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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面如萝莉,更有魅力?

  本文作者:花栗鼠习作

  作者:非言语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至少在女人身上,这句话得到了很多心理学研究的支持:那些长相萝莉的女人,在男人眼里通常更有魅力。全世界最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就有一张高额头、大眼睛、小鼻子和厚嘴唇的萝莉脸。

  萝莉带来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麦克阿瑟和阿帕图在《社会认知》期刊上公布了一项研究。他们给大学生看一套由容貌拼具组合而成的不同面孔,要求他们评价面孔的可爱程度、吸引力,以及其他特征如诚实、天真、强势等等。结果发现,具有萝莉特征(大脑袋和大眼睛)的面孔被认为更可爱,更年轻。对于一张普通照片来说,如果把眼睛扩大,五官下移,会让一个原本24岁的人看起来像是16岁,而相反的做法则会让此人看起来像是31岁。

  1985年,美国埃尔姆赫斯特学院的心理学家卡宁汉则选择真人照片,使用卡尺测量面部特征的精确尺寸。他发现女性萝莉化的面部特征(大眼睛、小鼻子和小下巴)跟她们的异性吸引力成正比。这一结果似乎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普遍性,因为卡宁汉等人后来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黑种人、美国人、亚洲人还是拉丁人,来自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男性都认为萝莉脸的女性非常有魅力。2004年,两名匈牙利研究者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萝莉脸的强大之处似乎不止于此。在男性吸引力的竞技场上,萝莉脸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普通脸。不少研究还发现,相比另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平均脸,萝莉脸也可能在男人的眼中更有魅力。1994年,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佩雷特等人和他们的日本合作者在《自然》期刊上撰文指出,不同女性的照片进行叠加可以制造出一张非常有吸引力的平均脸照片。即便如此,英国人和日本人还是一致认为萝莉脸甚至比这样的平均脸更有吸引力。2004年,两名法国人发现面部特征的平均性和萝莉化都能提高女性面孔的吸引力,但最有吸引力的女性通常都有一张萝莉脸。

  男人为什么会被萝莉脸的女人吸引住呢?简单地诉诸于文化差异似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现象似乎是不同文化下男性的普遍心理。目前来说,这一问题至少已经有了两个可能的答案。

  萝莉更有适应力?

  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卡宁汉都认为萝莉脸其实是成人脸婴儿化的表现,而这种特征能够带来生存优势。因为婴儿化的萝莉脸能够激发人们的关怀本能,增加他人对自己的照顾和保护,减少来自他人的攻击和侵犯。这一观点得到了某些证据的支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麦卡比,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跟3到6岁的正常儿童相比,同样年龄被虐待的孩子通常都有一张更成熟的面孔。对其他年龄组受虐待孩子的照片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这些孩子相比同龄人都有一张可悲的老脸。麦卡比认为父母可能从孩子的外表上判断年龄,因而对面孔更老的孩子提出了更多期望和要求,当它们不能达到这些要求时,就会遭到惩罚。而正常孩子一则不会遭遇这些要求,二则即使没有达到要求,也更可能被原谅。

  卡宁汉则发现男人更喜欢雇佣萝莉脸的女性作为雇员,更愿意跟她们约会、做爱和一起抚养孩子。面孔萝莉不萝莉,看起来似乎真得有天壤之别。

  萝莉很傻很天真?

  除了生存优势的观点,有人认为男性青睐萝莉脸的女性是因为她们很傻很天真,在家里更顺从,男人因此更容易控制她们,更少被她们伤害。不过,这一假设似乎遭遇了不少研究的质疑。贝瑞和麦克阿瑟的研究指出,很傻很天真的女性的确有着最萝莉化的面孔,这种面孔给人的印象是对方就像4岁的孩子。不过最有吸引力的女性面孔通常是中等程度的萝莉化,她们的外表年龄是23岁。这一发现至少说明,男人并不认为最顺从的女人最有吸引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肯瑞克等人1996年发现,对于12到18岁的美国青少年来说,他们理想中的女性伴侣要比自己大上4岁左右,而不是比自己小。这可能意味着,男性青睐的不是年轻容易控制的伴侣,而是富有生育力的女性。

  除此之外,来自民族志方面的两项研究也对"萝莉脸的女性很傻很天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男人真的是因为为年轻女人更容易驯服而选择她们做伴侣吗?内华达大学的人类学家扬科威尔克对此难以苟同。他在中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但同时也害怕陷入与漂亮女人的亲密关系中,因为这样的女人不是更顺从,而是更难控制。美国犹他大学的人类学家琼斯在巴西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即年长的男人跟年轻的女人在一起,常常面临被对方控制、剥削甚至戴绿帽子的危险。

  因此,萝莉脸的女人被男人青睐似乎不是因为她们很傻很天真。琼斯同时认为萝莉脸容易引发他人关怀的说法也不怎么靠谱。因为很多研究都发现,萝莉脸对吸引力的影响跟性别有关:这一特征增加了女性的吸引力,但通常降低了男性的吸引力。倘若萝莉脸的功能在于引发他人的关怀本能,那么同样具有关怀本能的女性没有因为男性面孔的婴儿化特征而被他们吸引,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男性青睐萝莉脸的女性,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谜底,到底在哪里呢?

  萝莉脸暗示生育力

  在批判了两个可能的答案之后,琼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注意到萝莉脸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比她们的同龄女性更年轻,而年轻不年轻与生育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路易.亨利就发现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来说,年龄与生育力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以20-24岁时女性的生育力为标尺,30-34岁时生育力降为原来的85%,这一比例在40-44岁时进一步降到35%,50-54岁以后,这一指标不再有实际意义。相比男性,女性的生育力下降得更快。

  鉴于年龄可以作为评价女性生育力的一个有效指标,琼斯认为萝莉脸可能是女性年轻和生育力强的一个外在信号。这些信号,包括大眼睛、小鼻子、厚嘴唇、小下巴等等,就像一块无声的广告牌一样,向男性传达女性年轻和富有生育力的信息。因此,对具有萝莉脸的女性表现出由衷的兴趣,被她们自然而然地吸引,有助于帮助男人找到一个能生孩子的女人。而对女人来说,具有萝莉脸也有助于增加自己在择偶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琼斯假设萝莉脸的女性更有吸引力,更年轻。他收集了多个文化群体的审美偏好数据,发现无论是美国、巴西、俄罗斯的学生,还是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印第安人,男性的确更喜欢萝莉脸的女性,这种女性也比她们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此外,相比普通女性,时尚杂志上的女模特通常都有一张明显的萝莉脸,即大眼睛、小鼻子、厚嘴唇。琼斯还发现,增加或减少面孔的萝莉化程度,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女性的吸引力,不过这一效果只在原本长相较差的女性那里出现。这似乎意味着萝莉化程度不是越强越好,琼斯认为长相中等以上的女性已经够萝莉化了,继续萝莉化并不能增加她们的面孔吸引力。

  

琼斯的假设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2006年,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家佛海姆和瑞夫斯也发现,具有萝莉脸的女性被男性认为更年轻,更健康,更有生育力。不过,这些研究只是间接地支持了琼斯的观点,萝莉脸的女性的确比普通女性显得更年轻,更讨男人喜欢,她们是否真的比普通女性有更强的生育力则是另外一回事,目前这一方面尚无实证资料。不过,琼斯的观点显然有助于解释女性为什么不喜欢萝莉脸的男人。因为男性的生育力跟年龄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此外,年长男性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女性在选择长期伴侣的时候更看重的因素。萝莉男自然容易被女人冷落了。

  不是越萝莉越好

  萝莉脸似乎可以增加女性的吸引力。不过,无论是麦克阿瑟和阿帕图,还是琼斯都注意到,中等程度的萝莉脸最有吸引力。除此之外,不少研究者对萝莉脸的研究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和批评。

  新墨西哥大学的冈吉斯塔德和谢伊德,以及维也纳大学的格拉默等人都认为男性喜欢的其实不是萝莉脸,而是女性脸。因为有些萝莉化的特征,比如鼓鼓的腮部,非常接近婴儿,但却不受男性青睐,他们通常喜欢高颧骨的女性脸。卡宁汉等人的早期研究中,同样发现除了婴儿化的面部特征之外,表明女性性成熟的特征比如高高的颧骨,较窄的脸型,都被男性认为很有吸引力。对此,波兰人类学家考森斯基给出的解释是,过于年幼的女性并不具有繁殖优势。为了防止男性错误地把过于年幼的女性选择长期伴侣,自然选择会给他们配备其他的审美偏好,以便减少这种偏差。因此,表示女性性成熟的面部或身体线索,无论是高高的颧骨,细长的脖子,还是成熟的女性体形,都可能在影响男性对女性的审美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脸"相比"萝莉脸"无疑涵盖了更多女性较为典型的面部特征,不过两者在大多数面部特征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很多研究萝莉脸或女性脸的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都认为这些特征跟性激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萝莉脸的典型时期是在青春期,雌性激素在维持这一特征方面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她们的脸将变得越来越不萝莉。新墨西哥大学的生物学家桑希尔认为这可能是跟雌性激素减少以及雄性激素增加有关,但他也承认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

  结语

  萝莉脸增加了女性的吸引力,即使背后的深层原因尚未完全探明,但这一特征很有可能跟男性对女性年龄和生育力的判断有关。不过,早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展开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就已经懂得利用化妆品来增加女性的面孔吸引力。无论是戴美瞳以增大眼睛,还是抹口红让嘴唇变得更丰满,也许都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一张更萝莉的女性脸,以便紧紧抓住男性的目光和他们的心。

  参考文献

  Baudouin, J.Y., & Tiberghien, G. (2004). Symmetry, averageness, and feature size in the facial attractiveness of women, Acta Psychologica, 117, 313-332.

  Cunningham, M. R. (1986). Measuring the physical i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Quasi-experiments on the sociobiology of female facial beau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925-935

  Cunningham, M. R., Roberts, A. R., Wu, C.-H., Barbee, A. P. & Druen, P. B. (1995). 'Their ideas of beauty are, on the whole, the same as ours ' : consistency and variability in the cross-cultural perception of female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261–279.

  Furnham, A., & Reeves, E. (2006).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facial neoteny and waist-to-hip ratio on judgments of female attractiveness and fecundity.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11(2), 129-141.

  Gangestad, S. W., & Scheyd, G. J. (2005). The evolution of huma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 523-548.

  Grammer, K, Fink, B, Møller, A. P, & Thornhill, R. (2003). Darwinian aesthetics: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biology of beauty. Biological Review, 78, 385–407.

  Jones D (1995) Sexual selectio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facial neoteny. Current Anthropology, 36, 723–748.

  Kenrick, D. T., Keefe, R. C., Gabrielidis, C., & Cornelius, J. S. (1996). Adolescents' age preferences for dating partners: Support for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life-history strategies. Child Development, 67, 1499-1511.

  Kościński, K. (2007). Facial attractiveness: General patterns of facial preferences. Anthropological Review, 70, 45–79.

  McArthur, L. Z., & Apatow, K. (1983-1984). Impression of baby-faced adults. Social Cognition 2, 315–342.

  McCabe, V. (1984). Abstract perceptual information for age level: A risk factor for maltreatment? Child Development, 55, 267-276.

  Mesko, N., & Bereczkei, T. (2004). Hairstyle as an adaptive means of displaying phenotypic quality, Human Nature, 15, 251-270.

  Perrett, D. I., May, K. A. & Yoshikawa, S. (1994). Facial shape and judgement of female attractiveness. Nature 386, 239–242.

  本文修改版已发表于果壳网 性情主题站 《面如萝莉,更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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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异议者方励之先生去世

推文集锦:

2012年4月7日 13:12 新浪@V-INO

周五早晨发生的事。他(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周四晚上他还在skype上和我讨论关于宇宙学尺度上湍流的问题。我实在不敢相信,这就……

2012-04-07 14:39:50 Twitter @wangdan1989(王丹)

我已经跟李淑娴老师通了电话,方老师的去世非常突然。 我将尽快赶赴图桑.方老师是我的精神导师,他的去世是对我的重大打击。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 方励之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Twitter@wurenhua(吴仁华)

我将与痛哭不已的王丹尽快赶往亚利桑那州图桑市,与方励之教授最后道别,协助其家人办理后事。方教授妻子李淑娴教授痛苦不堪,前几年小儿子车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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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7 14:18:21 Twitter@wurenhua(吴仁华)

方励之教授今天突然病逝,享年76岁。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2012-04-07 13:39:39 Twitter@mozhixu(莫之许)

方励之(1936 年 2 月 12 日- 2012 年 4 月 6 日),中国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籍贯浙江杭州,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

2012-04-07 13:41:43 Twitter@tengbiao(滕彪)

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先生逝世。沉痛!方励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我仅有一次领略方先生演讲的风采,是2007年在洛杉矶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研讨会上。历史将记住他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巨大贡献。"

2012-04-07 15:42 @juntaowang(王军涛)

方励之先生是1980年代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代表人物,深深影响了当时一代大学生。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国内受到迫害,而后流亡。他的命运与自由民主进步事业在中国的命运共浮沉。就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还六四镇压被扼杀的正义之际,方先生辞世,让人感到噬心之痛。

2012-04-07 14:33 @uponsnow

"六四"后不久,方励之教授的幼子方哲与同学庆生,恰逢警察依据"通缉令"来抄家,方哲还拒绝警察进自己的房间,理由是他并未在通缉令上,所以警察只能搜查他父母的房间。请问,这在2012年还可能吗?23年过去,人权有丝毫进步吗?当时不存在的刑诉法73、83条都出现了。

2012-04-07 14:02 @shifeike(石扉客)

时值清明,中科大前副校长方励之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应是2012年以来最让我悲沧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些流亡者其实都过得不易。用林培瑞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的根,都在母语,在不能归的故乡。对我们这些后八九一代来说,那个时代永远是有种的时代,那个知识族群永远是有种的族群!

2012-04-07 14:44 @Arctosia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政治的事情复述太多。但一直很爱看方励之先生写的文章,涉及政治,科技,历史和个人回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科技文章通俗易懂但却不乏深度;而个人回忆很能看得出方先生对生活和家庭的热爱。在怀念他在历史中角色时,我也会记得他令人尊敬的人格。

2012-04-07 14:14 @xiaomi2020

【直播】1991年海外出版的方励之回忆录《从赞同者变异议者》From Assent to Dissent: The Memoirs of Fang Lizhi

【直播】这儿是比较完整的方励之文集,由其学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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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关于方励之先生的生平节选: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清晨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逝世。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5]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6],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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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事件:

① 方励之撰文,关于"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此处有删节,全文)

在搜寻引擎上输入"邓小平,方励之,诽谤"几个字,就会读到一则1988年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1988年8月8-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么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么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么只办方励之的海外谈话?"(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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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事人回忆八六学潮与方励之(此处有删节,全文)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8X级本科生,亲身经历了86年那场由科大发起的学潮,完全熟知该次学潮的全过程甚至内幕;不仅如此,我刚好还是方励之老师的直接学生,曾听过他整整一个学期的天体物理课。

86学潮的起因及其真实内幕

86年学潮的起因其实很偶然,跟方老师其实半点关系也没有!86年11月份,科大校方按惯例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指定了合肥市金寨区人民代表科大选区三个代表名额的六名候选人。并把他们的名单到处张贴。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平时积极参加校内社团活动(那时各大学尤其是科大校园里学生自办沙龙、自办刊物是很常见的,而且还可以得到团委的款项支持)的高年级学生(主要是82级)的不满,于是他们凑在一起,十分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让校方难堪的行动,这就是忽然在科大图书馆后海报栏等处同时贴出批评此次选举不民主的大字报;更绝的是,为了营造气氛,这些策划者还故意在自己的大字报后跟贴了一批"声援"的大小字报,结果一下子就把"火"给煽起来了。 (Memoir Tiananmen-2004)

应当说,这些高年级学生本意只是想触动一下校方,希望推动校园民主,对随后由此一张大字报演变成的学潮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从12月5日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起就开始完全退居幕后,因为他们都临近毕业,根本不想也不方便让学校追查出他们的"煽动"秘密;而学校最后追查学潮时也果然根本不知他们的作用,连找谈话的事都几乎没轮到他们头上! (64memo.com / 2004)

其实这个"高年级学生策划贴大字报"的86学潮真正秘密,我敢说至今绝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科大学生和方老师本人也是至今还蒙在鼓里,好在当年的策划人今天已经全部奔赴海外多年,为了洗清方老师的冤屈,在此把真相公之于众也不会再有任何不便了。不管怎么样,86学潮的起因真的同方励之老师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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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1989年后方励之进入美领馆事件始末(全文)

《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方励之先生2012年4月6日逝世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生前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

生平

方1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1] 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1987─1989年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2010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2]。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3]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4],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方励之目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都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当选理由为: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在美国期间曾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议中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

家庭

方励之于1961年与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娴结婚,有两儿子,长子在1963年生,现居于美国;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时左右在其任职之亚利桑那大学驾车时被卡车撞倒不治。

方励之事件始末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南都周刊:“特供”茅台的秘密

记者_周鹏 贵州报道

"一桌饭菜再随意的酒席,只要有一瓶茅台酒上桌,档次立马就显得大不一样。"在贵州茅台集团官方网站上,这家久负盛名的企业如此赞誉自己的产品。

在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一瓶系着鲜红丝带,通体乳白色的茅台酒,往往意味着财富、权势与地位。倘若这瓶酒上还印有醒目的"特供"字样,更是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程度政治优待的联想。

位于茅台酒厂内的国酒文化城现代馆里,陈列着这家酒厂生产出的所有样品酒。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众多酒盒下方黑底白字地印有"特供"字样的样品酒。这些标注说明了它们的特定供应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北海舰队、警卫局、成都军区、中国移动、南方电网……

国宴用酒的名声,醒目的"特供"说明,高端阶层的符号,让"特供"茅台成为众多高端消费者追逐的对象。但事实上,在"特供"茅台受人追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造假链条。

隐秘的"特供"

3月下旬,群山环抱的贵州省仁怀赤水河一侧茅台酒厂内,弥漫的灰尘将车辆、树叶都刷成灰色。一项投资超过十亿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正在面积庞大的茅台酒厂里展开,项目投产后,这家企业预计将年增加销售收入21亿元。去年,酒厂贡献的利税高达170亿元。

不断提升的产量和售价,让这家著名企业多年来一直稳坐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把交椅。去年,贵州茅台集团各种白酒的总产量达到6.3万吨,其中茅台酒的产量超过3万吨。

不过,这样的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市场上,茅台酒就像一位炙手可热而又备受诟病的明星:如果不花大价钱,人们很难接近它。

但中国从来不乏愿意花大价钱的高端消费者。贵州省一位矿业公司经理说,他在招待政府领导或是重要客户时,茅台酒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主角。"只要桌上有茅台,客人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位经理用"加深友谊、促进沟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茅台酒的价值。

在距离茅台酒厂十多公里外的仁怀市内,一位茅台酒专卖店服务员总是用同样的话告知近期登门的顾客:"3月份的酒早已卖完,4月份还不知什么时候有货。"在茅台酒的销售终端中,这家专卖店是地理上距离酒厂最近的一家,编号为0001。连这里都供不应求,其它地方可想而之。

在茅台酒厂,碧绿的赤水河水经年不息,从全国各地赶来商谈采购"特供"茅台事宜的单位、企业代表络绎不绝。在茅台酒厂的西苑宾馆里,客户与酒厂领导频频举杯互致谢意的场景屡见不鲜。这家宾馆只免费接待酒厂的客人,从不对外开放。

3月21日中午,记者在茅台酒厂办公楼大门见到了某省武警消防总队一名警官,他手拿一张写有订购茅台酒的函件,正愉快地与三位穿武警制服的人聊天。另外三人的手上也都拿着类似的函件,函件下方可看到几行酒厂领导的批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茅台酒厂员工说,只有部队、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单位,以及中国移动之类的国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到茅台酒厂洽谈购买特供酒的事宜。"只要拿到领导批条,交了钱就能到厂里拉货了。"这名员工说。

特供酒的品质与普通茅台酒别无二致,但其供货价似乎从来都是商业机密。特供单位的特殊身份,使得它们能以比市场低的价钱订购到茅台酒。唯一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最受市场欢迎的标志性产品——53度的飞天茅台,出厂价仅为619元。而在市场上,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却是2000元以上。

除了价钱,没人知道每年有多少特供酒被摆上特供部门的餐桌,这类酒几乎从来不会流入市场。去年,社会上曾一度有60%的茅台酒都被供给了政府与军队的传言,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则予以否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气坚决地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按他的估计,特供酒在整个茅台酒的销量中连6%都不到。

茅台酒厂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也认为传言过于夸张,原因是茅台酒厂的产量有限,加上市场流通环节能产生更多利润,所以特供酒的产量并不多。"特供部门能买到的那点酒,远远不够他们自己用的。"他说。

从企业盈利角度去看,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作为上市公司,没有股东能忍受产品供不应求和低利润的状况同时出现。而这家企业全线产品在去年实现了超过87亿元的净利润,平均每天盈利高达2400万元。

在茅台酒厂面积庞大的厂区内,几乎每一个车位上都停放着员工的私人轿车。一位手拿竹耙在厂房里为冒着热气的高粱散热的年轻工人说,他的年收入有七八万元,而企业平日发的食用油、大米、卫生纸之类的福利用品"用都用不完"。

"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复杂的工艺,生产着最好的酒。"他自豪地说道。

真假茅台

但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酒糟味的茅台镇,这样的场景只向外界传递了其可以自我炫耀的一面。事实上,隐藏在高端茅台酒背后的还有一条发展日益成熟的造假利益链,"真假特供茅台"共存的局面在这座西南小镇尴尬上演。

在因酒出名的茅台镇,数以百计的大小酒厂四处散落在小镇的山间坡角。茅台酒厂的显赫名声一直为这些酒厂提供着最好的广告宣传。它们与茅台酒厂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区面积仅有约4平方公里、拥有两万多居民的小镇的经济命脉。

在紧靠茅台酒厂大门右侧一条坑坑洼洼的破旧街道上,众多当地私人酒厂开着各自的展销店。除了外人闻所未闻的招牌外,展销店内部摆放着蒙着红布的笨重酒坛,墙壁橱柜上陈列着各式样品酒,千篇一律得像是复制出来一样。

与在编号为0001的专卖店里茅台酒一瓶难求的局面相比,只要多加留意,就能在这条灰尘扑面的街道上买到外人难得一见的"特供茅台酒"。

在位于街道中部一间约30平方米的杂乱小店内,每有顾客临门,一位年轻店员就会上前殷勤地介绍自家的各款白酒产品。摆放在酒坛上的一块块白色纸板,清楚地告示着不同品质白酒的价格,最便宜的20元/斤,最贵的240元/斤。而且,年轻店员还有不轻易示人的藏品,只要取得他的信任,就能看到一瓶"茅台特供酒"样品。

对于这瓶酒,他的介绍是:"这是用自家酒厂里品质最好的散酒灌装的,喝起来跟茅台酒差不多,一般人分辨不出真假。"他还会告诉客人,这样的酒"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有足够耐心,在其他一些小店内也能找到同样的"特供酒",这些印有五花八门字样的酒每瓶售价大多在几十元至上百元间。酒瓶上印刷的"特供"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国家机关事务局、各大军区、茅台酒内部员工等。

"这种酒品质跟真茅台酒差不多,宴请的时候,给客人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年轻店员说,这类酒"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很受欢迎"。

店员不会告诉客人的是,这样的酒是被茅台酒厂认为必须销毁处理的假冒侵权产品。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人员明确表示,市场上带有"特供"字样的茅台酒都是假酒。

在茅台酒厂办公楼12层的办公室里,刘世仲常年与同事在维护着企业的荣誉和权益。这位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说:"在生产环境、原料采购、酿造工艺、技术指标之类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一家酒厂能达到茅台酒的水准。"

由刘世仲担任主任的打假办拥有一支70人的专职打假员工队伍,这支国内白酒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打假队常年派驻在外,搜寻市场上的假茅台,与他们协作的是一张包括公安、工商、质监等职能部门的打假网络。刘世仲称,茅台酒厂还有一支从不露面的"线人队伍"。

茅台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中,已有多达350吨,相当于70万瓶的假茅台酒被查到。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茅台特供酒"。

3月20日,西南某省两名便装警察悄然进驻茅台酒厂,他们带着一项秘密任务而来——摸排一桩制售假酒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久前,当地警方查获了一批价值数十万元的茅台酒,其中就有不少假冒"茅台特供"。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两名警察每日都在当地暗访。其中一位曾从事过缉毒工作的警察说,对手的狡猾程度不比毒贩差。

事实上,假冒"特供茅台"的制售已然发展成为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链条,只要找到门路,在距离茅台镇十多公里的仁怀市内,便能采购到所有制造此类假酒的配件:酒瓶、酒盖、丝带、商标、酒盒、手提袋。在仁怀市一处名为"三号区"的区域内,设有大量酒类配件的门市。身材矮瘦的贾世德(化名)是其中一间店的老板,这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有着商人的狡黠和对利益的欲望。他的名片上,印着一瓶大大的茅台酒图案。

在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店里,墙面横栏上陈列着数以百计造型各异的酒瓶样品,其中不乏印有"国家机关服务接待用酒"、"茅台专供酒"字样的样品。贾世德似乎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包括提供仿冒茅台酒的所有配件:酒瓶4.5元/个;瓶盖1元/个;包含12个酒盒、6个手提袋、24张正背面商标在内的外包装套装80元/套。

除了供应配件,贾世德还能帮客人在当地联系灌装"特供酒"的作坊,价钱是50元/件(12瓶)。如果客人舍得花钱,他甚至还能帮忙联系到私人货车进行长途运输。但他会建议客人最好将散酒和配件分头运到目的地,然后找人灌装,"这样风险要低很多"。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从当地运一车酒到30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只需要4000元左右的运费。但若要运送仿冒的茅台酒,运费会大幅增加。

"我挣小钱,别人挣大钱。"贾世德用带着羡慕的口吻说。他口中的"别人",指的是那些销售此类"特供酒"的商家,这些人隐秘的身影遍布全国。

当廉价的散酒被包装好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身价不俗的"特供酒"。最终通过酒楼、烟酒店、杂货铺甚至是互联网,半遮半掩地销售出去。低则数百元,高则跟茅台酒真品一样的价钱,借着人们对高端消费的追求与对"特供"的痴迷心理,一同流向市场。

PE去年IPO平均回报率7.22倍 新天域劲赚184.5倍居首

第三方机构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VC/PE融资额整体下滑近三成,有VC/PE背景企业在融资规模比上市时无VC/PE参股企业融资规模仅高出4.6%。与此同时,2011年VC/PE机构平均IPO账面回报7.22倍,连续两年下滑,较2010年下降近83%,为最近三年来最低点。

  个案之间的差距则非常明显,新天域资本获得了2011年的顶级业绩———IPO账面回报率184.5倍,账面回报108亿元。悲催的华锐风电股价从2011年1月5日的90元发行价跌至昨日16.2元的收盘价,一年时间跌去72%(新浪编者注:华锐风电中报十送十,股价除过权,此处数据不准确),背后的创投机构苦不堪言。

  IPO量增规模减

  尽管国内IPO市场依然活跃,去年深交所IPO数量再度蝉联全球第一,不过来自安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A股市场融资总额预计为到2820亿元,较去年大减42%。

  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袁勇敏对南都记者分析称,因为欧债以及前期的日本地震,导致目前与之相关产业链上的这些行业的IPO有所减缓,不过2011年的总的IPO量还是超过了2009年的数据。

  在此背景下,具有VC/PE背景的中国企业也未能幸免,在IPO数量及融资金额上均出现下滑。投中集团统计显示,2011年共有165家VC/PE背景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实现上市,总计融资金额达到1,796 .7亿元,分别占中国企业全年IPO融资总量的42.7%与43.9%,较2010年分别下降25.0%和29.0%。

  从单笔融资规模看,2011年VC/PE背景企业在融资规模方面与上市时无VC/PE参股企业已经相差不大。数据显示,VC/PE背景企业平均单笔IP O融资金额达到10.9亿元,而上市时无V C /PE的平均单笔亦有10.4亿元,二者相差仅4.6%。

  就选择上市交易所看,2011年共有144家VC/PE背景企业成功登陆A股市场,占比达87.3%;合计融资1492 .7亿元,占比为83 .1%。其中,深交所上市VC/PE背景企业共123家,分别为创业板71家,中小板52家。从上市地点来看,2011年V C/PE背景企业基本集中在深交所上市,并且创业板依然是投资机构IPO退出的第一选择。

  海外方面,由于中概股危机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嬴弱表现,2011年全年仅有21家VC/PE背景企业成功登陆境外资本市场,香港与美国基本各占一半。

  上交所回报最高

  在境内外同时遭遇寒流袭击,2011年VC/PE机构的IPO退出账面回报情况也同样出现下滑不可避免。

  据投中集团统计,2011年共有233家投资机构通过165家企业IP O实现393起退出案例,总计获得账面回报1065 .5亿元,在案例数量及回报金额上相比2010年分别下降18 .3%和28 .5%;平均账面回报率为7 .22倍,较2010年下降近83%,为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2011年VC/PE机构共实现316起IPO退出案例,合计获得账面回报649 .9亿元,平均账面回报率达到7.60倍;上交所为投资机构带来10 .89倍的平均账面回报,为各交易所最高。

  海外方面,2011年VC/PE机构共实现77起境外退出案例,合计获得账面回报415 .5亿元,平均账面回报率为5.66倍,相比境内相差近200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纽交所为VC/PE带来249.6亿元的账面回报,为各交易所之最;此外,港交所主板的估值相对较低,尽管VC/PE机构从其获得共100.6亿元的账面回报,但平均账面回报率仅为1.4倍,为各交易所最低。

  就行业分布看,由于VC/PE机构在华锐风电以及亚玛顿等企业的低投资高回报,使得能源及矿业成为2011年平均账面回报率最高的行业,高达11.96倍。而鉴于奇虎360等在纽交所的良好的IPO融资表现,互联网行业在2011年共为VC/PE机构带来278.3亿元的账面回报。

  虽然机构整体账面回报下滑厉害,不过依然有机构大赚。凭借着华锐风电经典案例,新天域资本获得了2011年最高IPO账面回报率184 .5倍,账面回报108亿。在风投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华锐风电股价却从2011年1月5日的90元发行价跌至昨日16.2元的收盘价,一年时间跌去72%。

  据深圳一知名创投投资经理透露,去年上半年市场还挺火爆,几十亿的PE基金动辄售罄,但是二级市场在三季度跌跌不休,海外IPO窗口关闭,A股新股发行节奏也有所放缓且发行市盈率不断走低,而银根也缩紧,多数PE已经感到了较大压力。"不过行业的周期相对较长,因此目前还不如二级市场那么明显。"

  采写:南都记者刘杨



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任剑涛: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

任剑涛: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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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博士 钱端升 王绍光 民主   
任剑涛进 入专栏)  

    自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持续而热衷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留美,既是近代中国人规模化留学的起始,也是对中国建构现代国 家发生广泛和持久 影响的事件。就前者言,从晚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开始,民国时期掀起留美第一轮高潮,中经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对苏联一边倒的留学政 策间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留美的第二轮高潮。可以说,留美的学生数量,是最为庞大的;留学受到国家政治变迁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就后者论,留美产出的各 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在留学 的国家间比较,无疑也是最多的;而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影响最为广泛的,非留美生莫属。尤其是每当国家建构处在关键时刻,关乎政体 选择的紧要时期,留美学生 发出的国家建构声音,无疑受到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呼应,成为国家建构诸种主张中,社会反馈最为强烈的呼吁。
    但正因为如此,试图对留美的中国影响做出全面的描述与深入的研究,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本书不打算对留美生的中国影 响进行全面描述与 评价,仅仅试图通过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的留美典型个案,对之进行窥斑见豹式的讨论。着重点落在留美政治学博士对于民主和专 制的态度上。分析的焦点, 集中于留美政治学博士在美国的国家价值确定之后,教育走向技术化取向的情况下的留学生活,何以导致他们对民主的失望、反感,而在 申论他们关乎中国国家建构 问题答案的时候,对现代主流民主制度发出拒斥之声,对专制体制怀抱遮遮掩掩或不加掩饰的期待之情。
    
    一、在成熟现代国家中迷失的建国秘诀寻求者
    
    从中国近代留学史看,大抵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由于中国学人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告一段落,在寻找建国秘诀的时候发生了一 个重大转变,那就 是从"东土问经"转变到"西天取经"。中国的留美时代据此得以开启。中国人近代留学美国的历史,起源是各国中最早的。但最初的留 美学生,并没有掀起留学美 国的浪潮。著名的留美幼童故事,开启的仅仅是中国人留学美国大潮的先河而已。但这一开端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正是留美幼童学成之 后,成为中国留美学生大潮的 直接推手。
    最初的留美学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美国学习的。第一代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就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的。后来又因为偶然 的机会,他接触曾 国藩,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断定中国之不足抗御西方入侵,乃在于技不如人。因此建议和推导清朝廷选派聪颖弟子赴美求学。而容闳不 仅是这事的推动者,也是清 朝廷派出的办理留美事务的官员。1872年由清廷派出的一百二十位幼童,到1882年遭遇困顿,用了十年时间,算是打开了中国留 美的大门。但这段被论者视 为留美萌芽期的幼童派遣,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家子弟不肯远适异国,应选者多以政府能维持其生活 之小家子,对于国事不熟 悉,对于国学当然无根底,自难望其不外国化。"[1] 这一评论给人们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处于谋生状态的留学生,不足以兑现留学救国的目标。因为救国大事不是谋生小事所可思谋。二是留学幼童国学根底不深,容易 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逐渐成为"外国人"。三是派遣留美幼童的时候,留学尚未成为时潮,官家大户都还没有加入到留学队伍中,因此 留学还缺少来自上层社会的 推动力量。
    留美大潮的到来,是由庚子赔款退还事宜的中美协议引发的。"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后,名额大增,自经清华学校成立专以培 植留美候补生之 后,赴美者更多,人数超过欧洲各国留学生之总数。"[2] 留美大潮的推动力量,最有力的推手自然是美国政府和晚清朝廷。如果不是两国政府议定庚子赔款所派用场,留美就不可能告别萌芽期,进入高潮期。[3] 外交部与学部共同拟定的奏折,建议设立肄业馆,为学生留美做好预备教育;确定了选派学生的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后来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大学前身)的设立,就 是根据这一奏折的精神落实的。考入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生,有官费补助,解决了留美资费问题。加之清华学校留美生回国势力坐大,成 为留学收益的示范。因此, 自费生也开始猛烈增长,以至于美国后来不得不加以限制。由于庚款留美的退款时限预期延续到1937年,因此二战前夕,留美学生之 多,令《美国中国学生手 册》的编者都惊呼,"中国留学生满布于美国"。[4]
    留美高潮中前往美国学校就读的留学生,大多所学,属于理工科。这与中国留学以来的基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以简捷的方 法,造就治国安邦的 人才,总是留学运动的两种基本规定性。而治国安邦最简捷的造就人才的方式与途径,就是迅速培养一大批能够造出坚船利炮的科技人 才。因此,留学欧美的学生, 多选择理工科专业,也就在情理之中。[5] 不过即使在留美时期选择理工科专业的留学生,也不见得就是潜心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和世界变迁大势不闻不问。由于政府选送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围绕"治国安 邦"的目的派出的,这一目的也影响到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他们都心存学成报效祖国的政治心理。留美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明确地表白 自己这样的留学目的。与学 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美学生试图直接给出救国答案不同,只不过理工科的留学生所走的是技术救国的道路罢了。这样的代表,就是留美学 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群 体。这一群体的成员认定,
    "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 性的作用。在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6]
    但科学救国的理工科学生志向,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供给、政治制度建设的问题。留美高潮中就有人指 出,研究政治学的 学生太少,是一个不利于中国回答现代建国问题的遗憾之事。论者引述道,"对于社会政治理论,留美生兴趣浓厚者不多。有人曾对此提 出批评,认为'政治家今日 中国所最当有者也。'政治家可分两种:一是政治理论家,'其议论可新国人之耳目,其学识可解国中之难题',二是政治活动家,可处 理内政,办理外交,维护祖 国尊严,促使国家民主、富强.这种人物如果多了,中国则可'自第二、三等国而变为第一等国。'很遗憾,留美生中缺少方面的英 才。"[7]
    留美高潮中重理轻文的现象表明,最初留学生以为的救国问题,不是从国家结构的重建视角审视的,而是从国家治理的技术性要 领出发确定救国路 线的。这是一个关乎国家转轨认知的严重缺陷。但随后留学美国人数的急遽增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学生相应增多起来。按照清华学 校的统计,后来进入广义的 文科(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习的留美学生占到47.3%,其中法政学科的留学生竟然也达到24.5%,尽管这一比例中学习经济 学的占到9.6%。[8] 但从总体上讲,学习文科人数的增多,使得中国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新闻、军事学科的人才短缺问题明显缓解。加上文史哲的留学生 中能够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人数,相应增多起来。这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留美归国学生,得以凸 显中国建国的思想张力与制 度抉择问题的重要性,掀起国家建构广泛争论,从而自近代以来最为鲜明地凸显出国家建构、国家转轨问题的核心价值一个决定性的条 件。在这些争论中,国家发展 的道路既得到多元显现,也为后起的评论者观察哪种主张更有利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提供了便利。这也就印证了前面引述的政治学之关 乎建国动员、国家尊严、政 体选择和国家竞争的议论之具有的确当性。
    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中国留美运动由国家权力力加阻止,结束了中国从美国汲取现代建国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灵感的进程。 不过中国政府这次 让留美运动戛然而止,不是因为一时的社会理解、文化差异问题,而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这种冲突,注定了中国新政府必定会断 然中止留美进程:因为处在 对峙状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调和的政治姿态就可以和平共处的。这种对峙,全面投射在国家 基本理念、基本政治制度和 日常生活方式上面。而留美运动恰恰培养出资本主义国家运作所需要的中国高层人才。由于这些因素,共产党之全面地转向苏联,仅仅派 遣留苏(以及部分派往东 欧)学生,[9] 就不仅是对教育机制感兴趣与否的问题,而是效法什么样的国家建构进路的问题了。
    从1949年到1980年,中美教育交流都处于非正常状态。随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留美运动重启。留美高潮的再次 兴起,不是因为中 国政府简单的政策转向所致,而是由于中国发现简单模仿苏联的国家建构模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国家建构效果。改弦更张的重要动力是 重寻国家建构进路。重寻国 家建构进路,就是对既定国家形态进行重建的进路:如何实现经济繁荣、制度稳定和社会有序的国家建构目标,再次将中国人模仿先发国 家建构自己国家的眼光,引 向美国。于是,第二次留美高潮再次兴起。不过这一次留学运动,不像上次留美高潮中的学人,认准了美国建国模式的国家基因。相反, 长期留苏塑就的国家理念, 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孤注一掷的斯大林主义偏执,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留美生的深刻影响,带出了完全不同的留美效果:超越美式甚或反对 美式体制,成为留美生的一 种时尚。尤其是留美研习政治学的学生,对于现代政治的读解,几乎不再留有模仿美国建国进路的恭敬之心,而扭转中国在现代建国的知 识上和实践的被动处境,似 乎成为他们趋同的选择。
    留美前史时期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的建国方案几乎是绝对臣服的。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就记录下来这种臣服心态。一 方面,容闳的爱国 心是其留学美国始终不变的政治心理。他说,"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 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 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热情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 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 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 行的办法。"[10] 这表明,最初留美的学生,绝对是以强烈而自觉的爱国心作为行动的精神动力的;而且在留学的过程中,爱国心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留学中形成了模仿 建国的现代意识,努力将中国推向一个学习美国建国方略的政治变迁状态。另一方面,容闳认定,旨在改革与复兴中国的方案,不需要花 费什么心思去别做求索,将 美国所学敷之实用,就可以将中国推进到文明境地。一者,这有赖于留美学生的个人努力,"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 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 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愈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1] 二者,依靠政府积极派遣出国留学生的举措,"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2] 他自信地认为,"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之学术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3] 三者,依照欧西治国方略,建构中国行政体系,俾使国家呈现治理的新局面。"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新政策,决 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作 为新政策,政府至少需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 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 经验,高深之学识,纯洁之品性而后可。既聘之后,其所陈之佳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 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 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14] 容闳最早系统表达的"西化"建国或复兴国家的理念,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模仿处境,鲜明地呈现给世人。尽管这有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但却如实反映了中国的 国家处境。
    不过容闳这样的表达,太过简单和直接。他自小留学美国,不清楚中西接触之后,文化的冲突必将导致政治认同的对峙。他极大 地高估了留学生在 中国国家转型中的作用,而对所谓"国情"在阻止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却又明显低估。事实上,容闳自己就是在晚清政争中被迫中 断他的以留学改造中国的理 想事业的。在20世纪初期留美的学生,已经不再具有容闳这样的国家改造信心。相反,中美两国差异的辨认,促使他们走上一条中美两 国国家建构各行其道的思考 路线上去。这一时期的留美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对美的潜心模仿心态,认定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中国只能走一条适合 自己国情的建国道路。留美 学生留学救国的思维发生重大分流:理工科学生的科技救国思维仍然顽强地延续着,人文学科的学生已经开始反思科技文化的极大缺陷, 对进步主义预设着的现代性 体系进行反思,[15] 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生,开始依循中国国情思维,考虑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这些留学精英,在30年代初中国究竟应当走专制独裁或民主政治道路 的争论中,明确主张中国应当实行专制独裁。在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蒋廷黻,有着治学与从政的两种经历,他在蔡廷锴等发动福建 事变之后,痛感中国无法以 民主政治实现建国,而且在革命堕落为内乱的危机处境之中,只有实行专制,才足以建构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为今后的民主建国准备 条件。蒋廷黻认为,"中国 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16] 而且,以建立现代中国为目的的革命,事实上百年来都在销蚀国家的活力,成为加重人民负担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 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17] 在蒋廷黻的比较历史视野中,先有内乱,经过一轮专制,后经革命,国家才最终坐实到现代民主的平台上。英国、法国、俄国的现代建国史,均是如此。因此他强 调: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 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
    故而,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的建国也应当首先以为建国奠基的现代专制,终结为一家一姓服务的皇权专制,进而才能指望国家为 民众谋求幸福,不至于让国家继续成为人民遭受痛苦的强制机器。
    "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家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 西人有个格言,说 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现在在中国作国民,应该把内战用客观的态度,当作一种历史的 过程看,如同医生研究生理 一样。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 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 种国家的问题。"[18]
    显然,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艰难曲折,导致留美精英对国家建构问题有严重误解,以为专制是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而民主则是 治理国家的有力手 段。容闳忽略国情,简单地横移欧美治国模式;而蒋廷黻过于看重国情,得出专制建国的武断结论。胡适对于蒋廷黻的主张颇不赞同。但 胡适反对蒋廷黻主张的原 因,是专制需要的统治者高明,而中国没有这样高明的统治者,中国民众素质太低,只适合幼稚园式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推论,自然在政 治理论逻辑上和现代政治实 践史上都不能服人。所以,不惟蒋廷黻不服,而同意蒋氏主张的留美精英,显然超过胡适的同情者。就连胡适长期的论辩盟友、留英的丁 文江,也与胡适论战起来。 在本章的论旨中,支持蒋廷黻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留美社会学博士吴景超和留美政治学博士钱端升。吴景超将一个建国的革命进程,区 分为三个阶段,即推翻旧政 权的第一阶段,群雄并争至统一而建构新政权的第二阶段,善政至和平恢复以建构国家的第三阶段。以这样的划分为前提,他强调中国当 时处在群雄割据的阶段,因 此以专制方式统一国家,就是一种势在必然的事情。
    "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分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 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此时来研究建国的计划,是无妨的,此时来谈建设的实行,未免超越时 代。"[19]
    吴景超是在国家发展阶段论的严格划分基础上,论述国家建构问题的。蒋廷黻基于比较历史研究,断言中国必经现代专制才能达 于民主建国目标, 似乎可以理解。而吴景超基于社会学的专业视野,竟然也主张专制主义,就有些丧失了社会理论判断力的感觉。但出身政治学的钱端升, 也支持蒋廷黻的主张,就有 些令人奇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自觉割裂,也许是钱端升确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基本思路的前提。
    "近十余年来,为了种种不同的缘故,民主政治益见衰颓,而与民主政治处相反地位的各式独裁制度则转获相当的成功。我自己 于三四年前尝写过 关于民主政治的危机及将来的一文,在归结时我尚'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我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我现 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 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 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 目相看。"[20]
    钱端升之论,证明像他这样的留美政治学博士在审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没有将其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信念,带入到观察 中国建国的理论思 考之中。相反,他为时局所困,也为制度的当下绩效所扰,竟然毫无现代政治信念地对新式独裁"刮目相看"。而且他对民主政治衰退的 断言,事实上也是同样缺乏 长远判断力的结果。只要在时光隧道穿行20年,钱端升的结论就显得十分好笑。这确实促人深思。
    到20世纪80年代,留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年困扰 容闳与钱端升辈的 国家分裂问题,不再成为留美学生思考问题的前提。他们思考的国家问题,不是国家的建构(state construction),而是国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不是国家的结构,而是国家的功能;不是普世价值的接引,而是本土学理的阐释;不是礼赞美国制度的优越(哪怕是蒋廷黻们从国情视角的限 定性认同),而是超越美式民主的紧要。于是,整个留美精英在专业角度对美式学理的接受依然如故,但在关乎国家建构的问题,则完全 秉持一种疏离、批判与拒斥 美国的国家建构立场。恰当此时,国家建构的真问题被他们的理论吁求所遮蔽,国家建设的技术性细节,被他们提升到不适当的高度,完 全掩盖了中国的国家基本理 念与制度构造存在的明显缺陷。在美国寻找建国答案的百年努力,不仅没有兑现其预期的目标,反而在这个最为成熟的现代国家中,迷失 了建国秘诀寻求者自己的原 定目标。
    
    二、两个例证
    
    诚如前述,本章不打算尝试分析整个留美精英群体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所有看法和总体状况。本章仅仅试图以两个案例,来分 析留美政治学博士 为什么拒斥民主――两个例证是:20世纪初期留美学政治学人群体的代表钱端升,与改革开放留美政治学人群体的代表王绍光。前者公 开主张专制主义,认定民主 制度经已衰变。后者反对现代主流民主,提倡大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以民主的名义颠覆现代主流的民主体制一种聪明的做法而已。
    钱端升是留美并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1] 的现当代著名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已经是政法界的重量级人物。钱端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做过教授,担任过著名报纸《益世报》的主笔。还被 礼聘为民国资源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委员会是蒋介石用于控制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重要机构。尽管钱端升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但作 为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受聘, 已经可以证明他受到当权者的极端重视。1948年,他因为政治学的研究成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钱端升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政治学代表人物。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以后,他先是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后担负组建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并出任院长职务。其间 他努力靠近新政权,极力否 定自己的过去,努力适应新政权的政治要求。1954年,他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极少数能够继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 新政权的留美博士。但 1957的反右运动中,钱端升遭遇挫折,从此专业荒废,虚度人生。此诚可悲可叹之事。[22]
    但钱端升的个人经历不是我们此处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由钱端升作为留美精英的身份所呈现的、中国建构现代国家 崭露出来的公共问 题。钱端升一生与他主张的新专制紧密联系一起:民国时期,这一联系体现为他在政治理论上对专制的明确支持;人民共和国时期,体现 在他积极否定自我,投入到 思想改造的运动之中,成为新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后一方面不是本章评论的话题,因此存而不论。就前一方面而言,钱端升在20世纪 30年代的民主与专制争论 中,是鲜明支持蒋廷黻的专制主张的。不过与蒋廷黻的立论大为不同的是,钱端升不是将专制作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渡手段,而是当 作中国政治的出路来加以论 述的。钱端升的论述进路分为四步。[23] 首先,他强调指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他论述独裁政治对中国建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前提之一。他把民主政治规定为"具体的,现实的一种制度,而 不是指抽象的一种理想,或实现无期的一种希望"。这种制度实施于英、美、法、瑞、比、荷等国。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诸如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国家权力有限 且用以制宪保护个人权利,实行代议制民主制、议会两院制以及政党轮替制,国家权力结构实行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制 度。钱端升指出,这一制度曾 经被认为是"绝对最良的制度",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苏俄的建立、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高效运作、德国希特勒披 靡人民政治能力甚强的德 国,都对民主政治构成沉重打击。"这样一来,不特民主政治自身的缺点暴露无遗,且代替民主政治的制度之堪采用也得了事实上的证 明。"钱端升还似乎考虑到逻 辑上的严谨性,指出独裁政治的兴盛与当下绩效,还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民主政治的弱点。两者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他就后者指出,
    "现代的国家已不复是一个警察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职务繁而且重。而且现在又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澎湃时代,国与国间的经济 战至为剧烈,故国 家常有采取敏捷的处置的必要。然在民主国家,则国家权力有限制,而个人的自由受保障;议会虽号称代表人民,但与国中生产的组织无 关;且议会中的各个政党又 复互相牵制,使议会不能为敏捷有力的决议;议会即有决议,行政人员亦未必能实行。因此种种,民主国家的生产及消费乃不能维持其应 有的均衡,而生产力的增加 亦至极迟缓。除了上述的二者而外,民主政治尚有其他种种崩溃的现象。工人的骚动足以影响国家的治安;党争的剧烈足以减少法律的尊 严;行政权的增加及立法机 关的退让足以破坏两权的平衡。然此种种直接间接殆皆由前述两大弱点所引起,所酿成,故不必细说。"[24]
    钱端升所列出的民主政治的缺陷,确实在当时有着事实上的强大支撑。从国家转轨的视角看,当时民主国家受到国内试图分享发 展成果的阶级、阶 层与集团的社会政治抗争的巨大冲击;同时受到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任务"的明显影响,难以将规范的分权制衡体制,用于处理经济 事务的管理和社会事务的处 置。相反,独裁制度与极权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反而给人们以改造、优化民主制国家以强烈的吸引力。"近年来采用一党或一人独裁 之制度者甚多,而最成功者 则为俄国的苏维埃制,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义,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德国的希特勒主义也有成功的模样。"这构成钱端升论述独裁政治对 中国建国具有特殊意义的、 另一个理论与实践前提。
    "它们尽是独裁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所以称它们为 一党独裁的国家 可,称它们为一人独裁的国冢也可。它们也有代表机关之设,或仍称国会,或称苏维埃代表大会,但这些都不是民主国家的议会可比,都 不是建筑于人民自由平等选 举的基础上的,而都是独裁的党可以包办,或至少可以占绝对优势的团体。……国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它们在经济及文化上的设施也和 民主国家有南辕北辙的悬 殊。它们变法极易,而对于人民的强制力亦较大。国家可以经营民主国家所从未经营的事业,国家也可以限制民主国家所绝不敢限制的个 人权利。结果它们对内可以 消除各职业及各阶级间无谓的纷扰及自相抵制,如罢工,停业,及竞卖等等,而对外则可以举全国的力量以应付国际间的经济斗争。固然 诸国之间经济,社会,及文 化上的努力也不能谓为已得到完全的成功,但以比民主国家,则确有指挥若定的好处。"[25]
    钱端升这样的比较论述,就是认可独裁政治或极权国家治理的高绩效。在这样的绩效面前,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低效率、颇混 乱、权乏力的民主政 治进行辩护呢?因此,将两种实行于当时代的制度体系加以比较分析,似乎可以自信地得出"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的答案。"民主 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 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 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 行。"面对这一空前的政治制度变迁,钱端升强调说,制度的变迁活力,使人不敢断定目前这两种制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他确信,
    "英美法等民主国家终将采用何种制度,是无法推测的。不要说英美法,即俄意德现行的独裁制将演成何种的最后制度,我们也 难悬拟。我所敢言 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这点我认为已有充分的说明。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 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 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26]
    钱端升这么确切的断言,是当时支持手段性的独裁政治的蒋廷黻都未敢明言的。依据这一建立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比较研究基 础上的强势结论, 钱端升迈出自己伸张极权政治立场的第三步,劝告处在建国困境中的中国人,不必畏惧独裁政治,相反应当相信这一政治形态为小恶以成 大善的极端优越性。
    "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上述四个国家的独裁者,虽对于少 数人取缔极严,如 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俄的选举为一个阶级的选举,可以不算外,其 余之国的选民(与未有独裁 前的选民大致一样)皆尝以绝大的多数来表示对于独裁者的信任。
    赞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个人自由,一方又声言民治为大多数人福利的保障。然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 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
    政治制度是一最现实的东西,不能永久地为我们的感情所牵制。我们的感情,因为过去的习惯及环境的关系,对于新制,尤其是 索缚自由的新制, 总不免有一种热烈的反感。我们反对极端国家的最大理由,仍是个人之无自由。然我们于推重个人自由时我们常不免过分重视个人对于事 物之标准或价值。实则个人 的估价离了社会的估价是无意义的。……在极端国家,个人的价值固有降到零点,而社会价值成为一切估价的标准之势,然这绝不是文化 的退步。所以人类的成见迟 早总须加以改正的。"[27]
    在留美历史学博士蒋廷黻那里仅仅作为过渡政体的独裁,在钱端升这个留美政治学博士手里,俨然成为人类不易之政体出路。这 已经不是简单呼应 蒋廷黻结论的举措,而是对蒋廷黻以专制作为建构民主手段的结论的彻底颠覆。这在专制与独裁的论辩中,是走得最远的留美精英言论。 这是钱端升仅仅将政体选择 作为治国绩效的辅助条件,而一心以治国的一时效率来判定一个政体的弃取所得出的荒唐结论。因此,当他将自己的政体选择结论推展到 中国建构强大国家问题上 时,最后,他进一步的结论便呼之欲出。
    "我们已不是一个毫不足轻重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国人几乎是全体一致的。不过关于达到这目的的方法则说者各异。有的以为应 从平民教育着手, 有的以为应从增进人民健康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开放党禁,提倡民治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分治合作,不再内战,埋头建设着手。但我以为 我国应经的途径是和别国无 异的。无论是增进人民的知识及健康好,或增加人民生产能力也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 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 急,更是缘木求鱼。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后,国家 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以与别 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28]
    钱端升认定独裁政体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认准的政体形式。因此,尽管他将独裁限定为有能力、有理想的政体形式,但独裁 之谓独裁,就是因 为它大权独揽,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是显示它的能力的工具。这一点钱端升几乎全无察觉或拒绝承认,实在是难以相信钱端升作为政治 学博士对于政体优劣的判断 力。留学精英的功利化建国思维所导出的结论,受其功利化眼界的限制,是否必定如此看待中国现代建国的政体选择呢?
    转而分析本章确定的第二个案例。案例的主人是王绍光。王绍光成长于"文革"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即考入北京大学法 律系。毕业之后留 学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耶鲁大学担任了九年教师,之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政治与行政系的主 任。王绍光的学术与政治背景 似乎不如钱端升强势,但绝对不同于那些悄无声息归国任教的、普通的留美学人。从学术上讲,他长期的学术研究合作者对他的推崇,就 可以看出他具有的影响力。
    "王绍光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之一,也是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在海外 SSCI中被收录了12 篇文章,引用次数277次,在海外中国政治学学者中居前列:2000-2005年间,他在国内CSSCI中被收录20篇(第一作 者),被引用415次(排 除自引);在'Google学术搜索'中,中文网站引用1490次,英文网站引用813次。这反映了他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影响 力。"[29]
    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王绍光对于国家决策也发挥了受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从一个角度可以简单予以证明,他撰 写的关于美国财政 制度改革的著作,使时任中国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为之专门举荐。[30] 这是王绍光著作所具有的现实决策效力的一个最佳注脚。正是由于王绍光具有的双重影响能力,使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留美政治学的精英人物、杰出代表。按照胡鞍 钢对王绍光所做理论贡献的概括,他在民主理论、国家能力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上,做出了"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研究成果。[31] 因此下文循这一概括,对王绍光的国家建构理念进行缕述。
    王绍光明确批判美式乃至整个西式现代民主制度。他十分简洁有力地将之成为"选主制度"。他对现代民主的研究,主要由四个 部分构成,一是对 民主的起源与演化进行源流考辨,二是对民主兴起的条件进行勾画,三是对民主的运作机制加以描述,四是对民主的实践现状予以反思。 比较而言,第二部分的论 道,属于常识形态的描述,大致与一般的民主条件描述相当。第三部分对民主的机制与运作进行的描述分析,已经显露出王绍光对民主运 作机制的偏狭性理解,因为 他只是从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两个角度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复杂的民主制度。如果说这还仅仅是为他推导出否定现代民主,回归"古典"民 主奠基,因此在学理上尚可 容忍的话,那么他对民主历史源流的主观化描述,以及在这一描述中得出的"民主的异化"结论,就值得商榷了。而在第四方面对现代民 主做出的"反思",设想的 超越路径和方案,才真正体现出他反对"现代"民主的真实意图。
    民主的历史源流确实漫长。但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分流,则是公认的结论。古典民主之因应于希腊那种小规模、简单化社会的 需要而产生,因此 缺乏自由的希腊民主,乃是一种不得以适应希腊社会结构凸显出来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到后来几乎 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人数增 多之后,公民大会完全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程序几乎无法正常执行,于是希腊的直接民主遭遇到小团体政治、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腐化 堕落的困扰,以至于民主绩 效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32] 转进到现代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兴起,取代了古典的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除开一整套限制国家权力的机制体制设计,对产生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制度,以及 为选举顺利进行设计的政党制度,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支柱。国家体制的设计,包括保证公民自由的宪政制度、严密设计的选举制度、保 持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现代 民主运行中确实与此前任何制度一样,都存在运行机制上的缺陷,但技术上的细节缺陷,与体制机制上的总体有效性,尚不能判定现代民 主制度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制 度。但在王绍光看来,现代民主恰恰导致"民主的异化"。这一异化,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自由和宪制,限制了民主权威的适用范 围。自由的优先性是为了保持 社会上层的特权,而宪政对权力的规范,也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基于这样的判断,王绍光指出,民主就是没有限制的直接民主,而限制 民众的直接民主,就不能叫 民主。
    "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经接受了对其使用民主方式进行决策的限制,使得民主决策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 面不能被适用。 '宪政民主'也是一样,无非就是用宪法规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运作,不可以在哪些领域运作,民主的原则只能在适用的领域里面适 用。……如果民主是个好东 西,为什么不将这个好东西适用于与我们生活品质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呢?'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把'自由'、'宪政'置于'民 主'之上,就等于把'民 主'关入'鸟笼'。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宪政民主'就是'鸟笼民主'。'自由'听起来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实际上是给民主 划了个圈,在一个小圈圈 里,你可以民主;在圈圈以外,对不起,民主靠边站,那是'自由'和'宪政'的领地。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民主。"[33]
    其次,王绍光认为,"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他指出,原生的古希腊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因此,按照原汁原味 的直接民主理念, 民众直接参与决策,乃是民主的根脉。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民主制,其实是一种将人民统治的民主扭转为人民选举统治者的民主,人民 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 主。
    "民主一'间接'、一排斥人民大众的参与,它就抛弃了民主政体的实质,变成了另一种政体,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 是反民主的。难怪有些思想家质疑'代议民主'到底是不是够格被冠以'民主'这一令人尊敬的称号。"[34]
    再次,王绍光认为,"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他指出,民主的实现形式,并不一定只有通过竞争性选举 来产生,古希腊行之有效的抽签,也使产生代表的有效机制,否则就会由竞争性选举将民主推向寡头制和贵族制的对立面。
    "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的选举制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人围,把穷人、'笨人'排除在外。选举把人民大众的 作用局限于几年一 次的'选主',将政治变为少数人的游戏。长此以往,无论选举多么开放、多么自由、竞争多么激烈,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两个阶层,使政体带上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所说的'贵族'、'寡头'的色彩。"[35]
    最后,王绍光指出,即使在现代条件下实现了普遍选举,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因为只要是"选主"支撑 的民主,这种民主的贵族和寡头性质,确实难以改变。于是,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王绍光进行了总体上的否定。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 主。经过'自 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有办法利用它 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 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 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 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这让我不由想起拿破仑一句名言:'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 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36]
    正是由于王绍光对现代民主抱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期待的民主就是古典的民主、大众的民主、直接的民主――
    "全部论述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 害化处理的民主。"[37]
    这样的真正民主制度,具有四个指标:一是用抽签代替民主,增强民众参与政治的力度。二是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 度。三是利用电子 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四是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经济领域。他将自己的抽签民主、商议 民主、电子民主与经济民 主,作为现代民主的替代性选项,一方面是为了承接"西方学者"对现代民主的超越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 度开列药方。
    "对于真正关心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拓展想象的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求'选主'体制以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途 径。中国是要在社会 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 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认识不 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38]
    王绍光对于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交错考察,最后的结论却指向的是中国。这一结论以对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完全承 诺为前提,以建构 直接民主制为目标,以超越现代民主制为追求,以不加限制的想象力为条件。确实,王绍光的结论比之于一般西方的左派学者得出的相应 结论,要激进得多。也正是 在这一思维定势中,王绍光一旦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转时,也就怀抱一种不问结构、只问功能,将现实理想化的态度。他对中国的国 家能力的研究,是其引起国 家权力和学术同仁双方高度注意的话题。以前者言,他得出的国家能力就是财政汲取能力,对于中国形成超强的政府财政征收体系,产生 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就后 者论,他对财政问题的论道,推动学界不甚关注国家基本结构的行政学研究者,得出治国就是理财的偏狭论断。
    "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将自己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本文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不是泛指公共权威的能 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而其他公共权威以及地方政府是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39]
    王绍光与合作者将国家能力分解为四个方面: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但在四种能力中,"国家汲取财政 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
    "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动员吸取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宏观调控能力是国家对财 力资源分配,稳定 经济增长,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合法化能力是国家对个人、集团、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建立以成文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体系,从而调 节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 突,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强制能力是国家从事国防建设,维持社会治安,惩治违法行为,以实现政治稳定目标。各种国家能力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一种能力下降 就会影响另一种能力下降;一种能力提高又会影响另一种能力提高。但是,财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国家只有掌握了财力资 源,它才能实现其他的国家能 力国家职能。"[40]
    实际上,王绍光这里的学术辨析,应了一句常识性的大白话,"有钱好办事"。确实,近20年中国政府对于财政资源的强力汲 取,构成它超强的 社会政治支配能力的前提条件。但是,政府的相关能力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提高,相反,却导致合法性危机、社会动荡和调节手段的短缺。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王绍光 顽强坚持政府主导的价值倾向。这在他的市民/公民社会分析中,得到了明确的呈现。王绍光将公民社会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公民社会可以是国家、家庭 以及市场组织以外的任何组织,"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是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所谓"非政府组织"、更大的一部分是"非营利组织"、最大 一块是"草根组织"。他认 为从来不存在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其间有阶级的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同时,公民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不能将其与国家的关系 看作是净土与污泥浊水的对 立关系。公民社会大多依赖商业收益、政府资助和外国捐款,因此实际上也难以自主。公民社会的组织内部效应,诸如公共精神、合作习 惯、交流技巧等等,都对其 是否具有民主性发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现实社会中,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关联性,而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民主的基石。 [41] 确实,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不是简单的对立性关系,公民社会一端的内部效应,与国家另一端的内部效应,构成国家-社会合理关系的基础。这是一个关系问题的三 个结构成分。但是,王绍光明显强调了公民社会的弱点,做大了国家权力的优点,似乎指出公民社会的弱点,就可以反证强势的政府调节 的绝对合理性与正当性。正 是因为王绍光的这一思维定势,确立起他一旦认定政府在"做好事"的时候,一种坚定不移的无条件支持态度。他在讽刺人们的想象力不 足,可他自己只是在中国" 文革"既有做法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想象"。
    在近期重庆的改革试验中,主管当局以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规模打黑、平等许诺、五个重庆建设等 等举措,作为引领 中国改革进路的尝试。重庆的改革如何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兑现其作为直辖市设置的预期目标,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 大胆试验,人们当然乐观其 成。但重庆的所为,应当说仅仅是相关改革处在政策起点上的一种政治动员而已。但王绍光对于重庆则完全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偏好,就 起点做出了结论。他在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峙的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强调个体和市场竞争,而社会主义强调互助团结。"[42] 重庆之声称平等享受发展成果,恰好符合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以一种勾勒社会主义演进史的方式,将社会主义的演进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处于匮乏阶段 的社会主义1.0版本,"中国免于战乱,保证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 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主义 2.0版本,"让经济更快、更稳的发展,消除贫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接下来便是致力解决小康以及后小康问题的社会主义 3.0版本,"这个阶段面临的 问题是,衣食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住行问题还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问题,行就是畅通的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还要 解决公共住行的问题。"基 于这样的判断,王绍光认定,重庆当局承诺的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等等正在努力的政策目标,已经 呈现了社会主义3.0版本 的轮廓。
    "我感觉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里面 既有社会主义 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涵实践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重庆正在实践的社会主 义,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 展中都具有连续性。当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并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的问题,其实其他地方也在做,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到重庆来学习经 验,这就使重庆模式的适应 能力变得强大,这不仅是具体的政策,也不仅是具体的制度,而是整个体制制度允许自我学习,这是重庆模式真正的实质,重庆正在证明 这一点。"
    王绍光长期的政治科学研究,坐实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时候,终于给人们一个现实样本,让人们可以从中判断王绍 光的政治价值选择 和制度倾向:那就是对他曾经经历且印象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怀抱明确的、排他性的执着,对于国家权力承诺的衷心赞赏和积极的、 政治理论上的强势提升。这 种完全忽视国家基本结构长效合理性、仅仅只看重当下国家能力的论断,其实与前述钱端升的论断,在结构上是完全吻合的、进路上是完 全一致的、判准上是完全相 通的。只不过王绍光使用的辞藻是"真正的民主",而钱端升使用的辞藻是"优良的专制"而已。
    
    三、在民主与专制之间
    
    钱端升对于民主衰落的断言、独裁专制的称颂,是基于一种政体的实际发展效果之比较研究。如果说他对民主丧失信心的现实支 撑条件已然缺失的 话,他的当下事实判断,也是严重缺乏长时段眼光和总体性制度衡量标准的。人类政治史的发展,证明钱端升的结论是错误的。与钱端升 这种简单将民主与专制截然 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不同,王绍光对于现代政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抱持着明显审慎得多的立场。王绍光不再表述一种简单的反民主的主张, 他反而要求将民主的原生逻 辑一贯到底,凡是符合并坚持贯穿到底的政体,就是民主的;否则就是反民主的。因此,他以一种"真正的民主"理念,作为反对现代主 流民主方案的立论基础。但 这种似乎聪明的立论技巧,实际上还是让人们明显觉察他是在以古典民主反对现代民主、以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以大众民主反对代议 制民主、以参与民主反对程 序民主、以社会民主贬低政治民主、以技术民主反对制度民主。总而言之,他是以"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民 主。对钱端升和王绍光而言, 这都是政治学理论的创制,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体现。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创制",除开具体表述其观念的辞藻大部分已经替换之外,在 专制独裁的政治理论中,早 就为一些理论家所充分阐释(对钱端升而言);同时,在超越"资本主义"有限民主而伸张"社会主义"全面民主理论方面,西方左翼学 者也早就做出了全方位的探 索和多种替代方案的表述(对王绍光而言)。因此,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对于现代民主的明确反对,除开同情性地理解他们是为了中国迅 速强大而致力政治学思考的 主观动机之外,实在难以理解他们对现代政治所采取的审视角度、得出的令人惊奇的结论。
    在民主与专制之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比较立场?抑或在"真实的"直接民主与"虚假的"间接民主之间,如何采取更为审慎的 比较研究态度,确 实是分析钱端升与王绍光做出的相关论断必须要回答的预设性问题。对此,可以从钱端升、王绍光以及二人的共同关注这三个视点上,加 以分析。
    就钱端升而言,他们那一代留美学人,面对国家动荡的状态,忧心如焚。因此,留学归来,中国的现实状态与美国井然有序的发 展情景,形成了极 为悖反、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如何让一个动荡不已的中国,迅速走上一个规范发展的轨道,是决定他们政治思考、国家建构思维的核心问 题。这不能不说是留美学人 深具雄心、试图解决的大问题。因此,钱端升之对国民党专制的引导、对自己1949年之后去留大陆的决断、对个人生活事务的处置, 再再体现出这种雄心支配之 下的特殊心理与行为方式。他在申述支持独裁政治、极权国家的文章中,明确主张国民党独裁。但他对于国民党的实际表现,又是失望 的。因此,在1949年政权 发生交替的前夕,钱端升对新政权充满着希望,奔回中国。新政权初期也确实给予钱端升礼遇。人们在评价钱端升这个留美政治学博士的 政治决断时,曾经指出这是 他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驱动的决断。[43] 这一雄心,是驱使他在政权交替的高风险状态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的最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钱端升自己对于国家事务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加以简捷明了 的确认。应当说他从来不具有信仰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个人主义理念,相反,他认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体现着某种国家状态。他在日常生 活的小事上,几乎都以国体 尊严来苛刻地约束自己。[44] 在这种国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独裁极权之论,是多么顺理成章。
    就王绍光来讲,他是改革开放时期放洋的留美学生。与钱端升那一代尚处在价值观形成阶段的留美学生不同的是,王绍光留美 时,已经是形成了自 己价值观的成年人。而且国家正在展示发展的光明前景,不会受到国家分裂动乱的精神折磨,这对他心生超越美国的另一种雄心,具有现 实的支持作用。就前者言, 王绍光受到中国泛政治时代的塑造,成为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感到兴趣的观念人。[45]
    "高中时期我也开始啃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家里那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学着 毛主席在书上写满 了评语。1970年前后中央要求干部读马、恩、列的六本书。我不自量力也认认真真地读起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 《法兰西内战》并不难读, 《哥达纲领批判》也还凑合,但《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好对付了。当时各级革委会印发了不少学习六本书的辅 导材料,而我却'高标准, 严要求'自己,坚持'读原著'。这两本书反反复读了无数遍,直到懵懵懂懂自以为掌握了其精髓才罢休。"[46]
    这样的精神自我塑造,使王绍光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加上王绍光作 为文学青年的经 历,就此确立了他判断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 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
    "仔细想想,我感兴趣的'政治'实际上是毛主席当年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里的那个'大事',而不是狭义政治学所指的 那个'政治'。说到研究方法,我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或鲁迅说的'拿来主义'者。"[47]
    这与钱端升仅仅考虑国家强大、而不问政体长效效能的思路,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而且比较有趣的是,王绍光的遣词造句中恭敬 地使用的"毛主 席",稍微过份一点加以解读,这体现了王绍光思想演进中,"文革"的持续影响力。事实上,他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回首过去, 我认为自己最有想像力的年 代是上大学前那五年。那时读书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因此什么书都读;那时脑袋里还没有学科的框框,因此可以自由自在地想。" [48] 而那个时代,正是大众民主高涨的时代,一切约束性的制度与程序,都为大众民主所冲击,要么制定出来得不到遵守,要么根本就丧失了制定相关制度的需要。这对 被时代塑造定型了的王绍光来讲,要再欣赏留学美国之后看到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实在已经腾不出政治思维的容留空间了。
    钱端升与王绍光是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两人在表达自己关于国家建构或国家建设的意见时,却虽隔六十余 年,竟然给人不谋 而合之感。这确实需要人们求解这一类同的导因。除开他们两位在考虑国家问题时,都怀抱共同的实用主义态度、因此都承诺了一种功利 化的国家建构立场之外,还 存在着一些可以辨认的共同驱动力:
    首先,在民主与真正的民主、专制之间,一直存在让留美政治学博士们难以化解的政治论说张力。这一论说张力,源自民主与真 正民主、专制制度 的西方典范性与混合性自身的张力。无疑,在亚里士多德致力分辨政体类型,而得出最好的政体乃是混合政体的结论之后,自足的理想类 型之政体形式,实际上从来 只存在于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之中。即使一种混合着运作的政体形式,由于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诸种政体的混合因素,因此很难表明这一 政体究竟应当归属于那种典 范或理想类型。但是,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都意图为中国寻找典范政体。这一意图势必将他们审视中国政体选择的目光,引向那些在历史 上很罕见的、偶然出现的理 想化政体类型上。于是,要么民主、要么独裁的二元思维,便主导了他们的思考。钱端升非常明显地显现出这种典范归类的政体思考缺 陷:因为他将非常规状态的独 裁政体或极权国家,作为后革命的常规状态下进行决断的中国政体建构标本。结果当然把他带入了短时间呈现促使国家疾速壮大的独裁与 极权的政体陷阱之中。而王 绍光本来对二元对峙思维怀抱警惕。但当他不经意之中陷入自己指责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也将民主与专制、现代民主与 古典民主、代议制民主与直 接民主对立起来,结果也就混淆了民主政体选择和优化民主政体运作结构的关系,以后者代替了对前者应持的审慎态度。[49] 当他们认定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因此必须在国家建构中将政体选择视为一个创造性问题来处理的时候,却又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既然中国已经没有条件再坐实典范而 自足的理想类型政体,那么就不必再陷入理想类型政体的抉择困境之中,因此只要哪种政体形式的某种运作方式和举措,能够保证国家的 强大,中国就应当以创新的 心态,勇于加以创制并应用。[50] 这样又将他们设定的政体选择问题悬搁起来,他们在政体论述中处理的中国国家建构问题,被他们自己的论述转换为反政体选择的国家实际能力高低的衡量问题。实 际上,他们自己取消了自己设定的问题。结果是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的问题,都服从于国家能力的实际考量。
    与此同时,涉及专制、真正民主与现代主流民主模式的选择问题时,无论是钱端升还是王绍光,都将学理分析与实践选择搅合在 一起。无疑,钱端 升与王绍光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学理有一个系统的学习、了解与把握。但两人在处理中国国家政体选择的大问题时,秉持的却都是对策思 维。在学理辨析与对策思维之 间,存在着共享的逻辑,但更明显地分流为两种考量问题的进路:就前者看,两者共享的逻辑是,为了能够清晰表达国家建构或政体选择 的解析思路,必须借重古今 政治学的学理资源,否则就既不足以澄清现实中政体选择的问题意涵,也不足以开出政体选择病症的对症药方。两者考量问题的重大差异 是,前者服从纯粹的理论推 导逻辑,后者服从现实的权力对策需要。当钱王二位在进行理论辨析的时候,思路的清晰是有保证的;但当他们屈从于对策需要的时候, 政治学理论便成为他们表达 对策的利用工具。
    其次,在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让留美政治学博士们难以合理决断的缝隙。现实运作中的所有 政体,无疑都是具 有缺陷的政体形式。这是因为,所有宏大的制度建构,就不免从全局、整体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注定存在关乎局部的缺失和举措的失当。 一个论者从什么角度考虑政 体选择问题,决定着他以什么态度判定一个政体形式的接受与拒斥。做出这样的判定,当然依赖判定者自己对理想政治的价值认取、现实 政治的利弊分辨。总的说 来,当面对政治价值选择时,人们必须承诺那些显得比现实政治更为重要的、高位的价值观念。并且以这样的价值观念,作为衡量某些政 体间利弊弃取的标准。这不 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而是在事实之中确立政治信念。完全没有政治信念的事实判断,就只会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取巧决定。相应 地,一个人在决定某种政治事 实如何认知的时候,需要确立辨认事实的客观态度、认知方式和衡量标准。这个时候,价值立场就不应干扰事实辨认。但是,由于事实与 价值并不像休谟所确立的那 样属于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现代哲学的最新进展表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业已崩溃。[51] 因此,一个人在认定政体选择之于国家建构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其实必定将他的政治信念作为事实认知的潜在预设。于是,他个人的政治信念就开始冒充公共的政 治知识,被打扮成为势所如此的政体定局。钱王二位对于专制和真正民主的认取,都是这种冒充的结果。另一方面,钱、王二位实际上还 遭遇到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的复杂拉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两种认同。钱端升显然是以文化认同来处理政治认同的问题。他热爱中国,试图为中国开出振兴的进 路,拿出系统地推进国家强 盛的方案。但他的政治认同却出现了问题――他对现代主流宪政民主政体缺乏起码的价值信念,也对宪政民主政体遭遇的制度困境缺乏深 入辨证。因此现代政治的价 值认同,完全溢出了他论述国家建构的视野。而王绍光的文化认同似乎没有干扰他的政治认同。但他的政治认同早就确立为直接民主、大 众民主的强烈且刚性的排斥 性基准。因此,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价值世界中,王绍光并没有怀抱一种审慎的态度,而是以早先确立的政治认同取代了可以替代的政治认 同,并在两者之间设定了不 可逾越的鸿沟。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在美国政治运转中表现不够理想的政体,并不能直接作为中国选择相应政体不适当的根据;反之亦 然,在中国是适当的政体选 择,不见得必定来源于在其他国家已经显示正当性的政体选择。在逻辑上两者是没有关联的。而钱、王两位的理论,恰恰就是反其道而行 之的结果。
    再次,在西方知识与本土理论的关系上,留美政治学博士存在难以化解的焦虑感。毫无疑问,钱端升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是有 比较系统了解的, 尤其是在比较政治体制的研究上,他掌握了相对纯熟的研究技巧,出版了引起关注的重要作品:如《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 《比较宪法》等等。但是,他 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反而显得浮浅一些。虽然他也用英文撰写出版了《中国政府与政治》,但是对中国历史脉络中形成的政治结构,他基 本上是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 视角进行观察的。这就注定了他讨论中国现代建国问题的理论资源,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这中间的紧张显而易见。钱端升对此 还没有一个自觉。因为在他 那个时代,以西方知识拆解中国经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王绍光这一代留美政治学博士,由于中美显见的国家发展差距逐渐弥 合,反而大大彰显出他将自 己接受的西方知识用来解读中国的明显张力。而他对此具有明确的自觉。他试图以学理上的创新,而为创新发展中的中国,提供崭新的学 理论述框架。王绍光以三个 自问自答的问题,[52] 试图排解西方学理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一是"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西方与中国的好多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必须在慎重借鉴 西方学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世界的某些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二是"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因为"美国政 治学即不符合价值中立 (value-free)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objective)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universalism)。既然作为科学性指标 的美国政治学都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三是"政治学如何本土化?"王绍光给予的回答是,需要辨别问题的真假、 质疑西方学理的预设、梳理 政治学的关键概念、防止为方法而方法。显然,王绍光这里给出的本土化还仅仅是一种本土化的方法要领而已。只不过他意图化解西方学 理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张力, 在意图上还是非常明显的。
    "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开始。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 化的影响之大恐怕 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像。如果不有意识地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 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 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53]
    只是在这种强行要求的本土化立场面前,两种可能出现的异化让其猝不及防:一是将西方学理用来解释中国经验,就以为自己是 在进行本土化的理 论努力了。因为人们已经超越了以西方学理论述西方经验的状态。二是刻意采取反思或者反对西方学理的立场,以为这样就是本土化的理 论创制。因为这种反思与反 对就不是迷信态度、而是创制态度的标志了。但这两种本土化的进路,显然还是落在西方学理的窠臼之中。因为这些反思与反对,还是以 西方学理作为基本参照系 的。王绍光对于民主的论述,堪为这一断言的证据。
    具体分析起来,钱端升与王绍光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之采取反民主或真正民主(其实也就是反对现代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的 立场,不仅是因为 他们的政治学方法预设存在问题,而且在他们的民主理念上同样存在缺失。他们对现代民主建国的方案加以痛诋,对专制独裁和真正民主 怀抱强烈期待,可以说是建 立在三个重要的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从钱端升到王绍光,都假设民主必须是完美的。对钱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国绩效赶不上专制独裁国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 主政体;对王绍光 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须是直接的,因而不完美的间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这样的推论都是在对峙性的政体思维中得到表述的。但在民主的 规范理论中,现代民主就只 能是间接民主。萨托利明确强调,"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54] 所谓人民民主这类"真正的民主",既为萨托利这样的规范民主理论家所驳斥,更为苏联东欧这类直接民主实践国家的政治悲剧所呈现。但这些理论论争与实践结 局,似乎不为王绍光所看重,所有他还充满信心地为人们张扬一种"真正民主"的乌托邦。当王绍光讽刺人们给民主加上"自由的"、 "宪政的"限定词之后,就使 民主失去了它本来意义的时候,他自己给民主加上的"真正的"限定,就是"人民"民主的限定词,不也具有危害民主本来意义的危险 吗?而且,恰如萨托利指出 的,
    "不证自明的是,'人民民主'是个赘词。民主这个词本来就有人民权力的含义,若是把这个新标签完整地翻译过来,那就只能 是'人民的人民权力',如果有人想开开玩笑,也可以说它是双重的人民权力(bipopular power)。"[55]
    而王绍光主张的"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反讽地讲,也就等于是"真正的人民真正地做人民自己的主"。除开我们善意地理解王 绍光的理论创新意 图之外,他申述的"真正的民主",其实早就被此前的学者申述过不知多少遍了,那是早就显得陈腔滥调的说法,显示出实践上危害无穷 的结局。王绍光为现行政治 制度所做的无条件辩护,并基于这一制度基础表达的乌托邦意愿,并不能在其理论创新的主观意图中得到人们的认可。
    第二,钱王二位所认定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缺陷,就钱而言,实际上是在与专制独裁的暂时性比较时呈现的,这不是民主制度 的结构性缺陷,甚 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专制独裁的一时辉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断问题的眼光之后给出的糊涂断言;就王而论,实际上他指陈的宪政民主 的缺陷,仅仅是技术层次上 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犹如任何制度就必定存在缺陷一样,宪政民主制度必须在运作中不断改进其结构上的缺憾、矫正其运行上的 错漏。这不等于说具有缺陷 的现代主流民主制度就是必须颠覆的制度。制度的有效性在它足以自证其自我复制和基本效用的情况下,就必须获得人们的承诺。假如人 们一旦抓住自由民主制度的 某些缺陷,便要以可怕的"真正民主"加以取代,那么全民民主的政治灾难就永远也不可能远离我们而去。至于王绍光一定要将人民通通 纳入政治轨道,不问他们意 愿地强制参与政治决策,就更是需要否定的专断做派。在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志业"[56] 的演讲以后,人们认识到,政治就是一种职业(professional)而已,并非人们生活的全部。代议制民主借助一系列制度规定,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士 限定在合法行使权力的范围之内。如果一定要以"真正民主"、直接民主、大众民主的名义强行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到国家权力的行使中, 而不是在他们选择国家领导 人之后,保持监督权力,便自由生活在自己所愿的情境之中,那么这种民主,不过就是专制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在所谓的"真正民主"的 国家里,曾经大量出现国家 强制公民参与和自由的残酷事件――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国家暴力就会落到你的头上。这是典型的以专制冒充的民主,而且是以极端国家 专制暴力来冒充的民主。对 此必须予以明确的拒斥。
    第三,钱王二位具有明显的政治审美主义取向。从钱端升以来一直到王绍光,他们之批判现代民主,对专制独裁或真正民主表达 一种非常高的期待 之情,就是因为他们认定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恰恰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制度的严重缺失,所以他们希望有一种几乎没有缺陷的政治制 度取而代之。在钱端升甚为 赞赏的新式独裁,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荒诞政治形式;在王绍光那里得到赞许的真正民主,也不过是失败的历史方案的重新捡拾。而这样的 努力,不过是用政治审美主 义的眼光,去打量永远不可能完满的政治生活的结果。因此,这样的思维定势,势必在价值观念上、理论论证上、行动状态上、运行效果 上催生一种强烈期待、却难 以实现的乌托邦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立论的审美态度。其逻辑的自洽性是论者担保不了的:钱端升相信拉斯基式的民主,但基于 现实需要,他却大力推崇专 制独裁和极权国家;王绍光真诚相信真正的民主,但这种民主从来就是一种专制。这正是王绍光先叩民主两端(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 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 主),却未呈现民主创制前景,而处于一再表白自己创新态度的尴尬最重要的原因。
    
    四、错位的抉择:美国大学状况与中国政治现实
    
    钱端升与王绍光都是在美国名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面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民国需要统一之后建构民 主,还是今天需要重 构国家权力体系),他们的专业判断能力本应在留美而研习其他专业的人士之上。但事实上,钱端升没有超出蒋廷黻的认知水平,甚至将 蒋廷黻的专制手段论,推导 到专制目的论的极端;王绍光没有超出短期出国访问的留学人士(他的合作者)的水平,基于一种维护现行政治制度,对自己熟稔于心的 大众民主不加反思地推崇。 受到如此先进的美式教育的留美政治学博士,何以会出现这样让人费解的建国主张?除开上述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之外,他们接受教育的 实际状态,对其主张,显然 发挥了应予注意的引导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在钱端升那里引起了价值与事实的分裂,在王绍光那里催生了以留学获得的新知强化原有 价值偏好的结果。但两者对 于现代主流民主的拒斥,共同显示出美式政治学教育存在的某种缺憾。
    钱端升在美国接受教育期间,美国的政治学教育正发生巨大的转型。20世纪初期,美国的政治学明显受到德国政治思想的影 响,国家学的痕迹非 常深刻。但一战德国的战败,让美国人获得了一个反省自己模仿德国政治学研究得失的契机。这个时候,美国兴起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浪 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国的政 治学研究,逐渐凸显出政府学和行政学研究引领整个政治学研究的新特点。这是一种不太关注政治基本价值问题、也不太关注政治思想史 探究、更不太关心国家权力 基本结构的研究风气。而政府学的研究,着重于比较政府的机制描述、政府间关系、政府体制优劣长短的比较。20世纪上半叶担任过美 国政治学会会长的著名政治 学家梅利亚姆,就曾经对那个时候的美国政治学风气进行过简要的描述,
    "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特点无疑是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逐渐趋于集中,国家逐渐趋向于社会化。……国家主义在整个国家的发展、 政党内'首领'和 组织的兴起、工商界'托拉斯'的出现、城市里委员会制政府权力的集中、州里中央控制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向更严密的组织 发展的总趋势的佐证。还 有,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目的逐渐扩大。开始是奉行一项政府有限职能的理论,但是新的形势和新的精神使它不得不逐渐改变原 来的立场,有组织的政治社 会担负起了规模空前巨大的新任务。权力的集中和职权范围的扩大是这个时期机构发展的特点。在理论方面,由于对有魄力政府的迫切需 要开始显示出来,原来那种 为了保障自由必须使政府处于软弱地位的理论不得不放弃掉,而早期的放任主义学说则在政治社会应发挥更大社会职能的学说面前节节败 退。把这个时期作一个整体 来看,其特点是政府相对来说比较软弱,职权受到限制,但是从当时的各种倾向来着眼,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向加强政府和扩大 政府职权发展。到这个时期 末,权力分散在走下坡路,不干涉作为一个政治教条已逐渐失势。"[57]
    在这种政治学氛围中,钱端升到了引领美国政治学研究风气、作为政治学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留学。这所学校的重量级教授,也 受到德国政治学风 气的影响,国家学在一战前后的起落、公共行政学在二战前后的兴衰,都打上了美国政治学受德国影响的标记。前引梅利亚姆本人,就是 受到德国二战前政治思想的 影响,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著名人物。而在哈佛担任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则是公共行政学兴起的重要推手。论者指出,"早期 美国政治学的另一特色是政 治学几乎就是等于政府学。哈佛大学的政治学部,于洛厄尔的指导之下,在辛亥革命那一年,从历史学部里开始独立出来的时候,它原来 的名称就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而在洛厄尔掌舵哈佛(1909年)之前,政治学系名称为'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58] 这样的系科设置,对于政治理论显然是极端轻视的。这之后政治理论逐渐在哲学系中栖身,而政治学系基本上为比较政府、国别政府的研究所主导。而政治学自身的 研究特点,也被论者概括为三个转向:从着重培养师资及研究人才、依赖欧洲、注重比较历史研究,转向注重客观研究、强调专业化的政 治学研究、为国家培养文 官。[59] 受学于这样的政治学教育环境,钱端升对于政治理论的基本兴趣显然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钱端升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也可以说大体烙上了美国政治学的上述特点。这一点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发表有关 各国政府、中国政 府和政治研究,以及他的藏书中,与政府学有关的大量书籍,均可窥见上述特色。简言之,钱端升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所关注主要有两 大领域:政府学和行政学, 而这两大领域正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的显学。"[60]
    一个缺少价值关怀的美国政治学界,显然无法为钱端升提供一个为建构中的中国确立国家价值与结构的价值引导和足够知识。因 此,当钱端升必须 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只能以比较政府的研究视野,[61] 作为观察相关问题、发表有关意见的知识储备。显然,以这样的知识储备探究国家建构的理论问题,实在是苍白了一点。钱端升在论述究竟是选择民主政体还是独裁 政治时,完全采取的是一种他接受的美国政治学的客观态度,是对一种不问价值取向的、制度绩效的比较结果。因此,这样的结论就肯定 是有失偏颇的:美国学者在 自己国家稳定地建构起宪政民主结构以后,当然可以将审视国家政治发展的视野,转向客观的、比较的政府研究上面。但钱端升不能以同 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 建国问题,因为中国尚处于确立国家基本价值和构筑国家基本制度的阶段,优化国家结构的功能,还是之后才有资格考虑的问题。钱端升 之浩发专制独裁极权之论, 实在是缺乏现代政治价值判断基本能力的表现。
    王绍光的情况与钱端升大不一样。但同样的留美处境是,他在留美接受政治学教育的时候,美国政治学更是在20世纪50年代 的行为主义转向之 后,稳定地确立起了政治科学的政治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氛围中,一切研究政治现象的人,大致都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对于定性 与定量研究的进路怀抱尊崇 的态度。整个高学历教育,对于受教育者的文献功夫、数据收集、分析能力和观点创新,高度重视。但对于学生的价值偏好、立场倾向、 文化传统以及教育背景,似 乎忽略不计。除开博士课程遵循这样的进路设置与考核之外,学生自然可以自己的兴趣展开研习历程。课程的seminar范式拓展为 课外的seminar范 式,其自由的程度完全仰赖学生自己的资质、聪颖和自制能力。
    "在康大我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不少是北大校友,但更多来自国内其他院校。我们经常在周末聚在校园里的Sage Hall聊天。逐渐地,周末聊天成了定制。于是我们决定将周末聚会正式形成制度,称之为Sage Seminar。Sage在英文里是指'圣贤',Sage Seminar于是就有了'圣贤会'的意思,这让我们好不得意。从1983年起到1989年,Sage Seminar每周一次,几乎从未间断。一般情况下,每周有个主讲人。讲题涉及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文学、戏剧、心理、环境、建筑、农业、 数学、生化、物理、天文……无所不包。惟一的要求是主讲人要力求让非业的人能听懂。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安排无主题讨论。这时谈 话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时事政 治上。如果说在康大受到的教育训练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的话,Sage Seminar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年Sage Seminar的中坚分子,不管其专业是什么,后来都对人类事物有着广泛的关怀和兴趣。交流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聪明了一些。" [62]
    王绍光这样的教育经历,当然在知识上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教育,并没有价值观上的强烈碰撞;也 没有借助批判的方 式,帮助学生强化现代价值认同的内容。这是一个稳定的宪政民主国家自身所不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了。因为在大学前的公民教育中, 这些东西乃是作为常识交给 学生,并获得学生高度认同的东西。但对于王绍光这样经已成年,具有其特殊的大民主价值观的学生来讲,纯粹知识化的教育制度,就是 一种使用新知来支持和夯实 他原有价值观念的过程。这是美国大学教育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王绍光之后以美式学术研究方法,高度同情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 群众"理性参与",就印证 了美国高学历教育价值空置之后,其知识增长,可以用来论争任何价值倾向的学术观点。这对一个多元社会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一元社 会,就是严重的问题。尤其 是王绍光生活在多元社会中,而对一个一元社会发表建国意见的时候,就更可能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他会极其自然地将自己的西式知识关 怀,转化为对中国建国的实 践看法。而基于他的政治科学训练,他的这种建国理念表达,不会受到以知识立场谈论价值问题困难的任何困扰,不会感觉到用政治科学 资源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 念瓶颈。他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可能是基于一种知识兴趣,基于在美国高层次的大学教育中接受的知识不断创新的理念,这是正常的知识 心态。但他对真正民主的强 烈吁求,反映的则是他的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这一取向,是以美国大学中形成的知识习性,解决中国建国实践中遭遇到的别样问题。尽 管美国具有现代的先发性, 因此足以给中国人提供相关经验教训,但毕竟中国不是美国,美国的政治学知识回答不了中国建国的实际问题。于是,王绍光顺理成章地 将尚未出国留学前已经形成 并几乎定型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安顿到了接引美国政治学知识以求解中国建国方案的问题上。这样的对接,似乎为王绍光的结论提供 了双重的权威性保障:一是 他对西方政治学新知的娴熟驾驭,二是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烂熟于心。他之受到中国官方与学术界共同的重视,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但他 的结论与推论的确当性、以 及他的价值立场与事实辨认的某种错位,却不被人们察觉。
    从两位留美政治学博士的个案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大学价值关注的缺位,导致留美的外国学生价值既定倾向的自我确认, 结果必然就是:价 值误读了,知识也就扭曲了。可以说,美国的大学建制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关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晚清一直到当代,美 国大学教育并无意去满足中 国留学群体寻找建国答案的任何要求。美国的建国早已经尘埃落定了。在稳定的宪政平台上,左倾政治思潮和右倾政治思潮之间的弹性互 动,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政 治思考状态。这种大学态势,让那些到美国去找寻中国建国问题答案的留学生们很为难。加之愈来愈标准化的美国大学运行模式,越来越 远离几代中国留美精英关注 的焦点问题:中国如何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不在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对美国大学也就愈是心存不满,颇多微辞。而美国 大学的学术自由,又使得中 国那些存在或不存在价值迷惘的留学生,出现价值选择与新知增长之间的错乱,结果进一步引发留美学生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失误。 本来,留学就是个人的晋身 之阶而已,但中国留美学生自容闳以降,往往身怀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灾难之中的大志。于是,个人寻求发展的志趣与救国救民的鸿 鹄之志,也给他们内心带来 剧烈的折磨。一种两头兼顾的心态,催生了他们投机主义的拿来心理,往往因时因地发出一些关乎建国的短浅议论。
    因此,在留美学生身上出现了多重的、因为价值隐匿导出的知识扭曲:一是胡适指责的以知识和身份作为晋身之阶。但却将自己 的这一个人欲望打 扮成忠心为国、全无私心。其实,留学生谋求个人发展的愿望,绝对是一种合乎常理的常人之共同愿望。但在为国读书的宏大托辞之下, 一切知识都成为身外的、旨 在振兴国家的知识了。二是超越西方的伟大学术志向遭遇到西方的全面知识压力,出现为创新而创新的知识扭曲。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形如 何,他们总是以一种特殊主 义的先设立场,对之进行缺乏基本判准的创新性理论阐释。这样的阐释,在多数情况下,是失去了现代常识的虚幻理想主义、单纯审美主 义的结论。三是留美政治学 博士的国师心态,对他们的价值观造成扁平化的压制结果,形成了权力对知识的扭曲。这体现为三个悖谬: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 顺从与美国批判精神的奇妙 结合。在中国,他们屈从于权力;就美国,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两者奇妙的结合在一起。他们甚至来不及思考这一进路的反讽性质:既 然美国如此糟糕,你何以对 留美经历如此看重,并将之视为自己具有深刻见地的依凭条件?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就美国讲,他 们总是认定非常的糟糕,其 构建的全球霸权,是全球灾难渊薮。美国没有将自己国家的宪政民主原则一以贯之,从国家领域延伸到国际领域,因此理当予以严厉谴 责;以中国论,由于中国遭受 过列强侵害,因此具有充分的理由抵抗西方进路,寻找自己独特的国家建构与重建道路。对美国进行谴责,乃是道德感的体现;对中国 (尤其是政府)追求强盛的尝 试进行赞美,乃是政治忠诚的需要。第三,就是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出现比较政治研究的你死我活结论。 要么大民主、要么没有民 主,类似这样的结论,实在忽略了社会政治制度架构之间巨大的趋同空间。而且,在所谓超越选主的论证中,王绍光推崇的抽签民主,是 不是可以作为选举民主的完 整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在他们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根本就不是问题。于是,一种宏大的超越现代民主的意欲,完全压倒了制 度细节上的选优努力;一种 抵制现代民主的先定价值,整个将中国人建国国家的思路,引向了无边无际、漫无目标的创新境地。中国的国家建构与重建问题,就此陷 入云遮雾障的状态。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注释:
    [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小史"。载吕达等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卷,第549页。
    [2]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小史"。载吕达等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卷,第560页。
    [3]根据舒新城的说法,当美国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多余款项的时候,"美国有派遣游学生与设立学校之口头接洽,宣统元年中 国政府即根据之, 由外务部、学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嗣后清华学校之成立与其隶属于外交部及限制赴美学生学习科目等等均由此奏折发端。此奏 折在历史上曾发生很大的影 响。"可见是两国共同推动留美高潮的到来。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小史"。载吕达等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卷,第 560页。
    [4]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1页。
    [5]有统计指出,"1909年的47名留美生中,学理工农医的达39人,攻文学、教育,经济者仅8人,1910年的 70名留美生中只有 5人学文学,其余65人全都学工程、理化,农、医。这种状况在后来虽有改变,但非常有限。"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2页。
    [6]转引自王政挺:《留学备忘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7]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7页。
    [8]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3页。
    [9]参见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十六章"中苏教育交流的全面展开",尤其是第一节"'一边倒'国策的确立 与对外教育交流政 策的重大调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52页及以下。这种一面倒政策引发的留苏政策及其后果,参见本书第五章"革命 的感召:'以俄为师'与中 国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
    [10]容闳著、徐凤石等初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1]容闳著、徐凤石等初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23页。
    [12]容闳著、徐凤石等初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86-87页。
    [13]容闳著、徐凤石等初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88页。
    [14]容闳著、徐凤石等初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116-117页。
    [15]留学美国,深受当时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影响,对现代性体系保持一种批判甚至拒斥的态 度。这些人后来以 《学衡》杂志为核心,形成所谓"学衡派"。论者指出,"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对学衡派影响较大, 学衡派在宗教观、平等观、保护私有财产、反对革命等问题上与西方保守主义有较大的一致性。而西方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自由, 学衡派却由于民族危亡语境中对国家富强的渴望, 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参见周云:"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三期。
    [16]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载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下卷,第2020页。
    [17]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载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下卷,第2021页。
    [18]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载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下卷,第2022页。
    [19]吴景超:"革命与建国"。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44页。
    [20]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1页。
    [21]按照美国的博士学位授予制度,凡是职业性的博士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按照所学专业授予相应的专业学位,此外的人文、科学博士均授予学术性博士学位(academic degree)――哲学博士。钱端升所学的政治学,当时归于后者,因此他获得的学位是哲学博士。
    [22]钱端升生平事迹,可参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所收"我的自述",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 页及以下。
    [23]此处对钱端升关于专制与民主比较立论的引述与评论,皆根据钱端升文章"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载智效民 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31-40页。
    [24]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3页。
    [25]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3页。
    [26]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7页。
    [27]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8页。
    [28]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 38-39页。
    [29]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代序)"。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路径》,三联书店2007年版, 第9页。
    [30]王绍光一部受到时任中国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大力推荐的著作是,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2002年版。 此外,王绍光与合作者出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据信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将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发挥了明显作用。参见王绍光: "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 (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10页。
    [31]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代序)"。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路径》,第10页。
    [32]参见萨拉•B 波默罗伊等著、傅洁莹等译:《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九章"城邦的危急时刻与霸权更迭的时期",尤其是第三节"雅典的法律和民主",上海三联书店 年版,第385-394页。
    [33]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38页。
    [34]王绍光:《民主四讲》,第47页。
    [35]王绍光:《民主四讲》,第53-54页。
    [36]王绍光:《民主四讲》,第69-70页。
    [37]王绍光:《民主四讲》,第242页。
    [38]王绍光:《民主四讲》,第255-256页。
    [39]王绍光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40]王绍光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第7-8页。
    [41]参见王绍光:"'公民社会'祛魅",载王著:《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 2010年版,第30-38页。
    [42]王绍光:"重庆经验与社会主义3•0版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8日。下引该文,不再出注。
    [43]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指出,"钱不但未在1949年逃离北京,反而支持'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他所以留下来不 走,原因并非他有 特殊的从事社会活动的兴趣。因为在1949年以前,他除去以学术知名外,人们认为他不是一个极富政治野心的人。可以认为,他所以 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 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转引自陈夏红:《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 页。
    [44]抗战其间,钱端升受派遣到美国展开民间外交,叫出租、穿衣、吃饭等等小事,钱端升都以一句"国体攸关"来作为所 有举措的判准。参见陈夏红:《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第129-131页。
    [45]参见王绍光:"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193页及以下。
    [46]王绍光:"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196页。
    [47]王绍光:"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212页。
    [48]王绍光:"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213页。
    [49]这一点从王绍光认定的民主政体中含有贵族与寡头政体的因素,因此成为民主政体重大瑕疵的指责上,可以清晰观察 到。
    [50]钱端升之认为独裁有利于中国建构强大国家,因此十分勇猛果敢地加以推崇;王绍光认为直接民主、大众民主更体现民 主精神,因此不忌讳这种民主形式的失败教训,也将之视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应然选项。
    [51]参见希拉里•普特南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导论,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52]参见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92-122页。
    [53]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120页。
    [54]乔治•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55]乔治•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第530页。
    [56]韦伯指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是从 内在的意义上将政 治'视同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经 验或感觉到一种内心的平衡 和自尊。……经济的层面,'靠'政治生存的人是在追求把政治作为固定的收入来源"。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韦伯政治著作 选》,东方出版社2009年 版,第254页。可见,政治并不是每一个人必须从事的事情。
    [57]梅利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2页。
    [58]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第13-32页。
    [59]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第22页。
    [60]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第22页。
    [61]即使钱端升与王世杰一起合著《比较宪法》,也不证明钱端升具有关注国家权力基本结构的兴趣。因为钱端升加入到这 部书的撰述当中, "在修订、删除和新增过程中,钱端升关注最多的是1933 年希特勒执政后的德国宪政演变,其次的苏俄和法国及欧陆宪法的变革,最后是日本的宪法和各种权利更动。"以及新增了1928年后国民政府的制宪过程。潘惠 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第26页。
    [62]王绍光:"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跋)",载王著:《左脑的思考》,第204页。
    
    责任编辑:蒋湘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2期合编本

越战经典照片背后的故事

段宇宏的博客

                 段宇宏

    "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8年的名言。

   越南战争期间,正值影像和通讯技术发展高潮,彩色电视机普及,卫星技术用于广播电视,美国人可在家中通过报纸、电视获知最新战地新闻,迎来全新的战争资讯体验。

   而越战影像资料中,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留下强烈印象,甚至对社会观念有极大冲击的,莫过于如下两个:

   美联社记者亚当斯抓拍的照片中,一位便衣警察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击毙一名被捕越共战士;美联社记者黄幼公抓拍的照片中,一名越南小女孩在轰炸中赤裸着身子惊恐奔逃,几位疑似"美国大兵"的军人在身后追逐。

   这两张经典照片很快被符号化,意味着"南越对平民的无情屠杀""美军对越南村民狂轰烂炸",作为反战标志广泛见诸全球各种和平运动及报章杂志之中,被认为是反战助推器,提前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两张照片的确极大影响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情绪,两位美联社记者因此成名,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谁知两张照片背后有颇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个中细节常被淹没在政治情绪与意识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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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贡街头:枪决越共上尉

   1968131,越南农历新年初二。

   尽管处于南北内战之中,但根据过去几年的惯例,双方都会遵守春节临时停火协议,好好过个节。整个南方沉浸在节日氛围中,一半的军人警察正在放假。为迎接新年,南越当局临时解除了燃放烟花炮竹禁令。

   凌晨,首都西贡大街上突然"轰隆"作响,不少民众误以为有人放鞭炮庆新年,随着响声越来越剧烈,听出街上混杂着AK-47点射的声音,这才明白战争爆发了。战争不仅爆发,而且是越战期间最大的地面军事行动——越共著名的"春节攻势" 他们为此战酝酿了数月,部分士兵早已伪装成农民、工人和休假军人,甚至藏身于棺材及运货车中提前混进城来。

   在130,越共军队已进攻了南部六个城市,美军和南越军虽取消了停火,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他们似乎习以为常,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虚张声势的局部进攻,戒备仍相当松弛。真正的战争在初二凌晨3点才打响,超过8万越共正规军在游击队配合下,突然对南越100多个城镇同时发起全面总攻。西贡的总统府、机场、国家电台、美国大使馆、军营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战况激烈。

   这场战役致使1000多美军和近5000南越军人阵亡,越共士兵伤亡估计在4万左右,平民伤亡不计其数。有些地方的战斗只持续了几天,而旧都顺化的争夺战持续20余天,几乎化为废墟,12万平民无家可归,6000多人失踪。

   春节攻势成为越战的转折点,其惨状通过媒体传回美国,震撼了民众。当年3月,总统约翰逊即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放弃总统竞选,越战成为当年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

   21西贡街头战斗中,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曾在南越军中服役,军衔为准将)正率部防卫一所医院,他的部下带来一名越共上尉阮文林(音译),经过简短问话后,阮玉鸾拔枪朝着对方头部射出一发子弹,身旁的美联社记者亚当斯迅速抓拍这一场景,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恰好也录下了这段视频。

   亚当斯发回国内的标题是:《阮玉鸾将军对越共上尉执行死刑》。第二天,美国各报均把此照片登在头版醒目位置,全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播放了视频,脑袋开花,鲜血四溅的场景刺激了美国公众。未经判决便在街斗执行死刑在美国人看来,是漠视生命的残忍行为,何况对方穿着平民服装,美国各界为此事之争议持续数年。而且这张图片在全球经年累月的疯传中,或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在某些国家连原有的基本事实都被抹掉了,常被改为:"南越特务当街杀死抗议平民(异议人士)"。

   这则新闻很快促使学生反战示威升温,逐渐遍及美国各大城市,尤其欧洲左翼人士更把照片奉为反战经典标志。一年之内,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从41%下滑到37%,此后各年一路走低,反战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不支持"自由之战",而是厌恶了美国政府久拖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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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共 "春节攻势"后西贡街道一景。

   行刑者阮玉鸾和忏悔者亚当斯

   因为这张照片,阮玉鸾的形像"走红"全球,令其声名狼藉。1975年西贡被越共攻占后,他移民美国弗吉尼亚,开了一间披萨饼店,1991年因身份被曝光,备受骚扰不得不退休。

   到了美国,亚当斯与阮玉鸾成了好友,他回忆最后一次光临阮玉鸾披萨店时的情景,在卫生间的墙上,他看到一行字:"混蛋,我们知道你是谁。"

   19987月,阮玉鸾遗下妻子和五个孩子,因癌症病逝。亚当斯送去鲜花并夹着一张纸条:"我对不起你,我的眼中含着泪水。"他在《时代》杂志撰文纪念阮玉鸾,盛赞:"这家伙是一位英雄,美国人应该哭泣,人们并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

   认为自己一张照片毁掉了阮玉鸾的生活,亚当斯一辈子都在忏悔,多次向他道歉。阮患病期间,亚当斯数次致电慰问,希望能为对方做点什么,而阮则很宽厚地对他说,应忘掉过去,"当时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

   "这个将军杀死了越共,但是我用摄影机杀死了他。照片在战争中是强大的武器,人们相信了照片,但是它撒谎了,哪怕它没被修改过,因为那仅仅是部分事实。"亚当斯说。

   当年很多美国记者认为照片可调动人们的反战情绪,有意无意抹去其所揭示的全部事实,后来美国新闻界多次以亚当斯照片为例探讨职业操守问题。

   那位被阮玉鸾粗暴处决的阮文林,在被警察抓获之前,刚刚处决了34"反革命",大多数为警察家属,其中一位遇害者阮遵中尉是阮文鸾的部下和好友,因拒绝与阮文林合作,全家老小六口被杀,包括80余岁的老母亲,只余一名10岁大的孩子受重伤躲过死劫。阮文林被抓捕后,对这一切事实供认不讳并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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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摄影师亚当斯在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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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处决现象发生在整个春节攻势期间的各城镇,这些人并非死于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而是被越共有目的有组织大规模处决的平民,名曰对"反革命"的清算,事前早已制订出名单,主要针对公务员、警察、军人、宗教、新闻界不与之合作人群及其家属,同时亦有很多外国旅越人士遇害。战争后发现了遍布南越各地的部分埋尸坑。

   最大最多的埋尸坑后来在顺化被发掘,约有近3000多人,另有3000人下落不明。遇害者包括三名在顺化教书的西德医学教授及其中一位教授的妻子。发掘出来的尸体不乏大量的老幼妇孺,多为被电话线、绳索、铁丝绑缚,杀死方式有勒死、刺死、枪决、活埋等等。

 阮文鸾是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并深受部属民众爱戴的人物,每逢战斗必身先士卒;他在枪杀阮文林后,简短告知过亚当斯原因,这些情况后来皆被亚当斯证实。

   美国外交与军事学者詹姆斯·罗宾斯,在其著作《这一次我们赢了:回顾春季攻势》中还考证了阮玉鸾更多事迹。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阮坚持着民族尊严,不准美军事当局干涉南越司法,抵制过几次美方的逮捕要求,强调在越的美国记者、军人皆要受南越法律管束,并对美国高层与北越的"秘密交易"深恶痛绝。阮玉鸾因此与美方发生龃龉,一度递交辞职申请,鉴于其威望与能力,南越政府拒绝了他的辞职报告。

   "行刑照片"发表数月后,阮在西贡街头一次战斗中被机枪击中腿部,伤口血流如注,他则表情坚毅地躺在一位部下身上。这个情景被澳大利亚战地记者帕特·伯吉斯抓拍到,对西方左翼媒体是一次打击,因为他们渲染南越军人警察是没有战斗热情的,不过这张照片的长远影响力远不如"行刑照片"

   2009年,亚当斯这副作品的底片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4万余美元的价钱。亚当斯从不希望人们把这张照片视为他的杰出作品。"我情愿人们更多去了解我的另一组作品",他抓拍到48个越南难民架着小舟逃到泰国,但被泰国军方驱离到公海的场景,"因为我的这组作品及相关报道,说服了美国总统批准收容20万乘小船出逃的越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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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攻势"后,在南越各地发现大量处决"反革命"的埋尸坑,多为警察、军人、公务员、文化界、宗教界
不合作者及家属,其中有大量老幼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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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十月为其中250个死难者举行下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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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挖出的"顺化大屠杀"的死难者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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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鹏村上空的轰炸

   一个小女孩赤裸着身子沿着公路惊慌地奔逃,身旁还有几个惶恐万状的孩子和疑似美国兵的人物,美联社记者黄幼公正好抓拍到的这个场景,长期铭刻在全球受众的脑海中。

   在中国,对此照片最常见的表述是:久战不胜的美国军队在越战后期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对平民和村庄实施狂轰滥炸。

   这位女孩名叫潘金福,生长在越南南方的展鹏村。当时的实情是,197268,越共军队正与南越军队激烈争夺展鹏村,潘金福与村民及一群南越政府军原本躲在一个高台教寺庙里,一架南越空军飞机前来支援战斗,飞行员误以为是敌军,在他们附近投掷了汽油弹,然后他们疯狂向后方奔逃。

   多年后,潘金福还记得当时嘴里不停地大喊:"好烫,好烫。"潘金福的这一小段奔逃,却与两位记者结下奇缘,从而改变命运。路上遇到英国独立新闻(ITN)记者克里斯多弗尔·温及其搭档,克里斯多弗尔赶紧上来帮助被烫伤的小金福,给她喝水并把水浇到她身上为其降温,ITN留下的这小段影像被广为引用。

  黄幼公抓拍完照片后,送潘金福到英国人开办的西贡儿童医院救治。后来克里斯多夫亦到医院找到潘金福,要求院方对她实施特别照顾。

  潘金福住院14个月后才康复回家,黄幼公经常前往探视,直到西贡被越共攻占。潘金福与克里斯多夫的再次会面则是在几十年后。

  这张照片和这段影像轰动世界,被认为有力地推动越战提前终结。潘金福小姑娘的这段际遇,既是祸又是福,既是福又是烦恼。

   她长大后,越共政府长期把她当做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在大学修医学专业期间,经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电影,接受采访,潘金福显然对这种生活不满,希望摆脱"宣传工具"的角色。当然这也使她受政府重视,后来得以到古巴哈瓦那大学深造,并在哈瓦那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裴辉全。

   1992年,潘金福与丈夫借外出渡蜜月机会,飞机在加拿大加油时,夫妇二人逃离飞机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定居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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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独立新闻拍下的潘金福受伤时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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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独立新闻记者克里斯多弗尔帮助小潘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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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记者黄幼公

   潘金福悲喜人生

   据丹妮斯·约翰逊为潘金福写的传记所言,夫妇俩本来在加拿大默默无闻生活,谁也不知道她是当年轰动世界照片中的人物。19953月,英国《星斯日邮报》披露了这则消息,又把新闻转让给多伦多的《星期日太阳报》,该报花了两个整版报道此事,还刊登了她在多伦多推着婴儿车及父母亲在越南泥房子前的照片,潘金福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潘金福此后广泛参与国际公益活动,一一拜会了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记者,重叙前情。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这次演讲还引发了一段趣事,一位叫约翰·普拉默的美国越战老兵声称,他是当年下令轰炸展鹏村的人,要向潘金福致歉。随后他们被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晤,潘金福表示"宽恕伤害我的人",不知催出了多少人的眼泪。加拿大电影摄制人把这次会面制作成纪录片,轰动一时。

   潘金福其实被普拉默和越战老兵纪念馆的创建人斯克鲁格斯消费了,她本人对细节并不知情,记忆被普拉默等重新塑造。这出戏一上演,激起了好多美国人对潘金福的歉疚感,纪录片不仅四处卖钱,相关组织获得了大量捐款,本来穷困潦倒的普拉默也沾光走红,又是出书又是演讲。

   此事很快引起争议,包括黄幼公在内很多知情者、当事人、老军人纷纷参与澄清,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亦介入调查。普拉默编造的颇多古怪离奇细节,均被揪出来曝光。

   早有人向克里斯多弗尔提及,想安排他与潘金福会面,但他认为潘被某些商业组织过度消费,不愿趟浑水。直到2010年,在旁人一再说服下,他才在时隔38年后与这位当年救助过的小姑娘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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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金福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亲善大使,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潘金福基金会,专门对战争中的儿童实施药物和心理帮助。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推断,潘金福重新成名未必是被动或偶然行为,至少受到加拿大某些朋友的点拨,因为她被媒体披露的第二年即展开了频繁的走访与演讲活动,第三年就获得了加拿大居留权。

   人生常有不可思议之事,虽曾受过战争创伤,却因成为一张经典照片中的主角,命运全然改变。潘金福先是得到越南党和政府的"关怀",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又在西方成为公益名人。

   要注意,照片中还有些配角,有一对牵着手在潘金福左边奔跑的姐弟俩,他们是潘金福的表姐弟。西方媒体居然把这对姐弟也找到了,他们没有因照片而改变命运,甚至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庄,如今在老家摆小摊为生。

   "潘金福曾经回来过,穿着好漂亮的衣服,差点认不出来,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们也想知道,她的命运被那张照片改变了,为什么我们却被遗忘?"

 

▇ 必须且应该了解的背景:
越共"超限"战玩死山姆大叔:
http://duanyuhong2008.blog.163.com/blog/static/17483232920122317224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