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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

历史的真相与和解――处理历史问题四原则


作者:荣剑

作者按:本文以《民主转型中的历史问题处理》为题,已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现以原题全文发表于共识网,是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

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大历史问题,是威权国家政治转型进程中难以逾越和必须逾越的历史障碍。因为对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涉及到对威权统治历史的否定,涉及到对威权统治之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揭示,涉及到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这必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转型时期的路径抉择和约束条件,涉及到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根本调整,涉及到国家制度转型之后对历史责任者的重新评价和清算。历史真相的揭示是形成新的社会冲突,制造新的历史悲剧,还是从历史的清算中重新走向民族和解和国家团结?这是中国目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关切。世界威权国家转型史已经普遍确立了转型正义的理念,积累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有效机制和成功经验,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即将全面展开的制度转型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光州事件"与韩国制度转型

9月24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发表讲话,向其父朴正熙执政期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她说,她会竭尽所能,与受害者会面,缓解他们的痛楚;另外,她提议设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团结委员会,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评估那段历史。朴槿惠的这番讲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选举策略,而是表达出面向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真诚态度。韩国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体制已有近二十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四任民选总统,迄今已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可谓"东亚模式"中制度转型的成功范例。但是,威权统治对国民所造成的痛苦记忆仍然未被完全抹去,自朴正熙时代以来军人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全斗焕政权对"光州事件"的残酷镇压,仍在时时不断地折磨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这是韩国历史中难以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朴槿惠勇于面对历史,愿意重新评估其父朴正熙的功过是非,彻底清算和反省威权体制的罪恶,以真诚争取国民谅解,以谅解重建国民团结,无疑是一个符合人类正义的重大举措。

韩国自韩战结束以来,长期被置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任代理总统,1963年8月任民主共和党总裁,同年12月当选总统,其后连任5届总统,直至1979年,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在朴正熙之后,又是连续两任军人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全斗焕任内(1980年5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独裁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据事后可靠统计,共计死亡633人,军警死亡27人,受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达226亿韩元。"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造成了难以愈复的巨大伤害,极大地毁坏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写下了韩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全斗焕的独裁政权由此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光州事件"是威权体制无法适应和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而激发出剧烈政治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件。韩国自朴正熙执政以来,在威权统治之下,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所谓"东亚模式"创造了政治专制和经济繁荣共存于一体的制度经验。据后来韩国KBS电视台和国民大学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已故前总统朴正熙被选为历届总统中"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其后依次是卢武铉和金大中。韩国历史承认,朴正熙的威权统治不仅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也致力于惩治腐败。在其治下,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每年都有数千人,对官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等行为均有严厉的处分。尤其是在1977年1月推行了"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对官员每月记录一次,严格监督官员行为,公布了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这些措施都是力求维护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以此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这样,威权体制的内在腐败依然无法遏制,如政治献金问题,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贪腐问题,涉及所谓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朴正熙均以不可动摇国本为借口予以容忍。正是这些根本性的腐败问题,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政治。"光州事件"的实质,是威权统治内在危机的爆发,是人民要求宪政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冲突。

全斗焕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光州起义,暂时平息人民反抗,但是,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完全动摇,原来依靠经济发展所换来的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已基本流失,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学生,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宗教团体都走上了街头,形成了强大的势不可挡的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试图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借口,宣布停止修改宪法,这个讲话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对0票,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票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 《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国际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惜以取消汉城奥运会主办权相威胁,要求韩国顺从民意。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军人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由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卢泰愚上台后,致公开信给受害者家属,认同"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公开为"光州事件"平反。卢泰愚于1993年把国家政权交予民选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由此,韩国的威权制度正式转向宪政民主制度。

制度转型之后,历史清算问题立即被提到议事日程,"光州事件"的平反首当其冲,因为这牵涉到整个韩国国民内心深处的一个剧痛,必须迅速修复;否则,社会将陷入在不理性的怨恨和报复状态中,国民无以重建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1988年,"光州事件"在国会中被重提,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作为"光州事件"的发源地光州市,承受的牺牲最大,自然成为重写历史的中心。1997年,"5·18"公墓在光州正式落成,将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归葬一处,其中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现在他们长眠的地方,已经成为国民纪念先烈的圣地。5月18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他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不朽贡献。韩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给予隆重报道,大学里会有各种关于"5·18"主题的讲座,广场上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对于"光州事件"的死难者,韩国政府于1999年正式把他们封为"国家有功者",同时给予有关抗争者以医疗保险。韩国"东亚细亚国家暴力受害者联合会"组成"5月光州事件精神"继承运动,"光州事件"成为人权、和平的摇篮和市民自治共同体运动。倡建"5·18纪念馆"和"5·18纪念广场",设立受害者治疗中心。2000年,第一次有现职总统参加的"光州事件"纪念仪式上,金大中总统承诺制定有功者特别法。"5·18纪念财团"制定"光州人权赏",以奖励国内人权团体或人权运动人士。通过这些方式,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一方面是让国民永远不要忘记威权统治所制造的黑暗历史,铭记死难者为国家民主化所承担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抚慰死难者家属不可复愈的沉痛心灵;另一方面,是让国民从仇恨中摆脱出来,不把历史记忆当做历史包袱背起来,而是以历史和解的精神着眼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未来。

"光州事件"作为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充分暴露了威权制度侵犯人权、违背民意和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性——在转型的关键时刻以武力镇压平民抗议,在韩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一页。"光州事件"同时又是韩国民主运动的总动员,它开启了威权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显示出人民要求实现民主权利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所造成的心灵剧痛,是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了理性的治愈和修复,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清算,并未进一步撕裂社会,反而是形成了新的国家团结的基础。这是"光州事件"给予世界的最有价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

台湾地区"二二八事件"与转型正义

台湾地区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并蔓延全岛的冲突流血事件,史称"二二八事件",是比韩国"光州事件"范围更大、冲突更为剧烈、死伤人数更多的历史事件,其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数千到十几万。1992年台湾行政院的报告推估在18000人至28000人。这样一个死伤惨重的事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之下,被湮灭和屏蔽了长达四十余年,直到台湾开放党禁和报禁之时,才被重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它以往专制统治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必须清算的历史问题。它主动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通过民选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认识和平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台湾"二二八事件"最初起因于一个偶发事端,由于警察取缔私烟贩不当引发民众自发性暴动,后逐步酿成有台湾中上层精英尽数参加的要求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运动,在部分地区(台中、嘉义)又扩大为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最后是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介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一切诉求和反抗,滥杀无辜,实行白色恐怖,造成台湾前所未有的悲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无可否认的,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台湾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台湾人民对政治的畏惧,对现实的疏离,对历史的逃避,都可以在一九四七年的流血经验中找到原因。"

以专制手段统一社会意志,用武力镇压社会一切反抗,是威权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惯常做法。1947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台湾韩国1980年代的水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看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存在使得中国尚处在军政阶段,离训政尚远,更何谈宪政。因此,对于台湾本土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要求,国民政府绝无可能予以支持,一旦面临局面失控时,它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武力平息事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个"过早"发生的事件,是在威权制度根本还未出现宪政转型迹象时,因为台湾地方自治的"早熟"而必然会发生的政治冲突。那个烟贩的死亡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他点燃的是由各种矛盾所积累起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缺乏宪政的条件下,危机的克服只能采取专制的暴力的方式,它由此给台湾带来的痛苦记忆必定是深刻和漫长的。

国民党在台湾四十余年的高压专制统治,在主导经济快速增长一跃进入亚洲"四小龙"的同时,一直试图抹去人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痛苦记忆,长期封存有关这个事件的各种信息,以意识形态的说辞抹杀或混淆事件真相,以为依靠时间之流也将彻底冲洗掉人民心中为此留下的印痕。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持续永久地遮蔽历史,正如一党专制不可能永远垄断政权一样,国民党也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在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记忆闸门即被瞬间打开。

1987年2月13日,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台湾有关人士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组织人走上街头,祭悼亡灵。2月27日,历史学家许倬云发表文章,就二二八事件提出5项建议:(1)当局向台胞道歉;(2)追查二二八事件的责任;(3)对于含冤负屈者,予以平反;(4)释放因为"台湾情结"而抵押的人犯;(5)当局要求海外主张暴力的人士公开声明放弃暴力主张,允许发表声明者返台。从这之后,"二二八事件"的禁区被打破,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知识精英,首先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强烈要求还原事件真相,为那些蒙受冤屈长达四十余年的同胞平反昭雪。1989年8月19日,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已喷薄而出,不可阻挡。

正是在知识界和民间的巨大压力之下,台湾当局不得不顺应民意,正视历史,迎合时代潮流。1991年1月17日,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同时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负责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备当局参考。1992年2月,该研究报告如期公布,内容主要是叙述事件的背景、爆发、经过,以及政府的因应、事件的平复、伤亡与受害及当时的救恤情况。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先由曾道雄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慰灵,悼念死难者。李登辉出席致词,这是台湾45年来第一次朝野一体以公义与爱的精神,用美丽音乐来纪念"二二八事件"。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于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0月7日生效。"行政院"于1995年12月18日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基金会成立后即开始运作,先由受难者本人或遗属提出申请,由基金会进行审核,如系事实,即按照补偿金核发标准视情况给予数额不等的补偿。

"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给台湾所制造的最大一笔历史债务,清偿这笔债务绝非仅仅给予受害者家属于国家赔偿就可了结,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必须承担其更大的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必须承受人民对其执政历史合法性的质问。在台湾进入到政党政治之后,作为主要反对党的民进党,时时不断地以"二二八事件"激发所谓"台湾悲情",制造省籍情结,酝酿族群冲突,倡导台独意识,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巨大冲击,迫使其连续两届失去政权。"二二八事件"已成为国民党最大的历史包袱,它不得不长期为其支付信用代价。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国民党并未退却,反而是勇于正视历史,主动承担责任,以真诚的态度换取人民谅解,重新取得人民支持。马英九在纪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时,撰文阐述了他对解决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对台湾人民郑重作出五点许诺:1、一定要让"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最后一场悲剧,绝对不能再发生;2、对战争永远说"不";3、严正地对族群撕裂说"不",同时坚持清廉政治,打击贪赃枉法;4、政治必须民主,社会要更加开放,历史的教训是威权政治下的压制,会引发更强大的反抗,人民表达意见、集会、抗争和示威,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5、两岸必须和平、开放,让二二八当时的内战烽火,永远从台湾绝迹。

正是在国民党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导下,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朝野各个党派,普遍形成了"转型正义"的理念,该理念强调的是:转型正义作为"迟来的正义"的目的,是为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当国家从独裁政权或内战状态转移至民主政治或和平状态时,对过去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政府以转型正义维持社会稳定与满足应报思想。按照转型正义的理念,对历史的清算将不再重陷仇仇相报的族群冲突之中,相关的赔偿是着眼于社会的和解与团结,把过去发生的不义视为对未来发展的警戒,以此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奠定宪政民主制度的牢固基础。

转型正义对于台湾政治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各个党派均有强大的约束力。民进党个别民意代表曾经提出过一个"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该草案不只要求当时逮捕行刑的加害人,必须负起刑事和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过世,还要继续追究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等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对于这样一个明显鼓励族群冲突的草案,不仅蓝营痛批,民进党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谢长廷和吕秀莲均对该草案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拿石头砸自己脚"。社会对该草案的普遍反应是,违背转型正义。台湾《工商时报》对此发表题为《不容法制与历史悲剧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社论指出,在台湾社会中,"二二八"早就被大众认定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始作俑者罪无可赦,但生者应该学习用爱及宽容来相互对待,岂可容忍政客用历史的创伤来撕裂族群,来进行政治斗争。可见,转型正义的理念已深入台湾人心,这是台湾政治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

南非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显然比韩国和台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解决的是白人少数政权向黑人多数政权的转换,另一方面,是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如何重新建构族群和平共处的社会条件。对于一个由白人殖民统治已达四百余年的国家,社会的矛盾体系是由民族、阶级、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诸种矛盾所共同组成,如何彻底清算历史问题,解除历史包袱,重建民族和解和团结,绝非单纯的政治转型即可实现,这必然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基础建设,涉及到新的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国家认同。南非为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制度,创造性地为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开辟出一条正确之路。

1652年,荷兰在好望角开辟了南非最早的殖民地开普敦,从此欧洲白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其中主要的是布尔人。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欧洲白人不仅打造了南非的经济基础,而且强行地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大力奉行"白人至上论",把非洲黑人视为奴役和教化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南非白人政权为继续巩固其殖民统治,打着"维护白种人纯洁性"旗号,强行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从1950年起,陆续颁布了《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公共场所隔离保留法》、《土地法》,由此构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四大支柱。1959年,又推出"黑人家园计划",将占全国人口73%的黑人驱赶到12.7%的土地上居住。通过这些法案,南非公开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黑人的基本人权——居住、迁徙、工作、生活等项权利均被剥夺或限制,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从其实行起,即遭到南非黑人的抵制和反抗。尤其是在非国大成立之后,黑人的反抗迅速进入到有纲领有组织的状态。非国大根据1949年《行动纲领》,组织了一系列反对种族隔离法的群众运动,通过罢工、不服从和不合作等非暴力方式,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其中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的是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大会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南非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非国大的元老卢图利。自他之后,非国大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一度进入到暴力抗争阶段,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暴力抗争特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与互相仇恨达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曼德拉也由此被白人政权投入监狱,终身监禁,非国大的大批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南非国内黑人斗争陷入低潮。

在南非为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国际社会给予南非黑人以巨大的支持。早在1962年,联合国就专门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成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后的二十年间,联合国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连续进行了"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10年行动计划",由此促使许多西方国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198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对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严格限制,美国的银行带头制裁南非政府并终止了对南非的全部贷款,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宣布对南非实行制裁。到80年代末,全世界140多个国家与南非断绝了外交和经贸关系。

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南非白人政权不得不面对现实,郑重考虑终止种族隔离制度和还权于黑人的问题,他们的最大担忧是,在清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把政权交还给黑人之后,他们会不会面临着黑人的清算和报复,毕竟在他们统治之下,制造了太多的人道灾难。在这个担忧之下,许多白人选择离开他们已生存了几代人的南非,重新返回欧洲。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出现,对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历史性的妥协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9年,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狱中致信南非总统博塔,其中写道:"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国大和政府有必要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自此,开始了非国大和白人政权的建设性谈判。1989年,德克勒克上台,开始民族和解进程,他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南非议会开幕讲话中宣布解除对非国大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同月,不顾议会内右翼集团的反对,宣布释放入狱达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6月30日,宣布废除四大支柱的有关法令,正式宣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1994年,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新南非正式诞生。

正是在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力量和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力量,共同认识到历史妥协与和解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精神真正贯彻于政治转型之中,才共同主导了南非从一个种族政权向一个宪政国家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为后来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1995年,南非政府公布《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根据此法案,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图图大主教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宗旨为"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具体任务是:

1.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2.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3.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为完成上述任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听取了两万余名证人的陈述,这些人中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当年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恶者。听证的重点是,由受害人讲述他们遭遇迫害的经历和受到伤害的程度,指控施害者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他们做出道歉和赔偿;同时,对侵犯人权的施害者,只要他披露了与政治目标相关的所有的犯罪事实,给受害人一个讲述他们所受到的侵害的机会,采取相关的手段来修复双方的关系,赔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被害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尊严与人权,在全国范围内报道这种侵犯行为和受到侵犯的人,对如何防止再发生此类情况提出建议;只要双方能够彼此达到这样的谅解,均可算实现了和解的目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由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所有听证记录编写为厚厚的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至此,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真正翻过去了。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以转型正义的原则,化解了黑人和白人之间持续数百年来的民族怨恨,让受害者得到补偿,同时让他们宽恕过去,让施害者受到谴责,同时赦免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重建了国家团结,开辟了国家未来,巩固了宪政民主制度,重写了南非的历史。

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韩国、台湾地区和南非基于转型正义所建立起来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机制,对于所有威权国家在政治转型中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中的许多经验可以直接效仿。威权国家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普遍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必须承受的一个代价。如何化解这个代价,如何在付出这个代价之后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和进步,是人类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必须正视的问题。历史既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包袱,让他们永远背负,冤冤相报,互相仇视,无法卸装而行;也可以转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让他们记住教训,忘记仇恨,重新团结起来,轻装走向未来。共产党人一直在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从韩国、台湾和南非的经验中,我认为,至少可以总结出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1、真相原则。

正确地处理历史问题,首先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威权制度面对历史问题的惯常做法是,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尘封历史,按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方式随意解释历史,无视重大历史事件的存在,设置历史研究禁区,企图依靠时间之流彻底冲洗掉人民的历史记忆。因此,还原历史真相,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统治者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一些人于永远,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历史的真相最终无法遮蔽,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刻。

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人民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历史的受害者来说,是要求一个公道,是要求彻底清除统治者无端加诸于他们名下的各项指控和各种不实之词,是要恢复他们的清白之身和做人的尊严,是要求历史的平反;对于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理应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来说,是要求他们主动公开说出历史真相,如实交代那些侵犯人权事件和重大历史悲剧的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坦白个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实际作用。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长期封闭,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细节极易引起争议,因此,真相的原则重在定性,轻于定量,重在对事,轻于对人。例如,台湾"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无法确认,数字差距极大,台湾前国防部长郝伯村就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几百人,远不是成千上万。对于这样的分歧,马英九的看法是,"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过程不能遗忘",当局必须深刻体会受难家属的感受,要记取教训,避免重演和抚平伤痛,焦点不应该放在"受难人数"上。马英九的这个态度,体现的是转型正义的原则,是为历史评价和历史清算提供一个尽可能宽大的尺度,以恢复和重建历史正义为最大目标。

2、补偿原则。

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接下来的工作必然是为历史受害者主持正义,恢复名誉,作出赔偿。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长期受制于体制迫害,在身体和心灵上遭受极大创伤;那些死难者的家属更是无法彻底摆脱失去亲人的剧痛,巨大的精神折磨让他们对生活基本绝望,无论何种补偿都无法弥补他们所承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因此,补偿原则,首先应当是着眼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和精神的抚慰,恢复他们的人格尊严,追认他们为正义所付出牺牲,赋予他们应得的荣誉,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们。比如,韩国和台湾,均为悲剧事件的死难者建立了纪念碑、纪念广场和公园,设立国家纪念日,尽可能详细地查找死难者的资料,为他们建立专门档案,以备后人缅怀和研究。其次,在精神补偿的同时,制定专门法案,对历史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国家赔偿,建立国家和社会的专项基金,对受害者后人的困难给予特别救助。

补偿原则,不过是实现"迟来的正义",它最终要表达出法律和道义的力量,一定会冲破制度的障碍而得以彰显;显示出不管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滥杀无辜,肆意侵犯人权和破坏公民财产的行为,均将在法律和道义上得到追偿。沉冤必须昭雪,正义必须声张,历史必须公正。

3、和解原则。

和解是转型正义的目的,这不仅是指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具体实施威权统治当事人的宽恕和谅解,接受他们的忏悔和道歉,放弃对他们的法律追责,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化的行为,形成全民和解的态势,以此重建国家团结的基础。但是,和解的必要前提是,历史的真相已经得以澄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已经得到补偿,历史责任者的法律追责已经启动,尤其是对那些主要责任者的犯罪指控已经实施。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和作恶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和严惩,否则,社会无法彰显正义,生者无法告慰死者英灵,人民的悲愤情绪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只有在公正的法律审判之后,在主要责任者真诚地表达出深切忏悔之后,才可以对他们实行大赦,宽恕他们曾经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和解是正义的实现、人民的谅解和执政者的忏悔所共同构成的。

威权统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化行为,它的具体执行者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承担着国家的职责,对公民的迫害更多的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对于威权统治的清算,如何界定庞大的执行者的行为,是一个难题。按照韩国、台湾和南非的经验来看,一般是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尽可能地放宽法律惩戒的尺度,对于那些具体制造侵犯人权案件的执行者,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只要他们认错忏悔,均不予以刑责处分。即使对于那些制造人道灾难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一般也是在执行刑期几年后,给予特赦,让他们重返平民状态,在家面壁思过。由此看来,和解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免责、宽恕和谅解,而且还在于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基于人的良知、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正义。

4、宪政原则。

威权体制下所发生的人道灾难,一般均来源于人民要求向宪政民主过渡而形成的政治冲突,冲突的实质是少数人专制和多数人权利的矛盾。在宪政体制下,绝无可能发生统治者以暴力压制多数人权利的事情,社会各个阶层、利益集团和党派的不同诉求均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以表达。人权事件和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是威权统治的特有后果,避免这个后果的惟一途径就是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转型正义提倡历史性妥协、和解与放弃法律追责等方式来重建国家团结,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通过制度而不是寻求道德觉醒以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威权统治所付出的人权成本,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才能得到最终化解。

从韩国、台湾地区和南非的政治转型来看,威权统治的晚期,宪政民主的潮流实际上已经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都参与到了反抗威权统治的行列中,民主的目标已经确定;而那些威权统治者的命运则是不确定的,他们面临着最大的政治风险,面临着未来遭遇被审判的可能性,他们很清楚,作为威权统治的末代领导者,将不可避免地为威权统治的历史承担最终责任。因此,是主动转向宪政民主还是继续反抗宪政民主,就成为他们的选项。历史可以告诉他们的是,惟有主动转型,像韩国的卢泰愚、台湾的蒋经国、南非的德克勒克那样,迎合时代潮流,寻求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合作和妥协,抛弃朝野歧见,共同建设宪政民主。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规避政治风险,完成政治转型,救党救国,成为时代英雄。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被停职,被其子殴打的交警:“他是厅长家的儿子就能白打我吗”

 12月6日晚,在山西省太原市全市公安干部大会上,有关领导宣布了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决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免去其太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由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兼任。但此次会议并未说明李亚力被停职并接受调查的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掌握的信息,李亚力被停职与近来网上传出的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执法交警一事有关。10月末,网络上曾出现大量李亚力包庇其子李正源醉驾并殴打执法交警的帖子,但很快消失。中国青年报记者辗转拿到了在被打交警夏坤身上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

  副厅长之子殴打交警

  10月13日7时40分左右,正在太原市迎泽大街大南门十字路口执勤的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迎泽二大队民警夏坤收到迎泽大街天龙岗交警发来的信息,要求协助拦截一辆车牌号为"晋KK8215"的黑色现代越野车,原因是该车在天龙岗十字路口不听交警劝导,强行违章左转。

  8时许,那辆黑色现代越野车驶入迎泽大街大南门十字路口,夏坤将其拦下进行检查。夏坤要求司机出示驾驶证和行车证,但该司机自称是太原市公安局9处的干警,并出示了一张太原市公安局的执法证。

  门禁卡显示,司机的姓名为李正源。

  李正源称自己急着去火车站送人,夏坤便扣押了李正源的门禁卡,让其先去车站送人后,再来接受处理。但这一处理方式被李正源拒绝。夏坤称留下驾驶证也行,李正源说没有带,一番争执后,李正源出示了行车证,夏坤予以扣押后转身离开。

  据夏坤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时,李正源开门便冲夏坤跑过来,一把掐住了夏坤的脖子,连打带骂试图夺回门禁卡和行车证。夏坤喊道,你是警察咋还打警察呢,边向路边跑边用对讲机请求附近交警的援助。这时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有人出面试图制止李正源。

  稍后赶来增援的3名交警将李正源控制。随后,夏坤用对讲机向110指挥中心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指挥中心通知巡警和督察。

  赶来的交警发现李正源满嘴酒气,就强制要求李正源吹酒精测试仪。经现场民警对李正源强制进行酒精检测,结果为酒精含量89mg/100ml,属于醉驾,应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了进一步取证,现场交警随即准备将李正源带离进行抽血化验。

  一名执勤交警对李正源说,你喝酒了,一身的酒味,涉嫌酒后驾车,李正源反驳道:谁喝酒了?

  据财新网报道,夏坤当时用对讲机调频查了一下,发现李正源驾驶的那辆车是套牌车,根据规定,应当现场扣押车辆和司机的驾驶证。

  记者掌握的一份由夏坤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显示,10月13日8时16分,身着深色夹克、白色衬衣的李正源在现场拿出手机要打电话,身旁一名中年女子劝阻其不要打,但李正源手持烟卷并未理会,仍多次试图用手机拨打电话,并对执勤交警说,"我肯定不走。"

  执勤交警劝阻道:"先不要打电话行不行。"但李正源说,"为什么不能打,你想咋了?"并称,"你们大队长是杨集彪吧,让杨集彪过来。"

  其间,与李正源同车的中年女子拨打了电话。据知情人称,该中年女子系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的妻子,正是她将情况通报给了李亚力。

  财新网的报道提到,事发后夏坤先用对讲机向当天带班大队长汇报情况,对方略显不耐烦地说:"就这样,不要说了,我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所在中队的副中队长杨波开着私家车赶到现场,令夏坤开着李正源的套牌车,自己则用私家车带着李正源一起来到了该中队位于太原市解放路文源巷的一处休息点。

  按照程序,测试仪测出醉驾后应立即抽血,以防止酒精在血液中不断挥发导致不准,但夏坤提出的抽血要求立刻被杨波制止;随后,迎泽派出所的一名负责人穿便装、开着私家车过来将李正源从休息点接走。此前酒精测试仪测试结果的单子,李正源也没有签字。

  此前,夏坤已经根据相关规定,用执法记录仪录下了整个执法过程。当天中午,该视频却被夏坤所在中队的中队长要走。

  "他是厅长家的儿子就能白打我吗"

  正常执法却无端遭受殴打,行凶者打电话找了人就可以不接受处理。这让夏坤有点看不懂,更有点害怕。

  记者掌握的视频显示,10月13日8时33分,一名领导模样的人将夏坤叫到一边询问事情经过。夏坤称,"我向他要驾驶证、行车证,他给了我一个执法证,说急着去送人,我说那先把证件押着先去送人,然后人家就火了,下来就打。"

  8时35分,夏坤带着哭腔偷偷给一位朋友打电话,称自己被打了,说"能否叫个报社的人过来采访一下,这个人可能还是个啥。"刚挂完电话,就有人质问夏坤,"谁,你给谁打电话?"

  "给一个朋友。"夏坤说。

  "你这是要咋的啦,啊?!"质问者带着呵斥的口吻说。

  "正常过来采访。"

  "采访什么采访?!"

  "人家找上了关系,领导不给我做主,我心里就不平衡,我在这干工作呢,我领导不给我做主,我只好叫媒体来找公正了。"

  "我咋不给你做主了啊?!行了,赶紧打电话,别让他(记者)过来了。"

  "那谁给我做主呢?"

  "行了!……"

  8时44分,又一名领导模样的人对夏坤说"咋了,我给你说了半天都不行?你有病?!"

  "他是厅长家的儿子就能白打我吗?"夏坤说。

  随后,上述领导模样的人要走了夏坤从李正源处扣押的行车证。这时夏坤的电话响起,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夏坤刚说一句,"人家说是厅长家的儿子。"上述领导便转身说,"行了行了,别说了。"

  知情人称,上述领导模样者为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迎泽二大队大队长杨集彪。当夏坤哭诉自己的遭遇后,杨集彪告诉夏坤:把他的本和车留下就行了,我只能告诉你他是(副)厅长家儿子,梅支队(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梅玉光)也知道这个事了,梅支队会给你处理的。

  交警支队涉嫌作伪证

  据夏坤向媒体回忆,为应付上面检查,事发后第三天的晚上,夏坤所在大队和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领导商量好给李正源重做一套假案,后来把李正源叫来重吹了一次酒精测试仪,吹了个66mg/100ml,第四天晚上李正源还重新补了一套笔录。相关领导还要求夏坤写份材料,记录一下事发经过。

  夏坤将10月13日的事发经过写成材料交给了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迎泽二大队的主要领导。领导看过材料后很生气,尤其是对材料中提到的李正源醉驾和民警身份的地方不满,要求夏坤将这些情况隐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夏坤说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民警,本想息事宁人,事情过去就算了,但他认为如果让他写假材料,上面一旦查下来,他就成了包庇。他不想卷进去,更不想得罪领导,他开始觉得压力很大,整晚失眠。为防后患,夏坤保留了执法记录仪里的视频。

  事实证明,夏坤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非但李正源没有因醉驾和妨碍执行公务被立案调查,夏坤反而被谈话和监控。

  有消息称,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迎泽二大队的主要领导出面给夏坤做工作,要他从以后工作考虑,不准向外透露情况,否则后果自负,还将夏坤随身穿的执法记录仪收缴,将执法记录仪上的执法现场摄像全部删除。

  同时,夏坤的电话被收缴,他被要求暂时休息,不准随意和外界联系,并安排技侦部门对被打交警及其亲属的电话实施监控,防止消息传播。

  另有消息称,迎泽大街该路段事发时段的实时路况监控全部被删除,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还将附近单位的监控设备全部进行了排查,并对现场群众进行走访,凡发现有事件录像或照片的全部删除销毁。

  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有人给夏坤的母亲发恐吓短信,威胁她小心儿子坐牢,李正源还通过中间人传话给夏坤,问他想要多少钱才肯听话。

  新快报记者刘虎曾将李正源醉驾打人一事通过微博曝光。10月26日,刘虎应邀前往太原市公安局。据刘虎掌握的信息,李正源醉酒驾驶一辆现代车属实,李正源已因醉驾被罚款1000元,扣6分;因套牌被罚款2000元,扣12分,驾照已被吊销。

  10月28日,诸多网站的论坛出现了题为"李亚力之子醉驾殴打交警真相"、"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驾袭警"、"太原市公安局集体作伪证,包庇局长李亚力之子"的帖子和视频,揭露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李正源作伪证,删除执勤民警执法记录仪中的内容,把当时的酒精测试含量由89mg/100ml变更为66mg/100ml,变醉驾为酒驾的内幕。

  但这些视频和帖子当天就迅速消失,相关爆料微博也被删除,甚至通过网页快照功能也无法查询。

  11月初,李正源酒后驾车殴打交警一事还是在太原流传开来。一名接近李亚力的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事发生后,李亚力的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能在省委大院看到他的身影,他急切面见有关领导解释汇报此事。

  但结果显而易见,李亚力"灭火"失败,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谢国忠:不良资产在未来两三年会大幅上升

谢国忠


    (在2012年第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


  谢谢!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银行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能起什么作用。刚刚监管机构的领导主要谈了是银行体系在经济放慢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适应这样一个时代,不能依赖于增长,同时还有王副主席刚刚提到竞争的问题,对银行过去盈利模式会受到很大冲击。刚刚银行的管理层也谈到了一些发展业务,针对中小企业是不是有机会,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讨论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挑战有一定的认识,今天这个情况银行的挑战比较多,有盈利问题,有增长问题。我想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谈我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都了解银行的股票比较低,银行的股票为什么比较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银行现在一般的股价接近于净资产,或者低于净资产,都是说明了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持怀疑的态度,在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最高点的时候是两年前10个百分点,10%,现在下滑到大概8个百分点。当时大部分股价今天是8%,大的银行股价都是在0.5%0.8%的水平。我们的市场对不良资产未来的估计是远远超过现在银行自己公布的0.1个百分点不到的水平。一般来说市场在这种对资产预料来说都比银行自己说的要准,在中国来说不是说怎么来应付未来的挑战,中国第一件事情是中国银行体系第一关过的是怎么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

 

  三年前我在银监会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我谈了两个观点,一个是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不能对冲系统性风险,如果有一个大的系统性的问题,像房地产、信贷泡沫的话,银行不可避免会卷入,内部机制不一定能够起有效作用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宏观对金融来说是最主要的。第二点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中国经济产生泡沫的话,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当时发表观点是中国大规模的刺激经济,中国的广义货币四年以内增长1倍的情况。在今天中国的负债率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这个数字不一定是最精确,但我自己看得到的是中国非金融经济的负债率大概是2倍的GDP,这不包括民间的借贷,美国是215%GDP,欧洲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但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历史上没有发展中国家负债率那么高,而且中国的负债有一个特点,家庭和中央政府的负债比较低,主要集中在企业这边,而企业这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这是一个大的风险呢?企业负债率高的话,它的盈利能力也必须要很高才能够应付危险。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盈利能力比全世界平均水平低一半左右,而我们企业负债率跟GDP的比例比国际平均至少高1倍,这一进一出是1:4的概念,所以中国企业偿还债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觉得中国不良资产以后的两、三年里面会大幅度上升,这背后为什么企业能够举那么多债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是以抵押贷款为主的,而中国抵押资产主要是跟土地有关的,土地或者是房地产。而中国这几年土地价格是大幅度上升,所以企业举债的能力也大幅度的上升,为什么出现中国信贷有这么大规模的扩张,从这个风险来说,中国信贷这几年大规模扩张应该是一个泡沫,但它跟土地的泡沫是连在一起的。今年中国经济和房地产的信贷都是一个拐点,它是通过升值来维持信贷,这个时代应该是过去了。中国土地价格今年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统计数据不一定是精确反映现在的土地市场,我觉得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和台湾和日本在1992年之后是非常接近的,以后会进入很多年的下滑通道。因为抵押资产萎缩之后对信贷质量一定会有大的影响,所以企业负债要续债能力会下降,我们现在看到信托借贷大幅度上升,今年信托可能会过千万亿。信托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资产质量不够好,银行体系不愿意接受抵押,所以这个就转移到信托的体系,这样风险的重新分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是没有下降,土地问题对中国以后银行的信贷质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制造业生产利用率超过10%,在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大幅度下降,我看到政府报告国有企业盈利大概是10%左右的下降,因为我们现在信贷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企业的盈利大幅度下降,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给中国银行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处理企业不能还债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续债,借新钱还老钱,这样拖下去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看到在日本从土地市场最高点到开始处理不良资产花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对经济重整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银行体系对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不能重新分配,经济从泡沫经济转型支持新的行业,有竞争力行业转换的过程是会拖延的,对经济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在这个话题下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处理不良资产时候应该是短痛比长痛要好,要尽快的处理,中国经济有机会把资本转向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现在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这是我对银行体系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为我们现在不光银行是不可以倒,现在变得企业都不可以倒,不光是国有企业不可以倒,连开发商民营企业也不可以倒,因为整个信贷体系建立在对国家担保预期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从信托到企业债都是一个不敢有破产,所以碰到问题都是在资金上面,金融体系再重新分配,使得企业能够维持下去。在整个国家经济盈利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完全依赖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来维持金融体系的操作我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这一步怎么走出来,中国大企业要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那么严重,如果不是通过破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拖下去金融资产会越来越差,不赚钱再这样拖下去他的资产质量越来越差,这是克服系统风险是金融转型非常关键的一步。整个金融体系以后不依赖于国家隐性担保,作为最根本的资源来操作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系刚刚我听到关于利润的问题,银行利润是件好事情,所以政府不应该做政治的变动负面影响银行的利润。我觉得这个对话是在中国现有体制的对话,是跟政府的对话,说明银行体系盈利主要是政府带来的,不光息差是政府贷款的,从存款的成本到贷款的风险都是政府给的。整个银行体系不是市场的机制,后面根本不是政府的担保。比如说我们的存款实际利息是负的,这么低价的一个资金来源,如果不是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的话,存款者是不会把这个钱放到银行体系,银行是受到补贴的。第二是贷款土地企业盈利能力比较差,为什么能够大胆的去贷款,也是因为有政府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存在,这个息差是比较靠得住。我们金融体系这十年改革之后形成一个公司机制,这是走出去市场经济的第一步。现在因为政府隐性的补贴,这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我们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吃饭的行业,我觉得这是以后我们金融怎么走向,自己靠自己吃饭这一步要走出来,转型当中这一步不可避免,如果这一步不走出来,以后金融会存在的问题更大。因为经济靠隐性担保吃饭,在贷款上面也是贷给自己,这是一个政治结论的操作办法,基本分配上面,所以我觉得对经济转型是非常不利的。中国一方面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品牌,有技术含量的企业是非常少的,这说明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只是对粗放型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起了支持作用,但在经济转型,提高生产力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重视很大的事情,银行体系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从股市看得出来,股市上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创造利润的模式,到今天为止股价更低,我们民营GDP涨了4倍,股价更低,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明我们在经济基本分配上面没有创造明显的盈利,所以为什么股价会那么低。

 

  刚刚说了两点,第一点是正确对待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不良资产不能拖,拖的话会把经济拖死的。第二点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能靠政府吃饭,一定是走向市场,如果不走向市场的话,我们经济的转型要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大银行,我们说的股份制银行也是巨大,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也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大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是不可倒的机构,不可倒的话就引起了很多问题,一个不可倒的机构里面,银行不管是私人拥有的,还是政府拥有的,不是政府的产物,最终是一个依赖政府担保,在市场上面用别人的钱去赌的机制。所以我看到这次危机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但是60%的资产是前十家的大银行持有的,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所有大银行都倒了,如果没有政府支持都是倒的,但是绝大部分小银行是不倒的。所以这说明我们看到大银行是很风光,出来的人都是拿奖金特别多,特别富有。我们从全世界其它国家看到经验大银行是给员工带来价值,对股东都是带来价值。大银行的机制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因为有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问题,存款都是朝国有银行走的,所以国有银行变的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股份制银行也是国家隐性担保的,所以它的存在,变的那么大是跟这个有关的。

 

  在中国的小银行也是有问题的,地方政府对这些银行贷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中国现在小银行的资产质量比大银行还要差,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小银行的问题,城商行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对二、三线城市影响非常大,这些城市的银行对当地借贷规模是非常大,中国的城商行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在中国这个体制里,大银行问题也是有,像国外一样。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找到走出去的道路,让银行体系能够良性循环,既不靠政府,自己也不去闯祸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二十年里面银行危机到处都是,泡沫的崩溃到处都是,我看到不出问题,房地产泡沫爆了还能够维持的我就看到是两个地方,一个台湾,一个香港,香港在1998年之后房地产价格下降75%,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背后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房贷是无限制贷款,跟美国不一样,出现负资产的话一般业主会把房子抵给银行,所以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第二个很重要的是银行的股东主要是大股东,这一点台湾跟香港一样,一个家庭持有的银行这个钱是它自己的钱,在泡沫的时候,一般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特别银行体系出现泡沫带来后果不是个人的后果,我看到美国银行里面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介入证券化房贷市场呢,主要是赌一把短期会带来盈利,对银行管理层是有好处的。所以它这个行为是跟股东结构有关的,这是我现在银行体系,最佳银行的结构是家庭式的银行是我们大家值得考虑的事情。在台湾、香港房价掉那么多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影响,虽然说有盈利的能力,但是没有破产,自己的钱到外面去赌的时候想的比较多,说明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以后银行怎么搞,最终一定是股东跟政府的利益,跟管理层的利益一定要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出问题是很难控制,我们现在经济都比较悲观,大家都在寻找增长点,现在谈人口红利、城市化,这说明寻找增长点都希望水涨船高,通过水涨船高解决我们的问题。银行体系和公司都是等着水涨船高让大家过好日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两点,一点中国水涨船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待是非常危险的策略,对企业和银行都是非常不利的。中国银行过去20%多的增长是过去了,我们渐渐走向10%,或者比10%更低的状态,这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这是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第二中国增长的潜力还是有的,因为中国人均资产6000美金,跟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是45万美金,韩国都是2万美金,向比较低的。政府机构投的时候往往问的问题是你说有增长,增长在哪里,政府在探讨增长在哪里这种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还是想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这个市场的经济通过价格体系找到最佳的答案,生产力上升是通过资本分配的优化来达到的。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退一步,这个过程当中金融跟政府的发展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国有投资20%GDP,房地产今年应该是17%15%,加起来40%GDP都是政府主导。所以这样一个经济在某个时间段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房子基本造好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问题,金融改革跟经济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过去金融是支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所是大宗商品的制造业向化工、钢铁,以后的经济是要多元化,要细分,公司的盈利要考虑的非常周到,它不是一个粗放型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市场,政府要往后退一步,如果中国政府往后退一步基本分配走向市场,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银行在基本分配上面要市场化,如果我们走到这一步的话,中国经济以后保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保持7%的增长每十年增加1倍,中国今年经济8万亿的规模下面,每十年增加1倍的话,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比较短暂的时间能够达到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现在很多人都很悲观,都说看不到增长,我自己个人认为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这个好的未来要达到的话要我们有新的思考方式,需要政府退一步,金融走到前面,如果我们走出这两步的话,15年不光是走向小康社会,我们有可能走向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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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突破看守把刘霞困境展示观众眼前的美联社记者,包括莫沫(Isolda Morillo)。�访完身陷囹圄的刘霞后,莫沫心情难以平伏,昨午在其 Twitter 引述中国诗人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像是寄语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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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突破看守把刘霞困境展示观众眼前的美联社记者,包括莫沫(Isolda Morillo)。採访完身陷囹圄的刘霞后,莫沫心情难以平伏,昨午在其 Twitter 引述中国诗人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像是寄语刘霞: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馀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舖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莫沫是美联社驻北京电视记者,两年前曾独家採访失踪多时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高智晟当时面对镜头一度激动,说自己令家人付出代价,要流亡美国。

与莫沫一同採访刘霞的有另一名女记者欧蕾珊(Alexa Olesen),录影记者潘安智(Aritz Parra)以及新加坡裔的摄影记者吴汉关(Ng Han Guan)。大批网友昨在莫沫皫twitter留言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传递出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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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五毛言论点评――”每个国家都有审查制度”


★引子

每当有人抨击天朝的言论审查或网络审查,常有五毛跳将出来,义正言辞地说道:"每个国家都有网络审查"。还有些五毛会补充说:"欧美国家还查禁色情内容呢,为啥中国就不能查禁政治内容?"
类似这样的忽悠伎俩,昨天又出现了。
最近红得发紫的莫言同学,这几天去北欧领诺贝尔奖。在昨天(1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某瑞典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新闻审查,莫同学答道: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审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审查每个国家都存在。(相关报道,请翻墙看"这里"或"这里")
既然连大名鼎鼎的莫同学都抛出这种论调,俺今天必须得写一篇博文来批驳一番。

★这种论调的谬误何在?

用 "每个国家都有言论审查" 来替天朝的真理部开脱,这里面至少潜藏了两个逻辑谬误,

◇谬误1

不能因为某个行为普遍存在,就认为该行为是正当的。比方说,每个国家都存在 "犯罪",但 "犯罪" 既不是正当的,也不是值得提倡的。

◇谬误2

天朝的言论审查 对比 成熟民主国家的言论审查,有本质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接下来俺多花点口水,详细介绍一下天朝言论审查的特色。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咱们的审查同成熟民主国家的审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天朝的审查有啥特色?

 

◇有"法"可依 VS 无"法"可依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审查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举例1
比如德国禁止纳粹。那么德国的法律会明确规定,什么样的言论属于纳粹言论,什么样的标识(比如"铁十字")属于纳粹标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纳粹式敬礼")属于纳粹动作。

举例2
很多欧美国家是允许成人色情的,但明文禁止儿童色情。对于"成人色情"与"儿童色情"的界限,会在法律上给出很详细的规定。规定哪些尺度是合法的,哪些尺度是非法的。
像澳大利亚甚至规定了,A罩杯的成人女性禁止拍色情片——因为胸部太小会让观众误以为是女童,因而有变相鼓励儿童色情的嫌疑(相关链接在"这里")

但是在天朝捏?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来支持审查制度。

举例1
咱天朝的各大搜索引擎、各大微博网站,各大论坛,都会把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列入敏感词?不光是国内网站,包括 GFW 也会把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作为敏感词进行过滤和屏蔽。
请问:天朝有哪条法律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姓名要列为敏感词?

举例2
咱天朝的各大门户网站、各大博客网站、各大微博网站,各大论坛,都会把涉及"六四事件"的词汇(比如 "六四" "64″ "1989″ "天安门事件" 等等)列为敏感词。
请问:天朝有哪条法律禁止谈论六四事件?

◇公开执法 VS 暗箱操作

刚才说了,成熟的民主国家,各种审查制度都是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支持的。在这些国家里,负责进行审查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是光明正大,公开执法。

再来看看咱们天朝,所有的言论审查,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举例1
一直到现在,咱们的朝廷还不敢承认 GFW 的存在

举例2
GFW 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流氓的技术手段干扰 Google 的各种服务(比如 Gmail)。每次 Google 提出抗议,咱们朝廷就推说是网络故障。

举例3
每次出现网络热点事件,真理部都会给各大网站下发指令,要求各大网站删除相关的敏感词。但是真理部的这些指令,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地公布出来。

◇循规蹈矩 VS 随心所欲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府部门进行言论审查会很谨慎,所有的审查动作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如果政府方面的执法超出的法律规定的范围,民众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把政府部门告上法庭。
反观天朝,因为审查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审查的全过程都是暗箱操作。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负责审查的真理部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想封杀谁就封杀谁,想屏蔽谁就屏蔽谁。而审查的受害者一点办法也没有。

举例1
今年3月份,大内总管令计划的独生子乘坐法拉利豪车,出了车祸撞死。由于令计划是前任皇上"胡面瘫"的心腹重臣,真理部当然不希望此事引发负面影响。所以第二天,各大博客网站、各大微博网站,各大论坛都狂删跟此事相关的讨论,甚至连"法拉利"都成为敏感词。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真理部对言论的审查和管控,完全是随心所欲,只凭高层领导人的喜好。

你知道随心所欲的审查有什么好处吗?随心所欲的审查,可以让媒体时刻处于恐惧之中,从而导致媒体展开自我审查。这就是戈培尔法则(纳粹的宣传部长) ——即使不封杀媒体,也要让媒体感到他们随时可能被封杀。在天朝,不光媒体时刻处于恐惧之中,民众也一样。民众害怕因言获罪,也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自我审 查。

★结尾

假如你是俺博客的老读者,应该不至于被这样的五毛言论忽悠。其实俺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那些被洗脑的网民看清党国的真面目。可惜的是,被洗脑的网民,往往不懂翻墙,也就看不到俺的博客 :(

至于莫言同学,大伙儿不妨思考一下,他为啥会说出这样的谬论?
可能性之1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借机会美化咱们的朝廷。
可能性之2
他迫于朝廷的淫威,不敢说真话。
可能性之3
他太淳朴太天真了,居然没看出天朝的言论审查同欧美国家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是第1种情况,那他是个党棍、投机分子;
如果是第2种情况,那他是个软蛋、怂货;
如果是第3种情况,那他的能力很成问题(说难听点,像脑残)。
你愿意相信哪一种可能性?或者你还能想出其它的可能性 ;-)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唿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着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2012年12月6日星期四

EMBA名利场

《南都周刊》

EMBA名利场

记者_周至美

这一次,绯闻主角是地产大亨王石。10月底、11月初,微博上爆出他婚变的消息,其新欢乃是在《甄嬛传》中饰演敦亲王福晋的田朴珺,亦有网友贴出二人在飞机上的亲密照佐证。

据称,二人相识于长江商学院(下简称长江)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课堂。

学校、大亨、演员、EMBA、婚变,所有娱乐元素齐齐聚集,引起了化学反应。于是,在举国欢庆党的十八大时,EMBA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热的话题。

某种程度上,王石事件成为商学院的一场"病毒式营销",其结果是,EMBA火了。

明星,女人,绯闻

作为中国商学院"BIG FOUR"(四大,一般被认为是长江、中欧、北大、清华。若再加上海复旦、上海交大,则并称"六大")之一,长江多次被曝出明星大腕和女主播就读的消息,如赵本山、佟大为、李亚鹏、任泉、陈鲁豫等。当然,其中亦不乏高官富贾的身影。

11月10日,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EMBA迎来了十周年庆典。在庆典会上,交大校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致辞中说:"安泰是低调的商学院,所以在座的都是低调的行业领袖。安泰不是'卖楼花'的商学院。来交大,婚姻也安泰。"

这显然是在调侃长江和王石婚变绯闻。绯闻主角田朴珺既是三线明星,同时也曾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顾问,主营房地产的烂尾楼收购。田仰慕王石,曾多次向其请教房地产知识,并称其为"男人中的男人"。

不过,"二人相识于长江EMBA班"的传言乃是讹传。田上的不是EMBA,而是长江的一个文化传媒方面的短期培训班。该培训班在长江的最新学费是19.8万元,比起长达两年、价格高达69万元的EMBA班,要逊色一些。

王石也并非长江EMBA学员。作为行业翘楚,他自己就是供别人学习研磨的对象,曾在多所EMBA课堂为学生做讲座。

"王石如果来上课,肯定就是班级上的领袖,就是班长。"张亮说。张曾在四大的某商学院工作长达六年,自言"几乎在商学院每个部门和环节都呆过"。

据《南都周刊》记者了解,娱乐明星、传媒主播目前在长江学员中比例大约为10%,这在其他商学院并不多见。

"长期以来,四大的学员同质化严重。不妨把这次事件看做长江差异化战略的一个侧面。"与各大顶级商学院有过接触的杨钦说。

而作家木子美讲述的"EMBA班房卡"的故事在网上也流传甚广:"女同学在附近开好房,领两张房卡,塞一张给他。意即,我住在某某酒店几号房,欢迎光临。今天没空就明天再来。"

"这种事情我没见过,也不相信。"上海泰祺培训学校校长刘庆梅说。他是中欧2010级EMBA上海班的学员,今年10月底刚毕业。泰祺在上海是一家专注于MBA、MPA等专业考试培训的大型学校。

"EMBA的女学员不多,而且都是商界女强人,不会这么丢面子,男的一般也不喜欢。"另外,刘庆梅补充道,"不同的人从EMBA班看到的会有差异,这和他的职业和视角有关。司马南看到的可能是毛泽东思想如何指导商战,木子美看到的或许就是男女约炮。"

不过,在顶级商学院的课堂上,除了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家庭重组偶尔也会发生。"这其实和其他场合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发生在商学院而已。"多位EMBA学员表示。

"贵"就一个字

和MBA的全日制教育不同,EMBA和高管研修班针对的主要是在职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月末集中上课。

入读EMBA班并不需要考试。学员一般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也有10%的机动名额会放宽到大专学历。"背景很重要,如果条件好,又没有本科文凭,就走那10%。"张亮说。

不过,并非有钱就可以上名校的EMBA。在早期还是25万元学费的时代,清华EMBA就曾拒绝过愿意出价25万美元的老板入读。明星入读,一般也需要有商业经历。赵本山能够入读长江企业CEO班,除了他在娱乐圈的影响力,本山传媒在2008年创造的全国演出市场奇迹亦是重要原因。

贵,是外界对商学院的主要印象。在顶级商学院,EMBA一般在50万到70万元之间;而短期高管研修班则根据课程需要有不同的价格,从三五万到百万不等,如长江中国企业CEO班目前学费为92万。

EMBA课程班几乎每年都会涨价。"要上就赶快,明年就涨价。"这是招生老师的口头禅。中欧2010级EMBA北京2班学员、内蒙古奶联社副总经理李兆林读书时,学费是39.8万。现在,中欧、北大、清华的EMBA课程学费一般在50多万,而长江则接近70万。

这只是学费。"算上出差、食宿、社交、慈善捐款等费用,一个清华EMBA学员一般的花费是学费的double(双倍)。"张亮说,"也有学员贷款来读的,大家也看不出来。"

中欧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长江则要triple(三倍)甚至quadruple(四倍),平均达到200多万元。不过,对于不差钱的富商来说,这不算什么。

巨额学费背后带来的回报也是丰厚的。清华早期EMBA班的学费是25万元左右。"有个企业家上过第一堂课之后说,'我在第一节课上学到的理念让我茅塞顿开,25万值了,以后都是赚的'。"张亮说。

学业之外,单单是"同学情谊"这个无形资产,陡然之间转化成金钱的能量是无与伦比的。蒙牛集团前董事长牛根生入读长江CEO班时,因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蒙牛股价急剧下滑。老牛对同学一番动情哭诉之后,柳传志、俞敏洪等同学慷慨解囊,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救灾款"瞬间送达,助其渡过难关。对牛根生来说,这笔融资比去银行贷款容易多了。

在其他学校的EMBA班,同学合伙开公司、做生意的较为常见一些。但也发生过"杀熟"悲剧,学员被自己的同学欺骗。

的确,讲感情,伤钱。

同学不同"志"

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数位长江、中欧和清华EMBA学员都无一例外强调,系统提升管理能力乃是其报考四大的首选,"当然,不可回避的是,这里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有大量的人脉资源"。

商学院的学员,主要分为民营和股份制企业高管、国企央企高管、政府官员和明星主播等。其中,学院派的北大、清华等商学院,因地处北京,国企、央企高管和政府官员相对多一些,中西合璧的中欧则以外企经理人为主,明星主播一般是长江的"特色"。

尽管坐在一个教室里互称"同学",但除了"充电进修"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各类型学员的目的各有不同。

学员选择上什么学校,有多重考虑。学校的风格是一种:北大的包容、清华的务实、中欧的严谨、长江的开放,是受访学员的普遍感受。

"四大"一般都会开设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分校,各分校多以本地学员为主,但也有来自外地。学员一般就近选择,以本地学校为主,但也有权衡。

"为什么不就近上课?"《南都周刊》记者问。

"为什么要就近上课?"《EMBA视界》主编刘元煌反问说。

据刘庆梅观察,来自北京总部的某IT公司的学员会分别去不同学校的不同校区分开上课。这种情况很普遍。"可能是出于战略考虑吧。"刘庆梅分析说,"如果他们准备进一步开拓上海市场的话。"

官员一般都是市长或分管经济的副市长来上课,党委系统的很少。除了增强管理能力、寻求发展策略等,有时带有招商引资目的,他们喜欢去北京上课。

2011年6月5日,刘庆梅所在的中欧2010级EMBA上海班以及老师、校友等共计约60人,去江苏太仓进行游学活动。东道主为太仓市副市长、中欧2010级EMBA上海二班邱震德。学员们参观了港口和一些企业,还打了一场高尔夫。太仓市委书记浦荣皋出席午餐会并介绍了太仓的发展。

据参加活动的刘庆梅介绍,太仓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亦有和学员见面。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原福建省武夷山市市长胡书仁是清华2002级EMBA学员,亦曾担任清华EMBA福建同学会荣誉会长。他在担任市长期间,就是通过清华的同学联系到张艺谋,后在当地策划了"印象大红袍"项目。

对于垄断企业的领导而言,除了学习现代的管理知识,结交朋友、放松心情要比结交生意伙伴来得实在一些。

"中欧的作风比较务实,欧洲人也比较严谨,有些老总来这里本来是想放松一下,但其实发现学习更辛苦。"刘庆梅说,"我本来希望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但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我的最大收获。"

刘俊林是清华2005级EMBA学员,现在是北京青年商会的副会长。他说,EMBA这段经历也让他得到了"蜕变":"可以说,EMBA改变了我的一生。这里百花齐放,各行各业的人相互碰撞,让我对未来和理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学校在为学员分班时会把不同行业、背景的学员混编在一起,以便"形成思想上的碰撞"。企业生产、供应、销售链的上下游学员之间也容易形成生意伙伴。河北籍某企业总裁刘刚是清华、北大、人大等各种高管研修班的常客,这里认识的人有的会成为客户,不过常常以成本价提供产品和服务,"都是同学"。

虽然并不常见,但EMBA班级有时也会出现"挖角"的现象。刘庆梅说,他有个同学原是广州某企业董秘,上课时认识了上海的一个老板,后来被挖到上海来了。

对于"名利场"这个说法,李兆林以及多位受访学员并不认同:"一来,同学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氛围,说话无拘束也不做作;其次,'同学'二字也让人感觉平等,平时并不以职称相称。"

去名校读书,实现少年时的梦想,见到偶像,亦是部分学员的动力。刘俊林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自小就梦想读清华。当接到清华EMBA的录取通知书时,"少年时的梦想和简历上的辉煌",让他有一种满足感。

赵本山是经过他的下属、本山传媒副董事长、长江12期EMBA学员肇恒玉介绍,入读长江中国企业CEO班的。赵本山仰慕长江的创办者李嘉诚:"他是华人圈的首富,华人的骄傲,这足够了,我就冲这个去的。"

牛根生亦然,他是长江首期CEO班学员。2006年,他在香港受到李嘉诚接见,"高兴得半宿没睡觉"。

高官、巨商、明星校友都是商学院的荣耀,他们常常被挂在网站的"知名校友"或招生简章里,有时会被招生老师挂在嘴边,用来招徕目标学员。

明星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长江CEO班开办到第四期,马云、史玉柱、牛根生等"大鱼"被一网打尽。但若论新闻轰动,还得靠本山大叔。赵本山入读后,长江创始人、院长项兵说:"现在,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也知道长江了!"

低调的奢华

顶级商学院的EMBA班和高管研修班成为富翁们的集中地,他们以"进修"为由,主动地汇集在一起。

尽管富豪云集,"但是EMBA学员并不炫富", 内蒙古奶联社副总经理李兆林说,"刚开始的时候,个别同学显得有点大腕的范儿,但其实每个同学都非常出色。现在的中欧学员,单从企业名字来看,并不能看出多少差距。相比较EMBA班,短期的研修班入学门槛低,学员之间彼此了解也不多,有些人比较'装'。"

"炫富是很土的。这里不欢迎自私的人、很拽很嚣张的人。"长江EMBA16期学员卢俊文说,"慷慨、低调、有奉献精神的人会受到大家尊敬。"

低调,是真正的有钱人的必备修养。EMBA学员之间并不比拼财富。网传长江学员之间流传一份不成文的"军规",其中第二条写道:"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也不要炫耀财富,因为这地方习惯鄙视有钱人。"

在"四大",不能不提及的,是他们的慈善活动。日常校友聚会时,以拍卖藏品方式筹集善款更是比比皆是。在2011年,长江至少举行了34项慈善活动,他们的"红领巾书屋"遍布各地。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长江校友在20天内就捐款达3.6亿元。

中欧2010级EMBA北京2班发起设立了"珍珠助学计划",一对一资助高中阶段的贫困学生,目前已经在安徽合肥开展了活动。

对于衣着仪表,穿得马虎似乎更需要一点自信。EMBA班学员的穿着比较随意,西装、夹克、牛仔都有,从外表看不出价值几何,他们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穿金戴银、珠光宝气。

在EMBA学员心目中,如何不经意地展现出财富是一门艺术。刘刚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无意间流露出他是老牌的诺基亚拥趸,因为他还在使用非智能的手机VERTU;而他手腕上刻有名字首字母的百达翡丽手表有时会将阳光折射到你的脸上,而结账时随意掏出的白金信用卡以及高级会所的年卡则昭示着他的身价。

EMBA学员们会根据所在行业和兴趣爱好成立相应的俱乐部,如金融、传媒、房地产、高尔夫、户外以及摄影等。中欧学员对母校的评价多用"务实、学风好,要求严"等词汇,这和北大、清华类似。他们都承认长江更加"高富帅"一些。 因此,中欧在名校之间的戈壁挑战赛中连年卫冕,长江则在高尔夫赛场上几度折桂。

政商成功人士多少都会对音乐、艺术,甚至是宗教有点兴趣。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是北大光华EMBA校友。他热爱音乐,用电脑作曲,曾创作了《神州颂》,并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全国巡演。

除了常见的国学、哲学、人文、艺术课程之外,风水、鉴宝、佛学等也会登上EMBA殿堂。中欧开设了一门《风水课程》,其中一名讲师是Kelvin Zhang,课程涉及推算宅命、楼宇选择、室内风水、掌纹面相、周易八卦等。

豪车在顶级商学院的EMBA班中难得一见,常常穿梭在校门口但并不入内,倒是在职场初战告捷之后来攻读MBA的年轻学员来抢占车位。

"MBA的学员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大众、福特、广本之类,自己找车位;EMBA学员基本上不开车,都是司机接送,五花八门,什么车都有。我在上海交大EMBA的庆典上就遇到了一个开保时捷的女士。"杨钦说。

如穿梭的豪车,商学院里的商界乃至部分政界精英鱼贯而入,难免鱼目混珠,纷繁芜杂;而发生在商学院里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应接不暇。

"班长"不好当

赵本山入读长江企业CEO班第四期,上课第一天的同桌是汉庭连锁酒店董事长、携程网创始人之一季琦。

赵本山很快就成为了班长。班长一般由知名度较高的学员担任,如演员任泉亦曾担任长江EMBA班班长。

"赵本山当班长最合适。一来,各企业的老总有的不认识,但他们都认识赵本山;二来,大家都是当一把手习惯了,也不习惯被人家领导。选一个明星当领导,大家心里都没意见。"杨钦分析说。

EMBA班一个班大约60人,设有班委会。班委成员大约有七八名,有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宣传委员等,类似于大学课堂。各委员职务会考虑学员的个人兴趣和背景,如教育行业的高管一般是学习委员,文体委员一般由女士担任,媒体出身的一般负责宣传和外联。长江还设有秘书长,一般也兼任慈善委员会的工作。同学聚会时,一声"班长"饱含诸多情谊。

一般来说,班级中并无党团系统。班上会募集班费用于集体活动开支,各有不同,一般每人五千到一万左右。

班委意味着责任,要付出比其他学员更多的精力,尤其是金钱。"当班长,关键是有钱、有闲,还要有奉献服务精神。"卢俊文说。

给已经离开学校一二十年的企业老总讲课,EMBA的教授并不轻松,他们要使出浑身解数,让课堂变得有意思。案例教学、师生互动、分组讨论是主要的授课方式。学员一般会根据项目需要,随时分组,组员并不固定。

"一种情况是,如果学员里有高官和行业翘楚的话,轮换分组可以让学员都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张亮说,"部级官员和业界领袖的周围会自动汇聚一大批学员。"

去外地游学,在EMBA中很常见。北大、清华、中欧都有自己的校园,上课相对固定,但也会开展三五次外出学习的机会,清华称之为"移动校园"。北大国际EMBA安排的游学地点有西点军校、四渡赤水纪念馆、山东孟良崮等。

长江没有大型校园,一般都是在五星级酒店、度假山庄上课,长江学员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上课。当然,这需要钱。

此时,校友和同学会各显神通。今年五月,长江16期学员去杭州上课,"浙江籍的同学和校友承担了全部200多人的食宿费用,五星级酒店,每人一间。"卢俊文说,"不少人还带了家属。长江的学员上课时是可以带家属的。"当地的校友会则组织人马,安排长江太太团游览西湖。

长江的交际多一些, 互相请客吃饭也是常事,这是多位学员共识。长江学员李亚鹏常常在东方广场附近宴请同学。

赵本山在2009年5月荣升班长后,旋即在6月13日邀请同学聚会沈阳,到场者从原定的60多人一下子变成了280多人。当晚,在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央视主持人张泽群调侃说:"以前春晚他卖拐,见到项兵他改买了。"

在中欧等学校,学校组织的游学比较少,花费相对少一些。但是他们私下的活动会多一些。东家会主动埋单,其他人有时也会抢着买。同学聚会难免要喝酒,这也是很多EMBA学员自己不开车的原因之一。"据说,长江人的酒量相对大一些。"刘元煌说。

酒场上,学员都很体面,高官也不摆架子。李兆林说:"我所在的课题组有一个是国家某改革小组的副组长,工作上给某副总理直接汇报。无论是上课,还是做论文,他都是格外谦虚。今年八月,他召集我们在安徽会馆晚餐。我晚点了,告诉他们不用等。但我到了以后,发现所有的同学还在酒桌上等我,用那位同学的话讲,'等,一个都不能少'。"

论文也是要写的,毕竟要授予学位。论文一般以自己公司为研究对象,分组讨论一起写作。刘庆梅就是以自己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提交的论文,"肯定要写得认真一些"。

校友,亦喜亦忧

"校友",有时候是一个虚幻的词语。本科的校友历经几十年,境遇出现天壤之别比比皆是。商学院在招生时候,往往都会强调他们"广袤的校友网络和丰富的人脉资源"。这也是一些学员学习的动力。

校友这层关系的确很重要,因此有学员会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一下。有的学员会连续上几个学校的课程。如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先上中欧读EMBA,后去长江读CEO班。刘俊林遇到过一个学员,先后在四大都读过。

因学员多是企业高管,难免出现因为工作忙而不得不休学、延迟毕业的情况。但还有个别学员会故意选择休学,"这样可以有两届同班同学"。

在长江,校友的概念尤其浓厚。某种程度上,长江重新诠释了"校友"的真谛。长江的学员喜欢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我有一次去青海,打电话告诉青海校友会的秘书长。结果一下飞机就有校友来接机,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而我和他们很多都不认识。在长江是一个大家庭,你要是去了某个地方不告诉人家,是要受罚的。"卢俊文说。受罚,一般是下次被同学贬损,多喝几杯。

截至2010年,长江已建立了35个校友会组织。长江的校友会网络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不过,真正靠"校友"关系攀上明星富贾的学员并不多。学习结束后,真正联系紧密的还是各种境遇相似的学员。"毕业之后,学员也会分化成一些小圈子。"刘元煌说。

和长江的几地学员上大课不同,中欧、清华等学校上课以班级为主,因此形成了以拓展队、同班同学为主要结交对象的"小圈子"。

"一般来说,拓展队员之间的关系最亲近,之后依次是同班同学、同期同学、校友。"卢俊文总结说。

李兆林所在班级的班歌是《两载同窗一世情》,诠释了EMBA两年同窗的感受。"毕业,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他们中的人会再次重逢在别的课堂上,共同参详国学、人文等非管理课程,更多的是互相帮助、扶持。

11月9日、10日两天,刘俊林忙得不可开交。他的EMBA校友董文洁担任总发行人的影片《万箭穿心》即将公映。该影片前不久在日本东京影展获奖,但由于"钓鱼岛事件",董拒绝领奖。为表支持,刘俊林自费在北京星美影院包下两个专场,邀请北京青年商会和清华EMBA校友共1000余人,提前观影。董文洁在现场向前来捧场的诸位校友和朋友鞠躬致谢,场面感人。

此次十八大,亦有不少代表拥有EMBA学位。重庆市长黄奇帆是中欧1998年入读EMBA的,彼时他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据悉,长江十六期学员里就有至少四位校友成为十八大代表:西安荣华集团总裁崔荣华、湖北省十堰市委书记周霁、河南省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长影集团党委书记刘丽娟。

当然,EMBA班也有一些后来不光彩的学员。

清华EMBA前几期汇聚了全国最有名的企业董事长和国企老总。原中纪委委员、中核集团原党组书记和总经理康日新是其2002年首届EMBA学员。2010年,康落马,后被判无期徒刑。康的同期同学、湖南"鸿仪系"掌门人鄢彩宏于2007年末被湖南省检察院正式批捕。

此外,清华EMBA班学员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途纯、原北京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亦在在2010年、2011年先后遇挫。

最近一位落马的清华校友是深圳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玉锁,同时也是深圳市人大代表。他是清华2003级EMBA秋季班学员,在10月24日被采取强制措施。2005年底,他回到清华做演讲,结尾时说:"今日我以清华为荣,来日,清华为我骄傲。"

北大光华EMBA校友中不忍提及的一位,是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王益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还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并协助创办了光华EMBA。王益对光华早期的EMBA招生作用甚大,"很多学员,是冲着他的身份来的"。王益在2010年6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任职锦州市副市长时,曾获得东北财经大学EMBA学位。王在不久前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蔡达标曾获2009年中欧杰出校友,亦是长江CEO班校友。2009年6月,中欧报道他时,称蔡达标为"弯道超车者"。但蔡达标最终在弯道受挫:在2009年"二奶门"事件曝光两年后,蔡达标被捕。

知名校友已成明日黄花。在下一年的招生简章里,他们的名字被悄悄画去,成为校领导讳莫如深的禁忌、校友之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媒体记者竭力搜集的八卦。

"出了事,自然就不提了。"杨钦说,"不过话说回来,这和他们的EMBA经历也没有关系。"

即便是和他们"有关系"的王石,其婚变的消息在EMBA也只是一个谈资而已。其实,EMBA班的富翁们也非外界想象的那样只认孔方兄,当王石婚变消息铺天盖地时,李兆林和同学讨论的,更多是十八大、宁波PX事件,以及对社会的焦虑。

而对于外界盛传的婚变流言,王石亦未予置评;而面对"桑迪",王石岿然不动,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文中张亮、刘刚、卢俊文为化名。南都周刊实习生李欣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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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的课,不是谁都能上

《南都周刊》

50万的课

记者_沈玎  上海报道

学院,这个与寻常百姓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带着人们对于富豪的片面想象,而幻化出各种权钱交易、利益勾结等传奇故事。

而EMBA也因其高昂的入学费用饱受诟病。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一线商学院EMBA的学费不降反升。2012年,中国六大商学院(长江、中欧、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学费均超过50万。

一边是人们质疑商学院的暴利和沦为富人俱乐部、婚介所的实质,另一边,是如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所言,"好的商学院,学费收入只占营运成本的30%","商学院是慈善事业"。

到底什么才是EMBA办学背后的真正商业逻辑?

招生

中国最早引进EMBA教育的是中欧国际商学院。1995年,42名第一期中欧EMBA,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批EMBA学员开始学习,当时学费是10.5万元。

虽然芝加哥大学教授维拉德·J·格雷厄姆提出EMBA这种教育模式已经有50多年,但中欧要招到这42名学员并不容易。时任中欧国际商学院院长的张国华(已于2006年1月去世),带着一帮同事,不得不像推销员一样,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去拜访,向他们介绍EMBA,解释为什么要花10多万元去读这个班。

到现在,17年过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EMBA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一共64所高校获得开办EMBA的资质。学费最高的长江商学院,其2013级EMBA班的学费高达68.8万元,而中国排名前十位的EMBA,同比2011年,学费平均涨幅达到了15%。

在此链条的另一端,EMBA的高学费也让各大高校趋之若鹜,一些名牌高校EMBA项目的年收入,普遍在2亿元以上。而学员似乎对于价格并不敏感,在招生人数上,中国的EMBA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平均标准。

一般来说,国外商学院为了保持EMBA精品化的地位,每年招生的人数最多的都不会超过100人,而在中国,一个商学院每年的招生一般都要几百人。其中,北大和清华的EMBA,招生人数都在300人以上,而中欧一年就招收了700多名EMBA学员。

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8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4年以上管理工作经历),较大规模企业的现职高层管理人员才可报名。

"这一要求就较为宽泛了,什么才是较大规模?"纽约大学中国区代表杰克·陈批评中国做什么事都很喜欢留有余地。

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副教务长、EMBA课程主任陈杰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张志学,都纷纷表示自己的门槛高于平均水准,北大EMBA招收的学员,只有八年工作经验的仅占10%左右,而中欧索性要求招生必须要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

入学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考试内容据清华大学EMBA班的招生老师介绍,"只有初中难度。"

要想成为EMBA的学员,资格审查是最重要的。报名长江商学院,首先要填写长达7页的标准审核,从职位到薪水,从向谁负责到管辖多少人,从企业所在行业地位到年终奖,事无巨细。

而面试阶段,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考察学员的背景是否属实。"学员要写一个短文,描述日常工作。"陈杰平告诉记者:"实际上就是考量你对公司事务的实际参与度。因为有些人只是冠名,并没有参与实际的管理。"

中欧一般会设两个面试官,其中一个面试官是中欧的校友,另一个是中欧招生团队的高级经理或者教授。"不用担心面试只是走过场,因为作为中欧的面试官,你当然不希望未来自己的校友层次太低。面试官天然地会把不够格的人排除在外。"

原本是中欧EMBA学员的方铭(化名),毕业后,志愿帮中欧做了几年面试官。"最大的感觉是,现在的EMBA学员,水平比前几年差些。因为老板们都念得差不多了,入学的多是下面的管理层。"

曾在某名牌商学院工作过6年的张亮(化名)也承认:"学员永远都是前几届最好的,以后都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说,大鱼都被打捞完了。"

为了获得持续的生源,商学院之间在招生策略上绞尽脑汁。EMBA的招生广告一般刊发在航空杂志和高端财经类纸媒上,常年招生,并无固定的招生季。若因招生名额已满,而又希望录取该优质学员,则学习国外大学"延期入学"方式,提前发放通知书。

对于官员的入学,商学院一般会免费或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但在账面上,是要收钱的,免得节外生枝,减免费用一般通过奖学金的方式返还。"杨钦告诉记者,他是美商在华分公司的一名项目执行官,与各大商学院都有多年的合作和交流,熟谙个中掌故。

"中欧商学院每年都会拿出很多钱去招收政府官员。"陈杰平对此直言不讳,"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能够把先进的管理理念,传送给政府官员,比如像市长副市长,那么他能够影响到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这一座城市。"

"但政府官员有个问题是他不可能像大老板一样支付那么高的费用,所以中欧不会招收太多官员,每年不超过5%。" 陈杰平说。

目前这些顶尖的EMBA班,在年年涨价之后,还能维持近3:1的录取比例。一些非一流商学院的EMBA项目,招生则相对艰难,多数勉强维持国家准许的招生规模,有些甚至无法招满。整体EMBA的招生情况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账本

在商学院中,目前长江被公认是"高富帅",中欧、北大、清华等学校的EMBA课程学费一般在50多万,而长江则接近70万。

读一个EMBA为什么那么贵?首先,要成为一家顶尖的商学院,其运营成本当然也是非常惊人的。以中欧商学院为例,目前中欧的教授中,持非中国护照的教师占70%,持中国护照的占30%,外国教授平均在中国生活工作十年,中国教授平均在海外生活工作了11年。

"跟我们抢教授的,不是国内的商学院,而是国际一流的商学院。"陈杰平告诉记者:"所以,你的薪酬必须要有竞争力。香港商学院的薪酬已经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地方了,但可以明确地说,中欧的薪酬要比香港还要高。"

长江商学院的薪酬比中欧还要高一些。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希望在未来5年内,能够聘请到70位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教授作为自己的常任教授。而这些美国商学院常任教授的年薪一般在15万至20万美元,顶尖的甚至上百万美元。

不过,目前长江商学院只招募到33个全职教授,和16个访问教授,进度远远低于项兵的预期。"不是给钱就行的,让孙宝红辞掉卡内基梅隆的讲席教授?太难太难了,"项兵说,"不过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多教授希望了解也希望参与到这个进程中。"

为了养这些世界级的教授,商学院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教授一定要出研究成果,不然就会贬值。过去5年,长江33个全职教授,在全球24个顶级学术期刊上,人均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六。

"把这帮教授请来已经很难了,请来以后,持续出世界级的成果就难上加难。"项兵告诉记者。花大价钱把名师请回来后,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持续培养,比如支持他们做研究、与同行交流、打造研发中心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当然,任何产品的价格,都不是由成本决定,而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价格降下来,将带来更多的求学者,也就带来了更大的招生压力。

"我们决不做行业中价位最高的,但普遍价格上涨使我们不得不随之水涨船高,北大不可能和二三流院校的价位相似。"北大EMBA主任张志学表示。

"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把学费调高了,如果我们学费太低,它跟市场是脱节的,"陈杰平也常说自己的学费是"被上涨了","而且,学费高低要看性价比,国内现在也有十几万人民币的EMBA,但如果质量不高,那还是算贵了。"

即便如此,如果仅仅依靠学费收入,很多商学院仍然是"入不敷出"。在一定程度上,长江商学院还倚靠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

"这一块国人经常有误解,你学费那么高,怎么不挣钱啊?"项兵说:"其实好的学校,没有一个能赚钱。美国十大商学院,学费只占营运成本的30%。你要是想挣钱,你就不要聘世界级的教授,不要做世界级的研究。教授讲了课就走,做成一个培训公司,那是能赚钱的。"

上课

在EMBA的课堂上,主要教授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简单的技巧。EMBA能够丰富理论基础,但不一定会对企业经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抱着急功近利目的的人并不适合读EMBA。"一位现场的学员向记者介绍。

中国的EMBA是在国外EMBA教育几十年的经验基础上开办的,所以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照搬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现在,很多EMBA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本土化的案例。

"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比如说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国的管理水平,全世界第一。"陈杰平告诉记者:"再一个,中国的监管环境也跟国外不一样,中国的发展阶段也跟国外不一样,所以必须要针对这个特点来授课。"

其实EMBA的课程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方铭一共在中欧学习了两年,每个月会抽四个整天的周末时间,去学校听课,回家后做各种各样的作业和论文,一点也不轻松,很多学员还要从外地赶来,上完课再回去。

李兆林也觉得,上EMBA,"累"是普遍的体验,特别是课程上到第三天的时候,常常有脑子转不动的状态。每天上课听讲、记笔记,课间小组讨论,课后小组或者个人作业,熬夜是常事。且小组之间需要PK,对于原本就要强的EMBA学员,更是一种紧张的训练与考验。李兆林的一位在海尔工作的同班同学感叹,本来想借上课的机会好好地调养一下,"没想到比原在海尔带领几万员工还要累"。

第一学年主要学习核心课程,通常每月集中授课四天(通常为周四至周日);第二学年开设选修课,内容包括企业战略、组织管理、财务金融、营销、创业等。EMBA课程实行学分制,每个EMBA学员必须修满60个学分,并达到评分和考核标准方可取得学位。方铭班一共有60人,最后真的有好几个同学没有如期毕业。

中欧的EMBA分为中文班和英文班,一开始,英文班的学生自视甚高,看不起中文班,但很快情形就变了。英文班多是外企管理层,给人打工,而中文班,多是私企老板,能力和气场完全不同。

当然很多企业家喜欢上EMBA,还有另外的需求。"国外都有教会,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它也是一个心灵的庇护所,可以倾诉内心的情感。"陈杰平告诉记者:"但中国的EMBA学员,很少有这样倾诉情感的渠道。"

这些企业家在企业里高高在上,跟他对话的不是上级就是下级,不是客户就是供应商,不是竞争对手就是政府的监管部门。"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他不可避免要比较矜持,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他们到了学校之后,在同学面前,没有利益冲突,放下了面具。"陈杰平夸张地说这是"找到了做人的乐趣"。

EMBA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搭建人脉的作用也吸引了很多富豪的目光。"我没什么特长,我是卖汽车的,大家要买车的找我。""我也没什么特长,我是开酒吧的,大家要喝酒的找我。""我不卖汽车也没开酒吧,我是办学校的,如果有哪位同学的小孩要读我那个学校,只要过了分数线,一定优先录取。"—据武汉一家媒体报道,这是当时EMBA第一堂课上最受欢迎的自我介绍方式。

"对于我们的EMBA学生来说,我们大概有2万个校友,其中17%都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CEO、老总和董事长,你可以看到这些校友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网络,而且他们也是覆盖了中国的很多行业,这17%的中欧商学院校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动力。一般的学生可能要花20多年才能有这么多的校友资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John Quelch表示。

在长江商学院,有个学员是做电商的,他的物流存在问题,于是他向很多做物流的同学请教。"这些同学每个人都有二十几年的物流经验,随便提了几条建议,这些建议,到咨询公司,200万美元都买不来。"项兵告诉记者:"这个就是EMBA相互学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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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被软禁两年,刘晓波之妻刘霞哽咽称太荒谬

图:刘霞在家中接受了媒体的访问,讲述了被软禁以来的遭遇。/美联社

北京,中国——刘晓波的妻子刘霞12月6日得以向美联社的记者讲述她两年来的遭遇,自从她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两年来,刘霞一直被软禁在位于北京的家中。这一报道发出后,她的境况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刘霞用颤抖着声音接受了26个月以来的首次访问,据悉美联社的记者是在趁看守刘霞的人走开去吃午饭时得以进入到她的寓所,意料之外的来访者令刘霞十分惊讶。

刘霞说,她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是荒谬的,这种遭遇同北京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表示祝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霞说她的住所没有网络和与外界联系的电话,每周只被允许外出一次采购和探望父母。

她哽咽的说道,"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荒唐的一个地方,荒唐到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人,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他得了奖,我不能出门,我一直觉得太荒谬,我觉得就是卡夫卡也写不出这么荒唐的事。"

报道还称,刘霞可以每月到监狱探访她的丈夫,目前不清楚刘霞何时获准定期探访刘晓波,也不清楚在这次访问之后,这种探访是否能够继续。此前,刘霞曾在刘晓波获得诺奖两天之后探访过他,并向外界表示刘晓波将这个奖献给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此后超过一年时间里当局禁止刘霞探访刘晓波。

对于自己遭到软禁的情况,刘霞表示被禁止对丈夫讲述这些,她说"不许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论这个就不行",不过刘晓波也知道她遭到软禁,她说"然后反正大概也能明白,我就说我跟你过的其实差不多。"

刘晓波是中国《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今年已经是他在狱中的第四个年头,2009年他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处11年监禁,对于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刘晓波的妻子也遭到了长期的软禁,外界对她的探访和她的自由行动权利都被禁止,人权组织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政府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家庭最为严重的侵犯。



苏联帝国的"债务尾巴"

帝国的"烂帐"今年9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免除朝鲜欠该国110亿美元债务中的90%。不久之后,俄财政部又称将与古巴恢复减免该国欠俄260亿美元债务的磋商。这两笔债款都是前苏联遗留给俄罗斯的债权。消息传出,国际社会重新聚焦苏联帝国的这笔遗产。盘点之后却发现一个极为讽刺的事实,莫斯科用大把石油美元填上了苏联留下的债务窟窿的同时,苏联庞大债权却基本上成了无法收回的烂帐,大批海外财富的"过户"也进展缓慢。最终,莫斯科在归还了所有债务之后只能硬着头皮放弃对大部分债权的追讨,换回尽量多的地缘和经济利益。

苏联解体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在自己的国际收支帐户上看到一个巨大的讽刺:莫斯科欠着西方国家及其银行、企业960亿美元,自己昔日子民的大量存款和国债也无力支付,但与此同时这个帝国散布于全世界120个国家的3645项不动产、地皮、黄金、钻石、有价证券等财富却因尚未"过户"而处于"无主"境地,全球57个国家还欠着莫斯科将近1500亿美元的债务尚未归还。债务和债权及海外财富都很庞大,这些注定是从苏联到俄联邦这一身份转换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只是,西方紧催还债的同时,俄罗斯却难以将海外财富收回,甚至连昔日从苏联这里拿走诸多恩惠的"小兄弟"们也都拒绝还钱。一肩扛起苏联债务的俄罗斯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联大厦已然摇摇欲坠。在这次政变中,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未有任何行动,只是不断向熟识的莫斯科官员打电话询问事件进展。最终,通过政变看清一切的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后事",其中就包括苏联债务、债权和海外财富的分配问题。刚刚于9月5日取代苏联部长办公室而成立的苏联最后一届政府——苏联国民经济临时管理委员会在9月和10月间举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苏联"末代总理"伊万西拉耶夫将债务、债权和海外财富分配给了各加盟共和国,即将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分得了61%,乌克兰分得16.5%,其他几个国家也各得其所。

但这却是一份"先天不足"的分配协议。在苏联债务问题上它执行"统一责任"原则,即若某国不还款,其他国家要为其垫付。责任不明的后果自然是偿债进程迟滞不前。西方债主心中焦虑,于是1993年债主们的统一讨债组织巴黎俱乐部就派出时任主席的法国人让-克罗德特里谢到各个独联体国家斡旋。最终,特里谢凭一人之力成功说服各国,《零点协议》横空出世。在这份协议中,各国都同意苏联债务、债权和海外财富全部由俄罗斯独担和独享。除乌克兰议会最终没有批准这一协议让此事留下一个延续至今的尾巴外,其余国家对此均未有异议。

直到现在都有人质疑当时莫斯科的决策,一肩扛下苏联全部债务,明智么?但是就像前俄中央银行行长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所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核国家等大国权利的继承实际上直接与苏联的债务归还状况相关。在这一问题上,列宁政府的前车之鉴很值得注意,当时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不承认沙俄政府欠下的债务,西方因此而受到的刺激显然与后来多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有着关联。苏联解体后诞生的俄罗斯联邦显然无力也不愿刺激西方,若无法顺利继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核国家等权利,这种损失显然不是赖掉几百亿美元的债务所能弥补的。2001年,时任俄财长、被普京极为倚重的库德林不堪西方在苏联债务问题上的强硬,宣称莫斯科可能终止还款。此言一出,大受刺激的巴黎俱乐部立即威胁对俄祭出经济制裁。莫斯科随即偃旗息鼓,否认了财长所说的话。此外,根据专家计算,仅苏联遗留海外的诸种财富的价值总和就远远高于苏联债务,更何况还有数额同样高于债务的债权。

迷雾中的海外财富

俄罗斯花了15年的时间来整理和收回前苏联在海外留下的众多财富。在外交研究院著名历史学者西罗特金等人的推动和帮助下,终于于2006年7月将所有这些财富编制成册。共3645项,分布在120个国家内。在这一庞大的目录中,其中967项已被交给隶属于俄总统办公厅下属的总统事务局打理,其余的由外交部管理。所有这些财富中包括170万平米的房产和601.2万平米的地皮,房产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城堡和别墅,比如苏联政府于1975年买下的舍列梅奇沃公爵在巴黎的宫殿。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黄金、钻石和有价证券,比如二战后保加利亚作为战争赔偿交付给苏联的"保加利亚烟草公司"。而有关黄金和钻石等财富的信息则极为不足,官方亦讳莫如深。 这里面,隶属于总统事务局的财富分布于75个国家,除房产和地皮外,还有全球170家公司的股份。这其中,英国、日本和波兰数量最多。

那么,这笔庞大的财富究竟价值几何呢?帐面上,他们总共价值30多亿美元,但根据俄统计院给出的数字,他们的市场价值在1500-2000亿美元之间。英国私营公司"PINKERTON"统计后称,它们价值4000亿美元。此外也有专家给出了6000亿美元的天价。这些都是2006年的数字,如今其价值想必更高。就像苏联在俄留下的诸种产业一样,这笔财富中的房产等产业如今大多已破败不堪,急需大笔资金进行修缮。如今,它们仍进行运营,2005年还赚回了2000万美元的收益。当时,俄总统事务局认为,它们可以自给自足,这就很不错了。

2006年,这笔财富的目录编制出来时,已经有包括美国在内的87个国家认可了俄罗斯对分布于本国的苏联财富的所有权。在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8个国家内只有部分财富被成功"过户"。而在剩下的国家里,全部都未能转至俄罗斯名下。无论是他们还是中国等8国都因为乌克兰的外交干涉而没满足俄罗斯的愿望。正如上文所言,乌克兰议会当年没有批准《零点协议》,直到现在都不承认俄罗斯有权继承所有苏联海外财富。

遥不可及的债权

至于那数笔总额近1500亿美元的债权则远比海外财富更加可望而不可及。这笔债权主要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处于其势力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援助,而且其中80%以军火和军事技术的方式提供。正因此,这批贷款就具有了政治性太强、产品价值换算有争议、汇率和货币单位换算难统一等特点,使得其追讨难上加难。更何况,欠钱的基本上都是穷国。古巴、蒙古、越南、印度、叙利亚、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埃及、柬埔寨、朝鲜等17个国家的欠款就占到总额的95%,绝大多数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即使他们愿意还钱,恐怕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压根就想赖掉自己那份债务。俄与朝鲜就债务问题谈判多年,好不容易才谈出一个"朝鲜承认贷款、俄减免大部分"的结果。而古巴卡斯特罗则干脆在普京造访哈瓦那要求还钱时提出俄在古巴租借雷达基地费用问题和苏联突然中断合作项目所造成的损失问题。结果,古方提出的追缴和赔偿数额居然远远高于它欠俄罗斯的260亿美元。

古巴和朝鲜成为两个典型。俄减免朝鲜贷款之后,俄国内议论纷纷,毕竟这么大一笔款子打了水漂,任谁都会心疼。但无论是"回声"电台搞的讨论还是《机关报》的分析文章都提到这批贷款的政治属性。毕竟当时苏联贷款给古巴和朝鲜时主要着眼于其独特的地缘地位。如今两国虽不还钱,但当年又何尝没有为巩固苏联地缘政治地位作出贡献?《机关报》则拿出苏联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扎克的"不受欢迎债务"理论。根据扎克的观点,如果一笔贷款是贷给专制政体的,且不是用于人民福祉的,而且债权国政府清楚这两点,则这笔贷款就是不具合法性的"不受欢迎债务",其归还自然将受到限制。该报认为,苏联贷出去的钱大多为此类贷款。

莫斯科自然曾打算用债权充抵债务。但除90年代中期曾用100亿美元债权充抵欠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债务及后来用越南抵债货物充抵欠斯洛伐克的债务外,这一方法未能广泛使用。在90年代中期,俄仅与自己10个债务国签署了偿债协议,其中有5个还无法按时还款。

由于西方催债急迫,故而俄急于变现这批债权。1997年,当时叶利钦近臣丘拜斯与巴黎俱乐部代表在香港签订协议,俄罗斯正式成为该俱乐部成员。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此出现,俄罗斯作为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是债权大国,但同时却又欠着其他成员国大笔债务。这里面自然折射出莫斯科面对苏联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时的无奈。

但是这个成员国身份所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极其有限的。当时,只有25个俄债务国与巴黎俱乐部签有协议。也就是说,俄只能利用巴黎俱乐部框架解决这些国家的债务,占其债权总额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为非洲国家,与他们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有的甚至将还款延期到2035年。

最终,看到该问题实质的普京还是走上了为这些国家减免债务的道路。从2001年到2012年,俄为阿富汗、蒙古、伊拉克、利比亚、朝鲜等12个国家减免的债务总数达到869亿美元。减免过程中,也出现过卡扎菲用一顿早餐的时间说服普京减免利比亚1亿美元的花絮,被俄媒誉为"史上最贵早餐"。当然,每减免一笔债务,俄都会获得在响应国家的经济和地缘利益。但是,即使有这点"甜枣",莫斯科也会感到心疼的。

而俄欠西方的债务则一直让莫斯科如鲠在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在巴尔干问题上的软弱立场很大程度上有这笔债务的影响。故此,普京上台后力求尽早还上这笔欠款。好在他赶上了一波高价能源浪潮,在经历了数次债务重组之后,俄终于凭借着大把"石油美元"还清了欠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以及西方众多公司的欠款。这一事实曾被普京拿来加以渲染,将其视为俄国力提升的明证,一如当年叶利钦将俄成为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渲染成一场重大外交胜利。但谁都清楚,这两个所谓成果都是极为苦涩的。

除了还债的艰难和债权的难讨,苏联留下的烂摊子还发酵出许多暗疾。比如,俄数家银行都曾在90年代替国家追讨债权或清偿债务。他们往往勾结财政部联手利用苏联债务和债权本身的先天不足套取暴利。曾在俄红极一时的寡头亚历山大列别杰夫便是靠追讨国家债权发家。而当时财政部副部长安德烈瓦韦罗夫更是曾一手操控各银行的债务业务,被圈内人称为财政部的"灰衣主教",而其控制的债务业务则被称为"债务黑市"。所以,1996年瓦韦罗夫专车被人炸毁的事件被广为解读为圈内利益争夺激化的表现。深深涉入这一黑市的列别杰夫便被视为幕后黑手。此后,几乎每笔对外债务债权都会出现腐败现象,仅在这个问题上,财政部就曾有至少3位高官落马。

除了这些,苏联时代的储户欠款知道现在还在还。而欧洲人权法庭则在不久前作出要求俄政府立即兑现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笔国债的裁决。这些都是苏联至今未曾解决的"尾巴"。

历史的看,苏联将巨量的财富投入到地缘政治争夺中,由此换回的地缘红利却在解体后一朝近世。曾为苏联马前卒的朝鲜在解体后与俄关系几乎降为零,金日成1994年去世时,时任俄总统的叶利钦连唁电都没发,成了苏联昔日影响尽失的一大体现。不仅如此,这个帝国还将继承国俄罗斯联邦拖入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债务泥潭中。此中得失,令人玩味。



瑞信两张图解析中国劳动力“瓶颈”

华尔街见闻

最近,中国经济冒出了回暖的小嫩芽,官方和汇丰制造业PMI都在上涨,也都处于50枯荣线上方。对于全球需求来讲,这绝对是一个大好迹象。

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却越来越不能跟上需求的增长。工作年龄段人口在缩减,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在逐渐上升。

瑞信经济学家Andrew Garthwaite表示:

"中国似乎已经遭遇'刘易斯拐点',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已经耗尽,从而将导致工资通胀的到来。19-24岁的年龄段人群今年达到峰值,预计更广的劳动力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成本也会相对上涨,也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起到助推作用。"

下面两张图表就能够解释上述问题。左图为劳动力供应的下滑,右图为制造业劳动力单位成本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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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页岩油革命将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华尔街见闻

高盛分析师Kamakshya Trivedi发表题为"页岩油革命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报告,阐述页岩油革命可能不仅仅会改变全球能源格局,还有可能改变整个全球经济格局。

页岩油革命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就是:油价将不再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生产的转变正在逐渐放松油价的束缚,而这种束缚长久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永恒特征。如果全球需求增长能够恢复,那么油价上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风险就会消退。"

对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一革命也将对西方国家家庭收入产生连锁反应,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水平一直都受到油价上涨的拖累,页岩油革命将是这种拖累的终结者。

对产油国的影响:这还会对石油生产国产生攻其不备的冲击,对于产油国和产油商来说,高油价基础上的支出可持续性可能面临更多审查,显然是有负面影响的。

对央行、通胀的影响:此外,各国央行们还将能够把焦点从通胀风险中转移出来: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将导致核心通胀风险,于是也会影响到央行的措施。所以,能源通胀的低水平将意味着货币政治可能会更宽松。

高盛还表示,据估计页岩油产量将进一步平衡美国贸易,规模或达到GDP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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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体为苹果暴跌寻找的八大原因

华尔街见闻

这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但其股价波动风格越来越像垃圾股,动不动就暴涨暴跌。

11月19日,在没有什么新闻推动的情况下,苹果股价暴涨40美元,涨幅7%。

12月5日,苹果股价暴跌37美元,跌幅6.4%,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当日苹果市值蒸发350亿美元,有超过3700万股换手,远超过50日均量的2100万股。

苹果下跌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但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2%,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6%。因为苹果在标普指数中的比重并不高,道琼斯指数则不包括苹果。

下图为过去两年苹果的涨跌数值波动分布图。

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苹果为何暴涨暴跌,下面是全球媒体找的一堆原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1、发放特别股息的预期开始消散

FT:下跌原因包括许多因素,包括苹果在年底前发放特别股息的预期已经消散了。

路透:若政界未能达成预算协议,2013年股利及资本利得税率可能提高。许多公司因预期明年税率上升宣布了特别股息,然而随着时间不断过去,原先预期苹果今年会派发特别股息的投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

BGC合伙人科技分析师Colin Gillis说,"若你原来预期年底前会派发特别股息,其可能性已经降低,因为现在已经是12月5日。"

2、平板电脑竞争加剧 市场份额被抢占

Gillis还说,周三当天发布的2012年平板销售预测数据显示,苹果可能面临着Google更激烈的竞争。

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周三表示,2012年苹果最有可能在平板电脑市场上失去份额。IDC称,2012年苹果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上的份额将从2011年的56.3%降至53.8%,而Google的市场份额将从39.8%升至42.7%。IDC还预测2016年苹果的平板份额将不足50%。

苹果股价自9月以来跌跌不休,该公司能否抵御前所未见竞争压力的不确定性升高。今年价格较低的亚马逊Kindle Fire平板销售激增,而微软则是以Surface首度进军平板市场。在此同时,韩国三星电子持续以Galaxy产品线削弱iPad的市场霸主地位。

3、诺基亚与中国移动合作 苹果或处于不利位置 

彭博:诺基亚与中国移动达成协议,合作销售Lumia 920手机。可能会让苹果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上处于不利位置。虽然苹果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合作销售iphone,但苹果至今未与中移动合作。

4、技术崩溃:股价出现"死亡交叉"

彭博:Piper Jaffray分析师Gene Munster说,苹果股价下跌还可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交易员预计近期股价无法保持上涨,"典型的技术崩溃。"

这是苹果近6个月第三次跌破550大关。道琼斯的Tomi Kilgore注意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即当股价的50日均线低于200日均线。按照目前趋势,Kilgore预计苹果股价在本周末可能会达到这一价格。

5、清算公司上调苹果交易保证金

StreetInsider.com证实:COR清算公司将客户交易苹果公司的保证金从30%上调至60%,原因是"高度集中"。

提高保证金可能会限制投资者买入苹果。

6、对2013年初供应的担忧

Marketwatch:苹果在最近数月重新设计了它的产品,预计这些产品的供应在假期会很紧张,包括ipad mini和新ipad。 

7、与三星的诉讼战

法庭将重新审理苹果与三星的专利诉讼案,三星此次的诉求是联邦法官撤销或降低对该公司10.5亿美元的专利侵权判罚。

鉴于陪审团裁定三星存在故意侵权行为,苹果公司要求再追加5.35亿美元的罚金。

但三星辩称,赔偿金额应削减数亿美元。三星在提交给法院的动议中称,陪审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参照了不适当的法律标准。三星尚未支付这笔赔偿金。(WSJ

8、短期内没有新产品 股价失去催化剂

Marketwatch:与其他公司相比,苹果股价的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新产品的预期。今年前9个月苹果股价上涨超过70%,主要是基于对phone5和ipad mini的期待。但最近重新设计所有产品线后,苹果在2013年不太可能有重大新更新,除非他们推出传言中的电视。

BGC合伙人科技分析师Colin Gillis说,"短期内苹果的生产线预计不会再有更新,投资者担心假期后会出现产品真空。竞争在加剧,目前苹果股价没有具体的上行催化剂。"

 

各种传言太多,但Zerohedge说,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持有苹果的240个对冲基金12月肯定将陷入亏损。"这些家伙不在乎,这帮家伙会让提高保证金的电话直接进入语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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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访谈录:一个截访干部的忏悔录

姓名:李崖(化名)

职业:底层公务员

经历:04年到08年,长期参与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


1、我们跟黑保安、信访局外面的小旅馆都有合作

《江湖》: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
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 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我一个人连夜不休地开辆大面包车,开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话,就一
天不休息当天拉回去。那时我还没有驾照,现在也没有。因为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
块钱,办个驾照要两、三千块,我一直舍不得花那钱。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去雇几
个安元鼎黑保安帮我们把那几个人揍一顿,再弄上车。

《江湖》:您怎么与那些黑保安取得联系?

李崖:平常他们同我们,以及信访局周边的小旅馆都有合作。相互之间留有电话。
一些黑保安经常在国家信访局外边那些小旅馆里转悠。

比如哈尔滨南岗区有情况,小旅馆发现以后马上与保安公司联系。保安公司很快将
信息反馈到南岗区的值班人员那里。值班人员去到现场核实身份,确定是自己那边
的人,再将人带走。04年的时候,一个人头的线索费大概要给保安公司一百块钱,
现在都到两三百块钱。如果让保安送的话,是按公里收钱 的,像哈尔滨送一次恐
怕得好几万了。

2、信访局外面大面包车里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江湖》:你截访的时候给那些黑保安多少钱?

李崖:我截的时候便宜,如果仅仅是帮着把人打一顿,弄到我们车上的话,一个人
两三百块钱就行了。如果要他们出车送的话,一个人在两 千块钱左右。现在这些
活儿都还在做,像国家信访局门前停的一些大面包车里那些穿着类似于警服的人,
身份都是冒充的。

《江湖》:截访的其实不是警察?

李 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买一辆大面包车,找几个退伍军人、地痞流氓干
这行当。驻京办人员把人控制好以后,送到小旅馆,小旅馆负责 24小时看守。这
种事 情现在还是很多,根本取缔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访群众的黑旅馆,国家打
击了这么多年,不少反多,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隐秘,截访技 术也越来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访人员吃住很差,根本谈不上有人权

《江湖》:上访人员的吃住有人管吗?

李崖:我们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颗白菜切了放点盐水,几十个人吃,米饭全是几
毛钱一斤的旧米。小旅馆里住的话,男女上下铺,都在一 块,一个房间十几个
人,厕所门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人权。

某个县某个乡的驻京办人员把上访者控制了以后,会通知这个县上访者户籍乡负责
的过去接人。过去接人的话,就得把驻京办人员控制人所 花的费用和小旅馆的费
用返还给他们。现在一个小旅馆关押一位上访群众一天的费用大概要两百块钱。这
两百块钱中就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五 十块钱。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蹲守,发现是我们的人把上访者控制起来再送往小旅馆的,我
们不会给小旅馆钱。当地乡镇领导派人来把上访者接走 时,一天需支付两百到三
百的费用。这个费用当中,小旅馆再一个人给我们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访四道关:车站蹲点、局门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给领表

《江湖》:在北京站蹲守的时候,您怎么能够发现他/她是来上访的呢?

李 崖:第一是当地会有一些资料。当地的干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
专门花钱安排内线打听他们的动向。比如明天是礼拜一,礼拜天 晚上估计会有哪
些人到 北京去。这时我们就安排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蹲守。有一些长期的上
访户我们都认识,这样的蹲守能截获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观色。因 为干得时间
长了,什么 地方的人,衣着打扮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上访
群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到长途汽车站以后再怎么往信访局去,都有规律可 循的。
再者一些看上去 比较可疑的,我们跟他们聊天,一说话漏出什么地方的口音,马
上能判断出来。这截访的第一道关就是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的查人。

第二道关是国家信访局周边的把守。我们会看衣着打扮,上去碰他一下,问他住不
住小旅馆,吃饭了没有。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能判 断出他来自什么地方。
认识的上访者,算落个人情,不认识的话,得给我买盒烟去。

第三道关是信访局门口的保安。他们会严格盘查进入人员,发现上访的人会在那儿
装模作样地看材料,核实他的身份证以拖延时间。在这个 间隙,就会有人给我们
打电话。保安举报的,我们要给保安一百到两百块钱的举报费。

如 果要是进去了,还有第四道关口,就是领表。现在严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
前管发表的卡着表不给上访者,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进去领 人。费用也相应
高一 些,得几百块钱。最花钱的就是到里面登记了需要我们销号的那种。有时候
几千块能搞定,但敏感时期,比如开十八大了,有个信访登上了, 得花掉好几万
块钱。我 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访事件,比如他带着材料上中南海门口去了,上
天安门广场去了,被人家发现了,这个花钱老厉害了。像到天安门广 场,被天安
门派出所的警 察发现了,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直接与"中央联席办"联系,然后
再通知我们。本以为这个环节应该是不用钱的,但每次一个人头就要花掉 一万到
两万。

5、内地上访高发乡镇一年维稳费要一百二十万

《江湖》:你们现在一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有多少?

李崖:现在像内地上访高发区的乡镇,一年的维稳费用大概在一百二十万左右。有
的县估计花费近一个亿,市里面更厉害。我们现在还少一 点,以前高发的时候,
一年在一百万左右。县里面一、两个亿。

《江湖》:怎么会花到这么多?

李崖:驻京办原来是买个房子,办个酒店。现在牌子换了,人员还都在。一个酒店
有服务员、有餐厅、甚至还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时候 领导也要再用用。前段时
间网上有一则信息,说一驻京办招按摩小姐。驻京时间长了,这些都是现实的需要。

6、维稳是驻京信访工作小组的重要职责,也是捞钱的重要渠道

《江湖》:你们每次去北京会带多少钱?

李 崖:以前五千,现在都要一、两万的。驻京的信访工作小组人员敲诈得很厉
害。比如说,他在信访局门口发现的人,他会骗我们说,这个人已 经进去领表
了,我们为 了销这个号花的好几千就进了他的腰包。有时候还会骗我们说,上访
者是被警察发现的,那费用就更高了。其实北京的警察,我觉得整体素质 还是不
错的。他们发现 上访的群众以后,会联系当地驻京办人员带走,一般不会要钱。
但是各地的驻京办都会说,这个被警察发现了,警察要多少钱……他们现在普 遍都
这样干。

我 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接触过,我们有一个上访群众跑到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控
制了。当时是我和他一块去的,及时到那儿处理了以后,我买了 两条烟人家都不
要,说 基层干部挺不容易的,你们把人带走控制好,别在这边闹事就行了。他们
主要担心上访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人家没有要我一分钱,从那 以后我就知
道,有一些 警察是不要钱的。

《江湖》:驻京办的职能有哪些?

李崖:驻京办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负责部分领导到北京游玩看病
的接待工作;另外负责请客送礼,联系北京的各部门。其 最重要的职能还是维
稳,发现当地的上访群众,及时控制并安排带回去。

《江湖》:既然维稳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钱呢?

李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在北京受条件的局
限,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搞钱。

7、花二十万买个乡长、局长,我都不想了

《江湖》:你们县在北京有驻京办吗?

李崖:有,有十几个人在京常驻,正科级单位,有专项经费保障。平常有人上访
了,就过去接。每年敏感时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十八大期间 又加派了几十个人到
北京去值班。

《江湖》:值班是什么样的概念?

李 崖:就是蹲守。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拎个茶杯,搬个凳子,坐在信访局的
附近。我曾经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个乡长,当个局长。在那里蹲守 了好几年,这个
愿望也 一直没有实现。之前说驻京干部做维稳工作,干个几年的话,回来可以给
你提拔。但后来政策变了,提拔有名额限制。04年的时候,这需要 给领导送五万
块钱。

《江湖》:这个是明码标价吗?

李 崖:也不是标价,什么时间什么行情。04年五万,08年就得十万,到现在二十
万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个价钱不论何 时我也是拿不出来
的。 尽管我在同一批的干部中,绝对是最优秀的。不管是写东西,处理一些基层
矛盾纠纷,还是忽悠上访群众都难不倒我。但直到现在我还在乡下 混。

《江湖》: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吗?

李 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县委书记安排的人,到该提拔
了,县委书记换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过程中,两批 人发生了冲突。
受到名 额的限制,加之当时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年
的工资就一万多块钱,要搞五万块钱送礼是不现实的。

《江湖》:您当时怎么申请干这个活呢?

李 崖:这个不是申请的,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记得03年有个村
的地让某企业全部占了,村里面七八十个老百姓对着我们乡党 委书记骂,好几个
差点 动手了。乡里面十几个干部都处理不了这种情况,我在那跟群众谈了谈,群
众就不闹了。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我。你知道从部队回来的干 部,受了多年部
队的教 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众还是有两下子的。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
赋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让我去截一些比较难缠的上访群众,后来就成 了专业的截
访户。一些 其他乡镇的,甚至是县里面的信访大案,我也经常参与处理。当时一
心想向领导表示忠诚,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现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县的人怕被告状,所以就和其他县的交换着打

《江湖》: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 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
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 们的人打一顿。
他们县 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
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 带回去了。

我 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
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 上访的直接就打
了。当 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
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 地上,然后
抓着头发, 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
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9、这么多年截访办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觉得把我枪毙了也不亏

《江湖》: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 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
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 抓人,他们动
手,我们 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
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 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
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 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
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 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
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 造,产出了长相非
常奇特 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
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 占了以后,
一亩地一年 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
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 百七十
五块钱你怎么都 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
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 一
次,是去了七、八 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
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
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 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
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
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 了,但与我同行的有
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
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 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
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 着,关了一个礼
拜。这几 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
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 理一下,
太不听话了, 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
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 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
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
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 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
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
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 个地方去。

当 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
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 关工作人员。全
都是编 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
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 此干的。

10、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江湖》: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 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
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 易,找个大酒店的
会议 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
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 人长得像的临
演。有武 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
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 接见你
们,先县里面的 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
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 了,
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 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问回来,下飞机以后一
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
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 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
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
下,武 警赶紧推开。搞得很 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
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
些人全 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 的戏演完了。

《江湖》: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 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
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
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11、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江湖》: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
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 遗留问题。造成这些问
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江湖》: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
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 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
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江湖》: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
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 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
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
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 么简单。

《江湖》: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问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
小的一个问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 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
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2、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

《江湖》: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
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 钱的。当然算总帐的
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
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江湖》: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 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
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 上访群众,我把
他控制 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
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 了十几天才
回去。然后 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
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
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
了 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江湖》: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
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 是尽量协调。一些领
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问题。

《江湖》: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
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 在告着就过世了,这
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14、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江湖》: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 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 地,全部办成企
业了。 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
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 访。

当然 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
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 放的时候,怎
么没有人 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
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 公务员德
行不好,虽然 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江湖》: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 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
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 考上大学。这个
女孩子 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
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 择与女孩离
婚,孩子也 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他
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 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
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 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
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 那好些对不起老
百姓的 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
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 们。

15、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江湖》:您知道老百姓对你们的评价么?

李崖: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一般骂的多。

《江湖》:他们对您的评价,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崖:和群众接触时间长了。有的背地里骂,有的当面都在骂。

《江湖》:其实你们心里压力还是很大的。

李崖:那几年,我孩子出生以后,媳妇说我,你当时不买官,现在没有一点希望
了。04年的时候,我自己连房子都没有的住,上哪儿找那 么多钱买个官当?08年
的时候不可能,现在要二、三十万就更不可能了,再过几年估计要四、五十万了。

《江湖》:您的媳妇怎么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妇现在也不指望我当官,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只要别出什么事,其他都
不再说了。因为媳妇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 都当局长乡长了,平常
出门都自己开车,有的甚至开保时捷,那些一百多万的车。媳妇现在还骑着四、五
年前买的电动车。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儿园,那天风雪很大,在幼儿园门口我和孩子同时摔倒
了,孩子哭了。后面有两个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访的干部, 其中一个当了某局的
局长,他们的司机下来送孩子,他们就坐在车上笑话我。

我 摔倒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把自己的头摔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
们不但没有下来帮我一把,还在看我的笑话。当年在北京的时 候,他们有比较棘
手的信 访案件需要处理,我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过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群人
彻底绝望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不是想着媳妇和孩子,我真想找 辆车撞死算
了。以前还 希望有朝一日我这个从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当个乡
长什么的,现在只想为家人活着就算了。

16、网络改变不了基层的东西

《江湖》:您觉得网络发达以后,这种上访的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

李 崖:你说的是就高层而言,这对基层的大环境没有影响。因为一部分老百姓家
里没有电脑,甚至他们就没有听说过网络这个东西。在农村,能 够上网的人很
少,孩子 们七、八岁就不上学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发表出来的农
村故事,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它。比如说某个报社或某个网站的编辑 在跟进报
道。而 99.9%的事情在基层就被封锁了,是不可能让媒体知晓的。

《江湖》:这么说网络并没能改变这种信访的方式?

李 崖:网络改变的是一些县以上干部的作风问题,县以下的没有什么改变。因为
他们没有被网络监督,没有被网络制约,他们不怕这个。网络或 许改变了部分高
层的东 西,但深层次的尚未能撼动。这样的情况,估计还要持续上一段很长的时
间。究竟会要我们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没有相对应 的监督与制
约,又不允 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怎么可能会改变?其实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多数人长期被压榨、被欺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我自己在 农村工作,与一些孩子接触过。问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的理想是什
么,有的说长大在建筑队做大工。因为他爹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负责给 砌墙的
人运板砖拎泥灰 桶,一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
墙,一天拿个两百块钱,比小工多一倍。没有人说要当人民教师什么的,他们没
有那个理想。和我们村 的孩子相比,我应该知足,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我或许比
他们强了那么一点。

17、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

《江湖》:有没有想过当时不做维稳干部,也许就可以走别的道路?

李崖:除了处理一些信访案件的维稳过程让我觉得对不起群众以外,走这条道路我
没有后悔。当初我们那个小山村,一百多号人,现在是公 务员的就只有我一个。
每次过年回家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随着我选择的路改变了,总比
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龄人强。

《江湖》:您觉得怎么能够解决这种上访的恶性循环?

李 崖:我觉得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包括一些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
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肿瘤了。这种模式一成不变的 话,以后面临的问
题会更 多。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真相也越来越近了。以前为什么信访问题没有
暴露,因为老百姓不知道维权,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强了。我个人认 为,县乡两级
的臃肿机制 必须改革。基层领导花钱买个官,图什么?当然是尽快捞金回来。他
捞的这个过程,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还巴不得群众去上访,利用截 访处理
这件事情还能再 捞一点钱。这里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众到北京上访了,一个乡镇的副乡长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驻京办串通
了,说这位群众在北京,在中南海 门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赶紧和谐。如果要是人
家通报的话,要免我们乡党委书记,处理我们的县领导,花钱消灾,这个过程就能
骗好几万。以 04年当副乡长要花 五、六万的行情,如果这样搞个两、三次,就捞
回来了。买官的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人。真正有实力的,跟哪个县长是亲戚,与哪
个局长有关 系,一般都是不需要花 钱的,因为他这个利益是相互调配、相互均衡
的。你在你那个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这个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这是资
源互利。一个 局的局长,他的孩子、 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个县里面的公
检法财政等要害部门。一个县的财政命脉基本上都被几个家族控制着。这种体制不
改革的话,今后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

财新新世纪:李庄案另一面

最高检察院和重庆市一中院相继为申诉案约见李庄;对于李庄案,龚刚模和龚 刚华兄弟讲述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012年11月29日,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约见李庄谈其申诉案。李庄表 示,对此次申诉始终有信心。
     


     2012年3月的一天,李庄家来了客人。龚刚华专程从重庆赶到北京,交给李庄一个包裹。

  "有机会,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李庄",那是龚刚华弟妹程琪的一个遗愿。龚刚华告诉财新记者,当时,程琪已经奄奄一息。

  三天后,程琪即因病辞世。当时,她也不知道里面的是什么东西,用报纸包得非常严实。

  程琪病逝后,龚刚模入狱,大儿子失学,彼时光景堪称家破人亡。

  然而,风云突变,机会比想像的来得要早。2012年2月,王立军因与薄熙来发生矛盾进入美国大使馆,重庆政坛风起云涌。

  龚刚华感觉"要变天了"。没过多久,薄熙来也被中央纪委调查。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龚刚华立刻计划进京,然而,他心中忐忑。当年是他邀请北京律师李庄为弟弟龚刚模担任辩护律师,又是他在法庭上为检方 作证,称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证词。"我们对不起李庄",龚刚华后来对财新记者说。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对于这次见面,李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那个包裹里面有两部手机。李庄告诉财新记者:两部手机里面存储着他当年三次 会见龚刚模的视频。

  自从2011年6月出狱以后,他多次对新闻媒体称,遭到抓捕前,他将手机藏在程琪就医的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三楼330病房卫生间水盆下 面,"那是申诉鸣冤的关键证据"。

  在他被关押期间,他的律师高子程曾经携公证处人员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寻找程琪和录像,但人去楼空,程琪生死不明,去向不清,录像及设备 无从查找。而今,录像失而复得,李庄觉得,平反他的案子可谓铁板钉钉。

  2012年11月29日上午,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约谈李庄,就其申诉的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一案,听取了他的意见。法院 表示会依照法律规定认真处理李庄的申诉,请他相信重庆法院。

  李庄对申诉结果很乐观,"我的申诉案是风向标,传递着敏感的纠错信号,重庆打黑期间的冤案申诉人都在观望。"

  此前的11月23日,最高检察院也约见李庄,就其控告当年查办李庄案和龚刚模案的专案组警员涉嫌徇私枉法一事答复称,"会非常认真对待 这起事件"。

  当日,龚刚华与李庄同行。他对财新记者说:如今李庄案和龚刚模案是共命运的。若李庄的伪证罪得到平反,就证明龚刚模案的刑讯逼供是真实 的、证据是非法的,原来的判决也是错误的。

围追龚刚华

  2009年底的一天,龚刚华得到消息,重庆打黑专案组有可能抓捕他。他立刻出逃,不敢带手机,也不敢告诉家人他去哪里了。那时他未曾预 料,家人和朋友会为他这次出逃付出代价。

  三年后,2012年11月26日,龚刚华的儿子龚鹏向财新记者回忆,就在他的儿子刚刚出生那天,重庆警察去到医院想将他带走。妻子刚分 娩,不能离开,龚鹏予以抵制。十天后,专案组的人给他蒙上黑头套,带上铁山坪打黑基地。

  铁山坪是重庆打黑运动中的标志性地点。那里原是一个民兵训练基地,后被公安机关使用,重要案件里面的主要人物都在那里接受讯问。王立军 和薄熙来案发后,发生在那里的刑讯逼供不断被曝光。

  龚鹏说,他坐在"老虎凳"上,手脚都被铐上。专案组不准睡觉,连续两天的辱骂和讯问,他只吃了一顿饭。全部问题都围绕一个中心:"龚刚 华去哪里了"。龚鹏说,他并不知道。事实上,就算知道,他也不可能说,因为那是他的父亲。

  抵抗换来更多的折磨。龚鹏告诉财新记者:最后专案组的人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每当打他的时候,就用窗帘把摄像头遮住,并且威胁说, "你要不说,就做成劳教,儿子长大都不认识你,以后叫你叔叔"。

  逼问持续了五天。

  龚刚华的邻居陈勇文也倒霉了。龚刚华逃跑后,2009年12月11日凌晨1时许,专案组在地下车库抓到陈勇文。陈勇文告诉财新记者,他 急忙给家里的妻子打电话,才说两句,手机就被夺走。到看守所之后,专案组同样追问陈勇文,"龚刚华去哪里了?"

  数日后,陈勇文在办完取保候审手续后,被释放回家。可是,他在公安局的档案显示,他还被挂在龚刚模涉黑团伙犯罪案当中。

  之后三年间,他多次找过公安局,可是都被推诿,"接待的人说,打黑专案组太多了,不知道找哪个负责"。

  陈勇文思来想去,把倒霉的源头归结到一顿不该参加的饭局。2009年的一天,他正和龚刚华喝茶。期间龚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转头问陈:哪 里火锅最 好吃,有个北京的朋友过来。他随口推荐了解放碑的一家老火锅。那时,他不认得李庄,只是席间听到其他人都把北京客人称为"老李"。

  重庆公安还认为,龚刚华的司机王勇也可能是知情人士。王勇对财新记者回忆说,有天他正在餐馆和家人庆祝生日,警车和便衣突然出现在他家 门口。他拔腿就跑,赶紧开车藏匿成都。随后,他妻子也被带去刑警支队关押了两天,配合调查龚刚华的去向。

  最后,在王勇坐火车去攀枝花时,专案组的人截住他。在火车站的派出所,他被打了两个多小时,对方说他接待了李庄这个"黑心律师",要关 他几年,另一方面继续追问龚刚华的下落。他的头被打肿了,耳朵也流了血,看守所因此拒绝接受。

  龚刚华的逃亡之旅在2009年12月19日终结。那时候他躲在宜宾一个朋友家里,早饭刚过,专案组就出现在面前。"李庄已经落网,你如 果配合,就不用上山",这是龚刚华听到的第一句话,而所谓"上山"就是指投进铁山坪。

  在从宜宾回重庆的汽车上,龚刚华看到电视上说,龚刚模举报了李庄。龚刚华后来告诉财新记者,"当时我忍不住说,他肯定已经被打哈了(打 傻了),来救他的人都被他告了"。

  龚刚模并不傻。重重高压之下,后来,龚刚华和龚刚模一样,决定配合重庆警方。"那时候我很明白,李庄定罪,兄弟保命,我也不用坐牢", 龚刚华说。这是他在龚刚模案件中第二次重要选择。第一次是聘请北京律师李庄。

刑讯龚刚模

  龚刚华最早接触李庄,是在2009年6月下旬。他为弟弟龚刚模的案子找律师,通过朋友在北京找到李庄,当时仅简单咨询了下。之后的11 月20日左右,龚案很快就要开庭,龚刚华紧急联系李庄。李庄与正在北京治病的龚刚模妻子程琪接洽,达成委托意向。

  李庄赶到重庆后,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要求会见龚刚模,被告知要有专案组民警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因此与民警发生激烈争吵,之后才得以会见龚 刚模。

  三年后的2012年11月26日,在龚刚模的家里,龚刚华回忆说,李庄从看守所回来后告诉他说,"今天我见到你的兄弟了,他泪流满面, 被吊了八 天,大小便失禁,手铐都嵌入肉里了,伤痕很明显"。李庄还说,所涉数宗罪名,最重刑可致极刑。"我兄弟就靠你了",龚刚华当时跪在李庄面前, 失声痛哭。

  会见时,李庄鼓励龚刚模,在法庭上要大胆说出被刑讯逼供的情况,不要害怕,并要求验伤。专案组的警察由始至终在旁边监视。李庄和警察又 发生了争执。当时冲突情况,被迅速反映给重庆公安高层。

  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曾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是掀起重庆打黑风暴的核心人物。以手段强硬著称的王立军没有把来自北京康达所的 律师李庄放在眼里。

  重庆知情人士称,在那次冲突中,李庄欲以刑讯逼供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思路被专案组掌握,激发了对方的恐惧,并催生了应对措 施。

  据财新记者掌握的一份狱中笔录,2012年9月,龚刚模回忆说,当年新闻称,他按管教的门铃要求举报李庄的事情不存在。当时是一天凌晨 2时许, 他被带到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面前。郭说给他"一个机会",警方"直接做检举材料"给他"立功",问他李庄教他说了什么。

  早在李庄会见他之前,就有专案组成员包括领导多次叫龚刚模不要李庄当辩护律师,甚至允诺可以退还他已被罚没的两三千万资金。

  龚刚模未配合,郭维国指示"加大力度"刑讯。当时正值冬天,一个叫熊峰的专案组成员,在龚刚模的身上淋水,然后开冷空调对着吹。

  警方威胁,如果不配合就抓他的家人、亲戚,包括他在北京治病的老婆,"不信马上抓她,马上让我听老婆的声音。" 龚刚模说,"拿我癌症的老婆来威胁,我确实挺不住了。"

  后来,警方甚至当着龚刚模的面提及安排抓捕李庄的事宜。会见时龚刚模让李庄过来看伤痕的情节,则被编成李庄附耳过来教唆龚刚模翻供。

  而据财新记者了解,为震慑辩护律师,重庆设定的目标除了李庄外,还有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勇,他是龚刚模案中第二被告人樊奇杭的辩 护律师。在一次会见中,樊奇杭告诉朱明勇,李庄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他也接到类似的谈话。

  樊奇杭让朱明勇放心,说他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律师。他还透露,专案组时不时会拿出一个名单或者一个事件让他们"咬人",另外,连抢夺哨兵 步枪那个案子也逼他承认是自己干的。2012年,"悍匪"周克华被击毙后,重庆警方指控是周克华策划实施夺枪杀人案。

  重庆打黑期间,当地警方以把关案件质量为名,聘用多位律师参与专案组。其中一位律师曾向财新记者分析说,打黑伴随着对警察队伍的整顿, 一部分人 给抓起来,一部分人得不到信任,剩下一部分人数量不够用。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刑侦工作的警察,例如看守所警察,交通警察都被吸收进入专案组, 有的人连笔录 都不会做,刑讯逼供在所难免。

  李庄案一审开庭后,重庆警方曾经动员专案组律师撰写旁听案件中的心得体会,潜台词是希望这些律师能够表态支持警方。上述律师委婉拒绝了 这一要求,随后脱离了专案组工作。"李庄案发生后,那种身份分裂的感觉告诉我,分手的时候到了",他后来告诉财新记者。

彩排李庄案

  李庄案一审期间,由于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不仅律师界激烈反弹,社会舆论也掀起轩然大波。李庄上诉后,证人在二审出庭已是大势所趋。这是 一出戏,要演给公众看,目的是平息舆论对重庆打黑是不是黑打的争论。

  专案组要龚刚模作证人,出庭指证李庄,开始对他态度随和,不再殴打。

  龚刚模后来在狱中自述说,李庄案一审时他没出庭,警察写好材料让他说自己不愿意出庭。"我自己也不想面对他,因为心里有愧。二审时不出 庭不行了,(因为)外头闹得太凶了。"

  李庄案二审开庭前好多天,警察就将很多打印好的内容给龚刚模背。龚刚模还回忆说,那阵子警察每天都给他两包烟,都是中华一类的高档香 烟,哄着他去做兄弟龚刚华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照公安的说法指控李庄。

  在看守所被关了20天左右,龚刚华等人就被转移到重庆九龙坡区的小南海温泉度假村里。八个人住在一个别墅,由三个警察24小时看守。龚 刚华也回 忆说,在李庄二审开庭前,专案组给他和龚云飞(龚刚模的堂哥)等人发材料,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上课、培训"。主要内容就是,预测李庄的辩护 律师有可能在 法庭提出哪些问题,警方准备好标准答案后让他们死记硬背。

  专案组规定,如果庭审当日出现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就一律说"我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都是事实"。这样的培训每天都要开展多次。

  而龚刚模则被嘱咐,在庭上被问到到一些事先没有交待过的事,就说"脑壳疼,听不懂"。他听从了。后来,在法庭上,律师陈有西问他听不听 得懂普通话,龚刚模回答说,"听不懂,脑壳疼"。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小会议室里彩排李庄案的模拟法庭。专案组的人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让龚刚华等人熟悉法庭的程序。龚刚华 称,那段时间专案组对他们好得很,除了不能出去,在别墅里随便吃。

  定下演员之后,这场戏还有一个细节,要对龚刚模手腕上的伤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他在羁押期间长时间戴手铐,并且被吊起来而留下 的。开庭前 公安让他自己琢磨说法,他提出过两个方案,第一说是带着手铐摔了一跤形成的,第二说是他早年在重庆一家钢铁厂上班时弄伤的。这两个方案都被专 案组一个叫王 志的警察否决了。最终警囚双方商定的方案是:考虑到龚刚模案发前曾去过海南旅游,就说当时在海南游泳时划伤了,并且还要在讲述中增加一些细节 以使这个版本 能够让人信服,例如受伤后还在酒店用蓝药水处理过。

  多重准备之下,李庄案二审开庭。以证人身份出庭指证李庄伪证罪的龚家两兄弟,时时处处和检方指控保持一致,而在面对律师和李庄询问时, 则出现了答非所问、自说自话的情况。李庄气得当庭怒斥。

  2010年2月9日,李庄案二审宣判。法院判决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第二天,龚刚华等人就被释放回家, 但是被释 放人员都办理了取保候审一年的手续,并被列为龚刚模涉黑案的同案犯罪嫌疑人。回家前,专案组要求他们签保证书,承诺"不上访,不接受媒体采 访"。他们受到 威胁:此番经历不许告诉别人,"和父亲说,父亲倒霉;和儿子说,儿子会倒霉"。

两种结局

  时隔两年后,龚刚华和李庄在北京再次见面。此行适逢王立军事件之后,龚刚华既为表达歉意求得谅解,也是为了求教李庄,龚案是否还有申诉 可能。

  之后的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同一个月,在陕西西安,在李庄及其他十多名法学专家和律师均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龚刚华对着两个摄像头,解释了当年"揭发"律师的原因, 并且重新控告,专案组对龚刚模实施了手段残忍的刑讯逼供。

  又过了五个月,龚刚华就龚刚模案提起申诉,并且委托李庄作为代理人。这是他的第三次选择,选择重新和李庄站在一起。仍在服刑的龚刚模也 转变了态 度。他托人转告李庄:"我重申,关于李庄,诬告他,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如果还有希望回归社会,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回报。"

  此时,誓死不愿检举自己律师的樊奇杭已经入土。2010年9月26日,樊奇杭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朱明勇后来还见过樊奇杭的姐姐,她在当年8月亦被重庆警方关押。警方多次安排樊姐和樊奇杭在看守所见面,说了朱明勇"几卡车坏话",让 他们检举朱明勇。

  那段时间,是朱明勇律师生涯中最为凄惶的日子。

  在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过程中,他冒着风险,公布了会见樊奇杭时拍摄的录像。他做着最后的努力,希望能留住樊奇杭一命。

  视频显示,身着红色囚服的樊奇杭,面对镜头,在铁护栏后讲述了其被重庆打黑专案组警察刑讯逼供的情景。他声称,曾被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 点地,十 多天不让睡觉。铐得太久,以至于手铐嵌进肉里,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取出来,不堪折磨的他,曾两次撞墙自杀,曾咬下一截舌尖自残。

  朱明勇的一位朋友告诉财新记者,视频公布前,朱明勇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如果这一招不管用怎么办?重庆警方容不得他人质疑,公布证据会 不会堵住 可能存在的一线生机?到那时,会不会有人说朱明勇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却红了自己?"这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视频公布后不久,朱明勇的邮箱、博客 陆续被封。为 了避免成为第二个李庄,朱明勇决定连夜出逃。此后两个月时间中,重庆公安曾赴朱明勇老家调查。"我还听说有重庆警察跑到我们老家派出所,让派 出所交人", 朱明勇说。

  据知情人士称,在樊奇杭被刑讯逼供期间,有个警察看不下去主动要求离开专案组。他出来说:樊奇杭比江姐还共产党。几个月没脱过衣服睡过 觉,晕死 过去被警察用矿泉水瓶打醒,睁开眼睛弯腰从地上艰难地捡起水瓶,慢慢拧开瓶盖喝一口水,然后又慢慢盖好瓶盖,再弯腰将瓶子慢慢放在地上。然后 对着刑讯他的 警察冷笑了几声。警察还到樊的女友(一中学老师)学校反复骚扰,她曾跑到阳台说你们再不走马上就跳楼,他们才罢休。

  2010年7月27日,朱明勇视频后,重庆立即成立了"7・27"专案组,樊的姐姐被抓关了11个月。专案组为了调查朱明勇是否"收黑 钱",曾进驻樊的父亲老家的公司查了一个多月,查封了所有关联账号,并拿走了电脑。两位老人被逼迫交代问题时甚至被气晕。

  甚至在樊奇杭临刑前一天晚上,樊奇杭姐弟俩见面,重庆警方仍然在动员樊奇杭检举朱明勇立功。樊奇杭问姐姐,朱律师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 人。姐姐流着泪咬着牙说"不是",樊最后说那"我知道了",并说这条路(指不配合)是他自己选的,不后悔,没遗憾。

  脑袋掉了没法再粘回去。龚刚模和李庄如今能够活着鸣冤,樊奇杭则已经无法张口说话。

  2012年11月的一天,龚刚华当着李庄的面感慨说,没有办法,如果历史重演,他可能仍然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本刊实习记者李梁对此文亦有贡献

王立军专职摄影师超20人 被称“蓝精灵”(图)

2011年网友上传的重庆市公安局举行 某活动时的夜景,场面蔚为壮观。 (昵图网 供图/)

王"主编"会定标题选图片,修改语句甚 至标点符号。 (南方周末资 料图)

编者按: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 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 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内容。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

2012 年9月,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并受贿,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曾经集低 调、节俭、勇敢等各 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英雄形象,彻底瓦解。与此次中央的会议精神逐一对照,这无疑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最好教 材。

专门为王立军摄影摄像的团队超过二十人,身着蓝色夹克,被称为"蓝精灵",任务是 拍下王最为动人的时刻。王立军有欣赏自己照片的爱好,常在夜里看自己的视频。

局长经常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了,王在众人面前叫 道:有人要谋害我。

有一张他与李昌钰拥抱的照片,原来命名为《立军副市长接见李昌钰博士》,后来王立 军亲自将照片名圈为"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

抖风衣、"蓝精灵"跟拍

2011年3月21日,从某"打黑基地"走出来时,忻建威给他的前领导王立军发了 一个短信,大意是:我出来了。自2010年4月17日,忻建威被关了339个日夜,受了各种折磨。

时隔一年,2012年3月,王立军"进去了"。

"他只会看短信,不会回。"忻建威说,王立军不会敲字。2008年6月,王立军从 辽宁锦州调入重庆,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7月底,忻建威成为王立军的第三任秘书,这一关系维持了四个月,但他已是时间最长的秘书。

前律师李庄说, 王立军在重庆任职的近4年时间里,曾有51任秘书。忻建威不过是当时服务王立军庞大团队的中的一员,他们负责着王的警卫、饮食起居、言行 记录、摄影摄像、出行洒扫等事务。

酷 爱风衣的王立军总是有一群英姿挺拔的警卫在身边,其中有两人要随时注意他的肩部动作,接住他抖下的大衣。2009年12月,重庆警方以涉 嫌教唆当事人作伪 证为名,将律师李庄从北京带至重庆。王立军在一群荷枪实弹的特警簇拥下等在机场,身边警用车灯光闪烁。"李庄,我们又见面了。"李庄后来 回忆说,王立军身 着一件深黄色大衣,双手插袋。

专门为王立军摄影摄像的团队超过二十人,他们身着蓝色夹 克在随从中特别显眼,被称为"蓝精灵"。他们抽调自警局宣传部门、报社、消防等各个部门,任务是拍下王立军最为动人的时刻,同时也需要为 他的客人拍照。假 如照片不太如人意,立即进行PS加以美化。身边人介绍说,王立军有欣赏自己照片的爱好,常在夜里看自己的视频。

深夜出行也是王立军的爱好之一,这成为他考验随行团队机动能力的方式,让他们疲于 奔命。他常选择夜里出门视察,与司机一起开车出警局,随行人员要跟上,但也不能靠得太近。

交巡警平台、女子特勤支队是王立军常光临的地方,随行团队要将他视察的新闻及时发 布在警局网站上,但他也偶尔责令跟到半路的人员折返,让大家摸不准他的意图。

"衣 服干洗后存放超过五天的不穿,出行的食物必须自带。"王立军对于衣着和食物都极为挑剔,这些都是随行人员必须遵循的戒律。领导还随时监督 他们的着装细节。 有一次一名随从人员穿西服没打领带,被王立军在走廊上撞见,王立即呵斥了他,要给他记过处分,后经多人求情,才免于处罚。

不少随员都遭到王立军的整肃,因为极小的过失或被他看不顺眼被刑拘或者劳教。忻建 威就曾多次遭到王呵斥,他顶撞了几句后被解职下放,只是没想到后来还被无故关了起来。他的前任或者后任,也都因无法忍受或者被看不顺眼而 离开。

"话筒恐惧症"

刚到重庆时,王立军经常夜里加班,不少警员都觉得他是个很勤奋的官员。忻建威说, 王立军开始时对人也有好的一面,他会拿一些别人送他的东北大米、腊肉分给下属,让他们跟家人分享。

忻建威母亲过70岁生日的时候,王立军不知如何听说了,就拿来一支鹿茸让他回去孝 敬母亲。这令忻建威很感动,他在机关多年,还没碰到过领导给下属送东西的先例。看他有些迟疑,王立军开玩笑地说:"这个上60岁的人才能 吃,你妈了个×,不能偷吃哦。"

能体会到王局长的温情实属难得,尤其是他在公安局地位稳固之后。遇到不顺意的事 情,他便呵斥处罚身边的人。"××处,减员到一半。"他的处罚不仅是个人,常常"连坐"当事人整个单位,他自比商鞅,相信严刑峻法出成 效。

张 继超曾是重庆公安局禁毒总队毒品检测鉴定中心主任,他在多次公安干部会议上见到过王立军。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王立军的话筒没有声音,旁 边的副局长赶忙将 自己的话筒递了过去。"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居然是坏的,这其中有腐败,肯定有人吃回扣。"王立军愤怒地对着全会场人说道,现场就下令"给我 查"。

此 后"话筒恐惧症"便一直困扰着下属们,王立军的随行团队中也专门增加了一名音响设备调试人员。这名技术警员提心吊胆,害怕出错。在筹备一 次会议时,站在二 楼的他发现主席台上的王立军嘴巴在话筒边上动却没有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当时直接跳楼的心都有了。"事后发现,当时王正与身边的人交 流,并未对着话筒。 话筒没坏。

王立军的"随性"几乎无所阻拦。他曾在正式的场合告诉下属,重庆公安系统的黑社会 比例达到百分之十六七,并宣称自己调查过。这一说法遭到内部人员提醒后,他才逐渐不再使用。

他心血来潮,要求警察系统全员做好事,每人每月需要登记两件,录入电脑系统,其中 包括好事内容、帮助人姓名、电话以及见证人姓名,弄虚作假者将受到追究。

重庆市公安局曾考虑过设立大学城分局,王立军带领着一帮公安干部前往沙坪坝区考 察。考察结果并不理想,准备先成立一个派出所。会议结束阶段,王立军忽然宣布在座人员全部留下成为派出所警员,其中一位副厅级的领导便充 任派出所所长。

身 边的人不断被赶走,王立军开始通过书信与警员联系。不少给他写信夸赞他成就的人,都获得了晋升。在重庆公安局指定的招待酒店里,还住着从 全国各地来投奔他 的人,他们放弃了在当地的发展准备投至王立军麾下,王也不断将这些外来者任命要职。为了讨得欢心,重庆一些地方警局还编纂了《王立军局长 对公安工作的指 示》,供警员学习。

作为王立军的随行人员之一,张英在2011年初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 员。她大学期间一直关注家乡的动态,听人都说王立军是个英雄。在市局食堂里,她第一次见到王立军,当时他带着客人来参观。"我正在吃饭, 被旁边的人扯起 来,然后跟着人群一直鼓掌。"张英看到王立军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拘谨好好吃饭,很和善的样子。

之后,张英的眼睛看到了越来越多分裂的事实。电视上打黑局长很清贫,但实际上他住 在比华利豪园的独栋别墅中,那里的每栋房屋的价格都在数百万。高高在上的局长还会经常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 了,王在众人面前叫道:有人要谋害我。

报纸"主编"、"立军教授"

2008年7月,王立军到了重庆公安局后不久就将原《重庆公安报》停办了。之后, 他将新的警察系统内刊命名为《警察文化沙龙》,这份报纸半月一期,每期八个版面。原先的编辑记者被下放,新报纸由一名警员带着几名文员编 辑。

根 据参与《警察文化沙龙》报纸工作的内部人士介绍,实际上王立军自己担纲这份报纸的主编工作,他会定下这份机关刊物的选题、图片,修改语句 甚至是细致到每个 标点符号。"这份报纸最集中体现了王立军的意志和想法。"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份报纸实际上是王立军的"个人秀",里面充斥着他最喜欢 的"联动战役" "锋线"等词汇。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当时的报纸发现,《警察文化沙龙》的头版内容多是各级领导考察打 黑成果,肯定王立军及他所领导重庆市局工作的内容,而后面的内容则多数是国际知识介绍、小诗等,另有不少题为《烧开一壶水的智慧》、《抓 住生命的树枝》等励志文章。

这份报纸的多数新闻图片均为PS,前述工作人员解释说王立军对于自己的照片特别在 意,希望尽善尽美。王立军规定,警务系统使用他的照片必须打报告到市局拷贝,这些照片均是"蓝精灵"悉心制作好的。

"他 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不错,经常引经据典。"张英说,王立军说话常常信口引用名言,并挂名是"前苏联哲学家"云云,她与同事事后曾查验,多 数都并无这样故 事,"这样引用是为了增添他的文采"。2010年7月7日,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王立军还授意给全系统发了短信,上面写道:文强千古,教 训深刻。

王立军爱题字,特别对于繁体字十分钟爱。他主持的大小活动幕布甚至是公安局内的门 牌都改成了繁体字,名片上也是繁体的"重庆警察局"。

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之后他数易其稿亲自修订了 自己回到警局时的新闻。这篇题为《一路风雨战友情》的报道中王立军说道:

三年光阴,转瞬即逝。白天你们陪着我一起工作,在夜里,我时常独自一人走在大院的 青石小径上,仰望星空,常慨叹人生如棋,难得平常心境。总有雷霆在耳,亦心如平湖,宠辱不惊。

随 着打黑行动的告一段落,王立军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学术"上,这成为他新的乐趣。张英观察到,王立军后来更在乎的是"教授"头衔,因此诸 多报道中他都被亲 切地称为"立军教授"。他宣称自己发布了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法庭科学专家、法医专家、刑侦专家等多个头衔。另外,他还有多项交巡警平台的 专利,并亲自设计 了全市警察系统的警服西服、交巡警的警徽以及女子特勤队的衣饰。

第二届国际法庭学科大会曾于2011年10月16日在重庆召开,王立军在这次会议 上见到他的偶像李昌钰博士。会议报道中有一张他与李昌钰拥抱的照片,原来命名为《立军副市长接见李昌钰博士》,后来王立军亲自将照片名圈 为"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

2011 年12月4日,王立军在北京邮电大学做学术报告,校长方滨兴为他举行了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纵论智利地震、日本海啸,从苏 联解体讲到中东乱 局,从维基解密谈到了基因技术。在此前两天,王立军还在重庆警局召开了"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并自命为研讨会会议主席。在会议 上,从基因风暴到 转基因技术蔓延和争议,"王立军教授逐一作了精彩讲解阐述"。

"实际上他并不怎么懂,他连审讯记录都不会看。"一位曾在王立军身边工作的警察 说,王立军为自己弄了太多虚荣,他们只是知道王立军身材比较高大,身体素质也不错,"他经常绑着沙袋走路"。

更多的人则都只对王立军有着模糊的印象。边焕是原《重庆公安报》的记者,他采访了 大量重庆警察试图还原过去几年的风雨,在他接触众多警察中,即使得到过王立军提携的人也很少念他的好。"那么多官员,也就他能把权力发挥 到极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英、边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