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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徐友� 毛���取群�的策略

陽光時務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二,系列之一《重慶模式和文革陰魂》請見本刊第 38期)

重慶事件提醒人們,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場早已被忘卻的噩夢,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危險,不是板上釘釘被宣判的一場浩劫,而是被相當多的人當成「人民的盛大節日」,藉以實現社會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並不像官方描繪的那樣,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施展陰謀而展開;也不像一些簡單地反對文革的人以為的那樣,單純是人們上當受騙。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文革得到了億萬人擁護,而且他們真心誠意、狂熱地參加到這場政治運動中。要理解當前為什麽許多人呼喚文革,就需要理解當初是什麽原因使得人們投身文革。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續多年,億萬人積極投入,必定有其社會基礎、輿論基礎、群眾心理基礎。簡單地說,搞文革有以下基本條件。

一,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絕對權力。這使得他能够將個人意志强加於全黨和全國,强行發動文革;這使得他的話成為「最高指示」,代替了憲法和法律,他說哪個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哪個人就罪該萬死;他說哪個組織、哪個人是「反動的」,他們就永世不得翻身。這種地位,和他所領導的黨的性質有關,和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有關。

二、政治掛帥、革命第一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既是教育灌輸的內容,又是評價個人表現的標準。據此,不積極投入政治運動是自甘落後、自毀前程。按慣例,在一場運動結束時要對每個人做政治鑒定,人們的積極性和表現要記錄入檔案,並在以後命運前途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所以,日後的總書記胡錦濤文革中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總部」文工團(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而總理溫家寶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團」的普通一兵。

三、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防修(正主義)反修」的宣傳。這使得人們以為中國社會存在許多階級敵人,妄圖變中國為外國的殖民地,使中國人民受欺壓、受奴役,而階級敵人已經在各級政權找到了代理人,這些竊據領導職位的傢伙妄圖使中國的發展道路從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

需要指出,單純用政治運動傳統和意識形態氛圍還不足以充分解釋億萬群眾緊跟毛澤東投身文革,解釋他們的激情理想和决心鬥志。人們的鬥爭必定與某種切身利益相關,這裏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國社會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以極高明的手法讓人們相信,他是群眾利益的代表,他發動文革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在文革初期大佈迷局,使得他的政敵與群眾發生尖銳衝突(儘管那些黨官僚完全是按慣例行事),他再以受壓制群眾的解放者的身分出現。文革中「造反」群眾的衝天幹勁和誓死决心不僅來源於他們在「主義」上對毛的服膺,更來源於他們認為毛代表了正義、平等,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革之前,由於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慘遭失敗,毛澤東被迫把管理日常黨務的權力交給劉少奇,他逐漸感到大權旁落,下决心打倒劉。他以猛烈批評現存制度的方式攻擊劉,大談現實中的弊病,在 1965年初甚至說出這樣尖銳的話:「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教育是毛批評的重點之一,他說:「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現在的考試方法是對敵人的方法,而不是對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襲擊,出偏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可以想見,文革剛發動時毛的這些話廣泛流傳,是多麽大快人心,勞動人民和學生們是多麽有理由歡呼「毛主席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其實,像毛這樣極高明的統治者(以及像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是多麽善於說出群眾的心裏話啊。

不難理解,毛這種為民請命的姿態會得到很多人擁戴(怪不得「烏有之鄉」網站能聚集如此眾多的毛分子),但對於了解歷史真相的人來說,事情卻不是這麽簡單。這裏不能詳述,僅指出兩點。

第一,如果現實確存在嚴重弊病,那麽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權在握的最高領導,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劉少奇。早在1953 年,他就嚴厲指示:「凡用這樣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總所周知,中國最大的社會不公正是劃分城鎮居民和農民的戶籍制度,對農民的最大盤剝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這些政策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制定的,而發動導致3 千多萬人餓死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其罪魁禍首正是毛澤東本人。

第二,毛澤東指出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屬實,但他的解决辦法卻荒唐可笑。在關於教育的同一講話中,毛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據這種精神,文革中出現白卷先生張鐵生强行上大學、管大學和改造大學的「模範事例」,成了中國教育史上永遠的笑話。

文革中,毛澤東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發動文革,出於毛的個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線的工作交給劉少奇,讓他引火燒身。1966 年6 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兩人專程飛到毛休養的地方杭州,向他彙報情况,並請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暫不回京,委托劉、鄧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鄧主持中央會議,决定向已燒起文革烈火的大、中學派工作組。按照中共「集體領導」原則,毛並無權力否定這個决定。此外,派工作組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的一貫方法,土改和四清運動也派過工作組。而且,前不久毛還批准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會後,劉將决定電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沒有表示不贊成。

毛通過密報知道工作組在學校和少數造反學生尖銳對立。7 月18 日一回北京,他馬上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說「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到了8 月5 日,他親自出馬攻擊劉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責劉「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就會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聽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態爭取群眾,他把路線分歧的焦點說成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把自己和劉少奇的區別說成是保護還是鎮壓群眾。這種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 月初毛派下達的一個中央文件中達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賠禮道歉,整人的利器——檔案材料被銷毀或交還本人。難怪得到「解放」的群眾會含着熱淚發誓,要死心塌地跟隨毛主席把文革進行到底。

只有到毛澤東目的達成後把追隨他的學生趕下政治舞台,只有當毛派派去學校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比以前的工作組更厲害地鎮壓學生時,人們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實行的「群眾路線」不過是爭取人心的表演而已。正如西蒙·勒斯(Simon Leys)在其《主席的新衣:毛與文化革命》一書中所說的:「毛動員和利用紅衛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縱義和團的方式極其相似。他把群眾普遍的不滿用於針對他的敵人,而這不滿是因他自己的統治產生的,這種不滿本是針對他自己……毛本人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青年不滿和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們隨時都要爆發。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敵為造成這制度的根源(而實際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後把廣泛的憤慨引向他們,把他們搞掉⋯⋯紅衛兵最後意識到上了當,但這已為時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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