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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4日星期六

西方不高兴:欧洲一味忏悔自虐造成偏瘫

明镜新闻网
作者不满意看到一个谦退、谦卑,在忏悔室里虚度时光的欧洲,所以《罪孽压身》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它悲悼的是那个谨小慎微、纤细敏感的欧洲,呼唤一个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新欧洲。


    《罪孽压身》[法] 帕斯卡·布鲁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01年9月24日出版的《纽约客》,刊登了几位名家写的命题作文。这些短文每篇七百字上下,谈论的都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家们有表达义愤的,也有表达悲悼之情的,只有苏珊·桑塔格一如既往,猛烈批判了一番。她批判的不是炸毁世贸中心双塔的劫机者,而是"公共人物和电视评论员在沿街叫卖的伪善的胡扯和十足的欺骗"。据桑塔格说,这些骗子信誓旦旦地告诉大众,这场袭击的对象是"文明"、"自由"、"人类"和"自由世界"。但是桑塔格却认为,攻击的目标并没有那么崇高,不过是当今世界上自以为是的超级霸权,而袭击的原因则是美国特定的联盟和军事外交政策。这篇短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桑塔格的火力虽然集中在美国官方和媒体所谓的"伪善、欺瞒的修辞",但让美国大众愤怒的是,三千多位罹难者尸骨未寒,谁让你批评自己的国家来着?

  这种不合时宜的批判并不少见。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后来这样评论"9·11"事件:"是体制本身创造了这场残酷报复行动的客观条件。它把所有的牌抓在自己手上,迫使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以恐怖对付恐怖,这一切背后不复有任何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体制"就指美国,或者广义的西方,而"他者"自然就是基地组织。四年之后,2005年7月,伦敦发生了炸弹袭击,将近六十位平民死亡。第二天,法国《巴黎人》(Le Parisien)日报的头版标题为《基地组织惩罚伦敦》,立场和语气都让英国人大为光火。而当时的伦敦市长接受采访时,竟然也胳膊肘往外拐,说:"如果西方政权在一战之后,让阿拉伯国家自己管理自己,那么现在恐怕就不会出现自杀式炸弹袭击了。"(这段中的例子全部引自下面要评论的书。)

  如果场景换成中国,这些为西方的敌人而辩护的西方人,早就会获赠叛徒、汉奸的称号,早就会被网上的口水所汇成的汪洋大海彻底淹没。恐怖分子炸了你家高楼,杀了你家百姓,依常理,你抚尸恸哭都还来不及。可是偏偏就有这样讨厌的知识分子,硝烟尚未散尽,瓦砾还没清理,便已经积极主动地自我检讨起来了。在不恰当的时间,作不恰当的自我批评,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被法国作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称为西方的"自我鞭挞"(self-flagellation)。

  过度忏悔

  布鲁克纳在2006年出版一书,书名按照法文硬译,大约可译为《悔罪之暴政:试论西方的受虐癖》(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 essai sur le masochisme occidental)。这部书在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英译本,英文标题就直译为:The Tyranny of Guilt: An Essay on Western Masochism。单看这题目,颇为抢眼和香艳。有悔罪(自然也就先有犯罪),有暴政,又有受虐。但论题本身其实非常严肃。标题中的tyranny一词代表独裁专制,在书中特指西方知识界不停地忏悔,像着了魔、得了强迫症一样,要没日没夜地谴责自己、批判自己、凌虐自己。正因如此,新闻记者出身的布鲁克纳要故意使用让人呼吸急促的"受虐"一字。

  西方究竟在谴责自己什么?具体说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像中世纪苦修的修士一样鞭挞自己呢?布鲁克纳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过去五百年间西方对西方之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导致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奴隶贸易,到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从鸦片战争,到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盛的欧罗巴,在他们"大国崛起"的进程中,牺牲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千百万人的性命。布鲁克纳说,二战之后,欧美有识之士便不断反省、自责,不断为这种强国的原罪而忏悔。即使殖民时代已经终结,亚非拉人民已纷纷独立,西方政府已经有选择地向过去的殖民地道歉,但左翼知识分子仍旧在持续地反躬自省,仍旧沉迷于自我惩罚当中。

  如果这部书要谈西方的悔恨,那么作者在政治上要算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但是,布鲁克纳和桑塔格一个样,都故意要触知识界的逆鳞。他要写的恰恰是一部非常"反动"、政治上彻底不正确的书。西方这种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悔恨,正是他要口诛笔伐的。在他看来,欧洲早已是忏悔的好榜样、道歉的急先锋了。欧洲为了展示懊悔的诚意,几乎可算是三日一道歉,五日一鞠躬,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如今,歉也道了,错也认了,悔也忏了,罪也谢了,历史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欧洲应该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但是,作者发现,在悔罪中沉溺太久的欧洲,已经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自虐症。不仅仅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落后,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麻烦、问题、冲突和罪责,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都大包大揽,一古脑担在自己肩上。这种负罪感一旦深植于人们的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灵戏法,悔罪者便会渐渐迷恋自己的负罪感,将自己迅速变为职业受害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罪与罚,更千方百计为自己想象、编织出更多的罪责。作者为欧洲人的心理病变作出了诊断,病症就是:越负疚,越快乐;不道歉,不舒服。结果,负疚感如同专制的暴君一般牢牢控制所有人,让所有人在自责中达到自虐的快乐。这就是本书标题的含义。

  懦弱的欧洲

  如果只是单纯自虐,还不打紧。作者为西方把脉之后,发现这种负疚的游戏已产生了严重后果——欧洲已经偏瘫,丧失了行动能力,特别是匡扶正义、干预世界的政治行动能力。打个比方,比如你闻听得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不免心急如焚,急忙勒兵前去阻止胡图族人砍图西族人。但你尚未出城,早有过去被你欺负过的大国、小国堵在城门口。大家齐心协力,对你指指点点,历数过去五百年间你犯下的罪行,警告你忏悔期仍未结束,还鄙视你的轻举妄动。过去的罪孽压在你身上,你只好灰头土脸地退回禁闭室,把自己继续浸泡在悔恨的药液中。

  布鲁克纳要做的,就是要给欧洲吹响行动的号角。他在书中不断高喊:西方已经厌倦了悔恨,听腻了忏悔!过去的罪孽不应该永远捆缚住我们的手脚,遏制我们正义的行动。布鲁克纳号召欧洲从忏悔室、禁闭室里勇敢地走出来,恢复行动的自由、干预的自由、伸张正义的自由。他在全书开篇,就用先知般的语调,发出了这样的旷野呼声:

  西方永远负罪,因此悔过的责任禁止西方阵营去评判、抗击其他制度、其他国家、其他宗教。我们往昔的罪行迫使我们闭嘴。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保持沉默。其次,悔过的责任给那些悔罪的人带来拯救的安慰,以为克制和中立就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不要再参与,不要再卷入当前的事务,唯有一个例外:从前我们压迫过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持。(第3页)

  作者对欧洲的前景非常担心,因为他感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非洲、亚洲、近东、全世界都在欧洲门前叩关,他们都想趁欧罗巴在羞耻和自我仇恨中沉溺之时,在欧洲占一席之地"。(第4页)

  还是在全书开篇,作者已然指出,西方已分化成"好西方"和"坏西方"。前者指谦退、不言不语的欧洲,后者自然就指干预一切、插手一切的美国。到了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不无嫉恨地将欧洲和美国再次作了对比。他说,欧洲处理国际事务时,满脑子理想主义。过度的反思和悔恨,已让这块旧大陆丧失了行动能力和冒险精神。而美国则不然:负罪、忏悔没有演变为全民运动,只局限于某些校园和民主党左派,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冒险、干预的国策。如果我们用拟人法,那么欧洲像一位稳重的老人,不断以内省和反思来折磨自己,因而变得优柔寡断。而美国仍然是精力旺盛的小青年,不断出击,不断生事,他最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自己的权益。布鲁克纳用更加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美国伸张自己的权利,欧洲则检讨自己;美国说:我要;欧洲问:我是谁?"(199页)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难预测:欧洲无穷的悔恨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现在当务之急是破茧而出,恢复活力和信心,和美国紧密协作,彻底摆脱销蚀自己活力的悔恨和检讨。布鲁克纳开出了一份非常辩证的药方:"以欧洲的清醒制衡美国的热情,以美国的活力制衡欧洲的理性。"(217页)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悠着点儿,欧洲猛一点儿。

  《罪孽压身》这本书有理论探讨,又有时政分析,文采飞扬,宛如一部哲学诗。这里面有后殖民,有弗洛伊德,有尼采,有国际政治,满篇飘洒着法国式的格言警句。批评理论和时政评论水乳交融,文字又酣畅淋漓,这样的书实不多见。作者不满意看到一个谦退、谦卑,在忏悔室里虚度时光的欧洲,所以《罪孽压身》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它悲悼的是那个谨小慎微、纤细敏感的欧洲,呼唤一个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新欧洲。

  自我治愈

  对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确的书,要作出政治正确的回应,实在太容易、也太廉价了。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的读后感会更加复杂。首先,我觉得作者刺耳的呐喊自有他的道理。从前的大户人家,如今家道中落,还免不了牢骚满腹,更何况从前的世界霸主,现在眼见着从统治的高位滑落,表达怨艾、自责,就算夸张些,也都在情理之中。抱怨是人家的权利,中国可以不高兴,欧洲自然也可以不高兴。作为旁观者,我甚至不厚道地希望多听到这样的怨怒之声,至少更能让人相信世界格局正发生实质的变化。作者为2010年的英译本写了一个跋,里面对欧洲衰落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西方长期的霸主地位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新大陆得以延续,如今这个地位已经终结。正在开启的历史,我们不再是唯一的玩家,这历史也不再听凭我们的摆布。"(223页)作者对欧洲的疲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欧洲究竟有多不幸,如何计算欧洲的不幸,欧洲的"悔恨强迫症"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幸摆在一起应如何计量,这些当由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和战略专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布鲁克纳提出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论点,姑且称之为"自我治愈"和"共同忏悔",想在这里提出来稍作讨论。

  所谓"自我治愈",是作者为欧洲所作的一项主要辩护。首先,作者坦承欧洲在历史上制造过种种灾难,这是他光明磊落的地方。但是,作者还强调,欧洲虽然犯了错、犯了罪,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补救的手段。就拿贩奴来说,"欧洲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它也产生了废奴主义,并且先于其他国家结束了奴隶制。欧洲犯下了最可耻的罪行,但也赋予自己消除罪行的手段"(第28-29页)。作者随即打了一个奇怪的比方:"欧洲就像一个狱卒,把你投入监狱,还把打开监狱的钥匙塞给你。它既给世界带来专制,也带来解放。它派遣士兵、商贾和传教士去征服和剥削遥远的异国,但它也发明了一种人类学(an anthropology),提供从他人眼光观察自己的方法,在我中看到他,在他中看到我……"(第29页)这里的逻辑就很有些古怪。把钥匙悄然塞给囚犯,固然显示捕快知错就改、尚有悔悟之心,可凭什么要先抓人家下狱呢?按照我未经反思的朴素理解,要检讨的恐怕应当是先抓人这件事的原委。武力征服、通商、传教,这其间所牵扯的一系列灾难,仅仅用观察不同文化、深化自我理解,还不能如此轻巧地抵消掉。

  作者之意,在于指出"反西方主义"(anti-Occidentalism)是从蒙田一直延续到萨特的欧洲传统(第9页)。换言之,反欧洲的思想恰恰是欧洲自己开启的。欧洲人犯错之后,不惮改错,随即发明了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后殖民理论、反西方中心论等等。而这些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理论就是作者所说的欧洲消除罪恶的手段。其他一向受欺负的国家接过这些"欧洲制造"的理论利器,来反抗这些批判理论的供应商,才得以完成了摆脱西方的历史使命。

  先不论这些"自杀式"理论是否真有改天换地的魔力,作者的思路本身就有很浓的诡辩味道。按照这个想法,欧洲人先行不义,然后再提供批判理论让人摆脱不义。这就好比你先痛殴别人,然后再传授给受害者一套拳谱,希望对方照此修习,练成绝世的武功,再来讨回公道。可是我觉得这实在不能算作"自我纠错",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反而获赠今后行动的纲领和指南,而施害者可以用"自我纠错"来夸耀于世,获得新一轮的道德优越感。作者本是痛感欧洲被人指责太多,所以想尽办法为本洲同胞争得一点道理,挽回一些颜面,心情之急迫可以理解,但自辩本身显得自我美化太多,左支右绌。

  共同忏悔

  为减轻欧洲人的负罪感,布鲁克纳另有一法。欧洲(或者广义的西方)既然已被迫垄断了所有罪责,没有喘息的余地和反击的空间,那么或许可以将罪责重新分配。千钧重担如果有他人来分担,自然可以达到减压、减负的效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提出,应该赶紧终止欧洲的"单向忏悔"(one-way repentance, 第40页的小标题),好邀请更多人加入忏悔的大合唱。受邀的是哪些人?自然就是历史上受过压迫和打击的国家和地区。"非洲、近东和拉美很多国家缺乏自我批评,只靠寻找替罪羊来解释自己所有的不幸:自己永远没错;错误永远出在别人身上,比如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第42页)还是以奴隶制为例,作者一肚子怨言:为什么只有西方为臭名昭著的奴隶制道歉?为什么只有西方担这个骂名?英国在1807年立法禁止贩奴,而西方其他国家也闻风而动。但是布鲁克纳说,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贩奴活动直到1962年才被宣布为非法,毛里塔尼亚则要迟至1980年才采取这一措施(第155页)。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致使将近一千一百万人被贩卖,这个罪行当然要算在西方人账上。但是作者直言,其实还有另外两场旷日持久的奴隶贸易,却一直无人愿意道及,更无人公开忏悔。一个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东方奴隶贸易,另一个则是非洲人自己从本土向外的贩奴活动。据统计,在这两场贸易中,被贩卖的人数都超过一千万(第155-156页)。所以作者气鼓鼓地说:"是西方独家产生了废奴主义的思想,然后这一思想才在非洲和东亚传布开来。"(第156页)

布鲁克纳想以亚非的贩奴来消解西方的贩奴,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他呼吁把忏悔的单行线改成双向车道,把独唱改成合唱,也很容易被看作减轻欧洲罪责的手腕。如果大家都有罪,大家都忏悔,那么谁都没有资格冲别人先扔石头了。这样一来,欧洲(或者西方)就不再是众矢之的,不再被千夫所指。原本指责欧洲、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诸国,就都势必要在自我批评上消耗相当的能量。而欧洲自然可以借共同忏悔之机来恢复元气,挺直腰板。但是,如果抛开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布鲁克纳的呼吁其实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作者对西方的"忏悔强迫症"作了精彩的精神病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分析,他发现,如果受害者永远把自己当作受害者,那他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害者的角色,就会始终生活在无尽的悲情和控诉里面,就永远也走不出声讨别人罪行、标榜自己受害的怪圈。

  按布鲁克纳的分析,欧洲先害了别人,欠下了债,然后被别人追债,最后连自己也都开始仇恨自己。我们暂且不管欧洲的怨艾和失落,只来看看那些被伤害过的群体。那些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讨债之后,是否也应当有勇气、有胸怀、有自信,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愚昧,检讨一下自家在历史上所犯下的过失,甚至罪孽呢?当别人忙不迭自我谴责时,我宁愿冷眼旁观;而当别人以自我批判来矜夸的时候,我就不免眼红,因为实在不想让人家最后连自我批评的美名也都全部掠去。

高峰枫,纵览中国



牛泪:中央对王立军事件调查结果

看到多维首页新闻《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的来龙去脉》,感觉就八个字:调查深入,行事严 谨,干的的确不错。另外,根据老牛从美国国务院系统了解到的情况,综合国内信息,也整理了一份资料,以飨各位。

相信各位看完,就能解决以下三个疑问:一、为何刘光磊被勒令停职接受调查,何挺开始全面接管重庆市政法委;二、为何由"国安小组",也就是 胡习这条线亲抓王立军案,而不是通过政法委这条线处理;三、可以部分解释最近流传甚广的所谓京城政变、温周对决的惊天"谣言"。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周永康"某种程度上已被控制了 "?

明鏡新聞網
《金融时报》在政变的传言中北京的神经紧张
核心提示:一名与中国的安全机构有紧密联系的人士说已有命令,周永康不能再公开露面,或参加高层会议,"某种程度上他已被控制了。"这名人士还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家中被软禁,他的妻子因为涉嫌腐败被带走调查。

原文:Beijing on edge amid coup rumours
作者:JAMIL ANDERLINI发自北京
发表:2012年3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数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清洗之后,中国的首都充斥着猜测、暗语和传言,即使是最有路子的官员们对于未来会怎样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自从上周四,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薄熙来被免职以来,官僚们和公众们都焦虑不安,等待着这出扣人心弦的政治大剧的下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上周,一则网络通告宣告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后,中国被严密审查的媒体上就没有再提到他的名字,更不要说为后续情况提供什么线索了。

但是,中国的网民,特别是利用很难被完全审查的类推特的微博服务的那些网民一直在互联网上发布着大量的信息,从极其难以置信的到看来真实的一应俱全。

周一晚上,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言说,周永康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周是薄熙来的盟友,他负责中国的安全机构。在北京的心脏,最高领导人的居住地中南海发生了枪战。

但在周一晚间,《金融时报》记者开车经过那一地区附近的时候, 看起来一切平静,到周三晚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但是,一名与中国的安全机构有紧密联系的人士说,已有命令说,周永康不能再公开露面,或参加高层会议,"某种程度上他已被控制了。"

这名人士还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家中被软禁,他的妻子因为涉嫌腐败被带走调查,腐败是用来指控在权力斗争中败北的高层官员的常见罪名。

尽管这些信息无法被立刻证实,互联网上流传的文件和录音似乎足以说明薄熙来的家人正在因为腐败而被调查,甚至早于他信任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二月初逃到美领馆要求避难之前。

对这一事件出具的一份初步的政府报告文件和录音暗示王立军是在薄熙来解除了他的职务,想要逮捕他,以中断对[薄的]腐败调查之后逃跑的。而中国官员说这些文件看起来是真的,且可能是故意流出。

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多次见过薄熙来,他说薄被免职说明中国的高层领导中有着严重的分歧。

洪博培说:"在常委中关于改革的分歧现在非常明显,就和1989年天安门时期一样。中国的政治相当艰险困难。现在的事就是公开的证明,在世界都看不到的帘幕后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周日,一起致命的车祸涉及一位高层官员的儿子和一辆法拉利,关于这起车祸的信息曾出现在互联网上,但是很快就被审查系统删除,这也为北京增加了诡异的气氛。

网民和一位接近中国高层领导的消息人士说,一名常委的私生子在车祸中丧生,两名年轻女子严重受伤。

James Lamont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信息: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3月20日的报道(原文),称薄熙来已被双规,不允许离开北京。并指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涉嫌贪污。还说王立军去年年底之前就因经济问题被调查,如果与《金融时报》的信息源不是同一个的话,可以认为这一信息已被交叉验证;

另据彭博社3月21日的报道(原文),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秦刚在昨晚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了什么政变。而在中南海,举行了一场有前美国商务秘书Carlos Gutierrez等外国高管们参加的一次会议,旨在平息这种风言风语带来的干扰。"政变"的流言在网络上传出后,用来确保中国政府债券不会违约的掉期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十个基准点,达到107,是自11月9号以来最高的单日增幅。

薄熙来被免职的新细节浮出水面

明鏡新聞網

《纽约时报》 

核心提示:网上出现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根据录音整理的该报告文字版见文末。)

原文:Report on Ousted China Official Shows Effort at Damage Control
发表:2012年3月19日
作者:MICHAEL WINES、JONATHAN ANSFIEL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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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上图中间的薄熙来上周被免去了重庆党委书记职务,之前他还参加了北京于3月9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图片来源:欧洲新闻图片】

北京——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称,在获悉薄熙来设法解除自己手下公安局长的职务,并阻挠涉及自己家人的腐败调查之后,共产党领导层解除了颇有影响力的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该报告的一个版本被贴到了一家中国网站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的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一些官员担心,对薄熙来的清洗可能扰乱今年秋天党领导层的新旧交替。

报告也首次指出,引发这场地震的重庆市公安局长、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的惩罚,曾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

周五, 在薄的免职被宣布一天之后,中共中央向一定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们传达了这份报告中的发现。其内容被一名在部级研究所就职的研究人员证实。当时参与了政府会议,就在该报告宣读现场的一名重庆官员也同样给予了证实。

政府决定开始向薄熙来兴师问罪,加上近日采取的其他行动,开启了一场让薄熙来名誉扫地的运动。薄熙来是广受欢迎,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一位政客,其父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薄熙来公开地竞争在今年晚些时候最高领导层换届时能赢得一席之地。

报告还提到了薄熙来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这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十分罕见。北京和上海的党委书记们曾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被免职。后者还因腐败而入狱。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都是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被免职也主要被认为是在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但是,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认为薄熙来被罢黜有可能是[比二陈]更严重的事件,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控制权的争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这和政治路线无关,而与是否改革有关。"

决定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之际解除薄熙来的职务,突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薄熙来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有关他的争议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领导人退休时亲自挑选接班人的做法之后,今年的领导层更替将是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按照规则行事——尽管这样的规则基本上只有领导层的成员才知道。确保稳定的过渡已经成为党的头等大事。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精英领导层的专家黎安友在谈到薄熙来时说:"如果他被驱逐,而且这次清洗坚持下去,那么权力过渡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为了把他解职,他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这样会破坏党内团结的表象。而他们不愿这么干。"

62岁的薄熙来在他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声誉——这和其他面目模糊的中国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他治理下的重庆,这个有着2800万人口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开展了清理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打黑",重新分配了财富,并开始了一场城市化和为农民提供廉租房的大行动。

他的中央集权式的政策和提倡回到毛时期文化的"唱红"活动让他成为中国的"左翼"骄子,并成为竞争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这个九人组成的集团对政府政策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据说,也是薄熙来的这种个性和政治企图惹恼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他们对他这种混合了凌驾于经济和社会上的国家权力,和他的个人及政治利益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些[政治]精英也对薄熙来象西方政客那样寻求大众支持皱起了眉头。

薄熙来的崛起势头在2月6日突然终结,他的长期副手、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离该市,到四川成都的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近一天后,王立军离开了美领馆,由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带走审讯。

这份周五在内部传阅的党内四点报告旨在解释为什么王立军会逃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党是如何挽救损失的。报告大体上指出,王立军离开重庆是因为他在告诉薄熙来他的家人正在受到刑事调查之后,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党内调查的"初步结果"称,分管安全部门的王立军在1月28日就几个"涉及薄熙来家人的要案"向薄熙来作了汇报,并告诉他一些调查人员已经感到了压力并试图辞职。这份泄露出的文件称,"薄熙来同志对此感到非常不快",他在没有按规定得到公安部批准的情况下安排解除了王的公安局长职务,让他转而负责不那么重要的文教系统。

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作为薄熙来下属的王立军要对自己的上司展开腐败调查。对于这个级别的官员的腐败调查通常是由北京党的高层直接指挥的调查人员进行的,而非省级官员。

根据该报告的说法,在重庆当局2月2日宣布调整市公安局干部职务后,就开始了针对王立军的副手的调查,以及负责调查薄的家人的感到了压力。压力来自薄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王立军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决定逃离。"

据该报道称,在与美国领事馆官员讨论了"合作与交流事宜"后,王立军提交了要求政治庇护的正式申请。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未经证实的谣言盛传王立军向美国官员提供了官员腐败的证据,并且还把更多证据送到了国外,以备在有人试图伤害他时予以发布。

这些流言以及党内调查结果都突显了有关腐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精英领导层,以及民众对于领导人的看法。对政府的抱怨很少可以这么广为流传,也有很少被认为是解决腐败措施无力。

但是,在薄熙来的事情上,控告其腐败可能是薄熙来的政敌想要破坏他作为大众代言人的名誉的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薄熙来的影响力主要建筑在重庆为数众多的穷人之上。

周五,胡锦涛的盟友和继任者,习近平在党刊上发表文章称,党的干部要更有纪律,并批评那些"想挑动群众"或利用职位赢得名誉和财富的人。

和温家宝在上周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一样,习近平的文章也提出,采用极端政策可能引发另一场文革。这篇文章被普遍解读为要扫除薄熙来的浮夸治理。

尽管如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专门研究中国领导层的学者李成认为,薄熙来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如何处理他的问题成为党内领导层面临的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他说:"如果罪名不痛不痒,一些高级领导人和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会答应。如果他们只指控他犯腐败罪,那会使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人们大多感觉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把他揪出来呢?"

相关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即上文所说的"调查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版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大人民团体党组织:

2月6日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事件。跟据中央要求,现将王立军事件调查处理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工作情况:

2月6日X时X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汇报。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月7日下午赶赴成都,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作劝说工作。事先,重庆市委派出有关同志,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进行劝说。经做工作,2月7日23时32分,王立军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8日,国家安全部将王立军带到北京接受调查。2月9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做出部署。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会议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组织专门班子,负责对王立军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重庆市采取的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措施要先请示中央同意。2月9日下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向薄熙来同志电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随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组建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班子,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对王立军事件展开调查。专门班子组建以来,主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与王立军本人多次进行谈话,了解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有关情况。二是派国家安全部、中央纪委有关同志赴成都,对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幕后原因进行调查。三是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四是做好外交应对工作,以防王立军事件影响我对外工作的大局。五是协助重庆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二,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7日晚,经中央派出同志当面做王的工作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三,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意见:

中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王立军本人对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薄熙来同志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此,中央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央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权衡,慎重考虑作出的。这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目前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工作,有关方面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严格依法进行深入调查。在问题彻底查清之后,再做最后结论和相应处理。

四,对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再次给党敲响了警钟。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王立军事件当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强对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和坚决支持中央决策,相信中央有决心有能力处理好这一事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尤其要把保持重庆社会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注重将重庆市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为之做出的贡献与王立军事件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确保人心不散,工作不断,秩序不乱。三是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道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四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正确把握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阳奉阴违或自行其是。五是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坚决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公道正派,公开透明。切实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凭个人好恶用人。六是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努力取得经得起时间、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要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以反腐倡廉的和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2年3月15日

张鸣:东方的后威权政权的接班困局

东方的后威权政权的接班困局

张鸣

非民主政体最大的困惑,是政权难以和平移交,这是政治学公认的常识。但在古代,帝制国家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十分凸显。以中国为例,储君的确立,首先必须在皇室血缘范围之内选择,然后是君主的认可(如果君主没有来得及认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于第一道先是血缘认证,然后再权威认证。经过两道认证的接班,虽然依然不稳定,但远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的动荡。除非皇室中出现强有力的集团,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赵匡义和明朝的朱棣集团,才可能翻盘。即使翻盘,新的君主也大体上得是皇室内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缘和权威认证的过场。

进入近代之后,东方国家先后发生了政体变革,君主制不是被废除,就是退居幕后(泰国),或者全然虚位(马来亚),或者成为无用的孑遗(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还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体,在二战以后,也彻底虚位化。新崛起的统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专制的色彩。几乎每个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强人家族。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尽管如此,对于东方这种家族本位的国家而言,强人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继承者大体过得去,就可以得到国内相当多权贵乃至民众的认可。台湾的蒋氏家族,朝鲜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鲁家族,都有这样的权力家族嬗递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体的招牌底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权力家族继承,障碍还是相当大的。因为现代国家的政体,从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袭的。强行世袭,道理上说不过去。这样的强人家族,要想使政权在家族内部传递,无论自身怎样强,还是有政体上和舆论上的困难,难免会遭致"封建残余"的抨击,进而在国际上影响不佳。所以,传统的血缘认证,很可能被废置。不过,这样的威权政权,又不大可能实行选举,因此,政权的传递和接班,只能靠权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间的协商。不消说,没有了血缘认证的继承,不稳定性增加了。从中国的经验看,在毛时代,即使毛这样的卡里斯马型的权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当不稳定,一直动荡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发生,也跟这种接班人难局,有一定的关系。

在今天,台湾已经实现了从家族传承到民主化的转型,而新加坡的政权,由于第一代权威尚在,家族传递还可以维系,但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越南已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选举的变革。在中国,毛死后,邓已经是次一等的权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协商。由于权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权威也在递减,接班人的争夺,势必加剧。前阶段所谓重庆模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最高权力争夺与卡位白热化的体现。

中共政权走到今天,即使没有外部压力和内部民主的呼声,即使统治层内部的争权纷扰,也会逼得他们走一条继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则,他们内部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说,现在的权贵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内部一定要团结,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理论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问题是,权贵集团即使形成这样的共识,事实上也无法贯彻。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从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没有实现过。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争夺,是永恒的,但团结却总是难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团结是需要大家都让步的,但你让步了,怎么能估量别人也一定会让步?你不坏别人,怎么知道别人不坏你?在黑箱政治的环境下,囚徒困境永远克服不了。导致统治层团结的因素只有一个,但导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却有成千上万。更何况,中国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历史中走过来,权贵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使得他们的父辈已经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辈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心?因此,权贵的争夺与争斗,是绝对的。在接班问题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间的协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权威不再,那么就只能走党内选举的程序。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条唯一可以大体服众,避免破局的出路。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经开始的选择。如果走到这一步,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离民主改革就不远了。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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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罗克   
● 郝建 (进入专栏)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惊人的3D打印技术——用颗粒制作扳手

译言-自然科学与技术

译者 Kiwifruit

Amazing 3D printer in action: Watch a working wrench being made from powder

       惊人的3D打印技术——用颗粒制作扳手

By TED THORNHILL

       由TED THORNHILL 提供

PUBLISHED: 11:45 GMT, 20 March 2012 | UPDATED: 18:54 GMT, 20 March 2012

       发布时间:2012年3月20日 11:45       更新时间:2012年3月20日 18:54

We'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tools as we expand into space – to build and maintain space stations and craft.

       如今,人们正在向太空进军,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空间站的建设与维修都需要大量的工具及设备,如何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呢?

However,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place tools should they break has always been a worry. After all,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to fly them into orbit.

       当然,人们所面对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如果我们所用的工具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毕竟,不能向在地球上那样,把他们直接扔掉,因为留在轨道上会出危险。

But now scientists believe astronauts will be able to build unlimited replacements – simply by printing them.

       还好,现在我们不用再为以上问题所担心了。近日,科学家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新成果:3D打印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宇航员就可以无限的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而所谓的制造,就是简简单单的"打印"。

Hi-tech: The Z Corporation's 3D printer can make just about anything

 

Hi-tech: The Z Corporation's 3D printer can make just about anything

 Z Corporation公司的3D打印机可以制造任何物品

Image is everything: The wrench is scanned into a computer

 

Image is everything: The wrench is scanned into a computer

 将扳手的图像数据扫描进计算机

It sounds like science fiction, but a YouTube video made by National Geographic shows that the remarkable process is actually science fact.

       虽然这项技术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项技术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有视频有真相,视频由国家地理频道拍摄,在YouTube上播出。

Theoretical physicist David Kaplan,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visits a company called Z Corporation in Burlington, Massachusetts, which specialises in 3D printers that can make almost anything – even with moving parts.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David Kaplan参观了一家名为 Z Corporation 的公司,该公司坐落于马萨诸塞州的伯灵顿,其特长就是3D打印技术。这家公司可以利用该技术生产任何物品,就连某些运动部件的生产也不在话下。

In the amazing film a huge adjustable wrench is first of all scanned into a computer, down to the accuracy of 40 microns – slightly less than the width of a human hair.

       "打印"扳手的第一步就是将扳手放在一个大型的工作台上,随后利用扫描仪将扳手的信息扫描并输入计算机。该扫描仪的精确度可以到40微米——比人类头发的直径还要小一些。

Remarkable: The finished wrench is pulled out of the powder tray

 

Remarkable: The finished wrench is pulled out of the powder tray

难以置信:扳手竟然从一个装满粉末的托盘中取出

Robust: The printed wrench is even strong enough to undo a nut

 

Robust: It's even strong enough to undo a nut

坚硬程度:足以将被拧紧的螺母拧松

The image is then sent to a printer that doesn't use ink, but a 'specially engineered composite material' that starts out as a powder and is then bound together with a type of resin.

       第二步,将扳手的图像数据送入一台不用油墨的打印机。此打印机用的是某种粉末,树脂会将这些粉末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复合材料。

This is what the printed wrench is made from.

 以上便是扳手制作的大体流程。

Within 90 minutes Dr Kaplan is shown a fully working, robust copy of the original wrench that even features the adjustable head.

       Kaplan 博士仅仅用了90分钟便将一把扳手完美的复制出来,这把复制出来的扳手不仅外形和原品一模一样,甚至连功能都一模一样。

He said: 'So going into space, you just take a printer and you can print whatever you want.'

       Kaplan博士说道:如果宇航员可以带这套设备进入太空,那么他们想要什么工具都可以用他来制造。

Read more: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117570/Amazing-3D-printer-action-Watch-working-wrench-printed-powder.html#ixzz1phyeVLH9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117570/Amazing-3D-printer-action-Watch-working-wrench-printed-powder.html#ixzz1phyeVLH9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泄题2012:国家考试失守 不止考研英语

泄题2012:国家考试失守 不止考研英语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实习生 沈颖 最后更新:03-16 10:59:59
研究生考试某考场外,操场上写着"警戒"二字。在警卫森严的表象下,多门考试答案早已越过"警戒线"。 (章新俊/东方IC/图)
南方周末记者独家调查证实:除考研英语外,至少有政治、数学、西医综合答案也被泄露并售卖;英语专业八级答案外泄;英语四六级、司考、国家公务员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众多国家级考试同样存在泄题嫌疑或危险。
国家抡才大典,面临全线失守。"启航考研"只是主动暴露的"裸体冲锋者",暗处的泄题链条一直延伸至各类考试命题组与各级考试中心。
"石破天惊!启航不负众望,政治和英语再次命中考题100%!"2012年1月7日下午两点过,研究生考试英语科目刚刚开考,在一个名为"启航考研"的QQ群里,庆祝开始了。
考试开始前19分钟,1月7日下午1点41分,英语科目答案已经被短信群发到主要来自湖南、广东的众多考生的手机上,来源是一个神秘的广东号码。据目前侦办此案的广东警方相关人员透露,答案泄露范围达上万人之众。
两个月后的3月7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起立责问教育部长袁贵仁:"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2012研究生考试英语泄题事件至此为公众广泛关注。
教育部长袁贵仁对此回应:"公安侦查工作正在进行"。广东警方相关办案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英语短信泄题责任人为启航教育集团长沙分校的负责人陈亮伟、启航教育集团广州地区负责人李嘉辉,两人已被刑拘。
而南方周末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启航考研"QQ群聊天记录显示,2012研究生考试的泄题范畴远比公众关注的信息令人震惊:除了英语,可以证实至少还有政治、数学、西医综合科目的答案在开考之前已被泄露并售卖;除了研究生考试,英语专业八级答案也被外泄;此外,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包括英语四六级考试、司考、国家公务员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在内的众多国家级考试答案同样存在泄露嫌疑或危险。
"泄题2012",其中内幕远比英语答案群发让人扼腕。国家抡才大典,面临失守之危。
"今年的答案疯了"
当大多数考生正在起跑线上忐忑时,收到答案短信的考生们已经撞过了终点线。这样的情况,并非2012年考研英语考场所独有。政治、英语、数学、专业,全线失守,每一科都有答案被泄。
2012年1月7日下午2点44分,启航考研的QQ群沸腾了。此时,2012年研究生考试的英语科目刚刚进行半个多小时,很多考生连试卷都还没有浏览完毕。但考试答案已经不是秘密。
一份英语考试的答案及作文题被贴在了启航的群里,从选择题到大小作文,应有尽有。从事后教育部公布的试题来看果然正确。
在此之前的1月7日下午1点41分,离英语开考还有19分钟,许多参加了启航考研培训的学员收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短信。短信以"启航仅供参考"开头,以大小作文及所有选择题结束。
收到答案的考生中,以广东、湖南两地为甚。这意味着,在开考前,当大多数考生正在起跑线忐忑不安时,数万考生已经冲破了终点。
这份答案的发送者是李嘉辉,启航教育集团广州地区负责人。启航教育集团是一家以考研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总部位于北京。自1998年创立,至2006年被媒体称为"北京最大的考研培训辅导中心"。2012年,启航遍布25个省、直辖市,在95座城市建有分校。
这是201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一天,这一天要进行的考试科目有政治和英语。两门考试的答案双双沦陷。上午7点58分,距离政治开考还有半个多小时,正确答案已经躺在了启航教育的QQ群聊窗口,发帖者同是李嘉辉。
李嘉辉不是唯一拿到答案的启航工作人员。山东济宁的负责人杨茂玉同样在考前半个小时拿到了政治、英语的全部答案。
连启航内部都为此感到不可思议。一位山东曲阜的工作人员感慨,"今年的答案疯了,会不会重考啊?"
1月7日下午,2012研究生考试英语科目刚刚开考,启航QQ群里已为"押中"答案而欢庆。 (南方周末资料图)
李嘉辉此时的心思已经放在了构思庆祝辞上,并发到了群里——"石破天惊!启航不负众望,政治和英语再次命中考题100%,再创押题神话!请于今天五点后找启航老学员求证。启航教育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吹的!"
有人为此感到焦虑,启航教育集团吉林四平的一位负责人心头掠过一丝阴影,"可能是真的吗?要是真的那不是泄露国家机密了吗?"
有人则为李嘉辉的豪言壮语所振奋。安徽六安的启航负责人吴伟说,"明天考专业课,小弟把号码给你,就算被公安抓了也牛逼,因为我们是圈里面的厉害角色!以后我们走在大街上都有考研神话的冠名"。
启航的"厉害"立即传播开来。第二天,李嘉辉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明星"。他打开QQ,信息提示音此起彼伏,河南、辽宁、甘肃、吉林、广西等地负责人纷纷向他求助。他们叫他"辉哥"。全是求答案的。
"跪求西医综合答案!""数学答案出来没有?""求金融专硕答案。""农学的谁有?"
简直有求必应:1月8日8点左右,数学和西医综合的答案出现在了启航群聊的页面上。
1月8日,考试科目是数学和各专业课。李嘉辉指点迷津,"你们汇钱去别人账号,我给你们弄。"随即公布几个银行账号。更多的人开始想各种办法——捆绑团购,分摊费用;建立公共账户,统一支出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这不是启航第一次群发答案。坊间曾有传言,称2011年启航广东区曾将答案泄露给学员。
吴伟在群内的发言证实这并非子虚乌有。他充满敬意地对李嘉辉说:"广州的李校长!!记得去年我这边学生就说了,你们考试会像广州那样把答案传给我们吗?当时我们很稚嫩地认为这孩子疯了。现在看看,真牛逼,真有这样的。"
吴伟同时又说,"昨晚我在梦中,看见公安在疯狂地抓我,跑啊,跑。盗取国家机密,这罪大了。"按刑法规定,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最高可获7年有期徒刑。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嘉辉悄悄退出了答案的购买,并不无担忧地表示,"昨天我们在广州传疯了,今天数学就不打算搞了。"
在众人狂欢的时候,李嘉辉开始思考怎么从犯罪现场全身而退——
"有没有网帖发的时间是最早的,帮我截图下来,因为以后万一追查下来,我们有话说,说是从其他网帖上弄出来的。"
这成为了启航的既定策略。启航教育集团客服及广州分校均公开否认"泄题"。启航广州分校甚至表示,"答案"并非该校发送,"不能排除别人诬陷我们"。1月9日,北京启航考试学校还发出声明,称"启航从未尝试也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直坚决反对和杜绝通过宣传获得考题信息的方式哗众取宠,误导考生"。
而在此前一天,李嘉辉已经通过短信群发,指导启航学员配合销毁证据:"请各位立即删除今天所收信息。"
胜利果实同样令他恋恋不舍,"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网上关于启航的各种传闻,都用截图截下来,特别是那种学生赞扬启航牛、神之类的话,明年开讲座什么话也不用说,在课堂上搞图片展览,有图有真相!不报启航班,你只能泪流满面!"
这样的意图在启航2013考研班的招生广告中淋漓尽致地得到了体现。
"启航2012考研押题命中率蝉联全国第一,启航'泄题'——你懂得!"
率先泪流满面的不是考生而是李嘉辉。一个月以后,李嘉辉因为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广东公安刑拘。一同被刑拘的还有启航教育集团长沙分校的负责人陈亮伟。广东和湖南两省正是考研泄题的重灾区。
启航其实弱爆了
在"泄题"这个战场上,启航并不是"独行者",在它身后的战壕里,躲藏着不计其数的"泄题"高手。如果说泄题队伍是一条奔涌的江河,启航只是其中一条支流而已。
权威助考网(www.chqwzk.com)是一个神奇的网站。这个网站仿佛来自未来。
自2011年9月以来,已经有24门考试的答案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当然,找到答案的时间,指的是在考试开始以前。同样,如你所想,这一切都是收费的。
这是一家兜售答案的"泄题"网站,成立于2006年,自称"提供国家大型统考大多数考试帮助服务,掌握一手资料,熟悉各种操作流程,信息准确可靠,可通过不同渠道确保考生一次性顺利通过考试"。
它提供答案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考试——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成人高考考试、审计师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专八考试……
甚至还有你所想不到的,比如——江西信用社考试、四川村官考试。
对于参加过以上考试的考生来说,"助考"一词应该不会陌生。它有一个更通俗的称呼:卖答案。接受成百上千"××助考"的短信的狂轰滥炸,是考试前的一个保留项目。刘娟是中南大学的研究生考生,自2011年12月到考试,她和同学们平均每天要收到四十条兜售答案的短信,手机反应慢的同学每天删短信都要花去不少时间,遂停机不用,再开机的时候发现手机的存储空间都被兜售短信挤爆了。
按照网站上的操作流程,考生在汇款付费后,通过QQ群接收答案。启航最早得到的政治答案,就是来源于某一个助考群。
助考机构遍布各个平台,考生常常会从短信、电话、电邮、QQ信息等各种渠道被各种"助考"机构骚扰。
账号为"1254307060"的QQ用户是另外一个平台上的答案贩子,自2011年9月份以来,他声称能够提供答案的考试科目是25门,他比权威助考网多出的那一门是辽宁教师资格考试的答案。
仇云则是一个主要活跃于短信平台上的"助考者",卖答案是他因为朋友有资源而选择的兼职。他是湖北的一位教师。他能提供包括英语四六级、英语专八、司法考试、教师资格考试等在内的九种答案,他的业务范围甚至包括提供真实的驾照。
"现在所有的考试里面,高考是唯一不能拿到考前答案的考试了。"仇云所指的考前答案,即考试开始之前拿到的答案,区别于考中答案。
仇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专八的考前答案普遍在1500到2500元左右,答案的价格根据考试的密级评判。"国家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这两门的答案最贵,没有一两万拿不到,它们和高考都是A级答案。考研、英语四六级、英语专八,都是B+级,价格在千元左右。"而密级相对较低的计算机二级考试答案,则不到50元。
仇云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行业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细分的地步,卖答案者之间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
各个平台上的各个助考机构的竞争异常激烈。乃至于权威助考网需要在《致全国考试界朋友及考生的一封信》中,对竞争者发出战斗檄文:"目前业界竞争空前激烈,做答案人少,卖答案人多,良莠不齐,骗子横行。不少蝇营狗苟之辈,低价兜售,专做骗买答案之事;其甚者,试图攻击破坏本公司名誉……我们的原则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但若屡教不改,我们的原则是打击!疯狂的打击!"
当潜在的客户陷入助考的广告海洋时,各个助考机构都会想办法证明自己是最"真"的那一个。
在考试前一天放上试卷的照片让客户进行验证,是最普遍的做法。
2012年的英语专八于3月10日进行,"1254307060"在考试前两天的3月8日就放出了8张预览照片,题目涵盖了听力理解、阅读理解、翻译等题;权威助考网在9日便放出了6张试卷照片;仇云同样于9日在自己的QQ相册放出了7张照片。
仇云放出的照片不只有试卷本身,还能看到装试卷的文件袋,以及文件袋上的试卷密封签。试卷密封签上盖满了"开启前绝密"的朱红印章。
"试卷是在考试前一天下午,试卷押运到达考点后拿的。每次考试都是这种渠道,很多年的关系了,很稳定。"
为了防止被盗链,各助考机构会给照片打上水印,印上自己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在"珍贵"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试卷上,助考机构会直接把联系方式用圆珠笔写上。
而售卖答案者们更喜欢在各种照片和介绍中或明或暗地表示自己与各类考试命题组和各级考试中心的"关系"。一张照片中,办公室内考卷密封袋正在被传递,图片说明是:"不用明说了,试卷就是这样拿的"。
"我们一般提前好几天就能拿到答案,但是怕买家转手倒卖,才会把发答案的时间压到考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仇云向记者南方周末介绍。
能拿到众多科目答案的仇云只是泄题大军中的小人物一个。他本人也是2012年的研究生考生,1月7日开始考试,毕业两年的他2011年12月15日才开始复习,居然也考了330分——并且是在英语不计成绩的情况下。他的数学和政治均神奇地拿到了接近满分。
"四门考试的答案我都有。"仇云说。他本来想考武汉工程学院教育学本科。"考上以后我也不打算去读,每年参加期末考试,花点钱去核心期刊买点文章,满一年就提前毕业拿文凭。"但搞笑的是,他在英语考试快结束时不小心撕破了答题卡,导致英语没有成绩记录。
与这些"闷声发大财"的答案售卖机构相比,启航其实是一个不明智的规则破坏者。启航居于考试答案食物链的下游,只是它在考研英语中的"裸体冲锋",终于将这条隐藏于黑暗之中的泄题链条抖落在公众视野中。
"乌合之众"反泄题
岳石炼是众多考生中较为悲惨的那一个。"由于我当初考的是个三本,老是被家里人和附近的孩子相比,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也很无奈,进大一就决定考研,一定要考个一本的研究生,摆脱那些风言风语。"
岳石炼为了考研准备了一年多,瘦了20斤。"2011年3月份发现吃饭难以下咽,一开始没注意,以为就是吃饭打嗝。后来慢慢严重,6月份剑突处有椎疼感,为了考研,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到了10月份,几乎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吃多少吐多少,只好中药和着软饭吃,坚持复习。"
2月7日,岳石炼用健康换来的,是330分的考研成绩,其中英语36分。"按照去年,我这个分数刚好可以上线,今年要是被那些买答案的把英语线拉高了就悲剧了。"
"2012考研反泄题联盟"建于2012年2月,现在有161个成员,来自天南海北,多是像岳石炼这样的Loser——为了考研受尽折磨,到头来发现这个考试居然是不公平的。
发起人之一黄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建这个群,是实在走投无路,抱团取暖的一个办法。
黄力将自己和这群维权的学生形容为"乌合之众",他们想要抗争到底,让泄题的事件公开化,并得到政府的回应;但同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这个,一开始,群里充塞各种牢骚、抱怨、传言、阴谋论。慢慢的,他们开始制定计划:找两会代表,找媒体,团结论坛的其他受害者。
在3月6日,仇云加入这个群之前,群内的目标是一致的。群友陈广甚至期望"这个事会成就中国考试制度的改革"。
如前所述,仇云了解助考市场,掌握答案,但和别的"助考机构"不同,仇云并不主动兜售答案。他进群时,甚至向群主表示他也是为了反泄题而来。
但同时,他又在3月6日凌晨在群内发言,"10日上午有一个全国英语八级考试,我9日晚上会在群里通知第二天的答案,让大家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他补充,"以后的国家各种考试。我都会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在群里面公布部分答案!"
仇云的言论,导致他迅速被群主踢出了群。之后,他换了多个马甲加群,多次被拒。最后他找到黄力,陈述了自己曲线反泄题的想法——1.通过不停地泄题,免费公布答案,可以让有关部门正视泄题事件的存在,唯此才是调查的基础;2.他可以提供泄题产业链的内幕。
黄力觉得仇云说得有道理,"太多人只是关注这次泄题的补救措施,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关注泄题本身,关注这件事是不是能被彻查到底,如果这件事最后敷衍了事,受益的只是泄题获利者和既得利益者!"同时,群内的主要议题也从讨论补救措施,变成了"彻查泄题"。
3月10日,上午八点,仇云在群内贴出了专八答案。事后,作文和翻译答案被验明为真实的。
在答案面前,神奇的事情立即发生:这个以"反泄题"为宗旨的群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坚持零容忍政策,要求开除仇云;还有一部分人发现仇云的"神通"以后,开始希望得到更多答案。
仇云发现,很多私下里去问他要英语四六级以及来年考研答案的人,是之前用恶毒语言骂过他的人。这些事情很快传到了黄力耳中,这让他觉得非常反讽。"我看到太多人私心太重,而且做事没脑子,瞎起哄,现在基本不在群里说话了。"他说。
现在,黄力已经很少在群里发言,他的QQ签名已经改成了:"这是一场闹剧,寄予了太多幻想,现在一切烟消云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仇云为化名)
网络编辑: 上官兰雪 责任编辑: 曹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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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2012中共高层权斗的新特点

何清涟:2012中共高层权斗的新特点

何清涟 发表 于 三月 19, 2012

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表明,权力更迭时期就是统治内部危机发生之时。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之后,西方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赞叹这一黑暗传统将在中国结束。但2012年中国发生的高层权力斗争再次证明,这一黑暗传统并未结束。

这次权力斗争有与改革30余年以来历次高层权力斗争不同的特点:

一、2012年高层权力斗争被给定的性质之宽泛前所未有,从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腐败(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预留了定罪之由。

路线斗争。这是温家宝3月14日答记者问露出的口风。温在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后,接下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联系到温相在同场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而薄熙来又主张"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温相谈话明显是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二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清除腐败变质分子。这是习近平发表于3月16日《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所持说法。习近平说,要求各级党员保持廉洁,"别以为入党就是为了捞好处,对屡教不改、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将会坚决革除出党"。按习的说法,罪名大概应在"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个框架内做文章。考虑到习近平的文章应该至少在半月前交稿,发表时间晚于温讲话,温讲话应该是高层新口径。

重大政治错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王立军事件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 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该通报指出王、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辽宁省调查的重要经济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其他消息源说家人就是指薄妻谷开来)。

邓小平废胡耀邦总书记一职,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态度过软,犯了政治错误;1989年整肃赵紫阳,是说赵在处理"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江泽民将陈希同投入监狱,胡锦涛整治陈良宇,打的都是"反腐败"旗号。薄熙来与后两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胡温等中央高层对其预定的罪名却用上了对地位相当的政治对手才使用的"路线错误"。此前只有毛泽东将其与政治对手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

非常宽泛地预定罪名,说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达成最后定议,还得在查办过程中搜寻各种证据,审时度势,根据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再做决定。

二、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将薄熙来免职之后,还要求将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对各大省(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的重要讲话层层传达,并要求各地方党政负责人明确表态,服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中国各网站与媒体上都登了重庆各界(尤其是警备区)表示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却不知其他省区也在传达、表态,比如上海电视台报导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县区一把手传达胡的讲话,各级干部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区)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出现过。在陈希同与陈良宇案件时未有此现象。但薄的政治身份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无法与身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相比,其个人声望更不如在广东改革及总理任上积累了声望的赵紫阳。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让外界猜疑:胡温等人要对付的政治敌手,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人,而是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对胡来说,实在有点自降身份与防卫过度,并抬高了薄熙来的份量。

三、薄熙来背后有支持者?

这里谈的"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为"重庆模式"出谋划策的新左派学者,以及孔庆东、司马南及乌有之乡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从。这类人再多,在中共高层眼中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温担心,只能是那些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

细心的观察者当然会注意到,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受到国内新左派为主的各界人士热捧时,对胡锦涛政绩的否定之声也非常明显。 2011年6月,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关键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当朝者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张木生与刘源交往甚密,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公开言说的事情。张木生父亲是老干部,曾为董必武、周恩来当过秘书,张本人任职不高,1996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至今。知内情的人大都认为,张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他本人,而是其身处的圈子。

与此同时,胡温政绩还遭受到"红二代"群体以各种形式发出的批评。在中共高层眼中,有些红二代还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儿女"曾于2011年发表了"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该文干脆对如何组建党委提出具体建议,"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20%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这些人应该从对红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产生。

上述言论与活动,如果不是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国安系统扼杀消除。胡温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之间有无联系),以及这些人对薄被"免职"的反应,都将决定薄熙来今后的命运。中国名记杨海鹏在其【午夜政治观察86】中说,"铁幕后面的角斗正激烈进行中,至少50个以上交叉关联的圈子在彼此缠斗,几乎卷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国是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这种以真名实姓发表的来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视,其中"50个"这数字不必较真,但牵涉之广却可从胡温等高层的高度防卫可见。

最后一个特点比较有趣,即这次权斗发生于网络2.0时代,即自媒体时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场大戏,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层等各位演员登场演出之外,还有各类人士充当"旁白者"串场,在网上发布各种信息与评论,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互动。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被互联网拼接在一起,再加上杂然纷陈的中外视角,使得这台政治戏剧具有前所未有的观赏价值。






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曹长青:将韩寒父子送上法庭的五种办法



将韩寒父子送上法庭的五种办法

曹长青

关于"人造韩寒"的争论已有两月余,大量分析论证显示,韩寒的获奖作文、小说、主要博客等都不是韩寒本人所写。面对潮水般的质疑,韩寒父子从最初的高调反应(用流氓语言辱骂质疑者,悬赏二千万元,到法院递状子),到现在低调沉默,甚至把递到法院的起诉也撤了。而由四个挺韩"军团"出面对阵:中孙部,官媒,公知,韩粉团。

这几乎有点像"抗日战争"般双方力量悬殊:挺韩方有上述四个军团,而质疑方在官方媒体一律发不出声音,只能各自为政,在网络上以"小米加步枪"般打"游击战"。但游击战明显步步为营,以理性的论证逐步赢得人心。而四军团虽然阵势大,但一人一句空话,越说越掉价。韩寒则躲在四军团后面,穿马甲(韩寒自己说的)混战,不敢在阳光下跟质疑者对阵。那让亿万人民拜倒的"笔力"居然像刚刚还穿得好好的皇帝新装,被孩子一叫唤,顿时肉眼看不见了。

尽管如此,韩寒还是硬挺着:新装就是我亲手做的,你能拿我怎么样?

有人说,韩寒已经退出了,你们还扯什么呢?哦,如果谁把一个弥天大谎撒13年,欺骗了亿万人,被揭露质疑后,说声"我不玩了"就拉倒了?难怪中国是骗子超级大国,那些大骗子们之所以在那个王国里活得春风得意,就是因为:第一,太多人太容易被骗;第二,被骗得很高兴;第三,知道被骗也无所谓;第四,对骗子们宽容心极强,反而对质疑者不耐烦。这不是活该被骗吗?

美国一个作者(JamesFrey)仅仅是在声称"纪实"的书里写了编造的故事,就被媒体一片轰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们都撰文抨击,CNN赖瑞金节目、脱口秀女皇奥普拉.温芙瑞的节目都做了专题报道。该作者马上就得出来解释,随后他和出版社统统出面道歉,然后被告上法庭,最后以给所有要求退书的读者赔款结束。这是一个媒体、法庭、民众、出版社都各负其责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犯错的名人不仅不可能"死挺",反而会认为不道歉才是更丢人的。死挺,才是真正挺死人的。

为避免韩寒父子死挺到底,目前对"人造韩寒"的质疑,除道德层面的追究,还应考虑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在官媒、官方文化界等指望不上的现阶段,相信网络"小米加步枪"的力量足以(事实上已经)打开突破口。

首先,呼吁中国有良知、看重真实价值,对造假、欺骗有义愤感的企业家捐助,成立"人造韩寒调查基金"(同时呼吁网民参与捐助),从五个方面入手,雇专业人士,完全有可能找出"人造韩寒"的直接证据。

第一个,鉴定韩寒的获奖作文"杯中窥人"的笔迹。这是"人造韩寒案"的最关键一点,因为只要证实这篇作文造假,等于其他一切都定论了。

综合各路网民智慧的推论,《杯中窥人》不可能是韩寒现场所写:

1,该文所表现之思想和文字成熟度,远超出正常16岁少年。而面谈中韩寒不仅没有超常才华,其思想、文学智能甚至远低于普通文学青年。

2,考方给三小时,韩寒只用一小时就交卷,违背常理。而平常在学校的课堂应试作文,韩寒一律做不好。反差之大,不合情理。

3,韩寒至今都说他不懂"的地得"用法,但在《杯中窥人》中却准确无误 。

4,《杯中窥人》也不像是"默记"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推理:文中引用冷僻古书《舌华录》41字,还有13个字母的拉丁文。如是默记,不仅很难,也毫无必要花那份精力,没有正常人那么做。二是事实:韩寒说过,他没有默记能力,班上的默记考试,他为不得"负分"而选择放弃,所以是零分。

5,《杯中窥人》也不大可能是韩寒本人抄写的。理由也有两个:一是推理:韩寒不愿读书写字,再加上韩寒父子的字体"非常相像",所以韩寒可能连事先抄一遍的心思都没有,只是把父亲写好的作文带上,在考场偷偷换上。那场所谓考试,从已有的描述来看,完全像儿戏:只有一个人监考。考试期间,韩仁均不仅可给儿子送早点,还能在儿子旁边,距离近到能看清韩寒在稿纸上写出"杯中窥人"四个字。所以有换卷子的可能。二是事实:从作文手稿(照片)来看,上端署名"上海市松江中学高一韩寒"的笔迹,跟内文的笔迹"力度"明显不同,两者的钢笔水颜色更不一样,显示出自两人手笔。

但在逻辑推理无论多有力都被说不是"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人造韩寒调查基金"雇用已退休的中国老公安做笔迹鉴定。网上已有业余鉴定家指出,从《杯中窥人》的字体斜度、标记字、笔划轻重长短、三点水写法等方面,跟韩寒在别处的笔迹对比,均可看出该文不是韩寒所写。

除了请国内的司法专家,还可考虑用"调查基金"在英美找专家鉴定,在笔迹鉴定方面,英、美两国的技术都相当先进。拿到《杯中窥人》不是韩寒手迹的专家鉴定书(这是直接证据)后,就可向法院告韩寒父子和《萌芽》杂志涉嫌作弊,于是法院就必须再请专家做司法鉴定,由此给韩寒代笔事件定案。

《杯中窥人》整篇文章的手稿是存在的,因为《萌芽》杂志2005年还拿到"上海书展"展出,显然会作为该杂志的辉煌历史资料而保存。如《萌芽》现在说找不到手稿,则涉嫌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还是能做笔迹鉴定,用网上那张《杯中窥人》首页手稿照片,文字也足够。

第二个,鉴定韩寒小说《三重门》的手稿笔迹。

和《杯中窥人》同样,《三重门》同样被网民推理和笔迹鉴定认为不是韩寒作品。

1,韩寒被质疑后,曾铺出一地手稿,拍成照片放到博客。该手稿明显是誊写稿,常理是,没人写二十万字可一笔挥就,手稿如此干净。网上有人引述鉴定专家的话说,从《三重门》手稿的干净程度上,看不出作者有"思维过程"。可找司法专家或退休公安鉴定这是否14年前的纸张、墨迹。据说中国1993年就有了做这种鉴定的较先进系统。

2,有网友发现,韩寒《三重门》手稿文字放大后可看出,有两处把该书女主角Susan(全书用的英文名)写成了Su-SanSusan作为英文名是不可以拆开的,怎么会有这种情况?该网友分析,20多万字的《三重门》初稿可能是在电脑上写的,当时的电脑软件会在断行时,自动把字母断开,下一行首个字母会变大写,于是出现上一行结尾是Su-,下行打头是San的样式。交书稿时,为免出版社生疑,韩父让儿子把打印稿抄了一遍,而韩寒在抄"手稿"时,照葫芦画瓢,就出了这样的洋相。这只是网民推理,可通过文字司法鉴定,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3,对"韩寒"的《三重门》和韩仁均的小说做对比鉴定。网上有多篇文章介绍语言鉴定专家提出的"语言指纹"一词。也就是说,每个写作者的语言习惯、用词方式都有不同,对某些特定词汇的使用,等于是"语言指纹",由此可以鉴定文本的真正作者。

韩仁均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仅从9099这九年之中,他的小说就获奖八次。但是到了韩寒作文获奖、出版《三重门》之后,年仅42岁的韩仁均就突然不再有任何作品问世(除十年后写出薄薄的《儿子韩寒》一书)。韩仁均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实在过于蹊跷。对一个曾热爱文学,多次获奖,并正值创作生命旺盛之际的人,仅仅因为"写不过儿子了"(韩仁均的解释)就封笔,这个理由牵强到恐怕任何热爱写作的人都不会相信。与此同时,署名"韩寒"的小说却一本本问世,至今已有七本,还有十本文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多请几个语言学专家,或者是作家、文学教授,把署名"韩寒"的作品跟韩仁均以前发表的作品进行"语言指纹"鉴定,应该是能找出真相的。

第三个,鉴定韩寒小说"亲笔签名"的真伪。

几年前,韩仁均在淘宝网开了"韩寒的书店",主要卖韩寒的签名书,据说每天发书六、七百本,生意兴隆。韩寒要写小说、博客,还要赛车等等,哪有时间每天签书几百本?再加上韩寒父子的字迹"非常相像",所以这些所谓的韩寒"签名版",很可能是韩仁均代签的(或者一部分代签)。早在2009年就有报道,读者举报从网上"韩寒书店"买到的签名书,跟韩寒的当场签名不一样,"四处前后不符"。对此韩寒解释说,他签名"比较随意"。

对此可用"调查基金"征购韩寒现场签名的书,和从"韩寒书店"买到的签名书,然后交专家做笔迹鉴定,如"签名"是韩仁均代笔,那么此一谎,等于旁证其他谎言,同时可就此去法院告韩寒父子涉嫌"商业欺诈"。

第四个,鉴定韩寒父子公布的信件真伪。

韩寒被质疑是"当代张铁生"后,韩仁均公布了一封当年韩寒从松江中学读书时寄回家、内容是要父亲代购书籍的信,以此证明韩寒是看书的。但韩仁均晒在网上的这封信照片,已被很多网民质疑:

1,韩寒为什么在信封上写很多字?常识是,有信封,就是不想让信的内容外露。韩寒怎么故意把信写在外面?而且内容好像就是要解释他不是"人造韩寒"。韩寒难道有先见之明,14年前就想到今天会被质疑?

2,信封上有些字,明显是信封被撕开后填上去的。因撕口处的文字是硬挤进去,以避开撕口。先撕后写的顺序一目了然。

3,把这封信的照片放大之后可看到,有的字明显是在邮戳上面。

如专家证明,该信封上的字是后来(或是最近)才写上去的,那么同样,此一谎佐证其他谎言。

第五个,鉴定"韩寒博客文章"真伪。

我在"韩仁均给韩寒代笔多少?"一文中说,很可能"大部分的韩寒博客,都出自韩仁均之手,少部分博客是韩寒的出版商路金波写的,也不排除还有零散的文章是其他人代笔。"那么怎么鉴定哪些博客不是韩寒写的呢?在法庭上,可请求法官要求新浪网提供韩寒IP,看有多少电脑,通到韩寒博客。多少博客是从韩寒的IP发出,还是从韩仁均或其他人的IP发出。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庭2009年曾审过一个案子,涉及博客IP和真实姓名是否公开等问题,我曾在《博客骂"婊子"在美国的官司》中做过介绍。审理该案时,谷歌公司服从了法官要求,公布了该匿名博客的相关资料。当事人指控谷歌损害其隐私权,索赔并上诉。但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受理此案。

另外"韩寒博客"密码早就给过他人。北京磨铁图书出版人沈浩波曾在2010年的微博中写过,韩寒把自己的博客密码给了他,让他对韩寒写的一份东西任意"删改"(但他自己说没去动过)。

韩寒自己也说"不少朋友有我的博客密码";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在"要做韩寒的兵马俑吗"一文中提过,路金波曾给我发过威胁信(如继续质疑韩寒要诉诸法律),其流氓口气,跟他自己博客骂麦田,以及韩寒博客骂麦田家人,非常相像。而韩寒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X"等脏话博客,跟这位当今中国书商霸主的路金波的一贯口气更是非常接近。

但我只是做了有限的一点比较,如果能有一个民间"人造韩寒调查基金"在国内组织人力做更专业、更细致的对比检验,相信真相是可以靠"民间"自己的力量求出的。尽管"韩三篇"让政府很开心,官方也明显力保他,表态的政协委员们一律"护韩",但是,总体来说,韩寒涉嫌代笔并不是个政治事件,所以,民间如果真想对中国社会的健康有所作为,起码可以从这件事开始。

上述五项的任何一项被专家证实,就等于拿到了"直接证据"。在这个基础上,有人去法院状告韩寒涉嫌商业欺诈,那么韩寒就得应诉。在法庭上,就会有更多双方证据的检验、较量。在这个过程中,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

"人造韩寒"如果定案,将是中国文化界最大的丑闻。"韩寒"两个字就会载入史册。后人提起"韩寒",就想起魔手套、滥竽充数、皇帝的新衣等等中外典故。但那些都是虚构,而"韩寒"是真的。

2012315于美国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

王海光:政争与权 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

  (刊于《领导者》总第26期(2009年2月))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刚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不久的中共 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与刚调任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忽然间成为了"反党联盟",并牵连了一批高级干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1]。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 中,建国以来各类重大案件悉数得到平反和纠正,"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邓小平虽然给"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所 有涉案的健在人员也重新给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坚持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2]。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3]。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场对执政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和发生过程鲜为人知,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 大历史谜团。


  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由于"高饶事件"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关键问题又牵涉最高层,讳莫 如深,使整个案情疑窦丛丛。不 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内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无几,许多当事人糊里糊涂误入彀中,抱屈终生。二是政治尘埃的积层叠加。"高饶事件"发生后,党内斗争越演越 烈,且往往拿"高饶事件"说事,上挂下联,以加重其政治份量,这使"高饶事件"又覆盖上了层层的政治尘埃,本来面貌更加模糊 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 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主政者邓小平、陈云都是处理"高饶事件"的历史关键人物,仍坚持对此案件的历史结论,肯定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说,"文 革"后对"高饶事件"的善后处理,是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个典型案例。


  1991年,薄一波发表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在这个由庞大的写作班子搞的个人自传中,对"高饶事件"有 专章叙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大 致梗概,以后官方史书多以该书为底本。但书中对一些关节处言语不详,且有传主的文过饰非之处,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尚未析清。


  因为"高饶事件"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即使党史学界的资深人士,也是只知其事,难言其详。坊间那些关于"高饶事 件"的纪实作品,因袭过去的陈见旧说,敢于发挥"合理想象",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更是徒增混乱。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一些历 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披露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掀开了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如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 东北》,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等个人著述,都具有极高的存史价值,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在学界和社会上 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最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 书,是当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 事件"的一部著作。作者依据高岗残存的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钩沉史料,爬梳剔抉,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基本上再现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该 书中心证过多,猜度过重,甚至不惜以文伤史,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对"高饶事件"基 本上梳理清楚了。


  "高饶事件"内含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这一重大事件来龙去脉的基本线索得以厘清,不仅可能 颠覆过去对"高饶事件"所做的 政治结论,丰富和匡正了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还拓展了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而一旦高、饶"企图篡夺 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名不再成立,"阴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如何重新认识"高饶 事件"的问题也就随之提出来 了。林蕴晖教授根据这些新史料写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诸篇研究论文,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了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是为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 陈出新的代表作。[4]


  "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在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 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 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 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 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 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这个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阴阳交错,是我们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


  一、建国路线的政见之争


  从治国理念上看,"高饶事件"这场党内斗争可以看作是中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滥觞所出。


  中共夺取政权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性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方针是明确的;对中国要以苏 联模式为榜样,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很明确的。所以,党内对"什么是"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起始时间发端 的。分歧的焦点是:是先搞一段时期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现在就去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不经不典的非常话语,是中共革命独创的理论概念。其根据是中国社会还处在前 现代化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就已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治国方针,并认为这样"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5]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论 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 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 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6]


  但在中共执政以后,围绕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的问题,党内政见分歧迭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政见分 歧虽然是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 表,同时也发生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之间。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政策上的抵牾,还涉及到历史上的党内派系矛盾。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就是这 个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坚持和不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既是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一个生产力标准的问题。在中共执政初期,党内曾就 此发生过多次争论,并引发派系分歧。主要有:


  1949年4月,关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的意见。刘少奇为安抚资本家惶惶不安的情绪,说了"剥削有功"之类的话,引起 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高岗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


  1949年5月,刘少奇起草签发的《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对东北城市工作的"左"倾政策有所批评。 高岗则不予理会,对东北局领导议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7]


  1950年初,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高岗的意见是,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中央组织部的意见是,可以 允许党员雇工单干,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支持中组部的意见,认为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


  1951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争论。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批评山西省委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经济的观点是"一种错 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 主义思想"。[8]8月初,毛泽东明确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华北局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进而着手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事情。不久,高岗向毛泽东报送了东 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并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给各地。


  1951年,关于工会工作方针问题的争论。邓子恢、李立三、刘少奇等主张工会应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相对独立 性。高岗则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最后,毛泽东对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免去了 李立三在总工会的职务。


  在这些争论中,毛泽东与高岗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一致,对高岗和东北的工作褒扬有加。东北转入建设较早,工作走在全国的前 头。毛泽东多次把东北经验批发全 国。在高岗频频得分的同时,刘少奇却频频失分,不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政治上总是跟不上非常不满。再联系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如"和平民主 新阶段"的问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问题,1947年土改的"左"倾问题等等,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稳",思想仍停留在新 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 的思想准备,甚至有让刘少奇"挪挪位子"的想法。[9]


  1951年8月毛泽东在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事情,在党内很快流传开来,刘少奇的地位大大降低,不敢再随意发 表自己的意见了。[10]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刘少奇的表现就显得非常谨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策方针,很难再 坚持下去了。


  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之后,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着手准备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并酝酿如何过渡到社会主 义的问题。1953年10月, 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共中央的过渡设想,得到斯大林的首肯。1953年,毛泽东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放弃了过去的建国纲领和路线。这是一个"纲举目张"的根本性变化,从执政理念、政策方 针到制度体制都要进行重大调 整。从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变更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势必牵涉到对建国初期许多政策的评价和认识问题。作为这些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操作者的刘少奇、周恩来等 人,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政治上立时陷入了尴尬的被动境地。高岗却占尽先机,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与毛泽东的一致,成为 政坛红人。


  更重要的是,这一建国方略的变更不仅引发了高层的政见分歧,更给执政党带来多方面的冲突。


  法理层面的冲突


  中共的建政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法统。一是党内的法统,即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方针;二是国家的法统,即是中共 与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


  在国家法理层面上,《共同纲领》是代行宪法的临时约法,权威性最强。《共同纲领》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 的国家。"[11]但从执政党的方面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则更有权威性。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具有两重性。决议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建立 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时,决议又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也表达了要与资 产阶级作斗争的方面。正如于光 远所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12]。刘少奇、周恩来等坚持《共同纲领》的原则,不采取超越阶段的政策。毛泽东则以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根据,批评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13]从法理上讲,这是以党内法统改变《共 同纲领》的国家法统。


  战略和策略的冲突


  关于对建国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国内基本矛盾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二致。刘少奇讲得可能更早。在1948年9月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 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基本矛盾问题讲得也很多,份量也很重。他坚持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把社会主 义看作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刘少奇认为至少要搞十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力求调动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不赞成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 个体经济的激进政策。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际上是建国初期党内外一致的政治共识。1950年6月中共七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议,都是从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出发的 部署。从新中国初建时的情况看,在长期战乱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城乡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无疑是适应这一要求的。


  理论和现实的冲突


  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人,对建国后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开始是赞同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 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 策,要求处理好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14]但在毛泽东的政治意识中,更多的是想利用 国家政权的力量,削弱私人经济的社会基础,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一旦条件成熟,就不失时机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毛泽东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心态中,无疑是涌动着一种求"纯"的冲动。这种求"纯"求"快"的冲动,与其说是来自理想 主义,不如说是来自现实主义。 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只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才能有足斤足两的话语权。所以,当政权能够稳固下来,毛泽东就急于要摘掉新民主主义 的帽子,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了。而且,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战时的统制经济。对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共广大农民干部而 言,在经验层面上是更习惯、更易 接受这种大一统的体制。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只争朝夕",与刘少奇的"巩固秩序",不仅仅是战略与策略、长线与短线的区别,还 有着理路变化上的根本区别。 即:是以生产力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准?还是以生产关系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准?两者都能在马恩列斯的经典中找到各自的依据。此可见诸于毛刘对于农民合作 化方略的不同认识。毛是要先集体化,走把个体农民强制"组织起来"的道路;刘是先机械化,发挥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 自觉自愿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这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性质的理路。所以,毛泽东在过渡理论上的胜出,也使得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成为了其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冲突


  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是具有程序理性意识的领导人,坚持了从中共七大、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共同纲领》和中共七届三中 全会一脉延续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和工作方针,坚持了与各民主党派、社会民主人士合作的执政方式,没有轻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则缺乏程序理性意 识,没有经过党内外的充分酝酿和讨论,更没有现代政治议程的公决程序,就轻易地改变了这一国家的大政方针。


  但是,要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路线转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并非是一蹴而成的易事。不仅全党全国人民有一个统一思想的转弯 过程,国家各项政策也有一个衔 接和调整的问题。正如毛泽东经常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落实中,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关 键是干部思想的统一。而在统一思想过程中,掌握政策方针的中央政府部门又是首当其冲的。这势必又要牵涉到建国初期的干部任用 配置情况、党内派系的恩怨纠葛 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


  由此,中共高层出现了执政后的第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


  二、苏区党人和白区党人


  在"高饶事件"中,高岗的罪名之一就是散布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言论。问题虽然是说在高岗身上, 但此言一出呼应者甚众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建政后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党内农民出身干部确实普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满情 绪。


  中共的革命,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从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时的四大野战军和六个大区,可以 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十九块根 据地,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大主力红军。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山头",一是苏区,即根据地和军队党的组织系统;一是白区,即在敌区工作的党的组织系统。苏区 和白区又各有隶属。苏区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苏区等"山头",白区有南方局、北方局等"山头"。经过延 安整风,中共确立起了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代表,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毛泽 东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16]中共七大,毛泽东为达到党内的团结一致,在安排中央委员时,采取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的妥协 办法。


  而当中共成为执政党后,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有一个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问题。


  排座次的问题


  中共干部队伍的主体是在长期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中打出来的农民。在夺取政权之后,打天下的队伍,成为坐天下的队伍;对城市 现代生活向无知识的农民干部, 转身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的管理者。这个历史跨度非常大。掌握现代国家机器是一项复杂精确的工作,绝非冲锋陷阵的事情可比,需要建立专业化、知识化的"新型 技术官僚体制"。中共执政以后,最迫切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适用的干部。首先走到国家管理的前台上的,自然是党内一些文化程 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 部。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党内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有现代城市生活经验,文化层次较高,眼界开阔,比根据地和军队干部更具备管理国家的知识优势。这 就带来了一个国家权力配置上的成分变化。打天下靠的是根据地和军队,坐天下则是白区来的另一拨人,这不免让根据地和军队干部 很有些失落感。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代表中共进入政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历。政务院部委一级的负责干部 中,白区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尤其是刘少奇提拔重用了一批经他营救出狱且有长期工作关系的中共北方局的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都担任了要职。 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组织人事大权,薄一波掌管了财经大权。[17]


  这种格局的形成,不仅因为有过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熟悉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更能胜任国家管理工作,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建国初期的中央政府具有 联合政府的性质,许多民主人士进入了政府。中共派出的负责干部必然相应选用文化层次较高、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能够与党外人士沟通的人选。其次,中央人民 政府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在中央部门工作的华北局干部自然多于它地。另外,与刘少奇用人的圈子比较窄也有一定 关系。


  在长期革命战争条件下,军队和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一向比较隔膜,对白区工作的艰辛和革命贡献不甚了解。在接管新区时, 俱是外来的北方根据地干部和军 队干部为主,本地的白区干部一般是仅陪次座。但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却大多为华北局出身的白区干部。这些白区干部大批进入中央政府部门,势必引起相当一 批根据地和军队干部的心理不平衡。特别是那些抱有 "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进据国家部门要津很有不满情绪。


  思想观念的差异


  中共是以马列主义的现代政治理念组织起来的现代革命政党。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争执背后,深刻地反映 了两类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 念的差异。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较为浓厚;农民出身的干部,则更多的是"造反有理"的反抗意识,"均贫富"的思想印迹很 深。


  "均贫富"的旗号曾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动员起了很大作用。但当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时,这种小农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破坏性" 负面作用暴露出来了,出现了一 股要求平分工商业、平分土地、一切平分的极端倾向。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把这种思想倾向称为"农业社会主义",认为其性质是 "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8]。此时,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与他在中共七大上讲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 发展"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以新华社信箱的问答方式,详细阐释了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文章指出:农业社会 主义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 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 本主义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不仅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还要破坏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仅要平分封建的半封建的土 地财产,"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 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 '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样,"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倒退。"文章特别说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废除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新富农的出现和新的阶 级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 "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19]这篇文献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立论,阐述了"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道理。它指 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 可能。


  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却不再提及"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则继续坚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思路,十分 警惕党内绝对平均主义抬头的危 险,有些话还讲得非常重。如他在1951年7月3日给山西省委的批语中,就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企图用互助合作组织的办法,阻止和避免土改后农村自发势力和 阶级分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0]。


  从上述对"农业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承认现阶段存在剥削的合理性,体现了保护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它表达了中共党内对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但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却一时很难达到这种理性认识。


  中共党内农民出身的干部,其生长环境与现代工商文明的距离很远,而"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印记很深,很容易把绝对平均 主义的东西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 验当作是社会主义。进城后,他们对现代工业大生产的了解,又多半来自于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有限知识。于是,农村封闭落后环境的生活经验、根据地的革命经历和 知识眼界的狭小,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一种"道德理想国"的憧憬,希望实行"组织起来"的一统化社会管理,并对之抱有十 分急切的热情。所以,高岗为代 表的一批从农村根据地靠枪杆子打出来的高级干部,不仅有在枪林弹雨中跟从毛泽东走向胜利的铁血忠诚,从思想认识上也更容易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治国路线。而对 刘少奇等一批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的领导人,他们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派系"圈圈"上,都有些程度不同的隔阂和不同意 见。


  "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提出


  1953年,中共进入新的历史拐点。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税制"违背了七届 二中全会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 性质的错误,要开展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等一批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的高层领导人受到批评。这对党内一些本来就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干 部无疑是一个鼓励。他们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用人有宗派,重用"白区党人",忽视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于是,党内高层关 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 论顿起,对"白区党人"掌权不满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一时形成了一股"倒刘"风潮。


  当时批判高岗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制造"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自认为是"根据 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 [21]对此,高岗至死也没有认账,咬定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只承认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而已。[22]当然,高岗承认在1953年财经 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时说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说是引自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 11月的这篇重要的党内讲话中, 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著名论断。[23]高岗以此为论据批评薄一波,不仅是强调根据地和军队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更 是要申明根据地和军队党的重要性远在白区党之上,在政治上更成熟,也更具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资源。


  高岗把毛泽东当年搞武装斗争的话搬到这里来说事,其现实缘由是来自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事情不满。作为毛泽 东的心腹爱将,他要在道统上证 明毛泽东在党内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强调毛泽东政治上的一贯正确,表明毛泽东作为根据地正确路线的领导者,其政治份量是代表白区正确路线的刘少奇不能望其 项背的。所以,"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暗喻了对刘少奇第二把手地位的质疑和挑战。据薄一波的回忆录中 讲,高岗曾借"某个领导同志" 的话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24]这里说的"某个领导同 志",无论是不是毛泽东本人,实际上是修正了中共七大关于毛刘体制的根据。


  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发明权究竟归谁,无从考证,亦不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此论一出,党内应和者众多。这说明, 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群体中, 对刘少奇和白区干部群体的不满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当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情绪时,作为这些跟随毛泽东靠枪杆子打天下的从龙之士,很自然地 产生了对毛泽东中央大权旁落的担忧,希望能有根据地和军队的代表人物来辅助毛泽东。


  高岗对白区干部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差一点把刘志丹和高岗杀掉的陕北肃反,主持者是北方局派的代表朱理治。在东北工作方针 的争论中,林彪、陈云、高岗是 正确的一方,另一方是彭真、林枫,都是来自北方局的白区干部。事后,高岗曾向刘少奇告过彭真的状,对刘少奇和稀泥的态度也有看法,认为刘偏袒北方局干部。 [25]高岗在这个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 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 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26]在有袍泽之谊的根据地和军队干部中很是有些市场。


  在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中,论资历、论能力、论功绩,以及论在军队中的人脉关系,高岗都非常突出,人气很旺。在许 多高级干部心目中,高岗是能够替代刘少奇的最佳人选。所以,多数大区都表现了对高岗的支持态度。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得到高岗的鼎力支持,对高岗信任有加。高岗议论刘少奇等人的意见看法,他是"能够听 得进而又信以为真"的。在 1953年7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期间,曾向毛泽东极力推荐高岗当军委的总参谋长。此后,也想要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27]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也力推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对看望他的老袍泽们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 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28]


  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西北和东北与高岗都有很好的合作,经常与高岗私下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


  政务院建设工程部部长陈正人,是从东北调来的老苏区干部,对华北山头很不满,积极靠拢高岗,经常向高岗通报情况。


  高岗与一野、四野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得到西北和中南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属于三野的华东,本是与刘少奇很有些渊源的, 也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高岗一边。 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 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司令部。他率直地向毛表示了"大权旁落"的担忧,说白区党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 [29]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 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来的。谭所说的"白区党"的司令部和"苏区党"的司令部,应是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当然不会认可"谭大炮"的这通乱炮。他在财经会议后,接见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张明远时,专门讲到了谭震林说"三 权"的这段话。他说:"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30]毛泽东虽然批的是"苏区党人",同时也是在敲打"白区党人"――只有他毛泽东能够摆平这两边人马。


  高岗是坚决反对把"白区党"和"苏区党"并列而论的,认为是贬低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正统领导地位。高岗在1953年10月 休假到广州时,曾对陶铸说:有 人认为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这种二元论的看法,他要坚决反对。高岗还讲:在党的历史上,白区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 起来提是不对的。中共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地的历史。[31]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 在维护毛泽东党内法定最高权威 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从上述可知,"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针对的只是刘少奇的所谓华北"宗派"圈圈。缘由固然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不满而起,同时也反 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 头的干部。正如高岗后来在检讨 中说:"在组织问题上,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32]


  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的,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 山头的人。如陈云、王鹤寿、陶 铸等人,历史上都应列入白区干部。他们是东北山头出来的干部,高岗和他们关系十分密切。如高岗对陈云关系极好,视为"圣人",过往甚密,互通情况,许多大 主意都与陈云商量。[3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1953年初到 中央后,就马上站到了反对华北 山头的立场上。如文献版的《刘少奇传》中说:"饶漱石一到中央组织部,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 [34]可见,这里所反映的党争,就党内派系而言,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 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 "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高饶事件"中所谓"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提出,表面是要突出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 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 马;表面上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取更多份额的利益博弈。说到底,"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不 过是一个"倒刘"和打击华北山头的说辞而已。


三、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体制: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


  如果说"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从造反到掌权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反映,那 么,建国后过渡性政权体制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式确立,是一个调整权力架构过程中的真刀真枪的利益再分配,更是两者冲 突的焦点 。


  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 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 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有很大独立性。大区体制对消灭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割据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权在广大地域牢牢 地扎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区相互串联起来,也足可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这就使中共的新政权面临着历史上十分相 似的一个老问题,国家初建时的削藩 问题。即如何尽快结束各地"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统集权体制。这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实现 的政治目标。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前朝开国故事,对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尤其有心得,十分 警惕国家出现"末大必折,尾大不 掉"的局面。在开国之初,毛泽东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伯承去南京办学、林 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 方割据的可能。


  1952年,经过剿匪、镇反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大陆上的敌对势力已经消灭殆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朝鲜战争也进 入停战期。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大规模 国家工业化建设,不失时机地把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 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区权力,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泽 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


  于是,"削藩"之后,如何平衡各山头的利益成为突显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中央高层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是"高饶事件" 发生的体制背景。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35]从1952年8月到1953年 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职);中共中央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52年9月就职);中共中央 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年11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就职)。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 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在把各大区主要领导人调至中央的同时,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仅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不再是地方最 高政权机关。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和主要行政人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1952年12 月至1953年2月,华东行政委员 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先后成立。这样,大区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实权的层级变为虚权的 层级,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各省市、自治区。1954年11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彻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在地方"削藩"之后,毛泽东立刻着手调整中央的权力构架,改变建国时期的中央体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传统王朝体制下,君权与相权经常冲突不断。史家钱穆说:"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 [36]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 地分割相权,加强君权。明代废丞相,设内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书班子的军机处作为中央最高权力中枢。这是中国皇权专制"圣人持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的历史必然逻辑。对于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利弊得失,历代帝王分权制衡的驭臣之术,毛泽东都是非常熟悉的。


  1949年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性质的体制,政府的实际权力在政务院,类似于责任内阁制。中共 入主中央政府后,继续了延安时期形 成的毛刘体制。毛泽东之下,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务。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周本着各司其职的工作原则,对一些在自己职 责份内的工作就便处理了。如刘少奇发表的许多讲话、文章,没有事先征求毛泽东意见。甚至一些中央文件,没有经毛泽东同 意,就批发出去了。这使毛泽东极为恼 火。周恩来主持政务院工作,国事繁冗,车水马龙,也让毛泽东很有些不快感觉。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 语。这十分类似历史上君权与相权冲突的老问题。


  当时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 题。说到底,也无非是政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以 "圣人持要,四方来效"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圣上"的"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行为"擅权"蔽上,早就有在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的想法。 [37]各大区书记奉调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力量大增,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着手调整党和国家的权力构架。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 初步方案: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 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他还提出了书记处负责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分工的名单,在少数领导人中征求意见。接着,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38]


  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历来鲜为人知。据《高岗在北京》一书披露,刘少奇最 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 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39]其中,彭、安、刘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 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所以,高岗认为没有解决实际问 题,只是安排人员,甚至认为刘少奇 的征求意见是在搞试探。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些年来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满,在人事安排上刘少奇似乎是过多地考虑了他熟悉的干部,这无疑使毛 泽东对他的看法更加严重了。特别是 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这都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战功最为卓著的林彪居然没有列入。虽然起草人或许是出于 林彪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国事的考虑,但毕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帜,夺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帐下走出的战将如云。这个名单显 然没有到照顾山头间的平衡,还很有 些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


  关于安子文起草的这个名单,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说,有高岗授意说,有刘少奇授意说。以理推 之,高岗不分管组织,又刚到中央工 作,高岗授意说的理由最不成立。安子文以中组部副部长身份,能胆大妄为到擅自起草政治局人选名单的程度,也很难让人信服。最顺理成章的是刘少奇授意说。刘 少奇主持党务工作,即使让安搞个名单提供最高层参考,本也是份内之事。在一次党内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未经授权 私拟"名单",暗指刘少奇越权违 规。


  毛泽东将这份绝密名单送给高岗阅看。[40]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举动,表示他很不赞同刘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岗对华北 山头的成见很深,看到这个"有薄 (一波)无林(彪)"的名单,自然是非常恼火的。高岗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他的意见掺杂在一起,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传播,散布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圈 圈",煽动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宗派主义"的不满。军队高级干部尤其火大。


  毛泽东显然是想借重这些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高岗是大区干部的领头羊,在这个变动中是举足 轻重的角色。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划 委员会,成员有4名政治局委员、11名中央委员、2名候补中委,阵容强大。毛泽东对高岗信赖有加,几乎无话不谈,经常一起说些私房话,议论刘少奇、周恩 来,表示对他们的不满。


  这时发生的一件最为严重的事情,是毛泽东密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的问题。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 绝密任务,要他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事情。高岗不负重托,指派东北局第二书记张明远调查并密报 了相关的情况。[41]


  高岗曾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私下散布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刘少奇、彭 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 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许多同志都对他们不满意。"[42]他还说:"少 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等等[43]。高岗的这些话,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 来风。


  正当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日益不满,中央高层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 袖,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的死,给毛泽东提供了更方便地调整中共高层权力构架的历史机缘。


  1953年初,毛泽东借新税制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大做文章。他尖锐地批评新税制,一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二没有通知地 方,替资本家说话,是"资产阶级思想 在党内的反映",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随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刘少奇、周恩来权力的措施。在遏抑刘、周的同时,让高岗取 得了很大权力。


  措施一,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分割周恩来的经济权力。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今后一切主要和重 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必 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44]该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划分为国家计划、政法、财经、文教、 外交等六口。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职权范围大大削减。


  5月15日,政务院将所属20个部中的8个工业部移交给高岗领导的国家计委。[45]国家计委权力很大,当时有"经 济内阁"之称。


  毛泽东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泽东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 么样?"。高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46]


  措施二,指责刘少奇擅自签发中央文件,分割组织人事权力。


  1953年3月,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擅自"发文件的事情大发雷霆。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和中办 主任杨尚昆的指示中说:"嗣后,凡 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还要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到1953年5月5日的中央和军委电报和文件,查明有 多少是没有经他看过的。他严厉指责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47] 可见,毛泽东的恼怒非同一般。


  1953年4月,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各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任副部长。这意味着原来由彭真和 安子文掌管的党中央组织大权,转移到了大区来的干部手中。


  6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所谓党内的右 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政治路线上再次敲打了刘、周。


  这样,毛泽东把党政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力,党务的组织权和政府的经济权,都从刘、周手里析离出来了。毛泽东的心腹爱将 高岗"一马当先",不仅把周恩来的经济权力收归旗下,而且还要涉足刘少奇负责的党务领域。[48]


  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权力格局的形 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应该是初步实现了毛泽东"分权持要"的意图。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 的设想。

  四、毛泽东一、二线体制设想的提出与"高饶事件"的发生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工作的不满和批评,不 仅有了政治路线上的合法性依据,而 且确立了他变更和调整中央权力格局的政治正当性。在组织上,毛泽东重用高岗,期望他能成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得力助手。


  毛高的亲密关系,让其他领导人都感到了某种威胁。(机敏精细的周恩来曾一度改变发文的顺序,把高岗放到他的前面,以 试探毛、高的意图,摸摸底。)这样 一来,党内协商机制就发生了畸轻畸重的非常变化:过去较为均衡的毛、刘、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泽东为轴心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 局。毛泽东因势利导,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的体制设想。"高饶事件"的发生,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 以后的事情。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对高饶的问题,"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 [49]1954年,高岗在事发后的检讨 中说:在财经会议之后,他才有反对刘少奇的活动。[50]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说,"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 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两位中央领导(刘、周),"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 [51]时隔20多年后,在1980 年2月26日召开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以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说:高岗是在分一线二线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 线。"[52]这就点出了高饶事件的实质是权争,而且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发生的权争。


  诚然,"高饶事件"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层权力斗争的底线。高岗本是毛泽东 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刘、周的棋 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翻盘,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考虑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如何考虑接班人问 题的?对此,缺乏中央工作经验的"二杆子"高岗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糊里糊涂上马,糊里糊涂落马。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下列 几个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对高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调整 中央权力配置。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 刘少奇、周恩来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右倾",组织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义",对高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这是出于更换"接班人"的考虑,还是出 于调整中央权力构架的考虑?他不满刘少奇,甚至考虑让刘少奇去担任虚权的国家主席,这是"贬刘"?"抑刘"?还是"倒 刘"?同理,他重用高岗,是想换马, 还是在备马?


  以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他虽然很器重高岗,但绝不会重蹈覆辙,再把高岗摆到刘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无论从斯大林 集权体制来讲,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 体制来讲,毛泽东都是要实现最高权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会允许再出现君臣争权的二元格局。就领袖素质而言,高岗虽然精力过人,勇于任事,但心机不细,城 府不深,拙于思考,长于行动。这是毛泽东能够放心委以重任的条件,但作为交班的条件就未必合适了。毛泽东重用高岗的直接 目的,还是为了变更从延安时期形成 的毛刘体制,平衡刘少奇、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实现以他为轴心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中央权力架构。此外如果他对高岗还有更大的期许,只 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其次,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是未雨绸缪的体制考虑,还是储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产党国家的接班人体制,历来是一个比 较尴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没有 "家天下"储君的血缘继承资格,也没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法定权威,只是出于最高领导人寿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没有对身后事的任何 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苏共领导人中开展了一场问鼎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贝利亚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第一个牺牲 品。斯大林之死引发的混乱让中共领导 人深受震动。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对高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过"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53]


  1953年,毛泽东60岁。刘少奇和周恩来55岁,高岗48岁。对于政治家,60岁是正当盛年的岁数。毛泽东对接班 人问题的考虑,应是比较从容的长远 计议,而不会有虚位以待的紧迫感。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共领导层中实行一线二线梯次安排的设想,把年富力强的人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他则 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毛泽东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有时间和精力 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填补斯大林死后的权威空白。这是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邓小平后来讲:"毛主席是从这个战略思想来考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 配备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54]也 就是说,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央分一线 二线的体制,应是一个在他掌控之下的"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第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批评,纠正他坚持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右倾"错误,是否就要立马打倒刘少奇。建国以来,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上虽有多次冲 突,但集中爆发还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全国财经会议本是具体的工作会议。但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开 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会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 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 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 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 林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 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 我批评,除检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 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讨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受到批评,在党内威望大跌。也正是由于党内高级干部们都清楚刘少奇 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才会形成10月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的局面。


  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 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 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周的权力,实现了刘管党务、周管外交、高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交给一线,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 认可的。[55]


  第四,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是否要实现中央高层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 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 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56]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实行分权体制,还是实行集权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总书记制更类似于历史 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类似内阁格局。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 的权力构架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 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诸多不满,实际是想要变动这个权力构架的。


  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拉拢 人,搞权权交易。新出版的《高岗在 北京》一书则另有说法。书中说: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 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 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 的"。[57]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和国家担任的职务而言,他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不能说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确, 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毛泽东关于一线的制度安排无疑是实现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但具体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过从事后人们揭发批判 高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 倪。1953年10月,高岗到南方休假期间,曾在高级干部中散布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 政治局。他还提出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58]高岗的话或有添枝加叶的私货,后来对高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 分,但基本内容肯定是编造不出来 的。


  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中央高层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 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党务,掌握的实 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国家政务,其权力将更加虚化;政府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 替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就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格 局。


  以毛泽东"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的制度要求来看,在国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是为中央一线,由刘、周、高等分工负 责,实现相互制衡的权力构架。所谓 "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要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这个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储君久居生 事,造成骨肉相残的悲剧比比皆是。毛泽东当然深知个中利害。另外,且不说刘少奇在党内的根基并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变更 太大势必引起党内冲突。就高岗在党 内的资历而言,比刘、周都浅得多。当时党内老人都建在,高岗要取代刘少奇,能不能压住阵也是个问题。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是出于他的个人野心膨胀的谋 权动机,还是他猜度到毛泽东心理的护主动机,都可暂且不论,但源头无疑是来自毛泽东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


  从这个"胎死腹中"的方案来看,在毛泽东布置的这个新棋局中,高岗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但从"法、术、势"的 政治逻辑观之,毛泽东也肯定不会在 制度上再给自己设置一个对立面。以高岗的党内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刘、周,但要取代刘、周则是另一回事儿了。毛泽东在政治上贬抑刘、周,在人事上重 用高岗,是要实现组织上的大权独揽。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打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 应该说是体现了毛泽东这时的真实意 图。尽管这时的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矛盾横生,但不能因此而将"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 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但是,由于政治道行尚浅的高岗把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问题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问题,"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 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 "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 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 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 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当然,这是另一个题目的内容了。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2]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6页。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4] 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


  [5]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


  [7]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


  [8] 刘少奇:《关于华北互助组问题的批语》,1951年7月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9]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10] 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12] 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13]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14] 《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页。


  [1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16]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页。


  [17] 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安子文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事部部长等要职。薄一波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 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要 职。


  [18]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


  [19]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1948年以来),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6月翻印,第39~45页。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28页。


  [2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22] 《高岗在北京》,第23页。


  [23] 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结论的一部分。文中关于枪杆子的话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 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 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 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312页。以该文的口气来看,这里的"某个领导同志"指的就是毛泽东。


  [25] 《高岗在北京》,43页。


  [26]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18页。


  [27] 《彭德怀传》,第494页。《彭德怀年谱》,第529、592页。


  [28] 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81页。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1页,注①。


  [29]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30]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31]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23、124页。


  [32] 《高岗在北京》,第47页。


  [33] 《高岗在北京》,第114页。


  [34] 《刘少奇传》,第745页。


  [35] 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


  [3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版,第163页。


  [37] 《高岗在北京》,第112页。


  [38] 《高岗在北京》,第50、117、119页;薄一波的回忆,只谈到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制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卷,312、313页。


  [39] 《高岗在北京》,第50、120页。


  [40] 《高岗在北京》,第117页。


  [41] 张秀山回忆是1953年初。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高岗在北京》一书说是在春夏之交。


  [42]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18页。


  [43] 《高岗在北京》,第47页。


  [4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


  [45] 《刘少奇传》,第739、740页。


  [46] 《高岗在北京》,第51页。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49]毛泽东在中共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 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01页。


  [50] 《高岗在北京》,第43页。


  [51] 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46、147页。


  [52]邓小平在1980年2月26日曾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高岗就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604页。


  [53] 《高岗在北京》,第114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04页。


  [55] 毛泽东在8月12日的讲话中说:"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6页。


  [56] 《毛泽东传》,第278页。


  [57] 《高岗在北京》第114~116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14页。
 

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总第26期(2009年2月) | 来源日期:2009-02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