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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专访郭玉闪

陽光時務


文 /趙思樂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創辦人郭玉閃從 03年至今以各種方式親身參與了陳光誠案、鄧玉嬌案、結石寶寶案等多起在中國維權領域舉足輕重的事件,行俠仗義、豪爽率直的作風讓他被外界稱為「郭大俠」。然而相比於「行動者」的身分,郭玉閃認為「研究者」更符合自己的期待。「做學術是我的理性,幹行動是我的個性。」他說。事實上,由於對稅收、計程車行業、三峽工程等多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傳知行」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最重要的智庫機構之一。

要是沒有遇到「北大三博士」之一的許志永,大學後期醉心於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郭玉閃大概早已成為一名學者。2004年仍是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閃與許志永一同創辦了民間組織公盟,由此進入了法律維權領域。然而由於與許志永的理念分歧,2007年郭玉閃另行創辦了「傳知行」,以求將之做成集研究與行動於一體的「兄弟平台」。

十八大過後,官方對民間的壓制暫時放鬆,郭玉閃認為民間應把握住時機,在思想、行動等各個領域大膽提出主張、作出行動。郭玉閃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以下為訪談摘要。

Q&A 陽光時務 郭玉閃

陽光時務:有人認為您是一個「有研究的行動者,有行動的研究者」,在您看來,研究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郭玉閃:研究和行動肯定是一體的,它們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就是把一個問題徹底搞清楚,然後去推動改變。要實現這個目的,你就肯定既要有研究、有理論框架,也要有行動,沒有行動你就不知道什麼是重點,沒有研究你在行動之中也會缺少方向。

比如說你看見有一個人因為拆遷自焚了,你只看到它最直接的原因這個拆遷條例,那其實是不夠的。這就好像有一個人拿刀殺了一批人,你不能跳出來說,原因就在這把刀。其實沒有這把刀子,換了個石頭他也能殺人,關鍵是這個人在殺人,這個人你得把他點出來。如果缺乏實務指導,你就找不到這後面拿刀的人,如果缺乏理論視野,你就想不到這個人是怎麼出來的。

律師維權的實用策略

陽光時務:我們先來談談行動方面的問題,不久前滕彪律師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中提到目前中國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是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分歧,您認同這樣的區分嗎?

郭玉閃:我當然不認可用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來區分。所謂政治化,無非指辦案律師在案中對中國法治有寄託,要在辦案過程中直截了當表達政治理想。滕彪所列舉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那些代表人物,若單論法治或政治理想,我並不認為所謂非政治化的代表人物就比政治化代表人物少。

我的看法,在個案維權中,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所謂要不要表達政治理念,而是辦案律師是不是以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策略目標,政治化與非政治化都是從屬於這個目標的。

一個維權律師進入一個案子當中最最關鍵、最最基本的目標當然是為他所代表的當事人去爭取應該得到的利益。肯定會有人說,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嗎?還需要再刻意強調嗎?是的,很悲哀,在中國的維權行動中,我們還得強調。因為這種目標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是要律師在現實辯護中真依此選擇策略才行。

只有圍繞是否有利於保護當事人利益,我們才能判斷律師在個案維權中是否策略合適;尤其是所謂政治化因素,比如社會輿論,公民圍觀,對政治體制直接表達看法等。

首先是輿論。當下中國體制背景下,社會輿論對個案的關注非常重要,幾乎可以說,沒有輿論關注的個案,成功的可能性小於 1%。所以,個案援助中應當引入媒體力量。但律師必須克制本人的表達衝動,而只可理性引導有助於改變

結果的輿論力量,更不可自己變身為記者。因為只要有個案,個案的主角永遠是當事人而非律師。

其次是公民圍觀。公民圍觀對個案的作用也非常大,但同樣,辦案律師必須克制,尤其不能為了圍觀效果讓自己也變成圍觀者,相反,在很多時候要會為了案子有更好的結果去與公民圍觀做切割,讓公民圍觀公民的,律師只負責做好本分辯護工作,這才會產生最大的合力。

還有政治表達。這是辦案律師最需謹慎的地方。我們知道在很多案子當中,往往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詞窮理盡,它就只會轉而挑維權律師政治上的毛病,從而避開他們在法律上的毛病,用維穩的政治手法來贏得案子。此時辦案律師就必須克制,不能給對方提供這種把柄。當然,克制並不意味着完全回避對方的政治牌。律師也要會打政治牌,但必須巧妙,別隨便自己站台,應該會技術性的安排一些其他方便的朋友來回應對方的政治牌。

換言之,當律師把爭取個案維權的勝利當做目標時,其實也就沒有了滕彪所說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核心分歧。只要有利於案子結果的,無論屬不屬於政治化的範圍,辦案律師都要去爭取;只要不利於案子結果,無論政治化與否,律師都要克制並做風險切割。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律師在案子中對政治因素做切割時,不要立即給他貼一個非政治化的標籤並做道德評判。同時維權律師不能有一種驕傲,認為自己不回避政治因素,因此更有道德先進性。更不可以此作為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

滕彪把這種差別稱為維權的核心分歧,其實還不如直接說這是律師野心與否的核心分歧。野心大的律師,在個案中也認為自己能充當所有角色,既是律師,又是記者,還是圍觀的公民,甚至有時還是政治家。野心這麼大的律師,在個案中往往最沒扮演好的就是律師的專業角色。

但回顧過去那些成功的個案維權,幾乎都是在輿論、公民圍觀、律師專業辯護等合力下才成功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老老實實總結維權過去的教訓,多珍惜那些野心小或者全部野心只在爭取個案勝利的律師。他們一般都懂得如何在做好專業的同時巧妙應用各種有利因素。在成功的個案上,如果注意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些律師背後往往有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

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陽光時務:滕彪律師提到不能用案件的結果來判斷律師在其中採取的策略的好壞,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郭玉閃:這個我太不同意了。結果怎麼能不重要呢?具體個案都有當事人,如果不是為了一個更好的案件結果,找律師幹嗎呢?難道當事人都想犧牲自己成全律師的政治表達嗎?
中國的民間社會要成熟,首先得學會自我檢討。比如維權律師,尤其滕彪所說的那些政治化的代表性維權律師,這麼多年,在為個案維權中,你的勝利率是多少?悲哀的是,有些律師的勝利率是零,一個案子都沒打贏過。問題是,難道中國所有這些維權個案都是像江青、王軍濤、王丹那樣的政治案子嗎?怎麼會全軍盡沒?

就我的了解,國內一些踏踏實實幹活的律師,甚至在為法輪功辯護的案子中都曾取得過勝利。發生在中國的個案,更多的是與民生相關的「小」案子,如果辯護律師能善用輿論壓力,公民圍觀並且法律做的扎實,贏一些個案並非不可能。

最重要的,律師什麼時候都不能說辯護結果不重要。因為一旦個案維權失敗,承擔失敗代價的並非律師,而是當事人。尤其國內維權個案基本上都集中在刑案上,與刑案結果直接對應的是當事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當事人既然把自己的命和人身自由交給了維權律師,律師怎麼敢說結果不重要?

滕彪要表達的無非是說,即使辯護失敗,律師的勇氣也不能否定。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勇敢都值得肯定,只要勇敢的代價是你自己承擔。但若慷他人之慨還振振有詞且有巨大的道德感,那這樣的律師只能讓人徒呼嗚呼。如果我是當事人,聽到滕彪這樣的表達,我絕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

更何況,我們誰都知道,民間社會太需要勝利了。沒有孫志剛案的勝利,哪來 03年後那一波公民行動的熱潮?每一次民間難得的勝利,都引起一些積極的變化。我們誰都避開不了政治,我們誰都想影響政治,影響政治你得有力量啊,如果沒有一次次的勝利,民間社會哪來的力量啊?所以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對手不是抽象的共產黨

陽光時務:根據您對中國維權領域的了解,您認為這個領域的行動者最亟待提高的是哪個方面?

郭玉閃:自 03年以來,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快,無論是社會輿論的關注水準與範圍,還是公民的各種行動,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各種個案或者事件中,都扮演了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撐起民間的各種板塊中,目前短板的反而是維權律師在本職辯護工作中的專業性。

律師的專業性體現在律師的辯護策略。此辯護策略的唯一目標是保護當事人利益,因此,律師在介入案子後首先應當鎖定對手,並展開針對性的法律博弈。每一個具體個案都有具體對手,絕不能在個案中把對手空洞的鎖定在抽象的共產黨上,若鎖定在共產黨,則將毫無策略可言。

以小攤販殺城管的案例來說明。06年的崔英傑案子,被小攤販崔英傑刺死的城管李志強在崔英傑一案的法律程式尚未結束的時候,北京市委就認定李志強是革命烈士,這意味着在政治上已經判崔英傑死刑了。但最終辯護律師依然保住了崔英傑的命。因為律師在一開始時採取的辯護策略就是直接進攻城管的「出生證」,並且在對手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就完成了取證:人大蓋印的證明,北京市沒有批准城管的正式編制。如此,城管不就沒有執法資格,那豈不成了攔路搶劫的路匪?更妙的是,律師並不直接拋出此證據,而是捏在手裏與北京市討價還價:你留住崔英傑的命,律師就不強攻城管的身分。在強大的輿論關注壓力下,北京市不願個案發酵成對城管制度的否定,最終選擇了妥協,這才給了崔英傑一條活路。

09年的夏俊峰案就沒有如此好的結局。夏俊峰案有上中下三種策略,上策同崔英傑一樣,律師應當對城管的出生證去取證,並在同樣強大的輿論關注下以此與瀋陽地方博弈,留住夏俊峰一命。但此案所有的律師都沒有針對此策在最快的時間內取得鐵證。中策是暫承認城管的執法權,轉而攻擊城管逾權:城管可以執行工商權,但因警權不能委託執法,城管沒有任何權力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從他們把夏俊峰帶走的那一刻開始,非法拘禁就開始了,夏俊峰就具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了。若採取此策,律師也有非常多的針對性取證,當時街頭圍觀的人群證言,街頭夏俊峰的鞋子(若夏俊峰自願去城管辦公室,怎會光着一隻腳去?)等等,在強大輿論壓力支援下也可展開博弈,甚至可以告訴對手,不針對城管制度取證是律師留出的餘地,同樣律師要求對手也給夏俊峰的性命留下餘地等。下策是集中辯護「室內八分鐘」,即夏俊峰被帶到城管辦公室後如何在辦公室內正當防衛。陳有西律師最後選擇的正是此策略,此策略很鮮明,他完全避免了對城管制度的挑戰,在表明這種政治態度後選擇應用他個人的「體制內健康力量」資源來為夏俊峰留住性命,但缺點是拋棄了最有力量的輿論公意,將夏俊峰案子的結果委託在最高法一些法官的良知上,從而使得辯護變得相對被動,結果也相應不可預測了:只要最高法沒有一個法官願意承擔判決的責任,案子就會遙遙無期的拖延下來。(09年 5月瀋陽小販夏俊峰被城管帶走後,在勤務室內用隨身小刀刺死兩名、重傷一名城管,終審被判決死刑,辯護律師為滕彪,死刑复核程序後辯護律師為陳有西。與該案類似的 06年崔英傑案則在律師夏霖的辯護下判處死緩,編者註)。

策略的重點是要鮮明,只有愈鮮明,傳達給對手的信息才愈明確,博弈也愈明朗。所以辯護策略絕不能一鍋粥,一旦輿論公意的壓力沒有被律師的策略轉化為現實的博弈力量,輿論就只是輿論,對手自然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所以最終二審結果夏俊峰死刑,案子才最終走到讓最高法覆核的程序上,而在覆核階段,律師能起的作用就相對更小了。

更快更好的轉型才是真問題

陽光時務:我們再來談談研究,目前您認為中國在政經領域最欠缺的是哪個方面的研究?

郭玉閃:現在中國還有什麼問題比如何轉型來得更重要?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大勢所趨,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如何讓時間更短,代價更低。從探究轉型模式的角度來講,現在整個中國還未形成合力,甚至談不上形成共識。

為什麼會這麼缺乏共識跟合力呢?一個原因是過去十多年思想界在知識奉獻上的缺乏。除了秦暉、金雁、王天成等少數學者所作努力,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其他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及相關的民主轉型理論並未能引入中國,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背景,從而使「如何轉型」變成人人都意識到的問題。大家依然還在革命、改良這些問題上打轉,想到的經驗還依然是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這些幾百年前的事情。

如果能迅速引入最近數十年各個國家轉型經驗,最簡單的就是會形成一個鮮明的、共同的問題意識:中國一點都不特殊,中國必須轉型,中國面臨的選擇只是如何更快的轉型。

在與世界大勢隔膜的情況下,知識界過去產生了很多奇怪的理論。這些理論分為兩類,一類說,中國還沒準備好立即轉型、立即民主化,所以得先做某某某些事情,然後才能民主化,不如此,就會有巨大代價;另一類說,民主化會讓國家混亂,同樣也有巨大代價。這些漸進主義腔調的奇怪理論都不值一駁。

因為目前的社會現實是一群權貴在用特權搶劫社會,唯一停止傷害的方法是立即去掉特權,建立否定特權的現代民主制度,多讓他們搶劫一天,社會就多受傷害一天。

陽光時務:為什麼您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推行民主的條件?

郭玉閃:到今天全球化來臨,互聯網都把民智開啟到這種程度的時候,我們居然還認為我們的條件不如 300年前的美國人嗎?我們都已經享受這麼多全球化帶來的文明成果了,居然還敢厚顏無恥地說我們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化遊戲都不會玩嗎?一個已經是現代經濟的國家,它的利益格局的分化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如何讓各個利益方都能在和平的基礎上作各自的利益爭取?那肯定是一個民主制度才能容納得了的,其他任何變種制度都會給社會帶來多餘的成本,因為這就意味着一些利益方擁有特權。難道我們都到了今天都還不能接受,在爭取利益的時候我們應該誰都沒有特權嗎?中國已具備下一秒即推行民主的條件。

陽光時務:您認為十八大之後中國的自由界會有怎樣的行動或變化?

郭玉閃:我已經看到很多自由主義圈的朋友在積極做各種嘗試。這種嘗試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民間自發的活力。而非對高層政治的變化做投機性的嘗試。

政治是實力的遊戲,中國轉型需要民間更有力量。

只有每個人都去嘗試,民間力量的增長才是真實可靠的。

讀過黨史就不會期待新政

陽光時務:您對十八大上台的新政府有期待嗎?為什麼?

郭玉閃:一點期待都沒有。這並不是說不歡迎他們做出一些好的變化,哪怕它只是做一些特別小的舉動我們也會

歡迎,但不期待。流氓穿上西裝去赴文明的宴,我們也應該歡迎的嘛。但發自內心的、動輒為高層一點點的姿態而歡呼的人們,應該反思自己為什麼不讀點中共黨史,或者讀了黨史但居然那麼健忘。我們不能到 1989年開槍了才驚呼人民解放軍怎麼會打人民?也不要什麼實質性變化都未產生就隔幾年歡呼一次新政。

檢驗所謂新政府政治改革姿態的最簡單方法,看是否能釋放一切良心犯,並停止所有新的侵害。而且就算新政府做了,你也不要感激涕零,這是他們本來就應該做的。

不管有沒有十八大,埋頭做自己的事情去吧,去創造一個讓自己首先自由的生活吧。而且要抱着一個絕望的姿態去做事,你會發現這樣才會有希望,因為你成就的每一點都是成功,而成功總讓人高興,不是嗎?

郭玉閃小檔案

1977出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多家NGO與民間智庫的創辦人。2003年,郭參加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並進行了選民調查。2004年,與許志永、滕彪一起創立維權 NGO「公盟」。2005年,與陳光誠、滕彪在臨沂對地方政府暴力執行計劃生育進行調查。2007年 3月,郭創立了智庫「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着重於民生問題研究。2008年,郭調查毒奶粉事件並對受害家庭進行法律援助。2012年,參與救助被地方政府監禁在家中的陳光誠。郭玉閃主張技術維權,並通過有策略的社會運動實現中國的社會自由和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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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 | 审查制度的病毒


程益中 | 审查制度的病毒

全文刊于newstatesman

200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声称来自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陌生电话,要我撤掉南方都市报将于明天见报的一篇稿件。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我经常接到中共各机关类似的电话。不过这次来电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机表达不,就很不客气地答复:"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不能确定这就是来自部领导的指示;为防止有人冒充宣传部领导对报纸发号施令,烦请你传真书面文件给本报,否则无凭无据难以执行。"
 
江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一个显著的变化
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短信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及至胡锦涛当政,与人权恶化、司法倒退、权贵崛起和腐败加剧同时发生的,是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钳制全面加强,媒体受到的伤害最大。新华社通讯员出身的刘云山执掌中宣部,在掩盖真相和制造谎言方面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当局管治媒体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手段越来越多,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和有针对性。每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召开重要会议,宣传部的禁令和规定就铺天盖地。2003年初萨斯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30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具体上什么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号、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但南方都市报还是不断突破封锁、发出声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两次在省委常委会上质问下属:为什么不用泄密罪起诉南方都市报负责人?
 
中共当局和张德江想法一致并付诸行动的也越来越多。2004年9月17日《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新闻助理赵岩在上海被捕,11月24日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湖南长沙国安拘押于山西太原。两人均被以泄密罪起诉,赵岩被判3年徒、师涛被判10年徒刑。而师涛的所谓罪证,就是他向外界传播了宣传部门给媒体发布的禁令。
 
应该是对自己行动的不正义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实心知肚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在胡锦涛时代开始进入地下秘密状态。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
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禁令下达的权柄日益私人化和隐秘化,宣传禁令也日益成为宣传部门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一大工。一方面上级官员为了美化自己的政绩和粉饰太平,需要倚重宣传部,这就使得宣传官员有更多的拍马屁和获提拔机会;另一方面,官员、权贵利益集团及大公司在出现丑闻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进行媒体公关,而是尽快摆平宣传部门的领,以便从源头上封锁和控制信息。苏州大学传媒学者杜志红,曾经在其微博上说:宣传部门的禁令,保护的基本都是腐败分子的利益和违法犯罪的行为;每道禁令背后能收多少保护
费?
 
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是新闻阅评,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聞审查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成员,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他们通过揭发各家媒体不忠于或不利于党的言行来发挥余热,从而获取待遇利益。但新闻阅评这种事后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对绝大多数驯服的媒体负责人有用,对像我这样极少数不听话、不怕撤职的总编辑却并不总是有效。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阅评》提出严厉批判。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闻阅评》,用铅笔批示"送长春书记阅",并当即交给邻座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几天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召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谈话,明令撤销我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职务并调离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则采取久拖不办和枪口抬高一寸的惯常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职务。
 
像范以锦那样保护下属的案例现在不复存
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几年,中共已经从体制上杜绝了媒体不听话的各种可能,彻底铲除了体制内媒体开明派生存的土壤。中共各级宣传部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牢牢控制了媒体领导的任命,还在媒体管理层中培植亲信、安插眼线,以便及时掌握媒体内部情况和采取相应对策。
 
2003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钟阳胜召集南方都市报编委会全体成员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训话3个小,对南方都市报提出谩骂和诅咒式的批
评。散会回报社我请编委会成员一起午餐,饭桌上毫无遮拦地嘲讽和批驳了钟阳胜极左僵化的可笑观点。饭后在驱车赶往深圳开会的途中,我接到时任中共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张东明的电话,他严厉质问我:"你刚才不但不贯彻宣传部领导的谈话精神,还大骂领导,你岂有此理!"我手一哆嗦,赶紧把车停到高速路边。
 
2005年之后,与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同时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继新闻阅评制度后推出的审读员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体派驻行使刊前审查职责的审读员。这样一来,中共管治媒体不但有了新闻阅评这一后置关口,又有了审读员这一前置关口,一前一后形成夹击,如同有了双保险。还有一招更有效,那就是直接安排宣传部官员到主要媒体担任领导职务。从1996年至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已有3任新闻处长被提拔到南方报业集团担任要职,就是说3任新闻警察头子都当上了报纸总编辑。这一趋势也在2005年更为明显,全国通行,广东还稍慢半拍。去年底今年初,为防止广东尤其是南方报业集团媒体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制造麻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空降南方报业集团任党委书记,死硬的保守派官员庹震从北京空降广东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南方报业集团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领导班子新一轮洗牌也由此开始。南方报业集团核心领导层基本被前宣传部官员占领。中共当局通过人事任免机,再次强化了对南方报业集团及其系列报的控制。
 
我参与创办的新京报,在我被迫辞去总编辑职务之后不久的2005年,即有若干审读员进入。南方都市报目前至少有5名审读员神出鬼没,他们像电影里的反派人物一样面目可憎、遭人厌
恶,但却掌握实,对即将付梓的稿件生杀予夺。审查以秘密方式进行,悄然无声然而且有力高
效。禁令不再留下任何纸质证据,而是直接通过电话或短信点对点层层传达,宣传部官员与媒体领导之间、媒体领导上下级之间都只进行单线联系。忠于上级领导、不给上级领导惹麻烦成为下级工作中唯一的法则,问责和行赏也越来越容
易,久而久之媒体领导及从业人员也就养成了自我审查习惯。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管理工具,告密和出卖是保住饭碗和利益的主要手段。人性幽暗险恶的一面被充分激发和利用。
 
现在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卓越的媒体领袖遭到系数清洗,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定点摘除,连他们的同情者也被彻底边缘化,而驯服和听话的人全面得势掌权;审查像病毒一样自我复制且迅速蔓延,执行禁令层层加码,自我审查比被动审查的标准更为严苛;新闻理想被摧,价值观和理念认同不复存在,卑鄙成了唯一的通行证。
 
胡锦涛当政强化了中共极权,也加剧了中共政权的堕落,中共在反普世价值、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与公平正义势同水火,与邪恶和不正义形成同构。这就为中国低成本和平转型民主埋下巨大隐患,也为民主化之后转型正义留下太多难点。只要还是维持胡锦涛统治思维,中共就不可能回归正义,以新闻自由核心的言论自由就是天方夜谭。钳制媒体和舆论自由,成为中共体制性罪恶的一部分。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媒体已经疲惫不堪、山穷水尽,与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渐行渐远,与良知和操守渐行渐远,也与真相和正义渐行渐远。
 
程益中,中国知名报人和媒体管理者,中国著名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因所主事的《南方都市报》揭露了孙志刚被收容殴打致死案和萨斯真相,2004年被广州当局以"经济犯罪"为名秘密关押5个多月,后无罪释。现任香港阳光国际传媒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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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就南方周末献词事件告天下书


就南方周末献词事件告天下书

末世未亡,现世再传劣迹。二零一三年初,《南方周末》刊发新年纪念特刊,全部付型版样已经审定,记者编辑休假。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妄动私念,狠删既定版面,篡改新年献词,并指令私添错误百出之特刊按语,铸成南周献词事件。

南周苦审查久矣。然而特刊选题经庹震审核批准,成稿按指令或删减或抽掉,付印大样也历经内外查验。概言之,庹震篡改之前,南周特刊无一字不经审验,审查意志贯彻始终。究庹震所为,假借审查官之外衣做掩护,但僭越办报流程之实不能欺瞒。

南周新年献词本有传统,用词立意皆成新篇,每每为时人传诵与钦佩。而庹震侵犯审查与新闻边界,不惮涂抹献词,格式化中国梦想,染指南周珍宝而谄媚上意,令人憎恶。其大禹治水之按语,用典、历史皆错,更有错别字贻笑坊间,颟顸之态徒增笑料。

大陆办报,制度环境早已众所周知,而天网般之事前审查制,则为庹震独创。南周及至广东媒体,皆不能幸免。虽然新闻无法,唯望宣传官员与媒体恪守界限,互有敬畏,始成舆论机关之职责与气象。南周非为私产,庹震待之如私物玩偶,阴狠跋扈,媒体人郁积在此,痛恨尤甚,今日诉诸全国读者。

新闻审查,如鲠在喉,传媒以委屈之态百般腾挪。庹氏入粤不足一年,奉行文阀大棒政治,视管理如绞杀,广东新闻界万马齐喑与薄王治下之当年重庆新闻界毫无二致。庹震之所以屡屡得逞,乃玩弄部长权柄,自相私授独裁独断于粤省。其褫夺新闻编辑权,视新闻界如无物,岂非欺岭南及中国无人哉?

南周蒙尘,亦非南周一家之损失。南方报业与中国改革风潮亦步亦趋。南方进,则中国进,南方败,则中国败。庹震毁版销报,腐蚀改革魂魄,非仅为吞并文字也。此一风向标亦可用于南方政系,想必也为改革世代所认可。此吾辈竭力告读者诸君又一也。

爆发南周献词风波之后,庹震四处周旋,勒令删除记者及南周编辑部微博,更呵斥南方新闻界噤声。借助公权收拾其私欲营造之残局,庹氏未能吓倒新闻界。各界民众齐声驱庹,早已不限于南周读者圈。祈望读者南北、内外,同声呼应,亦可略告慰于天下。

庹震破坏之事,壅塞于途。此人之于新闻界,早已与强梁无异。其钳制舆论,野蛮无教养之作态,更无益于国家,亦以执政党名义献丑于世界,于情于势于理,再难当省宣高位。庹祸不除,新闻界无新闻,所谓刷新政治,徒托空言。望天下读者以真名实姓周知附议,勉力成就。

 

愿意参与附署者,请把名字和身份、所在城市等信息发到如下任一邮箱:

 

联署邮箱:

synfzm@163.com

synfzm@gmail.com

第一批联署名单(截至2013年1月4日晚上10:00)
 姓名 地点 身份
马若楠 石家庄  
艾晓明 广州 中山大学教授
安小庆 广州 记者
八宝 长春 社会人士
白骏 长春 教师
蔡兵    东莞 打工者
陈宝成 原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杰人 独立评论人士,前中国青年报记者
陈小向 浙江杭州 浙江大学新闻系 
陈小向 浙江杭州 浙江大学新闻系 
谌洪果 陕西西安 终身副教授
程益中 香港 前南方都市报总编、新京报总编
褚庆界 山东枣庄 公民
崔淼 长春 记者
代双双   南方人物周刊新闻组实习记者
邓志新  广州  媒体人    
狄马 陕西西安 作家
杜强 北京 南方都市报记者
范炜   生活晨报
傅北宸 媒体人,作家,独立评论人
高志  
何光伟 广州 《时代周报》编辑
侯远飞 湖南长沙 公民
胡平 美国纽约 学者
黄延金         广州 社工
黄勇华   湖南衡阳人   工人  
贾葭 香港 媒体人
贾鹏 新京报记者
江雪 陕西西安 媒体人
江展 陕西西安 大学教师
康少见 北京 媒体人
蓝先煌 广西 民办教育学者
雷顺莉 《南都周刊》财智记者
冷静 长春 编导
李多钰 前南方周末文化部
李刚   北京 自由职业
李行远 广州 大学教师
李礼 《炎黄地理》主编
李淑华     湖北省潜江市 教师
李思磐 广州 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2007-2011
李夏冰   自由媒体人
李勇钢 陕西西安 媒体人
梁鸿兴 媒体人
林波 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林珊珊 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涛 北京 原南方都市报评论员,编辑
令狐补充 广州 媒体人
刘洪庆 北京 媒体人
刘晋锋 《南方周末》远方亲戚《新京报》前员工
刘天昭 北京 南方都市报,2005-2010
刘卫东 陕西西安 媒体人
刘洋硕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龙婧 IBTIMES记者
龙志 北京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 ,2005-2012
卢乐华 上海 工程师
卢跃刚 北京 作家
陆晖     前南方都市报员工
麻晓天 上海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实习生;华东政法大学
马九器 陕西西安 媒体人
马若楠 石家庄  
毛金祥 湖南 维权媒体人
毛凌云 2006-2010 南方日报 要闻部
宁二 广州 文字工作者
潘则福 成都 记者
朴抱一 上海 媒体人
秦旺 前南都周刊记者
宋凯欣 昆明 都市时报记者
宋连成 内蒙包头 钢铁企业工程师
苏雨桐 德国 媒体人  
谭檀 2004年—2010年工作于南方大院
唐骏 北京 媒体人
佟佳熙 前新京报记者
王柏翔 长春 博士生在读
王成(王楚襄) 杭州 律师
王吉陆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互联网及媒体从业者,现供职雪球
王丽军 重庆市沙坪坝 建筑工程师
王麗寰 北京 自由職業者
王天定 西安 新闻专业教师
王晓 北京 《vista看天下》记者 
卫毅 南方人物周刊
吴魁明 广州 广东金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
西门媚 成都 小说家、《南方周末》作者;前南方媒体人,2000-2001 《城市画报》 
奚志农 野生动物摄影师
笑蜀 广州   媒体人     
徐春柳   前新京报记者
徐诗 北京 南方都市报 2002-2008
徐振江 郑州 洛阳酒祖杜康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杨笃松 湖南省洞口县 法律工作者
杨建利 美国 学者
杨曦 原任职于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  摄影记者
楊錦麟 北京 媒体人
余男 兰州 出版社编辑
张传文 北京 网络媒体人。南方都市报前记者 2010.1—2012.9
张丹萍 2000-2006年,南方都市报
张贾龙 媒体人 2007-2010年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
张静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张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章贤玺 广东汕头 自由职业
长平 德国 时评人
赵常青 北京 学者
赵楚 上海 专栏作家
赵佳月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赵建中 优酷网
朱文强 经济观察报
庄秋水 北京 前南方都市报编辑、记者(1998年-2000年)

一日段子荟萃 1-4 #一日段子荟萃 @chiefwei:新年新政新气象,维基百科喜撞墙。齐喑叩谢庹部长,不教南周叹炎黄。 @凤凰卫视雷宇: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有日本记者问到,最近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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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段子荟萃 1-4 #一日段子荟萃

@chiefwei:新年新政新气象,维基百科喜撞墙。齐喑叩谢庹部长,不教南周叹炎黄。

@凤凰卫视雷宇: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有日本记者问到,最近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被广东宣传部修改,这是否有悖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发言人华春莹说,不了解具体情况,这也不属于外交事务。但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bigman510:【环球时报: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其他路都是幻想,希望南方周末事件对媒体从业者有所触动。

@jajia:庹震同志曾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的公正性、客观性是不容怀疑的。公众对记者在公正性、客观性方面的依赖和信任,使记者有充分的理由挺身而出,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当义无反顾。——大家看,宣传部的官员不让他去演戏,真是挽救了电影界。

@翩若惊鸿:测字——庹:上不成庶,下不为民。得寸进尺,有尺无度。尸位广下,添二则尽。

@李承鹏:我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新年的献词,我不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你的悼词。

@ranyunfei:《炎黄春秋》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发微博说:"今天(1月4日)9时左右网站被关闭。"再与南周事件、严苛而腐败的交规、160家民营快递被取消等事件合在一起看,你就知道新政来得有多猛烈了吧。

@mozhixu:宣传部门之所以越来越直接地管理媒体内容,一是市场化媒体中的新闻民工本有异心,一是市场化媒体中的顶层看门人虽为自己人,但意识形态统一性已经瓦解,容易出错,三是信息流动速度加快,不直接管理则很容易雪球效应,如此三端,想让宣传部门管粗不管细,是不可能的。

@langzichn:有听说过新闻检查官枪杀稿件的,没听说过新闻检查官代写稿件的,就象沙皇用普希金名字写诗,这不仅是新闻界的奇耻大辱,也是人类新闻史的巨荒唐的鬼事。——翟明磊

@doctor8888:删稿换稿替稿这些事,在中国,每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

@左志坚:电话通知:各媒体包括官方微博及员工个人微博不转载评论有关南方周末事件,包括不转载环球时报评论,东方卫视新年献辞惹热议节目,今后对同一事件的所有报道均不得转载。请各领导负责将以上信息传达到所分管的所有员工。

@谭伟山:我们为何一直沉默,因为这是一个电话就能撤销你工作的时代,因为你还需要养家供房过简单日子,因为你的反抗会株连上下级甚至导致整个报社的关闭。今天能站出来说两句,是因忍无可忍,因为唇亡齿寒,因为我们每个媒体人头上都悬着一把不知何时会落下的剑,是因为我们知道追求正义和自由的人不孤独。

@罗振宇:【一庹屎的冤屈】其实他只是做了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明白这回为什么一定要被冲掉。他粘在那里,不增不减;他无言怨念,愁肠百结。他粪坑里练就的经验在马桶里不再有效,他没料到在白瓷的衬托下会如此显眼。一起摁动开关——他不怕费劲,我们就不怕费水。

@马克在财经:从00年到09年,我在南周待了整10年。光是08年6月到09年12月,留存的各级禁令就有半尺厚。希望有一天拿出来晒晒,佐证一下中国特色的言论出版自由。

@roseluqiu:想起当年亚洲电视的六君子事件。打工的,依附体制的,如果真要有决心,真的彻底失望,最有力的,就是宣布离开。

@duyanpili:一个政府靠领导讲话来治理国家,一家报纸靠新年祝辞来实现新闻理想,都邪门。

@avb001:前期花费了巨额广告费的大型历史剧《新政》终于面世了,原来不过是一段单口相声而已……

@张鸣:涉及几亿网民的事,十几天就搞定。涉及几千万官员的事,搞几十年也搞不定。这就是中国,在这里读懂中国。

@刘忠世:无论宪政梦,还是白日梦,都表明还抱有希望。如果这梦是落在自己行动上,那还值得肯定。如果梦想明君贤相给你实现,这梦还是在破碎之前赶快醒来的好。否则,枷锁套牢,还落个脑残名头。

@leonmail:哪怕这个体制把希望打得像蛋花一样碎,也早晚有拼图大师自掏腰包将之一片片补好。

@avb001:都说天朝的影视剧质量差,其实我觉得咱们还是有长处的,相比于美剧韩剧,中国演员对奴才角色的精准把握和在演绎宫廷的勾心斗角方面真是让老外难望其项背。

@xddcc:某富二代在北京,跟某官二代一起喝酒胡吃海聊,完了去洗脚K歌。点了两个公主陪唱继续吹:哥们有钱又有权,你信不信,这里面的歌随便点,只要原唱人在北京,哥们都能把他叫过来给哥俩现场唱。于是一个小姐翻了翻,点了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老朽好色:力宏你不懂爱,钢琴盖会掉下来。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力宏你真的不懂爱,为什么要否定我们的爱,你还想着成龙老男孩?自由滚床单,一生难得基情的爱。你不愿意听我说,拿异性恋来掩盖。一千年,我不停的改变,想努力成为你的菜。

@马伯庸:"爷爷,能讲讲导致人类灭亡的那场大灾变吗?""唉,这要从2012年年末说起,先是滔天洪水,然后是突来的严寒,还有四处肆虐的僵尸。" "难怪人类灭绝了啊!" "不,人类从这些灾难中顽强地挺了过来,开始庆祝新生后的第一个新年,可是新年过后,他们发现要连上八天班,然后...唉,我说不下去了.."

@琢磨先生:如果你爱一个人,带他去红灯区。如果你恨一个人,带他去黄灯区。

@langzichn:有听说过新闻检查官枪杀稿件的,没听说过新闻检查官代写稿件的,就象沙皇用普希金名字写诗,这不仅是新闻界的奇耻大辱,也是人类新闻史的巨荒唐的鬼事。——翟明磊评南周被一陀屎写了新年社论之事。

@majunpu:我一奇葩朋友,今天上午和他老婆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出门时还不忘回头问了一句:"办离婚也是这里吧?"…现在还在家跪搓衣板呐。

@猫扑:白富美的微博内容"早安,晴好的一天""今天和朋友去吃寿司,可是我有些过敏" "LV包包到货啦";女屌丝的微博内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最右要笑死我!""他妈的笑的肚子痛了!!""233""妈的今天又把钱花光了,捉急"。

+中国数字时代   +阳光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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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傅雷故居

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傅雷故居


叶克飞:
(共识网配图)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 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 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 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 响,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其实我一向怕记外国人名,所以极少读外国文学,几乎未读过傅雷的译著,只读过人尽皆知的《傅雷家书》。作为翻译家、文 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 可他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 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 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 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 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 (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 费……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 时代的远东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 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 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 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 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二者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 因为"张爱玲热",她当年的故 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 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建有大量西班牙式庭院,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 繁,江苏路虽仍有昔日风貌,但也 经历了道路拓宽等各种工程,与旧时格局有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 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这也是 我极爱的一条路,遍布洋楼与故居)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包围,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 月的其他弄堂,有些已消失。这 个城市过往,正被现代化所侵蚀。这条里弄也叫安定坊,据载建于1936年,共18幢楼,各带花园。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但三楼是尖顶阁楼,所以也可称为假三层。小楼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 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 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倒是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据说已修葺为 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据说,当年小楼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 则是两个孩子和保姆的卧室。这 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 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 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一写就的。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可惜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摧残殆尽。
 
 
 
  其实,在此之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 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 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 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 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 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 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 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历次运动中,好人往往逃不过一劫。何况,傅雷绝不是那种擅长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谓"老好人",而是有原则 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笔名"怒安"便足以为证,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 在那个年代,却注定招祸。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祸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都没有工作单位,只是在家译稿,他很少见人, 当然很少说话,又因为没有单位 的缘故,各单位或院校的红卫兵着实没有理由来找他,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了,因为傅雷有名,因为他跟其他必须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有 联系,也因为他一直过着资产阶 级的生活。
 
 
 
  ――没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傅雷没有工作,被野蛮剥夺了印数稿酬,生活困顿,但在红卫兵眼中,抽烟斗喝咖啡用 西式餐具弹钢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须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 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 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 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 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 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 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 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 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 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 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文 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 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 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朝日新闻:保守派一心期待安倍上台


  修宪、持有国防军、派公务员常驻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在众议院选举中拿出强硬竞选纲领的自民党最终大胜。而那些自诩为"保守"派的人正在急切盼望着安倍晋三升任首相。但他们忽视了安倍的本意,对他抱有过度的期待。

  一名家住埼玉市的26岁女性契约社员说道,虽然众议院选举已过去了1周,但心情依然很激动。

  在投票前一天,12月15日晚上,安倍在东京秋叶原进行街头演讲,而她背对着安倍,埋头向大家分发日本国旗。她羞赧地点着头,衣着也很朴素。"您拿一面国旗吧。"她手中的30面国旗是在东京都内的超市以单价105日元买来的。

  各种团体来到安倍的演讲现场。安倍大声疾呼:"诸位是新日本的力量源泉。在这里才有国民真正的心声。"喝彩和拍手声此起彼伏,太阳旗风中摇曳。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日本将发生改变,民主党政权终于要结束了"。第二天,她第一次行使了投票权,为自民党候选人投上了一票。

  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她从大学毕业。在学习上自负不落人后,一贯努力的她却没有如愿成为正式员工。她成为派遣社员,默默干着办公室的杂活,拿着到手16万日元的月薪,独自住在月租4万日元的单间小公寓里。

  发生在2010年9月的尖阁诸岛渔船撞击事件让她开始关心政治。中国船长一度被捕,随后又被释放。她在视频网站反复看了从内部流出的现场视频,对中国的"蛮横"和民主党政权的"软弱"感到愤怒。

  "这样下去日本就要被中国占领了"。她对网络留言板"2channel"上的留言持有同感,并开始浏览带有强烈排外主义色彩的保守派网站。"最低生活保障将使日本沉没","高中教育免费将使得学生丧失竞争意识"……对于这些帖子她频频点头赞同。

  2011年8月,看到了网上的呼吁,她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示威游行,目的是要求民营电视台不再播放"韩流节目"。在那次游行中和她年龄差不多的数千名年轻人一边向周围人配发国旗一边挥舞着国旗前进。对此她感到十分自豪。她说:"我们不是网络右翼,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就像安倍所主张的那样,她也感到有必要对宪法进行修改,日本应该行使集团自卫权,拥有国防军也是理所当然。"问我男朋友去打仗那怎么办?如果那样的话还真不好办呢,我没考虑过这样的情况。"男友比她稍稍年长,而对于她参加示威游行和在秋叶原分发国旗的事一无所知。

  在这几年中相继出现了的一些保守派团体也对安倍寄予了厚望。

  其中一个名叫"微风"的组织,以崇敬皇室,对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英灵"表示感谢为理念。该组织成立于2009年,目前拥有会员约650人,以上班族和主妇为主。他们反对让外国人参政,抗议韩国对竹岛的"非法侵占"。他们还向大家配发传单宣传"不需要对慰安妇进行道歉和赔偿"。而该组织的会长,一名生活在在东京都内的主妇将票投给了自民党的候选人。

  一名该组织的成员表示:"日本的荣光和骄傲一直在受到损害,对此虽然非常不满,但在职场中也好,在家庭也罢,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总算在这里和大家找到了共鸣。"

  安倍晋三主张重新考虑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了旧日本军队存在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

  不过在安倍上次担任首相时由于考虑到当时日中、日韩关系紧张而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该组织会长说:"上一次大家对安倍的期待过大结果反而使他下台了。这次我们要支持谨言慎行的安倍晋三。"

日本社会右倾化将走向何方

文:朝日新闻编辑委员 根本清树

  众议院选举后,笔者与多名民主党较为年轻的当选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无一例外地疲惫不堪。

  "快死了""没法东山再起了"。终于保住议席的人嘴中说出的竟然是这样的话,真实得反映出"选举逆流"的骇人。

  民主党的败因虽不止一个,但在这里仅介绍曾在菅直人内阁中担任官房副长官的参议院议员福山哲郎的看法。

  21,22两日,有识之士的民间对话"日韩论坛"在东京都内召开。时值日本政权更迭与朴槿惠当选韩国新一届总统,双方就在这样一个节点进行了意见交流。

  福山在论坛上表示,最近的日韩、日中关系的恶化与民主党的惨败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微观来看,曾经担任菅内阁官房长官的仙谷由人落选,而菅直人当选也是经历了一番苦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菅直人任首相的时代曾发生过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撞击事件,在逮捕和释放船长的过程中,两人曾受到严厉的批判。选民对此还记忆犹新。

  目前围绕领土争端,日中、日韩关系再度紧张,选举就发生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福山表示这一情况对于两人选战的影响"不容忽视"。

  其次从宏观角度来看,民主党在比例选区的得票数是约963万票,比上次骤减了2千万票。而减少的这部分,与日本维新会、大家的党、日本未来党的得票总数几乎一致。

  连自民党的得票都比上次低,作为第三极的3党当然强势"洗劫"民主党的选票。

  石原慎太郎任代表的维新会获得了约1226万票,在比例选区跃身至第二大党。福山也就此给出了个人的见解。

  石原曾反复说出挑衅性的言论,"要是搞不好,就会成为隔壁支那的小妾",是政界的极右派。

  简而言之,福山分析认为,对日本维新会的跃进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对外民族主义和强硬论调在选民中变得高涨。

  当然对于该问题并不止这一个见解。选民投票给日本维新会,也包括了对于大阪市长桥下彻的喜爱,或者是对于主张打破既得权利的支持。

  虽说如此,那些在最近政界越来越占据主流,"声势浩大"的主张在相当的程度上已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不久将出任首相。不出所料,在对韩、对中关系上,他已经开始从强硬的姿势逐渐转向稳妥的现实线路。

  而对于这一情况,包括安倍的支持者在内的选民会做出何种反应呢?这是能详细了解日本社会"右倾化"程度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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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令中国警惕之余仍怀期待

文:驻北京记者林望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就自己就任首相后的将如何处理日中外交表示:"希望通过努力让双方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上来"。对此,中国国营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表现出中方的密切关注。中国一方面期待日本政权交替能为两国间的问题"带来转机",另一方面不信任感也可谓根深蒂固,因此正在慎重观察安倍真实意图。

  新华社通讯(英语版)对安倍22日在老家山口县扫墓时的发言进行了速报,中央电视台也在新闻中制作了特别节目。其中,对日外交专家分析道:"考虑到国民生活,安倍不得不做出现实的政治判断",他还解说道"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等。

  23日,人民日报对安倍提出将推迟实施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向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派遣公务员等政策进行了报道。中国外交当局人员表示:"这是个积极的信号。至于是否值得信赖,我们将进一步观察。"

  从自民党总裁选举以来,在尖阁诸岛等问题上,安倍在发言和选举纲领中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对其加强了警戒。另一方面,安倍上次担任首相时曾把中国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使小泉政权时期骤冷的日中关系得到了改善,因此中方也对其抱有一定期待。

  然而,期待也有可能变成失望。今年8月,外务省副大臣山口壮曾携野田佳彦首相的亲笔信访华,中方对其满怀期待并派副总理级国务委员戴秉国负责接待。但据中国外交人员称,亲笔信只是重复日本的原则主张,因此反而加深了中方对野田政权的不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伯江表示:"中国接下来关注的是安倍的行动。他是否打算将钓鱼岛的紧张事态升级,以及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将成为焦点。"



罗奇:为什么安倍晋三的激进宽松不会救日本

华尔街见闻

央行政治化大潮未显颓势,最新的实证就是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时隔七年再度成为日本执政党。安倍还未正式获得首相任命就已发出干预日本央行独立性的强烈威胁信号
 
虽然安倍表现了鲜明的倾向,认为日本央行应该学习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激进宽松,但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董事长罗奇(Stephen Roach)仍质疑这种政策对拯救"失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有多少效力。
 
罗奇指出,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冲击触底已过去近四年,这期间一些央行推行的"量化宽松"(QE)影响显然并不对称
 
央行起初注入大量流动性的确有效地解冻了信用市场,也帮助渡过了危机最恶劣的时期。但此后的QE都没有激发任何正常的周期性复苏。
 
个中原由不难理解。因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遭到严重破坏,而政策利率又接近于零,这些实行宽松的经济体陷入了典型的"流动性陷阱"。
 
美国消费者的悲剧就是受这种陷阱所害的典型例子。危机以前的美国房产与信用泡沫将个人消费推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泡沫破裂后,美国家庭宁可还债和节约也不愿重拾过度开支的旧习。
 
所以,虽然危机以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到了3万亿美元,美国消费者紧缩开支的幅度却前所未有地大。2008年初以来,19个季度内通胀调整后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仅有0.7%,而2006年以前的11年里这类支出年均增长3.6%。
 
欧洲央行也不值得为QE沾沾自喜。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翻倍,略高于4万亿美元,但欧洲四年里第二次陷入了衰退
 
QE不仅启动饱受危机折磨的经济体能力有限,还存在模糊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重大风险。央行购买财政机构发行的国债,这削弱了市场对借款成本的控制力,助长了公共部门的挥霍行为。
 
日本没有吸取自己过去的许多教训,尤其是21世纪初推行QE和零利率政策效果不尽人意的教训。
 
而且,日本也忘记了上世纪90年代那"失去的十年"里本国政府怎样竭尽所能为僵尸企业续命。当时一些无力偿债的银行和许多非金融类公司依赖政府的支持苟延残喘,如同行尸走肉,政府却指望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康复。这种异常现象一直持续到最近这十年,银行业组织结构重组,政府也鼓励企业重组,日本才在结构转型与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取得进展。
 
何况美国与欧洲如今已经是坏榜样。
 
美国创造了自己的僵尸——僵尸消费者。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相当于收入的112%,尽管已经比2006年的创纪录水平低,依然远高于75%这一1970-1999年的平均水平。今年8-11月,美国个人消费者储蓄率仅3.5%,还不及1970-1999年平均储蓄率的一半。
 
欧洲的结构改革也几乎原地踏步,没有因为欧洲央行大刀阔斧的宽松而进步。欧元区边缘国家还存在债务不可持续和生产力及竞争力的问题。欧洲的银行系统仍是欧洲最薄弱的环节。
 
总之,罗奇认为,央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既不能推动本国实体经济,也无助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和结构改革。如任由全球资产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下一场危机就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新上任的安倍首相应该不希望日本也步欧美的后尘。日本经济最不需要的就是结构改革倒退,强迫日本央行追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恰恰是今后日本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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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给2013年美国经济的十大问题

华尔街见闻

2012年即将结束,这一年的全球经济并不平静,依然有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也把许多问题抛给了即将到来的2013年。

下面这十个问题来自Bill McBride

1)美国政策

这可能是2013年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了。有可能美国两党还是能够尽快达成一个财政协议的,但是这份协议中会包含多少紧缩措施?替代性最低税率(AMT)措施会造成什么影响?紧急性失业补助又会有什么变动?

另外,2013年的其它政策(如"违约上限"或"债务上限")会有什么变化?2011年,正是债务上限和违约的风险让美国经济进一步放缓,曾在一个月内几乎保持停滞状态。而现在,白宫正在采取里根时期的方案,并表示奥巴马将之签署一个明确的债务上限法案。好吧,希望违约的风险已经消退,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经济增长

步入2013年,来自欧洲金融业危机和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会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下行风险。美国经济能否在2013年实现增长?亦或是陷入又一次衰退?

3)就业问题

2013年能够有多少就业增长? 2011年和2012年私人部门创造就业都将近两百万,2013年这个数字能否再上升一点?

4)失业率

11月的美国失业率为7.7%。过去两年我对失业率一直持有比较悲观的预期,原因是我预计劳动参与率会有所增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有可能2013年这一指标会有所增长,或者至少是稳定下来。旧金山联储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发问:失业率下降的脚步是否会停一停?

最近一次的经济衰退从深度和时间长度来讲都是不寻常的。很长时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环境都非常艰难。所以,许许多多失望的人都已经停止找工作了。最大的疑问是,这些人是永久性地停止找工作还是会在经济复苏的时候回到劳动力市场中。如果他们还会回来,那么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将对未来几年的失业率产生巨大影响。

到2013年12月份,美国失业率会是多少呢?

5)通货膨胀

美联储很明确地表示,将允许通胀程度更高一点,但目前的通胀率还是中处于美联储2%的目标值下方。2013年,通胀率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呢?

6)货币政策

目前,美联储计划每个月购买850亿美元的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MBS),作为QE3的一部分。美联储能否在2013年全年都保持这样的步伐呢?美联储是否会增加购买量?降低购买量?停止购买?或者甚至出售一些债券?

7)房价

现在的状况似乎显示,美国房价已经在2012年初触底了,是这样吗?2013年的美国房价会有怎样的变化?

8)房屋库存

过去几年,房屋库存量急剧下滑,2013年这一指标是否会触底?

9)住宅投资

2012年,随着新屋销售和新屋开工量上涨20%左右,住房投资(RI)也有所回暖。需要注意的是,住房投资一般领域是新的单身家庭结构、多个家庭结构、房屋质量改善以及现有房屋销售佣金等。但目前住房投资这一指标依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2013年这一指标是否会上涨呢?

10)欧洲和欧元

2013年,欧洲会发生什么?未来几年是否会有国家退出欧元区?欧元区是否会解体?或者,欧元区经济会在2013年触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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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2013年全球经济的5张图表

华尔街见闻

回顾2012年的一些主要事件:欧洲政治僵局,美国"财政悬崖"辩论,日本货币政策和安倍晋三……如今新的一年将至,2013年我们将把目光投向何方?来自QZ的5张图将提供一些指引。

1. 不平等的全球复苏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时间已过去5年之久。近期经济数据表明,一些国家的最坏时光已经过去,但另一些国家仍面临问题。

摩根士丹利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巨头已经触底反弹,但它们的出口和制造业仍依赖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这就可能对明年的强劲增长构成阻碍。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们说:

全球经济似乎仍将陷入可持续扩张和衰退之间的迷离境地。我们现在预计,2013年全球GDP增长仅略高于3%,和今年增速相同,且恰好处于2.5%的衰退分水岭和3.7%的长期趋势之间。

新兴市场面临内外部挑战。发达市场需求低迷,且迎来制造业回归;新兴市场外部融资面临风险……这些因素均对新兴市场构成外部风险。

2. 新兴市场的赢家和输家

暂且不论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的差距,经济学家们正在关心的是:新兴市场内部的落差。现在,巴西已经被甩在后面。高盛经济学家们说:"虽然我们预计,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将迎来更强增长,并可能面临更多通胀压力,但新兴市场的内部差异,却至少和它们的相似性一样明显。"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Gray Newman说:"我们的全球市场团队认为,2013年的经济前景可能视决策者的政策行动而定。"

3. 财政悬崖的"遗赠"

下图显示的是美国耐用品订单中,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品支出环比涨跌幅变动:

美国财政悬崖谈判已持续许久,而如何才能确定财政悬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呢?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企业的资本支出。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Charles Dumas指出:

经济不大可能快速复苏……第四季度的GDP年化增长可能低于1%。10%的资本品支出下滑(其中库存可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将意味着企业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超过负的1%。

10月份,企业资本品支出大幅下跌;但11月出现反弹。因此,不能判断财政悬崖是否对企业决策造成了影响。如果说投资和雇佣活动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财政悬崖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财政悬崖解决后,企业会加速投资和雇佣。等到2013年初,我们应该会有更好的答案。

4. 中国的"着陆"结果

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放缓,为"硬着陆"(4-5%的增长)和"软着陆"(8-9%的增长)而争辩。

野村说,劳动力供需是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大多靠大量投资于劳动密集型项目来驱动,但这些时日要到头了。野村说:

我们相信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已经放缓至7.0-7.5%,过剩劳动力的逐渐消耗,是经济放缓的主要驱动因素。过去,中国在农村内陆地区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约为2.5亿人口。而在过去10年里,这一群体逐渐在工业中得到吸收。自2010年以来,城市劳动力需求供应比已升至1.0以上,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已从结构性供应过剩转变为完全雇佣和结构性紧张。

经济学家们相信,如果中国能够扩大内需,同时扫除一些外国公司接近中国消费群体的制度阻碍,那么中国将能够避免更严重的经济滑坡。2013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5. 欧元痛苦持续

欧洲领导人近期的一些决定稳定了市场,市场开始相信欧元不会完蛋,希腊不会离开,尽管欧元区可能面临一段持续的衰退,但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欧洲领导人似乎已经发现,单纯的紧缩无法解决危机,他们放松了对希腊和西班牙的严苛目标。这是一个全新的曲调,但欧洲仍有可能搞砸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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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苹果vs.谷歌vs.亚马逊vs.Facebook

华尔街见闻
 
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这四巨头在过去几年里就已经互相渗透入对方的领地,而2013年将是网络四巨头之间的战争加剧的一年,而主战场有两个:硬件和搜索。
 
作为软件巨头,谷歌和亚马逊都在硬件领域枕戈待旦,以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并加大对客户使用的软件和收入的控制力度。这就触及了苹果的领地,后者回敬以开发更多的自制软件来让硬件设备更加突出。
 
花了125亿美元将摩托罗拉移动收入囊中的谷歌想着通过其硬件制造能力打造新的安卓设备来把苹果的iPhone从王座上打下来。而通过Kindle Fire染指平板大战的亚马逊也开始测试自己的手机。
 
同时,4家企业都把搜索看做留下客户并从其身上获利的香饽饽。尽管谷歌搜索已经独领风骚多年,但如今其对手们都希望通过移动搜索和朋友推荐来实现弯道超越。
 
苹果的利器是Siri。明年,苹果将继续寻找新的数据来强化这一服务,使其应用范围更广。
 
在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FB著名的CEO扎克伯格反复提到朋友推荐功能的前景。他表示FB将在未来扩展其搜索能力。
 
四巨头还在从电子商务到在线广告的多个领域进行PK。
 
Opus Research分析师Greg Sterling向WSJ表示:"他们都在进入各自的市场,这是一场争夺开发者的圈地战争,胜者可以使其设备拥有更多的独特性。"
 
下面是WSJ对四大巨头2013年的展望:
 
苹果:
 
苹果必须在2013年证明它也能完好防守。
 
从三星到亚马逊,强劲的对手们磨刀霍霍向着这家位于Cupertino的公司。
 
这些对手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IDC数据,三季度苹果占全球智能手机发货量的份额从一季度的23%跌至15%。
 
除了手机,苹果在平板市场也面临安卓平板的挑战。为了守住市场份额,苹果最近发布了价格更便宜的Mini。
 
当然,苹果也会开展进攻。CEO库克已经强调了苹果对电视领域的"强烈兴趣",苹果一直在测试高清晰度的电视并与有线电视企业商讨合作。
 
是否明年推出尚无定论。一位苹果的发言人表示苹果不愿意讨论未来将要发布的产品和计划。
 
而另一个全新的领域则是搜索和Siri。尽管在地图应用上搞的灰头土脸,但苹果仍然继续加大对Siri的投资。今年初,苹果还接触了亚马逊的搜索业务主管William Stasior。
 
谷歌:
 
谷歌今年积极地进入其他领域,不仅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发生了近身肉搏,还与无线网络运营商等一些看似不太搭边的公司发生了竞争。
 
明年,这家网络搜索巨头将更努力的去试图控制终端来保护其搜索引擎。YouTube和诸如Google Wallet这样的创新服务能够避开网速和竞争对手的限制。
 
除了更努力的进攻之外,谷歌也需要做好防守,抵御来自亚马逊和FB的攻势。谷歌已经与那些零售企业合作,帮助他们通过搜索引擎接触客户来与亚马逊竞争。
 
明年,谷歌预计还将帮助零售商们向其网上客户提供同日快递服务。
 
为了应付FB,谷歌已经推动其搜索引擎、Gmail和其他服务的用户使用Google+。
 
这家公司明年还必须决定是否与汽车制造企业合作制造自动驾驶汽车还是自行制造。此外,谷歌的可携带电脑设备Glass也会发布。
 
Facebook:
 
对于FB,2012年是IPO之年。明年,焦点将成为这家社交巨头向移动业务的转型以及FB对于拥有智能手机经验的意愿。
 
在过去一年里,FB已经重写了其移动应用,推出移动广告产品并且发布了新的移动服务。
 
对手们和科技行业的高官们也想知道FB是否以及何时进入硬件领域。扎克伯格已经公开否认了FB将制造手机的传闻,称此举是"错误的策略"。然而,接近FB的人士称FB与HTC等制造商走的很近。
 
FB预计明年还将加速推出其搜索服务。本月,FB发布了全新的基于社交网络的移动服务。
 
对于FB,电子商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FB近期发布了Gifts业务。其电子商务平台也对亚马逊形成了威胁,尤其是在FB添加了更多的零售商伙伴后。
 
亚马逊:
 
对于亚马逊,2013年可能会推出市场传言已久的智能手机。
 
亚马逊一直在与其亚洲供应商一起对智能机进行测试并可能在明年初发布。这款智能机将建立在其Kindle Fire HD设备和app商店的经验基础之上。
 
这一设备也可能蚕食苹果iPhone的市场份额,并且挑战像三星这样的安卓智能机制造商。亚马逊的设备可能是款低成本,低利率的装置,其利润来自于网上商铺的销售。这是贝佐斯在平板市场对额战略。
 
亚马逊也将在平板市场继续紧追苹果。最新发布的Kindle Fire平板好评差评兼有。预计亚马逊明年将再推出一款低成本的平板,进一步吸引读者进入其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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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的2013年展望:股票和债券收益率不到5%,失业率7.5%,黄金走高

华尔街见闻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Twitter上分享了他的2013年展望。

2013年的大胆预测:1)股票和债券收益率不到5%;2)失业率维持在7.5%或更高;3)黄金走高。

格罗斯的这条Twitter,和他在12月投资展望中传递出的信息一致,当时他说,"结构性阻力"可能使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于2%。

格罗斯在12月4日的展望中说,全球化、科技和人口因素变动将限制增长,因此,投资者应该从这些资产中寻找回报:

  • 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
  • 美国通胀保护债券
  • 高质量的市政债券
  • 新兴市场的非美元股票

不过CNBC指出,尽管格罗斯的经济预测一直很准确,但他的市场预测却不灵验。去年,格罗斯推荐投资者们持有高信用评级债券、市政债券、通胀保值债券和高收益股票,但它们都不及SPDR标普500指数基金12%的收益率。

当然,格罗斯本人的基金今年表现不错,他的旗舰基金Total Return Fund获得了10.4%的回报率,主要受益于今年的美国楼市好转。PIMCO有超过40%的资产是投资于抵押贷款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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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欧元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华尔街见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远没有结束,虽然欧洲旨在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措施正开始显现出效果。

路透报道默克尔在预先录制的新年致辞中强调,虽然欧元区债务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德国人现在仍然需要耐心。她说德国的繁荣与欧盟的繁荣息息相关。

"为了我们的繁荣和团结,我们必须实现平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了平衡是多么的重要"。

"实施的改革措施正开始产生作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耐心,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爆发危机三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是救助计划的买单者,路透说这已经激怒了许多德国选民以及默克尔执政联盟中的部分保守人士。

正在谋求在明年9月第三度出任总理的默克尔,在新年致辞中自豪的指出德国失业率已经降低至1990年东西德合并后最低,而有工作的德国人数量已经上升至历史最高。

"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德国家庭未来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这意味着大量年轻人未来接受工作和培训机会得到保障,并且会有一个良好的职业开端"。

但是面临呈现放缓的增长趋势,默克尔警告2013年德国的经济形势可能比2012年更困难。

"我知道许多人忧虑明年的情况。事实上2013年的经济环境可能会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困难击倒,而是应该让困难成为鞭策的动力"。

默克尔还强调明年要对国际金融市场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世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不能让那些不负责任的事情再度发生。在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是秩序的守护者,它应该是人们能够依靠的。"

目前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民调中领先10个百分点,但是中左派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PD)及其联盟绿党仍然有机会获胜。因为CDU其中的一个联盟自由民主党(FDP)支持率显著下滑,可能无法赢得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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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2013年外汇市场展望

华尔街见闻

欧元:

在未来三个月内,我们预计西班牙将会申请预警性的救助计划(precautionary programme),让欧洲央行得以启动OMT购债计划、购买西班牙国债并推低西班牙国债收益率。申请援助的确切时间很难预计,但鉴于西班牙900亿欧元的发债需求和市场对西班牙国债的疲软需求,预计援助申请将于2013年初提出。激活OMT购债计划将有助于改善市场情绪并提振所有的欧洲国家货币。然而,我们预计欧元中期的强势有限。第一,各国的各种方案实施会有延期的执行风险。第二,欧洲央行有可能进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条件,我们的基准预测是,再融资利率有可能在第一季度下调25个基点,中小企业的借贷环境可能进一步放松。而我们的美元预测也支持了欧元的观点。

美元:
财政悬崖会达成短期妥协,美国经济今年到明年将小幅增长。美联储将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但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美联储的鸽派立场,我们认为美联储下半年有可能开始减少债券购买量。相对较好的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预期将会对美元形成支持,尤其是对于那些低收益率货币。而对于高beta值的新兴市场货币,鉴于对全球经济的良性预期和全球主要央行提供的充裕流动性,我们预计美元将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逐渐贬值。
 
日元:
日元将对美元和其他各主要货币继续贬值,这主要是由日本政府因素驱动的。在众议院选举过后,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形成新一届日本政府。安倍晋三的立场是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和提高通胀目标。尽管日元贬值的预期大部分已被市场消化,但进一步的行动将使日元继续贬值。比如日本央行行长和两名副行长的任命;讨论修改日本央行法案以推进更加严格、更激进的通胀目标;以及日本央行或其他机构购买外国债券都将削弱日元。
 
英镑:
英国财政最近状况不佳,这导致围绕英国评级下调的猜测增加,但这对英镑的影响将很有限。虽然降级的可能性将会对英镑作为"避险天堂"的地位产生一些质疑,但如英国资本市场可以有足够流动性和深度的替代性选择几乎没有。第二,紧缩的财政政策已经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并使央行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宽松的财政政策有望支持未来经济增长和英镑汇率。
 
瑞士法郎:
尽管欧元/瑞士法郎的波动比较小,但瑞士法郎今年的表现令人很振奋。今年夏天,瑞士央行设定的1:1.2汇率底线面临很大压力,当时市场认为欧元区崩溃的观点越来越多。瑞士央行吸收了很多资金流并保住了底线,使瑞士央行的政策信用增强。在欧洲央行宣布OMT购债计划之后,欧元区的尾部风险减小,瑞士法郎的汇率压力也减轻了。未来几个月,我们预计欧元/瑞士法郎将继续在1:1.2上方窄幅波动,因为欧元区风险仍然存在。从中期来看,汇率底线可靠性增强和欧元区尾部风险减弱将可能推高欧元/瑞郎汇率。
 
澳元:
近期澳大利亚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随中国经济活动复苏而走高。但并不意味着短期澳元/美元会升值。在2012年10月巴克莱的澳大利亚大宗商品现货指数大跌7%,虽然在11月反弹了大约3%-4%,但仍低于2012年2月时的最高点8%左右。因此我们认为近期的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并不能支撑汇率。11月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印证了外部不确定性仍是中国经济增长近期最大的下行风险。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将会温和复苏。在财政悬崖解决后,澳元有可能对美元升值。尽管如此,澳元估值过高和利差缩小意味着澳元升值空间有限。
 
加拿大元:
鉴于加拿大经济与美国有紧密联系,近期美国财政悬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拖累加拿大元。一旦财政悬崖得到解决,加拿大元可能回归逐步升值的趋势,因为油价回升和美国2013年经济温和复苏。除此之外,我们预计国际投资者会因寻求高品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然资源投资而继续购买加拿大资产,因此中期加拿大元的汇率是有支撑的。但加拿大经济增长也将是温和的,且由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加拿大银行并不急于加息。再加上对加拿大元的预期温和,我们认为加拿大元的升值速度会很平缓。家庭负债和房市仍是加拿大国内最大的经济风险因素。由于加拿大政府可能会出台宏观调控措施,预计2013年加拿大房市将有所降温。房价调整将是有序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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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为何白宫能与参议院共和党达成协议

华尔街见闻

REID J. EPSTEIN:用一个词来解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决定抛弃共和党过去20年的正统理念并在主要的增税协议上签字的原因,那就是:谈判筹码
 
在此次达成的财政悬崖协议中参议院的共和党并未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大规模支出削减。他们也没有赢得遗产税的取消。但迫于奥巴马很可能在新一年首先要到期的税收优惠措施上摆共和党一道,共和党决定达成协议,这与这一轮他们很清楚自己将会输掉的交锋关系较小,更多是着眼于他们认为自己有控制力的下一轮谈判,而后者在此次协议达成之后立刻就展开了。
 
共和党坚称他们很满意,因为他们强化了下一轮谈判的筹码,当然了,不要误会,这肯定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成分在里面。他们害怕被奥巴马塑造成百万和亿万富翁利益的捍卫者。加上奥巴马手里有着绝招,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的税收优惠,这是白宫计划在未来数月内大力宣扬的,尽管共和党仍然嘴硬并且梦想着能够在未来某天在支出削减和福利改革上击败奥巴马。
 
奥巴马也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协议,但在他看来,如今他已经实现了竞选时的承诺,获得了先手和模板来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达到一些更远大的目标,同时也击碎了共和党阻止增税的"妄想"。
 
但McConnell和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们抛弃了共和党的传统理念都是为了在下一场大战中获胜。
 
通过将自动支出削减机制推迟两个月,McConnell将其与债务上限谈判限制在同一期间。到那个时候,总统就不会再有即将到期的税务优惠或者年末的媒体关注来施压共和党,在没有这些之后,尤其是在达成协议并且接受总统在税收上的立场之后,McConnell将能够控制接下来支出削减和改革福利体系的谈判。如果人们认为,奥巴马赢得了这场新年胜利,但如今2013年剩下的日子将由McConnell主宰。
 
拒绝增税的强硬派Grover Norquist表示:"这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高光时刻。但接下来的四年属于共和党,属于削减赤字,而在这场战斗中,中间派通常都站在共和党这边。"
 
如果现在没有达成协议,参议院的共和党担心美国跌入悬崖后,奥巴马就可以宣布自己领导了美国的减税。
 
McConnell在投票前表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在本周剩下的时段内讨论完美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税。总统希望税收增加,但感谢这份不完美的协议,我们的选民中的99%不会受到其影响。"
 
在周日"会见新闻界"栏目中,奥巴马表示他对于大规模的福利改革持开放态度并且认为已经赢得了自己可能获得的所有新增税收。没有这次没有税收优惠到期的截止日期帮助,人们都认为奥巴马很难赢得任何新增收入,就如同他在2010年和2011年债务上限谈判中失败的那样。
 
一位资深共和党消息人士周二表示:"他们(白宫和民主党)很清楚债务上限必须得到国会通过。而我们清楚的是,到那个时候,总统已经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加税,这都已经完成了。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这些债务,我们将在那时严肃的解决这个问题。税收问题已经谈完了,这已经结束了。"
 
这位消息人士补充道:"他们获得协议的原因是每个人的税收都将上升,这有个截止日期在。而这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还能靠什么来威胁我们呢?这已经结束了。"
 
参议院的共和党相信,考虑到条件限制,他们获得了一个很不错的协议。他们获得了替代性最低税AMT(alternative minimum tax)的永久协议,这使得在下一轮谈判中不会再出现布什优惠税率到期的威胁。
 
但白宫并不担心。相反,白宫竭力宣扬共和党在税收问题上的让步,并指出此次协议是奥巴马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获胜的证据。白宫相信本次财政悬崖协议将奥巴马刻画成凌驾于华盛顿那些乌合之众之上、努力为美国人们而工作的形象。经过两年经验,奥巴马的白宫最终找到了如何与国会的共和党斗争的模式:让总统你保持选战时的形象,把肮脏的谈判工作留给其他人。
 
当然,奥巴马将增税的收入门槛从25万美元调高至45万美元的决定于这一做法不符。但终结了共和党过去20年以来对税率增加的反对对于奥巴马是个足够大的胜利,足以使其牺牲部分自己的竞选承诺。
 
但博纳的众议院议长职位仍然稳固,当接下来战斗开始后,战斗将围绕奥巴马被迫与众议院共和党谈判再度抬高债务上限展开,而此刻自动削减支出机制也将再次逼近。在这些战斗中,共和党将寻求消灭奥巴马在此次和此前协议中赢得的支出项目
 
Norquist说:"无论我们此次被迫向奥巴马做了多少让步,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恢复所有的税收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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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博彩收入创下新高

华尔街见闻

中国的赌博圣地——澳门12月可谓大放异彩。尽管增长放缓,但在12月份,澳门博彩收入仍同比大涨19.6%,创下35亿美元的纪录值。

在12月博彩收入的提振下,2012年澳门博彩总收入达到3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5%。不过,这一增速仍较2011年的42%低三分之二。

澳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场,也是中国唯一 一个承认赌博合法的地方。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份,美国内华达州的博彩收入为9.8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澳门同期收入为34.5亿美元。世界三大赌场之一 —— 拉斯维加斯就位于内华达州。

FT援引里昂证券(CLSA)消费与博彩研究部主管Aaron Fischer称,澳门博彩市场经历了"相当好"的一年。他说,澳门博彩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烈性增长,而是"质量更佳的增长",约有30%的收入增长来自大众市场。他补充说,在许多赌场,消费者们的平均支出都出现上升。

不过,在经历了一段爆炸式的增长期之后,2012年仍将被认为是澳门艰难的一年。最低点出现在7月份,由于受中国经济减速影响,澳门当时的博彩收入同比仅增长1.5%。

惠誉分析师们认为,2012年的收入放缓,主要受中国大陆信贷紧张影响。在信贷紧张情况下,VIP客户的支出就会受到限制,而VIP客户占澳门博彩收入的70%。

赌场运营商们希望,大众市场收入增长能够抵消VIP支出减少的影响。VIP市场严重依赖于中介机构能够借给客户多少钱,而大众市场则主要依赖玩家们自己的资金。

新的一年里,澳门博彩业也将面临挑战,包括禁烟计划的实施,以及大陆反腐败力度的加强。预计2013年澳门博彩收入增长将进一步放缓。麦格理分析师预计,这一同比增速将放缓至7%。

但另一方面,随着高铁把澳门和大陆连接到一起,预计澳门也会迎来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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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信贷扩张分析:企业贷款驱动

华尔街见闻

2012年是美国信贷大规模扩张的一年,国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和租赁达到了衰退后的新高。下图是最近几年总的贷款趋势。

 
信贷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是企业贷款。实际上,企业信贷扩张从2011年年初就开始了。尽管美联储没有按企业规模给出具体的细目,但一些证据表明企业贷款增长的来源集中在大型企业。小企业贷款扩张比较温和。
 
 
商业地产贷款依旧疲弱,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已经开始面对"到期墙"。不过商业地产贷款资产表看起来还算稳定。
 
住宅抵押贷款2012年也有所增长,虽然大部分都卖给了美国政府(通过政府支持企业(GSE))。最近的涨势很可能是临时的,由于新的原始贷款正在等待销售给政府。
 
个人消费信贷方面,除了学生贷款扩张和汽车贷款有部分增长,其余没有扩张。可以看出美国人民紧紧捂住了自己的钱包。
汽车贷款在2012年增长了约210亿美元。下图为轿车和轻型卡车销售图。
 
家庭资产贷款持续收缩。这是因为家庭资产价值降低,更严格的贷款要求以及房屋所有者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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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能卖枪支毒品,不能交流观点

纪思道 2013年01月03日

想在中国买到违禁药品?没问题——只要到这里缺乏监管的网络上,就能订到一袋定价50美元(约合311元人民币)或100美元的冰毒、摇头丸或者可卡因。毒品将在几个小时内送到你家门口!

"本公司在全国各地均设有配送站,"其中一个中文网站大肆宣传道。上面贴着其出售的非法麻醉品的图片。"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运送服务,我们的货源长期而稳定。只要您打个电话,我们将在一到五个小时内将货品送到您手中。"

另外一个中文网站则批发冰毒,每千克1.97万美元。除此之外,对于少量毒品的订购,该网站还提供上门送货服务,服务范围覆盖中国数百座城市。即使在偏远的安徽省,都有21座城市他们可以提供送货服务。

所有这些在中国都是非法的,麻醉品走私贩通常会被判处死刑。但这似乎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因为这些网站甚至都没有被关闭或遭屏蔽。千百万审查者每天删除网上与人权有关的内容,对数不清的推销毒品、枪支或卖淫的网站,他们却置若罔闻。

中国屏蔽了Facebook、YouTube以及《纽约时报》,对诸如枪支销售一类的问题,却无所谓。这难道不奇怪吗?

中国法律严格限制枪支,然而在网上用中文搜索,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找到销售枪支的商业网站,它们出售非法的斯普林菲尔德XD-9式9毫米手枪,定价为1120美元。中国军用54式半自动手枪网上售价640美元。还有步枪以及更多其它的枪支。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想了解消音器的价格,请联系我们的客服部门,"该网站写道。

(美国的枪支狂热分子经常说,我们需要枪支来保护自身不受政府侵害。但是中国的情况却说明,独裁者实际上恐惧的并不是人民手里有枪,而是人民掌握了信息和社交网络。)

公平地讲,中国对于枪支的态度和美国比起来真是理智多了。至少中国政府不允许枪支商店公开出售攻击性步枪以及大容量弹夹。我很欢迎中国的记者写一写美国政治家的无能,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减少美国枪支所造成的伤亡。

如果你对较为色情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会发现,中国的网络上还充斥着性和卖淫业。丙种羟基丁酸盐(Gamma Hydroxybutyrate,简称GHB),即所谓的约会迷奸药,在网上公然贩卖,其药效说明令人不寒而栗。

"只要她喝下这个,她就是你的了,"一名网上商人保证说,他把这种药水称为"服从药水"。另一个说,"仅仅两粒就能使她进入深度睡眠,不论你怎么动她,她都不会醒来。而且事情过后,她什么也不记得。"

问题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机会看到我这篇评论文章,但他们却可以轻而易举从网上买到枪支或者毒品。

从远处看来,西方人有时会认为中国处处管制森严,但近距离观察,有时情况正好相反。规则是有的,但实施起来却常常很松懈,或者有商量的余地。

不过,官方确实会选择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方面持续施压,其中一个就是控制可能会引起政治动荡的信息。因此,官方屏蔽了许多主流社交媒体网站,而在关于中国领导人家族巨额资产的报道之后,他们也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通讯社(Bloomberg)的网站。

中国有5.4亿互联网用户,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足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成果。可悲的是,中国当今领导人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却退回到了一个监管更加严格的阶段。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我们连访问世界上一些最流行的网站都不行,我们如何能够发展我们的技能呢?"

许多中国人通过VPN越过中国的"防火长城"来访问被屏蔽的网站。但上个月,中国启用了新的软件来阻碍VPN,就连美国公司用来登陆自己内部网站的VPN也受到影响。中国政府还通过实名制注册来压制新浪微博,也就是中国版的Twitter。

这类互联网的控制让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到厌恶,他们对于多党民主也许并没什么想法,但他们确实想看看YouTube上的视频。

我希望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反腐败的能力将有赖于开放。邓小平曾把改革比喻成打开窗户,允许新鲜空气进入的同时,也会飞进几只苍蝇。在邓小平掌权的时代,中国人接纳了可能会带来潜在麻烦的通讯技术,比如复印机、手机和传真机,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实现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如今,网络自由也是如此。

所以,我对新一届政治局有个建议:能不能去管管那些销售枪支和毒品的网站,而放过那些交流观点和信息的网络空间呢?


林彪及其“四大金刚”的后代现状


1971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至今死因成谜。林的嫡系、随从和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划上休止符。林的嫡亲血脉,其随从、部属的子女,也从云端跌落至凡尘。
林彪经历了两次婚姻,共有三个子女。林彪除与叶群生育了一男一女外,与前妻张梅也生育了一女。当年林立果与林彪夫妇一同随机坠毁在温都尔汗,留下了林豆豆和林晓霖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林豆豆。林豆豆本名林立衡,生于1944年,是林彪和叶群夫妇唯一的女儿。在文革期间,林豆豆曾担任过《空军报》的副总编,显赫一时,备受世人关注。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立衡接受审查,被迫交代林彪书赠书中"笑一笑十年少"、"天马行空"的涵义,审查期间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她写信给中共高层求助,1974年7月31日,对林立衡的审查被解除。林立衡当时头发少了一半,牙齿掉了六颗。接着跟男友张清霖结婚,并在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1987年,经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批示,林豆豆夫妇被调回北京。林豆豆被分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丈夫张云林到北京卫生部门工作。2002年5月,林立衡在北京开办了一家湖北餐馆"黄鹤大酒楼",自任酒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林豆豆、黄春光、吴新潮等林彪及其"四大金刚"的子女,都曾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帮助,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之情。"黄吴李邱"的子女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2002年5月18日,在"黄鹤大酒楼"的聚会中,林豆豆依旧是核心,像个公主。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林豆豆目前已退休,多年来,她与外界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联系。
据北京接近林豆豆的一位知情人士说,1981年林豆豆夫妇刚调回北京时,深居简出,很多亲友都不敢见她,怕再受牵连。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旧友亲朋开始往来。但林豆豆谨言慎行,一般不接触外人,尤其怕媒体记者。
林立果。林彪的儿子林立果1969年从一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一跃而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9月13日林立果与林彪夫妇一同随机坠毁在温都尔汗。当时的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认为林立果"野心大得很","在林立果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
林晓霖。林晓霖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的女儿,当年张梅被称为"陕北一枝花"。虽然以前叶群以林彪名义发了断绝与林晓霖父女关系的声明,但林彪"9•13"事件后,林晓霖还是被审查了4年。"文革"结束后,她被安排到中共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林晓霖如今已退休在家。据说她为人单纯、朴实、低调,多年来很少为社会关注。
林彪的内定儿媳张宁。林彪的内定儿媳张宁1971年时大概也就17、8岁。由于张宁出众的美丽,在印尼居然险遭劫持,而幕后主导者是苏哈托的长子。而自古红颜多薄命。张宁回国后没有多久就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所称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张宁幼年丧父,家中无人撑腰。所以竟然也受到了波及。事后又恰逢林立果选妃,张宁被相中。自此后张宁被卷进了一场浩大的政治风波。并在她今后生活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林彪"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九•一三"事变后,他们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他们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40年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第三代中很多人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有人全家已移民出国。
黄永胜长子不接受"黑二代"称号。黄永胜生有四子,老大黄春光,还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三兄弟。黄家第二代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
黄永胜长子黄春光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1980年代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藉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红红火火。
黄春光不接受"黑二代"的称号。他表示:"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我们这批,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绝不多。"黄永胜的老二和老四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即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黄家第三代多为公司白领或高级经理人。
吴法宪长子:认认真真当好老百姓。吴法宪生有四女一男,吴新潮为长子,其余是女儿。吴新潮从山东一所大学退休。吴家老三定居美国,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吴家几个女儿大都是国企技术员或医生,四女儿下海经商。
1971 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因父亲的问题,他被关入地下室审查,后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文革"期间,他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他称当时:"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 "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个寻短见的。
吴新潮说:"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李作鹏女婿迫于生计做生意。李作鹏五个子女,在国企工作,吃体制饭。其中,老大李冰天当过沈阳一个医院的院长。
41 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虽在林豆豆选"驸马"时落选,但他又娶了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他们夫妻俩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沈阳。一家4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对联。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1990年代初,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大征说:"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在艰难的岁月中,她相信:"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邱会作子女。邱会作有四子一女。长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来在一个商学院做老师,后来也下海了。老三下海,老四从石家庄一个国营汽车制造厂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给父辈一个老战友、某开国少将之子。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和父亲对话的书:《心灵的对话》。
林彪事件简介。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2时2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架失事的飞机是当时中国二号人物林彪的座机。机上9名乘员全部丧生,其中包括林彪、林彪的妻子叶群,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一个多月后的10月24日,中共才向全国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两年前1969年被写进中共党章的"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在机毁人亡后被定性为"投敌叛国,自取灭亡"。
林彪把毛泽东推向了神坛,也是第一个把毛拉下神坛的人。对于不想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林彪外逃,官方和民间的说法截然不同。如今海内外民间主要看法是:林彪案是冤案,是毛泽东先要搞垮林彪,林彪被逼走投无路,才在老婆和儿子的胁迫下被动逃离的。他的外逃属于政治流亡,而非主动叛国。《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大陆军事作家舒云、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还有当事人吴法宪的女儿金秋教授、六十万字《重审林彪罪案》的主编丁凯文等,大多持这样的观点。而林彪之子林立果主持制定的《571工程纪要》,里面的反党、反毛言论,对一批有独立思考的人起了一个启蒙书的作用。人们开始反思文革、反思被神话了的毛泽东。"林彪事件"不但是标志着文革彻底失败的里程碑,也是毛泽东思想由"盛"至衰的转捩点。
据作者汪幸福在《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一书披露,林彪9岁读私塾,不大说话,但很聪明也很调皮。林彪爱吃黄豆的嗜好,系小时就养成。13岁的林彪曾写下诡异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 行事桩桩少对人言",竟预示了其一生的古怪性格。
作者汪幸福在《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一书中写道,1916年秋天,9岁的林彪被父亲林明卿送入私塾读书。先生教的字,林彪接受得很快,尤其是背书,因他的记忆力奇好,每次背课文,漏字错句最少。因而,在同班同学中,他是挨打最少的一个。据林彪同学林仕植回忆,林彪平时不大说话,但很有心计,在课堂上非常老实,一离课堂,他又特别野。扔石头、跳水沟、摔跤、爬树,他特别感兴趣,而且水平也比别人高。如摔跤,与他一般年龄的孩子中,他的个头不大,别人却很难摔倒他。
他们还用黄豆、米泡作为摔跤、爬树的奖品。谁摔赢了,谁就能得到别的小孩"贡送"的黄豆、米泡。林彪的脑瓜灵光,手灵脚巧,摔跤爬树是高手,时常赢其他伙伴的东西。他吃不了,又再分给别人吃。林彪爱吃黄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这一嗜好,系小时养成。
1920年,林彪已满13岁。这时,恽代英和林彪的堂哥林育南、林育英在林家大后的八斗办起了浚新小学。在林育英的动员下,林彪被转到浚新小学读书。小时候的林彪话虽不多,但心思却很重。他在浚新小学读书时,很少与同学谈笑。但行动却神出鬼没,令人捉摸不透。与他同桌的女同学叫林春芳,是他本房的一位姐姐,比他大几岁。有一次,他用毛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林春芳看,这副对联共有16个字:"读书处处有个我在 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林春芳看完之后,不知他写这副对联的用意是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觉得这副对联是他内心的表白,颇有意思,又重抄一遍,贴在教室的墙上。对联一贴出来,立即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大家都围着看,而且议论纷纷,都说他"古怪"。直到20世纪70年代,林家大的老人还时常谈论林彪写的这副对联。从林彪的这副对联可以看出,他心思深的性格,从小就已形成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如今40年过去了,官方违背保密法,依然不公开当年的历史资料,而且很多关键资料据悉已被销毁,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林彪之死已成解不开的谜。


“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其利益相关者


郭宇宽

【内容提要】中国建筑工劳动条件较为恶劣,待遇低下,并长期讨薪这一社会事实,近年来引起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一状况与中国建筑工普遍采取包工制,甚至层层转包的现象具有逻辑关联——包工制是造成劳资关系被掩盖,建筑工人待遇恶劣并被欠薪的原因,由此将包工制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成为一种成见。而笔者在分析中国建筑行业现状中认为,在解释当代建筑工为什么普遍接受包工制,而且延期付酬这种方式时,经济学传统中对于企业边界和不完全契约的讨论具有解释力,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更能有助于理解包工队具有的现代性。从实证的角度,当代的包工制和包工队,其实更应该被解释为在中国当前一些政策、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建筑行业和农民身份的建筑工的理性的合约选择和组织形式。他们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和合约设计,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可以被视为有行业和时代特色的原生性市场组织,甚至体现了中国农民在不完全的城市化下,向市场寻求发展机遇的现代企业精神。

【关键词】包工制 不完全合约 利益相关者 弱者的武器 寻租

一、问题和争鸣

  频频见诸媒体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学界的思考。比如由潘毅、卢晖临、张慧鹏三位学者合作的《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在劳工研究界乃至中国的劳工NGO中都产生了很大反响。{1}

  文章以一个故事开头,"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着老板发工资,家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揭示了中国当代建筑业农民工普遍遭遇的拖欠工资,这个迪尔凯姆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些建筑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把学术关怀投向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弱势群体的真问题,这样的学术情怀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在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时,潘毅等学者把问题归咎于"分包劳动体制",重点探讨"层层分包的体制下,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认为资本通过"层层分包,将工人化整为零便于管理",而且强化了资本的剥削,"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包,大小老板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而工人处在利益链条最低端,忍受最强烈的压迫。"而在解释为什么建筑工人会甘愿接受这种强烈的压迫剥削时,潘毅等的归纳是"工人和管理者老乡朋友关系使得责任义务变得模糊不清","乡缘是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2}

  潘毅和卢晖临另一篇发表于《南风窗》的文章,则更清晰直接的将批判矛头对准包工制,认为包工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与西方1980年代后出现的后福特主义体制类似,现代包工制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现。但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议价方式也更趋于暴力。"{3}一些媒体也在讨论建筑工人欠薪时,把"包工制"作为问题根源,提出要"解决"包工制。{4}

  笔者经过以下分析认为,把包工制作为民工欠薪的原因,问题根源及给出的结论之间,存在很大的逻辑跳跃,甚至也不符合在当代中国的实证经验。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问题本身。

  第一,为什么中国当代一线的主流建筑工人不能组成现代企业,而要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包工队模式开展工作?

  第二,为什么大部分建筑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支付,而是项目完工结算或者年底结算的形式?

  第三,为什么当合同不能履行时,建筑工人通常不去用法律手段找他们的包工头讨要工资,而会相对表现得忍耐克制,并把"讨薪"的目标对准上级承包商或开发商?

  而后再重新解释建筑业的包工制和包工队,作为中国市场转型期具有典型性的重要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深入研究包工制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企业,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管制及信任与合作的构建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包工制"的理论纵深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交易成本、合约与不完全契约

  在经济学领域,"分包制"涉及一个理论核心命题:企业为什么要把一些生产和资源组织的职能外包出去,而不在企业内部解决?这一领域有过很多深度的讨论。建筑行业的分包制,本质上就是承担建筑工程的总承包商把一部分劳工生产和资源组织从企业中拿到市场上去解决。

  在这个方面,最有影响的应该是科斯(Ronald H. Coase)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的解释。企业也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越高,就越倾向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5},这个开创性的命题被很多学者朝纵深发挥。

  比如德姆赛茨(Harold Demsetz)从管理成本角度再次解释科斯命题,管理成本越低,企业组织越倾向于把组织的边界扩张。{6}

  张五常则挑战性地发展了科斯命题,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合约安排,"当企业家或代理人,根据合约赋予的有限要素使用权直接指挥生产,而不是根据瞬时的价格变化来组织生产并向市场出售产品",这时企业就产生了。{7}

  那么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它管理建筑工人的管理成本和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显然是解释它决定选择对业务纵向一体化还是分包出去的切入点,是不能绕开的概念。而当我们分析"包工队"现象时,也不能不分析包工队内部包工头和工人之间,除了老乡之类的关系之外,在合作中实质性的合约内容。当然经济学上的交易成本是高度抽象和简约化的概念,实证的研究可以有更加细腻的理解,哪些现实的鲜活的社会事实,构成了建筑企业的成本考量。

  一些学者观察到,建筑工人为什么不是按月领工资,而是常常到工程最后总结算的时候才能领,而当包工头和更上级包工头产生纠纷的时候,工人则也承担领不到足额工资的风险。这本质上也是合约问题,而合约安排也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比如张五常从合约的角度分析,因为交易费用的不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效率。农民向地主交固定租金,到收获的时候才能获得收益,如果收成好就能多有收获,反之就会少收获,而雇农则为地主打工而获得稳定的收益。这都是基于不同交易成本的合约安排。{8}

  按龙登高和彭波的实证研究,佃农因为具有整合生产要素的经营性质,虽然有经营风险,但是相对于领固定工钱的雇农,实际通常有更高的收益。{9}建筑工人普遍接受不按月领工资,而到工程结算的时候才领,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这种合约只要不是像黑砖窑那样有人身强迫性质的奴工,就也是谈判和博弈的结果。建筑工人可不可以向包工头要求,我的工资需要每天一结算呢?当然可以。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包工队,就是两种合约同时存在,有一部分民工按天结算,有一部分是在工程结束时总结算{10},但是明显在正常情况下,按天结算的民工比起最后一起结算的,如果分摊到的每一天,正常情况下收入相对较少,因为在包工头看来,每天结算的工人没有分担他的资金风险。

  图1对不同合约状态下的工资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示意。纵轴代表工资率,横轴代表经营风险。当经营风险为r时,意味着有r的概率发生经营问题,发生问题时采取完工结算或年底结算的工人会领不到工资。给定一个经营风险水平,不同风险偏好的工人所实际感受的风险等价固定收益是不同的。这样,对不同类型工人,风险与等价工资率组合构成了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收益线。其中REN代表风险中性类型工人的收益线,RE1代表对风险非常厌恶这一类型的工人收益曲线,RE2代表对风险比较厌恶的工人收益曲线。

  所以,给定一个经营风险水平r,风险中性工人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会高于对风险比较厌恶的工人所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而后者又会高于对风险非常厌恶的工人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即 。如果合约安排中,不承担任何风险按天结算的工资率在和之间,那么非常厌恶风险的工人将选择不承担任何风险按天结算,而比较厌恶风险与风险中性的工人将选择承担经营风险的完工结算或年底结算。

  因此很多情况下,当包工头遭遇麻烦的时候,报酬不能按预计的时间支付,工人并不去找包工头的麻烦,而是用合作的方式追求次优的解决方案,这也体现了一种契约关系,就像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哈特(Har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为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而导致的不完全契约。还有在刘凤琴研究订单农业的合约不能履行时指出,其实农民虽然被总体上视为弱势群体,但同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签约双方,并没有因为签约就将风险完全的转移给另一方,在应该免责的情况下,合约双方应该共同承担市场风险。"{11}

  而有些学者将建筑民工接受工资不能按月发甚至有时不能完工时按约领到,视为"工人和管理者老乡朋友关系使得责任义务变得模糊不清","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12}这种解释倾向,不仅与现实中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发展水平不符合{13},甚至有低估广大建筑工人智商的倾向,很难有现实的说服力。

  (二)历史大视野下的包工制

  在有一些学者的看法中,中国建筑行业的包工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并非没有道理,确实在国际范围内建筑企业采用包工制,而且层层转包的并不像中国那么普遍,同时在中国国内其他行业的包工现象并不像建筑行业那么普遍。但包工制绝不是一个这三十年的新现象,也不是在建筑工领域的独特现象。

  比如经江介绍过1949年前上海造船企业的包工制,在他看来那是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削特色"的。但作为史料,经江介绍的一些细节值得注意,其中"冷作工"一是劳动量大,二是技术含量比较低{14},所以包工制最为突出,最多有三包,三包"小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合伙组成,……三包的成员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劳动者,……三包负责人除了对外联系以外,同样参加劳动,所得工资和分红与别人相差也不大,人选一般也不固定。……少数三包负责人也存在抽取工人工资回佣等行为,但并不普遍。"{15}这些细节和今天对比所说明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专做分析。

  龙登高在介绍清代纺织行业市场发育时介绍了踹布这个工艺流程中,由布商、踹坊主、踹匠构成了产业链条。当时清代苏州等地也流行包工制,布商并不投资踹布作坊,而外包给"包头",包头组织一个踹布作坊,二三十人规模,由包头投资,布商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文章介绍,之所以布商愿意把踹布生意做外包,主要是因为布商有很多是跨地区投资,而当地的踹布工人难于管理。{16}这既和今天的建筑行业有相似之处,也和德姆赛茨所讲的管理成本假说非常吻合。

  即便在今天,包工制也绝非建筑工人所独有。媒体行业,一些电视台的节目采用制片人制的形式加以外包也是一种包工制。{17}甚至大学学术体系内部的课题合作本质上也是一种包工制。比如大学的课题工作模式:由导师掌握课题经费,再带领一些研究生开展工作,有时会给研究生付一些不固定的补贴。教授相当于包工头,研究生则相当于建筑工。有些比较大的课题,几个教授之间也有总包和分包之分。这样的合约形式为什么会被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争议,有些人会指责导师对学生的剥削,有影响力的教授对青年教师的剥削{18},但至少通过其他领域的"包工制",会给我们认识为什么建筑行业会和这些看来并不相关的行业都采用包工制带来一些启示,在得出包工制给建筑工人带来苦难的结论时,会更慎重一些。

(三)工厂政体还是包工制的悖论

  如果接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把包工制视为资本强化控制剥削的手段,也有内在的逻辑悖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采用强制的方式控制生产,最大限度地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下一个结论,是包工制掩盖并加剧了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么?假如我们认为建筑企业用层层外包的方式,而没有把建筑工人都纳入一级建筑企业的生产体系内部,是造成建筑工人受控制和剥削的根源。那么如何看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概念,劳动过程的劳动体验被视为是具有政治效果的,强调工厂政体对工人的控制?{19}

  假设中国当前像潘毅等学者呼吁的那样建筑行业不再采用包工制,全部纳入总承包企业内部管理,如何避免建筑行业不会出现像富士康那样的生产体制?{20}

  假如我们认为建筑工的包工制是在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而像富士康那样把工人全部整合进"工厂政体"也是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这样的双重判断肯定是一个悖论。

  也就是说当我们抓住包工制作为批判的靶子的时候,忘了追问它背后的逻辑。造成当代中国建筑工人悲惨命运的,并不在于是不是采用了包工制,而是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三、"包工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和启示

  (一)"包工队"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正式企业?

  在"阶级"一文中,讲到来自农村的建筑工人和包工头合作,而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享受按时发放工资及"三险一金"之类的劳动保障,这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包工队因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企业,而成了《劳动法》的死角。这其实衍生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包工头带的队伍,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也有了充分的建筑行业经验积累,为什么不注册成为正式企业,让这些建筑工人也成为身份明确的企业职工?

  在西方的历史上,比如钱德勒(Alfred Dupont Jr. Chandler)视分包制为企业的前身{21},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认为分包制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早期企业形态。{22}为什么在中国大量的建筑包工头长期从事建筑分包业务,从他们的市场意识和承担的风险而言,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成为正式企业,原因何在?

  事实上,笔者的调查发现,除了张五常意义上的合约性质,一些包工队已经有了完整的企业组织形态,他们也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比如一些较大型的设备,有固定的职工{23},有的包工队,已经超出了个体自然人为核心的阶段,有一些也有超过两位的享有分红权的成员,相当于股东,而包工头的角色和一个企业的董事、总经理并无二致。但唯独这些包工队在中国当下不是被法律所认可的企业。

  笔者曾经询问过几位包工头,你们非正式的搞包工队搞了几十年,为什么不干脆注册个企业?权益也更有保障一些。他们的回答都是说,门槛太高还有税太重,年检太麻烦之类。

  中国的建筑资质管理门槛是很高的,建筑业企业具有的三级资质以上要求"项目经理不少于10人";"企业注册资本金600万元以上";"企业净资产700万元以上";"企业近3年最高年工程结算收入2400万元以上";"企业具有与承包工程范围相适应的施工机械和质量检测设备"。{24}

  而日本注册一个建筑企业的门槛比中国要低得多,截至2003年3月的统计,日本的注册建筑企业共计55.2万家,其中注册资本200 ~ 500万日元的企业有12.52万家,200万日元以下及个体业户为13.22万家。{25}

  这种情况下,贺灵童认为中国的建筑资质"成为一种商品和谋取利益的工具,而非能力和信誉的象征"。{26}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因政府不恰当的管制措施和资质门槛,增加了建筑企业的管理成本,也抬高了成为一个正规建筑企业的门槛,使得包工头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改革开放30年,都还不能发展成为正式企业。只能"挂靠"而无法正式投标承揽工程,也缺乏正式法规的保护,"这与政府的管制、垄断或其有管制和垄断倾向的政府法规密切相关"。{27}同时使得包括包工头自己在内的建筑劳务团队,不能享有企业正式职工的身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所以,当我们看到建筑工人劳动得不到保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得出笼统的国家不作为的结论,简单地要求国家干预。同时还要看到,有些方面政府不恰当的过度作为,也是造成中国建筑工人当下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二)当权力和关系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分配——转包与层层转包

  企业把有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业务转包出去,专注于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波音公司不会自己生产轮胎和很多器件,这是外包,但企业假如把一项并不复杂的业务,不仅外包,还像击鼓传花一样层层转包,就是一个新现象了。比如中国建筑行业的有一些包工和转包现象就超出了常识的理解范围。

  比如在"阶级"一文中,把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视为资本意志的体现,目的是要掩盖劳资关系,而每一次转包中,承包负责人赚取利润,都被视为是加强对工人剥削。如果存在"资本的意志",那么需要仔细探讨的是,层层转包,包括让每一级承包负责人都赚取利润,真的符合资本的利益么?

  假设对于一项工程,总承包商A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组织建筑生产,他为什么要再转包给B,B再转包给C,C再转包给D,然后让B、C、D在其中分享利润,最后剥削底层建筑工人,而不是A直接组织建筑工人,直接剥削建筑工人?这也是经济管理中探讨得最多的垂直一体化,不是能使资本赚取更大的利益么?假如资本把大量成本消耗在层层转包之中,其实也消耗了资本本身的利润,目的就是为了像躲猫猫一样掩盖劳资关系和剥削属性?这个"强大而贪婪"的资本意志好像也太弱智了一些。

  如果真正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使中国建筑行业也很容易清楚地认识到,分包制消耗了利润。有一些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建筑企业都会追求减少管理的中间环节,比如青岛建设集团的案例。"青建集团的主业工程建筑行业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为了提升盈利水平,在实力雄厚的国字头大企业和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之间寻找市场空间,而从2008年开始的信息化工程,为青建的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建筑施工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青建的管理层发现,原本建筑行业通用的管理分包模式获得的利润并不足以支持自身发展,于是决定一改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进行项目的直接管理。"结果是利润得到大幅度提升。{28}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实中大量的建筑企业并不像向青建集团学习呢?这要回到前文张灵童先生提到的,在中国建筑资质"成为一种商品和谋取利益的工具"这个现象才好解释,说得更透彻一些,中国的建筑资质成为了权力寻租的工具。

  这体现为两个问题。

  一是,一些具有高级建筑资质的建筑企业,实际上并不具有足够的施工组织管理和资源能力,而一些具有能力的企业和包工队却不具有在一级市场上竞标的承包资质。这样,中国的建筑资质就有了一定程度上获取垄断收益的条件,这样的上级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其他二三级承包者,以"管理费"的形式再抽取利益,实际上具有寻租性质。这样一个拥有高级资质的建筑企业也无心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而把精力用于维护和政府及其他机构的关系,就可以稳定地收取租金。

  二是,中国的土地一级市场是国家垄断的,也就是由政府掌握,所以地产市场相当于是政府金库,房地产商为了获得土地,就要和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和部门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寻租。这并不是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比如在2010年上海静安区大火中披露的,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把工程委托给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再把工程转包给一家同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国资企业佳艺装饰,佳艺装饰再委托给若干包工队。{29}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有一些建筑工程的层层转包,其实不能完全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来解释,实际上具有了权力需要洗钱的性质。

  作为佐证的是,据贺灵童的报告中2008年中国建筑行业的数据,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资质级别越高,利润水平越低。特级资质总承包商利润率2.49%,一级承包商2.68%,二级承包商3.95%,三级和三级以下5.12%。而且另一个特点是,越是高级别资质的建筑承包商,越是集中为国有企业。{30}

  而且前文所述经江研究1949年前的上海造船业"三包负责人除了对外联系以外,同样参加劳动,所得工资和分红与别人相差也不大,人选一般也不固定"。而今天的建筑业的各级包工头都是稳定的,而且相对一般工人有明显更多的剩余索取权。这种今昔对比,也说明了1949年之前的造船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开放的,所以能够得到合同的三包负责人也没有理由额外收益。而在今天的中国建筑行业,有时得到承包合同的过程是嵌入于复杂的官商关系之中,并不是通过公开的竞争和透明的规则。谁能够得到合同,依靠关系和背景。笔者问过一些包工头,他们通常为了得到合同,还要给上级承包商的负责人以回扣,这大概是1949年之前的上海造船工人很难想象的。

  (三)从利益相关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理解"包工队"模式的现代性

  前面提到的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基于老乡、朋友、亲属等传统社会关系构建的"包工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态,有劳资关系的模糊性,而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障。

  确实具体的现象就是前面谈到的,当包工头和他的上级承包商或开发商发生合同纠纷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去解决,而是能够动员手下建筑工,甚至连同建筑工的家属去向开发商讨薪。{31}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其他生产型企业很少遇到类似的事情,相当于,A企业主从B企业承接了一个生产订单,组织的一批工人开展生产,结果A企业主和B企业发生合同纠纷,造成A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给工人发不出工资,结果A企业的工人们不是向A企业主要工资,让他去和B企业解决合同纠纷,而是直接去找B企业"讨薪",这是很不合常理逻辑的事情。

  这很大程度上从中国当下的法制和舆论环境中可以得到解释,以农民工的身份"讨薪",会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并给上级政府施压,政府往往会反过来给开发商施压,要求开发商妥协。这比包工头个人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和上级开发商的合同纠纷成本更低,更加有效。这其实说明包工队是能够调动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参与谈判和博弈之中的组织形态。

  如果联系到弗里曼(E. R. Freeman)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扩展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企业产权的理解,认为企业是其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结成的一系列合约,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协商、交易的结果,无论是投资者、管理人员、员工、顾客、供应商,还是政府部门、社区等,他们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33}玛格瑞特·布莱尔(Margaret M. Blair)研究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在企业中的角色问题,进一步提出,认为传统产权经济学意义上的股东并不是现代企业唯一的剩余索取权者,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对企业来说是专用性的,因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股东一样承担剩余风险,应该作为剩余索取者享有剩余索取权,以此来激励雇员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32}有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一些现代科技型的企业,如何使非股东在企业具有实际影响力,并分担风险成为"利益相关者企业"(stakeholder firm)。{34}

  由此而言,在一些学者看来的包工队内部关系的模糊性,恰恰具有其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性,包工头和建筑工们富有智慧的利用合约的设计和乡缘、血缘等关系,整合成为具有合作性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这样的组织形态,在遭遇外部风险的时候,能壮大整体的谈判和博弈实力。

四、结论和讨论——对包工制和包工队的再认识

  建筑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这样一个很多学者触目惊心的社会事实,在笔者看来,就像秦晖所言的"低人权优势"{35},它发生在中国大陆有其历史轨迹的路径依赖,嵌入在中国人民的经验习惯和制度之中,甚至就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当我们控诉血汗工厂、血汗工地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勤劳的人民总体在一个低收入、低福利的转型社会的情景之下。

  具体到建筑行业较为有独特性的包工制和层层分包,不能轻易地下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建筑行业在中国当代表现出最典型的层层分包特点?作为社会科学的严肃探讨,就像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所强调的要从社会事实中寻找社会事实的解释。{36}建筑行业的社会事实,是土地国家所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有垄断倾向的政府管制措施,而不应该是"资本的贪婪"之类有文学倾向的描述。否则,假如我们要讨论,建筑行业搞层层分包,而其他市场化更彻底的领域,比如餐饮行业,却没有层层分包的现象,是不是就因为建筑行业的资本比餐饮行业更加贪婪和狡诈呢?这样的描述不符合社会科学的态度,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

  包工队虽然不是企业法和劳动法意义上的法人,但同样是有准企业性质的合约组织。包工头和他带领的"农民工",即使没有书面意义上的合同,也同样有类似行规的彼此责任义务的界定,这也是一种有履行效力的合约。而当遭遇外部风险,合约难于履行的时候,通常工人不会逼迫包工头单方面承担责任,而会以合作的方式,寻求次优的解决方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农民并不缺乏市场经济所珍视的信任与合作意识,而在当前的外部风险下,选择"包工队"的组织模式非但不是一些学者眼中的观念落后,反而是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企业精神。

  当下改进建筑行业工人福利和保障的症结在于,减少政府权力对于建筑和地产市场的经营性参与,减少不恰当的管制,确保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来抑制垄断和寻租。

  当然,在讨论中国当代建筑工人境遇的时候,笔者不是说关怀社会的学者不能对资本之恶加以剖析,但假如我们试图体会资本的意志,需要更深入的剖析,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在作为约束条件的制度环境下,资本的游戏规则如何嵌入中国的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之中。

  这是未来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此文得益于和龙登高及郭于华教授的讨论。文责自负,欢迎批评和讨论。

【注释】
{1}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5 ~ 26页。甚至笔者在南方见到的几位年轻农民工,都说虽然没有读过,但听说"潘毅老师为我们农民工写了一篇文章"。
{2}同上。以下简称"阶级"一文。
{3}潘毅、卢晖临:《谁更需要包工头》,载《南风窗》2009年第9期,第52 ~ 55页。
{4}黄秀丽:《"包工制"解决之道》,载《南方周末》2009年5月20日。
{5}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1937), pp. 386-405.
{6}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Steven Cheung, "The Contractur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1983), pp. 1-21.
{8}张五常:《佃农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龙登高、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8 ~ 147页。
{10}通常是和工头关系较好,相互信任的,按月或者按整个工程结束时统一结算,有些根据盈利情况还会得到一定的奖金,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参与分红。
{11}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第22 ~ 30页。
{12}潘毅等:《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13}笔者有较长期的农村调查和生活经验,今天的中国农村,即使同村的乡亲,盖房找人帮忙也有清晰的责任义务意识,比如每天"大工"和"小工"的不同工资,供不供中饭、供不供烟都有约定。
{14}文中介绍,机械技术提升之后,对于机械投资较大,而操作需要较长期培训,包工的情况就减少了。
{15}经江:《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载《学术月刊》1981年第11期,第17 ~ 21页。
{16}龙登高:《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81 ~ 91页。
{17}郭宇宽:《中国国有电视台的制片人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论文,2003年6月。
{18}微木:《请关注科技界的"包工头"现象》,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年第1期,第63 ~ 64页。
{19}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andon: Verso, 1985.
{20}见《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其中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作为主要发起者。
{21}[美]钱德勒(Alfred Dupont Jr. Chandler):《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2}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3}一些包工头,为了留住核心的技术工人,即使不开工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开支一部分类似工资的固定花销,以保证其忠诚。
{24}见《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5}参见中国工程管理网:http://www.21cpm.net/Article/International/Local/4573.html,2011年4月14日访问。
{26}贺灵童:《从游戏规则到入场券——国内外承包商资质管理模式比较》,载《施工企业管理》2011年第1期。
{27}陈旭等:《建筑业资质"挂靠"的寻租经济学解释及对策》,载《建筑经济》2009年第2期。
{28}周应、尹小山:《向精细化管理要利润》,载《IT经理世界》2009年第8期,第68 ~ 70页。
{29} 《上海大火——大楼改造工程层层转包》,载《东方早报》2010年11月15日。
{30}同注{27}。
{31}妇女是"讨薪"中经常被动用的力量。比如新闻《川籍妇女组团赴云南为夫讨薪,劳动部门介入》,载《华西都市报》2007年9月10日。
{32}Margaret M. Blair, "Closing the Theory Gap: How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Can Help Bring 'Stakeholders' Back into Theories of the Fi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Vol. 9, No. 1 (2005), pp. 33-40.
{33}E. R. Freema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arshfield: Pitman Publishing,1984.
{34} Thomas A. Kochan & Saul A. Rubinstein, "Toward a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Firm: The Saturn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1, No. 4 (2000), pp. 367-386.
{35}秦晖:《"低人权优势"惊人竞争力》,载《南风窗》2009年第14期。
{36}[法]E.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郭宇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德国之声:新版政治童话《皇帝的新装》


近期新华社发表一系列介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文章,力图树立其开放、亲民的形象。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编班志远认为,这有点像童话《皇帝的新装》。

德国之声:新华社刊登的一系列文章十分详细,而且配有人们通常难得一见的老照片。可是您认为,这些文章中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为什么呢?

班志远(David Bandurski):首先我想谈谈大家觉得这些文章十分"详细"这个话题。我很惊讶的是,新浪微博上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认知。有些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中得到了真正的政治细节。我们只能说,按照中共领导人设立的极低的信息开放标准,这些是我们不常见到的"详细信息"。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些怎么能算详细呢?只不过是把习近平过去一系列的官职介绍一下,使用很多口号式的语言,来形容他的政绩。这些描述中,极少有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政策措施。有关他的家庭的介绍,也很少有真正的信息。比如,文章中他的妻子谈到他爱看体育电视节目。–这就算是细节了吗?

如果不是放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之下,而是放在西方民主政体之下,那么说这样的文章"详细",十分可笑。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些文章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对领导人、特别是他们的个人生活一直是完全保密的。所以,即便只是提一下习近平的妻子,已经是新的了。他的妻子本来就是一个公众人物,一名歌手,这不是什么"细节"。

所以,他们的个人简历和政绩,不是真正的政治信息。对他们个人生活的描述中,也没有真正的细节。这是我的看法。

德国之声:那么,作为一个媒体专家,您觉得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

班志远:正像我在文章中所写的,我将这与童话《皇帝的新装》相比较,称之为"皇帝,没有新装"。因为他们的目的正相反:不是要让人们相信他们穿着华丽的新衣,而是要让人们相信,他们什么都没穿,他们没有巨额财富–去年我们看到很多报道,无论是彭博社还是纽约时报。他们想让中国老百姓相信,他们只是个普通人,就像你我一样。

所以,这里也是关于权力以及公众对权力的认知。只是,他们可能比当今世界任何其它的政治精英团体,都更有办法"管理"公众的认知。他们不但有党的喉舌–央视、新华社,近年来,他们还把官方的报道推向商业媒体。所以,像大型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每当有这样的新华报道时,这些报道也出现在门户网站的头条上。

几天前,有一篇习近平访问河北的报道,其中提到晚餐的菜单,–如果你对信息、细节的标准很低,那这也算是细节。总书记吃了什么呢?他只吃了四菜一汤,没有酒。你也可以说这是政治报道中新出现的细节描写。这篇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上显要位置出现,使得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人的不同之处上。

所以,他们在强力推动新领导层的开放形象。一些中国媒体的评论跟进,比如中国青年报,说这是多么大的新事,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为更大的政治开放与透明定下基调。这篇评论的标题就是:高层为政治公开透明树立了典范。然而,阅读中青报这篇文章,你会有一种在童话里的感觉:人们真地相信这场运动。或许,他们不得不歌功颂德。但我记得,中青报的文章最后一句话说:领导人们做出了示范,接下来要看各级官员的表现了。–他们作出了怎样的示范?发出了怎样的信号?难道我们真地会看到市县级官员、各级媒体进行这样的"详细报道"吗?我们会了解所有官员的个人生活吗?

我认为这是不可操作的。让我们想一想,如何能让地方政府真正做到习近平呼吁的"公开",唯一可行的是通过真正的政治改革,让官员真正负起责任。不是"我想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什么",而是有独立的媒体监督,报道一些他们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们在彭博社、纽约时报还有最近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另一种版本。

德国之声:您觉得这样一种方法奏效吗?中国老百姓真地相信,或者说对新领导人会产生好感吗?

班志远:这很难回答。首先,很难去统计。即便我们有好的统计方法,目前时机还太早。而且,特别是政治观点、对政府的看法,这样的问卷调查,其结果很不可靠。但我认为,这件事的大框架是反腐,一件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必须"制造认知"。

十年前,我们听说所谓媒体"三贴近"的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现在似乎是个新的版本。习近平希望树立比胡锦涛更有人情味、更有魅力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做到这一点。胡锦涛十分缺乏个人魅力,相形之下,连江泽民都显得更有魅力。

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对腐败的看法,来自于他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一些经历。这样形成的看法,很难改变。如何才能改变一个普通老百姓对领导人的看法?必须有实质性的改变。单靠空洞的言辞是不行的,政府机构必须更加负责任。



江南:改革成功的秘笈就藏在高铁的辉煌里

一年前,笔者在《社会观察》杂志连续两期发表文章,力挺中国建设高铁的"跨越式发展"之举,尤其驳斥了一些关于"高铁太超前是盲目投资"、"高铁是高负债的长期亏损项目不值得建设"等荒谬论调。一年过去,尽管经历了"7.23"风波以及内部反贪腐换人事等调整,高铁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已经完全展现出来。

据人民日报等报道,到"十二五"末,高铁的"四横四纵"骨干网基本建成,高铁总里程数将达到1.8万公里左右,包括200-2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1.13万公里,300-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0.67万公里,基本覆盖我国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试想,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至少有3亿人会被高铁网覆盖,总数堪比一个美国或接近半个欧洲,稍有常识的人即可想象出,这种高度便利的交通方式会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造成多大的正面影响。

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投入运营的高铁总里程达到7735公里,不止是世界第一,更是占据了全世界高铁总里程数的一半以上。2011年,中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和货物发送量分别达到18.62亿人次和39.2亿吨,中国铁路完成的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一。

实践证明,一年多前各种怀疑的声音,如"高铁车厢会空荡荡"、"财务压力会让政府放弃高铁后续建设计划"等,已然显得十分可笑。笔者一年里搭乘高铁出行不下30次,从最开始车厢略有空位,逐渐越来越拥挤,最近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11月中旬的一个周五,连一等舱和商务舱都已满座。

实际上,怀疑高铁上座率的人是在静止中看问题。高铁是一个网络结构,开始运营第一条线路时如果就拥挤不堪了,等到各种支线都并入主干网络就势必瘫痪了。这一点,无论是见证北上广等大城市地铁发展历程,或者是感受过网络即时通讯病毒式发展速度的人,都会有切身体会。2012年是中国高铁发展速度较慢的一年,但也有京石、石武、哈大等开通,2013年至少有厦深、杭长等线路将开通,可以想象,到时候京沪等本已繁忙的线路将愈加拥挤。

哪怕在现在,高铁甚至都已经可能实现了"局部盈利",据中信证券等研究测算,目前沪宁城际全程对开超过120对,密度达7分钟一班,已经能实现数亿元的盈利。按照京沪高铁目前日发送旅客18万人,未来京沪高铁将接入京广高铁、京哈高铁、兰徐高铁、杭深高铁等,年均旅客发送量增速不会低于13%-15%,2014年就可以实现京沪线整体盈利,2017年将日发送旅客30万人。

正如笔者一年前的文章所论述的那样,高铁对客运能力的提升会导致货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极大提升。铁道部自己的预测数字是开通后即可增长5%的货运能力,实际数字是,2011年下半年,京沪线的客车列数就下降了33%,这就意味着同线路的货运能力理论上可以增长2万列左右。

当然,中国高铁的跨越式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关于高铁的争论和质疑也始终不断,笔者将网络上的负面评价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借骂高铁质疑社会的为主:比如公知蹲点7.23事故现场表达社会已然忘却此事的哀思,这种人是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中,不值得一驳;再比如言辞凿凿地说万亿投资中腐败横行征地拆迁不公或者工程质量低劣的,这种人是把普遍现象上纲上线的典型,工程项目中贪腐存在几乎是必然,但是就高铁一事来说,前部长锒铛入狱,几乎是所有部委里反贪力度最大的,再说工程质量,能经得起如此高密度高速度的列车往返一年多,这个质量水平也肯定是中国各类大型工程建设中最靠谱的,没有之一。

第二类评价则是有一定道理,甚至是切中时弊,那就是中国的铁道部为代表的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政企不分,投融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多种运输渠道协调性差。笔者认为,这些弊端,正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中国过去的30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铁路体制改革的摸索,走过很多弯路,最终才形成了先跨越式发展,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耐人寻味的三次铁路体制改革

与网络舆论多将中国铁路体制描述为拒绝改革靠垄断自肥的形象迥异,中国的各部委中,铁道部其实是一个在改革方面一直偏激进的部门。在1986年、1998年和2003年分别掀起过由时任部长主导的改革,有的夭折,有的变味,个中经验耐人寻味。

1986年,前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主导了一次相当有效率的改革。当时的背景是全社会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转制承包,丁提出了铁路系统内部的"大包干"方针,将财务、人事等权力直接放归地方路局,颇有将铁饭碗彻底打破的劲头。而在经济上,铁道部实行的几乎就是一次"承包创业"历程,地方局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不将全部运营收入上缴财政,而是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每年上缴5%营业收入给国家,其他归铁路系统,甚至可以留一部分给地方。

这个过程也是一次通过"国退民进"提高效率的过程,效果也十分明显,按照当时的计划,在"七五"期间,铁路客运量将增长45%,货运量增长71%,修建新线、复线、电气化铁路近万公里,车辆方面的投资也接近前35年的总和。

和80年代各种改革一样,铁道部的改革十分"奔放",显示出了一种初生牛犊的活力和莽撞,按当时的发展模式下去,很可能象俄罗斯般"私有化"出若干个铁道寡头来。最后,这场改革甚至没有坚持到1989年那一场风波的时候,1988年,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翻车,88人死亡,丁部长辞职。从此后,安全生产取代了权力下放,甚至权力比改革前更为集中。

这次改革,在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其实,那些经常空喊破除垄断,将铁路、电网等行业私有化的人应该认真的想想,这些涉及重大安全和国防问题的行业,如果切分为若干个私有化部门,以经济利益为先导,是会降低价格有利民生呢?还是会安全生产研发科技呢?多半是两者都不会吧。

1998 年是铁道部的第二次体制改革,其背景是9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国退民进",包括铁路、电网、电信、民航等部门都被呼吁展开破除垄断的改革。可惜那次改革的共同点是:价值观照搬西方,自身实力都不够壮大,方法论停留在纸面上,改革后均全面回潮。当时铁路的改革核心是"网运分离",具体方式是将铁道部分割成国家铁路网公司和若干客运、货运公司,这个模式和2002年国务院文件对电力行业要求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 看上去很类似,所以失败的方式也十分类似。

1998年开始,时任铁道部长的傅志寰对柳州、昆明等数个铁路局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将自负盈亏作为对地方路局领导的考核,2000年前后全铁道部均开始实行此种考核。当时的设想是,铁道部负责那个"网",各地方局负责那个"运",由于地方局类似于一个独立经营体制,互相竞争合作,有可能实现全面盈利。但事实是走向了反面:该模式下,非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客运公司盈利,反而亏损加剧了。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铁路网不可能只以经济利益为先,在客运运力吃紧时,铁道部的各种调拨必然干预地方公司的经营利益。更有甚者,当时由于各局保护自身利益,均不愿代售其他竞争对手的同线路列车票,导致乘客利益严重受损。

2002年,铁道部长傅志寰邀请世界银行作为第三方制作了铁路体制改革方案,世界银行的方案借鉴美国的铁路运营方案,建议铁道部成立国家铁路总公司代表国家行使铁路经营职能,在总公司下在组建多个铁路运输集团及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展开区域竞争。其实质是以"网运合一,区域竞争"来取代原来的模式。

当时的改革者的最大盲区在于,铁路网本身的严重落后使得任何改革都不会有效,他们反而认为是"体制还不到位"。在中国铁路总里程数只有区区5万公里,人均拥有铁路里程和国土铁路密度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工业国平均水平时,无论是美国的体制还是日本的体制,都不会让铁路公司们盈利。"生产关系"不改变,人们往往寄望推动改革,但实际也许是"生产力"根本没到位。

真正实现了由铁道部主导的并且对中国铁路体系有了重大突破的改革的,反而是那位已经锒铛入狱的刘志军。实现的道理也很简单,他不追求通过体制改革来拉动经济效益,而是先追求快速建设和利益绑定,然后倒逼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改良(这种步骤也许根本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建设到一定地步的必然结果)。

刘志军的做法是三步走:先确立跨越式的规划,然后将铁道部当做一个投融资公司来举债操作,最后变相地进行类"BOT"模式交付地方公司运行并推动制度改革。这个做法,其实非常类似日本当年的新干线建设模式(笔者此前的文章对日本模式有了专门的论述)。和日本模式又有不同的是,中国地广人多城乡差别大,故此2004版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得尤其"跨越式",直接规划到了2020年,用15年时间将此前50年建设的铁路总里程将近翻了一番,并且要建造全世界高铁总量一倍还多的惊人的"四横四纵"。

这个模式会引发争议是铁板钉钉的,因为这个规划宏伟到了几乎荒唐,在很多地图上都很难标出的地方设立高速铁路站,用中国此前毫无积累的技术来设计并施工,既要确保安全又要拆迁农地,更重要的是投入数万亿的资金也几乎能压垮任何一个财政体系。刘志军那一任的铁道部做得最出色的其实是确立了投融资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

今天的媒体喜欢喊"国进民退",尤其把高铁路网建设等项目说成是应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却有着玻璃门,其实这恰恰是不理性的呼声。高铁的投资数量大,时间长,根本不可能吸引到足够的民间资本的参与,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方面的体制突破和等待上,不如直接描绘清晰的利益分配格局,吸引地方政府和供应商成为 "合伙人"。事实上,在高铁建设中,铁道部相当于一个总工程承包商,它将建设分为两大块,和地方政府共同操作征地和基础建设,以土地升值利益共享为主要商业模式,和高铁全产业链的供应商共同操作技术引进和设备生产,以采购订单利益共享为主要商业模式。如果问,这个模式"公平"否,显然是不够公平的,因为不是原来的既得利益群体或者刘志军的身边人,是参与不进去这个商业模式的,而且腐败存在的余地是必然的;但这个模式的"效率"是在当时唯一可能建起这个高铁路网的。"公平"和"效率"在起步阶段的建设中存在激烈矛盾是几乎必然的,但中国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先把效率提升上去再考虑以后的事,往往也是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很少有人提到,刘志军任内其实完成了过去两次改革中都想完成却又实现不了的两个重要变革:主辅分离和铁路分局扁平化。刘志军将原铁路系统的中小学、医院等社会事业单位分离到了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同时成立中铁特货、中铁集装箱、中铁行包等三大专业运输公司,用意很明确,高铁建成后客货分离能让货运能力大幅度提升,行业内的运输公司提前卡位,未来会有长期惊人的获利能力。而2005年,全国41个铁路分局被撤销,延续多年的"铁道部-铁路局-分局-站段"的管理体制,直接进入了"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体制,这个作用不仅在于一举降低了十几亿元的管理成本,更大的影响在于明确了未来经营责任的明确归属,这是此前两次改革都很想却又没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世行模式"的一个变形(俄罗斯花了10年才缩掉了这一层架构)。

事实证明,铁道部在诸多部委中属于改革的激进派,也绝非舆论描绘的那样僵化守旧,它的改革思路正是一步步朝着国际化的管理体制迈进,但这个改革的速度不能快到超越它的效率提升水平,换而言之,必须现有实体效能的跨越式发展,才有体制改革的稳步跟进,若将此两者关系颠倒,改革不是变成空谈就是导致休克。

印度的空谈和俄罗斯的休克

印度和俄罗斯的铁路体制改革历程颇为值得中国镜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和地理水平最接近中国的国家,而俄罗斯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制,一直是中国诸多改革事业的镜子。

印度的铁路管理体制和中国极为相似,铁路行业整体由政府控制,而且独立于其他交通管理部门之外,他们的舆论也多年来致力于呼吁成立"大交通部",同时为印度应该采用"日本模式"或者"阿根廷模式"来引入民间资本,成立商业化公司而争论不休。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无休止的争论中,印度铁路走向了"只谈改革却从不改革"的路线。

印度的铁路硬件水平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水平,也就是殖民地时期的水平,当时,印度的全国铁路总里程就高达5.366万公里,远远超过中国,但是到 2009年末,60年时间仅仅修建了不足1万公里铁路,而且修建科技水平依然是60年代的,货车时速40公里,客车100公里(那些经常为"绿皮车"时光恋恋不舍的人应该去体验一下)。更落夸张的是,印度的铁路规格是不统一的,宽窄不接,电气化率仅仅为30%不到,没有空调的车厢占绝大多数。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舆论大肆鞭挞的"信号指挥系统"在印度是罕见的玩意儿,绝大多数的印度车站依靠电话调度,管理火车靠纸上画的表格操作。

你如果认为印度的铁路体系任何地方都落后中国,你就大错特错了。印度铁路虽然落后无比,却一直是盈利的。道理很简单,印度铁道部不拆迁(也拆不掉),不提速(也没能力提),不负债(也没地方投资),所以人均每公里的运行成本仅仅为中国的一半,而且印度的列车好多年不更新了,也没有折旧,更夸张的是印度一节车厢能装载的人是高铁的3倍以上,普通列车的拥挤程度就经常能赶上中国的春运。

所以,尽管从2004年开始,印度的铁路系统收入增长速度严重落后于GDP,国内关于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就是没有动静。道理很简单,它改革没有目标也没有动力,改革难道仅仅为了私有化?

在这种情形下,印度民众的心态也是很矛盾的。前不久某网站翻译了一组印度一个知名论坛上网友针对中国高铁工程发生建造事故以及中国卖列车给孟买地铁公司的评论,两派网友发生了激烈冲突;一派认为中国的成就令人妒忌但不羡慕,因为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印度人宁可落后也要生活在民主的国度,另一派则认为中国高铁尽管也发生事故死伤众多,但对比印度铁路系统一年死亡人数高达8000人(这个数字待考证),深感焦急。

相比印度,俄罗斯的工业实力和铁路密度都大大超越了它,甚至远远领先中国,但俄罗斯的"网运分离"式改革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俄罗斯的铁路管理体制沿用苏联模式,其实也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铁道部模式,分为交通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的四级体系,问题也和中国一样,政企不分,运营权责不明,效率较低。尤其是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那10年,社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军事用途也相应减少,俄罗斯的铁路运量大幅减少,运输收入锐减,国家财政扶持也降低,使得整个铁路体系频临崩溃,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输,根本谈不上更新换代。经历了那10年,俄罗斯一举从世界铁路技术较先进国家沦落为落后国家。

这些问题终于倒逼俄罗斯于2001年开始对铁路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然而,由于这场改革是被落后倒逼的而不是发展引领的,使得关于改革的推进显得矛盾极为尖锐。俄罗斯的改革线路是将交通部中的铁路运输业务分离出来,交通部的职能保留为制定运输政策和监督,实际运营职能转入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然后由股份公司划定自然垄断服务部门和竞争性服务部门,逐渐放松对竞争部门的控制,形成运输市场中的充分竞争。此时问题便产生了,对于竞争和垄断的界定是少数人掌握的,而所谓民营资本进入,其实都想进入垄断部门,同时又不想投资建设长周期项目,最好是能直接把现有的热门货运部门拿出来承包甚至私有化。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的交通部成了纯粹的行政审批部门,只能负责安全监督和政策制定,股份公司当裁判搞网运分离,私人可以投资进入运输部门,好一派"政企分离"美景?错,其结果是整个体系只切分"条"而没有"块",铁路部门成了更加没有竞争的体系,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有意愿和能力去投资兴建大项目。

中国铁路依然应先建设缓改革

在高铁发展至今,成就和问题同样突出的现实下,中国铁路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应该如何迈?笔者认为,目前的发展速度快但基础薄弱,尤其是财政压力极大,营运能力和路网结合联动效应还待提升,务实理性的态度是至少再埋头发展5年,待2017年整个高铁系统基本建成运营,客货分离初见成效,财政压力也较为松缓时,再较快速地推进体制改革。尤其是不要着急推出所谓"网运分离"改革。

事实上,国际上的铁路网体系能够较好实现"网运分离"的只有美国和欧盟,美国的铁路体系从一开始就是政企分离的,即使在这个前提下依然花了数年时间操作这个改革,欧盟的情况更特殊,它是各国分别按照小国家的标准分头建设完成了路网体系然后合并成一张大网,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网运合一的。而中国这样的人口多环境差异大的国家,假如一开始就是网归网建,那么谁会把高规格铁路修到乌鲁木齐和拉萨?

中国最可以借鉴的模式是日本。日本在基本建成高铁体系后才开始推进大规模改革,此时,主要的投资周期已经完成,日本的铁路网系统因为建设已经负债高达数十万亿日元,举步维艰,但好处是该投资的都投完了,接下去就是大家合伙赚钱,分配利益。日本1987年将国铁按照地域拆分为6家公司,即所谓"干支分离",网中有运,运中有网。6家公司外成立一家公司负责联动所有公司的客运线路,货运线路则各自经营。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把地方利益和这些经营公司捆绑,它们都成为了投资主体、负债主体,但是客运的公益属性也得到了兼顾。这些公司不仅靠货运赚钱,沿线的房地产、旅游、商店、保险、餐饮、建筑等都无处不见这些投资主体的身影。

中国铁路体制的改革起点应该从2001年傅志寰时代开始,当时即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愿景(丁关根时期的改革只能算作是80年代改革大潮中的一种跟随行为,缺乏对铁路系统自身问题的针对性方案)。花了11年时间,中国的铁路公司化体系基本建成,被人诟病的只是民间资本参与度不足及政企分离不够,网运分离模式虽然被民间专家们一直喊好,但实际操作中既没有实操层面的验证也缺乏高层的强力支持。真正获得明确实践支撑的其实是将"产业规划+开发区模式"移植进了这个垂直体系,化条为块进行跨越式发展,和中国30年来的地方经济改革经验一样,这个过程的要素就在于规划要长期、发展要目标明确且高度跨越、发展中的问题无需回避但切勿停留。

未来的大势所趋是政企分开,客货分离也是解决效率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所谓网运分离则未必就是正解,尤其不是5年内的当务之急。在中国的各种体制改革中,凡是成功的经验,大抵都是先发展再改革,在世界各大国的铁路建设和体制完善历程中,凡是力图先改革完善体制再建设的,也大抵都失败了;只有象铁道部这样相对封闭集权的体制才能自己做主负债60%跨越式造了全世界一倍以上的高铁,然后才能正式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期"。

事实证明,比美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推动相关人和事向前走的方法,在效率和公平不可能同时最大化的现实约束下,跨越式的发展是整体改革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秘密。



十八届一中全会曾现突发事件 主席团紧急磋商


香港《动向》最新消息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新届班子前夕,发生若干即场提议的突发事件,打乱了原定的安排。据悉,当时大会主席团就即场提议紧急磋商,作出三项决定,以至造成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率新届常委与中外记者会面时间延迟了五十多分钟。

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原定10时30分之前结束,并留有时间余地,可稍作休息后出席中外记者会。后来,因在一中全会上,发生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即场提出若干提议而打乱时间上的安排,会议直到上午11时40分才宣布结束。

若干即场提议案:

(一)有7名中央委员、5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批准党内特邀代表享有投票权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及表决通过本会其他架构人事。

(二)有15名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本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各得票情况经核实确认后即时向社会公开公布,开创选举民主、开放发展。

(三)有4名中央委员、8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本届一中全会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候选人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

(四)有17名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要得到与会75%的有效票才列作正式当选规定。

大会主席团就即场提议作出三项决定:提议案一律不列入会议议程;议程不作调整、改变;提案转交新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其可行性。

《动向》最后称,从提出的即场联署案不难看出,中共军方、中央部委、地方党政一、二把手,各有所需和政治上诉求。


泛华网内幕:薄熙来案有胶着


近期北京方面传出不少消息宣示薄熙来案可能会有反复,再次证实习近平可能正在考虑其他的相关利益。1月2日,新华网的报道《对个别高官反腐调查疑"烂尾"》也透露出薄熙来案显胶着状态的消息。

泛华网日前得到消息,尽管案件已经移交给政法系统,马馼也已经离开中纪委,但薄熙来专案组并没有完全解散。而现在政法委与薄熙来专案组出现完全不同的倾向性。目前,政法委要求媒体统一口径,不搞扩大化,将问题仅局限在具体已知的事实上。泛华网分析,这意味着可能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事实上,12月25日,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刊登了题为《重庆事件的主角》一文章,除了已知的问题,文中再也没有提到"其他犯罪问题"。因此,薄熙来的问题现在仅剩下收受巨额贿赂和滥用职权这两项了。而用人失察和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不涉及到刑事犯罪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薄熙来贪污的情况比以前判断的还要严重。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敛财手段包括:大量"打黑"的钱财直接落入私人腰包;通过承接市政府和包括国电集团在内的大量国企在重庆的的工程项目而受贿;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项目。参与和协助薄熙来敛财的,包括谷开来、黄奇帆、周斌和薄瓜瓜。薄瓜瓜虽然年轻,但确实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向国外洗钱等活动。政法委内部支持淡化处理的一派甚至认为薄熙来贪污一说,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中纪委的调查结论,而没有走完司法取证的程序,事实会是怎样还很难说。

泛华网在做背景调查中发现,多年来薄熙来不仅得到江泽民的支持,也得到胡锦涛和李克强的支持,更得到邓朴方、叶选宁和习近平等最主要太子党领袖们多年来的支持。在薄熙来离开辽宁之后,李克强在暗中调查薄熙的同时又收编了薄熙来全部的人马。而胡锦涛在倒薄中的角色变换莫测,既有团派与太子党的权力之争,又分享着相同的政治理念,一度成为薄熙来在中央的直接后台,一直到邓朴方因为李庄案代表太子党表态抛弃薄熙来,才开始动手倒薄。而习近平更是与薄熙来分享共同的新民主主义理念,并与军方红二代一起结成联盟;但另一方面,薄熙来试图夺权又对习近平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这些背景,使得胡锦涛和习近平不希望薄熙来案政治路线化变得比较容易理解。泛华网的调查显示,在倒薄问题上态度明确的是温家宝和周永康,一个坚决倒薄,一个坚决挺薄,只是两人现在都已远离权力中心。余下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薄熙来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的考虑。状态随时可能都会变化。

泛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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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华网:对个别高官反腐调查疑"烂尾"》
2013-01-02 来源: 新华网(广州) 

新华网昆明1月2日电 2012年,在媒体和公众的合力之下,不少贪官落马。然而,仍有不少舆论热点的反腐事件有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倾向。

舆论热点成为"半拉子新闻",与媒体和公众趋热避冷有关,也由于调查手段有限、调查权威不足。当媒体和公众联手将负面事件追成舆论热点后,调查的接力棒就交给了有关部门,是否能有力地回应舆论热点,考验有关部门的智慧。

在网络反腐的强大震慑下,许多地方、部门能够迅速回应并处理。那些级别较低、腐败性质严重的干部很快就有了调查处理结果,而个别级别较高或者身份"特殊"的官员,却有成为"烂尾工程"的嫌疑。

调查要走程序,特别是反腐败调查难度大,需要的时间也多。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人们担心的是以此为借口敷衍塞责。个别地方、部门在事件曝光后会在第一时间作出高调回应,以平息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和不满。而在媒体和公众暂时退场后,就开始念他们擅长的"拖字诀",对负面事件进行"冷处理"。

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也是最好的试金石。阳奉阴违和"拖字诀",表面上让个别涉事地方和部门摆脱了公众的视线,实则危害极大。倘若再遇同类事件,会更加愤怒,从而对其穷追猛打。

网络监督逐渐成为反腐利器,制度反腐也应及时跟上。科学严谨地调查,诚恳耐心地回应,细致有效地公布,是政府维护并提升公信力重要举措之一。当年周久耕曝出天价烟之后,当地纪检部门及时跟进调查,赢得一片赞声。网友甚至戏称"黑了一个周久耕,亮了一个南京城"。

反腐肃贪应该动真格。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下,在公众高涨的热情中,各级纪检部门不断完善反腐败机制,消除反腐监督"烂尾"隐患,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用手提箱将现金带出国门


2013/1/2

就在一批新富起来的中国人急于将资金转移出境的同时,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官员在北美各机场收缴了大量塞进钱包、皮包和手提箱的现金。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提供给《华尔街日报》的文件显示,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初,在加拿大最繁忙的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有关官员从中国公民那里收缴了约1,290万加元(约合1,3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

上述资料显示, 上述现金额度约占同期这两个机场缴获的所有现金的59%,其中大多数现金返还给原主。在美国,中国公民排在美洲公民之后,是机场缴获的未申报现金的第二大来源。

去年6月,一名中国男子随身携带价值约17.75万美元的现金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这些现金大都是美元和加元的百元大钞。这名男子将现金塞在他的钱包、口袋及藏在手提箱的夹层里。发现这些现金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Clarence Lo说,这名男子告诉他,把这些现金带进加拿大是为了买房或买车。这名男子离开机场时带走了现金,但他因藏匿及未申报现金而缴付了一笔罚款。

Clarence Lo说,这名男子不太高兴。

虽然缴付了2,500加元(约合2,500美元)的罚金,但相比成功逃避中国政府施加的严格外汇管制,这名男子付出的代价不算高。 中国政府将公民每年因私携带出境的现金上限定为每人5万美元。虽然想要执行这条规定并不容易,但在普遍反腐以及对资本外逃风险日渐担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正在仔细审查私人携带出境的现金。

在机场缴获的这些现金仅仅只是涌出中国国门的民间资金的一小部分,但却凸显了中国公民正在使用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方式来规避上述管制措施:用手提箱将现金携带出境。

加拿大政府尚未提供历史数据,但主要负责跨境金融交易的多位现任和前任加拿大官员说,中国人带入加拿大的现金越来越多。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数据显示, 从2009年到2011年,美国机场海关人员从中国公民收缴了逾5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这在美国海关缴获的全部未申报现金中占比8.4%,是紧随其后的那个国家的两倍多。

携带大量现金入境未必一定是非法的。当旅行者在加拿大或美国入境时,他们所携现金超过10,000美元的部分必须向海关申报。大多数未申报的现金会被海关临时扣押,并将支付罚款。如果海关人员认为这些现金来自非法的活动,那么携带这些现金入境的人要想让海关把钱退还给他,就有义务证明这些钱是合法的。

在中国,违反北京方面有关携带现金出境相关规定的人也要被处以罚款。记者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1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征收的此类罚款总计人民币12.7亿元(合2.02亿美元)。

然而,一些加拿大的执法官员一直不愿向中国同行通报他们所掌握的中国人涉嫌非法携带现金入境加拿大的信息。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Border Services Agency)的一名发言人拒绝说明该机构是否将它查扣中国入境者所携带现金的情况向中国有关部门做了通报。

加拿大联邦警察部门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反洗钱机构的前负责人克莱门特(Garry Clement)说,加拿大执法部门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是,与中国方面分享情报有可能会给涉案中国人的家庭成员制造困难。他说,由于加拿大方面不愿意与中国方面分享情报,这加大了判断被中国人携带进入加拿大的现金是否合法的难度。

今年六月,中国一名反腐败官员对国有媒体新华社说,中国将要求其他国家冻结中国腐败官员转移至境外的非法资产。

一名加拿大官员说,没有记录显示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接到过中国方面的这一要求。

中国驻渥太华和华盛顿的大使馆拒绝回应记者要求其就中国人携带现金入境加拿大问题发表评论的要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未立即对这一置评要求做出回应。美国海关未就查扣中国入境者所携带现金的事直接发表评论。

金融犯罪专家们说,除了把钱装进手提箱携带出境外,还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办法将现金带出中国。 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欺骗性地篡改发票或其它记录,以便借合法的商业交易将个人资金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弄出国。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门负责转移资金的中间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他们可以将资金转移出中国。

温哥华的房地产经纪人萨维诺(Tony Savino)说,他有一位中国客户借助一家跨国性电汇公司,将来自家庭成员的每笔汇10,000美元汇款聚合起来以购买公寓房。

想转移资金出境的家庭还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让家庭成员分别携带现金乘飞机出境。加拿大皇家骑警反洗钱部门的代理负责人科米尔(Jean Cormier)举例说, 一个有六名成员的中国家庭每年最多可合法携带30万美元现金出境。

有些人为了能更方便地携带现金出境甚至会更换护照。中国内地投资者Bruce Lee说,他两年前成为香港市民,而促使他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的货币制度比较宽松。

今年六月,Bruce Lee花40万美元买下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为拿到买岛的资金,他把钱从自己名下的一个广州家具公司电汇到香港一家公司,然后再从香港汇钱到加拿大。根据香港的法律,这样做是合法的。

也有很多人干脆就携带现金入境。过去三年,出入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中国公民被查扣的现金达100万美元(是2009年的近三倍),占该市所有机场现金查扣总量的17%。芝加哥和底特律机场查扣的中国公民所携带现金,其数量仅次于这两座机场从美国人手里查扣的现金;休斯顿和旧金山机场从各国公民手中查扣的现金中,查扣自中国人的现金数量居第三位。2011年,底特律机场从中国公民身上查扣的现金占其现金总查扣量的18%,2009年这一比例为5%。

但美国机场从中国人手中查扣的现金额与加拿大机场比起来,就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加拿大机场查扣的现金数据来自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该机构应记者根据加拿大资讯公开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提出的要求提供了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 2011年4月至2012年6月初,温哥华国际机场(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边境官员从592名中国内地人和60名香港人手里查扣了现金,他们平均每人携带有16,700美元。

在上述这段时期,温哥华国际机场从中国公民手里查扣的现金占该机场现金总查扣额的近75%。

同期在多伦多皮尔森机场(Pearson airport),边境官员查扣了79名中国内地人和10名香港人携带的180万美元现金,占该机场现金查扣总额的27%。

加拿大一直是中国私人现金最热衷的目的地。那里的房产法规对外籍人士来说相对宽松,而且很多情况下加拿大政府会对私人投资给予居留权。

加拿大的生活质量以及庞大的华语人口是吸引中国新富阶层的两大原因。

多年来,中国人携带入境的现金对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加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一直起着支撑作用。

近年来,中国投资者的兴趣已不仅局限于房产。201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隆拿(Kelowna)的房地产经纪人布莱克(Sharon Black)以290万美元的价格把一个酿酒厂卖给了一位中国买家。

加拿大华人投资者与企业家协会(Canada Chinese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的会长彭先民(Sam Peng)说,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随身携带10万到20万美元进入加拿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该协会属非营利组织,负责在中国投资者和加拿大金融顾问之间牵线搭桥。

彭先民说,在加拿大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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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阿藹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新年前12月28日通過一些法規,以「管理」之名,加強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與監控,具體操施主要是全面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ISP)和網絡服務提供者(OSP)按法規實行網絡實名制。在南韓,「網絡實名制」的做法已被裁定為違憲;共產黨在新領導習近平和李克強上台後,極速立法之舉,使所謂新政的「清新風氣」頓時化成污煙瘴氣。

根據國內人權律師劉曉源解釋,「網絡信息保護草案」通過後,會直接交由國務院修改「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引進罰則,強制所有 ISP 和 OSP 落實實名制。

微博實名制測試失敗

其實微博在去年,已經按有關部門的要求,落實實名制。譬如說,新浪微博就透過其「微包」的系統,要求他們在國內的用戶,透過系統,輸入真實姓名和身份證字號,進行配對,以確認其用戶身份。換言之,系統與政府的數據庫要互通,才能核實身份;亦即是說,透過實名登記,政府會監控每一個公民於主要 OSP 平台上的一言一行。

至於海外用戶,新浪微博則以手機號碼登記的方法,替代國內的實名制。

雖然新浪曾經揚言說,若用戶在2012年3月16日前未作實名登記,賬號將被設定為「唯讀」,即不能發貼,不能評論,不能轉貼。但限期屆滿後,大部份用戶並沒有啟動實名登記,新浪雖一度限制這些用戶評論熱門貼,但因為流量急降,最終匿名賬戶仍能照常活動。不過,不少匿名賬戶投訴,自己寫的貼子,別人卻看不見,這與新浪限制他們的能見度有關。

但總的來說,過去一年,中共希望透過間接控制企業監控互聯網的手段,因為企業的經濟利益考量而不成功,故此改為以法之名來管治。這些新的法例,不單侵犯了用戶的私隱和言論自由,更可能把中國的絡網與世界進一步分隔開來,拒絕海外 OSP 進入中國市場,除非他們自願把自己系統接入公安系統。至於如何處理海外用戶登記,也是一個大問號。

被扭曲了的南韓經驗

這次中國政府推行實名制,其中一個參考點是南韓,但它對最近南韓憲法法院對實名制違憲的判決卻絕口不提。

南韓的實名制於前總統李明博上台後,於2005年落實的,目的是要去壓制民主黨派支持者於選舉期間的網絡輿論攻勢。2007年,南韓政府透過「網絡訊息傳播法」,要求每天超過30萬名訪客的網站,採用實名系統;2009年,政府再減少網絡語言暴力的名義,把強制採用實名系統的訪客量再降至每天10萬。這些網站也成為了黑客的攻擊對像。

2012年8月23日,憲制法院裁定實名制侵犯了網民私隱和言論論由。當中也有一些經濟因素,就是大量的南韓用戶都遷移到一些不用實名登記的海外 OSP,如 Twitter 和 Youtube,使本地的 OSP 在競爭上處於下風。

違憲的監控與訊息鎖國

相對南韓來說,因為中國政府已把 Twitter 和 Youtube 等網站封死,國內 OSPs 的反對聲音較細,相反,實名制的立法,更可變成確保海外 OSP 不能進入中國市場的護身符。 然而,實名際落實後,海外公司和工作人員的網上活動,亦會被納入監控範圍,對一些重視訊息安全的產業(如金融)進入中國發展會有很大限制。

至於違憲的問題,劉曉原解釋說,因為中國没有憲法法院,公民申訴無門。

參考資料:
China Introduces New Rules to Tighten Government's Grip Over the Internet
South Korea: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New Net Control Laws



2013年1月2日星期三

怀念殖民时代的香港


余咏恩 2012年12月26日

­­­最近,我走进了一家小面馆,付账时,我递过去了一枚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殖民时代一元硬币。可是我立即感到一阵懊悔。

我向店主解释道,"对不起,我能把它换回来吗?我想留下那个有女王头像的硬币。"然后向钱箱里投了一枚带有紫荆花图案的一元硬币,拿回了我的旧硬币。店主皱了皱眉,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困惑。我并不喜欢生活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日子。对我们忍受过的屈辱我也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附近的英国学校学生,总是习惯性地在排队等车时插队。迟至1997年,白人同事公开表现出的种族歧视态度还是会让我感到震惊:一位同事甚至对我说"回家吃鸡脚去",当我面露愠色时,他竟然笑了起来。

所以,虽然我大部分的成长阶段是在英国度过的,但是我依然期待着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我在7月的交接仪式举行前数月回到香港,让我的英国朋友十分担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与那些努力离开香港的人走相反的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都已经移民了。可是我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是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了。

那么,为何15年之后,我却紧握着一枚有英国女王头像的硬币不放?

也许,这仅仅是出于怀旧。但是,更可能的,是我想抓住一些能与回归前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东西。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中国政府承诺,我们的自由在香港回归后将保持50年不变,但近年中国内地开始越来越高调地插手香港事务,让很多香港人都感觉忧虑。

可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意,香港政府今年试图在学校引入国民教育课程,使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爆发,导致数以万计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香港政府倡议立法的第二十三条反颠覆法,将会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这草案在2003年遭到50万民众游行反对后被搁置,但是内地官员近年反复提醒我们,为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

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了影响。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了2011年至2012年的第54位。长期以来,新闻记者一直抱怨有一只"无形之手"在促使本地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据报道,中国政府的驻港代表机构中联办今年曾直接联系过一家报纸的管理层,对该报的报道表示不满。

香港的民主发展始于殖民统治结束之前。但在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定了2012年实现普选的目标后,民主发展的趋势发生逆转。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决定,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相当于议会)"可以"在2017年由普选产生,但很多人都担心中央政府不会信守承诺。

我们的新任特首梁振英是由1132人组成的团体选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偏向北京。香港人也将他视为北京派来的人,普遍不信任他。尽管他否认了说他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传言,但许多人依然对他持怀疑态度。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令人失望的方面外,人们还抱怨,内地人的涌入正在改变香港原来的生活方式。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内地妈妈涌入香港的医院产子,有2800万内地游客过境,前来已然拥挤不堪的香港旅游,使许多香港人感到不堪重负。

在今年的反政府游行中,有几十名抗议者挥舞着香港殖民时代的旗帜,旗上带有英国国旗的"米字"图样,这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觉。一名中国官员甚至警告,"港独"势力"像病毒一样蔓延得很快"。

但北京方面大可不必担心。实际上没有几个香港人相信独立是可行的方案。香港人公开展示对过去殖民时代的怀念,其实并不是对英国统治者的感情,而是对那时代所享受到的自由的怀念。回归前的政府不干涉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试图打压媒体、向年轻人灌输思想。

这同时也显示出了人们的无奈:我们的领导人是有北京方面的认可,而不是我们的认可,我们对自己的地方如何管治,也很难发挥影响力。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坚持已故的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案,允许我们继续享有自由和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就不须再挥舞殖民时代的旗帜,我也不用再收藏印有女王头像的硬币了。

作者余咏恩(Verna Yu)是自由撰稿人。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写,发表于2012年12月13日,译文经作者审阅。



华尔街大佬Jack Bogle推荐:投资者必读的六本书

华尔街见闻

Vanguard基金创始人Jack Bogle是华尔街备受仰慕的大佬之一,在新年之际,他给出了一份推荐书目清单作为献给投资者的新年礼物。

这份清单中共有6本书,都是被Jack Bogle视作投资必读的书目。

1.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作者:Benjamin Graham,更新版本中有Jason Zweig的评论部分。

Jack Bogle评价:"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49年,这个经典中的经典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投资书。Graham的文笔清晰易懂,为之后所有的投资类书籍打下了基础。"

2."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第10版)"

作者:Burton G. Malkiel

Jack Bogle评价:"Malkiel是一个普林斯顿经济学家,这本颇具影响力的书现在已经出到第10个版本了,该书对他提出的随机游走假设理论(random walk hypothesis)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依据。这个理论主要阐述了市场价格的本质是随机性的,因而无法做出可信赖的长期价格预期。Malkiel教授的观点也能够为我最喜欢的投资(指数基金)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

3. "Unconventional Success"

作者:David F. Swensen

Jack Bogle评价:"David Swensen为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做的投资策略特点,是从传统股票和债券转移资产至流动性更小的替代性资产上去,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耶鲁模式。耶鲁模式可能更多地适用于有禀赋的投资家,但这本Unconventional Success却为专注于低成本指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提供了很多方法。"

4. "The Four Pillars of Investing"

作者:William J. Bernstein

Jack Bogle评价:"Bernstein有点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投资顾问公司创始人,一个金融理论家,一个投资书籍作者,同时还是经济史类书籍的作者。在这本书中, Bernstein讲述了帮助投资者建立起一个成功的资产组合投资的策略常识。"

5.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作者:Charles Mackay

Jack Bogle评价:"Mackay是苏格兰的一位记者,这本时尚的幻想编年体书籍首次出版于1841年,不仅揭穿了点金术、占卜、鬼屋等等幻像的真面目,还描述了17世纪早期诸如南海公司、荷兰郁金香热潮等经典的经济泡沫。这些经典依然影响着当今的作家和经济学家们,为那些跟风投资者寻求下一个泡沫提供了一个警世寓言。"

6. "The Bogleheads' Guide to Investing"

作者:Taylor Larimore, Mel Lindauer以及Michael LeBoeuf

Jack Bogle评价:"托克维尔在1840年曾说过,'只有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影响,感觉和观点才能够得到彼此体会,思维才会开阔,人类的思想才能够进步……这一切只能通过集体的思想碰撞才能达到。'说到思想碰撞令人思维开阔,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Bogleheads,这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投资人智库。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实际的解决办法,简明易懂。读完这本书,可能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Bogl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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