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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渔儿漂漂:从历代政治改革看豪强之路

《三国演义》(元末)说的是豪强造反取而代之的故事;

《水浒传》(明初)说的是豪强被政府招安收编的故事;

《西游记》(明中期)说的是中央政府打击地方豪强的故事;

《红楼梦》(清中期)说的是贵族与豪强裙带共生的故事。

可见小说能否畅销,也要看时代背景的。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分水领:

夏商周政治改革:废除禅让制,确立中央权威,分封诸侯王族使其开拓疆土、管理自治。

秦汉政治改革,通过郡县制打破地方割居,一改主弱巨强局面,打压收缴地方诸王权力,解除对中央的威胁。

隋唐政治改革:通科举制和文武分治,削弱士族门阀的地方势力,保证中央的集权优势。

宋代政治改革:通过杯酒释兵权、提高文人地位等手段,把武将隔离到政治核心以外。

元代政治改革:以盐引为抵押印制纸币筹集军费债务等,初现货币财政雏型。军事上分封诸王使其开拓疆土、管理自治。

明清政治改革:创立厂卫、血滴子等,提拨庶族为王族制衡监督士族。

历代庶民除造反外,进阶中央核心阶层方式有三:

外戚联姻:如卫青、何进、杨国忠等。

仕途军功:如王莽、张居正、赵匡胤等。

宦官奴才:如赵高、魏忠贤等。

古代统治者以王亲贵族为中心,主要通过士族来管理社会。科举军功则让庶民中提升人才进入士族阶层,从而切断士族的世袭垄断。同时从外戚联姻和宦官奴才中破格提拔人才,让士族与宦官和王亲国戚形成竞争,自己扮演仲裁者角色。士族豪强的反制则是控制基层,架空王室,通过"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凌驾其他阶级之上,对下成为王族的代理人,对上为民意的代表者。王朝后期联姻这条路基本被权贵所垄断。仕途军功则为王族处处提防,庶民的上升通道要么通过仕途军功加入士族,要么走宦官奴才之路,直接为王族所用。

其实到了现代,这三种方式亦是和平时期平民进阶上层的必然选择。只是现代社会为彰显公平正面,多高调于有本事的人才可通过仕途军功向上进阶,而刻意无视另两条路罢。其实通过与上层联姻,或向领导献媚拍马等方式向上进阶者是屡见不鲜的。

古代封建中国的豪强构成主要为士族,"士农工商"的政治体制决定上升渠道为士族主导,要向上爬就得向士族门阀靠拢。资本主义社会则让豪强的进阶更加多样化:只要掌控资本,就能进入政治核心,如何掌控资本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表面上资本政治优于封建政治,其实封建世家政治是有好有坏的,好处在于传承明确,权位集中,恶斗减少,降低内耗,而且精英教育下出浓包的机会还是相对较少的;坏处就是难接地气、不察下情、固步自封、鲜有创新。简单地说就是管理应该可以,但发展则难有惊喜。

士族门阀的九品中正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太平盛世,有本事的人也只能向他们靠拢,一步步地往上爬,甚至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铺垫才能到达顶峰,而王公贵族则从出生就被赋与了政治资本。或许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乱世出良将,国难显忠臣。"让英雄豪杰老死乡里,对百姓来说兴许就是一件乐事。只是面对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不进则退、落后挨打,建国前百年屈辱历历在目,表明门阀政治是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的。

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拨则容易造成派系林立,难有大豪强一统江湖。利益一致时政策执行相对容易,否则内耗会比封建政治大得多。

中国的家天下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今的政治结构。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政治是封建+资本+共产主义的混合体,而当前基本上已将军队排除于政治以外了。

现时中国的混合体政治相对来是说能让最优秀的人才享有上升通道的,即同时为体制提供不同群体的优秀人才:从权贵阶层培养政治精英,从资本体系吸收经济人才,从基层破格选拨管理梯队等。

而问题在于,一般人才上升阶层之后,往往会封死通道拒绝后来人,以保证自身团体的利益得到延续。在社会蛋糕处扩展阶段,这种态势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而一旦发展出现停滞,问题就会严重起来。这是人类天性,古今中外亦没有一个体制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个人担心日后的国家政治格局还是会强强联合,弱势团体会被迅速政治边缘化,控制体系高度趋于集中,从而容易脱离了对基层控制,形成权贵政治。而地方豪强上升无路时,则会借民意来扩张自身势力,割据一方甚至里通外国。所以现时的政改方向就是吸收地方豪强进入政治领导层的一个过程,但这样又会进一步削弱庶民的权力和影响力。如何平衡好贵族、豪强和平民各阶层上升通道,会是当下中国政治改革难题。

本嘉明:遍地祝家庄

看了朱XX的微博,其中有一段:乌X村代表理事会会长林XX与书记朱XX谈判完,笑了!工作组承诺村民三点要求:①释放被捕村民,不搞秋后算账;②领回猝死村民遗体;③承认临时村代表理事会的地位。乌X村或许将成为社会改革的探路人。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兔子是否会进入遍地祝家庄的地方豪强时代?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官B民F的结果,醒醒吧,当年小岗村的血指印是何等悲壮?当年的国企私营个案是何等美好……万事起头难,而开了头,则想收住就更难了。

书归正传,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另一个是中德关系(德总理见张德江时讨一个访华邀请,希望十月来京)。 土地流转是"安内",中德关系是"攘外":如果中国是东吴,现在到底是联曹(美国),还是联蜀(德法)?

攘外必先安内。先说地。本嘉明对"三农"一窍不通,认真相信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个胜利的大会,不会有错。不说大城市近郊的宅基地,但说农田使用权流转。这好像就是土地兼并,实质上允许农民在政府视线之外,自由结社。这就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了,兹事体大。值此环球纷扰之际,应当缓行,以免一招不慎,雪上加霜。
首先,靠这立竿见影地释放农村活力,拉动内需,是靠不住的。治大国不能依赖于单一方案,一旦其事不谐,又奈若何?
古代以农为本的时候,主要是三股社会力量:
1)京师的朝廷(皇帝,贵族,自廷臣派驻地方的一把手)
2)地方上的本土势力(士族):低级地方官(吏),退休官员,乡绅。
3)农工商
农民是弱势群体,见官即怯,一直依附于某种中介力量,同朝廷打交道。其区别是:这中介,是朝廷请的?地方上请的?还是农民请的?这大有干系,因为屁股决定脑袋。魏晋时代,这中介是士族,代表独立第三方(地方势力)充当中央政府同小民的中间人,吃完上家吃下家。士是极其牛气的,认为天下是君王的,也是士大夫的。易中天先生在<>里有精彩描述。士大夫们不是瞎牛,手里攥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曹操的儿子曹丕不得不妥协,产生了崭新的干部组织法: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就两句话:你要选拔干部可以,就咱根红苗正哥几个,多了没有,要不我儿子也行。地方干部本地化,灭了蜀汉后就改为蜀人治蜀。士族被打下去后,到了隋唐,开始开科举,取天下士,异地为官。农民同朝廷间的中间人由皇帝请,脚跟就更偏了。改革开放,邓公主事以来,组织法是"胡耀邦制",是在毛时代的阶级论组织法下完善之,从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党政军干部,贫下中农的后代中培养。这中介人,是党请的。农民不是没试着自己请,从陈胜黄巢到朱元璋,用的都是体制外手段,结局大抵对农民不妙。
今天还有两个有趣的细节:一,寒门子弟只有"乖",才能进步。二,一旦鲤鱼跃龙门了,将来平平安安退休,也就留在京师省城,没有'告老还乡'这一出。所以广大农村,除了村干部,没有可指望的代言人。
旧社会的宗法制度旧农村,好比是内加钢筋的混凝土预制件。毛爷爷奋神威,打碎水泥块,抽走钢筋,复碾为水泥粉末,再用'土地公有'的胶水粘起,烧成方砖。因为没有钢筋在内,所以烧大块砖(人民公社)失败,只能用小砖垒瓦房。到了2008年急着要造'鸟巢',这就太落伍了,得搞大梁。但问题是:谁是新钢筋呢?
现在觉得小自耕农农业不上算,需要规模化经营,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土地必须集中起来,这才来钱多。而一旦成了规模,农民就请得起代言人了,有市场就有供给,就有人出来代言了。为了经济效益付政治账?
这就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村干部不够格,不能成为'钢筋',练达的商人有追求利润的手段和热情,甚或带上造福乡里的理想,重金投入,兴水利,买机器,生产效率飞快上升,经济效益明显,受益的乡亲们大喜。由于仇富气氛和偏远地区警力不足,庄园开始购置刀枪,武装保护水库,桥梁,农机,仓库,关键人员。农民的效忠对象开始错位,政府权威淡出。庄园一旦立定脚跟,必然向当局索取公职(或民意代表名额),以名正言顺执法。各派间的械斗兴起,县一级则装聋作哑,轻描淡写。等到省一级甚至中央惊觉,已是遍地祝家庄,连晁盖哥哥也徒唤奈何了。久而久之,为了一个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职位,十几位带头大哥各自带着卫队进省城开会'讲数',最后推出一位,报中央批准了事。人心是得寸进尺的。我们还盼着这种"节度使割据制度"回来吗?请大家查一下,大邱庄的禹作敏,是如何在天子脚下打造一个祝家庄的。他拒捕时,村办猎枪厂的枪都发下去了!那是几几年?92年!
"陈良宇案"说明,只要掌握了军队和正统权威,中央可以粉碎任何城市势力集团。而乾隆时代的大小金川,几个农民的堡子,则难弄得多。
三农问题,可以只是经济问题,吏治问题;
三农问题,也可以是政治问题,军事问题。
其分界,恐怕就是兼并。第二种可能,一切都发展得很美妙,很理想。农民也聪明有见识,在体制内结社,推举自己的代言人进入人大。但这样,仍有一点不妥。因为本嘉明觉得,现代民主制度中,比较虚伪而不公平的,是一人一票制。本嘉明的建议是:每人一票以外,按税前收入,慈善捐赠,社会重大贡献,由税务局厘定贡献票。贡献票可以是1/4票,1/2票,1票。贡献票的总数为人头票的15%,不是人人有份。人头票直接到投票站领,贡献票要事先去选举局领,不愿领就作废。不要小看这1/4票,如果台商们有贡献票,还轮到"两颗子弹"当选吗?如果美国有贡献票,也省了很多令人作呕的表演了。有力者胜,就是如此。老兄,袁隆平拿两票,你拿一票,同不同意?反正我还觉得赚了。而这类制度,在农民拥有全国人大3500席中的2200席时(就是这样也没什么不对的),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绿锅说的对,资本在城市里有效率得多,所以能人都在城里呢。目前可帮农民的方法仍然很多,不过这流转话一出口,撩拨人心,只有各省先试点起来,往回收是不行了。
为今之计,或许应该大力猛造高速铁路,沿线搞农村小城镇化,让沿海关门的工厂的务工子弟利用所学的技术,管理,回家乡开小工厂,走日本式小工场服务于大公司的道路。超大城市就不要再搞了,白白多几个核弹靶子。等中国实际务农人数在4亿以下,农田流转可能就无大碍了。
为什么要猛造?有三个原因:
1)西门子的高速铁路技术(ICE3)已经买到了。
2)修铁路带动相关产业很多,纲举目张抓内需。
3)欧亚铁路桥中线(实质是中德线)一旦有机会开动,中国应举全国铁路建设力量,倾巢而出,只争朝夕。到那时候,国内的铁路就来不及造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误区

金鳞岂是池中物,

一朝风云净化龙。

九宵龙吟惊天变,

风云济会浅水游。

——《风云》-1998

开改三十年,人心从无私奉献到有偿回报的转变,让"一切为了新中国"和"士为知己者死",成了凤毛麟角。

观历朝兴衰,亡者无外有三:为外敌所侵、权臣贵族颠覆和民反更替。

为外敌侵亡:春秋战国诸侯、西晋到南北朝、五代十国(除后周等国)、辽、金、夏、宋

为权贵颠覆:两汉、唐、后周等国、清

为民变天者:秦、王莽新朝、隋、元、明、民国

而从民变到功成者:刘邦、刘秀、朱元璋、太祖;其余皆为前朝权贵,(刘备、赵匡胤等虽出身平民,但成王则以权贵为进阶;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孙大炮、蒋光头等算是半道而终)。对于中华五千年500多位皇帝来计,充基量不到1%。

从历朝更迭来看,虽然总体来说前朝灭亡以失德、忘战开始,但最终得天下的,得民心者的比权贵颠覆的少得多。

得民心者得天下何其少?无他,因为成本太高。

立国的根本的是制度的确立。制度的确立必然趋向于利益固化;利益固化必然导致制度成本过高。

前朝花在统治阶层上的成本过高,必然动摇国家的根本,导致制度崩溃。

得民心者得天下者是在原来崩溃的制度上,建立新的一套制度;而权贵颠覆则是继承原有制度再进行优化。

太祖曾去改变这种制度死循环,通过运动来和人民监督来防止利益固化,而成本等于将人民搬上了统治阶层,必定比精英统治高得多。因为要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比满足一小撮人的需求高得多。而前提还要战胜人性的私心。倘若对一两个人的私心进行一段时间的约束或自我抑制是可以的。但对一个群体或国家来说,目前为止都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哪怕是短期。

而制度改革的成本则比推倒重来少得多,但改革必需以统治阶层的集团利益为重。如果因改革而导致阶层集团利益受损,必然会受打击反对,哪怕这是为了延续生命国家。只有对统治阶层的集团利益扩大化的改革才会受到支持。

阶层集团也是分多个的,这样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制衡。但如果一个集团妄图以得民心得天下,那么等于站在所有权贵集团的对立面,而且这个民心承诺也不可能持久的。

写到这里,亲,如果你还有没读明白,那么恭喜你,你的心还是那么纯洁和年青。

就让海鸥飞一会吧。

笑左右的折腾,叹被左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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