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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

余英时序巫宁坤《孤琴》:燕京末日的前期

1949年秋季开学,燕京的"末日"便开始了。中共对于"帝国主义"创办的大学怎样处理虽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夺权之初,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
 

 
  巫宁坤先生继《一滴泪》之后,将他多年来所写的散篇文章集结成《孤琴》一书。这两部书恰好经纬相错,交织成文。《一滴泪》是"经",提供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完整叙事;《孤琴》是"纬",将叙事中某些极重要但只能一扫而过的快速镜头加以放大,使我们可以观赏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许多通幽的曲径,每一条都把读者带向《一滴泪》世界的深处。
 
  我曾为《一滴泪》写了一篇长序──〈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篇序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孤琴》。不过现在特别为《孤琴》写序,我却不愿重弹旧调。《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和感想,我想借此机会写出来,与作者的经验互相印证。但首先我要作一点为此书"解题"的工作。
 
  此书为什么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确的解说。但作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现在收入本书的则是别人的译文。1990-91学年作者在母校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 college)从事写作。这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沉闷的小城",作者在这里过了一年十分孤独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泪》的初稿。但孤独并没有让作者"发疯",如朋友们夸张的预测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获得一次最高的升华,所以他说:
 
  我的孤独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疯人院,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美丽新世界,一个烛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济慈的诗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孤独世界。
 
  于是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天象观察者,
 
  突然一个新星游入他的视野,
 
  寂然无声,在达里恩一个山顶上。
 
  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精神升华所达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这也许便是一种"疯狂"。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疯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类"神的疯狂"中居于最高的位置。因为"爱神"(Aphrodite)恰好是这一"疯狂"的主宰。(见Plato's" Phaedrus")试看作者自己对于"孤琴"两字的解题:
 
  孤琴!原来这就叫孤琴。我立即发现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个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独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心态:身在"众生要承受的万千劫难"之中,仍能弹奏孤琴。
 
  精神升华使作者的孤独化为一个"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艺术作品都顿时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如果仅仅为了自我解脱,他大可长驻其中,从此远离尘嚣。然而不然,他向往的却是回到承受着万千劫难的"众生"之中去"弹奏孤琴"。恰好说明为什么他对"孤琴"之喻,情有独钟。我必须提醒读者,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泪》的撰述期间。他以弹奏中的"孤琴"自喻,因为他正在发出动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为了自己赏音,而是出于爱"众生"之一念,让他们在艰难之余,共享他所能发现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层的"神的疯狂"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这里让我为"孤琴"的意象下一转语,作者的专业虽是西方文学,但毕竟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孤琴"所表达的在骨子里即是中国人的一种共同向往:个人不应仅仅满足于自己"得道",而必须同时帮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传布给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后来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传入,因为和中国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无间。所谓"菩萨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愿为众生承受一切苦难。王安石便因为读到禅宗大师一句话,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于改革的,这句话是:"这老子尝为众生作什么?"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强调"泛爱众"吗?作者写《一滴泪》和这本《孤琴》文集也和当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态完全一样,是要为"众生"做点什么事。《华严经》的〈回向品〉特别提倡"回向众生"的观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后,再回过头来把自己所修功德施与"一切众生"。1922年胡适写了一首〈回向〉诗,用现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阐释了这个观念。我觉得这首诗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却把〈孤琴〉末节"告别冬眠"的隐义充分发挥出来了。所以我要把全诗引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回向〉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压迫人的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着他风雨中的同伴,
  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离开他们,
  又讨厌那山下的风和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顶上自言自语。
  瞧啊,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孤琴》第一辑首篇〈燕京末日〉写的是燕京大学,其中提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当时正在"隔离审查,交代问题"。这是指宋史专家聂崇岐先生,我曾上过他一学期的"中国近代史"。作者的回忆把我带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园。但是这里不是我写自己回忆录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这一论题,补充一点作者见闻以外的情况。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进燕京学生宿舍的,十二月底离开,比作者早了两年。因此我所见到的是"末日"的开始,恰可与作者所见的"末日"的终结互相参照。
 
  燕京是教会大学,经费主要由美国各教会捐募而来。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权下继续存在下去已是先天注定的命运。所以1949年秋季开学,它的"末日"便开始了。中共对于"帝国主义"创办的大学怎样处理虽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夺权之初,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中共对国立大学如清华,开始是维持原状,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后才是全面接管。(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1984年,页131~132)燕京是私立教会大学,情形自然又当别论。至少我在燕京一学期中,学校表面上仍未改变,估计是处在"接而不管"的阶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种假象,中共在它权力所及之处绝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时候。在"不管"阶段,它在背后的布置——包括所谓"掺沙子"、"挖墙脚"之类——则正在积极地进行中,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语言中,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个学校结构的"底",同时也"摸"每一个教职人员的"底"。等到时机成熟了,"党"便可以一举而消灭"阶级敌人"。不用说,这个理解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必须通过六十年来的经验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学时,燕京大学从校长到教职员大概都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学校仍可以照旧办下去。甚至迟至1951年,赵萝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电聘作者之举。这和同一时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函聘吴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辙。总之,我在燕京恰好赶上了暴风雨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期。
 
  1949年燕大校园的政治动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党团员无所不在,不过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而已。最显着的,学生都必须上政治大课,主持人是法学院院长赵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党靠拢得很紧。大课并不是主持人独自讲授,而是分别请校外的人来作报告。我现在记得的有四个人,即钱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储安平。钱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讲得很长,至少两、三小时。艾则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早年所写的《大众哲学》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时。这两位党人的长篇大论说些什么,六十年后已无从追忆,但其中涉及三个问题至今还留有一点印象:第一、对于二战后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抢掳的暴行极力否认,坚持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第二、当时美国《白皮书》刚刚出版,对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所期待。毛泽东立即写文章痛斥。因此辱骂"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他们讲话中的一个重点。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刚刚出炉,一颗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则分别代表工人、农人、民族资本家、小资产者四个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借五星旗的象征,向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战"。
 
  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两人的"洗脑"工作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沈阳住过两年,对于苏军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详,而且直接得之于民间,"谣言"之说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学中来自东北的更无法接受这一解释。至于"民主个人主义者"和阶级划分,我们当时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确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们失望,他杂引史事说明他的论点,竟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飞的时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听众虽不敢哗然,但暗中摇头的则大有人在。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话大大减弱了他的说服力。
 
  中共在"摸底"期间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够及早"争取"过来,成为"党"的传声筒,说出"党"不便启齿的话。不用说,教授自然是最先"争取"的对象……
 
  另外两位"民主人士"的讲话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早在抗战时期便已非常靠近共产党了。他的讲演一味强调他曾怎样英勇地和国民党展开的斗争,还特别描述《中央日报》的主持人陶希圣怎样对他进行"围剿"的种种事迹。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谈话,从政治教育的观点说,意义不大。
 
  在四位外来讲者之中,储安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编的《观察》杂志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课外读物,所以对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但讲话的内容我现在只记得下面这一点: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欢迎燕大同学投稿。他特别强调编辑的宗旨是同时向前面提到的四个"阶级"开放的;《光明日报》并不为四个阶级各设专栏,但对这四种不同的观点一定兼容并包。他说话的神态十分真诚恳切,这是我对他发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来,他其实是表示:他编《光明日报》仍然继续《观察》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这在当时痛斥"民主个人主义"的一片叫嚣声中未尝不是一种讽刺,因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不过是同实而异名而已。储安平在1957年逃不过"大右派"的劫数,于此已见端倪。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听讲时我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
 
  其次,我要谈一谈燕大教学的情况。这一学期我选修了四门课程。除了赵萝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历史系选了三门课: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与方法、欧洲史导读。英文课读的是英、美短篇小说和散文,只重语文训练,尚未涉及思想问题。《孤琴》作者两年后讲授英国文学史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时还没有出现。我记得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不但未加称赞,而且还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可见她还没有感到"思想"的压力。主持欧洲史导读的是一位女讲师,可惜我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指导学生读了一些史学名著的选样,包括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过正统训练的学人,根本未为历史唯物论所动,因此也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两门历史课则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扰了。
 
  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聂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因"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受到"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的惩罚。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的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我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东学者,多年后才从洪业老先生处了解到他的高洁人格。最近读到邓之诚《日记》散篇,我对于他"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的情况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网如此之快,则是万万想不到的。
 
  最后,我要提到翁独健先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一课。翁先生是燕京继齐思和先生之后,保送到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人。他的专业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识面很广,思想也很灵活。那时他和共产党之间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学期之末他被任命为北京文教局局长。他所指定的课本是普列哈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译本(英译为George V.Plekhanor,A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着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我写的是〈墨学衰微考〉,是一个传统考证的题目;他同意了我的选择,没有任何指示,要我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国访问,他的女婿和女儿还特别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这是我在离开燕京后唯一重晤的老师,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学人的风范。
 
  总之,在"燕京末日"刚刚开始的第一学期,无论是外文系或历史系的教授们,大体上还能勉强维持着相对的学术尊严;至于大多数的学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离的观望态度,在学术上则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历史系而言,当时学生们并没有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未经马列洗礼,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后"或者"反动"。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学而言,我们对"新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之流并没有多少敬意。翦伯赞那时已在燕京,但并不属于历史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和〈燕京末日〉中都称他为"新燕京摄政王",因此我现在才能断定,他大概是以"军代表"的身分进入燕园的,大致相当于吴在清华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学都是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派代表驻进校园,简称"军代表"。)1949年秋季翦还没有"摄政王"的称号,不过却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在史学系流传。他当时正在大张旗鼓主编庚子(1900年)义和团史料,开了一张书目要燕大图书馆为他收集有关文献,其中之一是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这是一部清初关于书画着录的名作,写成于顺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书画史常识的人无不知之。这种疏失如果出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史学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当时是和范文澜并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导人,气焰正自不可一世。这就难免招人轻视了。(这部材料书即是《义和团》,列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于燕京大学"。)马列派后来所取得的史学"霸权"并非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间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够及早"争取"过来,成为"党"的传声筒,说出"党"不便启齿的话。不用说,教授自然是最先"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毕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国知识人在过去改朝换代的一般表现而言,教授中愿意积极迎合"争取"的也不乏其人。这也不必诧异。不过我在燕京的那段时期,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上面提到的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类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课上常常鼓励我们去建立工、农的阶级观点和感情。他最爱举下面这个例子:工、农一见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发生"热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泪》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为思想进步的缘故,和学生们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课小组讨论的一个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时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再对我们强调他的幸运,居然还"赶上了革命的最后一次列车"。现身说法之后,他接着便要我们也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和他同在一辆车上。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赵、侯两位先生的论调也未曾引起我们的强烈反应。但是翻来覆去听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这是由衷之言,腻烦和肉麻之感确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记1951年以来"思想改造"、"三反"等等"运动",令人惊心动魄。我最早从香港报纸上读到关于燕大斗争大会的详细报导,包括校长陆志韦的女儿怎样"大义灭亲"的热烈表演。我稍一回忆,立刻领悟到:中共布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开了。经过两年来处心积虑的安排,"进步教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已布满全校,只要"党"略略示意,斗争大会开得轰轰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所以我特别写了一篇小文,分析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吴用把眼视众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阵线》杂志,大约在1951年底),这是借用《水浒传》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吴用发言反对之时"已把眼视众人",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便一个接着一个大声鼓噪起来。毛泽东熟读《水浒》,这一套手法早在党内外斗争中运用过无数次,此时拿来对付一些毫无"斗争"经验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庄子所谓"以无厚入有间",游刃而有余了。
 
  我和巫宁坤先生恰好分别参与了"燕京末日"的始点和终点。所以我特别将我的记忆部分写出来,略补巫先生见闻之所未及。(二)
 
  最后,读了《孤琴》第三辑感旧录的部分〈忍看朋辈成新鬼〉,引起我关于中国知识人在中共统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现在想借此机会略抒所见。
 
  作者怀旧的对象多数是我不认识的,或虽闻名而未曾见过面。但是其中有两位前辈我在"文革"后也略有交往,即沈从文和钱钟书。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年我都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但都在官式接触的场合。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文字,追记其事,这里便不再重复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见《余英时文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里我要从不同的角度补记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谈中,不记得话题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虽仅一二语匆匆带过,神情则颇带几分淘气。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与家中女佣(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虽早成公开的秘密,但在1978年的中国大陆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览,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诧异:他为什么会讲起这个故事呢?最后我猜想他也许是借此向海外访客暗示:他并不是马克思的虔诚信徒吧!一两年后我在美国和史华滋(BenjaminI.Schwartz)闲谈,涉及马克思的思想与生活,顺便提到这个趣事,他也忍俊不禁,并同意我的推测。为了怕给他带来困扰,我再也没向别人提过。现在事隔三十年,钱先生也已过世十年,我披露了这个小插曲应该无伤大雅了。这个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价值和思想,丝毫未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撼动。正因为他没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凭着深厚的学识和无比的机智,在惊涛骇浪中明哲保身,最后完成了《管锥编》的写作。
 
  沈从文先生夫妇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鲁大学附近住了一两个月;他们的东道主人是傅汉思教授和张充和女士。由于这层友谊的关系,我和沈先生曾有过多次聚谈的机会,都是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受尽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于崩溃状态,因此我从来没有问起他个人的遭遇,以免触动他的伤痛。在谈话中他大体以忆往怀旧为主,但所说多数是旧友的事,譬如关于顾颉刚先生在中共统治下的生存状态,我是从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虽历尽劫难,却心平气和,没有流露出半点怨愤的情绪,更没有责骂过任何人,我当时不禁联想到阮籍为"天下之至慎,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后来读到《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1998年),我才认识到1949年以后他在思想和情绪上波动之大、困惑之深。但无论如何,1980年时他确已恢复了内心的宁静,也找回了原有的价值系统。
 
  巫宁坤先生对于沈、钱两先生的认识自然远比我为亲切,《孤琴》所收两篇生动的素描可以为证。大体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观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我必须着重地指出,沈、钱两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们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万劫千难之后却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绝大多数同辈的知识人而言,他们的心灵多已陷于支离破碎的状态。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诸领域中曾各领风骚的人物,文革以后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亲见亲闻的实例便不可胜数。如果与前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显然悲惨得多。俄国著名的史学家古列维(AaronI.Gurevich)在苏联解体后曾对文、史两界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他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学传统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岛》),诗人如阿赫玛托娃等,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即使在史达林的恐怖统治时期,这些人也不肯在意识形态上作出任何妥协。所以八十年代中叶所谓"开放"(glasnost)来临时,这些异议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现在文学刊物上。当时俄国读者很惊异地发现,原来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中,他们竟拥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丰富资源!相对而言,史学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汇编一类的成绩之外,极少值得一读的着作。虽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达林以后,史学界仍然有所松动,史达林时代的武断教条大体上已被抛弃,至少也受到质疑;史学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说和构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学家确有破冰之功,为后来史学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准备工作。(见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ed.Francois Bedarida,Providence:Bergham Books,1994,pp.67-69.)
 
  但在同一时期之内,旷古未有的厄运却已降临在中国知识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彻底断绝了创作和研究的自由。与俄国不同,"五四"以后才出现的新文学家群并未形成一个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后,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艺界活跃,而他们早已为"党"所收编。即使是胡风的争取创作"自由",也自以为是真诚地向"党"效忠;至少在主观认知上,他是与宗派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挑战"党"的无上权威。
 
  在"引蛇出洞"的"阳谋"期间,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确曾一度"大鸣大放";这是因为他们误信中共会实践以前关于"新民主"的承诺。从"鸣放"的言论看,当时中国仍有不少知识人继承着"五四"的精神,并持之以恒与"党"的权威分庭抗礼。但"鸣放"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右"之后,中国知识人立即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无论是"心服口服"还是"口服心不服",总之他们从此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再也不能发出一丝一毫异议的声音了。
 
  毫无可疑,知识人在毛泽东统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残远比史达林时代的苏联为严酷。(关于这一比较,可看Leszek Kolakowsk,Main currents of Marxism,New York:W.W.Norton,2005,pp.1197-1199.)但是这里有一个异常的现象: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已接受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党"是决定他们的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弹冠相庆"。近年来我读了不少老一辈学人的日记、书信之类,对于这一点感受最深。过去儒家传统说,孔子《春秋》的"褒贬"有无穷威力:"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但这不过是文字上的夸张,在历史上并不能证实,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最初几十年中掌握了这样的精神权威。它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并且将史达林体制有效地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这一精神权威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精神枷锁的问题呢?这完全是由巫先生关于"恋党情结"的话题引出来的。《孤琴》第四辑有一篇〈银翘集──杨宪益从入党到出党的传奇〉,是评介杨宪益旧体诗集之作,写得非常生动感人。作者告诉我们:
 
  杨诗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恋党情结"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家族,高中毕业后就自费游学牛津大学达六年之久……当时正值抗日烽火连天,他学成之后立即兼程回国,与祖国人民共命运。及至身临大后方,耳闻目睹的却是当道窳败,国势危殆。报国无门。不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寄望于中共,或奔赴延安闹革命,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为"地下党"奔走效命。杨氏交游中不乏文化界"进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党"结成了患难之交。
 
  这里叙述的虽是杨宪益的个案,然而却具有高度典型性;我们可以说,多数倾向于共产党的中国知识人最初都是被这一心理状态推动的。(三)
 
  但1949年以后,杨先生虽"九死不悔"地争取入党,却始终被挡在门外,直到1986年才如愿以偿,这时他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观察:"杨宪益要求入党并非图升官发财,而是书生气十足,一厢情愿,要与一个心向往之的『理想』认同,忠心耿耿,历久弥坚。""六四"屠杀以后,我在电视上亲眼看到杨先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凛凛风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脑际。所以杨先生的"恋党情结"出于最真纯的"理想"认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追问:共产党何以竟能取得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使许多知识人争先恐后,趋附惟恐不及?这是一个极复杂的大问题,当然无法展开讨论。下面我只提示几条主要的线索。
 
  首先必须指出,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开始,便采取了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策略。这一策略包含两个互相关涉的方面:一是"科学真理",一是"道德热情"。所谓"科学真理"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最后必然消灭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科学地"建立了起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谓"道德热情"则指共产党人必须投注全部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奋斗,这是"先锋队"的历史任务。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如旭日东升,体现了最新最无私的道德;腐朽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价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则是"遮羞布",掩饰它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而已。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鄙弃一切自古至今社会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却全力以赴地鼓动群众的道德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在进行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过程中既占领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规范的约束。正因如此,共产党虽不知道德为何物,却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普兰尼(MichaelPolanyi)称它为"无道德的道德力量"(themoralforceofimmorality)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见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27-233)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宣传(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时期,1919-1943),许多西方知识人都深信"真相"与"道德"已"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而体现在共产党的组织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化人等长期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人类的光明远景而献身。(四)
 
  第三国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自然将占据精神制高点的策略也同时搬运了过来。但中国的实际情形与西方不同,既没有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更没有一支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192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大概仅在二百万左右)。如果仅仅高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中国知识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调动起来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另找适合中国特殊需要的据点,以建立它的绝对精神权威。
 
  中共在知识界发生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应该从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华越逼越紧的时刻。为了脱出被围剿的困境,中共通过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全国各大学发动"抗日"运动。抗拒外敌的民族主义激情一向是中国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历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识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抢到了这一高地,即初步树立了它在中国知识界的精神权威。杨宪益先生在抗战时期倾倒于延安,即其显证。
 
  中共在中国将革命重点放在贫苦农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获得"农业改革者"的称号。这又是它抢占道德高地的另一杰作。古代的"士"自汉以来便反对豪强兼并,为"贫无立锥"的农民请命,这一号召自然最能打动现代知识人的心弦。所以沈从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内江也为此而感动,并为"毛主席关心穷人"的说法作"宣传"。(见《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1998年,页167)。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将"阶级斗争"意图掩藏了起来,而以"民主"、"自由"、"多党合作"等口号进行"统战"。这不但见于重庆《新华日报》的言论,而且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可证。许多原来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人便是在这一"统战"策略下逐渐左转。闻一多如此,杨宪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无数反思文字更是现身说法。
 
  总之,中共的长期宣传成功地将自己扮成一个古今无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独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担着中国人所追求的一切现代价值。1949年夺权成功更增添了无穷的威势,似乎已完全证实了"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党"的绝对精神权威便从此在绝大多数知识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来了。连处于政治边缘的沈从文先生在"反右"期间也老实地遵守着下面这个绝对原则:"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绝不干。"其余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见《家书》,页276~277)
 
  中共的精神权威今天已基本破产了,但是它还拥有一件宣传武器,不容轻视,那便是民族主义的激情。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钱,现在依然想靠它来凝聚向心力。但在无"敌国外患"的情况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前车之监。然而我们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一危险的动向。
 

 
  去年六月间,美国东西两岸都召开了"反右"五十年讨论会,香港《明报月刊》也出版了纪念专辑。我写了四首七绝(见图),表达我对于"五七"的整体看法。这四首诗刚刚被朋友们放在网路上,我便接到巫宁坤先生的电话,称许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现在我把这四首诗钞在后面,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尾声:
 
  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
  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
  未名湖水泛轻沤,池浅龟多一网收。
  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数怨阳谋。
  横扫斯文百万家,更无私议起喧哗。
  九儒十丐成新谶,何处青门许种瓜。
  辱没冤沉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华尔街日报》图解重庆经济

译者
核心提示:系列图表展示"重庆模式"的经济含义。

原文:The Chongqing Economy: An Illustrated Primer
作者: Tom Orlik
发表:2012年5月1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倒台的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清洗,将他自2007至今年3月开始主政的西南大城市重庆的经济置于显微镜下被仔细审视。

2011年GDP跃升至超过1万亿人民币(约合158.5亿美元),意味着重庆的经济数值,略高于全国总量的2%。但庞大的人口(最近的一次统计超过两千九百万),以及作为通往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赋予它相当大的重要性。 

因此重庆是如何开展经济工作,以及人们所谓的"重庆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儿是图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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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熙来主政的这五年时间里,与全国10.5%相比,重庆的GDP以平均15.8%的速度增长,即使这一数据可能有水分,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与全国的47%相比,工业起着重要作用,占输出的55%,服务业已经被挤占,与全国的43%相比,重庆只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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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向投资倾斜。从2002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8%。2012年,占总体铲除的百分比,从薄熙来来之前一年的62%增长到84%,远远高于全国66%的数值。 

分析家们担心,工业和投资在经济中极端倾斜,意味着环境成本高,资本配置不当的浪费——快速增长难以为继。 

改善基础设施,低工资,和政府支持的态度吸引了各大厂商,如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福特汽车和领先的化工公司巴斯夫。 

2011年,出口与去年相比增加160%,而全国数值是20%。2010年,约34,700元的平均工资与2005年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广州接近 —— 很有成本意识的出口商认为重庆的吸引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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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农村流动人口获得城市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加快城市化步伐。据重庆市政府统计,全市2900万居民中有1610万现在是城市居民。

即将出版的关于"中国十亿城市人"的新书作者汤姆·米勒(Tom Miller)说,重庆城市化的努力在全国正进行的户口制度改革中最具雄心。

重庆也走在国家努力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前列。计划于2012年建成13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目标是总共建成400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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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支出增长迅速。薄熙来接管的前一年,教育的投资占GDP的2.3%。在2011年,达到3.2%。 

迄今,工业和投资带动重庆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住房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逐步推进,将提高家庭收入,同时带动更高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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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投资和增长的背后是不断上升的债务。银行贷款激增。尚未偿还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112%,上升到2011年的131%。 

政府拥有像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和重庆市水力投资等投资平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其高额负债为建设全市基础设施融资。 

资产负债表的另一边是持续快速增长,意味着偿付能力不太可能是问题,但薄熙来下台之后,当局正在清理投资项目。

四月,由于投资者担心当地主要的贷款人破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股票在两天内暴跌14%。

对重庆炒楼人的打击让房地产销售有所减缓,价格已经开始被下跌,与上一年三月相比同比下降3%左右,这与全国趋势一致。 

瑞士信贷银行房地产分析师杜劲松表示 ,他最近与重庆的开发商见面讨论,认为房地产销量可能在三月下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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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销售放缓和更低的价格影响了土地价格,与上一年3月相比,同比下降48%,这对于使用土地作为担保的城市投资者可能是坏消息。

快速增长和进步的社会政策使薄熙来在重庆当地受人欢迎。他离开后还能保持多久则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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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兄弟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国人宣武门猥亵中国女子,韩国人肯德基暴打中国女子,以及著名的《金陵十三钗》,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反华分子对我不利,总要对我们的女子这么集中地耍流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们需要宣传爱国主义,就要把自家的女性推到宣传第一线。可是我还被激发了爱国主义激情,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最被激发的原因是:对方那么嚣张,列车员却在讨论受欺负的女子用杂志敲打对方的脚丫子是否正确,乘警不着四六问了些话后,最后竟说"人家是艺术家,脚翘高点就翘高点吧"。这趟动车上发生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爱国史的缩写,就是:个体在抗争,群众在围观,兄弟在撒野,政府和稀泥。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首先是爱国民的主义,其次才是国民效忠国家的主义。可往往我们需要国保护的时候,国家却只是字典上的一个检索词条而已。比如最近我们的渔船又被扣了,从菲律宾扣、韩国扣、越南扣到现在朝鲜也扣了,仿佛周边这些国家,谁不扣我们几艘渔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我们的兄弟。这些船和那列动车发生的事是一样的,船长在抗争、网情在激昂,国家很理性。我常听左派的朋友说要警惕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可好莱坞制造了多少F16、特战队、阿帕奇营救人质的大片,我们拿得出手什么,是那部很滥的《代号美洲豹》,还是更滥的《冲出亚马逊》。

我们造了一艘很大的航母,却连几条渔船都不能保护。借出那么多的外债,却不及时交纳赎金。那个部如此擅长抗议,却在最该搦阵的时候跑去帮劫匪插秧。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很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更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促使我写这一篇的动机是,有家日报刊登了"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爱国主义正在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嘲弄,适外必赞,逢中必反,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干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勾当。我觉得这家报纸的社论写得真好!我们确实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铲除一些汉奸了。你看,动车出事时,他们去送校车,渔民被绑时,他们去帮忙插秧……所以我建议,这次一定要强硬地索要回船只和渔民。

又有人说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大国形象。当年把一袋袋大米运到南边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倒在米袋上也是大国形象;当年把几十万大军扔过江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连烈士的坟茔都无人照顾也是为了大国形象。在我看来,大国形象究其实质就是大哥形象,你要让人们为你打拼,就要时时罩着人们,收了那么多的保护费,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护人们。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2wi.html

萝卜网


中国报道周刊: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近日,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1、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國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澤東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

  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國事先就知道的。

  2、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

  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國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國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

  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國的大量财政开支。

  1951年中國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

  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澤東与蒋介石》P877)

  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澤東与蒋介石》P877 )

  5、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國: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國是侵略者,中國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國实行经济封锁。中國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國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國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國,(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澤東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國老百姓宣传的)。

  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國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國,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國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國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國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國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國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

  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份,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份,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

  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

  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國,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

  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

  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

  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失踪美军8,177,被俘美军7,140,受伤美军103,284.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份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像。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

  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离开这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

  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國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國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國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份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翅膀,静静地享受着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

  留下了一个无耻的、獨裁的、虚伪的、專制的、封闭的、贫穷的邻居!

  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富裕的对手!

  作者:唐开宏(南京人,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编辑、记者。)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9b4501013qet.html

  作者:唐开宏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5-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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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新加坡法拉利车祸后续 媒体称马驰靠股票发财

新加坡讯,新加坡报纸今天引述认识法拉利车祸肇事者马驰的人士说,马驰并非是中国高官马凯的儿子,他也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

一星期前,马驰驾驶自己的价值180万新元的法拉利,撞击一辆出租车后当场身亡,出租车内的司机和乘客也送医不治身亡。事件震惊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地。而马驰的身份也引发高度关注。

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度传言马驰是国务委员马凯的儿子。

马驰的遗孀何婷婷昨天首度发言,表示马家并非是"官二代"或"富二代"。

海峡时报引述接近马驰的人士说,马驰并非马凯的儿子,也不是"富二代"。

在新加坡的四川人宗乡社团天府会会长杜志强告诉海峡时报,马驰只是一个"勤奋工作和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天府会的其他人士说,马凯是靠自己的能力买了法拉利。

马驰本人不是天府会的成员,但常常陪为天府会成员的妻子何婷婷参加天府会的活动。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天府会成员说,马驰每次都陪何婷婷前来。

报道引述的新京报说,马驰一位未具名的前同班同学说,马驰的父亲是一名教师,而母亲是一名护士,现居住在新加坡。

马驰在学生时期,就在家里用电脑观察股价,这位同学说,马驰是通过炒股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马驰2008年移居新加坡之前,马驰在四川做电子产品生意。

海峡时报说,除了在新加坡东部居住外,在新加坡至少还有另外一处马驰名下的住宅。

而根据新加坡会计与公司管理局的资料,马驰是在2009年在新加坡开设一家名为Techaccount的公司,业务为软件编程,并有一些各类的投资。

海峡时报记者走访亨德森工业园的公司的注册地址,接待者说,公司在一个月前迁走了。

Techaccount的公司秘书在电话中说,他不很认识马驰,通常都是通过电邮和马驰联系税务事务。他说,马驰出事前,他刚刚帮助马驰更新了就业准证。

新加坡法拉利事件后续 生还者余薇薇照片曝光

一星期前在新加坡发生的造成三死二伤的法拉利车祸,其中车祸发生时坐在肇事者旁边的幸存者、21岁的美女余薇薇的照片今天在网上疯传。




邓小平没说“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南沙再无战事。"…

 

这是一则因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旷日持久,而在微博中、论坛里,被网友无限热捧的历史段子。网友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但这则"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的故事,是真的吗?

 

08年该段子出现在网贴中,但找不到任何史料来源

 

"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只是一则网络段子,既找不到任何的史料来源,段子本身及其变种在细节上也漏洞甚多,不足采信。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版本,是2008年的一则网贴

 

"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则段子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在网络上的?编辑使用谷歌定时搜索,发现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3月2日天涯论坛的一则帖子。虽然该贴自称是"转贴",但编辑没有能够搜索到更早的原始版本(如有网友找到更早的版本,敬请告诉我们,邮箱见专题右下方)。

 

2008年的这个版本,与现在微博上流传的版本基本上没有差异:"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谈到南沙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抽了口烟:'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南沙再无战事。"

 

08年之前没有任何纸媒提到过该段子

 

该段子有没有网贴之外的纸媒来源呢?编辑动用知网、读秀、超星、万方、龙源等学术、图书、期刊工具搜索的结果是:在2008年以前,没有任何纸媒(包括期刊、报纸、图书)提到过"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个段子。2008年之后,严谨的文史类图书、期刊都没有相关记载;只有一些诸如《智慧文摘》这类刊物、以及诸如《大国思维》这本"畅销书",曾刊载过这个段子,其内容则很明显来自网贴,如:

 

"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在谈到南沙群岛的所有权时,这样说道:'至少在地理位置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也毫不示弱地说了一句:'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以后,南沙再无战事。"(《大国思维》,该书是编辑所找到唯一一本载有"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的段子的图书,内容与网贴完全一致,没有注明任何史料来源)

 

09年严肃媒体开始关注该段子,但仍无任何史料来源

 

严肃媒体开始引用"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个段子,始于2009年的《大公报》的一篇评论,以及凤凰卫视的一期《时事开讲》节目;但二者都没有能够给出史料来源。这个现象,一方面印证了编辑此前的搜索结论:2008年该段子才开始在网络上疯狂流传;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该段子除了网贴之外,确实没有可靠的原始出处。

 

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节目中,何亮亮对该段子的真实性将信将疑

 

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国会立法,将中国的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了菲律宾岛屿的领海界线范围。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凤凰卫视3月份的一期《时事开讲》节目中,嘉宾何亮亮引用了该段子,但对其真实性存疑。何亮亮说:

 

"那么我注意到最近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段话在流传,是邓小平说的话,据说邓小平在1987年在北京会见了一个前来访问的前菲律宾总统。那么这位前菲律宾总统,他们在跟邓小平谈话的时候,他们就谈到了黄岩岛,中国叫做南沙群岛,黄岩岛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菲律宾人把南沙群岛叫做斯普拉特利岛。那么这位前菲律宾总统说斯普拉特利岛是离菲律宾很近的,那么邓小平的反应就非常好,马上回了一句话说"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地图就知道了,确实,南沙群岛离菲律宾是很近的。但是也同样确实的是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但是我现在对邓小平有没有说这段话呢,是存疑的。因为很容易调查的,很容易做一个research研究,我查了在1987年这一年里面,邓小平没有接见过菲律宾的访客。而且1987年也没有一位所谓的前菲律宾总统访问中国。但是1988年的4月16号,邓小平接见了前来中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阿基诺夫人我们知道她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华裔的女性的总统。但是从官方公布的邓小平和阿基诺夫人谈话来看,又没有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从谈话的风格来看,是很像邓小平说的话。……上个月香港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就援引了这段话,但是他没有说出处,但是我自己搜索的结果,就查不到邓小平曾经讲过这段话,当然也有可能邓小平讲过,而中国官方没有公布。"

 

何亮亮提到的《大公报》评论文章,只是简单的转载网贴,连最基本的查证工作都没做

 

《时事开讲》中提到——"上个月香港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就援引了这段话,但是他没有说出处"——编辑也查到了《大公报》这篇评论文章《菲律宾屡出阴招夺南沙岛屿 野心昭然》,该文章确实引用了"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个段子,但只是作为文章的引子,且没有给出任何出处,其原文如下:

 

"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南沙再无战事。"

 

段子文字内容与前引2008年论坛里的段子完全一致。很显然,作者是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段子之后,写入自己的评论文章内作为文章引子的。原因很简单——正如何亮亮所说:1987年根本没有菲律宾总统访华,如果该作者所引另有可靠来源,决不至于将时间写成1987年——即便没有其他来源,哪怕去搜索查证一下,也很容易发现1987年没有任何一位菲律宾总统访华。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以《大公报》的这则不靠谱的评论文章为原始来源,转载了该段子,编辑同样没有做最基本的查证工作,没有修正"1987年"这个荒唐的时间。

 

新华网、人民网刊发该段子,各大门户当作信史疯狂转播

 

09年之后,该段子因为缺失可靠史料来源,严肃媒体引用极少。但作为网络重要信息来源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则多次转载该段子。如2010年人民网转载的《"最中国"的9句外交语录》,其来源即注明"新华网"。这些转载无一例外没有给出任何史料来源,而各大门户商业网站及论坛、微博,则因此将这一段子当作信史疯狂转播。在这一转播过程中,原段子中的一大硬伤——1987没有菲律宾总统访华——也获得了"修正",改成了:"1988年,菲律宾总统访华,……"

 

段子本身编造得非常粗陋,内容漏洞百出毫无可信度

 

这样一个在网络上流传了四、五年,从来没有人能够提供任何可靠的史料出处的段子,在2012年因为黄岩岛事件,再度被网友的爱国热情激活,其传播转入疯狂状态——这实在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因为这个段子本身,编造得非常地不负责任,本身就漏洞百出。

 

漏洞一:1987年没有菲律宾总统访华

 

这是个硬伤。现有史料非常清晰:1986年,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曾经访华;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访华。劳雷尔与阿基诺夫人访华时都曾与邓小平有过会谈,但段子发生的时间——1987年——并没有菲律宾总统访华。

 

这个硬伤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被修正了,"1987年"被改成了"1988年",但新的硬伤又出来了。

 

漏洞二:史料明确记载,邓小平会见阿基诺夫人时没有抽烟

 

段子的部分转载者修正了"1987年"这个时间硬伤,却没有注意到将时间改成1988年后会出现新的史料硬伤。邓小平1988年会见阿基诺夫人,因为涉及到中、美、苏等大国纠纷,是当年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视频、照片和新闻报道资料,中国出版界甚至还掀起了一场"阿基诺夫人热"——1988年,中国出版界曾出版过多部以阿基诺夫人生平经历为题材的畅销"传记作品"。

 

阿基诺夫人与邓小平聚光灯下的会见,绝对不会出现"邓小平抽了口烟"这样的情节。因为有太多的史料证明:邓小平会见过程中曾有抽烟的请求,但被阿基诺夫人委婉地拒绝了。《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一书引用了阿基诺夫人的回忆:

 

"会晤开始后不久,邓小平问我:'我能抽烟吗?'我说:'我不能对你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在我们菲律宾内阁开会时是不能抽烟的。'话音刚落。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邓小平接着说:'在七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一位代表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提出了批评。我马上接受,没办法。'说完,他爽朗地笑了。"

 

漏洞三:段子内容与1986年菲律宾副总统访华并不契合

 

或许读者还会有这样的质疑:1、不是1988年,那么会不会是1986年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时的事情呢?2、公开的会晤没有抽烟,不代表私下的会晤就不抽烟了啊;3、……

 

类似的质疑当然会无穷无尽。但只要了解两次菲律宾总统(副)访华的目的之所在,就很容易否定上述质疑——菲律宾对中国另有所求,不可能因为南沙问题将会晤气氛搞到如此之僵;中国方面当时也无意在南沙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邓小平在1986年和1988年的态度,都无一例外,是主张暂时搁置主权问题的。段子的编造者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所以编造的段子既不符合菲律宾当时的外交心态(另有要事有求于中国),也不符合邓小平处理南沙问题的一贯思路(暂时搁置,共同开发)。

 

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的目的是什么呢?1986年,阿基诺政府刚刚取代之前统治菲律宾的共产党政府,新政府急需获得国际支持,尤其是需要获得中国的支持,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希望获得中国政府不再支持残存的菲律宾共产党势力的许诺。对此,劳雷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得非常明白:

 

"劳雷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邓小平今天上午'明确地向我保证说,中国对菲律宾的政策是'不干涉、不介入和不干预菲律宾的内政'。劳雷尔说,他要求中国人澄清他们对菲律宾共产党的立场。劳雷尔说:邓小平主席和赵紫阳总理都让我放心,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停止了,我再重复一遍,是已经停止了他们同菲律宾共产党的一切接触。劳雷尔说,中国人的这番讲话的结果是,菲律宾共产党将不能再把中国向它表示的任何友好的问候曲解成是鼓励它进行颠覆活动。"(据美联社北京1986年6月17日电,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

 

取得中国政府不再支持菲律宾共产党的承诺,是劳雷尔此行的主要目标,次要目标则是与中方商谈贸易投资问题。美联社6月15日的报道曾透露劳雷尔访华将要与中国政府商谈的问题,只有上述两项,并没有提到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可见这一事项根本就不在菲方的预设议题之内。会谈后来确实谈到了南沙群岛问题,但双方并没有做深入的商谈,劳雷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只提了一句:"邓小平说,目前并不需要马上解决两国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问题,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最终总会得到解决。"由此可见:1986年的这次会谈,中方与菲方都无意根本解决南沙群岛问题,所以劳雷尔回国才会对媒体称他的中国之行"完全成功";"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样的段子,与历史背景并不契合。

 

漏洞四:阿基诺夫人是成熟政治家,不可能将"距离更近"这种蹩脚理由拿上台面

 

1988年阿基诺夫人访华,最重要的议题是扩大两国经贸关系,"希望中国增加输入菲货",以扭转其对华贸易逆差(据香港《新报》1988年4月15日社论)。但上年12月1日,菲方外交部曾公开发布题为《菲律宾认为卡拉延群岛不是世人所称的斯普拉特利群岛这一地理实体的组成部分》的公开文件,所以,南沙群岛问题是此行必然会讨论到的议题。

 

但正如凤凰卫视《时事开讲》何亮亮所说,现有公开的史料中找不到"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个段子——"从官方公布的邓小平和阿基诺夫人谈话来看,又没有这个内容。"那么有没有可能该段子是未公开谈话的内容呢?

 

其实也是不可能的。理由非常简单,阿基诺夫人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涉及两国领土主权,怎么可能将"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这样荒唐的理由搬上台面呢?菲律宾难道没有别的理由来跟中方讨价还价,而只能搬出这种贻笑大方的蹩脚说辞?(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劳雷尔1986年访华,劳雷尔也是菲律宾政坛老手)

 

菲律宾当日所坚持的立场是什么呢?可以参考菲外交部长劳尔·曼格拉普斯在1988年4月17日,也就是阿基诺夫人访华尚未结束时,对记者的公开谈话。谈话内容,据香港《南华早报》当年报道:

 

"他(劳尔·曼格拉普斯)说,中国和菲律宾已同意在找到和平解决办法之前暂时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编者注:这是西方对"南沙群岛"的通用称呼)问题'搁置'起来。他们(中国)的立场是:他们出于历史上的原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我们(菲律宾)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对该群岛的所有岛屿提有主权要求。他(劳尔·曼格拉普斯)说:'我们只是说我们称为卡拉延(即'自由')的那些岛屿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那里已经设立市政府,还有武装部队。'"

 

编辑引用菲律宾外长当年这段讲话,当然并不是说编辑认可他的这些讲话内容。而只是想提醒一点:不要将菲律宾当局想象得那么弱智。为了和中国争夺南沙群岛(菲方说的是部分岛屿),菲律宾政府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的,这功课,既包括历史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法约层面的内容,真不至于将"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这样黔驴技穷的蛮不讲理搬上台面。话说回来,如果1987年菲律宾总统就如此黔驴技穷了,南沙群岛中菲冲突也不至于拖延到今天还没解决。

 

结语

 

领土(海)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希望国家强大,希望政府能够尽最大能力去维护本国领土(领海)利益,本身无可厚非,本是但凡爱国者的必然表现。"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这则段子,很大程度上反应着网民们某种"恨铁不成钢"的浓烈情绪,"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不一定理智,但也无可厚非,本是但凡爱国者的必然表现。

 

只是,盘踞在虚假的历史段子里玩"意淫强国",恐怕也没什么意思吧?

 

2012-5-2

本文原载:腾讯历史

鲁比尼:希腊必将退出欧元区

华尔街见闻

鲁比尼撰文指出,希腊的悲剧终于要接近尾声,早则今年,迟则明年,希腊有极大的可能违约并退出欧元区。

鲁比尼在讨论了希腊应对当下危机的几种可能后得出结论,希腊除了退出欧元区别无选择。

第一,欧元突然贬值几乎不可能,因为德国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欧洲央行并没有采取激进的宽松政策。第二,进行结构化改革,降低工资,提高竞争力,这条路也行不通。即使德国当年采用这种方法,花了10年才重新获得竞争力,希腊无法承受在衰退中度过十年。第三,在物价和工资上实行紧缩,即"内部紧缩",只会让希腊经济陷入长达5年的进一步衰退。

既然以上办法都行不通,那么离开欧元区只能是唯一的选择。

鲁比尼进而分析了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后果,称这一过程虽然痛苦,但并非不能接受。他还引用了阿根廷和美国违约时的经验。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不仅仅是对希腊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欧元区的各大金融机构将蒙受巨额损失。但这些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阿根廷2001年时就通过比索贬值慢慢走出了困境,美国1933年将美元贬值69%并放弃金本位,最终摆脱了大萧条的阴影。希腊也可以通过德克拉玛币对欧元做同样的事情。

通过以下措施,可以让希腊退出变得有序:

通过合理和大胆的重组,欧元区银行承担的损失是可控的;希腊银行可以通过放假和资产控制来防止挤兑;EFSF和ESM可以通过注入资产对希腊银行进行重组;三家马车可以延长希腊政府债券的还款期限,降低利率;希腊应该宣布对私人机构再次减记。

最后鲁比尼表示:

就像一段糟糕的婚姻,最好有一个离婚的规则,将双方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一个有序的退出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但如果久拖不决,希腊经济和社会的无序崩溃将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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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歪曲战争历史 “志愿军白白牺牲”


【多维新闻】中国人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巨大牺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中国志愿军长驱直入,将以美军为首的16国联军击溃300多公里,收复被沦陷达49天的朝鲜首都平壤,并进而攻占汉城。但是历史的解读却因国因人而异,千奇百怪,辜负了36.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莫大牺牲。

据荆楚网5月18日报道,朝鲜认为,"1950年6月25日,美国及其走狗挑起了战争。""美帝国主义长期加紧进行了侵略战争的准备,唆使李承晚傀儡集团终于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而韩国、美国等许多国家认为,朝鲜率先进攻,越过三八线,试图统一朝鲜半岛,中国军队于是介入,酿成三年血战。

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击退敌人的突然进攻,转入反攻,并以连续打击和围歼战置敌人于被动地位,在短时间内解放了南朝鲜的广大地区。

全国军民为金日成主席精力充沛的领导所鼓舞,发挥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痛歼敌人,终于取得了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许多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并没有宣传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而是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和他领导的朝鲜军民。

尽管朝鲜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是里面描述金日成对彭德怀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请看清楚,这里是"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

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是志愿军连夜建造的。有人看到,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何身影。

当中国旅游者问朝鲜导游志愿军代表在哪里的时候,一脸迷茫的朝鲜导游很奇怪的回答:"他们也参加停战签字了吗?"

当然,中朝两国领导人会晤也说"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绝大多数朝鲜群众根本不知所以。

当年美国和韩国为了瓦解中国军队的斗志,制作了很多丑化歪曲中国的宣传品试图降低志愿军的士气,由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大部分宣传实际上并没达到预想的效果。韩国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有座志愿军炸毁的桥梁。

这里的宣传材料极尽渲染中朝军队的无能,将俘虏照片醒目示众,宣传资料把朝鲜半岛不能统一归罪于"100万中国军队以人海战术向前推进"。

正如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朝鲜战争更是如此。那段历史已经走远,数百万人的鲜血在不同政治团体和国度进行不同的解读,这就是历史。只是对于经受过这场战争创伤、付出惨重牺牲的中国人民来说,任何有辱牺牲的说法都未免不敬。


(安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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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骆家辉同志

译者
核心提示: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熱衷談論這位背雙肩包、用優惠券的美國大使?

原文:Comrade Locke
作者:ANNE HENOCHOWICZ
發表:2012年5月14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參考了其他「同來源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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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真不知該如何解讀駱家輝。這位首位美國駐華大使平易近人,低調謙遜,和典型本土官員形成鮮明對比,他也因此成爲網路紅人。他的支持者稱他為無私的英雄,反對者則稱他為騙子和賣國賊,因爲他代表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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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駱家輝的爭論始於去年8月,由一張攝於西雅圖機場(星巴克裏)的照片引起,當時駱大使正前往中國赴任。 抓拍的是科技企業家唐朝暉,他難以置信的目睹了駱大使在親自買咖啡。 「搞笑的是,駱大使拿出一個類似優惠券的紙給店員,」 唐寫到, 「店員左看右看,告訴大使此券不收,一點不給面子。大使也不生氣,微笑地收回,隨即拿出信用卡。美國店小二竟不給駐華大使一點面子。」 在中國,政府官員從不自己買咖啡,更別説使用什麼優惠券了。唐朝暉的這條微博被轉發了超過31,000多次,收到至少8,400多條回復,多數是積極的評論。但中國的國有媒體給他的評價褒貶不一:雖然許多社論指出,中國官員應該學習駱家輝的謙遜。然而光明日報就嚴詞警告說,這無非是一種「新殖民主義」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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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個開始還不錯,駱家輝在美國大使和華裔雙重身份之間依然表現得謹小慎微。 去年8月,政治漫畫家孫寳欣就把駱畫成了一個美中關係博弈中的太極推手。 駱家輝在他就任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就明確説明:雖然他是 「中國移民的後裔,」 但他和他的家人 「就個人而言,代表美國和美國作爲一個自由、平等,機會之囯的承諾。」 不像他的前任洪博培,駱家輝不會講普通話。今年五月初,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的侄女秦楓,就在微博上譏諷道: 「駱家輝是個香蕉人,黃皮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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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家輝再次成爲焦點,是因爲陳光誠事件。為了幫助自學成才的法律維權人士陳光誠脫離非法軟禁,駱家輝不惜縮短巴厘島的假期,協助陳進入美國大使館。隨即引起了官體的強烈反唇相譏: 《北京青年報》砲轟駱家輝 「作秀」,而《北京日報》則警告他這是 「悍然干涉別國內政」。對駱大使的讚譽也同樣熱烈:網民們就給駱家輝起了個「信訪辦主任」的綽號,說他的「信訪辦公室」 才是中國公民伸張正義的最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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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活雷鋒」大使駱家輝。雷鋒是中國共產黨的無私奉獻的代表,也是毛時代樹立的人民解放軍榜樣,原因是他「將自己的全部空餘時間奉獻給社會事務。」 自1963年來,中國就通過開展為公衆服務活動來慶祝「學雷鋒日」,有時還會穿上特別的服裝 。陳光誠事件之後,人們通過把駱家輝比作雷鋒,來暗諷國家宣傳機器。 還有什麼能比將一個「新殖民主義」美國人鑄造成中共道德模範更具有諷刺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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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駱家輝才大受追捧,如今卻因為庇護陳光誠空降使館,而飽受指責。北京有一個叫ErDongchen(耳東陳)的微博用戶,一個民族主義者,PS了一張圖片並非常諷刺的命名為「美國政客的偽劣行為」。圖中,備受蹂躪的駱家輝正接受文革式的懲罰。大使的「滔天罪行」,掛起在他的脖子上,包括坐經濟艙,自己背自己的背包,使用優惠券購買咖啡。 圖片在微博一如既往的廣泛流傳。ErDongchen還調侃說,「駱家輝大使,你已深陷中國腐敗的無盡海洋。」 這條微博似乎嚴肅得不像是個笑話,但網路上的這些諷刺和反話通常很快就會被「和諧」掉。 知名微博用戶劉步成就轉發了這張圖片,並問大使以後「還敢不敢為中國人民再做秀。」 但劉的這條微博5月3日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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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漫畫家Dashix(大屍兇)也即興創作了一幅雷鋒化駱家輝的漫畫。背景的旗幟上引用了毛澤東 「為人民服務」 的名言。而旗子下黑體字寫著的才是中國網民的心聲:「向駱家輝同志學習。」 Dashix在微博裏貼出了他和Erdongchen(耳東陳)的漫畫,他問道:「我們是該向駱家輝學習呢?還是該把他打倒呢? 這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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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家輝的粉絲們在過去幾週經歷了陣陣喧嘩。 5月8日,一個自稱詩情畫意的北京微博用戶又抓拍到駱大使,「依舊坐經濟艙經濟艙,一如既往的平易近人。」 他的這條微博已經被轉發2300餘次,收到近800個評論。 他接著寫道:「唉,我必須承認,我又被洗腦了。」

相關閱讀:

無用之木博客:從駱家輝看中國當代的非儒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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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8日星期五

毫无PS痕迹


@杭州微博城事:【余杭出人才了!!悬浮视察......】南湖沙滩公园绿化景观优化工程完成移交——2012年5月8日,杭州南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沙滩公园绿化景观优化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并邀请农林绿化公司等单位对优化工程进行移交。嗯,毫无PS痕迹......


Zarathustra:中国经济受到打击的四类假设

华尔街见闻

又是一个中国经济硬着陆相关的话题。

很多人把GDP增长低于7%视为中国硬着陆。

全球金融及经济学网站Also Sprach Analyst独立金融与经济学撰稿人Zarathustra W. 认为,这样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的确很低,但也不难跌落到这个水平。下图用季度环比数据显示的年化增长率已经放缓至7.4%。

Zarathustra从不同领域对GDP的贡献比例来看,对经济增长做出不同情况的假设推测。

首先假设名义年度GDP人民币49万亿元

GDP各构成部分(大致分类)如下:

投资约50%

私人消费约34%

政府开支约14%

贸易差额约2%

以下假设情形的背景环境是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名义增长等于实际增长。

然后推测打击不那么严重的预测情形:

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约贡献GDP的10%。今年中国新屋开工减少,这一领域出现负增长也并非不合理。

在打击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假设房地产投资今后4个季度比前4个季度会减少10%。其他投资也会受影响,不过规模难以量化。假设不计房地产的投资今后4个季度减少5%。

私人消费方面,零售销售增长速度放慢。目前名义增长14.1%,实际为10.7%,打击不那么严重情况下假设会降至个位数。今后4个季度增长平均降至8%。

政府开支理论上可能增加。在打击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预计开支水平完全不变。

贸易方面预计出口持续下降,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额。但贸易差额仍可能大致稳定。而进口需求也可能因内需减少大幅减少。在打击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贸易差额今后4个季度不增不减。

综上,预计整体GDP增长为-0.3%。

接着是打击较严重的预测情形:

1、私人消费不再增长

因为房价下跌,住房对消费的影响更大,所以假设消费完全没有增长也并非不合理。而如果消费增长为零,GDP增长就变成-3%。

2、不仅房地产投资减少10%,其他投资也同样减幅。

3、甚至更加严重:消费开始下降,GDP增长-6%。

最后,看好中国经济的推测情形:

政府扭转了投资下降的势头,同时消费增长10%

当然,中国政府可以增加开支提振经济。

假如政府开支增加15%,抵消投资减少的影响,同时支持消费,GDP增长会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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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六大投行预测希腊退出欧元区

华尔街见闻

欧洲领导人还都在否认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

最新的消息是,欧洲央行执委Gonzalez-Paramo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欧洲央行"强烈倾向"于希腊留在欧元区。

但希腊自身政局发展扑朔迷离使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正视希腊放弃欧元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希腊离开与否,都有很多相应的政策可能出台。

以下是六大金融机构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前景的预测,整理来自道琼斯:

摩根大通

现在希腊离开的几率有50%,而希腊宣布组阁失败以前的这一几率是20%。

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希腊的GDP增长会比留在欧元区减少5%-10%。

这将使希腊GDP由巅峰跌至低谷的降幅达到25-30%,大致可以媲美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的情形。(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媲美"这个词,可以换个更显示同情心的。)

而后,这会使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下降2%左右。

这将使欧元区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深度衰退时期一致,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但会比2008-2009年的衰退程度缓和,那时GDP降幅5.5%。

此外,欧元区失业率可能创50年来新高。

花旗

首先要表扬花旗的创新精神,Grexit这个词就是花旗首创。个人觉得,它有望成为欧洲年度热词。

花旗的分析主要针对欧元

几乎所有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推测情形都认为,可能让在更长的时间内对欧元是负面。

假如退出过程可控,预计短期内会出现急剧抛售欧元,欧元兑美元随后会涨至1.45或者更高。但花旗认为退出可控是不可能的。

假如希腊放弃紧缩项目离开,传染风险上升,欧元可能开始上涨,但这将会是欧元在低得多的水平基础上回升,在今年底可能不会接近目前水平。

假如较强大的国家离开欧元区(我们都知道主要暗示的是谁),花旗估计,"欧元还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高于可投资的水平"。

总之,欧元的前景"不是非常有希望……除非政策制定者意外地果断"。

野村

野村认为,缺少资本流入和不可避免的资本逃逸会迫使经常账户平衡大幅摇摆。

野村再次强调,希腊控制存款可能需要给银行放假。

汇丰

在传染方面,汇丰认为必须确定希腊退出对欧洲以外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明确欧洲央行会推出怎样迅速和激进的相关政策。

后者包括欧洲央行重启购买债券项目,额外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或者更有突破性的行动。

总体来说,汇丰预计,对欧元最好的结果是希腊退出后尽可能地痛苦不堪。假如希腊好过,其他国家离开欧元区的诱惑就更大,欧元的分裂就轻而易举。

美国银行美林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在上升,但刺激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动力也在增加。

假如希腊退出,预计欧元汇率会受到短促的急剧冲击。

但短期内,假如欧洲央行坚决地响应,美林相信风险性资产、尤其是银行股和边缘国家债券可能逼空。

长期来看,出口商可能在长时间内在国内有出色表现。

此外,假如希腊退出,希腊的石油需求会减少三分之一。在欧元区无序分裂的情况下,需求可能急剧减少,给油价带来深远影响。

布伦特油价可能由现在的每桶106美元跌至60美元。

苏格兰皇家银行

已经可能有了某种形式的方案B……但如果传染真正发生,就可能出台几乎不经掩饰的货币融资债务形式。

估计希腊退出欧元区会让4000亿欧元的救助面临风险,这些是欧洲央行和希腊央行贷款。

资本外逃的风险是关键。

我们最担心的是边缘国家的存款风险。假如有政治意愿,缓解这些风险还是大有可为的。比如允许银行直接接触EFSF/ESM。

我们没有考虑是否政治上可行,但显然门槛上要让政治家承担风险。

另一个选择是欧元区范围内的存款保险项目。

交易方面,市场恶化可能导致的政策是以低廉的成本购买债券。现在更接近了这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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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后果

译言-商业/经济/营销

译者 danana

作者:Tyler Durden 2012-5-13

年秋天的那阵热议之后,希腊退出欧元区再度成为最热门的议题。媒体上充斥着毫无根据的预测。那些这辈子都没用过excel的记者,只不过是一群拿人钱财替人说话、更关心自己腰包的喉舌(能获得消息来源或者能让书更好卖就万事大吉)。有鉴于此,是时候回归理性负责的态度,逐步分析、准确判断希腊宣布退出欧洲货币联盟(EMU)之前这段时间局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退出前和退出后的过渡期会如何推进以及前述过渡期的后果如何等。幸好我们有花旗银行Willem Buiter这样才智出众的人物,他在去年便就此话题做出精确阐述,还好心将自己的观点放在个人网站上方便大家阅读。当然,对他的这些观点不可照单全收,而应该带有很大保留,毕竟这是一位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一家之言,而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那一刻,银行会当即遭殃。

以下就与您分享Willem Buiter如何看待希腊退出欧元区:

希腊退出欧元区,世界会怎样?

如果希腊是被迫退出欧元区(比方说,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拒绝继续通过欧元体系下的常规渠道为希腊银行提供贷款,或是不再为希腊央行提供"加强信用支持ELA"),那么对于私人部门和欧洲央行持有的希腊国债,希腊没有理由不彻底违约。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届时希腊政府甚至还会拒绝偿还来自"希腊贷款工具"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贷款,尽管这些贷款的发放依据是英国法律。唯一的幸存者将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为退出欧元区之后,希腊需要广交朋友欧盟以外的朋友。如果希腊是单方面退出欧元区,那么很可能希腊国债的净现值要被削减近90%,希腊法律框架下的所有国债的净现值将变为0,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由欧洲央行/欧元体系持有的债务。由ELAEFSF为希腊提供的贷款,其净现值也将变为0

希腊面临的后果

希腊退出欧元区代价高昂,最显著的就是希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因大家对希腊退出的预期而遭受的重创。

对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影响,近期我们做了很多讨论(BuiterRahbari2011)),所以在此只做简要描述。请注意,我们在此假定希腊是彻底退出欧元区而不会做BuiterRahbari2011)探讨的那种技术处理,即希腊仍算是欧元区成员,只不过会推行另一种与欧元并行使用的或补充性的货币。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前一刻(以某种方法)推出了一种新货币(比方说新德拉克马或ND)。为方便起见,我们假定ND推出时与欧元的兑换率是1:1。随后,ND对欧元立刻急剧贬值(40%似乎是蛮合理的估计值)。之前所有依希腊法律推出的金融工具和合约的计价货币都按照1:1从欧元改为ND

这就是说,一旦希腊退出的可能性被公众知晓,该国就会出现银行挤兑,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所有实体单位再也无法通过希腊法律框架下的金融工具获得融资。以欧元计价的希腊法律框架下的合约持有人会竭力避免他们的合约改为ND计价、避免随之而来的ND急剧贬值。没等到希腊退出欧元区,希腊的银行体系便将分崩离析。

希腊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持有的希腊法律框架以外的以欧元(或美元等其它货币)计价的合约或金融工具还会大量存在。这类产品不会改用ND计价。由于这些实体的资产负债表一部分改用ND计价(这部分会出现急剧贬值),其余部分仍用欧元或其它货币计价,出现任何资产组合不匹配的现象,都会造成希腊银行体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政府部门的现有资产遭遇毁灭性的资本增益或亏损。大规模的债务违约看来不可避免

正如BuiterRahbari2011)所述,我们认为,如果希腊的劳工市场、产品市场和公共部门缺乏实质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光靠推出ND并实现其对欧元的急剧贬值来提高希腊竞争力,其效果将难以持久。考虑到退出欧元区之后希腊国内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会减轻,以ND计价的国内工资和其他国内成本上升引发的通胀将使希腊迅速退步到以前那种缺乏竞争力的实际均衡汇率,甚至于竞争力还不如前。

我们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底线就是希腊金融体系崩塌,从此陷入比现在更深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进入经济大萧条。

希腊赤字的货币化

希腊"继续待在欧元区"和"退出欧元区"的关键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假定如果希腊继续待在欧元区,那么即使希腊国债进行了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深度重组,即使官方债权人(希腊贷款工具、EFSFECB)遭受了净现值损失,它的主权债务也会获得官方资金支持(来自希腊贷款工具、EFSFIMF的贷款)。ECB今后很可能不会再通过"证券市场计划"(SMP)直接购买希腊国债,但2011年下半年EFSF的评级提高、规模扩大,使它有能力接替ECB的角色。如果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我们认为ECB同样会继续通过欧元体系的惯常流动性工具和ELA为希腊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希腊国债重组后,这些银行也必须进行资本结构调整)。

如果希腊的退出是因为单方面的痛苦隐退,很可能对希腊的所有官方资金支持都将停止,至少一段时间内会如此,就连IMF的资金支持也会暂停(根据我们的最可能预测,IMF持有的希腊国债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希腊退出后,ECB/欧元体系当然会停止为希腊银行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希腊政府要么得通过加强财政紧缩、缩减财政赤字,要么就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上述财政赤字包括原始赤字(不含利息费)、希腊继续履行的国债利息(外国法律框架下的债务工具,而不是来自希腊信贷工具、EFSFIMF的贷款)以及这些国债到期后的再融资。我们预期2011年希腊政府总赤字(含利息)约是GDP10%,而计划目标为7.6%2011年政府总利息开支占GDP的比重可能会达到近7.2%,也就是说原始赤字占GDP的比例约为2.8%。我们不清楚2011年希腊政府的利息费用有多少属于IFM、有多少属于私人持有的外国法律框架下的债券。若假设这部分利息费用占希腊国债总利息费用的10%(该数值很可能被高估,因为IMF贷款利率比其它两个机构的贷款利率要低),则原始赤字占GDP的比重需要增加0.72%才能估算出2011年需要希腊政府提供支持的预算赤字,估算结果为这部分预算赤字占GPD比重为3.5%;此外,还要上调对IMF到期债务利息以及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法律框架下的债务利息的估算。这么做是基于以下假定:即使是能够全额收回贷款的外国法律框架下的债券持有者,在希腊还清债务后也会选择不再购买希腊国债。此外,希腊退出后,IMF是否会按照对希腊的首批救助项目继续安排贷款还是未知数。这将造成希腊融资短缺的进一步恶化。

假定希腊政府最后不得不获得占GDP5%的融资(这个假设太乐观了)。希腊可以通过借贷或发行货币来筹措资金。发行ND债券很可能成本很高。这种债券的名义利率会很高,因为大家预计希腊很可能会出现高通胀。

尽管在拒不偿还多数债务之后,希腊政府对新发行债务的偿债能力会大幅提高,但是眼前的违约会令人质疑希腊政府未来对新债务的还债诚意。违约风险的溢价和流动性减弱的溢价(对希腊的ND债券的需求会非常小)都会提高ND债券的借贷成本。即便希腊政府靠发行外国法律框架下的美元或欧元债券融资,在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而出现对抗性的或未经各方一致同意的债务违约之后的前几个季度里,风险的溢价和流动性减弱的溢价也可能会抑制市场需求。

因此,尽管届时一定会存在高通胀预计,希腊政府还是要通过发行ND基础货币提供相当于该国5%GDP的融资。但新ND货币的需求量会很有限。希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会以欧元为主要货币,即使国内交易也更愿意以欧元而非新ND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目前几乎没有希腊退出欧元区后基础货币需求量的研究报告来告诉大家通过发行ND能否实现相当于5%GDP的预期通胀税(不管当时的通胀水平如何)。如果发行基础货币这招可行,却很可能会造成很高的通胀率,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

显然,除了靠货币发行弥补财政赤字,还有一个办法是通过加强财政紧缩(低于GDP5%)进一步减小原始赤字,这样就可以在不造成通胀的情况下发行基础货币。但由于希腊的退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该国紧缩政策的推行僵持不下,所以这一办法的可行性似乎不太高。

银行体系的崩塌、经济体系中到处可见的违约行为、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低迷以及具有爆发恶性通胀风险的高通胀将导致希腊经济出现深远持久的的衰退/萧条,随之必然出现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在我们看来,希腊的政治经济体系很可能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呈现螺旋式下降趋势。

希腊的退出对欧元区其它国家及欧盟成员国的影响

希腊的退出对希腊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一个关键影响是: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禁忌被打破了。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确定的旧德拉克马与欧元之间的固定兑换率实际上已经失效,揭示了欧元区这一永久货币同盟其实已是火炉上的雪球。

我们认为,这样一来不仅希腊政府的公信度会遭受打击,还会殃及EA的其它成员国。首先,货币同盟是具有双边约束性的承诺,如果协议未能执行的话,双方均告违约。其次,希腊只有在遭到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驱逐时(得到欧洲央行的积极配合)才会退出欧元区。即便是由希腊切断自己与欧元区母体的"脐带",那也是被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和欧洲央行给逼的,这一点相信大家届时会有目共睹。

现在再说希腊本就不该被批准加入欧元区已经无济于事。的确,在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的那些年里,希腊政府故意篡改财政数据以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加入欧洲货币同盟的标准,并在加入欧元区后继续这些勾当。但是,欧元区大多数成员国,甚至包括核心7国当中的好几个国家当初为求加入欧元区,都曾蓄意操纵、扭曲、误述数据,只不过希腊的所作所为更为过火而已。《稳定与安全公约》作为欧元区的监控机制此前若得以严格实施,就可以防止出现希腊这样的局面,但不幸的是,2004年德国和法国逃过了按照公约应受的惩罚,使得这道监控机制形同虚设。

欧元区的成员国地位是一种双边承诺。如果希腊因未能兑现承诺而退出,其余成员国也同样未能兑现承诺。这不只是道德规范的问题,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希腊可以退出,其他各国都可以退出。在希腊以外的各成员国,包括几个欧元区核心国家,财政紧缩政策推行艰难、结构性改革阻力巨大,因此不能说希腊的退出完全是个案、是后无来者的。尽管希腊的财政状况和结构性的供给方面的经济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欧元区最严重的,希腊的退出将会是一个影响力巨大、显而易见的先例

我们预计一旦希腊退出,市场将聚焦于希腊以及接下来最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各国。任何精于理财之道的非受制性债权人都会将他在有退出风险(哪怕风险不大)国家的银行存款提走。任何一位担心欧元区国家推出新货币(比如最可能的几个国家:葡萄牙推出新埃斯库多、爱尔兰推出新爱尔兰磅、西班牙推出新比塞塔、意大利推出新里拉)的非受制性存款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将在该国的存款转存至少数几个打死都要呆在欧元区的国家:德国、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和芬兰。有鉴于此,那些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广大外围成员国"和"软核心成员国"当然会开始发行英国或美国法律框架下的存款工具以防止出现银行挤兑,但那样做也可能无力回天。谁会想让自己的存款深陷官司中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呢?

任何一个欧元区国家只要在市场或投资人眼里有一丝退出迹象,那么该国不仅会出现银行挤兑,而且该国的借款人在向外部投资人和贷款人融资时还会发生困难。将所有跨境的金融合约和金融工具(甚至包括所有国内的金融合约与工具)纳入外国法律框架下(最可能的选择是英国或美国额法律框架)顶多能缓解这种局面,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在欧元区外围国家(定义范围很宽泛)出现融资困难和银行挤兑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混乱,很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度衰退。另一方面,存款和各种资金纷纷流入欧元区的"硬核心国家",欧洲央行对EA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和银行债务进行货币化的风险得以消除(至少是大幅度降低),这些都将抬高欧元币值。因此,欧元区剩余成员国(至少短期内)既要面对缺乏竞争力的欧元,还要承受外围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溢出效应之苦。

IMF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1)曾指出,欧洲的银行业资本化严重不足。这一论断得到约瑟夫·阿克曼(德银首席执行官)的认同。在我们看来,IMF并不具备条件有效应对希腊退出以及对更多成员国退出的担忧所造成的溢出效应和传播效果。拉加德在欧盟各国政治领导人、欧洲央行和欧洲监管机构的直接施压下已经部分收回了她对欧洲银行业资本不足的警告。不过,她的警告无非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从200910月起欧盟的银行已进行了3次压力测试,为完善测试中发现的薄弱点以及为满足巴塞尔协议3对银行资本率的要求一直都在为银行进行融资,整体上欧洲银行业的资本率仍然严重不足(哪怕把国债按面值计算)。此外,阿克曼警告说"......很多欧洲银行无法将他们持有的国债资产按市场价格进行减值拨备……"。他的警告提醒大家,欧洲面临两大危机:欧元区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和整个欧盟地区的银行业潜在的破产危机。

希腊退出欧元区很可能会引发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的银行业危机由于世界各国与欧元区及欧盟各国之间的金融和实体经济联系,这种危机无疑会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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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川震四週年和六四天網

明鏡新聞網
四川大地震四週年,遇難學生家長們被政府人員監控,不准前往學校祭奠孩子,不准會見境外傳媒。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至今仍在追查大地震遺留的豆腐渣校舍問題,創辦人黃琦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被當局阻擾。


映秀鎮下起了瓢潑大雨,魚子溪河水隨之猛漲,凄厲地撲打在河灘上。五月十二日,四川省汶川縣大地震四週年的日子。是日上午,雨水卻無法阻擋上山拜祭親人的民眾腳步。他們成群結隊來到建在半山上的集體公墓前。一時間,哭聲、雨聲、爆竹聲響徹映秀山谷。映秀鎮是地震破壞最為嚴重的地區,那場地震對映秀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四十五億多元人民幣,全鎮死亡六千五百多人。下午,千名群眾來到映秀地震紀念館。震後保存下來的傾倒的房屋、崩裂的巨石鐘定格於當年地震時刻十四時二十八分。眾人肅穆地低頭默哀三分鐘,全場鴉雀無聲。隨後,人們紛紛在巨石鐘前獻上菊花,寄託哀思。

「五一二」是一場苦難,卻是對中國人的一次救贖。汶川是一份「中國記憶」,啟迪國人怎樣面對當下。人是容易淡忘的,川震之痛似乎在公眾記憶中漸漸淡去。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媒體在這一天沉默無聲,沒有任何報道而「缺席」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在四川,有這麼一群人,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辦人黃琦和他的義工團隊,至今仍在追查大地震遺留的豆腐渣校舍問題。黃琦五月十三日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四年的時間告訴我們,時間的流逝,因為真相的缺位,正義的消失,傷痛依然在加深。那四年前的傷痕,今天仍在流淌著鮮血。」

四川省都江堰聚源鎮是汶川地震重災區之一。二零一二年春節、清明節,大批遇難學生家長欲往墓地祭拜,卻遭當局嚴加阻攔。五月十日起,家長們已被地方政府人員監控,一再被警告,不得在地震四週年前往學校祭奠孩子,不准會見境外傳媒。

五月十二日上午,數十名死難學生家長前往都江堰聚源中學舊址,祭奠死難的孩子。初時,當地警方還准許他們在遺址燒紙錢、放鞭炮,而後這些家長買了許多小花圈,一個個懸掛在房門上,家長們還沒撤離,城管隊員就叫人來打掃現場。隨即雙方發生拉扯,由市公安人員出面制止了城管人員舉動。其後,幾位家長又買來錢子和鞭炮鳴放,大批員警和穿迷彩服人員將所有家長趕出中學舊址,家長們不願意走,一些家長和警察發生衝突。

汶川大地震四週年前夕,當局加強監控維權災民和罹難者家屬。當年因豆腐渣工程導致數以千計學生遇難,家長們至今仍處於荊棘滿途的維權路上。都江堰聚源鎮遇難學生家長周興容,自四年前失去唯一的兒子盧前亮後,不斷為聚源中學涉豆腐渣工程問題上訪抗爭,被當局視為敏感人物而備受打壓。地震後她曾兩度懷孕,都不幸流產,令她對遇難的兒子倍加思念。周興容說,四年過去,至今災民未獲安置房,未有貪官被追究責任,她已寫下遺書,誓死為兒子及其他遇難學生討回公道。

北川縣災民李依乾是綿陽市汶川地震維權代表,過去四年不斷為追究豆腐渣工程而上訪。一個月前,他被公安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拘。李依乾的兒子李陽於四月八日在網上接連發表兩文《北川恐怖繼續「多難興邦」》、《北川,走向文革》。李陽說,至今他一家五口,震後仍住在臨時板間房內,居住環境惡劣,父親多次上訪要求當局調查豆腐渣工程事件,卻不被理會,現時更遭誣告打壓。他說:「他們誣陷我父親的罪名,指他聚眾擾亂,但我父親當日是孤身一人前往上訪的,根本沒有聚眾成份,他們就是以莫須有罪名,打壓我父親。」李陽說,災民認為重建款早已被貪腐官員挪用,當局從來沒有向外公布重建款項的使用詳情、建房的進展及安置等情況。北川警方正四處抓捕李陽,他現已逃往外省。

據災民反映,北川縣利用災後重建政策,在原板凳橋的常樂、紅岩、東升三村超範圍低價拆遷,作土地儲備,其房屋補償標準最高僅以每平方米四百四十元人民幣,且徵地拆遷無標準,不與村民直接商談,而是採用層層轉包方式,動用村霸、鄉霸拆遷。整個拆遷住房安置工作,在一些官員操縱下,任由村幹部肆意分配,造成近八百人無房居住。目前板凳橋附近的近萬畝良田已荒廢三年時間。

除李依乾、周興容外,還有陳運高、劉玉婷、王月英、朱曉華、劉紹泉等,天災讓他們失去了親人與家園,人禍卻又讓他們再次墜入深淵。他們為尋求公平,卻遭遇酷刑。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北川縣警方又將北川災民李衛兵、李衛平抓獲並刑事拘留,罪名與李依乾一樣,目前在押北川看守所。

大地震遺留的豆腐渣校舍問題引起許多民間維權人士展開調查,追求真相。他們被拘捕,被判刑,曾經或至今仍陷獄的有曾宏玲、劉少坤、郭泉、譚作人、冉雲飛、劉正有、艾未未、嚴文漢、黃曉敏等,黃琦是其中之一。

黃琦創辦的「六四天網」被稱為「中國民間信訪總局」,每天收到數百個電話和郵件,是百姓申冤投訴的一個平台。這些年來,天網堅持為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受難學生的家長和各地維權訪民發聲,為各界人權受難者服務。

五月十日下午四時,黃琦在天網人權事務辦公室,接受英國電視四台兩位記者和一名中文翻譯採訪。當時辦公室裏還有一些訪民。採訪剛開始不久,幾名地方警員和官員進入辦公室,查看英國記者證件。他們對英國記者說,這次採訪活動屬於非法,一是採訪證有問題,一是聘請的翻譯沒有相關證件,沒有辦理相關手續。英國記者旋即致電英國駐華外交機構,講述了事件經過,描述了當局阻擾採訪的行為。隨後,警方下令英國記者當即銷毀錄影錄音資料,撕毀文字採訪記錄本,而後要求記者和翻譯立即離開。是日晚上九點三十分,天網網站遭到強大攻擊,令網站無法正常瀏覽,天網技術部正查證攻擊來源。

身患絕症但繼續維權

黃琦曾因協助百姓維權而先後兩度入獄,坐牢共八年。一九九八年創辦「天網尋人」,翌年成立中國第一家網絡維權網站「六四天網」,零七年六月「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在美註冊。他出獄後被診斷身患絕症,最多能活五至十年,但他仍繼續維權,祈望有生之年為罹難人士討回公道。

他對亞洲週刊說,四年來,數千豆腐渣校舍工程學生家長、上千地震後新強徵強拆受難者、貪污腐敗揭露者,還有上千調查真相的朋友們遭打壓,多位朋友為此坐牢。他認為,只有真相的公開、對責任人的懲處,才是對死難者真正的紀念。

他說:「當然,四年來,我們也看到了災區一些硬體設施上的變化,這是海內外華人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這種災區硬體設施的重建,並不能阻擋我們對真相的追究,和對弱者權利的維護。同時,正是以打壓天網和諸多社會公益組織為目的的災區維穩,讓災區失去了監督的聲音與管道,又埋下了在重建過程中更多人禍的禍根。」他說,讓人欣喜的是,當局的打壓並不能阻止災區維權形勢的蓬勃發展。可以說,在這四年來,災區普通民眾的維權行動從未停止。正是這種自發維權運動的興起,給人民對「五一二」系列案件平反的信心。

黃琦說:「停止迫害,釐清『五一二』天災與人禍,向『五一二』系列受難者道歉,這是當政者的唯一出路。我們再次提醒那些掌權者,我們只接受災難責任者當政期間的道歉,權勢喪盡後的任何懺悔,等來的將是人民的審判。我和所有受難者堅信,今天的黑暗不可能永遠延續,四川終將矗立奧斯維辛版的『五一二』紀念館。」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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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卖国贼 谁是傀儡?


@笑林史记:上图是日伪币即准备票,正面图像有孔子,天坛和凤凰;下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正面头像是列宁,背面写着"武装保卫苏联"。搞不清谁是傀儡了。


王力雄:西藏獨立路線圖


西藏獨立路線圖

王力雄

目 錄

西藏獨立路線圖... 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嶺

1. 官僚集團成為主導

2. 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

3. 預期的自我實現

4. 中西民間的交惡

二、 帝國政體的困局

1. 當"反分裂"成為飯碗.

2. "官僚集團的民主性"

3. 西藏問題何以無解

三、 西藏如何走向獨立.

1. 流血與獨立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確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4. 中國難以避免陷入內亂

5. 決戰在西藏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嶺

1. 官僚集團成為主導

這個路線圖從分水嶺出發。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從未認真地對待過西藏獨立。這個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讓我第一次正視西藏有了實現獨立的可能。如果說此前西藏獨立只是夢想的話,此後西藏獨立卻浮出現實的水面,進入了目力所及的視野。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主要推動者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權力體系中擔負"反分裂"職能的官僚集團。

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的中國,一直是身受帝國主義之害的形像。近代中國人牢牢記住了那段屈辱,卻很少有人去想中國也曾是一個帝國,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進行過巨大的疆土擴張,雖有過被其他帝國打敗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繼承著相當一部分帝國遺產,包括西藏在內。

今天,西藏領土占帝國版圖的四分之一,西藏問題在帝國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國的黨政權力體系中有諸多部門與西藏有關,其中省部級以上的部門有如下十三個:

1、 西藏自治區

2、 青海省

3、 甘肅省

4、 四川省

5、 雲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

7、 中共統戰部

8、 公安部

9、 國家安全部

10、 軍隊

11、 武裝警察部隊

1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3、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

這些部門都設有專門處理西藏問題的機構,有一批長期甚至終生行使這種職能的官僚。除了這十三個部門,還有以下十一個雖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樣擔負"反分裂"職能、設有反分裂機構與人員的(省部級以上)部門: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

3、 新疆自治區

4、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5、 內蒙古自治區

6、 外交部

7、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8、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9、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10、 香港中聯辦

11、 澳門中聯辦

加在一起,中國的官僚體系中具有"反分裂"職能的部門共計有二十四個,乃是一個相當大的集團,擁有的權力、人力和資源非同小可。在處理這次西藏事件中,他們是一個聯盟,主導了整個處理過程。這一點與毛時代和鄧時代不同。當年無論是對西藏實行"統戰"或"平叛",還是"撥亂反正"或"戒嚴",都是權力高端決策,官僚集團執行。而這次西藏事件,權力高端基本無所作為,完全由官僚集團自行處理。

這不能簡單認為只是高端下放權力。實際上,拉薩事件發生的當月,中國總理溫家寶曾在老撾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時呼吁,希望達賴喇嘛能夠施加他的影響平息西藏事件。這種前所未見的說法引起了國際廣泛關注,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後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團對事件的處理方式沒有任何變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權處理西藏問題,不僅不需要權力高端進行決策,甚至即使高端進行了決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團的意圖,也不會生效。這種局面很可能會成為今後的定規。至於為什麼發生這種變化,容後再述。

在權力高端能夠獨裁時,一方面會有專橫、粗暴乃至荒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遠矚、撥亂反正、突破和變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遙,有時就在於當權者的一轉念。而當官僚集團成為主導時,就不會再出現那種戲劇性,而是落進明確的規則框架。官僚集團是一種互相牽制、按部就班、墨守陳規的結構。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團是一個利益主體,如果由它控制決策,所有決策都必須符合其自身利益。當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官僚集團就成為破壞者,不僅破壞民眾利益,也會破壞它本當為之服務的統治目標。"反分裂"官僚集團正是這樣,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驅動"反分裂"的行動時,結果是把中國推向更危險的分裂。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看一下這次西藏事件的脈絡。

類似拉薩的"3.14"街頭抗議和暴力事件,其實在中國內地屢見不鮮。內地處理事件的方式已經很糟,但如果對"3.14" 事件采用與內地同樣的方式——新聞封鎖、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鎮壓加安撫、在下級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憤等——很可能就不會發生隨後波及整個藏區的連鎖反應。然而對西藏問題,官僚們卻不會有這種平常心。因為首先西藏被世界關注,事件會引發國際輿論;其次西藏動亂會使當過西藏主管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難堪,層層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出了這種自打耳光的事必須自圓其說。在中國官場,如果是由少數個人或單一部門承擔責任的事,可以通過找替罪羊的方式處理,官僚之間的競爭也容易導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責,在花了那麼多錢、用了那麼長時間、下了那麼大功夫之後,仍然出現如此規模的民眾抗議,僅憑常識也會知道是治藏路線的失敗。然而治藏路線是由眾多部門共同推動和執行的,承認路線失敗,十三個涉藏部門都脫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門也會受連帶影響。這種責任是整體性的,面臨的問責也無法靠官僚之間的推卸化解得了,諸多官員的仕途前景都會受影響。因此,"反分裂"官僚們必須團結起來,結成聯盟,共同行動,幫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責任,才能讓他們一塊得到解脫。

責任如何推卸得最徹底?可想莫過於推給"達賴集團"。因為不管什麼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責任。只有把責任推到境外,才能讓自己完全無關。西藏自治區當局在拉薩事件發生當天就對新華社宣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這種宣稱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門和反分裂部門當作統一口徑。雖然他們至今也不能把"足夠證據"展示於世,可見只是推卸責任的謊言。然而官僚們並不在意能否拿出證據,他們的目的是在第一時間主導輿論。這一點的確是被成功地做到——他們的謊言立刻變為中國輿論的眾口一詞,成了一種不容置辯的話語模式,起到了誘導和迫使社會(包括權力高端)遵循同樣口徑的效果。

起點決定走向。起點失之毫釐,結果差之千裡。這種出於推卸責任的官僚口徑,決定了後續行動的框架,也決定了事態發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薩發生鬧事的區域曾出現數小時放任狀態,外圍已經集合的軍警不進入,不行動,任憑暴力行為升級。很多人對這個奇怪現像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釋中,我比較傾向於這種做法是為鎮壓"培育"理由,以及為了拿到"宣傳攻勢"所需的電視畫面。一方面把攝制組部署進鬧事地點完成拍攝需要時間;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時會不斷升級,可以給鎮壓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畫面作為證據。如果從鬧事初起就動用警力控制,事件規模會小很多,有利全局,卻不利相關官僚。因為事件既已發生,在較低烈度時鎮壓會引起非議指責,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滿,既不能讓官僚有效地轉移事件責任,還可能增加處置不當的罪名。因此他們寧可按兵不動,讓事態擴大,等待事件達到充分嚴重的程度,可以被認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之時,再進行鎮壓。那時外界無法指責,北京也難以怪罪。

這就是專制制度的特點——權力體系中每個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於核心位置,以個人得失決定行動。官僚為了個人算盤,寧可把事情推向惡性發展的方向,不管會造成什麼惡果。回顧此次西藏事件的脈絡,從拉薩僧侶的和平請願,一步步發展成遍及藏區的動蕩與鎮壓,以及擴大到全球的抗議和反抗議,很多環節都有這個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

3.14事件發生後,官僚們首先要向政權高端、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證明鎮壓的必要與合法。他們采取的方式是先發制人,利用一切輿論手段進行頻繁的信息轟炸;同時封鎖現場,阻斷信息,不讓對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證據,由此達到壟斷輿論的目的。與中國其他地方發生類似事件時媒體幾乎不報道,更少見諸電視畫面相比,這次對拉薩出現的暴力卻一反常態,十幾個小時之後就通過電視新聞把畫面送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對漢人的施暴,不談事件起因,單一地表現成藏人攻擊漢人(盡管存在這種攻擊),歸咎於境外操縱的分裂,由此煽動漢人針對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對立是一個國家發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應該避免的分裂,然而擔負"反分裂"職能的官僚集團卻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這種分裂。他們不是不知道後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這種對立,需要的就是這種後果。只要煽動起中國主體族群——漢人的民族情緒,形成同仇敵愾的社會氛圍,就可以讓他們躲在後面,不但可以避免來自民意的質詢和追究,還能借助洶湧的民意把權力高端納入他們的軌道。任何對陰謀論的懷疑,對己方的檢視,力圖溫和的處理方式,緩和矛盾的用意,都會在激憤的民意威懾下無法伸張,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謊言成為不容懷疑的定論,不斷放大,裹挾所有聲音和行動。

這種宣傳不會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澆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藏人抗議局限在拉薩,這次卻遍及整個藏區,其中電視是重要原因。當年少有的電視現在普及到各個角落。雖然藏人攻擊漢人的畫面可以讓漢人認同對藏人的鎮壓,但是對藏人的效果卻相反。各地藏人在日常生活中積澱的不滿,很容易被直觀的電視畫面引發出來。可以說,電視在相當程度上成了引發藏區抗議的動員令。作為藏人,不但理解和同情拉薩街頭發生的行為,有些人還會被電視內容誤導,認為應該用同樣行為表達不滿。藏區個別地方發生針對異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拉薩街頭的電視畫面後。當局把藏區各地同時發生抗議作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證明。其實哪裡需要組織、預謀和策劃,讓各地藏人同時看到拉薩人已經起來的活生生畫面,就足以讓他們同時走上街頭了。而這個動員令,正是當局自己發出的。

另一方面,單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討理由只渲染現像的輿論煽動,把事件片面表現為藏人對漢人的無端仇殺,造成的結果是漢人與藏人的種族切割。近年漢人對藏文化表現出的向往和親近,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彎,變成了對藏人整體的畏懼和仇視,把藏人視為恩將仇報的民族。互聯網上充斥中國憤青對藏人的狂熱辱罵。對藏人的排斥成為中國社會彌漫的風氣。到處發生對藏人的歧視與不公。機場、旅館、各種檢查站,只要見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對待。甚至藏族兒童在學校也受漢族同學欺侮。這種出自漢人的整體敵對,把藏人整體推到了漢人的對立面。出於對官方宣傳的反感,藏人對官方言辭一概抵制,同時也對漢人的仇藏還以相反的仇漢。可以說,從這次事件後,漢藏之間已經形成了以血緣劃分的種族對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隨後舉行的北京奧運會期間,本無民族區分的藏族孩子從以往為中國加油變成每見中國失掉金牌就歡呼。孩子的變化,正是預示西藏問題的長遠走向。

在這次西藏事件前,西藏獨立的其他條件一直相當充分——單一民族、單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歷史地位清楚,國際社會高度認可,有眾望所歸的領袖和運轉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備的是最重要的條件,即作為藏人主體的境內藏人缺乏追求獨立的足夠動力。雖然西藏問題長期存在,但是集中於政治、歷史或文化層面。雙方被卷進糾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上層、知識界或國際社會。即使是一九五零年代的藏人武裝反抗和達賴喇嘛出走,也被毛澤東化解為階級鬥爭,並未變成種族對立。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薩抗議因為沒有擴散到其他藏地,也未影響到整體的藏漢關系。兩個民族的普通民眾之間,可以說此前關系一直比較和睦,甚至比較親近,在境內藏人多數不追求獨立時,有利於西藏獨立的其他條件再多,也不會發生作用。我過去之所以沒有正視西藏獨立前景,原因正是在這裡。

但是這次西藏事件卻在藏漢民族之間整體地切開了鴻溝。民族關系變成了種族對立,情況就發生了本質變化。上層和精英之間的民族矛盾相對容易化解,政策變化、體制改革、翻案平反等都可能成為出路,然而以血緣劃分的種族矛盾涉及每個人,遍布在兩個民族日常交往的所有細節。雙方任何成員、任何接觸都可能成為衝突之源。而所有衝突都會起到繼續動員的作用,使得種族之間仇恨增長,冤冤相報,衝突升級,兩個民族只能越走越遠,從此踏上不歸路。這時受到壓迫與歧視弱勢民族一方,產生要求獨立的訴求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一旦境內藏人普遍把西藏獨立當作願景,西藏原本具備的獨立條件就立刻變得有效。正是這個重大變化,使得西藏獨立進入了現實層面。雖然最終能否實現獨立還要取決於歷史時機和外部環境,但至少從藏人自身而言,條件已經齊備。這是此次西藏事件完成的轉折。如果"藏獨" 方面要論功行賞的話,頭功理所應當該授予的就是把藏漢民族變成了對立種族的中國"反分裂"官僚集團。

3. 預期的自我實現

既然從一開始就把事件定性為"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對於把統一奉為最高原則的政權,處理方式就只能是堅決鎮壓,沒有緩和余地。這是藏區各地政府和官員不敢有違的立場,也是軍警執行鎮壓的指導思想。拉薩事件發生後,藏區各地政府及軍警的過度反應與草木皆兵——大規模逮捕、暴力鎮壓、刑訊逼供、封鎖寺廟、迫害僧人,人人過關等,引起藏人廣泛不滿,促使更多普通百姓卷入其中,致使反抗擴散到整個藏民族,應該是這次西藏事件規模如此擴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官方宣傳灌輸下,從外地調進藏區執行鎮壓的漢人士兵把藏人一概視為分裂國家的敵人,因此以仇恨心態對藏人施暴,引發了很多本來不該發生的衝突。比如漢人士兵見到藏人家裡供奉"分裂集團頭目達賴"的照片,會粗暴地進行損毀,甚至逼迫藏人自己動手損毀。這對把達賴喇嘛視為至尊的藏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藏族老人為保護達賴喇嘛像而遭士兵毆打,老人的子女當然憤怒,親屬和鄉親也會不平,於是卷進更多的人。衝突就這樣發生和擴大,演變成事件,甚至導致軍警開槍,造成傷亡,再被歸於"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進行鎮壓。類似之事這次各地多有發生,其實往往並無政治內涵,完全屬於"激起民變"。

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總結的"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至今已化為官僚集團的基本思維,是所有官僚奉行的准則。按照他們的權力崇拜心態,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他們在民族地區實行的政策是"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後來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這種窮凶極惡在這次西藏事件得到充分體現。本來許多和政治無關的活動,如過節、賽馬、宗教法會等,只是傳統風俗,自古已有,但是在把"非我族類"視為"其心必異"的官僚眼中,尤其是外地調來、全然不了解民俗的軍警來看,只要聚眾就可能出事。既然要"先發制敵","不露頭也要打",最穩妥的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聚眾,封殺所有民間活動。或者即使沒有禁止,也要重兵防範,軍警包圍,架設武器威懾等。可想藏人對此的反應——"憑什麼你們能開奧運會,我們不能開賽馬會?!"血氣方剛的藏人面對如臨大敵且態度蠻橫的軍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引發衝突,釀成事件。對當局來講,那正好驗證了聚眾就會出事的判斷,於是更加禁止民眾活動。孰不知之所以出事,恰恰就在於他們的這種判斷。

其實,即使從統治者角度,把全部矛盾"消滅在萌芽"也非好方法,因為"萌芽"不能真實地顯露事物性質。有些"萌芽"本來並非"不穩定因素",讓其生長只能有利於穩定,而粗暴的"消滅"卻將其推到了敵對,等於制造了新的敵人。即使這種鎮壓一時造成穩定的表面,但是從長久看,不穩定的因素不會被消滅,只是壓抑和積累,等待時機形成更大的爆發。

僧侶在藏地本是理性與和平的群體。當他們以和平請願的方式表達不滿,如果當局能夠虛心聆聽,正面互動,對藏地的長遠穩定肯定只有好處。然而當局內心深處把僧侶視為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達賴扎根西藏的基礎、西藏獨立的土壤、鬧事者和煽動者,總之都是負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侶挑戰,就會條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舉動。3.14拉薩街頭出現的暴力事件,與此前連續幾天軍警毆打和平抗議的僧侶有直接關系。那幾乎是一模一樣重復1987年拉薩事件發生的起因,讓人驚訝當局不汲取教訓的顢頇。對藏人稍有了解就會知道,與官僚對僧侶的蔑視與厭惡相反,僧侶在藏人心目中地位極高,既是藏傳佛教的三寶之一,又是藏文化的傳統知識分子,作為藏人精神世界的引導者和護佑者,受到藏人極大尊崇。因此藏人最不能容忍僧侶遭受虐待和羞辱。軍警對僧侶的暴力行為會引發藏人騷亂幾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權力傲慢遮蔽了雙眼的帝國官員才會看不到這種後果。

而當局並未反思,反而變本加厲。各地僧侶被當成主要打擊對像;眾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廟遭到軍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參與抗議的僧侶大批被抓,還有很多僧侶被限制行動自由;一些寺廟長期被關閉;外地戶口的僧侶被驅趕;強令所有寺廟開展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逼迫僧侶們公開譴責達賴喇嘛。很多僧侶為了躲避這種人人過關離寺出走,有些寺廟竟走得幾乎無人。如果說在這次西藏事件發生前,僧侶中還有不少是不問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滿只停留在政策層面,並未導致整體否定中國的統治,這次事件卻使西藏僧侶集體地轉向對西藏前途的政治思考,贊成西藏獨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國當局把西藏僧侶整體地推到敵對位置,等於是給自己制造了最難擺平的對手。西藏傳統民歌這樣形容僧侶:"立起是一支香,倒下還是一支香,抓我的腦袋只有頭發,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說的就是僧侶無家庭牽累,無後顧之憂,因此無所畏懼,敢於反抗和挑戰。之所以西藏歷次事件總是僧侶打頭,這是重要原因。同時,以僧侶在西藏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侶在西藏民間的廣泛滲透,他們對中國統治的不滿和西藏獨立的訴求絕不會僅限於自身,而是一定會對藏人百姓產生廣泛影響。

官僚集團的另一種行為——急於拿出事件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證據,為此大量抓捕藏人,使用刑訊逼供,制造冤假錯案等,在這次西藏事件中也波及眾多藏人及其家屬,造成廣泛的離心離德。在實施了眾多迫害後,最終也沒有拿出自圓其說的證據。媒體對達賴喇嘛的指控在藏人聽來全是謊言,即使對未發生抗議的藏區,也使民眾心生反感,造成擴大矛盾和制造仇恨的效果,反而會讓更多的藏人考慮 "分裂"是不是更好。當局進行的"反分裂"宣傳等於在給分裂意識提供素材。藏語中的"西藏獨立"——"博讓贊"原本是多數藏族百姓不知道的詞彙,也沒有這個概念,但是經過長期的"反分裂教育",這個詞現在變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在這次西藏事件中,"博讓贊"成了從僧侶到普通市民到農牧民甚至小學生都要喊的口號。

這就是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 ——把藏人當成敵人,藏人最終會真成為敵人,處處防範藏人"分裂",藏人最後就會真要分裂。對這次波及整個藏地的抗議運動的性質,觀察者有不同解讀。其中主要分歧在於,這究竟是要求西藏獨立的政治運動,還是僅僅在表達對經濟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滿。讓我來看,這次事件的過程不見得有明確的西藏獨立訴求,而是諸多因素綜合所致,包括發展造成的落差,經濟層面的不滿,移民問題,境外影響和"羊群效應"等,官方宣傳的反向動員和鎮壓反彈更是起了推波助瀾之效。然而這次事件的結果,卻是讓藏人普遍有了西藏獨立的意識,形成廣泛認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發生類似事件,西藏獨立將會成為眾多藏人的共同訴求,成為自覺的運動,並會在發展過程中作為主要的驅動力和思想指導。

4. 中西民間的交惡

中國民間與西方民間過去沒有多少矛盾,中國人對西方人好感居多,對西方媒體也相對信任,即使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也只是針對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對中國人也無惡感,雖然西方社會與媒體經常批評中國政府,卻是把中國民眾當作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然而在這次西藏事件中,雙方民間卻直接交鋒並且對立起來。中國民眾對西方媒體大加討伐,對西方民眾也惡言相向。這種態度轉變,是中國官僚集團輿論戰的成功。不過輿論戰所依賴的條件——官方壟斷信息,對於成功煽動中國人是必要條件,同時卻是必然受到國際社會質疑的原因。

為了封鎖信息,當局於3.14事件發生當天就在拉薩限制外國人行動自由,隨之將所有外國人驅離西藏。此後各地藏區長期不許外國人進入,到處設卡檢查。圖像被視為最敏感資料,執行命令的軍警大量侵犯人權,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圖像,有的藏人僅因為用手機拍攝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長期關押;即使是漢人被發現在藏區拍攝了"敏感"圖像也會受審問、沒收設備或刪除圖像。嚴密的信息封鎖使得西方媒體幾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間接消息進行報道。而間接消息容易出錯,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體在中國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共宣傳部門與西方媒體的多年鬥爭中第一次占據這種上風,十分得意。

然而這並不能讓西方媒體服氣。中國民眾一面倒的謾罵、恫嚇,加上中國政府對西方媒體的制裁與施壓,只能把被稱作"第四權力"的西方媒體整體地推到與中國長遠為敵的位置。雖然中國人的敵意會使西方媒體報道時更加仔細,更多考證和平衡,然而也會使他們對中國的厭惡增加,不僅厭惡專制政權,也厭惡中國人表現出的狂熱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後只要有機會,類似這次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聯合圍剿還會發生。而西方民眾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被媒體主導。得罪了西方媒體,將其推到對立面的結果,最終勢必轉化成西方民眾眼中的中國更加妖魔化。

事實上,正因為中國的新聞封鎖,西方公眾即使無法從本國媒體得到第一手消息,也決不相信中國媒體,並且質疑中國官方在西藏問題上的所有言詞。因為這對他們是簡單常識——只有謊言才需要封鎖信息。即使封鎖能做到讓人不知道謊言的具體內容,但是徹底的方法就是對封鎖信息者所說的一切全部當作謊言。之所以西方民眾對北京奧運火炬進行激烈抵制,也是因為缺乏其他渠道進行有效表達,借此發泄對中國當局封鎖真相的憤怒。

中國官僚集團並不在意西方民間的看法。他們需要中國民眾與西方社會的對立來證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後又利用奧運火炬在西方的遭遇進一步刺激中國民眾對西方的敵意。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是極權主義的擅長。在面對宏大問題時,民眾沒有足夠信息與知識進行獨立思考,容易被煽動與操縱。中國民眾雖然在多數問題上對政府並不認同,卻接受了把國家統一當作基本價值觀。對遠離自身日常生活的西藏,多數中國人只能以簡單的"分裂"與否進行判斷。當官方媒體以一個聲音指責西方敵視中國、偏袒"藏獨"時,激發起中國人的敵意不難做到。此次西藏事件除了把漢藏關系變成種族對立,同時又把中國民間與西方民間推向形成兩個對立陣營的發展軌道。

的確,中國民眾這次對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聯網上,或是在國外街頭,中國愛國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國人不被允許看CNN,卻狂熱地反CNN;在自己國家沒有示威自由,卻在其他國家聚集起來再現文革場面(這些行動不乏中國官方支持和大使館幕後組織),一方面會讓西方人更強烈地在價值觀上否定中國,另一方面也會刺激西方民眾把中國視為具有強烈敵意、終有一天會威脅自己的整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分開,區別對待。

陣營敵對最無理性存身之地,雙方都會采取簡化的認同,如足球流氓那樣聚在一起羞辱對方,不問理由,沒有是非。一旦當西方民眾和媒體認定中國人對西藏普遍存有殖民主義心態時,會使他們認定西藏必須從中國統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國政權性質將來發生什麼變化。中國民主人士堅稱中國民主後西藏就會自由的許諾不會得到信任,因為制度變化不等於民眾心態會變化。這將大大增加未來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難度。

今日中共不再是意識形態至上的革命黨,而成了善於投機的實用主義利益集團。照理說從自身利益出發,它也應該避免與西方形成陣營對立。然而事情朝什麼方向發展,往往取決於內在邏輯。專制體制的特點正是即使每個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動,全局結果卻可能遠離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體利益。這種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納什均衡",對事物走向往往更有決定性。下面我們會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團對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計與趨利避害,合成了中國官方在此次西藏事件中的整體謬錯。

二、 帝國政體的困局

1. 當"反分裂"成為飯碗

帝國政權最重要的職能是保持帝國疆土的完整,所設立的"反分裂"部門因此地位顯赫。曾擔任過中共高官的西藏共產黨創建人平措汪傑先生對這些部門與人員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這是因為,所謂的"分裂"越嚴重,帝國賦予這些部門和人員的權力就會越大,輸送的資源也會越多。這決定了他們從本能上會希望"分裂"問題始終存在。為了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不但不要民族問題最終解決,反而會有意強化衝突,渲染"分裂"危險,無限上綱,沒事找事,小事搞成大事;或是為了顯示政績,強化對事態的處置,促使衝突擴大;或是為推托責任,拒不承認錯誤,用更大的錯誤掩蓋較小的錯誤。對官方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不智,有人歸於行事官員愚蠢。其實那不對,官員們都很聰明。他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對整體不利,照做不誤的原因在於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辦好事情本身,而是為了自己從中得益。例如組織海外華人和留學生搞"紅海洋"的駐外官員,很多都在西方受教育,長期生活在國外,不會不了解那種場面一定讓所在國民眾和媒體反感,破壞中國的形像。但是他們的官運不取決於所在國的好惡,而是取決於中國領導人和主管部門的滿意。中國領導人在電視上看到西方國家布滿中國國旗和愛國華人,感到臉上有光、心頭解氣時,那些駐外官員就有了增加升遷的可能。這才是他們的出發點。至於對國家造成的危害,那不會落到他們個人頭上,也不由他們承擔責任,因此無需他們操心。

前面說了涉藏官僚集團把事件起因推給"達賴集團"能讓他們把責任推得最干淨,然而至少對其中的公安、國安、武警等部門卻不是這樣,他們的職責本來就是防止 "敵對勢力"和"境外勢力"破壞,竟然讓"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如此得逞,責任本該最大,為什麼會默認這種不利於本部門的說法呢?除了為利益共同體所進行的必要擔待,由此還顯示官僚集團高超的另一面。單純推卸責任只是官僚的初級本能,更高手腕則是把危機變成撈好處的機會。那些情治和鎮壓部門不會由自己擔待責任,而是會歸咎於資源不夠、經費欠缺、權力所受限制過多,政策過於溫和等"外因";當他們用強力把藏人的抗議血腥鎮壓下去,搖身變為"對敵鬥爭"的英雄,不但無過,反而有功,同時再次證明了只有強硬鎮壓才是有效法寶;這時再反過來總結以往資源不夠,權力所受限制多,政策過於溫和的"教訓",要求權力高端給予更多資源和權力,實行加強他們地位的強硬政策。一般來講,這種手腕一定得逞,因為只要利用信息不對稱去渲染事件的暴烈、"分裂"的危險,可以輕易嚇住帝國的權力高端。而對帝國當權者來說,為了保持帝國疆土完整是從來不計代價的。

可以預期,這次西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會打斷中國政權走向開明化的進程,那些力圖使中國擺脫警察國家的改革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族地區,原本已經實行的緩和措施正在取消,軟化的權力重新堅硬,並且再度集中。在"反分裂"和"反恐"名義下,中國民族地區的未來政局難免趨向法西斯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集團吃"反分裂飯"的結果。

官僚無論在什麼制度下都會追求自身利益,這並不奇怪。但是好的制度會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好的機制,壞制度卻會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壞的結果。讓聰明的官僚聰明地去做對政權和國家愚蠢的事,正是專制制度的弊端,也是專制終會垮於內部的原因。

2. "官僚集團的民主性"

不過,人們免不了奇怪,專制政權的特點是上級決定下級,雖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門利益,但是高端當權者對下屬部門不顧全局的行為,為何會聽之任之,不進行干預和統籌領導呢?

這裡不設想專制者昏聵的情況,雖然在專制歷史上,被虛假信息包圍的專制者落入昏聵遠高於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國權力體系本質的,卻是專制者即使明智,也無法扭轉下屬部門共謀形成的局面。這是因為,在專制體制中,專制者的決策只有通過官僚體系進行具體操作才能貫徹。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專制權力對外雖可以絕對專制,對內卻存在專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損害官僚集團利益的前提下,專制者才有對官僚集團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專制性,而只要損害官僚集團利益,官僚群體就會共謀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把專制者的決策架空,使之無法推動和落實,這時,專制權力的專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這種狀況稱為"官僚集團的民主性"。

無論是在古代王朝還是近代的專制政體,"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都廣泛存在,它不會體現於制度和程序,只是以官場潛規則的方式發揮作用,是一種物競天擇演化形成的機制。官僚之間在具體問題上有競爭,總體卻是相互聯合的共同體。他們對自身利益的得失極其敏感,精於謀利,容易形成共識,而且無需串聯和組織,利用現成的官僚體系就能默契地共謀,達成相互庇護,成本低,風險小。因此,專制者要想讓自己權力得到貫徹,便需要順應這種"官僚集團的民主性",滿足(或至少是不觸犯)官僚集團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團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不是陽奉陰違的對抗者。

當然,歷史上也出現過力圖對官僚集團說一不二的專制者。那除了需要具有特殊權威,還必須使用極端手段——如啟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當酷吏,對官僚集團進行清洗,以肉體消滅的恐怖進行懾服。然而那種手段只是見效一時,飛揚跋扈的酷吏幾乎都無好下場。暴君終歸要死,或是清醒過來就會明白,以利益收買而不是恐怖威懾更能換取官僚集團的效力。對於多數只求利益和權力的專制者,達成與官僚集團的分肥,自己清閑地坐車,讓官僚們奮力地自覺拉車,豈不比與官僚集團南轅北轍地較勁要省心和實惠得多嗎?

即使以毛澤東對中共官僚體系的權威,在他要開展觸及官僚集團的運動時,甚至無法在他居住的北京發表一篇文章,可見官僚集團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終采取的方式是越過官僚集團,直接號召底層民眾造反,摧垮阻礙他意志實現的官僚集團。那種被命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無前例和登峰造極的,最終卻歸於失敗,原因就在於毛也離不開官僚集團。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毀舊的官僚集團,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團來為他貫徹權力。而不管什麼官僚集團,最終都會演化成利益集團, "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也就會起作用。毛澤東最終只能無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恫嚇,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來使用。

在文革中吃了大虧的官僚集團就此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們決心不允許再出現專制領袖可以摧毀官僚集團的情況。毛後幾十年中共推行"黨的建設"、"發揚黨內民主"等,說穿了就是在加強"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保護官僚集團不再受領袖傷害。而中國改革的主要內容——權力下放,本質也是讓官僚集團分掌更多權力。至今,中共內部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制約機制,官僚集團也有了相當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許再出現酷吏式的黨內清洗,也不允許再有文化大革命那類群眾運動,甚至不再允許黨內出現可能導致分裂的路線鬥爭。今天,中共黨內的高層權鬥比歷史任何時期都弱,權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序化,其深層原因,就是這種"官僚集團的民主性"在起作用。

這是一種本質性的轉變。在意識形態至上的時代以訴諸路線鬥爭進行的高層爭權中,官僚們只能處於被動狀態,選擇跟隨不同路線的代表人物,然後隨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當維護執政和獲得利益成為中共的主要目標時,執政的具體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載者——官僚集團就變成了黨的主體。失去了意識形態背景的黨內鬥爭變得名不正言不順,從而不再有合法舞台。隨著"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進一步加強,不利於集團整體的黨內鬥爭將在相當程度上被聯合起來的官僚所遏制。這時的中共將變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為務實。高端當權者不再是以往那種凌駕於官僚集團的獨裁者,而是變成了官僚集團利益的協調人與代言人。這時的高端當權者只有通過為官僚集團爭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換官僚集團的支持,坐穩自己位置。

官僚集團熟悉政權機器,善於經營,一旦建立了制約高端當權者的機制,便一定會將其盡運用到極致。他們可以在無形中決定高端權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導向等。而只要他們具有了這種能力,就不會僅限於避免發生黨內清洗或文革,而是擴展到避免對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盡可能地用於為自身謀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謂的"黨內民主"看做是中國民主的步驟,完全是看走了眼。"黨內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團民主性"的別稱,同中國民主與人民民主毫無關系。

3. 西藏問題何以無解

明白了"官僚集團的民主性"及其在中共黨內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國現行的西藏政策為何不會改觀。它牽扯十三個省部級以上的涉藏部門,或者說二十四個省部級以上的"反分裂"部門。了解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采取"瞞上欺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個省部級單位不執行中央決策,中央無可奈何的情況都不鮮見,何況二十四個部門結成聯盟。

相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今日中共領導人的權威性無法相比,既缺少資歷和功績,也沒有卡裡斯瑪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質吸引追隨者的能力)。他們皆為官僚出身,在官僚體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場規則,從逆向淘汰的官僚階梯循序爬到高位,何嘗不知道官僚集團的手段厲害?他們是否想走不同路線且不論,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難而退。他們本質上不是領袖,只是到達了頂峰的官僚,幾乎不會有超越性,全部目標就是掌權,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鄧那類獨裁者身上可能發生的決斷與自我轉變,對他們難以指望。這次西藏事件發生後很長時間看不到中共高端的動作,全憑"反分裂"部門自行處理,成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處。二十四個 "反分裂"部門涵蓋權力的各個方面,印把子、槍杆子、筆杆子一應俱全,相互構成決策、執行和協作的完整鏈條,即使沒有高端領導人主持,也能自我協調,自行運轉。

除此之外,今日中共還落進了一個自設的陷阱。從革命黨蛻變成權力集團,作為權力核心的主權以及維護主權的民族主義成為唯一具有實質性的意識形態,舉國體制進行的灌輸與不厭其煩的改寫歷史,使中國人普遍確信當年中國以帝國方式占領的領土"自古屬於中國"。 這種狀況使得"反分裂"官僚們占據了"政治正確"的位置,擁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反分裂"既可以被他們當作盾牌,又可以被他們當作武器——無人敢對他們表示異議,他們卻隨時可以發動進攻。二十四個"反分裂"部門的聯盟,加上占據了唯一具有實質性的意識形態高地,使他們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啟動"黨內民主程序"進行政變,以捍衛國家主權不力的名義罷免跟他們不一致的高端領導人,而且很容易贏得黨內黨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權力視為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在這種威脅面前,為了不被政敵抓住把柄,避免民眾輿論的攻擊,總是會寧左勿右,而不會采納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脅的新思維。即使他們心裡清楚如此下去會有更大危機,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機發生時間盡可能後推。中共領導人從終生制改為輪流坐莊制,表面是一種進步,實際卻導致在台上者寧願"擊鼓傳花",只保自己任內平安無事。至於把危機推到後任爆發,那就與己無關了。

因此,國際社會敦促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會面,達賴喇嘛希望繞過中間層次直接與中共領袖交流,藏人精英給中共高層寫信懇勸,在我看都是沒有認清真正的決定因素。西藏問題如何解決,並非中共高端可以獨斷。雖然在特殊情況下,中共高端可能對西藏問題進行某些特殊處置,但那只會停留在策略層面,不會觸動實質。知道了"反分裂"勢力在中國權力結構中占有多麼重要和廣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共領袖個人(即使是再開明的領袖)解決西藏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 西藏如何走向獨立

1. 流血與獨立

"反分裂"官僚集團堵塞了在中國內部解決西藏問題的出路,持續產生的矛盾只能不斷積累和發酵,最終把西藏推到爭取獨立的方向。不過,很多人會認為西藏與中國實力相差太過懸殊,即使西藏全民族都為獨立而戰,也不可能達到目標。如果孤立地看西藏和中國,並且靜止在目前的力量對比上,的確是這樣。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西藏和中國都要很大程度受國際影響,中國的強大也非永遠不變。近年獨立的東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對比上都處於相當弱勢,卻都實現了獨立目標。與他們相比,西藏獨立的可能性不會更小。

東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夠實現獨立,決定因素是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支持。之所以兩地獨立得到這種支持,很大原因在於兩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災難(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權高於主權成為國際社會共識時,種族矛盾導致的仇殺會成為民族獨立被認可的主要根據。西方社會早就認為西藏發生過大規模人道災難——藏人非正常死亡人數被認為接近百萬,西藏寺廟曾遭盡數摧毀……在這種基礎上,未來西藏發生的人道災難即使沒有東帝汶、科索沃那樣慘烈,也足夠讓西方支持西藏獨立。

西藏未來會不會再發生人道災難?可能性是很大的。這次西藏事件被鎮壓下去,卻不等於就此了結,反而成為下一次更大爆發的起因。如同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薩事件規模更大,下次爆發會比這次規模還大。這並非是無根據的猜測,我甚至能預言下次爆發:把其他可能的爆發撇開,至少在達賴喇嘛去世時,如果西藏問題仍未進展,達賴喇嘛也沒能回到西藏,大爆發是一定躲不過去的,境內藏人會全面起事。中國鎮壓機器根本無法防範,因為信息時代已無法封鎖達賴喇嘛去世的消息,而藏人起事也無需其他串聯,消息本身就足以讓各地藏人不約而同揭竿而起。

領袖去世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國有過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去世導致的四五運動,有過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導致的六四事件,其震蕩都導致中國歷史發生改變。設想達賴喇嘛去世引發西藏大動蕩決不是危言聳聽。稍微了解西藏就會知道,達賴喇嘛的命運是每個藏人心頭的傷口。作為西藏宗教至高無上的領袖,活在現實的菩薩,達賴喇嘛放棄了西藏獨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謙卑換得的卻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鄉,不能和終生等待他的人民與信徒見面,就此永別,這種痛是無可比擬的。達賴喇嘛在世時,不論有什麼挫折,藏人總還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變成絕望,仇恨壓過恐懼,爆發一定非常激烈,"西藏獨立"也將從目前的口號成為切實的運動。

當然,僅靠示威不能實現西藏獨立,畢竟中國軍警總數接近藏人的總人口,而且是以毀滅性武器對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憤的藏人絕非輕易可以鎮壓。所謂"一人拼命,十人難敵;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何況藏人有六百萬。那時中國當局將不得不再次乞靈於種族主義(信仰崩潰的中國再無其他意識形態),煽動以漢人為主的中國軍警大開殺戒,同時鼓惑中國民眾支持"反分裂"的屠殺。

很多藏人會在那個過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獨立之路往往正是鮮血衝刷出來的。鎮壓不一定會使藏人退縮,他們甚至可能主動迎接暴力。一方面西藏傳統宗教的苦行觀念會提供這種動力,一方面非暴力抗爭也有這種內涵。流亡藏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爭的發源地。被譽為聖賢的甘地正是號召他的追隨者要"學習死亡的藝術"。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讀,甘地主張的並非是對施加於己的暴力不反抗的"消極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動挑起對方的暴力施加於己,才能"通過自己承受苦難達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對持有這種理念的西藏獨立者而言,中國對藏人的屠殺正是能夠獲得國際社會支持西藏獨立的歷史機會,因此不是要力圖避免,反而應該有意加以運用,甚至會期望中國的屠殺夠得上種族清洗的規模,才會調動起國際社會最大的同情與支持。從西藏獨立者角度,這並非是無視藏人的生命,而是在實踐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爭之核心——"把生命奉獻給自己認為是正當的事情"。 藏人的血流得越多,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的支持就會越強。由此來看,中國的武力鎮壓不但將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幫助西藏實現獨立。

發生種族流血衝突和出現種族清洗的災難,是種族間無法共存的證明,是促使國際社會出面對受迫害民族進行庇護,繼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獨立國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國"反分裂"官僚集團推動的邏輯發展下去,未來西藏難以避免發生這種災難。那時,西藏實現獨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後兩項條件,一是西方國家出面推動西藏獨立,並且承認西藏的國家地位;二是中國自身陷入動蕩,不再有對抗西方和鎮壓西藏的能力。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確

至今,西方政府對中國繼承帝國遺產並未表達異議,也沒有公開支持西藏獨立。在西藏問題上與中國對立的,主要是西方民眾與媒體。西方社會是多元的,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存在爭議,然而在西藏問題上卻是空前一致。對中國人來講,這可以算一種奇觀——很多西方媒體完全不了解西藏,卻總是黑白分明地下結論;更多的西方人完全沒見過西藏,卻要充當西藏的代言人和捍衛者。中國人的質問是:即使中國繼承了帝國遺產,曾經欺侮過中國的西方列國繼承的帝國遺產更多,甚至今日世界很多國家都是當年西方殖民者的後裔所建,西方人有什麼資格在西藏問題上裝成正義化身指責中國呢?

時間是一種解釋。殖民時代已經過去,西方當年的錯誤不能作為中國今天的理由。的確,時間需要成為一個因素,否則任何根據都會在無限追溯中無從立身。中國和西方幾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時間錯位:中華帝國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強最為凶悍之時;西方殖民行為獲得合法性,主要靠有效統治,中華帝國時間雖長,卻只求萬方來朝的心理滿足,放任"諸藩"自成一體;當與西方的相遇使中國明白"朝貢體系"只是虛榮,必須實現有效統治才能符合主權體系,保住疆土,一連串的國難和戰爭又阻礙了這種進程;而當世界進入非殖民化時代,民族獨立建國成為主流,西方國家紛紛從殖民地撤出時,中國卻以前所未有的強勢進軍西藏,導致達賴喇嘛帶領數萬藏民流亡他國;隨後當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為文明進步的原則時,中國卻在西藏開展了砸毀寺廟、禁絕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當人權高於主權在西方世界成為普世價值觀,中國仍然以主權為至高無上,為此肆無忌憚地侵害人權。

不難理解,首先是這種時間錯位,使得每一步都與潮流相逆的中國在西藏問題上飽受西方指責。不過中國人仍然可以反問,憑什麼由西方確定時間標准?憑什麼要把西方當作原點判斷中國的錯位?即使從中共執政算起,至今中國已有效統治西藏半個多世紀。而今天西方的法國、英國、加拿大、西班牙等都存在民族問題,為什麼只有中國的西藏問題被指責?

這就涉及到西方與中國的另一個不同——西方國家是用民主方式賦予了保留帝國遺產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島百分之八十居民表決留在法國,比法國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島的比例還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國人認為科西嘉島是負擔,不如讓它獨立);而英國當年允許北愛爾蘭自主決定去留,結果是多數北愛爾蘭人選擇留在英國。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經過民眾公決否定了獨立。因此,那裡的民族問題只是少數人進行獨立活動。然而對西藏卻不能這樣說,因為至少中國從未給過西藏人民選擇的機會。

今日,在摒棄了殖民主義的西方社會,自由、人權、反殖民成為社會共識,而民主制度則使西方民眾對中國擁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普通的西方人不像政客或商人受到中國的利益或政治制約,他們判斷遠離日常生活的西藏問題,主要是用價值標准。西藏在他們眼中一直是被中國占領的獨立國家,而西藏問題幾乎能綜合所有西方與中國的價值分歧,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炮轟中國的最好靶子。不管中國人對此如何不解與憤怒,這已經成為中國未來必須面對的一種現實。

對此,西方媒體起的作用也很大。一方面,市場化的媒體必須跟隨大眾感情在西藏問題上追隨大眾一面倒毫不奇怪。另一方面,當大眾與媒體高度一致地相互作用時,會產生一種趨於極端的性質,我稱為"廣場效應"。 如同希腊城邦在廣場上進行的民主,競爭者把煽起群眾狂熱視為成功,群眾則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達支持或反對那樣,今天的公眾被媒體和當代通訊技術聯系在一起,等於制造了一個可以無限放大的廣場。媒體與大眾的相互激勵,彙聚出比古代廣場大得多的群眾效果,且導致情緒在整個社會快速地傳染。

大規模人群彼此無法充分溝通,也無法進行深入思考,只能用簡單概念獲取共識,以明確結論斷定是非。西藏獨立在西方本來就有很強的民意支持,這次西藏事件中形成的中西陣營對立,中國民眾的反西方姿態和對西方媒體的圍攻,進一步加強了西方社會在西藏問題上的"廣場效應"。 市場競爭促使西方媒體緊盯大眾關注熱點,因此今後會始終把西藏當作對像,不懈地捕捉任何蛛絲馬跡,特別是藏人的抗爭和中國的鎮壓,並且把所有的迫害和流血都以放大方式展示給西方民眾。那種效果反過來又會給"廣場效應"不斷加碼,促使西方民意更加支持西藏爭取獨立。在當今世界所有民族問題中,最能得到西方社會支持的就是西藏。可以說,西藏自由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一種政治正確,同時也成為各種勢力爭搶和利用的制高點。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如果與中國對立的僅是西方民眾與媒體,只在乎權勢的中國當局盡可以當作"雜音"不予理會。然而中國當局所在乎的西方當權者,卻是要靠民眾的選票才能上台。他們只要追求選票,首先就得追隨民意,因此最終一定會被民間的"廣場效應"裹挾。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狀態,本質上是不可更改的。面對西方,中國政府無法要求西方公眾改變態度,也無法要求西方媒體轉移立場,那只能得到反感和反彈,自取其辱。中國政府能做的,頂多是用貿易大單引誘或威脅西方政府,迫使西方政客們接受中國的立場。但是即使西方政客一時順從中國,卻不能像中國政府那樣管束本國民眾與媒體。相反,他們歸根結底要被本國民眾和媒體所決定,一俟時機成熟,就會爭相站到支持西藏獨立一邊。

雖然今天沒有哪個政府承認西藏獨立,然而政府態度從來是可以變化的。民間"廣場效應"的推動只是因素之一,西方政府對西藏獨立還會有另一面考量。六四時西方國家雖有過對中國的聯合制裁,但那時針對的只是中國政府,對中國民眾的民主追求卻抱有希望。隨後的蘇東變化給了西方信心和耐心。鄧小平推動中國經濟走上資本主義之路,更使西方相信中國會隨著經濟變化出現政治變化。然而這次西藏事件證實了這種希望的虛幻。中國沒有隨資本主義進程融入西方陣營,反而隨經濟崛起有了更多威脅性;中國當局這次放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方針,極力顯示強大、強硬、以及操控民眾的一面;中國民眾(至少是西方眼中看到的)並沒有成為民主力量,反而是和專制政府結成了同盟,對內欺壓弱小民族,對外敵視民主社會。這樣的中國完全是一個新法西斯帝國的形態,令西方政治家感到驚恐,未來若任憑中國崛起下去,會不會有一天威脅世界和平?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表面文章之下,西方對中國的不滿還與切身利益有關。譬如中國以低人權和破壞環境為代價吸引國際資本,制造出大量廉價產品衝擊國際市場,損害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得以形成的勞資關系、福利制度和市場秩序;中國經濟對資源的巨大飢渴給全球生態危機雪上加霜;中國日益活躍地參與爭搶資源的行列,在全球與西方進行角逐,加劇了資源緊缺,導致價格飛漲;此外,更深層還有不會擺上桌面卻絕非不重要的擔憂——假如中國達到與西方相近的消費水平,瀕於生態極限的世界會不會因此崩潰?西方政治制度決定了無法以降低本國消費解決生態極限的危機,只能去抑制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這種人口大國——的消費提升。這其中當然存在顯而易見的霸權主義和不平等人權,卻不是沒有可能成為西方政府制定中國政策的潛在依據。

為了上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考量,削弱中國、抑制中國繼續發展也許有一天會成為西方國家的共同願景。而達到這個目的,肢解中國,讓中國陷於肢解後的內部衝突和相互牽制不能自拔,也讓中國喪失支撐崛起的資源與空間,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只要找得到名正言順的口實,也許就會成為西方國家樂於接受的集體安排。而什麼口實會比以反帝反殖民名義促成西藏獨立更為名正言順呢?西藏獨立會連鎖地帶動新疆甚至更多中國民族地區獨立。要知道,僅西藏和新疆兩地,就將使中國失去百分之四十領土,也會把中國更遠地隔離在歐亞大陸一隅。這種對中國的肢解不但不會遭受譴責,還會戴上解放者的桂冠。因此,目前看似小心翼翼不忤逆中國的西方各國政府,只要歷史發展提供最後一個條件——中國陷入內亂,就可能在很短時間轉移到支持西藏獨立的軌道上。

4. 中國難以避免陷入內亂

那麼,今日看似日益強大、不斷崛起的中國,會不會有陷入內亂的一天呢?一種對目前中國狀況的評價是:從來沒有過這麼好,也從來沒有過這麼糟。不過多數人看到的中國僅是從未有過的好,沒有看到從未有過的糟。而被看到的好和看不到的糟之間,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很可能在人們毫無意識之時,從未有過的糟就會突然浮出水面,在措手不及中釀成大禍。此次西藏事件的爆發,原因之一正是在於以往只看到了"好"。

其實,今日中國的好,說穿了只是經濟發展速度快。且不說這種發展速度快的代價須在明日加倍償還,僅以常識也可知世上沒有任何經濟能夠永遠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埋伏種種隱患,面對重重困境,危機遲早會不期而至。那時,原本被經濟高速發展掩蓋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必將隨之而來。三重危機疊加,政權垮台、管治真空和社會動亂等一系列後果都可能出現。

眼下,因為看不到挑戰中共政權的力量,人們往往以為中共就會一直統治下去。然而大變化不是一定非得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細微的積累同樣可以導致崩潰結果。有一種研究讓沙子一粒粒落下,形成逐漸增高的沙堆,同時精確地計算每落一粒沙會連帶多少沙粒移動。初始階段,落下的沙粒對沙堆整體影響很小。但是當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達到"臨界"後,沙堆就具有了"一體性"。那時每粒新落下的沙都會產生一種"力波",盡管微細,卻能通過沙堆的"一體性"貫穿沙堆整體,將新落沙粒的碰撞傳給所有沙粒。沙堆結構將隨每粒沙的落下逐漸變得脆弱。說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注意:只是一粒沙),就會導致沙堆整體發生坍塌,也就是所說的崩潰。

有一個西方諺語,說的是斷了一個馬蹄釘,絆倒了馬,摔傷了將軍,輸掉了戰爭,亡了國家。那國家當然不是因為馬蹄釘亡的。用沙堆理論解釋,就是那國家的內部危機已經超過臨界狀態,馬蹄釘斷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後一粒沙而已。 中國也如同一個沙堆,各種變化和衝擊不斷落在上面,積累的結果遲早會使沙堆超過臨界狀態。而到了連馬蹄釘都成為"不穩定因素"時,專制政權控制再嚴密也是無法防止垮台的,因為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都派上看守的兵。

按照中共目前這種拒絕政治改革,不斷積累各種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國遲早會爆發全面危機。專制政權的特點之一就是無法預測,既無規律,也缺乏資訊,因此其變化總是"突變"。試問有幾個人事先看到龐然大物的蘇聯帝國會垮台呢?它卻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鎮壓可以把崩潰往後拖,如同不斷拍打沙堆周邊可以使沙堆繼續增高一樣。但是那種增高不會無限,最終還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垮得越烈。經驗告訴我們,大系統雖有很強的自我維護能力,卻總是一垮就兵敗如山倒。

真正穩定的社會需要具有多重整合機制。除了政權,還有道德倫理、法治,完善的市場,國家化軍隊,以及宗教組織、民間社會、多個政黨等。這種多元並存的機制對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不可缺少。就像多黨制中執政黨下台,反對黨馬上可以頂替那樣防止出現權力真空造成的社會失序。然而步入多事之秋的今日中國恰恰只剩依靠行政體系和警察手段的一黨政權進行整合,其他整合因素都被政權吞食,不是變成政權的依附,就是被視為異己力量而"消滅於萌芽",或是在重重壓制下無法生長,因此都無力擔負整體的整合。這樣的社會一方面似乎沒有挑戰,異常穩定,一方面卻存在巨大的風險——一旦有一天政權垮了,整個中國就會出現整合真空,由此陷入內亂,長期無法恢復秩序。

可想而之,當那一天到來,目前靠武力壓制的民族矛盾會立刻爆發,民族獨立運動也將風起雲湧。而專制中國的鎮壓能力卻會隨內亂瓦解,或是消耗於內鬥。那些堅持大一統的中國民主人士所說的,未來中國的民主政府照樣不會允許西藏獨立,只會是一句空話。因為陷入了內亂的中國哪裡會有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如何能從被中共消滅了其他整合機制的空白中產生?那時就可以看出中共把中國綁為人質(要亡一起亡)的後果——當中共失去了控制中國從而也失去控制西藏的能力時,中國也將不會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控制西藏。

5. 決戰在西藏

達賴喇嘛的放棄獨立,誰都知道是一種面對現實的犧牲。未來如果有一天西藏可以實現獨立,他真會拒絕嗎?中共執政者不抓住時機把他的放棄獨立盡快變成法律事實,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對中共的政客謀士而言,中共垮台的前景是思維大忌,因此會閉眼不看,也不會去想達賴喇嘛作為西藏問題的鑰匙,可以開門,也可以鎖門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陷入內亂,西藏問題仍無進展,達賴喇嘛就有充分理由號召西藏重新爭取獨立,並呼吁國際社會給予支持。既然他允諾的放棄獨立不被中國理睬,也就沒人能指責這種轉變是食言。那時,以達賴喇嘛對藏人的號召力和對西方的影響力,將對西藏獨立發揮無可比擬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萬之師。

中國和西方兩種本質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時代,從根本上只能漸行漸遠。價值觀和利益的雙重衝突致使雙方不可避免要進行最後決戰。而在浩蕩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敗一方只能是專制中國。西藏將成為全球最後一個專制大國的克星。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已經給西方鑄就了切入中國的刀劍,而西藏正好提供了發起決戰的戰場。現在誰也無法預見具體進程,那會受很多歷史因素的影響。但是所謂決戰很可能沒有兩軍對壘,在經濟和外交領域就見分曉。中國國門已經洞開幾十年,實用主義的經濟發展對外來資金、技術和市場的無度追求,把中國的生存命脈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這使得中國在面臨存亡危機時,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選擇。

這裡只作為舉例進行設想:比如中國內亂與經濟危機同步,既然中國經濟已和世界融為一體,要度過難關就得靠掌管世界經濟的西方國家援手。而西方國家若是要求以承認西藏獨立作為交換,急於從崩潰邊緣和更大災難中被挽救的中國政府(如果那時還有政府)即使再不情願,可能也不得不答應。另一種可能是,那時的中國陷入類似民國初年的分裂,一方面根本無暇西顧,無力鎮壓西藏的獨立運動,一方面力圖成為中國主人的各方勢力爭相得到西方國家承認——那樣才能在國際上合法地代表中國,並得到西方輸入的資源。西方則可以合縱連橫,進行交換——哪一方願意在承認西藏獨立的文本上簽字,就會承認和援助哪一方。當年蒙古獨立只得到蘇聯的支持,無論是國民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都無法抗拒,只能接受。將來的中國面對的將是西方列強聯盟,何以抵擋?平時高喊統一的各方勢力為了成為中國主人,很可能會以各種動聽理由(如拯救億萬百姓生命等)搶著在同意西藏獨立的文本上簽字。類似情景在民國初年曾多次上演。中共也一直對列寧以"給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為由簽訂的不列斯特和約給予很高贊譽。而那和約讓蘇俄向德國割讓了上百萬平方公裡領土,賠款60億馬克,絲毫不亞於中國失掉西藏。這種實用主義精神某種程度上正是中共的本質。

中國的百姓則會更務實。這次西藏事件中與西方抗衡的只是一批居住城市,善於使用互聯網,與媒體接近,在中國現狀中得利的人。他們的聲音被放大,占人口的比例卻很小。對中國的普通民眾(底層百姓,工人、農民、農民工、上訪人等)而言,切身的公正、人權、自由和民主遠比西藏歸屬更重要。只是他們沒有發聲管道,不被媒體關注,在專制高壓下也最缺乏抵抗能力。不過,在中國首先發出"不要奧運要人權"呼喊的,正是黑龍江的失地農民。雖然立刻就被鎮壓,卻足以提醒那才是觀察中國的真實角度。一旦整個中國落入危機,人人生存受到威脅,起哄的民族主義立刻會煙消雲散。如同當年的河南飢民歡迎帶來了糧食的日本侵略軍那樣,遙遠西藏的去留不是問題,重要的是盡快擺脫切身困境。因此只要未來中國的危機足夠嚴重,同意西藏獨立便不會受到太大反對。

一旦被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國政府簽署了同意西藏獨立的協議,就具有了國際法保證的效力,以後即便政府更換,再想重新占領西藏,除非那時中國有了與整個國際秩序和西方陣營對抗的實力,否則便沒有希望。當代世界在各地反復演練過的國際監管形式——聯合國介入、維和部隊進駐、劃分隔離區、進行國際援助等——將穩妥地保證獨立西藏的安全。而只要西藏作為一個國家堅持數年,就會成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實,長存永續。

路線圖到此結束時,在終點回首展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國失去西藏,原因不是民主,恰是專制。中國那些把專制政權視為中國統一保證的"愛國者"們,號稱寧要專制不要分裂,而這個路線圖所展現的,卻是截然相反的結論——正是專制,導致分裂。

2008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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