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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一)-王宏任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一)-王宏任 | 历史频道-中评网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历史标签,所以每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从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到琼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刘文彩,还有潘冬子同学的胡汉三……对当代国人而言,地主也正是这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中的一种。

 

只是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之间,当年那些高度标准化和具体化的地主形象,却已有了复杂化和抽象化的趋向。人们已渐渐不再记得那些老地主们是什么样子了。一个80后"地主后代"如此讲述自己对"地主"的童年印象:

 

"我7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糊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与这位80后"地主后代"相似,许多人已很难辨认出自己身边那些当年的老地主。这个一度在上个世纪主动或者被动左右着历史大势发展方向的群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标签化之后,等来的不是理性解读,反而是近乎彻底的遗忘。

 

作为一个业已彻底消亡的群体,地主的形象没能获得理性的重建,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不能正确理解地主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能正确理解地主与佃农在合作与斗争中如何达成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若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旧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理性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主群体,至为关键。

 

一、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

 

关于地主霸占土地的比例,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户数的8%,占有土地则达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250)

 

但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地改革否定了这个结论。土改中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共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一47%。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约有8%左右,同时还触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触动的中农土地比例大致相抵。由此来看,过去"地主"、"富农"共占有不到50%的土地,并不是流行的70%—80%。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调查数据,同样支持了上面这个结论。

 

1、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调查,地主户数占7%,占有土地38%。

 

2、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调查,地主户数占5%,占有土地34%。

 

3、薛暮桥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6省调查推算,地主户数占3.5%,占有土地46%。

 

4、陶直夫(钱俊瑞)估计1934年左右全国情况,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50%。

 

5、吴文晖1934年估计,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32%。

 

6、陈翰笙1946年分析,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26%。

 

7、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6省97县100乡调查,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41%。

 

8、苏南5县973乡调查,地主户数占2.3%,占有土地31%。

 

9、东南4省235县调查,地主户数占3%(人口占4%),占有土地26%。

 

10、国家统计局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及各地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地主户数占3.79%,人口占4.75%,占有耕地38.26%。

 

对上述数据做简单平均化处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地主占有土地比例大致在30%-40%之间,不可能超过40%;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3%-4%,人口约占5%。(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

 

外国学者巴克(Buck)1929年在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农场3,8258个农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佑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

 

"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侧佃货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地主的典型特征,除了拥有大量土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出租土地给佃户。在出租土地的比例问题上,巴克也做了一个估计,认为30年代约有28.7%的私人土地出租,再加上约占6.7%的几乎全部出租的公有土地,租给佃户的土地共占全部耕地的35.5%左右(《剑桥民国史》)。

 

对地主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界定,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界定。如果认可70%-80%这个结论,那么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佃农社会;如果我们认可30%-40%这个结论,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耕农社会。

 

二、地租到底怎么交:收租对象不是全部农产品

 

关于地主究竟搜刮了佃农多少劳动成果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基本语境无外乎是佃农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地主老财无情地剥削一光。不过遗憾的是,对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却很少涉及。

 

林则徐对晚清江南地区怎么交租的问题有过实地考察。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林则徐这样描述(译文):"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林则徐说,当时江南地区百姓都普遍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

 

只有土地上的"主产品"交租,"副产品"不交租,在晚清是社会普遍现象。乾隆年间编纂的《岳州府志》里就提到,当地政府明确鼓励佃农多种杂粮,因为种稻谷的最大获利者是地主,而种杂粮的最大获利者是佃农。

 

杂粮的产量其实也是很可观的。以林则徐所调查的江南地区的春小麦为例,小麦七斗可以抵稻米五斗,而稻谷一石才能抵稻米五斗。一麦一稻总收入显然并不比种双季稻差,而对佃农而言,种小麦不用交租,显然更加划算。

 

三、租到底怎么交: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交租

 

关于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并不是佃农租种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交租。

 

譬如: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则往往连面积都没有计数。自然也没法计算地租。而即便是水田,以湘中为例,在"中稻"交租之外,佃户另外再种的早稻或者秋季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

 

作为附带品的"山、泽、土"不计算地租,大约是清末民初时期南方的普遍现象。民国《南川县志》里就明确提到四川附带"山土"从不交租。浙江《兰溪县志》里也有着同样的说法。

 

这些山、泽、土究竟产出多少,是个很难统计的问题。不过产量不会很高是一定的,否则地主也不会将其当成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所以,判断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贸然下结论说地主拿走了佃农百分之几十的劳动成果,是极其草率的。

 

四、租到底怎么交:地租普遍是要打折的

 

中国历史上的交租方式,除劳役租,也就是履行给地主家干活的义务之外,可以区分为分成地租与定额地租两种。前者地主与佃农依照每年产量按比例均分;后者则属于按亩计算的定额地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铁板租",不论丰歉,租额总是固定的,杨白劳所欠黄世仁的地租,大略就属于这种"铁板租"。

 

清朝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那苏图在一份给皇帝的奏疏里描述了当时清帝国的大概交租方式。那苏图说:"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其实当时北方也很流行"铁板租",只是南方更加流行。基本上,明清两代乃至民国,"铁板租"一直都是交租的主要方式。

 

文学作品里黄世仁凶神恶煞逼死杨白劳的主要武器,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铁板租",无论杨白劳的年成好坏,黄世仁的地租总归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杨白劳碰上荒年,无法完成"铁板租",欠下了债务,黄世仁再来上一个利滚利,息加息,杨白劳从此以后也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地主们基本上都做不成黄世仁。可以说,逼死杨白劳的"铁板租",被完整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明朝末年人耿橘大在谈及江苏常熟地方的田租问题说,曾这样说(译文):"最好的田地,每亩交租不过一石二斗,但实际收到的田租,从来不会超过一石。"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而已。

 

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上等好田,能收到"铁板租"的80%,比较差的只有50%,平均下来,不过是62%而已。

 

这种按照"铁板租"定额,打折交租的方式,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黄世仁那般一个子儿都不松口的现象,在明清史料里面几乎是看不见的。传统社会底层以儒学为维系,形成了很多平衡底层经济利益的乡约、乡俗,这些乡约、乡俗都制约着"铁板租"的实际收取率。清代人旺辉祖在《双节堂庸训》里头,就明确提及:"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完全脱离了这种基层儒家乡约,如黄世仁般一口咬定"铁板租"不松口的地主,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这个地租的折扣率到底是多少,也很难得出具体的数据。但能收到8、9成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清朝人王炳燮就说,苏州地区实际收取的租米,多的也不过达到5、6成,少的才收到3、4成。苏湖足,天下熟。苏州地区田地好,灾害少,地租折扣率仍旧如此,其他地区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判断一个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单纯以租佃合同数据为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五、从明到清:地主们能收到的地租越来越少

 

总体上来讲,地租的实际收取比例,从明代往后,一直是在不断上升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18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约为七八成;

 

19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9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也就是说,从明到清,地主们所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是越来越少了。

 

清代粮食亩产和总产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全国土地基本上都获得了开发,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引入——正是在亩产与总产量全方位上升的背景下,才有了清代中叶的人口大爆炸。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上升,地主们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率却在直线下降,这其中起作用的显然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社会因素。

 

——佃农杨白劳在与地主黄世仁的抗租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黄世仁最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杨白劳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但就明清两代史料而言,非但黄世仁般的压倒性胜利极少存在,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在"催租逼租"与"抗租欠租"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斗争中,反是佃农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明代到清代,地主们地租实际收取率的直线下降,正是佃农们"抗租欠租"活动取得胜利的结果。

 

譬如曾国藩当年就在给朝廷的《备陈民间疾苦疏》里面谈到他所管辖的江南几府,说(译文):"每一亩田,产稻米自一石五六到二石左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最后业主所能收到的地租,怎么也超不过八斗",可见佃户们的"抗租欠租"活动,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

 

不管有无能力履行租佃契约,佃农们履行契约按规定交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抗租欠租"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地主与佃农关系中的常态。譬如卫廷璞在乾隆十年曾对皇帝这样说(译文):"如今人的性情骄恣,即便是丰收之年,也都还抗租不交。致使收不到租子的田主还要给朝廷纳粮,那些佃户们却坐享那无税之田。地主和佃农彼此冲突,轻则互殴伤人,重则酿成人命。臣在广东长大,从南方一路做官做到北方,所见所闻,全都一个样子。"

 

(明清时期的佃农杨白劳们如何近乎"完胜"地主黄世仁,限于篇幅,暂且留待下一期专题详细讲述。)

 

六、结论:实际地租剥削率只有30%

 

地主老财对佃农的敲骨吸髓到底有多狠,也就是"地租剥削率"。明清两代以来,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一般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50%左右。这也是通常说地主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的史料依据。但"地租剥削率"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租佃合同,最终决定这一剥削率高低的,是地主最终究竟能收到多少地租。

 

如此而言,一个比较粗糙的结论即可浮出水面: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即70%一80%);同时,鉴于过去只对佃农的"正产出"计算地租,如果把副产品(如稻麦地区的小麦,以及田边地角的收获等)也纳入考察范围,那么,契约地租额应当大约只有土地总产出的40%。而实际收取到的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地主老财们对佃农们的"地租剥削率",只有30%左右,而不是一向所流行的50%甚至更高。

 

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数字,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明清以来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稳定。倘若剥削率高达50%甚至更高的话,这种稳定势必是难以维持的。

 

网友十年砍柴先生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客观上扮演了阶级剥削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地主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某支力量。只是,或许是为了宣传需要,多数如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中朱开山那样的地主形象被屏蔽了,少数如黄世仁(尽管真实的黄世仁不是那样的)那样的地主成了整个阶级的形象代表。

 

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

 

先进国家,特别是G7+俄罗斯的纯农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不过5%,农村人口在20%左右。

 

可是,中国这一数字,在这几年才达到40%~60%(后者包括农村中的工业人口),整个农村人口为80%。

 

同样是位于中纬度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以这种人口构成比例,中国能否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单纯从比例上来看,结论是中国只能在倒数集团中找到位置。中国人不是特殊的人种,中国不是特殊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这种人口结构是千古不变的。对比15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的人口,会发现差距其实在近代化起跑之前就已经存在。

 

明朝永乐年间(1402~1424),中国的人口是6600万人。同一时期,日本是足利义满时代,人口约1500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5倍左右。21世纪的今天,这一比例是10倍以上。

 

自明末起,中国人口趋向减少。清初顺帝时期(1643~1661)人口为2500万人。同期,日本的人口达到2700万人。可以看出,在江户初期,也就是德川家康的时代,日本人口甚至超过了中国人口。

 

中国明末清初人口锐减可以认为是社会动荡造成。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其后的规律是人口的强烈反弹。

 

再往下看,清朝中期,中国人口马上就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康熙年间(1661~1722)2400万人

 

乾隆年间(1735~1795)1亿7700万人

 

道光年间(1820~1850)4亿1300万人

 

日本江户末期人口估计为3000万人,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达到日本的10倍。这一比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日本在江户时代,城市文明开始开花结果。将近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江户和大阪达到100万人口,初步形成了城市经济圈。

 

而同期,清朝首都北京人口才20万人左右,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城市存在。

 

从明朝开始,中国沿海实行海禁政策,贸易主要由国家控制。这一时期,日本的倭寇常袭击中国沿海,致使沿海地区城市一直发展不起来。另外,中日两国这时期人口差距不大,使得倭寇除了侵犯沿海外,还可以侵入内陆地区。

 

清朝时,海外贸易沿袭了明朝的方针,闭关自守,沿海城市建设也没起步。其结果,中国城市文明一直没有发展。现在的沿海大城市,广州、香港、上海、青岛、大连等都是在近100多年内由外国人建立了基础。这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清朝人口为什么会激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只是顺着中国历史的轨迹一路沿袭下来而已。即在社会稳定后,人口开始增加,然后导致社会动荡,然后人口崩溃、再增加、再崩溃。。。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能脱离这个怪圈。

 

如果说清朝中期人口爆炸性增长还有其他特点的话,就是和康熙、乾隆的领土扩张有很大关系。另外,由于灌溉技术得以普及,新扩张的土地可以很简单地开拓为耕地。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农业未及珠江三角洲。康熙和乾隆征服四川,把国境线扩大到现今的中越边境一带,并恢复了各地的治安,这也是导致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这个时候,汉民族开始了人口大移动。从人口密集的地区向新开垦的土地移动。

 

中国的农业为什么生产力低下?就是因为新增加人口还是以务农为主。城市没有形成,缺少挑起工业革命重任的人才和动力。

 

按理说,农村中的地主和乡绅阶层是农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经过农业的原始积累后完全可以率先带领中国走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事实上,日本和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动力和重任无一不是由地主阶层发起和完成的。

 

但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把农村中的地主和乡绅阶层的大部分消灭了。侥幸活下的一部分地主和乡绅逃到了上海和江浙一带,奠定了那里城市文明的基础。还有一部分应该是逃到了海外,成就了现今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资本(资产)的伟业。

 

很难想像靠一字不识、不通事理农民能够成就中国近代化的事业。200年前如此,现在亦如此。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以后的被动员起来的农民革命,注定了只能是暴民革命和刁民革命。其破坏力之大,至少将中国的近代化拖后200年。

 

教科书上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可是,只要不是白痴,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会想到∶好的思想的传播,根本不需要「咣」的一声炮响。

 

教科书上说∶中国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是稍微心细一点,就会看出决定命运的三大战役的胜利,跟陕北的根据地、延安的宝塔没有关系。。。

 

可以说,打倒了地主和土豪的中国农民,在自己翻身得解放的同时,就为自己和子孙的将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历史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人民公社不通、集体化道路失败、包产到户还是不行!

 

一、中国式地主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地主这个名词,在近代中国又是个不好的词,谁摊上了它谁就倒霉。改革开放了,长期受到压制的地主子孙们,从此走出禁锢,走南闯北,游刃有余地经商办企业,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生力军。

 

二、地主的子孙都富贵了

 

这是有规律而又很普遍的事,地主的子孙富贵了。如果你一个村一个村去走,你就会发现,村庄里最有钱的人往往是地主的子孙,地主的子孙没有发家致富的几乎很少,除非脑子有毛病。

 

在很多村庄,百户人家,房子建得最高最漂亮的是地主的子孙,最有钱的也是这些人,没有一家是贫困户。如果在村里列一个排富榜,排在前10名的有8户是地主、富农的孙子。地主的子孙经商办企业,人人都成了村里的富豪,有几人家产早已过千万,他们总的财富占了全村的90%以上。

 

有人说,如今地主子孙又富贵了,比他爷爷更有钱了。这是基因的遗传,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有很高的理财、经商才能,要不然在解放前也就不会积累那么多财富,建房买地,还要雇长工去种地,以致打上了地主。我想,这方面的因素也不能排除,更而重要的是这些地主子孙,由于长期受到打压和凌辱,锻炼了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土改打上地主后,这些人就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一直都是斗争的对象,每次的运动,他们大多是被专政的对象,被贫下中农五花大绑押上台去批斗,脖子上挂着牌,头上戴着高帽去游街,有不少地主由于承受不住这非人的折磨而自杀。而他们的子女从小就低人一等,比如同是小孩,一个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一个是地主的孩子,打架了,地主的孩子能打过对方,只要对方喊一声地主的狗崽子,举在空中拳中也不敢打下去,为什么?你打赢了,贫下中农的孩子父母也会揍还,而更难以承受的是你打赢了,晚上就拉你父亲去斗,把你父亲斗得死去活来,你还敢打败对方?当时,他们读小学不能参加红小兵,不能当班干部,长大了不能参军、考大学、当国家干部。

 

有人说:磨难也是一种财富。地主的子孙正因为有了太多的磨难,所以他们也有了太多的财富。

 

三、地主情结

 

在电视联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透露出来的秘密是:石光荣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也不外呼"打倒地主阶级,成为新的'地主'阶层。

 

以下则我的一个朋友讲的真实故事:

 

他在广东拼打二十余年,家产已是千万元。他说,他的成功来自于从小的磨难。解放前,他的爷爷是当地的大土豪,土攺时被枪毙了。贫下中农把他家的财产分得一干二尽,却把他们一家赶到村外搭建了一个毛棚,从此他们就在这个毛棚中相依为命,碰到暴风雨,毛棚就被掀翻,一家人蜷宿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到十多年后,他那嫁了贫下中农丈夫的姑姑才为他们买了一间房。他从小就目睹自己的父亲挨批挨斗,母亲无数次交待他一定要看紧父亲,要不然你就再也没有父亲了。村里最苦最累的活是地主成份的人去干,白天劳累,晚上还要挨批斗。

 

奶奶因他脖子上戴一个金钢圈(银圈)而差点自杀上吊,贫下中农批斗奶奶,要这个地主老太婆老实交待,还有多少宝贝藏匿着,问她孙子金钢圈是从哪里来的。奶奶说,是孙子的外婆送给他的,我的东西被你们分得一干二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地主就不交待!""打倒地主老太婆!"……

 

夜深人静,母亲走进奶奶的房子(用乱石垒起来的一间小房),发现奶奶上吊,听到母亲的呼喊声,他们都跑过去,忙把奶奶放了下来,奶奶伤心地哭道:"让我去死吧!我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东西,还连累你们。"妈妈当晚就从他的脖子上取下了金钢圈,第二天一早就上交了。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从小就懂事,特别能吃苦,而且承受挫折的能力强,能伸能屈,不怕失败。

 

80代中期,他从小作坊发展到规模有近百人的企业,由于收入比较稳定了,他把父母从家乡接到广东,没想到出事了,父亲看到儿子的工厂有这么多"长工",儿子剥削的人比他父亲还多,要是再来一次土改……父亲每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终于病倒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位从政的朋友听后,给他出了一个妙策,请县委书记去他家做客。那天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公安局长一行来到他家,他在门外就大喊:"爸,县委江书记来看您来了!"这个长期遭受批斗的地主子女,一听县委书记要看他,恍惚如做梦,突然坐了起来,病似乎好了一半。县委书记握着他的手说:"老伯,您的儿子了不起,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不是剥削?"

 

"不是,是为我们县解决了近百名就业人员,政府还要感谢他呀!"

 

当那位穿着警服的县公安局长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为您儿子这样的人保驾护航"时,父亲却是老泪纵横,百感交集。

 

九十年代初,他的儿子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后,打电话给他,要在美国定居。他问:"不回国了,有了学问就不报效祖国和父老乡亲了?"

 

"爸,您是不是还有地主情结?"

 

"对,你爸爸就是有地主情结,所以你必须回来!"

 

他的确有浓浓的地主情结。在村里他虽不是首富,但却是给村里造福最多的人。帮村里修了两条水泥路,建了一幢学校,每年都会给村里的贫困户送红包,奖励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

 

他还把祖屋高价买了回来,让住在他祖屋的贫下中农住上了新房。还仿照解放前他爷爷坐过的轿子做了两个。正月回家时,从外地雇来轿夫,他们父子俩一人坐一辆轿子,从村头的天井抬出,沿村的周围兜了一大圈,然后抬进了整修一新的祖屋。而乡亲们为了他的地主情结,却争着沿路为他燃放鞭炮助兴。

 

附:历史上的"土改":"斗地主"

 

一、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通过歌剧电影小说内容的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宣传演出, "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书屋》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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