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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2日星期六

中国人眼中的西藏


许多工作在西藏的中国人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进步传道者,拒斥把他们看成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西方观点。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是。

By Peter Hessler
作者:何伟

对西藏的政治观点很容易立场分明,就像在西藏山峰上伸展的碧蓝的天空。按西方观点,"西藏问题"的答案:西藏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1951年被强行吞并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是残酷的占领者,想要摧毁西藏的传统文化。西藏的传统精神领袖DLLM1959年逃亡印度,他应该被允许回到西藏,恢复统治,独立或者至少文化自治。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中只有一种答案:自由的西藏。

对住在西藏的汉人,也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但与西方的大相径庭。他们服务于中国所说的"解放后的西藏"。梅志远(音译)是一名汉人,1997年作为"援藏志愿者"被中国政府派往西藏一所中学当老师。他的室友扎西作为一名大学生则被派往相反地方向,去四川接受教师培训。两人都是24岁,是好朋友,并且都住在英雄路附近——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50年代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的汉族人与西藏人。梅志远就是这么看待西藏的,一个受惠于中国支持的安宁祥和的地方。当我问他为何志愿来这里工作,他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西藏是一个需要技术人才的欠发达地区。"

我去西藏就是为了发掘这种视角,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西藏。来西藏之前,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四川一所很小的大学当志愿者英文老师,这让我对见到像梅志远这样的志愿者教师特别感兴趣。我也和其他一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来碰碰运气的企业家谈过,在我呆在拉萨河其他一些有大量汉族定居者的地方时,有四周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这些。

在构成西藏问题的各种因素中,一个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DLLM攻击汉族移民是对西藏文化的最大威胁。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在涉及相关统计数字的时候十分明显。按照北京的说法,汉族仅构成西藏自治区人口的3%,而一些西藏流亡者则声称实际数字超过5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藏人把汉族影响看成试图毁灭他们文化的又一次尝试。中国人则像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译者注:邓选第三卷《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不管中国官方看法的准确性如何,许多政府派遣的藏区汉族职工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服务者。他们也许是西藏问题在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同时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他们为什么来到西藏?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怎么改变这个地方,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一个22岁的英语老师高明(音译)告诉我,"一方面我知道我应该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些艰苦的地方。这些是中国最需要帮助的部分。如果我可以去新疆,我也会去,但我知道西藏也是需要教师的地方。这就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西藏是个靠近大自然的地方,没有污染,也没什么人,大部分地区保持自然原貌。所以我想来看看。"

另一名24岁的物理老师石明志(音译)说:"首先,我得说我和你来这里旅游的理由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此外我还想要帮助建设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地区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党员。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你可以说我们所有人来这里都有爱国的理由——也许这还是最大的理由。但我来这儿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工资也比内地高。"

和这些年轻人交谈在很多方面很像在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充满理想的志愿者交谈。除了在西藏工作的经济奖励,动机往往都很相同——冒险的感觉,对新鲜事物的渴望,献身于服务。

政府也特别宣传强调这种服务的精神,通过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一个从中国东部来的干部在西藏工作,当他在一场交通意外中死亡后作为烈士而被中国人熟知。当汉族工人在这一被中国人认为急需他们的能力的地区服务时,他们被要求学习这种孔和其他干部的"老西藏精神"。

他们任务的核心概念就是艰苦。当中国人描述西藏的情况的时候,我不断听到这个词,而生活对于援助西藏的志愿者来说格外艰苦,他们承诺将在这里服务八年。大部分政府派来的汉族工人属于干部援藏的类别——老师,医生,管理者等等,他们要在这儿服务两到三年。

从较低级别的大学毕业后,梅致远没有享受干部援藏的资格,结果他不得不承诺将在此服务八年。在他认为这会对他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奉献精神显得特别令人感动。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肺部会遭受显著的损伤,很多工人告诉我这是在西藏生活最大的缺点。

石明志说:"这对身体不好。生活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的肺会扩张,这最终会影响你的心脏,缩短你的寿命。"在我逗留西藏的期间,我听到过很多这个理论的各种变种(有次一个热心的年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这么说),基本是都涉及到有肺部扩张增加心脏压力。没有医学证据支持这个信条;事实上,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严重污染,四个死者就有一个是因为肺部疾病的国家,西藏高海拔的清洁空气可能会有益于健康。但这个观念增加了牺牲感。政府的薪资结构也鼓励了这种看法,工资与海拔有关,越高的地方工资越高。

梅志远大约一个月能挣1000元(120美元),这是当地干部教师的一半。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他在四川下乡能挣到的工资的两三倍。他能将一半收入寄回家给在家务农的父母。按中国标准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但要说它足够能激发一个年轻人愿意缩短自己的寿命恐怕不够。工作不满八年就离开,可能会招致高达两万元的罚金——2400美元,这大概是两年的工资,或者对一个像梅志远这样的农民家庭,20吨大米。

统一祖国的梦想

按照中国立场,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过分简化,不够准确,但西藏的历史如此混乱,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人可以忽略某些阶段而强调其他阶段,他们可以援引1792年清朝皇帝派遣中国军队帮助藏人赶走入侵的尼泊尔人,或者解释说从1728年到1912年帝国管理者,清朝驻藏大臣一直驻扎拉萨。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威稳定的随时间衰退,西藏在1913到1951年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一个不怀偏见的仲裁者会发现西藏人要求独立的论据比中国历史论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也许同时也会发现中国人基于历史对西藏的宣称比合众国对美国西部的宣称更有力。

最重要的是,中国想要西藏的理由随着时代也有巨大的变化。对清朝来说,西藏作为缓冲缓冲国十分重要;驻藏大臣和军队被派往那里确保该地区安定,但他们相对很少作出行政改变,也没有作出努力迫使藏人采用汉语或中国风俗。按照清朝的观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有所不同,寺院和DLLM被允许保持在绝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的权威。

在二十世纪早期,当清朝轰然倒塌,中国奋力斗争试图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时,西藏因为新的民族主义理由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包括孙逸仙,相信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被西方列强所侵犯,尤其是英国,它在1904年入侵西藏,迫使十三世大和尚喇嘛和它建立关系。当西藏一步步脱离中国的控制,一股稳定的民族主义辞藻的洪流将这种损失放进了一副熟悉的图景——外国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对中国的施加的耻辱,就像香港落入英国,满洲和煽动落入日本,台湾落入美国(通过扶持国民党)之手一样。当mzd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西藏被列入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对曾经强盛的祖国的重新统一。

因此在共产中国的从帝国主义影响下独立自由的自我观点来看,西藏从缓冲国变成了核心的一环。Orville Schell,一位长期的中国观察家,评论说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持此观点。"没有比这更敏感的话题了,"他说,"可能除了台湾之外,因为它诞生于统一祖国的梦想——历史的说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领袖共同拥有的梦想。这个话题涉及主权,中国领土的统一,尤其是牵涉到掠夺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西方。"

讽刺的是,中国就像一个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之后却对自己的下一代重演了自己的遭遇,对西藏犯下了类似的罪过:打倒寺庙,暴力重新分配土地,WG的蓄意伤害,以及持续到今天的对学术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就像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大部分破坏都以责任的名义来实施。当中国人说起1951年之前的西藏,他们强调该地区封建神权统治的缺点:寿命预期36岁,95%藏人是文盲,95%的人是寺庙和贵族所有的世袭农奴和奴隶。他们有种感觉:西藏人在一个糟糕的制度下受苦,中国人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解放他们。在游历西藏之前,我向我的中国朋友问起这个地方,大部分人的反应都类似于赛兴浩(音译),他是一名48岁的摄影师,他说:"那是个奴隶社会,你知道的,非常残酷——他们会砍掉奴隶和敌人的头。我看过电影。如果你是个奴隶,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主人的。所以,解放后奴隶主们当然反对改变了。"这有点像你在你的美国历史课本上看到,华盛顿解放黑奴,然后黑人支持他,富人不支持。历史总是这样——拿破仑推翻路易国王,所有的领主反对拿破仑因为他支持穷人,总是这样。

我的朋友不是高学历,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有同样的态度。江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就做过类似的评论(虽然他正确的把林肯作为伟大解放者)。西藏文盲率和寿命预期的统计是准确的。虽然中国人对封建制的弊端有所夸张,20世纪中期的西藏急需改革——但西藏人自然更青睐自己实施改革。

中国对西藏责任的另一面是快速现代化西藏的意识,并将之置于文化考虑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这特别难以理解。正因为西藏不够现代化,所以才那么的吸引我们,因为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反物质主义特征,才使西藏成为大家都向往的地方。就像Orville Schell所说的:"西方想象中的灵性启蒙的梦幻之乡——人们不要别克,只要善业。"

但对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人来说,别克看起来棒极了。我来中国当老师的第一年就在写作班上注意到这点。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西部扩张,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问题:平原印第安人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力,他们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我要求我的班级想象自己是要提出解决方案的美国公民,差不多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样:"世界正在发展变动。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于在平原各处居住,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家,但这对现代生活很不方便……我们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我们必须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并跟上整个社会。只要这样才能增强国家。"

所有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是脱离赤贫的第一代。我当成自由和文化的东西,他们只当时悲惨与愚昧。第二年我在另一个班级重复了这一课,询问中国是否有类似于平原印第安人的情况,所有人都说西藏人有点类似。我问起中国对西藏的义务。学生们的回答显示出他们从美国历史学到的超出了我想要教的。一个学生回应道:"首先,我会用我的友谊去帮助他们。但如果他们拒绝友谊,我会用战争去帮助他们发展,就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

援助的双重性

略过中国的动机不谈,也略过它在西藏的失败,发展这一地区的的干劲代价高昂。按北京的统计,自1950年代以来,有超过20万的汉族职工服务于西藏。对西藏的税收也几乎不存在。藏族农民不像内地的,他们免缴土地税,还有优惠税率鼓励商业。可以借到低息贷款,去尼泊尔做进口生意也免税。尽管本地收入不多,但政府投资稳步发展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从1952年到1994年,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投资了42亿美元,而在1994年的时候,中央又在该地区启动了62个大型的基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会超过4亿8千万美元。据估计超过90%的西藏政府收入来自该地区以外。

这些人力和财政的投入让西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少外人认识到这一点。外国报道总是说起对西藏资源的剥削,好像这是典型的殖民化,这完全是误导性的。虽然北京确实尽力开发西藏的木材和矿藏,但中国也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如果让西藏自给自足,这些可不会来得这么快。

西藏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中国人不想看到它处于外国权力的影响之下,比如印度。但即使这也不值得投入这么多。1996年中国在西藏花了6亿美元。一个研究这一地区的外国观察家公正的看到这一点:"同一年,美国对非援助总共也只投入了8亿美元。那可是整个非洲——我们说的可是几亿人。西藏总共也就250万。所以,如果他们独立了,谁会给他们这么多钱?"

"除非你是一个彻底的卢德派(译者注:19世纪反对机器工业的英国团体),"Orville Schell说,"并且不相信道路,电话,医院还有类似的东西,那我想你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西藏需要中国。但那一点也不能抵消中国对待西藏那令人震惊的粗暴。"

中国援助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两面性,教育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我遇到了许多年轻的汉族教师,比如梅志远,为献身服务的热情所感染:他们都是有良知,受过很好训练的老师,工作在确实需要他们的地方。有一个志愿者在一所学校教英语,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英语学习推迟到来年,因为只有到那时一些志愿者者教师才会到来。我访问过一个地区,那里的230明中学老师里,有六十个是汉人,许多藏族老师也都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在内地受训的。考虑到西藏的公共教育体系是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立的,像这样和内地的联系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到达这里之前,1951年,西藏没有一所公立学校,而现在却有超过四千所。

同样的我看到的学校的设备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学生收费也相当低。在一个小镇我游览了三所当地的中学,两所是新建的,校园看上去也比我在中国看惯了的好多了。

第三所学校里有着巨大的建筑起重机,上面还飘扬着经幡。内地投资了72万美元来帮助返修这所学校。不像大多数中国学校的学生,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甚至连高中生也只交70美元一学期,包括住宿,中国大多数高中学费都不少的。所有能鼓励学生留在学校的举措都实行了:父母只有一人工作的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减免一半,来自遥远牧区的学生来往的交通经常都是免费的。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这样的政策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方。实质上,西藏的学校资金比内地学校充裕。这样的资金也确实急需:西藏成年人的文盲率仍有52%,只有78%的儿童开始上小学,其中只有35%继续上中学。 但是一定要把中国的援助放在学校教学内容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对西藏人这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译者注:今天百度看到新闻说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

一天早晨我拜访了一所小学,校园宽敞漂亮,新的建筑,操场向西延伸到了14000英尺高山峰的山脚下。。学校的900名学生大都是藏人。我在中央的一块黑板前驻足,通知是用汉语写的。

黑板上详细登载了内地某省政府的487800元投资,还有一名五世纪中国数学家祖冲之的生平简历。旁边有一则通知高速学生"牢记远大目标",劝导他们去为中国GNP从1980年水平翻番而工作,还提醒了到2050年中国需要达到的GNP,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目标旁边,还有一段很长的政治文章,我读了一部分:

我们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对小学生来说这可是真有点够呛(说实在的,要是我是中国的宣传人员,要鼓励藏族儿童反对帝国主义一定会三思而行的),这说明了中国学校气氛政治化有多重。不管近来中国的经济怎样变迁,教育系统还是紧紧的和过去连在一起。这种保守主义感染了教育的每个方面,从语言开始。我访问的学校里两所汉藏兼用,班级按民族划分,而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汉族老师抱怨说连许多高年级的藏族学生都不懂汉语。这种划分也带来了不同的课程安排——例如,藏族学生每天有藏语课,汉族学生那段时间就可以多上点英语课。对汉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公平,特别是在藏族学生可以和汉族学生一起上课以后。

但藏人觉得有点过于重视汉语了,尤其高年级,这威胁到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汉族老师教的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或英语,大部分初高中藏族老师也都被认为要用普通话(虽然有人跟我说他们常用藏语,要不然学生听不懂)

在任何时候,重要的资格考试都强调了汉语,这反映了语言栏流畅对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更基本的问题是藏族学生难以承受。一个汉族老师跟我说,他的学生主要来自牧区,他们的家庭住在帐篷里,而上学期间他们每天要上藏语、汉语、英语课程,三种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政治和宗教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拉萨我碰到一个21岁的西藏大学的学生,他被学校的反宗教立场所激怒,这种立场在西藏的学校很常见。"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能信教,"他说,"因为我们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既信社会主义又信宗教。但是大多数学生当然还是信教——我得说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很虔诚。"他的一个同学是党员,抱怨历史课,"我们学的历史全都是汉人那套,"他说,"大部分我都不信。"这些学生都坚决反对把优秀的藏族初高中学生送去内地学习,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抗衡中国的西藏观。

这些抱怨反映出近年教育改革的一些结果,大部分改革措施开始于1994年,很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援助的好坏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扫盲运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决心更仔细的控制教育的政治内容,希望能让自治区保持安定。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碰到许多受过教育的藏人更认同中国。梅志远的室友扎西对既是藏人又是中国人显得完全不在意:他在四川上过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很感激政府的支持。当我问他西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语言——以和很多藏人不同的方式。"太多学生不会说汉语,"他说,"如果不会说汉语,那就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得更努力点了。"

大部分藏人对中国援助不太会照单全收,但很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同时被几股力量所左右,我同年轻受教育的藏人的对话完全让人头晕目眩。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有点奇特("你觉得哪边会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十分古怪("听说在美国你们去兄弟姐妹家吃饭还要掏钱,真的吗?"),周围环境经常都一样混乱。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在一所中学参观了一场升旗仪式,老师学生都排队聆听国歌,之后齐声宣誓忠于共产党,热爱祖国,为努力工作学习而献身。西藏的高山矗立一旁。这看上去真有点超现实——当学校的政治顾问,一个一口白牙,三十出头的藏人,走过来问我来自哪里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西藏已经受到你们西方的很多影响——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电影,诸如此类。我觉得西方来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比如性方面的。在美国,要是你结婚了又要想另一个情人,你们怎么办?离婚。也不管对老婆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信教,不太喜欢这种想法。"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无疑教育系统包括了不少反美宣传。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几乎算得上是帮了这些藏人。没有什么比和低教育水平的藏人谈话更让我沮丧的了,他们坚信美国的支持。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中国进行去年的国事访问,他们相信克林顿总统是专门要来拯救西藏的。考虑到中国对西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应,毫不奇怪没什么能比DLLM和其他流亡领袖寻求并赢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的景象更能让中国人愤怒和固执的了。但考虑到美国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土著居民的,藏人对美国的信任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而且历史上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就是伪善而适得其反的。例如,CIA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和DLLM基本上和平合作(虽然不太牢靠)的关键时候训练并武装藏族游击队。当藏人和谐,和平结束,这些游击队显然有份参与,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镇压和大和尚逃亡印度。

美国也同样代表了现代。在中国的政治日程之上更复杂的问题是,长期孤立的西藏社会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现代世界。一个大学生说:"我们藏人挣得钱越多,生活标准越高,忘掉自己的文化也越多。有没有中国人,我觉得都会这样的。"

边塞上的四川人

1980年之后的短短一段日子里,也许是(改进)汉藏关系的最有希望的一段时间了。那是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实地考察后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出了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投入资金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同时汉族要对藏文化更加尊重。干部们需要学习藏语;政府工作部门应使用藏语;宗教应该更加自由。

毫无疑问这些尊重是很需要的,尤其是藏语。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政府派去的汉族人学习藏语的——即使是要在那里待上8年的志愿者们。在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的新华书店里,我找不到供中国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倒是有些供外国学生学习藏语的。

1980的部分改革得到了执行,但是1987年拉萨的一连串骚乱令改革缩水了。对北京的强硬派们来说,骚乱意味着过分的自由是有害的。1987年胡的下台有部分原因是他对西藏问题的建议。

到了1989年春,西藏实行了军事管制。中国人的结论是对藏文化和宗教过分的宽松等同于加剧动荡。双管齐下的方案迅速被一份为二:北京只发展当地经济,希望生活的改善,西藏与内地经济联系的紧密能化解紧张的政治形势。1990年之后大量的投资加速了这一政策的推行。

但是发展总是以文化的消减为代价的。藏族传统的那部分被遗忘在兴建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汉族和回族(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移民前来西藏。

这些外来者控制了西藏的经济——事实上,是他们搭造了经济大厦,同时也招致了藏族人的怨恨。我见过许多藏人——他们并不怨恨来自内地的干部,但他们毫无例外的反对这些外来移民工人,尤其是来自邻居四川的大量汉人。常年居住在此的汉人居民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动人口的现象正在影响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大约有一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寻找工作。在西部和南部,有大来自量四川的流动人口。在我的旅行中我经常听到同样的偏见:四川移民没教养,女人放荡,男人狡猾。最糟糕的是——人们说——是他们不停的迁移过来。

在四川待了两年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四川人总是选择离开。这个相当与法国大小的省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很动荡,最近的工厂倒闭造成了多个城市的工人和谐。大部分四川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不害怕外面的世界,艰苦的环境已经把他们变得足够的坚韧。而在中国,他们因为吃苦耐劳而著称。他们工作,他们生存下来,而正如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那些成功的外来移民一样,他们被(当地人)忌狠。

在西藏,四川人靠自己的奋斗分得了经济增长的大块蛋糕。当我到达拉萨机场时,发现出口外16家饭店中的13家推荐四川菜,一家是西藏菜时,这一点显得更加实至名归。事实上每一个在拉萨的行业都符合这个模式。到处是四川饭店,到处是四川商店。当地人告诉我说八成的拉萨汉人来自四川——这也许并不夸张。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比汉族干部的引进更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而且更难控制。西方总是误认为这些人是被政府送来的——大量的汉族平民部队到达西藏,压倒了西藏文化。

事实上政府极少控制这种形势。"你怎么阻止人口向外地输出?"一个研究西藏很久的美国人问。"你准备用什么机制来防止这情况?国内旅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总是反复告诉他们别做限制,因为调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人权问题了。"

远没达到民族议程的地步,自主的移民们多半完全与政治无关。在拉萨,我常在一家小川菜馆吃饭,老板叫费晓云(音译),31岁,成都人。1996年,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下岗了,因为他们工作的国有天然气工厂破产了。他们每人得到了为期两年的离职补贴,每月30美元。当补贴到期,他们带着积蓄,买了机票到拉萨来。他们把五岁的儿子留给了他的奶奶——这是移民的普遍选择,包括干部也是。部分是害怕住在拉萨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也部分由于西藏学校被认为比内地学校差,而且异地就读的孩子是需要付额外学费的。

费晓云一次也没谈过GNP增长,她对发展祖国没什么兴趣。有一次,我问起朱镕基总理,这位总理的经济改革措施关闭了很多工厂,包括她所在那家工厂,可她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国家大事啥的我都不懂,"她耸耸肩说。她只是个家徒四壁的穷苦妇人,像其他四川人一样设法来到西藏,不顾一切的讨口饭吃。

但这些移民有其政治影响,因为藏人看着这些外人逐渐发展起一个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经济。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为什么汉族企业家比藏人成功这么多?藏人最通常的反应是存在着规则不平等现象:汉人更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关系的支持。而且即使在一个公平的赛场里汉人也有更多的资本,和内地资源更多的联系。移民社群也倾向于支持新来的人。

对四川人来说这尤其正确——一个人来了,紧接着又是一群亲戚,不久之后就是一个大家族控制着一家工厂货一批商店。在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前,一排货摊卖着哈达,一种朝圣者用来祭献的仪式用丝巾。这个工作人们可能会以为都是西藏人在做——就像人们会预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卖念珠的都是天主教徒。但一个商贩妇女跟我解释说,所有这些摊点都是成都西面三个小城市来的四川人摆的。总共超过200人——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他们完全占据了这个商机。

有一天我和一个藏族朋友一起走过哈达摊时,他摇了摇头。"那帮人知道怎么做生意,"他说,"我们藏人不知道——我们太老实了。什么东西该是五块钱,我们就说五块钱。可四川人就会说十块钱。"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对——汉人在西藏成功的理由和他们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理由差不多,从东南亚到美国。他们比藏人有更强的商业传统,西藏所有独立的汉族定居者实质上在别的某些地方都失败过,这也给了他们一种奔向成功的单纯冲动。

于是,西藏感觉上就像典型的边疆地区,有着特别的人口构成。不成比例少的汉族儿童,几乎没有小孩来这儿:人们总是怀着将来回去内地的愿望。汉人的绝大多数是男人,包括派去的政府职工。我在西藏见过的汉族女人里有着为数不少的妓女。当地人告诉我一大批都是1994,1995年62个大工程投资之后来的。一个和我聊过的汉族志愿者是一批三十个男的一起来的,有个女的申请一起来单被拒了,因为当局觉得西藏不适合年轻女人。这个年轻人第三次带薪休假回家时勉强找了个老婆。"放假的时候我才能去找女朋友,"他说,"我有六个月。可以找个人,搞定一切,然后再回来。"

有时候这与其说是现实社会,不如说更像杰克伦敦的小说——族裔紧张,粗犷的个人主义,明亮刺眼的阳光,高耸荒凉的山脉。

有一天一些美国朋友和我雇了个司机,一个25岁的四川人,姓魏,精心摆弄着一辆1991年的大众桑塔纳。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在家,想要半年内搭载游客挣够钱买辆新车——虽然他没登记过。我们同意付他36块载我们去当雄,那是拉萨以北五小时的车程。他一路开车——经过一个警察检查站,他用了假证件(他解释说,这样更简单),又碰到一辆藏族司机开的路虎,满载外国乘客。那个司机认出了我们的非法营运的司机,咒骂着叫他自己到当雄自首。"因为我是汉人,"魏冷着脸的说,"当雄的警察都是藏人。"他开得越来越快,远远跑在那辆路虎前头,直到撞上个土包弄漏了燃油管。

车慢慢停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西面是覆盖着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那个藏族司机赶了上了,瞪了两眼扬长而去。魏剪了一段备用管,补上了漏洞,他把燃料注入了汽化器,这样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取下燃油管,吸出了一口油,含在嘴里,又把油管塞了回去。然后他走到车前面,把油又吐进化油器。

车启动了。我能感觉到魏正忍着满嘴的汽油味,过了几分钟,他抽了支烟。车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除了魏,他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没爆炸。他盯着车前方横亘在他和36块钱之间的旷野,一直开着车。

这就是一个四川人在西藏的活法。汽油很刺鼻但他还是吃了,他也同样咽下了高海拔、坏天气还有当地人的敌意。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他的工作,他挣的钱,他挣到钱后荣归故里的承诺,只有这些才最重要。

没有柱子的房子?

西藏孕育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但这里确实艰苦,社会问题又让这个艰苦的地方更加艰苦了。在我的西藏之旅就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费晓云的餐馆吃了顿饺子。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抱怨她的处境。生意不好,生活无聊,一天干15个钟头,在拉萨一个朋友也没有。她想她留在成都的儿子,很可能得等到第二年回家才能见到他。她问我我离家多久了,我说我一直呆在中国两年多了。

"我们都一样,"她说,"咱俩离家都这么远。"我表示赞同。她又问我想不想家人。"当然想,"我说,"不过我下个月回家就能见到他们了。"

这话本不该说的。她的眼神一下子茫然了,泪水充满了眼眶。我们俩独自坐在餐馆里。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流露感情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静静地吃饺子,她一直哭。下午的阳光惊起了桌子周围密集的拉萨苍蝇。

西藏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盼望着离开。奇怪的是,正因为这里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糟,反而让它几乎显得更糟。无疑这里受益于中国援助,我对碰到的年轻的汉族教师的理想主义与现身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发展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努力计划的都不好。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看到这么多的钱和工作投入到这样一个贫穷的乡下地方,这真让人沮丧。而我常常感觉到不了解西藏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的普通人,被政府以一种他们不理解的方式摆布着。

但是,虽然我确信没有人真正幸福(大部分汉人都不喜欢呆在这儿,大部分藏人当然也不高兴他们在这儿),我却不清楚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即使是那些身处西藏的上层社会人士,你或许也会发现他们很无助并且身不由己。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还有钱——是单纯的的经济压力驱使着一个母亲离开她的儿子,来到一个不欢迎她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拉萨哭。五天前的晚上我在大昭寺前和两个藏人聊天。一个是医生,因为写书警告同胞保护自己的文化进过牢,另一个53岁的中年人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人都急切的想和一个美国人交谈。他们都对美国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有巨大的信心。这让我也感到悲伤。我想告诉他们有很多人在保险杠上贴FREE TIBET,但这些贴纸旁边的牌照就经常顶着一些已经被遗忘的部落的名字——这些部落都屈服于扩张和现代化的力量,而现在这些扩张和现代化正威胁着西藏。而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砸钱——看起来也很美国范儿。我只能闭上嘴,默默倾听。

"看这根柱子,"这名工人说道,他站在寺庙的入口旁边,把手放在红漆的柱子上。"如果一个房子没有柱子支撑,或是支撑柱发生弯曲变形,那会发生什么呢?房子就会倒塌。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柱子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社会就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将不复存在。

天色已黑,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看见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西藏再也没有像这样的政治敏感区了;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yx都在大昭寺前进行,我知道在这里公开说这些是很不明智的,"他瞥了眼身后继续说道。

"你需要告诉美国人这里的情况,"他说,"你需要告诉他们这里需要哪些改变。"我点了点头并且和他握手,但我意识到自己竟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也不知道美国人民能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帮他们建赌场。



肖建华插手平安收购案 资金来自国内城商行

 【财新网】(记者 凌华薇 杨璐 特派香港记者 王端)12月初,交易金额超过700亿港元的汇丰出让平安股权案,在意向发出后迅速完成,令市场颇为震动。据最新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封面报道"谁买平安"一文调查,在名义买家泰国正大集团的背后,"明天系"掌舵人肖建华为重要推手,而收购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其掌握的三家地方城市商业银行。

  12月5日,汇丰控股有限公司(00005.HK,下称汇丰)签订协议,出售所持全部15.57%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下称平安)的H股股权。交易规模高达93.85亿美元,折合727.36亿港元。交易分两步。12月7日,交易第一步完成,约3.5%股权易手,152亿港元现金交割已然完成。

  汇丰于2002年进入平安,在退出前为平安第一大单一股东。今年11月中,汇丰刚向媒体透露出其退出意向,不料时过半月交易即告完成。平安自成立以来,其股权结构屡经变化,但创始人及管理层对平安的实际控制权从未旁落。今年5月,平安的职工持股机构套现,兼之此次汇丰退出,均意味着平安股权结构的重大调整,因而谁来接盘对于公司控制权的变化至关重要。

  据平安此次公告称,接盘汇丰股份的是四家公司:同盈贸易、隆福集团、商发控股以及易盛发展。这四家公司均成立不久,尚未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注册地是在英属维京群岛,均是泰国正大集团的附属子公司。

  泰国正大集团的掌门人谢国民为福布斯杂志新近评出的泰国首富。该公司2011年净资产达90亿美元,但要一次性吃下这笔作价93.85亿美元的平安股权,显然并非易事。资金哪里来?

  财新调查获知,此次交易第一笔152亿港元资金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泰国国内,其余部分来自由肖建华领衔的中国内地投资者。而肖氏的资金,主要来自其操控的国内城市商业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据正大公告称,第二笔交易因所涉股份超过5%(约12%),还需等待保监会的合规性审批,期限是2013年2月1日晚11点59分。

  肖建华,1971年出生,山东肥城人,15岁考入北大法律系,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93年在北京创立公司,1999年成立明天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明天控股"先后以购买法人股或发起设立方式参股了多家上市公司,以"明天系"在资本市场风声水起。"德隆系"崩盘后"明天系"一度低调,但在2006年后再度活跃,旗下有多家上市公司及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

  肖建华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很少公开曝光,但近年活跃在多起跨国金融机构收购案中,有时为中介,有时为投资。

  2006年鲁能集团违规私有化未果,"明天系"旗下的新世纪信托等参与其中;2006年深发展股改,"明天系"旗下三家证券公司入股并投反对票;2007年末,太平洋证券(601099.SH)借股改捷径上市,"明天系"是其主要股东;2009年AIG出售台湾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明天系"参与收购战。今年6月,内蒙古两家上市公司ST明科(600091.SH)与西水股份(600291.SH)发布公告,明天控股收购第一大股东股权,成为实际控制人。

  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此次涉及股权收购出资的三家城市商业银行都在肖建华势力范围内。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收购资金在20天后又回到了这三家银行帐上。

  按照交易完成的进展,在股权完成转移后,即可以股权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抵押率一般为50%左右。目前上海交易所和港交所均未显示有超过5%的股权在质押中。谁提供了下一步的资金腾挪?有人怀疑资金来源于平安集团的管理层。截至发稿,未取得证据支持这一怀疑。

  "未来肖建华和马明哲之间还会有很多故事。"一位市场人士这样说。



救出勃起来


近日,一群挺薄网友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万民伞"活动,声称"要用实际的行动为薄公呐喊",并发布了该活动的主题歌《还我勃起来》

点击这里观赏视频(得翻)

注:该曲前奏部分使用的是著名基督教赞美诗《奇异恩典》

以下是《还我勃起来》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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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中,这群网友称,勃起来"被免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这些勤劳善良、不问世事的人民,如同进入漫无边际的黑暗"、"勃起来,早已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人民"。而在这群网友在薄被免职后"不再看电视,不再玩游戏,不再关心奥运会,他们放弃了一切娱乐甚至工作,成了一个个专职的网民。在微博、在贴吧、在Q群、在语音室、在网络论坛,在哪里有抹黑勃起来的声音,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说,这就是战斗!(编注:码到这里手在抖……)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勃起来的安全,他们从不相信那些污蔑勃起来的说辞,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良知——这群人,被称为'网上挺薄志愿军',他们没有组织,成员不定,人数不确切,均素未谋面却互称'战友',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救出 勃起来!"

以下是若干"网上挺薄志愿军"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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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涉“颠覆国家罪”教师:长期遭城管辱骂戏弄


兰州涉"颠覆国家罪"教师:长期遭城管辱骂戏弄

2012-12-22 法制网

陈平福(资料图)

前50年,陈平福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三口之家,生活平静安稳;50岁后,一系列变动发生在他身上:一次是2006年受邀参与甘肃电视台《今晚有约》节目,被当作自立自强的市民榜样;另一次是今年9月被告上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迟来的撤诉

12月14日上午11点,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裁定书:检察院撤销起诉,陈平福无罪,解除监视居住。裁定书上写了9月27日、10月24日与11月22日的3次延期,没有撤诉理由。"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棒高高举起,现在又悄悄落下。

旁观者回忆,当日没开庭,没宣读结果,审判员将裁定书交给陈平福,"签了就赶紧走吧。"双方签字后,公诉人迅速离场。

没有工作人员的法庭,成了陈平福和十余位热心市民的欢庆场所:大家欢呼拥抱,一位当地记者大声朗读裁定书,也有人早早准备了一挂鞭炮,放响在法院大门前。

3个月前的9月4日,陈平福案开庭,旁听席十余人,除其亲友外,均为得到消息赶来的市民,有记者、学生,牛肉面店老板。他们不认识陈平福,都是冲这罪名而来。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平福无视国法,在互联网上针对不特定的网民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诋毁、诬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陈平福是什么样子?"又瘦又小,是个书生气比较浓的小老头";"瘦弱文雅的老人,戴眼镜,头发花白,看着就难受,很难把他和颠覆联系在一起。"旁观者说。

公诉人:"07年到12年,你在各大网站注册博客的目的是什么?""我走投无路,企业破产我在大街上拉小提琴卖艺呢。""问你注册博客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把这几年遭遇写下来,让天下人看。""网友评价你看过没有?""没反对我的,都是赞扬的。""赞扬什么?""赞扬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对于公诉人提出他借博文发泄对国家领导人的不满,陈平福不服,"我从来没有攻击过任何个人,文章只是针对制度,希望国家和平、民主转型。"

对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陈平福更不服。他在最后陈述时说,"我没有犯罪。我追求民主自由跟社会进步,维护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我一点罪都没有。"

当天,陈平福因博文获罪案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相关微博转发量两万余条,评论近八千条。同样广为流传的,是一位庭审旁听者的感慨:"其实,我们都是陈平福。"

陈平福是谁

也是9月,本刊记者拨通陈平福的电话。"请问是陈老师吗?"电话那端显然不习惯这个称呼,愣了一下,说,"我是陈平福。"

相似的停顿也出现在4天前的庭审现场。"被告人起立。被告王平福?"他顿了顿,小声地说,"是陈平福。"

面对尊重与漠视,他有着同样的不习惯。那么,这个社会究竟给了他怎样的身份?

1957年3月,陈平福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自出生起,他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里,早年是因为没空,后来是因为没钱,现在又被监视居住,不允许离开了。

1978年,他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他进入首钢胜利机械厂技工学校教书,端起了所谓的铁饭碗。这堂数学课,他一教就是26年。

一届届学生都是那么朝气蓬勃,企业却渐渐走上了下坡路,陈平福也从当年那个志得意满的小伙子一眨眼步入了50岁的门槛,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2005年,他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入医院抢救,每天住院费近千元,而他当时工资每月只有400。一个礼拜抢救下来,病还没好,几千块钱花完了。

弟弟妹妹们看不下去,四处为他筹钱。尤其是二妹,在县城的商场里打扫卫生,月收入仅150块,她也凑出了1万块。最终,一个月内大家集齐了5万块钱,第二次把陈平福送进了医院。

心脏搭桥手术之后,陈平福被救回了一条命,同时背上了5万块钱的债。无法可想,他记起大学时学过小提琴,也许能上街拉琴赚点钱。于是,拿起30年前学过的琴,他走上了兰州街头。

20年来为人师表,一朝背着琴,走在街上,他怎么都觉得别扭。一个人在黄河边徘徊良久,最终还是打开琴盒子,在地上铺上一张纸:"胜利机械厂职工陈平福因心脏病手术而负债累累!被迫卖艺乞讨!"

从此,陈平福坚持在上班之余,每个双休日都到兰州街头卖艺。商业街口、大学门前、步行街上,凡是人流密集的地方,都出现过他拉小提琴的身影。

他靠拉琴还清了债务。不想,2008年,企业破产,在外打工的儿子又按揭贷款买了房。还完欠债,再还房贷,陈平福开始把上街卖艺当成了自己惟一的收入来源。

2011年春节,失业4年的陈平福得到了再次成为老师的机会。一位在云南办私立学校的老同事请他过去代课。家人很珍惜这个机会,每月工资仅一千余元的儿子还特地为他买了去云南的打折机票,那是陈平福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陈平福决定一心一意做个好老师。"我喜欢欣赏这里孩子们的打闹嬉戏,欣赏小朋友们排队打饭,大孩子让小朋友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玩。我喜欢在这校园里拉小提琴,被一大群孩子围在中间。"

这份欢喜仅维持了一周。

上班3天后,陈平福接到原单位的电话询问行踪;接着,单位校长收到了来自警方的通知,要求以"不适合这个工作"为由辞退陈平福,令其一天内离开云南。

为何发言

警方对陈平福追踪强迫的原因在于他的博客文章。在数篇博文中,他讲述了自己卖艺期间的经历:一方面要承受路人怀疑与轻蔑的目光,还一方面要应对城市执法者的屡屡问询。

"走上大街拉琴,头一天就遭到执法大队的辱骂,骂我'在大街上拉琴要钱,不要脸!'"接下来,被踢琴盒,遭受言语攻击,成了陈平福的家常便饭。

他最怕的不是城管,而是城市救助站。"救助站就是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他们说我属于乞讨,所以不归城管管,归他们管。他们不是救助,进来就明说了,我们过来就是不让你卖艺。"

"有次正在休息,救助站的人过来把我抬到装有铁栏杆的小面包车里。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又说又笑,戏弄我。直到晚上10点,把我扔到郊外让我下车。他们后来也经常找我,但我警惕性高,只要在人多的地方,群众就会围过来,他们不敢动手。"

26年教师经历,留给陈平福的不只是一笔补偿金,还有读书人的自尊心和执拗。

被粗暴对待的陈平福,一腔愤懑无处诉说,最终选择了诉诸网络。2007年,他开始在各大网站实名注册博客,写文章痛诉自己的遭遇,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随着文章浏览和转载量的增多,2010年,陈平福开始收到有关部门发出的警告。

"他们越威胁我就越生气,越生气我就越是要写……我这个人比较犟,不能默默忍受屈辱,但也没法找他们算账,所以我把他们做的事情写出来让世人看,把我的一些想法和该说的话说出来。"

他的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述说自己的经历;另一类表达对教育、官员贪腐及社会制度等问题的评论。正是第二类文章招来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但这类文章也正是他写博客的主要理由。

"我写博客更主要的还是希望这个社会不要那么野蛮,要有好的制度,文明进步。我觉得老百姓那么善良,他们无私地帮助过我,甚至有些人活得比我还艰难,但我帮不了他们什么,也为这个社会做不了什么,只能是呼吁制度改革。没有好的制度,我们这些可怜人活不下去。"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陈平福照旧保持着散步的习惯。相对于网络上的群情激奋,他的情绪平静。他说自己没有恐惧,"我不觉得我说的话是一种罪恶,我不怕这个罪名。"

检方撤销起诉后,本刊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他还是在散步,只是这次没了监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待着,觉得生活挺好,挺有意思,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叫我出去吃饭聊天,过得很热闹。"

差点"因言获罪"的陈平福显然没有因为这件事改变执拗的性情。他说,他的博客还会继续写下去,但是会更加理性、委婉。"以后的生活,还是会继续追求自由民主、社会公正,这些事儿不能停下,不能拉倒。因为有好多朋友在支持我,应该站出来说话,我不会害怕。"

等春天来了,他说,还要背起小提琴,再次走上街头。(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特约撰稿张玥)

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

一日段子荟萃 12-21 #一日段子荟萃 @冉云飞3世:陆续看了几天人民日报、央视、光明日报、新华网等官方黄喉对网络的污名化,他们那种花纳税人血汗后全知全能的教导口吻,和毕节地区在五个儿童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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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段子荟萃  12-21   #一日段子荟萃

@冉云飞3世:陆续看了几天人民日报、央视、光明日报、新华网等官方黄喉对网络的污名化,他们那种花纳税人血汗后全知全能的教导口吻,和毕节地区在五个儿童惨死后垃圾箱上"人畜不得入内,违者后果自负"完全一样,其间展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令人发中指。它们倒真是有点提前进入末日的赶脚?

@MyDF:《人民日报》看一张很扯蛋,订成册就是笑话集;《新闻联播》看一集很搞笑,天天看就是肥皂剧。 

@谢文:刚刚说腐败会亡党亡国,有人就说网络会亡党亡国;刚刚说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有人就说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刚刚说官员要公布财产,就有人说网民要公布姓名;刚刚说要协商民主,就有人说要单方监管。这股逆流是谁发动的?依附这股逆流兴风作浪的小爬虫们想干什么? 

@MyDF:最早你们"反黄",借小女孩口说"很黄很暴力",于是人们发现官员的故事比毛片更香艳;后来你们"反三俗",于是电视台办起了配对的节目,干露露成了座上客;现在,你们要"反谣言"了,但其实你们只想"反言论自由"..... 

@renzhongdaoyuan:听领导们说,最近开了个网络安全会议,会上变成了领导诉苦大会,领导们说,网络害得他们不能戴表,不能系皮带,不能戴眼镜,不能抽高级烟,连茅台都要装入低档酒瓶里才能喝,太苦逼了,网络一点也不安全,所以要整顿网络。

@lianyueBot:如果造谣的人都要抓,那么鼓吹共产主义会来到的,一个也别漏过。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要用公款送礼了】逢年过节公款送礼,近年渐成惯例。无非是想打通上下关节、增进部门情谊,将来在评比、审核时图方便,在要项目、上工程时占优先。其结果是浪费了国家资财,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公信民心。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县各级领导机关都应从我做起,不再用公款送礼了!

@伟哥日报:你们家教育干部都这么温柔吗?你前几天的狠劲哪去啦?

@胡锡进:为什么市场化媒体、网站的"反政府"情结越来越重?一大原因是媒体人的境遇越来越糟,穷,没社会地位,成了新闻民工,一些京沪穗媒体人没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对媒体人好一点,善待媒体人,解决这个行业里的困难,这是我对当局在各个场合的呼吁。

@kavin101:【以己度人胡锡进】被圈养的狗的天然逻辑。

@巨扯:肯德基速生鸡的养殖方式至少在中国存在10年了,缘何今天才被央视报道?有人一语道破天机:广告!2013年肯德基不准备在央视做广告了。2011年以前双汇在央视一直投放广告多年,于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而当决定不投放广告了,结果就出事了。CCTV才是法外之地呀!

@irrenhaeusler:FLG:「我的教義很簡單,只有三個字。」CCP:「我的教義也很簡單,而且跟你只差一個字。」「我是真善忍。」「我是真殘忍。」 

@pufei:看最近对邪教教主的批判文章,这行为活生生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嘛。 

@haitaode:作为定点清除计划的一部分,一个同志被双规了。经过72小时的不间断盘问,没发现问题。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这位同志濒临崩溃的同志说:我是全能神教教徒……

@wentommy:央视网:"全能神"邪教的权力核心是7人组成的"监察组",控制着全球华人中数百万教众,并享用各种渠道聚敛来的巨额财富。赵维山编写的"教义"中,终极目的就是推翻现行政府。——这新闻稿像是星河君写的段子 

@hnjhj:今年当局在GFW升级上花了太多钱,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新浪、百度、腾讯这些都是首当其冲的,多亏GFW把竞争者挡在墙外,不然早倒闭了。当然勒索起来比往年狠一点也是正常。
 
@济善园之三慎斋:【先见之明切肤之痛】1930年傅斯年将中共"阶级斗争"归纳为利用挑动8种仇恨来夺权:①中国人恨西方人②穷人恨富人③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④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⑤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⑥农村人恨城市人⑦子女恨父母⑧年青人恨长辈—几十年后,历经文革等劫难的中国人始有切肤之痛!

@LeonSYC:【毛新宇忆:为写博士论文在孤本书上画重点】读博时,为写论文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借20多本书。还书第二天,馆长就找妈妈说:部长您看怎么办,新宇借的书都给划重点了。妈妈说怎么办呢,那就买下来吧。馆长说其中有些是孤本咧。(我当时)还振振有词说:"爷爷说不动笔墨不读书。"

@shangguanluan:其实薄王时期的高压下重庆治安的确好了很多,有个叫袁柏树的人曾经很诚恳地对我说过,但是,他却因为在重庆打黑时期举报官员被劳教,这就是这种"治安好"的本质。老毛最独裁的时期,治安也挺好的,比现在重庆还好。

@wentommy:红歌经典《还我薄熙来》歌词赏析:还在静静等待你回来,为你拭去一脸愁哀。呼唤我的亲人会明白我的爱,就算天崩地裂也不离开。舍我身躯为熙来,走上街头热血澎湃。我万众一心,哪惧怕牺牲!还我熙来!舍我身躯为熙来!走上街头排山倒海,我万众一心,哪惧怕牺牲!还我熙来!
 
@fswordlee:极权是黑社会的天敌,墨索里尼在时,黑手党销声匿迹,但是不要觉得极权更好,极权和黑社会之间的对立与黑社会和黑社会之间的对立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极权政府要做唯一的最大的黑社会而已。 

@shmyd:"梦"被官媒评为中国年度汉字,叔深以为然。在我朝,要实现梦想,真是做梦。 

@xie107:现在中亚四国当权者,是这四个,中:习近平;朝:金正恩;韩:朴槿蕙;日:安倍晋三。他们四个的唯一区别是,朝鲜是孙子!

@钢铁侠Z:末日之后,一对外星父子驾着飞船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一片汪洋之中,看到了一个水晶棺,儿子问道:"这里面就是传说中的睡美人吧?"他爹一巴掌拍他脑袋上:"是毛啊!"

@九十九宗罪:一抬眼,又看见个水晶棺,儿子说:"这总该是睡美人了吧?"他爹又是一巴掌:"日哦!"

@yancaiwm:【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亲爱的群友们,从下午开始也许你们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去拯救地球了,如果22日太阳照常升起,那说明我成功了。不用感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abu701:真希望是极权的世界末日,都2012了,还是法西斯的天下,北京今夜下了一场特别美的雪。 

@赵楚:我历来觉得,末日论是最虚妄的。在一个社会里,公义彰显,正道张扬,人们虽各有艰难,却怀抱真切的人生之梦,可以安居乐业,则这样的社会每日都是天国。而相反,一个文明久远的古老国家,没有宪政,没有法治,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受到普遍剥夺和践踏,则这样的社会每天都是末日。

@JaMiE0leE:或許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群人冒著生命危險解除了一場大危機,而大家只是笑著說:「哈哈,世界末日根本沒來嘛!」電影跟漫畫都是這樣演的。

@tamysl:转:刚刚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电脑声音传过来:"你有一张船票。"差点没坐稳,激动的眼泪哗哗的,刚想问在哪里领啊,后面说"在法院"。

@mchobits:末日表白后最凄凉的拒绝:答应你了就真是世界末日了。

@xie107:今天一女同事烟圈红红的来上班。科长打听来打听去,终于知道原因了,据说昨晚她娘这么训她:"XXX表哥工作出来两年找空姐结婚了,XXX堂弟要领证了,就连做鸡的堂妹都嫁出去了你还嫁不出去,读那么多书找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连个做鸡的都不如。"

@iThink:我座位边上有个单身的男生,今天突然有个漂亮妹子过来找他,说今天末日哦,你准备怎么过?他想也不行就回答:太傻了你,这你也信。然后妹子默默走了。 

@Brokenmouse:我发现我回国后就是这样:「诶这个奇怪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吃我要吃吃看」- 肚子疼在家里咕噜咕噜打滚 - 「肚子不疼了!诶这个奇怪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吃我要吃吃看」 - 肚子疼在家里咕噜咕噜打滚…. 

@QiubaiBot:说个我小学时候的吧,话说放寒假老师留的作业是一本寒假生活,开学后我同桌一个字都没写,只见那货拿橡皮把每页擦一遍,留下满本橡皮屑。上课后,那货哭着对老师说,我家大年三十晚上进贼了,把我作业都擦了....擦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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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PI“也造假”?――CPI的历史变化

华尔街见闻

ZH:在过去的数年里,通胀仍然是一个充满个人感情而富含争议的话题。对个人,对公司,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已经给他们的前景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官方公布的通胀仍维持在低水平。当美联储把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注入金融体系,对通胀失控和美元贬值的恐慌已经导致最近几年金价飙升。下面我们马上会讨论,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把通胀带到政治争论的风口浪尖了。

然而,我们先要说一下美国通胀的背景历史。美国政府编制了一个叫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胀监测工具,而CPI又会被分成两部分公布:核心CPI(CCPI)和广义CPI(HCPI)。这两个CPI数据间的唯一差别是,核心CPI剥去了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其实,美联储和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CPI,和一般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能感觉得到的油价和食品价格波动的事实,是存在偏差的。

监测通胀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企业、个人和政府修正它们的财政计划,避免受到通胀的影响。如果没有准确地加入对通胀的考虑,那么通胀会摧毁未来的购买力,降低经济的繁荣水平。所以,准确地监测通胀,并合理地应对,对长期的经济繁荣是十分重要的。

CPI原来的计算方法是,首先确定固定的一篮子商品,然后每个时期监测这些商品的主流市场成本变化,这个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前一直运作得很好,也达到了监控通胀的目的。然而,因为美国政党面对越来越大的来自财政赤字的压力,在不能实际上削减支出的前提下,他们必须找一个方法降低财政支出,最后他们选择了实质性地改变通胀的计算方法。

在克林顿进驻白宫不久以后,美国劳动统计局(BLS)就通过改变CPI商品篮子中商品的权重,改变了通胀的计算方法。在接下来的数年里,CPI成分商品的权重计算方式就从直线算术法变成了几何算术法。改成几何算术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给予价格上涨的CPI成分商品较低的权重,同时给予价格下跌的CPI成分商品较高的权重,进而导致公布的通胀水平下降。

根据John Williams的解释:

...净效果是每年降低公布的CPI水平2.7%(与之前传统计算权重的方法相比)。这个差值影响是巨大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差值的叠加效果已经累计降低了社会保障计划中每年生活成本调整额的超过1/3。

但数据"操控"并没有就这么结束。除了改变权重, BLS还引入了一个"享乐"调整。享乐主义调整了那些消费者能从中提高幸福程度的商品的价格。

"根据BLS的说法,你买的那台新款洗衣机与你去年买的旧款相比,并没有增加你20%的花费,因为这20%新增的花费已经被新款洗衣机的新功能带来的幸福感抵消了,新款洗衣机简单的控制按键比旧款那种转动刻度盘的操作方式要方便多了。"

当汽油价格因为联邦法律规定要求加入新的添加剂而每加仑上涨了0.1美元,这部分油价上涨的成本是不会算入通胀的。相反,这0.1美元应该被排除在CPI数据以外,因为消费者从新鲜空气中获得的幸福感抵消了这部分成本。相同的原理还运用在联邦法律规定强制安装的汽车安全设备上。我没有尝试量化这些存在质量问题的调整的影响,但这些调整对CPI数据的影响肯定是实质性的。

最后,还有在季度调整过程中的"干预性分析"。干预性分析对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有着较大的影响。当象汽油这样的商品超过一定的价格波动区间,BLS就会出手,利用"干预性分析"把波动给整平。结果是,大幅上涨的汽油价格从来都不会完全反映在广义物价指数的数据中。然而,物价下跌是从来不会被调整的,所以会完全反映在通胀水平的下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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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离开香港/维权人士北风(温云超)自述

泛华网
    明報 21-12-2012
  
     編按:2010年,內地著名媒體人,同時也是知名的維權人士北風(溫雲超)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近日,他卻突然被告知必須回老家廣東辦理港澳通行 證。他擔心自己一旦回去,就會失去自由。近年,北風曾參與和報道多起公民事件,榮獲法國人權委員會2010年度人權獎。今年6月,他在香港執筆起草《關於 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出於種種考慮,北風決定離開香港,遠渡重洋到美國擔任一年的訪問學者。離開前,他回顧了自己在港的這兩年多時 光……

    最近流行講故事,我也講講我的故事。兩年前,我依「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到香港,入境那天,是2010年的10月10日。百年前的中國,亞洲第一 個共和國成立,10月10日成為「國慶日」,香港成為民國開國先賢們重要的「顛覆」基地。更巧的是,我到了香港後,領到的香港身分證號碼竟然是 89XX64,恰是23年前的那個紀念日。一些巧合,似乎在暗示覑命運的變化。

背負另一個「六四」身分
  
    在此之前,我被內地政府限制出境,只是可以到香港工作,廣州方面巴不得我離開廣州,免得給他們製造麻煩──他們認為我是多起抗議事件的幕後黑手。 在我寫下保證書之後,我才得以前來香港。赴港之時,恰逢劉曉波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國保非常擔心我作為嘉賓前往奧斯陸觀摩頒獎禮,一再要我作出保 證。其時我也得到了當年的法國人權獎,我想,那就等事情冷卻後再回大陸吧。沒想到,在那之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內地。
  
    2011年2月,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大批活躍人士,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被當局非法拘禁,失去聯絡,我多次受到廣東方面的警告,要求不得接 受媒體採訪及參與活動。6月,在我去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聲援了艾未未、冉雲飛等因「茉莉花革命」受到抓捕的人士之後,我的電話、電郵和推特 (twitter)同時受到海量的攻擊和干擾,所有家人的資訊也被發布到網上並遭到惡毒謾罵。在7月31日當天,我接到了311個騷擾電話;2012年4 月26日,我的推特受到59萬次mentions騷擾;而我的Gmail郵箱,最多的一天,在一個小時內有超過5G的郵件湧入。在2012年的6月至7月 間,因為發起「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的聯署,並與香港各界深度合作為追尋李旺陽先生的死亡真相奔走呼號,數以百計不知來源的攻擊抹 黑我的文章被人發布到網上。對我的攻擊,持續到2012年秋天才結束。

我怎樣面對死亡恐嚇
  
    2011年11月,有可靠的內地朋友傳話過來,讓我不要單獨去澳門和越南,在香港也不要單獨和陌生人見面,否則可能會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脅。壓力 大得我夜不成眠,血壓不斷升高,聖誕前夕,我鼻子血流不止,不得不叫來救護車去了醫院,止血後回到家裏後再流血,不得不去醫院留院觀察兩天,平安夜我是在 東區醫院過的。我的父母,原來約好聖誕假期來香港玩,卻不得不到醫院來探我。此後的一個月,幾乎每天都流幾次鼻血,在我前半生,這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個月。
  
    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前,他們跟我家人說:讓北風低調些,要知道,香港也還是中國的。
  
    我只是想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港兩年,雖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焦慮中,但我很慶幸,能在香港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剛到香港時,我足足花了半年時間,才對警車的聲音脫敏。在廣州時,一聽到警車聲,就會不由自主望望窗外,看警車是不是停在自己樓下。
  
    我愛香港,因為香港有法治和自由,儘管很脆弱。但我也跟朋友們說,我不喜歡香港,因為香港也是個2B城市:too busy and too business。香港太秩序化了,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高度的秩序當中,以至於,我很難在香港找到一個酒友──朋友們往往在喝掉兩瓶啤酒後說,不好意思,明 天要上班。
  
    在香港,我的收穫是無數的感動,從維園到新舊政府總部的路,我走了好多次,為紀念「六四」、為「七一」雙普選、為「反國民教育」等等。每次走到人 流裏,看覑身邊的人,都會從心底湧出一句,幸好香港有你們,幸好中國有你們。特別是在為李旺陽先生追討死亡真相那次遊行,我幾乎全程都是淚流滿面,數以萬 計的香港人,為一個陌生人走上街頭。遊行結束後,我寫下了此生的處女詩作,其中一句是「你們是幸運的,你們可以自由的悲傷」。在我的理解裏,香港人有很堅 實的底線,當底線受到挑戰,香港人就會激發出強烈的情緒甚至行動。例如趙連海、艾未未、李旺陽以及「反國民教育」。

陳雲掛掉了我的電話
  
    在「蝗蟲」風波的時候,我到一個電台做嘉賓,電話連線陳雲先生。我說,如果陳先生認為不支援「蝗蟲」論是不道德的,且又認為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狗是侮辱話語,那說別人是更低等的昆蟲又為何能有道德的正當性?陳先生掛掉了電話。
  
    我想我作為一個媒體人,或可以說算是一個知識分子,我自然會對我認為不合適的一些香港朋友的言行提出批評,這無疑會挑動一些人的神經,因此,我在 臉書上也經常會受到一些香港網友的謾罵。香港有能力提出批評的人大多都把自己寫的字換稿費去了,或是不願意得罪公泷而不願作出公開的批評,如果我所受的謾 罵,能給香港帶來一些思考,這是的我榮幸,甚至可以說是我的責任。
  
    2012年3月24日晚,特首選舉前夜,香港人在中環廣場前舉行集會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做了個牌子,上面寫覑「蝗蟲支援你們」。我知道,反對「蝗蟲」的人,同時也是為李旺陽先生走上街頭的人,因為珍惜香港,所以憤怒,不會憤怒的社會,只會更快地走向沉淪。

他們要我返回危險地
  
    2011年12月,我依正常途徑,通過中國旅行社提出申請更換我的港澳通行證,幾天之後,旅行社的人打電話給我,說廣東公安方面退回了我的換證申請,要求我回到廣東戶籍所在地更換。
  
    我清楚,我可能再也無法繼續在香港居留了。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尋找安身之處考慮我的去向。
  
    如果留在香港,無疑能及時捕獲香港及內地的脈動,對我介入推動內地的社會轉型都有莫大的好處。一直到2012年9月,我都在盤算覑,「十八大」召開之後,中國的社會氣氛能否有所鬆動,我回去受到限制或剝奪自由的可能性會不會小些。但事情沒有按我預想的方向發展。
  
    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廣州國保幾次找到我的家人及朋友,問題不外乎是:北風有什麼打算?北風得回來才能辦證,回來辦證可以,他要低調些,回來把問題說清楚。
  
    怎麼樣才能算是把問題說清楚,以我對他們的了解,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事情,他們問我的事情,如果我說不知道,他們不會相信,如果我說知道,就得 牽扯出我自己或是我朋友們所做的事情。甚至,他們會直接問有些事是不是我做的,我說不是他們不會相信,我說是,就不如直接自首去坐牢。
  
    如果這個國家有所敬畏,或是有公正透明的司法,我相信我堅守良知所做的事情經得起任何標準的檢驗,但在當下的環境中,我不能把檢驗的標準交給魔 鬼。如果我生活在自由的地方,我可以利用我積累的人脈和媒體資源,讓外界更準確地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更何,他們有可能只是希望平安度過「十八 大」,不想我給他們製造麻煩而安撫我,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我的證件更換問題。

誰能阻止我離開香港
  
    有時他們也會把姿態放軟:北風說的那些東西,可以理解,要注意方式、方法。北風在香港做的那些事情,也是合乎香港法律的,但要注意國內的影響。
  
    「十八大」後,當他們確定我可以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他們跟我的家人說:我們知道北風不會回來辦證件了,他要去什麼地方,那是他的自由。但不管北 風去哪裏,我們都希望他低調,他不回來,但你們老人還在廣東。北風不要以為人在香港我們就拿他沒有辦法,我們想讓他不能離開香港,我們也是有辦法的。
  
    其實我很好奇他們有什麼辦法阻止我離開香港。有意思的是,國保不願意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家人,也再三要求我家人不要把他們的電話告訴我。或許他們害怕我把他們的名字放上網,或許他們知道所作所為無法經受時間的檢驗。
  
    11月中旬,在「十八大」閉幕之後,一個朋友給我帶來消息,廣東方面仍然限制我出境,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關門打狗」。其時,我已經想明白了,如果不能回家,100公里和1萬公里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互聯網,1萬公里跟100公里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常常跟朋友們講,我按三條線來處理自己的言行:一個是法律,我希望我所有做的事情都能符合所在國家及地方的法律;二是常識,有些事情按法律規定 不可為,但常識告訴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就得遵從常識的判斷。三是良知,亦或是上蒼,有信仰的人可以稱之為神,我們最終將要遵從內心的價值。參與抗爭,不 僅僅是為了某些抗爭的訴求,更多的時候,是對自己的救贖。

我看見了香港的未來
  
    未來香港,會受到更多挑戰,上次選舉,泛民在立法會的制衡作用受到嚴重削弱,權力的傲慢無處不在,權貴資本不斷侵蝕港人的生存空間。香港能否不再往下沉淪,香港的朋友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走上街頭。街頭,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泷唯一的戰場。
  
    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關鍵時期,「雙普選」能否得以真正落實,將直接決定香港的未來。一些看法,應該可以成為共識:香港沒有民主,香港 的法治和自由便沒有保證;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也不可能真正落實。香港的最高權力背靠的是一個專制政權,不需要向選民問責的權力,終將蛻變成民泷的敵 人。因此,香港與內地民泷,需要反抗的物件是一致的。
  
    「蝗蟲支援你們」。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與香港朋友們話別」)
  
    北風,原名溫雲超,曾在內地任電視台記者、報館編輯,曾獲《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選為「領銜2008中國人物」,是內地維權中堅。2010年來港,在陽光衛視任職,並在港發起徹查李旺陽死因的聯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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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

明鏡新聞網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祈福、慰問,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由此形成自焚運動。我們需要弄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麽意願,追求何種目標?

目前,藏人自焚變成了一個各方面都不知道如何應對的難題。

一是自焚加速發展,迄今(到2012年12月11日)境內藏人自焚97人(除此還有5位境外藏人自焚),其中2009年自焚1人;2011年自焚12人;2012年迄今自焚84人,僅11月就自焚28人。停止自焚的所有呼籲都無效,誰也不知道哪裏是頭。

二是處於兩難——這麼多人已經自焚,任何對自焚的否定都成為對犧牲者的不公,以及對他們親友的傷害;反過來,對自焚的報道、祈福法事、慰問和捐贈等,則成為對繼續自焚的鼓勵。

三是自焚起於當局的鎮壓,當局又把自焚定為犯罪行為繼續鎮壓,這使得出於人道立場阻止自焚的努力,陷入如何與當局區分的糾結。

四是外人既對自焚者同情,同時又不理解自焚行為,看不到能達到的效果,在初始的震驚過後,隨着自焚不斷增加變得麻木。

五是藏人精英抱怨國際社會與中國知識界失語,這與自焚運動缺乏理論支持有關,而藏人精英除了對自焚抽象肯定,也沒有能夠引領他人的見地。

六是利益考量導致各國政府對藏人自焚採取回避敷衍態度。在經濟至上的世界,此種經濟人理性並不奇怪。藏人比起其他民族(如處境更糟的維吾爾人)已得到很多關注,仍免不了被冷落的感覺。

……

解開這個難題,或至少知道該怎樣面對,前提在於需要搞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麼意願,追求何種目標?對此存在不同解讀,多數只是強調某個方面,甚至按需所取。我認為,在缺乏自焚者個體的充分信息情況下,用統計方法分析,或可幫助接近全貌。

從2009年境內第一個自焚藏人紮白開始,藏人作家唯色同步地記錄了每個自焚者的情況,並隨時更新匯總,發布於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


使國際社會關注西藏。但除了網路作家古珠一人提到,其他遺言都未涉及,在遺言中的比重最小。這說明境內藏人並未像人們想當然認為的那樣寄希望國際社會。倒是自焚的境外藏人(未納入上面表格),其中的江白益西在遺言中兩次提到尋求世界支持,另一位西繞次多也在自焚前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


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標,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領導機構的工作重心所在。這一點體現出境內外藏人的差別。

本文進行的統計分析,基於她所記錄的信息。

還需說明的是,造成藏人自焚的首要責任在中國政府,這一點非常明確。


本文有限的篇幅不用於重複這個結論,而是希望進行更有建設性的討論。


自焚人數的時間分布

將境內藏人2012年每月自焚的人數分別列出,可以看出兩個高峰分別在3月(10人)和11月(28人)。3月分別有「西藏起義紀念日」(3月10日)、

2008年西藏抗議周年日(3月14日)、2008年阿壩縣抗議民眾被槍殺紀念日(3月16日)、中國政府所定的「農奴解放紀念日」(3月28日)可以合理地判斷,自焚高峰與上述日子有關,總體是在表達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抗議。表達抗議應該被視為自焚的主要動因之一。

自焚發生的最高峰是在中共十八大召開的11月。此前的10月,自焚人數與3月相當,同為10人,應該也與十八大有關,因為十八大曾被廣泛傳為將在10月召開。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出現的密集自焚,可以理解為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改變西藏政策,是將自焚作為一種促成變化的行動——這應該是理解自焚的重要入口。


自焚者遺言分類分析

進一步了解自焚的動機和訴求,可要求的,佔19%,但是要加上多人自焚時喊了「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語言要自由」等口號,都是在表達抗議和要求。同時,對多數自焚者,即使沒有遺言或口號,自焚行動本身所含的抗議和要求已是不言而喻,無需再說。

從自焚者留下的遺言入手。我所分析的遺言,都是在自焚者在自焚前留下的,有手寫,有錄音,也有與親友所說。迄今有26位西藏境內自焚者的遺言現世。

除此還有多人被記錄下自焚時喊了口號。

口號內容比較一致,大部分是「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相比之下,事先留下的遺言比在自焚一刻喊的口號有更多層面,因此對這種遺言做專門分類分析。

遺言分類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看法:

占總數的35%
這一部分並非是對外(當局或國際社會)的,而是一種體現自我人格力量的英雄主義,是一種通過捍衛尊嚴,分擔痛苦,鼓舞勇氣,表達聲援,類似涅槃的自我昇華。典型遺言有「要為西藏民族的尊嚴而自焚」(班欽吉),「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武力鎮壓,他們想錯了」(彭措)等,體現了藏民族最為可貴的精神力量。


自焚並非主要是出於絕望

首先,一度流行的——包括流亡西藏政治領導人也曾宣稱的——自焚是出自藏人無法忍受目前處境的絕望選擇,

不能說沒有,但所佔比重只有19%,比重在7項分類中屬較低之列。

境內自焚藏人並未乞靈國際社會時包含對當局的要求和抗議),佔38%,居第二位。其中也有類似表達勇氣和承擔的內向成分,是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奉獻。如索巴仁波切遺言表達以壽命和身體供養達賴喇嘛並超度眾生。

非宗教人士對此不易理解——以燃燒肉體作為供奉,不求功利,只求功德,这種宗教精神為多數藏人所具有,也會成為自焚的動力。

關於西藏獨立

在遺言中明確要求西藏獨立的有4人,另一人表示以自焚「守護西藏國」(旦正塔),一共佔19%。另外還有數人在自焚時呼喊了西藏獨立的口號。

2008年以來,獨立意識在藏人中廣為擴散。不過流亡藏人作家加央諾布把凡是呼喚達賴喇嘛回西藏都等同於要求西藏獨立(見JamyangNorbu:MAKEITBURNINGISSUE),卻有些牽強附會。主要是當做一種行動共有14個自焚者在12份遺言中表示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這是比重最大的一塊(54%),與中共十八大期間出現的自焚最高峰一樣,都體現了自焚者期望他們的犧牲有助於實現目標,而非僅僅只是表達抗議或絕望。至於自焚是否真的有助於實現目標,他們並不清楚,但是如丁增朋措遺言所寫的——「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這句令人傷心的話是應該理解自焚的一把鑰匙值得深思。

境內藏人終於明白:只能靠自己

西藏問題多年未獲進展,從西藏自身反省,在於一直把進展的希望寄託給外界——境內西藏寄託於境外西藏;境外西藏先是寄託於國際社會,後來寄託於中國政府,基本路線始終是利用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對國際社會,達賴喇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歐美民眾幾乎一面倒地同情西藏,達賴喇嘛成為家喻戶曉的全球明星。但是在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方面,我認為國際社會已經到頭,很難再指望更多即使在急需西方援手的1980年代,中國對西藏問題都未曾半點讓步,在已經「崛起」了的今天,指望國際能壓中國讓步豈非更為渺茫?

開與達賴喇嘛特使會談。那從一開始就是為北京奧運會設計的國際公關,卻被流亡西藏當做終於來臨的機會,熱切盼望獲得實質進展。境內藏人那時多有樂觀,耐心地等待。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達賴喇嘛在3月10日抗暴紀念的例行講話中宣布:「從2002年開始,我的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官員就特定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會談……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基本問題上會談不僅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而且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殘酷鎮壓更是變本加厲了。」

奧運前的最後時機強化國際對中國的壓力,但是真正了解中共就會知道,寧可北京奧運會不開,它也不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果然,國際社會隨後的動作毫無效果,杯葛流產,態度最強硬的法國最終也向北京服軟。這些都毫不留情地證明,流亡西藏多年的路線——通過國際社會迫使中國讓步,是完全無效的。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宣布卻驚醒了境內藏人。他們年復一年在無窮等待中消磨耐心。這中間,班禪喇嘛被囚禁,噶瑪巴出走,達賴喇嘛日復一日遭攻擊,最終等來的卻是「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第一時間得知達賴喇嘛講話的拉薩沙拉寺僧人,當即有人表示「我們必須起來」,隨即走上拉薩街頭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口號。那是2008年波及藏地全境的抗議運動的第一聲呐喊。3月10日當天下午,哲蚌寺幾百名僧人下山抗議。「3·14事件」自此發酵、擴展。

按照唯色的看法,目前的自焚運動仍是2008年抗議的延續。其實,也就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沙拉寺僧人所說的——「我們必須起來」的繼續。自焚如何成為運動沒有組織、缺乏資源的民眾能做的並不多,可以想見的就是2008年那種走上街頭的抗議示威。當民心所向,一呼百應,聚成人群會形成聲勢。在規模小的社會,抗議人群規模足夠大,有可能促發變革,但是處身大規模社會的少數民族則註定沒有這種可能。1989年上千萬漢人走上中國各地街頭,都被不惜流血的專制政權鎮壓,人數只是漢人零頭的藏人,又怎麼可能例外?當大兵壓境,軍警密佈,到處抓人時,群體行動愈來愈難,「必須起來」就只能作為個人行為。而滄海一粟的個人如何對抗龐大政權?

2008年的西藏抗議遭鎮壓後,不少藏人獨自上街,喊口號撒傳單,結局都是無聲息地人間蒸發。分散的個體如何能從這種令人絕望的淹沒中迸發?那只有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如網路作家古珠的遺言所說——「把和平鬥爭更加激烈化」。而自焚,正是個體能做的最激烈方式。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記載、祈福、慰問、廣泛傳播,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於是被不斷效法,形成愈演愈烈的自焚運動,亦釀成愈來愈大的悲劇。

如同2008年的西藏抗爭始自僧侶,自焚運動也是僧侶打頭。自格爾登寺僧人紮白於2009年2月成為境內自焚第一人,前面12個自焚者都是僧侶(注:我把2008年西藏抗議運動後被當局強行逐出寺院的仍算為僧侶)。直到2011年12月,出現第一個世俗藏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個自焚者中還有15個僧侶;到二、三兩季度已是世俗人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個自焚者中則有43個世俗人。在試圖理解藏人普通百姓投身自焚運動時,我總會想起曾聽過一位藏人妇女講的話,她說:「我沒有其他能力為我們民族做什麼,就為民族多生幾個孩子吧。」在自焚者遺言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懷。牧民丹增克珠和阿旺諾培的遺言說:「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沒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61歲的頓珠一再呼籲僧人和年輕藏人不要選擇自焚,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努力和貢獻,表示應該由年事已高的老一代人自焚。

一旦藏人百姓知道,不需要擁有財富或學識,用自焚的行動也能造成影響,激起民眾,觸動當局,他們便會奮勇去做。

這種時候,大寶法王噶瑪巴仁波切呼籲生命寶貴不要自焚卻毫無作用就不奇怪,因為自焚者就是要獻出最寶貴的生命;而唯色等知識分子呼籲活着才能改變現實也不會有效,因為自焚者正是因為不知道活着能做什麼,而自焚至少能打破沉寂。除非是告訴這些絕望的藏人,不去自焚,他們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讓他們活着旁觀空等。


自焚是對壓迫者的抗議,也是對領導者的批評

掘自焚深處的這層含義,似乎應在藏人內部進行,但是眼看一個個生命燃燒,我只能把顧慮放在一邊。沒錯卻是多餘。要想取得勝利,更有價值的是檢討己方和改進己方。如果對自焚只停留在譴責壓迫者上,自焚的犧牲就成了浪費。境內藏人從對流亡西藏的滿懷期待,到紛紛挺身接踵自焚,流亡西藏至少應該從中看到——其以往的路線值得反思。

如果說老一輩流亡西藏領導人所走的道路,在他們的時代是必要的摸索,繞不過去,境內藏人今天的自焚,卻在用燃燒的生命呼喚流亡政府的新任領導者——不能再走回頭路!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流亡西藏的新領導人明白這一點。當選司政洛桑森格在回答《亞洲週刊》提問是否有信心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問題時說:「我個人當然有信心,曾經有個中國知識分子,他講過,西藏問題,如果有個開通的人想通了,就馬上可以解決,我也這麼認為。」這種停留於1980年代的說法讓人感到時光倒流。洛桑森格上任後周遊列國,拜政要,見媒體,出席場合,搞各種活動,完全是在重複爭取國際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老路。此前達賴喇嘛已將這條路走到了極致,所謂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但是1989年和2008年的兩度撞牆,卻沒有擋住今天的流亡西藏又進入第三輪重複。

不過,也許正是境內藏人的自焚運動被當成了新的契機。境外網站上一位叫維讓的藏人這樣寫:「同胞的軀體沒有白白燃燒,最近,安多一帶多次出現數千人規模的抗暴鬥爭,這是同胞們犧牲的結果……我相信,假以時日,2008年藏人抗暴的風暴一定會再次席捲藏地。」他因此批評藏人內部關於停止自焚的呼籲,「這一舉動是多麼的可笑,表示如果呼籲就此成功,那麼之前的同胞就會白白犧牲,我們的鬥爭也會戛然而止。」

當做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自然會期望境內藏人的自焚多多益善。且不談這其中的道德是非——維讓已經表達對「道德制高點」的不屑,似乎政治只求目標,手段可以不擇——即使只從政治成敗而論,自焚也無助達到目標,就算能夠再次激起2008年那種抗議運動(當局的高壓已使其很難),然後呢?既然2008年被鎮壓,再來一次難道會不一樣嗎?

可能正期望再次發生這種鎮壓。鎮壓會引起國際關注,流血愈多,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國際壓力就會愈大。然而這又會回到前面論證,自焚只是增添了不同誘因,結果不會有二。專制權力既不在意自焚,也不害怕流血鎮壓。而國際社會當年沒有為六四與中國翻臉,現在也不會為西藏與中國反目。現實發生的一切,無一不在證實對此的任何幻想都是盲目。而生命一直在犧牲。

需要引發世界高度關注。而各國政府在避免開罪中國的同時,可能通過更多支持流亡西藏、關注西藏議題等方式平衡良心和安撫本國民眾。但這種好處當然只能在西藏境外。不過很難相信,境外藏人會為這點好處而希望境內同胞繼續自焚。

境外藏人包辦西藏自由和平事業,而讓境內百萬藏人成為主體,共同參與自由與和解;境內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們就會活着挺進充滿希望的未來,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烈火。

王力雄,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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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四十年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变化

华尔街见闻

应该感谢制造业,在近三百年时间里,制造业帮助推动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但风水轮流转,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不会一成不变。

2000-2007年,发达经济体以毛附加值衡量的制造业产出年增长2.7%,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同期增长7.4%。
 
这期间制造业增长的领头羊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而德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都在下滑。
 
麦肯锡下图呈现了1980-2010年间全球名义制造业毛附加值排名最高的前十五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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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Timon黄金评论 金价跌破200日均线 四季度走势创2004年来表现最差

华尔街见闻

昨晚金价继续重挫,晚间10点30分美国公布第三季度GDP增长3.1%,超过分析师此前2.8%的预期,市场解读为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则美联储未来的宽松政策(盯住失业率和通胀目标)火力将有所下降;而且经济增长意味着风险资产收益率将上扬,从而削弱金价的避险魅力并增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GDP数据公布后,金价立即跌穿200日均线的重要中期支撑位。随后一路下探,日间低点$1635,尾盘收报$1647.35。

技术上看,本周金价下跌体现出的负面意味较浓:自2009年起,200日均线对金价一直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今年3月份跌破200日均线后,历经5个月的调整才再次站在200日均线上方。昨日金价跌破200日均线所在的$1761价位后,继续下探,并跌破8月低点$1647。自此QE3和QE4带来的涨幅已经基本被抹杀殆尽。

基本面上,近期来自几个黄金需求"大户"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需求:中印逢黄金需求旺季,近期ETF规模连创历史新高,昨日IMF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巴西增持黄金14.68吨,伊拉克自8月份以来央行黄金储备自5.8吨增加大31.06吨。因此,黄金的大幅下挫难以用基本面解释,而用投机者近期的行为解释更为有利:基金临近年末平仓,某基金面临清偿压力,算法交易以及旨在打压止损单的stop loss hunter都加大了金价的抛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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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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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推倒柏林墙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五: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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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全程内幕披露:王立军称要拿其杀一儆百 | 墙外楼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全程内幕披露:王立军称要拿其杀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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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是李庄?当然与他张扬的个性有关,不愿配合重庆"打黑"大局,还多次与公安顶撞,逼着重庆警方非拿下他不可。

  他的牢狱之灾,更与他从事的刑事辩护有关,况且还是为涉嫌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辩护。《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如同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使得许多律师不敢从事刑事辩护。

  刑诉法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法治发展、人权保障的状况如何,首先要看辩护制度贯彻得如何。重庆"打黑"中,辩护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进而使得重庆的民主法治遭受摧残。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李庄案"上,法学界、尤其是律师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抱团取暖"现象,究其实质,这已经超越李庄本人的冤屈,而变成是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深度专访李庄,长达十几个小时,独家披露"李庄案"全程内幕。

  李庄的"双十二"

  3年前的"12月12日",是他的"蒙难日",他被王立军执掌的重庆警方从北京带走;3年后的"12月12日",辽宁锦州,李庄与王立军昔日部下聊"英雄"往事,感慨"天意昭昭"

  本刊记者/申欣旺

  这是2012年12月12日下午时分,站在辽宁锦州的街头,抬眼望处,"沟帮子熏肉"的广告闪入眼帘。李庄说自己突然想吃熏肉。

  李庄漏罪案(第二季)控方撤回起诉后,李庄即将被转至监狱服刑(李庄第一季终审获刑一年半,刑期尚余47天)。2011年4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一早就赶到关押李庄的重庆市第二看守所。"郭维国来看我,说'老李,恭喜你'。我说,'出乎你的意料吧'。他说,'也出乎你的意料吧'。"

  郭维国让司机去自己的车上取来一个纸箱子,对李庄说:这是朋友送我的东北名吃"沟帮子熏肉"。他先拿出一只熏鸡,示意看守所陪同的领导打开先尝一口。随后,屏退左右。"你吃吧,没有问题。"

  李庄没有客气,两手不停地往嘴里塞肉。看着李庄狼吞虎咽,郭维国脱口而出一句话,"李庄,是条汉子"。说完,摘掉眼镜,泪流满面。

  郭维国参与了王立军重庆打黑的所有核心事件,是李庄案的主要操刀手;更在后来尼尔伍德案件侦破中包庇薄谷开来,使其不被刑事追究。2012年8月20日郭维国被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在内心深处郭维国良知未泯。"李庄说,"哪天,等到可以探监了,我也想带一箱沟帮子熏肉去看看他。"

  现在,锦州的一桩旧案重审开庭将"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李庄带到这个东北重镇,王立军调任重庆前在此担任公安局长。

  这桩起于2008年4月的特大冤假错案"张立忠涉黑案"当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达49人之多,时至今日已经无罪释放40人。第一被告只判了5年,即便如此,仍被发回重审。

  三年前的12月12日,李庄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被王立军执掌的重庆警方逮捕,李庄案拉开帷幕。怎料三年后,自己在锦州,和王立军昔日部下谈起"英雄"往事,李庄感慨"天意昭昭"。

  "这是我的蒙难日"

  原本,李庄有太多的设想来纪念这一天。

  设想之一是由137人组成的李庄申诉顾问团,准备在12月12日这一天召开一个李庄案研讨会,以一种学术与理性的方式提升这个具体时间的价值。最终因最高检约谈、重庆一中院约谈、全国各地当事人频繁来京等诸多事项缠身,李庄放弃了在京举办这次大型研讨会的计划。

  设想还包括,在这一天写点什么,"正要开写,儿子拿着他写好的文章来到我房间,我就加了按语发在博客上。"

  文章中,李庄之子李亚童写到历史上的12月12日与冤狱,当然还包括1936年那场著名的事变。而2009年的12月12日,成了自己父亲的"双十二事变"。

  "这是我的蒙难日。"李庄说。

  当天下午,李庄赶赴锦州。出狱以来,他说自己在很多当事人心中已经成为冤案的象征。《中国新闻周刊》对他的多次长时间采访,事先说好,不听电话。但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电话不断,多是当事人声称的冤案求助。

  每当这时,李庄直问对方是谁,案件如何,了解基本情况,便让对方联系助手。"我的助理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具体情况他会跟我汇报。"接电话时,李庄或单手撑腰,或吸烟踱步。

  更多的精力仍然是放在申诉平反上。

  在李庄案第二季以"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法理之中"的结局撤回起诉后,服完第一季一年半刑期出狱后的李庄念念不忘地要找到去向不明的手机。手机中有会见龚刚模的视频资料。李庄说,这些证据将直接证明自己并未触犯证人伪证罪。

  2009年12月12日,住在同事家中的李庄并未听取"不要出门"的嘱咐,他要给龚刚模妻子程琪一个交代,"我收了人家150万,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退出了。"

  李庄装上此前为了逃避跟踪机卡分离、电池拆开的手机给程琪打电话,最终落入蹲点布控的重庆警方手中。

  李庄进入程琪所住的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病房后,将二人手机拆下电池藏于卫生间洗手池下。谈话还未展开即被逮捕。

  李庄被逮捕后,第一次会见时曾暗中叮嘱律师高子程专程到医院寻找手机未果。病房人去楼空,程琪和陪护的女孩不知去向。

  被捕之时,李庄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车钥匙被一并带走,重庆警方分乘两部出租车赶往首都机场。忙乱中,重庆警方并未发现收缴物品中没有手机。路上,同车警察突然问起,李庄称在后车包中,后车警察则以为手机在李庄身上。

  直到出狱后,李庄才知道程琪在自己被捕后被转回重庆,不久便离开人世。手机从此下落不明。

  "这东西一定要交给李庄老师"

  2011年6月回到北京后,陪伴父母40多天,李庄没有公开露面,但私下并没有闲着。

  李庄深信,手机一定被某个人秘密藏着。程琪去世后,在医院陪护程琪的女孩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他便委托重庆体制内的多位朋友打探程琪和这位陪护的消息。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李庄接到重庆来电。程琪父母的住处找到了。买好机票,李庄连夜潜回重庆。按照朋友所说,某小区进门右手边第四栋楼。找到,却不是,失望而归。

  又是一个月。8月中旬的一天,终于又等到电话:陪护的女孩出现在某写字楼,在一家公司里面担任会计。又是连夜赶往重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蹲守在写字楼的进出口。整整一天,仍然没有结果。

  "在医院见程琪的三次都见到了陪护的女孩,还说过话。如果她在这栋楼出现,我肯定能认出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庄脸上仍然写满当时的失望。

  时间又整整过去了两个月。10月底,电话来了。这一次说是查到陪护汤女士的住处。电话挂断,李庄直奔机场,中午一点多到了重庆。打电话来的那位朋友开车送到小区,没敢陪同进去。李庄逢人便问,但还是无人认识。

  11月30日。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朋友再次打电话来,说程琪父母的住处已经核实,确实是第一次找的小区。只是阴差阳错,中间有一栋物业楼,这样算应该是第五栋,李庄去的时候找错了。

  上去,敲门,无人。李庄决心继续蹲守,戴着大边框黑色眼镜,在楼下等候,等着窗户亮灯。一直到夜间11点,仍然没有动静。小区巡逻觉得此人可疑,上来盘查。李庄拿出一张别人的身份证,回答说,等人呢,还没回来。

  终究没有等到。重庆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彼时,重庆唱红打黑进入新的关键时期。

  2012年2月8日上午,李庄在法学泰斗江平老师家中商谈申诉顾问团事宜:是不是去掉非法学的成员?江老态度坚决:不,李庄事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案件,我们就是要倾听不同界别的声音。

  正与江老谈话,李庄接到重庆内部人士来电:市科教文卫系统上午8:30开会,王立军副市长出席,现在9点多了还没有来,李庄嘱其随时保持联系,从江老家刚刚出来,重庆官方爆出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新闻。

  当天上午,李庄发出一条微博: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在此,提醒审讯者,要依法审讯,千万不可对"病人"刑讯逼供。否则,我会当庭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维护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转机就此出现。

  2月底,李庄意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龚刚华。当初正是他到北京请李庄担任龚刚模辩护人,在重庆直港大道两岸咖啡跪请李庄救兄。此后法庭上指控李庄作伪证的也是他。

  二审开庭时,李庄怒骂龚家兄弟背信弃义、无耻之极。

  龚刚华开口就是道歉。李庄说自己做不到铁石心肠。对方要求见面,有重要东西要亲手交给李庄。

  见面地点约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龚刚华掏出一包东西,报纸裹着,用白色胶带粘得严严实实。打开,正是李庄多方寻找而不得的手机。

  "她去世前把这包东西交给我,说'这东西一定要交给李庄老师'。"龚刚华说,这是大嫂生前最后一句话。三天之后,程琪离开人世。程琪弥留之际,龚刚模被允许戴着手铐见她最后一面,但那时,程琪却一个字也不能说了。

  李庄想起,被捕后被带到楼下,楼上传来程琪撕心裂肺叫声:"你们要干什么呀?"

  "当时她已经是奄奄一息,说话都要靠近才能听见,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后来我才知道她装作要上厕所,不让警方进去,以此保护手机。"李庄无限感慨。

  自此,李庄不再怨恨龚家兄弟。

  手机中,拍摄的正是会见龚刚模时的场景,隔着铁栅栏,对面坐着龚刚模,身后两个警察。

  "他们说没有监视会见,这个证据出示,他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虽然确认过程会很曲折,但李庄对申诉前景信心满满。

  在藏头诗被外界识破引发重庆高层震怒之时,李庄曾托看守所领导带话给王立军,"将来他的下场比文强好不到哪里去。"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李庄与重庆公检法机关斗智斗勇,有过绝望,起过自杀的念头,但最终在第二季迎来转机,迫使检方放弃对其漏罪的起诉

  本刊记者/申欣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被捕早有征兆。

  2009年12月5日晚饭后,李庄接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通知,原定于12月7日开庭的龚刚模案改期,不及多说,电话挂断。

  李庄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当机立断,让助手马晓军收拾行李,连夜驾车上成渝高速奔成都。"王立军和我的撤退路线一模一样,只是他去了美国领事馆,我辗转河北回到北京。"

  停留一天后,9日李庄从成都飞到石家庄,顺道办了另一个案件,11日坐动车返京,直奔康达律师事务所。

  康达所领导已等候多时。李庄将重庆之行一一道来,并提及与法院的针锋相对。与此同时,重庆警方抓捕行动已经展开,更有说法,当时抓捕小组十余人10日已经抵达北京。

  当天从所里谈完,李庄赶回家中,刚出电梯,接到重庆消息:龚云飞(龚刚模堂弟)被捕。

  电话未挂,李庄敲开家门,嘱咐家人"这个家不能待了,你们赶紧收拾下,马上走。"

  12日上午,康达所及有关机关作出决定"退出重庆所有案件的代理",李庄必须服从。11点52分,李庄给龚刚模案主审法官、重庆一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远平发短信:"陈庭,经组织决定,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中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谢谢。"

  当天下午,李庄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探访在此住院的龚刚模妻子程琪时被重庆警方逮捕。

  祸起龚案

  2012年12月8日,距离自己三年前失去自由的日子还有4天,北京海淀区的一间茶室里,回忆起自己三年前的往事,李庄恍如梦中。

  一切,得从2009年夏天说起。

  其时,李庄正在北京远郊接到朋友杨建青的电话,称有个重庆的案子,求李庄帮忙。朋友之情,李庄说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当天,杨建青就把人带到了。"小个子,介绍得知是龚刚模胞兄龚刚华。"问案情,龚说不太严重,家里搜出一支工艺手枪,还有几千万的高利贷,抓了三个人。双方约在第二天办委托手续。龚刚华却一走几个月,没有再出现。

  一晃半年过去,2009年11月19日,正在深圳办案的李庄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重庆的小龚。

  "仔细一问,才知道是龚刚华。我有点诧异,问他,当初约了你第二天过来,为何没来?"李庄有些不快。

  龚刚华在电话中一直道歉。说全国各地找律师都不满意。最后全家开会,一致认定只有李老师才能救我弟弟。龚刚华还说,案件在12月初就会开庭。

  11月21日李庄刚回到北京,又接到电话,对方说是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你到我这来下好吗?" 电话中声息微弱。

  李庄又一次不快。"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个当事人说,要求我去见他。"

  程琪在电话中解释,自己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肺,在医院每天输液16小时。李庄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前往医院。程琪对案情的说法和龚刚华差不多,双方签下委托协议,初步约定律师费20万元。

  当天晚上,李庄与助理马晓军飞赴重庆,入驻龚家订好的五洲大酒店801房,两房一厅的套房。

  11月23日上午,李庄与马晓军到重庆市一中院要求阅卷。"书记员复印了律师证、记下联系方式,让我们回去等,我说不对啊,我们来就是为了阅卷。"李庄交涉无果。

  下午接到通知第二天再去法院。由于龚案涉案被告人多达34人,代理律师数十位,书记员让前十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先行阅卷,龚刚模是首犯,辩护律师李庄带头上了九楼会议室。仍是等待,书记员说正在复印,先发了起诉书。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涉及4条人命、10公斤毒品、17枪、500发子弹……"李庄说,回到酒店,从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才知道,龚案定性为重大涉黑团伙,案卷109卷,2200套证据,180名证人。

  李庄对主审法官陈远平说:"这么多的材料律师需要准备,能不能延期,他说不行,这是重庆打黑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怎么能因为你一句话就改期。"李庄说第一次冲突就在这里,"你们组织专案组搞了半年,我们律师阅卷都来不及,109本卷宗怎么看得完?"

  再争取无济于事。时间已是中午12点半了,书记员说你们先去吃点饭。

  下午1点半,李庄和马晓军赶到法院,书记员发放复印好的材料,一人一份。"不对呀,不是说案卷109卷,这才多少。证据我得看看。"据李庄介绍,当时拿到手的案卷材料不到100页,仅包括起诉书和寥寥几份口供,其中有两份龚刚模的供述。

  李庄说,第一份供述让他很惊讶,"这个黑社会老大很温顺,因为审讯笔录一问一答非常明显的配合。第二份则有大问题。除了讯问、记录人员不一样,内容和第一份一模一样,连错别字、标点符号、地方方言都一致。"

  拿到材料,李庄和马晓军立即赶到重庆市江北看守所,这是第一次会见龚刚模,到达看守所,答复是要专案组批准。李庄说,"当场就与看守所发生了争执,等候将近2个小时,两辆依维柯中巴载着几十位专案组的人来了。"

  "没穿制服,胸前挂吊牌,有姓名,但没有单位,只有数字,比如091专案组、063专案组等。"李庄说,当时就吵起来,抗议监视律师会见。对方则称是来保护律师安全的。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抗议无果,专案组成员左右陪同。下午4点多,会见开始。

  从李庄手机拍摄的录像显示,龚刚模隔着栅栏坐在李庄对面,双方间距在1.5至2米。龚刚模身后警察两人。据李庄介绍,自己和马晓军背后亦各有警察一人。

  "我上来首先介绍身份,对龚刚模说我是你朋友杨建青介绍的,他说你是他哥们,他欠你46万十多年你都没有讨要,说明你这人讲义气。"简单介绍后,李庄拿出笔录告诉他,指着上面对龚刚模说"龚刚模,按照这个笔录,判你死刑是肯定的,这些都是你说的吗?"

  龚刚模突然哭了。

  "他说在铁山坪被吊起来打,吊了八天八夜,大小便都掉地下了。"李庄问,那审讯室不臭吗?再说连续吊了八天八夜,胳膊不物理性断裂了吗?龚刚模说:"也不是连续吊,都是集中在那几天,脚尖可以踩到一个电脑桌面上,脚后跟挨不着。大便掉下来,他们让我用手捧着到卫生间,脱掉内裤擦地板,然后裸体吊着。一姓何的副支队长路过,说太不像话了,让穿上衣服后,继续吊。"

  李庄说当时感到很震惊、很气愤。他指了指自己左后方的警察,问龚刚模,"他,打你了吗?"龚刚模摇头。又指右后方的警察,龚刚模还是摇摇头,李庄再指龚刚模左后方警察问他,龚刚模不做声了,搓手指头。李庄指着那个警察:"你!出去!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犯罪了。"

  又一次冲突就此而起。一位老警察听到争吵声闻讯赶来,将前者拉出去,自己站在龚刚模身后,继续监视会见。

  李庄问龚刚模证据,龚刚模伸出双手,有明显的痕迹。"他的手并拢,两只手上的环型伤对称。当时我说,龚刚模,我给你交个底,按照起诉书所说,你肯定是死刑,何止是死一次。要想不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充分证明你被刑讯逼供了。开庭的时候,我会申请鉴定,不鉴定,这个庭就不能开。"

  龚刚模将信将疑,"他们会听你的吗?"

  李庄说我有自己的办法。

  根据法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有律师辩护,否则无法开庭。李庄说,如果不鉴定,我就罢庭。

  此时,李庄左后方的警察插话了:你以为全中国就你一个律师啊?

  李庄说,"这句话提醒我了,我说,来,你(龚刚模)给我写上几个字: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律师。签在委托书上,龚不会写字,我让马晓军写好,龚抄下来。"

  这个举动成为双方对抗加剧的重要节点。

  李庄回忆,晚餐后,六点多,危险的信号就到了。重庆公安局内部有人给龚刚华递话:"你们请的律师太横了,我们都很震惊,他们可能走不出重庆。"

  当晚,龚云飞给了李庄八张电话卡,让其打后扔掉,以防手机被侦听。但李庄仍然没当回事。回到酒店,李庄让马晓军将案卷复印,给龚家人看。并要龚云飞别走,就在酒店看,帮着提供线索和意见。

  2009年月11月25日,李庄仍然在酒店看卷宗。午餐后准备回酒店休息途中,龚云飞接到龚刚华电话,说要见李庄。此时龚刚华已经不敢公开露面。

  车开到重庆直港大道两岸咖啡厅,上二楼,龚刚华已经在一个包厢等候。

  "我对龚刚华说,昨晚看了案卷,和你夏天找我时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不应该骗我。"李庄说自己当时很生气,没想到龚刚华突然扑通跪下来,抱着他的左腿,泪流满面,"他说,我弟弟的命只能靠你了,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我弟弟,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双方就此谈定了包括五项法律服务在内涉案标的30多亿元的一揽子协议,总计律师费150万元。

  11月26日,李庄与马晓军准备再会见一次。早上8点多赶到看守所,又是一阵争吵,看守所仍然表示须专案组在场,最后在警方四人的监视下得以会见。

  "龚刚模,你不要怕,卷我都看了,其他人的供述主要针对的是樊奇杭。我问你,十公斤毒品是怎么回事?龚刚模回答:真的不晓得。李庄又说,唐晓在逃,保利夜总会的股权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此举动后为李庄向犯罪嫌疑人泄露案情留下口实。但李庄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的卷宗是机密,但进入审判阶段,只要是公开审理的案件,按照国家相关保密法规就自然解密了。他的这一观点,重庆法院在一审判决书里不得不承认。

  李庄又一次提示龚刚模在庭上要将真实情况说清楚,用肢体语言展现出来,不要怕。"龚刚模说我不会,我说我会提示你的,注意,一定要这样说、大胆说。"

  "这一次,专案组带了微型摄像机,站在我身后,一个多小时。"据李庄猜测,这段录像成为王立军11月28日到北京有关部门告状的证据。

  11月27日李庄和马晓军回京。28日开车前往河北承德办案,30日返回北京途中,"所里通知我,赶紧回来。重庆到北京告你状了,录像都有,明传电报也已经发过来了。"

  有关单位亦传达信息,希望李庄开庭前和审判长充分沟通。

  12月1日上午11点,重庆一中院刑一庭庭长、龚刚模案主审法官陈远平给李庄打电话,问其能否去一趟重庆。大致意思是,龚案是大案,希望庭前交换一下意见。李庄则回复称,最早也要2日晚上才能过去。

  去重庆之前,李庄做了另一件让重庆警方高度紧张的事。2日,李庄约了陈光中教授等国内刑法学界知名学者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住总大厦就案件进行了专家论证。

  专家们一致认为主要证据指向的都是樊奇杭,最后达成两点意见:一是龚刚模不具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条件;二是龚刚模在李明航枪杀案中不负主要责任。

  "枪杀案明明龚刚模就没有责任,怎么说不负主要责任呢?我还和陈光中老师争辩。"李庄说,陈老叮嘱他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对抗,要给重庆一个台阶下,龚刚模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吃完晚饭,李庄和马晓军直奔机场。晚上到重庆,龚刚模堂弟龚云飞接机,仍然住在五洲大酒店。

  冲突升级

  李庄此去本意沟通妥协,是示好的举动。未曾料想,矛盾正是在此行之中全面爆发。

  2009年12月3日早上,李庄赶到重庆市一中院。仍然是九楼会议室,李庄和马晓军坐下,对面则是重庆市一中院分管刑事审判的李副院长、主审法官陈远平及合议庭其他成员。李庄回忆,旁边还有一陌生人,没有介绍身份,猜测是警方专案组的。

  李副院长希望李庄配合,把打黑除恶工作配合好,打好这场战斗。"这哪里是沟通,分明是警告。"李庄说,"我当时直接回复他,配合?我的当事人就没命了,这个案件你们搞了半年,我们才介入几天,里面漏洞太多,问题很大。"

  另外,针对公诉机关11月20日才将案件材料移送法院,李庄认为,即便是法院,也没有太多时间弄清案情。他的佐证是,早先法院给的起诉书第12、13页缺页,而法院有关人员竟然没有发觉。

  这一回合令对方颇为尴尬。

  李庄还提出来,"你们如果不验伤,这个庭不能开,你们要强行开,我只能罢庭。"李庄特地将北京专家论证会的情况和盘托出,颇有"你们看着办吧"的意味。

  现场气氛明显有对抗味道了。

  不只如此。李庄还提及辽宁朱立岩的案件,律师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所以罢庭,开庭当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官员、媒体都去了,最终庭未开成。

  李庄回忆说,他讲完后,现场有法官问他,"你平时都这么办案啊!"李庄说我历来就这样。他们又问,你能不能配合开好庭。李庄再一次说,"配合,我当事人就没命了。"

  谈话持续到下午1点。李庄问,7日的庭还能开吗?副院长说,开庭时间可能要变。具体何时让等通知。

  李庄提出要不受监视地见一次龚刚模,副院长答应了。

  "但3日下午到看守所还是那一套,要等专案组在场。我火大了,给陈远平打电话,他说你别急,一分钟答复你,马上联系,结果还是不行。"李庄说,当天会见主要谈了法庭注意事项。

  接下来是等待开庭日期。4日白天不断地打电话问法院具体开庭时间,回答不确定。4日晚上11点,仍是不确定。一直到5日晚上7点接到改期通知,李庄转道成都撤回北京。

  此时,重庆警方也开始研究如何对付李庄。警方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龚刚模案这个重庆打黑最大的成果就无法推进。

  一种方案是让龚刚模解除和李庄的委托关系。因为之前李庄曾让龚刚模写明"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律师"。警方"承诺还我两千万或三千万。叫我退了李庄。我不同意,说这是家里面的人给我做的事。"这是2012年9月12日王万琼律师在渝都监狱会见时,龚刚模透露出来的信息。

  还有一种方案是让李庄自己退出。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警方人士透露:最初,有人提出,既然李庄收了150万,我们可以给李庄200万元,让其退出。但这个方案被王立军否认了。王立军说,李庄走了,以后"王庄""张庄"来了怎么办?必须杀一儆百。

  最终定了抓人的方案。

  龚刚模从狱中传出来的证词显示,"凌晨一两点时把我带出来,郭维国(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第一句话就是:龚刚模给你个机会,我们直接做检举(李庄的)材料给你立功,你好生配合,你说下看,李庄教你说啥子?我说没说啥子。他们就吼我,说明明是李庄叫你翻供,我们都看到了,你龟儿还狡。"

  龚刚模回忆,"第一次进去后到第三天才回舍房,在这个过程中说了一会儿,郭维国就冒火了。走之前吩咐手下要加大力度。就剩下王智和熊峰在。王智打我的头,熊峰用纸杯淋水在我身上,开冷空调吹我(当时是冬天)。"

  李庄说,龚刚模最终屈服是因为警方威胁要对其家人不利。

  龚刚模说,"他们跟我说了多次,如果不配合就抓我的家人,亲戚,包括我的老婆。当时老婆在北京看病。就说:不信?马上抓她。打电话让我听老婆的声音,程琪在电话中说,龚刚模,配合吧。我明白我老婆是被他们控制了的。"

  至此,李庄的牢狱之灾已经无可避免。

  身陷囹圄

  2009年12月12日下午5时许,李庄进入龚刚模爱人程琪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病房之后,先让程琪记下自己爱人以及律所领导的联系电话。李庄嘱咐,如遭不测,马上通知这两个号码。被抓捕后,李庄索要逮捕手续未果,要给家属打个电话也被拒绝。

  直至12日深夜,律所以及李庄家人接到程琪电话,李庄已经被重庆警方带走。此前,程琪已被警方连续询问了7个小时,刚刚回到病房。

  前往机场,分乘两部出租车。李庄案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王智坐在副驾驶,后排座上一左一右两特警锁住李庄胳膊。李庄听王智打电话报告重庆:一切搞定。

  逮捕之时,忙乱中的重庆警方忽略了李庄手机所在。后来的案情发展显示,手机牵动案件走向。

  到了机场,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等到买好机票,晚餐则是抓捕李庄的警察买好方便面到出租车里吃的。

  登机时,并未过安检,经特殊通道登上飞机,直接带到最后一排,李庄仍然被一左一右特警锁住胳膊。

  "我意识到可能有几天折腾了,想要杯咖啡,空姐正要给我倒,被坐在前排的王智阻止,他直接说咖啡没有了。"李庄说,"到了重庆江北机场。前面的乘客都下去后,上来一拨人替换了原来押我的,待下面说准备好了,就把我押下去。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暴警察和一群记者迎候我。"

  在相机的闪光灯中,李庄走下舷梯,与王立军展开了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话。

  李庄:是的,不是第一次,但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的那张网我们撕不破。

  李庄:我没有什么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王立军: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李庄: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这样大的阵势,是迎接奥巴马来访呢,还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对我这样一个律师不值得。

  王立军: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庄: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话毕,王立军指着李庄,扭头对专案组人员喊:"你们开始执法吧!"李被戴上手铐,王立军吩咐: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警察们回应:"明白!"

  李庄被押上警车,直奔重庆市第二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每一个路口都是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特警手持微型冲锋枪。

  到看守所之后,按规矩带到搜身室,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一件一件清点列入详单。

  看守所所长拿来一套崭新的囚服,李庄穿着正好合身,此时的他以为一两天就出去了,开玩笑说,衣服我能带出去吗?未曾料想,这一关就是一年半。

  看守所的尽头是特别审讯室。李庄被带至其中,这时候已是12日晚上12点多了。

  "第一场审讯的第一句话是王智说的,他说李庄,实话告诉你吧,'大三长'已开会定了,必须把你送监狱去,不把你送进去,我这套警服就不穿了。就是零口供也要把你送进监狱。"李庄问,能给支烟抽吗?不能。来杯水可以吗?不能。

  李庄说,那我休息一下。以沉默抗议。王智和郭维国对视一眼,同意了李庄的要求,一直谈到天亮。这时候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交班去休息了。

  "熊锋说,我们主要想问你,你给龚刚模怎么宣读的笔录。我说我没有宣读,只是核对。"李庄说,他们希望我承认这个关键点。

  一直僵持到14日凌晨4点多,中间一直问这个问题。熊锋说了一句话,李庄,天马上就亮了,如果天亮前你承认,一切好说,不承认后果自负。

  "我说,要不你们也把我像吊龚刚模一样吊起来试试,我看我能承受多长时间,人家说:放心,我们重庆警察文明办案,不会动当事人一指头。"

  李庄提出来,长时间不让睡觉也是刑讯逼供,专案组则说,你可以告我们嘛。

  14日下午,警方让李庄签逮捕证。"我不签,非要我签,不签不行。我就签了'李庄无罪'。"签完之后接着审。

  15日上午,王智又来了,说媒体的记者到了。李庄被带到审讯室,在提讯椅上卡好。记者问,现在采访下,你是什么罪行?"我不但无罪还有功,往大里说是维护法治,往小里说是提醒你们警方以后打人悠着点别打出外伤。结束的时候,记者要给我拍照,我说不行,罪犯也是公民,也有自己的肖像权。"李庄说。

  15日中午,李庄被安排至101监室,代号也是101。李庄描述,该监室有点像"套房",外监室30多平方米,内监室20多平方米,再往里是卫生间。内外监室中间有道门,开饭放风的时候打开。

  内监室依次摆了五个床,一共七个人,除李庄外,两人一组,总有两个人不能睡觉,负责监视。

  16日早晨,李庄找了张纸,用卫生纸裹着圆珠笔芯给爱人写了封信。

  17日,律师第一次会见时,李庄握手之际趁机将信件给了高子程律师。信中李庄说:

  老婆,这么多年来因为办案的缘故我无数次进过看守所,有一次我进去会见,你在车上等候,我出来说,没准哪天我也进去体会下看守所生活,你跟我说别瞎说。没想到这事成真了。不过请你相信: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也请你相信我的法律业务以及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次进来,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原因,将来出去和你细说。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住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过这种经历,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

  会见之时,李庄并不认识陈有西律师。"他俩风尘仆仆的,我刚坐好,陈有西未落座就问我'钱多人傻速来'短信的事。我说这是谁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候才知道媒体描黑我的报道已经刊发。"

  这次会见,仍有警察在后面。陈有西斥责,"你出去。"警察说,我不出去,我是奉命的。李庄倒做起和事佬来了,"别,我就是因为这样(和警察对抗)进来的。"

  会见中,李庄低声让高子程赶紧去大兴振国肿瘤医院找手机。高子程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时,已经人去屋空。

  12月28日,高子程再次去看守所会见李庄时告诉他,人不在了,手机也没有找到。李庄则说,"要想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程琪,找到手机。"

  高子程还说,法院希望李庄配合,可以考虑微罪不判,司法机关内部处理。辩诉交易就此开始,但这个建议马上被李庄否决。

  关于庭审的辩护技巧,李庄与辩护人设想,庭审先来个一言不发,拖延时间,争取法庭同意五项申请。如果法院一意孤行,强行开庭,那我们也不放弃这个公开揭露的机会和舞台。但李庄认为这也是一步险棋,"我和律师约定,我不说话时,他们也不要说话。见机行事。"

  对于辩护的内容,高子程认为只能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李庄认为则恰恰相反,只有紧紧扣住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才能证明这个罪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

  看守所中,李庄自己亦写好长达28页的辩护词,全力应对。

  一审争锋

  2009年12月30日,李庄案一审在重庆江北法院开庭。庭审中,李庄当场提出申请,要求3位审判员、3位公诉员和书记员集体回避。在李庄看来,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龚案与自己的案子均由江北警方同一专案组办理,存在利害关系,"只要在重庆审,我不会有好下场","应将案子移交到重庆以外的法院审理。"

  审判长以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其申请。

  此前12月16日,全国20位律师联名上书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李庄案,高子程也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均未获采纳。

  此外,李庄提出:第一,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这关系到刑讯逼供是否编造;第二,起诉书列明的八名证人无一出庭,应出庭接受质证;第三,调取看守所的录像、录音,依次判别是否唆使和诱导龚刚模;第四,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件,应延期至龚刚模系列案定论之后再审。

  李庄的申请全部被当庭驳回。

  面对申请回避被法庭强行驳回,李庄当场指责审判长:你哪怕出去上一趟卫生间,回来说请示过院长,再驳回也行啊。你屁股不抬,直接驳回,连起码的刑诉法常识也不懂!……公诉人的回避申请,是你能够驳回的吗!这要检察长决定的,就是你们法院院长也没有这个权力啊……

  李庄事后对记者说:说句粗话,即便申请回避事由纯属放屁,但,就这个屁,你法庭也要按照法定程序,先休庭,再合议驳回,也不能当庭直接驳回。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中,由于李庄申请所致休庭多达七次。

  申请被驳回之后,李庄则以之前商定的"一言不发"策略对待,此后面对公诉人接二连三的问题,均以沉默应对。

  法庭陷入僵局。审判长要求书记员记录在案,并要求公诉人继续发问。

  "当时我心想,如果这样,他们只要走完程序就可以判决。"李庄感觉,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看守所时已经将"一言不发"的庭审策略透露给了监管干警,从庭审局势看来,是泄密了。

  30日上午11时40分,李庄打破沉默,"我保留我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浪费司法资源,请公诉人重新提问。"

  下午两点休庭午餐后,三点继续开庭。由于没有证人到场,在几组证人证言出示后的"质证"过程中,控方与辩方的火药味渐浓。李庄及其两名辩护律师提示法庭应当出示证词、应当审查证词的合法性。

  公诉人宣读完涉案律师马晓军证词,辩护律师陈有西当即表示从未看过,要求当庭出示。依据2012年全国人大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庭宣读。

  李庄插话称,"你不出示,我怎么知道是你自己编的,还是按上面念的?"他戏称公诉人在看《大众电影》。李庄也装模作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也宣读一份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立即释放李庄,你想看吗?我不给你!"旁听席哄堂大笑,此举遭审判长付鸣剑训斥。

  付鸣剑在与审判员商议后,要求公诉方将材料交由法警,送给李庄和辩护律师查看。李庄逐字查看证词,审判长催其只看重点,李庄回应:"证词很多,有13页,公诉人完全是断章取义。"

  当公诉人宣读完吴家友的证言后,高子程、李庄再次提出要查看。审判长当庭驳回。

  李庄认为,李庄案的核心问题是龚刚模有无遭受刑讯逼供。

  庭审中,高子程反复提出来,法院应当尽快审结龚刚模案,因为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须以龚刚模案的终审判决结果为前提。但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的申请在30日上午的庭审中被驳回。而龚刚模案在重庆市一中院的开庭也要等到五日之后的2010年1月5日。

  一个明显的漏洞是,龚刚模在2009年12月10日举报了李庄,当天的询问笔录时间是凌晨5点10分,此时龚刚模一案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辩护律师质疑,警方既然已侦查完毕,为何还在提讯龚刚模?

  李庄案一审也爆出了后来引发持续争议的一些话题。庭审进行到12月31日凌晨1点时,公诉人幺玲在最后陈述时说:"李庄这样一个人,到重庆来,以办案为名,住着六七千元一天的套房,享受着免费嫖宿……"法庭哗然。

  李庄立即当庭抗议:"我嫖宿了谁?你认识吗?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亲属,你把名字说出来。"旁听席又是一片哗然。审判长予以制止。李庄继续抗议:"她诽谤我。"

  陈有西也抗议:法律审判输了,现在又搞道德审判。这与今天的案子有关吗?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中,李庄称"我愿意用自己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足矣。"李庄朝审判长伸出右手小拇指。

  而在后来2010年5月底突然送进监狱的《人民日报》上,李庄看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的报道,他认为这正是李庄案带来的进步。

  2009年12月31日凌晨1点0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长达16小时的法庭争锋到此结束,但没有当庭宣布。

  2010年1月8日,李庄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2010年1月15日,李庄的辩护人再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他依旧表示自己无罪。

  争锋并未结束。

  2010年1月5日,法庭的书记员将1月8日开庭传票送至李庄。

  再度开庭时,审判长刚一敲法槌,李庄举手说,"今天开庭非法。法律规定开庭的传票要在开庭三日前而不是前三日送达。"审判长则说,今天不开庭,是宣判。李庄马上反驳:宣判?那也是开庭的组成部分。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李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

  颇有意思的是,身陷囹圄之时,审讯之外,李庄受到不少有意无意的关照。

  庭审之时,干警都提前问李律师中午想吃点什么,法院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高墙之内,李庄多次吃到干警们偷偷带给他的各类食品。

  认罪与藏头诗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宣判,审判长当庭问李庄是否上诉,李庄大喊:即便我不上诉,中国16万律师(此为2009年的中国律师总人数的大致说法)也会为我上诉的。同时他告知法庭,你们第九天到看守所取我的上诉书,不要提前。回到看守所,李庄一口气写了几千字的上诉书,逐字逐句驳斥一审判决,一直写到2月9日凌晨,全部写好,但他并不提交。

  1月17日,李庄案一审审判长付鸣剑赶到看守所,索要李庄的上诉书,李庄回答,今天还不到期限的最后一天,你们明天来吧。付鸣剑掏出两盒重庆最好的天子香烟,征求了站在一旁的看守所所长,说给李律师两盒烟可以吧,所长说可以。付鸣剑对李庄说:你的案子,别说是我,就是我们院长也做不了主啊,我们也没办法。

  "所长在旁边对我讲,你不够意思,人家都给你烟了,天冷雾大,就别让人家再跑一趟了。"最后李庄还是提前一天交了上诉书,李庄说,之所以故意拖延时间,是因为担心上诉状交上去,二审可能随时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他当时内心期待,能拖一天,就争取一天的时间,等待社会各界的救援。

  李庄出狱后从法院内部获得消息,当时二审裁定文书20日就已经打印好了,21日盖了章,23日要是不认罪的话裁定书随时可能送达,结局就是服刑两年半了。

  作为一个战术设计,"认罪"的念头这个时候在李庄脑子中萌生。李庄说如果不认罪,法庭随时会下达"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八个字的二审裁决。他会因此失去和外面世界进一步接触的机会。1月22日下午李庄精心编写了《悔过书》,每句话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正好组合为"被逼(比)认罪缓刑,出(础)去坚决申(神)诉"。

  李庄说,"17日下午我就开始考虑这个事,出去最要紧。但我必须留下点东西,不然认罪出去就说不清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是促使我认罪的法律条文,我准备以身试法。"

  1月23日一早李庄按铃,告诉看守所,要认罪了。郭维国当天下午就来了。

  "我说,郭局,咱们还是恢复到原来的谈判。郭维国说,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认个错就可以了,现在你一审已经判决有罪了。"

  我把《悔过书》交给他,他说要改成《悔罪书》。第一条我原来写的是"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他认为感觉像是非法拘禁,要改为"被刑拘逮捕后"。"这些我都同意,只要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不改,你让我写杀人弓虽女干放火都可以"。

  李庄说,郭维国也很高兴,两个人忙活半天,改了好多遍,等改完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他把改好的《悔罪书》装在口袋里,我说回家过年,郭维国改口了,说哎呀,还得和法院商量。我说保外就医、缓刑啥的都可以。"

  李庄说,"看到他们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破绽,我吹着口哨回监室,高高兴兴的,感觉很亢奋。同监室的人都问,老李这是怎么了?"当晚写下一首打油诗日记《车与辙》:小虫轻声叫,可能引海啸,蜈蚣怒气吼,甚至山河摇,外在是表象,内因来主报,人间万千事,皆于笑中闹。

  1月24日,李庄认罪的消息传遍了,公检法机关相关人员一上班都过来了。"二审第一公诉人对我说,我们给你录个像可以吗?我说好啊,你们不录我还想让你们录呢,我冲着摄像镜头念藏头诗悔罪书,趁着他们整理笔录时,我对着镜头录口型: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一激动,说出声了,他们听见后,很诧异地抬头看我,我就马上闭嘴,不吭声了。"

  检察院的走后,法院的到了。法官问,李庄,这真是你写的吗?李庄说,是我写的。法官将信将疑:你能再写一遍吗?李庄说可以,他们说,我们可是看过你的一审全部庭审录像,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让我复述案情,我就逐渐进入角色,开始激动起来,说话声音也大了,双手还比比划划的。"法官对一旁的书记员说:快看,这才是真正的李庄。

  正说着,高子程律师来会见。"我从法院提讯室向律师会见室走去,后面跟着一个警察,我一边走一边叠,把《悔过书》叠在手心,前脚刚刚跨进会见室门口,迅疾扔给高子程,高子程机智地用左手拿档案袋盖在上面。"李庄说。

  这个情景还是被摄像头拍到了,马上有一个警察跑过来问,高律师,你刚才是不是拿错了一份表格?

  高子程拿起档案袋,下面没有,实际上他左手把藏头诗攥在档案袋下面。警察没有发现就走了。

  "我马上告知高子程,赶快藏起来。"高上身贴近桌面,右手慢慢地伸在档案袋下面把藏头诗撤出,顺手揣在贴身衬衣口袋中。没多久,警察又折了回来,直接拿起高子程的档案袋往外倒,但没有找到什么。他们也不敢强行对律师搜身。

  此时,李庄告知高子程第二审改变策略,认罪换缓刑,已经和重庆方面谈好。高子程提醒他,认罪之后,律师证可是要吊销的,李回答,他们这儿不讲法,一审你都看到了,二审不认无非还是两年半,也是吊销,先出去再说,找到证据再申诉,咱们各自为战,我认罪,你还按照无罪辩护。高子程最后同意了这个方案。

  临走时,李庄对高子程说:回去看第一和最后一个字。高子程回答,明白。那次会见陈有西没有参与,直到二审宣判,陈有西仍不知道"认罪"原委。

  李庄后来称认罪诈降这个方案是"进可攻退可守。"李庄说,当时只是告诉高子程,都谈好了。因为郭维国说不要和外界说,所以没有告诉高子程具体情况,只是说和一个相当级别的人谈的。

  2010年2月2日,李庄案一季二审在重庆市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开庭,李庄就说"我有罪,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撤销以前的全部上诉理由"。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故意停顿了几秒,这个时候审判长应该说:请被告陈述新的上诉理由。如果没问这句话,开100次庭都没有意义了。"李庄这样认为。

  李庄说这是给法庭设的陷阱。但当时,法庭显然并未看出来。李庄暗自高兴。

  但开庭时,陈有西并不知道李庄与高子程商量诈降之事,要求休庭;高子程则装作不知,要求对李庄进行精神鉴定。

  2日晚上李庄回到看守所,管教问李庄开庭怎么样,李庄说顺利极了。对方说,什么意思?李庄说,我不告诉你,等判决后再说,老李抽根烟。

  但在接下来的开庭中,事态并未按照李庄的设想发展。庭审中,龚刚模、龚刚华等控方五个证人全部出庭,但回答问题不是"不晓得"就是"晓不得",要不就是"脑壳痛"。

  出狱后李庄才弄清原委。李庄案一季二审开庭前,在龚刚华等人看守所被关了20天左右后,被转移到重庆九龙坡区的小南海温泉度假村。八个人住在一个别墅,由三个警察24小时看守。吃、喝、泡温泉、按摩、玩儿,由公安局埋单。除了这个以外每天三堂课,上午、下午、晚上。重庆公安局专案组举办模拟法庭,分别装法官、检察官、李庄,还有装辩护律师陈有西、高子程的。模拟设定了470多个问题,打印下来,让这几个证人背。主要内容就是,预测李庄的辩护律师有可能在法庭提出哪些问题,警方准备好标准答案后让他们死记硬背。

  龚刚华后来当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的面说,李庄案二审开庭前,专案组给他和龚云飞等人发材料,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上课、培训"。龚刚模也回忆称,那阵子警察每天给他两包烟,都是中华一类的高档香烟,哄着他去做龚刚华等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照公安的说法指控李庄。

  "龚刚华除了写"龚刚华"这三个字外,第四个字都不认识,他背不过怎么办?背不过就教他,无论李庄问、陈有西问还是高子程问,你就说晓不得、不晓得、记不清了,我脑壳痛。你只要一说脑壳痛,审判长就会掩护你,说证人脑壳痛,请退庭!"李庄说。

  在庭上,李庄问龚刚华,"两岸咖啡厅中,是不是你跪着求我救你弟弟?"龚刚华回答,"没得此事"。

  后来再问龚云飞:你们第一次接我住在哪个酒店?龚云飞回答:不晓得。李庄说,当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一拍桌子,水杯被震下去了,法警还帮我拾了起来。

  李庄激动起来,对审判长说,我送他们四个字:背信弃义。

  李庄申请自己的两个证人马晓军岳父与朱明勇律师,但未得到法庭批准。"既然走过场,我的证人都到了,为何不让出来?"

  "这是要往死里弄。"李庄当时如此判断,"既然如此,你们不仁,我就豁出去了。本来要是公平合理,藏头诗我是不打算念的。这样一来,最后陈述我就一字一句的念了那六条,而且是按照郭维国改过之前的版本。"

  2月3日连续两天的庭审结束,2月4日凌晨,网上流传开来:李庄的悔罪书是藏头诗,迅速扩散。"这个事情让重庆警方很尴尬,我就知道事情好不了。"

  2月9日,二审宣判,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宣判还没完,李庄抢了话筒,说"你们还给我恢复两年半吧,你们好好看看我的悔罪书,我那都是假的,1936年天津国民党监狱61名共产党员都写过悔罪书(此处李庄记忆有误,应是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员关押在此),那是真认罪吗?那是斗争策略。"李庄边喊,边被法警拖下去,二审至此结束。

  "漏罪"追诉

  2010年2月10日一早。

  看守所监室门打开,管教说,李庄,你收拾下行李,去监狱服刑。

  离开前,仍然要在搜身室脱光检查,清点并带走早先登记的个人物品。在李庄的公文包中,有一只黑色圆珠笔,但实际上是摄像机和录音机。进看守所搜身室的时候,王智他们没有发现。这次被发现了,"笔"被收上去,李庄甚为遗憾,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

  去南川监狱的车上,看守所的另一位领导说,老李,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嘴上。有句话我得说你,昨天庭上说人家老汉干吗?

  "我讲的是党史。"李庄如此回应。

  到南川监狱,体检、交接,到下午一点才完成,被分到七监区。七监区区长领着去吃饭。李庄仍然记得有辣子鸡丁、黄瓜汤和米饭。

  "刚吃没两口,管教组长跑回来了,说老李啊,咱们缘分不浅,还得回去。我说那走吧。"就这样,李庄又被带上回看守所的车。

  车上,看守所领导说,来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的话让上面很生气。

  回到看守所,王智、熊锋已经等在办公室。

  "见面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李庄,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第二句,你的一句话,弄得我们连年都过不好。第三句,外省市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你有其他犯罪事实。"

  至此,李庄案第二季揭幕。

  2011年春节刚过,重庆警方前往北京,调取了李庄过去10年所办全部案卷、财务档案和收费情况。此过程中,警方特地要求查阅河北廊坊王向宁9600万职务侵占案(媒体所说的"李庄开车撞向女检察官"即为此案,该案中李庄为王向宁辩护人,最终王向宁无罪释放),四川凉山矿产纠纷案等特定案件。

  在针对漏罪案的审讯中,警方提出特定案件让李庄说明情况。直到当年5月下旬李庄再一次会见律师时,李庄的助理田说,李阿姨(李庄妻子李艳芳)让你少说话。李庄突然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看守所,每天晚上同监室的人的快乐时光就是听老李讲故事,讲我过去的案例,一个一个地讲。"李庄后来才知道,同监室的人本来就是特别训练过用来监视自己的,这些案件都被汇报上去。

  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让李庄记忆格外深刻。早上的面片让李庄这个北方人很是喜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想吃。

  早餐后,北京市司法局派员来到看守所,送来了吊销李庄律师执业证的决定。

  自此之后到5月底会见律师,期间李庄被晾在一旁。"我急着想知道外界的情况,那个时候很羡慕其他人,每月5日、15日探视,管教叫谁谁出去,我只有焦急地等待。"李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未决犯还是已决犯。如果是未决犯应该允许见律师,如果是已决犯则应该允许会见亲属,但是他们谁也不让见。

  3月底,突然来了一个人。"他把我带到特训室,一个人,也不做笔录。让我给讲龚刚模案经过,态度很友好。我高度警惕。这一讲讲了一天,第二天他又来了,我说要是其他案子可以,这个案子我不想再讲了。"

  李庄回忆,"我说坐飞机,住酒店,他都不关心,说到收费,他兴奋了,我明白他的目的。到了第三天,这个人撕破脸皮了,说我收龚刚模家人的律师费是合同诈骗,让我交代。"

  到这个时候,李庄感到自己"看不到尽头","很羡慕那些被判几年的人。他们能够明确知道自己哪天出去。"

  李庄说自己在看守所中每每想起年迈的父母。"当时真想自杀。我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坎坷,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文革受尽迫害。当时想,只要我父母不在了,我就和他们拼了,让他们也说不清楚。"聊及父母,讲案情很是亢奋的李庄突然落泪,哽咽不已。

  见不到律师,李庄想了一个办法,说借钱给一个朋友,已经到期人家未还,要马上起诉他,否则诉讼时效就过了,写了一个起诉状,要求见律师。

  最终等来助理田和唐心波。见面后,李庄得知父母情况一切皆好,早先自杀的念头也暂放一边。但欣喜之余,却忘记起诉借款的理由,被专案组发现,人家还问,怎么没听到你说起诉的事啊。此后,一直到漏罪案开庭前,再无会见机会。

  期间,意外的是,从5月30日开始,看守所突然给他送《人民日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5月3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版,公布了新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一看就觉得这肯定跟我有关,我和监室的人说,这就是李庄案带来的进步。"

  紧接着让他意外的是,《人民日报》在送了三天之后被停了,问看守所,说是传达室送报的老头病了。李庄后来回忆,"6月1日我写了个日记,把这个事写在里面,后来可能是被管教看到了。"

  这样一直到2010年10月27日,审讯开始,持续了四天。"熊锋来了,已经不是诈骗的事情,而是辽宁朱立岩和上海徐丽军的案子,说让我交代徐丽军案作伪证的情况。我说那是2005年的事。"

  审讯中,李庄有一次和专案组发生冲突,对骂之后,他往后一仰,量血压,高压高达210,赶紧送到医院,住了七天院。全监室的狱友跟着一起陪床,每天享受病号餐待遇,天天可以吃肉,大家甚是高兴。

  2011年3月28日,李庄正在看守所院内与管教聊天,抬头发现郭维国进来,大喊:喂,郭局?不一会,郭维国把李庄叫到管教办公室,关上门说:你那个藏头诗可把我给害惨了。

  "我跟他说一直不让我见律师和家属,他说那不应该,见律师应该没有问题,他还说,不过也快了嘛,到时候漏罪判完,进了监狱,会见就正常了。我一听就急了,什么?漏罪?还进监狱,他说是啊,龚刚模律师费诈骗金额特别巨大。"

  李庄说:"郭局,你转告他们,如果真敢按照诈骗金额特别巨大起诉我,那起刑就得10年以上,我看你们是不打算让我活着离开重庆了。那样的话,开庭时,我一头撞死在法庭上,你信不信!"

  "郭维国宽慰我,不要这样嘛,好好改造争取立功减刑,你还有父母,要为他们想一想。我说,你得了吧。"

  又一次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郭维国派来12人特警小分队,备好担架和氧气包,随时预防不测,每次提讯李庄,左右各跟随三名特警。

  3月29日重庆官方公布了李庄漏罪案的三个犯罪事实。漏罪案开庭进入倒计时。

  4月19日,漏罪案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方指控称,2008年6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孟英犯挪用资金罪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孟英在担任上海金汤城沐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汤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将徐丽军交给金汤城公司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款中的50万元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归还个人贷款。李庄是孟英的一审辩护人。

  为帮助孟英开脱罪责,2008年7月,被告人李庄以帮助证人徐丽军索回在金汤城公司投资款为名,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将其在金汤城公司投资款改变为自己提供给孟英的个人借款。

  2008年7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孟英挪用资金案,法院根据李庄的申请通知徐丽军出庭作证。徐丽军按照李庄的授意向法庭进行了虚假陈述。

  控方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庄在履行刑事辩护职责中,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详情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6期封面报道《李庄案庭审直击》)

  但在辩方提交的一份2005年由上海欧阳法律服务所对徐丽军所做的录音中显示,徐在2005年即认为投入的100万元是借款,从时间上来看,形成于认识李庄之前。辩方认为,检察机关的指控不攻自破。

  李庄说,实际上,在3月29日重庆官方公布漏罪案之后,其子李亚童4月1日就在地下室的库房电脑中找出了这份关键的证据。而直到开庭,李亚童没有和任何人提及这份证据,连母亲李艳芳都没有透露。

  相关证据显示,2011年3月24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曾派人前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法律事务所调取徐丽军案相关资料,这份录音一并调取。据此可以判断,重庆警方或早已知道指控李庄的犯罪事实并不存在。

  此证据的出现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极大地推动了李庄漏罪案的撤诉。李庄案第二季的开庭,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斯伟江、杨学林出任李庄的辩护律师。法律界泰斗江平、张思之等十人组成顾问团声援。斯伟江律师的辩护词结束语此后广为流传:天理昭昭,李庄必有昭雪的一天。这句话,送给李庄,也送给所有的法律人。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就李庄案第二季而言,正义比人们预料的,来的要早些。

  走向自由

  2011年4月24日,郭维国来给李庄送行。离第一季判处的刑期还有47天,还得去监狱。当天,郭维国还为李庄送来一箱子东北名吃"沟帮子熏肉"。

  临出狱前5月28日,专案组到监狱找李庄退还笔记本电脑。

  "我问,你们又干吗来啦?第三季开始了?他们说,怎么,你想有第三季啊。"李庄当时说,"有没有第三季不在我,完全由你们掌控。专案组的人则说,第三季已经立案了,你在法庭上诽谤徐丽军,人家已经控告你了,就看你出去后表现怎么样。"李庄回应,我实事求是,你们看着办吧。

  至此,李庄仍不敢肯定自己能否顺利出去。

  临近出狱的日子,李庄说自己反而感到忐忑。2011年6月10日,李庄把自己所有的零食全摆上,监室好似开了一个欢送会。

  6月11日凌晨3点,李庄被叫起来,换好早先送来的衣服,监狱派人开车送到机场,买好回京机票,李庄在机场见到了久违的家人。

  "出了监狱大门我还在担心,直到在机场和妻儿拥抱才相信,真的自由了。"548个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李庄回首往事,唏嘘不已。

  而在李庄手中,留下了一份在他看来可以进入中国未来法治博物馆的证物:一张手写的登机牌(为避免走漏消息引来记者围堵),2011年6月11日,7:10登机,重庆至北京。 ★

  (本刊记者刘子倩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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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不相信法律,还能相信什么呢?"

  用道德礼仪去教化开导民众,让他们轻松愉快地生活,懂得廉耻,高高兴兴地去遵纪守法。这才是法治的最高境界

  本刊记者/申欣旺

  采访开始之前,李庄伸出小拇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为是握手。他一摆手,说是要拉钩。"我们得订个君子协定,所有涉及到我的内容都要我看了你才能发。"原因是,身陷囹圄之时,他认为很多报道都将"李庄"妖魔化了。

  李庄神情严肃,言语之间,分明含有不信任。一旦聊起案件,则很快进入角色。戒备渐次褪去,讲到关键之处,外加动作配合,仿佛舞台剧上演。

  兴奋时,手舞足蹈;愤怒时,以掌击桌;悲伤时,不禁落泪。李庄就这样情绪化地展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

  他希望本刊"把真相留下来,把历史搞清楚"。

  另一方面,外界对其"黑心律师""为贪官、黑社会说话"的质疑也始终存在。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为何要收龚刚模律师代理费150万?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网上网下,对你的质疑不少。

  李庄:那是不了解案情,不了解真相,要知道,几千年民众心中形成的那种传统道德,与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很对立的。很多人不真正理解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意义所在,这应该是今后普法工作的重点。

  中国新闻周刊:对你有一些很经典的描述。比如,当初某报说你给北京律师发的那条"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

  李庄:陈有西(李庄案第一季的辩护律师)第一次会见我的时候,我不认识他,见面第一句话,"李庄我问你,短信到底是不是你发的?"我当时就蒙了,听他们讲后,才知道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段子,我不会傻到这样的地步。退一步讲,要是我发了,不可能查不到发给谁了,这个事我已经向北京东城法院起诉他们名誉权侵权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确实收了150万吗?

  李庄:外界只知道我收了150万,就开始骂我是黑心律师。律师收费各省市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最后都会有一条,"特殊疑难复杂案件由双方协商确定"。2009年夏天龚刚华来找我,当时说的案情是,涉及到几千万金额的高利贷和私藏枪支,所以签订的协议收费是20万。后来起诉书中显示的是四条人命、17支枪、500发子弹、10公斤毒品;几十亿的涉案资产。如果按最低标准,也要收380万。况且重庆警方只说我收了150万,却不说里面包含哪些内容。比如重庆建设银行起诉龚刚模他们的贷款案,我们已经与银行方面的刘律师开始了洽谈。还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反诉、法律顾问等好几项服务内容,这些,重庆媒体不报道,总是说一个农民一辈子才挣多少钱?拿我和农民兄弟们进行比较,煽动民众的仇富仇律师情绪。

  中国新闻周刊:请具体说说。

  李庄:这150万里面,涉及的法律服务非常之多。首先是龚刚模案的辩护。第二是民事代理,包括处理他们家的债务,没有被查封的财产要追回来,等等。第三是法律顾问,龚刚模所有公司的法律事务,包括高利贷。第四是反诉,李明杭是毒贩子,被打死了,他的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龚刚模赔偿。但龚刚模实际上和李案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说要反诉他。法官说,我们几十年都没听说刑事附带民事还可以反诉。我说刑诉法明确规定附带民事参照民诉法办理。再说了,很多服务律师已经开始,那时钱还没到所里呢,时至今日,我一分钱还没有见到,可已经背了很大的黑锅。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为何是150万?

  李庄:龚刚华说,我家财产全部被查封了,只有一个和别人合资的油漆厂可以拿钱,最多可以拿出来200万。我说那这样,150万吧,程琪还在北京住院,需要医药费,你们还要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律师界有黑心律师吗?

  李庄:坦诚地讲,哪个界别都有害群之马。不过,我做律师20年,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投诉过我,包括对方当事人。这个问题北京律师协会可以证明。投诉我的倒是有,大都是各地公检法机关。他们总是举报我干扰他们顺利办案。我总觉得,中国敢于干扰他们顺利办理冤假错案的律师太少了。还有一种观念,总认为刑事辩护是给坏人说话,民众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带给律师很大的压力。李庄事件时,我只是所谓黑心律师的替罪羊,当时的舆论把民众对司法的不公,把所有的怨气全部撒在我一个人头上。

  李庄案第二季启动时,重庆警方曾到北京调走了我过去10年的全部案件卷宗和财务档案。事实证明,我是能经得住考验的。

  "最不能容忍瞧不起律师、刁难律师、侮辱律师的事儿"

  中国新闻周刊:按你的说法,你对龚家有情有义,但你的委托人龚刚模却举报你,你恨他吗?

  李庄:真相都出来了,李庄案是怎么包装制造的,基本上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当初很气愤,现在不恨了。龚刚模后来供述,他一直不愿意配合,警方威胁要对付程琪——他太太是一个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的人——他挺不住了,所以我不怪他,相反还有些感动。

  中国新闻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你擅用关系。龚刚华也说这个案子只有你能办。是这样子吗?

  李庄:这是当时不良媒体大肆渲染的,其实,一个律师真有关系也不会那样去说,相反还要尽量避免。因为你代理成功了,人家说你是靠关系,而不是凭本事;代理输了人家说你这个笨蛋,这么多关系都赢不了。另外,你在网上看过我的很多各地代理过的案子,你看我像那种靠关系的律师吗?如果是那样,稍微对重庆警方客气一点,也不会有后来的锒铛入狱。至于龚刚模家为何选择我,你得去问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你被捕之后,传出很多你以前办案的故事,比如在广东、四川、上海,还有东北,认为你是一个很横的人?

  李庄:可能是把性格带到了工作之中了吧,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凡是对干涉律师合法权利的,不管在哪,我都很气愤,总是跟他们对着干。

  中国新闻周刊:出现这种强烈对抗,你就不怕得罪公检法机关么?

  李庄:很多律师,很多当事人家属,大都怕这样强烈的对抗会影响判决。其实,只要你拿得准,手里攥住证据,就没什么可怕的。出狱之后,今年,我和我的助理们还办理了一个"故意杀人"案。最后,我们拿到了无罪判决书。被告人关了一年多,无罪释放出来了,这个案子也是强烈对抗成功的。靠的是证据说话。我总是说,天下没有不能取证的案子,就看律师怎么干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见龚刚模时,说"让警察滚"是怎么回事?

  李庄:那是斥责,被他们说成是"滚",到北京告我的状。我们到看守所去要求会见,看守所说必须要专案组批准。我们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这性格等不得,比如说我们约到下午两点见面,一点五十九的时候,我会觉得正常,要是两点零一分你还不到,我都会生气。更别说等两个小时,把律师当成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不被监听"。专案组来了之后,龚刚模身后两个警察,我和马晓军身后两个警察。这属于公然违法。我就吵,不许监视律师会见。最后,人家的地盘人家做主,我们没办法,只好在监视下会见。会见时,我问龚刚模,按照你的笔录,你够死好几次了,龚说,都是他们打的,不说就吊起来打。我当时指着在场警察一个一个问龚,他打你了吗?当指着他身后的警察时,龚刚模不做声,我就知道了。我指着那个警察,呵斥他,你!出去!你是重庆打黑除恶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犯罪了,我们就吵开了。后来一位年老的警察把他拉出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被激怒的人吗?

  李庄:那倒不是,要看什么事,生活中受点气吃点亏无所谓,工作中最不能容忍瞧不起律师、刁难律师、侮辱律师的事儿,一点也忍受不了,只要碰上就及时坚决地反击,决不客气。无论在哪儿,无论是谁。

  "李庄案"对法治的三大积极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在接手龚刚模案子之前,对重庆当时的司法环境有什么样的判断?

  李庄:打黑嘛,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支持,但没想到会出现黑打、瞎打、乱打,以至于后来成了想打谁打谁,想怎么打就这么打。

  中国新闻周刊:你料到过会被抓吗?

  李庄:原定12月7日要开庭,到12月3日去法院的时候,我把我坚决要求给龚刚模验伤的请求说了,否则我就罢庭,相关领导看到这个架势,说研究后给我回复。等到5日晚上七点多,龚刚模案的书记员电话通知我7日的庭不开了,然后毫不客气地挂了电话,我就意识到危险来了。连夜我和助手连房都没顾得上退,就驾车顺成渝高速前往成都。

  中国新闻周刊:被捕之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庄:当时的一刹那想从三楼跳下去,演一场21世纪现代版的《追捕》。呵呵,只是没来得及就被他们一群重庆警察按住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李庄:这样被政法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事,以前常有。所以那天并没有当一回事,认为一两天就可以出来了。当时看守所给我送来崭新的囚服,我还和所长开玩笑,衣服能不能带出去留个纪念,谁知道后来他们玩真的,真给我判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指控你的罪名,你怎么看?

  李庄:指控我的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抓我时,我一个烟头大的证据也没有提交,控方的180名证人我一个人没见过,怎么能触犯这个罪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案卷材料复印给了家属。

  李庄:中国律师没有多少敢这么干。但这并不违法。要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到法庭阶段,所有证据都要公开质证,媒体观众都允许旁听。即便原来是涉密,此时已经自然解密了。这个时候把卷宗复印给家属,让他们帮助分析,提供线索,因为,他们比律师更知道其中的人和事,这便于律师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没什么不可以的。所有,我号召很多律师,只要不是涉密、涉私、未成年人案件,卷宗是可以复印给亲属的。法无禁止即为允许。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中是不是折射出不少法律漏洞呢?

  李庄:没错,把空洞的法律落到实处,是每一个法律人应该做的。比如,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肖像权,平时谁注意这个呢?可事实上,即便他们是罪犯,但还是公民,公民的肖像权就应当受到保护。当初媒体到看守所想给我拍照片,被我拒绝。包括司法机关,你依法拍照可以,但随便公布出去,也是违法。重庆当时更过分,他们开庭时用的数码照相机,每次开庭给我照几百张照片,然后开会,挑选他们认为最难看的刊登出去,为丑化我造势。

  中国新闻周刊:客观来讲,你认为李庄案对当今中国的法治进步有哪些贡献?

  李庄:谈不上贡献。但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是促成中国律师抱团,这对于律师权利的维护很重要。第二是李庄案一季终审判决后,直接推动了2010年5月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这是司法改革中的小进步。第三是,加快了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其中有最重要的"李庄条款",即再碰上类似李庄这样的案件,要异地侦查、异地审理;另外,要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你不能先把李庄案判掉,再审龚刚模,那是司法逻辑颠倒。这是大进步。

  "我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

  中国新闻周刊:你何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庄:一审被判两年半的时候,我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有了后来的认罪?

  李庄:一审之后就在构思这个事。如果不认罪,就没有后来的二审开庭审理和第二季,后来经了解所知,在我递交正式的上诉书之后,藏头诗之前,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如果那样,李庄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法治大戏了,这样更加跌宕起伏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好多人认为这是你对认罪的辩护。

  李庄:认罪肯定会损害我的名誉。所以当时我写了藏头诗,立此存照,不然出来真的说不清了,可看到当时重庆的司法状况,你还顾得上什么名誉吗?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不认罪就是英雄。

  李庄:我也不想当那个什么狗屁英雄,现在也不是出英雄的时代,那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快点出去找到放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中的手机,才有机会证明对我的指控根本不成立。我认罪的举动,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但也有少数几位看明白我这个做法的价值。通过认罪,使得舆论对于李庄案和重庆打黑的关注被放大,最终影响到整个事态的走势。让我的名誉与他们的声誉一起自杀吧。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有辩诉交易,你的藏头诗为何又公之于众?这是第二季的导火索吗?

  李庄:公布于众是记者们在外面破译的,其实辩诉交易早在一审之前就开始了,高子程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告诉我,审判长的意思是,要求我态度好点,配合庭审,可以考虑司法机关内部处理,这个方案被我否决了。认罪的原意是先出来找到手机,这是一种策略。条件是马上释放,可是藏头诗突然被破译,他们颜面扫地,觉得被我戏弄了,引起重庆警方高层震怒。

  中国新闻周刊:公诉人说你接受嫖娼招待,连照片都有。

  李庄:这个举动也太拙劣了。网上照片是北京西四环岳各庄桥东北角一个洗浴中心酒后打架斗殴的110出警照片,他们把其中一个人的头像换成我的。出狱后,我花了三个月找到了这张照片出处。你想想,如果他们拿得准我李庄嫖娼,还用得着那么费劲整什么第一季、第二季吗,直接在公安局的权力范围,按嫖娼处罚上限,判我劳教三年多省事呀。

  "不相信法律,还能相信什么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王立军共有过几次接触呢?

  李庄:一共只有两次。第一次见面是在飞机上,我当时坐2号座位,王坐3号,隔过道相邻而坐。他带了5个随员。2个坐其身后,另3人坐经济舱。并非像某些媒体描述的那样,我们之间其实没有交流。后来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有关机关反映我干扰打黑的"罪行"。下飞机时,我还欠身让他先走。第二次是我被捕,押到重庆江北机场,当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时,王立军用手指着我,扭头对专案组人员说: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现在想想,我很感谢他这句话,整个在重庆期间,他们对我还算比较客气,没有动我一指头。

  中国新闻周刊:感到过绝望吗?

  李庄:又过几天,时间不是很长,是在一季刚刚结束和二季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二季来临时,他们准备起诉我收龚刚模家律师费是合同诈骗。那天上午,我对郭维国说:看来你们是不打算让我活着离开重庆了,如果你们真敢按数额特别巨大的合同诈骗起诉我,(10年以上)我就一头撞死在法庭上,你信不信。当时确实把他们也吓坏了,当天下午他们就派来了12个人的特警小分队,每次提讯我,左右两侧跟着六个特警,那两天确实有过用自杀抗议他们的念头。一季二审诈降,我用名誉与他们打黑的声誉一起自杀。二季,我甚至想用生命与他们唱红打黑的声誉一起毁灭。

  一季二审结束后,好几个月,警方不提讯我,我也无法和外界联系。有那么几天,曾经绝望过,想用两种办法结束这一切。一是站在床沿上向对面墙壁冲撞;第二种是从门口向卫生间助跑,撞死在卫生间的洗漱池角上。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终没这么做。

  李庄:那段时间一想到80多岁的父母,就不忍心那样做。如果父母不在了,可能我的顾忌会少些,人嘛,早晚一死,和他们的声誉影响捆绑在一起,死得轰轰烈烈,也值。我父母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枪林弹雨过来的,儿子被抓,他们已经遭受打击,要是知道我死了,我怕他们经受不起。文革期间,我才几岁,父亲被打倒,关在"五七"干校种地喂猪。有一次,我和我二哥偷偷去看父亲,围墙太高,我就踩在哥哥肩上趴在墙头看父亲收胡萝卜。父亲看到我,偷偷扔给我一个胡萝卜,被看管的人发现了,一顿毒打。那个场景我永远忘不掉。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这么多,你还相信法律和正义吗?

  李庄:在现代人类文明的今天,我们不相信法律,还能相信什么呢?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自己的办案风格有没有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

  李庄:应该再注意一些方式方法,太激烈不好。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心目中,法治中国应该是怎样的?

  李庄:宽严相济恩威并举,教育与打击相结合。《论语》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前者过于强调严政酷刑,但民众的廉耻之心不能唤醒,被迫遵纪守法。而后者强调用道德礼仪去教化开导民众,让他们轻松愉快地生活,懂得廉耻,高高兴兴地去遵纪守法。这才是法治的最高境界。

  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是否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人权保障的程度。没有人权保障就谈不上民主法治

  本刊记者/王全宝 文/刘静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11年4月,中国刑诉法泰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在西南政法大学主持"法学战略规划研究"西南片区座谈会期间,因难以拒绝校领导的出面邀请,勉强同意参观"打黑"展。但要求只参观、不接受采访。后"偶遇"王立军,并被要求题词。返京后,陈光中收到重庆市公安局的聘书,拟聘他为"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中心"顾问。陈光中修书一封婉拒,连同聘书一并寄回重庆。

  "重庆'打黑'之初,我就感觉有缺乏程序公正之处!"2012年12月17日下午,陈光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顾重庆"打黑"或具体到"李庄案",你觉得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陈光中:通过"李庄案",我个人认为,律师辩护制度最为值得反思。

  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是否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人权保障的程度。没有人权保障谈不上民主法治。真正的法治应该以人为本,讲究人权的保障。

  从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诉讼来说,法治的发展程度或者人权保障的状况如何,首先要看辩护制度贯彻得如何。因为辩护制度最能检验刑事诉讼、刑事司法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要义。辩护制度发达的时候,或者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刑事诉讼、刑事制度、法治程度就比较完善。外国如此,中国亦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超越个案引发法律界集体思考,它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冲击体现在哪里?

  陈光中:实际上,在重庆的"打黑"过程中,应该说辩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重庆"打黑"中的辩护制度是倒退的。

  先不说重庆"打黑"是否有扩大化这个问题,单从程序上来看,很多地方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例如:"打黑"专案组把犯罪嫌疑人送到外地去,关在一起,做统一的专案组;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而且是由公安机关牵头的,这种方式在过去早就受到过批判,被否定了的。

  重庆"打黑"中,程序法治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律师辩护形式上是有的,但是打了很大折扣,可以说重庆的民主法治受到很大摧残。

  "李庄案"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其具有标志性意义,"李庄案"发生后不仅惊动了律师界,而且惊动了整个法律界。

  为什么惊动呢?因为辩护制度中律师的权利保障是具有标杆性标志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有人说"李庄案"是中国30年来一个带有标杆性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李庄"之前,律师辩护制度发展情况如何?

  陈光中: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制第一个春天,我们建立了律师辩护制度。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律师制度荡然无存,辩护制度彻底被取消。

  当时,社会舆论称:律师是在为坏人辩护,律师是站在坏人的立场。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当时就办了几个小案,也被审查了。现在看起来是笑话,但这是真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事业总体来说是进步的,是一步一步向前进的。但在前进路上也有过曲折,也曾有阻力,甚至出现局部的倒退。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们的辩护制度一度贯彻的还算不错。但是后来在不断受到运动式执法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出现不少问题。比如在辩护制度方面,刑诉法规定,特别是刑法306条规定造成律师辩护的"三难"问题,取证难,会见难,阅卷难。

  现在辩护制度主要是辩护人自身安全难保。不少律师办刑事案件采取的做法是,不取证、不踩线,就等着吃现成饭,等着开庭阅卷,挑公诉人卷中的茬。公诉人举证,律师就说,你的证据有哪些缺陷,哪些证据是非法的,应该排除,总体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成立等。这样的辩护,不是积极辩护,而是消极辩护。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李庄案"上,对辩护制度有哪些实质影响?

  陈光中:实际上,"李庄案"发生前,辩护率就已经下降,李庄案后律师对刑事案件的惧怕心理明显增加,刑辩率明显下降,即使是参加辩护,也更加小心谨慎。

  到刑诉法修改时候,某部门提供的刑辩率不到20%,即一百个案件不过五分之一的刑辩率,应该说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到五分之一,包括当事人自己请的,包括法律援助加在一块,五个案件才有一个。反映出刑事诉讼里面的人权保障是令人担忧的,人权保障程度是比较差的。

  也正是因为刑事辩护率比较低的缘故,以及当时正在发酵的"李庄案""北海四律师被抓案",间接促使刑事诉讼法的专家以及律师界的人希望通过刑诉法的修改给律师的权利有更多的保障,提高律师辩护率。

  当时立法部门也意识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实务部门也承认有这方面的问题,司法部也大力提出改善措施,加之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立法部门主导下,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下这次刑事诉讼有比较大的推进。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我认为如果每个部分比较来看,相对而言修改得最好的是辩护制度。可以说"李庄案"和"北海四律师案"坏事变好事,应该说促进了辩护制度的改善。从最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看,还是有相当的进步。在律师如何有效辩护、三难问题、律师的安全问题方面都有所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阻力来自于哪里?

  陈光中:我个人认为,阻力来自于侦查机关和协调部门。在实践中,有些案件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是很明显的,但在法院准备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某些部门出来协调,最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未能启动。

  此外,即使没有被协调的案件,非法证据排除也是有困难的。就刑讯逼供而言,目前肉体上的刑讯越来越少,而变相刑讯越来越多,比如采用冻、渴、饿等手段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痛苦,还有更为普遍的是疲劳讯问等。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这个"等"字如何理解,我认为司法解释应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