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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香港,誰在辦報:香港新聞業自我審查情況調查

陽光時務

回歸15年,香港新聞界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傳媒老闆對此要負很大責任。親北京人士鼓勵報章股權易手,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資本控制,逐漸扭轉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取向和價值觀。

文/徐疾風

香港新聞業界的自我審查問題,早已是老生早談,甚至早在1997年回歸前已露端倪。回歸以來,隨著「文人辦報」年代的終結,多份報章股權易手,來自內地的資本透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入主個別報章,正在潛移默化影響媒體對中國新聞報道的角度和取向。近日發生的《成報》竄改特首選戰評論專欄事件,顯示一些傳媒機構的自我審查已經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向傳媒伸出的「無形之手」,已經愈來愈著痕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4月進行的最新一期香港新聞傳媒評價顯示,近半數受訪者認為香港傳媒存在自我審查,比率與2007年該機構進行的同類調查相若。55%受訪者認為傳媒批評中央政府時有顧忌,比率遠高於認為傳媒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時有顧忌的36%。

香港記者協會在2007年1月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受訪的506名新聞從業員中,58.4%認為香港現時的新聞自由比回歸時有所倒退。當中回答新聞自由在香港回歸以來十年有所倒退者,高達72.5%認為當中最主要原因是業界自我審查。受訪者認為最常見的三個自我審查情況,依次是淡化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20.8%)、淡化中央政府可能認為敏感的消息(20.8%)、淡化老闆或其相關利益的負面消息(16.2%)。

傳媒紛紛被「染紅」


香港電台電視部紀錄片組監製潘達培認為,上世紀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可說是香港媒體言論自由最好的時光。「1989年的鎮壓學運事件,整個新聞界都很關注。那時候媒體對很多事情還是可以暢所欲言的,什麼都可以說,算是很奮勇。」1989年7月,64名曾經親赴廣場、來自左中右不同媒體的記者,從京城回港,得知內地方面全面封鎖關於鎮壓學運消息,紛紛寫下自己的親歷手記,集結成書。這本香港記者手記實錄《人民不會忘記》,至今仍是八九學運記錄的重要資料。

從90年代開始,到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不少媒體出現股權變動,例如《明報》和《南華早報》分別被兩位馬來西亞富商收購。2000年底,任職《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十年,在行內被視為中國問題專家的林和立遭到解職,由在內地出生和受教育的媒體人王向偉接任。王向偉在今年初獲晉升為總編輯,因為他身兼吉林省政協委員的背景,讓外界質疑《南華早報》親北京的轉向。

衰落的老牌報紙《成報》和免費電視台亞洲電視,也在幾次轉手後落入內地資本的手中,《星島日報》、《東方日報》的老闆在回歸後陸續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這也讓外界解讀為傳媒向北京靠近的訊號。

潘達培形容,這是一種慢慢形成的媒體「歸邊」。「例如,某些方面的報道是越來越少傳媒提及,最明顯是關於台灣獨立的議題,關於西藏、新疆的議題,這些觸及中共政權的報道是越來越少了。」

「以前做記者,覺得沒什麼局限,只要是按照新聞專業的原則,真實的事件,什麼都可以報道。但是回歸前後,很多媒介老闆跟內地的關係慢慢深厚,會有一些媒體被『收編』的感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報道議題的框是慢慢形成了。以往我們不會覺得做新聞採訪會有太多『不能做』的議題,但是越到1997年的時候,越會感覺到有個『框』出現了。包括我們在香港電台,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讓潘達培真正感受到具體的恐懼的,是最近十年,發生在自己身邊媒體人身上的事情。例如在2004年,商業電台「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相繼被「封咪」(中止主持節目),而頻道總監梁文道和營運經理蔡東豪也被解職撤換。2005年,任職新加坡《海峽時報》的香港媒體人程翔,在深圳過關時被帶走,最後被內地法院以間諜罪判囚。香港電台節目主持吳志森因為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尖銳批評,在2010到2011年的一年內,被親北京報章評論文章點名批評達70多次,最後難逃被撤換的命運。

「身邊太多這些事情,會製造出寒蟬效應。如果整個媒介環境都是這樣的話,其實是越來越難免於恐懼。」潘達培認為,自我審查對於一個專業媒體人來說,是一個不光彩的事情,多數媒體人都不會承認。但是他還是坦白說,看到身邊這樣的環境下,碰到敏感題目,多少讓人感到顧慮。

香港傳媒照妖鏡


一些內地的負面或「敏感」消息,是否報道及報道的篇幅有多大,在不少同業眼中,一直是各傳媒機構自我審查有多大的標尺,也是各大機構有否昧於良心,自甘放棄追求公平公義等核心價值的照妖鏡。

長期被軟禁在家的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4月27日傳出已逃離山東老家,秘密進入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更發佈視頻錄影片段,親口要求總理溫家寶依法嚴懲罪犯、保障其家人安全和懲治腐敗。視頻中的一句:「究竟是地方黨委幹部違法亂紀、胡作非為,還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您應該給民眾一個明確的答覆。」可謂擲地有聲,正中陳光誠長久以來被無故粗暴剝奪人身自由問題的要害。

這宗受到國際傳媒重視的新聞,香港各大報章翌日如何處理?結果,在當天出版的13份全港各大收費中英文報章,只有《明報》和英文《南華早報》把陳光誠出逃作為頭版頭條。其中,《明報》當天以三個全版報道事件,數量居全港各報之冠,甚至還全文刊出陳光誠的錄影講話。該報還發表社評,狠批山東當局對陳光誠的打壓手段殘酷,天理難容。

至於一向標榜追求民主自由中國的《蘋果日報》,當天出乎意料未有把陳光誠放在頭版,只在A疊封底作全版報道,而當日的A1頭條則為該報記者在吉林直擊「狗肉即食麵」。也許該報高層事後也認為新聞判斷有失誤,於是在第二天即作出「補贖」,在4月28日就以頭版另加兩個版面報道陳光誠事件。

其他報章方面,《經濟日報》和《新報》各在內頁的中國新聞版,以一個版面報道事件,其餘報章大約有半版,不算顯眼。三份傳統親北京報章,隻字不提陳光誠屬可以預期。至於早前發生竄改專欄事件的《成報》,則僅在A16的兩岸新聞版有一段關於陳光誠,題為「網傳陳光誠逃進美領使」,但這則數百字的新聞僅限在印刷版上出現,在網站和電子報均被「河蟹」消失。

4月30日,《成報》評論版再度「開天窗」,亞太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林匡正撰寫題為《這是人道問題》文章,內容談到陳光誠「無故受到不合法的粗暴私刑對待」,外國介入及施壓是出於保護人道,不應受到譴責。這篇文章同樣也在網站和電子報「被失蹤」,電子報的相關位置變成空白一片。在作者公開投訴後,《成報》才在網站「恢復」該文章。

知情者透露,近一兩年來,《成報》為求營造其仍然有別於傳統「左報」的形象,故此還是會刊登一些內地敏感政治新聞,例如「六四」周年、去年部分城巿的「茉莉花集會」、異見人士消息等,但前題是篇幅一定不能大。此外,為求報章網站可在內地自由瀏覽,《成報》會把此類新聞從網站和電子報抽起,實行「一報兩制」。

近年頻頻易手的《成報》,近年因為老闆銳意要把該報打造成「能夠進入內地」的媒體,立場已逐漸倒向北京,往往把有關中國人權、民主、自由等政治敏感的新聞淡化和壓縮。4月9日,原本可以在內地自由瀏覽的《成報》網站,因為刊登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一篇悼念流亡異見人士方勵之的文章而遭到屏蔽。4月13日,劉銳紹已在《成報》副刊寫作了幾年的「新聞風眼」固定專欄,即被該報以「版面改革」為由終止。

據悉,《成報》原訂在5月1日才終止劉銳紹的專欄,悼方文章是專欄被提前腰斬的導火線。早在3月22日,劉銳紹於《成報》刊登的特首選戰評論文章,便遭到擅自竄改,不但標題由原來的「唐(英年)梁(振英)都不值得幫」,改成「兩人中揀,寧揀梁振英」,原文批評梁振英的字眼也被全面「磨平」,作者原來的結論也由「唐英年梁振英兩人爭鬥不能磨練成材」,變成「梁振英還是個可磨練成材者」。外界認為,《成報》改稿是為了在中聯辦向建制派吹響「挺梁」的集結號後,配合該報的挺梁立場。

自我審查的小動作


事件的主角劉銳紹,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揣測往往是驚慄的來源。」個別傳媒機構或工作者為求「政治正確」,往往會揣摩「上意」,往往就會因此作繭自縛,在新聞判斷和選題上處處自我設限。他謂回歸15年來,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不但已經浮出水面,而且隨著現實環境的改變,已經愈來愈嚴重,傳媒老闆對此要負很大責任。

「經營者的意識淡薄,不把經營傳媒看作是社會責任,把它看成是一間企業而不是事業。傳媒如果變成『純企業』,就會以利益主導,完全沒有傳媒天職的素養。」造成新聞自我審查的很大原因,是傳媒機構的廣告和巿場考慮,尤其是在內地巿場的份額,以至傳媒老闆在其他行業的業務考慮。「報社的中層人員,上至總編輯下至採訪主任,會否自我審查因人而異,現在仍然有人願意守住這條界線。但是如果老闆不支持,這些努力只會是事倍功半。」

公眾在各種媒體看到的很多不甚起眼的微小細節,其實可能就是自我審查的結果。劉銳紹舉例稱,新華社香港分社在2000年1月正式改稱為中聯辦的前夕,某電子傳媒製作特輯,介紹中聯辦改名前後的功能對比。有關節目原先選擇以跑馬地新華社為終點的「六四」周年遊行作為資料片段,但總編輯認為選擇這些政治性片段「並非太好」,最後改以內地「爛尾樓」的港人苦主遊行作為資料片段。

又例如在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災後香港某機構打算把收集得來的港人捐款電匯至台灣,但由於台方收款機構的名稱有「中華民國」四個字,港方機構認為此舉屬「政治不正確」,最後要把捐款輾轉透過第三方匯至台灣。可是,當年只有少數香港報章報道此宗港台關係的政治敏感事件。

劉銳紹又指,近年香港報章已鮮有派員親自採訪在內地的維權或異見人士,例如艾未未、趙連海等,多是引用外電消息。這當中或者是出於出差成本的考慮,但相對於回歸前的情況,部分傳媒明顯是傾向淡化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受損害的新聞。至於部分傳媒的汶川大地震的周年紀念報道,在追究到豆腐渣工程的問題時往往就「收步」,也有自我審查的嫌疑。

「中聯辦現在很多官員不知道香港的演變歷史,很多都是過客,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處理事件。他們的仕途都與港澳的工作成績有關,只要任內『不出事』,返回內地就可以繼續升官。國內的思維是把香港傳媒視為『亂源』,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同時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劉銳紹指出,在此等思維主導下,親北京人士鼓勵報章股權易手,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資本控制,逐漸扭轉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取向和價值觀。

淡化中國負面新聞

《陽光時務》接觸的幾名現職前線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審查問題都顯得有一點忌諱,並要求不透露機構名稱才願意談及有關情況。有資深的香港報章中國新聞記者說,回歸前香港傳媒在報道內地消息時,往往「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但現在資訊遠較當年發達,社會透明度較當地為高,因此編輯根據專業判斷,便會放棄刊出一些「不合邏輯」的報道,未必一定是出於自我審查。

在回歸以前,較多港媒都會使用「中共打壓人權」等字眼,但現在報道此等負面新聞時,就較少提及「中共」兩字,取而代之的是較多使用「內地」或「某省(巿)」等字眼取代。「因為如果每次也寫『中共』,給讀者的感覺就是突出這個執政黨所做的壞事。」

這位資深記者又說,他所任職的機構在中國新聞報道方面,並未有自我審查,他任職的報社還是能夠以較大篇幅報道內地的敏感和負面消息,包括維權運動、茉莉花行動、揭發地震豆腐渣工程等。不過,他也曾因為就內地新聞的報道,收過來自內地發出的律師信,雖然對方最終還是沒有起訴,但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仍是構成一定壓力。
此外,中聯辦特別留意香港媒體有關中國新聞的報道,對每間媒體中國組的記者,都建有「個人檔案」。多年前,香港某家報社駐深圳跑突發新聞的記者,在「六四」周年前夕的敏感時期,竟然被深圳當局無故扣留,單獨「囚禁」於一間密室之中,歷時一周才獲釋返港。

在一些老闆在內地有深厚政商關係的報章,在中國新聞的自我審查問題就較嚴重。例如在一家老闆為政協委員的新聞集團,旗下報章在2006年曾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專題,最後卻疑因高層施壓,原有五天的每天一整版專版報道,刊出兩天後即被高層叫停,第三天的專題在壓縮至僅餘半版後草草收場。由於老闆與廣東省當局友好,高層在去年底又下令編輯部要壓縮汕尾陸豐烏坎村民爭取民主選舉的報道,並且不批准派記者到當地現場採訪。

有些時候,報社的自我審查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老闆自身。例如,曾有香港報章刊出一宗有關上海某娛樂場所的負面報道,報道刊出後卻遭到上層責難,原因是該場所與報社老闆是「老友」。

至於早前香港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聯辦被指在最後階段頻頻介入,甚至影響了個別媒體的報道取向。有在某份報章任職的新聞工作者透露,最近上層已向前線員工作出「指引」,要求他們在撰寫新聞分析解讀文章時,不要過於針對候任特首梁振英,可以繼續批評,但要「留有餘地」。他又指,即將離任的特首曾蔭權,以往曾多次透過特首辦公室官員致電該報高層,要求該報不要在一些政策問題上把矛盾對準曾蔭權本人,這些也對前線員工構成若干壓力。

香港本地政治人物在敏感問題上的言論,傳媒如何處理同樣也涉及自我審查問題。前述的2007年《香港記者協會年報》提到,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馬力在當年5月與傳媒茶聚時,指六四事件並非「屠城」,又稱根本沒有發生坦克車輾斃人的事件,「可以找一頭豬測試」。當時有11份報章記者在場,但翌日只有六份報章報道,其中只有四份以顯著篇幅刊出。部分傳媒對此隻字不提,或者輕輕帶過,也許是要避免影響內地與香港關係,或者也是為了避免親北京的政治頭領,受到輿論的更大責難。

總括而言,新聞業界內一些自我審查的「小動作」,並不容易被公眾察覺,而且從來不會有傳媒機構會公開承認,它們內部存在自我審查。一宗新聞報不報道,或者報道篇幅有多大,傳媒機構大可以推說這是員工按其「專業判斷」所作的決定。在現實世界,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客觀中立」,然而按著良心去把一些社會的不公不義揭露出來,表彰普世人類共尊的價值,應該是傳媒的天職。

香港目前仍然享有新聞自由,但如果任何媒體為了老闆在內地的關係和利益,屈從於「北大人」有形無形的壓力,甘於把有價值的新聞按下不表或作低調處理,長遠來說它們只會被香港讀者唾棄。

一份大報的生與死:《大公報》是如何在香港淪陷的

陽光時務

有的報紙還活著,但已經死了。從中國唯一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的報紙,淪為幫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資、「報社高層佔坑等錢」的機器,在大陸創辦的《大公報》,從提倡「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在香港變成統戰工具,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這個歷史的弔詭,仍未終結。

文/曠達

2012年2月6日,中環大會堂,重慶「唱紅」表演贏得滿堂喝彩,香港《大公報》社長姜在忠熱烈鼓掌:「每場都看,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第二天,王立軍就從重慶去了成都。所謂「重慶模式」戛然而止。此後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這位資深傳媒人的預判。


新記《大公報》的崛起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報》創辦110週年的紀念日。《大公報》的第一把火延續了二十餘年,到了1925年冬天因為多種原因,被迫停刊。1926年1月,發行人英斂之與世長辭,該報眼見將深埋於故紙堆。幸運的是,它等來了三個人,這三人將帶領這份報紙迎來其百年歷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黃金歲月。

在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的緊張籌備後,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以全新姿態復刊,頭版頭條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宣告報紙不再為政黨服務,也不以盈利為目的。因為只有這樣,報紙才能盡到「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

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經營,加上張季鸞的文筆,這三駕馬車很快將重生的《大公報》拉上正軌。到了1930年,日銷量已經最高達3萬份,胡適之、梁漱溟、梅蘭芳等人都開闢了專欄。一時間新《大公報》名聲鵲起。

1938年,因為上海、南京、武漢相繼淪陷,走投無路的胡政之來到了香港,希望能夠將報館開在暫時安全的英國殖民地上。辦公室在利源東街的一座唐樓上。1942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報館宿舍也受到日軍轟炸,胡只好帶著同仁撤出香港。

1948年3月15日,還是在利源東街,港版《大公報》正式復刊。在社論中,胡解釋了來到香港的原因:「我們願意在中國的國門邊上與世界愛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沒過多久,胡政之便因病逝世。整個報館的未來壓在了王芸生的肩上。

倒向共產黨

王芸生早年受張季鸞提拔,因此他早期思想與張頗為相似,對共產黨寫過很多批評,《新華日報》封給他一個稱號:「法西斯的有力幫兇」。但是他對國民黨的日益腐敗與專制,也很看不過眼。於是,蔣介石的《中央日報》也送給他一個別名:「雙料的新華社應聲蟲」。

處於左右夾攻中的王芸生坐臥不安,不知道該往何處去,他不願長期滯留香港。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就把自己反鎖在家中,思考未來的出路。恰在此時,兩個人登門造訪。一個是《大公報》駐美記者楊剛,另一個是香港同事李純青。他們另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

經過幾次試探,李純青向王芸生交了底:「我問你,願不願意到解放區去?毛主席願意見你。」聽到自己仍然被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關注,王芸生一連幾日睡不著覺,興奮異常。

他決心抓住自己最後的機會,帶領《大公報》向中共投誠。那是1948年11月。

就在王芸生等待北上「面聖」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天津版的《大公報》被中共易名為《進步日報》!

後來有人回憶了當時場景:「某夜,新華社一條電訊,謂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出版……時夜班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王芸生)、李純公(李純青)也來了,或立或坐於臨窗兩橫一豎的三張寫字台前,瞠目結舌不能語。」

第二天,港版的《大公報》全文刊登了新華社轉發的《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大公報》擅於在所謂的社評宣傳上運用狡詐手段……他們在蔣介石御用宣傳機關中,取得特殊優異的地位,成為反動政權一日不可缺少的幫手。」

翻查新聞史,這恐怕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新紀錄:在自己的報紙上轉發痛駡自己的社論。

原本還有稍許期待的王芸生坐不住了,《大公報》至此全面倒向共產黨。他懷揣著《我到解放區來》的自白回到大陸:「我這次到解放區來,不是來『中立』的,也不是來『獨立』的,乃是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陣營來投降的。」

他一定記得,10年前上海版《大公報》停刊前的最後一期社論就是他寫的:「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幾十年後,王芸生彌留之際,嘴裏喃喃道:「先輩把《大公報》交到我的手上,但是我給你們的是一張白紙……」

統戰報的衰亡

中共建政後,香港《大公報》全面轉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份報紙仍然不失為一份大報,它的晚報版本《新晚報》還一度是香港市面上最為暢銷的晚報。

原因在於,周恩來曾一再提醒負責監管《大公報》、《文匯報》的港澳工委:「不要在香港辦黨報!」 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也提出,在香港的報紙,不要搞黨報左報,不要老擺一張紅面孔、一副「愛國主義」的架子。

中共是希望《大公報》發揮統戰的作用,吸引到更多的資本、人員,因此從那時候起就有一個說法:《文匯報》是機關報,而《大公報》則是統戰報。大公可以活一點,文匯比較左一點。

當時的總編是老大公人李俠文,他和《文匯報》總編金堯如一起進京時,兩人壯著膽子向廖承志請求:「在香港辦報要講社會化,就不怕五顏六色、五花八門……否則怎麼做到雅俗共賞,與眾同樂,為香港同胞喜聞樂見?」

金堯如進一步解釋了何為五顏六色:「都是打打殺殺、偷偷搶搶、非禮強暴、卿卿我我。」陳毅大笑。

就這樣,《大公報》聚焦點從社論轉到了副刊。當時刊載了不少優秀的傳記、書畫、小說等。海內外如章士釗、丁玲、林徽因等一流學者都是《大公報》的專欄作家。

在那個年代裏,《大公報》是香港左派的必讀刊物:「是我們左派的精神讀物。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來臨,李俠文擁有的空間越來越小。廖承志、陳毅、周恩來等人自身難保,於是港澳工委在文革風的吹動下,對《大公報》的要求越來越左。

首先內容上要求《大公報》多轉載新華社消息,反而香港市面的新聞和國際新聞、台灣新聞擠在了一個版裏面。國內難民潮湧來香港的新聞,一條不報。報頭一律得是套紅大字標題,刊有「毛主席語錄」。每天喊喊口號,批鬥英殖民政府。「而且報社裏面也有批鬥,雖然沒到武鬥的程度,但也非常厲害。」一位當年老人回憶說。

而這個年代恰好是香港民間報紙興起的年代,《明報》、《東方日報》紛紛成立,憑藉著「馬經」、「狗經」等版面搶佔了讀者,《大公報》的銷量跌到不足1萬份,主要是一些中資機構、左派學校仍在訂閱。

因此,《大公報》減少了港人編輯,多了很多內地調來的編輯。這些人對香港一無所知,報紙上的內容因此越發與香港市民的生活脫軌,甚至它的讀者也被香港主流社會看不起。總編李俠文事後回憶:「讀左派報紙被視為羞事,一些人要躲在廁所裏才能閱讀!」

最後的掙扎

李俠文是1990年離任的,原因自然與前一年的事件有關。一位老記者提到:「六四時港人遊行,正好經過《大公報》館,他們就全都走下來去參加遊行啊!」

與《文匯報》開天窗不同,《大公報》在版面上比較低調,但也發表評論《歷史的裁判必將是嚴峻的》、《人民軍隊豈能殺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這是《大公報》老報人最後的努力。

根據金堯如的回憶錄記載,半個月後,江澤民與李鵬召見《大公報》社長,見面就是一句質問:「共產黨出錢辦的報紙,罵共產黨!這是怎麼一回事?」「吃共產黨的飯,就應該聽共產黨的話,替共產黨辦事!」中央下令兩報「盡快轉彎」,第二年總編一職交給了曾德成(現任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諷刺的是,他們找曾德成的目的,是爲了證明該報紙還是一份「港人報紙」,可是在曾的下面安插了一位「負責編輯業務的副總編」。

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大公報》就已經需要依靠北京的資金。後來一直是從中宣部直接撥款,「條條」(預算)找中宣部,「塊塊」(印章)找港澳工委。

報社記者也加快了換血,大量內地人進入報社。「我們都知道現在不是給香港人看的啊,就是給內地看的。」一位在職的記者這麼透露。如果說十數年前的《大公報》還是香港左派的精神食糧的話,現如今完全成了「報社高層佔坑等錢」的機器。

到現任社長姜在忠2008年上任,每年《大公報》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資。如重慶市「唱紅」團來香港「唱響香江」這樣的活動,姜也多有出席。
2002年《大公報》100周年慶典,會場牆上高懸著四個大字「不黨、不群」,有與會者看到後哭笑不得:「你說他們這是欺負嘉賓太傻,還是太沒有自知之明啊?還掛著不黨的招牌,完全是黨的了嘛。」

×小資料(張季鸞的四不主義):


即「純以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即「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即「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即「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金融时报》福山:倒薄不能解决“坏皇帝”问题

译者
核心提示:薄熙来倒台反映出中国的一个深层问题——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人所遵循的条规只是党内的规定,如果薄熙来上台,他可以推翻这些规定。解决了薄熙来,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只有制度变革才能解决长期问题。

原文:China has banished Bo but not the 'bad emperor' problem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发表:2012年5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BBC中文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围绕着一个高度复杂地集中的官僚体系而建立起来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对一个庞大的社会实施统治。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法治;独立的司法体系会限制政府的裁夺。作为替代品,中国发展出一套靠规则和习俗捏合起来的官僚体制来制衡权力,才让政府的行为变成可以合理预期的。这一套儒家道德体系教育领导人要照顾公共利益,而不能自命不凡。从根本上来说,这套体系现在还在运行,中共还在起着皇帝的作用。

中国政府一直也未能解决历史上所称的"坏皇帝"的问题。明君的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当然会有许多好处,但是你怎么能够保证掌权的是明君呢?虽然儒家的教育制度和官吏体制本来是要培养出明君,但是时不时也会出现"坏皇帝"。比如武皇基本上断送了唐朝,而万历时的明皇,一生气就拒绝走出宫殿,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也不批奏章。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坏皇帝就是毛泽东了。他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直到他在1976年去世,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衡。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程序也反映出这种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实行集体负责。目前国家主席和总理的10年任期以及常委67岁的年龄限制,就是要防止再出现一个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毛泽东。中国的威权体制因此与众不同,因为它还要遵守任期和权力交接的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薄熙来最近被清洗,因为他对这个制度造成了威胁。他利用重庆打造自己的权力基础,利用媒体建立个人权威。而他是一名"太子党",地位本来就很高了。他无情地利用国家权力,报复的不仅是罪犯和贪腐官员,还有商人和政敌,他们都积累了许多权力和财富。他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动员手段,比如集中起来唱红歌。和那些面目不清的同僚不同,如果薄熙来入常,他可以利用独立的权力基础一手掌控中共的统治。因此,胡锦涛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利用这个丑闻清除掉他是有道理的,以免这个坏皇帝最后登基。

这个事件反映出中国的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人所遵循的条规,宪法里没有明文规定,司法体系也无法实施。这些都是中共的内部规定,必须要在行动中执行。如果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以推翻这些规定。

因此,中国的专制制度很明显是海市蜃楼。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坏皇帝的问题,除非它实行真正的法治,保证透明度和建立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和一名瞄准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层官员开会,在一顿长时间的午餐中,他告诉我,我不可能理解"文革"是怎样的全面性灾难,当前的制度是为防止"文革"重演而组织起来的。我看到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回忆录仍在推广,我问他党会不会在毛泽东的遗产上说真话,他那一代人对那些可怕的事还有个人感受,但是从那之后成长起来的人将不会有,并有可能以怀旧的心态来看待。这正是因为缺乏历史性的记忆,薄熙来才能利用这一点。这位官员对我的问题无言以对。

归根结底,黑箱作业的小集团所遵循的条规不能替代正式的法治。今天,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法律和选举的约束,经常只能选出平庸之辈或弱领导人。有时,民主制度选出的是恶魔,比如希特勒。但是至少限制权力的正式程序和选举将会成为坏皇帝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从短期来看,薄熙来已经被击败,但是中国还没有解决制度的问题。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这样做了,希望新一代领导人将利用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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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牢籠詩人李必豐

明鏡新聞網

採訪緣起


有關李必豐,在紀實作品《我的證詞》(明鏡出版社)裡,我曾費過不少筆墨。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眾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討論在宇宙當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李必豐突然說,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探問我有沒有"指教"的興趣?我倒抽一口涼氣,急忙搖頭。

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所涉文體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哲學、政論、呼籲書等等,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走得太快,有時還是跳躍的,令人費解。例如"二進宮"才幾天,在審訊的間隙,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

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

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是以下這首監獄詩:

"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陰鬱的晴空,用了"打補丁的碎花布"或"骯髒的包頭帕"等比喻;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還想起過去的自己——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

於是,2005年5月18日,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


正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

李必豐: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

老威:你指沒有"二進宮"?

李必豐:不錯。當年在四川三監獄,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都判四年,沒料到幾年後,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再判十二年;關滿十年的蒲勇,出來三年就死掉;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累計刑期十幾年,這次又栽了。他本來只有半條命,重慶警方又那麼黑,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瘋了。

老威: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

李必豐:被搜去大半,還剩幾十萬字。

老威: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你狗日的命賤,越遭災,想像力越豐富。古希臘有個哲學家,名字忘了,被關押五十年,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陽城札記》;更厲害的一位,也是哲學家,名字也忘了,被絞死的頭天夜里,完成了《哲學的慰籍》……

李必豐: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將至,也不可絕望。

李必豐:可我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民運家,咋辦?

老威:咋辦?書歸正傳。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

李必豐:話說1989年學潮,從北京席捲到成都,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5月份,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我們看了,心潮澎湃,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企圖建立聯絡,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罵我們是"社會閒雜",圖謀不軌。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龜兒子懂個屌!"我急忙勸住,耐心向對方解釋:"人人都有權愛國嘛,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

第二天,我們弄了些"聲援學生"的標語、橫幅,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5月21號,太陽熱辣辣的,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圍觀者不少,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於是我的腦子一熱,就站上一輛三輪車,開始演講,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懸河,一講幾個鐘頭,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於是路人紛紛解囊,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氣大增。而我卻因公開煽動,惹火上身,公安局揚言:"要抓稅務局的眼鏡!"

幾個月後,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記得,並且還作為"罪證"上了《起訴書》。大意是:"我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鵬所說的'社會閒雜',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

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訴書》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尋夢園》上的詩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竟質問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沒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辯,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我說:"我的眼睛高度近視,看見黑就寫黑囉……"

後來,經過綿陽《劍南文學》主編謝宗年的"專家鑒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構成鐵證。

老威:你當場落網了?

李必豐:我屢次聞風而逃,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廣場,我們糾集幾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我高票當選為主席。

老威:有什麼組織活動呢?

李必豐: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憑著詩人直覺,我發表《末日演講》,叫囂"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誣衊我是"臺灣派遣特務"……

老威:如何能預感末日呢?

李必豐:5月28號深夜,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竟夢見六個公安,手持警棍,兇神惡煞地喝問我:"幹啥的?"把我猛然嚇醒;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夢境重現了——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我似醒非醒,瞇縫著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見兩輛救護車,若干醫護人員,後見幾輛警車,哇哧哇哧衝到觀禮台前。有聲音大叫:清場開始!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嘿嘿,居然還是六個公安,沿臺階上來,用警棍連連戳我,喝問:"幹啥的?"我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來回答:"記者。"隨即出示搞來的《記者證》。公安翻來覆去查看,終於揚揚下巴。"回家呆著吧"。

老威: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

李必豐: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總之,我漏網後,立即奔四川大學,找地下高自聯報信,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我親自蹬一輛三輪,充作宣傳車,直驅廣場。車上除了印刷品、喇叭,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學生與警察對峙時,宣傳車就插在中間,女播音員舉著喇叭,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可突然,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衝過來,嘭嘭幾聲炸響,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然後如瀰漫的巨傘,籠罩而下。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車來,待眼前迷霧散開,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當時謠言紛紛,傳播音員死掉,時隔多年才證實,她沒死,而被俘虜。

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隨即抱頭鼠竄,連鞋子都跑掉了。悲憤難抑,我們接著跑工廠,動員工人上街,絕望而歸;再轉回廣場右側,巧遇綿陽朋友楊偉,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顆催淚彈,竟擊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針紮一般疼。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遠遠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慘叫此起彼伏,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場烈火熊熊,我們逃到那兒,見許多警察集結,有救火車,但沒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不准打學生!"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噗的一聲,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

四處狼煙,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馬上逃,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轉眼就進入這兒!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頭,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個居民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心,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

4號和5號,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許多人受傷,鮮血迸濺,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

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號下午,我又轉回來,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責駡他"發國難財"。

不少人說,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他們紅了眼,就抵著人體摳扳機,激起眾怒。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門,阻擋裏頭的警車衝出來。

老威:成都市民挺厲害。

李必豐:6月6號,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大勢已去,我們七、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其中有工人、學生和記者。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於是從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網,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我堅稱自己是記者,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才蒙混過關。釋放後,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開始偷渡。

邊防較混亂,我們蒙混過關時,還照了集體像。跟著進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我從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我"哎哎"叫喚了幾十聲,也不見回應,於是牙關一咬,透過枝葉判斷方向,自以為是地朝南走。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虛脫了……

老威:這段歷險,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

李必豐:印象太深刻了。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猛獸,還買把砍刀隨身帶,後來嫌重,就丟了。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稍遠處,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我一下子淚如泉湧,就順著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才站起。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嘩啦啦地往前,走了幾百米,突然出現了岔路口。

直覺告訴我,向右拐是正確的,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腦袋嗡嗡響,"向右拐!向右拐!"的聲音老在迴旋,可我還是不回頭——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我曾經夢見過多次。直到樹葉越來越密,邁不動腳。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驚,方猛然刹步。隱隱約約,我的耳邊響起人聲,聽不懂,待我聽懂"不准動"三個字時,已被包圍了。

估計有七、八個人端槍指著我,"舉起手!"又是三個字。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衝著我——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汪地一聲,我雙膝一軟,靈魂駭出竅了,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

待靈魂回竅,我已被兩個人架著,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你猜怎麼著?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當時,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與政府軍打遊擊戰,所以雖是故鄉人,他們還得遣送我。

怎樣哀求都沒用,這些,我對你講過,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綁,交給邊防武警。鬆綁後,八個武警列隊,叉開腿,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我不幹,武警班長一起腿,我被踢飛起來,至少幾米開外,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襠內一陣劇痛——自此,落下了疝氣這病根,夏天乘涼,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點沒被打死。而後,哨所雇了輛拖拉機,把我雙手捆牢,連一根長繩,在後面拖拉著跑。臉已變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們就這樣把"奴隸"帶回景洪,關在看守所。審問我:"燒了多少軍車?殺了多少解放軍?搶沒搶東西?"我否認,他們嘲笑我:"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

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記者,來邊境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不慎迷路越境。他們搜出了我的《記者證》,竟意外地釋放了我。

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我露宿景洪街頭,走投無路,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緬寺更不敢接近,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問題更嚴重。我只好走回頭路,過了瀾滄江大橋,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個長坡,順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卻沒臉討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我爬不來樹,偷不來東西,拋石頭砸,累癱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澀口,咽幾口就頭暈目眩,有中毒的感覺,所以不敢多吃。攏普洱,半步也挪不動了,就晃著《記者證》,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學,他二話不說,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我嗖嗖地吞下,才揉著肚皮,有了說話的氣力:"報國無門,逃亡無路,只有回家。"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讓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車。可沒料到,當夜10點鐘,我剛出門,沒走遠,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

"李必豐?"

我點頭。

"你被捕了。"

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夠離奇,你被抓抓放放幾次?

李必豐: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又放了,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後,在綿陽老家栽徹底。審訊時,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與誰誰接觸,全記錄在案。太懸了,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

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關了幾天,教育釋放;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又去找他,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又被釘上。我二進宮後,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工作也開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兒,耗多少時間?

李必豐:我七月幾號被抓,腦殼也差點耍沒了。當時,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我嚇出一頭冷汗,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就死硬了。於是,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有書面證明,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

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轉綿陽市看守所。本來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會"為由頭,做成反革命集團案,無奈證據不足。於是就以"宣傳煽動"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楊偉勞教三年,劉家夢、劉應德另案處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李必豐:加上收審,總共一年多。

老威:裏面的狀況如何?

李必豐: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我也是。受你的影響,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卻被告密,我被整慘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慣常的刑具是土銬、繩子和電警棍。他們怎麼整你的?

李必豐:拳打腳踢,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供我欣賞;使電棍烙舌頭,一股青煙,一個跟鬥;還端來一盆水,令我站進去,以電棍戳水,觸電的波紋一翻,人就痙攣,向後一個倒栽鐘。反復幾次,就鼻青臉腫了。

老威:看來,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豐:我在小說裏,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舉行專場演唱會;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臉,老娘也不要臉!"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無門,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兩眼冒紅光,還不由自主地哼哼。還有,每隔一兩個月,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有病就一腳踢回來,沒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場。

老威:怎麼提取法?叫大夥兒打手蟲?

李必豐:自己當眾弄不出來,醫生就掐敏感部位。總有辦法嘛。

老威:繼續講。

李必豐: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漲。有個晚上,正迷迷糊糊,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本能地一縮,卻濺起一片水花。我驚叫一聲跳起來,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眾犯關在水裏,逃跑無門,就一齊呐喊:"開燈!開燈!"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沒人敢挪半步,因為一跌下鋪板,就陷入滅頂之災。

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們墊起腳,避免洪水進嘴巴。此時聽見門響,一個警察游泳進號,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一直折騰到天亮,我們脫險了,水還沒退。

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卻塞了七十多人,肉貼肉。雨過天晴,盛夏的毒日頭一出,號內熱毒蒸騰,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們又轉回原地,滿號的稀泥漿子,沒法弄,人都變成賴蛤蟆了——將就著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來,維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



 插    記



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改造"一年多,由於會寫詩,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被分派賣小百貨,日子好過起來。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他說"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做倉庫保管員,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提醒這是勞改產品,希望顧客不要購買。結果,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於是惱羞成怒,倒吊楊偉幾天幾夜"。

                                                                 

1992年10月,李必豐、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不久,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於是,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

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卻裝了二百餘犯人。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會道門、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潛伏特務等等,形形色色,這為日後完成《我的證詞》及《中國底層訪談錄》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

因歷史原因,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但至少我在的時候,大環境還比較寬鬆。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日日享用高價"大肥肉燉蘿蔔",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

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兩排六個人,一律著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開釋幾個月之後,李必豐說:"獄方突然襲擊,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然後從身體到鋪位,探雷一般仔細搜查,把我們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繳。此後,照像被禁止,我們被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豐卻搖頭:"誰也沒埋怨你。因為露露臉,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李必豐,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給當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規定的"剝權期管制"——如此種種,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



李必豐:出獄後,我不斷被警察騷擾,生活全亂套了。家裏人埋怨我,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我就結婚,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很小一間屋,身子也轉不開,煮飯就在樓道上。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賊溜溜吧,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不說話,人家仍疑慮重重。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就產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時代了,還搞階級鬥爭,還監視"四類分子"嗎?於是又四處走動。

老威:你還到我家,用《易經》替我算命。

李必豐:你除了寫字,就對算命感興趣。

老威: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不至於像你,無頭蒼蠅瞎撞。

李必豐:我的腿雖然野,但沒瞎撞。1995年夏天,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餘XX從深圳逃跑,就動心了。當時,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窮困潦倒,加上被"關照",我絕望之極。就與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動身去深圳,攏中英街,像個蹩腳的遊客,邊走邊東張西望。叫武警發現了,命令我過去,查《身份證》。我強作笑臉,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鐘,武警就讓我進哨所;他打了個電話,不足三分鐘,又讓我上中隊;跟著,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此時,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就又回來了。

老威:你有管道嗎?這麼瞎闖?難怪有人封你為"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

李必豐: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我手裏拿了張報紙,作為接應暗號,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師,你咋在這兒?"

事隔多年才曉得,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跟蹤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這次我只以"偷越國境罪"拘留十五天,出來後,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須事先彙報。

為了讓他們放心,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這期間,國內民運比較活躍,北京上書請願頻繁,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要搞《公民宣言》,可沒露幾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約去歇腳,剛躺下,警察就敲門。這次抓了好幾個,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審了個通宵。天一亮,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要勞動教養!"

老威:你沒把柄吧?

李必豐:當時我兜裏揣著《致香港同胞書》,談97回歸的騙局。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你曾在《證詞》裏說:"這年頭,寫作就是製造罪證。"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綿陽,關幾天就釋放了;而王明被勞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兩年,又二進宮。

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泉水魚"。本來生意還過得去,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有的乾脆以"出謀劃策"為名,住在飯館裏——這一攪,警察就找麻煩。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你和老汪來白吃,顧客點了魚,我也不賣,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來無蹤,去無影。

   李必豐: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做夢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

   李必豐:幾乎都沒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

   老威:真他媽不是人。

   李必豐:不是人,是民主的困獸。

   老威:終於又進籠子了。

   李必豐:文學創作的同時,我也搞些民生調查。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綿陽絲廠頻臨倒閉,可廠長不是東西,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結果虧了,血本無歸。這一下激起眾怒。鬧事那天,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連市長影兒都沒有!於是群情激憤,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跟著,事態擴大,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前來聲援。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當然,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動,抓了二百多人。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

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引起西方關注,可當局仍然抵賴。1997年7月16日,《綿陽日報》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為"騷亂"定性。我讀罷義憤填膺,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呼籲書》,要求為"騷亂"平反。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中國人權",很快,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

老威:後來呢?

李必豐:二百多人全部釋放。警方氣得發瘋,就來抓我。

老威: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

李必豐: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楊偉來了,帶我到廣州,準備偷渡。可"人權觀察"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稱目前香港吃緊,去不了。無奈折回,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XX再傳話,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他媽的,就這麼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否則你早落網了。

李必豐:也許吧。

老威:為啥不跑遠點?

李必豐:總有莫名的牽掛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潛回家,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閃進門。老婆猛吃一驚:"你回來幹啥子?"我吱吱唔唔,轉身要出門,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哭出聲來:"我要爸爸!"

真是肝腸寸斷,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但沒辦法,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紅著眼圈出走。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沒講價,就叫往成都方向開。

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計程車還沒進站,兩輛警車就夾過來。我剛探頭,就被拽出來,手銬喀嚓一響,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贓俱獲?

李必豐:對,我落網十餘次,每次都人贓俱獲。接著,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由於是個案,我自然"供認不諱"。但這次,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以"經濟詐騙罪"判了我七年。類似於"劉水嫖娼案"和"許萬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後送哪兒?

李必豐:老地方。

老威:省三監獄?

李必豐:對,關了幾個月。1998年1月17日,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兩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頭也滴血,臉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飯剛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幾個月,擔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擺了十分鐘龍門陣,卻被人打小報告。於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

老威:裏面的情況如何?

李必豐: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生產機器配件,勞動強度大,很慘。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臨出獄,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

老威:我有體會,重寫難度非常大。

李必豐: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轉來轉去,我就這個命。我不斷在寫"命",可"命"到底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娃娃九歲多,正需要錢,需要安穩的父愛,可我一無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

老威:我出獄時,公安局還替找鋪面,讓我去賣服裝呢。

李必豐:兩三個月過去,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四十多歲了,還白端家裏的碗,臉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

老威:你寫時評嗎?

李必豐:寫不出來,也不感興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你在詩中罵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誰懂?

李必豐:你懂。

老威:可我,給不出稿費。
A

慕容雪村: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




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阳的一家小旅馆中,我遇到了一位赵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旧,一脸愁苦的表情。刚攀谈几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当官的,能不能帮他搞到工程。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国营公司担任低级法律事务专员,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工程。赵先生大概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求助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陌生人。他说的工程就是当时的城市道路建设,在中国,这种工程极少有真正的招投标,大多通过关系和贿赂取得,然后层层分包下去。赵先生是这长长的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真正的建设者。按他的说法,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价格都可以承受,反正价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后总能赚到钱。为了鼓舞我的热情,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能帮他搞到工程,他就给我每公里10万元的回扣。我没这个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当成了骗子。后来渐渐明白,这种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规则"。赵先生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没关系、没门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受着腐败的损害,同时又热切地盼望加入腐败。交谈结束的时候,赵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作者: 慕容雪村,民主中国



何清涟:2012年不会是1976年重现



2012年不会是1976年重现
——浅析中共高层两次权斗的背景之相异


共产党政权交替时期出现内部危机是规律,中国2002年第三、四代权力交接未出现外化的矛盾与摩擦,可说是少见的异数。如果说此次权斗内幕目前还处于半模糊状态,但有一件事情却异常清晰:非政治精英圈的中国人,虽然抱着"看彩"的态度观剧,但大多都希冀这场权斗像1976年那场高层权斗一样,发生于宫廷之内,最后却催化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之局。

一、1976年:中国人希望摆脱物质匮乏与毛思想的禁锢

我个人觉得,除了人心思变、流言满天飞这两点与1976年相似之外,无论是从党内分化程度、双方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还是社会环境,均与1976年无太多相似之处。只要双方都奉行一党专政,无论哪一方胜出,都不会再为中国带来1976年那种变化。

我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1976年与2012年两次中共高层权斗,参与几方所依据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财富分布状态、社会依托的生态环境及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1976年,中国已被毛泽东的"文革"折腾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物质匮乏到了极点,各种生活必需品定量供给,民众连买包白糖都要开后门,人心普遍思变。1975年周恩来住院,邓小平复出,于7月4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下大力抓发展经济,力图将全国的经济生活重新纳入正常轨道。此举很得人心,但却被毛派斥为"右倾翻案风"严厉打压。其时各种有关邓小平如何与毛妻江青斗争的小道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除了在"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愚民之外,邓小平在人民当中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1976年10月的那场政变既符合政治高层的利益,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即使那时邓小平、叶剑英没拿出任何政治纲领,但人们觉得换人换活法,所以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很不得人心,下台也就无人同情。邓以后通过恢复高考、取消阶级成份、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此后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就顺理成章,虽然有党内斗争,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权力之争的色彩较淡。

中国人当时普遍厌倦了物质极度贫乏、思想上受到严厉禁锢的中世纪黑暗状态,因此大都对毛派失势都非常欢迎,假装不知那是一次"宫廷政变",接受了胜利者的一切解释与言说。

二、2012年,权斗双方给出的未来政治愿景对国人都无吸引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面临枯竭

 先说薄熙来与"红二代"们的政治理论。奠基于"唱红打黑"基础上的"重庆模式",不管新左派如何用后现代语言将其包装成一套看起来很华丽的理论,但毕竟遮盖不住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国有这几个基本特点。在经济上,利用"打黑"、举债的钱,通过行政性济贫给百姓分点"蛋糕"屑之外,"重庆模式"甚至找不到持续生产"蛋糕"、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既无法回复到其历史上做国民政府时期陪都的荣光,甚至连恢复计划经济时期在中国的相对先进位势都非常困难。

太子党刘源派系的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算是太子党、红二代当中最成型的理论,本质上仍是由中共垄断政治权力,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为辅这套中共在50年代前半期实行过的老路子。"红二代"的政治主张除了反腐败,以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衰败之外,还有一些政治要求,比如希望当局对父辈曾参与建立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开放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位,让其加入人大、政协等,其政治主张真与"民"没有多少关系。

再说目前在任的中央政治高层。江胡这两代领导人治国23年,其中江主政13年,真正当家做主的也就是六七年而已(算上邓小平在世的最后一两年);胡锦涛主政前后十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基本都奉行邓小平在世时定好的框架:一党专制领导下的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如果要形容这两代领导人的治绩,与明朝万历、天启两位皇帝有一比,江泽民时代有如万历朝,前期托邓小平(张居正)经济改革之福,积累了不少财源,又还有未曾破坏的资源依托,所有给中国长脸的事情,比如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申奥成功、外资大量涌入……可谓接踵而来,在世界眼中,中国繁花似锦,有如"冉冉崛起"的一颗明星。江泽民在承接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承接了邓小平开启的权力市场化之路,其弊端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过分析,今年写的"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再回首"中也集中涉及。

胡锦涛执政之后,除了必须在政治理论上有套说法之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几乎全部是萧规曹随,不事更张。他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开始,最后落脚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最初那种"左"的政治主张是否与其"右"的经济社会政策之间相容,在"政左经右"两条腿反方向撕扯的状态中如何走路,胡总书记及其智囊似乎都不愿意多思考。

但胡总书记的运气显然比其前任江三代要差许多。所有社会经济政策,江时代是享其利不见其弊,胡时代是利尽失而弊渐显。邓的"跛足改革"当其在世之时,大多数人只见其利,不见其患,这些隐患到江时期也只开始显山露水,因此江总书记风风光光地当了一代太平天子,四处出访,显其多才多艺,最后落下不少"政绩",平安下车后还当了两年"太上皇"(军委主席)。这也是本人《现代化的陷阱》问世后遭到不少苛责的原因,今天国人常说拙著"很有预见性",只是因为当年我根据当局经济社会政策逻辑推演而出的结论成为了现实而已。

胡锦涛的第二任期之内,官员腐败已使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功能瘫痪,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各种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5万余起逐年上升,直至2010年的20余万起。江泽民开启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最初圆了国民都能升大学之美梦,到胡锦涛时代却成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噩梦。在江泽民时代举国欢庆、标志"中国崛起"的申奥成功,到了胡锦涛2008年举办之时,却不得不在"六张网"笼罩下的军管状态下开锣,成了警界与北京居民的沉重负担。最不幸的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经过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成为一个再也无法遮掩、回避的公共问题。胡温的不作为,成为在朝的政治势力与在野异议人士共同批评的目标。胡总书记应对薄督咄咄逼人的"唱红"挑战,竟然是源于毛文化一脉的"学习雷锋",其智穷力短,于此可见一斑。

三、有无社会重建资源,是1976与2012年的最大区别

中共方面,无论是谁上台,区别只在于谁来接权力之棒。这于当权的派系来说"兹事体大",毕竟是抢到了权力之棒(即财富的点金手指)。但如果没人想放弃一党专制这核心利益,也就无法改变现有的资源国有状态与社会财富占有状态。即使想进行触及深层次问题的"经济改革",比如放弃资源国有,让农民拥有土地及山水资源,这就等于放弃经济资源的掌控大权,无异于党自断经脉;改变财富占有状况,等于是向掌权者所属的权贵集团自身开刀。所以,目前中共除了继续呆在自身挖就的这个巨大的转型陷阱里,将利益现状固定化之外,本身已无改革动力。

更要命的是,邓当年启动改革时,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山河依旧,只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就可以取得改革效果。而如今30余年过去,中国的资源——金(地下矿产)、木(地面森林)、水(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土(沙化,面积在缩小;重金属污染导致土地有害;其他种类的污染让使用价值严重降低)——被严重掏空或被破坏,中国已经没有1976年经济改革时期所具有的资源本钱了。

也因为看到了这种无法逆转的危险,中共官员的避险之路——"裸官"已经成了党内的潜规则,人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被统治者与精英集团所抛弃。

人们可以期待2012年会出现1976年那种不伤筋动骨的变局。但事实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一次1976年以后曾有过的机遇。


俞江:中国刑法史上的“杀人偿命”

[编者按]近年来,刑事疑难案件屡屡成为社会焦点。这不仅关乎司法正义与腐败,也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重构新的刑罚正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与西欧古典刑罚理论,都对转型中国的刑罚实践发挥巨大影响。问题是,这些移植于异域文化的刑罚理论是否完全妥帖于中华文明?"传统"不应是理所当然的绝对标准,况且"传统"本身也是多元复杂的。俞江和陈璧生都试图追问:如何吸收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以建立起与中国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刑罚正义观念?

赛锐案、李昌奎案之后,总是听人谈论"杀人偿命"。在网上转了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如此的话很多。的确,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俗语,孔子也说过"以直报怨"的话,但这些都是大原则,不等于对所有杀人者都处以极刑。古代中国刑法自成体系,早已不是原始而粗糙的面貌,如果误以为古代刑法对杀人罪一律判死刑,那是不小的误解。

可以先来看看,"自古以来"哪些杀人者是不偿命的。

唐律有个条文叫"夜无故入人家"。讲的是如果有人在黑夜中无故闯入民宅,主人即刻将其杀死的无罪。该条还规定,即使主人已经捆缚闯入者,随后再打死他,虽不属于即刻杀死,也仅处"加役流"。这个条文一直延续到清代。其实,它在汉代就有,叫"毋(无)故入人室律"。据出土的居延汉简记载,汉律甚至规定,官吏不准夜晚入室抓捕人,否则,被主人打死的也适用"毋故入人室律"。也就是说,连官吏夜晚闯入民宅抓人,被打死了也活该,这真正是"杀人不偿命"。

一条律文,贯穿汉至清代,长达两千多年,是实实在在的"自古以来"。可见,"杀人偿命"自古以来就不是绝对的。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杀人"自古以来"是不偿命的呢?至少在唐律中,杀人罪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类型学说,即所谓的"七杀",包括:谋杀、劫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其中,劫杀是指劫囚时杀人;谋杀指有组织有预谋地杀人;斗杀是斗殴中伤人致死;故杀是指临时起杀心而杀死人。谋、劫、故、斗按律均处斩、绞等,基本上是要"偿命"的。不过,从清代实际判决看,还要区别一些情节,比如斗杀而没用兵刃的,名义是绞刑,实际是绞监候,其实是"不偿命"了。

至于误杀、戏杀、过失杀等三种,都罪不至死。误杀,是指杀了不想杀的人。如两人斗殴,误打死了旁观者,唐律规定只处流三千里。又如,群殴时误杀了自己人,只处三年徒刑。戏杀,是指游戏中误杀对方,如两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起身戏耍打闹,不小心打死了对方,是不处死刑的。过失杀,是指未料到自己会致死人命,如有人打猎时瞄准动物放箭,却射死了刚好路过的人;又如搬动重物,不小心落下来砸死了人。这些情节在唐律中表述为"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致人死亡的,都不处死刑。

除以上情况外,古代刑法还有不少"杀人不偿命"的规定,如丈夫在通奸现场杀死奸夫的,这种法律是古代伦理观的体现。又比如丈夫打死妻子,主人打死奴婢等,反映了在不平等社会中,人的生命是有尊卑之分的。

以上说的仅是明文规定的"杀人不偿命",还有一种按古代刑法明明应处死,却在判决时往往免除死罪的,这就是为父报仇的杀人。据《后汉书·申屠蟠传》记载,有女子缑玉为父报仇,杀死了夫家族人,引起社会同情,最终得以"减死论"。直到民国,则有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被特赦,都是著名的例子。

可见,无论是法律,还是古人的一般观念中,"杀人偿命"都不是绝对的。今天,当我们说"自古以来"的时候,往往是希望通过传统来证明一种普遍性,至少想证明民族社会里独特观念的继承性,但古代制度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更重要的是,古代社会与现代毕竟还有区别,不能简单套用。

说到赛锐案和李昌奎案,如果真要参考古代刑法及其所表现的观念,那也比"杀人偿命"要复杂。事实上,这两个案件更接近"不道"罪,而非一般杀人案。

众所周知,自唐至清都有"十恶"之罪,是古人看来极其恶性的十种刑事犯罪。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四种都是侵犯皇权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五种都是卑者侵犯尊者的犯罪,如恶逆是子孙谋杀父母等,不义是下属谋杀长官等。只有一种犯罪,当事人之间没有特殊身份关系,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仅仅因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而被纳入"十恶",且在"十恶"中排名第五,仅在谋反、谋大逆、谋叛和恶逆之后,这就是"不道"。唐律对"不道"的解释是:"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

除此之外,唐律还在《贼盗》篇中专设一条罪名,叫"杀一家三人、支解人",规定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皆斩。这是唐律中唯一按照"杀人之状"独立形成罪名的。我们知道,古代死刑分斩、绞二种,斩重而绞轻。对杀一家三人和肢解人,立法者毫不犹豫地用斩,可以想见是多么厌恶这些罪行。可以说,杀一家多命和肢解人,"自古以来"就定性为杀人罪中最严重、最恶劣的。

所以,如果参考古代刑法去讨论李昌奎案和赛锐案,就不仅仅是"杀人偿命"的问题,而是因为"杀人之状"极其残忍。其中,李昌奎是杀一家二命,包括一名仅三岁的小孩,且有先奸后杀情节。虽没达到"杀一家三人"的数量,但"杀一家三人"在古人看来极恶劣,是因为"灭门",这和李昌奎案的性质接近。而赛锐案,是用刀砍杀死者全身27处之多,致死者颈部与头部只剩一层皮连接,实际已身、首分离。唐律"支解人"正是指,用肢解人的方式杀人和杀人后肢解人。可以说,赛锐案符合"支解人"的定义。

我们说过,有的事需要参考"自古以来",有的事还得具体分析。所以,说了那么多"自古以来",都不足以构成赛锐案和李昌奎案中适用死刑的理由。司法判决只需考虑今天的法律,不会也不必以"自古以来"为依据。在今天,判断杀人案件恶性与否,是看手段是否残忍,情节是否恶劣,后果是否严重。既然如此,那么,司法判决应该重在告诉公众,什么样的手段才算极其残忍,什么样的情节才算极其恶劣,什么样的后果才是极其严重。而不是考虑杀人者与死者之间是否邻居、熟人、亲友等因素。这倒有些像判断"不道"罪,应只看"杀人之状",不考虑杀人者与死者的关系,或杀人的动机等。

其实,"杀一家三命"和"支解人"的情节虽然不同,但作为一个罪名并列,还不能说没有理由,《唐律疏议》解释"不道"的共性是:"安忍残贼"。如果换成今天的话,可以说,这类案件在客观上表现为对人的身体的任意摧残和践踏,主观上则体现了杀人者内心极其残忍和极端漠视生命的价值。下手如此残忍者,下手时何尝想到死者同属人类?!人们一想到屈死幼童的惨况就不禁血脉贲张,正因为这种"安忍残贼"的行为,击穿了人类关于生命伦理的底线。

古代刑法是有死刑的,所以,古代刑法会明确地告诉人们,什么行为可以宽宥,什么行为又因极恶性而必须适用死刑。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废除死刑,但毕竟现行刑法还没有取消死刑,因此,在杀人案中更应该给出较为明确的定性或参考标准,不能给人模棱两可的印象,更不能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没有刚性标准而司法机关可以高下其手。否则,刑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其实,古代法尽管有很多落后和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数千年的经验结晶,有些古人仅凭经验而无法在理论上说清楚的地方,今天或许还没有失去价值。"不道"罪所包含的刑罚思想,就是对最恶劣的杀人行为加以定性。它提示我们思考两个理论问题:第一,在更加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比杀一家多命和"支解人"更恶劣、更残忍的杀人行为是什么?第二,定性了最为恶性的杀人罪,不等于只对这类最恶劣的杀人罪才适用死刑。还应明确的是,哪些性质的杀人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也就是必须要处以死刑的?

其实,要抽象地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很难。合理答案必须结合最高法院近几十年的判决,在分析和比对的基础上,才能定性较为准确。这种定性工作始终是需要的,即使死刑废除之后,人们同样有权利知道,不同的犯罪行为如何与轻重不同的刑罚相对应。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李承鹏: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来源:李承鹏的博客

2012年5月7日星期一

新世纪周刊:自来水真相

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自来水水质普查,为什么最终悄无声息?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宫靖 见习记者 刘虹桥


2011年12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港附近的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发生乳化液泄漏事故,大量的乳化液从生活区排污口流入闽江,预估入侵闽江2平方公里,而马尾旺岐自来水取水口就在六公里之外。为保护水源地,铝厂百名工人奋战两日。阿剑/CFP

  自来水有多重要?

  全国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

  自来水水质如何?

  一个悖论:几乎所有饮用水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城市水质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几乎没有一家水厂自检自测水质不合格。

  哪个更接近真相?

  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建设部、环保总局等多部委联合印发《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明确称:"全国近年抽检饮用水合格率83.4%。"

  83.4%合格率,意味着不合格率超过15%,足以让人忧心,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仍然远远低估了不合格率。

  上述数据所依据水样2000余份,仅是国内重点城市或少数城市水样,甚至不包括地级市水厂。"无法代表全国情况。"宋兰合告诉财新记者。宋兰合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下称住建部水质中心)总工程师。住建部是中国城市饮用水主管部委,水质中心专责监测水质。宋兰合说,"中国水厂的问题,越往下越多。"

  2009年下半年,为了"大致搞清"全国城市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住建部水质中心作了一次全国普查:抽检范围扩大到县城以上的全部城市;交叉检测:"这个省可派那个省,那个省可派第三方省,但不能互派。"宋兰合解释。

  之所以交叉检测,是因为中国仅有两三个城市的水质监测单位独立于水厂,其余监测单位,哪怕是住建部水质中心的国家监测站和地方监测站,均由地方水厂内部水质监测部门担责,"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样的自检自测可信度不高。"

  这次普查,是近十几年间最大规模的检测,覆盖了全国4000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得出了最为接近真相的饮用水质数据。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至今,住建部都未对外正式公布这次调查所得的自来水水质数据。

  "没有授权,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数字(饮用水实际合格率)。"宋兰合对财新记者说。

  在纪律允许范围内,宋兰合做了部分介绍——"那次全国普查,发现4000余家水厂中,1000家以上出厂水水质不合格。结果表明,多数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他还强调,2009年以来,城市自来水水质并无"太多改善"。

  出厂即水质不合格,意味着什么?

  自来水供应是一个长链条,出厂后,经过输水环节,最终入户。绝大多数城镇输水系统老旧,混乱的二次供水,也会带来新的污染。居民实际饮用的水质还远差于出厂水质。

  "1000家以上"不合格,"以上"是什么意思?

  多位接近权威部门的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他们所获知的该次检测结果,实际合格率也就是50%左右。也就是说,可能近50%不合格,"1000家以上不合格",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以求淡化冲击而已。对此,宋兰合既未证实,也未证伪。他仅表示,在众多专家认为自来水水质不容乐观与各地政府和水厂的乐观数字之间,他"坚定地站在专家一边"。

  更让人担心的是,除城市水厂外,还有上万座小自来水厂供应乡镇,工艺更落后,水源安全更难保证。目前,没有关于这些小水厂水质的全面数据。

水质"皇帝新装"

水质新标准很严,但没有牙齿

  再过两个月,即2012年7月1日起,中国将强制执行最新饮用水标准。

  上一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于1985年由卫生部组织饮水卫生专家制定,规定的水质指标为35项。2006年,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协调下,卫生部牵头,会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各方面专家完成修订。鉴于新标准较严格,标准委要求,相关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由各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国家标准委、建设部和卫生部备案,但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必须实施。

  新标准与国际接轨,指标达到106项,与世界上最严的水质标准——欧盟水质标准基本持平。中国的自来水似乎即将实现直接饮水。

  然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强制标准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没有实质性惩罚措施,并不为地方政府和水厂所惧。新标准颁发至今,地方政府和水厂在水处理工艺改造方面鲜有进展。

  宋兰合称,未来一段时间,饮用水新标准只不过起个引导作用,而难以强制实施。各方政府仍然会声称属地的"供水水质全面达标",哪怕许多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中国内地无一城镇实现自来水直饮。对照新标准,相关业内专家分析,饮用水水质状况大约分为几个层次:

  ——首都北京,尤其四环以内的主城区,水厂普遍上马了深度处理工艺,水网管道大部分更新,因此离直饮水距离最为接近。

  ——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型城市,部分水厂上马了深度工艺,但是因为主城区管道老旧等原因,目前无法实现直饮。

  ——其他省会城市等二线城市,仅有少数城市上马了部分深度处理工艺,因水源、管道等原因,部分城市水厂属问题水厂。

  ——上千座地级城市、县级城市,除少数城市外,因水源差、深度水处理工艺缺乏等,有大量的问题水厂。

  此外,中国城镇自来水质检测次数太少。按照现行规定,即便是新标准的106项检测,地表水厂一年只需要检测两次,地下水厂一年检测一次即可。"通过少检,一些地方水厂可以避开水质不合格风险高的月份。所以检测时合格,不代表不检测时就合格。另外,水厂自检自测,检测合格就公布,不合格就不公布。"

  水质检测次数少,还因检测能力过差。全国35个重点城市中,仅有40%城市有能力检测106项全指标,地级市、县级市全部需要送检,大批县市、乡镇水厂连常规指标检测能力都不具备。相形之下,宋兰合告诉财新记者,发达国家至少每月查一次全指标,每天都会检测十几项到二十几项不等的必检指标。

危险来自何方

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取代微生物污染成为最大危害;定期检测之间发生的水质污染,往往不知不觉

  饮用水研究权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认为,不合格水对人体的危害,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通常是微生物污染危害,可能致人突发急性疾病,好在国人习惯饮用开水,可以杀死微生物污染物,这个危害表现并不明显。

  看不见的危害,容易被忽视但更值得关注。自来水的有机化合物总量(CODMn)超标易导致慢性疾病。王占生告诉财新记者,饮用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的水,"一天两天没问题,半年一年看不出问题,但有机化合物会在人体中富积,最终对身体造成危害,严重时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

  2009年的普查发现,以地表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不合格,主要原因恰恰是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而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厂,不少也出现了氟、砷、铁、锰等超标。

  有机化合物总量是指以高锰酸钾为氧化剂所测定出的水中COD值。COD俗称化学需氧量,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各种有机化合物、亚硝酸盐、硫化物等)数量多少。美国环保总署曾发布报告称,现有检测技术发现水中有2221种有机化合物,在饮用水中发现有756种,其中有20种致癌物,23种可疑致癌物,18种促癌物和56种致突变物。

  王占生称,这些有机化合物中,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激素,又叫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激素有四方面的危害,会让人免疫力降低,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会致癌症,会对人神经系统产生干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研究所主任鄂学礼,2006年在论文《饮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中,引述了国内在多地水厂出厂水中检测到环境激素的情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认为,公众甚至各级官员哪怕是分管供水的官员,对饮用水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严重认识不足。第一个误区是对有机化合物长期危害认识不足,因为这类危害一二十年才可能致病,并且很难证实疾病与饮用水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个误区便是以为家中只要装了饮水机便没事。国外大量研究发现,水中有害物质只有三分之一是通过饮用进入人体,另外三分之二是通过皮肤吸收和呼吸进入人体——在洗浴、洗涤、刷牙、洗脸时,仍然逃不脱水质污染。

  即使是饮用水突发性污染多次成为关注焦点,其频率也很可能被低估。近几年发生的几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如2008年株洲、湘潭镉污染事件,2012年2月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每次都是偶然发现。"两次定期检测之间的发生污染,往往不能被察觉。"

水源:"超级化工厂"

中国城市水源地真正合格的比例可能只有约50%

  自来水超标有害物质大多数来自水源地。30多年来快速工业化导致广泛的水源地污染。

  在城市饮用水水源合格率方面,各界最常引用两个数字,76.5%和70%。前一数字出自环保部《201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状况》,后一数字曾被卫生部、水利部等官方渠道反复使用。

  但70%多的水源合格率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以环保部数据为例,数据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该标准有109项地表水质指标,环保部只检测其中的24项基本项目,未测其余85项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按此标准,按水质可将饮用水源分为五类。一二类为合格水源,三类以下均为不合格水源,但环保部统计水源合格率时,将三类水质亦统计为合格,因此合格率超过70%。

  王占生、刘文君等饮用水专家指出,三类水质并非合格水源。三类水源中的COD含量已达4至6毫克/升,常规水处理工艺最多只能处理数值在4毫克/升以内的水,超过此限已很难达标。

  宋兰合个人判断,剔除掉事实上不合格的三类水源,再剔除部分一二类水源中实际不合格的部分,中国城市水源地真正合格的比例大约为50%。

  王占生、刘文君认为,2006年版的新饮用水标准,由1985版的35项指标升级为106项,基本可以说清楚都有什么污染物侵入了水源。

  1985年,中国城镇的饮用水水源地尚属清洁,水厂出厂水只要符合最基础的35项指标,即属合格。到了2006年,水环境已严重恶化。城镇水源主要污染物已由微生物污染转为溶解性的有机污染和重金属离子污染。有专家说,"厂里产什么,水里就有什么,河流成为'超级化工厂'。"

  在2006版的新饮用水标准中,相较旧版,71个增项中的59项来自于毒理指标。对人体危害最为严重、主要超标指标CODMn代表的有机化合物,由原先的5项扩增为53项。

  王占生说,大量有毒害的化工化合物如苯、甲苯、苯乙烯等进入水源,大量农药如敌敌畏、草甘膦等也进入水源。有毒的无机化合物也增加了11项,溴酸盐、氯酸盐、锑、铊、氯化氰等11项进入控制之列。

  新标准主要参考欧盟、美国等饮用水标准,本国的实证研究并不多。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水污染情形比欧盟工业化时期更为严重,稀土金属等污染类型更为中国所特有,冶炼厂的重金属离子"跑冒滴漏"造成的危害未被重视,这是未来要重点提防的。

  最近十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众多污染企业进军西部,进军农村,导致更多原本干净的河流上游、源头,以及地下水,逐步进入污染行列。

水厂:处理工艺跟不上污染

97%水厂采用传统工艺,对当前重要污染类型力不从心

  面对一半不合格水源,水厂滞后的自来水工艺,成为失控的第一道关口。

  传统水处理工艺1902年诞生于比利时,被业内人称为经典"四部曲"——絮凝(加聚合氯化铝)、沉淀、过滤(通过石英砂、卵石等)、消毒(加氯气等)。2004年,美国工程院将水处理工艺列为人类20世纪最重要发明之一。

  刘文君告诉财新记者,美国纽约、加拿大和澳洲的许多城市,至今仍使用上述简单工艺,可以实现饮用水直饮。

  "问题是,凡是仍然采用传统工艺的城市,均拥有基本未受污染的水源。中国大量水源被污染,这种传统工艺已经不再适合。" 刘文君说。

  传统工艺主要处理灭杀水中微生物,如果水源被重金属离子和有机化合物所污染,传统工艺就力不从心了。宋兰合介绍说,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由于历史上有过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均升级了传统水处理工艺,即深度处理,通过臭氧、活性碳等技术,清除各类有机、无机化合物,使污染水达标,最终实现直饮。

  财新记者采访得知的深度处理的反面例证是,湖南省湘潭市三家水厂的水源均是湘江,而湘江的重金属污染严重,水质常年为三类。由于缺乏资金,这些水厂无法升级深度工艺。而湘潭本地卫生疾控部门抽检宣称,从2008年至2010年,三家水厂出厂水达标率为91.98%。在中国地方,通过本地部门互检爆出低合格数字,极为鲜见。

  学者告诉财新记者,浙江省某市水源质量较差,但通过先后两套深度水处理工艺,成功实现出厂水质达标。但深度处理工艺远非普遍。

  尽管水源污染严重,至2009年底,全国县以上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98%仍使用传统工艺。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郑州等部分城市的部分水厂实现了深度处理。预计到2012年7月1日饮用水新标强制执行开始,采用深度处理的水厂,比例只会再多一个百分点而已。

  宋兰合说,滞后的水处理工艺,叠加不合格的水源,自来水严峻的水质现状事属必然。

入户:二次污染

管道老旧加二次供水,水质雪上加霜

  水厂处理后,水流入城镇供水管网,最终到达用户水龙头。入户之路并不太平,老旧的管道再加二次供水,让已堪深忧的自来水水质雪上加霜。

  在自来水条件最好的北京市,近十余年投入巨资改造供水管网,仍未更换完毕,至今未实现直饮水。多数大中小城镇的管道老旧问题无法与北京相比,距离直饮水遥不可及。

  住建部在2002年、2003年曾调查数百城市的供水管网,发现管网质量普遍低劣,已不符国标的灰口铸铁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镀锌管等占6%。这三类低质管网主要铺设于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之间。2000年后城镇新铺管网有很大改进,但已铺管网改造却不多,质量低劣的管网大多数现在仍在服役,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地段。

  "老旧管网漏水严重,也容易发生二次污染。"宋兰合曾在论文中引述,184个大中城市2000年至2003年管网水质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

  刘文君曾多年研究自来水管道的二次污染问题。他介绍,老旧水管容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有时肉眼可见,水发黄发黑发臭,但多数时候肉眼无法发现。

  相比发达国家,二次供水是中国的特有难题。中国城镇6层以上的小高层、高层建筑较多,为了让6层以上用户的水压正常,同时避免脆弱的公共管网承受过大压力,各城镇自来水公司纷纷选择管网末端加压模式,将自来水压至高层建筑屋顶水箱或半地下的蓄水池,再由蓄水池或水箱进入用户家中。

  在中国省会一级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数千个水箱或蓄水池。二次供水自从在中国诞生起,就饱受诟病,目前仍然乱象纷呈。

  因二次供水导致的水质二次污染事件,近年一直充斥媒体;二次水箱内被发现死老鼠等事件,也一再发生。

  谁来看护大量的水箱、蓄水池?这些水箱、蓄水池最早由各地产开发商所建,标准和式样五花八门;产权一般属于全体居民,居民又无力管理;小区物业是通常的看护者,但缺乏专业能力,且不说责任心。

  宋兰合分析,各城市自来水厂一般由城市建设部门管理,但二次供水设施理论上归卫生部门,自来水厂不愿"多管闲事",而卫生部门通常又无力监管,主要负责审核颁发消毒许可证。最终,各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成为监管薄弱之处,无人负责。

  宋兰合倾向认为,二次供水事实上不全是坏处。当城市因意外或灾情发生停电、停水事故时,二次水箱可证住户在一个时间段内有水可用,甚至在某些时候让消防部门有救急之水。二次供水其实一个城市管理问题,管好是福,管不好是祸。

水质救赎之路

要投入更要改革

  在王占生等学者看来,城市水业基础设施向来就薄弱。"过去十几年内又只有少量投资,欠账严重,而水源又污染加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地方说水质全面达标,这不就是骗人吗?"

  根治自来水之疾,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净化水源地。这是学界的共识。水源地如果达标,即便是只用最基本的传统工艺处理,水质都会合格。

  根治水源水质,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江河湖海的水环境治理规划对接。"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关系子孙后代的根本福祉,政府责无旁贷。"王占生说。

  回到现实,根治水源之路至少也要15年至20年,改善自来水水质无法等那么久。当务之急和务实之选,是自来水厂的工艺升级。

  据宋兰合初步估计,在现有水源条件下,至少20%至30%的水厂需要尽快上马深度处理工艺,还有相当数量的水厂需要改进传统工艺,方可实现自来水出厂水质量基本合格。

  王占生更为悲观,认为中国水源污染严重,因此大多数水厂需要上马深度处理工艺。尤其水源不好的地方,必须马上动起来。

  自来水输水管道需要立即投资。刘文君认为,供水管网曾是全球难题,但最近数十年间,发达国家通过逐渐更新管网,以技术手段维持管网水的化学和物理稳定性等方法,已基本解决管道二次污染问题。解决管道问题,技术不再是障碍,主要是地方政府欠缺投入。

  "由于城市建设基本成型,更换管道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各地应制定时间表,逐步更换。"刘文君说。

  王占生曾对深度水处理工艺的成本作过经济测算,其结论已为业界普遍认可:水厂上马深度工艺,每吨水成本相应上升0.3元左右。另有学者认为,管道硬件投资,会让每吨水成本再上涨0.5元上下。如此算来,如果以县级以上4000余家水厂日供6000万吨计算,每年成本增加200亿元左右。

  宋兰合表示,在国家层面,要通过制度设计解决二次供水和水质检测的管理体制问题。

  刘文君、王占生、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等共同呼吁,要建立独立于地方水厂的专业水质监测机构,变水厂自检自测为第三方检测。水质检测数据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傅涛认为,发达国家在城市供水方面体制各异,路径不同,但均能实现饮用水合格,甚至保持直饮水标准,其政府在供水基础投资上占据主导,在运营环节追求效率。

  傅涛指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各级政府和水厂对供水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隶属福建省国资委的福建中闽(罗源)水务有限公司,是一家日处理上百万吨水的大型水企,其供水业务有泉州、罗源等处。该公司处境不妙,董事长郑相钗向财新记者抱怨说,由于成本倒挂,每供一吨水要亏三至五角钱,企业连年亏损。

  "水厂亏损,投资无钱,政府不给,说水业已市场化;水厂成本倒挂,要求提高水价,政府又不同意,说供水行业是市政公用事业,政府要统一定价。"郑相钗说。

  十多年来的水业市场化改革,到了需要更进一步的时刻。

  在采访中,一位饮用水界人士用极慢的语速,向财新记者讲了三句话:对每个人来说,饮用水像空气,无可选择,无从逃避;对政府来说,供水工程是最为基础的民生工程,远比修马路、建高铁、盖高楼更为基础;近十几年来,供水成了最被忽视的民生工程。

  还供水欠账,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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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饮湘江

   长株潭以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为水源,怎样承受饮用水安全之重?

财新《新世纪》 见习记者 刘虹桥


2011年9月15日,株洲清水塘的霞湾冶炼厂排污口,气味刺鼻难闻,污水涛涛,状如瀑布。锋子/CFP

  湘江水湍湍流淌,裹挟着经过矿山、冶炼厂、工业区排出的富含重金属的洗矿水和工业废水,流经人口密集的城市群:长沙、湘潭、株洲。三座重镇的饮用水安全悬于湘江。

  湖南省环保厅和三市环境部门公开信息显示,流经三市的湘江段存在污染,多数时间为三类水质。2011年,住建部曾委托湖南省疾控中心对全省各区县自来水厂的出厂水质进行全指标检测。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的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结果"很不理想"。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饮用水专家表示,如无断然措施,在重金属痼疾重重的湘江流域,全面实现饮用水新标准达标,如何可能?

"毒江"为源

  "如果还有1985年的源水,我们一定能保证出厂水水质合格。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源水恶化了不知多少倍,水质标准却更苛刻,水厂压力很大。"湖南省湘潭中环水务公司总经理邹俊良掐灭了手里的烟,身子前倾,情绪激动。

  2004年10月,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与中环水务投资公司合资成立湘潭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下设四家地表水厂,为湘潭市区40余万用户供应自来水,取水点均位于湘江湘潭段。

  三类水是否合格水源,当前环保系统和住建系统在统计口径上并不一致。环保系统和地方政府一般倾向于以三类水质可以作为二类水源保护区为由,将三类水质统计为合格水源,但依据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水质不能出现在饮用水取水口附近,因为并非合格水源。

  2012年3月28日,财新记者在位于湘潭市雨湖区窑湾的湘潭市第一自来水厂取水点附近看到,在取水点航标不远处,几艘采砂船正在作业,几艘小渔船停靠在取水点一侧的河岸边,水面还漂浮着一具狗尸。

  储水塔一侧的河岸,则堆放着附近居民遗弃的大量生活垃圾。

  湖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湘潭监测站副站长李宁怀告诉财新记者,"根据在取水点的观测,水源水中的粪大肠菌常年超标,枯水季节易出现挥发酚和氨氮超标,汞、砷、镉等重金属也经常随上游企业排污情况而出现超标。"

  从1966年起,湘江中就检测出铅、锰、镉等重金属;从1978年起,湘江成为国内重金属污染最重河流;1990年之后,污染加速恶化。

  2006年至2007年,湘江三类以下水质曾达到50%以上。

  用如此水源,邹俊良颇有怨言。"任何一家企业没有合格原材料都可以申请停产,自来水公司却不可以,而且还必须24小时输出达标饮用水。"

水质数据打架

  当前各地共建有两套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系统,一为主管部门住建部系统,二为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系统。前一系统因主要依靠自来水厂自身检测,外界质疑其自检自测。后一系统相对独立,被饮用水专家认为相对可信。

  2011年3月,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萧福元、桂卓嘉、袁晟等三人发表论文,曝出该中心2008年至2010年检测湘潭市三家市政水厂出厂水样162个,其中合格149个,合格率为91.98%。

  以城市供水的标准要求,这是不能接受的。湘潭中环水务公司并不接受这个数字。该公司水质监测负责人李宁怀,同时兼任湖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湘潭监测站副站长。

  李宁怀坚称,近年水厂的水质合格率在99%以上。水质数据打架,是因为双方检测点不同,检测指标不一致。

  为了应对2006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实行,湘潭中环水务公司近年投入了700多万元,更新了水厂的检测设备。即便如此,在饮用水新标准规定的全部106项指标中,水厂能对出厂水水质进行最多55项分析,无法做106项指标全分析。

"深度"挣扎

  面对湘江源水,长、株、潭三市近年一直推动上马深度水处理工艺,但由于自来水厂缺乏资金,进展缓慢。

  财新记者了解到,除长沙两个水厂上马了深度水处理工艺之外,长沙其他水厂和湘潭、株洲的全部水厂仍为传统水处理工艺。

  传统水处理工艺中的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流程,对源水的净化作用有限,几乎无法去除重金属和毒理学物质。湘潭市第一自来水厂负责人坦陈:"像镉污染这样的事情,供水企业一点办法都没有。"

  2008年,株洲冶炼厂巨量含镉废水排入湘江,酿成湘江湘潭-长沙段的镉污染事件。由于缺乏深度处理设备,水厂的应急处理措施只能在常规处理流程中加投生石灰、明矾等物质,聚合、沉淀部分有毒物质。

  与此同时,要求高耗水企业停止生产,降低日出水量,以此延长水厂的净化周期。在此次水镉污染事件中,以湘江水为水源的所有集中供水单位的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中的镉含量全部超标。

  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深度处理工艺通过臭氧、活性碳等技术清除各类有机、无机化合物,使污染水达标。该工艺成本较高,视水厂规模不同,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元。

  与大部分供水企业一样,湘潭市中环水务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自2009年至今的调价周期里,湘潭中环水务在2009年盈利600余万,2010年盈利300余万,2011年亏损100余万,2012年预计将继续亏损。

  "我们这种改制企业很悲哀。政府把水厂作包袱甩出去,自然就不管了。以前水厂还能算是政府的儿子,现在充其量就是孙子。"邹俊良无奈地说, "政府对水处理技术有要求,要直饮水,要上深度处理,这些技术上都不是问题,资金才是问题。可是投入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紧邻湘潭的湘江上游,株洲市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占生告诉财新记者,早在数年前,株洲市自来水公司就曾向他表示过力图上马深度处理工艺,问题也是没资金。

  株洲市自来水公司新闻发言人对财新记者表示,未来株洲将在第一、第三和第四水厂上马深度处理工艺,对第二水厂进行强化常规处理工艺,对所有水厂增设应急处理设备。

  该发言人说:"饮用水新标要实行,政府没补贴,我们只好自筹资金来做,今年预计又要亏损。"

一水两治

   共饮珠江水,澳门自来水可直饮,珠海则不能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宫靖

  澳门特区与广东珠海市的水源地相同——珠江口西江水源。水质常年为地表水二类水质,偶尔为三类水质。但是,澳门可直饮水,珠海不能。

  澳门有何秘诀?珠海有何苦衷?

  "我们是给澳门特区政府打工的,是特许经营关系。干不好,会被炒掉。" 澳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澳门水公司)执行董事范晓军告诉财新记者。澳门水公司是上市公司,1985年获得澳门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2009年与特区政府再续约20年。

  澳门水公司有三家水厂,其中一家上马了深度处理工艺,另两家范晓军称为"加强版"的传统水处理工艺。"水源还可以,不用全部上马深度工艺。"澳门的供水管道大部分更换为球墨铸铁管,一种公认质量较好的输水管。

  相形之下,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珠海水公司)副总经理方晔告诉财新记者,珠海三家水厂均没有上马深度工艺;珠海新建,管道比一般内地城市要好,但仅有部分是球墨铸铁管,其余主要是铸铁管、钢管、混凝土管、聚氯乙烯管等。"硬件肯定不如澳门,因为水厂缺钱。"

  珠海水公司是珠海市的国有独资公司,不会被政府炒掉,坏处是与政府分工不明确。范晓军表示,在硬件投入上,澳门政府与澳门水公司按合同办事,该企业投资的就企业投资,该政府投入的就政府投入,很少有扯皮现象。所以上设备更顺利一些。

  澳门水质采用欧盟标准,每月末,政府都会派人监测一次100多项的全指标。水质达到欧盟标准,就是可以直饮的。政府指定的专业人员每天会在自来水生产环节取80个点检测水质,包括出厂水、管道水、末梢水。每个水样水厂留一份,政府部门带走一份,每天测十几项水质指标,很快就会公布在网上,让公众知道。当两个部门出现数据不同时,会立即查找原因。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说,在发达国家,作为履行市政公共服务的供水企业,必须按照所在国、州或城市的规定,定期将水质指标向公众公布。不少城市水厂被要求每月要将水质通报寄到居民家中。如此,水厂水质状况几乎随时在公众监督之下,水厂不敢有任何懈怠。而中国大陆,公众想知道水质状况简直是奢求。

  反观珠海,虽然每天当地卫生疾控部门也会取水样,但水样数很少,其结果也不对外公布。珠江口西江水源有时会受咸潮影响。澳门水公司会提前向公众预告,而珠海没有此项内容。

  澳门是一个透明社会,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沟通渠畅通。"公众对供水成本是有了解,当我们提水价时,公众知道不是公司要赚钱,而是成本涨了。反观大陆,水价那么低,但涨水价时居民还不同意,这是企业、政府和居民沟通不好,没有互信。"范晓军说。

  2012年2月,一份调查表明,澳门民众对澳门水公司满意度为79%。


2012年5月6日星期日

中国核能何去何从┃外交官


译者 玛雅蓝

去年的福岛核危机动摇了对核电的信心。透明、安全的监管的缺失是否将会威胁中国的核电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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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9.0级地震和随后的海啸导致了切尔诺贝利之后最具毁灭性的核事故,并对远离日本海岸的地方造成了影响。中国,这个正在开展世界上最有野心的核电建设计划的国家,迅速推迟了对新核电站的批准,并考虑调整安全标准。


因此,中国在2020年的核电发电量目标被普遍认为将下降到60至70千兆瓦(GW)。中国的核电拥护群体仍在积极游说政府把2020年核电发电量目标提高到80GW,但在增加核电产量前,中国需要改进大量核安全方面的不足。


首先必须要知道的是,安全监管机制是中国核电工业最脆弱的环节之一。目前,负责核电发展的国家发改委是最有政治权力的部门。与此相比,中国核电业的监督者是权力弱许多的环境保护部。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统治阶级规划,以及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内部权利斗争,阻止了对中国核电安全机制的及时、全面的审查。


福岛事故后第一时间,环保部公开表示了对中国核电工业进一步扩张的支持。由于环保部负责中国核安全的监管,这样一个举动不必要地模糊了核安全标准和工业发展管理之间的行政界限。这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的迫切需要:彻底调整核安全监管机制,以避免政府和工业之间相互庇护勾结,重蹈日本核工业的覆辙。


核工业中透明度的缺失也是一个诟病。福岛事故之后,抢购碘盐的恐慌浪潮立即席卷整个中国。即使在中国政府和专家都公开表示这完全没有必要之后,公众仍然花了一段时间才平静下来。这个事件不仅显示出中国社会对核问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缺失主要是因为中国核工业一直以来的秘密运作,还清楚地暴露出中国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信任缺失。


从那时起,透明度的缺失并未有根本的改变。1月11日,一个新的全球核材料安全指标被提出,根据对核安全和材料处理透明度的评估,中国在32个核国家中排名第29。


中国向国外市场安全出口核技术和设备的能力则又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挑战。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出口了第二代反应堆,其结构比在国内建造的进口第三代反应堆简单。然而,在中国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先进的出口反应堆前,它缺少足够的自主技术,并且面临许多的专利问题约束。出于安全的考虑,向巴基斯坦出口的第二代反应堆在(中国)国内正在被淘汰,但是中国仍可能被经济利益和地理政治因素所诱惑,从而在未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其他的核出口交易。


去年,德国和瑞士决定逐渐淘汰核能。并且,在美国的任何核项目筹资和获批的难度都已大大增加。甚至法国,最依赖于核能的经济体,都已表示出在混合电力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的意愿。发达国家对核能的模糊态度也可能导致国际上的核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招揽生意,尤其是中国。


以此类推,如果更多的核电厂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这些国家缺乏操作反应堆的经验,或者靠近恐怖主义活跃地区,或者没有足够资金进口最新技术,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第三世界国家将被笼罩在可能发生重大核事故的巨大阴影之下。不出意料,中国政府抵抗短期内地理政治和经济诱惑、停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过时的反应堆的能力将对福岛事件后的世界核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


同时,核事故应急预案对于保证核电站安全是很重要的。但是考虑到预算的增加和不希望引起公众恐慌,国家政府和核电公司都会在准备和演习简易、特定的应急计划时忽视对最坏情况的演习。现在,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过去了25年之后,福岛核危机仍然暴露出了日本政府和反应堆的毫无准备。


当中国的第一次核事故应急演习于2009年十一月在台湾核电站举行时,当局只是假设有效的应急预案足以包括预想的事故。然而,在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和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政府和国有核电公司将更需要为最严重的核事故准备应急方案,在过去这些事故已经降临在了主要的核电经济体上。


考虑到重大核电事故的毁灭性结果,以及世界核工业有污点的安全记录,中国政府应该将核安全议程放在首要地位,彻底改革它的核安全监督机制,持续增加核工业的透明度。与积极追求过高的2020年核电目标相比,中国的核电公司应该逐渐建立和自主化进口的第三代核反应堆。最后,中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迟核电站的建设浪潮,直到中国在操作和改进目前仍在建设中的先进的反应堆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为止。否则,缺乏实践的实验反应堆可能成为被仓促建成的一代,这对于急需能源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承担的错误。


涂建军(Kelvin Jianjun Tu),是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领导项目在中国能源和环境政策方面的工作。

看看这朝阳医院外的保安,天价的维稳经费居然是拿去请这种二货,外媒那么多好歹请注意国家形象咩

Men guarding building G of Chaoyang Hospital, where blind rights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was reported to be staying, eat ice-cream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ospital in Beijing Saturday.

来源:NBC


法国大选候选人政策解析:奥朗德VS萨科奇


法国大选今天将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站已于格林尼治时间5月6日6:00开放,初步投票结果将于格林尼治时间5月6日18:00(北京时间5月7日凌晨2:00)产生。

在4月22日的首轮选举结果显示,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获得27.5%的有效选票,领先于现总统萨科奇(26.6%)。虽然奥朗德的发言人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说第二轮可能还不是决胜局,但奥朗德无疑在向胜利迈进。

那么两位候选人各自当选后可能实行怎样的政策,产生的影响?独立智库开放欧洲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1、法国经济

萨科奇获胜:2016实现预算平衡,采取增税和较小的结构性改革。

奥朗德获胜:2017年实现财政平衡,推出200亿欧元的支出计划,对大公司和大银行增税。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两位候选人在削减赤字的目标上差别很小。但二者的政策都是基于对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上,如果西班牙的形势继续恶化,他们的目标将无法达成。

2、法德核心

萨科奇获胜:可能就ECB的角色问题与德国产生分歧;法国有可能暂停参与欧盟的申根边境自由区。

奥朗德获胜:可能就紧缩方案、ECB的角色以及财政条约与德国产生全面分歧。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无论谁胜出,德法核心都将继续,但可能会随着危机的深入变得更加紧张。

3、ECB的角色

萨科奇获胜:将继续支持ECB干预,支持政府参与汇率讨论。

奥朗德获胜:将推动ECB直接对政府和欧元救助基金ESM贷款。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德法将在ECB的角色上产生分歧,从而加大欧元区的不确定性。奥朗德掀起的争议可能更大。

4、加强预算纪律的财政公约

萨科奇获胜:法国最有可能批准该公约。

奥朗德获胜:除非加入支持增长的条款,法国不会批准财政公约。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虽然存在分歧,默克尔和奥朗德仍然有希望就条约达成一致,前提是附上支持增长的条款。如果没有法国的批准,该条约形同废纸。

5、预算平衡的"黄金法则"

萨科奇获胜:黄金法则将被加入宪法,2012年底前将就此事进行全民公决。

奥朗德获胜:对黄金法则进行立法,但不会入宪。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 黄金法则如果不被加入宪法,那么就可以认为法国并无诚意遵守该法则。从它此前公然违反稳定和增长公约就可以看出。

6、移民和申根

萨科奇获胜: 如果一年内不加强边境检查力度,法国有可能暂停参加申根协定。

奥朗德获胜: 非欧盟国家的自由迁徙将受到限制。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 萨科奇对申根的立场只是其吸引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的托词,并不会真正实行。如果他真这么做了,那就是和整个欧盟过不去。

7、购买欧洲法案(buy European Act)

萨科奇:作为最后的手段,法国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限制公共采购职能采购欧洲生产的产品。除非欧盟与贸易伙伴最终达成互惠协议。

奥朗德获胜:法国希望从欧盟的贸易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互惠。

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萨科奇不可能真正实行,因为这将得罪英国等贸易伙伴,甚至欧盟委员会。("购买欧洲法案"由萨科奇提出,倡导欧洲各国应该效法美国,在公共采购时选用本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