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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麒元:明亡的教�――兼�中�政治�制改革��

笔者按:中外历史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肇始于税政而大成于宪政。本文以明史为契机,阐释了笔者对时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本文正式刊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四百三十卷。笔者感谢信报同仁,将此万言长文作为元月刊之封面文章。笔者将此文作为新年献礼,奉送亲爱的同胞。预祝大家新年进步!

明亡的教訓

——兼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盧麒元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那一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已經開始了。檯面上貌似一切如故,檯面下早就悄然蛻變。中國自改革開放的那天起,政治權力就在悄然轉移。毛澤東曾經試圖阻止這種政治權力的逆向轉移(由人民群眾向官僚買辦轉移),毛澤東甚至採用了文革這樣激烈的對抗方式。所謂"無產階級轉政下繼續革命",與其說是奪取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的政治權力,不如說是捍衛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力。然而,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文革的直接後果就是改革,政治權力仍然逆向轉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轉向官僚買辦主導的財閥專治。確實不再是"老路"了,當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現在,隨著最後的逆向土改(所謂的城市化),在城市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即將基本瓦解,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即將轉移完成了。雖然,中國的憲法仍然是一部規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但是,國體和政體大體上已經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中國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這原本是中國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權利,也是中國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礎,這也是憲法賦予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可惜,這個根本權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義,變成利益集團的"最大的紅利"。不經意間,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巨變。現在,就剩下國體和政體在名義上的最後改變了(所謂的改革最後攻堅)。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對民主的理解被嚴重誤導了。民主,首先是經濟民主。放棄了經濟主權(財產主權),空談政治主權(民主選舉),實在是荒誕不經的政治騙術。西方民主的本質,是經濟民主。西方的經濟民主,表現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廣大勞動者,仍然佔據社會財富的主體,仍然具備全民共用財產和收入的本質特徵。同時,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權,也有效調節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觀中國的改革,一次分配極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極度扭曲。我們總體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體所以制的老本,一旦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難免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選票而腳無立錐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剝奪國民固有資產(瓦解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那改革的終極結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歷經無數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併,上一次慘烈的革命其實並不久遠。

歷史經驗值得記取。中國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兩次經濟體制改革,分別是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這兩次變法,實際上是中國兩次進入現代化的嘗試。結果,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均以失敗而告終。今天,中國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國運盛衰存乎一念之間。

爲了便於集中闡述問題,本文僅以明朝歷史為例證,討論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

一、 明亡於稅政。

明亡,亡於財政。具體地說,明亡主要是亡於稅政。

張居正曾經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所謂萬曆中興,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鈞)實錄》說張居正:"受顧命于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梳理張居正改革,雖然內容十分繁雜,焦點卻始終不離稅政。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內推行了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把條項稅役合併,按畝征銀,雖然沒有徹底貫徹,但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使政府的財政情況大為改善。《明神宗實錄》上說,"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那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張居正稅政改革獲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內憂外患,出現中興氣象。

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就內容而言,是調整明朝社會的二次分配結構。其現實的目的,是要強化中央集權(皇權),以處理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張居正很清楚,他的稅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併(緩解了一次分配問題),也間接維護了百姓利益(民權)。張居正變法,將針對勞動者的"丁稅",過渡到針對資產持有的"畝稅",不僅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貧富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惡性發展的土地兼併,可以阻止佃農的農奴化。但是,非常遺憾,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沒有能夠深化為國家財政的制度建設,更加無法進化為國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憲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續性。最後,隨著張居正過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張居正的稅政改革竟被曲解為"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沒有延伸為神宗本人的制度創新。令人驚訝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張居正改革對皇族及國家的重大意義,神宗本人並不認為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為宵小裹挾,遠近不分是非顛倒,不僅否定了老誠謀國的張居正,竟然連為明朝續命的稅政改革一同廢棄了。張居正留下的那一點點制度紅利,哪裡經得起皇子皇孫們的瞎折騰。張居正死後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後一個皇上崇禎(朱由檢)在煤山(景山)自縊身亡。

神宗的經濟政策復辟,明確阻絕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這毋庸置疑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倒退。神宗親自滅絕了自己子孫的未來,也根除了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歷史契機。神宗們鞭屍張居正的影響十分惡劣,以致于張居正身後四百年,中國稅政幾乎了無寸進。甚至,時至今日,中國都無法建立基於資產和資本課稅的正規的賦稅制度。如果,在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萌芽的明代,因應攤丁入畝而延伸出產權觀念,因應產權而產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稅法,因應現代稅法的產權確認而形成商業信用,因應稅政而建立完整的憲政,那麽,中國提前四百年進入現代化也未嘗不可。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每讀明史,都讓人扼腕痛惜。

二、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變法局限於經濟政策變通,而未能升級為系統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張居正,中國古代曾經經歷兩次解決社會分配問題的偉大實踐。可惜,這兩次實踐,都因為政治權力結構性失衡,而最終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在中國古代,社會財產的主體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次分配問題大體上沒有多少討論的餘地。這樣,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變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驗歷朝歷代的財政制度水準。其中,財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稅政。所謂清明政治,無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確保公平高效的稅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問題是,稅政稅政,"稅"後面之所以要加一個"政"字,意味著征"稅"必須解決"政治"配套問題,也就是稅政必須用制度建設用以固化。

明朝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大體上一分為二,官僚與地主兩位一體,皇權與百姓兩位一體,兩個權力主體互相博弈。筆者一直對明朝的士大夫階層(特殊利益集團)深惡痛絕,他們把持輿論、操縱行政、兼併土地、控制工商業,為維護貴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團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權足夠強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專治,有效捍衛普通民眾利益。很遺憾,明末皇權多因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權衰微,則民權就更衰微。民權衰微,則官權橫行霸道,以至於最後官逼民反。顯而易見,晚明的政治結構嚴重失衡,無法維持一個公平高效的"稅政"。很諷刺,四百年過去了,明末社會的政治現實,再一次生動地在當代中國輪回了。

張居正變法,很接近"攤丁入目",就是由向勞動者課稅,轉向向資產持有者課稅,這與今天中國的稅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這當然極大地觸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堅決反對,並進行瘋狂反撲。這一點與現在的中國國情也完全相同。張居正善用專政,卻未能超越專政。當他大權在握的時候,通過專政手段厲行稅政變革,大體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權旁落,失去專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張居正犯了與王安石相同的錯誤,未能及時開啟政治體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稅政改革成果,未能確保制度的有效行和連續性。張居正未能完成政治體制改革,是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當然,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乎張居正本人。

神宗實在不懂經濟。萬曆年間的一切政治問題,皆源於社會分配的極度扭曲。顯然,這是經典的"分蛋糕"問題。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剛愎自用,他未能參透張居正稅政改革是為明朝續命,他不明白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張居正去世後,聽信了貴族利益集團的蠱惑,又開始搞政府機會主義了,他放縱官僚地主做大他們自己的"蛋糕",惡性的土地兼併一發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實際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權,也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這樣,就使得地方豪強迅速坐大;同時,也極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當然,神宗也著實不懂政治,他未參透那些損公肥私的權貴們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權貴利益集團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險的敵對勢力。所以,當張居正新法被廢止之後,權貴門重新蠶食皇權(率土之濱皆歸權貴),明朝的政治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等到了天啟年間,崇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終於恢復了張居正的名譽。但是,此刻為時已晚了,權貴們已經尾大不掉了,稅政改革根本無法恢復了,崇禎只能向權貴妥協,不斷增加農民負擔,導致全國爆發農民起義,大明王朝終於滅亡了。

就本質而言,徵稅權的丟失,導致了皇權(既中央集權)旁落。皇權的核心當然是財政權,財政權的核心就是徵稅權。張居正的改革意在維護皇權(既中央集權),也間接維護了百姓的民權。一般而言,皇權、官權、民權三者關係,是封建社會政治鬥爭的永恆主題。皇權是構造社會平衡的穩定機制,皇權可以調和官、民兩權,官、民兩權平衡則天下太平;皇權旁落,官權獨大,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歷史的秘密是,皇權這個社會平衡機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現,而常常是以閹黨的形式出現的(畢竟英明天縱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於是,中央集權屢屢被士大夫階級描繪成為一團狗屎,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歷史並無絕對好惡,皇權衰落,民權不保,則必然亡國。從某種意義上講,皇權與民權具有一體化特徵;同時,皇權和民權均具體化為稅政權。在中國古代,官僚與大地主是一體兩面,他們是皇權與民權的對立者。皇權、民權與官權的爭鬥,集中表現於稅政問題上。古今中外,所謂的變法,根子就在稅政上面。很遺憾,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階層,他們大體是要維護官權的(這一點至今未變)。所以,中國所有關於變法的敘述都故意被扭曲為黨錮之爭。所以,當舉國上下痛恨魏忠賢的時候,卻無人注意魏忠賢存在的財政意義,魏忠賢不死尚可為晚明續命。很無奈,歷史上,魏公公被描繪為十惡不赦,權貴們卻被美化為忠肝義膽,老百姓還要為亂臣賊子唱頌歌。細讀明史,讓人不禁想到"文革餘孽",誰能說歷史已經成為歷史。

歷史地看,張居正變法可能都不能算是變法。畢竟,張居正絲毫也沒有改革明朝政治的"體"和"制"。比較英國的光榮革命,實在是相去甚遠了。張居正既然沒能變法,變法失敗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的,不是單純地發展經濟(GDP或小康),而是要構建均衡穩定的政治結構(生產關係),以使經濟(生產力)可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不要將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鄧小平的語言範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今日中國的改革再次遇到當年張居正當年面臨的問題。中國的稅政改革千呼萬喚就是無法出臺。稅政改革都不能出臺,談什麽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張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資產為課稅依據。今天中國的管理層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開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竟然無法以資產和資本作為課稅依據。千萬不要吃驚,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幾乎一切稅負仍然針對勞動和勞動者(大體還是丁稅),而稅負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資本利得,這在本質上是在鼓勵財產歸邊(土地兼併)。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會分配已經極度扭曲,國家財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國的士大夫和公知們,比四百年前更無恥,他們不僅僅要維護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國家經濟主權(皇權)和人民經濟主權(民權)。很有趣吧,他們與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們堅決反對任何稅政變革,卻積極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堅決反對公平稅負,卻積極推動所謂的"民主"。他們用"文革餘孽"來鞭屍社會主義原則(很像當年鞭屍張居正),阻止一切稅政改革的進行。更為險惡的是,他們意圖通過"頂層設計"徹底削弱執政黨的中央集權和一黨專政(削弱皇權),他們樂見國際金融資本與官僚買辦完成行政奪權(財閥專政),這與滅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順便說一句,這與美國顛覆前蘇聯中央集權的方式何其相似!

筆者一向認為,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一向主張:治國先治稅:稅政既憲政。統而言之,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建立現代稅政之後,建立與稅政相匹配的憲政體制,進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長治久安。

世界歷史的經驗值得國人借鑒。

英國從大憲章運動一直到光榮革命,建立憲政的全部歷史進程,無非是一次次地進行稅政革命。英國貴族不滿國王的苛捐雜稅,一次次奮起抗爭;國王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爭取國家徵稅權。最後,終於在談判和妥協中,建立了合理的稅政制度。甚至,英國的議會制度就是直接脫胎於英國的預算會議制度,憲政的整體架構也是脫胎於稅政結構。英國的稅賦公正和資本效率逐漸引申出其它領域的公正和效率,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創造價值的積極性。光榮革命最終引發了工業革命,開啟了英國的現代化進程。至此,英國終於擺脫了,從土地革命到土地兼併的惡性循環。其它歐洲國家,借鑒英國的經驗,紛紛進行了稅政革命,接連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美國是一個幸運的國家,美國從建國起就以完善稅政為國家穩定的基石。1899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徵稅權是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築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象我們蒙昧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毀滅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國正是因為稅政的先進性,保證了憲政的有效性,進而保證了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完成了大國崛起的偉大歷史進程。

反觀中國,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兩次稅政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這兩次稅政革命,可以看作是兩次失敗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宋明王朝,多數皇帝無意代表平民,也無意與權貴抗衡,更無意建立平民與權貴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數時候,皇上為權貴挾持,無限度壓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輪回。明朝之後,改革(變法)變成了禁區,無人再敢發動稅政革命。中國因稅政僵化,終於無緣於工業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終結了封建統治,稅政革命依然無法展開。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紀,中國仍然連公民財產公開透明都無法實現,更遑論依此建立現代賦稅制度,當然也無從論及現代稅政。無稅政何談憲政,共和之路歷盡滄桑。

有些淺薄的學者搞不清楚雞與蛋的關係,一次一次妄言憲政。殊不知,憲政是稅政的政治樣式,是稅政的制度結果。沒有腳的人如何做鞋?照著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雙童話般的玻璃鞋,然後讓共和國削足適履,如何能不摔跟頭!

四、經濟改革的政治配套問題。

顯而易見,張居正未能為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配套。那麼,什麼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系統建立為實現稅政而工作的"體",也就是獨立于官僚地主階級控制的組織體系。其次,必須建立為實現稅政而設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剛性的、穩固的法律體系。最後,將"體"和"制"上升到立憲的高度,形成穩定的政治制度。

張居正有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他意圖依賴專政來實現稅政,稅政就變成了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張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沒有一個能搞清楚專政和稅政的關係。在現代稅政未能成型的時候,欲行稅政,必須專政。當然,稅政建立完成,憲政配套完成,應該免除專政。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意圖通過強化皇權專政,用暴力解決財政問題,由巧取變成了豪奪(強搶和強佔)。結果,皇家非但不能解決財政問題,還製造出魏忠賢這樣的專政怪物。所以,東廠不夠用,就搞西廠;西廠不夠用,就搞錦衣衛。皇權專政可以代替稅政嗎?結論是非常簡單的,暴力只能帶來短暫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發更大的暴力(農民起義),無稅政而專政的財政模式當然不可持續。顯然,必須建立一種互惠共利的稅政制度,才能達致持久的社會平衡,進而實現長治久安。

後世的中國政治家比神宗聰明嗎?未必!中國的政治家們就是不長記性,他們仍然迷信專政,就是不相信稅政,更不相信憲政,他們一次次用專政代替稅政,他們一次次被碰得頭破血流。歷史總是讓人唏噓,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廠衛制度,我們建立了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我們就是不允許稅政改革。沒有現代稅政能夠反腐嗎?沒有現代稅政能夠"維穩"嗎?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謂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過!四百年來,中國人就是無法完成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性跨越。

世界經濟史的殘酷教訓告訴我們,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與主義沒有必然聯繫)。權貴與平民的紛爭將是永恆的,執政者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在權貴與平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利益平衡機制。現實地看,權貴消滅平民(極端右翼),平民消滅權貴(極端左翼),都是虛妄的選擇,只能導致悲劇。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執政者的使命,是構建平衡,而絕對不是強化集權於一端的專政。無論是皇權專政,還是財閥專政,都是專政,都不是建立政權的終極目的。國家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絕對不是專政的工具。如果,這種平衡是穩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確保執政者自身的穩定。所以,稅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稅政穩定,必然政治穩定;稅政先進,必然國家先進。反之,無論多好的統治者,無論多好的主義,一旦失去稅政支撐,都必然會走向反動。

不通經濟的史學家們,躑躅徘徊於表面的社會現象。他們總是將歷史的悲劇歸結于官僚的腐敗,他們習慣於將希望寄託于統治者(皇上)的良知。那麼,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敗嗎?崇禎的良知很差嗎?崇禎打掉了九千歲魏忠賢,反腐鬥爭不可謂不徹底了,有用嗎?顯然,這不是良知問題,甚至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經典的制度建設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稅政問題。能夠建立現代稅政就足以反腐敗了。顯然,崇禎由於缺乏對經濟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設若崇禎明瞭經濟,他就會先用魏忠賢,以專政手段重建稅政,然後再懲治魏忠賢的專治問題。可惜,崇禎未能建立稅政,意氣用事滅了魏忠賢,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權專政(中央集權),使得稅政加速惡化。皇權(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而官權卻極度膨脹,搞得民怨沸騰狼煙四起。崇禎的教訓,值得今天的執政者深思啊,現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黨專政啊!用專政代替稅政是錯誤的,放棄專政而無法建立稅政更是錯誤的。丟掉了東廠、西廠和錦衣衛,稅政靠什麽建立?就靠溫體仁的道德說教嗎?沒有了稅政的支撐,權貴只會放手壓榨李自成。溫體仁之流統統都是大地主,他們只知道維穩(強化專政),也就是維護利益集團權利的穩定。他們無意于通過制度建設實現社會的再平衡。所以,他們玩弄各種花哨的"經濟政策"糊弄崇禎。抽風似地"經濟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騰嗎?國庫日漸空虛,能不搞到狼煙四起嗎?就這樣稀裡糊塗又混了四百年,能有進步嗎?說到溫體仁,不能不順便提一下袁崇煥。正是那位溫文爾雅的溫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後金的反間計,上密奏參劾了袁崇煥,最終導致崇禎誤殺袁崇煥。溫體仁很清楚,袁崇煥如果滅掉了後金,平復了各地的農民起義,以軍功出將入相是早晚的事。況且,以袁崇煥的正直與剛烈,再行張居正變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團必欲先除之而後快,溫體仁羅織罪名殺害了袁崇煥,也滅絕了明朝最後一絲希望。溫體仁栽贓陷害袁崇煥,收到了一石二鳥之功,支持過袁崇煥的宰輔錢龍錫被流放,兵部尚書王洽等官員被殺。至此,大明皇權被溫體仁肢解殆盡,崇禎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跡了。

筆者再強調一遍:萬法皆稅,治國先治稅,稅政即憲政,完善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曾經反復著文說明,國家主權的核心是徵稅權(領土主權說到底是徵稅權)。舊殖民者通過佔領土地獲得徵稅權,新殖民者通過金融控制變相獲得徵稅權。筆者反復解釋,國內外利益集團就是通過肢解政府的徵稅權,從而截獲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執政者,何必空言民主?執政者,務必牢牢掌握徵稅權,務必通過制度化來規範徵稅權。誠如此,一切政治改革盡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訓,揭示出了我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甚至,連政治改革的路徑和方法都說得清清楚楚了。國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萬語(溫體仁的奏摺美妙至極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檢測標準非常簡單:稅政改革。從民國到共和國,整整百餘年了,連一部像樣的稅法都沒有,連起碼的稅政制度都無法建立,還談什麼現代化?還談什麼大國崛起?如果,管理層又搞彎彎繞,時髦屁話一大堆,就是不搞稅政改革,歷史的輪回將是不可避免的。

五、 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來,"普世"的謊言遮天蔽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受到嚴重挑戰。在未能通過專政實現稅政變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稅政而完成憲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國中央集權瓦解,意味著國內外財閥全面奪權。

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與明朝並無本質區別。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是,官商兩位元一體,黨民兩位一體。削弱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徹底削弱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稅政民主(憲政制度)之外的選票民主,那不過是財閥專治的劣質表演而已。脫離了現代稅政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憲政民主",將必然導致共和國滑向財閥專政的深淵。那樣的後果,只會成全努爾哈赤之類的外夷。

在沒有稅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變相私有化意味著什麼?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進大規模土地兼併,是將1949年人民獲得的經濟主權退還給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會建立穩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嗎?這能夠建立穩定的社會政治關係嗎?這可以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嗎?絕無可能!為了解決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也不排除是為了解決洋人的經濟危機),不惜犧牲本國農民最根本的利益,將土地作為最後的融資手段,短期獲得極大的資產升值效應(賣地增加收入),長期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負債(社會保障負擔)。這是經典的政府機會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是當代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它將葬送中華民族的未來。神宗已經提供了慘痛的歷史教訓,拉美和南亞的現代實踐也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我國必須建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

爲了建立我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我國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並通過專政的手段完成現代稅政改革(甚至是稅政革命),在稅政改革完成的基礎上,建立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最終升級固化為憲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後,我國可以考慮結束一党專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反腐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建立國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

結論是,今後的改革開放,必須以稅政改革為契機,開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進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本文的最後,筆者想談一點哲學問題。

政治並無絕對好惡,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財產分配的平衡,勞動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權力平衡作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權力失衡,一切說教皆為浮雲。筆者並不反對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達成財產分配的平衡,並可以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實政治權力的公有制,以實現政治權力的社會平衡。否則,私有制就必然淪為一小部分權力擁有者的極端私有制,而遠非人人權利平等的公平正義的私有制。筆者也並不反對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達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權利的法律保障(特別是私人財產的保障)。否則,普通私人(人民群眾)仍然會淪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們的奴隸。筆者並不反對進行一次分配的變革,但那必須在二次分配能夠再平衡的條件下進行。否則,改革就變成了產權轉逆向移外加勞動收入剝削的雙重剝奪,這與明末的土地兼併無本質區別,結局不問可知。就此而言,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無非是政治權力的再平衡。筆者本無政治色彩,就是為了實現這種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筆者與許多的知識份子只能自覺地成為左翼,我們需要左翼強大到可以平衡官僚買辦政治專治的程度。筆者相信,很多的覺醒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將成為左翼,直到中國實現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國的政治再平衡固化為憲政體制。在哲學上,左右是對立統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精通哲學的卓越政治家,一定會駕馭左右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在劇烈的能量交換中控制耗散結構的演進方向,在建立更穩定的、新的耗散結構中實現更高水準的社會平衡。

一部明史,萬法皆備,何必去聽洋人忽悠;回眸煤山,並不久遠,不能允許悲劇重演。


日本��新�:中��日本的三大�解

 中日兩國對立正在走向長期化。不過兩國的博弈也並非首次。2005年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了中國的反日遊行、2010年發生了東海撞船事件……。中國方面每次都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進行口誅筆伐,而日本則總在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尋找原因,結果導致討論總是無果而終。中日兩國的研究者指出,兩國之間的歷史性誤解阻礙了對話的展開。日經中文網將分三次刊登導致兩國相互懷疑不斷加深的3大誤解。

誤解之一: 對"中日友好"的誤解

  今年11月,"日本華人教授會議第9次研討會"在東京大學校園舉行。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出席了會議。在沉重的氣氛中,當時的教授會議代表、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呼籲:"要採取顧全大局的行動",呼籲兩國繼續推進學術會議等民間交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參加討論的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服部健治則斷言,"出於愛好推進'日中友好'的時代已經終結"。根據同時兼任日中協會常務理事的服部教授的看法,應該聽任經濟實現自然交流,僅僅倡導"日中友好"已經難以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和日本原來的關係是否非常和睦呢?有觀點將兩國的交流稱為"中日友好的二千年"。但是,緊張和警惕得到化解的時期似乎並沒有那麼長久。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以嚴苛的觀點分析稱,"即使考察從江戶時代(1603~1867)到今日的約400年曆史,在和平且對等的狀態下進行大規模交流的時期也不過是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以來的二十多年。同時還表示,"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而中國的清王朝也實行海禁,因此兩國交流受到限制。到了近代,兩國一直處在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未建交的狀態下。兩國並未找到和睦相處的方式。"

  京都府立大學的岡本隆司副教授表示,"中國反日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5世紀(明代)對'倭寇'的打擊。在中國,'愛國=反日'這一觀點在近代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岡本副教授關注的是"1905年"這個年份。作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中國赴日本留學人數出現了增加,在清朝政府內部,近代的"國家"概念得到了確立。此外,日本繼承了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歐美列強的在華權利,結果導致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岡本分析稱,"在這一時期,領土、主權、反日以及抵制等等概念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當時的局面是日本越是固執地謀求在中國搶佔權利、試圖擴大在華勢力,遭到的反對就越巨大。"從歷史上來看,反日和遊行很容易結合到一起"(岡本副教授)。"對於日中關係,需要平心靜氣地以長遠眼光看待"。

誤解之二: 對「受害者」的誤解

  目前已經出現從近代史上尋找中日和解啟示的動向。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在《中國外交》(由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一書中表示,「中國的近代史觀充滿了一種受害者意識」。該書吸收了北京大學等來自中國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朱建榮教授認為「盲目自信的清朝對國際社會的無知招來了歐洲各國的侵略」。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朱建榮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力爭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就有必要擺脫曾經遭到侵略帶來的屈辱感」,強調中國自身應該反躬自省,在此基礎上構建21世紀的國際立足點。

  朱建榮認為中國人的對外懷疑心理、受害者意識以及重視強權政治等想法「反過來招致了日本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誤解」。

 為了將民眾的目光從內部混亂上引開而煽動排外的民族主義、沉迷於中華思想、不瞭解國際社會的準則等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朱建榮教授表示,最近10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的氛圍一直在改變。「在上海的大學等地方,已經可以比較自由地進行研究」。既然如此,「認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石原慎太郎進行了私下勾結,為推進釣魚島所謂國有化上演了一齣鬧劇的人還是不少」。朱教授認為「如果一味地將中日兩國關係定位為侵略者與被害者的關係,相互理解就難有進展」。

  中日雙方的資訊鴻溝似乎也非常巨大。《周作人傳》(由Minerva書房出版)的作者、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劉岸偉認為「中國人普遍不瞭解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使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而日本人也普遍不知道即使在今天,日本軍隊遺留的炸彈仍在導致人員傷亡」。

  作為著名的知日派文人,周作人曾經生活在清朝、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3個時代,在一個時期還曾經被稱為「漢奸」。 劉岸偉教授說:「'漢奸'這一說法在現代中國仍未消失。根據一個人對日本的態度,就可能被稱為漢奸」。
  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曾經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以及《現代思想》(青土社發行)發表文章,認為「日本的言論總是盯著不斷崛起的中國,而中國則以過去的歷史譴責日本。這樣下去,討論必然會南轅北轍」,指出了兩國在面對對方時的觀念分歧。

  劉傑教授於今年夏季從越南邀請了研究人員,就歷史認識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越南的歷史教科書中,對越南如何與中國的侵略進行戰鬥的描述是主要內容」。劉傑教授的結論是「在亞洲,誰都是侵略者,同時又是被害者」。劉傑教授認為「要深化歷史認識,需要亞洲地區整體努力」。

誤解之三: 對「中國膨脹」的誤解

  「僅僅站在兩國的角度看待中日關係,是產生誤解的根源」,《日中二百年》(由武田蘭登書屋日本公司出版)的作者、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輝這樣認為。

  如果從1900年代至今的100年來看,中日曆史的主要內容就是戰爭與侵略、抵抗與反擊。劉建輝教授認為「如果從200年的長度來看,可以看到兩國如何應對西化潮流以及相互借鑒的歷史」。

  19世紀,在上海等地發行的漢譯西方書籍就開始進入日本長崎,並在德川幕府末期(1854~1867年)的日本得到了流通。20世紀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的認識則原封不動照搬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的看法。谷崎潤一郎和橫光利一等日本小說家在反日運動最高潮時期訪問了中國,併發表了文學評價很高的隨筆和小說。

  劉建輝副教授認為:「中國很大,各個地區都不盡相同」,「中國各地對日本的態度也存在不同。雖然受戰爭傷害嚴重的地區反日情緒更加強烈,但自己出生的遼寧省卻並非如此」,「在日本一般認為中國團結一致擴大對世界的影響力,而這種看法與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
  《清朝與近代世界》(岩波書店出版)的作者、東京大學的吉澤誠一郎副教授認為,「9月的反日遊行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具有諸多共同點」。五四運動爆發時,也發生了反日遊行以及抵制日貨運動,被認為是親日派官員的住宅遭到焚燒。據說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在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中,對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的欠缺表示了憤怒。吉澤副教授認為,「有一種觀點在中國根深蒂固,那就是當政治和法律都無法實現正義時,集體性的直接行動是正當的」。

  據吉澤副教授介紹,保留下來的文獻顯示,當時也有知識分子主張「應該按照法律處置暴動參與者」。吉澤副教授認為在今年9月反日遊行中「對暴力行為持否定態度的意見在網絡也時有所見。這與當時的社會氛圍非常相似」。

 很多學者認為今日的中國社會並非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樣只有一個思想。在中國官員、精英階層、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學生以及普通民眾之間,對日本的看法差異可能會擴大。

  目前日系汽車工廠和大型超市已經在中國恢復營業。以經濟關係為中心,兩國關係可能將逐漸恢復到今年夏季以前的局面。
 但是,東京大學的川島真副教授警告稱:「過去的日中戰爭都發生在兩國經濟關係最為緊密的時期」,「當時無需護照即可往來于日中之間」。

 還有觀點認為日本對華投資和對華出口增大,就會發生反日遊行。川島副教授強調在處理兩國關係時,需要考慮到2020年乃至2030年的雙方國力與國際關係。要將目光投向因階層和地區不同而具有不同屬性的中國社會。「不僅與中國政府,還應該注意到中國國內的多樣性,與各種社會組織均構建密切的關係」。

  中國和日本的地理位置不會改變。東亞地區今後需要承擔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之一的責任。各國都需要與鄰國冷靜地相處,不應為誤解和不確定的信息等所左右。今後,仍然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全文完)

日本經濟新聞 松本治人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彭博社 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译者
核心提示:"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 邓小平
  •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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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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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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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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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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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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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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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追悼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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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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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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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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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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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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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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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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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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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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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来:马克思已死

出风来:马克 思已死

  马克思教主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马克思写这句话的时候是1847年。他大概没有料到,在 他写下这句话之后,幽灵持续徘徊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且范围远超欧洲,横亘了亚欧非拉,影响所及,罄竹难书。
 
 
 
  是的,罄竹难书,我没有用错词。
 
 
 
  马克思写这份文件的时候,估计处于半人半神的大麻状态,饱含情绪的笔触有席卷世界的气势。一般的教主,尤其是大教主,往往有吞吐宇宙 之志,悲悯苍生之怀。某种意义上,老马很够格。
 
 
 
  在神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等人往往以大慈悲示人,以宏大宽广的教义来约束人号召人拉拢人。老释、老穆、老耶这三个代表因为距 离我们久远,且三 位大神都已成事,身后的徒子信众,善男善女,不断的加上所能想象到的光环给大神们,如此耀眼以至于我们只能靠神书和神话来仰视他们,至于 他们性格中人界的 成分基本都已荡然无存。不过,老马不同,他去世不过一百多年。在人界,老马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一个愤怒的落魄者,一个会偷情的男人,一个 具备巨大煽动能量 的狂人。把这些加起来的总和就是一个人间教主所具备的充分条件。
 
 
 
  必须承认,教主并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关键要有个好脑子――这话是杜月笙说的,做个流氓头子都需要好脑子,何况教主。马克思以自己的视 角来审视他所处的 时代的糟乱,然后上下五千年的这么扫描一番,得出结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将人类社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分类。按照这 个观点,几乎所有 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都可以被贴上阶级的标签来解读。这种标签,在后来有的国家成了一种荒唐残忍的催命符。有几十亩薄地的农民,会因为一 个地主阶级的标 签,断送身家性命。
 
 
 
  按照这种标签,历史总是按照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发展,每当解释不通的时候,他们解释说会有跳跃。至于跳跃方式,他们没有给出 是撑杆还是跨栏的具体姿势。这不能不算马克思理论家们的巨大遗憾。
 
 
 
  忽然想到,在秦孝公变法之前,按照马克思理论秦国是奴隶社会。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了一个奴隶做前台总经理,就是著名的百里奚。等阶级 社会进化到一千好 几百年之后,苏东坡调到湖北,临行前将一个小妾跟朋友以白马相换。同是"下人",价格从五张羊皮涨到了一匹活马,不知道这算不算奴隶社会 前进到封建社会的 一个明证。
 
 
 
  我不大懂历史,当然只好妄谈。相对比较懂历史的陈寅恪曾郑重声明: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 研究学术。
 
 
 
  人类社会存在原本就是有许多不同的人群,也有很多的划分,比如民族的,行业的,性别的。原本都是相对中性的划分。唯独阶级的划分,带 有强烈的善恶标 准,随之而来的是在阶级之间键入冰冷血腥的铁幕。阶级学说一出炉,便为斗争或者战争多开了一道方便之门。而马克思本人也从不讳言自己对红 这个血的颜色之偏 爱。
 
 
 
  阶级划分的好处是,超出了种族地域民族性别等范畴,尽最大可能的发展信众,通过标榜"神爱众人"的信条,达到"众人爱神"之功效。看 马克思身前和身后 的事实,尤其是苏俄,阶级这一招被他们运用的炉火纯青,打着共产主义拯救全人类的幌子将触角堂而皇之地伸向全世界。在组织意义上,苏俄的 支部就是教堂。
 
 
 
  宗教还有一个明显标志是画大饼,释、穆、耶三个代表很聪明,把大饼画在谁都无法证实的来世,诸如天堂、极乐世界之类的地方反正谁都没 去过,所以随便怎 样忽悠都没办法证明是假的。相对而言,马克思的长处是胆大,直接将大饼画在地球上。并且信誓旦旦的告诉世人,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但马克 思自有其聪明之 处,他的共产主义是需要生产力相应跟着发展的。还算是留有了余地。
 
 
 
  但后世的徒子徒孙们则往往没有马克思的远见,不懂得给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有些性急的猢狲则恨不得插翅飞入共产主义,于是有了跑步进 入的荒唐,结果当然是连滚带爬,鼻青脸肿。
 
 
 
  还是陈独秀有学识,是真知识分子,鼓捣几年之后,悚然醒悟,原来别说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阉割版本社会主义也不是你张口说几年就 是几年的。是要到社会发展到那份上,才能过过社会主义的干瘾。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得志,有时候真信奉教主的人往往潦倒以终。
 
 
 
  作为教主往往都有些噱头。
 
 
 
  释迦牟尼在八棵树之间入灭,而且控制树的基因,能做到双数枯荣,生物技术达到极致。马克思活在近现代,不好意思弄那些噱头,但图书馆 的地毯上踩出的小道之类也足以增添光彩。
 
 
 
  还有个凑巧,大神们凑巧都有叛徒作孽。释迦牟尼警告说将来必有魔王波旬的徒孙来乱他的法,耶稣被犹大过不去。马克思脾气大,生前就已 经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已死
 
 
 
  任何宗教,教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一面旗帜,或者做一个神主。一旦完成这个使命,教主就该死了。
 
 
 
  孔丘先生也算是人中极品,算个半神。后来每个皇朝都要膜拜加封一番,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之类头衔,估计老孔自己都会老脸微红,不大好 意思。但也只是他死后如此。假设他一直活着,那些原本膜拜他的帝王将相,估计没几个人能容许他信口雌黄半小时。
 
 
 
  毛泽东说鲁迅,要是活到四九之后,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马克思的肉身在1883年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貌似长命百岁了。其实不然。我们现在说马克思已死,并不是我们要结束马克思主义。根 本没轮到我们,倒是马克思自己的信徒们早就开始一刀一刀的尝鲜了。
 
 
 
  列宁之前的那些马克思理论大腕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凌迟还只是过过嘴瘾,到了列宁同志那儿则完全不同。一般来说,共产主义体系内的个山寨 头领们往往都会 "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方面,列宁同志首推第一。无论他的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掩盖不住他和他开创的苏维埃体制是暴政的本 质。
 
 
 
  从农民手里征收"余粮",和托洛茨基的红军要共产大街上年轻的妇女,无疑与任何主义都不沾边。唯一的本质是,这是一帮残暴的流氓。稍 有不同的是,这群流氓的任何行径都打着马克思的幌子来进行。斯大林和克格勃的哪次犯罪不是说受害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极端压抑和变态的社会,往往将愤怒发泄为笑话。庸人得志的勃列日涅夫大概是获得笑话最多的头领。有一个这样说的,勃列日当上大头领后 得意非凡,忍不住 带自己的妈妈参观作为政治局委员享受到的一切,别墅,汽车,警卫,护士,应有尽有的一切,看完后他问妈妈怎么样。他妈妈回答,好是好,可 是如果共产党来了 怎么办?
 
 
 
  苏俄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体系内,他们的当权者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只有两个区别:第一是他们披着君权苏维埃授而不是以往的神授;第二是他 们更加贪婪残暴。
 
 
 
  越来越,马克思只剩下一件外套被众家头领拿来更改加冕。稍有使用马克思内在的东西往往被斥之为教条主义。
 
 
 
  比如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 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 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新中国的历史,读懂了这份报告就读懂了之后所有乖谬荒唐。
 
 
 
  己所不信勿施于人,共产主义世界的头目们反其道而行之。一边是自己群体享受的特供,一边是街头紧缺的面包,在紧缺的面包篮子里搭售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 仰。按照马克思划分的阶级,共产只存在于共产统治阶级内,统治阶级之外的都是被压迫的阶级。但那些共产统治阶级就能大言不惭的说被他们奴 役的人民才是真正 的主人。你可以欺骗人民于一时,一年,十年,六十年,七十年,七十四年的时候,人民再也不相信那些龟缩在索契别墅的人渣们的鬼话。于是苏 联完蛋。
 
 
 
  今日的中国,不必自欺欺人,除了主席台上的人还在强调真信马列之外,还有谁信?又有哪个老百姓和私底下的官员不把马列当做笑料?什么 是皇帝的新衣?马克思难道不是吗?
 
 
 
  与其穿着不存在的皇帝新衣一路裸奔,丢人现眼,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穿一件哪怕三角内裤来遮羞避丑。不要以为,马列是先皇神主丢弃不得, 其实民众更看重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造假装十三的高超。
 
 
 
  死了马屠户不吃带毛猪
 
 
 
  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信仰缺失,文化苍白。四九年到现在,前三十年中国当然不缺乏"信仰"。但那谁都知道,只是崇拜了一个人造的假神。 那种充实的信仰,说到底是愚昧和强迫造成的,这种神话肥皂泡迟早要破裂。
 
 
 
  毛一死,肥皂泡迅速破灭。按照正常思路,三十年前,接着毛去世的契机,中国应该扔掉马列外套和毛氏瓜皮帽。然而没有,在某些人看来, 马列毛恰恰是开国神主,有不可替代的加持作用。
 
 
 
  在民智未开的时候,这或许管用。可惜在信息流传如此迅捷的现在,这种加持越来越就有分裂症状和搞笑效果。虽然只是一件外套一顶帽子, 但禁锢作用却无与伦比。因为这顶帽子是万能帽,尤其是在官方手里,可以随意转化成打压任何异己的棍子。有时候威力强大,比如重庆。
 
 
 
  在这样马列毛的大帽子下,任何健康的文化,任何正常的信仰,都难以成长。大概是当政者也看到了现在文化的缺失,所以不惜血本的吆喝要 创造文化产业繁荣。
 
 
 
  大主意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一会儿要搞原生态,一会儿要拜炎黄,一会儿要尊孔。公正的说这些主意原本都是正常社会正常的文化亮点或者 习俗,但一经现在的官方发扬,总有点发馊的味道。
 
 
 
  被官方着力捧红的文化达人如余秋雨、于丹之辈在网络上俨然笑料。客观上,余、于二仙原本没那么糟糕,只是天下苦秦久矣,所以官方倡导 的,民间偏不鸟。
 
 
 
  文化或者软实力真正的张力在于创造,传承固然重要,但一味抱残守缺必定连残缺都受不住。我们看各个城市人为的弄些假模假式的复古景 点,弄些带瓜皮帽的真人吆喝一通以为那就是文化,哈哈,这么不值钱?如果非要说是的话,这只能算文化的下脚料。
 
 
 
  但创造,我们这些年有什么创造吗?八个样板戏?遍地的老干部体?正规的渠道可有文学?可有思想?
 
 
 
  哈哈,或许有,编译局的女博后文采斐然,将来必是可以传世的大作。一边是纳税人花那么多钱养那么一帮马列主义理论废物,一边是苍白到 无以复加的文史哲残缺。
 
 
 
  政治对于文化而言,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有助推作用,次一点的是无害,最差的是掣肘禁锢。看看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莫不如此。
 
 
 
  先秦的诸侯们没兴趣没能力管理文化,所以造就了那么多灿烂的子们。到了秦开始疯狂的删帖焚帖的时候,秦只有一篇文章,还是李斯写在统 一之前。更加繁荣 的汉唐,那些当国者,如刘彻、刘秀、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本身都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且除了刘彻略有变态之外,哪怕残暴如武则天都会 对文化优容有加。 大导演李隆基甚至有作品入选三百首。武则天也有。汉唐总体而言,都是对文化有助推作用的朝代。
 
 
 
  次一点的,懒惰如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不管闲事。在无政府的良好状态下,那个时代的科技文化繁荣。如本草纲目,如牡丹亭,如西游记,灿 若群星。这再次证明,世上本繁荣,皇帝自扰之。
 
 
 
  忘了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民国的历次文化繁荣,都不是在马列毛的指引下创造的。
 
 
 
  我们中国,一是不缺文化传承和底蕴,二是不乏聪明才智创造之士。缺少的只是一个没有禁锢的土壤。今日的禁锢就是马列毛。
 
 
 
  搬开这个神主,中国的文化必将大放异彩。甚至惠及马列毛本身,公正的说,马列毛的理论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但在当前这种大框架下面对他 们虚无的拔高反而妨碍了对这些理论正常客观的研究。
 
 
 
  马列毛的神主,除了极少部分靠这个混饭吃的理论权威们之外,谁都知道它的虚无。搬开一个虚无的框架,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潮流浩荡, 顺之则昌。
 
 
 
  马列毛在整个当前中国的转变中当然远不止一个神主的作用,它是这个大转变中的眼,做好了这个眼则满盘皆活。惠及的哪里仅仅是文化。在 马列毛的帽子底下 是政治,按照马列原则,政治是上层建筑。但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政治其实是基础建设,只有政治这条基础高速修正了,中国才能大步向前,不 斜不歪。
 



来源: 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2-12-27 | 责任编辑:王梦瑶

林松:革命是什么

林松:革命是 什么

  四十五年前,我还不足20岁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到我的家乡。我满腔激情投入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运动 中,按照毛主席的最 高指示,用大字报革命武器毫不留情地向直接管束着我的小官僚们和我认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并把他们挂靠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结果却被打 成反革命分子,遭革命的棍棒伤筋动骨后,象阿Q一样被不准革命,驱出了革命队伍。自不得革命后,我就一直在想:革命是什么?革命要干什 么?然而,在整个中 国,从无文不革命,无处不革命,无事不革命,无时不革命,无人不革命;到官方回避革命,文坛告别革命,民间无奈革命,整整四十年没能想出 个所以来。真所 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直到五六年前,有幸读到一本谈论胡适和鲁迅的书,帮我寻思出个我认为可能说得过去的答案。
 

  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 人帮利用毛泽东的 这一错误理论搞的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九月去世)的'文化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 重的挫折和损 失"。其实,使中国人遭受浩劫灾难的,并非仅是那场文化大革命。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中国自陈胜吴广出现以来,一次次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革命的历史。近一百年来,就有孙 中山领导的旧民主 主义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近二三十年的回避革命。革命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毛选一卷)"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二卷)"革命的根本问题是 政权问题。一切革 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人民日报》(1967-8-13)"什么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 也站在革命人民方 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五卷)……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无不是被教科书革命化了的人,对革命的认识和 理解,只能是被教 科书革命化了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社会,三十年前所有的人都被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类。无人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进 行着革命和被革 命,争当着完全的革命派;对毛主席指示和教导的革命任务和工作,只有执行和服从。在教育、文化、思想被革命铁筒般严密禁锢着,没有任何学 术、言论、新闻、 出版自由的社会里,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人人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工作,而学习,而劳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革命是怎么回事, 革命究竟是要干什 么。如果有谁对自己从事的革命和被革命产生了怀疑,一旦被有人觉察,当即就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革了生命。因此,我对革命的疑问, 只能是在执行和服 从革命和被革命的无奈中偷偷思想,在唯一的教科书和报刊杂志中暗暗寻觅。我一遍遍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时时留心党报 党刊和从上边贯彻 下来的文件。年深日久,越想越觉得我们身处的这个革命化了的现实社会,与在学校里课堂上听到的,在教科书和官方文献中接受的,是两个根本 不同的社会。
 

  我出生在太行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新政权建立起来后正在开展斗地主分果实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虽然还没有任何感受外 界事物的能力,却被土地改革决定了终生的命运。
 

  在教科书中,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实现的"平�地权,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是共产党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基本任务之 一。通过斗地主,分财产,争取和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 命目标的基本条件。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组织起农民来斗争地主老财。为纠正运动开始许多中等富裕农户被斗争的左倾扩大 化,全国农民都被根 据其占有土地和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家庭成份的阶级。地主成份是革命的对象,被斗争没收了 土地财产,是被打 倒推翻的统治阶级。富农成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统战对象,被斗争交出了多余的土地财产,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农成份属革命要团结 和争取的对象或力 量,没被斗也没分得财产,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下中农和贫雇农(称贫下中农)成份属革命依靠的对象或力量,分得了土地财产,是农村中的 无产阶级、半无产 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其中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共产党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撇开土地改革中实行的暴力斗争不说,按 理,这个土地改革斗 争的方针,应该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要求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平�地权,耕者有其田"目标,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成功的结果。这 个斗争方针对巩固新政权和土地改革成果来说,也有必要。但不可思议的是,农民群众被组织起来的农会,土地改革结束后立即撤销;人们二十八 年流血牺牲换来的 革命结果,竞成了新中国继续革命的原因;土地改革斗争中的暴力手段和划定的家庭阶级成份,成了蒙在全体中国人心上的恐怖和套在每一个新中 国国民身上的紧箍 咒。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是中农的,只可被团结被争取,不可轻举妄动;是贫下中农的,必须坚定立场,牢 记血泪仇,与阶级 敌人作斗争。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只可被团结和争取的中农阶级成份,所以我革命的狂热精神和激进行动,遭至身体被革命的棍棒修理和驱逐。 然而我的思想却一 直保持在革命的状态。我相信我的革命热情是真诚的,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行动的。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开始。这一年,农 村开始合作化,我的父辈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也告别蒙昧无知的童年上了小学,开始接受人生启蒙教育。从认写毛、主、席、 共、产、党,学唱 《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开始,随着年龄学龄的增长,逐渐知道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旧社会农民在地主 富农剥削下过着饥 寒交迫的生活;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比幸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被印在脑海里,董存 瑞、黄继光、高玉 宝、方志敏、江姐等革命英雄和革命先烈被装在胸中。我满脑子充满着革命理想和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蒋介石、周剥皮、刘文彩们的仇恨,一 心想着要干一翻革 命事业,随时准备着要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惋惜自己没有能生在英雄和先烈的革命年代。然而,每天都要唱"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 貌","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每天都要喊总路线、大进跃、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而对身在其中的翻天覆地的 社会主义革命却一 无所知;对每天看到父辈们的忙忙碌碌不知都是在干什么;对亲眼看着的父亲被饿得满身脬肿、外公被饿死在坑上、每天要碰着的老人被饿死、自 己被饿得站立不住 爬着走路,竞然毫无任何动心动情的感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共产党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誉,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人们没有不相信的。在教科书与官 文中,社会主义革 命是中国共产党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领导农民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1953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约需要十八年(包括三年战后恢复和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 时期内,中国共产 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广大农民是愿意 在党的领导下逐步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是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选五卷)果然,从1954年到1956年,仅 仅用了3年时间, 就完成了原订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 步建立起了中国的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比原计划提前十二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运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年从8月 中旬开始,各地按 照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月内,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们都走进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毛主席 说:"看来,共产主 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 关于农村建立人民 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用了不到四年时间,至1962年,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工农兵学商为一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就在全国建立起 来。
 

  然而,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并非是这样的简单和乐观。
 

  1949年10月建国后,为执行毛泽东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方针,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国家粮食储备入不敷出。1953年 春,局部地方出现 霜灾,秋后,农民惜粮备荒,国家难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政府为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和保证城市人口粮食供应,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11月 19日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开始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社会 所需要的粮食全由 国家供应。社会分为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与吃"农村粮"的农村户口两大阶层。政府用统购统销的"剪刀差"积累工业资金,农民因国家的统 一征购断了生计, 处于半饥饿状态。刘少奇说:"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 购,那末,我们这 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 搞了"。《在扩大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选集下卷)国家统一强行征购造成农村生活的凋敝,势必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前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顾》中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 众闹事的事件。" 为了完成征购和排解农民的抵抗,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把原先用在统购统销上的动员和强制手段,转而用在了刚刚开始的合作化运动上。前中央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杜润生说毛泽东认为,"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因此,原计划需要三 个五年计划完成的 农业合作化任务,通过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至1956年底,仅用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就全部完成。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 动断绝了资本主义 和农村的联系,市场要素不断消失,私营工商企业难以生存,相当多的资本家抱着"甩包袱"的心态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拉动下,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在三年内同时提前完成。从此,全国所有私营工商企业和一亿五千多万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归为国家 公有;全部工商业 者及其雇员成为国家雇用的工人和职员。农业纳入了国家计划体系,农民不再对土地和土地上的粮食产品具有任何支配权;农村成为专为国家工业 化积累资金和为城 市建设提供粮食保障的生产部门。农村基层干部代表政府管理农民、土地和农业生产,刚刚成为"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民变成在农村基层干部管 理下被组织起来集 体劳动,从干部手中领吃口粮的农奴。
 

  毛泽东说,"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毛选五卷)还在社 会主义革命正式开始前的三年恢复和准备阶段,新政权就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一批可能的社会主义敌对分子;通过抗 美援朝运动树立起 美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公敌。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些共产党基层官员告诫农民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谁要不参加社就 是想走地主、富 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和斗争方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富农由革命统战对象成为打击对 象。运动中,不仅原 来以为被团结争取的富裕中农(土改中被错斗的中农)、中农会有抵触,需要教育改造,就连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的贫下中农,刚刚从土改中得到的 土地又被拿走了, 心中也感到困惑,需要说服教育和引导。实际上,对于整个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的突击运动,在社会各阶层,甚至在共产 党内、党的中央领 导层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在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说:"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 意的,但是在实际 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选五 卷)因此,围绕着 动员和强制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开展"批胡适、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党内整风和反右派"等一系 列政治斗争和思想 改造运动,不仅将革命打击的对象由地主家庭成份的人扩大为地主、富农(城市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并强化和确定 了家庭成份对每一 个人在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将全中国的人分为难以确定的"人民"和"敌人"两部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阶 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毛选五卷)从而造成了全国的政治恐怖,使人人心怀恐惧,社会生活高度紧张,有效地消除了可能来自党内外的一切批评的意见和反对 的声音,推动了农 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并为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创造了"一致赞成和拥护"的条件。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到处都是由《人民日报》领喊领唱的 "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口号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赞歌。就连一亩地能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四两稻谷的宣传报道,也没人敢不相信。 三面红旗运动的直 接后果,是由大跃进的粮食"高产"征购过头粮而导至全国大饥荒,守着国库几百亿斤存粮,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使中 国社会经历了历史 上罕有的和平建设年代饿死几千万种地农民的"非常时期"。在继续跃进的三年"非常时期",中国农民用三四千万条生命才换得公共食堂的解 散。人民公社成为一 级地方政府机关,"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缩回到了以村为基层政权(生产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民集体劳动组织。有的地方被允许 试行包产到户的责 任制。
 

  对于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来说,实现了建立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成功和胜 利。对于五亿多中国 农民来说,他们为着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跟随毛主席共产党,用自己生产的小米加步枪从农村包围城市,用自己儿女们的鲜血和生命夺取 城市,推翻了封建 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而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却又用夺取到的政权将耕者的土地全部收回,在所谓公有制名义下,使在旧政权统治下 土地不均的农民, 变成了新政权下一无所有的无地农奴和被排斥在国家社会保障之外的贱民。革命的结果让他们失望,革命的过程对他们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亩产万 斤粮食而饿死几千 万人的天下荒唐,他们虽不敢怒也不敢言,而他们虔信的毛主席共产党要领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许诺,却在他们心中破灭,成了谎言。有一 件童年时的事我五 十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就在解散公共食堂的那年冬天,人们悄悄地传播着一首"黄牛黄,黑牛黑,明年土地各归各"的民谣。我们村家家户户都 用玉米面或白面, 包一颗桃核,捏成仙桃蒸熟,让每人必吃一个以保闯过饿死关口。这件事无疑是当时中国农民对那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反应。对于那 些被民主自由理想 吸引和争取团结,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革命阵营来,对新中国满怀信心和希望,准备以其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万没想到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却视他们为敌人,不许他们参言接嘴。至于那些被革命打倒的被杀、被流放、被关、被管的敌对分子及他们的家人和后代,则成为中国人中都被 贴上标签的黑五 类。
 

  有些参与领导革命揣摸着领袖心意行事的同僚们,也因革命的方法和速度跟不上革命形势要求,让领袖产生了疑心。仅有的一个上书毛泽东对 大跃进提出质疑为 民请命的国家级高官彭德环元帅,当即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全党共诛,全民共讨。当时那些在彭元帅官位之上的官僚们,如果能有一两 个不怕丢纱帽为彭 元帅说句话,也许不致使彭元帅含冤,也许可避免饿死几千万人。
 

  中国这场造成大规模死人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指责,其中不但有美欧等敌对势力国家,而且还有来自苏联老大哥的 声音。就在中国仿 照苏联经验和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高潮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差不多都出现了问题。创造并向各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这 个革命经验和模式 的苏联本国,革命领袖斯大林死后,正在被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进行揭露和批判,政府的内政和外发生了改变。按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话说,是出了 修正主义。
 

  由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运用政治权力人为地将社会的经济制度由劳动者一家一户所有制强行转变为国家公有制,实际 上就是由社会的上 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要求社会的经济基础适应并为上层建筑服务,正好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并为经济基础服 务"的理论相颠倒。 同时,脱离开中国既没有成形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没有成形的(工业)无产阶级,还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现实,人为地以所谓社 会主义革命的方 式,凭空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直接违反马克思揭示出来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 律。所以,这场社 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剥夺了旧的地主资本家,又换上了一批新的更大的地主和资本家。正是由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强行建立起来的所谓国家公 有制度,阻碍着中 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个直接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要求经济基础适应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困扰着中国社会至今无法走上人类现代文明的 正常发展轨道。
 

  这个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失望和无奈,受到国际舆论指责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就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进行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因。
 

  尽管大跃进中过头征购粮食使全国农民陷于了饿死几千万人的饥饿之中,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国防、工业和城市建设的最低需求。粮 食短缺造成的恐慌 和社会思想混乱,令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担忧。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市民骚动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为 此,革命的领导者们 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个上至中央下至县委级官员的"七千人大会"。原计划通过克服分散主义,团结一致,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但会议却围 绕着还举不举"三 面红旗"展开了讨论,引起了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疑虑。当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 干部总是坚定地相 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 并且妄图乘机活 动"。会议公报将国家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间由不远的将来改为"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明确地提出 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 争,存在着资本主 义复辟危险性"。会议号召要"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 斗"。会议公报中的这 些观点和提法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对革命的具体指示。会后,从1963年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无休无止的继续革 命。
 

  按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国内已被打倒的和 没被打倒残余下来 隐藏着的反动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击退国外反动派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更 高地举起三面红旗 建设社会主义。可是,由于中国社会从来还没有过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实际上就是 按照革命领袖个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逻辑,在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革命。所谓开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和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实际上就是运用各种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继续镇压和挖掘那些已被打倒的和可能漏打隐藏下来的黑五类分子,同时警告所有被剥夺了生产 资料的普通民众打 消还梦想着"土地各归各"的念头。如果说是要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着的也只能是没有 任何生产资料的广 大民众与代表国家掌握和占有着全部生产资料的各级官僚两大阶级。而这却是革命的领导者们绝不肯承认的事实。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也就只能 一直指向那些被以 往革命斗争打倒甚至早已死掉的敌人,或者有的是干脆就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然而不承认并不等于不存在。按照马克思的 观点,阶级和阶级 斗争在资本主义及以往的任何社会都不仅存在,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革命领袖毛泽东正是利用普遍存在着的官民矛盾,在继续 革命中通过发起揪 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除掉了他疑心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不过仅此而已。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不存在马克思认为 的社会主义,而资 本主义却是至少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本可能也应该走的道路,却一直受着历代统治者的阻挠和扼杀,难能发展起来。所谓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实际 上就是要铲除资本主义苗头,以维护和巩固并不是推翻了资本主义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公有制度。
 

  正是由于这些理论与实际的矛盾,革命对现实的扭曲,使革命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远没有象领 导和指挥与蒋介石 国民党及其军队打仗那样得心应手。整个继续革命,实际就是一场接着一场有始无终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每一场运动都是导至下一场运动的原 因。运动中,除了对 那些被先前革命打倒贴着标签的敌人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外,所有人都既是革命力量,也是革命对象,今天是革命力量,明天就可能成 为革命的对象。人 们自己斗私,相互揭发批斗,文斗,武斗,官报私仇,卧底,告密,出卖朋友和亲人……直至革命领袖毛泽东去世前,长达十四年的继续革命经历 了社会主义教育、 文化大革命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三个阶段共十多场运动。每场运动都没有结果,而且至今还以不同的方式在作用。
 

  文化大革命只所以被特别否定,是因为在继续革命的第二阶段,不仅所有投身革命从旧中国来到新中国还没被清除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在反 右派运动中的积极 分子,都在运动中受到了清洗:而且共产党内的权利争斗也公开成为一场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带头上阵,和群众一道"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特殊的政治运 动。从而使国内社会主义的敌人由黑五类扩大到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九类。这场运动以中学学生为先锋,以 各地各级向当权者 夺权开局,以揪出国家主席刘少奇收场。除与刘有直接关系的官僚被牵连成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其余各级所有官僚都很快就站了出来,被结合进 新的革命委员会掌 权后,对批斗过其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进行了打击报复。我就是这场运动开始被团结进革命队伍中的,在批斗当权派运动中以写大字报为主。揭批的 具体内容大都是在 此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贫下中协会进行"四清"时就揭发出来未能查清的经济问题。至于政治上的什么路线,那是全国统一通用的帽子,并 不触及个人痛痒。 当年有一桩我的父辈们每次运动都穷追不舍的离奇"丢牛"案,至今他们都一个个离世,才少有人提及。四清开始前,村上被评为头等、价值 500多元(相当于当 时1600多个劳动日工分值)的耕牛被盗。村干部为找牛花费过差不多三倍于牛的价钱。而关心此案的父辈们曾提出了许多疑点细节,甚至几次 自费到百里之外找 来见到过此牛的见证人。可就是每次都无法查出结果。这次批斗仍然无果,并且至今、永远无果。当权派站出来后,揭发批斗的人成了革命对象。 我被当作现行反革 命挨革命棍棒的理由,除了不是贫下中农成份外,还有我在外当小学教员的叔父是右派分子,参加过三青团。这当然使我无奈且自卑,但却不能说 明我对革命领袖的 不忠和革命的不真诚。我不得不苦想,革命为什么不能接纳我,进而想到这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是不是我忠诚的革命?
 

  革命领袖毛泽东虽然在他有生之年的继续革命中成功地消灭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保住了他亲手建立的国家公有制度,并且重新树起了"工业学 大庆、农业学大 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三面红旗",而中国经济却长久徘徊在频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民被长久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社会 的伤痛和中国人心 的破裂至今仍难能治�。他去世后,"革命"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词语和使人恐惧的现实词语,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官方回避,文坛告别, 民间无奈。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胡适是反革命的反动文人。直到我年近六十才有幸偶然读到一本研究胡适和鲁迅 的书时,才知道胡 适并未反对革命,鲁迅也没参加革命。他们都是为中国摆脱专制落后命运的探索者、呼唤者和思想启蒙者。胡适认为暴力破坏不会产生任何进步。 他没有喊打倒蒋介 石推翻国民党,但却终生不倦地倡导着"公民言论、结社、集会、选择政府、制裁政府的自由和权利"的民主政治;他呼唤民众觉醒,和平抗争, 抵制专横压迫;他 毫无顾忌地指责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专政的极权专制,竭力要求蒋介石放弃连任总统,改变一党专制,走民主道路。这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在 1945年的革命纲领 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胡适未能说动蒋介石,而革命战争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换来的却是接连不断的革命灾难。鲁迅认为革 命是并非教人死而 是教人活的;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他没有参加革命,是因为他看到革命在中国只不过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和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 时代交相更替";"革命创造的新世界只不过是花样翻新的老中国";他一向对把革命当饭碗的人保持着警惕。
 

  胡适、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使我四十年对革命的冥思苦想豁然开朗。革命其实原本就是世间万事万物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演进 的过程。自然界的 不断革命产生了人类。每一个人对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从蒙�到野蛮,从野蛮到文明,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 明不断地发展变化 和进步。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飞跃,便是社会进步上升到了一个"比先前更适合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高级阶段"。人 类社会历史上的每 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步,都是使人们"更能充分自由发展"的一次革命。所以,革命并非是由什么人发动和领导用暴 力推翻一个社会的 手段,而是由每一个人对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共同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而达到一个使每个人都"更能充分自由发展的新社会"的结果。 正是有许许多多探 索和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思想家们,不断地唤醒和呼吁民众珍惜和捍卫自己自由发展的权利;有许许多多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惜牺 牲自己的政治家 们,为捍卫人们自由发展权利带头抗争,才使人们一次次从暴力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不断发展进步和飞跃的一次次 社会革命。中国社 会正是从秦始皇以来的那些把革命当饭碗的职业革命家们,把革命变作口号,把暴力和恐怖当作抢夺和维持其独占社会发展进步成果的手段,通过 剥夺和镇压人们自 由发展的权利,阻止着社会的正常发展进步和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革命。
 

  毛泽东去世后,"革命"这个词语虽然被回避了,但人们对理想的神往和对现实的恐惧却一直怀在心中。所以,韩寒的一声谈革命,立刻引起 了全中国乃至世界的轰动。
 

  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张寸村
 



来源: 网友农言推荐 | 来源日期:2012年2月19日 | 责任编辑:黄南

林松: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

林松: 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 放。但是'文 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还 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不 管社会舆论对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话给与怎样的解读和评价,也不管他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指什么内容,其中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 腐败"等社 会问题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有可能重新发生"的结论也毫无争义。更 残酷的现实是,改革早已夭折,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已经不是有可能重新发生,而是早已发生了并还在继续。
 
  
  改 革的夭折
 
  
  其 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执行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就已经讲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搞了十年,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 展开,效果 是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超前不行,滞后也不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这是两位都从在总理职位上亲自领 导和指挥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十年中的体会得出的共同结论。不同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领导者在他未讲这段话以前就找到了"党政分开,政企分 开"等政治体制改 革的突破口,并在改革的实践中见到成效,让人们在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感到和看到了自己前景光明的未来。而 当今总理的讲话已是三番五次,却终不见有任何改革行动的迹象,使人们在越反越贪的社会腐败和愈日扩大的贫富鸿沟中感到绝望。
 
 
  那 时候的总书记没有讲文化大革命可能重演,是因为掌握中国政局的元老们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过又站了出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更是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两次打倒重新复出;官方已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中国的老百姓也在已实施的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政策中很快摆脱了长期 饥饿、半饥饿的生命威胁和逐渐消除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敌人专政起来的精神恐惧,思想上刚从长达三十年意识形态禁锢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不 仅从改革开放实践 中感到和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景,听到和看到了外部的世界并非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日益深刻地反思到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非人"生活磨难的根源。1984 年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生打着的那幅"小平您好"横标,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因此,整个中国从上到下,绝不会 有人想到要返回改 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当时的中国民间,也曾有流传说,中央有个叫邓力群的大官在差额选举落选后,还办着一个"刊物"宣传反对改革开放。普通老百姓听 了都把他当作笑谈,嗤之以鼻。然而出乎世上所有正常的人所料,二十多年前的总书记在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这 番话后,不到半月 的时间,中国社会就遭遇到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烈的悲剧。总书记也被剥夺人身自由软禁起来,直至16年后生命结束仍未解除。
 
 
 
  文 化大革命只所以被视为浩劫和灾难,就在于它把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场接连不断残酷的政治斗争发展到了极致。三十年的肉体饥饿和精神恐惧,使中 国人不得不 对共产党执政的许诺和能力产生了怀疑。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为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邓小平主政后,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施行改革开放 政策,顺应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民意,也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使国民经济一下子迸发出前所末见的生机活力。中国社会在五、六 年的时间内发生了 翻天复地的巨变。从而营造了新中国建立后最具光辉的十年历史;也复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人心中的希望和信心。然而,就在人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开放中将要看到希望的彼岸时,改革却到此被止。
 
 
 
  以 实施农村土地承包下户、放开城乡私人经济禁区、放宽乡村企业经营政策、试办深圳特区和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而开场,改革开放成功 的实践表 明,三十年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怪物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存在并全力庇护着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文 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挽救和巩固这个刚建立起来就遭饿死三千多万人惨败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施行的红色恐怖。改 革 开放就是要改革现行的所谓公有制以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从而就必须也必然要改变现存的社会上层建筑即变革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本来是多少学过点马克思社 会科学的人就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然而却正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的人,死不愿承认或者硬要背抗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普 遍规律。我 们的改革开放一直被特意称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政制体制之外的经济体制。我们所谓的经济体制,只不过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 并受限于现行政治体制的一种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理论认为,物质资 料的生产方式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并非凭政治力量可人为改革。相反,赖以存在并直接维护和制约着生产方式的、以一定的思想观点、意识形 态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政治设施和制度,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会成为破坏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力量,就必须进行改革 以顺应和推动社会 的发展进步。
 
 
 
  中 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起步,首先是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了党、国二元体制;掌握着党政要职的元老们高瞻远瞩让贤,退居"顾问"位置; 具有改革意 识、能力和魄力的年轻领导人走上了领导改革的岗位;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形成的宽松政治环境和改革共识,使改革的主持者和领导者与思想舆论界 的精英们都从束缚现行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敢于探索中国改革的路子。
 
 
 
  改 革初期的"解散农业集体生产组织"、"放开私人经营经济"和夭折前刚开始的"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当时人们都称为是"松绑放权", 实际上就是 从下到上在逐步取消当权者对生产者自由发展的管制,解除现行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结果立竿见影。农业劳动生产年率三年增长7.2%,年均增长幅度是 1978年前二十六年年均增长率的二十八倍。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开始摆脱饥饿威胁,各地相继冒出了劳动致富的专业户和万元 户。乡村企业在全国 各地蓬勃发展。城乡市场出现日益活跃和繁荣的景象。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也呈现出生气盎然的春意。其发展势头是农村快于城市,个体胜于集体,乡村 企业好于二轻,二轻企业好于国营。现在讲改革前是只抓阶级争不搞经济建设,并不符合实际。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六十、七十年代的农业 学大寨、工业学大 庆运动等都是专抓生产大搞经济的运动。只不过都是由各级党政官员亲自领导、直接指挥,以"为革命"的命义,按行政命令,结合着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那时 候叫作"抓革命,促生产"。放权松绑的改革成功表明,正是党和政府用行政命令直接干预生产的行为,造成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停滞不前。而党 和政府直接干预经 济的行为就是现行政治体制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
 
 
 
  放 权松帮、解除各级领导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改革,必然会触动当权者们的权势和利益。解散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只不过是解除了农村干部们监管农民 生产劳动的 权力。农村干部本来就不属现行政治体制内"朝廷命官"之例,他们虽感失落,却无法形成对改革的阻力。更何况只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给了农民,土地及产品所有权 的支配权还在他们手里。一到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触动着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基础的公有制的神经,改革就难进行下去。
 
 
 
  我 们的所谓马列主义革命家们,都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级所谓公有制部门里掌控着占有和挥霍社会财富的权力;又都在 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内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就是他们各自的权力所有制。要改革政治体制,就意味着要他们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 益。于是,他们一面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旋风,设定出不许触犯的基本原则,喊着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号子,向刚露出点宽松自由的明朗 天空释放文化大革 命的政治空气;一面千方百计将改革开放的政策控制在他们利益的轨道里,把摸着石头改革开放的河水搅浑,官勾结商,在浑水中摸鱼。官倒、商倒、行贿、受贿、 贪污、走私,不择手段地把改革开放的果实装进了各自的腰包里。后来才公开爆光的首都钢铁厂周贯武、周本方案件,只不过是一个小例子。无奈 的老百姓眼看着权 势者们随心所欲地侵吞着改革开放的果实;首任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者们辞职;天真纯洁的青年学生要求惩治官倒腐败;敏锐、正直的中国 知识分子不惜冒再被专政的风险�吁政治民主、推进改革;执行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讲话说不搞政治体治改革,经济体改革也进行不下去…… 首都北京的形势揪 着全中国大地上每个人的心……人们焦急地盼望、等待着倡导和主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出面,表态,支持。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的悲 剧。
 
 
  轰 轰烈烈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夭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刚刚复活在中国人心中的希望和信心,从此从中国人的心中彻底离去。
 
 
  文 革的实质
 
 
 
  温 家宝总理的那段话语开头说的"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 除",可以说这 是指出了改革进行不下去和"文革"有可能重新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只所以没有清除"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是因为"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 所谓'中央文革小 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经过官方传播形成一致的官方话语是:"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利用了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官场上每提及一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都说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而实际的文化大革命却并非只是林彪等利用毛 泽东的错误搞内 乱。恰恰相反,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在党中央及各级党的组织领导和军队的支持、党报党刊的舆论控制下进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政权合法性危机 而引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和权力争斗的继续。
 
 
 
  抗 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面临抗战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作 政治报告 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 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并说明"共产党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 物的协议,成立临 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这并非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自鸦片战争暴露 出中国皇权统治的危机以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代中国有识之士,经过一、二百年探索中国政权合法性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建立民主的共和国 政权,是由当代世 界人类的文明进程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并非任何个人或集团可自由选择。所以毛泽东说:"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它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 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步骤是因国共内战错过了机会,在蒋介石兵败、国民党政权垮台后,继续 实施第二个步骤不 是不可能的。然而,内战的胜利却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的中央决策者们突然改变主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民主建国,选择走上了列宁主义的苏联道路。而列宁主 义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高度分裂,伴随政权建立而崛起的"新阶级"已成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强大的特权阶级。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证明,列宁主义的苏联道路不管叫什么名称,其实质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走上"打江山,坐天下,胜者为王"封建皇权统治的旧 路。
 
 
  毛 泽东以其非凡的雄才大略,领导他的党成功地将中国政权夺在了手里,并博得了党内党外、举国上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一致欢呼,却无法 解决"打天 下坐江山"的皇权统治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先天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现代封建皇权意识,使毛泽东感到周围处处是敌。世界各国民主政府,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残余,各 类有头脑的知识分子,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和农村自耕农民,并肩作战的各民主党派和自己的党内同僚、军中功臣、身边的左膀右臂,似乎都威胁 或妨碍着他皇权的 确立和皇位的巩固。
 
 
 
  建 国初通过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三反""五反"、划定阶级成分、整肃"高饶"反党集团,认证了新中国第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 子、坏分子等 党内外敌对分子,并通过参加朝鲜战争树起了国家的美帝国主义公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在与刘少奇争夺权力中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谋而自杀。
 
 
 
   1954年起,一面通过批电影《武训》、批胡风文艺、批胡适思想,控制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全国进行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和教育;一 面仿照苏联制 度模式,通过在城乡农村开展肃反运动、发动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实行统购统销、开展合作化运动、集中农民土地和手工业生产资料,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 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建成了所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所有的工商业生产者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农村的小生产农民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 土地上的农奴。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这与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 动规律"正好相反。说明仿造苏联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曾设想过的社会主义。
 
 
 
  就 在中国大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出现问题。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 十大"会议 上作了批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指责斯大林错误"的密秘报告。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也都出现有群众"闹事"。为防止出现苏联和东欧的问题,在"八大"修 改的党章中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话语;为保住这个所谓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大会之后,执行了与"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的"八大"决议相 反和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基础的政策。
 
 
 
   1957年,通过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党内外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上的不满分子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不仅对明确的敌人地、富、 反、坏、右实行 "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专政,而且将全国所有的人都纳入不确定的"人民"和"敌人"范围,使每个人都处于随时可能被成为"敌人"的恐惧之中。在 全国人人争取做"人民",除"社会主义好"外没有任何杂音的形势下,1958年2月开始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通 过"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掀起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结果造成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非常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惨败结果,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缘。
 
 
 
  在 "三面红旗"运动中,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将国家的教育方针从"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提升为"教育为无 产阶级的政 治服务",让所有的中小学生都生活在了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先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1959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周 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前进,而是一个巨大的、全面的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 社会过渡到共产主 义社会的最好形式。"
 
 
 
   1959年7月,为纠大跃进中的"左"在芦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却以开展反对彭德环反党集团的"右"倾而收场;1960年到1961年, 农村面对严重 的饥荒困难,民间流传着"黄牛黄,黑牛黑,明年土地各归各"的"谣言",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生产,并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1962年为讨论工作经验、端正工作作风、统一思想搞好经济建设而召开的下至县级以上的七千人大会,结果却开成了讨论造成三年饥荒责任的 "出气会"。国际 上也有来自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的舆论指责。从以上反映出来的社会不�情绪,使毛泽东非常担心。为遏制这种社会不满的漫延和升级,1962年9月,毛泽东在 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帝国 主义者、各国反动 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 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他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八 大"决议,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 复辟危险性",号召要"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毛泽 东的这些与中国社 会现实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提法,就是他日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指示,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正式表述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 后,从1963年2月起,由刘少奇亲自领导,采取由国家党政机关派工作组,到基层发运动群众揭发基层干部的传统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声势浩 大的以农村"四 清"、"城市"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群众对直接领导和欺压他们的基层干部揭发出来的贪污私分等问题及表现出来的不满怨气,使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 作会议认 为:乡村的材料揭发不少,城市的问题更严重。基层政权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左派,三分之一是中间派,三分之一在坏人手里。按照毛泽东指示,1964年7月 由彭真负责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展批判文化界、理论界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及其作品、论点,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农村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由"清帐 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前十条)转向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后十条)。之后不久,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的路当权派"(二十三条)。
 
 
 
  从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论点可知,他的意图是要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挖掘斗争那些他指出来的国内外反对"三面红旗"的"阶级"敌人,并 通过强大的 宣传舆论,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控制在拥护"三面红旗"的意识形态里,以达到巩固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刘少奇领导搞的群众反贪官运动,却是在为这个制 度"�黑",不仅不符合他的意图,而且正是在动摇着政权的底层根基。毛泽东接连两次试图扭转运动的方式,但四年运动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群众 与地方官僚的矛盾 冲突,使他感到在现有的党与国双轨运行的官僚体系下已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由于党与国的双轨运行使他的意志不能贯彻下去。加之 他本人的封建皇权意识、苏联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在他心中的阴影、高层官僚们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等等因素,使他决心要将 这个双轨运行的官 僚体系摧毁重建。经过深思熟虑,在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 无产阶级专政变为 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 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决定撤销原彭真负责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一个隶属于政治局 常委的文化革命小 组。6月1日起,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6月3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 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并制定了包括"内外有别"的《中央八条》政策,限止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 各地发生了学生与 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冲突。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撤销了工作组,并将此称为 "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毛泽东写出并印发《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主持 召开中共八届十一 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他亲自率领中央领导人,通过八次在天安门上召集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 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发动开展起了他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
 
 
 
  文 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第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 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经过表明,所谓触及人们的灵魂,就是运用国家暴力机器,通过所谓"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手段造成社会的红色恐怖,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其目的是迫使人们把三年饥荒饿死人的痛苦说成是幸福,把"三面红旗"运动的惨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以保住这个 表明政权合法性的 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
 
 
 
  三 年之后,举国上下,家家正头安放毛主席像,门前挂上毛主席语录牌,院中建起毛主席台;人人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信仰、崇拜、忠诚);每个人哪怕在潜意识里偶然出现一丝"对社会主义有怀疑"的念头都会被自惊出一身冷汗。人们的思 想被完全控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里,又被驱赶到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新三面红旗经济建设运动中去。1969年 4月1日林彪在中 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一次谈话中指 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 开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说明,毛泽东不但成功地控制了中国 人的思想灵魂,而 且成功地利用群众运动摧毁了政权内党、国双轨运行的官僚体系。"九大"后紧接着通过"设立不设立国家主席"的争斗,清除了文化大革命副统帅林彪的反党集团 后,被夺权的各级党政官僚除高层与刘少奇有历史关系的人外大都被站出来,成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邓小平以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永 不翻案的承诺复 出,被毛泽东委以副总理重任。中共十大之后,毛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一)、总参谋长等要职,并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 很强、人才难得"。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各级党委要学习毛 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十大"的报告表明,毛泽东搞文 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和加强皇权统治的效率。之后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表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会议不仅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 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而且在经过修改的宪法中增加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 一切工作的指导方 针"的实质性内容,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性质由"人民民主国家"改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由五种改写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 增写了人民公社、"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不设检察院、国防委员会;地方政府由人民委员会 改成革命委员会。 这个通过文化大革命摧毁重建起来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政权体制,正是2011年被利比亚民众推翻了的卡扎菲独裁专 制体制。中共"九大"、"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宣告的结果证明,所 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毛泽东在企图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建造其政权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失败后,为巩固其皇权统治而强化意识形态控 制实行的政治恐怖。
 
 
 
  建 国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发动群众,以革命的名义,运用帝王权术,采取斗争方式开展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为着 塑造政权合法性和清除异己而进行的。由于封建皇权统治与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矛盾、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政治民主的矛盾,以及封建皇权内部(民主集中制)民主 与集中的矛盾,致使每一场斗争的结果,都是树立起一批新的敌对分子,造成了又一个新的危机,成为下一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通过一手制 造又一手掌握、控制和操纵着的全国内乱,将其封建皇帝的权术和骗术使用到了丧失人性、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让在半饥饿的状态中的人们,自己斗私,相互揭发批 斗,文斗,武斗,官报私仇,卧底,告密,出卖朋友和亲人……对中国社会和人心造成的裂痕和伤痛至今难能痊愈。
 
 
  分 娩的痛苦
 
 
 
  温 家宝总理的那段话中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出现社会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而现实社会中, 政治权力对国家全部社会资源的垄断,并非是一般的社会分配不公;官控舆论媒体的谎言宣传,远非普通的社会诚信缺失能抵;官场上无官不贪的腐败,并非仅是官 员个人在搞腐败。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原本应是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标志,更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同富裕、崇尚社 会道德的物质基 础,而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大量集聚,却导致了贫富鸿沟扩大,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横行。这个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相悖的结果,至少说明我们的国 家制度根本就不是,实际上也根本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饿死人的饥荒,使中国人不得不怀疑共产党 许诺和领导的社会 主义一样,改革开放被夭折的悲剧,自然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回事?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还在"就是好,就是好"的颂歌声中进行时,两桩突发的大事件影响了中国政局的演变。一是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暴 发1949年 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四五"运动),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四五"运动随时遭到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 卫戌部队的血腥镇压,但她不但预示了毛泽东靠文化大革命政治恐怖巩固皇权统治的失败,而且直接打乱了毛泽东选择安排皇位接班人的部署;邓 小平被二次打倒。 二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相继接连着去世,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毛泽东去世后,在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中,掌握着军政实权的元老派获 胜,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主政中国。从三面红旗大跃进经济运动的惨败,到阶级斗争政治恐怖的破产,经过 二十多年的折腾,毛泽东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而建造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悬在空中。
 
 
  邓 小平主政后,办了两件悠关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大事。一是关押了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呼唤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原"四五"运动骨干分子。二是 1978年末召 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决议和毛泽东去世后召开的"十一大""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政策,并在后来的改革中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相继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努力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发展经济的战略。从而开创了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也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乃至世界 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实 际上,当时世界各地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在风起云涌。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就没有任何出路。不仅中国八亿农民要继续挨饿,就是所 有端铁饭碗吃饭的社会主义大锅里也要无米可下。实 践表明,改革开放一经起动便不可逆转;真正的改革无论叫什么名称,只要一经启动,它就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朝着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方 向进行。所以当改 革要触动到皇权统治者们的既得利益时,后台观阵的"顾问"元老们,便动用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军政实权,将真正的改革开放宰杀在了摇篮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表 述,就是"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深知,如果不把极少数人制造的……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不仅 十年改革的成果保 持不住,而且,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都有丧失殆尽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 决不退让。决不能有丝毫含糊。"
 
 
 
  官 方宣布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进行改革开放,老百姓自然以为就是要结束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让人们发展经济,走自由幸福的生活之路。原来,他们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浩劫、内乱",只是为元老们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呜屈。他 们提出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只是要用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大跃进,继续建造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巩固他们打下的江山,维护他们坐天下的既 得权力和利益。为 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邓小平指示出台了回避历史问题的《中共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指示说:中心意思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 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 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 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 向前看。争取在决 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指示"决议"的起草者:"要避免叙述 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由 于作出历史问题决议是要通过结束议论历史问题、回避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以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高举毛泽东 思想的旗帜以保全党的光辉历史,所以,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只是否定了"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群众运动"搞文化大革命的表面形式,而刻意 回避、掩盖甚至继续着文化大革命的专制实质。当时,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决议"出台后确实达到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效 果。相信如果改革 开放能按其初衷继续下去,中国没有人会再回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由于改革开放的被夭折,人们不仅怀疑他们搞改革开放的真正动机,而且许多当初对邓 力群们反对改革开放嗤鼻的人,如今也变成了对他们公开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力挺和支持。当 然,人 们怀念的只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民主"形式,而当局却是在将改革开放宰杀之后,随即就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全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一元 化专制统治秩序。他们将领导改革的总书记随意"辞职"并软禁;将所有呼吁政治改革和惩治官倒腐败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关押、流放;并依靠军 队,用"稳定压倒一 切"的政治恐怖替换了阶级斗争的专政恐怖。
 
 
  就 在中国全面恢复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1989 年的冬季,东欧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和平转型为民主政体。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大潮和中国已经开放的自由经 济,使执政当局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除了第三项"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外,其它三项除继续对民众实行思想控制外,对 执政者来说已经没 有任何实际意义。为了坚持封建皇权统治,他们只能放弃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空想,走上了靠国家权力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专制资本主义畸形道路。
 
 
   1992年初,中国社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形势下,邓小平通过发表"不改革没有出路;不 问姓社姓资;一切向前 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为主要内容的"南巡讲话",让仍然执迷在坚持所谓社会主义道路里的各级当权者们,揭掉了套在中国社会政治 机体上的意识形态束缚,毫无顾忌地带领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路人马,紧紧围绕在党中央的核心周围,不问政治,不谈国事,人人 盯着钱字,寻找机 遇,抢先致富。象当年掀起的大跃进一样,搞起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谓中国特 色的市场经济,实际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主师爷陈云设计的所谓 "鸟笼经济"。他比喻说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鸟笼,要让鸟在鸟笼里任意飞舞。具体就是在保全现存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和 先进生产技术;利用政府垄断和掌握着的全部国家自然资源和没有人权要求的人力资源,以不干涉内政为准入条件,引进跨国资本和招徕外商,让 资本主义的苗在中国这块肥沃的社会主义草地上结出比资本主义更丰厚的果实。
 

 
  按 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任何的社会改革,都只能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其经济基础"的 阶段,人们 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自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变革其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而 我们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们却发明创造出了一条"利用现有政治权力,通过吸收掌握先进生产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使之服务于现存经济基础以巩 固现存上层建筑"的逆反规则。
 
 
 
  二 十年来,在市场经济大跃进中,中国社会不讲公正是非,只认等级贫富。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势,没钱不能生存。 争权者、敛财者、顾命者,都在为追钱而拼命。由于这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举国市场经济体,以其高度的垄断性、高效率和不计成本的绝对竟争优势,创造了中国 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并使国内财富全部聚集在了权力资本的名下,不仅把中国塑造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造就了为数可 观,富可敌国的豪 门巨族,加固了皇权统治的经济基础,圆满完成了为巩固上层建筑服务的使命。从而保证了中央党权、国权、军权集于一人一身,地方党委、人大书记一人独任,基 层两委支书一肩挑起。整个社会党、政、商结为一体,实现了比文化大革命的党、国一元化更完美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专制。
 
 
  然 而由于这个野蛮的畸形市场经济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以权利为中心的生产关系,使新兴科技生产力受到严格控制和压抑;使市场竞争和财富分 配只能在权利垄断的不平等条件下不公平的进行。由 于它排斥来至外部的任何压力,拒绝现代民主法制的规范监督和人类普世价值观念的约束,使官僚权利的贪婪和资本唯利是图的贪欲本性合为一体 在市场横行;致使 无限膨胀的利益欲望不择手段,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因此,伴随着这个野蛮的畸形市场经济体产生而同时产生、与经济快速发展而同步发展的,是国家自然生态环 境的严重残损破坏,是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的整个劳动者弱势群体,是越演越烈越反越旺的社会腐败和越积越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 迅速膨胀的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既令世界青睐瞩目,也使全球化经济运转失衡,自由市场经济体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
 
 
 
  二 十世纪中叶,中国人要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栽了跟斗。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腾飞进入资本主 义。有官方 文人说是我国用二三十年的间时走完了发达国家二百年才走完的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不管怎么说,它都从两个方面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个科学论断:"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它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 终目的就是揭示现 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7页)。一 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终于跳不过自然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始了由封建农奴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型;再一个方面是由于政治 体制的偏见,使中 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还必须经受先进国家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探索建立民主法制的现代文明政治而经过的五六百年流血斗争的阵痛,难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 苦。
 



来源: 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2-12-26 | 责任编辑:王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