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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从晚清和民国学习如何管理媒体


新年伊始发生的《南周》事件,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媒从维稳出发,固然会表示"党就是要管媒体"、"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然而,却并不能"用法西斯的方式来管媒体",否则跟法西斯就没有什么区别。维稳固然重要,但不可以将媒体做为自己的工具,更不是不让媒体说实话,更不是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权利。更不能够像法西斯那样,逼着媒体造谣生事,说假话,骗人,逼着媒体做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也是个铁打原则。不顾国家的宪法对于民主、言论自由的明确规定,这是非常错误的。官媒固然可以代表党,但若无视国家宪法对于民主、言论自由的明确规定,就很容易走上"反党"的路径。

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故事,令人明显感觉到大陆的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可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

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的30年洋务时期,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利奢侈。

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熟练利用报纸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也知道利用报纸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

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的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

《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的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晚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

《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

晚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了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

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晚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晚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

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

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晚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洋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

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

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

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

晚清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的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

根据这些原则,晚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了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晚清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法规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

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

《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

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

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晚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

那么,民国政府又是怎样在晚清的基础上发展媒体、保障言论自由的?读者从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慈善家信力建的博客中可以读到,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

1913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5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2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於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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