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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非官方数据呈现出怎样的中国经济?


来源: 华尔街日报13-02-22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反弹,但是关于这些数据可信度的怀疑仍然存在。

《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栏目的一名实习生试图挖出一条通向国家统计局密室的隧道,我们认为真正的数据藏在里面。不过他只有一根一次性筷子,所以他可能要花些时间了。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楚中国经济的真正状况,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系列替代数据。看看这些图表吧,这比用一根细木头撬开水泥地面要容易多了。


中国官方的GDP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只是适度放缓,并且与中国政府的预期相符。2012年7.8%的经济增速只是稍低于2010年的10.4%,并且超过了政府7.5%的目标。但是真实情况可能远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美好。

渣 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官方的数据低估了通胀水平,并因此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王志浩用衡量服务业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指标计算得出,中国2012年的GDP增速 为5.5%,这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进入硬着陆的范畴。

王志浩选择更高的平减物价指数是有道理的。这种指数被用于在统计GDP时剔除通胀因素。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的价格正在迅速上涨。不过王志浩也说,5.5%只是推测数据,并不是可靠的结论。

即使其他机构评估得出的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数据比人们认为的要低,但仍有迹象显示这一年是以乐观音符收尾的。

 1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3,为连续第三个月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市场新闻国际(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出趋势类似,2月份的初步数据为61.8,这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实体经济活动也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实体经济主要通过发电量、客运量和货运量等数据衡量。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的中国指数(China Activity Proxy,CAP)去年12月份同比增长了7.3%,该指数去年7月份降至6.1%的低谷。


中国GDP的最大贡献者投资仍然被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所扭曲。2003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一直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数据不符,经常不是高出很多就是低出很多。在计算GDP数据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能更准确地反映投资增长情况。

这 意味着,人们应以半信半疑的态度看待中国2012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1%这一数据。另外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2012年实际的投资 增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上海市场的钢铁价格1月同比下降了12%。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Chin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12月份挖土机的销量下降了14%。

能让人较为乐观的是,搜房网(Soufun)的数据显 示,中国的房地产领域再次出现增长。去年最后几个月,北京和上海的房屋销售量大幅攀升,房价也出现上涨。这已经使土地交易恢复了正增长──土地交易数量在 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降,这是房地产投资进入2013年之际迎来的一个积极信号。


中国的零售数据同样无法准确地反映出真正的家庭支出水平,该数据一直高于计算GDP数据时用于衡量家庭消费的指标,后者更为精确。

其 他家庭消费指标显示收银机响得没那么快。在截至2012年11月的季度内,耐克(Nike)大中华区销售额同比下降12%。运营肯德基快餐连锁店 (KFC)的百胜餐饮(Yum! Brands)2012年第四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6%。麦当劳(McDonalds)从2012年10月至今年1月的销售额也呈下降。这些都与显示第四季 度零售总额增长14.5%的官方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单个公司的业绩可能会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受影响。比如百胜的销售额就受到了食品安全丑闻的打击。

反映零售业活动的更宽泛指标没有公司财报那样糟糕,但也不像官方零售总额数据那样惊人。

2012年12月的尼尔森(Nielsen)快消品销售指数同比增长9%。独立调查报告中国经济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则显示,第四季度61%的被调查零售企业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增长,高于第三季度58%的比例,但仍然低于上半年水平。

购 买乘用车的支出是家庭开支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去年的乘用车销售情况也不理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的数据显示,12月销量仅同比增长7%。由于还有车企强迫经销商囤货这一因素,卖给终端用户的数量可能更低。

就 业指标则较显乐观。汇丰(HSBC)PMI中的就业指数在12月回到50以上,1月份继续保持,这说明企业招聘数量有所提高。百胜报告称第四季度员工的工 资同比上涨10%。这两个数字都跟官方数据保持了同一趋势,说明劳动力市场紧俏、工资在上涨。这应当会对2013年的消费增长起到支撑作用。数据还说明中 国经济可以在失业率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承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数据及时、准确、详细,所以贸易数据一直是中国经济指标中的亮点。可惜这种声誉在过去两个月受到伤害,人们抱怨出口数据可能被夸大了,夸大幅度还不小。

官 方数据显示出口在进入2013年之际呈复苏之势,去年12月的同比增速为14%。但内地出口香港数据与香港从内地进口数据之间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这说明 其中可能存在虚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出口增长幅度最高可能被夸大了4个百分点。

出 口前景似乎也不太乐观。1月份汇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5,只是略高于荣枯分界线。贸易信息公司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2012年11月份的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预计2013年的出口将会增长,而2012年上半年进行调查时有93%的受访者预计 2013年出口将会增长。

中国官方数据饱受非议。过去几年,国家统计局采取大力措施改进关键数据点的收集和上报。它最近还将官方PMI的调查样本扩大到3,000多家企业,远远多于汇丰PMI约400家公司的样本。

仍然存在的问题更多地是出于技术原因,或是与迅速变化的中国经济保持同步的难度,而不是蓄意误导。那些非官方指标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代表性常常赶不上它们希望取代的官方数据。

虽然如此,有两点似乎值得注意:首先,很多替代性数据显示出的趋势跟官方数据大体一致,2012年增长速度放缓,年底时增速有所反弹。第二,实际放缓程度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反弹力度可能要弱。

Tom Or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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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网: 旧闻:晓明: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一、绪言

日历像落叶飘零似的飞去,文革中的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大屠杀,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尽管时代的列车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世事变迁,逝者长已矣;但,存者今犹在,四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种种惨状永远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成了人们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仅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被非法杀害者为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间估计可达十万之众),这已是一个足以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了。近九万鲜活的生命数月之间就从人世间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样的惨烈,确是令当今的人们(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相信和难以理解的。但,这是血淋淋的无可争辩的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外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手段的残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笔 者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惨烈情景,内心里都会感到万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经常会冥想着那些惨死的冤魂,他(她)们也似乎在向当年的幸 存者和后人昭示:不要遗忘那段悲惨的历史,不应忘掉那无数惨死的冤魂;对那些滥杀无辜的幕后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臭万年,让世人唾骂;更应该为死难者们申冤雪恨,洗刷奇耻大辱。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久久地难以平静,一股悲恸欲绝而又愤恨无比的心情总会骤然而 生。

今 天,我们在祭奠那无数死难者的时候,有责任、有义务来恢复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来的人们懂得这段历史,并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便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在神州大地重演。同时,我们更应该努力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意识,批判吃人的毛泽 东的种种歪理邪说,才能构建今天民主宪政的和谐社会。

二、文革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1968年广西那场大屠杀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了解文革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它的产生,就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广西的这场大屠杀了。

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夺权斗争取得了胜利,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毛成了新的最高统治者。

面对连年战祸所造成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假如毛能顺应历史潮流,医治战争创伤,努力发展经济,实现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建立真正的民主社 会,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了。然而,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把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 了。他执政后的一系列所为,诸如暴力土改、镇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有悖于社会 发展的,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直接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使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成了中华民族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面对毛泽东的如此胡作非为,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和有良知的共产党官员的抵制和反对,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反对毛的独裁统治的斗争。如1959年彭德怀的上书,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敢于对毛提出批评,社会上出现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冤狱"的呼声,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哲学、史学等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和一些新的论点,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杂文,如"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海瑞罢官》、《李慧娘》、《刘志丹》、《艺海拾贝》、《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对毛的胡作非为的不同斗争手段的表现。

这些种种不同的斗争手段,显得是温和、微弱与不足的,它不能触动毛的丝毫。然而仅就如此的温和与微弱之声,毛都不能容忍,他立即发起反击,号召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各级领导"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来抓",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翻案,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一切无不对社会和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国际上,1953年3月5日苏共的独裁者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22大,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7个 小时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其后不久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大的挑战,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此时的毛泽东 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共产国家的变化,他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结果。他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大反 斯大林,由此而引发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及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公开论战。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为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毛为了登上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在国际上他要大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和他的鼓吹者们声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只有由他来领导才能"解放全人类",由他来主宰整个世界。为此,在国际上他要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对不忠于他的干部进行清洗。对广大人民则是加强奴化教育,大搞"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使人民成为他忠实的奴隶,以维持他的封建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正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寻找一种方式,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和清除异己,同时使他的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这种方式他终于在他长期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运动正是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三、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在毛泽东的组织和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运动的舆论动员,是毛泽东下令射向长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在"南姚"、"北戚"文章的冲击下,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出现了不同的争论。但毛泽东支持和赞赏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并指出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由此。在1965年底和1966年初,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的高潮。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到1966年的春天,文学艺术界、学术界、高等学校中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等一大批知识精英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的高潮在全国出现了。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摊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决定立案审查,同时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

《5.16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此时的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时而在上海,时而又现身杭州、韶山、武汉,在这些地方静观北京和各地事态的发展变化。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他汇报。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联名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给党委写大字报,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里,无疑产生巨大的振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尚记忆犹新,对点名尖锐批评党委成员当然难以接受。因而许多人批评并反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使聂元梓等人陷入了困境,难以支持了。康生等人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转给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并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 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北京的所有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批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学校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同学们成了运动的主宰,各种事件不断出现。

面对此种情况,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决定,于6月初首先向北京大学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接着又向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运动。

工作组进到学校后,按刘、邓等人制定的"中央八条"来指导运动,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中央八条"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因而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势头。接着许多学校都相继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况,一些学校并出现了赶工作组的行动。

工作组是按党中央的"八条"工作的,自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逻辑,"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已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有了这些指示,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确了,他们的所为变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一些带头反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了"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抓捕投入监狱。

北京的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的尖刻批评,刘少奇是未及防备的,使他摸不清头脑。按照传统的方式主持工作,过去土改及早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都是采用派工作组这种传统方式的,这一次派工作组又有什么错呢?

原来毛泽东这一次发动的文革运动,他的目的是要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毛所指的这些人物为首者正是指刘少奇自己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是刘少奇睡梦也未曾想到的。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撤出文革工作组,同时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支持反工作组一派学生,并为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的师生平反,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作组,这些反工作组的师生也就成了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但此时他们仍然是少数派。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文革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0月1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接着《红旗》杂志在13、14、15期上连续发表社论,全国掀起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为此,文革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都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工作组和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纷纷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来对付这些造反派,使各种事件不继出现。由于毛泽东支持全国学生的大串联,并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学生和红卫兵,各级党委领导被冲垮了,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自1966年的8月至1968年的8月,是文革中最为混乱不堪的时期,各种批斗会,派性之争,武斗,打人,以至逼人致死、乱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然而这一切都被毛泽东认为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是何等的荒唐之言啊!一场荒唐的运动在全国上演着,反反复复延续竟十年之久,震惊了神州大地,震憾了整个世界。

四、广西大屠杀产生的经过

文革之在广西,开始时与全国各地是大致相同的。1966年春夏之交是开展对文学、戏剧、史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所谓"毒草"的批判;其后工作组进到学校,6、7月间出现反工作组的行动;8、9月间是破"四旧"、"抄家"(主要是在城市),省、市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在相持着、斗争着……

1967年1月上海爆发夺权斗争,时称"1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上海的"1月革命",号召各地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部队出来"支持左派"。号召各地建立新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使文革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原始的保守组织垮掉了,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部队出来支左也是支持造反派,一时间造反派似乎成了胜利者(主要是在桂林、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地区)。

1967年2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 ),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但广西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却在群众中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从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

1967年3月1日,广西军区在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同时,又以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为由,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打压造反派之风影响的结果。同时,在3月间军区以"实现班级联合"之名,解散了南宁市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并在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支持韦国清;造反派则以韦国清并未检查和认识错误为由极力反对。支持与反对韦国清的两派开始出现。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了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原来已垮掉的保守组织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及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 ),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造反派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反对韦国清;而保守派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广西"4.22"派之名便由此而来。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一派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后来演变成了广西"联指"。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警司的名义公开指责"4.22"派,这是极不正常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极坏的影响。

6月2日,"4.22"派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与此同时,"联指"派则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自此两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焦点是支持还是打倒韦国清,影响遍及整个广西。

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发展,自6月中旬南宁首次出现武斗,很快武斗遍及广西的许多地方,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面对广西的形势,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起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桂林的造反派"老多"有所赞扬,对广西军区和"联指"一派则有所批评,经过中央数月的工作,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终于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造反派发忠告、警告书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

在中央的主持下,两派代表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了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由党政军领导干部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习称"区革筹" )。至此,广西的形势应该变好了,人民盼望的平静生活将会实现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并且最终出现更大规模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剧,是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早在1967年的10月,在桂北一些地区就出现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最典型的是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的杀人事件,在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10月2日晚至4日,两天之内就集体坑杀了76名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拉开广西的大屠杀序幕。

1967年11月,容县"联指"派就杀害地富分子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派400多名武装人员攻打黎村"支多阵线"(" 4.22"派),打死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联指"围剿修仁"农总"("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1人,是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典型杀人惨案。

面 对这几起典型的杀人惨案,所在地的政权机关(武装部就是当地最高执法机关,公、检、法都是由他们军管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是当时广西最高的权力机 关和执法机关,如果他们能出面调查这些事件,并依法处理,惩办杀人凶手,后来的大屠杀就不可能发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支持或者 纵容下发生的,被杀的是"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他们是心中暗喜的,不可能作出任何处理,终于导致新的杀人事件不断出现。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派进攻"4.22"派并抓人、杀人的事件。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的"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依法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县"4.22"派"反屠杀控诉团"向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对"4.22"派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部队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逃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生活问题;5、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要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这些要求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诚恳的合理要求,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是大权的执掌者,对这些要求是理应做到,也是不难做到的。

在各地"4.22"派反迫害、反屠杀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曾发出通告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说说而已,并未见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也未对杀人事件作出任何调查处理。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武斗和大屠杀实际上都是在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操纵指挥下进行的,也是在韦国清和军区某些负责人纵容下所为的,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派性进行报复,利用国家权力介于派性之争以消灭异己的政府行为。

文革之初韦国清这样的当权者受到过冲击,他们惧怕学生而东躲西藏,1967年1月在南宁、桂林又被造反派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在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1967年11月他们被迫交出检讨,承认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事实证明这是假的,是他们玩弄两面派的一种手段而已。

1967年11月以来各地一些围攻和屠杀"4.22"派成员的事件尚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自1968年1月开始,各地围攻和屠杀"4.22"派的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是老帐未了又添新帐,使大屠杀之风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事件如:

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在武装部的指挥下,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围攻"4.22"派据点。由于"4.22"派未掌握什么武器,29日据点很快被攻破,"4.22"派成员多人被枪杀,就连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也当即被"联指"武装人员枪杀,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又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把"4.22"派歼灭后,"联指"派胜利了,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文、任勇宪等人亲自参加会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付武装攻打玉林"4.22"派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竟敢公开枪杀"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公开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执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攻打融安"4.22"派据点,"4.22"派有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即有15有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杀人,在17天的时间里全县就杀了439人。

除上述围攻和屠杀事件而外,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发生"联指"派围攻"4.22"派的武斗事件,都伴随有杀人惨案的发生。据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此期间被杀害"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4.22"派成员约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不是下乡上山躲藏,就是逃到"4.22"派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谋生。此时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武斗和大屠杀事件,不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不是依法严惩那些杀人凶手;而是大造舆论攻击支持"4.22"派的那几位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诬称他们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诬称"4.22"派中混进了"反共救国团"、"反革命",号召"联指"派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要大刮"十二级台风"。"联指"派控制的《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积极配合,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对武斗和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灭"4.22"建立革委会是韦国清及"联指"高参们早就定下的计谋。在各地"联指"围剿"4.22"并残杀无辜的时候,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又设计纵容"联指"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抢先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夺军队的武器,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以刺激这三座城市的"4.22"派被迫自卫从而发生武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权势向中央谎报军情,诬称是"4.22"派在"挑动武斗",在"杀人放火",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出面镇压。

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果然向全广西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习称"6.17"公告),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为了消灭"4.22"派而搞的政治陷害。这个公告的下达,对全广西的大屠杀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由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得了独裁者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人的相信,中央对广西问题发出了《七.三布告》,使韦国清等人的阴谋诡计得以实现,他们就可以据此明正言顺的调动部队公开出面消灭"4.22"派了。1968年7月底和8月初,南宁和柳州的"4.22"派就是在部队的公开镇压下被歼灭的,桂林"老多"("4.22"派)则是在他们主动上交武器后,由桂林地、市革委会、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名发出"8.20公告"后,由桂林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带领"联指"武斗人员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全副武装开入市区,对此时已是手无寸铁的"老多"人员实行抓捕,倾刻之间,"老多"派被全部歼灭。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都是大屠杀的动员令,中央的"7.3布告"又被韦国清和"联指"高参们歪曲和利用,对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大屠杀达到了最高潮。7、8、9三个月是广西最血腥恐怖的时期,是大屠杀最疯狂的时期,仅这三个月全广西非法杀害了约6万人,加上之前所杀的,总计约9万人左右,实乃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屠杀惨案。

五、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不但杀人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全国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几乎遍及广西各地,那种种的杀人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惨不忍睹的种种杀人手段,1983年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名曰"处遗"),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员主持下,在"处遗"报告中对种种杀人手段作了事实求是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武宣县:杀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有吃人肉的现象,此后这一现象已绝迹。但文革中武宣县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在武宣县,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到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们……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法不复存在,公理不复存在,整人、害人、杀人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党、当了官。挨整、挨害、挨杀的人不但背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的家属、亲属都受到歧视……

崇左市:……(杀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肠挂在树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的,有杀人后抄家抢劫财物的……

柳江市:(杀人手段)有拳打、脚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枪杀、粉枪杀、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死、活活甩死、活埋、丢下水潭或河里淹死等等。

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笔者早些年在《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中对广西的大屠杀已有较详尽的记述。下面拟再通过武宣县和融安县两县的大屠杀惨案来看看种种杀人手段的运用,便可知广西各地杀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全县有526人被非法杀害,其中竟有75名死难者被凶手们割肉、挖肝煮食,是广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个县。凶手们使用的杀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联指"武装民兵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凶手们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二人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其捆绑游斗,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岭中学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批斗中主持者煽动人把黄敲死。黄在建国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可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全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在批斗中被乱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斗中据点被攻破后突围,泅游渡江到南岸时,被"联指"派的韦玉锦、李炳龙等人抓捕后,用铁线捆住手脚丢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等三人上街游斗,被毒打后,捆绑手脚丢下水塘中淹死。

枪杀:1968年3月19日是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街游斗,"联指"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开枪将陈北福打死,"联指"小头目陈友权随后又用手枪补打两枪。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长刘志远,被"联指"非法抓捕关押,后被梁春林等人从关押处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刘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的老干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等人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等在三里车缝社游斗后被枪杀。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人员王春荣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会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醒来后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议并讲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对象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了约半个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中有人喊"杀!"民兵即将被批斗者推出会场,"联指"人员陈志明用大板刀将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联指"派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世贵家开会,研究对陈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陈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陈平到后山松树林枪杀未死,次日陈爬回村边,被刘国谋用绳套住陈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惨叫的呻吟声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县圩日,"联指"人员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押汤晨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时,龙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的全过程,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在附近田边组织批斗甘大作的会议,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斗中甘业伟一棍打在甘大作的头上,甘大作倒地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下甘大作的裤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则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则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

生割活人,残忍至极,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与该乡雷国保组织召开的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会开始后不久,黄海军(当时12岁) 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使其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着扭动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持一块石 头砸张的头部,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接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张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社所院内,绑在树下,此后三次对其轮番刑讯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押的房内自缢身亡。

杀父奸女,杀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批斗会上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随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等人的脚扣住,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进行游斗,游到菜市场时,即令黎明启等人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状",宣读完后高喊"该不该杀",围观者中有人答"该杀!"李炳龙等人即将黎明启等三人活活敲死,后将尸体拖至河边,黄启焕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弃尸于江中。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到黎明启家,轮奸黎的妻子,并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

围捕杀害: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联指"派)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4.22"派,以其有驳壳枪为由,调集一百多"联指"武装人员包围陈必洪家院,9时左右,陈爬上房顶被"联指"人员用枪击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8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瑶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时被打死,刁其瑶坠洞身亡,只有刁其洲死里逃生。

融安县:该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共杀害了1416人,绝大多数是在8月杀害的,有用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用木棍、石头、砖头、大刀活活虐杀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县成了人间地狱。"联指"派在县革委会、县武装部的支持和主导下,开始了对"4.22"派、"四类分子"、"21种人"等的大屠杀。

6月16日,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会议。

刘彬和张子义在会上布置全县刮"12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张二人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4.22"派人员取得了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结束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人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杀害了304人。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芳(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光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头头,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武装部99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烧死2人。

7月上旬,板桥公社革委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号召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4.22"派人员21人,继之,全公社又杀75人。

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为了庆祝县革委会的成立,需要杀一批"阶级敌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8月13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织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

8月14日早上,戴着"纠察队"袖章的武装民兵("联指"成员),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一阵毒打,个个都被打得半死。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着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的人有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和农民,凡有人参加过"4.22"派的家庭,家家户户都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纷纷上吊,或者割喉自杀。如建设街第九组居民唐毅与妻子卢金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后双双上吊自尽。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12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镇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指挥纠察队把人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

16日是长安圩日,先枪杀了贫农周老关,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时分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即有21人被木棍、铁棍、砖头、石块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4名领导成员再次开会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并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长安圩日,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4.22"派成员从百货大楼(临时监狱)押出来,共计235人,经几条大街游街示众,一路批斗,一路打骂。

在游斗中,纠察队员宣布被游斗者的"罪状":某某是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早已安排好的打手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暴徒们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被游斗者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砖头、石块如雨点般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者有的当场倒下,满身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乱跑,怎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被随即飞来的木棒、石块击倒。

暴民们与这些被游斗者有的素不相识,此时却成了不共戴天仇敌,非置被游斗者于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或者是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能解恨。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喊杀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8月21日的游斗有财政局干部公靖波、钟维琼、岳朗,县工作队成员周富云,长安税务所职工黎继昌,教育局职工莫海明,县工商联主任米伯初,邮电局职工殷远芳,长安粮所干部覃美荣,教师戴景培,服装厂工人张德尧,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陈汉英、龙志安、余寿松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伤痕累累,留下遍体残疾。

在当天的县革委会议上,刘彬、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和8月21日游街打死人的行动,并要总结经验以在全县推广。使全县各公社、大队杀人高潮不断涌现。

直到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又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21种人",他们是罗杰、罗毅兄弟,覃梅枝(女)、吴仁富、潘炳战等。

在9月1日的屠杀中,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从街上杀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河边洗手。

老大爷、老大娘也如此这般的去杀人,可见毛泽东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么深啊!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融安大屠杀。

上述种种的杀人手段,除挖肝割肉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仅发生在武宣、贵县、宾阳、邕宁、合浦、灵山、武鸣等几个县外,其余的杀人手段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些残忍的杀人手段与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相比,与后来波尔布特制造的"红色高棉风暴"和霍梅尼夺权后的"伊斯兰革命"的杀人相比,真乃有过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沦丧,是兽性的疯狂,是反人类的屠杀。

六、对文革和广西大屠杀应有的认识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还历历在目;回顾当年广西的大屠杀,那残忍悲惨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胆战心惊,悲恸欲绝。

大 屠杀血腥残暴的历史已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永远也不应该遗忘它。然而这一段历史又似乎被湮没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屠杀的有关史料还被尘封着,包 藏在秘密档案中,广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这一段史实是一片空白;就是现今仍在世的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只是知道身边的一些事件,除 此而外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无从知道的,特别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以为事件过去多年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也没有必要再纠缠旧帐了,这实在 是一种胡涂的认识。当年参与杀人的人,特别是一些杀人的指挥者和凶残的暴徒,他们当然不希望再谈当年的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当年耳闻目睹过杀 人惨状的人,那种种恐怖残忍的情景定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血腥记忆,今天他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揭露当年的事实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 的受难者,也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使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追究什么凶手的时候了,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站出来反思自己的罪行,说出事实真相,这对自己、对历史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今大屠杀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和许多尚在世的见证人,你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何认识和反思呢?大屠杀后出生的人,当你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后,又有何想法,会受到何种启迪和教训呢?

笔者以为,从下列几方面来认识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否定文革",并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要要责任"的官方正式表态。这个表态当然是中共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风暴——"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又把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许多人被抓捕关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就是因为发表了某些批评意见而被砍了脑袋的。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更是没有干什么好事,从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恶的记录,文革则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缩影。

与他一起从事革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都被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学者、专家等知识精英惨遭迫害,一批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钟海源、黎莲……等惨遭杀害,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四类分子"死于非命。有学者估计文革期间约有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连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无计其数。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创伤更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如此弥天大罪都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打着"革命"的 旗号,利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泽东至死都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他对发动文革这件事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这从他在去世前的说话中即可看出。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在死前的这些话。没有丝毫的忧虑与不安,相反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至死不变,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认识和反思的。

对于毛泽东在去世前的这段谈话,"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去了",对此事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却并非毛的功绩。抗战中的毛泽东有意保存实力,批评八路军的将领搞"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为蒋介石打日本"。 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将士是积极抗日的,而毛是不积极的。至于打败日本,那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结果,是国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起了主导的作 用;更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战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条件。假如没有美军的胜利,抗日战争虽然最终 的胜利会属于中国,但那决不是八年也许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胜利就很难说了。至于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确是真实的。因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文革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千万不能使文革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想当年文革中的人们,许多人是满怀热情投入其中,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而陷入疯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杀人,并且在这些暴行中,总是伴随着不断地高呼"毛万岁"、"××党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的狂呼声,这一切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么。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本质,认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2、广西大屠杀是韦园清一手造成的

发 生在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当然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因为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之初为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他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向走资派手里夺权。局 势混乱了他又派军队介于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这一切的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争,派性的进一步发展终酿成大规模的武斗。其后他又抛 弃造反派,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歪理邪说指导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大灾难毛泽东当然是难逃其责的。

这是就全国而论,文革的种种罪恶自然要算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在广西,大屠杀之事除了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而外,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韦园清和当时广西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从1967年11月以来,韦园清和"联指"高参们实施的计划步骤是先围剿歼灭除南宁、桂林、柳州以外广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后再集中力量最后歼灭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县"联指"武装人员进攻容县"支多阵线"("4.22"派)并将其歼灭,是在县武装部的组织下进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等的领导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围歼"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队下乙屯的据点被烧光,枪杀俘虏,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县革委会、武装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凤梧、黎明、海城等区的武装民兵数百人,于5月23日至24日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指挥下,进攻"4.22"派据点并予以全歼;

1968年5月28日,武鸣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指挥调动城厢、陆斡、两江、罗波、双桥等公社的武装民兵270多人围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联指"武装人员300多名围歼"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在贺县革委会委员张仁义、缪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矿务局实地观察,参与决策组织围攻平桂"井冈山"("4.22"派),"井冈山"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枪杀;

……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广西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发生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从1967年11月以来,广西各地所有"联指"派围剿"4.22"派 行动,所有各地发生的屠杀,都是在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革委会的部署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或者亲临组织指挥,或者暗中支持、纵容下级的公社、大队所为。完 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政权机关和他的领导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以至杀人,没有广西的最 高权力机关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领导人的纵容或者默许,他们是绝不敢于轻举妄为的。

为了配合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和屠杀,为了最后一举歼灭南宁、桂林和柳州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喉舌《广西日报》大造舆论,诬称"4.22"派在各地"挑动武斗","杀人放火",并以此多次上报中央,谎报军情;一方面又谎称"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就在"'4.22'派的组织中",并为此以政府的名义发出《6.17公告》,动员各地狠抓"反共救国团",矛头直接指向"4.22",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偏听偏信,根据韦国清们的谎报军情,中央于1968年7月3日发出发解决广西问题的《7.3布告》。其后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会上无端指责"4.22"派,把一切罪过都算到了"4.22 "头上,并不允许"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们据理申辩,和1967年的接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的接见能如实的听取意见,赞扬 "4.22"和桂林"老多",对军区和"联指"有所批评;现在则把事非完全被颠倒了,周恩来等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见中央领导们的讲话,韦国清们抓到根据、有借口了,他们可以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调动部队围歼"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宁、柳州的"4.22"就是这么被全歼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虽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此时手无寸铁被全部歼灭就轻而易举了。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广西实现了"联指"派的一片红,韦国清成了当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个月是广西大屠杀的最高潮,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组织领导的结果,绝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自发所为,而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国家罪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反人类的大屠杀。

四、大屠杀之事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

1968年 的广西大屠杀,虽是在"文革"的特定时期所发生的事,但,事后依法进行处理,对杀人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杀人凶手依法惩处,总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国家和 政府所应该做的事。然而在广西,这些杀人的策划者、指挥者及杀人凶手们不但未受到法律惩处,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干部韦国清"、"镇压阶级敌人"的积极分子而入党、提干,或者参军、升学,一些人并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权的领导干部。这又是一件叫人无 法理解和无法容忍的怪事。

如 南宁"联指"的头目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因指挥武斗、指挥杀人、迫害干部有功,廖、颜都当上区革委副主任,廖并当上了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九大 代表,潘也当上了区革委常委、公安厅副厅长;凭祥"联指"头目黄日南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市长;来宾县"联指"头目唐彪当上县委书记;兴安县"联指"头目唐 廷国当上了县委书记;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他许多地方的"联指"头目和杀人凶手如临桂的胥明德、韦英豪、凌 云的王德堂,宾阳的王建勋、韦善强,阳朔的吕明忠、蒋彬,上思的段振邦,罗城的段志英等等,因镇压群众或杀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 下在桂林开枪连杀5人的兴安中学生蒋孝生(时年20岁)事后也参军、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书和大队长。像这样的人和事。在广西是太多了,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闻。

原来这一切皆因有韦国清的关系,"文革"中韦国清一直是广西的一把手,他大权在握,背后又有黄永胜和林彪在支持。黄、林垮台后又有毛泽东的支持,广西各地、各级的当权者又都是他的亲信、党羽,无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云覆雨,谁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面,韦国清所控制的舆论阵地广西日报,更是成了韦国清的喉舌,一直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摇旗呐喊;鼓吹"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为韦国清涂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广西日报都成了韦国清发号施令、胡作非为的传声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动乱期间,1968年的大屠杀期间,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无须重复了;就是在其后的清查"5·16"运动、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中,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不光彩、令人作呕的。对报上的语言,那种低能的水平,笔者当年(1968~1978年)读广西日报,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广西开始全面清查"5·16"运动,广西日报劲头十足,一马当先,把在1968年镇压"4·22"和"桂林老多"所说厌了的话又搬出来鼓噪一番。什么"广西有一条'5·16'黑线",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党乱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压人的空话、废话。笔者当年是一个单位"老多"派的负责人之一,对广西的问题十分清楚,广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16"集团。可是韦国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还是通过广西日报在拼命的喧嚷,还是在装腔作势的在搞清查,只不过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又抓来软禁明曰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恶之举。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来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动镇压"老多"和人民群众之事。"8·20"行动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近万人丧命,是一起惊天的大惨案。这些人站出来揭露"8·20",揭露韦国清、陈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但此举却惹恼了韦国清等杀人的幕后策划者,他们当即布署镇压,把敢于揭露杀人之事的张雄飞、许瑞林、龚志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时在全市各单位强制群众表态,要说"8·20"是"革命行动",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为,是强盗行为。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配合,说什么"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以压制人民起来揭露韦国清等人的罪行而在制造歪理邪说。

到了1976年春、夏时节,"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时则把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1977年广西区党委发出的3号 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在桂林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刊登批判文章。对于韦国清和广西日报这种"翻云覆雨"的卑劣伎俩,笔者当年就觉得可笑、可耻。韦国清和广西 日报所做的一切,全是欲盖弥彰的可耻伎俩。

1968年 广西大屠杀之事,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原因就是因为韦国清和他的党羽一直在把持着广西的党、政大权。大屠杀、大镇压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怎么能自 己起来清查自己、处理自己呢?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不准谈论"文革"中广西杀人之事,更不准揭露;谁敢于揭露,他们就会利用权力来封锁、镇压,免使他 们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 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可谓"一路顺风"。虽然"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但安平生、乔晓光依次在广西执政,执行的仍是一条没有韦国 清的韦国清路线,他的余党仍在把持广西各地的大权。当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时,广西却依然不动,使广西的"处遗"工作比全国晚了 六年多,其原因皆在于韦国清的缘故。

五、广西的"文革处遗"及其给世人留下的遗憾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在韦国清当政时期不可能得到任何处理,这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韦国清及各地的当权者们策划、指挥的,他们不可能自己处理自己。但,在韦国清调离广西后,特别是在1976年10月 "四人帮"垮台后也仍然长期得不到处理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帮"的垮台,"文革"的结束,全国到处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处都在平反冤假错案, 追究"文革"中的坏人坏事,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对他们依法严惩,这是广大人民正义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声。然而在广西,却是景物依旧,人事依 然;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可急坏了无数受难者的家属们和无数受迫害的人们。他(她)们无不心急如魂,对那些杀人凶手和现在仍在保护杀人凶手的执政者充满 了无比的愤恨。

对于广西的大屠杀,广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顿地在揭露的。现在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许许多多受难者家属及受迫害的人们更是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韦国清及那些杀人指挥者和杀人凶手们的滔天罪行了。到了1982年,在全国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基本结束之后多年,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之下,在广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也终将开始了。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这个问题犯了错误,其后乔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领导小组,区党委先后发出了[1983]54、55、59号 文件,以指导广西各地的"处遗"工作。文件中所规定的"处遗"方针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对打死 人问题和对杀人凶手的处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行事。某些领导人甚至说"文革"中杀人问题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干,石 头不能现","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看当时的历史情况",现在如果"再杀一批人怎么了得"。

根据区党委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广西各地、市、县都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别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这词一律推倒。对农村中被杀害的人,每个受难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如果是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单位给予丧葬费和抚恤费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至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这样的处理无疑是一大进步,也是最起码应该做到之事。

然而,对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者,特别是那些残杀无辜的杀人凶手和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们的处理,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处遗"中,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被非法杀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应超过十万),而在"处遗"中受到判处死刑的仅10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14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这样的处理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受难者家属无法接受,社会舆论也普遍不满。

人们的不满,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杀中杀了89810人,现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却只有10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缓,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这怎么能使人满意呢?

当然,当年杀了近9万 人,现在不可能再杀这么多人,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虽然当年的乱杀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等于可以乱杀 人,而杀了人并不等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少杀是对的,但那些杀人手段残忍、杀人数量多的凶手(连小孩也杀,全家杀绝)每个县、市至少应有数名被判死刑, 全广西至少应有100至数百名凶手被处死才能足以平民愤,才能还法律的尊严与公正。

其次,人们的不满是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党纪、政纪处分怎么能与法律的惩处混为一谈呢?"文革"中的杀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广西47671人只受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太叫人难以接受了。这近5万名杀人凶手(或与杀人有关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 外,一些幕后指挥者或者负有领导责任人的一些人,他们根本未受到任何处分。如韦国清就调离提升了;宾阳县杀了三千多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宾阳县革委会主 任王建勋调到广州升官去了;平乐县武装部负责人李嵋山对平乐县的乱杀人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也调到南宁军分区升官了。类似这样有罪(起码是过错)未受到任 何处分就调到异地升官的还大有人在,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大 屠杀本身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当时的革委会、武装部、军分区以至区革筹、广西军区,都是当时执掌大权的领导机关,他们发《通告》,鼓吹杀人理论,鼓动杀人, 带队围剿造反派,这不是政府行为又是什么?个别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面对乱杀人他们看到了、听到了,都不出面制止(或制止不力),都是要承担法 律责任的。

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这个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的负责人站到了杀人凶手一边。直到处遗的时候,也未见哪一级政府和哪一位负责人站出向受难者家属和受迫害的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和自责之心呢?

特 别是在那个疯狂与荒唐的年代里,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 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谈论"文革"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暴露出许多认识上的错误,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一些人当年虽未参与杀人、打人,但他们在旁 边围观,有的还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内心有愧和自责,认识没有提高,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

"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给世人的遗憾也是永存人间的。

六、广西"文革"给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认的了。"文革"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灭绝人性的兽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广西的"文革"与全国各地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毛路线的挑动而产生的派性之争而已。但从1967年的夏季以后,特别在1968年及以后的漫长时间,广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们反思广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面两个方面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一 是关于韦国清的问题。"文革"的罪责当然首推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挑起的"文革",全国人民就不会有十年的大灾难。然而在广西,除了要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以 外,更主要的是应追究韦国清的罪责。因为广西的几乎一切问题和事件,都是因为韦国清而引发的。正是他利用职权,指挥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支一派、 压一派;制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国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取中央下达《7·3布告》;公开动用军队镇压"4·22" 和"桂林老多"及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导致广西大屠杀的发生,十多万的生灵死于非命。那种种残酷的杀人手段,那种杀人如麻的惊天惨案,乃是历史罕见的。这是 一场灭绝人性、反人类的大屠杀,比起当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反人类的大屠杀、南联盟前 总统米洛舍维奇反人类的大屠杀,与韦国清的大屠杀相比也是远远不及的。

就是这么一个韦国清,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一直压制广西人民,不准人们谈论和揭露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揭露他就要利用权势来镇压谁,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张雄飞、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韦国清的霸道和独裁者的本质。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错案。然而在广西,大屠杀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却是仍在被压制不准揭露,受难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谈不上平反昭雪,这一切皆因韦国清及他的势力仍在控制着广西的缘故。

"文革"中韦国清对广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广西人民面前他都是一个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然而大屠杀之后十多年了,从未见他对广西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检讨,从未见他对受难者和受迫害的人们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国各地"文革处遗"结束6年 之后,在广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才开始了"文革处遗"。而直到此时,韦国清才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 过弯来",仍未见有一句对广西人民的检讨和道歉的话。所谓"思想转不过弯来",是他一直认为"'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他自己就是这条"正确路 线"的代表,他是一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思想一直在阻碍着广西处遗工作的开展。

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绝非一般的错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和处理,反而一路升迁,实在是叫人无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以至本世纪的初期,仍有人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这说明韦国清的余毒、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思考。

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广西新四军人物》一书,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亿人景仰》是专门写韦国清的;2000年6月,《南宁晚报》连续刊载了何绍榜写的《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下称《两篇文章》)。《两篇文章》都是极尽能事吹捧和美化韦国清的,看了使人觉得肉麻,空话、套话使人生厌。

韦国清何许人也,他主政广西到底干了些什么,广西人民是最清楚不过的,任何歌功颂德和吹捧的不实之词都是广西人民所绝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韦国清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东院区板梅乡弄英屯一个壮族农家。1925年夏天,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因参加共产革命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团防局的伏击而丧命;翌年春祖父韦廷繁也因参加共产革命而遭杀害。父亲及祖父的死,给了韦国清巨大的打击与影响,他决心为父亲和祖父报仇,对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充满了仇恨。1929年韦国清终于跟随韦拔群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共产革命了。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而后转战到了井岗山,成为正式中共党员。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韦国清从井岗山的反围剿、到转战至延安、然后参加八年抗战、到国共3年内战向国民党夺权,近二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战士而成为共产党的将军,就他的个人奋斗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他作战勇敢,是深得共产党领导人称赞的。

客观来说,韦国清参加了八年抗战打日本,是为中国人民做了好事的。至于他参加共产革命,参加了两次国共内战,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战功,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功绩可言。

就算他过去有功,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韦国清从1955年至1975年主政广西20年究竟干了什么呢?

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此时的韦国清虽是广西的第二把手(区党委书记刘建勋是第一把手),这些胡作非为、残害人民的所谓运动,韦国清也是负有责任的。1960年的反瞒产,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广西有数十万人饿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整干部、整群众、割资本主义尾巴,此时的韦国清是广西的一把手了,他该负什么责任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十年"文革"给广西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人所共知的,就无须再重复了。

而所有这些韦国清所犯下的罪行,《两篇文章》皆只字不提,不知这是无心还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两篇文章》最后都说:"1989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极为关注,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赤诚之心,他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至死都不忘独裁专制, 至死都不忘压制人民、镇压民主运动;和他在广西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和他在广西所制造的大屠杀一样,他的罪行才是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两 篇文章》都在不顾事实地吹捧和美化韦国清,其目的在于掩盖和抹去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实现的今天,还有人把 韦国清这个独裁者和侩子手搬出来胡吹,只能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人民更应该反思"文革",更应该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 次,广西的造反派与民主运动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广西两派的基本群众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参加运动的,谁都标榜自己要"保卫毛的思想 和路线","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两派之间的派性之争,全都冠以"革命"的名义在进行斗争。这是"文革"初期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通现象。

然 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们会发现,最初参加所谓"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实、本分、听话"的人,多是一些平时表现"积极"和"先进"的人;而参加"造反 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谓"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笔者当年参加"桂林老多"这个"老造反派"组织,就是笔者一个人带着几名学生在毛路线 的推动下,经过数月的斗争,最后全校9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中来了。其实我们当时 敢于站起来"造反",正是平时我们对领导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不民主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言论指导下,很巧合的与我 们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结合的结果。后来的发展,社会上的一般群众,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与他们长期受 压制、受迫害、没有民主、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有是关系的。

全国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东北的张志新,湖南的刘凤翔、杨晓恺,江西的李九莲、钟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们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是令人敬佩的,她们最终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们广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为反政治歧视,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而受到残酷镇压和屠杀,而且是集体的屠杀。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场大屠杀,正是这种屠杀和反屠杀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 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反独裁、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一方是失败了。这是因为独裁者一方他们动用国家机器,动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骗那些愚昧 无知的人,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谎言,以"革命"的命义挑动起一些人的凶残和兽性,草菅人命、大开杀戒而上演了一场20世纪人世间的大惨剧、大丑剧的结果。

其实,广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问题。

我 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如此,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如此,国民党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泽东的共产政权更是如 此。毛的独裁专制更是要远远超过了历代的政府。毛氏的共产邪教理论深深地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民,他教导人们一切只为党、一切只为领袖而存在,从不给人民以 人权、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视人权、民主为异端。1900年的拳匪暴乱、杀人放火被他视为"反 帝反封建"的"伟大农民运动";"文革"之初在北京这样的文明城市就出现了"红色恐怖"大屠杀,一千多人丧命,毛氏却在鼓吹杀人凶手们是"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为"要武"。这种毛氏的狼奶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国产生,他们在为"革 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主义"等等的名义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凶手们正是这样的狼群,在侩子 手韦国清指挥下一群凶恶的狼群。

中华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我们这个民族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们愚昧无知、凶狠残忍,这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到了毛氏当权的共产时代,喝了毛氏的共产邪教狼奶,表现得更为遇昧和凶残罢了。

假如没有独裁者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假如没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这些邪说的鼓动,大屠杀之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文 革"中要反思的问题是很多的,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 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惟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 的国家,才能与世界接轨。否则,"文革"之类的大灾难说不定哪天还会在中国再现。

今年是"文革"运动暴发的40周 年纪念日。在纪念"文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使无数的受难者再被隐瞒、不要再被遗忘。要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牢记"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要使"文 革"中的惨痛教训、要使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成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这样,才能使仁爱、友善、不害人、抵制暴力、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 等等这些社会生存的基础得以实现,才能促进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这是今天的人们所要追求的和实现的目标。

(全文完)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最小仅38天


文章来源: 羊城晚报 于 2013-02-22

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 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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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准确诠释了安倍“中国需要冲突”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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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公布的采访英文原文(由新华社翻译)

日本外务省22号称已经对《华盛顿邮报》的不实报导发出警告。《华盛顿邮报》当天向凤凰记者回应表示,《华盛顿邮报》准确引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表态,也准确地诠释了安倍晋三的言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1号抵达华盛顿访问,而在出发前《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题为"日本首相安倍说:中国对冲突的需求根深蒂固"的专访,一起轩然大波。日本外务省表示华盛顿邮报报道不正确,并引发了误解。到底是安倍发表了不恰当言论,还是华盛顿邮报错误引用,带您来一探究竟。

《华盛顿邮报》对安倍晋三的专访一开始就指出安倍晋三表示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在领土上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外务省22号表示已经向华盛顿邮报发出警告,指出对安倍晋三的专访报道不正确,并引发误解。

《华盛顿邮报》国际编辑耶赫尔22号以当日行程排满为由婉拒采访。他以电邮的形式向凤凰记者回复表示,华盛顿邮报准确引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言论,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准确地诠释了安倍晋三的言论。完整的采访内容已经在网上发布。《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巴伦也在邮件中向凤凰记者表示,以完整采访内容做判断。

在华盛顿邮报发布的5页的采访内容中,"根深蒂固"一词被记者在提问中首先使用,而指的问题是安倍晋三所提到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导致反日情绪。安倍晋三在回答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根深蒂固存在的。 《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报导标题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中国对冲突的需求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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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翻译显然有问题,可能是文化鸿沟吧。受到爱国教育的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根深蒂固和中国对冲突的需求根深蒂固有挺大的差别。中国一个词可以指代很多角色,而且是把他们并列混同使用的。中国政府不会比民众更期望冲突,但是却更有兴趣进行比较简化的爱国教育。所以这里造成的冲突一定意义上对中国政府和民众双方来说都是非期待后果。



图解货币战争

华尔街见闻

正如丹麦盛宝银行(Saxo Bank)指出的,今年年初以来,煽动性言论已迫使部分货币走低。自从日本新当选首相安倍晋三掌权以来,过去三个月里,日元兑美元已大跌17%,兑欧元跌幅更是超过20%,这再次点燃了货币战争之火。但谁是赢家和输家?跟随下图的三个步骤,你将有一定了解。目前来看,货币贬值催生了股市大涨,但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均复苏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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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停滞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终结

华尔街见闻

By Noah Smith

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面临着"失去的十年",萧条的经济状况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事业受挫的中产阶级劳工。人们不禁要问:多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环顾四周,经济发展停滞的阴影无处不在。美国经济面临着"失去的十年",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是更加糟糕。以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 Gord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已无法延续下去。

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袖,耶鲁大学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在2011年曾表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再过一代人左右的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将不复存在。生态学家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无法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保持永久性的经济增长"。

上述有关资源限制的说法的确普遍。但这种说法却值得质疑。

经济增长需要无限的资源供给只是一个假设。保持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1)"大量消耗",也就是通过更多的投入制造更多的产出;(2)"内部加强",也就是通过更加先进的方式来高效使用资源。前者必然会触及资源红线。而后者面临的资源限制则完全未知。

同时,上述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不会结束,人类目前使用的经济运作系统能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状况相适应?"

经济增长是否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当你就"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对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发问时,他的回答可能完全不会出现"增长"这个词。最基础的经济学课程也不会使用"经济增长"来证明自由市场理论的正确性。资本主义制度源于人们从贸易中获得利益,而不是源于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用于交易的商品。生产效率才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法则。

上世纪5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经济增长是提供足够社会保障的基础。而后来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则呼吁政府在研究和开发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用人类过去的发展经历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类近代史似乎并不赞同"增长停滞等同于资本主义终结"的观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富裕国家的中产阶层收入水平经历过几段零增长时期。最重要的资源,包括若干种能源和水资源变得愈发稀有和昂贵。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真正面临着自然资源的限制。但是,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地区)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却得到明显发展,具体表现为税率的降低、放松的市场监管、私有化的流行以及金融市场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尽管油气和水资源价格上升,但发达国家并未出现大规模呼吁资本主义倒台的声音。

事实上,"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是由一批经济上取得成功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所倡导。他们的初衷只是反对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共和党主导的"亲富"(Pro-rich)政策,而不是开展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被统称为"克鲁格曼的军队"(Krugman's Army),而克鲁格曼却没有反资本主义倾向。(注: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他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挑战往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来临。20世纪早期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黄金发展期。但这也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技术进步、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可能导致原有社会系统被打乱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制度得以迅速传播且被人接受。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金融系统是否也需要扩张以保证其正常运作?债务存在的基础是不是人们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富裕的信念?股票及资本的升值是否也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持?

答案是否定的。债务利息仅仅源于"货币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也就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区别。一个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借入资金购买房屋或接受教育,然后在人生中攒钱偿还债务。此类导致债务存在的因素不会因为经济增长的停止而消失。在中国明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即使在经济零增长时期,社会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借贷活动。

对股票而言,在过去几十年间,股票发行者大多通过发放资本收益对投资者进行回馈。但在一个经济增长停滞的世界,股票发行者仍然可以通过发放股息的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

目前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将因经济停止增长而终结。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之所以可以容忍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是因为国民得到了他们自身经济状况将持续提升的承诺。但当经济增长完全停止时,他们长期隐忍的愤怒感就会爆发。

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地区),例如美国,西欧、中欧和东亚部分国家已经学会如何以平和的方式抑制资本主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部分激进特性。他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并建立了运作良好的行政机构和监管机构,同时毫不吝啬地提供公共设施。这样的社会虽然远比不上乌托邦式的社会,但经过经济增长期和经济停滞期的考验之后,它的强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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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政治反对为何获得更多的支持

莫之许 :政治反对为何获得更多的支持

――一方是体制与利益相结合的封闭运行和保守立场,另一方是 民间对权利和参与不断提升的追求,体制和民间出现零和博弈的态势。政治反对由「病变反应」,转而成为促进体制变革转型的主流 动力和希望所在。

刊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43期

2013年新春,网友肉唐僧在新浪微博为王登朝发起募捐(此前肉唐僧也曾为唐吉田、肖勇募捐),几乎与此同时,网友十三亿公 民也在微博上发起为良心犯募 捐,也顺利取得成功。一时间,送饭、送饭党成为微博热议的话题。而在王登朝案件二审开庭时,维权人士肖青山、网友染香姐姐等 人也前往现场声援,与稍早的前 往邵阳探望朱承志一样,都显示出更多的社会人士对政治反对的关切和支持。

在后极权体制的政治高压和舆论扭曲之下,政治反对成为一般民众难以了解的禁区,查建英为其民主党人士哥哥查建国写作的《国家 的敌人》一文感人至深,其中也 提到,政治犯并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感知,政治反对派"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 少联系。。。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也因此, "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 建国依旧坚定无悔 , 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

查建英的看法是绝大多数对政治反对有所了解的社会主流人士的看法,在198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当中,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 内的社会主流人士更多地相信, 经济发展、社会多元、法制建设更能促进权利与自由,并最终促使中国走向民主。由于体制继续维持着对资源、精英和工具的集中占 有,社会主流人士把改变的希望 更多地寄托给体制本身的变革,而不是来自民间的压力,在改革图景中,政治反对更多被看作是治理不当的病变反应,而不是足以带 来改变的新生力量。即使在相对 同情政治反对的人看来,政治反对也是超前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反对所获得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海外,以经济支持为例,资金主要来自海外,执行人士既有著名的"民主乞丐 "孙立勇先生这样的个体,也有独 立中文笔会这样的组织,运行的平台也主要根基在海外,境内送饭党、举牌党的兴起,还是相当晚近的时期。在我看来,这显示出民 间对政治反对的理解和支持的升 高,其根机制更多源于新兴社会阶层对体制因利益而日益封闭保守的反应。

现实的运行并不符合社会主流人士的上述期待,为了适应市场化,确实出现了人身、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增进,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领域,目前的状况与1980 年代初期相比并无丝毫增进,甚至有所恶化,1989年的惨剧摧毁了1980年代中前期相对温和开放的氛围,强化了体制与民间 的对立,使得体制对于民间的任 何诉求都有着本能的警惕,并倾向于采用强力压制,从所谓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到近期的刚性维稳体制,都是如此。 同时,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成果, 也使得体制拥有了更加强大的资源吸取能力和技术手段,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压制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自信,近年来一连串的政 治犯重刑、茉莉花事件期间的强 力压制、以及常态化的软禁、喝茶等等都表明,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丝毫增进,反倒加剧了体制在利益纠结下的 封闭和保守,并因为利益关系而 更加顽固。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来说,人身、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增进和满足,自然会带来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更多追求,在市场化进程 中得益的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 更多的权利与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而民间也也从市场化发展中获得了一定的资源、拥有相当的符号话语能力,并正在尝试建立 更多的相互联合,这反过来又会 进一步刺激体制近乎本能地采取警惕和压制的立场,2012年,在微博平台上热度极高的参选议题,一旦走入到实际进程中,无一 例外地遭到了强力的压制瓦解。 这显示,体制对于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诉求,仍旧采取零容忍的立场。

体制与利益相结合的封闭运行和保守立场昭然若揭,而民间尤其新兴社会阶层则有着对权利和参与日益升高的追求,这使得在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上,体制和 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也正因如此,许多社会人士的立场产生了悄然转变:曾经被看作是边缘化的民运,成为了追求结社 权利的先驱,而被看作是激进化 的异议立场,也成为了践行言论自由的先行者,政治反对也由改革图景中的病变反应,转变为促进体制变革转型的希望所在。

当然,对于政治反对的社会支持目前仍很微薄,但只要笔者上述的分析成立,民间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求并不会因时间的推 移而减弱,只要体制依旧因利益 纠葛而封闭保守,那么,以体制为边界的利益和权利鸿沟就势必会带来更多对于政治反对的支持,各路送饭党、探望党、举牌党将层 出不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 着更多的资源、联合的涌现,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李宇晖:《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和革命的博弈论解释》


李宇晖:《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和革命的博弈论解释》

作者简介:政治学博士生,师从Matthew S. Shugart,主攻选举规则和制度设计



自从《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小清新路线在中国自由派知识界成为主流。微博上广义的自由派名人(为了有说服力,点一下名,比如:@于建嵘@贺卫方@陈有西@吴稼祥@韩寒@李剑芒的小号@肉唐僧 等)虽观点各不相同,但是都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就是认为改良比革命效果好。此观点已经成为很多人写文章写微薄时使用的基本 假设,也就是说,是无需论证的普遍真理。

还有一个从托克维尔那里来的观点也同样有市场,说的是革命往往发生在改良的时候,或者说改良可能触发革命。我至少见到贺卫方、朱学勤这么 说过,别人也常常引用。

这两个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你承认改良会导致革命,你就不能说改良比革命好到哪去。如果一个好的东西会导致一个不好的东西,你 就不能说它是好的 东西了,对吧?如果你同时承认这两个观点,那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不改良也不革命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革命不好,改良又会导致革命,所以也不 是那么好)。但是 实证上有问题,因为既无改良又无革命还能长期存活的一党制国家上帝还没有发明出来,再好也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不值得一说。

但是我们暂且放下这两种观点之间的逻辑矛盾不谈,单说他们各自能否站得住脚。开说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所有的统计学课都会讲到的一个问 题: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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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拿一些数据来研究,做一些线性回归什么的,经常会发祥两个变量之间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就是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另一个东西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大(但不是一定出现)。随便乱举个不靠谱的例子:假如有人发现,青蛙大量出现,往往过后会有地震。OK,那么你可以通过观测青蛙来粗略预测地震。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二者 的相关性而误以为青蛙出现是地震的原因,更不会傻到以为把这些动物关起来不让出来就可以避免地震。

也就是说,即使两件事情经常一前一后发生,并不代表这两件事之间有因果关系,很有可能它们都是由第三件事决定的。比如地震和动物出动可能 都是由某种之前的 地质活动造成的,所以往往一起出现。如果因为一个变量能预测另一个变量,就断定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就很有可能搞错现象的内在机理,把另一 种副产物当成了原 因。这也就是统计学中的"内生性问题"。

在自然科学里,这种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避免。为什么呢?因为有实验室。你如果怀疑某个变量是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原因,就可以在实验室里人 为地改变前者,然 后观测后者是否变化。由于前者是人为改变的(当然要注意随机分组等问题,恕不赘述),所以不用担心它可能是受某种未知原因支配的"内生变 量"。只要另一个 变量跟着它变,研究者就可以肯定先变的那个变量是原因,后变的那个是结果。社会科学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且是群体 的人,而拿人做实 验是很困难的。比如你想对比两种选举规则哪种更好,你不可能找一堆国家随机分组,然后把两种选举规则强加给它们。同样,你想研究革命会有 什么后果,总不能 随机拿个国家来革一革试试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社会科学里要得出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光看统计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规律,但是讲不清除各个变量之间的逻 辑关系,千万不要随便拿来当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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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先说说那个"改良导致革命"的观点。别跟我扯托克维尔说过什么。托克维尔什么年代的人?他有多大的样本量?目睹过几次成功的民主 化?他懂统计学里的自由度、置信区间、R平方么?他听说过博 弈论么?所谓经典文献,指的是在当时划时代的作品,但是不要以为可以从中找到多少真理。这两百多年,人类积累了多少数据,实证方法上 进步了多少?顶尖刊物里研究当代民主化的论文有多少还在引用200多年前的文献?

说改良导致革命,本质上讲,就和说青蛙导致地震是一样的。青蛙的出动不是随机的,而是由某种真正导致地震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对吧?那么, 改良的出现是随机 的么?一个习惯了高压的统治者,吃错了什么药,突然想起来改良?突然想起来下放权力?除了统治危机,世界上还有第二种原因会导致独裁者改 良么?

事实上,真正实质性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非常罕见(幻想改良的人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个例子)。在仅有的那些例子里,改良 的时机是如何选择 的?老实说,我没有研究过,也不想花时间研究。因为用脚指头都可以想出来,他们平时不改良是因为没有统治危机,在某一时刻忽然选择改良无 非是社会矛盾到了 一触即发的程度。

改良的原因是统治危机。那么革命的原因又是什么?同样是统治危机。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谁会革命?又是吃错了药?偷懒的学者往往喜欢用非理性 来解释一切问题, 这样就省了逻辑推理的过程了――反正非理性么,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统治者可以非理性地改良,被统治者可以非理性地革命。但是人真的这么 非理性么?你在高 速公路上开车,有多少人会非理性地冲过来撞你?难道像政治活动这样高赌注的行为,人真的会那么随意?

正是因为改良和革命都是由同一样东西――统治危机――引发的,它们分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面对危机时的策略选择,所以才会倾向于在同一时 间出现。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会产生一种改良导致革命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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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统治危机为什么有时会引发革命,有时不会?有一篇经典我建议所有懂英文的人都应该看看。这可不是老掉牙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当代的经 典,作者是斯坦福的超级大牛James Fearon。论文名为《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虽然没有中文版,但是文章不长,也并不难懂。这绝对是天才的划时代之作。该文讨 论的并不是革命这一具 体现象,而是关于理性人为什么会发生广义上的暴力冲突。Fearon提出的问题是:假设战争之后,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利益;那么,为 什么不在战争之前就按 同样的比例划分好,从而双方都省去打仗的成本呢? 这篇文章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对战争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冲突双方的矛盾上面,而Fearon第一次用严谨的模型指出,光有矛盾发 生不了战争,因为理性 人会选择规避成本。战争的发生除了事先存在的矛盾之外,还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之一:

1.由 于信息不对称,双方对获胜概率的估计不同,至少有一方高估了自己的胜算;

2.由 于和平协议无第三方约束,弱势一方打与不打都是死,不如赌一把(所谓的可信承诺问题);

3.所 争议的资源(如宗教圣地)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通过谈判来共享。

从这三条来看,没有一条和改良扯的上关系。只要你同意Fearon 的理性人假设,就没办法接受改良导致革命的说法。当然,你也可以去找非理性的原因,但是凭什么改良就让人变得非理性了?是让统治者非 理性还是让反对派非理性?

那我们现在就从Fearon的理论框架入手,看看革命在什么 时候最容易爆发。

对于这三条中的最后一条(资源的不可分割性),Fearon 自己也承认实证价 值有限。Everything has a price,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的,通常没有什么不可分割可言。第一条我也不准备多讲。虽然这一条是后人研究得最多的,也一般被 认为是战争发生的最常 见原因,但是它无法用来解释为什么革命在一个时间发生而不是另一个时间(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这是另一个话 题)。

第二条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关系相当紧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所谓"可信承诺问题"呢?用博弈论的语言就是:和平状况下的Utility(效 用)仍然接近于零。我看过一些关于可信承诺问题的模型(Fearon,Powell,Slantchev等)都是假设弱势的一方在不 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最 终会因为强势方的不断索求而归于一无所有(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失去的只有身上的锁链")。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机会成本 也就变成零了:横竖什 么都没有。

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是常态。即使是一个没有任何物质享受和任何自由的纯奴隶,也通常会认为活着比白白死掉要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 数奴隶尽管痛苦, 但不会选择毫无胜算的造反。但是,要注意,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人对生命的估价是有可能低于零的(要么怎么那么多人自杀呢?)。举个例 子,如果一个寡妇的 独子被害死而凶手逍遥法外,你觉得她对生命的估价会如何?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被血贩所害染上艾滋病,他会如何计算此后的得失?这种情 况如果是少数,可 能会演变成零星的暴力冲突,而一旦成了多数,则大规模冲突无可避免。

更何况,即使是最惨烈的战争,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死的。所以对于那些生活非常痛苦的人,战争带来的风险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那么,归根到底, 要避免革命,首先得设法减少活不下去的人(也就是战争的机会成本为零的人)。

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就是改良导致被统治者的行动力增加,从而增加了革命的概率。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是对的,改良如果不能增加被统治者 的结社能力、议价能力,那就不叫改良了。但是Fearon 这篇文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告诉我们,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暴力冲突爆发的概率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甲方强乙方弱的时候没有发生战争,没理 由甲方弱乙方强的时候 就会发生。假设在谈判的开始,统治者有能力压制反对派,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开始改良。既然开始改良,那就说明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无力压 制反对派,因此也就不 会傻到坚持不放弃权力。

会不会有以下这种情况呢?改良使得反对派的实力忽然增强,统治者已经明显不是对手。但是他们考虑到一旦放权可能遭遇清算,于是不同意继续 妥协,宁愿殊死一战。这实际上是Fearon 的可信承诺问题的反向应用:不是反对派活不下去,而是统治者活不下去。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统治者当然会预计到改良会让反对 派实力增强(难道你懂 他们不懂?),如果他们并不准备放弃权力,那么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启动改良。某国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担心民众组织化从而议价能力 提升,所以连一点点改 良的影子都没有。

为了把上面描述的博弈过程讲清除,我画了这个博弈树形图供大家参考。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哪一派获胜最终是由实力决定的。但是暴力是否发生和哪一派实力强无关,只跟弱的那一派是否有活路有关。如果反对 派处弱势,则他们 能否活得下去是关键;如果统治者处弱势,则他们是否担心被清算是关键。而是否担心被清算又是由统治者之前的统治方式决定的(如政治迫害、 腐败等)。

看了这个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自由派(如李剑芒)主张对贪官进行大赦了。他们的理由是:统治者对清算的担心很可能成为拒绝改 良、引发革命的原 因。但是有两个问题被剑芒老师忽略了。第一,从上图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只有在反对派实力超过统治者时才有意义。当反对派处弱势时,统治者 根本不担心清算的 问题(也就是现在某国的状况),革命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在图的右半边,也就是反对派有没有活路这个变量。第二,即使反对派实力强,做出"不 清算"的承诺有没 有可操作性?反对派和统治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多头的,通常没有统一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做出了不清算的承诺,另一个组织仍然有可能清 算。很多人说曼德 拉如何如何,但是忘了南非反对派的重要特点就是有一个共同的领袖。缅甸的昂山素季也是一样。这样就给了统治者一个谈判的对象,一个索取 "可信承诺"的来 源。某国没有这样的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因而要想做出不清算的承诺,不论价值上可取与否,在事实上是不可操作的。所以呢,你再怎么承诺,只 要他们手上有血, 就不可能免除被清算的担忧。

这张图当然很粗,从图上看不出为什么改良和革命会先后发生――它们分明在不同的分支上,怎么会先后发生呢?我的图逻辑上并没有错,但是它 没有考虑信息不对 称的因素(也就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对方有什么牌),所以对现实的概括当然有偏差。为了更接近现实,我只好又画了下面这张图,加入了信息不对 称的可能性。

 

这张图其实还是高度简化的,只是增加了一点小插曲,就是假设反对派没有办法判断改良是真改良还是假改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是很大 的。比如慈禧太后当 年的改良到底是真是假,至今都没有定论。说这张图高度简化,是因为它仍然假设双方对于对方实力的信息是完全的,且反对派对于统治者是否担 心清算的信息也是 完全的。如果把这两种信息不对称也考虑进去,这张图就会复杂得不成样子,根本没有可分析性。而博弈论的价值,我认为,就在于把不可分析的 现实模式化,变得 可以分析。所以我们暂且不考虑上述两方面,而专门探讨在真假改革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可以看出,第三层开始的四条路径中,有三个都没有变。为什么呢?如果反对派知道统治者担心清算,或者知道统治者实力很强,那么前者就不可 能相信后者会真改革。既然前者不会相信,后者也就根本不会费力气去假改革(晴雯所说的"早知担了虚名,不如打正经主意")。

只有第二条路径(反对派实力强、统治者担心清算的情况)和前面一张图有所不同。在这条路径下,统治者有真改革的动机,因为真改革更容易让 反对派相信,也就 更有可能避免被革命之苦;但也有假改革的动机,因为一旦侥幸让反对派受骗,就可以继续执政,无须操选举那份心。反对派有相信的动机,因为 如果对方是真改 革,就省了革命的成本;但也有不相信的动机,因为如果被骗,就坐失了获取政权的机会。也就是说,双方都无法确定哪一种策略对自己是最好 的,他们的策略选择 必须建立在对对方策略选择的猜测之上。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单纯的纳什均衡(pure-strategy equilibrium),你无法通过推理确定革命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是只要数据充分(把每一种结果对各方造成的损益数字化),还是 可以计算出一个所谓 "混合策略均衡"(mixed-strategy equilibrium),也就是算出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我个人的博弈论还没有好到能在几天之内解出这个均衡的程度,我也不认为解 出一个具体的数值有太 大意义。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哪怕是真改良)未必能阻止革命的发生,其原因就在于反对派无法确知改良是不是幌子。这 也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 观测到改良后经常发生革命,那无非是因为统治者大势已去,改良又不被人相信。

注意!这并不是改良导致了革命,而是改良没能成功地阻止革命。换句话说,改良多少还是会降低革命的概率(否则真改良根本不可能出现),只 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平息众怒。

说了这么半天,总算把托克维尔的这个古老的错误纠正了。这个错误不纠正是很危险的。假如有一天,某国的统治者本来准备用改良来降低革命发 生的概率,结果突 然想起这个改良导致革命的理论,就反而不敢改良了。所以说,不管站在统治者还是反对派的立场上,托克维尔这个理论都是有害的,必须"深入 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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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开头提到的第一种常见观点:"改良比革命效果好"。有了前面那两张图,这个问题就清楚多了。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米饭比窝头好,不要吃窝头!"那么他的潜台词是,你只要不吃窝头就可以吃到米饭。否则,这种建议就成了"何不食肉 糜"的废话。说改良比革命好,也是一样。如果不革命就可以换来改良,那么这样的判断是有意义的。但是事实如何呢?革命的反面真的是改良 么?

从前面树状图可以看出,在第三行出现的可能的四条路径中,只有第二种有可能出现改良。也就是说,统治者担心清算和统治者实力超过反对派这 两条中,只要任何 一条成立就不可能有改良(更何况在某国两条都成立)。对反对派来说,不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改良,而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在这三种路径下,拿 革命和改良比没有 任何意义,正如问饥民"何不食肉糜"是一个道理。只有拿革命和保持现状来对比才有策略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第一种和第四种路径下(弱 势统治者害怕清算 或者弱势反对派走头无路),革命反而成了理性人的最佳策略。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第二种路径,也就是唯一一种有可能通向改良的途径(弱势统治者且不担心清算),是否可以通过不革命换来改良呢?还 是不行。只要你明 确了不革命这个原则,改良就不可能发生(统治者是活雷锋吗?)。怎么才能促使改良呢?唯一的办法是让统治者相信反对派有分辨真假改良的能 力,而且挑明革命 只会发生在假改良或不改良的情况之下。反对派分辨真假的准确度越高,统治者就越有可能改良。不加分辨的革命,或者不加分辨的不革命,都会 让统治者丧失改良 的动机,因为改与不改,真改与假改没有区别。这就好像要制止一个人偷东西,你必须让他认识到偷与不偷面临的后果不一样。如果他偷不偷都不 被抓(无人执 法),或者偷不偷都被抓(错案率高),都会让他丧失不偷东西的动机。

综上所述,"不革命"和"改良"之间半点关系都没有,说"改良比革命好"也就是个无意义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家里只有窝头,你告诉他米饭比 窝头好,那真的与耍流氓无异。

很多人在对比改良和革命的时候喜欢用英法、日中等例子。秦晖先生在《再议"告别革命"http://view.news.qq.com/a/20130220/000027_1.htm)这篇谈话中已经反驳得很充分了:所谓改良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和风细雨(如血腥的民治维新),所谓革 命也不一定要死多少人(如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的流血其实发生在革命之后(可以被视为列、斯的自上而下的反向改"良"),等等⋯⋯这些我就不再重复。我需要补充的是,改良和革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策略选择,因而从一开始就缺少可比性。根据我这个简化模型,改良 的发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 统治者处弱势;2.统治者不担心清算;3.反对派有一定能力分辨真改良和假改良。三者缺一不可。台湾可以算是个例子:反对派高度组织 化,精英云集;本省人 又占人口大多数,族群意识强烈;已有宪法被戡乱条例架空,联合国无席位,合法性岌岌可危;蒋经国虽然也有些血债,但毕竟子女都在体制 外,自己又行将入土, 当然没有什么被清算的恐惧;之后的李登辉更是既无血债,又无经济问题,更不必担心被清算。即使是这样,台湾民主化还是经历了大量街头 运动,到底应该划入革 命还是划入改良还很难说。

读者不免会问,就算拿革命和改良对比没有意义,拿革命和保持现状对比还是有意义的吧?当然,根据上面的模型,放弃革命的最可能结果就是制 度上保持现状。所以二者是一个明确的取舍关系,进行对比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能证明革命后比保持现状更糟糕,当然可以成为放弃革命的理由。

革命后比革命前更糟糕的例子当然是有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几乎全部发生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为什么呢?很简单,那时候人类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来证实什么样的制度是有效的,所以只能碰运气。苏联不管怎么物 质匮乏,从外面看还是 相当辉煌的,难免让人有模仿的冲动。但是自从80年代苏联的统治危机爆发以后,共产主义的神话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制度 是有效的已经非常明 确:你要想避免灾难性的暴政,必须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制度原则,新上台的革命领袖想糊弄过去,不搞选举,不让人办报,不经审判抓人杀 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这次埃及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仅仅是新总统有越权的嫌疑,刚刚革命完的民众就重新回到广场。

以下是我找到的所有苏联解体过程中或者之后,世界上发生的导致政权更迭的革命事件(以前在微博上发过)。我给革命的定义是:由大量底层民 众参与的通过激烈对抗(暴力或非暴力)方式驱逐执政者的现象。大家看看这些革命里面能不能找到新政府比之前更糟糕的例子?

当然,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全的,如果谁知道别的例子请务必补充! 

1. 波罗的海三国的歌唱革命:始于80年代末,三个国家各自出现了数十万人的街头运动,并于1989年共同组织了一次长达600公理的人墙进 行抗议,史称"波 罗的海之路"。其中立陶宛还在1991年遭遇了苏军的武力镇压。最终三国以赢得独立告终,反对党赢得选举,取代了原有的最高苏维埃,多党 民主确立。已进入 发达国家行列。

2.捷 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不用说了,效果很好。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已是OECD国家,小日子过得滋润。

3.波 兰的独立工会运动:同上。

4.东 德的"星期一游行":推动了柏林墙的拆除。

5.罗 马尼亚革命:毙了齐奥塞斯库,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收入水平不如前几国,但也是中上水平,已经是欧盟成员国。

6.摩 尔多瓦2009动乱:被指选举舞弊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并没有下台,但是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摩共只获得了不到一半的席位,其他反对党组成了 一个执政联盟,将其挤出政府。

7.南 非反种族隔离:成功。

8.南 苏丹独立运动:不知算不算革命。

9.埃 塞俄比亚革命:1994年开始第一次多党选举。国家仍处于旱灾困扰之中,但和门格斯图时期的血腥独裁不可同日而语。

10. 贝宁1989年骚乱: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多党选举。

11. 台湾民主运动:先是美丽岛以及8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促成了解严,但台湾人并未满足,继续发起更多街头运动(如五一九绿色运动、鹿港居民反 杜邦事件、五二�农运、无壳蜗牛运动、三月学运等):推动实现了全面的民主化。

12. 韩国87年的6月民运:直接导致总统直选。1996年卢泰愚、全斗焕因80年代的镇压被判重刑。

13. 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赶走马科斯总统,重归民主政治。

14. 印度尼西亚1998年抗议活动:苏哈托下台,印尼民主化。

15. 智利80年代末不合作运动:导致88年的多党选举。皮诺切特下台,但仍掌控军队,直至1998在英国被捕。

16. 最后也是最精彩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这些以强人政治闻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赶走了独裁者。有人认为结果如何还言 之过早。但其实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独裁者的血腥统治已一去不返。等着看所谓"极端主义"笑话的人肯定要失望的。

另外,还有两个例子不能算太成功(但也不能算失败):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前者的选举仍然一党独大,后者被革下去的那位又 当总统了。但是要注意几点:

1.两 国革命都没有遭遇暴力镇压,因而成本很低,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试错方式。

2.两 国革命前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民主程序,所谓革命针对的无非是选举舞弊,而之后舞弊现象确实有所遏制。即使没有达到翻天覆地的效果,但是所得 绝对可以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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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前面都罗嗦了些神马:

1.先 后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地震不是蛤蟆造成的,革命也不是改良造成的。

2.改 良和革命都是统治危机的产物,所以很可能一起出现。

3.真 改良的出现至少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反对派胜算高、统治者无清算之忧、真假改良易于分辨。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4.革 命的出现则有几种可能:1)反对派胜算低但横竖活不下去;2)统治者胜算低但担心被清算;3)统治者想妥协,但真假改良无法分辨。三种可 能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革命,所以革命较常见。

5.革 命的反面不是改良。因为不革命的结果是保持现状,所以拿革命和改良对比没有策略上的意义。

6.革 命和保持现状相比,有变好的例子也有变坏的例子,但是最近几十年只有变好的例子。

 

野村:中国经济增长将于下半年放缓

野村:中国经济增长将于下半年放缓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379

去年,对于中国经济将遭受"硬着陆"的猜测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当中国经济似乎比去年站的更稳的时候,分析员们对于好景将持续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了。
对经济学家的民调预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超过8%,这一数字基本上和政府的估计相同。但Nomura的两名经济学家,张智威和Wendy Chen则提出了他们认为7.7%左右的增长更为现实的5个原因,更预测下半年的经济增速会下降至7.3%。

主要原因是政府将由于通胀和经济过热的风险而被迫采取紧缩政策:
因为潜在增长放缓,劳工市场紧张和食品价格升高,我们预计中国2013年的CPI按年上涨3.5%(2012年:2.6%,经济学家民调:3.1%)并且在下半年上升至4.2%。因此,我们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下半年两次调高利率。我们还预计政府会继续打击影子银行,从而在下半年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近期中国经济的各方面发展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五大理由。
首先,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
银监会要求各银行控制"资金池"的运用,通过"资金池",银行发行新的理财产品来支付到期产品,被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称为"庞氏骗局"。许多地方政府也在2013年预算文件中提到了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财政状况的担忧。
由能源价格攀升造成的通胀压力:
另一轮能源价格改革正在跃跃欲试。2月20日,发改委和铁道部将铁路运输税上调了13%,从每吨每千米0.1151元上调至每吨每千米0.1301元,是2003年以来最大的调整。预示着政府可能会上调其他被人为压制的价格,例如电价和其他公共能源价格,从而迫使通胀抬头。
M2供应量和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的反弹—70个城市的房地产综合价格指数连续七个月攀升—可能会迫使政府缩紧信用供应和M2增速,拖慢经济增长,因为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发布的五项新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就显示了政府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决心。

政府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再认为增长越快就越好:
地方政府2013年的增长目标和2012年相比平均调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中国GDP将在下半年和2014年继续保持强势的乐观预测大多是基于对新领导班子刺激经济的预期。然而,最新政府发表的文件则不支持这一观点。作为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重庆和广东的新领导人都选择大大削减GDP增速目标。广东的增速目标是8%,属于最低的目标之一,重庆的增速目标则从2012年的13.5%下调至了12%。这告诉我们新一代领导人可能开始发现温和的增速减缓在长期来讲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最后,政府要为控制污染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遍布中国的严重污染唤醒了中国领导人们,他们必须重新思考现在的增长模式。我们预计政府将会控制产生严重污染的重工企业。尽管这对于社会福利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短期内将不可避免的拖慢经济增速。最近提升汽油质量的提案也将对通胀产生上行压力。污染也会增加能源价格调整的紧迫程度,政府可能会取消补贴并且重新将能源需求调控在可持续的范围内。
所有这些改变产生效果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Nomura认为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势增长,而领先政策性指标,例如M2和社会金融活跃程度则会随着时间有所下调。

泛华网号外:吴邦国质疑薄案详细内容

泛华网号外:吴邦国质疑薄案详细内容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3/02/blog-post_6445.html

泛华网在2月8日披露吴邦国质疑薄案。近日,新浪博客再现详细内容。全文如下: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吴委员长质疑薄案那个是确有其事的。只是媒体都被胡温控制着,吴通过正常渠道根本发不出自己的真实声音,他也很无奈,一个议会议长居然要通过自己的朋友在微薄发信息才能发出自己内心的心声这本来就是悲剧。  整个薄熙来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流程就是这样的,胡温直接滥用党中央淫威施压给重庆人大发命令,重庆人大即刻照办,完全没有上报自己的上级全国人大,也没有告诉吴委员长,全国人大没有核实、吴委员长也没有批示,就这样,中央发令,重庆照办,完全绕开全国人大,停止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恰好有一位多年的至交也同时是吴委员长的好友,利用这个第三者的关系与吴建立了间接的联系渠道,吴的言行消息他都会第一手得到,也经过吴本人授权发布。吴的原话完整版是这样说的,现一字不漏实录于下:   "薄熙来这个人我是很清楚的,他绝对是一个好同志,我不相信那些针对他的负面评价。党内某些人有家长作风,爱独断专行,爱搞一言堂,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遭罢免,怎么说也应该经过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复核,然而整个事件决定我们根本不知情,有人直接绕过人大用党的程序强行硬性草草仓促定案,用党的权威而不是人大的法定程序取消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我们非常震惊,我们人大非常不满意。有三个人就是要把薄整死,我也因为此事备受委屈。在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遭罢免后,我一连接到好几个电话,很多都是亲友打来的,他们说:邦国,你怎么能昧着良心通过这样的决定,怎么可以这么对他,这是你的意思吗?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说:我根本不知情,如果这事真的上报给我我一定会誓死阻拦,只要我在,就不会让这样的决定通过,但是重庆人大欺瞒了我根本没有通知我们全国人大。" 附:  薄熙来与陈良宇的新闻公告对比,有心人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明显的不同: 对薄熙来案: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告只是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 对陈良宇案:2007年终止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公告明确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现该博文已经被删除。泛华网没有能力核实真伪。泛华网报道。

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一日段子荟萃 2-22 #一日段子荟萃 @禁言的公平与正义:最近,一群来自台湾的游客去参观动物园,因为说话太大声,保安担心他们吵醒睡了60多年的动物,把他们纷纷赶跑。 @pufei:同志们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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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段子荟萃  2-22  #一日段子荟萃

@禁言的公平与正义:最近,一群来自台湾的游客去参观动物园,因为说话太大声,保安担心他们吵醒睡了60多年的动物,把他们纷纷赶跑。

@pufei:同志们啊!3天时间,72小时!30多个省级行政单位百把个党政军封疆大吏。就没有一个去开微博来反击谢长廷登陆挑衅。果然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

@yangpigui:安倍一句话,就揭开了中共的画皮。可叹那些被中共操得比自撸还爽的孩子们。

@一毛不拔大师:在国外旅行时我经常向各国友人宣传祖国的进步,例如"我们新的一届政府有很多好的新措施,他们下令让中国军队的军官在当班的日子里停止宴请喝酒,于是中国最有名的酒厂股价下跌了30%",结果一帮老外居然狂笑到差点跑到桌子底下去。我只能严肃的看着他们说:钓鱼岛是中国的!

@李承鹏:卫生部拟将公厕臭味分四级,要求附属式公厕每平米苍蝇数小于等于1只,独立公厕每平米苍蝇数小于等于3只。霸气!得需求多少嗅臭师和捕蝇工。倘这力度反贪,规定力事部门腐味分级别,每平方公里只许存活小于等于一只贪官,我国将是最强大国家。当然,"既抓苍蝇又打老虎"从来只是传说。你还是数苍蝇吧。PS:群众一算,靠,即使每平方公里只允许存活小于或等于一只贪官,也还有960万只。任务太艰巨了……

@lilyzllove:首先,我们应对苍蝇进行严加教育,以教育为主,驱赶为辅,彻底改善厕所内环境!凡是抓到有母苍蝇在厕所内违规产卵的,一律实施节育!发现公苍蝇在未领取交配证违规与母苍蝇交配的,一律拔掉翅膀!对以产下的多余的卵强制送孤儿院!

@雷霆精锐:自古英雄出少年,打靶归来再打人。红星罩我去战斗,我辈岂是蓬蒿人。

@趣咚咚:据微博认证为电视剧《马永贞》编剧的网友"@白脸-"的网友爆料,李天一早年就爱玩弄90后女性,还曾有过"海淀银枪小霸王"的称号。

@pufei:据说李双江老师的儿子现在在里面被人叫做坑爹2。

@pufei:其实李双江老师那个职务在北京真不算大,当年曾听说一个段子:某日301医院门诊排队,一老头抱怨"老子堂堂少将都要排队"。队伍中有人立刻指责"老子中将排队说啥没有?"这时主治医生把大褂一脱露出少将肩章大喝"大家都是将军,闹什么闹"。

@假装在纽约:熊孩子都是父母惯出来的,他更特别,是闪闪的红星照出来的。别的熊孩子有玩具枪,他有AK47;别的熊孩子有玩具车,他有改装宝马;别的熊孩子和大人耍泼,他把大人打破了头;别的熊孩子欺负女孩,他强抢民女、轮奸老师。海淀银枪小霸王,专业做熊孩子17年,中国熊孩子之王。

@lianhuaxiaofo:【少年犯】他4岁选入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他4岁学习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钢琴教授韩剑明;他8岁学书法,师从清华大学方志文;他获钢琴、书法奖无数。他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他就读人大附中,留学美国。他开歌友会,郁钧剑、魏金栋、吕薇等名家捧场。他是李天一,今年17岁。

@hnjhj:在百度推出眼镜之后,国家安全部门终于可以足不出户全方位掌握你所看到的一切。届时又会推出360帽子,全方位脑电波监控,确保思想彻底净化。

@解释系主任:有人给哥出了道填空题:天____不足畏,祖____不足法,人____不足恤。哥的答案是:谴、孙、权。据说做对了,但第二个空也可以填英。

@lianhuaxiaofo:玉树电力公司简直太逗了,地震那年开始不收电费,所有人都以为不收,谁知道现在要一下子收齐三年的,和着您当时不收只是作秀啊?!现在每家每户要收三年的电费,几千块,有的牧民拿不出来,于是这一大片地区的电全停了!拈花:指望狼发善心不吃羊,恐怕不太现实。

@fufuji97:【震惊世界的伊拉克9年巨变】近年伊拉克的动静从中国媒体消失,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2002年萨达姆倒台时,伊拉克人口2558万,人均GDP仅625美元;2011年人口3432万,人均GDP达3788美元!社会秩序正常运转,不再有成千上万的政治异己分子被政府秘密警察和军队处死。

@留几手:不搞外表,内敛不奔放的"学霸"们又怎样?800°近视,几乎是半瞎。211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的高材生。天道酬勤,大学期间努力学习,门门90+,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任何社交活动,22岁没有拉过女孩的手,没看过AV。游走在变态的边缘,自信毕业后,你的发明可以改变人类,其实,2年后,你从事的是手机贴膜,信不信由你。

@mozhixu:最新统计,18-59岁总劳动人口首次出现总下降,790万人少了,原来的估算以为是2015年,6次人口数据出来后,提前了两年,而如果考虑到40-59岁人士的实际劳动能力的低下,这个数字带来的图景会更加悲观,这个是根本性拐点,其他都别扯了。

@csxq:今天看到一则消息,气得我七窍生烟:温家宝21日前往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生前在北京的住所,看望莫尼列太后和西哈莫尼国王,欢迎他们"回来"休养——还以为西哈儿挂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

@QiubaiBot:刚才看新闻,记者调查拜访生产校服的工厂,门卫问:有记者证吗?记者很自豪的说:有啊!高潮:不让进!!记者一脸囧~

@ljqu:罗永浩的手机将在四川青少年中大卖。"爸爸,我想买个手机。""买个锤子手机。""可(kuo)以。"

@KetchupCherry:今天看到新闻里说"第一波90后迈入晚婚年龄",顿时沧桑得我默默关掉了新闻页面……

@wukra:网友发帖:真不懂为什么我爸爸跟一个十五岁的男生那么好。过年前就带去商场买衣服买鞋子。还包充话费,给零花钱。现在还带回我家,玩我的电脑,喝我的饮料。气死了。楼下回复:我完了,正常人反应应该是私生子是吧,但是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基友了。

@cxiaoji:豆瓣的Eels粉丝太牛逼了,「Eels是一支英伦乐队…英伦的冷色音乐做得比较不错…最初的蚀骨阴冷虽然还在,而Eels的选择是用有趣来消解颓废和阴冷,这种减法混色使Eels开始边缘的行走…」我又看了看那几个穿着三条纹田径秋裤就敢上台,发言词汇量不超过五百,见人就搂的土鳖美国大叔。

@chrissc921:有了Google Glass,就敢在街上扶摔倒的老太太了!

@damyata:想我爸年轻时候,也是费了心力才追上我妈,不算逆袭也是高攀。现如今平素不闻不问动辄粗暴对待,高兴了买点打折货当礼物,不高兴了张口就伤人,世事无常,人心会变,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情没了,关系还在。#FML

@kyth:当当网给我发了条短信,第一句是"你摊上大便宜了!"但我手机的短信列表页面显示的是头五个字。"

@高亚看球笔记:中国剩女三大成因:房价,韩剧,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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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者 中�步向民主化的5�可能

译者
核心提示:直到現在,認真想過中國政權過渡的概率和各種可能情況的人很少。

原文: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02/13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同時參考同源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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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測中國可能的政治前途,是種會使一些人感到有趣味、許多人覺得困惑的智力活動。傳統觀點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共產黨想要捍衛及延續其政治壟斷之心如此堅定,它有能力存活較長時間(儘管不是永遠)。但是,少數人的觀點則是中共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事實上,在未來10至15年中國向民主過渡是個大概率事件。在這種對中國民主前景的樂觀看法背後,是積累下來有關民主過渡的國際及歷史經驗(過去40年,大約有80個國家完成了從專制統治過渡至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主體制);幾十年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就民主過渡及專制制度的崩壞(兩個緊密關聯的過程)的動態形成了重要的見解。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認為中國的一黨政權仍然具有足夠的韌性去維持幾十年統治的人可以指出,共產黨擁有經過驗證的巨大鎮壓能力(專制政權生存的最關鍵因素),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的能力(儘管這適應力的程度在學術上有爭議)以及它合法性的來源:達致經濟改善的記錄。

至於為什麼中國人將擺脫幾十年一黨統治的一系列理據當中,那些認為中國政權更迭是可預見的人已經挑選出來一組因素。而在眾多的專制統治的衰落和崩潰的原因當中,兩個因素脫穎而出。

首先是專制政體衰變的理論。一黨政權,不論怎樣精密,還是會受到組織的老化和衰變的影響。領導者(在能力和意識形態方面) 逐漸衰弱;這種制度往往吸引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一些從投資者角度來看他們在政權內的角色的人,他們想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為維護政權出力所能得到的回報。結果是腐敗不斷加劇,管治持續惡化,與群眾日益疏遠。根據經驗,一黨制政體的組織衰變可以用這種政制的有限的壽命來測量。至目前為止,記錄上一黨政權的最長壽命是74年(前蘇聯共產黨)。在墨西哥和台灣的一黨政權分別掌權71年和73年(然而,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失敗使台灣的情況複雜些)。此外,這三個主政時間最長的一黨政權在退出政治權力的大約十年前便開始體驗到體制性的危機。如果相同的歷史在共產黨統治了63年的中國重複,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未來10到15年政權過渡的概率是有可能的—當中共達到一黨政權壽命上限的時候。

其次,社會經濟變革的影響。識字率,收入和城市化速度不斷提高,通信技術的改善等極大的降低了集體行動、瓦解獨裁統治合法性的成本,並促進更大的民主要求。其結果是,管治貧困農業社會得心應手的獨裁政權,發現一旦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要繼續統治越來越困難,最終變得不可能維持。統計分析表明,當人均收入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獨裁政權便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更大)。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增加更為顯著。一旦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能夠生存的獨裁政權很少,除非他們統治的是石油生產國。如果對中國應用這種觀察,並且也考慮通脹的可能影響(儘管上述的人均收入數據是以常數來計算的),我們會發現,中國已經深入這個"民主過渡區域"了,現在它的人均收入是大約9,100美元,和1980年代中期民主過渡前夕的韓國和台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相上下。再過10-1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超過15,000元,城市化率將上升到60-65%。如果中國共產黨今天在部署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來維持統治時覺得艱難,試想一下,10-15年後,這事情將會變得有多不可能做到。

如果這種分析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願意設想未來10-15年間,中國很有可能出現的民主轉型的話,那麼更有趣的後續問題絕對是,"這樣的轉變會怎樣發生?"

同樣,根據70年代民主轉型的豐富經驗,自20世紀70年代,中國可能成為民主有五種方式:

"大團圓結局"將是中國民主過渡的最好模式。通常情況下,一個由舊政權的統治精英操作的和平權力退出會經過幾個階段。開始時,也許由於多種因素(如經濟表現不佳,軍事上的失敗,人民反抗升級,無法忍受的鎮壓成本,和貪污成風),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對這種危機的承認/覺察使某些政權的領導的認為專制統治的日子屈指可數,他們應該開始操作一個不失體面的權力退出。如果這種領袖取得政權內部的政治優勢,他們會通過開放媒體和放鬆對民間社會的控制來啓動自由化的過程。然後,他們會與反對派領導人磋商從而設定後過渡期政治制度的規則。最關鍵的是,這些談判重心是保護舊政權那些曾侵犯人權的統治精英,和保留支持舊政權的國家機構(如軍隊和秘密警察)的特權。談判結束後,便會舉行大選。 在大多數情況下(台灣和西班牙例外),代表舊政權的政黨在這樣的選舉中落敗,從而迎來一個新的民主時代。目前,緬甸的過渡正在按照這個劇本上演。

但對中國而言,這種大團圓結局的的概率取決於執政精英能否在舊政權的合法性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之前著手改革。後極權主義政權和平過渡的往績非常糟糕,原因主要是這些政權一直抗拒改革,直至失去時機之後才著手。"大團圓"式轉變的成功案例—如在台灣,墨西哥,巴西發生的那些—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舊政權仍然保持足夠的政治力量和得到主要社會團體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統治精英越早開始這個過程,成功的機會越大。然而,弔詭的是,足夠強大的政權不願意改革,而虛弱的政權則無力改革。在中國的情況下,"軟著陸"的機會可能取決於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未來五年會做的事。畢竟,政治軟著陸的機會之窗不會永遠保持開放。

"戈氏來到中國"是有著險惡情節的"大團圓結局"的變奏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層錯過歷史機遇,沒有在刻下啟動改革。但是,在未來十年內,經濟、社會和政治趨勢(如人口老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不平等,腐敗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動亂導致經濟增長不斷下 滑)最終會迫使政權面對現實。強硬派名譽掃地,取而代之的是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改革者,他們開展中國版的glasnost和perestroika(譯註:俄語,改革於開放)。 但屆時政權已經失去了重要社會群體的完全信任和政治上的支持。自由化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極端主義。舊政權的成員開始叛逃—不是向反對派倒戈,便是跑到 他們在南加州或瑞士的避風港。在政局混亂之際,政權遭受又一次內部分裂,類似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那樣,結果激進的民主化人士崛起,取代溫和的改革 者。憑藉巨大的民望,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反對派—包括許多舊政權的叛逃者—拒絕向實實在在沒有談判條件的共產黨讓步。黨的統治會崩潰,不是因為選舉結果引致忠於它的人下台,便會是反對派自發奪取政權造成。

假若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那將是最諷刺的事。在過去2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竭盡所能來避免蘇聯式的崩潰。如果"戈氏一幕"給中國帶來民主,那表示中共顯然的從前蘇聯解體吸取了錯誤的教訓。

"天安門終極版"是第三種可能性。當中共即使面對政治轉趨激進以及社會分化跡象,卻還是繼續抵制改革的時候,便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造成"中國的戈氏"的因素在這裡也會起作用。不過,觸發崩潰的不是體制內改革者遲來的自由化改革,而是像1989年天安門事件那樣,能夠廣泛動員全國各地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場不可預料的大規模起義。這種政治革命的表現形式將會和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 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看到的一樣。在中國的情況下,"天安門終極版"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成果,主要是因為中國軍方拒絕再次插手挽救中共(自1970年代以來大多數由危機引發的轉變當中,軍隊在最關鍵的時刻放棄了專制統治者)。

"金融危機"—第四個可能情況—可能會像1997至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導致印尼的蘇哈托倒台那樣啟動中國的民主轉型。中國那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與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銀行系統有許多共通特性:政治化、任人唯親、貪污腐敗、監管不力以及風險管理能力較弱。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累積了巨額不良貸款,而如果這些貸款被確認的話,在技術上可能會破產。此外,最近幾年中通過影子銀行系統進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記錄的活動如雨後春筍一樣,使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大風險。隨著中國維持資本控制的能力因為資金進出中國的方式增加而受到削弱,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使事情變得更糟的是,中國不成熟的資本帳戶自由化措施有助資本在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時候外逃。如果中國的金融業遭受崩潰,經濟將陷於停頓,社會動盪將有可能變得無法控制。如果安全部隊未能恢復秩序,而軍方又拒絕幫助中共的話,中共有可能在混亂中失去權力。單獨由金融危機引起崩潰的概率是比較低的。但是,即使中共捱過金融危機的直接後果,中國付出的經濟代價將很有可能損害其經濟表現到一個足以產生連鎖效應,使中共最終失去法理權威的程度。

"環境崩潰"是最後一個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的情況。鑑於近日中國環境惡化的顯著程度,環境破壞引起政權更迭的概率並不少。連接環境破壞和政權更迭的反饋環路雖然複雜,但並非不可理解。顯然,環境崩潰造成的衛生保健問題、生產力喪失、水資源短缺和物理破壞等方面的經濟成本將是巨大的。增長可能會停滯,因而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控制。環境崩潰已經開始使中國城鎮的中產階級對政權離心,並引發日益嚴重的社會抗議。環保行動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力量,把不同社會群體連接在一起,為共同的事業向對環境問題不敏感、反應遲鈍、和不稱職的一黨政權抗爭。中國環境的嚴重退化也意味著發生環境大災難諸如大規模的有毒物質洩漏、創紀錄的乾旱、長時間的有毒煙霧等的機率可能引發大規模抗議事件,使反對派有機會迅𨒪政治動員。

這種智力練習的得著應該是發人深省的,不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社會都一樣。至目前為止,很少有人認真想過中國政權過渡的概率,以及各種可能的情況。思考這樣一個政權過渡的可能原因和情景之後,應該能了解有一點是再明顯不過的:我們得要開始思考不可想像的和無法避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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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 民主�型要有信念�方法

陽光時務

:2012 年12 月26 日,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

採訪 /康依倫 攝影 /李震洲、林怡廷 整理、文 /康依倫

2012年 12月 26日,卸任後從來沒有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第一次接受來自香港的《陽光時務週刊》專訪。李登輝照着他數十年來的習慣,提早半個小時到辦公室,並且迫不及待的催促着表示可以早點開始。在面向淡水觀音山的會客室裏,李登輝國、台、英語交雜侃侃而談。

美國的中國專家何漢理 (HarryHarding)曾經形容李登輝是個謎樣的人物,李登輝自己也認為,多數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在做什麼。確實,在他執政的 12年中,反對派人士原寄望首位的「台灣人」總統能夠立刻改革,但他又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又找來國民黨軍頭郝伯村當行政院長;對國民黨來說,二千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根本就是李登輝和民進黨陣營裏應外合之作。

當今台灣政治人物,連戰第一次選總統、宋楚瑜參選省長,到馬英九選台北市長及陳水扁競選總統連任時,李登輝都曾出手,其中後兩位的那兩場選戰,李登輝當時的站台,都發揮了極大的效果,但是,這兩位繼任的總統,一個以貪污入獄,另一位現任者卻陷身最低 13%民調的支持度。李登輝認為,這兩個人都不是真正從民間出來,不了解老百姓的苦;同時,這兩個人接受的都是傳統的中國教育,並不了解真正的民主意涵。

會提出這樣的批評,必須從李登輝的成長背景來看。他在 1923年出生時,台灣被日本統治,他從小學到大學都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 1945年日本戰敗,22歲的李登輝才開始接受中國式的教育。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西方的哲學、文化大量被引入,因此,李登輝從高中時期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接觸社會主義及西方文史哲經典。

只是,這些背景,還是令人好奇,在他 1988年 1月 13日,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之後,為何要堅持民主化?又是如何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和平的將台灣從威權轉型成為民主國家。

類似題材,媒體已多所報道,李登輝同意此時再度回憶,因他認為目前的中國也正面臨改變的時刻,而「台灣對大陸有什麼幫助的話,就是給中國大陸的人了解台灣的民主化,知道怎麼做。」而對這位完成台灣民主轉型的 90歲的老先生來說,他現在掛心的是2016年台灣總統選舉,因為「現在的人都選不上的」,新的領導者,才能安定台灣的社會。

(以下為本刊與李登輝專訪之紀錄整理)

Q&A 陽光=陽光時務 李=李登輝

陽光:您在 1988年 1月 13日接下總統職務後,為何認為台灣要走上民主化的政治體制?

李:為什麼我覺得國民黨不改變不行,主要就是制度。228事件在台灣發生 (按:當時李登輝 24歲,台大學生),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是兩個)不一樣程度的,文明的衝突。從這時開始,我就想該怎麼樣建立新時代的台灣人?台灣 400年的歷史都是外來政權,台灣人從來沒有想過,怎麼樣恢復自已就是台灣主人的問題。

蔣經國總統過世後,穩定政局成為我重要的考量。台灣究竟會變成怎麼樣,當時根本完全看不出來,大家保持各種期待,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就算本人當上總統,可能也不會推動民主化。因為表面上,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沒有班底、沒有情報及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但是我有強烈的信仰,相信能克服一切的困難達成台灣的民主化。我很早心理就知道台灣要民主化,但是以前沒有辦法說、沒有辦法做,機會來了,你要怎麼樣做不是很清楚嘛。

陽光:但是面對黨內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您一個人,又要如何進行改革?

李:我支持的力量兩個,一個是民眾的聲音。那個時候台灣民眾的聲音很大,學生罷課啦、各種的要求。(另外 )領導者常會受到打擊,也有心理、生理上的問題,堅定的信仰是必要的。我在政治改革困難的時候,信仰、依靠上帝是唯一的幫助。

信仰不一定信基督,信什麼都好。信仰就是 leadership的問題。日本沒有leadership、沒有很強的信仰存在,對問題怕怕的,不敢突破,安倍做總理,看他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領導者的困難在哪裏?就是理論也知道不改不行,但問題是要怎麼改?什麼時候開始改?對於既得利益者,我就是轉向、改他們的方向。

1988年 1月 13日晚上,我就任總統以後,大家在怕,怕不知道我會搞出什麼花樣。13天以後要安葬蔣經國總統,這 13天,我每天早上 7點多就到榮總的靈堂,在靈堂鞠躬 13天。這是有意思的,我要給老百姓知道,我不會有大改變,會照蔣經國的路線,照他的意思去做事情,所以每天早上都去。

一直到1989年(底)以前,我什麼都沒有做,我都「惦惦」(台語:安靜、不說話)。

89年開始,我要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什麼?國家統一比反攻大陸好,不要打仗嘛。統一是要在中國民主化、自由化、所得平均的情況之下才進行嘛。這個不是說給中國大陸聽,是給台灣那些要反攻大陸的人,讓他們安心。

但是停止內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國民大會代表就很緊張,因為有動員戡亂時期才有臨時條款,國民大會才不必改選 (按:在 1949國民黨來台後都未曾改選 ),但是臨時條款是他們訂的,現在又要他們來廢止,那個時候國民大會代表有 600多個人,我帶着秘書長一一去拜託每一個人。

可是,還是很多人不想退,他們不退、廢止臨時條款案沒辦法通過,所以我就轉向,提方法,給他們退職金,每一個人都拿 500到 600萬,等於是他們通過廢止臨時條款的同時也就退休了。

另外,在軍隊方面,像當時國民黨的軍隊,都是郝伯村在領導的,要怎麼樣變成國家的軍隊,這是一個困難的事。我一步步、慢慢的給他做到行政院長以後,才把軍隊變成國家的,這不容易啊。

陽光:所以您並沒有採取清算、鬥爭的方式,來化解利益集團的壓力與阻力?

李:當然啦,不然他們絕對不會退,他們年歲多了嘛,年輕的話可能不要錢,方法說不定不一樣。所以我說方法很重要,要一步一步來,臨時條款取消,他們就退了,退了怎麼辦?就要由台灣和金門馬祖選出代表。

這些選出來的人和現在的政府關係就密切了,因為是我們給他們機會參選啊,以後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來改革。

接下來修憲,問題是總統要怎麼產生?國民黨到台灣後有一個看法,認為老百姓沒有頭腦,老百姓選出來的不一定好,讓我們 (指委任的代表 )來選比較好,共產黨可能也這樣想。這個觀念是錯誤的,老百姓比你清楚得多,他們只是怕老百姓拿權。

當時民眾要總統直選,但是國民黨還是成立一個小組,我說好啦,給你們研究,結果卻決定要委任直選。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再等。如果把委任直選和直接民選送中常會,中常會一定不會通過,因為老人太多,這些人都是主張法統,法統就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不會同意改變制度。

這個問題我是有結論的。既然大家討論沒有結果,就送到中央委員會。那個時候中央委員會已經改組,因為國民大會、立委都已經改選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反映地方民意,就通過總統直選嘛,就是用這種加強民意的方法來解決。

陽光:蔣經國總統在過世前推動的開放報禁、黨禁,對您後來執行民主化,有何重大的影響與幫助?

李:這是我有辦法民主化、自由化的前題啊!

蔣經國到末期以後,他第一個說:蔣家人不能做總統,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取消戒嚴令、報禁取消、黨禁取消,這三樣最重要。因為蔣家不能出來,然後是李登輝來接。

為什麼蔣經國要處理這些問題?主要就是江南案,這在當時變成一個國際上的問題。(按:江南為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著作「蔣經國傳」在 1984年遭國民黨情報人員派黑道在美暗殺,因其具有美國籍而引起美方極大關注。)

第二個是高雄事件。當時我是台灣省政府主席。他 (蔣經國 )也不太了解是怎麼發生的,因為那時他生病,都聽下面的報告。高雄事件發生後,屏東的省議員邱連輝 (黨外人士 )來看蔣經國,告訴他美麗島事件,是王昇 (按: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愛將 )做出來的花樣,他們是為了人權遊行而已,根本沒有要亂。

後來蔣經國叫王昇拿報告,我知道的,蔣經國看了以後說「亂七八糟」,把他 (王昇 )罵了一頓以後,把他位置拿掉,然後派去做巴拉圭大使。

陽光:所以您覺得開放報禁、黨禁是國家民主化、自由化的前題?

李:沒有錯,但是這需要看領導人,看這種領導人有沒有出來!

民進黨在圓山飯店成立公政會(1986),這麼大的問題,我想應該打電話給總統知道,但秘書告訴我他在睡覺。那是禮拜六,我等到禮拜天都沒有電話。禮拜一我很早到總統府,他已經到了,叫我去,但沒有談黨外組黨的問題,他說為了社會的安定,不要把問題鬧得太厲害。這句話他到中常會也講,我們就了解意思。

比方說他要撤銷戒嚴令,是提前告訴《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後來開會的時候才說要取消。很多的問題,我看起來都是取決於他有所準備,然後加強民意,民意強,事情比較容易進行。

陽光: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也提到要改革,你覺得台灣民主化的經驗,能給中國什麼樣的啟示?民主制度適合華人社會嗎?

李:中國政治改革,我看還要相當一段時間,還要等再成熟。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都有缺點也有優點,但最重要的是,民主的社會老百姓有自由、有人權,維持人權和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台灣,老百姓有權力批評政府、批評總統叫他要做好,這很自由,是很正常的民主社會,他們不習慣,就說是亂。

共產黨、俄羅斯都不是真正馬克思、恩格爾斯的理論,完全是變相利用這些沒有進步的國家,一種拿權力的方法而已。戈巴契夫來看我 (按:戈氏 1995年 3月訪台 ),我告訴他,你有思想沒有方法,所以後來下台什麼都沒有。所以有思想更應該要有方法,這個很重要。

共產黨存在沒有關係,但是,不要是以前的共產黨,應該是變了民主的共產黨。很多人討厭共產黨,說它什麼都不好,我沒有這樣想,我還是希望他們有好的改變,改變得新,最重要的是在腦筋上、心靈上,讓長期的文化有個新的方向。共產黨的組織和國民黨不一樣,例如組織本身要如何克服,要看內部的情形,還有那個時候的條件夠不夠。在中國政府的制度下,裏面要有人出來領導才有辦法,領導者的決心很重要,有決心、想法,一步一步進行,不要急,利用這個機會、利用那個機會,我 1988年接任總統,經過多久,制度才定下來。

我還在擔心習近平和李克強有沒有辦法完全和平的做下去。這牽涉到中國人本身的心理;李克強沒做主席,兩個人又是不同派系,不同派系之間為了國家、老百姓應該多一點努力才對。毛澤東做事也說是為老百姓,他寫的東西我以前都看過,但最後做的事又和說的不一樣。中國人多,嘴巴也多,批評也多,但這個批評自己收起來,忍耐、壓下自己,覺得對的做下去。

陽光:您覺得面對中國,台灣該如何自處?

李:嚴格來說,台灣人最大的缺點就是被人管太久,做奴隸太久,每個人只為了自己的生存。馬英九、陳水扁不真正了解民主是什麼;像馬英九不是民間出身,老百姓的痛苦他不知道;陳水扁出身困苦,不為了窮苦的民眾打拚,自己在……(未說下去)。

馬英九以為 (自己 )做皇帝,老百姓選他,不管怎麼樣,四年要下來。制度沒辦法改變,只能選出恰當的人來領導,台灣會稍微亂,是應該做的事都沒在做。

我想,2016年總統選舉是一個關鍵,現在的人都選不上了啦,應該是要出一個新的領導者來安定台灣的社會。現在 2013,再四年,我能不能再活 4年,我不知道,但是在這段時間,要盡量培養台灣的人才。

我想,中國和美國一定會有衝突,美中冷戰已經開始,台灣在整個世界的定位實在是太小,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就不要講什麼話,維持自己本身,顧好島內的經濟,暫時不要表示意見。

李登輝與《陽光時務週刊》董事長陳平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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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 毛���取群�的策略

陽光時務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二,系列之一《重慶模式和文革陰魂》請見本刊第 38期)

重慶事件提醒人們,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場早已被忘卻的噩夢,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危險,不是板上釘釘被宣判的一場浩劫,而是被相當多的人當成「人民的盛大節日」,藉以實現社會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並不像官方描繪的那樣,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施展陰謀而展開;也不像一些簡單地反對文革的人以為的那樣,單純是人們上當受騙。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文革得到了億萬人擁護,而且他們真心誠意、狂熱地參加到這場政治運動中。要理解當前為什麽許多人呼喚文革,就需要理解當初是什麽原因使得人們投身文革。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續多年,億萬人積極投入,必定有其社會基礎、輿論基礎、群眾心理基礎。簡單地說,搞文革有以下基本條件。

一,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絕對權力。這使得他能够將個人意志强加於全黨和全國,强行發動文革;這使得他的話成為「最高指示」,代替了憲法和法律,他說哪個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哪個人就罪該萬死;他說哪個組織、哪個人是「反動的」,他們就永世不得翻身。這種地位,和他所領導的黨的性質有關,和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有關。

二、政治掛帥、革命第一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既是教育灌輸的內容,又是評價個人表現的標準。據此,不積極投入政治運動是自甘落後、自毀前程。按慣例,在一場運動結束時要對每個人做政治鑒定,人們的積極性和表現要記錄入檔案,並在以後命運前途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所以,日後的總書記胡錦濤文革中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總部」文工團(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而總理溫家寶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團」的普通一兵。

三、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防修(正主義)反修」的宣傳。這使得人們以為中國社會存在許多階級敵人,妄圖變中國為外國的殖民地,使中國人民受欺壓、受奴役,而階級敵人已經在各級政權找到了代理人,這些竊據領導職位的傢伙妄圖使中國的發展道路從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

需要指出,單純用政治運動傳統和意識形態氛圍還不足以充分解釋億萬群眾緊跟毛澤東投身文革,解釋他們的激情理想和决心鬥志。人們的鬥爭必定與某種切身利益相關,這裏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國社會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以極高明的手法讓人們相信,他是群眾利益的代表,他發動文革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在文革初期大佈迷局,使得他的政敵與群眾發生尖銳衝突(儘管那些黨官僚完全是按慣例行事),他再以受壓制群眾的解放者的身分出現。文革中「造反」群眾的衝天幹勁和誓死决心不僅來源於他們在「主義」上對毛的服膺,更來源於他們認為毛代表了正義、平等,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革之前,由於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慘遭失敗,毛澤東被迫把管理日常黨務的權力交給劉少奇,他逐漸感到大權旁落,下决心打倒劉。他以猛烈批評現存制度的方式攻擊劉,大談現實中的弊病,在 1965年初甚至說出這樣尖銳的話:「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教育是毛批評的重點之一,他說:「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現在的考試方法是對敵人的方法,而不是對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襲擊,出偏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可以想見,文革剛發動時毛的這些話廣泛流傳,是多麽大快人心,勞動人民和學生們是多麽有理由歡呼「毛主席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其實,像毛這樣極高明的統治者(以及像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是多麽善於說出群眾的心裏話啊。

不難理解,毛這種為民請命的姿態會得到很多人擁戴(怪不得「烏有之鄉」網站能聚集如此眾多的毛分子),但對於了解歷史真相的人來說,事情卻不是這麽簡單。這裏不能詳述,僅指出兩點。

第一,如果現實確存在嚴重弊病,那麽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權在握的最高領導,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劉少奇。早在1953 年,他就嚴厲指示:「凡用這樣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總所周知,中國最大的社會不公正是劃分城鎮居民和農民的戶籍制度,對農民的最大盤剝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這些政策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制定的,而發動導致3 千多萬人餓死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其罪魁禍首正是毛澤東本人。

第二,毛澤東指出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屬實,但他的解决辦法卻荒唐可笑。在關於教育的同一講話中,毛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據這種精神,文革中出現白卷先生張鐵生强行上大學、管大學和改造大學的「模範事例」,成了中國教育史上永遠的笑話。

文革中,毛澤東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發動文革,出於毛的個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線的工作交給劉少奇,讓他引火燒身。1966 年6 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兩人專程飛到毛休養的地方杭州,向他彙報情况,並請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暫不回京,委托劉、鄧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鄧主持中央會議,决定向已燒起文革烈火的大、中學派工作組。按照中共「集體領導」原則,毛並無權力否定這個决定。此外,派工作組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的一貫方法,土改和四清運動也派過工作組。而且,前不久毛還批准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會後,劉將决定電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沒有表示不贊成。

毛通過密報知道工作組在學校和少數造反學生尖銳對立。7 月18 日一回北京,他馬上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說「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到了8 月5 日,他親自出馬攻擊劉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責劉「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就會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聽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態爭取群眾,他把路線分歧的焦點說成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把自己和劉少奇的區別說成是保護還是鎮壓群眾。這種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 月初毛派下達的一個中央文件中達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賠禮道歉,整人的利器——檔案材料被銷毀或交還本人。難怪得到「解放」的群眾會含着熱淚發誓,要死心塌地跟隨毛主席把文革進行到底。

只有到毛澤東目的達成後把追隨他的學生趕下政治舞台,只有當毛派派去學校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比以前的工作組更厲害地鎮壓學生時,人們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實行的「群眾路線」不過是爭取人心的表演而已。正如西蒙·勒斯(Simon Leys)在其《主席的新衣:毛與文化革命》一書中所說的:「毛動員和利用紅衛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縱義和團的方式極其相似。他把群眾普遍的不滿用於針對他的敵人,而這不滿是因他自己的統治產生的,這種不滿本是針對他自己……毛本人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青年不滿和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們隨時都要爆發。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敵為造成這制度的根源(而實際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後把廣泛的憤慨引向他們,把他們搞掉⋯⋯紅衛兵最後意識到上了當,但這已為時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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