果他爷爷开车送他上学,在几条街外他就要下车,就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到汽车,宋米勒如是说。

两种文化

据宋米勒说,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才知道他和红色江山(中国革命遗产)的关系,——尽管认识他祖父的人都会注意到他在Myspace的页面上有一张照片标题就是"英雄"。

宋米勒说他第一次到美国时12岁,在15岁那年回国完成高中学业然后在加州上的大学。

他在邮件中写道:"中国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求学太正常了,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

他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万美元开了家公司,PatchTogether Inc.,生产塑料玩偶和个性化T恤。他说他为了和父母及朋友更亲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中国,这样也方便他和产品代工厂联系。

"我不象那些很小就去美国的孩子那样美国化,同时我也不是很中国化,"他在邮件中写道,"我觉得两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五五开。"

巴黎名媛成年舞会

尽管宋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院,自毛主席时代这里就是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居住地,他们仍然是那个团体的一部分。据宋克荒和宋米勒说很多家庭的成员都是在一起从小玩到大,比如陈云的后代。

陈云的儿子陈元把他的两个孩子都送到了美国上高中。他的女儿陈晓丹,英文名Sabrina,就职于一家香港的私营企业。2006年在巴黎举办的名媛成年舞会上,她身穿紫红色Oscar de la Renta礼服第一次踏入社交场合。据舞会网站说明,当天来自比利时的卑尔根达埃勒公爵埃杜瓦尔(Count Edouard du Monceau de Bergendal)是她的舞伴。

宋昭昭在位于安娜堡的家中开门的时候,身上穿着睡衣和栗色羊毛背心。她说,在文革之后追随宋珍珍到安娜堡之前,她在在中国学习了护理并参加工作。当时,三姐让她改学经济学。"我不喜欢,"她说。所以她回头接着学习护理。

回国次数渐少

自从父母过世后,她回国的次数日见稀少——长时间空中旅行太难受了,她补充道。她喜欢安娜堡的多元化和这里的文化,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还会不会回到中国。

实际上她都不愿意谈论中国。因为看到安娜堡的经济和房地产复苏,因为奥巴马终结了伊拉克战争,她投了奥巴马一票。但被问及中国的政治时,她避而不答。

"我家教育我绝不能他们的权力或关系来为自己谋利,"她说,"我们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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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右),宋任穷的女儿,1966年8月在北京的天安门集会中,把红卫兵袖章钉在毛泽东的胳膊上。图片:Keystone/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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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前右坐者,和他的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宋克荒,曹晓春及宋米勒,宋京波,宋昭昭,宋勤和最右边的宋彬彬及它的儿子Jin Yan,前一排左起:钟月林(宋妻),黄海涛,黄海昕。 1980年摄于北京。来源:由宋米勒提供的家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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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左二),儿子宋克荒(左一),孙子Miller Song(中),妻子钟月林(右二),儿媳曹晓春,摄于1990年。照片由宋米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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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米勒,宋任穷的孙子,一张没有表明日期的照片。来源:宋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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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涮羊肉的品味


今年北京大雪来得特别早,温度低得叫人吃不消。虽然我没赶上下雪,但雪后结冻的滋味其实更难受。这等天气,还有甚么东西好得过涮羊肉呢?

很多海外老食家初回大陆涮羊肉都会有点不适应,怎么有那么多人都大把大把地下肉,大把大把地捞呢?涮羊肉不是应该吃一片烫一片吗?一下子就把肉都弄熟了,那还有涮肉的情趣呢?莫非六十年的时间已经长得足够改变老一辈的饮食习惯,叫人忘记昔日的老规矩老作风。其实这是个误会,最早的涮羊肉本来就很粗放,和烤牛肉一样,是草根百姓的美食,大肉大酒正是它的应有之义。我们今天所知的涮肉规矩是后来斯文人的吃法,他们觉得涮一片吃一片的悠闲比较能配合自己的身份,否则就像一群饿狼碰到羊,太不像样。也就是说,羊肉该怎么涮,是个阶级差异的问题,而非古今差异的问题。

可是,另一些东西就真是今昔有别了。比如一家近十年来特别受欢迎的名店,本是北京城西吃涮肉的不二之选。但那天我一进房就觉得不对劲,原来烧炭的黄铜大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一具小铁盆,底下则是现代化的电热板。我最讨厌这种电热板了,它看起来很有智慧,懂得自动调温,其实却使得水温忽高忽低,十分不平均;要是你刚刚下了一片肉就碰上它降温,这涮肉往往也就成泡肉了。

一人一炉还是最不像火锅的火锅,因为它不用你站起来凑前弯身下料,免去了大家又站又坐的动作,因此也减少了那种挪桌动椅的热闹;而热闹,乃是火锅的本质。

也罢,反正这家人的肉还行,炉的问题就当作是时代必有的变化吧。于是我们一桌人吃吃喝喝,转眼就到了饭局尾声。不料店员这时送上两碟麻酱烧饼,我们一下子就呆住了,急忙询问为何等到东西都吃完了才来烧饼。那店员非常正经地说:"这是主食呀!当然要等吃过菜了才上。"然后我忍不住给她上课,告诉她烧饼是用来夹肉的,不能分开来吃。她的表情半信半疑,似懂非懂,彷佛在这家店里头从未听过这等奇闻似的。

又有一晚,朋友请我去一家据说十分高档的涮肉店,装潢是那种老外一看就喜欢的黑沉沉简约派,不消说,它当然也是一人一炉。然而,叫我震惊的是它有七种汤底选择,偏偏没有老派清汤底;它有包括山葵酱油在内的多种蘸酱,就是没有最规矩最传统的那些着料。不止如此,他们的店员还大力推销和牛、鹅肝与鲍鱼。这真的是家涮肉馆吗?我还以为自己回到了香港呢。

事后总结,我发现这两家店都不约而同地标榜自己"品味高尚",是款宴贵客的好地方。所以我就明白了,人家卖的不是涮羊肉,人家卖的是品味。

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产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订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千把二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不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且定位它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味,再将品味等同于奢华。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香港的不良影响,许多内地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味"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远甚,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之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且看十九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味,他们往往是这么说的:"×××的家居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二十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味,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味。

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十来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止是它自身的品质,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能在街上看见甚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心机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抹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自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十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经过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爱惜物用。这叫做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苟且花钱,朝秦暮楚。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甚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却可以藉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甚陌生的字眼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味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尽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宾士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藉醉臭骂上错菜的侍应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请女明星吃饭,给她一把保时捷的车匙,然后直接问她等一会儿去哪一家酒店开房好,这更是没有教养。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育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渺不可闻;岂不可叹?

我只不过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见着她用"奢华"二字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发出这一大堆牢骚;这自然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梁文道:吃与命运

【饮食男女】从小听说中国人爱吃会吃能吃,世上可以一比的也就只有法国人而已。但是年纪渐长,我才发现吃对中国人而言,其意义和内涵之深广,恐怕还是其他文化比不上的。就拿与吃有关的一系列用语来说吧,虽然许多语言都有从吃联想出去的概念和语词,但又有多少能像中国人这样,几乎把"吃"看成是掌握世界和理解人生的基础行动呢?试着做一件事,我们叫做"尝试"。透彻领悟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吃透了"。发起狠来,要表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则可决绝地说一句:"我吃定了XXX"。当然,更别忘了"吃苦"。

没错,欧洲语文里的"taste"也是妙用无穷的,原来只不过是口舌上的味觉判断,竟能延展到美学上头,再普及成了生活方式的"品味"。然而在我看来,"品味"到底有点虚玄,有点抽离,甚至有点雅驯,是朵舌尖上的小花。相反地,我们的"吃透"却多了层咀嚼的意思,更加贴身更加肉体;我们那句"老子吃定了你"还带了股食人族气息的威胁,更加原始更加狠烈。至于"吃苦",人类语言中可还有比它更能具体鲜明地说出生命之沉重,同时又能比它更宿命地默然接受这份沉重的词语吗?我不知道。

于是瞭解吃,便能瞭解中国之种种不可思议。

二十多年前,我常搭火车游荡大陆。坐在三等硬座上面,我这外来的"香港同胞"自然会在闲聊中"带着偏见"地说起政治。也许是那时国家改革元气犹在,人穷,但多半保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所以吃了那么多花生喝了那么多茶之后,我最记得的一句话是:"其实共产党算是不错了,养活十二亿人不容易呀,起码大夥现在都不捱饿了"。大江南江,火车大巴,几乎处处都有人和我说过类似的话。

这种话一开始听,我很震惊,因为它意味着遗忘。难道他们都忘了四九年前中国本来没有这么多人口,是谁高喊"人多好办事",鼓励大家硬生生生多了几亿人出来?难道这么和我说话的农村中年人忘了自己捱饿的少年阶段,忘了家乡饿死的亲人,又忘了是甚么原因要大家捱饿甚至饿死吗?

同时我又震惊于中国百姓的不幸易与。原来吃饱是这么的难,只要你现在让我吃饱了,我就满足了,既往不究,而且也不奢望更多。

这种话二十年来,还有无数变形。有时候是"共产党算是不容易了,我们今天都有电视电话,以前哪想得到",有时候是"今天中国的言论很自由了,以前私下在饭桌上都不敢说句政府坏话";再高级一点的还有"今天只要有钱就能出国,从前连过隔壁村都不行。共产尝算是不错了,中国这三十年进步太快了"。

去年我在一场研讨会上,看见一位深受士林敬重的台湾哲学家义正词严地抨击这种说法:"言论自由、移动自由,还有不饿死;这一切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它们全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怎么可以都说成是政府的恩德?好像连我不饿死都要感激共产党似的"。这番话说得真好,我百分百赞同。不过,我虽不能容忍政府官员说出这类不要脸的话,把大家可以用手机发短讯和搭飞机出国旅游都说成是它的"辉煌成就";但我却能同情地理解一般百姓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都得说二十多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闲聊,说回中国人的吃。不妨就从莫言的少年时代说起吧。

莫言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曾经以"吃"闻名,倒不是因为他很会吃,是个美食家;而是因为他太能吃,吃得太狠,甚至吃到了难看的地步。

何以致此?那全是小时饥饿的缘故。在《吃的耻辱》这篇小文章里,他引述过他母亲的自白:"娘在六○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李保管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干脆一头碰死在树干上算了,可等到放下来时,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的家里,见过堂里一张饭桌,桌上一只碗,碗里半碗吃剩的面条,麻风病人吃过的面条,脏不脏?但你大娘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还生怕被人家看见骂"。

另一篇文章《忘不了吃》,他说到"大跃进"时,邻居一个男孩在食堂打翻了手上一罐稀粥,"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莫言儿时也和这男孩一样,饿到了几乎甚么都干得出来的地步。他说:"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

莫言后来当兵,倒不是想要报効国家,他入伍主要还是为了医肚。在那个年代,对许多农村少年而言,最能管你饱肚的方法,大概就是从军了。但以他的身体状况,又实在不是拿枪做战的料,于是才被派去图书馆当文职。当年他一到新单位的第一顿就吃了八个馒头,激得管理员声称要杀猪,好叫他们这夥新人长见识。"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

为甚么村子里苦到要吃树皮地衣,一进部队就能吃猪肉吃到醉呢?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军队难道不正是一种"特权单位"?事实上,过来人都会发现,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里,农村死了两、三千万人,而城市却几乎不受影响。村子里种出来的东西全都安全无险地进城去了,村民却只能趴在地上喝粥,村童只好在荒地上寻觅昆虫来补充蛋白质。换句话说,那是一次鲜明的剥削,一次彻底的背叛;共产党为了保住城市工业的发展,背叛了它赖以起家的农民。

可惜的是,莫言没有明确地沿着这道轨迹往下讲,也没有意识到他从军这条道路背后的结构。抄了这许多莫言的散文,是因为我不只把它们看成是忆苦思甜的好玩文字,更将它们当做严肃的样本。这番自白是条线索,或许可以用来推测莫言今日惹人争论的原因,亦是认知许多中国人如何被"吃"克死的锁匙。

很多朋友对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很不以为然,他们看不惯他在许多官方场合上替政府涂脂抹粉,也受不了他那种左右逢源的「老好人」架势。再分析下去, 便有人说他是个「实际而狡狯的农民」。我了解这话不是贬损农民,而是试图勾勒出某种并不罕见的农民形象:土地上生活逼人,于是斤斤计较但又目光短浅地营图 眼前小利;村子里人事复杂,于是忙着讨好各方,绝对不得罪那些三姑六婆。

我不知道莫言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看他自述平生,尤其是早年挨饿的经历,总是会叫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大陆火车上遇见的那些农民,想起他们常挂在口上的那句:「共产党算是不错了,要养活十二亿人可不容易呀」。

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名家黄宗智先生判定明清以来的中国一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寡人多,如何以有限土地资源养活众多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头号难 题。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普遍贫穷」乃是常态,一日两餐则是最叫每一个人忧心惆怅的大事。且看「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与其说它表达了中国人有多爱吃,有 多么热衷美食;倒不如说它是个赤裸裸血淋淋的生死课题。国家好不好,政治得不得民心,它首先是个我吃不吃得饱的问题。政府说到底就是个我吃饱了没有的事, 而不一定是众人之事。

大家总以为「忠君」是个中国人很看重的传统美德;只要读读历史,就能发现戏曲小说里那些岳飞关羽,那些忠烈千秋的传奇,其实从来都是读书人讲给农民 听的故事而已。历代殉国的忠勇之士几乎全是士大夫,我很少听说一般老百姓会忠君忠到跑去为崇祯自杀。相反地,他们只想过上太平日子,不管你是李自成还是多 尔衮,只要给我吃饱的希望,我就投降叫你做大王。很多年前,一位殿堂级的大陆作家便曾拿中共那套农民起义史观开玩笑,说中国历史的真正骨干力量不是「起 义」,而是「投降」;全靠老百姓会投降,任你城头变换大王旗,我民间照样把日子过下去,中国才有了这两、三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

远的不说,光看抗日,当年颇有一批爱国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呼吁农民子弟参军报国。结果有不少纪录显示,不少学生被农民们骂得狗血淋头,给人轰回城 去。为甚么?因为经过多年军阀割据,这些小老百姓实在受够了,他们再也不想当兵,只要好好种地。他们不管亡不亡国,也不怕鬼子进村。反正今天鬼子还没打过 来,我还有活命吃饭的机会;要是我去当兵拒敌,我马上就是死路一条。

莫言拆解过「吃」这个字,说它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

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是否吃饱之后就不必下贱了吧?

可我怀疑饥饿已经成了集体记忆,而吃又是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甚至立身处世的原点。所以我们连思考社会和政治等规模宏大的问题时,也还是摆脱 不了吃的格局;当我们在判断正义与道德等涉及历史与记忆的价值时,照样离不开吃的限制。就像当年那些忘了自己曾因荒谬攻策挨饿,忘了家人被暴政逼死的农 民,他们跟我说「共产党算是不错了,十二亿人吃饱不容易」。吃,如此肉体,如此现世,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当下即是」。又好比今天赞颂盛世的那群 人,他们不关心盛世背面的阴暗,也不想关心那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跑去和政府作对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是我今天日子过得好,是我衣食无忧富贵太平。这 甚实是另一种我有没有吃饱的思路。

我不敢批评莫言在政治上的取态,正如我当年不忍驳斥那些在火车上和我一同喝茶一同剥瓜子的农民。我没挨过饿,但我知道怹们饿过,真的很饿。

 



美丽不冻人,可能吗?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当西伯利亚的寒风刮来之时,人们很容易就顾不上再研究穿着打扮了,一门心思将自己裹得像是步履蹒跚的老太太。那么,在气温低过零度的寒冷天气里,真的有办法既保持温度又保持风度吗?听听这些北方来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真的是很北的地方哦)。

"只有在俄罗斯你才能看到有女性穿着小细高跟鞋在冰封的街道上悠闲散步。"莫斯科设计师Ulyana Sergeenko这么说道:"哪怕是在最为寒冷的那些天,这里的女性都会努力做到漂亮和优雅。我喜欢俄罗斯女性这种时时刻刻都希望让自己看上去处于最佳状态的做法。我坚信一个女人应该让自己漂亮优雅,不管发生了什么。"

Sergeenko给出的"零下着装建议",其中有很多单品也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并不是仅仅只有皮草。其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是只能在冬天才能穿戴的——袖套、安哥拉羊毛披肩、羊毛手套和靴套、有着精美刺绣的外套、厚重的斗篷、明艳的羽绒服和雪地靴——这种用皮毛一体的羊皮做成的靴子真的非常保暖,舒适度也不错。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俄罗斯服饰。当持续几个月的零下低温到来时,保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又要多花点心思,免得每天都以差不多的形象示人。"

你可以在Sergeenko给出的冬季着装基础上,再搭配以Brora的刺绣披肩(售价109英镑)和有着民族风图案的开司米羊毛手套(售价45英镑)、优衣库的两色羽绒服(售价59.90英镑)以及Somerset by Alice Temperley的羊毛斗篷外套(售价299英镑)。

《Vogue》杂志俄罗斯版的时装总监奥尔加•杜妮娜(Olga Dunina)给出的方案则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个冬天,我穿着的是香奈儿的皮衣和马克•雅各布斯(Marc Jacobs)的系带军靴以及Stella McCartney的粗针短袜。或者还会选择一件Acne的宽松型羊皮机车夹克以及Stella McCartney的粗针毛衣和羊毛紧身衣。多层次混搭,通常我还会再来上一条编织围巾,可以用作头巾;以及由我最喜欢的俄罗斯开司米羊毛设计师Tegin出品的羊毛内衣。"

至于男性,《GQ》杂志俄罗斯版的时装总监伊戈尔•加拉宁(Igor Garanin)说:"配搭和宽大的围巾最重要。穿戴羊绒衬衫和领带是让你看起来轻巧灵活并还能保暖的最好办法。这个冬天,我最爱的是来自Ballantyne 的超厚羊毛开衫、Dries Van Noten的双排扣外套,以及Faliero Sarti 的围巾。"

如今躲开自己家乡严寒的冬季,在伦敦东区工作和生活的丹麦设计师皮特•詹森(Peter Jensen)说:"我通常从10月底就开始穿两双袜子了——一双是普通袜子,另一双则是非常厚的针织袜。我的母亲现在还在为我织呢。这是目前为止她唯一百织不厌的东西。"

那他要是回家的话又穿什么呢?"我喜欢Sunspel的热能内衣以及他家的羊毛手套和围巾。我还有一件非常棒的渡边淳弥的牛角扣粗呢大衣,衬里装有可以拆卸的拉链。我还会戴上自己品牌的羔羊毛帽子。但要说我最爱的冬季必需品,那还得是那只心形的暖手炉。你只需要摁它一下,它就开始发热,暖和得让你觉得足可以应付好几个小时的圣诞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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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张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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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坚定走邪路,明年四月起允许民办日报】缅甸新闻部昨天在网站宣布,任何缅甸人要出版日报,可以在2月提出申请,新报纸可用任何语言文字,从4月1日起发行。 老朋友越来越少啦。 附图为:无国界记者组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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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坚定走邪路,明年四月起允许民办日报】缅甸新闻部昨天在网站宣布,任何缅甸人要出版日报,可以在2月提出申请,新报纸可用任何语言文字,从4月1日起发行。

老朋友越来越少啦。

附图为: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12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图。有片土地黑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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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日人民报的最佳诠释! 伦敦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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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麒元:明亡的教�――兼�中�政治�制改革��

笔者按:中外历史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肇始于税政而大成于宪政。本文以明史为契机,阐释了笔者对时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本文正式刊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四百三十卷。笔者感谢信报同仁,将此万言长文作为元月刊之封面文章。笔者将此文作为新年献礼,奉送亲爱的同胞。预祝大家新年进步!

明亡的教訓

——兼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盧麒元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那一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已經開始了。檯面上貌似一切如故,檯面下早就悄然蛻變。中國自改革開放的那天起,政治權力就在悄然轉移。毛澤東曾經試圖阻止這種政治權力的逆向轉移(由人民群眾向官僚買辦轉移),毛澤東甚至採用了文革這樣激烈的對抗方式。所謂"無產階級轉政下繼續革命",與其說是奪取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的政治權力,不如說是捍衛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力。然而,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文革的直接後果就是改革,政治權力仍然逆向轉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轉向官僚買辦主導的財閥專治。確實不再是"老路"了,當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現在,隨著最後的逆向土改(所謂的城市化),在城市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即將基本瓦解,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即將轉移完成了。雖然,中國的憲法仍然是一部規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但是,國體和政體大體上已經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中國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這原本是中國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權利,也是中國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礎,這也是憲法賦予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可惜,這個根本權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義,變成利益集團的"最大的紅利"。不經意間,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巨變。現在,就剩下國體和政體在名義上的最後改變了(所謂的改革最後攻堅)。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對民主的理解被嚴重誤導了。民主,首先是經濟民主。放棄了經濟主權(財產主權),空談政治主權(民主選舉),實在是荒誕不經的政治騙術。西方民主的本質,是經濟民主。西方的經濟民主,表現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廣大勞動者,仍然佔據社會財富的主體,仍然具備全民共用財產和收入的本質特徵。同時,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權,也有效調節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觀中國的改革,一次分配極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極度扭曲。我們總體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體所以制的老本,一旦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難免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選票而腳無立錐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剝奪國民固有資產(瓦解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那改革的終極結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歷經無數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併,上一次慘烈的革命其實並不久遠。

歷史經驗值得記取。中國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兩次經濟體制改革,分別是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這兩次變法,實際上是中國兩次進入現代化的嘗試。結果,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均以失敗而告終。今天,中國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國運盛衰存乎一念之間。

爲了便於集中闡述問題,本文僅以明朝歷史為例證,討論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

一、 明亡於稅政。

明亡,亡於財政。具體地說,明亡主要是亡於稅政。

張居正曾經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所謂萬曆中興,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鈞)實錄》說張居正:"受顧命于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梳理張居正改革,雖然內容十分繁雜,焦點卻始終不離稅政。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內推行了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把條項稅役合併,按畝征銀,雖然沒有徹底貫徹,但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使政府的財政情況大為改善。《明神宗實錄》上說,"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那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張居正稅政改革獲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內憂外患,出現中興氣象。

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就內容而言,是調整明朝社會的二次分配結構。其現實的目的,是要強化中央集權(皇權),以處理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張居正很清楚,他的稅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併(緩解了一次分配問題),也間接維護了百姓利益(民權)。張居正變法,將針對勞動者的"丁稅",過渡到針對資產持有的"畝稅",不僅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貧富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惡性發展的土地兼併,可以阻止佃農的農奴化。但是,非常遺憾,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沒有能夠深化為國家財政的制度建設,更加無法進化為國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憲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續性。最後,隨著張居正過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張居正的稅政改革竟被曲解為"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沒有延伸為神宗本人的制度創新。令人驚訝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張居正改革對皇族及國家的重大意義,神宗本人並不認為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為宵小裹挾,遠近不分是非顛倒,不僅否定了老誠謀國的張居正,竟然連為明朝續命的稅政改革一同廢棄了。張居正留下的那一點點制度紅利,哪裡經得起皇子皇孫們的瞎折騰。張居正死後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後一個皇上崇禎(朱由檢)在煤山(景山)自縊身亡。

神宗的經濟政策復辟,明確阻絕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這毋庸置疑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倒退。神宗親自滅絕了自己子孫的未來,也根除了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歷史契機。神宗們鞭屍張居正的影響十分惡劣,以致于張居正身後四百年,中國稅政幾乎了無寸進。甚至,時至今日,中國都無法建立基於資產和資本課稅的正規的賦稅制度。如果,在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萌芽的明代,因應攤丁入畝而延伸出產權觀念,因應產權而產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稅法,因應現代稅法的產權確認而形成商業信用,因應稅政而建立完整的憲政,那麽,中國提前四百年進入現代化也未嘗不可。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每讀明史,都讓人扼腕痛惜。

二、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變法局限於經濟政策變通,而未能升級為系統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張居正,中國古代曾經經歷兩次解決社會分配問題的偉大實踐。可惜,這兩次實踐,都因為政治權力結構性失衡,而最終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在中國古代,社會財產的主體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次分配問題大體上沒有多少討論的餘地。這樣,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變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驗歷朝歷代的財政制度水準。其中,財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稅政。所謂清明政治,無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確保公平高效的稅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問題是,稅政稅政,"稅"後面之所以要加一個"政"字,意味著征"稅"必須解決"政治"配套問題,也就是稅政必須用制度建設用以固化。

明朝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大體上一分為二,官僚與地主兩位一體,皇權與百姓兩位一體,兩個權力主體互相博弈。筆者一直對明朝的士大夫階層(特殊利益集團)深惡痛絕,他們把持輿論、操縱行政、兼併土地、控制工商業,為維護貴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團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權足夠強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專治,有效捍衛普通民眾利益。很遺憾,明末皇權多因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權衰微,則民權就更衰微。民權衰微,則官權橫行霸道,以至於最後官逼民反。顯而易見,晚明的政治結構嚴重失衡,無法維持一個公平高效的"稅政"。很諷刺,四百年過去了,明末社會的政治現實,再一次生動地在當代中國輪回了。

張居正變法,很接近"攤丁入目",就是由向勞動者課稅,轉向向資產持有者課稅,這與今天中國的稅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這當然極大地觸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堅決反對,並進行瘋狂反撲。這一點與現在的中國國情也完全相同。張居正善用專政,卻未能超越專政。當他大權在握的時候,通過專政手段厲行稅政變革,大體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權旁落,失去專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張居正犯了與王安石相同的錯誤,未能及時開啟政治體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稅政改革成果,未能確保制度的有效行和連續性。張居正未能完成政治體制改革,是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當然,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乎張居正本人。

神宗實在不懂經濟。萬曆年間的一切政治問題,皆源於社會分配的極度扭曲。顯然,這是經典的"分蛋糕"問題。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剛愎自用,他未能參透張居正稅政改革是為明朝續命,他不明白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張居正去世後,聽信了貴族利益集團的蠱惑,又開始搞政府機會主義了,他放縱官僚地主做大他們自己的"蛋糕",惡性的土地兼併一發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實際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權,也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這樣,就使得地方豪強迅速坐大;同時,也極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當然,神宗也著實不懂政治,他未參透那些損公肥私的權貴們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權貴利益集團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險的敵對勢力。所以,當張居正新法被廢止之後,權貴門重新蠶食皇權(率土之濱皆歸權貴),明朝的政治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等到了天啟年間,崇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終於恢復了張居正的名譽。但是,此刻為時已晚了,權貴們已經尾大不掉了,稅政改革根本無法恢復了,崇禎只能向權貴妥協,不斷增加農民負擔,導致全國爆發農民起義,大明王朝終於滅亡了。

就本質而言,徵稅權的丟失,導致了皇權(既中央集權)旁落。皇權的核心當然是財政權,財政權的核心就是徵稅權。張居正的改革意在維護皇權(既中央集權),也間接維護了百姓的民權。一般而言,皇權、官權、民權三者關係,是封建社會政治鬥爭的永恆主題。皇權是構造社會平衡的穩定機制,皇權可以調和官、民兩權,官、民兩權平衡則天下太平;皇權旁落,官權獨大,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歷史的秘密是,皇權這個社會平衡機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現,而常常是以閹黨的形式出現的(畢竟英明天縱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於是,中央集權屢屢被士大夫階級描繪成為一團狗屎,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歷史並無絕對好惡,皇權衰落,民權不保,則必然亡國。從某種意義上講,皇權與民權具有一體化特徵;同時,皇權和民權均具體化為稅政權。在中國古代,官僚與大地主是一體兩面,他們是皇權與民權的對立者。皇權、民權與官權的爭鬥,集中表現於稅政問題上。古今中外,所謂的變法,根子就在稅政上面。很遺憾,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階層,他們大體是要維護官權的(這一點至今未變)。所以,中國所有關於變法的敘述都故意被扭曲為黨錮之爭。所以,當舉國上下痛恨魏忠賢的時候,卻無人注意魏忠賢存在的財政意義,魏忠賢不死尚可為晚明續命。很無奈,歷史上,魏公公被描繪為十惡不赦,權貴們卻被美化為忠肝義膽,老百姓還要為亂臣賊子唱頌歌。細讀明史,讓人不禁想到"文革餘孽",誰能說歷史已經成為歷史。

歷史地看,張居正變法可能都不能算是變法。畢竟,張居正絲毫也沒有改革明朝政治的"體"和"制"。比較英國的光榮革命,實在是相去甚遠了。張居正既然沒能變法,變法失敗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的,不是單純地發展經濟(GDP或小康),而是要構建均衡穩定的政治結構(生產關係),以使經濟(生產力)可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不要將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鄧小平的語言範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今日中國的改革再次遇到當年張居正當年面臨的問題。中國的稅政改革千呼萬喚就是無法出臺。稅政改革都不能出臺,談什麽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張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資產為課稅依據。今天中國的管理層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開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竟然無法以資產和資本作為課稅依據。千萬不要吃驚,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幾乎一切稅負仍然針對勞動和勞動者(大體還是丁稅),而稅負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資本利得,這在本質上是在鼓勵財產歸邊(土地兼併)。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會分配已經極度扭曲,國家財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國的士大夫和公知們,比四百年前更無恥,他們不僅僅要維護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國家經濟主權(皇權)和人民經濟主權(民權)。很有趣吧,他們與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們堅決反對任何稅政變革,卻積極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堅決反對公平稅負,卻積極推動所謂的"民主"。他們用"文革餘孽"來鞭屍社會主義原則(很像當年鞭屍張居正),阻止一切稅政改革的進行。更為險惡的是,他們意圖通過"頂層設計"徹底削弱執政黨的中央集權和一黨專政(削弱皇權),他們樂見國際金融資本與官僚買辦完成行政奪權(財閥專政),這與滅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順便說一句,這與美國顛覆前蘇聯中央集權的方式何其相似!

筆者一向認為,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一向主張:治國先治稅:稅政既憲政。統而言之,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建立現代稅政之後,建立與稅政相匹配的憲政體制,進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長治久安。

世界歷史的經驗值得國人借鑒。

英國從大憲章運動一直到光榮革命,建立憲政的全部歷史進程,無非是一次次地進行稅政革命。英國貴族不滿國王的苛捐雜稅,一次次奮起抗爭;國王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爭取國家徵稅權。最後,終於在談判和妥協中,建立了合理的稅政制度。甚至,英國的議會制度就是直接脫胎於英國的預算會議制度,憲政的整體架構也是脫胎於稅政結構。英國的稅賦公正和資本效率逐漸引申出其它領域的公正和效率,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創造價值的積極性。光榮革命最終引發了工業革命,開啟了英國的現代化進程。至此,英國終於擺脫了,從土地革命到土地兼併的惡性循環。其它歐洲國家,借鑒英國的經驗,紛紛進行了稅政革命,接連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美國是一個幸運的國家,美國從建國起就以完善稅政為國家穩定的基石。1899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徵稅權是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築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象我們蒙昧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毀滅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國正是因為稅政的先進性,保證了憲政的有效性,進而保證了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完成了大國崛起的偉大歷史進程。

反觀中國,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兩次稅政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這兩次稅政革命,可以看作是兩次失敗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宋明王朝,多數皇帝無意代表平民,也無意與權貴抗衡,更無意建立平民與權貴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數時候,皇上為權貴挾持,無限度壓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輪回。明朝之後,改革(變法)變成了禁區,無人再敢發動稅政革命。中國因稅政僵化,終於無緣於工業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終結了封建統治,稅政革命依然無法展開。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紀,中國仍然連公民財產公開透明都無法實現,更遑論依此建立現代賦稅制度,當然也無從論及現代稅政。無稅政何談憲政,共和之路歷盡滄桑。

有些淺薄的學者搞不清楚雞與蛋的關係,一次一次妄言憲政。殊不知,憲政是稅政的政治樣式,是稅政的制度結果。沒有腳的人如何做鞋?照著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雙童話般的玻璃鞋,然後讓共和國削足適履,如何能不摔跟頭!

四、經濟改革的政治配套問題。

顯而易見,張居正未能為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配套。那麼,什麼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系統建立為實現稅政而工作的"體",也就是獨立于官僚地主階級控制的組織體系。其次,必須建立為實現稅政而設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剛性的、穩固的法律體系。最後,將"體"和"制"上升到立憲的高度,形成穩定的政治制度。

張居正有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他意圖依賴專政來實現稅政,稅政就變成了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張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沒有一個能搞清楚專政和稅政的關係。在現代稅政未能成型的時候,欲行稅政,必須專政。當然,稅政建立完成,憲政配套完成,應該免除專政。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意圖通過強化皇權專政,用暴力解決財政問題,由巧取變成了豪奪(強搶和強佔)。結果,皇家非但不能解決財政問題,還製造出魏忠賢這樣的專政怪物。所以,東廠不夠用,就搞西廠;西廠不夠用,就搞錦衣衛。皇權專政可以代替稅政嗎?結論是非常簡單的,暴力只能帶來短暫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發更大的暴力(農民起義),無稅政而專政的財政模式當然不可持續。顯然,必須建立一種互惠共利的稅政制度,才能達致持久的社會平衡,進而實現長治久安。

後世的中國政治家比神宗聰明嗎?未必!中國的政治家們就是不長記性,他們仍然迷信專政,就是不相信稅政,更不相信憲政,他們一次次用專政代替稅政,他們一次次被碰得頭破血流。歷史總是讓人唏噓,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廠衛制度,我們建立了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我們就是不允許稅政改革。沒有現代稅政能夠反腐嗎?沒有現代稅政能夠"維穩"嗎?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謂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過!四百年來,中國人就是無法完成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性跨越。

世界經濟史的殘酷教訓告訴我們,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與主義沒有必然聯繫)。權貴與平民的紛爭將是永恆的,執政者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在權貴與平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利益平衡機制。現實地看,權貴消滅平民(極端右翼),平民消滅權貴(極端左翼),都是虛妄的選擇,只能導致悲劇。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執政者的使命,是構建平衡,而絕對不是強化集權於一端的專政。無論是皇權專政,還是財閥專政,都是專政,都不是建立政權的終極目的。國家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絕對不是專政的工具。如果,這種平衡是穩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確保執政者自身的穩定。所以,稅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稅政穩定,必然政治穩定;稅政先進,必然國家先進。反之,無論多好的統治者,無論多好的主義,一旦失去稅政支撐,都必然會走向反動。

不通經濟的史學家們,躑躅徘徊於表面的社會現象。他們總是將歷史的悲劇歸結于官僚的腐敗,他們習慣於將希望寄託于統治者(皇上)的良知。那麼,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敗嗎?崇禎的良知很差嗎?崇禎打掉了九千歲魏忠賢,反腐鬥爭不可謂不徹底了,有用嗎?顯然,這不是良知問題,甚至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經典的制度建設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稅政問題。能夠建立現代稅政就足以反腐敗了。顯然,崇禎由於缺乏對經濟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設若崇禎明瞭經濟,他就會先用魏忠賢,以專政手段重建稅政,然後再懲治魏忠賢的專治問題。可惜,崇禎未能建立稅政,意氣用事滅了魏忠賢,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權專政(中央集權),使得稅政加速惡化。皇權(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而官權卻極度膨脹,搞得民怨沸騰狼煙四起。崇禎的教訓,值得今天的執政者深思啊,現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黨專政啊!用專政代替稅政是錯誤的,放棄專政而無法建立稅政更是錯誤的。丟掉了東廠、西廠和錦衣衛,稅政靠什麽建立?就靠溫體仁的道德說教嗎?沒有了稅政的支撐,權貴只會放手壓榨李自成。溫體仁之流統統都是大地主,他們只知道維穩(強化專政),也就是維護利益集團權利的穩定。他們無意于通過制度建設實現社會的再平衡。所以,他們玩弄各種花哨的"經濟政策"糊弄崇禎。抽風似地"經濟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騰嗎?國庫日漸空虛,能不搞到狼煙四起嗎?就這樣稀裡糊塗又混了四百年,能有進步嗎?說到溫體仁,不能不順便提一下袁崇煥。正是那位溫文爾雅的溫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後金的反間計,上密奏參劾了袁崇煥,最終導致崇禎誤殺袁崇煥。溫體仁很清楚,袁崇煥如果滅掉了後金,平復了各地的農民起義,以軍功出將入相是早晚的事。況且,以袁崇煥的正直與剛烈,再行張居正變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團必欲先除之而後快,溫體仁羅織罪名殺害了袁崇煥,也滅絕了明朝最後一絲希望。溫體仁栽贓陷害袁崇煥,收到了一石二鳥之功,支持過袁崇煥的宰輔錢龍錫被流放,兵部尚書王洽等官員被殺。至此,大明皇權被溫體仁肢解殆盡,崇禎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跡了。

筆者再強調一遍:萬法皆稅,治國先治稅,稅政即憲政,完善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曾經反復著文說明,國家主權的核心是徵稅權(領土主權說到底是徵稅權)。舊殖民者通過佔領土地獲得徵稅權,新殖民者通過金融控制變相獲得徵稅權。筆者反復解釋,國內外利益集團就是通過肢解政府的徵稅權,從而截獲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執政者,何必空言民主?執政者,務必牢牢掌握徵稅權,務必通過制度化來規範徵稅權。誠如此,一切政治改革盡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訓,揭示出了我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甚至,連政治改革的路徑和方法都說得清清楚楚了。國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萬語(溫體仁的奏摺美妙至極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檢測標準非常簡單:稅政改革。從民國到共和國,整整百餘年了,連一部像樣的稅法都沒有,連起碼的稅政制度都無法建立,還談什麼現代化?還談什麼大國崛起?如果,管理層又搞彎彎繞,時髦屁話一大堆,就是不搞稅政改革,歷史的輪回將是不可避免的。

五、 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來,"普世"的謊言遮天蔽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受到嚴重挑戰。在未能通過專政實現稅政變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稅政而完成憲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國中央集權瓦解,意味著國內外財閥全面奪權。

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與明朝並無本質區別。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是,官商兩位元一體,黨民兩位一體。削弱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徹底削弱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稅政民主(憲政制度)之外的選票民主,那不過是財閥專治的劣質表演而已。脫離了現代稅政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憲政民主",將必然導致共和國滑向財閥專政的深淵。那樣的後果,只會成全努爾哈赤之類的外夷。

在沒有稅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變相私有化意味著什麼?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進大規模土地兼併,是將1949年人民獲得的經濟主權退還給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會建立穩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嗎?這能夠建立穩定的社會政治關係嗎?這可以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嗎?絕無可能!為了解決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也不排除是為了解決洋人的經濟危機),不惜犧牲本國農民最根本的利益,將土地作為最後的融資手段,短期獲得極大的資產升值效應(賣地增加收入),長期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負債(社會保障負擔)。這是經典的政府機會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是當代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它將葬送中華民族的未來。神宗已經提供了慘痛的歷史教訓,拉美和南亞的現代實踐也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我國必須建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

爲了建立我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我國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並通過專政的手段完成現代稅政改革(甚至是稅政革命),在稅政改革完成的基礎上,建立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最終升級固化為憲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後,我國可以考慮結束一党專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反腐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建立國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

結論是,今後的改革開放,必須以稅政改革為契機,開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進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本文的最後,筆者想談一點哲學問題。

政治並無絕對好惡,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財產分配的平衡,勞動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權力平衡作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權力失衡,一切說教皆為浮雲。筆者並不反對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達成財產分配的平衡,並可以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實政治權力的公有制,以實現政治權力的社會平衡。否則,私有制就必然淪為一小部分權力擁有者的極端私有制,而遠非人人權利平等的公平正義的私有制。筆者也並不反對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達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權利的法律保障(特別是私人財產的保障)。否則,普通私人(人民群眾)仍然會淪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們的奴隸。筆者並不反對進行一次分配的變革,但那必須在二次分配能夠再平衡的條件下進行。否則,改革就變成了產權轉逆向移外加勞動收入剝削的雙重剝奪,這與明末的土地兼併無本質區別,結局不問可知。就此而言,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無非是政治權力的再平衡。筆者本無政治色彩,就是為了實現這種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筆者與許多的知識份子只能自覺地成為左翼,我們需要左翼強大到可以平衡官僚買辦政治專治的程度。筆者相信,很多的覺醒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將成為左翼,直到中國實現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國的政治再平衡固化為憲政體制。在哲學上,左右是對立統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精通哲學的卓越政治家,一定會駕馭左右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在劇烈的能量交換中控制耗散結構的演進方向,在建立更穩定的、新的耗散結構中實現更高水準的社會平衡。

一部明史,萬法皆備,何必去聽洋人忽悠;回眸煤山,並不久遠,不能允許悲劇重演。


日本��新�:中��日本的三大�解

 中日兩國對立正在走向長期化。不過兩國的博弈也並非首次。2005年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了中國的反日遊行、2010年發生了東海撞船事件……。中國方面每次都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進行口誅筆伐,而日本則總在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尋找原因,結果導致討論總是無果而終。中日兩國的研究者指出,兩國之間的歷史性誤解阻礙了對話的展開。日經中文網將分三次刊登導致兩國相互懷疑不斷加深的3大誤解。

誤解之一: 對"中日友好"的誤解

  今年11月,"日本華人教授會議第9次研討會"在東京大學校園舉行。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出席了會議。在沉重的氣氛中,當時的教授會議代表、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呼籲:"要採取顧全大局的行動",呼籲兩國繼續推進學術會議等民間交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參加討論的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服部健治則斷言,"出於愛好推進'日中友好'的時代已經終結"。根據同時兼任日中協會常務理事的服部教授的看法,應該聽任經濟實現自然交流,僅僅倡導"日中友好"已經難以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和日本原來的關係是否非常和睦呢?有觀點將兩國的交流稱為"中日友好的二千年"。但是,緊張和警惕得到化解的時期似乎並沒有那麼長久。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以嚴苛的觀點分析稱,"即使考察從江戶時代(1603~1867)到今日的約400年曆史,在和平且對等的狀態下進行大規模交流的時期也不過是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以來的二十多年。同時還表示,"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而中國的清王朝也實行海禁,因此兩國交流受到限制。到了近代,兩國一直處在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未建交的狀態下。兩國並未找到和睦相處的方式。"

  京都府立大學的岡本隆司副教授表示,"中國反日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5世紀(明代)對'倭寇'的打擊。在中國,'愛國=反日'這一觀點在近代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岡本副教授關注的是"1905年"這個年份。作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中國赴日本留學人數出現了增加,在清朝政府內部,近代的"國家"概念得到了確立。此外,日本繼承了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歐美列強的在華權利,結果導致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岡本分析稱,"在這一時期,領土、主權、反日以及抵制等等概念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當時的局面是日本越是固執地謀求在中國搶佔權利、試圖擴大在華勢力,遭到的反對就越巨大。"從歷史上來看,反日和遊行很容易結合到一起"(岡本副教授)。"對於日中關係,需要平心靜氣地以長遠眼光看待"。

誤解之二: 對「受害者」的誤解

  目前已經出現從近代史上尋找中日和解啟示的動向。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在《中國外交》(由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一書中表示,「中國的近代史觀充滿了一種受害者意識」。該書吸收了北京大學等來自中國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朱建榮教授認為「盲目自信的清朝對國際社會的無知招來了歐洲各國的侵略」。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朱建榮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力爭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就有必要擺脫曾經遭到侵略帶來的屈辱感」,強調中國自身應該反躬自省,在此基礎上構建21世紀的國際立足點。

  朱建榮認為中國人的對外懷疑心理、受害者意識以及重視強權政治等想法「反過來招致了日本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誤解」。

 為了將民眾的目光從內部混亂上引開而煽動排外的民族主義、沉迷於中華思想、不瞭解國際社會的準則等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朱建榮教授表示,最近10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的氛圍一直在改變。「在上海的大學等地方,已經可以比較自由地進行研究」。既然如此,「認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石原慎太郎進行了私下勾結,為推進釣魚島所謂國有化上演了一齣鬧劇的人還是不少」。朱教授認為「如果一味地將中日兩國關係定位為侵略者與被害者的關係,相互理解就難有進展」。

  中日雙方的資訊鴻溝似乎也非常巨大。《周作人傳》(由Minerva書房出版)的作者、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劉岸偉認為「中國人普遍不瞭解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使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而日本人也普遍不知道即使在今天,日本軍隊遺留的炸彈仍在導致人員傷亡」。

  作為著名的知日派文人,周作人曾經生活在清朝、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3個時代,在一個時期還曾經被稱為「漢奸」。 劉岸偉教授說:「'漢奸'這一說法在現代中國仍未消失。根據一個人對日本的態度,就可能被稱為漢奸」。
  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曾經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以及《現代思想》(青土社發行)發表文章,認為「日本的言論總是盯著不斷崛起的中國,而中國則以過去的歷史譴責日本。這樣下去,討論必然會南轅北轍」,指出了兩國在面對對方時的觀念分歧。

  劉傑教授於今年夏季從越南邀請了研究人員,就歷史認識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越南的歷史教科書中,對越南如何與中國的侵略進行戰鬥的描述是主要內容」。劉傑教授的結論是「在亞洲,誰都是侵略者,同時又是被害者」。劉傑教授認為「要深化歷史認識,需要亞洲地區整體努力」。

誤解之三: 對「中國膨脹」的誤解

  「僅僅站在兩國的角度看待中日關係,是產生誤解的根源」,《日中二百年》(由武田蘭登書屋日本公司出版)的作者、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輝這樣認為。

  如果從1900年代至今的100年來看,中日曆史的主要內容就是戰爭與侵略、抵抗與反擊。劉建輝教授認為「如果從200年的長度來看,可以看到兩國如何應對西化潮流以及相互借鑒的歷史」。

  19世紀,在上海等地發行的漢譯西方書籍就開始進入日本長崎,並在德川幕府末期(1854~1867年)的日本得到了流通。20世紀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的認識則原封不動照搬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的看法。谷崎潤一郎和橫光利一等日本小說家在反日運動最高潮時期訪問了中國,併發表了文學評價很高的隨筆和小說。

  劉建輝副教授認為:「中國很大,各個地區都不盡相同」,「中國各地對日本的態度也存在不同。雖然受戰爭傷害嚴重的地區反日情緒更加強烈,但自己出生的遼寧省卻並非如此」,「在日本一般認為中國團結一致擴大對世界的影響力,而這種看法與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
  《清朝與近代世界》(岩波書店出版)的作者、東京大學的吉澤誠一郎副教授認為,「9月的反日遊行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具有諸多共同點」。五四運動爆發時,也發生了反日遊行以及抵制日貨運動,被認為是親日派官員的住宅遭到焚燒。據說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在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中,對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的欠缺表示了憤怒。吉澤副教授認為,「有一種觀點在中國根深蒂固,那就是當政治和法律都無法實現正義時,集體性的直接行動是正當的」。

  據吉澤副教授介紹,保留下來的文獻顯示,當時也有知識分子主張「應該按照法律處置暴動參與者」。吉澤副教授認為在今年9月反日遊行中「對暴力行為持否定態度的意見在網絡也時有所見。這與當時的社會氛圍非常相似」。

 很多學者認為今日的中國社會並非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樣只有一個思想。在中國官員、精英階層、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學生以及普通民眾之間,對日本的看法差異可能會擴大。

  目前日系汽車工廠和大型超市已經在中國恢復營業。以經濟關係為中心,兩國關係可能將逐漸恢復到今年夏季以前的局面。
 但是,東京大學的川島真副教授警告稱:「過去的日中戰爭都發生在兩國經濟關係最為緊密的時期」,「當時無需護照即可往來于日中之間」。

 還有觀點認為日本對華投資和對華出口增大,就會發生反日遊行。川島副教授強調在處理兩國關係時,需要考慮到2020年乃至2030年的雙方國力與國際關係。要將目光投向因階層和地區不同而具有不同屬性的中國社會。「不僅與中國政府,還應該注意到中國國內的多樣性,與各種社會組織均構建密切的關係」。

  中國和日本的地理位置不會改變。東亞地區今後需要承擔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之一的責任。各國都需要與鄰國冷靜地相處,不應為誤解和不確定的信息等所左右。今後,仍然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全文完)

日本經濟新聞 松本治人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彭博社 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译者
核心提示:"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 邓小平
  •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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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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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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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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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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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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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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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追悼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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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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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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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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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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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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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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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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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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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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