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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



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 


Keywords:Soviet Area, rural mobilization, revolution, peasants

对近代中国和世界而言,革命都是重要事件。革命在充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同时,也体现着残酷性和毁灭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的革命,是一条认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绕开的路径。而农民作为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年代都是中共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何发动农民、唤醒农民、组织农民进行乡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中共是如何"迎合"农民,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将目光锁定在中共党内精英人物与上层路线中,而落入宏大革命叙事的窠臼,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无非旨在说明错误路线导致革命失败,正确路线把革命引向胜利。而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历史场景,农民和乡土社会如何应对中共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则缺乏具体入微的关注。白凯就指出:

长江下游流域富有民众反抗斗争的传统、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们就会把这个地区想象成党派积极分子开展活动的沃土,而属于特别肥沃之列。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党派积极分子的沃土,是由于地缘政治学的因素,也由于这里存在着敌意极深、强制力量极强的精英和政府,用更笼统的话来说,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动员农民来支持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方案。①

笔者将从赣南、闽西的农民性格和中共的动员技巧入手,打通以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为主的稳定性因素和革命者以主观性、创造性为主的灵活性因素之间的关联,对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和中国农民性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从而丰满对中国革命的解释。

二、革命序幕:中央苏区的农民性

中央苏区大体上包括赣南、闽西的30多个县,这一地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色。笔者认为,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

(一)原初的营利意识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一地区虽没有长江三角洲那样发达的商业,但不管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是一种求强求富的愿望,营利意识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意识与革命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在讨论此点之前,首先可以看看当时江西苏区几个县的人口、职业分布情况:  

临川人口数量464523人,男253598人(占54.5%),女211225人(占45.5%)。其中,自耕农23219人,占21%;工人22409人,占20%;商人20668人,占18%;半自耕农20287人,占18%;佃农20614人,占18%;耕农5038人,占5%。

南城人民的职业,比较起来商人和农民最多,各占30%左右;其次为工人(手工业者),占20%;最少的是为学和为政的人。

南丰人口31469户,人口数116760人,男57293人(占49%),女59467人(占51%);农民占75%,工商业者10%,官吏3%,其他12%。②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出,商人在苏区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当时苏区一些县也制定了重商的政策。如上杭,"为保护商家交易起见,商店米价不加限制","对商家交易之帐要还"。③甚至这种商业盛况在国民党地政学员王世琨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江西)建设情形及商业景况,似较镇江为好。"④这种小商业的盛况还可以从瑞金的一个市镇看出:

(壬田)境内二个圩镇,一曰壬田寨,有工商户180余,大小店铺近100家……圩期每十天二圩,即逢四、九。这个寨是壬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交易的多系粮、油、木、牛、豆。远至长汀、石城,近到黄柏、瑞金的人,都涌向这儿赶集。当圩那天人山人海,拥挤得很,起码聚众五千。二曰合龙圩,只有一条街,街道简陋,圩期每月六天,逢二、七。⑤

由于赣南位于赣闽粤三边之界,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当时广东梅县是潮汕海盐的转运站,赣南的劳动人民每天挑着成百斤各种土特产到梅县城交换海盐……"⑥即使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营利观念也毫不减弱:

广昌乃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指挥部及18军军部驻地,罗卓英大军云集该地,所用日用必需品莫不求过于供,复以运输困难,运费较高,致物价奇昂,例如麦粉一袋竟售洋十数元,猪肉每斤值7.8角,因此一般来归群众,及当地百姓,为谋目前获利起见,咸弃其旧职业(或农或工),从事于小本经营,尤以老弱妇嬬之辈。亦各尽其能力之所及,摆一小摊,试作现贩现卖之营生,以求糊口。

苏区时期曾任兴国县委书记的杨尚奎,出身于世代为商的家庭,他回忆:

父亲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带着他过兴国,上赣州,再远一些就去会昌筠门岭,广东南雄,挑着满满一担细篾器,果盒香篮酒榨,还有小火笼,到那边卖了,再贩回食盐,一如当年公公带着爹爹,头戴斗笠,腰缠脚布,足蹬草鞋,往返千里路,来去半个月,晨起四更天,夜宿黄昏后……

甚至革命前在赣东一带,"当土匪的人不都是为糊口,倒多数想发横财呢……他们百分之七十为小手工业者,百分之十为封建社会里的破落户游民,百分之十为异地散兵,百分之十为有耕地的贫农。"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镇——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那里由于雇主及其家中的男人大都外出经商,而将收租和其他家事都托付给雇农代理。雇农"一切吃的穿的,简直和主人一样,同时得到性欲的解决,即与主人的老婆或姐妹等亲属发生性关系",⑩而主人家的"妇女对待雇农也仿佛对家主一样"。岳口市"全市7里地,有商店726家",而安徽"商业方面,可说在中心县委指导之下各县要推六安最发达",甚至到了1932年5月,这种经商的理念还严重影响到"扩红"和革命的深入,江西省委指出:"江西苏区党内的不正确倾向,完全是由于和平保守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发生,党内同志中不愿做工作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做生意挑担开店的倾向很浓厚。"

从表1可看出江西省农民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高达52.3%,远远高于其他两省。这可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区域的农民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他们勤于生产,追求实实在在的利益。

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反围剿时期,这种商业意识也可见一斑。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剿匪"东路军第十师进入瑞金县城时的状况如下:

入城(瑞金)时,豚酒犒师,相属于道,商肆悬旗欢迎,市门尽启,所藏货物,均陈列市肆,以待采购,一时攘往熙来,似忘其为创巨痛深之余者。

同年,在国民党军队收复闽西的建宁时:

(国民党军)入城第一日,全城无一物可购,当然无市之可言。及第二日,大批肩挑小贩,即由黎川络绎来,其神速可佩。于是城内大街满布担摊,至今则市上熙熙攘攘,呈拥挤现象,举凡日常用品,应有尽有。茶馆、酒楼、浴室等亦均开设。

由此可见,战争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营利心理,反而是战争延伸到哪里,其商业行为就拓展到哪里。甚至信丰苏区的民众把缴获的枪弹向政府出售,子弹壳200钱,步枪大洋4元。而江西省委所在地于都作为一个有着斗争历史和群众基础的县份,在1933年和1934年期间的"扩红"运动、查田运动和粮食突击运动中,也发生了严重问题。县委书记刘洪清和县苏主席熊仙壁等人带头贩卖谷、盐。在一段时间内,"全县利用职权经商的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竟达60多人,贩卖谷子达1263担。于都县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成了商人联合的集团。"

这种商业观念还可从国共两党补充兵员的举措中看出。江西临川系国民党中路"剿匪"总司令部驻地,该县夏县长说:

剿匪军事,俟已五载,地方担负,早已使尽过头之力,即以夫差一项言,除早前已派无数不计外,最近两星期内,又已派去千名,县府罗掘无法,只好悬赏招募,能得夫30名者,委以分队长职,月薪20元,得百二十名者,升中队长,月薪30元。

福建省长汀县芦竹埧乡则采取用钱征兵的方式,给参加红军者每人发300毛小洋,苏区民众这种粗放的营利意识处处可见。

(二)安逸的生活信念

中央苏区这片区域无论就其山区地理环境来说,还是就人民的生活习惯、生存状况而言,都是一块安逸的乐土。1928年2月2日的《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开头就写道:"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富农问题,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尤其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针对这种安逸的现状,中共湖南省委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后期就指出:"应反对同志逃避斗争的心理,应放弃边界跑到'平安'赣南之计划。"从全省粮食问题来看,"就赣省人口以24534000计之,假定平年全省总产米量为92499646石,则每人约分配3石3斗,以每人平均年需食米3石计,固绰绰有余。"1932年,江西省稻谷产量颇高,到1935年,在湖南、安徽和湖北,仅存有20万担粮食,江苏贮存了28万担粮食,江西则已贮存了60万担。赣西南的富足从中共的相关文件中也可以看出:"赣西南有十多万金子要付给中央,已在闽西组织一百名人的参观团到赣提款回来,我写信要他们即筹四十万元给南局中央,他们的钱很多。"从地理上,"瑞金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境内群山环抱,层峦迭嶂,隘口相续,四邻亦尽山国,因而被《清史稿》划为'繁、疲、难'之邑。"可见瑞金的交通困难、信息闭塞,但这正好说明在地理上,这也是一块"天高皇帝远"的乐土。

民国之初,人们在谈及赣南一带风俗时称:"士民概勤勉……风俗较为美善。"相对而言,江西、福建两省也是自然灾害较少的区域。据《1912—1936年间中国各省区受灾害县数统计表》中载,江西总计受灾县为525个,这一数字远远小于黄河流域平均受灾1000余县的水平,而且也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浙、皖和两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江西瑞金,"地处赣边,毗连闽粤,民性纯洁,习尚辛勤,生活粗俗,鲜有为匪,虽号弹丸,亦称乐土。"同时瑞金又是一个相对富足而又安逸的地方,瑞金民谣中有唱:"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龚楚曾回忆:

我于1927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期间,常在乡村的茶聊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里,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

信丰县名之来由,更是取"人信物丰"之义。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江西信丰时,军队通过商会向当地民众募捐到3000元。就是在苏维埃运动已经红红火火的1933年,也可见到一点不相和谐的现象,如中共就曾严厉批评于都列宁街头挂着的"贫穷自在"的识字牌。土地革命初期,"本省(江西省)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在闽西也是如此,"龙岩群众虽然佃农多,但生活还好,上杭佃农比较优裕。"老革命根据地洪湖一带"原系鱼米之乡,物阜民丰,甲于全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黄安(今为红安),"南走江汉,境内冈崚起伏……杜绝奢侈,故村落相望,尽小康之家,居室简陋,石阶土墙,环以树木,点缀于各山麓间,颇饶上古之遗风,清季其乡人因剿捻匪有功,曾获养民之馨,亦可见其民气之一般。"

此外,上文所提到的苏区人民这种营利观念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在瑞金的叶坪乡,肩挑的苦力工数目最多,常到瑞金、赣州、吉安、会昌、汀州等地挑担,从瑞金出发,挑一百斤布匹到汀州有工资2.5元,挑药材烤烟等粗货的有1.8元,挑玻璃的有3.2元,挑瓷器的有2.2元。

在1930年的兴国县,一担盐可使挑夫赚得纯利约13元(3元可买100市斤米)。

资料表明,当年革命最为激烈之处并不是人民生活极其贫苦之地。也许霍弗说的有一定道理:"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革命的地区绝不是穷困潦倒之地。

(三)山区型权威性格

这一区域的人民具有典型的"山区型权威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民,看事情比较没有弹性,不能接受事物的模糊含混性,这表现在:在和平环境下呈现的是自然、纯朴的一面;而在恶劣条件下则极具暴力倾向,从顺从到反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不具中间环节。然而在情感方面,他们却是比较模棱两可的,亦即具有权威性格的人是怀着又爱又恨的心态。之所以具有这一不确定的情感原因,是对权威的焦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掌握其命运的、具有权威的人,所产生的不满及攻击性,无法发泄出来。一旦外部条件允许,此种焦虑极其容易扩散至任何具有权威的人身上。

清修《瑞金县志(一)·风俗》中有言:"瑞金环山带川,山多田少,稼穑之外,间为商贾,俗好义乐善,情意肫笃。"但是此地民众相互之间一有冲突,就会呈现"俗悍民顽"的状态,正如时人所言:

民性犷悍,常持刀杀人,尤好械斗,每斗则全村参加,伏尸流血,视为故常。往往有无赖子弟,嫉忌本村富人,藉端挑扰他村,令成械斗,而尽嫁其祸为富室,俾其料理讼案,赡养死伤,有至倾家荡产而不已者。

平时和善的山民,稍遇不顺就会呈现毫无顾忌、不惜代价的形象。苏区的重镇会昌县的山民也是如此:

地近闽粤,山石巉岩,居民秉质坚刚,负性峭直,兼之乡民皆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睚眦小怨,动辄格斗,各庇其族,不逞之徒往往挟刀以游,捐躯不悔,故命件较别邑为多。尤喜争讼,一遇雀角,纵故旧姻娅,亦组词呈控,不惜钱力,宁受胥隶之辱,不肯忍一时之气。

如果说,生存条件的艰苦催生了民众的营利意识,那么,有限的生存资源和尖锐的土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这种好斗的性格。当时的报纸对此有记录:

(广昌)驿前因交通梗塞,人民崇尚古风,诚笃俭朴,劲直好义,仍不失为有传统性之国民。兹就妇女而渝,虽经匪方之肆言解放而旧礼教依然存在,纵有少数与男人自由恋爱结婚之妇女,但不能概括一切,且其中无一短发天足,衣长而且大,裤小如竹筒,缀之以花边,小脚结髻,不喜沐浴,不知漱口,一种野人风味……

这一性格特质在《申报》记者陈赓雅的笔下也有描述:

民性素称强悍,清末推行新政,县绅庐元弼籍学苛捐,四乡农民,迭起反抗,荷镞持刀,围攻县城十三日夜,闻庐革职,其围始解。民十六,商民协会主席傅某,商同县党部等机关,倡加附税一元五角,农民亦兴问罪之师,蜂拥入城者数万,卒杀傅某与同谋刘某,并毁其尸始罢,但人民在另一方面之表现,则又颇有雍容之态度,即若遇大小纠纷,当事人多愿略备茶点设酒席,敦聘公正人凭理解决,绝少动辄入县府控告者。

在闽西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永定教育颇发达,有许多农民粗通文字";而另一方面则是"民性甚强悍,离城较远,武装较多的乡村,有许多农民卖田买枪自卫。""本省械斗之风极烈,异族相间,每因细微之忧,即携带铳器,日事鏖争,其死伤者,固一败涂地,即获胜算者亦因疲于战斗,以致产业颓废流为盗贼,习俗如此,可虑也。"1929年,进入赣南的工农红军在其文件中就指出,三南地区居民"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

从上所述的中央苏区的农民性格特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将此种农民性格中潜在的革命因子进行挖掘与转化。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处于原初阶段的民众营利观念有利于革命的传播,流动性极强的"走村串户式"商贩对革命传播有较大功效。相对于华北地区高水平的适应性,一直较为安逸的生活被打断,革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外,好走极端的民性,一旦条件具备,从顺民到暴徒也只是一步之隔。

三、革命:"锄头"与"枪械"的抉择

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知的声音,允诺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支配和异化的社会前景,这种允诺赋予苏维埃政权以道德合理性。但这种理论推演和革命的道德召唤,对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来说,既遥远又陌生,"苏维埃"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是一个全然的外来物。中共试图转换既有秩序,使农村从士绅统治变成工农兵统治的局面。事实上,这种过渡与转变,不仅深刻表现在苏维埃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对工农群众的意识干预与磨合上。那么,对于革命来说,农民意识中有哪些瓶颈有待突破?中共是如何去工作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运动模式与革命文化?

中央苏区所面对的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及其所导致的人力、财力的极度缺乏是中共所面对的有形挑战;而民众对革命的迟疑、不信任与回避,苏维埃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冲突,是革命所面临的无形而又无时不在的难题,也是这场革命内含的困顿。

(一)农民意识:革命的瓶颈?

"农民意识"是当时中央苏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带有政治倾向的语词。在土地革命时期,"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农民地方观念,以及农民的保守意识,成为中共革命要深入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

中共主张"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之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但是总有一些与革命不相和谐的音符。1932年7月 ~ 10月,福建省的永定、上杭和长汀共"扩红"889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就达674人,高达75.8%。同年在江西于都,总共"扩红"1492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达983人,占65.8%。由此可见,农民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相当浓厚。当然,"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既是农民乡土观念的反应,也是他们面对生命危险时的一个本能选择。

毕竟,面对"锄头"与"枪械"的抉择,一般老百姓更倾向对生命安全的考虑。在宁都,调动80余人去前线却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某支部的党员听到要把十分之一的党员调去当红军,竟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1933年11月15日,一军团补充区域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在万泰,"东缝区报名140余人而实际加入红军只有7人,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会昌1934年3月动员300人参战,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甚至瑞金"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团部不准他回,与团部对立起来,还敢登山打枪,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在于都,开小差的人可编一个师。

总之,是"锄头",还是"枪械",这是个问题。对"枪械"的选择,让普通民众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山区生产力的不足,国民党的长期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军事作战与经济生产中的人力矛盾,土地革命中打击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现象,这些现实因素使得民众对"锄头"的选择难以真正实现。

(二)中央、地方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不得以强迫的方式来动员群众,并开展反官僚和命令主义的运动,主张以利益引导和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形塑群众的自发性。但在战争环境的压力和政权不甚成熟的影响下,中央庞大的人力、财力的需求和动员,迫使各地的苏维埃和群众团体要么是以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完成任务,要么是因怠工、抵制而受到惩处。

地方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在"扩红"运动中就不乏强迫动员的现象。永丰的一个乡支书就"以为不用绳捆就无法扩大红军";会昌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召开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在这一方式之下,少数的人起来报名了,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便要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而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在不当红军的人的家门口贴上耻辱牌。

对付"开小差"的人员更是层层"把关",让其别无选择。首先是在各种会议上来动员,造成反逃兵空气;再召开逃兵会议,并对其家属进行工作;最后是开展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向逃兵赔偿人工或处罚加倍的人工。

对于中共发动的诸如选举、公债、借谷、春耕、查田、"肃反"、"扩红"等一系列运动,群众以不同的姿态来应对,如接受、妥协、逃避、屈从或抗拒等。在寻乌县,"一个半月来,反水(叛变)群众达8336人。""闽西苏区……时常有士兵逃跑",在党的相关文件中,也承认"有过半数同志,是不能脱离家庭……党内怕吃苦怕斗争怕当红军的和平绅士(即老实人)也还有不少。"而在瑞金存在"党团员怕当红军的太平享乐观念特别的浓厚,甚至还发生有以为鼓动了群众去当红军,自己又要多帮红军家属耕田的"的现象。在于都则有"当红军极苦,又要打仗,打死了,家里作田便没有人,家里人就要饿死,不去当红军,也要分田,一样的这么多"的宣传。1930年在闽西,"一般老百姓对红军地位轻视,把群众中捣乱不受支配的,或过于老小不壮的,以至犯罪不应处死刑的分子送到红军里来"。

从上可以看出苏维埃中央、地方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微妙。上级政府为了既让基层干部有所作为,又在施政上对普通民众不乏善意,其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或模糊性,目标的实现与手段的选择,其背后的利弊也是明显的。地方政府是沟通上下级的桥梁,措施得当,就能左右逢源,而对上级政策理解不到位,则使其陷于两难的处境。

四、中共的应对:动员、任务与政令

与革命理念存在一定距离的农民传统文化观念,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后期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匮乏,这一切只能让中国共产党人以各种动员技艺来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配以确切数目的指标与任务,加强行政力量的干预,中共最终依托政令的强制力量规管不和谐的现象,从而最终使乡村民众汇成了革命的洪流。可以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动员:革命合法性的渗透

中共的乡村动员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以土改为轴心的利益引导。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来看,中共一直倾向以物质利益的引导和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塑造群众的自发性,强化革命的草根基础。在很多时候,甚至在策略上通过大刀阔斧的调整来"迎合"民众,以获得农民的认同。如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他们发布命令和布告,明确宣布:过去分好的田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的以外均归农民所有。由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正式确定。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快在赣西南、闽西、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得到贯彻。同年3月15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告,明确宣告: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4月2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规定: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后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对农民所有权的正式确定,标志着从土地国有到土地农有转变的完成。

二是采取深入性动员与紧缩性行政区划政策。有史以来,苏维埃政权其实是第一个能在乡、村和市的层次上,进行管理、调动和支配人民的政权。它的建立打破了数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和县以下皆由士绅阶层负责管理的传统。在必要的时候,它的力量甚至可以透过乡村的积极分子与突击队,直接进入每家每户,成为主导和干预每个乡民个体生活的力量: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突击队工作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在村内,各个屋子的队员互相到别个屋子去突击,但主要是使先进屋子的队员到落后屋子去突击。一种是在乡内,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相对于村落的这种深入性动员,苏区还采取公债推销,依托组织性资源对个人实行强有力的渗透:

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并所买的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公示,以作模范。不肯买的绝对不能强迫他买,要由乡苏代表、妇女代表会的代表及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去劝他买,去鼓动他买,可以要那些买了公债的去劝其他没有买公债的。可以把买得多的人,每村组织一个宣传队去进行推销公债的宣传。

在基层干部的这种"攻势"下,一般民众在面临着"公示"、"丢面子"的同时,还得面对乡村干部、妇女会员、突击队员、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达到效果的话,是足以让农民"甘愿自动"进行公债票的认购的。

而在"扩红"运动中,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1933年8月 ~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红"人数共达11万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17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总人口250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对于中共动员技巧的运用还可以从傅柏翠的回忆中看到:

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的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步的深入了。

乡村社会通过一批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组织,逐渐让村民从宗族、血缘和地缘等共同体意识中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以苏维埃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效忠对象的形成过程。

有利于民众动员的另一举措就是"紧缩性行政区划"政策。在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中就指出:"过去各地各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区、乡两级,划得太大,管理不来,许多地方还有村的组织,级数太多,指挥不便。"而到1933年,为了便于发动和管理民众,行政区域再次细化。1933年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2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据此决定,增设赤水、洛口、龙冈等8县。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48次会议,决定成立粤赣省,辖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运、信康7县,并先后成立了泉上县、康都县、太雷县、金南县和建东县。同时,中共还提出:

为要使苏维埃更能接近群众,必须根据中央政府行政区域的决定,使行政区域不至过大,应设立代表主任制,代表主任由乡主席团指定之。在乡苏之下,并按需要设立各种经常的和临时的委员会,吸收每个代表及群众中积极分子和对某种工作有经验的分子来参加,如乡苏加紧检查各个代表及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使代表及各个委员会,能切实执行工作。

从表2可以看到苏区的行政区划标准在1931年和1933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达到接近群众的目标,区划原则是越来越小,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

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

本着这一原则,苏区的新省委也不断成立,六届五中全会时,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闽浙赣、湘赣、川陕、鄂豫皖、湘鄂西达9个之多。

三是制定优待红军的条例与举行欢送红军的仪式。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的条例,以鼓励工农群众舍身为国,从而在扩大其阶级基础的同时,赢得一定的合法性。在优待红军方面,1931年制定的条例不但赋予红军战士分田分地的权利,同时红军及其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免交房屋租金、子弟读书免交一切费用、家属每年可享受50个以上的劳工。更重要的是在中共提出婚姻解放的同时,还明文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得同意,政府得禁止之",以保障红军的婚姻关系不会因个人的离乡背井而产生改变。在中共的策略中,优待红军被当作是扩大红军的重要基础,它的执行不但影响"扩红"的成效,也影响到士兵的忠诚与热情。这是中共所以制定优待条例,并责成"党、苏维埃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从中央到乡支部、乡政府每个党员、每个团员、每个工作人员,凡是脱离生产的都应参加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工作"的原因。同时,中共要求以区乡为基本活动单位,成立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

为了减少"扩红"过程中的强制,增加民众革命的自愿性,更细致的"扩红"手段和动员技巧从1930年底就出现在苏区。在组织宣传队,举行化妆讲演和扩大红军宣传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举行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

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欢迎并欢送红军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

兴国县的谢名仁在传授"扩红"的经验时说到:

沿途准备了茶水,儿童妇女唱革命歌,在这两天造成了全县工农群众欢送红军的热烈,……兴奋新战士坚决到前方去的勇气!

从这些场景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营造了一种温情与荣耀,在妇女"欢送同志们到前方,消灭敌人才回乡,共同来做革命事,夫妻相爱正之长"的歌声中,红军战士感受到"望君莫回头"的压力。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一般来说,人们总是不付或者少付代价而利益均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奥尔森称之为"集体行为的困境"。奥尔森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策略是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一种"选择性激励"(即不参加革命集体行动就得不到好处)。费尔曼和甘姆森又进一步将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前者是以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为前提的物质性激励,后者是以团结感和忠诚感为基础的精神性激励。中共的优待和欢送工作,正起到了选择性激励作用。参军者及家属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身份待遇,是以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为前提的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欢送中所营造的氛围和参军者所获得的荣誉感、认同感,则是一种内在选择性激励。

(二)任务:苏维埃政府意志的介入

革命对农民来说,是一项不可预测、具有相当风险的事业。毫无疑问,单一依靠动员技巧来建立革命的荣耀与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动广大民众真正行动起来,还必须有一定的指标和任务。在江西苏维埃运动时期,"任务"一词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了乡土社会,这种"任务"、"指标"到了后期更是成为"扩红"、推销公债、节省运动的主流,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与村民个体的紧密度也空前加强。

首先,这种任务、指标表现在苏区农业税收的变化上。从表3可以看出,人均收获量在4 ~ 8担的居民,税率都比原来增加了4%,但税负分别提高了400%、200%、133.3%、100%和80%,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可以说,占苏区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

其次,任务、指标还体现于"扩红"的过程中。长汀县馆前区的少队队长说:"不能用政治动员,要进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三,才能扩大红军。"中共赣西南特委号召"每个同志每个月中最少要介绍新同学一名",博生县儿童局则提出"每个儿童发展一个"的口号。瑞金的壬田区把传统的抽丁方法运用到"扩红"运动中,规定:"兄弟三人去二个,兄弟二人去一个,独子不去,唯一劳动力暂不去。"在闽西的上杭、长汀、宁化三县,则制定了从1933年3月5日 ~ 4月5日的革命竞赛条约,其中上杭"扩红"1000名、健全地方武装510名、发展党员1000名;长汀"扩红"1000名、健全地方武装510名、发展党员2000名;宁化"扩红"600名、健全地方武装500名、发展党员1000名。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1932年2月 ~ 5月,每月给江西、福建两省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均在一万人以上。其中江西省的任务最多,或7000 ~ 8000名,或一万名;从6月 ~ 7月,每月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各6000人,其中江西省每月4500名、福建省每月1500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作战,苏区明显缩小,然而中共党员数量和红军兵力却有所增加,共有30万人。这表明,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苏区进行的总动员不断深入与发展。1934年的5月 ~ 7月共动员了6万人加入红军,1934年的9月中共中央还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余下22个苏区行政县中再下达"扩红"3万的任务,但一直到红军长征前夕也只完成了60%左右。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甚至,还出现了即使全县所有青年加入都不够完成任务的情况:"在太雷,男女青年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53人,而省队部规定他要发展8000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下级就只有采取敷衍之举,如1933年2月,在会昌的珠市区发展党员100名,其中三分之二都是老年男子。

再次,任务与指标体现在中共为获取物质资源而发行公债的举措中。1932年6月 ~ 1933年7月先后三次发行共达480万元,苏维埃政府更是制定了具体的任务指标。为了增加革命战争经费,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6月23日决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其中江西、福建苏区的任务是50万元,包括城市商人6万元、红军4万元、各县39万元、其他政府团体1万元,规定半年还本付息。同年10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又决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其中包括商家15万元、各县98.6万元、红军6万元、党政府机关4000元。1933年7月22日,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规定五年偿还。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民穷财尽了,苏维埃政府为了取得一定的合法性,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召开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名义,"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准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事实上,兴国、瑞金等19县负责销售的公债约230万元,到1933年11月只售出约42万元,只完成了18.3%,这期公债到1934年3月才最终推销完毕。而为了完成任务,一级再向下级摊派数目,"1932年,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古龙区5800元、江口4500元、梅唐5500元、赖村2700元、半迳4300元、曲洋5000元。"

最后,对于节省运动,中共提出每月节省30万来支援革命战争;同时规定,每天不进馆子不吃零食,政府机关的办公费节省30%,军队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等。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在青黄不接时……节省一部分交缴公债谷子,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另吃些杂粮……算起来五个月的时间(至割禾的时候)一个人就可节省近一箩谷子。"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时,规定"每个男人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每个儿童捡100斤屎肥红军公田","实行每个儿童省10斤谷子,10个铜元慰劳红军"。

可以说,一方面中共通过任务、指标的分派,快速、有效地从乡村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任务、指标实施的过程也是中共组织革命和进行合法性政府重建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说,它兼具了经济提取与政治整合之功效。

(三)政令:行政指令的强制

如果说,"动员"、"任务"还存在一定灵活性的话,那么"政令"就是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到了苏维埃运动的后期,面对筹款和"扩红"工作的举步维艰,中共为了生存也只有采用强制措施规管革命的不和谐现象。

1934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就列举了26种处以死刑的反革命罪状,包括"组织或煽动居民拒绝纳税,或不履行其他义务,企图危害苏维埃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反对或破坏苏维埃的各种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种事业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违抗上级指挥员的命令,企图破坏某种战斗任务……均处死刑。"从中可以看到,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从经济和政治宣传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来应对民众与革命不相和谐的行为。

同时,通过加强对地主、富农的管制,强制性的政令也达到了对一般民众的震慑作用。1934年发布了对地主、富农的管制规定:

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该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的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与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5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当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响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

在此规定下,当时常会看到"一家前门贴捐款,后门贴罚款"的情形。由于动员过度和苏区环境的危急,当时一些女子不愿嫁壮丁男子,宁愿嫁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其理由为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在对付逃兵和消极"扩红"问题上,一方面是构筑起家庭和社会的防范体制,如"叫青年妇女不与当兵逃回之丈夫共床同眠,反要严格驱逐。如遇逃回士兵,即号召全体儿童侮辱谩骂。"另一方面是颁布强制性的政令。1933年7月11日颁布的《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就提到:

在驻军时辅助军政首长查街巡夜和防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在行军时防止故意落伍或装病掉队的分子……十人团每次行动应以其他好的分子帮助指导员担任收容督队的任务。

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名义颁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明确指出:

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过去对于逃跑分子没有统一的处置方法,因此特以命令宣布:(一)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二)组织逃跑,率领一班一排一连逃跑者,对于这样的领导分子,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三)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四)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跑者,各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归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如逮捕禁闭,则以违反苏维埃法律论罪。(五)逃跑分子经宣传解释而不归队者,政府得以群众赞助的条件下,要他赔偿国家,军衣军耗及群众的损失(优待他们家属的劳动力等),并剥夺其选举权。(六)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国家各机关各乡队和团体中工作和服务,如收容逃跑分子则该机关负责人应受降职撤职以至禁闭的处分。(七)凡不执行本命令者以帮助逃跑破坏红军论罪。

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群众发动不起来是因为党员和苏维埃政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动员技艺,而不是因为群众不想革命,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认知让他们一再检讨与改善其动员技巧。对于一般的革命者来说,也许是贫穷压迫所致,也许是出于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而加入革命,但一旦进入这个行列,革命的演进就使人具有无条件的奉献精神;学习与整肃根除了个体的弱点与加强了个体对革命的忠诚感,革命深入了个体的血脉。

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与苏区农民性格的成功互动。中央苏区的农民性格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原初的营利意识;二是知足而又安逸的生活信念;三是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在苏区革命过程中,农民也时常是以自己的这些性格"诠释"革命。中共要发动乡村革命并组建苏维埃政权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意识"。革命能否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性格的深刻领会与到位把握。中共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等一系列举措"规范"农民的诉求与不满,最终使之汇成革命的洪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萧功秦、王奇生教授及匿名审稿老师的悉心指导与教正,在此表示感谢。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创新项目"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样本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J0703。

【注释】

①[美]白凯:《长江下游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②刘哲署:《东北大学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书》,北平:东北大学编辑部1934年版,第46 ~ 57页。

③《中共上杭县执委会对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提案》(1929年10月2日),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④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84951页。

⑤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南中央苏区革命史料调查组瑞金壬田调查组(整理):《壬田人民革命史资料》(1959年1月),江西省瑞金革命纪念馆藏,第2页。

⑥杨凡:《青年时代的古柏同志》,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⑦同注,第65 ~ 66页。

⑧杨佩瑾:《杨尚奎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⑨《关于抚州土匪问题的报告》(1927年9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7 ~ 38页。

⑩《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2月),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65页。

《岳口:鄂省一个重镇沦为匪区多年收复后视察记》,载《益世报》1932年12月30日。

《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册,内部稿,湖北省档案馆藏,第57页。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李渔升:《瑞金匪祸记》,载《中央周刊》1934年12月17日。

《建宁收复后的善后措施》,载《中央日报》1934年7月28日。

耀山:《信丰苏区概况》,载《红色中华》1932年3月23日。

江雯:《以权谋私者的一面镜子》,载《江西革命文物》1985年第1期。

另据《江西省政府给赏夺获土匪枪械办法》规定:"①凡夺获土匪枪械者一律给赏照左列之规定:机关枪每架二百元,迫击炮每尊一百元,五响步枪每枝四十元,杂响步枪每枝十元。②此项给赏系指完全枪械而言,其无机件者给赏半价。③凡有自拔来归者除照本办法给奖外一律予以自新不究既往。"从中可见当地人的营利观念。可参见《江西省政府给赏夺获土匪枪械办法》,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52期(1930年5月)。

《赣省民间访问记》,载《益世报》1933年8月4日。

郭南炉:《两位苏区主席的写真》,载《红色中华》193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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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1928年6月19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贺明缨:《江西省田赋清查处实习报告书》,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5069页。

新华书店中南分店编审部:《中南各省农村情况调查》,北京: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版,第49页。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1935年11月),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56页。

《杜 × × 自闽西给南局信》(1930年11月1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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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权:《述野田氏赣江流域之调查报告》,载《地学杂志》1933年第7、8期。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1 ~ 379页。

瑞金县难民请愿团:《瑞金县城之浩劫》,载《益世报》1932年6月22日。

同注,第2页。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年版,第561页。

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信丰人民革命史》,内部稿,江西省赣州市赣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第2、41页。

刘敏强:《雩都县列宁街的怪现象》,载《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

同注,第84984页。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1929年4月20日),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思达:《豫鄂皖三省收复各区视察记》,载《益世报》1932年12月26日。

《鄂东匪区参观记》,载《益世报》1934年3月22日。

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南中央苏区革命史料调查组瑞金叶坪调查组(整理):《叶坪乡人民革命斗争史料》(1958年12月),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藏,第1页。

[美]菲力浦·C·C·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年至1934年兴国县实例》,孔永松译,载《江西革命文物》1987年第3期。

[美]埃里克·霍夫:《狂热分子》,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权威性格"又可称作"专制性人格",是由德国学者阿多诺提出的人格类型,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形成的特殊人格。这是一种与民主主义人格相反的人格,在后发展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认为,权威人格主要是在早期的亲子关系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一方面无条件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靠欺负弱小来夸耀自己的力量,以使别人把他当成权威。笔者所说的"山区型权威性格"主要是指山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其生活所造成的极具典型的权威性格,其特点为:单一的价值观;较为简单的认知系统,思考形态简单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在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他人取向态度;缺乏超越现实范围的想像力。

同注。

江西省省志编辑室(编):《江西地方志风俗志文辑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游方伯:《驿前之调查》,载《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9月14日。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0 ~ 31页。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报告》(1928年3月),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1年,第190页。

张兴权:《述野田氏福建省南西部之调查报告》,载《地学杂志》1933年第5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农民意识"本来是由农民的客观生存条件所决定的思维方式,但作为一种政治性解读,则是在近代政党产生后才出现的。而在苏区革命时期,"农民意识"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显得异常混杂,不乏把所有"落后"、"偏激"的言行都归为其中。本文所指的"农民意识"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众动员的过程中,农民所表现出的不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落后"、"保守"思想。

《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0页。

《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1930年8月),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81页。

《福建省苏各县7、8、9、10四个月扩大红军统计表》,载《苏区工人》1932年12月5日。

《于都、胜利、宁都县委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2。

毛泽东:《寻乌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中共宁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报告》(1932年10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121 ~ 123页。

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载《斗争》1933年12月5日。

《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载《斗争》1933年12月19日。

《赤少队突击运动的总结与红五月动员》,载《斗争》1934年4月28日。

《中共瑞金县委九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32年10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148页。

《长生同志关于胜利、雩都两县动员工作情况给弼时的报告》(1932年12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513页。

《扩大红军突击月的最后十天,无保留的执行中央局十五日的指示》,载《省委通讯》(江西)1933年12月18日。

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载《斗争》1933年8月29日。

《云集区归队运动的经验》,载《斗争》1933年12月12日。

《中央苏区——寻乌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1933年3月4日),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1。

《家弼霖自闽粤赣苏区来信》(1931年3月),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3-23。

《中共胜利县委关于七月份工作情形给中共中央局的报告》(1932年8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72页。

《中共瑞金县委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32年9月1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9页。

《中共于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总结》(1932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257页。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军事问题草案》(1930年8月22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46页。

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 ~ 51页。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中共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载《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

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 ~ 338页。

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载《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1996年),第99页。

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动员方式日趋成熟:干部们的工作被称为"搭架子",即提供一种新型的群众运动的组织框架;而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则负责"打基础",挨家挨户去发动所有农民,然后去邻近的村庄开展宣传活动。参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7页。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江西时期》,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28页。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省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西省赣州地区中共党史协会(编):《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 ~ 314页。

《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建设决议案》(1933年12月28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81页。

同注。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 ~ 283页。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6页。

《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载《斗争》1934年1月26日。

《中共崇义县委书记联席会决议》(1932年7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第330页。

《通告: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1930年11月12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32 ~ 533页。

《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07页。

月林:《欢送红色战士去前方》,载《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 ~ 42页。

Fireman,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pp. 8-44.

李中、光州:《宝贵的工作经验》,载《青年实话》1933年2月19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工作计划》(1930年8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二)》,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29页。

《中共宁都中心县委、博生、石城、广昌县文件》,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109。

同注,第32页。

《闽粤赣临时代表大会上的革命竞赛条约》,载《斗争》1933年3月15日。

同注,第336 ~ 337页。

武可贤、孙志敏、郭桂英(编):《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一定要立即完成扩大三万红军的计划》,载《青年实话》第113期(1934年9月)。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同注。

《会昌、安远、寻乌县委的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载《红色中华》1932年6月23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号训令》,载《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日。

同注。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初步总结》(1933年11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05页。

《雩都、胜利、宁都县委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2。

《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

《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日。

《收集公粮谷宣传提纲》,载《石叟资料》第3卷第84号。

《永新县苏土地部训令》(1933年4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第119页。

《湘赣苏区共产儿童团大检阅工作计划》(1933年7月20日),载江西省档案馆、共青团江西省委(编):《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7日。

《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23日。

红军十二军政治部:《筹款问题训练大纲》,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辑(1984年7月),第124页。

《团寻乌县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0年8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二)》,第25页。

《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691 ~ 692页。

《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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