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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6日星期三

�� 「公知」衰落,公民崛起

陽光時務

在知識分子蛻變成一個自我封閉、孤芳自賞的專業知識生產群體、或為權貴代言的利益群體的同時,公共輿論空間則在迅速膨脹,公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表達訴求亦愈來愈強烈。

如果說 2012年的開局是以王立軍出逃美領館展開的重慶版《24小時》,那麼,2013年的開局則是《新聞編輯室》,後者雖不如前者火爆,但也波瀾詭譎,同樣有熱播美劇的扣人心弦的效果。突如其來的「南周事件」拉開了這一年度時政大片第一季的序幕,或可視作社會風雲變幻莫測時代的一個重大信號。

一份「新年獻詞」,釀成媒體嘩變,進而引發公共輿論沸騰,這在此前的公共事件中極為罕見。有關當局依然暗箱操作,一改以往過分強硬的壓制手段,迅速冷卻處理,才在表面上保全了面子,維持了穩定。儘管如此,實際效果卻不儘然,當局其實已經輸得一乾二淨,公信力蕩然無存。而且更為糟糕的是,連表面上的穩定也沒能持續多久。事件持續發酵,引發了所謂「多米諾效應」,緊接着就是與此關聯密切的「新京報事件」,再接下來是「伊能靜微博禁言」和「李承鵬簽售衝突」。短短 10天時間裏,四起風波接踵而至。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2年在公共事件中扮演主導角色的是法律人。律師群體的集體發聲影響力巨大,對種種不公正的現象提出了犀利的批評,並呼籲當局健全法制,尤其是對前幾年法制倒退的種種惡劣表現,更作出了猛烈抨擊。

2013年一開始,則是媒體人走向前台,直接表達了對專橫的媒體鉗制行徑的不滿和抗拒。與此同時,一些公眾人物通過大眾媒體,首先是通過微博等互聯網互動平台表達意見,並有成為意見領袖的趨向。藝人也加入了這一陣營,除了伊能靜,其他藝人如姚晨、李冰冰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與伊能靜形成呼應。這些藝人原本只是關注自己的文藝節目的公眾影響力,關注與自己支持者之間的或同行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現在,他們也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

當然,一般性地在公共領域談論公共話題,並非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權利和責任。然而,如何成為知識分子的談論,則是另一回事。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即所謂「公知」群體的主體,首先是作家、人文學者、文藝家等知識和藝術的精英群體。這一群體在「知識 -權力」的架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們的精神影響力,往往能夠跟世俗政治權力相抗衡。我們很容易在歷史上找到知識分子介入公共事務的範例,比如,雨果、左拉、薩特、索爾仁尼琴等作家。他們以寫作直接干預了現實事件的進程,也因此被視作社會的偉大「良心」。但另一類寫作者,比如普魯斯特、卡夫卡之類的作家,卻表現出對公共事務的極度淡漠,他們在私密的空間裏完成了對一個內在的精神空間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寫。但與他們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就對自己時代的生存經驗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魯斯特、卡夫卡這樣的作家,在深度和強度上,都達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極限。對於這一類知識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

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而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擴張,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硏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範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

21 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更為嚴重的是,近年來這一文化精英群體迅速蛻變,或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辯護者和合作夥伴,或嚴重犬儒化。幾年前,學者崔衛平曾經就某一重大政治事件,電話訪談了諸多知識精英。得到的答覆固然千差萬別,但其中最觸目驚心的一個事實是——作家群體幾乎全軍覆沒。單個的作家持何種政見,並無特別的含義,但整個群體在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中集體失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文化事故。

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同樣也不例外,甚至更有代表性。莫言將自己定位為「講故事的人」,定位為敘事藝術傳統的繼承者。就作家個人的選擇而言,這沒有什麼問題。長期以來,中國作家經常被要求扮演某種社會階層的「代言人」的角色,從而讓文學的獨立性受到嚴重干擾。1980 年代中期以來的新文藝運動,以強調文藝的「自律性」和藝術至上的方式,爭取到了文藝極大限度的獨立和解放。作家們剛剛從藝術「獨立戰爭」的戰場上解甲歸來,他們厭倦了扮演「公知」和代言人的角色,不願意用他們剛剛贏得獨立主權的「藝術性」,來擔當亂七八糟的現實責任。人文學者的情況也很類似。他們同樣從(為政治、為黨派和為公眾)服務的「服務行業」中轉業回來,開始着手經營自家的「學術自留地」。而公眾又向他們提出了關注公共事務的要求,於是,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文化精英的不滿。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帶有民粹主義傾向的道德綁架,是公共輿論對學術獨立性的侵犯。甚至,某些學術不端事件(如汪暉抄襲案)經公共媒體披露之後,也成為大眾媒體干涉學術主權的證據。知識精英依舊抱着固有的自以為是和妄自尊大,高高在上。

「伊能靜事件」是一個重大信號。這一信號意味着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正趨於衰落,新型的公民意見領袖開始崛起。在知識分子蛻變為成為一個自我封閉、孤芳自賞的專業知識生產群體、或為權貴代言的利益群體的同時,公共輿論空間則在迅速膨脹,公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表達訴求亦愈來愈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意見領袖不再局限於傳統媒體和知識圈內部的人文藝術精英,而是更具公共性的法律人(如浦志強、斯偉江、楊海鵬等)、媒體人(如梁文道、長平、胡紫薇等)、財經人(如胡舒立、潘石屹、任志強等),乃至藝人(如伊能靜、姚晨、黃秋生等)。

這一群體按照傳統的觀點看,稱不上是知識分子,但有着更為強大的公共影響力。他們介入時政談論,在眾多公共議題上發表意見,關注邊緣群體,諸如農民工、同性戀者的權益。他們有時甚至還會加入到針對「公知」的圍剿戰當中,以懲罰「公知」的傲慢與偏見。事實上,「公知」正是在這種官方與草根的合力圍剿下,逐步被邊緣化,進而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落。這種局面尚且只是剛剛開始。

另一方面,普通公眾的表達欲望和表達能力也在迅速提升。隨着互聯網技術的便利化和普及化,為公民輿論的崛起提供了知識和技術等方面的必要條件。古典知識體系的神秘性局面被打破,傳統專業知識分子的知識壟斷局面已難以為繼。普通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媒體武器,在所謂「自媒體」(如博客、微博等)媒介上直接表達。近年來,在一系列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如上海教師公寓大火事件、溫州動車撞毀事件等)中,掌握新媒介的年輕一代(主要是學生和白領階層),始終在第一現場,以公開和理性的方式,直接表達他們的意願。在「南方周末事件」以及更早一些時候類似的「Google 退出中國事件」和「艾未未事件」中,普通公民表現出的積極態度和堅定意志,造就了未來公民社會的政治雛形。

如果說,以往的公共知識分子扮演了公眾的政治正義和道德良知代言人角色的話,那麼,在今天,公民開始親自扮演這種角色。這既是因為他們對「公知」代言的失望,同時也是因為自身的公民理性發育成熟。

陳丹青在給獲得「2012 中國夢踐行者」的歌手崔健頒獎時,說:「《一無所有》是為80 年代所有苦逼和屌絲呐喊,但今天的苦逼和屌絲,沒有人為他們呐喊了。」陳丹青道出了崔健的價值和當下社會境況的某方面本質。但我的理解有所不同:今天,確實鮮有崔健式的代民立言的鬥士,但今天的苦逼和屌絲將自己為自己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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