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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最小仅38天


文章来源: 羊城晚报 于 2013-02-22

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 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Sent with Re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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