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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三)-王宏任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三)-王宏任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分田到户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再又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时至今日,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使***总理头痛、***总理特别关注"三农问题",假若追本溯源的话,"土改"是难逃罪责的!

 

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 作者:李肃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均贫富"运动?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即贫下中农的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另有目的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 '、'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流血的土改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评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评论家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共的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有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它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

 

有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像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它觉得对于它的阶级队伍是有它的好处的。"

 

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农民土地梦不到两年

 

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评论认为:"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于中共,它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双重欺骗"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昔日的农村地主,其实是国家脊梁作者

 

地主在"旧"社会并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95%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ZG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既缘于不同阶段的"革命"形势,也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CCP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CCP,他的子侄九人中有7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猫主席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据CCP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划分阶级成份,基本上是按照短时期内拥有的土地、财富作为标准。比如我一个同事的祖辈,原本家庭富有,若是化成份必定是地主无疑,可因缘巧合,解放前他家吃了官司——后生子弟打伤了县太爷的公子,结果赔个倾家荡产——结果却在随后的土改中因祸得福,被划了个贫农,可谓因祸得福也。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猫主席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1947年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90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荣昌县7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当场斗死16人;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总共死了190人。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地主、富农的生产数据被强行剥夺了,他们的"阶级成份"自然也随之而改变。因为,他们也跟农民一样,是从事农活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的剥削者。根据当局宗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原理,地主、富农理应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他们却被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干部群众目睽睽的监督下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农业劳动;未经批准不能外出;逢年过节要写守法公约;动辄被强迫做义务工;凡是外出服劳役,地主、富农则"优先"派出,除了不修"万里长城"之外,修水利,开运河,修渠道,铺公路,上"三线",无不由地主、富农一马当先。在工地上,他们的担子挑得最满,跑得最快;运动一来,地主、富农就成了批斗的"下饭菜"。中央大人物来了,住在铁路附近的地富分子还要"退避三舍"。贫下中农闹分田到户或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地富分子就被污蔑为煽风点火的黑手,有的成为"替罪羊"。

 

地富分子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这是广东土地改革中一个土改工作队干部的名言。据弗兰克•迪科特《毛时代的大饥荒》记载:"大约200至300万名受害者仅仅因为一些极为琐细的过失而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们被吊起来暴打;有时候,他们被绑起来扔进河里。针对非常微小过失的惩罚措施包括将犯错者打成残废,或迫使其吃屎。"其中当有一大批是地富分子和坏分子(所谓"坏分子",实际上大多是出身于农民而对现实不满的人,但把他们归于地富分子则说不过去,于是就给他们量头戴帽,制作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当然,"坏分子"中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但不是主要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地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地富分子成批地活活打死,就更不用说了。在平时,地富分子是不声不响地劳动着、生活着,他们远离是非之场,远离口角之争,几乎是在无声无言中过着没有声音的日子。古罗马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大陆的地富分子则是虽会说话而实为哑巴的工具。他们可以随便被人打骂而不能顶嘴还手,否则,就犯了"阶级报复"的天条。地主富农是没有丝毫人权可言的,他们干的是农民的活,却没有做农民的资格;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农奴,但实际上却胜似农奴──"现代农奴"。

 

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主被枪决了,或斗打死了,对剩下的地主、富农,当局不可能把他们都投入到监狱,也不可能像苏俄那样把地富分子扫地出门,于是就"划地为狱",让地方干群把他们就地管制起来,美其名曰群众专政。于是,千百万地富分子就在所谓群众专政的名义下,被圈入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大监狱中。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没有审讯、监管系统,没有专职的警官狱卒,但却用不着担心"犯人"越狱逃跑,因为不论逃到哪里,都在东西南北中的社会大监狱之内。在高墙电网的监狱里,犯人进行劳动改造,牢方要供给犯人衣食;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则自食其力,自衣其衣,自住其屋,并为当局提供税源,为社会创造财富,当局无须投入分毫资金,却获得了无本之万利。关进高墙电网监狱的犯人,绝大多数是有刑期的,刑满则释放;而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在实际上是没有刑期的,当局曾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分,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株连了30年。

 

全国的地富分子有多少,前面说的地主分子9百万,是指"新解放区"的,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处决的以外,全国的地富分子少说也有3千万。这就是说,这3千万地主富农分子都成了圈入社会大监狱的"现代农奴"。

 

猫主席有一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此,自然也可以说,"农村这个社会大监狱,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过,这里说的"大有作为",是指除了管制了3千万"现代农奴"外,当局历次政治运动中还制造了戴上各种色样帽子的分子,如数以百万计的现行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谓为"黑五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全国还剩下4百万地主、富农分子。当局这才给他们一律"摘帽";因为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中,随后就产生了不少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如果不给土改中划成的地主、富农"摘帽",那么,怎能面对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呢?而新生的地主、富农比过去的地主、富农还要富十倍、百倍、千倍,而且很少没有不跟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欺压或漠视百姓的。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猫主席传》中写道:"猫主席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中国CP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100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生割活剖的7人。"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30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可悲的是"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人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30年。许多人在1978年前都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在没有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农村,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高得多,"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全文完)

 

 

文章来源:《书屋》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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