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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绿岛小夜曲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3-03-01 (www.ftchinese.com)

我听了各种版本的《绿岛小夜曲》,从凤飞飞、蔡琴到胡德夫、费玉清,只是不知施明德唱起来,是怎样的情形?

在压抑的年代,音乐与政治从来如影随形。在你的国语的宣传机器面前,浅唱低吟的台语歌成了反抗之声。谁能料到,《望春风》与《黄昏的故乡》,竟成了"党外"运动的主题曲。《绿岛小夜曲》也是,孤悬海上的岛屿变成了政治监禁的象征,囚禁者和遥远的亲人都借此抒怀。

婚礼是在《绿岛小夜曲》的旋律中进行的。那是1978年10月15日的台北中国大饭店,两位新人来自不同的世界。37岁的施明德是一位获释不久的政治犯,29岁的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是美国人类学家。除去男女情爱,这是一桩革命婚姻。对于男方来说,一位美国妻子或许能够给他带来某种保护,情治人员在对他动手时至少有所顾及——他在"党外"运动中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已引起了"关注",而女方则需要成为台湾妻子,以延长自己在此地的停留——她对于民主运动的兴趣早已压过了人类学,可能被驱逐出境。

婚礼也是一次反对运动的聚会,除去"党外"的同志、新闻记者,雷震也出席了婚礼。他在18年前未遂的"组党"行动,让他坐了十年牢,如今他似乎要把希望传给新一代人手中。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的歌声,也让施明德流下眼泪,他对来宾说,不要忘记了仍关在绿岛的朋友。

我在新年的夜晚来到绿岛。岛上游客寥寥,这是淡季,潜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滩上纵酒的少年要过几个月才涌来,他们总爱骑着摩托车在环岛公路上呼啸而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绿岛是大受欢迎的旅游地。他们也会去看看"绿洲山庄",在长达三十年里,它是一部分台湾人闻之色变的监狱。这里的犯人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刑事上的作奸犯科,而是思想上、言论上、组织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时刻,他们的"罪行"不过是某种偶然与误会——他们不是为了某种信念与主张而被囚禁,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为这历史遗迹而来。在阴沉的下午,在空空荡荡的"山庄"闲逛,墙头上的钢丝网依旧狰狞,"八卦楼"中的监牢的绿色门都开着,让你去体验空间的禁锢感,斑驳墙体上的标语依旧清晰。"共产即共惨,台独即台毒"的标语仍清晰可见——这里的囚徒总与这两桩罪行相关。对于流亡至此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们都是颠覆性的,前者不必说,后者则是对它的正统性的否定——国民党仍旧代表着"真正的中国",而台湾是它的一部分。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共存着共产主义与台湾独立的信奉者,它们都是蒋介石的敌人。

我在这萧瑟的冬日到来,想去猜想这些受难者们的绝望,但期待的感受迟迟没有到来。即使在细雨中,绿岛也不太冷。而在这已修缮成人权纪念公园的监狱,倒真是有了几分"山庄"的味道。它背后绿色的矮山,与门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着动人的美丽。展览厅里的文字与图像,复制出狱中生活,还有循环放映的纪录片,它们想传达这些苦难与荒诞,但他人的痛苦总是难以理解,更何况它是陈年的,即使假装理解,它也来自于理智,而非内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带有一种"朝圣"后常伴随的空虚,你觉得该有某种强烈的情感,却发现它没有发生。

"施明德关在哪个房间?",我问导览的年轻姑娘,她生得一副丹凤眼。她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对她来说,这工作也是新体验。对她这一代人来说,自由、民主、人权,就像空气与阳光一样自然,以至于忘记了去追问它们从何而来。

我记得施明德摄于绿岛的一张照片,他站在绿岛国小的校门口,也是笑嘻嘻的表情。那是1979年11月,艾琳达陪他故地重游,他肯定难以想象,几个月后,他又重做囚徒。

"你会唱《绿岛小夜曲》吗?"我问拿来啤酒的老板娘,她带着眼镜、神情腼腆。我坐在这半露天的烤肉铺里,头顶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响,铁架上的鹿肉滋滋作响,谁料到,这岛上曾到处饲养着梅花鹿。灵巧的梅花鹿、海岸边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似乎不胜之美,就是反衬高墙内的残酷。

或许是客人太稀少,夜晚过分无聊,她随着伴奏带唱给我们听。麦克风的嗡嗡声,偶尔跑的音调,都没打破她的好兴致,听一个绿岛人唱这首歌,是另一番感觉。出生在1969年的老板娘在绿岛长大,经历着戒严、解严与蓝绿纷争,还记得在国小里,倘若说台语是要被惩罚的,而听到"国父"、"蒋公"的名字就要起立,至于岛上的政治犯,这与她没什么关系。《绿岛小夜曲》它只剩下对家乡的抒情,没有半分政治意味。

不过,事情本该如此。当"中广"电台的两位年轻人潘英杰、周蓝萍在1954年的盛夏创作这首歌曲时,不过是想写一首以"抒情优美"取胜的流行歌曲,初来台湾的他们被高大的椰子树这样的自然风情所吸引,他们的 "绿岛"是台湾岛,而不是这后来被更名为"绿岛"的"火烧岛"。

老板娘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在台中的那场短暂的历险,她骑着哥哥留下的摩托车在这个"大城市里"寻找人生的希望(哥哥回绿岛了,他在监狱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这监狱为岛上创造了主要的就业机会)。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怕,最终还是因为一场失败的爱情回到家乡,在这里嫁为人妻、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如今与身旁的这位印尼女佣一起打理这家烧烤店,甚至不想去半个小时船程的台东——城市里太吵,她已不习惯。幸好,旅游业兴起了,民宿、餐厅足以维持生活,原本必须出外打工的年轻人也不走了。

"我家就在国小的对面,过了'盐酥鸡'店,在观音庙旁边",她看到我们兴致未尽,多少有些歉疚,建议找她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

在观音庙旁的房间里,我见到她的父亲,黝黑、精干,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鱼。他的老屋也是民宿,墙上贴满了各式住客的照片,巨大的玻璃缸里有大号珊瑚,他的另一个女儿一直要引我们看。我们坐下来,喝自酿的米酒,不过,他想谈的是,他的先辈怎样从屏东的小硫球岛到此拓荒,又怎样猎杀岛上的原住民,说起用鱼钩来抓捕原住民这一段,他尤其绘声绘色。如果一定要追问政治,他觉得蒋经国时代最好,他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选票,他还是会投给国民党……

倘若施明德遇到这对父女、看到在岛上飞驰的青年人,会觉得感伤吗?所有个人的勇敢与牺牲,都这样轻易地溶解在历史河流中。但或许这也是他奋斗的意义所在,把人们从不正常的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过最正常的生活。

夜半回到旅店,在照明欠佳的房间里,听海潮声,读这本包装精美、红色硬皮的《囚室之春》。

这本小书写于1989年,那时,这位台湾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政治犯"正住在台北的三军总医院。他又开始了一次绝食,而且是无限期的。当局把他从绿岛的监狱运到台北。他成了历史上花费最昂贵的政治犯之一,医院九层的五十多张病床都被清空,只收容他一人,2个医生与7名护士护理他。

在长达四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拒绝进食。当局担心他的死亡,护士把胃管从他的鼻孔插入身体,强制灌食。四年多里,一天两次,他总共有3040次这样的经历。既然没有任何可凭借的手段,他把身体做为了武器与战场,继续抗争。

灌食是不愉快的,他的身体却因此恢复起来。他的病房里则放满了植物,前来探望的朋友不绝。国民党的控制正逐渐放松,他在军事法庭上的判断是对的,你表现得越勇敢,当局越可能做出让步。到了1986年9月,他和同志们曾期待的组党也成功了。而"美丽岛事件"与他个人都成为了某种政治神话,后来者朝圣的目标。

成为神话,也往往意味着固化,你被定格在某一个瞬间,人们不再关心你的此刻与未来。

他把自己定义为行动者,说自己不喜欢做"文学革命家"、"客厅改革者,""要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时代配合并落实具体的目标",现在,面对窗外越来越兴奋与躁动的时代,他却只能旁观。党禁、报禁都解除了,连他的美丽岛同志们也纷纷出狱。但他仍在囚禁中,他拒绝了蒋经国的特赦,他认定自己无罪,何需赦免。也因此,他成为了一名越来越孤独的囚徒,这孤独不是来自于寂静与隔绝,而是来自喧闹与被忽略。他似乎在死抱着某种"过时的原则"。

他只能在病房中,除去接待朋友,还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植物与光线,回忆人生、深化自己的囚徒哲学,成为一名业余作家。他的文字干净、朴素,常年的囚禁生涯让他有一种地道的书面语风格。在一些时候,他也流露出少见的自怜,他有一种被遗弃感,被监狱外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遗忘,当整个台湾的体制都在冲动,他却仍在监禁中:"我已沦为'台湾孤儿'、'台湾弃儿'了……我不是民进党人,不属于'美丽岛系',不属于'新潮流系',更不属于'超派系';家族中也没有公职人员。我甚么也不是,只是一名被遗弃的钦囚,孤零零地、无援无助地,只有任由当权集团宰割。"他担心自己变得无关紧要,15年还可以熬,25年则可能与社会彻底脱节,他也理解曼德拉为何如此坚持,"原则"变成了唯一可拥有的东西。

不过,最打动我的不是这些,而是书最后的附录文章,他追忆他的大哥施明正。在施明德1988年4月抗拒灌食起,施明正也在家中只喝酒,再不吃东西,四个月后,他因营养不良去世。

与四弟施明德不同,施明正从未以"勇敢"著称,恰恰相反,在大多数人、尤其自己弟弟眼中,他是个"懦夫"。当囚禁生涯让施明德变得更强大时,它却摧毁了施明正。在几年监狱生涯之后,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时,他以俊美与才华横溢著称,头顶上的一鬃卷发,真有几分拜伦的味道。

他写诗、绘画、追逐女人,浪荡成性,倘若不是那桩偶然且荒唐的案件,他必定能在他的才华与情欲中继续放纵下去。当时代转变给本地作家带来失语的痛苦时,他却感受到解放,和流亡到此的大陆诗人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共鸣。那上海来的纪弦盛赞他的才情与酒量,写下了《赠明正》。

但监狱改变了一切,他再未能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他忘不掉狱卒手里那串钥匙的撞击声、开锁声,睡前要在耳里塞进卫生纸,而当蒋介石去世后,他在画室里为他布置灵堂,虔诚祷告,似乎寄望于这个给他带来无数恐惧的人,帮他消除恐惧。少年时,他是四弟的启蒙者,而成年后却常遭遇后者的呵斥,是施明德眼中的"可怜虫、丑角、懦夫"。

他在现实中越怯懦,在文字的世界中越勇敢。我曾翻过施明正的小说,被他那赤裸裸的自我呈现惊住了,这样直接的表达内心的欲望与忧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只有郁达夫堪与作比。郁达夫执着于受困的性欲,施明正则难以摆脱政治恐惧。他的那本小说集有个让人难忘的名字《岛上的爱与死》,他早年的放纵的爱,与中年后对死亡的忧虑与渴望,似乎象征了这个威权体制对个人的入侵与改造:你和当权者变成了施虐与受虐的依赖关系,唯有逃入酒精与肉欲,才能暂忘现实……

很可惜,在台北的见面中,我忘记问施明德如今怎样看待这位大哥。在1988年的这篇文章中,施明德深情的说,"施明正才是我们施家最勇敢、最敢向当权者讨取公道的勇者","他是个不呐喊的烈士"。

在从绿岛乘坐小飞机回台东时,我又再度读起施明正的那首诗《候鸟》:是的,我们是九月的侯鸟到达/西太平洋的孤岛,我们喘息/我们欣赏岛屿的美丽风光/我们驾着风,化成浪花,在绿岛的蓝空翻腾/我们长着令人妒羡的翅膀/我们不必护照,我们随时翻腾人造的国境/我们没有职业,没有房屋/可是到处是粮,随地是家/我们没有牢狱,没有告密、诬告/没有死刑、劳役、剥削/我们自找自吃,顶多只在儿时剥削过双亲的口粮/当然,我们也没有暗杀/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线民与警察/更没有冒充特务的流亡/我们虽有人类羡慕的自由,可是布着陷阱/把我们烤成一串鸟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与和平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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