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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牛泪:总理布局身后事

总理布局身后事――北京见闻

老牛春节在京期间,已听说温云松将接替雷凡培,担任卫通董事长一职。消息提供者告诉老牛,该项任命已获国 资委领导肯定,不久就会对外公布。稍后大概三、四天后,算起来应该是2月15日左右,当老牛正在香港候机返美,突然收到朋友手机短 信,说他们会议刚刚结 束,温的任命已经公布。

因为当时王立军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关注薄熙来的行动与命运,这个消息立刻被老牛踩在鞋底。就这样,一直到老牛返美,因疲 劳过度休息一周之后,才看到媒体披露这一消息。其实在此之前,温云松――现在也应该称呼温总――已经在岗"奉献"一周有余。

老牛认为,温云松的这个任命,和去年六月份温家宝秘书丘小雄转任国税总局副局长一脉相承,都可以看做是温家宝总理 退休前,利用自身影响力为家属和身边人安排身后事的举措。尤其是此番温云松的任命,更能证明这个判断。

这一调整,表面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正常提升(因为此前温云松已经是卫通的副董事长),其实仔细分析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举意味着从此开始,温云松就成了这家央企的掌门人,拥有了副部级地位,打通了仕途上升通 路。以后如果一有机会,随时可以向政坛进军,成为政坛明星。

这一幕不由让老牛想起当年李小鹏从央企调任山西的过程。有传闻说,因为当时李鹏已然离休在家,为搞定此事,这位当 年威风八面的总理大人曾放下身价,亲自向中央暗示。由此一比,老牛不由感叹,这温总理能混到 四朝老臣,屹立不倒,绝非浪得虚名!他知道在位时就下手,这样一来不用看人眼色行事,二来钱已漂白入库,三来又可以为儿子扶上马 送一程,真乃政商通吃,荫及儿孙!

想起在2月6日――10日国务院研讨《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会议上,温总理提出"本届政府能做的事绝不拖 延"(当时老牛还在国内过年)。如今看来,在为自己安排身后事的速度上,我们伟大的温总理果然没有片刻拖延哦……

对于温云松其人,想来不用老牛多说,各位博主也都知道他的事情。温家的两位大仙,作为总理家属,不仅自身形象在海外饱受争议,连带 着让总理简朴形象 的合法性都让人怀疑。老牛这次回国就发现,但凡谈到温的家属,除非是不谙世事的普通百姓,其他无论知识分子、政商人士,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

老牛有位多年老友,现在华锐风电母公司担任要职。据他告知,这家从大连发迹并迅速蹿红的风电企业,在进驻北京办公后不久(总部设在 在中国人民大学东 门附近的文化大厦内)就被温总理之子温云松盯上。后者当时是新天域资本(一家私募)创设合伙人,正是由他充当资本掮客,在其公关运作 下,华锐风电迅速上 市,他本人当然也赚得盆满钵盈。

另外多年前老牛在央企工作期间,和香港李家有过一些交往。得知温当年曾创立过一个叫优创科技的公司,后来该公司被李家二公子李泽楷 控股,并转化为旗下子公司。按李氏门下参与此事的要人说法,在从参股到控股的股权转换过程中,温公子可谓胃口巨大,贪婪之极。

另外还有平安保险的股权传闻,这个老牛多年前就听京城同一个大院长大的红二代讨论过,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确切证据,这个不能算数。 不过就算抛开这个不提,按老牛一发小保守估计,温的个人资产已数亿计(是不是美元老牛就不知道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无怪乎一说起反腐和解决贫富悬殊,国内民众、知识分子、老一辈叔叔阿姨们都一肚子气。而本届政府 在反腐和解决贫富悬殊上的表现也像一群废物,没一点底气――要是能有底气那才是怪事!

不过,这件事的讨厌之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温的这个角色转换实在太过离谱。老牛在央企主持工作三十多年,非常清楚央企人事壁 垒。对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如果没有关系,在这些年想要进入央企工作并担任领导职位,那几乎是白日做梦。

而温呢?从前年10月份离开新天域资本加入中航科技集团(杨主席是老航天人,应该熟悉这家央企),到担任卫通的副董事长,再到担任 董事长之职。不到 两年时间,从一个私募资本的创始人,在捞够之后,又两面转换,一跃进入副部级领导岗位。这简直是火箭速度,是在严重挑战中国社会的公 平意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恰好就在这几天,我党《人民日报》又连续多日刊文大谈德政,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担当精神、要公私分明、要当心失 德伤民身败名裂等 等。作为一个跟党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出于对党国命运出路的担心,每每读起这些文章,老牛都觉得热泪盈眶!但可悲的是,今上又如 此,怎么好意思喊那么 大声呢?

【另一面】兴奋剂:举国体制的春药

  另一面专题:兴奋剂:举国体制的春药
  导语:河南省田径运动员田梦旭,这个曾经的田径冠军成为、了又一个因兴奋剂而倒下的运动员。有人称田之嗑药,是因为上面要成绩,教练 也没办法。其实,在举国体制下金牌被赋予过多意义,成为举国体制的目标和意义,因而对于能带来成绩的兴奋剂,体制的冲动也远大于个人。
  一、东德医生送来的"神奇法宝"
  东德制定"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给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有运动员因此变性甚至死亡
  检视人类历史,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应属民主德国。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只有1600万人口 的前东德赢了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随着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逐渐被揭开了。
  根据此后披露的文件,东德制定了名为Staatsplanthema 14.25的兴奋剂项目,计划涉及前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提升运动成绩方面,大部分运动员并 不知情。该计划涉及到大约一万到一万二名运动员,国家每年投入大约五百万马克用于兴奋剂研发。主要的研究所FKS有六百名工作人员。仅这 一个机构在奥运周期1984年至1988年就开发了21个兴奋剂研究项目。兴奋剂的受害者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 高于平均水平。女性受害者流产的风险也更高。若干运动员由于过量服用导致变性,如Andreas Krieger。而据体育科学家估计,至少一千名东德国家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死亡和受到长期伤害,死亡率高达2%。
  1985年中国游泳队引进东德医生鲁道夫,带来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和兴奋剂三样法宝
  1984年,中国重归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 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甚为落后,而当时普遍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先天的条 件,后天的努力,还离不开体育科学,鲁道夫正是祭出了科学的大旗,将将所谓的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还有至今不承认但是已经默认的第三大 法宝兴奋剂引入中国。
  而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一时之间, 很多体育类报刊都开始报道鲁道夫,并对这位洋医生的先进管理和先进训练手段推崇倍至。引进中国的前东德人才当然不止鲁道夫一人,据报道, 此前曾参与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的海尔格·非福(Helga Pfeiffer)在东德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此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奋剂被认为有用、无害、查不出,为迎接亚运会才创办兴奋剂检测中心
  在中国体育刚刚开始起步的那个年代,用兴奋剂取得好成绩是国内体育圈的潜规则。据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回忆,1989年体委开会 讨论兴奋剂时,有人就明确在会上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不是反兴奋剂而生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 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
  为了应对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开始组建兴奋剂检测中心,1989年兴奋剂检测中心通过国际奥会为考试成为被认可的实验室。但80 年代末中央政府每年拨给体育部门的预算只有两亿人民币(约4000万新元),分配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已经捉襟见肘,要想加强检测也是有心 无力,1990年中国的兴奋剂检查数量仅占全世界的0.23%。即使如此,在兴奋剂检测中心启用后的93年全运会,便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共 检测出13例阳性。
  二、集体服药丑闻不断
  1994年广岛亚运会后,11名中国运动员被检测出兴奋剂,其中9名此前获得亚运会冠军
  1994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剂丑闻。这一年本该是中国游泳的丰收年,在此前的意大利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以16枚金 牌总数打败美国,首次获得金牌第一。10月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将3/4的游泳金牌收归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囊中,堪称中国体坛盛世,但关于 中国选手使用兴奋剂也开始不胫而走。为了查明真相,国际泳联破例进行了飞行抽查。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担任抽查的国际泳联医学委员武藤芳照 解释说,也选择了其它国家的部分运动员,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运动员。
  广岛亚运会开幕前3天,抽查了包括16名中国运动员在内的29名运动员,结果发现11人名中国选手使能增强肌肉能力的用兴奋剂,这 11人中游泳选手七名,田径两名,赛艇和自行车各一名,其中9人是亚运会冠军。中国官方对外宣称这样大规模的服药事件是属于个别运动员的 个别行为,但中国队仍然成为了药物的代名词。
  马家军赴悉尼前药检,7名获参赛权的选手中6人药检出问题,马俊仁被指常年给弟子使用兴奋剂
  1999年中国兴奋剂组织对所有可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了药检(实际上持续到了2000年),对所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血 检,这绝对是本年度药检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仅血检,估计中国将额外花费数千万人民币,而国际奥委会不过仅仅进行了十几例血检。为迎接奥的 这一轮大检查,打倒了传奇的马家军。
  当时马家军在多巴基地突然被撤下,并爆出兴奋剂丑闻。此后虽然马俊仁明确表示没有使用兴奋剂,并以运动员生病为由开脱。但前体育总局 局长袁伟民退休后在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明确披露,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中,人们熟知的某 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 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
  04年宁夏举重队、05年湖北举重队均爆出集体兴奋剂事件,被查教练称兴奋剂使用普遍自己可能是被人放暗枪
  举重也是中国兴奋剂的重灾区。2004年3月,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到宁夏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宁夏举重队被查出3例阳性,运动 员马文华、丁海峰、孙艳均服用违禁药物大力补(类固醇),分别被停赛2年、罚款4千元。他们的教练王成继受到重罚,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 罚款1万元。宁夏举重队被停赛1年、罚款6万元。2005年,湖北省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兴奋剂事件曝光,6名运动员在教练刘少军组织下集 体使用违禁药物。
  此后,宁夏举重队教练王成继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使用兴奋剂是普遍现象,导致宁夏队出事的大力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但现在 已经落伍。,而自己之所以被查可能是被人放暗枪。王成继精辟的对媒体总结道,很多东西知道不好,但是你离不开它,生活的道理也就是这样。 不难想象,中国体育圈的道理也就是这样。
  三、体制比个人更有冲动
  举国体制下,金牌不仅仅是个人事,更事关经费、政绩,某些部门有动力引导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剂
  举国体制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事关运动员本身的事业发展,更是体育部门方方面面的考核标准,决定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政绩和仕 途。出于利益关联,其实体育部门自身也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引导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 情。加之我们国家对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这样收益高风险低的推动自然成为了积极鼓励运动员服药的一股最重要动力。 哪怕运动员自身原本并没有多少服药的想法,也可能在上面的种种明示和暗示之下步入歧途。
  事发后,运动员往往被禁赛,运动生涯相当于终结,而政府部门却可以推说不知情
  通常兴奋剂被查出后,仅仅会对一线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作出相关的禁赛处罚决定。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就是运动生涯的结束。1994年的 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包括游泳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吕彬、杨爱华、乐滢、周官彬在94年亚运会 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被停赛两年。除去 熊国鸣此后还取得冠军,其他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最终也将由运动员个体来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来 推脱,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对比体育运动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虽然也有大量人员服用兴奋剂,但是在是否服药的问题上,决定权永远掌握在运动员自己手中。但在中 国的举国体制下,虽然表面上表面上通过服用禁药来换取竞赛成绩,似乎同时符合运动员、教练员和政府部门的利益,但实际上各方为此付出的代 价和承担的风险并不对等。
  类似于药师王德显这样的名教练,在被取消教练员资格后依然凭借资历不缺队员不缺钱
  这次田梦旭被服药事件暴露后,有人称田的真正教练是著名的药师王德显。王德显是著名的长跑马拉松教练,曾培养出栗娟、黎叶梅、艾冬 梅、孙英杰和邢慧娜等著名选手,但因其弟子孙英杰的药剂禁事件,王德显被取消教练资格,并被称为药师。
  然而虽然被禁赛,却在2005年被终身禁赛之后的数年里,多次现身疑似禁药事件中,关于他禁赛不禁练,照样拿训练费帮有关省市队培养 队员的消息,多年来一直没断过。很显然,类似于药师王德显这样的名教练,毕竟是货真价实培养出了如奥运冠军邢慧娜和世界冠军孙英杰、白雪 这样的运动员。而金牌成绩带来的诱惑显然让教练资格没那么重要,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呢?所以王德显被禁赛后依然不缺队员不缺经费,也 难怪被人认为是田梦旭被服药事件的关系人。
  根源在体育政治化,为国争光第一,兴趣第二,使用兴奋剂成功了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子
  中国的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与中国的民族尊严高度相关,而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绩更被看做体育部门的最重要任务。中国整个体育部门都是 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毕竟,使用兴奋剂成功的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 子。李承鹏甚至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但其 实发展体育更重要的是推广体育运动,建设更多的民用体育场地,然而这些显然早早被相关部门抛于脑后,让位于民族大义和为国争光了。
  结语:对于举国体制内的人来说,一切运动都是为了成绩,用兴奋剂灌养一个运动员,成功的是英雄,失败的是药渣,反正最大的风险都是一 线运动员担着,何乐而不为? (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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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dope0214.html




七三年后DXP的政治生涯

七三年后DXP的政治生涯



 

    七三年后DXP的政治生涯
    作者:老田
    凡属文革中间的问题,都被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弄得加倍复杂和混乱,迄今为止,精英们的努力还没有超过地摊小报对 "宫廷艳事"和"权力斗争揭密"的兴 趣范围。虽然大量的档案没有公开,但是根据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对比",在竞争的视野里,作一点结构和功能分析, 还是可能的。
    一、文革中间党内强势群体重新掌权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第一代领导人弃世之前,无论是声望、资历、级别还是人数,从战场 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 内部的强势群体;而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群体、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由于毛泽东鼎力支持,建 国后的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其实是刘邓 等党内弱势群体占据优势,由前述弱势群体组成的"南下干部"多数也是后解放地区的方面大员,这一批人在当地由于人数少、 级别高,多数需要依赖上级的组织力 量支持,后来被指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多数是这样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张平化、广东的陶铸、赵紫阳等。
    "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 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 群体的质疑,五三年高饶反党集团和五九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在于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服气,仅仅是因 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 以渡过。文革期间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确实导致中央高层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饶反党集 团"的未竟事业,新形成的权力格局大 体上与党内的力量对比趋于一致。
    文革的早期动荡形势稳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委会,一般而言,革委会 内部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军队干部的 手里,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很顺利地被边缘化了,权力分配格局与党内力量对比回归到一致。三结合的革委会内部,参加者还有 造反派和前党政官员,在后文革的叙 述中间,政治整合和象征符号的对应关系是:林彪代表是的军内当权派势力,四人帮代表的是造反派(群众代表)势力,刘邓是 作为前党政官员群体的符号代表。在 毛泽东的视野里,几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鲜明的,而且取舍之间的制约条件也是相对明确的。
    在这三个群体中间,造反派实际上是一种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间力量,得以在特定时期存在全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支 持。军队干部群体是共产党内的强势 群体,一般而言总是认为自己掌权最合理,实际上军队干部群体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最为简单粗暴,换言之是最积极地降低管理成 本的追求者,比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 政系统当权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前党政系统当权派回复到党内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二、强势群体掌权追求低成本管理带来的"简单粗暴"
    九大之后,军队干部逐步表现出要极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态势,主要的方式是要在权力结构中间换上令行禁止的本系统人 马,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 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 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 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同时军 队干部还系统制造很多秘密的专案, 去清查刘邓系统干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许多干部也失去了原 有的政治地位。在军队干部的政治整 合运动中间,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势力,后是剪除前党政系统官员,在剪除党政官员的过程中间引发了文革期间官僚精英群体内部 最大的政治冤案:内蒙内人党冤案、 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军队干部和党政系统干部矛盾和政治竞争的爆发。"军干群"三结合只剩下了"军"。
    在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借着国家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在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 军队干部往往被硬指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兴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实现"权归 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 开地方,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 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 头的问题,因此在整风过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 靠。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 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所在。在文革 期间,军队掌权时间不长,但是带来 的消极作用很大,许多今天人们控诉的"迫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军队干部掌权期间。
    作为一个一般的结论,军队干部作为管理者,强行把复杂的社会事务,按照简单的军内规则"令行禁止"来管理,在追 求管理低成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由此打击了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人。这一段经历恰恰证明了毛泽东解放后选择的正 确性。
    三、重新厘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停止军队干政
    在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终结之后,填补空白的要么是造反派(当时所谓的"新生力量"),要么是党政系统的当权派, 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造反派没有完 成政治上的整合,组织程度很低,本身还不能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主导中国的政局,这一点是毛泽东素所深知的。特别是在一 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间,有一个非常 著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中间得到很广泛的共鸣,实际上是造反派从当初自称要当"革 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宣称愿意 承担政治竞争的组织和管理成本��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对于承担政治竞争成本有着巨大的怨言,并希望通过制度化法 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竞争的成本下降到 零,这样造反派在根本上就抛弃了先锋党选择,在政治竞争的成本面前忘却了从前的政治竞争意志。以文革的经验看,先锋党仅 仅是在"哀兵奋起"的时代,才成为 人们的自觉选择,因为此时已经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风险和成本为零。由于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 能成为独立掌权或者作为权力中心来 起作用。
    从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所达到的高度看,实际上无法实现通过"换班子"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 题,而只能作为政治平衡力量运用。这 也许是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一两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决不了问题,而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大乱达到大治"。关于周期的间隔,毛泽 东曾经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后一个周期恰恰一个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长度。考虑到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民间基本上 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激发政治 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需要一种"非正常的造反运动",那么文革这样的大民主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就很好理解了:就是 要在"大民主"的造反运动中间去产 生政治意识、同时把形成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运用到一个人的工作周期终止之时,以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文革之所 以需要,在毛泽东看来是因为:群众 无法在通常状态下产生政治竞争意志和意识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的大民主运动过程,二是政治平衡力量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 产生,如果这两条不成立的话,文革 付出巨大成本就是错误的。
    在军队干部离开地方的同时,就是所谓的"解放老干部",让他们出来主政。这一过程的政治内涵,被一九八○年代之 后的舆论宣传弄得加倍混乱,说成是 在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斗争中间,周恩来成功地保护了老干部并帮助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把周恩来推上老干部势力的政治代 表地位。很难想像周能够在与毛泽东 的角逐中间,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完全不能相信"老干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终结军队干政��是周恩来所能做到 的。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源于老干部群 体与毛泽东的对立,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为他们感到"吃毛泽东的亏"太多,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 一个恩主来作为政治代表拥戴。至于 周恩来是不是他们后来描述的那个样子,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周之外找不到另外的人,来满足这一政治需要:在与毛泽东本 人划清界线同时又要表明后来的政权 是前面一个政权的自然延续。
    在军队干部短期掌权期间(从革委会成立到支左干部离开地方),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了,毛泽东 为此终结了军队干政。与此相关,由 于毛泽东排除了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独立掌权,那么必然就是老干部们逐步复出,因此在党政干部群体中间有 着部分代表意义的DXP出来工作,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DXP的检讨诚恳与否是没有价值的,毛泽东是否相信他"永不翻案"的保证,都没有太 大的政治意义;后来被主流精英着意 渲染的毛泽东要DXP"为文革作结论"的事情,对照一九七○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明显是一种缺乏 政治常识的说法,毛既然冒着与老干 部翻脸甚至"被枪毙"的风险去发动群众大民主运动,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反而在乎DXP这样一个人如何评价文革了,那不 是笑话奇谈么。
    其实,毛泽东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话,他不需要作什么设计,继续让军队干部掌权就行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 DXP,都将没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 权力退出地方的,那样DXP将永无出头之日,有且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让军队退出。如果军队不退出,到毛泽东去世后,很显 然就不再有人能让他们退出政权核心 了,那么他们会一直掌权到苏东剧变时节,这个时候中国的变化还难预料,根据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经验,军队干部掌权的消极后 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有限的几年的掌 权时间内,所制造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像还有多少可能避免苏联覆辙。这一结果大概是毛泽东 最优先需要避免的,毛泽东"两害相 权取其轻",终止了军队干部继续掌权的局面,因此DXP复出才有必然性,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偏爱他(什么邓是毛的人,井 冈山时期就如何如何,这些都毫无政 治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只DXP这一派人掌权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极后果相对小一些,所以成为毛泽东的不二选择。可 惜DXP自己似乎不知道这一必然的 政治态势,出来工作后就拼命去争取一个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政治平衡作为沉重代价。
    四、DXP的政治算盘
    DXP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DXP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 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允真、 赵紫阳私下谈话,要他们下
    去发起"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 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 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DXP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许多人说 这是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 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DXP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 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 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和 后来的DXP前赴后继想要通过整造 反派来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拥戴,结果彻底摧毁了这个对干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约力量的群体。通过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来 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艺术",一 点也不神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过了。
    综合后来的演变态势看,毛泽东要求DXP对文革有一个态度,唯一的意义在于造反派虽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无法独 立掌握政权,但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 的平衡和牵制力量,对于减缓干部队伍的腐化和堕落是有着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并无其它替代力量。显然,无论是什么人掌 权,都面临着一个"治国如何治吏" 的问题,防止干部队伍腐化,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看来,在精英阶层之外很难有平衡 力量的整合和成长,中国是因为文革 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特殊案例,而且是在毛泽东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才在造反运动和当权派的对立中间,造反派才得以成长起 来并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能够部分 制约精英们的走极端趋向。虽然造反派达不到先锋党那样的自觉程度,也未能达到独立掌权的组织程度,但是已经成为政治上强 有力的牵制力量,可以作为政治上 "掺沙子"的力量,来策略性地运用。
    DXP如果具备起码的政治家胸怀,就应该继承这样一股来之不易的政治遗产,用来帮助监督和威慑当权派的腐化和堕 落,继续进行"掺沙子"政策,以遏 制权力天然的腐败趋势。非常不幸,DXP最强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为此而不顾一切,他看得见的终南捷径就 是通过"死整造反派"去赢得官僚精 英群体的拥戴,结果造反派骨干最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篡党夺权等"罪名送进了监狱,现实政治上就失去了平衡力量。按 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是"不溯及 既往",这一枉法审判的政治内涵就是"得罪当权派绝对不容许有好下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无官不贪的严重局 面,民间盛传前总书记说过这样的 话:"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
    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毛泽东亲手制止造反派"补台"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一九七六年可以通过简 便的抓四人帮方式来实现"和平过 渡"。如果按照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时期的代表分布状态来划分权力格局,那么造反派势力占据各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数量,这 样北京简单抓人就不成立了,那么实 现同样的政治变化就需要来一次全国性的大变局,除非是调用军队,否则就无法实现,而调用军队即便成功,新成立的政权就不 可能再继续宣称是前政权的一个自然 延续和继承人了。这大概是毛泽东竭力要避免的后果,所以DXP后来的"复出"及复出方式,还都是在毛泽东临终前刻意安排 的政治格局中间活动的。
    毛泽东临终前再一次打倒DXP,虽然明知他"改也难",但是仍然保留他的党籍,千方百计为他"顺利复出"留下余 地。毛泽东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权, 因此DXP后来的复出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体现在毛泽东终结军队干政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打倒他,实际上是与DXP在 政治上划清界限,告诉人民"这个人 不是我要的",此后DXP上台那是形势使然,随后的中国社会变局也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 场,也仅此而已。此后DXP掌权和 掌权后的闪展腾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泽东的算中。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在整造反派问题上寻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对DXP造成了一个的竞争态势,这 也许是迫使DXP比华更下狠手去整 造反派的依据之一。在宪法上取消"四大",再通过审判让造反派头头统统进班房的结果,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 力量。DXP后来说"十个如果"什 么的,也许有那么一点真心,由于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失去了制约力量,他确实对扭转干部队伍的腐化趋势无能为力了。
    和华国锋相比,DXP是官僚精英群体更愿意认同的政治代表,虽然华国锋主持粉碎四人帮,相关老同志也承诺了支持 他的诺言。关键在于华国锋不能在全 面否定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竞争力有限。在三中全会后举行的"四千人大会"上,一些干部就开始私下议论过,说当时的 政治态势是"毛泽东的旗子,刘少奇 的路子,华国锋的牌子,DXP的法子。"
    五、DXP推进"非毛化事业"给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据华国锋后来跟身边的人讲,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两个凡是",也从未为此在中央作过检讨。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过 是一个文章作者的偶然说法,中央并 不存在什么"凡是派",DXP抓住这个东西开始做一篇大文章,发起所谓的真理讨论,结果是却是各省市、各大军区表态支 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思想上的 "拨乱反正"可言,而是通过"相对民主"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整合了官僚精英群体中间"非毛化"意志。在此之后才有了 一九八○年的"六二七决议"。这是 一个实践优先的主题,本质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马列毛理论"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需要,在必须继承毛泽东时代政权合法性 的前提下,就无法马上引进西方的现 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来简单地加以应用,所以短期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肯定实践先行。
    DXP掌权的时候,仍然有一个问题,虽然经过时间的自然淘汰,老军头们多半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残存的力量仍然不 是DXP能够主导的。所以DXP只 能自己"退在幕后",以退为进,要求其它人也同时"退休"进入顾问委员会,假如他自己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处在前台,将 很难完成这一事业,因为这样的力量 对比上的互为牵制关系,DXP毕生未能作为真正的政治核心,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舍此之外,DXP为了边缘化自己无 法主导的强势群体,就提出"年轻化 和知识化"作为换班子的依据,这两个条件恰好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者完全无法具备的,新进者成为党内多数,有利于主导权的 转手。这一过程配合了给老干部"提 级加薪给待遇"的赎买政策,在放弃权力和地位的同时,给以数倍于从前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平衡政策带来了国家财政的空前 紧张,并成为国企改革的决定性出发 点。
    通过这样数管齐下,DXP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权,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同盟了,由此开始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时 代,虽然他在名义上从未担任过最高 政治职务,而他本人也恰恰与毛泽东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过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掌权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在根据政治竞争需 要迅速膨胀起来的官僚精英群体对 面,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经过各种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间,财政困境已经产生而且不可避免,DXP就是在 这两大限制条件下开始他的"改革开 放"时代的。
    结果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是先生产条件后消费条件,DXP的政治调整过程中间,自然地转化为先 消费水平后生产条件改善,中国有限 的资源越来越少地流入技术进步创新行业。特别是财政困境带来一个政策是:把国企作为提款机使用,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衰 败;而经济进步则要在已有的积累之 外去"白手起家"地艰难成长,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经济剩余损失,相当于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所积累的资产和人力资源, 未能在后来的经济进步中间发挥着成 长点的作用,相反最有价值的人力物力资源却随着国企衰败而被浪费掉了。随着国企衰败和资产报废,工业化时期第一代参加工 作的职员大多都进入退休年龄,其退 休养老费用当然就失去了依托,原有的生产性资产报废之后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来负担其养老,今天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 额亏空,有人估计高达26000亿 元之巨,这已经成为今天政府财政的一个重大负担。这是与DXP时代早期的"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对应并互为因果的困 难。
    在一九八○年代,国企的生产资源分配多数依赖计划性的物资渠道,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实际上没有生存条件,从技术 人员储备、输出设备存量和原材料来 源上都是如此,但是DXP的"双轨制"模式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这些企业的一切生产资源都依赖既有的国企资源,所以报纸上 鼓励一切国企资源的非正常流出方 式,例如星期六工程师等等。双轨制开辟了"批条子"权力的直接市场化渠道。
    在非毛化舆论进行的同时,开始了以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权力蜕变过程,这两者共同损害了共产党掌权的合法性。为了 DXP时期的政治需要,开始以矮化 毛泽东时代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重大决策"都说成是错误的,以此在反面去证明以刘邓为代表的 "管理执行"是对的,"决策错误 论"在根本上直接否定了新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建设目标、资源动员方式乃至建设成就,这样的非毛化舆论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 权的全部合法性,结果在逻辑上就直 接论证了"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权力的蜕变过程,也在反面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当时崔建的歌《新长征路 上的摇滚》在大学生中间曾经激起了 广泛的共鸣,人们都同意那些"拿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的官僚精英群体,不能再自居为中国革命的合法继承人。由于DXP主 导的非毛化舆论和现实中间权力异 化,彻底破坏了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根基,这些重大变化都与DXP的政治选择(即所谓"重大事情上由小平同志来掌 舵")具有因果关系。
    一九八九年的事态发展,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DXP。在这个关键时刻,DXP上台后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来的 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来 了,当时的情况是:有可能在法定程序上废黜他,这是DXP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候。这一事实表明DXP在八十年代早期完 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经不 起重大事件考验的。据后来传出来的信息,DXP当时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推荐什么人接班就是什么人,江泽民 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共同推出 的,DXP当时表示完全同意,还在公开讲话中间说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北京开枪事件,不仅使得DXP处于政治上的困难境地,而且也使得DXP产生了一个必须快速进行"政治上善后"的 迫切需要。他必须洗脱自己作为开枪 事件决策人的不利政治后果,这使得他成为"民主和私有化主张"的对立面,勾画了自己作为"西化道路反对者"面貌。这给 DXP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 本来是非毛化事业的组织者,现在又作为一个西化的反对者而存在过,如果他不能对历史作出适当的交待,将仅仅作为一个"权 术家自私者"进入历史。一九九○年 江泽民上台之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更加刺激了DXP,他迫切需要在残年中间,重新为自己作出历史定位。
    一九九二年的DXP南巡,本质上是DXP走出一九八九年政治上的虚弱状态,重新与杨家兄弟取得一致,取得军队的 部分支持,搞一把"枪指挥党", "南巡讲话"是DXP在政治上要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改革事业保护人这一角色的最后努力,表现出自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 是为了"一条道路"而奋斗的斗士形 象。一九九二年后各个政权支持机构,特别是公检法和军队,都出来说要为"改革事业"保驾护航,这一次是DXP表现了一个 这样的意思:国家政权到底是在谁控 制之下,你们要想清楚。据说陈云在上海讲话表示拥护。江泽民迅速进入了大转弯轨道。
    逻辑上的困难还是存在,他说的是一九八九年广场上学生没有明确说出的内容,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诉求高度一 致,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择"开枪" 这样的极端手法来处置呢?他在八九之后的短期内,策略叙述是他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事业保护人"来定位,报章根据他的讲话 大反"和平演变"和抨击国外"大气 候";一九九二年他自己在讲话中间,再一次亲自来反对这一解释。
    DXP不愿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捷径,建立起自己的代表性,结果他到死都没有 找到,他总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聪 明"选择,闹得焦头烂额。当然在经济上他的子女有很大的斩获,香港的杂志动不动就把邓家选为"世界十大富豪"什么的,其 实也未必捞了那么多。邓作为政治人 物,自许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做富家翁"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一个小结
    行文至此,DXP的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点已经具备了,现在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毛泽东原先指望DXP能够 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 治权力:一是前党政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 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 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将会非常缓 慢。
    DXP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这一过程终结之时,他又发现军头们完全无法合作,必 须彻底边缘化,最后他发现新的干部 队伍根本就把握不住。DXP总是指望一个很舒服的掌权方式,但是他毕生被自己弄得手忙脚乱,他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总是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是代价付出之 后他又总是发现了更大困难和问题,向强势群体让步或者赎买都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最后他也象毛泽东那样,发现自己必须为自 己的政治生涯作个注脚,他发现就是 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南巡讲话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基进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问题,但 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 事件的阴影。
    朱�基掌权之后,比苏联的叶利钦更加激进,叶利钦尚不敢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一 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俄罗 斯也仍然背负着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基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强行进行医疗、教育的市场化过程。 在朱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西方人士 原期许他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搞垮,结果共产党还是没有垮台。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矛盾却因此更上层楼 了,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断裂社 会",这个现实已呈现出威胁社会政治安定的趋向,这已经成为"胡温新政"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优先问题。从DXP开始,到朱 �基过渡,中国在权力和资源分配都 是向强势群体倾斜的,但是希图以此在政治上寻找新的支撑点,则失败了,这些政策后果则成为后任掌权者的负担和严重困难。
    毛泽东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在苏东巨变中间,"对政府和官员的不满"成为精英阶层动员民众 舆论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主要 依据。DXP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则充分利用并释放了毛泽东时代官僚精英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怨气,DXP及其后任为了自己 当权的政治需要,竭尽全力释放了这 种不满,苏东剧变的民间舆论基础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积累起来的社会怨气。在中国,这一部分政治资源已经被 DXP利用完了,相反,一九九○年代 中国民间还产生了"毛泽东热",这是对新的精英阶层施加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夺的正当反应,特别是对朱�基实施 的政策剥夺后果的回应,前不久重庆 特钢工人的示威运动也是在街上悬挂"毛主席标准像"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民众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护 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 里,今天业已成为底层民众的追求目标和怀念对象。
    中国确实有人希望来一个彻底的"变天"(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积累资产的瓜分集团"��在中国是"买办、贪官和 奸商"集团),苏联的国家解体和共 产党非法,曾经使得苏联的强势群体��"瓜分集团"��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下降为零(因为合格的"债权人"被他们消灭 了)。中国"瓜分集团"也是新形成的强 势群体,他们在瓜分行为接近完成时期(一九九○年代后期),引导了中国主流话语热点的转换,热点问题迅速从经济学领域转 移到政治学领域,这个新形成的中国 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们,明确表示了迫切希望通过"政治市场化"以和平地接管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愿望,他们唯一的"群众基础" 可能是近些年来通过大学扩招而批量 生产的"小右派"(实际上是被新的强势群体��"买办、贪官、奸商"集团��阻断"上升阶梯"的候补精英群体)。但是, 这个新的强势群体不可能赢得底层民 众舆论的支持和认同,失去了苏东国家同类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政治资源。这一区别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饶有兴味的政治研 究课题,DXP消耗殆尽的资源�� 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不满��中国新的精英集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一点是否预示着中国有着不同于苏东国家的未来呢?是否 会出现让美国失望的演变方向呢?目 前还看不清楚,这显然是考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大课题。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

从乌有之乡到红色中国—中国左派当下困境



关天茶舍』 [其他]从乌有之乡到红色中国—中国左派当下困境
作者:草鱼子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为什么偏偏是德国?

  "中国"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
  单世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140元
  1939年10月,德军占领波兰后,德国国会议员向希特勒敬礼。 (维基百科/图)
  德国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是单世联先生的一本皇皇巨著,上中下三卷,百余万字;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堪称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 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诚如黑格尔所言,其论说 显示出一种把时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在该书"导言"中,作者引用周作人的一段话,说明中国的形象远没有德意志那般鲜明,它最多只能算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p69); "杂货店"中各种货色其实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政党的建立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后 来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儒家经验"……在这样一个"杂货店"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与德意志的文化"?为什么偏偏 是德国如此引人注意?
  单世联是调遣材料的高手,这从他的《革命人》一书中就可以看出:那么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回忆、杂记、采访,经他之手,竟也 如此有了所有言说都环绕着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也就是作者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 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其中一桩最为刺目的"个案",其实就是"中德现代 性都充满了突然转变与难解之谜,像纳粹集中营与'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类的理智提出挑战"。(p69)
  除了善于运用材料外,作者还很会扬长避短,所以也就能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比如他一再强调,此书并非在做中德文 化比较研究(更不对德国哲学展开专门的讨论),而是以中国人的德国论说为中心,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看待德国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德国的,于 是,书中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君劢、张东荪、丁文江,乃至贺麟、朱光 潜、顾准、叶秀山以及当代"新儒家"有关德国哲学和德意志文化的种种论述;至于这些论说是否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德国",其实并不重要,重 要的只是它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德国的"反西方"与"反启蒙"
  平心而论,近代德国的确具有如下鲜明的"独特性":德意志文化阐释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能力、 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赴国难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纪律 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p56)这种"独特性",其实也就是另一种 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则为"反启蒙"。
  作为一个补充,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卢卡奇的观点:"他(卢卡奇)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 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 (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序言")
  如果"启蒙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p62),如果以为启蒙就是思想或观念革命,那么有了能够同时体现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黑格尔哲学,当然就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的捷径。这很实用,很急功近利,但确实是许多首先想从观念上 接受西方的学者们的共同心理;更何况黑格尔哲学确实体现出了"举国一致"和"国家至上"的理念。
  关于纳粹与德意志文化的关系
  好,截止到这里,我们都承认作者说得很平和、很公允、很客观,就是关于纳粹,作者也引证好几位作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对纳粹来说,中 世纪是他们用以对抗现代性的资源,以统一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来控制现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以自我奉献的英雄主义来取代现代的理性主 义和物质主义,以乡村平衡城市,以民众共同体平衡现代企业。封建理想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是纳粹的'反动现代主义'"(p47,这里的"封 建理想"一词的使用似可商榷,此处不论)。
  关于纳粹与德意志文化的关系,作者概括出了三点,也不失为精当,只是第一点显得有些多余:第一,纳粹和希特勒只是德意志历史的一部 分。康德与铁血统治、歌德与种族灭绝、贝多芬与毒气室都是德意志遗产的一部分,不能仅仅把后一方面作为德意志的"本质"。第二,纳粹与希 特勒之于德国有其偶然性,这里具体涉及一战的爆发及其后果,但历史上什么事的发生会没有"偶然性"呢?仅用"偶然性"来解释纳粹的上台显 然乏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倒真应该参照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 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第三,纳粹浩劫是德国历史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历史的连续性与偶然、断裂、例外之间 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下面会讨论到。
  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也是反西方与反启蒙的结果呢?
  既然作者直接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纳粹与"文化大革命"在德意志历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位置,那我们就会想到:用这三点(加上作为 历史特征之一的"反西方",作为文化特征之一的"反启蒙")来概括"文化大革命"行不行呢?显然,问题已经清晰了许多,但我们并不满足, 总觉得还缺少了一点什么。
  缺少了什么?通过对德意志文化的重新梳理(一百万字的篇幅,当然不仅限于上面的概括),我们能否获得更多的启示?
  下面就是我想与作者进一步讨论的几个问题:
  首先,书名可能会给人带来某种误解:《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而德意志文化的历史特征是反西方、文化特征是反启蒙,那么中国的现 代性是不是正是反西方与反启蒙的结果呢?或者就如德国一样,是某种作为西方历史文化的"他者"(既学习又反对)的结果?这种"既学习又反 对"的立场就很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特殊性的"中国道路",而作者显然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德国所谓"特殊道 路"走出的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结局。
  其次,作者告诉我们,德意志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词,这就是"文化"与"民族"(该书第12页)。这很准确,但显然不够;应该把"文 化"引申为"历史",把"民族"引申为"国家"。道理很简单:无历史则无文化,而无主体则无历史;什么是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当然是 "民族";仅仅说"民族"也很抽象,许许多多的德国思想家早就告诉我们,把"历史"与"民族"理解为风俗习惯、宗教、教育、语言文字的统 一发展是一种很陈旧的观念,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要使德国成为一个国家,而国家的统一主要靠的是政治、军事、财政权力的集 中领导。在这一意义上,德国最为灿烂时期的文化人物均不认为"德国"就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个"国家"了,他们不断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德 国到底在哪里?"这是席勒的一首诗的一句话:难道有了这片土地(Land),就有了相应的"国家"(Reich)吗?
  于是,"文化"与"民族"的问题就变成了"历史"(有无进步、发展?有无目标、终结?相比于英、法等国,德国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与此相关的还有对"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使用与理解,能不能说尽管英、法等国文明发达,但德国更愿意讲的是文化的优越?那么历史的发展 到底是文明的积累还是文化的维护?所有这些问题均与"历史观"有关,也正是我们现在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国家"(Nature,民族 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民族国家中的"民族"[nature]与"种族"[race]是什么关系?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把辛亥革命前"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口号在革命后立改为"满汉共和",再改为"五族共和,创立中华民国"?这里面确实涉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以及在这一趋势 下的国家统一)的关系问题。
  "启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告诉人们人是群居动物,只有生活在国家中才得安全,才有自己的权利与义 务。单世联在书中告诉我们,"简单地说,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 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蒙昧、狂热盲目及其他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该书第11页)说得很好。康德与黑格尔会各自提出自己的补充:康德所要强调的启蒙就是个人要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的状态"中走 出,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黑格尔则告诉我们启蒙的敌人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群众的愚昧,不知道自由对自己有多么重要,第二是教士阶层的欺 骗,告诉人们他们会替大家安排好一切;第三就是专制国家的祸害,因为免除恐惧、蒙昧、狂热、盲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危及专制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纠缠着我们的问题与德意志文化不同的,大约可以说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无论对我们中国还是对德国, 启蒙运动的三大主题都集中在个人自由(在中国有时被说成为个性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上。当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与我 们、与德国一样。在樱雪丸所著的《日本明治维新》(凤凰出版社,201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明治五年(1872年),很多中 国人去日本学维新,结果发现日本所干的事大清基本上都干了,而且江南制造局和安庆军械所都比日本大得多,我们也制铁、也请洋教练,但为什 么日本能在短时间里发展为世界强国,不但在海上将大清打败,而且会随着八国联军一起攻入北京呢?结论是"中国民智未开"。于是张伯苓和严 修开始办学,鲁迅和郭沫若则弃医从文,企图唤醒民智。
  什么是"民智"?福泽渝吉在《西洋事情》一书里列出了六条,第一条就是"对于自由的尊重",他的解释是"自由就是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 的前提下拥有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p206)。这一对自由的解释说是来自英美可以,说是来自德国,比如来自康德也可以,在这至 关重要的一点上,英美法与德国并无差别,而且德国哲学家更喜欢、也更善于讲自由(这从莱布尼茨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单子论"中就可以看 出);差别只在于英美法讲个人的行为自由,德国人则把个人自由落实为总体上的精神自由。而精神,则是一种起着划界(与物不同)作用的自我 同一。
  第二个纠结着我们的问题与历史(文化)的断裂和再造有关。
  启蒙既然告诉了我们一个新的历史观,那它就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只有决裂才能重新开始(所以德国哲学家与英法不同,特别关注打好地基 [康德]与确立起点[黑格尔]的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通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对德国来说,这种决裂比较单纯,就是针对罗马帝国、天主 教教廷、两次世界大战所要反对的"西方世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对《圣经》的翻译已经使新教与德语自成一家,在历史与文化(特别是 宗教)上完全无须仰仗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德意志文化从起源、语言、习俗上更愿意把自己的'文化'追索到古希腊的城邦文化,这实际上也 是对广义的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认同感);但对中国来说问题却要复杂得多,比如是"兴汉灭满"还是"扶清灭洋"?是民族(种族?)自立还是天 下一统?是发展宗族、家族、秘密会党的社会力量,扶持民间宗教,还是完善国家权力?是"华夷之辨"重要还是废除皇权至上重要?就是"华夷 之辨",谁到底是我们心目中的"夷狄"?应该决裂的对象在哪里?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是要不得了,那么拿什么来填充?
  在"安内攘外"之争中,日本明治维新时一下子就统一了观念:"不应该把外国人和西洋技术给攘出去,而是应该主动学习,以此发展壮大日 本自己的国力,等到自己真正强大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攘外'。"(《日本明治维新》,p187)后起或后发展的现代国家,比如德日,都有 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再造"中均未发生国内革命。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和1807—1815年的普鲁士改革对我们最有启 发性的问题应该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危机为什么没有导致原生性的社会革命(这也是马克思曾经很想搞明白的问题),而是通过专制政府顺利地 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之相反的就是法国、俄国和中国。这正是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所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也许一个比较切近现实的回答就是:或者在内战中把现 代性聚集起来的力量消耗殆尽,或者,就是把这种力量投向外部世界,于是有了可怕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战争。
  就此而论,我们既没有向德国学习也没有向日本学习,这不知是世界之幸还是中国之幸。但一切从头开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 最美的图画"这一点还是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也似乎就总在重新开始之中。
  第三个问题就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德国形而上学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研究德国的,一般来说就指的是研究德国哲学,而德国又确实 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对我们这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所谓的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之争,大陆唯理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德国哲学,法国 哲学由笛卡尔为德国哲学开了一个头之后,到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恐怕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主要特征还是"解构"而不是德国哲学 的"重建"。
  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我想以黑格尔在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为文本,说明德国哲学家心目中的社会改革、历史正义与英国人 之间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英国1831年的改革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甚至比"光荣革命"还要重要, 因为正是通过这次改革,不但就此说明了任何制度都是可以改革的,而且使得辉格党在仅仅胜出一票的前提下(国王签署,改革生效),开始使中 产阶级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废除"光荣革命"后所延续下来的一些贵族特权。
  "废除"当然并不彻底,但"不彻底"正是英国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特点。黑格尔关心的并不在改革是否彻底,而在理论本身是否彻底。他说, 英国人一直以自己的自由为傲,因为这些自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即所谓的"实定的法权原则";但所有特殊的权利、自由,包括特权,都是自 《大宪章》、《权利法案》以来用强力从国王那里逼取来的"特许,或恩赐品、协定之类的东西,而国家法权仍停于其起源中的私人法权形式,从 而也就没有离开其偶然的内容",他心目中的"法",或者是把一个普遍法则贯穿于各种特殊法权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或把各种具体的和特殊 的情况可以归结为某种单纯规定。总之,"要使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正义感成为自己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pp233—234)。德国人要的就是那种"自在自为的"东西,那种能贯穿始终、首尾一致的逻辑的统一;体现在共同体(比 如国家)中,就不能如"契约论"那样把共同体看成是个人的利益、任性或意见的一致,而要有内在的凝聚力、有机性,就如家庭中的亲情、市民 社会中的工团一样。这当然有些理想化的色彩,问题在于德国人就是能提出一套"逻辑学"的论证方式;这种理论上的彻底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可 怕地成为"左"(教条主义)的灾难?尽管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讨论的就是《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 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就是想回答他人对德国人思维方式的质疑,但我们毕竟有着我们自身的经验体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
  理论的一贯性、彻底性与教条主义("左")的迷雾对我们这个很讲实用性(理论本身的彻底与一贯也可以实用化、审美化)的民族来说到底 是如何互为因果的,这也一直是我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思路。
  德国的犹太人与宗教问题
  德国人的这种文化传统与他们的语言息息相关(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辨上),也与宗教问题有关;而在这两个向度上,单世联 的这本书却显得有些单薄。
  德语自身的特征留给专家们去讨论。就宗教问题而言,一个是犹太人问题,一个是基督教问题;而它们又与世俗国家,与如何看待财富、如何 理解信仰息息相关。
  有了纳粹的种族屠杀,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犹太人本身就早已构成为德意志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英国思想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 中有一段名言,说的就是纳粹要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因为犹太人与他们不同或格格不入,恰恰相反,是因为犹太人早就"社会化"或"自我社会 化"为"德意志人"了,以致在文化(首先是宗教信仰)上,在外在视觉上很难将他们与正宗的日耳曼人区分开来。而犹太人的实用精神至少在当 时又有一种很可怕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参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全集》第一卷,pp446-447)。
  至于基督教在德意志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完全不用多说了,任何一个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都会说出许许多多的见解,从D·F.斯特劳斯的 《耶稣传》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此岸与彼岸、人性与神性、世俗与超越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就一直支配着德意志文化的进展;信仰的力 量以及德意志文化中的信仰与我们百多年来的寻求与丧失将会是一个更为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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