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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其利益相关者


郭宇宽

【内容提要】中国建筑工劳动条件较为恶劣,待遇低下,并长期讨薪这一社会事实,近年来引起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一状况与中国建筑工普遍采取包工制,甚至层层转包的现象具有逻辑关联——包工制是造成劳资关系被掩盖,建筑工人待遇恶劣并被欠薪的原因,由此将包工制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成为一种成见。而笔者在分析中国建筑行业现状中认为,在解释当代建筑工为什么普遍接受包工制,而且延期付酬这种方式时,经济学传统中对于企业边界和不完全契约的讨论具有解释力,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更能有助于理解包工队具有的现代性。从实证的角度,当代的包工制和包工队,其实更应该被解释为在中国当前一些政策、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建筑行业和农民身份的建筑工的理性的合约选择和组织形式。他们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和合约设计,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可以被视为有行业和时代特色的原生性市场组织,甚至体现了中国农民在不完全的城市化下,向市场寻求发展机遇的现代企业精神。

【关键词】包工制 不完全合约 利益相关者 弱者的武器 寻租

一、问题和争鸣

  频频见诸媒体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学界的思考。比如由潘毅、卢晖临、张慧鹏三位学者合作的《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在劳工研究界乃至中国的劳工NGO中都产生了很大反响。{1}

  文章以一个故事开头,"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着老板发工资,家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揭示了中国当代建筑业农民工普遍遭遇的拖欠工资,这个迪尔凯姆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些建筑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把学术关怀投向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弱势群体的真问题,这样的学术情怀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在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时,潘毅等学者把问题归咎于"分包劳动体制",重点探讨"层层分包的体制下,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认为资本通过"层层分包,将工人化整为零便于管理",而且强化了资本的剥削,"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包,大小老板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而工人处在利益链条最低端,忍受最强烈的压迫。"而在解释为什么建筑工人会甘愿接受这种强烈的压迫剥削时,潘毅等的归纳是"工人和管理者老乡朋友关系使得责任义务变得模糊不清","乡缘是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2}

  潘毅和卢晖临另一篇发表于《南风窗》的文章,则更清晰直接的将批判矛头对准包工制,认为包工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与西方1980年代后出现的后福特主义体制类似,现代包工制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现。但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议价方式也更趋于暴力。"{3}一些媒体也在讨论建筑工人欠薪时,把"包工制"作为问题根源,提出要"解决"包工制。{4}

  笔者经过以下分析认为,把包工制作为民工欠薪的原因,问题根源及给出的结论之间,存在很大的逻辑跳跃,甚至也不符合在当代中国的实证经验。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问题本身。

  第一,为什么中国当代一线的主流建筑工人不能组成现代企业,而要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包工队模式开展工作?

  第二,为什么大部分建筑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支付,而是项目完工结算或者年底结算的形式?

  第三,为什么当合同不能履行时,建筑工人通常不去用法律手段找他们的包工头讨要工资,而会相对表现得忍耐克制,并把"讨薪"的目标对准上级承包商或开发商?

  而后再重新解释建筑业的包工制和包工队,作为中国市场转型期具有典型性的重要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深入研究包工制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企业,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管制及信任与合作的构建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包工制"的理论纵深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交易成本、合约与不完全契约

  在经济学领域,"分包制"涉及一个理论核心命题:企业为什么要把一些生产和资源组织的职能外包出去,而不在企业内部解决?这一领域有过很多深度的讨论。建筑行业的分包制,本质上就是承担建筑工程的总承包商把一部分劳工生产和资源组织从企业中拿到市场上去解决。

  在这个方面,最有影响的应该是科斯(Ronald H. Coase)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的解释。企业也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越高,就越倾向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5},这个开创性的命题被很多学者朝纵深发挥。

  比如德姆赛茨(Harold Demsetz)从管理成本角度再次解释科斯命题,管理成本越低,企业组织越倾向于把组织的边界扩张。{6}

  张五常则挑战性地发展了科斯命题,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合约安排,"当企业家或代理人,根据合约赋予的有限要素使用权直接指挥生产,而不是根据瞬时的价格变化来组织生产并向市场出售产品",这时企业就产生了。{7}

  那么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它管理建筑工人的管理成本和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显然是解释它决定选择对业务纵向一体化还是分包出去的切入点,是不能绕开的概念。而当我们分析"包工队"现象时,也不能不分析包工队内部包工头和工人之间,除了老乡之类的关系之外,在合作中实质性的合约内容。当然经济学上的交易成本是高度抽象和简约化的概念,实证的研究可以有更加细腻的理解,哪些现实的鲜活的社会事实,构成了建筑企业的成本考量。

  一些学者观察到,建筑工人为什么不是按月领工资,而是常常到工程最后总结算的时候才能领,而当包工头和更上级包工头产生纠纷的时候,工人则也承担领不到足额工资的风险。这本质上也是合约问题,而合约安排也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比如张五常从合约的角度分析,因为交易费用的不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效率。农民向地主交固定租金,到收获的时候才能获得收益,如果收成好就能多有收获,反之就会少收获,而雇农则为地主打工而获得稳定的收益。这都是基于不同交易成本的合约安排。{8}

  按龙登高和彭波的实证研究,佃农因为具有整合生产要素的经营性质,虽然有经营风险,但是相对于领固定工钱的雇农,实际通常有更高的收益。{9}建筑工人普遍接受不按月领工资,而到工程结算的时候才领,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这种合约只要不是像黑砖窑那样有人身强迫性质的奴工,就也是谈判和博弈的结果。建筑工人可不可以向包工头要求,我的工资需要每天一结算呢?当然可以。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包工队,就是两种合约同时存在,有一部分民工按天结算,有一部分是在工程结束时总结算{10},但是明显在正常情况下,按天结算的民工比起最后一起结算的,如果分摊到的每一天,正常情况下收入相对较少,因为在包工头看来,每天结算的工人没有分担他的资金风险。

  图1对不同合约状态下的工资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示意。纵轴代表工资率,横轴代表经营风险。当经营风险为r时,意味着有r的概率发生经营问题,发生问题时采取完工结算或年底结算的工人会领不到工资。给定一个经营风险水平,不同风险偏好的工人所实际感受的风险等价固定收益是不同的。这样,对不同类型工人,风险与等价工资率组合构成了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收益线。其中REN代表风险中性类型工人的收益线,RE1代表对风险非常厌恶这一类型的工人收益曲线,RE2代表对风险比较厌恶的工人收益曲线。

  所以,给定一个经营风险水平r,风险中性工人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会高于对风险比较厌恶的工人所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而后者又会高于对风险非常厌恶的工人面临的等价固定收益,即 。如果合约安排中,不承担任何风险按天结算的工资率在和之间,那么非常厌恶风险的工人将选择不承担任何风险按天结算,而比较厌恶风险与风险中性的工人将选择承担经营风险的完工结算或年底结算。

  因此很多情况下,当包工头遭遇麻烦的时候,报酬不能按预计的时间支付,工人并不去找包工头的麻烦,而是用合作的方式追求次优的解决方案,这也体现了一种契约关系,就像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哈特(Har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为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而导致的不完全契约。还有在刘凤琴研究订单农业的合约不能履行时指出,其实农民虽然被总体上视为弱势群体,但同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签约双方,并没有因为签约就将风险完全的转移给另一方,在应该免责的情况下,合约双方应该共同承担市场风险。"{11}

  而有些学者将建筑民工接受工资不能按月发甚至有时不能完工时按约领到,视为"工人和管理者老乡朋友关系使得责任义务变得模糊不清","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12}这种解释倾向,不仅与现实中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发展水平不符合{13},甚至有低估广大建筑工人智商的倾向,很难有现实的说服力。

  (二)历史大视野下的包工制

  在有一些学者的看法中,中国建筑行业的包工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并非没有道理,确实在国际范围内建筑企业采用包工制,而且层层转包的并不像中国那么普遍,同时在中国国内其他行业的包工现象并不像建筑行业那么普遍。但包工制绝不是一个这三十年的新现象,也不是在建筑工领域的独特现象。

  比如经江介绍过1949年前上海造船企业的包工制,在他看来那是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削特色"的。但作为史料,经江介绍的一些细节值得注意,其中"冷作工"一是劳动量大,二是技术含量比较低{14},所以包工制最为突出,最多有三包,三包"小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合伙组成,……三包的成员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劳动者,……三包负责人除了对外联系以外,同样参加劳动,所得工资和分红与别人相差也不大,人选一般也不固定。……少数三包负责人也存在抽取工人工资回佣等行为,但并不普遍。"{15}这些细节和今天对比所说明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专做分析。

  龙登高在介绍清代纺织行业市场发育时介绍了踹布这个工艺流程中,由布商、踹坊主、踹匠构成了产业链条。当时清代苏州等地也流行包工制,布商并不投资踹布作坊,而外包给"包头",包头组织一个踹布作坊,二三十人规模,由包头投资,布商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文章介绍,之所以布商愿意把踹布生意做外包,主要是因为布商有很多是跨地区投资,而当地的踹布工人难于管理。{16}这既和今天的建筑行业有相似之处,也和德姆赛茨所讲的管理成本假说非常吻合。

  即便在今天,包工制也绝非建筑工人所独有。媒体行业,一些电视台的节目采用制片人制的形式加以外包也是一种包工制。{17}甚至大学学术体系内部的课题合作本质上也是一种包工制。比如大学的课题工作模式:由导师掌握课题经费,再带领一些研究生开展工作,有时会给研究生付一些不固定的补贴。教授相当于包工头,研究生则相当于建筑工。有些比较大的课题,几个教授之间也有总包和分包之分。这样的合约形式为什么会被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争议,有些人会指责导师对学生的剥削,有影响力的教授对青年教师的剥削{18},但至少通过其他领域的"包工制",会给我们认识为什么建筑行业会和这些看来并不相关的行业都采用包工制带来一些启示,在得出包工制给建筑工人带来苦难的结论时,会更慎重一些。

(三)工厂政体还是包工制的悖论

  如果接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把包工制视为资本强化控制剥削的手段,也有内在的逻辑悖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采用强制的方式控制生产,最大限度地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下一个结论,是包工制掩盖并加剧了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么?假如我们认为建筑企业用层层外包的方式,而没有把建筑工人都纳入一级建筑企业的生产体系内部,是造成建筑工人受控制和剥削的根源。那么如何看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概念,劳动过程的劳动体验被视为是具有政治效果的,强调工厂政体对工人的控制?{19}

  假设中国当前像潘毅等学者呼吁的那样建筑行业不再采用包工制,全部纳入总承包企业内部管理,如何避免建筑行业不会出现像富士康那样的生产体制?{20}

  假如我们认为建筑工的包工制是在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而像富士康那样把工人全部整合进"工厂政体"也是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这样的双重判断肯定是一个悖论。

  也就是说当我们抓住包工制作为批判的靶子的时候,忘了追问它背后的逻辑。造成当代中国建筑工人悲惨命运的,并不在于是不是采用了包工制,而是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三、"包工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和启示

  (一)"包工队"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正式企业?

  在"阶级"一文中,讲到来自农村的建筑工人和包工头合作,而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享受按时发放工资及"三险一金"之类的劳动保障,这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包工队因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企业,而成了《劳动法》的死角。这其实衍生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包工头带的队伍,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也有了充分的建筑行业经验积累,为什么不注册成为正式企业,让这些建筑工人也成为身份明确的企业职工?

  在西方的历史上,比如钱德勒(Alfred Dupont Jr. Chandler)视分包制为企业的前身{21},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认为分包制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早期企业形态。{22}为什么在中国大量的建筑包工头长期从事建筑分包业务,从他们的市场意识和承担的风险而言,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成为正式企业,原因何在?

  事实上,笔者的调查发现,除了张五常意义上的合约性质,一些包工队已经有了完整的企业组织形态,他们也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比如一些较大型的设备,有固定的职工{23},有的包工队,已经超出了个体自然人为核心的阶段,有一些也有超过两位的享有分红权的成员,相当于股东,而包工头的角色和一个企业的董事、总经理并无二致。但唯独这些包工队在中国当下不是被法律所认可的企业。

  笔者曾经询问过几位包工头,你们非正式的搞包工队搞了几十年,为什么不干脆注册个企业?权益也更有保障一些。他们的回答都是说,门槛太高还有税太重,年检太麻烦之类。

  中国的建筑资质管理门槛是很高的,建筑业企业具有的三级资质以上要求"项目经理不少于10人";"企业注册资本金600万元以上";"企业净资产700万元以上";"企业近3年最高年工程结算收入2400万元以上";"企业具有与承包工程范围相适应的施工机械和质量检测设备"。{24}

  而日本注册一个建筑企业的门槛比中国要低得多,截至2003年3月的统计,日本的注册建筑企业共计55.2万家,其中注册资本200 ~ 500万日元的企业有12.52万家,200万日元以下及个体业户为13.22万家。{25}

  这种情况下,贺灵童认为中国的建筑资质"成为一种商品和谋取利益的工具,而非能力和信誉的象征"。{26}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因政府不恰当的管制措施和资质门槛,增加了建筑企业的管理成本,也抬高了成为一个正规建筑企业的门槛,使得包工头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改革开放30年,都还不能发展成为正式企业。只能"挂靠"而无法正式投标承揽工程,也缺乏正式法规的保护,"这与政府的管制、垄断或其有管制和垄断倾向的政府法规密切相关"。{27}同时使得包括包工头自己在内的建筑劳务团队,不能享有企业正式职工的身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所以,当我们看到建筑工人劳动得不到保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得出笼统的国家不作为的结论,简单地要求国家干预。同时还要看到,有些方面政府不恰当的过度作为,也是造成中国建筑工人当下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二)当权力和关系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分配——转包与层层转包

  企业把有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业务转包出去,专注于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波音公司不会自己生产轮胎和很多器件,这是外包,但企业假如把一项并不复杂的业务,不仅外包,还像击鼓传花一样层层转包,就是一个新现象了。比如中国建筑行业的有一些包工和转包现象就超出了常识的理解范围。

  比如在"阶级"一文中,把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视为资本意志的体现,目的是要掩盖劳资关系,而每一次转包中,承包负责人赚取利润,都被视为是加强对工人剥削。如果存在"资本的意志",那么需要仔细探讨的是,层层转包,包括让每一级承包负责人都赚取利润,真的符合资本的利益么?

  假设对于一项工程,总承包商A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组织建筑生产,他为什么要再转包给B,B再转包给C,C再转包给D,然后让B、C、D在其中分享利润,最后剥削底层建筑工人,而不是A直接组织建筑工人,直接剥削建筑工人?这也是经济管理中探讨得最多的垂直一体化,不是能使资本赚取更大的利益么?假如资本把大量成本消耗在层层转包之中,其实也消耗了资本本身的利润,目的就是为了像躲猫猫一样掩盖劳资关系和剥削属性?这个"强大而贪婪"的资本意志好像也太弱智了一些。

  如果真正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使中国建筑行业也很容易清楚地认识到,分包制消耗了利润。有一些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建筑企业都会追求减少管理的中间环节,比如青岛建设集团的案例。"青建集团的主业工程建筑行业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为了提升盈利水平,在实力雄厚的国字头大企业和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之间寻找市场空间,而从2008年开始的信息化工程,为青建的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建筑施工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青建的管理层发现,原本建筑行业通用的管理分包模式获得的利润并不足以支持自身发展,于是决定一改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进行项目的直接管理。"结果是利润得到大幅度提升。{28}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实中大量的建筑企业并不像向青建集团学习呢?这要回到前文张灵童先生提到的,在中国建筑资质"成为一种商品和谋取利益的工具"这个现象才好解释,说得更透彻一些,中国的建筑资质成为了权力寻租的工具。

  这体现为两个问题。

  一是,一些具有高级建筑资质的建筑企业,实际上并不具有足够的施工组织管理和资源能力,而一些具有能力的企业和包工队却不具有在一级市场上竞标的承包资质。这样,中国的建筑资质就有了一定程度上获取垄断收益的条件,这样的上级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其他二三级承包者,以"管理费"的形式再抽取利益,实际上具有寻租性质。这样一个拥有高级资质的建筑企业也无心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而把精力用于维护和政府及其他机构的关系,就可以稳定地收取租金。

  二是,中国的土地一级市场是国家垄断的,也就是由政府掌握,所以地产市场相当于是政府金库,房地产商为了获得土地,就要和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和部门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寻租。这并不是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比如在2010年上海静安区大火中披露的,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把工程委托给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再把工程转包给一家同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国资企业佳艺装饰,佳艺装饰再委托给若干包工队。{29}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有一些建筑工程的层层转包,其实不能完全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来解释,实际上具有了权力需要洗钱的性质。

  作为佐证的是,据贺灵童的报告中2008年中国建筑行业的数据,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资质级别越高,利润水平越低。特级资质总承包商利润率2.49%,一级承包商2.68%,二级承包商3.95%,三级和三级以下5.12%。而且另一个特点是,越是高级别资质的建筑承包商,越是集中为国有企业。{30}

  而且前文所述经江研究1949年前的上海造船业"三包负责人除了对外联系以外,同样参加劳动,所得工资和分红与别人相差也不大,人选一般也不固定"。而今天的建筑业的各级包工头都是稳定的,而且相对一般工人有明显更多的剩余索取权。这种今昔对比,也说明了1949年之前的造船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开放的,所以能够得到合同的三包负责人也没有理由额外收益。而在今天的中国建筑行业,有时得到承包合同的过程是嵌入于复杂的官商关系之中,并不是通过公开的竞争和透明的规则。谁能够得到合同,依靠关系和背景。笔者问过一些包工头,他们通常为了得到合同,还要给上级承包商的负责人以回扣,这大概是1949年之前的上海造船工人很难想象的。

  (三)从利益相关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理解"包工队"模式的现代性

  前面提到的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基于老乡、朋友、亲属等传统社会关系构建的"包工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态,有劳资关系的模糊性,而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障。

  确实具体的现象就是前面谈到的,当包工头和他的上级承包商或开发商发生合同纠纷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去解决,而是能够动员手下建筑工,甚至连同建筑工的家属去向开发商讨薪。{31}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其他生产型企业很少遇到类似的事情,相当于,A企业主从B企业承接了一个生产订单,组织的一批工人开展生产,结果A企业主和B企业发生合同纠纷,造成A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给工人发不出工资,结果A企业的工人们不是向A企业主要工资,让他去和B企业解决合同纠纷,而是直接去找B企业"讨薪",这是很不合常理逻辑的事情。

  这很大程度上从中国当下的法制和舆论环境中可以得到解释,以农民工的身份"讨薪",会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并给上级政府施压,政府往往会反过来给开发商施压,要求开发商妥协。这比包工头个人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和上级开发商的合同纠纷成本更低,更加有效。这其实说明包工队是能够调动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参与谈判和博弈之中的组织形态。

  如果联系到弗里曼(E. R. Freeman)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扩展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企业产权的理解,认为企业是其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结成的一系列合约,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协商、交易的结果,无论是投资者、管理人员、员工、顾客、供应商,还是政府部门、社区等,他们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33}玛格瑞特·布莱尔(Margaret M. Blair)研究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在企业中的角色问题,进一步提出,认为传统产权经济学意义上的股东并不是现代企业唯一的剩余索取权者,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对企业来说是专用性的,因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股东一样承担剩余风险,应该作为剩余索取者享有剩余索取权,以此来激励雇员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32}有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一些现代科技型的企业,如何使非股东在企业具有实际影响力,并分担风险成为"利益相关者企业"(stakeholder firm)。{34}

  由此而言,在一些学者看来的包工队内部关系的模糊性,恰恰具有其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性,包工头和建筑工们富有智慧的利用合约的设计和乡缘、血缘等关系,整合成为具有合作性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这样的组织形态,在遭遇外部风险的时候,能壮大整体的谈判和博弈实力。

四、结论和讨论——对包工制和包工队的再认识

  建筑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这样一个很多学者触目惊心的社会事实,在笔者看来,就像秦晖所言的"低人权优势"{35},它发生在中国大陆有其历史轨迹的路径依赖,嵌入在中国人民的经验习惯和制度之中,甚至就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当我们控诉血汗工厂、血汗工地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勤劳的人民总体在一个低收入、低福利的转型社会的情景之下。

  具体到建筑行业较为有独特性的包工制和层层分包,不能轻易地下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建筑行业在中国当代表现出最典型的层层分包特点?作为社会科学的严肃探讨,就像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所强调的要从社会事实中寻找社会事实的解释。{36}建筑行业的社会事实,是土地国家所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有垄断倾向的政府管制措施,而不应该是"资本的贪婪"之类有文学倾向的描述。否则,假如我们要讨论,建筑行业搞层层分包,而其他市场化更彻底的领域,比如餐饮行业,却没有层层分包的现象,是不是就因为建筑行业的资本比餐饮行业更加贪婪和狡诈呢?这样的描述不符合社会科学的态度,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

  包工队虽然不是企业法和劳动法意义上的法人,但同样是有准企业性质的合约组织。包工头和他带领的"农民工",即使没有书面意义上的合同,也同样有类似行规的彼此责任义务的界定,这也是一种有履行效力的合约。而当遭遇外部风险,合约难于履行的时候,通常工人不会逼迫包工头单方面承担责任,而会以合作的方式,寻求次优的解决方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农民并不缺乏市场经济所珍视的信任与合作意识,而在当前的外部风险下,选择"包工队"的组织模式非但不是一些学者眼中的观念落后,反而是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企业精神。

  当下改进建筑行业工人福利和保障的症结在于,减少政府权力对于建筑和地产市场的经营性参与,减少不恰当的管制,确保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来抑制垄断和寻租。

  当然,在讨论中国当代建筑工人境遇的时候,笔者不是说关怀社会的学者不能对资本之恶加以剖析,但假如我们试图体会资本的意志,需要更深入的剖析,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在作为约束条件的制度环境下,资本的游戏规则如何嵌入中国的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之中。

  这是未来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此文得益于和龙登高及郭于华教授的讨论。文责自负,欢迎批评和讨论。

【注释】
{1}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5 ~ 26页。甚至笔者在南方见到的几位年轻农民工,都说虽然没有读过,但听说"潘毅老师为我们农民工写了一篇文章"。
{2}同上。以下简称"阶级"一文。
{3}潘毅、卢晖临:《谁更需要包工头》,载《南风窗》2009年第9期,第52 ~ 55页。
{4}黄秀丽:《"包工制"解决之道》,载《南方周末》2009年5月20日。
{5}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1937), pp. 386-405.
{6}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Steven Cheung, "The Contractur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1983), pp. 1-21.
{8}张五常:《佃农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龙登高、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8 ~ 147页。
{10}通常是和工头关系较好,相互信任的,按月或者按整个工程结束时统一结算,有些根据盈利情况还会得到一定的奖金,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参与分红。
{11}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第22 ~ 30页。
{12}潘毅等:《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13}笔者有较长期的农村调查和生活经验,今天的中国农村,即使同村的乡亲,盖房找人帮忙也有清晰的责任义务意识,比如每天"大工"和"小工"的不同工资,供不供中饭、供不供烟都有约定。
{14}文中介绍,机械技术提升之后,对于机械投资较大,而操作需要较长期培训,包工的情况就减少了。
{15}经江:《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载《学术月刊》1981年第11期,第17 ~ 21页。
{16}龙登高:《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81 ~ 91页。
{17}郭宇宽:《中国国有电视台的制片人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论文,2003年6月。
{18}微木:《请关注科技界的"包工头"现象》,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年第1期,第63 ~ 64页。
{19}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andon: Verso, 1985.
{20}见《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其中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作为主要发起者。
{21}[美]钱德勒(Alfred Dupont Jr. Chandler):《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2}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3}一些包工头,为了留住核心的技术工人,即使不开工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开支一部分类似工资的固定花销,以保证其忠诚。
{24}见《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5}参见中国工程管理网:http://www.21cpm.net/Article/International/Local/4573.html,2011年4月14日访问。
{26}贺灵童:《从游戏规则到入场券——国内外承包商资质管理模式比较》,载《施工企业管理》2011年第1期。
{27}陈旭等:《建筑业资质"挂靠"的寻租经济学解释及对策》,载《建筑经济》2009年第2期。
{28}周应、尹小山:《向精细化管理要利润》,载《IT经理世界》2009年第8期,第68 ~ 70页。
{29} 《上海大火——大楼改造工程层层转包》,载《东方早报》2010年11月15日。
{30}同注{27}。
{31}妇女是"讨薪"中经常被动用的力量。比如新闻《川籍妇女组团赴云南为夫讨薪,劳动部门介入》,载《华西都市报》2007年9月10日。
{32}Margaret M. Blair, "Closing the Theory Gap: How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Can Help Bring 'Stakeholders' Back into Theories of the Fi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Vol. 9, No. 1 (2005), pp. 33-40.
{33}E. R. Freema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arshfield: Pitman Publishing,1984.
{34} Thomas A. Kochan & Saul A. Rubinstein, "Toward a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Firm: The Saturn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1, No. 4 (2000), pp. 367-386.
{35}秦晖:《"低人权优势"惊人竞争力》,载《南风窗》2009年第14期。
{36}[法]E.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郭宇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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