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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林培瑞 萧强 | 互联网促进语言与政治认同的革命 戏谑专制的表达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也开始形成,如果中国公民不再将「党等于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会给党国不分的现状带来什么变化? 截至...


林培瑞 萧强 | 互联网促进语言与政治认同的革命

戏谑专制的表达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也开始形成,如果中国公民不再将「党等于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会给党国不分的现状带来什么变化?

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而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同年8月,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达到3.86亿。网络平台的兴起,给中国公民在严格审查环境中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管道,这个即时、互动、分散式以及相对低成本的自媒体,给予公民发表政治言论,形成社会联系网络以及协调在线、线下集体行动的可能。

当讽刺变成常态

与官方不同的世界观在中国不是新鲜事物,它们比互联网出现得早。在过去,这类观点几乎完全局限于私人空间,要么存在于个人私密的想法中,要么存在于远离公众视线的小团体中,拥有共同的不同世界观的人不被允许组织公众集会。互联网语言已培育出新的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中,风格和友爱成为其自身权利的价值,并且已出现了「网路集会」。

有时,反抗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而已:新华社报导不会说出真相?——好吧,我们会的。你们打压我们,不让这么做?——好吧,我们就跳开,另谋出路。你们一直这样做?——好吧,我们就把你们当做一群古怪的河蟹讽刺一番。「安全阀」理论认为,这种反抗仅仅是一种消遣,可能有宣泄情绪的作用,但并没有真正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

不过也有人认为,互联网讽刺有更深层次的影响。他们说,一旦流行起来,它就有蔓延的趋势。对仗势欺人和腐败等事情的讽刺自然有的仅仅延伸到问题本身,有的则延伸得非常深远,可能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那里,在那些无数的角落里,讽刺开始侵蚀仗势欺人和腐败滋生的基础,并为更有意义的变革埋下伏笔。人们甚至可以希望出现政权更迭:当它最终到来的时候,更可能是和平转型,而非暴力,因为形势已被软化了。

把中国的统治阶层称为「天朝」开始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但在传播开来并成为标准后,丧失讽刺意味,变成一种称呼「政府」的方式。同样,「屁民」衍生于有权势的人将普通百姓仅当作屁的苦涩的评论,成为另一种说「老百姓」的方式。但是,这种看似无害的讽刺语转变为正常用语的过程可以产生深远的后果,它将词语由相对狭义的表达反抗的作用转变为蕴含正常世界如何的更广义的词语。

当「天朝」专门用于抨击政权时,它是一个有目的性的工具,并且会遇到反击。但是,当它反映和表达常态时,风险要多得多。不同的世界观和新的政治身分认同问题出现了。

中共始终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并在学校和媒体中一再强调:作为中国人就要拥护中国共产党。脱离党不仅是政治不正确,而且也没有资格做中国人。不过,在互联网上,这些公理正受到质疑,不同的国家身分认同的答案开始出现。

几年前,有网友开始带着一丝狡黠的幽默感使用「贵党」和「贵国」这类用语。贵,原意是「高贵」或「昂贵」,长期以来作为名词的首码,作为「您的」的一种尊称,「贵国」也长期以来作为不同国家的人互相交谈时尊称「您的国家」的一个惯用语。但现在,在互联网上的某些圈子中,贵国被赋予讽刺的意义——国家是你们统治者的,不是我们的。在 2010年 10月,一位网友在一个聊天室中写道:「事实证明,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某个政党的国家。这一事实使贵国和贵党这类用语变得恰如其分。」

但是,如果网民们将他们自己与贵国之间加上讽刺距离,问题出现了:在疏远之后,他们在国家层面上的身分认同是什么?在今天,中国人是什么?

从屁民到公民

「屁民」这个俏皮的标签起源于发生在2008年10月一个事件:58岁的共产党官员林嘉祥在当地一家餐馆吃喝,被怀疑试图猥亵一名给他指路的11岁女孩。在随后他和女孩的父亲发生争吵,指着这位父亲喊道:「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对林来说,不幸的是,整个情节被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并泄露到互联网上,病毒般传播。

林最终被解除职务,「屁民」成为一个标准用语,渐渐地演变成一个带有骄傲色彩的词语。屁民成为「我们」,网民和普通人,那些受到滥用权力伤害的人,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那些彼此同情并身分认同的人——总之,形成「贵国」相反一极的那些人。

「贵国」和「屁民」之间的不平衡有时通过讽刺性使用「被」来强调。「被」,原意为「被子」,或者作为动词时意为「覆盖」,但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变成用于翻译西方语言被动语态的语法手段。现在,「我被和谐了」已经成为了审查来临的标准讽刺语。在这个短语中,「被」的作用很重要。这标志着我承受行动的后果;它发生在我身上;它并没有依照我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出现。

这种「身不由己被动」的含义已经导致一系列讥讽用法。一个是「被幸福』,字面意思是「被得到幸福」。在毛泽东时代,有句话说「伟大领袖为人民谋幸福」;但对民众来说,和现在一样,是被幸福。我们来看看 「代表」我们的官员们,看到自己「被代表」。在每一种情况下,重点是「贵国」作用于「屁民」,而非其他方式。

贵国、屁民、被和谐这些词语隐含着,「中国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答案不必是「中国 =中共」这个公式,而且这是人们可以探索身分认同问题的备选答案的阵地。含有其他意思的词语正变得愈来愈突出,例如含有「民」的词语。「屁民」具有讽刺意味,此类词语不具备人们长期身份认同的概念。但另一个含有「民」的词语是「公民」,也在互联网上传播:像「屁民』一样,它在公民和党国之间形成距离;但不像『屁民」,它可以是新的国家身分同概念的基础。公民是有权利的人民。

真正的舆论表达互联网空间的开放,并利用该意见对国营媒体和制定决策的官员施加压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模式,不大可能倒退。仅在 2011年的许多事件,如郭美美红十字会丑闻、幼童王悦惨遭碾死、探访陈光诚以及其他事件,就已经展示了人们可以如何了解并施加压力的机制不仅已经成形,而且几乎定期且可预测的。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新的网路语言的网友也会拥护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政治价值观。随着人数越来越多、社交网路扩大和影响愈来愈大,这些网民似乎正在从「宰制下的发声者」演变为「网路化的变革推动者」。新的网路通信形式是否提高社会变革的机会,并帮助中国走向政治转型的「临界点」?我们关于新互联网政治话语兴起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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