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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7日星期六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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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   
 高华 进入专栏)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 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 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 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 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 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 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 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 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 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诚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 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 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 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 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 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 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 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 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 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 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 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 “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 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 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 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 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 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 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   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 “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 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 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 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 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 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 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 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 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 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 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 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 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 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四,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 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 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 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 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 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 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 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 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 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 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 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 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 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 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 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 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 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 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 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 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 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 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 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 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 顺理成章。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 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 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 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 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 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 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 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 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 “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 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 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 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 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 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 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 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 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 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 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 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 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 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 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 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 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 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 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 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 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 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 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 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 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来源:《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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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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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 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 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 史实际相结合。 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 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 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 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 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 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刘少奇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 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 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 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 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的千馀人。现 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 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 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 “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 “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 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 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 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 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 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 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 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 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 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曲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二 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 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 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 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 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 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 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 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 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 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 针。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他还说:
    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
    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 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 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 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 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 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 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 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 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 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 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 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 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 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 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 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 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 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 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 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 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三 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 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 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 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 际,对号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 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 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 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 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 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 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毛 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人点是 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 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 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 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 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 断。 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 定决心。 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 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 从此,王明、孟庆澍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 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 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人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 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 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都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 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 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 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 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 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 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 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 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 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 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 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 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 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 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 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 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 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 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 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 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 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 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 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 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 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 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 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 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 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 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 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 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 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 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 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 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 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 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 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 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 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 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 两次?”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 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 惕”。 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 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 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 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 “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 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 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 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 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 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 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 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 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 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 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 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 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 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 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 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 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 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 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 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 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 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 嘘”。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 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 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 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 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 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致,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 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 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 “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 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 下来,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四 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 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 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 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 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 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 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 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 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 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 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 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 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 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 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 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 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 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 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 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 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 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 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 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 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 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 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 (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 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 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 的研究的讨论”。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 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 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 “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 〈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 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 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 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 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 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 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 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 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 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 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 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 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 (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 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 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 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 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 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 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 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 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 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 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 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 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 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 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 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 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 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 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 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 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 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 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 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 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 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 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位居第三,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 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 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 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 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 了……。 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 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 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 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 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 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 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 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 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 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 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 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 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 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 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 会作发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 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 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 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 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 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 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 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 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 --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 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 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 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 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 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 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 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 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 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 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 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 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 (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 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 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 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 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 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 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 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 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 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摘自《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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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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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 理想今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 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 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 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着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 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 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 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突进 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 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 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幺,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 “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 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己开始萌 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 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井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 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藉,即所谓有道无持,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 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幺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中央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 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 [2],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 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但仅侧重于军事 领导,这种状况虽非今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 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 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幺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 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 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 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 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3]。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 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 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 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 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 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 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人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 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 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 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 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 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 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 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 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 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 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 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 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5]。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 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 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 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 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 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 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6],将原内政治局直接领导、因 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 [7]。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8]。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9],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
    1936底-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重大权力集中于其个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 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他只能强忍内心的不满,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隔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 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10]。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 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 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 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 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 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11]。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 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 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今 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甫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 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 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 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12]。
   
    二
   
    对于 30-4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 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 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 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13]。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 折,此次事件不仅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己3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1935年后毛在中 共核心层己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 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14]。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1935 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分 与国外部分)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 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裁。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 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15]。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 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6]。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 的‘神仙’”[17]。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 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 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竞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 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复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 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1934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 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 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 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 治局”。今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竞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 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爆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18],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 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 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 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沦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 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 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 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 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 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3月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 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19],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 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 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 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同旋余地。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 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 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 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 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20]。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 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历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 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 3万发展到 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 年 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21]。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 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 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 了合法政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 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 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 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 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 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 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 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 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月,毛惜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 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22],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 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 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 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 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 走到一起。
   
    三
   
    从1935-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 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 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 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沽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谐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 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 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缘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23]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 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 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 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 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 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 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幺?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人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竞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 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 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城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 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24](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人《毛泽东选集》)。六中 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25],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 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幺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 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 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26],而毛的讲 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 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 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 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幺。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27]。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 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 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纂“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备理论依据[28]。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 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线埃运动的后 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 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 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 看法[29]。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 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 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 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30]。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 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 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 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 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 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 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能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 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 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赢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 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 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 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 ——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注释:
    [1] 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2]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页。
    [3] 周恩来在30年代前期对毛泽东的评价主要也是侧重肯定他的军事领导才能。1932年10月上旬,周恩来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发言,认为“泽东积年 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提议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指挥战争,但被与会者所拒。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4] 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5]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2页。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50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70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6]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 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3、306页。
    [7]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 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 政治保卫局接替。
    [8]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 各部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 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87页。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 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45页;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页。
    [10]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 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 页。
    [11]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弯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 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 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 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12] 关于刘少奇与洛甫争论对中共的影响可参阅拙文<毛泽东与1937年的洛甫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3] 有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分歧,可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86-391页;另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03页。
    [14] 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与洛甫联署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红军(此时尚未完成改编)作战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 击战争。”8月5日,毛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到了8月18日,毛、洛甫以中央 书记处名义发出给朱德、周恩来等的《训令》,正式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是在周恩来的影响 下,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明确规定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 第373-74、375、377;另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23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3页。
    [16] 语见《孟子·离娄下》,毛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述了孟子此段论述,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17] 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8] 参见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19] 例如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指出,造成国共摩擦的原因之一,即是“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了独立 自主、民主与改善民主的要求。”载《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0]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均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21] 1938年春,刘少奇多次向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表示他个人及北方局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212-213页。
    [22] 周恩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作过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就离开延安赴武汉,于10月4日面见蒋介石,转交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亲笔信件。毛在 给蒋的信中,声称自己及国人对蒋之“盛德”“钦佩无既”,“无不崇仰”。1938年9 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手稿影印件见《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年12月出版,第325页。
    [23] 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24]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9页。
    [25]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6页。
    [26] 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27]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r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02-03,104,110-11.
    [28] 毛泽东称其主编的《六大以来》为“党书”,他在1943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41年6月编了党书,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指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5页。
    [29] 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30] 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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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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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毛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 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 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关键词] “革命的符号地带”;整体性论述;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 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 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 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 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 “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 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 “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 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 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 “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 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 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 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 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 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 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 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此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 “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 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内就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 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其它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风运动中,毛就作过《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著名演讲。 差不多到了1950年代中期,这个词语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个共产党员之间的称呼终于 被“革命的敬礼”所取代。
    在延安时期,毛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 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具有十分国际 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 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 要解决土地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 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的 “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 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 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1],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在延安时期,在沿用江 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 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 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 。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 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 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 “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 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 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2]。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 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 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 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 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 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 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 毛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 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等等。
    毛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 “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 (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 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毛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 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 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 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 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3]。这类书在上世纪30、40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 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 “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 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 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已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 “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 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 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 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 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 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 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 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 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 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 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原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 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 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 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 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 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 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带头讲“故事”— 毛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它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 “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 “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 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 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 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 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 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 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 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 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 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铨释着毛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 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 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 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 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 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 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 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 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 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 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硬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 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 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 和60年代初期窜红的极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 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五四,走 到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 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 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二十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入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的上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注释:
    [1]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版。
    [2]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被删去,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第4-5页,1942年延安印行;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79-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印行。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8月上半月期/学术评论卷(总12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2012年1月6日星期五

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核心提示: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 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

受 官学化的儒家正统观念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 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 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 的或民间的反应。

民 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 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 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 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 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 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 也有启示意义。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作者:萧功秦(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题:《萧功 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炎 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 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 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 了"。恰好拙著《危机中 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 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 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 的灾难,然而,此后的 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 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 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 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 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 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 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 一批 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 他也指出,康梁改革 "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 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 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 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 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 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 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 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 围内广泛开展。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 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 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 稚肤浅,然而,正是从 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 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 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 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 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 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 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 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 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 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之前。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 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 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 "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 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 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人 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 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 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 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 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 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 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 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 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 族危机时,例如,当清 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 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 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 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 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 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 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 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 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 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 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 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 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 命题。

从中国清末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 慈 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 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 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 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 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撒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 革战略选择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 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 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 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 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 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 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 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 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 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 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 现 代化挫折,改革综合征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 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 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 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 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 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 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 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 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 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 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 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 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 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才,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 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 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 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 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 精英。

这 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 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 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血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 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 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 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 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洋务运动的若干现代化成果之所以获得,只不过是从湘军精英转化过来的 沿江沿海封疆大吏们, 运用了从大一统专制集权体制中截留下来的可怜的一点自主权而已。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 "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又进一步导向更 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 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 种"心理诉求"。在中 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 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哪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 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塌。

这 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 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 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 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 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 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 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 的。

历史 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一不留 神"而成功,而"乌合 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 持续数十年的"弱国 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 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 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 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官学化的儒家 正统观念控制的官僚角 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 神的人才。此外,中国 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 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 来,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 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 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 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 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 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 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 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 "知人论世"的能力,这 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是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20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 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民族的苦难,可以成为史家 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 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可以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 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 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

刘晨:缅怀高华微博辑录

编者按:作为一名知名的历史学者,他的“红太阳”不仅仅是“如何升起的”,而且,这一“升起”,将永不沉落。作为一位出色的党史研究专家,他的《革命年 代》尽最大可能的突出了一个“政权”,在那样的年代是如何突破的,成为一个合法的政权。这些,都是学者的职责。可惜的是,当“历史处于在了风陵渡口”,那 “身份与差异”的纠结就此终结,终结的是身体的消亡,但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必将传唱与继承下去。也正如高华自己所言,“自己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 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好不坦荡。
    
    
    (排名不分先后)
    
    
    章诒和:因伤心过度,一夜无眠,凌晨又腹泻不止。今天挣扎起来,买了北京——南京往返的机票。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看看高华,不是为了遗体告别,而是为了接纳他的精神。压力下的承受,困顿中的持守,我都需要。
    
    杜君立: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许纪霖《悼高华,忆高华》
    
    坏蛋语录: 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南京逝世!真是天妒英才,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很早之前看过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 运动的来龙去脉》和《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看后真的是“震撼无以言说”,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良心和道德底线。
    
    袁伟时: 高华教授不但是当代 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永留史册!
    
    楊志勇:高华,1954年生,在26日深夜走了。这是一位史学家应该大出成果的年龄。十卷本国史将永远看不到他的著作。悼!
    
    笑蜀:我: 悲伤不仅因为你的离去,更因为,你在黑暗的隧道奋力地行走,行走毕生,也没有看到曙光。作为知识分子,那该是你最大的悲剧吧,但又哪里是你个人的悲剧,那悲剧,岂知不会同样落到譬如我的身上。
    
    许纪霖: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 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 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
    
    学者张鸣: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跟他交往,感 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 穷,其实富有天下。
    
    不再低头弯腰吃饭者:与高华老师同感:极权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压已经无孔不入了,只要你被认为是异类。
    
     杨锦麟:除了惋惜,还有深思!偌大个中国,能如此坚持不辍,认真做学问的学者是真的不多了,还是未被发现?
    
    程益中: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延安并非长期宣传的那样圣洁,相反却是党性堕落、权力腐败的开始;通过系列恐怖洗脑流程,延 安整风运动达成三大后果:一是首开任意窜改历史之先河,中共党史变成毛的帝王家书;二是毛变身中国的斯大林,并绝对凌驾于中共之上;三是中共苏俄化,至今 未转型成执政党。
    
    唐学鹏:一悼念文章+严肃的漫画。这是前所未有的。向高华致敬。
    
    冉云飞:昨日一早得高华先生学生来电告知他去世的消息,颇感沉痛。我与高华先生只通过几次电话,没有见过面,但不能忘记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带给我的震撼。
    
    鄢烈山:丁学良教授悼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大作作者 高华兄, 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特大暴君的生日这天, 到另一个世界去当面责问毛帝:“你从未对你统治期间被灭掉的几千万中国人民的家属说过一声‘对不起’, 你凭借的究竟是哪一套政治伦理?你何时才会让这套伦理与你一同灰飞烟灭?”
    
    何清涟:【悼高华】作为同代学者,及辞国前的朋友,我对高华去世深表哀伤与惋惜。犹记当年他出版那本集史识、史才与史德于一体的书《红太 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后,我到南京,他指着与他人共用的厨房小餐桌告诉我,那本书就是在那张餐桌上完成的——2001年以前他一直只有一间住房,与人共用厨 房。
    
    连清川:忍不住还想说一下高华老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与政治界的震动,当时若说洛阳纸贵,一点不夸张。 但高老师只是一个学术人,做学问而已。其后他却经历了转校的困难,病间为费用而煎熬。在国外,他早成国宝级人物,而在21世纪的中国,学者居然贫病而死!
    
    张闳:#说四道三# 【高华之宽厚】高华是研究红太阳的,深知日头之毒辣,但他在平常交谈中,却始终用“老人家”一词来称呼红太阳,哪怕谈论红太阳最荒谬歹毒之事时,也是如 此。交谈中,我以“老毛”称之,在我看来,直呼“老毛” 已经算是最客气的了。但高华依旧平静地以“老人家”对之。怨而不怒,温柔敦厚。
    
    萧轶1989:所谓“生前身后事”“生前身后名”,每每逝者的消息传来,通过阅读来重温或重新认识逝者,或为最好的回顾。金正日逝世,打 开了我们阅读北韩人民真实生活类书籍的欲望;哈维尔逝世,让我们重温《哈维尔文集》及其纪念文章;高华逝世,激发了我们阅读这位在大陆出版极少,甚至写作 极少的史学家的著作
    
    许纪霖:12月26日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高华却在昨晚撒手西去。他是要在这天去天国继续追踪真相吗?这位右派的儿子一生注定与20世纪 集神魔于一身的毛纠缠在一起,倾其精力去探究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诡异的黑洞,为此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歧视、恐惧和边缘化。这是需要超越功利的历史良 知和道德勇气才能承受的。
    
    叶匡政:高华先生仙逝,哀悼!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彰显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与史德。读他的书,你会发现一个人被扭曲了历 史记忆,是多么悲哀。我们只有历史的政治正确,却忘记历史对生命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没有对苦难的揭示,民众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麻木。这是对生命的 另一种伤害。
    
    叶兆言:打开微博,看到高华逝世,心里很难过。高华一生的努力,就是揭示真相,偏偏有太多人,对真相无动于衷。只能如此想,高华选择这一天离去,有意义,他还在穷追猛打,继续战斗。
    
    何三畏:默哀!高华先生对于中国,比金正日重要得多。高先生研究党史,无奈党不喜欢别人研究它的历史。
    
    闾丘露薇:高华先生走了。如果有机会到香港,买一本他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也算是一种纪念。
    
    钱钢:从友人处证实,高华走了。高华是我同龄人,南大历史系教授,我认为他是现、当代中共党史研究第一人,其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 直面真相戳穿谎言的杰作。获知噩耗时,我正在读李承鹏、韩寒,及洁平乌坎报道。一代代人以不同的方式渐渐远去,但未来值得期待!高华走好。
    
    杨锦麟:朱大可年前曾发短讯,告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上有些读书人难以启口的窘迫,盼我能代为呼吁有钱的熟人募一点款,解燃眉之急。 我认识的有钱人不多,有钱的人不一定都会慷慨解囊,我只能借助微博呼吁,后来大可又说,高华教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我只好删除了那则微博。想起这段事,心 里很是酸楚。
    
    张耀杰:#为高华先生祈祷# 本人与高华先生只见过两面,相互之间并无深交。作为文史同行,一直对于他的道德文章怀着一份由衷敬意。为他祈祷,祝愿他精神常在、薪火永传。
    
    何清涟:作为同代学者,及辞国前的朋友,我对高华去世深表哀伤与惋惜。犹记当年他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后,我到南京,他指着与他人共用的厨房小餐桌告诉我,那本书就是在那张餐桌上完成的——2001年以前他一直只有一间住房,与人共用厨房。
    
    苏小和:高华老师去世了。哎,这么好的读书人走了,剩下流氓地痞横行。哀悼高老师,早点离开这个糟糕的世界,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天堂里有高老师的讲坛,有他的历史。
    
    FT老愚:卓越史学家高华先生病逝,令人伤悲!他通过实证研究,揭开了魔头毛泽东崛起的真面目,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 运动的来龙去脉》至今不能在大陆出版。这本宏大严谨的著作2000 年3 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未收藏此书,南京大学港台资料阅览室有书,亦不得外借。
    
    张鸣: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
    
    [注]:以上均为微博言论,因为篇幅,只选择其中的一些,聊以表怀。
    
    逝者简介:高华,1954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 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 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
    
    
    (整理者:刘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