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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北京日报:举国体制是好体制


核心提示:8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为长石的文章称,目前,有不少人声明对奥运"漠不关心",指责举国体制是花纳税人的钱买国家的名,缺乏人性关怀。文章称,举国体制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选择,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国人应有自信,唱衰举国体制实为唱衰中国论的变种。

伦敦奥运激战正酣,中国健儿捷报频传。在国人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不少人公开声明对奥运"漠不关心",甚至表达了对中国体育的某种 "反感",指责举国体制是花纳税人的钱买国家的名,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对金牌的膜拜,而没有对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当举重队出了"交白卷"和"夺银痛哭"等事 件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会,也是竞技体育的最高形态和较量平台。正如奥运会宗旨所言之"更快、更高、更强",想必没有哪个国家派运动员 来伦敦是为了喝下午茶、开party的,既然来了,为的就是争金牌、拿冠军。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不仅是竞技体育的特征,也是其魅力之所在。忽视这一点, 以反"惟金牌论"为借口,否定国家备战奥运所做的各种努力,否定举国体制在培养优秀运动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有失公允。

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一种体制优劣,光靠嘴上说说不能服众,最根本的还是要拿事实说话。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 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 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去空谈什么举国体制劳民伤财,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大 国,实在有些混淆视听。

任何一种体制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和国情背景。我们的这种体制,是中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体育发展 模式,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可有那么一些人,骨子里就只相信洋和尚才会念经,认为西方的那套体制就是最好,是惟一标准,并不断借此对中国品头论足、指手画 脚。实际上,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才是真正错误的。西方的体制我们不是没学过,但水土不服也很明显,足球就是实例,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市场化运作的竞技项 目,最终换来的却是国内联赛赌黑不断,国足水平一泻千里。

对于我们的体制,国人应有自信,而且这种自信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如今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对于不同的体制模式,各国 都应有所借鉴,而非全盘否定。不可否认,以前西方在体育运动方面实力很强,可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这些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中国军团能够在奥运会赛场上 争金夺银、刷新纪录,离不开我们的体制优势,以及对外国先进训练技术的积极萃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加入奥运会大家庭中,运动员的培养体制也应当更加 丰富多样。如果实践证明中国的这套体制是有效的,这何尝不是我们对世界体育运动做出的贡献呢?

诚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举国体制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比如在运动员培养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导致出现为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比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衔接还不到位,一些主流项目 的群众基础还略显薄弱,等等。但也要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体制是完美的,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逐步化解这些难题。如今那些唱衰举 国体制的论调,无非是唱衰中国论的又一变种,我们必须头脑清醒,走好自己的路自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长石)

首曝 周恩来被揭露是共产国际训练的情报特工


作者:乌苏里  




最近大陆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在德国接受过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的训练,然后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因其特殊身份原籍籍无名的周恩来得以在苏联操控的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留学日本两年,因语言未过关没法上大学,回国在南开大学读了一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一九二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实际未正式上过学校。一位网 友查周恩来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后长期滞留德国,长达两年,不知他干了什么,但却衣食无忧,显然有人资助他。这位叫傅志彬的网友指出,此时列宁在莫斯科创 建的共产国际已将机关移师到德国,从一九二叁年秋保加利亚的共产国际活动家季米特洛夫也流亡到德国,负责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及特务培训,以在各国策动赤 色革命。现大陆网上流传,周恩来一九二六年回国带有季米特洛夫给国民党的苏联总代表鲍罗廷(鲍罗廷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驻远东总代表)的一封信,因为这层关 系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子周恩来当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授衔中将。

傅志彬说,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和张太雷经常向他汇报工作,显然是受鲍罗廷领导。后来莫斯科解密档案有鲍罗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对张太 雷和周恩来极为赞许。周恩来回国后亲自为中共建立及领导明暗两套情报体系,很明显周是受过专门情报训练的,而受训地应该就是在德国。周恩来是共产国际情报 网在中国负责人 。后来延安整风,周恩来挨整,作为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毛,要毛放周一马。

来源:开放杂志


美国发表南中国海立场声明

明鏡新聞網
杨明

美国星期五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组建三沙警备区, 并呼吁争议各方缓解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文特雷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和大国,美国在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自由航行,以及畅通无阻的合法商务方面,有着切身的国家利益。在领土主权争端上,美国不偏袒某一方,美国没有领土企图,但美国认为,该地区的国家应在没有胁迫、没有恫吓、没有威胁、没有使用武力下,以合作、外交的方式解决。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局势紧张。越南通过了海洋法,中国成立了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中国和菲律宾船舰在黄岩岛海域对峙。

对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和最新发展,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认为,中国成立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与合作、外交解决分歧背道而驰。

文特雷说,美国敦促各方本着1992年《东盟有关南中国海宣言》和2002年东盟-中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采取措施降低紧张局势。美国鼓励东盟和中国在最后敲定全面"行为准则"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以便建立通行规则,并为和平解决分歧扫清程序。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继续敦促各方,按照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明确并继续他们对领土和领海的主张。美国相信,主权声索国应探讨所有外交或其他和平的方案渠道,包括在必要时使用仲裁或其他国际司法机制。

声明说,通过合作和对话,确保区域的稳定,亚太国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行军总管:印度大停电的前世与今生

7月底,印度接连发生了两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影响人口接近全欧洲人口总数。

印度为何会接连发生两次这样大规模的停电事故?仔细与深入的分析印度电力工业过去和现在,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印度发生大停电不奇怪,印度隔了这么久才发生一次大停电才是真正幸运的事情。

印度的电力工业,秉承印度这个国家的气质,透着"散漫"、"自由"、"粗放"。

印度电力工业的软件与硬件基础薄弱,全国发电装机严重不足,电力供应缺口高达10%以上。印度的电力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电网缺乏EMS状态估计、PMU等现代化监视手段与AGC等自动调控手段,调度电网还停留在纯电话语言的方式。

更要命的是,印度的电力市场设计与执行非常糟糕,由于对于阻塞以及越限送电的经济惩罚力度很小,在其市场规则下发电企业普遍少报送发电计划以赢得额外发电奖励、地区电网普遍低估负荷预测以减少惩罚,而且各方通过UI(非计划交易)可以买到比日前市场上更便宜的电,印度每天的电力市场运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计划性,风险极大。

印度电力工业的管理也是非常混乱,发电厂极少有执行并网协议以及调度纪律的——大部分发电厂不愿意承担一次调频功能、甚至发电厂可以抗拒调度而拒不执行调峰命令!在负荷侧,印度电网低周减载以及低压减载配置严重不足,而且印度"偷电"现象十分严重,能让线损达到50%以上。

从运行实际情况来说,小规模的停电对印度电网来说是家常便饭,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电网连续4次大停电。印度电网的频率常年在48~51Hz这样一样及其宽的范围内波动,由于无功补偿严重匮乏,印度电网无功潮流跨区流动现象严重,400kV主网的电压长期运行在350kV以下!一个简单的故障就常常就能造成局部电网的电压崩溃。

调度是电网运行安全的当然管理者,但是在印度,调度机构对电力市场各方的影响力和公权力很小,对电网运行影响最大的是各邦的地方利益以及选票政治。即使作为最高一级调度的印度国调,与各大区域调度也只是协作关系而非上下级指挥关系,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便印度各级调度在运行中发现了电网中潮流越限并发出了警告,市场参与各方也少有理会,这里面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印度电力工业界出于过去历次大停电都是频率崩溃的惨痛教训,一直将频率作为最重要的安全指标,市场参与各方只要看到频率在49.5Hz以上就认为电网是足够安全的、没有必要理会调度发出的线路潮流越限告警(而本次大停电发生前电网频率恰恰在49.5Hz以上)。实际上印度电网的运行常年处于安全失控状态,甚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N-1准则,其连续发生大停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次大停电发生后,印度政府以及学者从管理上以及技术上都提出了反思和解决措施,包括提升电力调度机构的公权力、强化电厂并网纪律、加强负荷预测、建设广域测量系统、加强负荷侧低频减载的布设等,但应该指出,这些对印度电网而言都是老生常谈,早在2001年印度电网大停电之后就提出过类似的行动计划,但10年过去了却一项都没有实现,更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政府在过去60年所制定的各项电力发展目标,竟然没有一个达成,导致了印度电网已经严重不能适应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流动性风险之二:影子银行

华尔街见闻

相关文章:中国的流动性风险之一:资本外流

FT:中国的金融系统稳定性正在不断被巨大的影子银行侵蚀。美林认为影子银行占所有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占比8%的理财产品和8.9%的信托公司。惠誉评级公司认为理财产品占所有商业银行存款16%左右。KPMG认为信托公司将替代保险公司成为金融系统中的第二组成部分。

这些产品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存款者可以战胜通胀。银行据此获得更高的利差,无法通过传统信贷渠道融资的公司也可以获得贷款。每一方都可以获得利益,这使得理财产品增长十分迅速。虽然理论上银行并不会为推广的信托及理财产品承担风险,但美林的David Cui并不这么认为:
影子银行如果出现危机,那么商业银行的普通贷款业务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当普通贷款到期时,银行一般不会对它直接展期。而是要求借款者还清本金和利息之后,过两天再给予下一批贷款。这就使得借款者需要地下银行的过桥贷款来弥补这样一个间隔期。如果地下银行出了问题,那么商业银行会面对无数无法还清贷款的公司要求贷款展期。
 
惠誉评级公司的Charlene Chu认为理财产品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十分脆弱,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是最主要的风险,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的融资量已经达到了存款的一半:
如果理财产品是结构性的,支付利息与标的资产相匹配,那么资产负债管理便相对简单。但是大部分资产担保的理财产品(占所有国内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的99%),并没有明确的资产作为担保,而是以资产池为标的,这样资产池现金流入与利息支付时点并不匹配,造成了资产负债管理的复杂性。当他们无法立即变现这些资产来支付给投资者的话,将会有三种选择:
 
  • 利用表内资产,这样会影响表内资产的流动性;
  • 利用新一轮理财产品筹集的资金来偿付旧的理财产品,这是目前最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市场信心和利率有很强的依赖性。
  • 从银行间市场借款来支付理财产品的利息。虽然银行普遍比较偏好前两种方法,但随着流动性的紧缩,银行越来越依靠银行间市场的借款来偿还理财产品。银行为了将理财产品的资金充足表内资产,多将理财产品的到期日定为月末,这也加剧了月末对资金的需求,来偿还理财产品并满足存款准备金的要求。

资产管理的风险在规模小的非国有银行上体现最为强烈,他们的存款数量较少,在银行间市场可获得的资金量也有限,流动性资产量低,这使得他们面对理财产品的偿付及轮转有更多的困难。

 
引发理财产品危机的火星已然出现
 
J Capital Research的Anne Stevenson-Yang认为,理财产品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有企业和大型公司。如今现金流不断萎缩的他们可能会不再买入理财产品。这将会使理财产品面对一个类似于庞氏骗局的问题。理财产品已经成为一种产生银行间流动性的途径。现在50%-80%的标的资产是银行间贷款。大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将所融资金投资到银行间市场贷款,借给其他银行,充足市场流动性。但这也意味着理财产品已经成为了金融系统蔓延危机的途径。一旦某些银行贷给企业或者政府的贷款出现问题,现金流紧张不能偿还银行间贷款,那么偿付以此为标的的理财产品也便出现了困难,发行理财产品的大银行也要承担损失。这样流动性危机便沿着"企业——小银行——理财产品——大银行"的链条传播。
 
惠誉评级的Chu称,以银行间贷款作为担保的理财产品具体有多少很难估计,但它确实在不断增长。事实上,部分银行间贷款只是资产池中某些高风险资产的一张外衣:
在2012年,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资金投向银行间资产,这给了这些理财产品高流动性和低风险的假象。但是,中国很多银行间贷款只是以银行为通道的公司贷款,即大公司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获得贷款,那么这些风险较高的企业贷款摇身一变,成为了低风险的银行间贷款;另外,有些银行间贷款是银行假造,表面上理财产品的资金被用于银行间市场贷款给其他银行,但实际上却是自己使用,这些投资于此贷款的理财产品便没有任何资产现金流作为保障。
 
Stevenson-Yang指出,强制展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没有实质解决银行的清偿问题。在上个冬季,监管层通过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展期,"消除"了12万亿人民币的潜在不良贷款。贷款期的延长并不代表银行最终可以收回贷款。收不回贷款的话,银行就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流动性。
 
理财产品没有任何披露要求,所以无法辨识理财产品的真实结构。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虽然银监会的规定叫停了30天以下的理财产品,但理财产品仍以短期为主流。
 
流动性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其螺旋式的扩大。流动性危机会引发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下金融系统会暴露出更多风险,并加剧了流动性危机。这样的正反馈循环使得危机越来越大。那么影子银行体系会爆发出这样一场顺周期性质的危机么?时间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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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看涨欧元兑美元至1.30

华尔街见闻

             

ZH:最近几个月每个人都很迷茫,就像迷失在汇率世界的羔羊一样,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历史上最确定的反向指标——高盛分析师Tom Stolper说话了:"我们现在建议在目前点位做多EUR/USD,初步目标价1.3,止损点是1.18。"你可以开始卖了。
 
高盛报告:
 
ECB今天宣布,他们准备重启SMP债券购买项目,但条件是还需要有EFSF/ESM项目,这是欧洲为抑制危机采取的又一实质性举措。
 
从外汇角度讲,我们将强调以下内容:
 
1、利用欧洲央行资源限制短期利率,就有可能可能消除过去几个月EUR/USD大跌的两个驱动力之一主权债券的风险溢价(或者至少是主权收益率曲线的一部分)
 
2. 坚持严格的条件会赢得那些财政状况良好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德国。就像Huw Pill和高盛欧洲团队所指出的那样,考虑到与道德困境关联的中期风险已经降低,"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今天做的决定是令人鼓舞的"。同时,德拉吉坚持各国执行结构改革力保欧元。
 
3. 欧洲央行没有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意味着EUR/USD下跌动力的另一个因素,在目前来看影响是有限的。
 
除了目前购买政府债券的EFSF/ESM/SMP计划外,上届欧盟峰会上提出的在ECB控制下的统一银行监管,也是另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这一点目前并没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现在建议在目前点位做多EUR/USD,目标价1.3,在1.18止损。这个交易建议最大的风险是时机问题,因为目前还有很多阻碍,项目的具体细节还未达成一致。在投资者等待欧元区政策制定者履行其承诺之前,市场可能还会反复震荡。
 
ZH:
 
谢谢你Tom:我们之前很迷茫,但是现在我们清楚了。
 
高盛的意思是,他们正向"提线木偶"出售EUR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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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与美联储的罗曼史

华尔街见闻

 

当美联储未能按时采取行动的时候,华尔街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如今看来央行行长们已破坏了华尔街一年一度的奖金季节的气氛。

本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决定推迟任何大规模新举措,以刺激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和低迷的经济。缺乏央行配合将对大西洋两岸投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产生"直接与痛苦的影响"。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每当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并执行相关激进措施来刺激提振经济的时候,商业银行的债券交易利润猛增,赚得盘满钵满。然而当刺激行动开始减弱时,其交易收入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之后,美联储的经济刺激和华尔街的收益之间的联系变得明显起来。面对风声鹤唳的脆弱市场以及对温和刺激政策没有明显反应的经济,美联储毅然选择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MBS(多数是在2009年购买)。在那一年,华尔街债券交易业务,成为这些银行的大部分利润的来源,同时也成就了他们的光鲜业绩。

美国五大银行纷纷公布,在2009年里,共获得780亿美元的债券交易营收。银行们把2009年称之为"量化宽松年",以这个行业术语来比喻美联储的债券购买狂潮。在2009年里,高盛的固定收益部门营收为219亿美元,高于2008年的93亿美元收入。但在2010年,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魔法消失时,高盛的固定收益业务收入下降到137亿美元。

事实已证明,当央行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大型商业银行总能取得有利位置获利。大银行向市场供应债券和衍生品,而当银行的客户看到美联储将会采取大胆措施的时候,将受到鼓舞从而去购买更多的债券。这增加了流向华尔街的业务量,并且提升了银行手上持有的债券价格,为交易者创造更多的利润。当银行们确信央行的举措将提振市场的时候,银行也乐意去提高所持债券的规模。

自2009年以来,美联储已进行了两个额外但规模较小的货币措施。而在今年第一季度,欧洲央行的刺激对于银行交易利润又一次产生很大的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先是在2011年12月,紧接着在今年2月向欧洲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低成本的紧急信贷,以帮助欧洲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随后欧洲债券市场投资者人气回升,债权价格开始上涨。恰在此时,固定收益交易者们很快就收获了巨额的利润。

德意志银行的2012年第一季度固定收益业务收入是34亿美元,相比2011年第四季度的10亿美元增加了225%。法国兴业银行的同期收入跃升了150%。在美国,摩根士丹利在第一季度盈利表现尤其出色。但好景不长,随后市场判断欧洲中央银行做得还不够。随后出现债券价格下跌,而银行的固定收益业务收入也开始亮红灯。摩根士丹利第二季度的固定收益业务收入相比第一季度下降了近70%,而法国兴业银行则下降近50%。

尽管如此,欧美央行在今年也许还会出现大的行动。本周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均明确表示如果经济和市场的危机恶化将可能推出更有力的举措。华尔街正在望穿秋水地漫长等待中期盼着央行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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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重罚是7月上位国际奥委会的李玲蔚收拾宿敌李永波?!


核心提示:多年前,李矛、李玲蔚等教练与李永波严重冲突后,愤然离开中国羽毛球队,羽毛球从那时起成了李永波的 "一言堂"。7月26日,李玲蔚当选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加上杨扬和于再清,中国大陆就有三位委员了。此次中国女子羽毛球双打组合于洋、王晓理因 为消极比赛而被世界羽联取消比赛资格一事,李玲蔚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凤凰卫视8月2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子东:我这次还发现,你知道,这次处理这个事情的羽联。

  梁文道:羽联,世界羽联。

  许子东:羽联跟奥委会原来还是我们羽毛球的运动员李玲蔚,我看了一个文章有意思,李玲蔚是80年代打遍,无敌。

  梁文道:对,没错。

  许子东:可是她没有拿过奥运金牌,因为羽毛球是1992年巴塞罗那才进去的,之后呢,我看到网上有文章,她90年代的时候,她是女单教练,跟李永波,他们传说他们关系不对劲,之后1998亚运以后就离开。

  梁文道:对,我知道就走了嘛。

  许子东:离开以后,她就做了,后来又回来做什么?做乒羽中心,你不说举摔揉中心吗。

  梁文道:是正处级的。

  许子东:人家那个叫乒羽中心,她是副主任。

  梁文道:对,但后来又走了。

  许子东:跟李永波是平级,余下来她的经历非常奇,很神妙,她就到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论文写的是夏季奥运会,她的指导老师是谁呢?何振梁,结果 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罗格就看出,所以她刚刚上个月7月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中国一共三个委员于再清、杨扬跟她,换句话说,这次羽毛球的这么对中国 的严处,我们至少可以说她是。

  窦文涛:许老师这两天在军情六处受训。

  梁文道:对对对。

  许子东:我不暗示什么。

《纽约时报》发出这样的疑问:为金牌输球错了吗?

 
Bazuki Muhammad/Reuters

王晓理,左,和于洋因为输掉了一场比赛而被取消参赛资格。但他们做错什么了吗?

为金牌输球错了吗?《纽约时报》的评论发出这样的疑问,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后,中国媒体严厉自我批判,但国际舆论似乎更赞同"程序正义"。事实就是,在《纽约时报》时报发出这篇评论的同时,在奥运会自行车男子团体赛中,英国利用"故意摔倒"战术获重赛资格,并击败法国晋级。国际奥委会对此表示,英国自行车队的做法没问题,他们只是利用规则做到最好,这跟羽毛球女双事件不能相提并论。

美国女足的老资格前锋阿比·瓦姆巴赫(Abby Wambach)曾说,"没有人因为你赢得小组第一名而给你任何奖励。"从瓦姆巴赫到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甚至包括安·罗姆尼(Ann Romney,米特·罗姆尼之妻)的赛马拉法尔卡(Rafalca),所有奥运选手的目标都是赢得奖牌。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旅程。

那么,说到因故意输掉分组阶段最后一场比赛而被取消资格的4对女子羽毛球选手,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们的策略愤愤不平?这些羽毛球选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踏过界线、沉沦到了腐败的范畴?

争议持续发酵组织比赛的不是她们。安排抽签的也不是她们。

她们只是研究了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信息,再看了一看自己的最终目标,然后走上了看似最有可能让自己抵达最终目标的路径。她们得出结论,输掉那场比赛将给予自己赢得奖牌的更佳路径。相比一名在预赛中以巡航速度抵达终点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名为了节省能量用于决赛、而在半决赛中慢跑冲线的赛跑运动员,这有什么区别?进一步说,这与棒球运动员的"触击"(bunting)又有什么显著区别?

德瑞克·基特(Derek Jeter)是一名打击率高达.313的职业棒球击球手。他不仅是击球手中的高手,还是棒球运动史上最优秀的游击手之一。然而在某些场合(有时甚至是在重要比赛的重要环节),基特在踏上本垒板时抱有击而不中的明确意图。事实上,如果他成功了(也就是说,如果他成功地失败了),回到休息区时还会得到队友们的祝贺。棒球和其他一些运动项目的规则,制造了失败可能成为明智战略的情形。

就羽毛球而言,这几对选手的最终目标是清楚的:赢得金牌。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是什么?无非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避免与最优秀的对手遭遇。这甚至算不上是"牺牲触击",因为没有牺牲可言。在研究了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比赛安排后,这几对选手看到了一个机会:她们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就有望获得一些重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说,她们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才是愚蠢的。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始终全力以赴"的这个说法,或者你可以想象出的某个过于活跃的少年棒球队教练在赛前吐出的陈词滥调,基本上都是西式的修辞。正如英国人在过去两周里急于提醒我们的那样,公平竞争和运动员精神的概念是在这里发明的。但是,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费力赢得一场无意义的比赛,只为加大自己此后比赛的难度?

对某些人来说,这有违体育情感;对其他人来说,这不合逻辑。

人们只能想象,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四年前的北京,当地人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毕竟,孙武在《孙子兵法》中传授了一种更为世故的作战策略,强调胸怀大局,注重态势和战略,并且坚定不移地记住自己想要的最终结果。

这几对羽毛球选手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一理论在每一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有时候,一支橄榄球队会故意制造一个5码罚球,使己方的弃踢手有更大空间把球踢到得分区附近。有时候,一名自行车赛选手会放慢速度,以帮助队友坚持到终点。有时候,一支篮球队会让不那么优秀的球员上场,以便提高在下一个赛季得到较高选秀权的几率。

周二,在威尔士的加迪夫,日本女足在最后一场小组比赛中故意踢成平局,下半场龟缩后场,从不推进到前场试图进球。这一战略出于该队教练的命令,他的逻辑很简单:平局意味着日本女足可以留在加迪夫,几天后在这里投入四分之一决赛。赢球则意味着日本女足不得不到苏格兰去参加淘汰赛。

对日本女足教练佐佐木则夫(Norio Sasaki)来说,减少旅途劳顿意味着有更好的几率赢得比赛。对那几对羽毛球选手来说,输掉分组阶段最后一场比赛也是这个意思。那些抱怨买票不是为了看这种表现的球迷,没有看到运动员眼中的大局。比赛选手的主要义务是利用对自己最有利的安排赢得奖牌。她们为了在比赛中有出色表现而训练,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为了赢得奖牌而训练。周二,输掉比赛赋予她们赢得奖牌的最佳机会。如果球迷们仍然愤怒,发泄怒火的对象也应该是造成这种情形的组织者,而不是运动员。

这种场面好看吗?当然不好看。没有人说球迷必须为故意输球喝彩。但是,我们不应该愚蠢到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这只是整场游戏的又一个部分。

中华民族复兴完成进度



近日,一份登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6月第16卷第3期的论文被网友热转,该文名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专家所著。

文章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与衡量的基本标准界定入手,提出了一个包括6大评价方面、29 个评价指标在内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文章称,根据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对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进行了测算,计算结果表明,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已完成46%的复兴任务;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复兴进程明显加快。PS:复兴进度最快的是「国民素质」,已经完成81.1%以上。 PDF地址

来源:阳光时务


美国《城市》杂志:复苏之路

译者
核心提示: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John B. Taylor谈美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向复苏。如哈耶克所言,自由和法治推动繁荣,政策制定者应当注重法治和政策的可预测性,稳定的政策才能维持经济的稳定并推动增长。

原文:The Road to Recovery
发表:美国《城市》杂志2012年夏季刊,第22卷第3期
作者:JOHN B. TAYLOR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正如哈耶克所教导的,自由和法治推动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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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8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低增长和高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率)的压力之下,美国经济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度过了痛苦的金融危机和衰退,但复苏几乎不存在。联邦债务爆炸性增长,威胁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我看来,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背离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经济自由原则。

对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过去百年来的思想家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解得更好。面对当前的形势,哈耶克的作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尤其是关于政策原则、法治和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他在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在《自由宪章》(1960)中有更详细的讨论。但他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进入了自由和政府作用的基本问题。这是为什么阅读哈耶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原因。

如哈耶克所坚持的,对于我们所指的经济自由意味着什么,必须小心谨慎。基本思想是,人们自由决定生产什么、购买什么、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帮助他人。如我在我的书《第一准则》(Fisrt Principles)中所解释的,美国式的观点在于,人们在源自对市场的信赖和政府的有限作用的强烈激励下,在一个可预测的、基于法治的政策框架中做出决策。历史上,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坚持这些原则,这是为什么美国繁荣并吸引众多人们前来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些原则。在大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急剧降低货币增长,背离了可预测的政策框架。联邦政府随后提高税率和关税,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该法案践踏市场原则,大大超越了对政府行为的明智限制,令大萧条继续恶化。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联邦政策再次偏离经济自由原则: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不可预测的短期刺激一揽子计划、任意的"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货币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控制,总之一个与以激励为基础的市场体制相对立的经济政策。其结果是:两位数的失业率、严重的经济增长停滞以及大通胀。在此很久以前,哈耶克就已经为此类短期手段唱过挽歌:"毫无疑问,我认为这种对短期效应日益增长的关注……不仅是严重而且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天职的背叛和对我们文明的重大威胁。"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退回其最初的原则方向,这种回归延续到最近。短期的刺激计划没有了,永久性的税收改革被引入。稳定的货币政策取代走走停停的货币政策。我们消除了价格控制的最后的残余,减少不适当的管制。联邦主要福利项目移交给各州。这次的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更低的通胀水平,以及,最终经济增长的复苏。

现在,我们悲剧性地再度偏离道路。在最近的这次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过长地保持过低的利率,偏离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起到良好作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政府监管者未能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执行已有的规则,其所引致的危机促发了华尔街紧急救助,但很快这种救助就超出了其原有的职责范围。汽车公司救助导致对债权人权利的任意侵犯和对商业运营的粗暴干预。随后,1970年代失败的刺激方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与2010医改法案和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给予政府接管任何破产金融企业、救助其债权人的任意权限)相联系的监管不确定性又都卷土重来。

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志是,过去12年来,每年失效的税法条款的数量增长了10倍。还有从2007到2012年,在监管活动中(交通安全署除外)所雇佣的联邦工人数量增长了25%。对我们基本原则最具象征意义的偏离,是今年年底我们将面对的、自作自受的财政悬崖,届时整个税法事实上都会改变。美联储事实上取代了货币市场,直到2014年都将执行零利率政策。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这些问题。顺理成章,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基于核心经济原则的计划来恢复繁荣。我们应当减少联邦支出,将其在GDP中的份额减少到2007年的水平,这将让我们以收入中性、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来平衡预算,遏制债务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应当放弃过度的货币供应,让货币政策正常化,采用那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经运转良好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我们应当停止国家福利的迅速扩张,使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持平,以及将决策制定权由联邦政府交还给各州。而且,我们应当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代之以破产改革和更简单的监管,从而结束政府的救助。

执行这一新经济战略之时,决策者应当到哈耶克那里寻求指引,尤其是他对法治和政策可预测性的强调。正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在一个自由国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被称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没有什么能够比此更清楚地区分一个自由国家和一个在任意政府统治下的国家了。抛开一切学术术语,这意味着,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受到既定的、事先公布的规则的约束。对于在给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威,规则使准确地预测政府行动成为可能,同时人们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规划个人事务。"

基于规则的政策产生更为稳定的经济形势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人们决策时看的是未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价格反映未来。因此,良好的决策以及引导它们的价格依赖于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更是依赖于明确的政策规则。

但哈耶克强调,对于政府政策的规则需要注意更多。法治保护自由,正如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书名所表示的。哈耶克按年代追溯这一思想,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然后是西塞罗,对于他们,哈耶克写道:"没有其他作者更清楚地表明……自由依赖于法律的某种属性、其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政府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哈耶克还引用约翰·洛克的话,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者抑制自由,而是保留和扩大自由……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最后,哈耶克指向詹姆斯·麦迪逊和其他为这个新国家的实践注入思想的美国政治家。这些思想家们不相信政府官员是自由的保护者,他们相信,法治更为可靠。

因此规则有两个目标:鼓励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由。理解规则这两个优势,最佳的途径是考察在规则缺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拿工资和价格控制的例子来看。这种控制是任意的:它们需要身居高位的人事实上对每一价格和工资作出决策;它们扭曲了经济信号和激励;它们创造了短缺和过剩。不管是对整个经济还是对特定部门比如医疗保健实施价格控制,这些影响都会发生。

许多人想知道,在政客们和政府官员继续施压要对经济问题"做点什么"的时候,一个有规则的系统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怀疑主义者说规则意味着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今天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以小时计甚至以分钟计的新闻环境下,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同事乔治·舒尔茨称这个问题为"干预的冲动"。

哈耶克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指出有必要澄清对正式规则"体制之本质的一种误解",即"相信它以国家的不作为为特征倾向"。他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之体制的例子,指出"国家控制性的权衡和措施(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防止虚假与诈骗)当然是作为"。与此相比,一种轻视法治的体制并不必然以作为为特征:"例如,国家允许暴力的使用,比如罢工纠察队,是不作为。"类似地,货币政策的简单规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在应对各种事件时根本不对利率或者货币供给采取任何行动。例如,中央银行可以在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提供贷款。但这些行动可以采取可预测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规则的偏离有时是由不作为导致。比如说,当金融机构承担不合理的风险时,政府监管者不采取行动既是不作为,也是对法治的违背。

有些人认为,当前这样的危机迫使决策者偏离规则和法治。但危机可能是干预的最坏时机。在一个危机中,重要的是增加战略透明度,而不是增加不确定性。在最近的危机中,第一次救助——对贝尔斯迪恩的干预——实施之后,这一事实变得一目了然:没有人知道下次一个金融机构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清楚表述的策略。危机恶化了。人们依据对规则的了解越快作出决策,复苏就会越快到来。

了让美国回到轨道上,我们必须选出相信经济自由原则并且将会实施这些原则的领导人。但在这里,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警告。《通往奴役之路》有一章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的爬到最高》,他提出,有野心想成为领导人的人,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通常都是干预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不管会带来什么结果都要去做。而且,那些从政府随意干预中直接受益的人们自然支持这些官员。例如,从救助中受益的行业和企业们会支持喜欢救助的官员,甚至经济政策的学术研究也将偏向干预主义。对哈耶克的警告,答案可能是选举或者任命极力认可经济自由原则的人。然后,在经历了推动其转向干预的沉重压力之后,他们会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在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任命了许多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博士们担任领导职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持不同的观点。在写给哈耶克的一封关于《通往奴役之路》的著名信件中,凯恩斯表达了对更倾向于干预的受命者的偏爱,但他要的只是那些他视为"行善"的干预主义者。"我们想要的不是无计划,甚或较少的计划,事实上应当说我们几乎总是想要更多,"凯恩斯写道,"但计划应当发生在一个尽可能多的人们(既有领导人也有追随者)拥有共同的道德立场的社会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援引这封信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强调有权势的政府人士采取的随意干预。

甚至那些支持经济自由原则的人们有时也会偏离轨道。有人可能争辩说这样的偏离在2008年秋季是需要的;当时采取的行动可能防止了更为严重的恐慌。但那不是支持随意性政策的理由,因为是它们最先导致了混乱。这样的观点像是在说,放火烧房子的人应当免罪,因为他扑灭了大火,救下了几个房间。

天对经济自由的偏离是否没有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自由所受到的攻击严重?当我说美国繁荣甚至全球繁荣的未来是个未知数时,我是否有所夸大?

尽管中央计划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词,看看2010年的医改法案,它给予联邦政府权力来管理每一个人的健康医疗状况,从而创设了一个独立支付咨询理事会,来决定医疗服务的价格、数量和质量,从核磁共振的数量到CT扫描的必须精度,那本是医学专家做的事情。这与中央计划经济决定可生产的牲畜、小麦或者钢铁的价格、数量和质量的方式有什么区别?或者,看看货币政策。几年前,我创造了一个词:"货币工业政策",来描述联邦量化宽松政策,这个词结合了工业政策(对某些企业和行业的随意援助)和货币政策(印钞票以支持援助)。从那以后,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的抵押支持证券。2011财年,在恐慌情况已经得到平息很久之后,它购买了77%的新发行联邦债务。

哈耶克认为,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损害了经济自由,部分是因为它对老人和穷人打击尤其严重,为更为随意的干预寻找借口。尽管通胀问题现在没有1970年代那么严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但联储多年实施的零利率政策产生的效果与大通胀时代类似:它严重削减了那些为退休储蓄一辈子的人们的实际收入。

由于逐渐远离了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政府政策导致我们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尽管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朋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但这不应给我们任何安慰,因为他们通常是更远地偏离了那些原则。好消息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将会缓解这些问题,帮助经济回归繁荣。理解哈耶克在类似情况下所写下的著作,将极大地帮助我们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约翰·B·泰勒为斯坦福大学玛丽和罗伯特·雷蒙德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乔治·P·舒尔茨经济学研究员。本文改编自他2012年在荣获曼哈顿学院哈耶克奖时所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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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体系的软肋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 2012-08-02 (www.ftchinese.com)

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最脆弱的环节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没有多少人提及。毕竟,目前看来美国的银行业相当健康,至少比险象环生的欧元区银行强。另外,正在调查中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丑闻占据了政治辩论和监管机构的主要注意力。

就在市场的注意力为Libor丑闻所牵动时,一场酝酿中的激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这场斗争涉及美国金融体系的一个脆弱环节——规模庞大的货币市场基金。虽然这场斗争可能不会像Libor丑闻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投资者仍应密切关注,因其可能对金融世界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个规模达2.6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行业,能否承受住"大规模赎回"的冲击。在2008年以前,很少有市场观察人士提出该问题,因为当时货币市场基金给人的印象是"极其呆板"。这也难怪,按道理,货币市场基金只能投资那些"安全资产"(比如高信用等级的债券),投资回报率也低。此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市场基金绝不会"跌破1美元"(即,投资者绝不会赔本)。

但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观念: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时,一家货币市场基金真的跌破了1美元。这引发了市场恐慌。原因在于,尽管享有"呆若死水"的名声,但货币市场基金业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与银行账户存款不同,货币市场基金没有任何存款保险为其提供担保,投资者还可随时赎回。这个致命伤导致了"悬崖"问题,正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如果投资者担心一家货币市场基金可能跌破1美元,他们就有动机尽可能快地赎回。

好消息是,2008年货币市场基金最初遭遇的危机,并没有真正演变为一场毁灭性的大规模赎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介入,为该系统提供了担保。自那以后,美国证交会(SEC)开始引入一些小规模改革,比如:强制性要求各货币市场基金提高短期高流动性资产的持有比例,并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以提振市场信心。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目前美国政府已被禁止向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更多担保。美国证交会的小规模改革也无助于化解"悬崖"风险:促使投资者在危机中大规模赎回的动机依然存在。受此影响,货币市场基金经理们成了一群惊弓之鸟。比如,去年夏天,他们就曾以一种非常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方式,大量抛售欧元区资产。这种仓皇而逃的景象很容易再次出现。比如,美国某政府部门近期进行了一项秘密研究,评估某些企业借款人违约或欧元区形势进一步恶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太多货币市场基金都将跌破1美元。他们认为,该结论会制造过多恐慌,因此不适合公开发表。

那么存在解决办法吗?美国证交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正努力推动两大改革设想。其一是,美国证交会希望货币市场基金能够持有现金储备、吸收损失,并允许基金资产净值浮动。其二是,美国证交会希望货币市场基金能教育投资者,不能将投资货币市场基金视同在银行账户里存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上周的论文提出了另一个构想:出现危急时,应对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者施以"围栏"限制,即,强制性要求投资者在基金中留下一小部分资金,以吸收损失。文中称,只需规定2%至4%的资金不允许赎回,即可防止大规模赎回。

在我看来,上述设想似乎非常合理;如果得到执行且相互配合,或许能降低系统性风险。但美国证交会目前面临来自金融业界的巨大压力,要求它放弃以上设想。特别是,货币市场基金经理们主张,这些改革可能增加基金成本,进而降低基金回报率。他们补充道,这将降低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基金的购买意愿,特别是在当前的低利率大环境已经压低了基金收益率的情况下。比如,美国财资管理专业人士协会(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近期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美国证交会的改革计划付诸实施,许多企业的财务人员将把资金从货币市场基金转移至银行。

受此影响,有关货币市场基金业改革的辩论陷入了僵局,该行业的发展也"搁浅"了。在华盛顿,没有人会公开表示希望货币市场基金业缩小规模,即便这有利于提高系统稳定性。毕竟,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大量资金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筹集的。不过,也没有人希望政府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或希望货币市场基金在面对大规模赎回时继续表现得不堪一击。因此,不太令人意外的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证交所将于何时(或能不能)鼓起勇气、开始施行这些合理的改革计划。在改革施行之前,大家最好祈祷,不会发生什么可能再次在货币市场基金经理或其投资者中引发恐慌的事情;否则,我们可能都将为目前这种可耻而危险的政策推搪感到后悔。这关乎一个2.6万亿美元的市场。

*《应对危机:最小不可赎回余额》(The Minimum Balance at Risk),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564号内部研究报告,2012年7月

译者/马拉

Sent with Reeder

奥运官员一顿中餐4.5万英镑 收据网上疯传惹争议(猜猜是哪国官员?)

来源: 网易体育

据多家媒体消息透露,近日一队15人奥运官员在伦敦一家中国餐馆就餐时,一顿午餐竟然消费了44660.26英镑(近45万人民币)!

网易体育8月4日报道:

伦敦当地时间8月2日,英国一家网站发布了一条几乎让全世界网民都无法置信的新闻:15名奥运官员在某家伦敦饭店一顿午餐消费高达44660.26英镑(近45万人民币)!在这条帖子发出后不久,就成了广受网民关注的焦点。

这一消息最早是一位网友在英国网站reddit的奥运版中贴图发出的:"我的朋友是一位餐厅服务生,这是一张15名奥运官员的午餐消费收据,现在我们来看看,钱都花到哪里去了。"除了这段说明之外,文章还将这张收据的实际图片也发布出来,而在这份总价高达44660.26英镑的收据中,包括一瓶高达1.9万英镑的轩尼诗白兰地(1853)。

不过,没过多久,发帖人就将删除了账号,随即Gawker.com网站根据收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跟进调查,结果发现该餐厅属于伦敦的多切斯特宾馆内部的一家名为"中国唐"的饭店,该餐厅确实销售1.9万英镑(折19万人民币)的轩尼诗白兰地(1853)。

遗憾的是,这张收据只包含了后面总额的部分,但是消费的内容并不齐全,除了这瓶"价值千金"的酒之外,其他的只有4份五香鸡、1盘蔬菜炒饭、2份冰淇淋甜品、6份进口水果、7份果汁冰淇淋拼盘等,其中最贵的也只是价值15英镑的五香鸡和进口水果,而且这些加起来也才218英镑,因此剩余的20480英镑消费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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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人在呼吁要晒一下15名奥运官员在伦敦某中餐馆一顿午餐消费高达44660.26英镑(近45万人民币)是那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未见任何国家处理,连塔利班、基地组织都没出面认账,这个国家可想而知啊!

 

 

15 Olympics Officials Spent $69,000 on Lunch in London

Thursday, August 2, 2012, by Gabe Ulla

A Reddit user (who has since deleted their account) posted a photo of this receipt and commented, "My friend's a waiter and this is a receipt for an official lunch for 15 Olympic Bosses in London. Now we see where all the money's going." Whil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ceipt can't be verified, the total racks up to £44,660.26 (about $69,424.37), which works out to approximately £2,977.35 (about $4,628.29 per person). Most of the stuff on the bill — ice cream, vegetable fried rice, fruits — isn't particularly exorbitant, especially for a party of that size.

But things do tend to get a little crazy when one decides to accompany all of that with a bottle of Hennessy 1853, priced at £19,000. The post does not reveal the name of the restaurant.

It appears St. John's co-owner Trevor Gulliver was right when he said, "Every single sports federation across all sports across the world, every event organizer, politician, agent, sponsor, sponsors' client, sports lobbyist, celebrity — if they are on expenses — they will be here."

 



长江日报社论发亡党之音 “赶快收拾人心”

近日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一篇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涟漪,随着民间探讨深入,中共溃败在即的看法传遍了整个网络。人们挖出当年国民党逃离中国大陆之际,《南京日报》也刊登同样一篇标题的社论,几个月后国民党逃离中国大陆。网络上人们感慨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长江日报社论:赶快收拾人心

7月31日,武汉市府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刊登该报评论员刘敏 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社论说在群体冲突事件上,核心问题是政府行为失当。在一些攸关民众利益的问题及决策中,政府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有时是蛮横与霸道,令人不满。地方的政府又不注意去疏导社会情绪,导致其长期压抑和累积,一旦遇到"引信",便爆发出来。认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底线之上已经无计可施",甚至"政府事实上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社论还认为"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政府的政治与道义的合法性。但若合法性资源稀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怎么做都会遭致普遍的反对"。

社论警告当局"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言下之意中共政权将面临灭顶之灾。社论最后急吁"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

武汉《长江日报》PK南京《中央日报》

中国当代著名知识份子、异议作家傅国涌早在今年7月10日就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一篇博文"'赶快收拾人心'——读《殷海光文集》",其中提到:1948年11 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 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经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转载,传诵甚广,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

几个月后,国民党政府来不及收拾人心就逃离中国大陆。傅国涌表示:"'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早就洞穿共产主义把戏的青年殷海光并不想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所以才无比焦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到了该喊出这句的话的时候了?"

他还说,中国正在急速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资源被无限制的、掠夺性地开发、破坏,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不断膨胀、不可遏制的物欲如同血盆大口,正在吞噬着这个民族子孙后代生存的机会。

谁人能料二十天后,7月31日《长江日报》发表刘敏执笔的社评《赶快收拾人心》,这篇社论距离上一次的社论,整整六十四年。刘敏的社评再次表明,中共到了危机的边缘。网络上众人议论纷纷,不得不惊叹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网络疯传长江日报社评 热议中共即将溃败

长江日报的这篇社论,在中国大陆著名的凯迪网、天涯论坛上、微博均引起强烈围观也激起阵阵涟漪,启发人们深度探讨中国未来走向。民众认为,中共专制政权溃败在即,已经没得救了,人心已经跟当年国民党逃离中国大陆的前夕差不多了。

有民众认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这样想过!!!他们想的就是吃喝嫖赌贪!也有人说,要收拾,为时有点晚;何况执牛耳的根本没有要收拾的念头。还有民众回应,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收拾东西走人,在走之前尽可能的多捞点。

有的民众则讽刺道,不是赶快收拾人心,而是赶快收拾人吧?

民众"左罗二世"则表示, 已经是民怨沸腾,烽火连天了。这条大船在风雨飘摇中颠簸,沉浮,不知所向。日落西山的无奈,同志加兄弟都一个个乘鹤而去,自己也必将是无限凄凉,无论逃往何处,该清算的绝不会因此而停止,唯一可以救赎的是自己少作点孽,为自己留一丝希望。



金钟: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泛华网



金钟: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薄熙來事件,從二月六日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案發,迄今半年來相關的消息議論無日無之,不僅涉及薄家的谋杀、贪腐,更牵连中共高層權力鬥爭與政治傾向,問題既廣且深,其震撼力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所僅見。

一 個爆破性的大新聞,在沒有透明度的極權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顯得格外重要。當局對薄案只有兩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四月 十日免去薄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對薄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薄妻谷開來與勤務員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罪,移交司法機關。

薄雙規以來,近四個月沒有官方消息,評薄的「拖延論」盛傳:薄案判不下來,甚至要放在十八大之後,因為薄已被「打倒」。

處理薄熙來的「切割論」
七 月二十六日新華社報導打破悶局:當局已正式對谷開來及張曉軍提起公訴,將在合肥中級法院開庭審案。於是主流評論變為「切割論」:先判谷開來的谋杀案。此案 不涉及薄,薄将得以从轻發落。理由是判薄涉及政治路線與權力之爭,複雜而艱巨,甚至貪腐問題也難以下手,高層人人不乾淨,家族經濟問題累累。

切 割有方,最大先例是毛澤東。江青是禍國殃民的大反革命,明明是後台的毛,却安然無恙,毫無鞭屍之虞。在一黨遮天的國度裡,他們指鹿為馬的能力從未動搖。據 說九常委間已有一條互不侵犯的潛規則,一入常就萬無一失,鄧有遺訓:後繼無強人,常委要集體領導,若打起來,頭破血流事小,黨的分裂事大。這也是胡習兩班 子最害怕薄入常的原因之一。

因此,前後兩次發布都咬死穀開來是「故意殺人」,這是谋杀罪,可以判死刑。但就如江青主谋致死無數人而不必償命,賴昌星被朱鎔基定性殺幾次皆可,也以無期徒刑結案。穀開來絕對是已發免死護照,不會上斷頭台。至於是死緩、無期還是二十年都不重要了。

關 鍵還是在如何辦薄天王?傳薄和劉源、習近平是八十年代三名重點培養接班人。劉因涉殺父之仇,格外高調忠黨,但升到省級就被換跑道,入警界進而軍界,人緣雖 好,政治局未進便罹癌症(據說晋升此級,中央要作嚴格體檢)。習近平憑埋頭拉車,不惹事的功夫,步步高升,終於拿到中南海的金鑰匙。

其實,三人賽跑,薄憑背景、能耐都高於劉與習。薄心高氣盛,猶如當年陳良宇瞧不起胡溫一樣,决心據守山城,做個樣板以昭天下,若不是「用人失察」,王立軍壞了大計,薄已收買人心,贏得國際觀瞻,各國政要訪華都要去重慶看看。代表太子黨掛帥,非他莫屬。

處 置薄熙來,很可能在下一個中央全會,即在北戴河分權後,八九月之交的七中全會。預測這個處理,也許是當今最難的政治試題。如果海伍德之死可以和他撇清,其 他命案也與他無直接關聯,那麽,薄案就無異於陳希同、陳良宇案的翻版。現在北陳已在「众口爍金難爍真」,南陳翻案也不無可能。薄家「六十億美金」之說,中 紀委可以座實嗎?「嚴重違紀」四字千鈞,違紀早已是貪污腐敗的代義詞,沒有多少億,多少二奶,如何違紀?

以重判谷開來制服薄熙來
更 何況切割論和半年來一個中心論點相悖——從權力場、從戰略上考量,搞掉薄熙來是爲了保障習近平順利接班,掌權十年。江胡兩代有共識:對薄不放心。因此,當 務之急是防止薄十八大入常。否則薄入常後隨時可以取習而代之。甚至認為,倒薄一不做二不休,非置之死地不可。打而不死,他隨時可以捲土重來,反攻倒算,胡 溫也不得好死。

從薄的鐵腕打黑來看,此說不似誇張。共産黨對「野心家」的防範,歷來不衰。江澤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個系列,無論怎樣左瞧右看,他們都沒有野心家氣質,都是不折騰、毫無創意的庸夫俗子,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

因 此,邏輯的評估,薄不可能和伍海德命案完全切割。事實上,薄至少是個知情人,那麼,案發後,企圖隱瞞,不報中央,就是一大違紀。換言之,谷開來定得越重, 越有利於制服薄,對薄不利。然後,再加兩個貪腐、打黑的配菜,辦薄之案,功成矣。處理的輕重則和二陳先例不分上下,或者輕一點,亦無妨。重要的是清除出 黨,不能拖過十八大。

司法處分則可以拖一拖。可以預期的是,薄未來若不入獄,也免不了軟禁。那是顯示人治智慧和威懾力量的傳統方式,不僅 薄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他將失去自由。這樣的先例很多,從趙紫陽、劉曉波到高智晟這樣的基層維權人士,當局認定具「危險性」,便可以採取各種法外的手段壓 服之,薄熙來無疑具有這種危險性與威脅性,一黨專政豈可放過他?

從中紀委重拳出手的罷官處理,可知薄已經釘死在專政的牆上,他不可能翻 案,也沒有負責人有勇氣給他翻案,他欲利用甚至領導的這個黨已經拋棄了他。在審判陳希同的法庭上,陳最後高呼:「我還有話要說!」不可一世的北京市長、政 治局委員立即被押走,長達十七年,沒有他的聲音。薄熙來面對「末日審判」時,會不會比陳希同更幸运?

習近平接班的這顆地雷無疑已被掃除。十八大他可以黃袍加身,不必擔心夜長夢多。

常委「七改九」是必然趨勢
這裡僅就近期一個熱門話題略陳鄙見:政治局常委的人數。現常委為九人。中共在鄧時代基本上為七人或五人。八九年「六四」後,江時代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〇〇二年起,胡锦涛当政增为九人。

常 委會是中共一黨制的權力最高層,統馭全國的內外政策,被網民稱為「九皇」。雖然憲法並未授予這樣的絕對權力,但中共唯我獨霸,不容非議。這是一個冷酷的現 實。十六大當時的說法是,七改九,是因爲權力分配擺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說法則是,鑒於薄熙來、周永康可能結盟的潜在威脅,必須將政法委趕 出常委,縮小編制後也不會有更多的競爭,以强化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這種「弱勢思維」,是唯權主義的模式。弱主上台,當然有排斥異己的傾 向,但是,從政治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七改九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共產黨既要壟斷權力,這樣大一個國家,面對如此日新月異的內政外交的挑戰,而中共新一代接班 人的素質公認不濟(「知青治國」已成為大陸的敏感詞!)即使如毛周鄧一代强人管治也多有誤國(毛不必說,鄧打橋牌失職釀成河南潰壩死人二十萬是典型一 例)。

擺脫權力崇拜模式去看待中共常委體制的改變,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取向。

實際上,現常委會並非智庫型参谋部,而是一個分工負責、各管一方的寡頭决策班子,傳九人各有高度獨立的決策權。並無胡锦涛的「科学發展觀」可言,中共常委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體,應該集思廣益。

那 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統治理論早已過時,而且在中國的實踐已徹底失敗,如果中共有意在黨內實行改革嘗試,常委班子的科學、專業和問責制,是不容迴避的選擇。六 四事件後,鄧從抗拒三權分立角度指定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的權威體制,這是政治上的明顯倒退。八十年代的黨政軍大權一直是分立的,卻被誤認為是引發自由化 的體制原因。

結論是,常委九人優勝於七人。除非權迷心竅,相信十八大常委不會倒退到七人制。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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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从抹黑叶诗文看西方媒体嘴脸



中国游泳小花叶诗文在伦敦奥运大放异彩,一些西方媒体非但没有送上掌声与祝福,反倒开始了疯狂的刁难、围攻。面对莫须有的"服用兴奋剂"指责,这个年仅16岁的小姑娘一遍遍坚定声明:我是干净的,中国人是清白的。

清白干净与否,原本无需争议。权威检测机构和英国奥委会均已宣布,叶诗文的药检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国际泳联主席马格里奥尼更表示,无端猜疑、散布谣言者纯粹是出于嫉妒。可以说,事实已经证明了叶诗文的无辜。但事实能让那些居心叵测的家伙到此为止吗?恐怕很有难度。

不妨看看他们这些天是如何折腾的:叶诗文夺冠,他们炒作"难以置信、必有蹊跷";药检全过,他们炒作"检测仪器和技术手段还不够先进";实在找不着兴奋剂什么事了,他们炒作"中国体育训练方式艰苦残忍,摘金夺银不值一提"……说白了一句话:中国人拿冠军就不行,这是什么强盗逻辑?这帮人拼命污蔑叶诗文身体里存在某种"物质",其实,这种"物质"正是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对中国人在"主流项目"上收获好成绩的心不甘情不愿而已。

尽管说起兴奋剂丑闻,西方国家的教练员压根没有资格指指戳戳别人,但赛场上势头不佳,部分人难掩"酸葡萄"心理,见不得人家好,说些个酸不溜丢的话多少还可以理解。可向来标榜社会"公器"跟"良心"的一干世界知名媒体竟毫不顾脸面,成了这场恶毒聒噪的主力,除了夹枪带棒的暗示之外,甚至完全违背职业道德,在赛后发布会上变着法子拷问一个青涩单纯、不善言辞的小姑娘,不能不说是媒体之耻,也将他们一以贯之的"西方至上"心态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在他们眼中,美国"菲鱼"在北京奥运包揽8金,天经地义,而中国人游得快点,就得接受反复检查和无礼质询;英国"跳水男孩"是英雄,是"为不列颠而跳水",而中国运动员则是为了国家荣誉而"只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证实了很多事情:比如,西方其实异常在乎比赛输赢,但缺乏正视自身失利、尊重他人进步的起码胸襟。再如,西方媒体挂在嘴边的"客观、公正"确实相当动听,却多是用来打扮自己、忽悠别人的虚伪把戏,常常只剩下个散发着怪味的"自由":自由造谣、自由抹黑、自由羡慕嫉妒恨。

从群起向一个小姑娘发难,到热衷寻找和放大中国队的岔子、中国体育的毛病,无疑是西方对中国不够客观、不够友好的小小切面,也是西方媒体利用垄断话语权,借机诋毁削弱中国的又一实例。有的人看不清楚这一点,面对西方媒体的抹黑、歧视,不去第一时间表达愤怒、据理力争坚决回击,不去全力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不去积极争取我国运动员的合理权益,反而还惟西方价值观是从,毫无立场地跟着人家瞎起哄,可谓错误愚蠢至极。

无论一些人愿不愿意,这个世界都在发生改变,正如奥运赛场上西方人统治"主流项目"的历史一去不返。那些内心虚弱的人可以继续抱着优越感不撒手,继续戴着有色眼镜喋喋不休"毒舌",但如此这般,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对中国运动员来说,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回击抹黑的最好方式,就是像叶诗文那样,以质疑为动力,用优异的成绩证明自己。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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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看中国】房价要稳,不会崩盘;地方债增,没啥危险

华尔街见闻

小编寄语:
这个新栏目着眼于《经济学人》杂志,编译其中与中国经济相关的部分。

选择《经济学人》有三个原因:

1.霸气:《读者文摘》、《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代》等等辉煌一时的杂志都在走下坡路,只有《经济学人》独树一帜,即使有经济危机和互联网的威胁,发行量仍屡创新高。

2.实在:它的文章不署名,主编称"写了什么,比是谁写的更为重要",不靠作者的名气,纯靠文章的内容。

3.高傲:它定位于高端读者,许多专有名词不加解释,大段的法语、拉丁语也不加翻译,明白就明白,看不懂拉倒。

今年1月份,《经济学人》专门为中国开辟了专栏,它上一次开辟国家专栏已经是70年前的事了。这样一本霸气、实在、高傲的杂志正在关注中国,我们希望让国内读者看到并看懂它的分析。我无法保证它有多么正确、多么好玩,但是,对于这些值得知道的文稿,我将保证在这里提供最好读的版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欢迎友善的建议,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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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心中的两块大石头——房价和地方债

中国政府心里悬着两块大石头,一块叫房价,另一块叫地方债。

房价这块石头有多重?有以下三个基本事实需要了解。

其一,天价着实吓人。以北京市最早的商品房社区——三环附近的方庄——为例,在1990年,那里的房价是1500元一平方米;现在呢?是3万多元一平。这个价格,这个涨速,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叹为观止。

其二,全球都在关注。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曾称,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整个世界最最重要的产业"。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大家都认为这算合理比喻。

其三,降价伤亡惨重。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忍痛限购,压得房价开始下跌。下跌的房价抑制了投资,拖累了经济增长,让中国的GDP增速在上个季度跌到了7.6%,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下子,中国政府很头疼。

在让政府头疼方面,能跟房价一拼的,就只有地方债了。关于地方债,也有一些基础知识:

其一,外界很担心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中国官方在2010年说,只有10.7万亿;国际评级机构穆迪马上跳出来喊,瞎说,低估了3.5万亿!不管是哪个数字,外界对中国地方债的担心,一直在加重。

其二,地方债曾违约,坏事传千里。2011年,云南高速公路建设融资平台称,无法偿还借贷本金,恐怕有近千亿贷款要违约。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违约声明被评论为"传遍全世界的赖账"。

其三,中央很紧张。中央政府在去年开始发功,大力收紧地方财政。今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小小地炫耀了一下功绩,说去年地方债只涨了一点点,才3亿,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啊。

这两块大石头——房价和地方债,都植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抗危机、保增长,一下子推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像疯了一样地借款、投资,房价和地方债务开始节节攀升,日益严重。终于,中央政府坐不住了,2010年推出限购令,2011年整治地方债,似乎要将这两件事解决掉。

但是,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放任不管,让房价和地方债节节高,百姓要闹事,国际要质疑;如果大力压制,让房价和地方债都萎缩,又怕房市一落千里,GDP随之崩溃。总之,不好办。

房价正在企稳,地方债正要增加

在这种两难选择中,此时有种种迹象显示,房价和地方债可能都没压下去,要升了。

先说房价。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城市的房价中,有25个是涨的,只有21个是降的;销售量也在增加;另外,从价格走势看,也是一副趋于稳定、触底反弹的样子。下面这张图,就是《经济学人》利用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加工出来的房价走势图,下个月房价可能就会上涨。

再说地方债。前不久,中国政府曾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对资金的饥渴。各银行的放贷规模大幅增加,地方债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因此,综合来看,房价恐怕不会跌了,地方债似乎也不减了,两个都要涨,这是好还是坏?

·从好的一面看,我们可以认为是——房市即将企稳,地方政府正在重新获得市场信任,具备了借款融资资格,GDP也就保住了。

·从坏的一面看呢?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中央政府害怕了,面对屡创新低的GDP增长率,它慌了。它不得不用房市和地方融资促进增长,但是,它有些害怕房市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一跌下来就一蹶不振了,赶紧刺激一下试一试。另外,虽然它在增加地方债,却也害怕地方债放得过多,像欧洲一样进入债务危机。

到底如何解读?——放心大胆保住增长,不用害怕崩盘与危机

我们认为,当下的中国经济的确需要刺激,需要帮助。利用房市和地方债来促进增长,是正确的选择。至于前面所述的"害怕",则没有必要,中国的房市不会出现泡沫般的破碎,中国的地方债也不会陷入危机。

房市的国际经验是,一旦有了泡沫,任何降价都会演变成灾难,成为一泻千里的大崩盘。比如美国,房市崩溃后,政府再怎么努力,价格都不会再起来;比如日本,它努力了20年,也没有让房价有任何起色。日本人相信房价只会跌,其坚定程度就像中国人以前相信房价只会涨一样。

但是中国并不符合房市的国际经验。在其他国家,房市之所以会出现泡沫,是因为投机分子,他们买房的钱是借来的。一旦有了降价的迹象,他们没有了下家,房子砸到手里卖不出去,这些人就只能赖账,或者倾家荡产还钱。而在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混乱,房子的买家主要是富有的大公司、有钱没处花的煤老板之类的。他们与那些投机者相比,第一,不差钱;第二,不指望房价大涨,差不多就行。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投资渠道太少了,而通货膨胀又太厉害了,储蓄靠不住,只有买房最靠谱。所以,他们不会赖账,也不会倾家荡产,不会制造什么泡沫,也不会造成大崩盘。中国的房市,在中国的现状下,是稳稳当当的存款机,没有什么泡沫。哪怕有限购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难以对房市造成致命打击。

房市不用太担心,地方债也无须太多虑。首先,中国政府总债务仅占GDP的50%,就算考虑到低估的因素,中国也完全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其次,个别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根本不会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再次,现在这一轮地方债增加,与2008年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无须惊慌。

综上所述,目前的现实是——房价要企稳,地方债增加;对这一现状的解读是——对中国而言是件好事,没有太多的危险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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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中国房地产如何冲击世界经济

华尔街见闻

经济学人:前瑞银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曾把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容为"已知宇宙中的最重要部分"。近期,笔者的一次海南三亚之旅的确令人感觉如此。在三亚,房地产中介几乎随处可见,房地产广告传单也简直是漫天飞舞。

房地产占到了中国投资的五分之一,而投资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中国GDP增长。房地产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譬如,澳大利亚出口的铁矿石是制钢的主要原材料,而建房子需要钢梁;又譬如,建筑物还需用到铜,而智利是铜的出口大国。

对于上述全球溢出效应(spillover)的讨论不在少数,但极少对其量化。不过,IMF最新的一则报告作出了量化尝试。在该报告中,经济学家Ashvin Ahuja和Alla Myrvoda对中国房地产投资放缓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作出了预测。结果表明,溢出效应并非如笔者所预料的那般重要。

考虑以下情形:201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0.2%;而今年上半年,这一增速放缓至16.6%。假设下半年的增长速度与上半年一致,那么中国2012年底的房地产投资水平将比按2011年增速发展下的水平低10.4%。(10.4=100*(130.2-116.6)/130.2)

下图显示了上述情形带来的冲击:

根据这些预测,房地产投资放缓将导致中国2013年GDP增长下滑约1%,当然,这并非毫无影响,但同时也非灾难。奇怪的是,日本和德国经济所受的冲击要更大一些。一方面,这些经济体对中国出口很大;另一方面,它们同时也大量出口至那些易受中国经济影响的国家。所以,两面夹击。

不过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却若无其事得令人惊讶:模型显示,中国房地产投资放缓对澳大利亚GDP没有任何冲击。澳大利亚不仅仅是对中国出口庞大,而且其汇率也易受中国消息冲击。

上述结果可能反映出了探究某一单一行业对整体经济影响的内在复杂性。或者,也有可能中国房地产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即便是在三亚,部分人似乎也对于身处房地产泡沫阴影之下安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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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吴官正长子被杀 胡锦涛之子被暗杀未遂

泛华网
维基解密于去年公布了一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在2007年10月5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标题为"南京学者对中国政治暴力的看法"。电报中说,南京一学者表示,政治暗杀和暴力发生在中共政界,甚至偶尔会触及到高层领导。该学者说,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儿子在青岛被谋杀;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也曾成为暗杀目标。

这份电报说,南京大学教授谷某(音译)表示,这样的事情在各个省份都很多见。许多地方官员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他们成为那些被他们的政策所伤害的人的目标,也是他们那些觊觎更多上升空间的下属,或是将他们视为对自己权力产生威胁的上司的眼中钉。

谷教授在07年9月28日的一次讨论中表示,据其一位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亲属透露,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长子在2007年1月被谋杀。他当时去山东青岛出差,为其所工作的一家国企签订合约。他的尸体据认为三天后才在其酒店客房内被发现。

青岛市公安局的官员告诉谷教授的亲戚,吴官正的儿子是被谋杀,并且称这是北京的罪犯干的。现场没有留下此人进出酒店顶层房间的任何证据,也未留下任何可指向嫌犯的证据。谷教授在公安局的亲戚表示,吴官正任职期间树敌太多,这涉及对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高调腐败调查,以及对一位不具名的北京市委领导人的腐败调查。谷教授的亲戚推测,是这些领导人下达了谋杀吴官正儿子的命令,以示警告。

谷教授说,吴官正因为儿子被谋杀一事受到巨大的打击,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的脾气变得极为可怕。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的儿子死于他对腐败的调查工作,并表示"我的儿子为了我的政治事业而牺牲。"谷教授说,他认为吴官正有两个儿子,被谋杀的这个是吴的"好儿子",是吴一直培养,以最终代表吴家进入仕途的能干的儿子。谷教授说,他认为吴的次子可能在政府机构工作。

谷教授也表示,对其他高层官员和其家属的暗杀也不是没听说过。他说,2006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曾成为暗杀目标,但没有成功。因此,胡锦涛的儿子之后被加强保安,包括其工作的清华大学子公司同方威视公司。

谷教授也提出,2002年,时任中共副总理的曾培炎在黑龙江遭遇的那场广为人知的车祸,实际上是被他的中央政府经济政策损害了的官员们所精心策划的夺命企图。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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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思潮」全��:90後社�先�拒�洗�

陽光時務

「學民思潮」是香港近年來,首個真正由中學生主導的活躍社運團體。團體成立是為了反對特區政府強推的國民教育,但成員並非只有「三分鐘熱度」。他們理念清晰、行動迅速、組織嚴密。200名成員義工,分政策組、文宣組、音樂組、行動組等數個小組,「舊人帶新人」,針對具體政策和議題配合行動。

文/雨文

「愛國不等於要愛共產黨!國民教育卻是要我們愛共產黨,完全是洗腦,我們不要被洗腦!在中國未走向民主之前,香港都不應有國民教育。」

憑著這樣的清晰立場,三名90後中學生在2011年5月29日,即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諮詢稿後一個多月,在社交網站facebook群組發起「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即時吸引數百名中學生加入。他們沒有政黨背景或支援,僅憑自己的單純信念、鏗鏘有力的理性論述,由網上討論、街頭運動,到不斷「探訪」教育局長吳克儉等連串在公眾眼中的「激烈」行動,令媒體、淡漠的公眾、教育界亦為之折服,在全城捲起一場反洗腦的滔天巨浪,一直沉默的家長們亦為之感動而加入戰場。

「過往政府投放了很多金錢在國民教育交流團,我自己就參加過不少。到了內地,有公安開路,參觀燕京啤酒廠、現代汽車廠等,全是一面倒的好。回到香港後,我師弟說中國很好呀,街上沒有乞丐。這就是洗腦,潛意識裏告訴你中國是好的,你們搞『運動』就是阻礙國家發展。」學民思潮核心成員黎汶洛說。
18歲的黎汶洛稱:「現在的國民教育把愛國等同於愛黨,是教人愛黨。就像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用盡一切方法令人民變成順民一樣。我們愛國不是一味唱好,可以由歷史、 文化層面來認知這個國家,並可知古諷今。如果執政黨做得好,為何怕被人批評呢?如果怕,為何不改呢?而是不斷去打壓異見者?像《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動國家發展,卻遭到打壓。我們愛國不等於要愛共產黨!」

我們不是「玩玩吓」

「學民思潮」現時有200名會員,活躍的有50人左右,全是像黎汶洛一樣的中學生,發起人之一的黃之鋒僅有15歲。這群在一般人眼中的「o靚仔」,曾一度不被看好,認為只是「玩玩吓」(鬧著玩)。「我們不是精力過盛,沒事做,我們是愛這個社會才會走出來。不是三分鐘熱度,我們跟進這個議題已一年多了,目的是想引起公眾討論,如果沒人發聲,我們擔心國民教育在香港推出後,一國兩制漸漸會名存實亡。許多在內地發生的問題會在香港重演,如將來在香港批評政府的人,可能也會像現在內地維權人士一樣,被套上某些罪名而被捕;又如內地的高鐵項目,出現貪污、豆腐渣工程等問題。」

17歲的成員吳仲謙補充道︰「我身邊同學留意新聞的人很少,整個氛圍是對社會認知很少。但政治其實是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政治未碰觸到他們那一範疇時他們不會反對,但等到他們意識到政治已觸碰到他們,想反對時可能已沒有機會了,情況就有如八九民運時,政府出動坦克車一樣。」

吳仲謙是今年首屆文憑試學生,他說自己中五時完全不關心政治,中六時才開始看新聞,參加過反對自駕遊的大遊行。今年2月加入學民思潮,吸引他的是可以把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落實在社運裏。當同輩都埋首準備文憑試時,他卻為了理想甘願犧牲學業。「我覺得應做就做,不溫習也應該出來搞社運,在現在這種教育制度下我不會感到內疚。在這種學制下,我成績不好代表找不到工作。我想走自己的路,這條路與主流不同,會很難走,但我敢於承受。」

同樣是中六生的黎汶洛,走向社運這條路,是受到菜園村事件的感召。「我很感謝通識教育,建立了我的批判性思維。反高鐵時,我要寫通識科的研究報告,想瞭解社運對年青人的影響,由此認識了菜園村村民。」之後他參與了反高鐵「苦行」,由行動者變成了參與者。

黃之鋒等中學生發起反國民教育後,黎汶洛眼見比自己小的師弟們都跑出來參社運,於是決定加入學民思潮,把自己的社運經驗帶給他們,希望令整場反國民教育運動的組織更具策略,他也由社運參與者現變成組織者。「這幾個月,我們早上去行動,中午回來開會,晚上寫新聞稿,這麼堅持是想讓政府讓步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其實,我們不想搞行動,是政府逼我們這麼做的。」

嚴密的組織和分工

在香港,社會運動是屬於成年人的事,到反高鐵首次有80後出來帶領社運,但亦只是大專生層面的事情,到學民思潮出現才真正有中學生主導的社運出現。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學生不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而是現在社會公民,學生絕對有權力影響政府施政。」

成立一年以來,學民思潮由最初200多成員上街遊行,發展到今年「七一」的逾千人遊行;由自行設計單張、印製橫額、落區擺街站「嗌咪」呼籲市民上街反對國民教育,到不斷「探訪」出席地區諮詢會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傳媒多數以「狙擊」形容他們的行動),接受媒體的訪問和出席論壇,展現強而有力的論述,都一再地令公眾眼前一亮。這樣的效果,除了擁有滿腔的熱忱外,更重要的是各成員的清晰、嚴謹的邏輯思維。

「我看很多書,尤其是哲學書籍,自己很留意社會議題,這些加起來後漸漸培養出我遇到不公義事情要站出來的決心。」吳仲謙說。相對地,黎汶洛透過實踐來建立自己的論述,「書我會看,但更多地參與社運,慢慢發酵而產生自己的論述。 像《繼續運動:八十後自我研究2012》這套書對我們90後就有很好的反思,前人這麼做,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打電話請教有經驗的人,這種不斷地反思才能使運動繼續走下去。」而一些民間團體甚至一些參與過黃雀行動的人士,亦會給他們意見,使行動更為完整。

學民思潮發動抗議活動反應之快,對吳克儉的「狙擊」行動猶其突出,要歸功於嚴密的組織性。學民思潮的200名成員義工,分成政策組、文宣組、音樂組、行動組等。政府一推出有關國民政育的政策,政策組立即跟進,各成員分工閱讀有關政策文件,之後再寫成重點撮要。政策組再與核心成員開會研究,如有需要發聲明,就會即時起草聲明。

如果事態嚴重,需要有行動如遊行示威等,行動組就負責聯絡媒體及有關團體等。如果搞大型遊行像今年的七一遊行,就會由文宣組負責印製海報、橫額等。為使遊行更吸引人,歌唱組則負責在遊行時唱歌助興。

一個月擺街宣傳百次

「學民思潮」實行「舊人帶新人」策略。例如吳、黎二人都將中學畢業,為了使整個組織延續下去,他們一個舊人帶三至四個新人接受媒體訪問、與警方交涉等,藉此扶植下一代。所有資金運作全部來自擺「街站」時的市民捐款,沒有來自任何政黨、財團。

去年8月份舉行反對國民教育大遊行之前,他們在不同地區每天擺三個街站,呼籲巿民反對政府硬推國民教育,維持了一個月,總共擺了100多次街站,兼為學民思潮籌得一千多元。那時他們放學後就一起開會,然後開檔擺街站,一個人一枝咪一打宣傳單張,就這樣風雨不改。不過有時也會遇到危險,「我們擔心不認同我們理念的人會來挑釁,或者被警察難為,現在會三四個人一起擺街站。」

這群對社會懷著關愛、熱誠的中學生,一步一步走來,到今年3月終迫令政府修訂原來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訂明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立三年的「開展期」,變相把政策延遲三年推行。近日,一群家長更組織起來公開反對國民教育。

有這樣的成效,外人佩服他們的能力,但在他們自己,卻是用犧牲來換取的。「我們自己面對家庭壓力、升學壓力,但因為有熱誠才一直堅持下來。」黎汶洛每次走在行動前線,卻為父母帶來許多壓力。「有時親友會對我的家人說:『在電視裏又看到你兒子上街了。』家人只有笑著點頭,他們在承受另一種壓力,我替他們難受、很過意不去,但我不會退縮。」

在個人方面,他們不被外界人理解。吳仲謙坦言:「在朋輩眼中,我性格古怪,是個異類。老師覺得你很有挑戰性,是嘩眾取寵。看開了。」黎汶洛也感觸良多:「在這個社會,堅持理念的人就會被人標籤為激進。以前覺得很辛苦,一個人孤軍作戰。由菜園村沒人支持,到現在有這麼多志同道合者,有許多人站在自己背後默默支持,就不怕了。」

至於未來應怎樣走下去?他們說學民思潮在未來一、兩年內,仍處於與政府「打仗」的階段,長遠而言則希望把學民思潮擴展到整個中學階段的學生,繼續關注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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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政�:香港教�眼中的�民教育

陽光時務

香港一所小學的師生,早前到訪北京北新橋少年之家,與北京小學生交流。

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的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認為,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共出現了368次,其中有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迴避現政權不足的隱惡揚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文/梁正燁

吳薇薇(化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一所小學的中文老師,負責低年級兩個班的中文教學,也身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校內中文科組從前年開始,決定將一些「國民教育」內容,融入中國語文科內教授學生。她會定期從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課本上,選擇一些內容作為「增潤課程」,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

教育局今年4月發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建議全港小學在今年9月新學年起,設立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繼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一面倒讚好目前中共體制後,由城巿大學旗下企業附屬機構編製的「匯通國民教育課程」,也被媒體抽出部分章節作為例子,例如建議二年級學生在中文課聆聽《歌唱祖國》以感受祖國的「錦繡河山」,被質疑是「洗腦」課程。

這套「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在18所教區小學使用,包括吳薇薇所在的學校。

不過,作為「匯通」教材的使用者,吳薇薇認為,綜觀整個課程大綱,其實它的「洗腦」問題並不算嚴重。「這個課程是由很多學校不同的老師一起設計的,並沒有說有個怎樣的指導思想。」她承認有些被媒體報道的章節單元,可能存在按設計人員個人喜好而出現內容的差異,但絕對不是「洗腦」。

吳薇薇指出,她與同事都有了解過《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的內容,她同意這個手冊確實有失偏頗,事實上,她與同事對這類不夠平衡的教材都很反感。「如果遇到這種,我們一定不會選用。」

老師決定怎用教材

吳薇薇強調,教材運用的權利在老師的手中,她所在學校的做法是,中文課組會一起討論選用哪些單元來教授學生,最終會由中文組主任來決定。目前,校內中文課的「國民教育」內容,主要側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例如通過一些傳統故事,向學生講述孝順父母的道理。

吳薇薇說,天主教學校強調普世價值,以前的校長在早會也會提到六四事件、劉曉波因言入罪等。校方選擇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文科裏教授,其實也是基於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符合天主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然而,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吳薇薇承認課程涉及的內容會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低年級小學生對於政治內容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她也認為目前坊間出版社有關中國現況和政治的教材,還未能提供足夠多元、中肯的觀點。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到內地的交流團,也被指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中學教師伍國偉最近剛帶領一群中四、中五學生,到北京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交流團,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流七天。

伍國偉直言,交流團的不少講座很明顯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主要都是一些內地教授向學生講解國家近年的發展情況,但他認為這種講座未必能達到「洗腦」效果。他謂在交流團期間,每天晚上香港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參加反思會,很多學生其實都不會完全相信講座的內容。「中四、中五的學生其實都會思考,不會去一味的接受。」

伍國偉的中學在新學年,也會開展國民教育課程。在前線直面國民教育的他,對「洗腦」的擔憂並沒有外間社會那麼嚴重。他認為,無論課程、教材如何,最主要的還是要看老師怎樣運用,在這方面老師還是有很大主動權。

雖然兩位前線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國民教育實際上如何執行,但從事師訓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的老師,對國民教育的前景卻不樂觀。

「國家」等同中共政權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同時也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去年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時,他就開始研究此課題。在他看來,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政策的本質和目的就很有問題。

戚本盛研究發現,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出現了368次,其中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六次是指現行主權的「國家」,只有兩次是一般概念的「國家」。

戚本盛認為,《諮詢稿》中提到的「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指現中國政權,難免會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國民教育本來應該是告訴學生,國家——一般概念下的國家,或者一個理想中的國家,非特指某個政權,本來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為何《諮詢稿》未有重視「國家」概念的研習?戚本盛認為,很可能是關於國家概念的思考和現政權狀況之間的比較,會出現一些令現政權尷尬的情況。但他認為:「知道現政權有所不足,不等於叛國,反而是知道不足才能做得更好。從諮詢文件可以看出,這種隱惡揚善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功利化的國民教育

退休中學校長龐永欣,在大學擔任教師培訓工作。他在研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發現裏面提及到的「國情教育」其實就是愛國教育。他在教育專欄撰文批評,教育局是在用公民教育之名,來掩蓋國民教育之實:「從《課程指引》來看,所謂的國民教育應為『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patriotic education)。……但這些名稱太刺激,怕大家受不了。刺激的原因之一是『愛國教育』早已遭國際教育界批判、摒棄,各國實行的是認清公民權責、培養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指引》把『公民教育』扭曲成所需的『國民教育』,專責委員到外國考察人家的『公民教育』,回來卻硬說那是『國民教育』。」

戚本盛還擔憂,這種一味誇獎現政權強大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強大的國家就值得你愛,國家弱小就不值得愛?這是很功利的價值取向。」他對這種功利化、庸俗化的教育現象感到痛心,「(愛國)本來是很崇高的感情,但在這種功利的思維下變得很庸俗。有家長接受採訪時認為,國民教育的好處有多點津貼給孩子去北京旅行;就連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也說,搞國民教育,以後孩子到大陸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這種功利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將來就在全港的中小學出現。香港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是公營的,中小學、甚至大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戚本盛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經費來源和經營權的分割就顯得十分重要。「香港教育這麼多年來,這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給錢,但是政府不干預學校的事情,學校相對是獨立自主。回歸之後,政府對於學校的干涉可能是多了點,但仍然是有限度的。」他舉例說,「現在國民教育科教育局的文件是叫《課程指引》,指引的意思是建議,也就是學校有權力選擇遵從與否。」

戚本盛認為經費來源與經營權分割,給予學校足夠的自由度去做自己的專業,在香港還算做得不錯,應該給予肯定。但將來更重要的是要保衛這些專業內的自由,讓其持續下去。「這幾年開始,有一點尷尬。例如國民教育課程,學校也未必一定要響應政府的指引去開展。但是開展課程的學校每年會獲得一筆資金。」他謂這種做法確實並非強制,但在某個程度上,卻是「利誘」學校去跟隨,可能造成很壞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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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立思考的中�生

陽光時務

文/圖 梁正燁

常常在媒體上,看到學民思潮的成員請願、示威的畫面,很擔心學民思潮慢慢會被這些畫面概念化。實際上,他們每一個成員都是一個個獨特又平凡的個體。他們和全港的中學生一樣,有自己個人的愛好,需要和家長溝通,各自面對自己的煩惱。同時,他們關心社會,獨立思考,又勇於行動。其實這是每個人做得到的事情,他們只是帶頭先走了一步。
與這幾位學生相遇,總會讓我想起陽光時務15期的封面。這裏是香港,別讓它沉沒。

楊曉晴,14歲。
喜歡閱讀,喜歡呆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最近正在讀一本英文的愛情小說《One Day》。她會先看完小說,再去看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因喜歡中國樂器,正在學習中國笛。楊曉晴認為自己是個純粹的中國人,但她認為「愛一個國家,不單愛它的光明面。」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因為不支持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會對學生帶來很壞的影響。

家長的態度如何?
屋企人平時鼓勵看報紙,也會常常講解政治形勢。但不完全支持加入學民思潮,會常常叮囑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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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然,18歲。

一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每週都會和父母到教會禮拜。小時候會因為弱小的同學被不公對待而幫他們發聲,而現在看到社會的不公義,也希望盡力表達自己的意見。平時喜歡玩遊戲,比如帝國時代。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我常記住聖經的一句話: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希望年青人一起站出來發聲,認同學民思潮獨立自主,不依附政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家長的態度如何?
不支持,也不反對,家人會擔心要應付升學考試,又參與學運活動身體能否應付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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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鳕瑤,17歲。
週末與學民思潮成員一起來到維園城市論壇。她自言是朋友眼中的「傻大姐」,在朋友們之中,有她的地方總是歡聲笑語不斷。她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我是愛國愛港,但不愛黨。」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在報紙留意到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的活動,國民教育與學生息息相關的一件事情,所以覺得應該用學生身份出來說話。

家長的態度如何?
屋企人支持參加這些活動。小時候家裏也會常常說一些政治議題,他們也鼓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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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庭,16歲。
看上去是一個典型的文靜女孩。喜歡音樂,熟悉小提琴、鋼琴和長笛,也喜歡日本的流行音樂。她說自己不擅長表達內心的想法,關注國民教育這個議題之後,才嘗試在Facebook寫文章表達自己對國民教育的看法。拍攝這一天,她專門從大埔到灣仔派發傳單,呼籲人們支持學民思潮7月29日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

「教育不是去灌輸、操控情感,而應該是將事實教授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斷對國家的看法。」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因為教育局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有操控學生感情的嫌疑,不希望學生被灌輸固定的政治立場,希望加入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

家長的態度如何?
最開始沒有告訴家人加入學民思潮的活動,直到被家人發現自己去七一遊行才告知家人。家人會認為政治很黑暗,不要參與太多。但是關於反對國民教育議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家人會提出意見,自己也會聽,但是會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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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洛,18歲。(圖左)
黎文洛說話時聲線低沉、語速平穩,字字句句透出認真性格。幾年前參與反高鐵運動是他行動的啟蒙。最近他在看《繼續運動》,講當年反高鐵運動的年輕人,如何到農田、鄉村、社區藝術繼續理想。正值中學畢業的他,希望將學運經驗與學民思潮的朋友分享,薪火相傳。「公共事務除了議會議員去關注,還要有生力軍參與,才能達到議會內外共同抗爭。」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在反高鐵運動的時候就開始參加社會運動,幾年來累積到一定的經驗,希望能夠將這些經驗承傳給學民思潮新一輩人。

家長的態度如何?
家人最開始是反對的,他們社會運動沒有作用,但我會說服他們,告訴他們我是在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幫助香港。現在他們對我參加活動也不會反對。

吳仲謙,17歲。(圖右)
外型乾淨斯文的吳仲謙,每每說到同學對時事缺乏關心,社會對讀書的價值有所扭曲的時候,總顯得有點憤世疾俗。他喜歡打籃球、玩遊戲、上Facebook,他的Facebook上會發學民思潮成員聚會玩樂的照片,也喜歡拋出社會議題與朋輩一起隔空討論。「這個世界不只有錢才有價值,很多事情都要建基於公平、公義——這些基本原則。」

為什麼加入學民思潮?
在二月參加過學民思潮的活動,發現中學生也可以去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家長的態度如何?
父親支持,母親覺得沒意義,她更關注我讀書,以後找工作,賺錢。我認為公平、公義的原則需要堅持,我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說服母親,告訴她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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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之後的�史��: 台��史教科���

陽光時務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歷史教科書的爭議紛擾至今已十五個年頭。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兩個陣營的兩種不同身份認同,撕裂歷史教科書定位立場。社會對歷史教育的焦慮更甚,不曾緩減。

文/林怡廷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其來有自,1995年因應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推動的八八課綱,開一綱多本濫觴,打破過去一綱一本的「部編版」局面。1996年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積極建立本土化史觀,1997年國中課本加入《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公民篇開始,1999年施行的八八課綱,到2006年實施九五暫綱,台灣史才真正從中國史邊陲的地位獨立出來。原本預計2009年實施的九八課綱,卻因為政黨輪替延宕至今,也反映了當權意識型態與公民社會的拉扯,又隨馬總統日前的定調再起。

2012年7月11日,前立委邱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黨主席馬英九作出兩點建議:一、教學順序應改回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二、台灣與中國史應合併稱為本國史。

根據媒體報導,馬英九非常「具體、明白、強烈」表示,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刪除歷史教科書「皇民化」、「台獨化」等違憲部分,並在7月17日透過國民黨發言人馬瑋國表示,政府不會任意修改教科書,但歷史課綱修訂不能違背中華民國憲法,需以憲法為準,「請教育部慎重處理」。

「台灣已經民主化了,馬在國民黨的會議裏指示國家教科書的方向是很誇張的,如果單一政黨的歷史詮釋就要照辦,這就是老師最不信任的政治干預教育。」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批判,馬英九在國民黨黨務會議回應中常委邱毅,並透過國民黨發言人定調的歷史教科書違憲論,恍若回到戒嚴時期黨國不分的國家體制。

2006年扁政府即組成委員會開始審議新的課程綱要,預計2009年實施,后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緊急暫停的九八課綱(民國98年實施故名),在去年教育部公告今年九月實施的前夕,因為馬總統的裁示又投下了變數。延宕三年,在委員會內爭論不休的九八課綱爭議,正式白熱化。

爭議一:五月臨時安插新的審定委員

事實上,邱毅的兩點建議及馬總統的裁示並不偶然。

今年5月因一位審定委員請辭,教育部長蔣偉寧遴選進入高級中學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早於今年4月份替親大陸的《中國評論》撰文《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就已建言:
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儘快修正現有教科書的史觀論述。由於今年九月上路在即,恐已無時間全面修訂,我們建議:在現有的教科書基礎上,不要再區分「台灣史」與「中國史」,而統以「本國史」稱之。在教學順序上,將先教「台灣史」後教「中國史」,調整為先教原先的「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以還原正確的歷史書寫方式;第三、將原先「中國史」的「當代中國篇」(即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增加「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而不只是僅介紹中共的發展而已。至於1949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社會、經濟方面歷史,則可以放在原有的「台灣史」中講授。」他並且估計,只要再開一、兩次課程委員會就可以確定,「動一手而利天下,馬政府何樂不為?

張亞中教授接受採訪時,坦言自己的中華民族史觀,也是這個史觀,讓他對於現下高達八成的台灣人認同感到焦慮,「這是一種斷裂」,他認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是綠營用來建構一邊一國認同的工具,「我們可以從認識家鄉台灣開始,就像加州人會先學加州史再看美國史,但台灣應該是地方史的書寫方式,卻被寫成了國史!」他認為台灣目前的歷史教育是社會認同分歧的原因,也是兩岸無法和諧的亂源,張亞中對於教科書中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表示強烈反對,並為文道:「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

正因為張亞中鮮明而排他的大中華認同,以及另一個身份是兩岸統和學會理事長,6月11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時,便指出臨危受命的張亞中,是馬政府的歷史教科書「去台灣化」工程的重要推手。有意思的是,隔兩天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舉行例行記者會,即呼應稱台獨史觀會誤導台灣下一代,而馬政府將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主流民意認同。

爭議二:民眾意見書的民眾是誰?

原本4月就應審定完成,讓出版社編寫、付梓,將在9月上路的歷史教科用書,就在張亞中進入委員會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6月密集召開會議,因緊急審訂「民眾意見書」而有了變化。

這份教育部採納的「民眾意見書」,要求基於憲法第158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審定委員會必須重新審議將在8月付印的高中歷史課本的若干事項,包含:提到對岸時不可稱「中國」要稱「中國大陸」,提及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時,必須強調「中華文化為主體」;日治時代應改回日據,荷治應改為荷領。

「過去從來沒聽說過民眾意見進入審定委員會審議」,三年多前曾參與九八課綱總綱修訂委員會,全國家長聯盟的前任理事長謝國清認為,這樣的程序並不尋常。

而北一女中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過去有豐富的政府機關與會經驗,她指出,「民眾來源太多,無法一一採用,所以過去民眾意見都是透過公聽會的蒐集,在現場發言、紀錄,有透明公開的機制。」她質疑:民眾是誰?誰來挑選這些民眾意見?沒有列名提案人也沒有附議人的提案,如何進到審定委員會的議程裏?不然,網絡上有五千多人參與「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的連署,「他們的意見也可算是『民眾』意見。」

曾因為編寫教科書而被專家學者認定有「建議修改」經驗的單兆榮更直言,歷史教科書審定何其重要,可以建議修改的人選從來就只有專家或教學者,不應該由「民眾意見」主導。她認為,這是不透明也不合理的程序,有違民主體制透明公開的精神。

爭議三:歷史必須忠於真實或忠於憲法?

而回推到更早,2010年2月,擔任九八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修訂小組2009年度委員的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寫了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便已揭示2008年政黨輪替後,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內的種種波折,這些波折,也從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獲得對照。

「2008年11月鄭瑞成部長宣佈重修文史課綱後,歷經四個月卻沒有組成課綱小組。後來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組成了小組,但多數成員仍然都是扁政府時代課綱小組的原班人馬,銜馬總統之命加入小組的王曉波教授,反而是綠叢中的一點異數。在這樣的人事結構下,整個2009年可謂是除了吵鬧以外,一事無成。王曉波使盡技巧,想辦法拖住決議,以免整個課綱仍照原來九八課綱的內容通過。」

「為何王曉波教授是奉馬總統之命進入委員會?」周婉窈如是質疑。據悉,過去扁政府時期的教科用書審定委員,都是全權交由審定委員會召集人任命,沒有聽過總統干涉。而一位民進黨執政時參與教育部事務甚深的機要幕僚也表示,過去任內並不熟悉課綱委員會的內部運作,「總統會任命理念相同的部長,部長找欣賞的召集人都是正常的,但我們還是有基本原則和分寸,讓四、五十個課綱委員會獨立運作。」

關於九八課綱的難產,當初有參與九八課綱總綱研擬委員會的謝國清,希望「教育不要過多政治干預。」他回憶道:「我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百忙中抽空開許多會,進行無數討論,卻因為政黨輪替而一切延宕,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2009年,王曉波進入98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會後,堅持九八歷史課綱違反「一國兩區」的憲法精神,欲將台灣史併回中國史,並主張回到過去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邏輯,並要求將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1:1:1的比例,改成1:1.5:1.5。

但對歷史學者周婉窈來說,「史學研究只有盡量讓歷史符合史實,而非符合憲法。」歷史發生在前,憲法制訂在後,周婉窈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被凍結數十年,又經增修,而且到現在從未在其「固有之疆域」真正實施過,以這樣的憲法要來框架台灣歷史,實在不合理。

她認為文明國家的憲法,主要任務是要限制及規範國家權力,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至為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及其在實踐上的表述自由。文明國家不會用憲法來要求歷史怎麼寫,反而是要確保政府不會濫權規定歷史要怎麼寫。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分析,違憲的說法牽涉對憲法的詮釋,「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史觀沒有任何規定,即使在中國大陸實施,基於中國的民族多元性,也要在民主精神上,尊重差異的史觀。何況台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自由民主與多元文化歷史經驗,以公權力強制大家相信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才是違憲的。」

顏厥安認為,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肯定多元價值,這意味民主社會對爭議問題應該要透過正當程序尋求共識或保持對差異的尊重,不是總統說了算。而且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保障對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探索,「歷史真相更不能去干預。」

顏厥安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民主體制要透過組織和程序才能實踐,整個課綱審定的組織與程序,是否有得到憲法保障,才是更應該要關切的部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制度,避免政治力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爭議四:多元史觀必須被撥亂反正?

近日王曉波也對媒體表示,馬英九總統應「撥亂反正」,不能讓綠版的教科書荼毒台灣年輕一代的史觀。

何謂亂?又何謂正?

中研院社研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認為,李登輝到民進黨時期,台灣歷史教育的變動,反映的昰民主化過程中必須的轉型正義,有其合理性。那是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文化霸權的拉扯,過渡期間的爭議,可以用民間的共識逐步修正,但不宜如馬政府現在所用的方法,以政治力復歸。中華復歸派和馬英九的搭唱,中間還有中方的呼應,事實上是開時代倒車。

台灣歷史教育的轉變,對應看自身民主化的歷程,二次戰後到民國50年代,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極力推行「中國化」政策,除了在地理上,在台灣複製「小大陸」之外,在教育上,更是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及中國史觀,台灣地理和歷史始終置於中國史之後的小小篇幅,以至於三十世代以上的台灣人,一直只知中國種種,不知台灣處處。八零、九零年代解嚴及政治改革之後,本土意識才有空間生長,李登輝執政時期,1997年開始在國中實施的《認識台灣》歷史篇、地理篇、公民篇,是開啟本土意識教育的濫觴,在當時引起泛藍陣營很大的反彈。而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的九五暫綱,才是第一次高中課本將台灣史自中國史獨立出來,以同心圓史觀出發先台灣後中國再世界,並且比例均等的版本。

「要說歷史教科書影響現在台灣人的認同也太過言重,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教科書到現在才實施六年。」周婉窈教授認為。

台灣人認同的斷裂,成因非常複雜,並非都來自於王曉波、張亞中所憂慮的歷史教科書,這也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後對國民黨政權失望、導致認同開始
扭轉有關,加上台灣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並非民進黨執政就可以由上而下達成。

而由時間線性、中心/邊陲的傳統史觀,也在後現代的史學思維中,逐漸被拋在之後,當代台灣歷史教育的改革,也亦步亦趨。身為第一線教學者的單兆榮將後現代理論帶進歷史教育的思考,「後現代史學無法求真的觀念出現,讓史學界非常焦慮,那也給我們很大的反省。」

真相有不同角度和面相,單兆榮以英美國家的歷史教育為例,她更在意教科書如何將資訊並陳。好比兩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台灣地位未定/已定論」,她便曾在北一女的人文社會資優班讓學生自己準備資料,蒐集各方論述來報告。她強調歷史教育必須提供學生獨立思辨的空間,而非傳授正統的歷史知識,甚至大膽贊成「多綱多本」的可能性。

「政治意識干預歷史,這是事實的存在。後現代史學也無法使它脫離掌控,它只是提醒有這樣的掌控,請別忘記批判。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如何辨識的確有這樣的權力掌控。」

避免意識形態爭奪:回歸更深刻的歷史教育思考

「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還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但現在又落入『反中、台獨、親日』的三角邏輯很可惜,我們的視野應該要更開闊、更國際化。」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吳忠泰直言,他贊成重修,因為九八課綱還有很多問題:譬如東南亞國家歷史的不足,無法呼應台灣目前每四個學生中就有一位是新台灣之子的移民社會,這些孩子對母親母國的歷史一無所知,「但張亞中教授卻只將問題劃入統獨的兩極。」

而前教改協會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振鐸學會常務理事的丁志仁,則長期推動國家課程會組織法草案,希望建立超越於黨派、常任的「國家課程委員會」。由各界團體指派代表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如此才能確保認同分歧的台灣社會,不會因政黨輪替動輒改變教育政策,遇到認同的拉扯,就格外焦躁不安。
「過去陳水扁執政時將推動本土教育不力的黃榮村換掉,或者是杜正勝當部長時,所做5000個不當用詞的檢核,和現在馬總統透過少數委員操作,要求歷史教科書合憲,都是政治介入教育的粗暴作法,不足為取。」但他肯定杜正勝時期訂立的「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認為這是呼應當前台灣社會,很好的基本原則。

這套課程規範強調民主社會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的價值,凡涉及領土、認同歧見等部分,都應該在教育中並陳、討論,「就好比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歧見,都應該並陳讓孩子獨立思考,才是符合台灣社會現狀,比較健康的做法。」丁志仁認為,歷史教育不是為了仇視不同認同的人,而是要教導孩子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回歸民主價值:沒有共識也應平等共存

「我覺得台灣意識是台灣公民社會共同建構的,要逆轉很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認為,無論是文言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灣史比例等爭議,都是社會的國族文化認同分歧的健康反應,可以看見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

「無論是學術界或民間的爭論,王曉波和張亞中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識形態,但馬在這時候介入要透過政治力影響教育政策,是非常不恰當的。」羅世宏認為,馬英九與其在台灣內部不斷強化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國族認同,不如更積極向大陸輸出台灣的民主價值,才能真正建立超越民族主義,有公共性的認同連結。

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權力者必爭的戰場,但馬英九或許不該忘記,1870年代俾斯麥以國家之名對天主教會發動文化鬥爭,一連串的防堵政策,最後反而凝聚天主教徒的反對力量,以至鬥爭最終失敗,卻徒增社會動盪不安。

更別說殷鑑不遠的前任總統陳水扁,連任後期,因為低支持度而宛如奮力抓住最後浮木的溺水者,被急獨派挾持,最後所落得的歷史評價。
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

教訓總要記得,否則遑論再多的歷史教育。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時間列表

整理:梁仕池、林怡廷

時間 爭議
1961-1983年 統一的教育部編版時期,民國五十一年、六十年、七十二年的歷史課程綱要,皆以培養民族精神為目標,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歷史教育皆以中國史、中國文化史為主。
1995年 民國八十四年,李登輝執政政府推行教改,教育部公佈〈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並將本國史分為「歷史上冊」、「歷史下冊」。
1997年 杜正勝在《當代》發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提倡「同心圓」史觀理論。同年,教改將《認識台灣》列入了國中的必修課程,引發部分學者稱其「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舖路之實」。
1999年 八八課綱(八四年推動)正式實施,台灣教育首度進入一綱多本政策,由教育部統一綱領,開放民間自行編本。
2000年 陳水扁政府時期,教育部長黃榮村推行稱為「95暫綱」(95為民國九十五年)的修訂工作,並依照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做為歷史課綱的指導原則。
2006年 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教育部執行的「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並放在第一冊,中國史變成第二冊,世界史比重不變。同年亦開始進行「98課綱」的修定工作。
2007年 杜正勝發佈「五千個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引發推動國中小教科書「去中國化」的爭議,龍應台為文《歷史課》回應。
2008年8月 馬政府上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裁決國文及歷史課綱「擱置再議」。(因而衍生出後來2009年重新籌組、修訂98課綱的「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2009年2月13日 王仲孚教授在出席監察院咨詢會議時指「98課綱」背離國家立場與主體性,也違反憲法精神。
2010年2月8日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發表長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揭露09年課綱修訂委員會的內部爭議。
2010年9月 教育部公告高中歷史課綱修訂草案內容,將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授課時數比例,從1:1:2改為1:1.5:1.5。隨即引起民進黨以及本土社團強烈反對並批評其為「統派」史觀。一般在職教師則考量,中國史內容太多,希望多爭取教學時間。
2012年2月28日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批評馬英九期間沒有繼續承接沒有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
2012年4月 張亞中在《中國評論》撰寫〈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一文來詳述李、陳政府透過高中歷史課綱修定來建立「去中國化」的史觀,並作出「去其認同需去其史觀」的建議。
2012年5月 因一名審定委員辭職,張亞中被教育部新聘入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審定委員會。
2012年6月 5月教育部召開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會議時要求審議一份「民眾建議意見」。隨即引發多位歷史學者批評意見書的主張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黨化教育」,並在網路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一周內有五千多人聯署。
2012年6月11日 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質疑張亞中為干預歷史教科書的政治黑手,要為馬政府完成教科書「去台灣化」的工程。張亞中回應:「沒那麼大本事」
2012年6月13日 國台辦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范麗青呼應台獨史觀會誤導下一代的論述,聲稱馬政府若將民進黨台獨時期的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台灣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2012年7月13日 馬總統於國民黨中常會宣示應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皇民化、台獨化的不宜內容;台灣史、中國史應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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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墨索里尼就提出了「極權主义」一词,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1932年的《法西斯的教条》中,明确指出「極權主义」的概 念:「由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主导或至少影响着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二战之後,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70年代中期出,用「極權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 的苏联,而这之後的政权则是「後極權主义」。

而在當代中國,後極權主義政體正面臨著執政正當性的挑戰,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通過強調經濟增長來捍衛自己的正當性;然而隨著社會轉型的增量逐漸耗盡,良性改革的手段已經日漸減少,亟待當局做出勇敢的選擇。

秋風:又名姚中秋,獨立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派的研究,近年來致力於憲政、蘇格蘭啓蒙運動等領域研究,同時積極參與當代治理秩序之公共討論。(文章列表)

陳平:學者、企業家,80年代曾任職多個中國政府智囊機構。現任陽光國際傳媒董事長,《陽光時務》出版人。

主持人:明霞

   
矛盾的極權主義价值观

陳平:秋風,我看到你對中國大陸現在社會體制的分析,你認為現在的社會制度特徵是什麼?

秋風:我對這個社會的總體的一個看法,其實是在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批評過程中逐漸地形成的。可能我們確實有一個中國模式,但這個模式其實是過渡性質的,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要描述這個體制的話,我想叫做後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

陳平:後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是兩個概念,我們來分開來談,那什麼叫後極權主義?

秋風:後極權主義首先是說已經不是原來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種體制了,那個體制是一個很典型的蘇聯式的體制,從經濟上國家控制所有的資源建立國有企業,然後對所有人的消費進行全面的控制。那麼,應該說從1978年以後,這個體制就開始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經濟上來看就是私人企業開始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

從政治上來講其實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這個體制開始不再去關心人們的思想。我覺得極權主義和其他專制政體比如軍事威權主義有很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極權主義想要控制人的思想,要堅持一個什麼意識形態,但是1978年以後,是比較淡化了,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後極權主義的一個特徵,但是為什麼我還是用了極權主義這個詞,因為原來那一套權力的控制體係並沒有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陳平:極權主義一聽都知道,沒有民主,也不承認人們應該有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的。

秋風:也不承認這個私有產權。

陳 平:傳統專制主義還是一定程度承認私有產權的,可以說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產生了現代極權主義,傳統專制主義整個邏輯體係是很自然的,江山是打下來的,所以 天下是某某姓的。既然帝王是天下的所有者,統治者,當然和統治範圍內的百姓是不平等的,但百姓和帝王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然後他整個的價值觀體係是非常 明確的,政體的實踐過程也是很吻合的,所以這裏面不存在內在的扭曲的矛盾。

秋風:對,它的這個社會結構和政體結構的邏輯是一致的。他有一個內在的連貫邏輯。

陳平:人類歷史上面,如果從古埃及算起,這種體製到目前為止那麼已經八千年了。

秋風:這應該是最常見的政體模式和社會的結構模式了。基本應該叫傳統的王權制。
極權主義是一個現代現象。

陳平:現代極權主義的價值觀是矛盾的,國家是人民的,然後人民都是被代表了。

秋風:一群人自居比較先進,然後代表人民。

陳平: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他自居是掌握真理的,是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

秋風:或者說,是代表歷史發展的趨勢的。

陳平:而且這個代表權不需要授權的。

秋風:是自我論證的。

陳平:自己論證,然後大多是靠槍桿子論證的。

秋風:不同意被代表,就把你們幹掉。

陳 平:只有同意被代表,那麼你才有基本生存權,這是第一點,但是這也有個內在的矛盾衝突,就是不能否定主權在民,所以他也不能否定民主,他只是不斷強調這也 是民主,說被代表是更高級形式的民主,然後國體呢沒法按照傳統專制的架構,而要按照現代主權在民的國體結構來設計,總是要符合被代表這個特點,設計出議 會,或者蘇維埃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種國體結構,所以國體和政體的設計是扭曲的。政體的實踐當中就更加矛盾百出,因為政體實踐表現為有一個統治者 或統治階級,但又繞不過去主權在民等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的原則。儘管他承認不承認普世價值觀,也繞不過去。所以到實踐上就更加扭曲。

秋風:對,那就是相互自相矛盾的。

陳平:然後就必然形成謊言。然後現代極權主義,必然表現成為一種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以及個人崇拜。實際上這麼一個狀態基本上是和迷信有一種內在邏輯的聯繫。

秋風:對,有可能有一定的聯繫。我覺得你剛才對現代極權主義的結構性的分析還是很精彩的 ,尤其是講到它的這個內在矛盾。

奧 地利思想家米塞斯曾經說過,像蘇聯這種體制,在理論上就不可行,因為它有很多內在的矛盾沒有辦法解決,舉經濟為例,如果一個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 企業,然後都通過一個經濟委員會來進行計劃,那麼這樣一個經濟體系實際上一天都沒有辦法正常運行。因為它缺乏配置資源的最基本的信號,也就是價格信號。當 然,實際上計劃經濟都維持了幾十年,但其實上是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他有對外貿易,此外社會裏面可能存在著大量的黑市,在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之外也還 存在著很多私人的自發的經濟,就是靠了這些東西,所謂計劃經濟才能夠維持一段時間的生存,但最終他還是沒有辦法去長久地維持下去。所以才被迫地有一個改 革。

陳平:放權讓利,傳統叫與民休養生息。

秋風:對,就是漢初的無為政策,黃老之術。

陳平:但是日子只要一好過,就不想改了。

秋 風:對,這個就是我講的中國模式內在的最大的問題之所在,對過去三十年,我有一個解釋的模式,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立法企業家,當然這個法的含義比較廣泛, 比如小崗村農民的家庭承包經營,其實就創造了一個新的規則,或者財產製度和經營製度,那麼我把這個稱之為類似立法性質的一個活動,當然這個活動對於政府來 說是一個挑戰,這個時候可能有兩個結局,一個結局就是政府就把農民鎮壓了,那麼這一次可能上層也覺得集體經營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了,那麼就承認了這個農民 的做法。

我始終對改革這個概念有一點點懷 疑,我覺得過去三十年發生的幾乎所有的良性制度變遷,基本上都是來自於民眾自己的創造,就民眾冒著風險違反當時的法律政策甚至憲法,然後創造了一個新的製度,後來政府承認了,就叫做改革。其實政府更多的時間是跟在民眾的後面,承認民眾所創造出來的比較合理的一些規則制度。由此造成了製度不斷地變革,有一些良性的製度建立起來了,然後中國的經濟才開始恢復開始增長,這個就是我對過去三十年的變化的一個基本的解釋框架。

陳平:如果你要這麼說,三十年的改革也就是從現代極權主義向後極權主義的變遷,從現代極權主義對社會的全面窒息,到後極權主義時代對社會開一條縫隙。

極權主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陳 平:既然說到了現代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那麼我有這樣一個看法,認為現代極權主義的產生有它的歷史的必然性。不管是納粹德國,還是前蘇聯,現代極權主義 都發生在相對落後的國家。這些落後的國家和地區為了赶超,就要尋求一個在社會組織效率上面更高的模式,這就產生了對舉國體制的需求,而怎麼才能搞舉國體制 呢,那一定是集權,才能實行舉國體制,所以我們就可以解釋,建立現代極權主義的推動者身上都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甚至在道德情操上也很高 尚,也很富有犧牲精神、獻身精神的,當然,現代極權主義的缺點就是權力不受制約,那麼必然會把這些人變成現代的獨裁者,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把極權主義歸結 為一幫壞人幹的一個壞事。

秋風:但是我是部分的不能同意必然性的這個看法。

陳平:我是說有它的合理性。

秋 風:合理性我也有一定的懷疑,其實在歷史上不斷地會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後發國家跳躍性的發展,比如說美國當時相對於英國來說也是屬於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然後德國相對於英美來說,也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後等日本包括東亞四小龍,其 實都屬於相對落後的,但是他們都可以在二十年的發展後,出現一個奇蹟,我們在歷史上,十九世紀後半期就是美國和德國奇蹟,所以極權主義的出現,並不是 一個必然合理的選擇。

陳平:德國它實際上是走過了一個現代極權主義的時期,納粹德國就是現代極權主義。

秋風:但是德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在十九世紀。

陳平:一戰之前德國也是比較專制的。

秋風:不屬於現代極權主義。其實屬於一個半民主制。

陳平:但並沒有完成向現代民主制度轉換。我說現代極權主義基本上都產生於那些既落後、又受到擠壓,同時又缺乏人權文化傳統的國家和地區。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點上,民主的效率往往是低於集權的效率的。

秋風:不完全是這樣。

陳平:如果把它變成一條線,那一定民主的效率要高多了,就像龜兔賽跑一樣的,舉國體制在一個點上,一下子很快。

秋風:那也不一定,很多人都是有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不成立。中國最典型的舉國體制是什麼時間?應該是毛時代,就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但那個時代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東亞最慢的。

陳平:但是應該來說,前面的三十年還是有很多變化的,就是畢竟用強力奠定了未來發展的一個基礎條件,當然,如果不選擇這種極權主義,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我不排除。

秋風:對。

陳平:我這麼說什麼意思呢,就是對現代極權主義不要完全不承認它的合理性。

秋 風: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製度,其實就是保障分立產權和自主經營的製度,這一個制度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得有一個政府能夠有效地 執行法律,維持和平的社會秩序。那麼,私人經濟和有效政府的結合,其實就是理論上來講最能夠保證不管是在短期內還是在長期內都會有一個最優的增長,最好的 增長。但是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也是很多人容易誤解的地方,就是民主政府有時不一定是能夠有效地執行法律的政府,有時民主確實會被民意操縱,有時又會變 得沒有執法的效率。但是,我們假定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那麼它不管是在一個點上,還是在一個段上,都會比專制更有效率。

陳平:我覺得民主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醜化,只是人類社會目前還想不出有什麼比他,民主更可行的一個制度。

秋風:那這個是肯定的。

陳平:後極權主義有什麼主要的特點?

秋風: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可能由兩大板塊組成。

一 個板塊是向上的中國,另一個板塊就是墮落的中國,當然這個說法有點價值色彩太濃了,那麼稍微具體地表述一下,一個板塊由市場經濟、社會自治等等組成,這些 東西才是三十年的中國奇蹟的創造主體,簡單地說,就是在每一個領域裏面伸張自己的權利擴展自己自由 的那些人們,是他們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蹟。

那 還有一個板塊,其實就是原來的權力結構殘存延續下來的那套體制,在過去三十年,這套體制也在不斷地退讓。所謂的放權讓利,意味著收縮他自己的範圍。那麼這 樣一個退讓,實際上就形成了兩個板塊犬牙交錯在一起的態勢。像中國現在這種現狀,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所以也引起海外很多人也在研究這個問題。

陳平:放權讓利是中國模式,還是現在的國進民退是中國模式?國進民退說的不好聽那就是要奪利。

秋風:對,這個也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

扭曲的極權主義`

陳平:三十年前是全面控制,連人都是黨的,都是毛澤東的。所以這種邏輯到最後,當權者也會走向自己的悲劇。

秋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中國現在的改革處在選擇的一個關頭,究竟要怎麼辦,其實現在有很多現像也都說明,可能過去三十年一直在體制內有兩種不同的趨向。

我覺得面對現在的中國,還是要超越一些很短期的想法,去思考長遠的製度建設問題,一個現代的憲政民主國家的製度建設問題,只有這樣一個制度的建設,才能夠讓上至國家主席總理, 下到庶民百姓,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比較長遠的預期。

可能現在有很多人談論中國模式,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成功的模式,試圖介紹給第三世界的人民,甚至要推銷給發達國家,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誤區,就是所謂的中國奇蹟,主要指的是GDP的增長,把一個所謂的模式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增長,那本身就是視野太狹窄,很可能對我們的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誤導的作用,我現在越來越傾向認為經濟增長不是那麼很重要。在一個社會裏面,如果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經濟增長裏面,其實會導致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陳平:然後就被增長。

秋風:被增長,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個層面就是數字上增長了,其實有時都不知道那個數字是從哪兒來的。還有一個被增長可能更嚴重一些,那就是政府強迫人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發財致富。

陳平:政府本身自己也被增長了,自己壓力也大的不得了。我一直認為這不完全是中國的事情。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秋風:你講的是人類普遍的一些特徵,現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的特徵。但是我覺得可能我們中國,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這個政府,把這個東西極端化了,搞到一個離譜的程度了。而這個東西其實跟我們政治體制有很大的關係,我覺得也可能是後極權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陳平:因為後極權主義的權力被接受的一個基礎,就是經濟增長。

秋風:對。應該從九十年代就確立了這麼一個基本的方向。

陳平:因為他找不到其他的合法性。

秋 風:我覺得,其實大多數官員都缺乏反思的意識,他完全被體制所控制了,這一輩子沒別的,就是拼命地升官。大多數的官員其實很難說想到那麼遠,都是現在先把 權力用光了再說。對於大多數體制裏面的官員,很難去考慮以後的事情,我想這也是中國社會現在整個社會的一個精神病症,就是大家只關心當前,不關心未來。

所以還是在於要有一個健全的製度,因為每個人計算得失的視野還是比較短的,所以我老說,真正偉大的政治家,還是創建一個比較好的製度,那這個恰恰也是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關鍵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究竟怎麼樣實現轉型。

我 相信大多數人生活在現在這個制度裏面,他的思維就被局限在那個框架裏面,走不出來。我覺得討論中國模式的人其實都忽略了,或者他們故意要遮蔽一個問題,迴 避一個問題,他們想用所謂中國模式去替代民主制度。但其實,哪怕只是從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狀態來看,從這種情感生活來看,我們現在這個體制也不是一個好的 體制,說起來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從極權主義到後極權主義這個傾向還是很明顯的,但是整個中國社會未來的轉型或者變革卻並沒有一個明確 的目標,掌握權力的人也沒有表現出一個明確的價值的忠誠,比如說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建立法治社會,等等。

陳平:你說現在是叫做後極權資本主義,極權我們說了,那個資本主義呢?

秋風:我覺得,我們就是把資本當成主義了,其實就是把金錢當成了主義了,所以去討論中國的現狀以及它的前景的時候,其實需要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就是不能只盯著經濟,談論經濟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只盯著這個GDP,有很多人就是包括經濟學家,甚至都不去關心經濟結構本身,或者說一個經濟的秩序,市場的秩序。真正其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是製度框架本身,而不在於說短期增長了多少。

綜 合地去評估過去四五年的經濟的時候,我會更關注經濟結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自己覺得,其實有很多壞的變化,比如說國進民退,或者說是政府進行大規 模的徵地拆遷,去剝奪普通民眾的財富,那這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這個貧富分化加劇,從九十年代以來,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經濟在 增長,但是分配是越來越不合理了。

陳平:現在在加速和加重。

秋風:是啊,原來我們都講中國改革是增量改革,增量就是那就是讓放權讓利,讓老百姓他們自己去弄去,現在這個增量的空間越來越小,最後就只能從老百姓兜里面去搶錢了。

陳平:這裏面我講一個問題,我最近跟一些人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對不起我們的直接後代,我指的就是80後90後,為什麼我說我對不起,我們留給他們的東西太少了,我們給他的負擔太多了。從精神到物質的負擔。

秋風:但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現在這個體制肯定還是要再變的。這種狀態我覺得其實是所有人都不滿,大概除了中國模式的吹鼓手等極少數人之外,甚至我們的最高層其實也都不滿。

陳平:或者那吹鼓手也是當孫子的一種狀態。

秋風:我們的最高領導層也都認為,這個體制還是要在繼續變革的,我想這個其實也算一個共識吧,只不過是說究竟怎麼變,可能很多人還是比較迷茫,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覺得現在也蠻好,或者說是對變革的恐懼,我想可能是這種恐懼把很多人給嚇住了。

陳平:所謂不穩定還是指自己的利益怎麼辦?一個平等的社會,大家都是穩定。只有不平等的社會,才會不穩定。所以我經常說維穩維誰的穩?

秋風:在中國模式論裏面,很多人其實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過去十幾年來之所以能夠有比較快的經濟增長,就是因為維穩。比如很多人跟印度相比,然後說我們這個後極權主義體制,緊緊地按住老百姓,然後我們就穩,所以這濟就增長了。

陳平:如果你我要呼籲,我就呼籲這句話,拿出底線的良心,趕快救救我們的未來。

秋風:問題是這個體制已經系統地把人們的良心都已經吞噬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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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投票,现在开始!


各路人马已经聚齐,北戴河会议即将开始!

和十八大相比,老牛认为这个名不副实的"北戴河会议"才具实质意义。而那个即将在今年十月召开的十八大全会,不过是一群党代表开开会、举举手、露露脸、泡泡妞、搞搞派对而已,是演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媒体看的一场政治戏,傻瓜才会真当回事。

有朋友问老牛,说既然胡在03年就取消了北戴河夏季办公,为哈中央还去北戴河开会?这个原因不清楚,不过老牛私下猜测,这次"分糖小会"选择在北戴河开,恐怕主要是考虑到人多糖少的缘故——小朋友太多,分不过来,怕大家着急上火打架嘛。北戴河靠海,怄火了跳海里消消火,只要下去不淹死,上来就心平气和接着分!

而实际上,据老牛所知,03年之后的北戴河夏季集体办公的确是取消了,现在的北戴河会议和之前的夏季办公不同。原来是整个中央都搬过去,连带着勤务秘书、核心警卫、老婆孩子、小姨子大表姑,浩浩荡荡好几千人。现在是来去自愿,无固定会期,该谁参加的会议谁过去,开完会也是来去自由。据说胡锦涛每次去开完,完事后就立刻回京,绝不做一天停留,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表率作用。

这次北戴河会议可能会延续一个月左右,期间大家主要讨论两个话题,一"虚"一"实"。"虚"的是要给十八大政治报告定稿,这个没啥谈的,主要是旗帜与路线问题,由胡锦涛主导,政治局之外最多就提提建议。

"实"的是人事安排,这是本次北戴河会议最核心、最重要、最关键的议题。具体包括:下届政治局常委人选、政治局委员人选、中央委员会人选、书记处书记人选;中纪委副书记以上主要组成人员人选;国务院国务委员以上组成人选、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副职以上组成人选、最高检与最高法正职人选;军队正大军区级以上主官人选,四大兵种和武警系统主官人选、解放军四大总部和军队纪委主要领导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人选;党的主要部门包括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办公厅、政法委、中央党校等主要领导人选;部门政府要害部委、地方主要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选。以上名单,加上因为上述变动后的调动、替补、后备人选等等,林林总总,要形成将近20个组织人事决议,总共涉及850人左右,比十七大换届多了差不多600人!

其实上述这些人选问题,参会的各路大佬心里也都已有了意中之人,也大致知道对方手里握着的底牌。对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分到多少糖豆心里也都基本有数,就看能不能再诈出新的油水。会场上的酝酿沟通、举手表决,沙滩上的嘻嘻哈哈、把手言欢都是表面功夫,真正要命的是彼此间的尔虞我诈、讨价还价、纵横折冲,且都要先戴上为党为国的高帽,其实都潜藏了个人利益或集团政治因素。以常委人选为例,按照7常委格局,据说现在就剩下一个位置,由刘、张、汪三人来抢,各方"家长"就死活谈不到一起:

三人中,刘有在中央长期工作的优势,是李长春同志的主要下属。但劣势也很明显,舆论审查经历让人极度担心,背景不硬则是个更大的劣势,特别是当初提携赏识自己的丁关根一死,靠山摧崩。要上位光靠努力不够,关键还在运气。

张从深圳到山东、从山东到天津,07年进入政治局。前期主要受万里赏识,后来由江在电子工业部时期的办公室主任、后来的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大姐介绍给了江,属于皈依江的政治人物;年龄66。

张的优势是派系背景和工作经历,到天津后开始低调务实,潜藏锋芒。缺点是年龄太大、政治保守,另外李木匠也不喜欢他。江会不会为他入常而放弃其他利益很难说,有传言说张作为非核心圈的"江派"3.0角色,老江在07年扶他进入政治局已经仁至义尽。

汪的情况各位清楚,他从安徽到北京,从北京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广东,07年进入政治局,统筹过全局,主事过一方。早年被邓赏识,后来受到胡锦涛的高度赏识,并被胡锦涛视为麾下新生代主力干将,08年前和温有过不愉快经历,但在08年后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和路线认识越来越接近。

汪的优势,老牛在《汪洋已成最大变数》一文中有过分析,主要包括政治派系、政治路线、年龄优势、工作经历等四个方面。另外汪洋也很会和媒体沟通,展示形象,这对中共这个形象保守守旧、文宣包装笨拙的执政党来说会有很大好处。劣势是太年轻,还有就是来自江派和太子党们的巨大阻力。

以上三人,欢迎各位踊跃投票。就当我们也参加北戴河会议了吧,老牛先投汪洋一票!

 

牛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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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韩情绪的完美捏造




(韩媒斥中国人造谣《孙杨有朝鲜血统》 举例孔子孙文)据韩国媒体《首尔体育》8月2日报道:中国网络惊现了"孙杨(微博)174万祖先有朝鲜血统"的传言。上个月30日,中国各大社交网站上,出现了这么一条消息:" 韩联社7月30日报道,伦敦奥运会取得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的孙扬祖先来自朝鲜。高丽大学历史系教授金慧中教授发现孙扬是白头山孙氏一族后裔。约500年前,孙氏祖先迁至江浙生活至今。金教授认为大韩民族优秀血统是孙扬夺冠的重要保证。"

韩媒指出,这条消息聚集了中国网民时下关注的各种热点,而且新闻元素完整,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真实的内容,甚至连出处也很专业的伪造成韩联社。实际上,报道中提到的金慧中教授,据查高丽大学并无此人。而且韩国任何一个家媒体都没有发表过孙杨具有韩国血统的言论,这简直是恶意制造反韩情绪的完美捏造。

该媒体分析称,通过伪造韩国新闻机构的出处,这一内容具有更强的迷惑性,进而欺骗了大多数中国网民,只有少数中国网民持有怀疑态度。绝大数网民表达了对韩国人的激愤。因不久前, 孙杨和朴泰桓同时夺取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银牌,奥组委却将中国国旗挂在了韩国国旗之下,心里不平衡的中国网友需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的出口,这一消息正迎合这一时机。中国网友们留言称:韩国人疯了 。还有人说,韩国人真不知羞耻。

韩媒继续写道,以前在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的先例。比方说,中国人曾经也编造过"孙中山是韩国人,孔子是韩国人,毛泽东是韩国人。"等一些不实的言论, 所以发生孙杨具有朝鲜血统这个事情并不奇怪。 不过这些新闻在韩国媒体中并不存在。韩媒称,2月份,有中国的权威媒体《环球时报》报道称,韩国媒体证实NBA(微博)黄色旋风林书豪(微博)具有韩国血缘。而中国媒体都在声称是引用了韩国媒体的类似新闻。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反复发生,只能使中国人民对韩国产生更深的误解,恶化韩中人民之间友好的感情。

相关链接

来源:新浪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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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




核心提示: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 "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 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 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 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 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 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 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 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像"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 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 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 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 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 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 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 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 "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 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 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 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 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 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 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 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 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 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 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 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 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 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 "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 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 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 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 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 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来源:大洋网  作者: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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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黄小鹏:【真实的秘闻:1949年前苏联间谍在中国制造超级通货膨胀】

黄小鹏:【真 实的秘闻:1949年前苏联间谍在中国制造超级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一种传闻,说是有关方面派潜伏人员打到财政部长宋子文身边,用计谋诱使宋子文出了昏招,发行 黄金券收购法币造成的,并且有名有姓,这个人就是冀朝鼎。

我一直不相信这种说法。通货膨胀发生原因很复杂,如果一个特工就有这么大的能量,那搞倒一个政权也太容易了,况且宋子文这个哈佛大学高才 生、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博士绝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混蛋,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不过,冀朝鼎是间谍不会有假,但他的任务应该是搜集和传递情报。

不过,在这一次中国超级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外国佬确实难脱干系,这个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哈里・德克斯持・怀 特。

了解国际金融的人都知道,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坐在一起商量重新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当时英国和美国分别提了出自己的方案。大名鼎鼎的 经济学家凯恩斯代 表英国,建议建立一种国际货币,名叫UNIT,这个方案被称为"凯恩斯计划";美国的方案就是由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怀特提出的,叫"怀特 计划",其内容可 以概括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尽管凯恩斯计划要优于怀特计划,但因为大英帝国经过二战的折腾,已经衰落得不成样 子,最终怀特计划 胜出,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根据此怀特计划搭建的。

这个怀特是立陶宛移民,1934年由斯大林渗透到美国财政部,1945年升为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亨利・摩根索,怀特因为能力出众,对摩 根索的政策有很大 的影响力。1941年,怀特干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重庆政府任命冀朝鼎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官员,冀朝鼎向延安提供了大量情报。一九四九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 台湾,冀留在大陆,公开了其身份,成为高官。

这个怀特当时为苏联服务,做了几件事:一是为苏联出谋划策,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二,当时苏联正在设法吞并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及立陶 宛,怀特将美国表面反对暗地默许这一态度通告给了苏联,其中立陶宛还是怀特的祖国呢!三是在组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向苏联透露了美国方面的 谈判底线。

至于在中国发生的通货膨胀灾难,怀特在其中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重要成就之一。

1942年,美国国会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贷款。1943年,中国要求其中的两亿美元以黄金的形式运送到中国,以抑制通货膨胀,避 免经济崩溃。 1943年7月,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向中国政府签发信件,同意运送黄金。但是,这个怀特则动员财政部内其它苏联间谍一起,对运送黄金的计划 寻找各种理由和借 口来表示反对。他们的干扰使得摩根索一次又一次推迟黄金运送日程。1945年7月,黄金贷款已经生效两年,而运送到中国的黄金价值却只有 2900万美元, 在此期间,中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飞涨到1000%,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直到1945年年中,受到欺骗的摩根索才幡然醒悟,原来他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被蒙蔽了双眼。他对怀特等人说,"(你们)将我置于一个极不光 彩的位置,我认为 这个错误是无可原谅的"。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的讲述,怀特欺骗了摩根索,告诉他美国与中国签订的合同是2000万美元,但实际上和宋 签订的是2亿美 元,宋左等右等不见余款,找到摩根索,摩根索对宋子文说,黄金已全部运送完毕了呀,宋子文从怀中拿出合同给摩根索看,摩根索发现被骗了, 当时脸都红了。当 然,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传奇性的细节,不得而知,不过,怀特从中使坏,最终引发中国超级通货膨胀,置中国人于苦难深渊,则是确有其事。

冷战开始后,美国社会对怀特等人的间谍身份有所怀疑,1948年,怀特的同党库尔接受国会质询,1950年被排挤出政府部门。1956 年,库尔再次被传 讯。1958年,库尔彻底来到中国大陆,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还撰写文章赞扬这场运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运动中得以净化,将极 大地提高经济生产 水平。怀特的另一同党阿德勒也受到调查,1950年代曾经移民到中国。另外一名移民中国的人,是美共D员西德尼・里顿勃格,他也是一名苏 联间谍,怀特的同 党。库尔和阿德勒两人均在中国度过余生,分别于1980年和1994年在中国去世。

(请记住图片左边这个立陶宛人,他不仅积极参与出卖自己的祖国,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主要参考资料:《维诺那计划》,群众出版社,2004 (此书资料主要来自苏联解密档案

郎咸平:中国人退休后将难以养老 国家都可能破产

泛华网
    (新浪) 中国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 18.3万亿元。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到3 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亿至4亿的规模。对于养老金问题,我在《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一书中,专门作了 讨论。
   
       按照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我们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以北京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养老状况会是怎样的?目前北 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平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 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你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 3%。当然,我深深地表示怀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涨3%,但是假设能,好吧。那退休时你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你连这个零 头都不够,怎么养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说在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 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十人中有一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四个,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 金领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这对我们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啊?我都替你们担心,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未 来的日子有多难。
    
      而且,各位晓不晓得养老金也会破产的?2010年10月,法国爆发了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示威活动。事件的导火索 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了退休金改革计划将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到62岁。法国政府称,由于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现有退休金制度不仅一直亏损,甚至可能在 2018年"破产"。实际上,有意改革养老制度的并非只有法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各国纷纷改革福利和养老制度,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 动。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改革正在成为全球性难点。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着作《养老金革命》中指出,美国养老金的运作机制也存在很大问 题。
    
      那现在中国的养老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很痛苦地告诉各位,我们的养老金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我就说几个比较严重的,第一是不公平,第二是 不负责,第三是不透明。接下来咱们一个个地谈,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的危机究竟有多重。首先谈谈不公平的问题。为什么说不公平呢?
    
      第一,我们有个8%"就地没收"。什么意思?就是企业为员工缴纳工资20%的养老保险,但是对于跨省就业的农民工却只能转走其中的60%,这就相当于说8%的工资被"就地没收"了。这种事情只有我们国家才有,别的国家都没有的。
    
      第二,低收入者费率高。以北京为例,对于月收入低于1615元的,都按照1615元来计算你要缴纳的保险费。这不等于说要低收入的人多承担 吗?太搞笑了。各位晓不晓得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基本都是以个人所得税来补贴一半左右的缴费,也就是让富人多承担。这就是差距!
    
      更让人生气的是,同样是退休人员,公务员的养老金竟然比企业人员高出好几倍。按照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委员范谊给出的数据,宁波当地国企 老干部退休金基本不到2000块钱,但是行政副科级的干部竟然能拿到5000块,就连县机关的门卫退休以后每月也能领到4600块!所以,各位明白为什么 现在的大学生一窝蜂地去考公务员了吧。
    
      然后再说说它为什么不负责。各位能想象得到吗?目前我们竟然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如果你跨省转养老金的话,全部要手工操作。怎 么操作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先由新的单位或本人向新的工作所在地的社保机构提出转续的书面申请。按照规定,社保机构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申请,发出 同意接收函。然后原社保机构要在接到接收函的15个工作日内办好各种手续。最后新工作所在地的社保机构收到从原社保机构转来的保险关系和资金后,15个工 作日内办结所有的相关手续。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这只是规定,而我们的这些机构向来是不怎么按规定办事的,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都办不 好的。
    
      而且,这整个流程走下来,各位是不是觉得特别烦琐?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它是有目的的,它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到如何给老百姓提供好的服务上, 它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透过这么一套烦琐的程序,实现侵吞的事实。怎么侵吞的呢?我给各位看个数据,2007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 险,退保的人数高达83万人,而成功转保的人数只有9672人。也就是说,深圳每一万个参保的人当中就有1680人退保,而每一万个参保人当中成功转保的 只有19人,这个比例仅为退保人员的1%。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这些转保不成功的人,他们之前缴纳的保险金怎么办?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各位,没了。当然,转保 不成的原因很多。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转保不成功,你之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统统都不会还给你的。
    
      最后,我们再谈谈养老金的不透明。按规定,企业缴纳的20%养老金要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各位晓得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个钱 了。钱去哪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各省各市没有任何资料披露,因为只有一个总的现金账。它怎么投资,我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回报率,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比 如说一个省今年账户上是100亿,明年呢,剩80亿了,钱去哪里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就是变相的税收。各位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税收也好,退 休金也好,全部纳入政府的统筹账户,它统一用,统一支取,因此钱基本都没了,对不对?最可气的是,我们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太可怜了。
    
      其实,在这方面香港做得已经算比较好的了。就拿香港的大学来说吧,养老金部分一般是由教授自己出5%的薪水,学校出15%。但是每个人都有一 个自己的账户。怎么做投资,你可以自己决定,然后这个机构帮你具体操作,每个月的投资盈亏你都会知道,因为每个月都有账单寄给你,账单会清楚地告诉你,你 的退休金还剩多少钱。这个事情在我们内地估计只有三个字: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账户,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养老金目前还剩多少,也没有 一个人知道如何投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等到你去领退休金的时候,你就发现拿不到了,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空账户都很有可能的。
    
      最后,各位试想一下,我们内地的养老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这个养老金问题,那我们这么多退休的父母亲怎么办?所有的担子全 部都压在年轻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的话,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破产。我们至今还没有经历过国家破产,但是,我们希望永远不要经历。为了避免国家破 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建议我们现在最好对整个社保基金做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我希望这个改革能够仿效美国、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的做法,最起 码每个人要有一个独立的账户,而且这个钱是不可挪用的,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存有多少钱。这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慢慢管理。也只 有这样做才能够像温总理讲的那样,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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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与再反思

王军涛: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与再反思
——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思考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