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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牛泪:胡温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锦涛原话如此:"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

外媒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报道及评论汇总(一)

译者
以下是在过去两天外媒上出现的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多方评论收集;注意某些摘译是编辑认为最有信息含量的内容挑选出来的,未必是原文的中心内容。所有摘译都附上了原文链接,有需要核对查实者可自行前往,其中大部分不会再全译;此外,预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评论,我们将陆续推出后续汇总,下次汇总的时间要视媒体上的相关文章多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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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中多次引用的一张图。摄影:Lintao Zhang / 盖蒂图片社】

事实披露:

《每日电讯报》被批评之后,第二天薄熙来被整肃——中国著名的太子党之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涉及被温家宝在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之为"严重的"政治丑闻,于15日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该职位将由张德江出任。

此外还有大量外媒引述新华社消息,以"爆炸性新闻"描述薄熙来被免职,所用的动词从"斧砍"到"清洗"到"下台"到"倒台"到"开除"轻重各有不同,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比较。

BBC中文网综合多家英媒的报道。《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中文)《泰晤士报》形容"薄是最具个人色彩和最引起争议的中国政治人物之一";《每日电讯报》首先介绍接任者张德江;《卫报》形容薄下台是"中国十年一次领导层换代"前"最大的政治戏剧"。文中引述张鸣:"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应该自行辞职,但是他不愿意,反而还高调地反击"。《金融时报》形容薄是中国"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原来极有可能入常。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的这些年,回顾了自2001年来令薄熙来广受关注的一些事件。19图: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成中国社交媒体热议话题》(已有译文) 一位网友说"现在新闻是微博先报,官方确认。"(吐槽:从王立军事件开始,《经济学人》、《WSJ》都选择了这个角度。对于稍远距离看中国的观察者来说,政治新闻的传播方式变化有时是更深远的影响。)

BBC的国际事务编辑 John Simpson 在这篇文章中透露了一些一手信息:他曾经为还是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制作纪录片,那时他的办公室就有按钮可以控制全市大喇叭里的音乐和喷泉。后来,薄说他们的专题片让北京认为他很会和外国打交道,他才当上了商务部长,而Simpson认为这只是客套话而已,那时他倒是听说北京对他可能已有戒心。08年Simpson曾经接待过一名自称记者的人,问了他很多关于为薄作纪录片的事,而这个人的名字不在她所说的媒体官网公布的记者名单上;再后来,他去重庆,却发现很难单独采访到薄熙来,而且,总有一辆没有标记的车一直尾随着他们。当他询问的时候,对方只是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CNN的"Jaime看中国"专栏中提到一些细节:作者是1970年代就在中国的资深外媒记者,他曾在北大见过薄,听说那时他想当一名驻外记者,并且后来取得了新闻硕士学位。文章也叙述了他当大连市长、商务部长、重庆市长的过程,并用"成王败寇"总结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和薄的政治生涯。

《FT中文网》媒体札记:徐达内把48小时的"大戏"归结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并若有若无地与温家宝的"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联系起来。(吐槽:嗯,被严密控制的中国传媒在获悉了十年内最大新闻时还要通过排版、题头摘选、广告播放等业外人几乎无法察觉的细节来表明心迹,看来不是媒体人还真不会看报纸和电视了。)

评论观点:

观点一:自由派赢了

《新闻周刊》每日野兽的分析认为:正如温家宝所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党内斗争的结果。而薄的失势说明这个未来是和毛主义非常不同的。以及拿掉薄也反驳了之前的"打黑"是针对汪洋的批评,这是"自由派"们的摊牌。如果披露重庆的刑讯逼供内幕的话,对薄的惩罚不仅仅是丢官。文中还透露对薄的调查从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而薄想把王牺牲掉的做法严重地反噬了自己。但没有透露信息源来自哪里。关于重庆打黑打了民营企业家的说法则多转述自童之伟的报告。

观点二:大戏还没有结束

《卫报》Steve Tsang :为什么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爆发一个月后才被免职?因为中国还是一种协商式的列宁体制。对薄熙来的处理牵扯到18大的人事布局,而这场角逐异常激烈。因此,薄是下台了,但彻底出局了吗?还未定

《华尔街日报》北京扔下薄氏炸弹 WSJ请了三位长期跟踪中国政治的专家:李成、谢淑丽和季礼谈薄熙来被免职。李成认为这是一场清洗,对薄而言,最好的结局是担个虚职,最坏的结局是进监狱;薄不懂得联盟,他用文革的方式上位注定了失败。薄重演"文革",是一场闹剧;

谢淑丽说:细节还不清楚,但总体来说,薄熙来用了很公开的方式来竞争上位,暴露了党内高层的矛盾,而这是在天安门之后就一直希望掩盖的。不过他们让薄参加了两会的记者会,这很不寻常,说明中国政治的信息环境在发生变化;

季礼说:薄的做法在党内引起了争议,因为他绕过了正常的程序。薄是中国的普京,而温家宝是没能hold住局势的叶利钦。让薄出局是大佬们的共识;

《经济学人》薄熙来是会被调查、被双规、还是被审判?过去被审的陈希同和陈良宇都没有"太子党"背景,如果对薄熙来的做法打破常规的话,那将是又一次与过去大为不同的令人惊讶之举。

《环球邮报》马凯《大剧远未结束》简述了薄一波的一生,结论是:如果在薄一波文革中被清洗时就写评论的话,那么再过数十年来看,一定会觉得离谱;现在,从被压制了的网络评论上来看,薄受到的欢迎很可能超过表面所见。引用了王康的话说:"中央还是有脑子清楚的。" 文中还有一处数据:在周四下午,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薄熙来,可以查到120万条;24小时后,只剩182,705条。

观点三:党的团结假面破裂?

《经济学人》薄熙来这匹"害群之马" 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党对外一直维持着的团结形象,现在出现了裂缝。温家宝虽然警告不能让"文革"重演,但是他所称的改革恐怕也只是小幅度的。重庆的继任者要努力让民营企业家恢复信心了。好消息是张德江有经济学的学位;坏消息是这个学位是金日成大学发的。

《纽约客》欧逸文:中国的政治运动开始恶狠狠了 文中也有一点个人记录,他曾在商务部长薄的门口等待采访,从服务员那儿得知刚刚和薄谈笑风生的是苏丹人。另外,欧逸文认为在薄倒台的戏剧中,"打黑"和"反腐"可能让他两面不讨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这篇全文基本引述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健的分析,认为薄熙来的倒台有几个因素:①是他打破了不能将党内分歧公开化的原则;②是王立军事件,有报道说胡锦涛称王为叛国者;③是薄熙来不可预测,因此敌人也多;最后说18大斗争更加激烈了 

《华尔街日报》墨儒思:薄熙来的问题不是他不受欢迎,而是他太受欢迎了。问题从"他会在常委中谋得什么职位"变成了"他是否想重造党和国家?"于是他倒台了。同时作者认为这是强硬派(胡)的胜利。党内的改革者们不必庆祝,因为这不是支持改革派,只是否定薄。

"亚洲社会"采访莱斯大学的Steven Lewis,他认为薄在重庆受欢迎因为重庆的农民多;此次薄的下台会让更多党干部不敢越雷池,不敢不按稿讲话,不敢展示个性;还说选择两会一结束就做此动作有时间因素。

观点四:中国有更优越的制度?

《经济学人》采用了一贯的讽刺语调,将中国"腐朽"的政治体制与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做对比,说薄熙来的倒台揭示出中国政治依然是内斗,腐败和渎职只是攻击对手的武器,而赢家还是可以不负责任。有一点温说得对: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可能重回文革。

《外交政策》从薄熙来揭幕民主党派博物馆谈起,薄熙来认为的民主就是提供建议,而不能改变规则,他说"民主党的历史就是共产党的历史"长文,亮点是最后:现在,薄熙来找不到独立的媒体诉说;也没有反对党为他上街抗议,他被锁在自己的历史中

《金融时报》继续跟踪逃亡海外的"打黑"受害人李俊的看法,他说:"很高兴看到薄王的今天,他们践踏民主法治、处死无辜者。在打黑中迫害民营企业家,收缴其资产。" 另一处爆料来自习近平今天发表在《求是》上强调"纯洁性"的社论,他肯定了薄在重庆取得的成绩,同时严厉批评"分裂党、偏离党的纪律、腐败分子"。文章也提到此文很可能是在昨天宣布决定之前写的,但是选择此时刊登似有奥妙,此外,WSJ也提到了这篇文章。

观点五:预测

《纽约时报》的标题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还好现在已经纠正了,原文说薄熙来已经被清除出党。文中爆料说,一名和高层关系紧密的分析者说:薄正在被调查,是否在王立军事件上有违纪,及根据王提供的证据。"可能持续数月才能决定他是否被审。"

彭博社在最后提到了这对汪洋的意义可能更重大,因为最近几年,汪洋成为了"改革者",他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鲜明,而"重庆模式"的经济意义也不是那么简单,引述程致宇的评论"毕竟,在金融危机时产生对市场的怀疑、国家主导经济的回潮、分配不公、这些依然存在。"

路透社预测薄出局后政治局常委名单,并简要介绍了他们的背景,引述了一些长期的政治观察者和与北京有联系的人的说法,(但没有披露这是这些评论者讨论后得出的,还是根据他们的说法编辑综合)除了习李两位之外,剩下的七位估计是:

汪洋:团派;王岐山:太子(女婿);刘云山:管宣传;李源潮:两派都可接受;张德江:江派;张高丽:江派;俞正声:与邓朴方关系好;

剩下还有一个选项:刘延东, 两派都可接受,但年龄大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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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我给薄熙来做翻译的一些感受~~

今天看到了关于薄熙来的消息,让我不禁想在他任大连市长期间我在市政府外办给他做翻译的一些感受。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不带任何个人感情,只想客观的说一说。

第一,给他做翻译很难。

薄熙来是个什么事情都要求尽善尽美的人。第一次给他做翻译的人,他都要好好"刁难"一番。比如故意多说几个公司的名称(他会英语,日本公司日文和英文几乎是一样的),看看你有没有说错或说漏,如果有那你就惨了!另外,就是他故意说了很长的中文,如果你要是翻译的很短,就证明你把他最精彩的部分删掉了;有时候他说的很短,如果你翻译很长,就证明你翻译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想法,都是不可以的。日本客人拜会的时候,他要多说多介绍,而作为翻译的你必须要快说,不能耽误他的时间。有一次日本富山县知事从日本带来了一个中国人做翻译,这个翻译说中文的时候,就像在做报告:"嗯。。。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嗯。。。这位是。。。富山县副知事-嗯。。。"还没说几句,薄就指着名单对对方的翻译说,"这不都写着吗!"对方翻译一个大红脸,再也不敢翻译。

还有一次一个旅行社的翻译来给他做翻译,结果中途当着客人的面说:"给我换翻译!"

以上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有的话,他就会对你宣判:"以后这个人不许给我当翻译!"那么你就没有必要留在市政府外办了!

要想给他做翻译,必须要在副市长身上练手,这是处于对市外办翻译保护的一个策略。

第二,心很细,管得太宽!

薄的心很细,如果他跟你说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会记得。如果你忘记了,就要遭殃。过几天你以为他会忘记的时候,他会突然问你:"那件事怎么样了?"你如果想不起来是哪件事的时候,你就该挨骂了!

管得宽-白天天天在外面考察。如果中途看到道路边有一堆沙子,就会开现场工作会议,把辖区领导叫来,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去旅顺视察,中途经过龙王塘镇,看到路边有一排很旧很破的房子,就把镇长招来,问道:"你在这里干了几年?""三年。""这三年你都干了什么?"就这一问,让这位镇长打了一周的点滴!

有一次会议室的把手不太好使,就把负责人一顿的"臭骂";送客人的礼品袋子没系好,也被一顿"骂"。。。

第三,时间观念特强。

接待日本客人的时候,做的日程表必须细到几分钟。

比如,

13:30 餐厅出发,去大连市政府拜会薄市长

13:55 市政府到达

14:00 拜会薄市长

这个日程看似简单,但是如果从电梯到会议室,必须算好时间,如果客人先到了,"让客人等"要挨骂!如果晚了,他先到了,让他等了,也要挨骂!必须是准点时间。

第四,做政府工作报告不用稿子。

当时做政府工作报告,不用稿子,把所有的数据都装在脑子里的应该只有朱镕基和薄熙来!给他当翻译,大连的所有企业的情况,包括企业的名称,企业的内容,数据说了之后,如果你不会就惨了!

第五,开会从来不提前通知

他开会从来不提前通知。白天在外面视察,有问题就开会。而且是在晚上9点开。一般都是在开会前十分钟通知各个局级干部。所有当时的局级干部的车里都配有警灯和警报。为了能够在十分钟内赶到。如果晚了,就是不想干了!为啥是9点呢?这个时间正好是晚上应酬的时间,如果谁满嘴的酒气,"你去喝吧,以后就不要来开会了!"这是他的结论!他当市长的时候,所有的领导必须一年365天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第六,典型的工作狂

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只有工作。大连国际服装节期间,下半夜2点,打着点滴,打着哈欠会见国外使节!大连的冬天冷,没有观光客。为了改变这个问题,他搞了"大连国际迎春烟花爆竹节"从大年三十我们就开始准备,正月初二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来连的游客多了,政府相关部门就不要想休息了,而且年年如此!

能想到的先这么多了,想起来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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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晚年指着薄一波等骂,你要逼宫么?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指着薄一波等骂,你要逼宫么?

林牧 撰文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只讲几件大事。

  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後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个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於",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後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

  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後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後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  

  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副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的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後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德、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後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的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後,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後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後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後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当将军的兵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话,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後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於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後,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於"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的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

  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会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

  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

  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侯,"左"倾保守分子却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後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於"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於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於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後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

  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的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

  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的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的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於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於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於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4、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小平退下来

  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後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後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後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後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後,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紫阳指名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辞尖锐的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的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

  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於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的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後,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请注意:邓小平那时已经不惜发动一场流血斗争来维护个人的权力了。後来耀邦下台时,有些人埋怨耀邦妥协而不反抗。其实,深知邓小平为人的胡耀邦是以牺牲自己来避免一场流血斗争的。

  5、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於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请注意邓小平反复提出流血事件,可见他要开杀戒是蓄谋已久的。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後,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紫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 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互相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後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

  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攻击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 

  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

  邓小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导演的非法的生活会根本不是什么"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而是按照他们预先策划於密室的阴谋进行宫廷政变。在第一次的生活会上,邓小平就决定停止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在第二次的生活会上,又确定了强迫胡耀邦辞职。後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

  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和邓小平等人的丑恶行径都将载入史册,由後人加以评说。  

  另外,"**"以後,习仲勋还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邓小平和杨尚昆。不过,那时我的自由度和接触面很小很小,不知道准确的内容,不好加以评说。



卡内基梅隆针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软审查”开展首次大规模分析

卡内基梅隆针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软审查"开展首次大规模分析
核心提示:卡内基梅隆大学(以下简称CMU)计算机系的研究者们分析了5700万条中国的微博,发现敏感词从"法轮功"到"碘盐"不一而足。删除的频率则根据当前时事和地理位置的变化,强度也有不同。

原文:Carnegie Mellon Performs First Large-Scale Analysis Of "Soft" Censorship of Social Media in China
来源: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新闻简报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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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审查。越红的地方审查力图越大。最严重的是西藏地区,高达53%的当地微博被删除。】

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以下简称CMU)计算机系的研究者们分析了数百万条中国的微博,发现了一系列政治上敏感的短语,这些会引起中国的审查系统的注意。一旦博文中包括这些短语,通常都会被删除,删除的频率是基于当前热点或地理位置。

这一研究是首次大规模针对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内容审查进行的分析。今年早些时候,当推特(Twitter)宣布会按照国别政策删除不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推文时,这个议题引起了注意和争论。

在中国,在线审查高度发达,研究者们发现经常被删除的短语包括广为人知的禁词,比如法轮功,这是一个由中国政府禁止的教派运动,还有人权活动家艾未未和刘晓波。其他的禁词则是基于当前事件;在2011年2月期间,当两会成为指称"计划中的抗议"的暗语时,这个本来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词成为了删除对象。

CMU的研究也展示出在某些省份微博的审查频率更高。这一现象在西藏尤其引人注目,西藏是政治抗议的温床,高达53%的当地微博被删除。

由语言技术学院(LTI)的助理教授诺兰·斯密斯(Noah Smith)、LTI的博士候选人大卫·巴曼(David Bamman)和机器学习系的博士候选人卜兰丹·康纳(Brendan O'Connor)联合这项研究的发表于同行审校的在线杂志《首个星期一》(论文原文全文)。

所谓的"防火长城"可以阻止中国居民登陆如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外国网站,这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审查工具。其他的国家也会屏蔽网络,比如在去年阿拉伯之春抗议爆发时,埃及就曾经关闭过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网站。

巴曼说,但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从网上交易或在线教育中受益的话,关闭所有网站是不可能的。替代的方式就是允许登陆网站,但是审查内容,去除那些被认为有害的信息。他还说,可以采用自动方式来删除一些信息,其余的则通过人工删除。带有敏感词的所有微博被删除的情况不常见,但某些特定的词语成为删除的对象,所发现的零散证据令人吃惊。

康纳说:"你会看到在某些微博中,博主甚至会问,'这会被删除吗?'"2010年年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中国的(新浪)微博网站上开了一个账号;在他发了一条关于法轮功的消息之后一小时之内,他的帐号被关闭了。

CMU的团队为了研究这种"软"审查,分析了新浪微博上将近5700万条消息,这是一个有超过2亿账号的类似于推特的中文网站。从2011年6月27日号-9月30号,他们用新浪微博提供给开发者的一个应用程序软件(API)来收集样本。

他们后来使用同样的API,以随机的方式检查了部分微博,查看它们是否被删除了,然后再取另一部分包括了已知的敏感词的微博进行测试。如果这条微博被删除,新浪则会回复给开发者一条信息:该微博已不存在。

举例来说,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网络上开始流传江泽民的死讯,他是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之后掌握权力的中共前总书记。在七月六日,传言达到了高峰,83条带有他的名字的信息当中有64条被删除,在七月七日,31条这样的信息中有29条被删除。

研究者们又作了一项调查,把新浪微博上的消息和推特上的中文消息进行对比,后者虽然在中国被屏蔽了,但还是有精通网络的用户能登录。七月六日,每75条推文中就会出现一次江泽民的名字,但在新浪微博上,5666条微博中才会出现一条——这是另一个证据说明在新浪微博上,关于江泽民的讨论被压制了。

经常被删除的许多微博包括了政治敏感的短语和名字,比如设计"防火长城"的方滨兴,以及提到中宣部的博文。其他的则体现出事件的敏感性,在去年七月温州动车事故造成40人死亡,之后"请辞"成为了删除对象,这明显指的是铁道部部长。

被删除的词语并非总是政治性的。2011年三月,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之后,政治上不敏感的短语,如碘盐和辐射强度都被大量删除。研究者们相信这是因为政府想要遏制谣言,不希望核事故导致囤积盐的行为。

研究者们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删除都遵照国家的审查机器指示,垃圾消息和色情信息都是删除的对象,这和美国一样。

研究者们建立起了研究中国的软审查的方法,他们说现在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工具可以积极地观察社交媒体的审查如何随时间演变,他们同时也有方法可以让调查更深入了,比如找出那些用来规避审查机器的暗语和的隐喻。

相关阅读:

一位个人研究者公布的中国微博上被屏蔽的378个"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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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法律人应理性对待王立军

陈有西:法律人应理性对待王立军
  2011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从开年的李庄案,到北海的四律师被抓案,再到下半年的贵阳小河案,中国的律师碰到了非常多的难处,我们奋斗在第一线的人感觉非常纠结,套用一句古诗可以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但是我们总归是在往前走,碰到的困难一步一步都在解决,整个环境也在好转。尤其今年,我觉得2012年是凤凰涅槃的一年,而不是像玛雅文明预言的是世界末日的一年,有可能是中国法律人重生的一年。


  我这样理解是有很多依据的。我们的经济基础,300多座法学院培养了20多年人才的整个人文基础,五年普法以后整个民智已开的思想基础,以及政治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上升,还有国际环境、网络世界,2012年,以及未来的五年、十五年都是值得期待的。去年12月10号,正好是世界人权日,我去了台湾。当时坐在第一排为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揭幕的两个人,一个是景美监狱——现在景美监狱改为国家人权博物馆了——关过的吕秀莲,前任民进党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另外一个是谁呢,萧万长,现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就在这个地方,关过"美丽岛事件"中所有的政治犯,甚至执行过死刑,这么一些人,他们在一起剪彩,握手言和,这是一种和解,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和解,台上演出有芭蕾舞、轻音乐、小提琴。就让我有很深的感受,很深的思考。国共两党在革命战争时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抗战胜利后又继续打,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是过重于仇恨呢,还是过重于和解。


  最近重庆打黑英雄出事了,微博上很热闹,也有很多人调侃的,也有说不要去"痛打落水狗"了。我在微博上也发过一些文章,当年我们要求王立军要用法律公正的渠道对待我们的律师,保障律师的辩护权。现在他出事了,也希望司法机关公正对待他,这才是理性的法律人的思考。现在这个人在哪里不知道,哪个机关负责调查也不知道;家属不知情,律师不让见,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家说恶有恶报,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报,不应该这样报。我跟一些律师讲过,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现在他是一个弱者,就该按照法律的秩序来解决。还有人说,当初指控李庄嫖娼,讲到我们要好好地羞辱他一通。我也说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要分开,指控起诉是他的职务行为,但是他嫖娼就是他的个人行为,这个不会放过,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大家去调侃、羞辱他,没有必要,我们要朝前看。我们所建立的不是跟谁为敌,我们想建立一种严谨的、理性的法律秩序,这是我们法律人所要遵循的。


  *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3月15日星期四

孙立平:关于重庆模式的两点看法

明鏡新聞網


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份冷静。首先,无论重庆事件的结果如何,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西来",还会有"东去";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撑大政治空间的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情。


而关于重庆模式我主要有两点看法:即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可能读者朋友会对我这样的说法感到迷糊,我的意思有这样两个层面:


第一,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我之前曾说过,"尽管我也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但我不同意说现在重庆模式已经倒掉。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重庆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决于重庆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用正确的办法面对正确问题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书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前书记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形成这样的模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满足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需求。我非常有一种担心:由于否定重庆模式而导致对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以及民众要求的忽视。我的确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公开反对重庆模式?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一再强调,重庆模式能不能被彻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挺广东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这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当然我并未认为广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只有解决机制的问题,才有未来的前景。


从历史上看,在制止了一种趋势之后,可能面临的都不是一种选择。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一场真正的改革,朝向世界主流文明迈进。

作者:孙立平,来源: 经济观察网


王菁丰:怎看山城大戏?


今天,重庆的好戏算是大幕拉开,至少压在我们许多人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是彻底落地了。某人不可能再入常,也不可能再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了,这确实是这一两年来少有的好消息。

 

一、怎样看待中国官员
 

所谓政治,实际上就是权力的游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纯粹的,与金钱无关的权力游戏,也不可能出现纯粹的与金钱无关的政治。在民主国家,政治中的金钱是公开的,以法治化的途径而存在的,包括政治献金、政治捐款、选举经费,这些都是钱。没有钱,政治是玩不转的,只是在民主国家每一笔钱都要拿出明细,放在太阳下检视。

在非民主国家,虽然金钱无法公开地亮在台面上,但是权力游戏需要金钱这个润滑剂,这应该是大家都清楚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是不主张拿放大镜去检视每个官员到底是不是清廉,在中国大陆,要做到绝对的没有任何金钱上的问题,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1995年的北京书记,2006年的上海书记,还是今天的某人,我都不希望其遭受司法和政治上的清算。我希望执政党能够建立起来一套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公开的政策辩论,我们可以对路线做探讨,我们甚至于可以建立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事机制,让上上下下变得自然。

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你如果"不犯错误",就要干到退休,如果要干到退休,要么就在现在的职位,要么就升迁到下一个职位,只要你"不犯错误",你就没有办法被踢出局,最后我国的政治人物不像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别人是可进可退,有进有退。我国的政治人物,是不进则退,没有软着陆一说。像王乐泉上一次那样的情况,算是"软着陆",已经是够好的结局。二陈和薄,最后都要通过免职,停职,甚至更极端的方式被撵出政治斗争的舞台,这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既然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问题,清廉如前北京市长、书记陈氏者,最后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对高层的所谓"反腐",实际上也就成了翻云覆雨政治斗争的手段。如果此番对渝督不用"反腐"牌,就事论事,不要拿他的家庭和财产出来说事,我看倒不是件坏事。我们要推动的,是政治的制度化,未来还包括政治献金等涉及政治的金钱的阳光化,现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你要让大官个个像马英九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大陆没有出马英九这样人物的客观条件。

 

二、好官一定有民望?——要学王岐山,莫学陈良宇薄熙来于幼军孟学农
 

好官是不是一定有民望?有民望的是否一定是好官?

我当然相信,百姓有口皆碑的官员,一定有其杰出之处。当年,大家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把二者推到政府正副总理的高位。两个人能力出众,最后邓也是能够发现的。我当然不能像一些御用文人一样吹捧中共的人事体制,说这个体制就是选贤任能,比西方的选举还要高明,但我还是承认,这个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选拔出一些能力较强的官员,不能说中共的高层都是一群庸官。昨天温的话,说因为体制的原因,他的工作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话本身确是"肺腑之言"。

近十几年来,倒是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从陈系统、沈量豫,再到孟学农、于幼军,都被认为是好官。北京、上海市民总体而言,对二陈并无恶感,京沪市民一般还都觉得二陈挺好的。孟学农和于幼军原来也是媒体吹捧的政治明星,确实这两个人是中共少有的非常开明并具有未来视野的官员。但是这四个人,都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政治生涯都是告提前结束。

怎样看待这些有民望的官员的"失足"?我个人是认为,这确实有"枪打出头鸟"的原因。中共政治局中,和其他人观念上差异最大,行事风格差异最大的,恐怕要数王岐山,可是王岐山为什么从来没有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王岐山无论从个人能力、思维开明程度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形象,都远远好过前重庆书记,但王岐山为官从来低调,不会进行过度的自我包装和营销,更不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发起公开挑战。

陈系统、沈量豫,再到某君,就恰恰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要去挑战权威,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一边积累民望,你一边挑战中央,你不是要挟我吗?他们的失败都在于过度自信。实事求是地说,我对陈系统和沈量豫的落马,确实是有些痛心的,他们为什么最终"谁薄命,叹倾城盛名",就在于这个政治体系没有提供一个公开的政治竞争的平台,他们虽然官至局委,也逃不脱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命运。

事实上,好官自然会有民望,关键看这种有民望的好官是不是要挑战最高权力,还要看这种有民望的"好官"是不是要利用经济的、政治的甚至舆论的力量来服务于自己挑战权力的企图。

 

三、我为什么会高兴?
 

其实他是否去职渝督,我个人无所谓。我觉得他当到明年也可以,甚至他当到2017年也不是不行,不是很多重庆市民对他很欢迎很买账吗。

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是因为他这一次的仕途中断,意味着他未来没有了进入常委的可能。有人说,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有利于向民主方向发展。我并不否定这个观点,但是这种不同的声音,它仅仅是声音,我们当然不能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如果薄只是要唱一唱红歌,当然随便他怎么唱。

关键问题在于,以此前的情形,他很有可能会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常委每个人不是分一块地,可是管一整条。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来管法治问题,那就可能出问题。他确实打黑了,但是是不是"黑打",当然有"黑打"的成分,而且关键是这种运动式的唯目的论的行为方式,同法治社会中优先强调程序正义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司法改革在肖扬院长的领导下好不容易产生了成果,王胜俊上任已经给中国法治造成了很大伤害,如果是某人来主管中国司法,那是更加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说,如果他放在任何一个闲差,我都没有什么意见。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人肯定是有经济问题的,但是对于查经济问题把一个人搞到监狱里去,我个人是没什么兴趣。我并不是不希望看到他的表演,或者是就希望他明天就如何如何,我们高兴的原因就是,你管一个条条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了,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你要发声可以发,你要斗中央可以斗,但是你不能把全国人民的某一方面的权利都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上,那太可怕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在人格上是什么样的特质。

 

四、是马英九还是宋楚瑜?
 

有人说,他是大陆马英九。其实我觉得,他像大陆宋楚瑜。

宋楚瑜其实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曾经也是有民望的人。虽然现在宋已经日薄西山,但他昔日也辉煌过。连、宋和马实际上代表了三个世代。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威权时代官员,不会秀,不会说,就能力来说,看不出来多么强,但是性格极为适合威权体制,一步一步往上爬,稳扎稳打。马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明星,他清廉,帅气,具有极好的个人形象,但是能力如何,恐怕不是那么强,但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大都如此,布什的智商也是不高的。

而宋则是在过渡时期的特殊人物,他一方面在政治手腕上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且又许多政治投机的成分,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像一个威权体制下的官僚。但另一方面,他又熟稔媒体,懂得和选民沟通,擅长政治表演,这又很像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明星。他身上兼有威权和民主两重影响。最后落得那个下场。

某人实际上也是这样,他在性格上是不阳光的,他在权斗上是非常炉火纯青的。但是,他这个人又非常善于公关和表演,从大连任上到重庆任上,他让一个市的市民"感激涕零"啊,这种能力,这种强大的煽动性,不就是所谓的"政治明星"气质吗?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像马英九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明星",因为他需要的民望,只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筹码,所以,他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玩火的民粹主义者,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底线的政客。

 

五、普京有多能干?
 

很多俄罗斯人觉得普京特别好。普京自己也觉得自己特别不得了,"给我二十年,还我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一些年经济发展是很快。但是这真的是普京的功劳吗?不是。相较于叶利钦时代,转型的创伤到普京时代已经开始愈合,不仅在俄国,在东欧其他国家,某不如此。而普京第一任期在经济上企稳向好,主要的大功臣还是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总理卡西亚诺夫。

可是,卡西亚诺夫后来被普京一脚踢开,他为俄罗斯经济所做的贡献被遗忘了。2008年,卡西亚诺夫参选总统,而俄罗斯的选举委员会,拒绝承认其参选资格,不为其进行参选登记。这就是普京所搞的可控的"主权民主"。

再到后来,俄罗斯经济的成长,完全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随着油气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经济也飞速增长。这和普京有什么关系?不是普京,是文京还是二京来当总统,油气价格都要涨,俄罗斯经济都要长,当上这样一个大国总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文莱、阿联酋、沙特这些国家不都是坐地收钱吗?普京当了这么多年总统,除了在军事上的强硬,在经济上真的有什么根本性的建树吗,没有。

但是经济增长了,大家的日子过好了。俄罗斯选民只看到"经济增长了,日子变好了",可是俄罗斯民众知识水平很有限,他们并不知道经济到底因何而增长,日子到底为何而改善,甚至连经济复苏最初是谁在推动都不知道,他们就被忽悠了,你看看我当总统你们是不是感觉很好?那么是不是我再来当总统,你们大家都要支持?

 

六、重庆近年来高增长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我看到有一些重庆市民对薄的走不说"如丧考妣",也是深感惋惜。似乎最近几年重庆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得到改善,都是他的功劳。

但实际上,重庆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有哪些?

1 经济周期的因素

重庆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不是1997年直辖的时候,是2000年前后。我查过经济数据,成渝两市的经济差距最大的时候,不是重庆直辖的当时,而是重庆直辖三年之后的2000年、2001年。为什么那个时候重庆经济最不好?是因为重庆是个依靠重工业的城市,是个典型的"东北现象"的城市,在当时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整个重庆国有企业是比较困难,负担很沉重,下岗职工问题也很严重,所以到2000年这个时候,也就是国企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重庆经济到了它的谷底,所有的改革代价全部都在这个时间段来代谢了。

改革完成之后,当然重庆就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实际上和薄没有必然联系。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比例较高的以重工业为主要产业支柱的城市,到本世纪初年,都比上世纪末有了很大进步。所谓雍正栽树,乾隆乘凉。朱镕基时代的改革红利,很多是到了胡温时代才吃到。

2 中央政策的扶植

某人本身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就是个非常特殊的东西。重庆直辖十年,到2007年之前,从来没有政治局委员兼任过重庆书记。当书记是政治局委员之后,这个地方的政治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即算不是某人当书记,换成王岐山甚至张德江当时过来当书记,就凭借"委员"的头衔,就很有施展的空间。

再者,中央政府最近一些年对重庆是大力扶植,所有的政策都在倾向重庆。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大项目和特殊政策,都是优先考虑重庆的需要。重庆被列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后,中央政府是铁了心要把重庆建成西部经济中心,中央政府对重庆和成都、西安的政策,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亲妈和后妈的区别。在这种强大的政策支持下,谁当书记这个书记都不难当。

3 历任重庆市领导的积累

这话说起来像是温相记者发布会上的官话。但是这毕竟是个事实。譬如现在崔之元他们都在吹捧重庆模式,讲重庆国资的八大投。八大投到底好不好,我们姑且不论,就从这个东西来看,重庆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从2002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某人在重庆吗?不在。

2005年到2007年,重庆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当时重庆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汪在重庆,也是干了事的。如果说他以后不调广东,相信他留在重庆,也一定不会干得多差。

4 黄奇帆市长的努力

不讨论薄与黄的关系,也不说黄的个人品质,黄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官员。黄在经济问题上的思路,和他推动经济金融发展的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市委书记管大局,市长管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黄奇帆从担任常务副市长开始,就把在上海浦东开发的很多经验带到了重庆。他本人也同媒体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频繁出席媒体活动,展现重庆的开放形象。薄的许多经济社会政策,是通过黄来具体执行的,他是重庆近年改革发展的大管家。

 

七、怎看薄和他的"重庆模式"?
 

当然,这么些年重庆的变化,有上面四个因素,也不能否定薄本人的贡献。

在招商引资等问题上,薄是有功的。在重庆城市建设上,薄更是成绩斐然。过去重庆城市形象不佳,市容环境破破烂烂,和成都差得很远。薄在城建上有一套,这是在大连时大家就清楚的。他到了重庆之后,重庆的市容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重庆的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整个西部最现代化的城市。由于重庆市民喜欢找附近一个城市做参照系,所以薄让重庆"翻了身",这些人感觉很爽。就像陈菊主办高雄世运让高雄市民有南部人出头天的那种感觉。

至于城乡统筹,大方向是好的,中间有很多经验需要研究。而且不论是招商引资也好,城乡统筹也罢,都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大方向。

然后就是他的"左"的政策,比如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等一系列的民生投入。对于这些关注民生的措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在中国的"自由派媒体",对于未来的路径,大家也是有分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立场,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不能强迫别人选择。在民主社会中,左右力量的互动是正常的。我们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并不妨碍我们尊重其他人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试验。制度试验的机会难得,我们不知道重庆一些左翼的民生和社会政策究竟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对于这一类实践,我们不能因人废事,不宜戴有色眼镜去看。

最后,就说到"唱红打黑"了。我肯定是反对"唱红打黑"建毛像的,"唱红"从根本上不能解决任何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而"打黑",这种运动式的执法手段,我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打黑"过程中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政治操作屡屡出现,最后使得"唱红打黑"变成民粹工具,这是非常悲哀的。

当然,否定"唱红打黑",并不代表全盘否定重庆的安全状况。譬如重庆市搞的交巡警平台,我看就不错。让警察不要坐在办公室里,交警、民警大家都到街上去,对于震慑犯罪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百姓有什么事情,可以就近去交巡警平台办,这也是非常好的便民措施。一个留美的朋友说,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到处都是警察,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些警察上街了。我个人还是觉得,警察到街上执法,肯定百姓的安全感是能大大提高的。

至于全市安摄像头这件事,那么就涉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我持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四年多以来重庆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或者说,主要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但是,某一个人为重庆市民做过一点事,他在重庆所做的事情,不是一无是处。不能因为否定一个人,或者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轨迹,就把这个人过去所做的事情全盘抹杀。

 

结语:不论他是清廉还是贪腐,他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是这个扭曲畸形体制所造成。在这个体制下,我们要为他的陨落感到庆幸,毕竟这是阻止他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唯一一途。但未来的某个时点,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将军不下马"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改变,那时候我们不用再为二陈与薄的进退而欢呼,而失落,而唏嘘,那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美国人哪里走错了

  【财新网】(特约作者 拜伦 •韦恩) 学者和战略家们一直在分析美国目前的金融状况,但没有太多能够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根源。要了解美国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许不得不回到二战结束后。
  现今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尤其未能认识到以下四个事件的重要 性,这些事件导致了美国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件事件首先回溯到 1980 年代期间。当时欧洲经过战后35 年的重建和恢复,重新加入全球市场的竞争。经历了 1945 年战争肆虐的日本,也大规模生产大众欢迎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汽车。而美国 正在失去其明显的经济领导力,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也遇到了更多的麻烦。美国当时应该倡导能源独立性或加强基础设施的工业政策,以 应对这一挑战,但美国没有。举例来说,美国本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供应,并用它来发电,以提供城市交通的电力。这样的话,本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此外,当时还应该开始提升制造业工人的技能。
  第二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在战后不久,美国人民从他们的父母和曾经历了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美国人那里继承了节俭文化, 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则成为了"自我的十年" (Me Decade ),消费主义和个人债务不断上升成为普遍现象。
  第三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 1990 年代,中国和前苏联摆脱了计划 经济。同时印度也进入了世界经济的舞台,并不断生产自身消费所需的产品。起初,美国人曾一度过度乐观地认为这将为美国的产品带来 30 亿新的消费者,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国家将首先是美国的市场竞争对手。
  第四个事件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此时的政策背景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希望更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个基础构想具有理想主义情结,而在现实中,宽松的贷款行为和过分自信的购房人使得这项政策最终导致许多家庭买入的房产比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要贵得多。直到 2007 年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许多人发现自己每月的房产还贷额很高,但房产的价格,如果他们还能找到下一个买家的话,是下跌的。对于后来银行业和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从整体经济来看,大约不到 2美元的负债就能够产出 1美元的 GDP增量。然而到了 1980 年,欧洲和日本逐渐变得具有竞争力,美国产出 1美元 GDP需近 3美元的负债,这比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超过 50%。除此之外,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下降很快。制造业在名义 GDP 所占比重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 28%下降到 2008 年的 12%;而同时期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40% 减少至 2010 年的 11%。另一方面,服务行业劳动力人口比例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40% 提升至2010年的65% ,美国逐渐转型成为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无助出口,因此这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开始扩大。石油价格在 1973-19 74 年间翻了两番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2012 年 1月,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率自 1977 年以来第一次超过服务业。
  政策制定者们本该就资本效益率的下滑和制造业劳动人口下降采取行动,但他们没有。如果美国能在那个时候开始把人才和资源投入到可替代性能项目,也许今天就会大大减少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美国拥有许多世界上优秀的大学, 而在过去40年美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具有的创新能力。随着科技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所扮演的作用越来重要,政策定者应该实施培训计划以提高美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从 1980 年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希望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为此背负了越来多的债务。如果需要花费5美元来获得1美元的 GDP 增长,这1美元带来的回报可能不足以偿还为之消耗掉的5美元,也不可能很好地为股权投资者带来回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有这么多的现金。由于世界趋近白热化的竞争,现今人们愈发难以找到一个可提供满意回报率的项目。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理应削减开支,因为美国不能让负债在现在的利率下继续累积。然而由于政府开支占据25%的 GDP ,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必须小心谨慎,而不能过快地进行削减。在过去的60 年里,联邦项目占整个 GDP 的20%。国会超级委员的目标是在 10 年里削减120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或是每年减少1200亿美元。这一程度的削减可以使得经济不至陷入衰退。若一年内削减 5000 亿美元,赤字的增长固然减少了,但 GDP 也会陷入堪忧的境地。
  看起来,若不增加税收,美国的预算缺口将很难被填补。在过去 60 年里,联邦税收占GDP的18% ,而现在为15%。由于49% 的在职人员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个基数应该更大。石油、天然气、房地产行业和农业还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当然这可能在压力之下被修改。美国凭工资收入前1%的人群已经为联邦贡献了38%的税收,因此开始有不同声音提出,他们的赋税是否已经超出了他们应缴的份额。凭工资收入前10%的纳税人贡献70%的税收。抵押利息、慈善捐款、雇主医疗支出、国家和地方所得税以及现行税法的其他方面上的扣减项目也可以为提高税收供机会,但是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群体反对这些显著的变化。
  尽管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美国经济还是清晰地呈现出增长势头。 2012年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实际 GDP 的增长会保持 2%,然而现在看来有可能会达到3%。这应该会使得薪水增加而政府赤字停止增长。但每年的赤字仍将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无论大选结果为何,美国都必须把它降下来,否则总有一天偿还负债的重压会引来又一场危机。现在平均的负债利息成本是2.3% ,联邦收入中仅8%用来偿还债务;然而赤字若继续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势头发展下去,再加上平均利息成本升到3%的话,到2020年,联邦政府将不得拿出20%的收益来还债,从而挤压国防、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届时,国会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止激增的社会问题。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能让国会就预算赤字问题采取行动,答案正是政府债务利率的上升。当美国只需为十年的借 款支付2%的利率时,立法者会感到自信满满。然而一旦借贷成本超过了名义 GDP 增长,例如2%-3%的真实GDP 增长加上2% -3% 的通货膨胀,他们或许会对事态的紧急程度有更加强烈的感受。■

匿名:重庆反讽中国

薄熙来事件容易让人产生矛盾的心情。很多重庆人都觉得薄很大地推动了重庆的发展,到头来倒在高层的政治斗争当中,实在是大大的冤枉。另外一些人则欢欣鼓舞,因为薄熙来所倡导的红色路线非常危险,而且在打黑也与法治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稍微概括一下,就是他具有高效的行政能力,但是没有规矩,后来路线错误而倒台。等等,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人们是怎么评价中国政府的?高效的行政能力,但是没有规矩。。。。。。也就是说,在发展模式的角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也!现在以大吃小,是不是非常讽刺?问题当然是路线问题,大家都了解;但为什么可以大吃小,那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规矩"了。

路线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可以说在行政方面是有能力的,他在纠正毛的一些极端政策方面做得很好,但也正因为如此,毛也不会容他,搞得家破人亡。简单地说,不和老大一条心就没戏。其次想到袁世凯。同样的,治国能臣,举国拥戴为大总统,结果自己没有认清楚形式,搞复辟,那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群起而攻之,卒。简单地说,历史潮流面前别自不量力。

规矩问题。中国政府是最不守规矩的,有时候因此还颇有得色。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发展中得了好处,也由衷高兴,并不怎么计较规矩什么的问题。孙立平对此事的评价是:

"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 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 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 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我想说人民是很容易被收买的。打黑之后,治安确实好了,但是也有很多含冤入狱的人。而他们如何,人们是从来不会去关心的。张鸣也谈建国后的一些运动:

"事实上,对于多数民众而言,从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轨道的运动式社会整治,各种严打,民众都支持,除非谁家里有冤枉被杀的人,那家人家才会不满,但一般也不会构成对整个运动的否定。有谁会看清楚,这样的运动整人,最终会越整越多,波及千家万户呢?至于民生工程,当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说成一场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虽然运动以暴力为特色,但毕竟平分了土地,让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尝到了均贫富的甜 头。对于这样的民生工程,没有被冲击的多数农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些农民当时也想不到,随后到来的合作化运动,马上就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剥夺了, 甚至还要付出利息。"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张郎郎:狱中遇罗克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个楼,像一个K字,叫做K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K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K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
 

  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
 

  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吗?"
 

  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
 

  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
 

  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步谈"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
 

  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
 

  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会不会唱列宁喜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权力内核

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企业,其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世界上前二十五位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GDP。同时,沃尔玛拥有210万雇员,这个数字也超过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公司,即低调的纽约公司黑石集团,管理着3.5万亿美金的资产,该数值超过了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储备。2010年,一家私人慈善机构,即拥有335亿美金资金的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各地支出的金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一年的预算。
这些数据几乎让人目瞪口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私有机构已经极度扩张,除了在那些最大的政府之前,这些私有机构在资源、全球到达性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已经开始"一览众山小"了。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最有钱的国家也受困于问题缠身的官僚体系、财政危机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指数的急剧下降。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影响人们生活的很多因素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色彩,但是现在的每一个政府都仍然局限于各自的疆域之内。
在私有力量与公共力量之间寻得平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挑战。如果谁能找到这个有效点(谨慎的监管,公民被授权进行竞争,培养经济动力,以及对于所有人都一样的公平),那么谁的社会就能在二十一世纪兴旺发展。如果谁把这个等式搞错了,那么结果则会是社会不稳定,财富萎缩,以及自我塑造命运能力的下降。许多决策看上去是国内的,但事实上却有很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美国,该问题是目前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议题。美国政府是否已经过于庞大,成为了社会的负担并且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威胁?还是它在保护普通民众方面表现得过于无效,且被大企业和有钱阶层掌控?美国政府究竟是在创造公共福利还是在将不平等制度化,为极少数人(百分之一)而非大多数人服务?
在欧洲,类似的争议也在激烈进行着。不同的是,欧洲的争论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即每个独立成员国需要向欧盟让渡多少权力,以及欧盟提供的集体治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和角色都已经不同)究竟为谁带来了最大的好处。如果你分别问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这个问题,你得到的答案将极不相同。
在中国,公私之间的拔河比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被看到。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自我改造进行得如此之快,以致外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稳定与增长几乎是无法协调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相互不可少的。这也是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俄罗斯的寡头和政治领袖之间的激战到正在进行中的阿拉伯世界社会骚乱。去年在阿拉伯爆发的叛乱一方面是为了个人自由和机会,但同时它也是对政府任人唯亲和只为少数精英的利益服务这种局面的反抗。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平衡。大约十五年前,美国庆祝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市场对于国家力量的胜利。这个成功舞会是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坟墓边进行的。但现在,一切已经明了,这个舞会办得太早了。
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斗走到了更复杂的局面前。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而区分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是公私力量在体系内的不同角色和责任。由于华盛顿推广的自由放任市场模式已经因为自己造成的伤痕而蹒跚难行,其他的模式开始获得更多的空间。新兴的模式相互之间也在竞争着:从北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到印度和巴西的"民主发展式资本主义",到北欧经济体(财政纪律极为严格,但是公私力量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再到以色列、新加坡、阿联酋等小国推行的"创业式资本主义"。
在美国以及其他采取美国模式的国家,经济上有权力的阶层依赖于相应的司法、立法以及监管设计这种观念加剧了人们对于整个体系过于向私有力量倾斜的抱怨。无论是从经济产出来看,还是从有超级权力的精英阶层在法律内外的特权来看,不平等在这些国家都已经加剧了。没有什么比最近的金融危机能更好地说明美国体系的缺点了。在美国体系内,少数大机构摆脱了监管,滥用自由,并且说服政府对它们施以援手(而非对因它们而受害的人施以援手),再转而阻止了真正的变革,使整个体系回归到了最初造成危机时的那种实践方式。作为后果,像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反抗运动这样的反冲运动已经出现。
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反映新的现实。如今,大多数的国家已经被或剥离或减弱了许多主权,因此它们的力量再也不如它们曾经所有的那么强大了。作为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政府权力的一些支柱,比方说,控制边界、印刷货币、执行法律或者使用武力。一切都已经被不可逆地改变了。由于因特网,现代交通以及更广义上的全球化,国家如今再也无法完全分清、量化、监管跨越其界限的东西。现在只有很少一些国家真正有可交易货币,而与此同时,私人发行的价值工具,比方说金融衍生品,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发行的现金。全球型企业如今有能力就税制和监管制度来对地域进行"消费",当政府推出它们不喜欢的法律时,它们需要做的只是简单的改变场所。同时,目前只有少于二十个国家真正有能力在其疆域外维持一定时间的军事行动。
同时,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大公司,其在2011年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3500亿美金,有其业务存在的国家是有像瑞典这样一个重要且富有国家的大使馆的国家的两倍多。在2010年,瑞典的国防支出大概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预算支出的六分之一。埃克森美孚这头能源巨兽与瑞典相比有更多的自由资本可在世界范围内支配,在更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调动了更多的资源来影响政治决策。你可以问自己: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瑞典,谁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影响更大?谁对世界范围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影响更大?
对公司和国家的比较容易让人疑虑,因为比较可能会度量有误,但是你可以考虑以下这个事实:世界上第1000大的公司其年销售额比57个国家的GDP都高。这家公司叫欧文斯.伊利诺斯,它生产的产品是玻璃瓶。它在2010年的销售额超过了70亿美金,超过了贝宁、百慕大群岛、海地、科索沃、列支敦士登、摩尔多瓦、摩纳哥、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以及几十个其他国家的GDP。事实上,《财富》杂志排出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每一家都可以排入世界前一百位经济体。(GDP尽管有可能有误导性,但却是一个复杂、增值度量,不能与一家公司的销售额直接相比。但是这样的对比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个量上的感受。)
当然了,大公司的权力并不是一个新故事。昔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控着印度次大陆,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福特为他们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建造了小型城市,里面满是工人的房屋和学校。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企业所具有的那种类似国家的角色有所增加和变化。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这种角色变得日益平常,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今大公司经常有它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它们经常积极发起政治宣传,比方说埃克森美孚的游说活动就使美国拒绝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它们积极承担一些重要的安全行动,比方说黑水公司就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获得了大量的国防订单。它们也提供医疗、培训、庇护以及其他许多功能。这些功能应该由国家提供,但是目前国家却无法或不愿提供。这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变得不正常,太多的权力被很多时候离民众遥远的大公司所掌控,而这些大公司往往只对他们的股东们负责。同时,原本根据设计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发表意见机会的制度已经变得日益薄弱,已经无法与社会契约中的许多最基本条款相符,因为公众发现对于许多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权限发言。
       这并不是一份革命宣言。如果说20世纪的流血纷争、社会实验和意识形态对抗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那这个教训势必是极端的手段理不清公私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两者间的平衡,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兴旺。对一些美国人而言,如今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些影响这个平衡设置的能力这个现实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即构成那百分之九十九的"被剥夺公民权利者",最终从全球观念市场的角逐中胜出的混合资本主义范式将会是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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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

房产信息全国联网成官场敏感话题

房产信息全国联网成官场敏感话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为了推进全国范围的房地产税,目前中国官方正在推进全国各城市的房地产产权信息的联网查询工程,由于房地产持有者信息一旦在全国联网之后,很可能涉及潜在的信息公开的问题,尤其是对持有大量房产的公务员家庭,或将有不小的政治压力。

为了降低这一联网的敏感度,主导这项工作住房保障与建设部长姜伟新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官员喊话,"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所以,市委书记、市长尽管放心。"

一直以来,信息采集系统的不完善一直被认为是房产税推行的主要技术障碍。

因此,3月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做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加快建设城镇住房信息系统,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据《财经》杂志报道,姜伟新此前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是2012年的工作重点,"要克服困难、加快推进"。

目前,住房信息系统已被"十二五"规划确定为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于2011年初正式立项。目前由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负责实施。中国联通负责北方16个省份,中国电信负责南方16个省份,并将建成北京、成都两个数据中心。运行监控和安全管理中心设在住建部办公楼内,承担系统的运维管理任务。

该系统建成后,理论上,"地方上买卖一套房子,住建部立刻就会知道,包括新成交住房和存量房的信息都可以看到"。

一位负责具体实施的项目组人士透露,目前该系统的建设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地方政府"找诸多理由,就是不配合"。其中北京、大连等城市进展比较缓慢。"

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表示,"地方政府担心的是,信息安全是否有保障。"事实上,所谓的信息安全,指的是政治敏感人群家庭,主要是官员等特权群体的房地产拥有情况,可能会被这套系统曝光。

此前的多起中国社会冲突事件,如河北的"李刚案"中,就有不明身份者利用房管系统,查出特定官员拥有的房产地址、面积等,发布在网络上。一位了解该项工作的业内人士透露,"据说某领导测试系统,查出自己名下有27套房产。"他评论说,"这样的剧情,不知是喜剧片还是恐怖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住房建设部长姜伟新在此前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试图消除地方政府的担心,他承诺,住建部将在制度、程序、软件上加强设计与管理,确保信息使用安全。

姜伟新介绍,在设计上,这套房地产信息系统被设定为"一个人的住房信息系统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也就是说,只有地方政府和住建部两方都同意批准之后,信息才能显示出来,否则出来的只是不完整的信息。

为了保密,这套信息系统的保密设计堪比警方的查案所用的"金盾"系统",据负责信息系统技术建设的人士透露,这三套系统并不接入互联网,而且都是多层加密,很难破解。此外,"这个系统是单向的,各地方政府只能看到自己城市的信息,而如果查询或是修改都会留有记录。"

因为涉及到财产公开问题,这个系统的开放程度很可能有限。系统的初步应用,可能仅仅是作为相关政策制定的依据,据说不会用于反腐或者财产公开等其他用途。

姜伟新承诺说,"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所以,市委书记、市长尽管放心。"

对此,有网友调侃说,"原来我们这么重视隐私啊,用党政业务三权分立来保护,厉害。就只差公检法介入,不够完善。"

媒体人岳富涛在微博上评论说,"市长、书记等三人同时输入才能查一个官员的住房情况,让我想起美国或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的启动程序,只有三个人一致同意,才能启动这种毁灭性的武器。"





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牛泪:胡锦涛亲抓王立军事件

胡锦涛亲抓王立军事件

看到外面有消息说是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调查王立军事件,贺国强(中纪委书记)调查薄熙来。老牛不清楚这个传言来源,估计是人们认为周永康分管政法,又看到贺、周二人都去了重庆"两会"代表团就胡乱联系。

据老牛从可靠渠道得到的消息,这个传言其实是不正确的。贺国强去重庆团主要是因为他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和他负责纪委的政治身份毫无关系。

周永康去重庆团倒是有一点用意,那也是因为他分管政法维稳,去重庆一是为了肯定重庆"打黑"成绩,二是为了告诉重庆在这个特殊时期稳定工作重要性(这个各位从周要求重庆"毫不动摇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语就能看出来),这和挺不挺薄熙来也没关系,都是中办提前就统一安排好的日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王立军事件执行调查的是国家安全部而非中纪委,具体负责人不是贺国强,而是耿惠昌部长。耿部长本人即是"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又是中央政法委委员。但具体到王立军事件上,这件事和周永康关系还真不大(虽然周也参与了王立军案的前期调查领导工作)。

在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上,目前走的是"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外事小组同一套人马,都怪王立军跑去了美国领馆,把事情搞麻烦了)这条线,贺国强、周永康根本就没在这个小组之内(周的下属、公安部长孟建柱、安全部长耿惠昌倒都是小组成员)。但周和贺国强又不同,周参与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掌握案件调查进程,可以出具意见。

到具体处理的时候,耿部长的报告会先提交该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戴秉国,由戴秉国提交副组长习近平,然后再提交组长胡锦涛批示形成中央意见。胡锦涛批示后,王立军事件才能最终定性,然后转中组部走组织程序,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当然,如果有其他更麻烦的事情(比如发现薄、黄涉案)还要另案走纪委调查,其结论要由政治局通过才可以。但具体会不会扩散到薄熙来、黄奇帆,这个目前还无从得知。老牛得到的消息是他俩都要配合调查,最起码最近想随便出国考察是没门了。还有就是因为前一阵出了点小麻烦,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未经中央批准,重庆方面是不能再对外谈王立军事件的。

另外,刘长乐的凤凰趟浑水,为重庆代言,被中央收拾也确有其事。这个主要是黄奇帆前阵子在凤凰放风,说他如何去的成都、如何进的领事馆、如何劝出王立军,还说王立军有精神病等等,在中央调查结果未出来前,这是不能说的,高层对此的确非常恼火。据说凤凰网为此事被责令停止涉渝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图稿,可能要刘长乐公关一段时间才能解套,各位可以到凤凰观察下。

这个各位从薄熙来在今天记者会上的谈话就知道,黄上次谈的这些,这次任凭记者如何问,薄都堵死了不谈。

双面陶汝坤(图)-搜狐滚动



双面陶汝坤(图)-搜狐滚动

会顾及周岩感受但又经常暴打她

会顾及周岩感受但又经常暴打她


  讲礼貌有点仗义但又爱血腥暴力

  信息时报讯 据《安徽商报》报道,合肥花季少女周岩被淋油焚烧毁容案近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犯罪嫌疑人陶汝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让他如此疯狂?记者走访数位熟悉陶汝坤的人,从不同人的讲述中,试图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客观的陶汝坤。

  A面

  周岩眼里

  "他会照顾你的感受"

  无论周岩多么痛恨陶汝坤,但她坦言,就因为陶汝坤有些优点,自己才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以朋友身份和他接触。 "他会照顾你的感受,比如自己喜欢抽烟,但我反感抽烟,他在我面前,身上连一根烟都找不到。 "

  同学父亲眼里

  "每次来我家很有礼貌"

  "我儿子和陶汝坤是同学,他来家里吃过几次饭,我对这个孩子有所了解。虽然这次的事情,他的确铸下了大错,但其实他本质并不坏。我儿子在寿春中学读书时,一次腿摔骨折了,还是陶汝坤把他背着送到医院。每次来我家玩,他也很有礼貌。"

  面B

  周岩眼里

  性格暴躁 经常被他暴打

  虽然陶汝坤在周岩心中有好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陶汝坤带给她的黑暗回忆。周岩说,陶汝坤性格非常暴躁,只要与他发生点口角,就会引来一顿拳打脚踢。 "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经常被他打,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周岩说,"每次他打完人都恐吓我,不准对任何人说。 "

  朋友眼里

  特别暴力 爱看血腥视频

  "陶汝坤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特别暴力,喜欢给我们看一些打架的、血腥的视频,还说看这些视频他心里特别爽。此外,他有虐待倾向,周岩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曾经把周岩一个人锁在厕所里,不让她出来。 "

  老师眼里

  叛逆心强 吃软不吃硬

  寿春中学是周岩和陶汝坤的母校。陶汝坤的班主任王老师告诉记者,陶汝坤成绩不好,上课开小差、打瞌睡、顶撞老师,但没犯过大错。网上所传陶汝坤打群架、殴打老师、抢劫等事件在初中期间并未发生过。

  "陶汝坤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学生,叛逆心极强。"王老师说,有的老师采取过激行为教育他,反而起到反作用。

  嫌犯经历

  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羡慕同学有父母陪

  记者多方采访,搜罗陶汝坤成长道路上的细节,并联系国家级心理咨询师,试图分析陶汝坤暴戾性格形成的原因。

  记者找到陶汝坤的几位同学朋友,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及陶汝坤长期和爷爷一起生活的细节。陶父陶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过问他的生活学习,长期将他寄养在爷爷家。"他想吃一顿妈妈烧的饭都难"。

  无独有偶,陶汝坤一位同学的父亲也对记者说,陶从小就是由爷爷奶奶带大。因父母工作忙,他常坐在楼下等他们下班回家,经常饿肚子。这位同学家长喊陶到家里吃过几次饭,"他每次来都说很羡慕我儿子,能天天跟父母呆在一起,还说要跟我儿子"换父母"。"

  知情人称,因为父母很少有时间照顾陶汝坤,或许是在愧疚心理的作用下,给他零用钱较多,物质上尽量满足他,对于他生活中的一些小错误也未及时纠正。心理咨询师认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阶段,家庭关爱的缺乏、隔代教育的局限性,对陶汝坤叛逆暴戾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助长作用。 "这可能是陶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一个推力"。

  对话陶父

  "我会给周岩继续治疗"

  据《辽沈晚报》报道,前日下午1时,记者辗转联系到了陶汝坤的父亲陶文,电话中的陶文很是疲惫,并不停的打着哈欠,陶文表示,压力很大,他同时证实,微博以及合肥论坛上的道歉均为自己所发。

  "出事后再没见过儿子"

  记者:多久没见儿子了?

  陶文:从9月17日出事后,当天一晚上都在医院里,第二天一早被警察带走,一直到现在都没见过。

  记者:现在有网友说你儿子是官二代。

  陶文:我和我爱人都是公职人员,我们都是正科级干部,官二代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划分,个人有个人的评价标准,我不好说。

  记者:你们夫妻双方平时工作忙吗?

  陶文:嗯,工作确实比较忙,可能跟我这个工作性质(办公室主任)有关系吧。

  记者:平时孩子是谁照顾,网上说你们工作忙,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陶文:从小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他妈妈带着他去姥姥家住,但是后来上学了,就到我们身边了,寒暑假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过去看望爷爷奶奶,我觉得这应该很正常。

  "出事那天是我的生日"

  记者:儿子为什么那样做,有没有问过?

  陶文:问过,出事前一周的时候,我看他情绪不好,我就问他咋了,还和他谈过一次,他说周岩不喜欢他了,他说没有周岩就活不下去。我说你要是真喜欢她,现在就应该以学习为主,我让他放手,他当时还点头了。出事那天是我的生日,前一天我跟他说我带他和爷爷一起去洗澡,然后我们在家吃蛋糕,他答应我了,结果第二天他又说不来了。可能两个小孩发生了口角,反正就那样了。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

  陶文:就是那天晚上,火一着,孩子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是随手一碰就着了,他说周岩的小姨拿被子把周岩盖住了,我让他赶紧打120救人,后来我就赶到医院了。

  记者:陶汝坤也去医院了吗?

  陶文:去了,他当时就很后悔,还给周岩的父母亲跪下认罪,不过第二天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孩子自控力很差"

  记者: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您总结过原因吗?

  陶文:还是教育吧,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当之处,和孩子的交流不够,深度也达不到。孩子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说太好动,一直到后来,自控力很差,成绩也不理想。总之,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

  记者: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陶文:嗯,现在独生子女很多,教育这个方面我也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我就是按照我小时候的要求来教育孩子,没有一点经验,有时候可能还会打他。

  "我会给周岩继续治疗"

  记者:您见过周岩吗?

  陶文:他们谈恋爱三年了,两人还经常来我家吃饭,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经常一起去唱歌,一起出去玩,很多次的来往,他的同学可以证明的,我现在手头有一份书面的材料证明,是当时他俩的同学证明他们是谈恋爱的,不过因为他们都是学生,现在我还不能给他们公开。

  记者:周家说从没有说过1000万的赔偿。

  陶文:其实双方现在的问题一直就这个赔偿金问题,刚开始我们两家处得还是不错的,他们也说了,后来两家就赔偿金这一块一直存在分歧,从刚开始的1000万到后来的600万,再到280万,这个全部是口头上协商的,不过这个280万他说是他们的底线,后来谈了几次一直没谈成。

  记者:为什么呢?

  陶文:因为我们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以我的能力,那么多钱我肯定也拿不出来,不过我表个态,无论咋样,我都会给周岩继续治疗,现在已经开始走司法程序了,法院也会判决的。

  "我要是能,他早就取保候审了"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要给孩子取保候审呢?

  陶文:一个是我作为父亲,年底了自然想见见儿子,家里还有老人,而且当时我们和他们谈得不错,刚开始和我们谈的是周岩的大伯,他大伯也同意了,后来我就带点东西上她家去了,让他们签字,但后来可能律师讲要慎重,他们就没同意吧。

  记者:网上有人说您用"关系"干预司法程序,案子一直拖着,不知道您怎么看?

  陶文:这肯定是没有的,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能阻拦,陶汝坤早就取保候审了,也不用关押到现在了。我们用事实说话,是吧。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