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权

关于版权的再次说明:

本网站系公益性博客,本站力求不左不右,尽可能多维度呈现当代中国,本站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之崛起,促进公民独立思考能力之养成。
此博客非商业网站,本博客无任何商业利益,如有广告出现,都源自原转载页面。

所有文章,都系转载,欢迎网友转载,鼓励转载,请求转载,尤其是墙内转载。
本站“每日段子荟萃”栏目都源于“奇闻录”网站,在此特地对作者表示感谢。
版权都归原作者或译者所有,本站尽量标出原始出处,网友在转载时可以将网址导向本站,但切记请不要将作者标示为“新独立观察”,请尽量标示出原作者或译者的名字,谢谢。

细节的力量:翻墙软件及时更新大全

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蔡铁根:49年后被冤杀的最高级军官-中评网 | 历史频道-中评网

蔡铁根:49年后被冤杀的最高级军官-中评网 | 历史频道-中评网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是中国1949年以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早年经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中共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战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察纵队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七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政治教员,一总队副总队长。参加了绥远、张家口、古北口、怀来、新保安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遭受迫害

 

  1957年2月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开始部署反教条主义,矛头直指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和萧克担任部长的训练总监部。8月刘伯承被迫辞职。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D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战史教授会主任、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

 

  1959年10月,在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军籍,调离部队的不公正处分,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

  被贬常州后,蔡铁根境况相当凄惨,老婆与他离婚,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文化大革命"中,旧事重提,蔡铁根被折磨致死,景况凄惨。


  1969年8月,时值文革发生不久,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因为日记里有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他在日记中有批评毛泽东的语言,常州市委于9月上旬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余须涌、屠苏等人拘留。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据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糊上了,15个对象由15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1970年3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3月11日凌晨,蔡铁根和他的同案人被叫起来吃饭。饭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先是宣读"逮捕证",接着就向他宣告死刑判决。蔡铁根听了判决愤怒地说:"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不准上诉!"有人蛮横地喝道。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蔡铁根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这样的人在建国后的军队干部中是很少见的。

 

   1970年,老红军蔡铁根临刑前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子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一位为革命曾出生入死的老红军,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反革命"。最后屈死在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热土上——


   1970年3月11日凌晨,江苏省常州市西门外西公墓,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蔡铁根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
   
    他死了。没死在战场上,没死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却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一些知道内情的同志望着茫茫大雪,悲愤地说:"这桩冤案总有昭雪的一天!"
     
    蔡铁根是河北省蔚县人,1936年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曾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条令局副局长、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席、战史教授会主任等职。曾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4月,他在军队因为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连转业手续都没有给办,就分配他到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
   
    到常州时,蔡铁根境况相当凄惨。他划"右派分子"后,老婆同他离婚了。他怀里抱着6个月的小儿子,手里挽着2岁的小女儿,后面还跟着3岁的儿子。他的工资也维持不了5个人的生活。
    

    时间长了,街坊邻居和本单位同志知道了蔡铁根是个老红军,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还珍藏着与朱德总司令等高级领导干部合影的照片。因此,常州市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慕名来访。他对来访者一律热情相待。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议论饿死人的原因,蔡铁根就归咎于高指标、瞎指挥,蒋介石当时叫嚷要"反攻/大陆",蔡铁根就同朋友们谈到,他们这些军人可以干"老本行",上山打游击。蔡铁根没想到,这些聊天的话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在经常与蔡铁根交往的人中,有个年轻人叫巢尔谷。此人是常州市五金公司的文书,两人成了朋友。1960年10月,巢尔谷被下放到宜兴县丁蜀镇后,两人继续保持书信往来。当时,巢尔谷生活困难,蔡铁根曾两次资助他一点钱。
     
    1962年5月,巢尔谷因参加当地教师搞的"青年学社"组织,被宜兴县公安局传讯。传讯中,巢尔谷交代说,他和常州市一个"右派分子"蔡铁根是朋友,并且交出蔡铁根先后写给他的19封信。
    
    巢尔谷希望通过在蔡铁根问题上立功。于是从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巢尔谷先后到蔡铁根家里去过10次。蔡铁根喜欢喝酒,巢尔谷每次去总带上几瓶酒,先把蔡灌醉,再记下他酒后露出的"真言"。但是,公安局认为,没有足以证实蔡铁根进行所谓"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常州城也陷于大混乱中。8月,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一把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指挥刀。蔡铁根见日记被抄,当场声明:"这日记没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
不负责!"因为日记里有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他在日记中有批评毛主席的语言。抄家人员便如获至宝,呼啸而去。
   
    这次抄家后不久,巢尔谷接到常州市公安局的通知,再次来到常州。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中了解蔡铁根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了一份长篇材料。把蔡铁根与他朋友的往来说成是以交朋友为名搞"反革命组织活动";把蔡铁根等人谈论打游击,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政权";巢尔谷还把他邀请蔡铁根去游览"善卷洞",胡说成是打游击看地形。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常州市委于1966年9月上旬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9月17日,市公安局拘留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接着又拘留了同蔡来往较多的余须涌和屠苏。
      
    蔡铁根入狱后,对于逮捕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第一次审讯中,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根本不是犯人,十六条里,我够上哪一条?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什么法律?"对方喝道:"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蔡铁根回答:"我要讲,你们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为抗议对他不公正的打击迫害,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他曾想逃出监牢去告状,结果被察觉,罪加一等,钉上了镣铐。
    
    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
      
    据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糊上了。15个对象由15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1970年3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冀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  
  

    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早在1970年3月底,这个冤案宣判后的20多天,蔡铁根的同案受害人吴翼等人就向服刑所在单位提出口头和书面的申诉。到1976年底为止,数万字的申诉材料如同石沉大海。申诉者落得的只是所谓"不服管教",罪加一等。
   
   1978年1月,许多同志给蔡家三兄妹凑集了路费,让他们到北京上访。同案被害人余须涌将第一手材料交给蔡氏三兄妹。在北京,一些领导同志亲自为孩子们安排食宿。他们中有些人和蔡铁根同志是战友。听着孩子们的哭诉,他们说:"孩子别哭,我们了解你爸爸,他是个好同志!"
       
   常州市法院和常州市委也及时对蔡铁根一案中被判刑的四人进行复查。1978年7月,宣告被枪杀的李业舫无罪,平反昭雪;宣告正在服刑劳改的吴翼、余须涌无罪,释放回家。对蔡铁根,因为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决定请示汇报后再作定论。
  
    1979年2月6日到14日,常州市法院派人偕同江苏省高级法院的同志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了蔡铁根的案情。最高人民法院复查了全案,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关于蔡铁根一案的处理意见,明确指出:"认定蔡铁根'要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要建立根据地,上山打游击',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关于蔡铁根由于被划成右派,由于对处理彭德怀同志等问题有意见,在他的日记上写了一些批评毛主席的话,这也"构不成犯罪"。因此,经研究认为:"原来蔡铁根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给予平反。"

文革中的那些荒诞故事-何辉新 | 历史频道-中评网

文革中的那些荒诞故事-何辉新 | 历史频道-中评网

    以下所披露文革中底层百姓的遭遇均有案卷佐证。文革之毒害,旷古绝伦,文革之罪恶,罄竹难书。文革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是仅次于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案例一:祸起报纸。文革期间,新疆焉耆县回族妇女马玉芳,文盲,家境贫寒,没有卫生用纸。一天例假来,为擦经血,随手扯了一张破旧报纸,用完随手扔床下,后被人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毛主席像,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枪决。


    案例二:合理建议。忻元华,浙江人,系新疆铁路局技工,文革期间,他向毛上书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有毛主席,也没 有他忻元华。但他认为毛入城后深居简出,不了解群众疾苦,建议毛下乡走走,被认定为反对毛,诽谤毛,判处死刑枪决,临刑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悲惨而死。


    案例三:说穿衣获罪。文革中,"红都女皇"江青,狐假虎威,窃取中央文革小组大权,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出入各种场合,作威作福。新疆南 疆某团农场职工赵某,私下与女职工闲谈"江青一天换几次衣服",被人汇报上去认定为"散步谣言,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旗手",判刑五年。


    案例四:表忠心过度获罪。1967年1月28日,南疆李亚长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会上,豪言惊人"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这句"毛主席死,我死",被认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友情提醒毛粉,舔菊也会获罪滴。


    案例五:给娃娃找剩饭也犯罪。1955年,天津侯姓店员在河北树林解救一自杀女大学生,该女以身相许,两人私奔入疆。生双胞胎男。文革时,侯将食堂 的剩饭剩菜带回家,被人举报获刑三年。该女遂剪一撮头发附信寄给法院,字字如血,以示诀别。不到一岁的双胞胎被人发现时,饿得爬在女尸上吮吸奶头。


    案例六:企图与毛主席平坐罪。赵承恩,系新疆阿勒泰地区某单位职工,平时不拘小节。文革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毛主席像旁边,被人告发。认定为赵某 怀有政治野心,"企图与毛主席平起平坐,想当领袖",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判刑20年。对比方舟子说于建嵘想当总统,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


    案例七:对死人也不放过。新疆呼图壁县,丁姓社员家被搜出一银元宝,造反派逼交更多,丁交不出,被逼剖腹自杀,丁家一匹马死了,被军管会以"反革命 杀马罪"判处丁妻潘某徒刑15年。潘某亦被活活打死。又一死刑犯,执行前死了,法院制作一亡命牌,上书死犯姓名,插在刑场,对着牌子开枪执行。


    案例八:泼尿在毛主席雕塑,几乎丧命。1970年5月某天,新疆七一纺织厂于姓女职工,与邻居吵架,骂了一下午,仍觉不解恨,次日晨,邻居上班后, 她将夜间尿泼向邻居窗户,尿散落在邻居桌上的毛主席瓷质雕像,被举报,当天乌市正开公判大会,于遂被逮捕,判处死刑,幸复查改正,免死。

 

文章来源:作者微博

 

再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算老几? -唐德刚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再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算老几? -唐德刚 | 历史频道-中评网

 

 

    本文析论列宁所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原是没有的。毛泽东变通之,将中国知识分子一分为三,加以"统战"或"打击".一方面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培养未成功之前,对知识分子采行各种不同的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两年,有一天孤独的毛主席闲居无事,便找他所最宠爱的小侄女王海蓉来聊天解闷。主席问她看过"唐诗别裁"、"圣经"和"佛经"没有。


    "不读,"海蓉鼓起小嘴说,"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主席说,"你读过'聊斋'吗?"


    海蓉当然更未读过这些鬼呀、狐呀的非无产阶级的坏书。主席说"聊斋"可以读。"聊斋"上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主席又问海蓉,"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因为主席这位老童生,虽然老了,还在学英语。海蓉的英语显然比主席的也好的有限。她答不出来。主席有点失望了。


    "我看你这个人,"主席指着她底小鼻子,摇摇头,笑笑说,"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海蓉没办法,只好去翻她那本"英汉词典".说也奇怪,她那字典里有"知识",也有"分子",就是没有说明把"知识"和"分子"加在一起是个什么东西?主席不相信。他老人家把海蓉的字典拿过去,再戴上老花眼镜,翻了半天也找不出个"知识分子"来!


    "这本'英汉词典'没有用,"主席取下眼镜,摇摇头,"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海蓉返学后自然反映了她家长的意见。海蓉的学校是北京城内第一流的外国语学院,人才济济。一年之内,不消说一本"质量较好的"汉英词典就出现了。那字典里不但有"知识"和"分子",也有"知识"加"分子".在这本书(一九六四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时事用语词汇")里,"知识分子"的英译是"英特莱克区",和"英特里梗崔"二兄弟。前者是英语的"嫡系",不折不扣的英语;而后者却是一个"干儿子".原文是俄语,在英文里因为找不到同义字,所以把俄语拉丁化,成为英文里的"外来语".


    是亲生子呢?还是干儿子?


    但是中文"知识分子"这个词,译成英文,究竟是英文中的亲生子呢?还是干儿子呢?这两个字一英一俄,意思虽相近,但是涵义并不完全相同。"英特莱克区"(intellectual)在英文中是指受过高等(或相同)教育以上的专业人员如教授、医师、作家、工程师、报刊编辑、戏剧编导员、发明家、各业高级研究员等等。社会上一般受过普通乃至大学教育的人民并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内。所以"英特莱克区"的涵义事实上是今日中国大陆上所谓的"高知".因而在同一字典内编者们把"高知"译成"高度合格的'英特莱克区'"就不正确了。


    中国近代语文上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原自旧时代"读书人"(官名曰"士")这一名词蜕变而来。在旧中国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民是读过书的。所以一读诗书便与众不同,自然就是"士子"或"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中再就读书之多寡深浅而分成等级。郭沫若、冯友兰、钱学森、姚文元等就变成"高知";一般中学教员、技术员、党委、书记等则是普通知识分子;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大、中学生和红卫兵等,则是"知青".不管三级或九等,总之都是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之内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便不是英文里的"英特莱克区",而是俄文里的"英特里梗崔"(intelligentsia)了。


    革命前的俄国和解放前的中国情形很相似。两处都是教育落后,文盲遍地。"读书人"是少数中的少数。"物以稀为贵",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也就特殊化起来。我国自古帝王和当今的政治领袖们,都为了这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所谓"读书人"伤透脑筋。俄国革命后亦然。当时列宁对那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兵大众,驾驭得轻松愉快;唯独对这七嘴八舌的少数受过教育的"英特里梗崔"感到穷于应付。斯大林后来大杀了一阵,但并未能解决问题。今日的布日兹涅夫仍然还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才好。


    中国的"反英特莱克区主义"


    不用说中国的国共两党,也是很讨厌"英特里梗崔",尤其是"英特莱克区"的。这一政治心理状态,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叫做"反英特莱克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据说国民党蒋总裁生前最讨厌人们在他面前叙说"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的。传闻王世杰有一次不小心便说了这一句犯讳的话。总裁面色一变说,"你读书,我就不读书?"倒霉的王世杰就丢官了。


    国民党以前的重要派系,以及今日在台湾的当权派,也是最讨厌高知的。他们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概括名之为"自由分子")在政治上动摇不定,却专喜搞"毒素思想".但为抵制中共的"统战",他们也从而统之。他们统战的原则很简单,那就是捧我者作官,违我者坐牢。李敖、柏杨嘴尖胆大,坐牢如仪;那些隔洋椎胸,把共产党骂得血淋淋牙痒痒的自然也可特邀封赏。至于"英特里梗崔"仁兄在当今政治上、社会上,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究竟算老几?他们是一概不管;也一无所知,更不愿知道。


    中共在这方面比它底难兄国民党要高明一筹。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不大好搞。虽然毛主席老早便下定决心,要把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而中共在立党之初便订立了循序而进的"知识分子政策".政策之后,也有一套完整的列宁主义教条和毛泽东思想。


    列宁说"英特里梗崔"仁兄本身无阶级性。他底阶级成份应以他各个体出身的阶级成份来决定。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于工人阶级的自然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家虽同为"知识分子",但在"阶级意识"上却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别。多数党应就不同的阶级意识,对他们分别处理!


    列宁这一理论搬到中国来,可就成了问题。前已说过,古老中国知识分子原是土包子,土名曰"读书人".读书要用钱,无钱还"读"啥"书"呢?所以敝国在解放前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近百年来,父祖辈不争气,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也未发过大财,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和中、下级公教人员的家庭。出身于"大"字号的是少而又少。所以我们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是和小资产阶级分不开的。试看五十年来国共两党的高层领袖、各级政府官吏、军官、教授、牧师、医生、工程师、中小学教员等等。哪个能跳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既然大家出身相同,请问革命导师,他们之间究应如何分别处理呢?


    幸好我们自己的革命先进,却能在"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上,找出一个变通办法来。把列宁的原理论正反倒置,他们把背景完全相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其对"革命"的态度划分为"右、中、左"三派。然后设法"孤立"那些"反革命"的"右派";"团结"可左可右的"中间派";"利用"那些"同情革命"的"左派".这样一来,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原则大定,细枝末节,因地制宜,运用之妙,那就存乎一心了。


    老实说,中共这种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当高明;行起来也相当厉害。君不见三十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不是一批一批地被中共"团结"和"利用"去了吗?那原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国民党中坚派系,如CC系,到抗战后,可说被中共完全"孤立"了。形单影只,陈立夫先生最后只好跑到美国去喂鸡了事。那些团结在"民主同盟"旗帜下的中间人士呢?他们不是在"联合政府"号召下,一个立正向左转,全部靠拢过去了吗?至于极左翼的知识分子,自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开始,到胡风、周扬、田汉等"左翼作家",到后来的吴春晗、范文澜、翦伯赞等,一直在替中共卖命,那就更不必说了。


    "全部包下来!"


    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实行之成功和巧妙,那只会搞"走路靠左边"的国民党与之相较,就瞠乎其后矣。所以毛泽东把他的"统战"列为中共的"三宝"之一,与"马列主义"和"解放军"同等重视,实自有其道理在焉!


    一九四九年中共终于胜利了。数以千万计的"英特里梗崔"除极少数逃出大陆之外,全部落入中共掌握之中。全体在握,自然就没有什么统战不统战了。中共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据毛氏后来的自述,便是"全部包下来!"根据既定的政策,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尚未培养出来之前,对这批"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仍然要在"再教育"之后,继续利用。


    这一"包下来"的政策,在当时还是相当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前,大陆上各项文教建设还是值得夸耀的。一般的成就原因虽多,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贡献,也功不可没。试问解放之后,如果没有一个阵容强大的"英特里梗崔",哪里有新中国呢?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包下来"的一批。至于毛主席所想要"培养"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在摇篮里还找不着呢!


    关于"再教育"一点,中共本来就未存奢望。到一九五六大鸣大放之后,似乎就干脆绝望了。本来就"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性属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协调的。共产党对他们的基本政策便是生不许其放屁,死要绝其子孙。暂时宽大的目的,是让时间来慢慢解决他们,以便缓缓长成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时和平接班。


    不幸的是,那全部高知出身的中共高级领导集团之内,看法并不一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在高级党人默许,甚或怂恿之下,全国极左翼的高知--所谓"三十年代的权威"--突然猖獗起来,后来竟然严重到"海瑞骂皇帝"的程度。为了镇压他们这一次"猖狂的进攻",毛主席才发动了"红卫兵"加以反击。文化大革命一起,两年之内,高居知识宝座的"权威"们,和党内同情他们的牛鬼蛇神便一道垮了下去。所以文革在知识领域内的表现,可以说便是毛氏对他先时"包下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他个全部活埋。自此以后,除了极少数能陪毛主席抽烟作诗的章老、郭老、范老等,像动物园内的珍禽异兽一般,经党的特别"保护"之外,大陆上旧有的高知可说是所余无几了。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哪里?


    文革以后,照理说大陆上应该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了。但是今日吾人如屈指试数大陆上的新旧老幼一切高知,除了一批无名英雄的科学家之外,在社会科学和文艺领域之内,简直就找不出几个人来。


    老实说,"批林批孔",搞"样板戏",打到孔宋(孔丘、宋江),都是好题目。当年陈独秀、胡适之等就是搞这行起家的。


    文革以后的大陆,这类运动,此起彼伏,一直未停过,但永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未搞出啥名堂来。吾人谋生之暇,想学点文化,但逛遍香港各书铺,翻尽人民出版品,简直就找不出一两篇可读之文,和可诵之诗。连写封建残余的"放屁体"旧诗人,似乎也只剩了毛主席一个。五十港币,一个周末,所得仍只是千篇一律的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不得不叹息而返。


    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已经快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纵使解放后才出生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也应该是他们出版"三十年文录"的时候了。我国自汉唐以迄明清,任何朝代如有三十年大治均可孵育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来。但是当今我们的毛主席所心心念念要培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究竟哪里去了呢?呼之不出,求之不得,因而人们就要怀疑毛主席所想念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东西了!


    "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


    咱们中国人说话总欢喜囫囵吞枣。在旧中国我们老欢喜用"知识阶级"这一名词。现在不用了,因为列宁和毛泽东都说这一名词不通。知识分子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性的,那来什么知识阶级呢?


    可是如果"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贤愚不等,穷通各异,贫富有别,信仰互殊--正因为他们有了若干"知识",却产生了一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又为非知识分子所无的话,则此种共同意识会不会把不同阶层里的知识分子连串起来,成为一个非经济性的社会阶级呢?这个非经济性的社会阶级如果(不幸的)是个"客观存在"的话,那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共产党--包括苏共和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都是根据他们唯物主义者所肯定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订的。一旦这个胡适所谓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忽然倔强起来不听话了,那他们一切政策的"客观"基础就可能动摇。基础动摇,则细枝末节的"上层建筑"就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意识呢?共同意识就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意识形态。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便是孟子所认为凡"人""皆有之"的通性。但是"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人",是否亦有其"凡知识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呢?根据当代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这通性颇有可能。他们认为构成整个社会的各单位,如阶级、社团,以及各种职业界,均各有其个别的共同意识,他们名之曰"次文化"(subculture)。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一次文化的存在,不过他们所着重的只是经济阶级的次文化,他们叫做"阶级意识";其他一切次文化只是阶级意识的附庸罢了。


    不幸的是,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其次文化为非知识分子所无,则中国俗语所说的"知识阶级"便可能存在。不但存在,并且很可能还具有他们特殊的阶级意识呢。如此则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他们个别隶属的经济阶级之外,还有一个他们所共有的知识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可能"调和",也可能"斗争".同样地,一个知识分子个体,也有两重意识,这两重意识之间,可能"对立",也可能"统一".一个身为中文大学校长的"名士",就经济阶级的成份来说,应该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在餐馆内"打工"的"寒士",自然是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餐馆的厨房和大学校长的办公房之间的悬殊何啻霄壤?这两个经济阶级之间,可"斗"之处,固然很多,但是这二位"名士"和"寒士"之间就没有他们的"共同语言"了吗?如有,那他们所说的"共同语言"(speak the same language)就是他们所共有的中国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有它底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它在中国的社会变动中所发生的正负两方的作用是很复杂的。其复杂性则不是"会审公廨"内自命不凡的洋法官们所能充分了解的。因而列宁大师根据他观察西欧文化边缘的俄国"英特里梗崔"所得的结论,这一"洋框框"是否能概括中国情况,就值得我们虚心研究了。


    文章来源:《唐德刚教授文集精选》 原刊《明报月刊》1976年11月号

【存疑】林彪专机坠毁前五分钟的谈话录音 -佚名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存疑】林彪专机坠毁前五分钟的谈话录音 -佚名 | 历史频道-中评网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厅里,讲台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著何仁义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会议厅坐满了听众。其中有记者,学者,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 
    

     何仁义:"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第一,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麼应对计划?采取了什麼措施?" 

 

    
     何仁义:"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麼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麼潘景寅要一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一阵子。然后专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麼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麼专机要转一个那麼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於在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一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由於年代久远,录音带里的录音已经消失了很多了。幸运的是,经过专业处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当年的对话。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一个电脑上点了一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一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刘沛丰被摔倒在地。林立果从贵宾舱冲出来。
     林立果:"怎麼回事?" 
     刘沛丰拉开左边窗口的挡板,没看到什麼。拉开右边窗口的挡板,看到右机翼上有火苗。
     林立果和刘沛丰赶紧推开驾驶舱门。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你说什麼?什麼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跑过来了。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麼回事?" 
     林立果:"老潘,你怎麼转弯了?为什麼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你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潘景寅拿起一个话筒带著哭腔喊话:"王主任!王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你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著潘景寅:"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王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你为什麼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王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著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著心里的悲痛。但是眼泪还是不停的往下掉。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著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著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声地对著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东亚图书馆,下午 

    
     音箱里传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听众里有许多人在哭泣。

 

文章来源:读者推荐

 

中国城镇化的资金饥渴症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邵晨钟 2013-03-20 (www.ftchinese.com)

中国银行业2012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展期,似乎凸显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些严峻。今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有一则消息令人惊讶:中国各银行已经滚转了四分之三发放给地方政府、最迟在2012年底到期的贷款。(《中国各银行大举展延地方债》)有媒体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进行计算,认为延展数额连本带息至少有3万亿元人民币。

有分析说是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地方政府大举向银行借债,为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提供本地配套资金,然而由于地方难以产生充足的财政收入,导致部分债务无法及时偿还。在这些债务中,相当多的是偿还期超过5年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有些甚至长达10年,有些甚至在到期偿付时还未建完。面对如此巨大的债务偿还违约挑战,地方政府和银行似乎也只能延展而别无选择。根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地方政府未偿还贷款总额达到了9.2万亿元人民币。

不过,乐观的估计一直存在。"政府性债务的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中国总理温家宝2012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表示:"大部分债务形成的是'优质资产',有现金流和收益……我们将通过它的收益来进行偿还"。然而,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下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再次强调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规范。广义的政府性债务被认为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铁道部门的债务、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等。

或许从银行业的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中国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8%,虽与年初持平,但已较2012年第三季度末的0.95%上升了0.03个百分点.银行业的不良率在去年第三季度首现反弹。面对银行业步入不良贷款上升周期,监管层近期开始推动地方政府力量加入,以加速处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转速度。据消息,中国财政部联合银监会已下发通知,明确各省可成立地区性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处置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的不良贷款。

如同在江南水乡旅游一样,城镇化如果没有资金,就像没有摆渡的船和桥,无法达到河的对岸。城镇化表面上看上去很复杂,背后却是一系列看不见的资金在流动。为何城镇化过程中,地方如此资金饥渴?除了上述所说的在金融危机期间配合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配套的地方项目资金以外,可以说由地方官员政绩驱动进行的类似"移山造城"的盲目城镇化运动或许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并通过金融的加速,形成城镇化的"重资产泡沫",表现为在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与民生关联度不高的投资活动往往超前,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支出却往往滞后,形成"一个脚长、一个脚短"的局面,并且由强势地方政府带动而非市场的力量带动,这与现有的行政体制有关,即和行政规划主导的城镇化有关。

不少地方政府在GDP崇拜和政绩驱动下,直接成为了城镇化赛场上的"运动员",秉持"把钱用在看得见的地方才能更充分的体现出政绩"的激进理念,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的出现偏差现象:多次修编规划、短时间迅速拉大城市的框架、通过移山平整出更多的空地以便承载更多的产业、超前建造更多的宽阔马路和大型机场、巨资建造奢华体育场馆和巨大体量的政府办公大楼、把城市中心地区建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与成就的"城市客厅"、不惜承接产能过剩的产业落户本地工业园、花力气"腾龙换鸟"城市中心地区的企业并建设多个大型工业园虚位以待、建造无论是白天和晚上都人迹罕至的"鬼城街区"……

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如同家庭装修一样,似乎做什么都很容易,只是不同的是需要很多"地"和"钱"。地还算容易,可以"圈地"挤占农民的用地、可以发扬"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精神去"削山"开发山地和林地、可以发扬创新精神改变用地的性质、甚至还可以用钱来买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对有些地方来说,钱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更准确的说,借债和还债成了一种病症,一种犹如在沙漠中令人口干舌燥无法忍耐的"资金饥渴症"。

细看融资借债方面,由于国家《预算法》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可以举债,于是地方"创造性"地设立地方融资平台为地方建设融资,成为了普遍的"潜规则"。澳新银行的一份研报中称,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高达9420亿元,其存量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增长了十倍,城投债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但它本身是地方政府表外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伪市政债券"。地方政府借道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融资,并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所有债权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因此,理论上讲,他们可以几乎没有限制的借贷。有专家指出,"城投公司"这类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质,在于把地方政府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产生的债务信贷化。

有一点值得注意,审计署的数据显示,41%的债务本来是要在这两年期间到期的,巧合的是,2012年也正是地方换届之年,很明显,债务不会跟随着职位的升降而被带走。

"前人借钱、后人还债"、"谁借的越多,谁在任期内的政绩就越大",这种融资机制让地方官员存在强烈的借债动力。由于政府背书,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非常愿意提供资金,因为一家城投公司的借款就可以让这些银行完成年度一半的贷款目标额度,省时省力还是老面孔客户。有时,地方政府干脆把银行行长调到地方政府委办局,直接"联姻"。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银行的贷款并不是出于市场的动机有效配置到有融资需求的地方,而是以低利率资金支持地方建设,金融资源的流向不够合理,大量信贷涌入基建项目和一些过剩行业,变成了一种国家"补贴式"的行为,这必然会引发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风险的问题,同时助长地方政府把"无形的手"变成到"处乱摸的手",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然而,包括北京、南昌、济南、福州和兰州等地在内的许多城市,均可在其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未来计划中找到"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建设、做强做大做实投融资平台"的字句。一、二线城市如此,三、四线城市可想而知,要知道,大量三、四线城市的城市建设更缺钱。

最近两年,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不同程度的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资金循环的现象很普遍。其中,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之一——国家开发银行不得不提,其被称为中国事实上的"第二财政部",在地方大举融资的过程中或许扮演了"超级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国开行向国有银行发行长期债券为自身融资,并依据其使命投资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在过去的两年中,国开行开始同地方政府合作,将它们欠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重组为自己的长期贷款,实质上就是从商业银行手中买下这些贷款。由于国开行并未上市,不需要公开披露详尽的财务报表,在地方城镇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让人无从知晓。

再细看还债方面,即地方融资平台如何产生收益。这种"城投债"其持续性显然有风险,大量"铁、公、基"在很多地方如何及时、持续产生正的现金流将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疑问,可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甚至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有可能是"埋"地雷。如果按各地制定的巨额投资规划去融资,地方政府债务将快速增长、不堪重负,因为投资要么是公益性项目,本身无收益,若投资盈利性项目,往往也难以覆盖融资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出让土地的行为,因为地方的土地有些已经划拨到了地方融资平台中,卖的越多越能还债。

地方融资平台里面除了土地,还有股权、规费和国债。准确的说,地方融资平台不是设立的,而是被"包装"出来的,只要能达到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即可。包装一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城投公司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兼的,有些还是本地的市长或副市长等高管。包装的好,有些平台还能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因为资产证券化在地方政府背书的情况下易如反掌。有时候让人迷惑,地方政府是像一家房地产公司,还是更像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抑或是像一家有很多建设项目权益的产权交易所?

湖北省某市是老工业基地,由于周围山地多无地可用,近几年靠挖山平地获得开发的土地,该项目据称是其市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希望之地。其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开发每亩地价格在20万到22万左右,其挖山平地的资金,主要是由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即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而来。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该市城投公司共向金融机构融资32.85亿元,银行贷款余额22.64亿元,BT融资规模22.04亿元。四年内,市城投公司需支付银行贷款本息和BT项目回购资金38.51亿元。在不新增加融资的前提下,年均还款9.63亿元。该市2012年成立招商局,招商引资有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税收等,"全民招商"进入新高潮。而对于工业园区的土地,其政府招商引资是贴钱出让的,靠出让土地偿还挖山平地的债务,基本是不可能的。迫于债务压力,有些不好的项目也进入了工业园区,浪费了并不宽裕的土地,然后再开山。由于近期国家部委发布的《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规融资》文件不允许融资平台承担土地储备职能和进行土地储备融资,此举使该市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立刻变窄,于是该市有官员甚至提出"除了融资还要造血",所谓造血就是成立房地产公司,进入土地二级开发和旧城改造。举债挖山造地,通过招商发展工业经济,一旦招商不成功,这势必对城镇化债务造成负面影响。

即使招商成功,地方政府支持的非正式担保的项目违约风险也可能上升。典型的例子是江西赛维、无锡尚德等光伏企业的信用风险事件。这些企业既非地方融资平台,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些企业在税收、就业、GDP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同样在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担保范围之内。引入这样的产能过剩行业,最终也会对城镇化债务造成负面影响。

当前,很多地方的财政只够公务员支出和机构运行等,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无法从公共财政的一般预算中安排,而是更多的依靠地方融资平台,而平台公司则向大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借款势必引发风险,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势必摆上台面。

面对未来的城镇化战略,其资金方面势必出现几种演变趋势:其一,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趋缓成为常态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铺开,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在加快城市建设发展中必然遇到更严重的资金瓶颈,其二,涉及重复征税争议的房产税,可能会尽早结束试点在全国推开以充实地方财政收入;其三,作为中国中长期新型城镇化重点的小城镇的基本建设可能由于无法获得大型银行的支持而面临融资难,恐怕不可避免地依赖"卖地"的老套路;其四,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在运转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整体的监管体制,将恐怕会成为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的"暴风眼",表现在风险最先出现在金融领域,最后财政来兜底。其五,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或可能转向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那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放大。其六,政策监管的创新将会多见,近期不少地方政府已较普遍地设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准备金制度,并开始研究部署对这些债务的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机制;其七,如果地方政府超前、盲目的移山造城,搞城镇化大跃进,有可能极大的放大城镇化相关债务的风险,延安等地个别城市投资计划达上千亿的"削山造城"运动值得警惕,不排除未来可能出现城市破产案例;其八,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将会越来越需要参建方带资建设和运营的模式,如BT、BOT模式等,这就对于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工程设计施工企业提出了须具备工程融资和项目运营的核心能力;其九,上一级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可能会对无法提供最低标准公共服务的基层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更多向省以下倾斜,使地方更少地通过平台公司或土地出让金等不可持续模式进行融资。其十,不排除未来某个阶段,在一定条件下,财税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望在2013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去城投信贷化"、如何有效破解城镇化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如何寻找资金饥渴症的良药?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课题,其中或许有良药,或许良药苦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Sent with Reeder

上网买豪车?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 帕提•沃德米尔 报道 2013-03-19 (www.ftchinese.com)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就算有可能变成富人,也要花上一辈子时间。但平均来看,中国富人产生的速度要远快于其他国家,他们往往在中年之前就成为富翁。

于是,征战中国市场的豪车制造商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交网站和数字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而非头发斑白的老者。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档车市场。

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汽车集团戴姆勒(Daimler)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新浪微博(Sina Weibo,中国的Twitter)销售汽车的汽车制造商。

在短短8小时之内,666辆新年特别版精灵(Smart)汽车就在微博上销售一空,甚至有来自边远省份甘肃和内蒙古的购买者,纷纷抢购这款价格为128888元人民币(合20728美元)的"蛇年"车型。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官员座驾"之称的奥迪(Audi)也在北京一家商场内设立了一个互动数字展厅,试图改变奥迪刻板的传统形象。这家德国公司表示,展厅中从地板延伸至天花板的投影墙面可以展示数百万种定制汽车组合,就算那些目前还买不起奥迪的人,也能从中找到心仪的车型。

原克莱斯勒(Chrysler)中国区主管、北京Synergistics汽车咨询公司总裁罗威(Bill Russo)说:"中国高净值人士中,约80%的人没超过44岁,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30%和20%。而且年轻人更精通互联网。"

直到最近,豪华车制造商在中国的销售增长十分耀眼,过去10年平均年增速达到36%,令其他地区黯然失色。但汽车分析师表示,由于国内外汽车制造商都在争夺中国这块利润丰厚的"大蛋糕",销售增长已开始放缓,竞争也在加剧。

咨询公司益普索(Ipsos)驻上海全球汽车业分析主管包亦农(Klaus Paur)认为,要吸引消费者,就要主动接近他们愿意掏钱的地方,也就是网络。他说:"在中国,去汽车经销商店的人中,有95%已经访问过相应公司的网站,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麦肯锡(McKinsey)汽车专家沙莎(Sha Sha)指出,到2020年,中国高档汽车市场将从目前的100个城市拓展到300个城市,因此数字营销的需求将继续增长。最近麦肯锡预计,仅三年之后,中国就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档车市场。麦肯锡预计,从现在起直到2020年,中国高档车市场将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中国整体乘用车市场的增速将为8%。

但不是数字营销的每一次尝试都是成功的。由于没有完成一单销售,兰博基尼(Lamborghini)已经关闭了在淘宝(Taobao)天猫(T-mall)上的网店。兰博基尼中国表示,该网店是由一家经销商开的,并斥责后者道:"我们的目标客户不可能会在网上购车。"

而宝马(BMW)2011年的一次病毒式营销也遭到了批评,原因是其诱导中国媒体大举报道的戈壁沙漠"麦田怪圈",后来证实是宝马为其全新1系在中国上市而制造的悬念。

一位微博用户评论说:"这一事件弊大于利:该产品获得了知名度,但却失去了声誉。"

宝马中国电子营销主管Liu Yiwei却为此举辩护称,这次活动是为了吸引"中国那些常用互联网、相信个人主义的年轻而有活力的人"。宝马全新1系的营销口号是"unique for one",简称碰巧是UFO。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制造商也对高档车市场跃跃欲试,这一市场目前80%为三大德国汽车制造商控制,即宝马、奥迪、梅赛德斯(Mercedes)。但大部分分析师认为,中国汽车品牌很难进入顶级品牌行列,正如罗威所说:"中国公司或许会生产一些豪华车,但中国消费者很久之后才会将它们看作豪华车。"

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王慧玲

Sent with Reeder

我的网络阅读心得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罗伯特•科特瑞尔 2013-03-21 (www.ftchinese.com)

本人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忙于为周报与日报撰写文章,近几年,我则成了报刊杂志上文章的消费大户。靠写作为计当然很光荣,但我慢慢觉得以读文章讨生计同样也很荣耀,况且感觉相对轻松。

我每天都要阅读,若非考虑睡眠及家庭生活,我会通宵达旦地去读。我的目标就在于找寻网上所有的耐读文章,然后每天再在我的个人网站Browser上推荐五、六篇美文。此处姑且不谈Browser网站的优点,目的就在于与诸位分享本人这五年多孜孜不倦阅读的四大心得。

第一项心得:如今的读者赶上了好时候。网上免费好文章的数量与30年前在平面媒体中所能获得的数量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我并不讳言:网络并非啥文章都是黄金白玉。说得更清楚些:对于聪明的读者而言,网上只有1%的文章有价值,我指的就是主流媒体界那些可能只拜读《经济学家》(Economist)、《金融时报》、《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以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以获取相应专业知识的读者。另外4%的网络内容属于娱乐垃圾,剩下的95%则一无是处。但即便只有1%的文章取之于及用之于精英阶层,其内容仍然包罗万象、数不胜数、让人赏心悦目。

每天努力推荐六篇文章时,脑海中总是萦绕着这些标准:我会不厌其烦地给朋友推荐这篇文章吗?它会给正常读者提供足够信息量并带来愉悦感吗?一月后或是一年后它还值得拜读吗?

我就依这些标准进行甄别筛选,看到读者非常认同本人免费推荐的文章,心中既觉意外又感得意。比如说,我在为《金融时报》写这篇文章时,当天最终的推荐结果就包括:

● 音乐家大卫•伯恩(David Byrne)在自己的博客中写的一篇随笔就谈到了不合作主义,并举了网络天才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受到起诉威胁后自杀身亡的例子。

●网络版的《异议杂志》(Dissent)刊登了斯蒂夫•兰迪•瓦尔德曼(Steven Randy Waldman)学术性很强的一篇书评文章,介绍了金融风险史,并阐述了金融风险与个人自由间的紧张关系。

●《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的一篇文章,阐述为何奥巴马政府(Obama administration)制定在海外暗杀美国公民的行动准则违宪。

这些都是出类拔萃的一流文章,值得永久珍藏,每次读到一篇这样的文章自己就已大致有数,因为我都是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它们。

同样,它们的数量屈指可数。因特网的优势就是能提供数不胜数的文章,你或许会说它们档次略逊一筹:不管是关乎普通读者切身利益的科目还是专业读者的艰深领域,它们都是每天报刊杂志中的上乘文章。我每天能读到几十篇行文直白、论据充分、内容丰富的文章。

这些好文章是谁写的?有些是专业新闻记者为知名杂志或是自己的博客所写,但是很多文章(对于我们的写作与阅读文化绝对是锦上添花之举)则是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士所写,因为他们有闲暇时间、积极性以及机会为无数阅读拥趸服务。很遗憾,网络用了 "blogging"这个很糟糕的名字来称呼它,但如今改此称谓已然不可能了。

总得说来,不管是否涉及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些专业人士都是非常棒的博主。救援工作者、律师、音乐家、医生、经济学家、诗人、银行家、工程师、出版商与计算机科学家也都是些出类拔萃的博主。他们中有些以写博客为乐事;有些为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保持一定知名度;有些则为了提升自身价值,谋取自己作为写作者及公共代言人的利益;有些写博客是因为同行也同样为之。

商人与政客的博客写得最为糟糕,因为他们不肯说出心里话,而讲实话是能否写好博客的关键;而且他们害怕出错,正如路透社财经博主菲利克斯•萨尔蒙(Felix Salmon)一再坚持(不时论证)的那样:"从不犯错者毫无趣味可言"。

通过拜读政治学者、人类学家、律师或者IT从业者的博客,可以很好地了解其心迹;从某些方面说效果可能更佳,因为他们说的话虽经深思熟虑,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几十年前,专家就是报刊记者的可靠新闻来源。在没有最终决策权的文章里,尽管这些专家的观点往往支离破碎、轻描淡写,经常掐头去尾,但总能显露心迹。

如今我们可以直接拜读到这些文章,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与观点。比方说,我们可以知道律师对新任命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看法;计算机专家如何评价苹果(Apple)最新的操作系统;经济学家如何评价政府出台的某项新政策。普通读者可以很容易从网上了解这些专家意见,而就在10年前,只有内部人士与专业人士方能有此便利。

诸位若还未拜读过,本人在此推荐几家出色的博客。欲了解美国法律评论,我推荐Volokh Conspiracy博客;欲了解政治学,我推荐Monkey Cage博客;欲了解经济学,我推荐Marginal Revolution博客;欲了解文学,我推荐the Millions博客。不妨把这些博客作为起点:多数博客都会列个本领域其它知名博客的名单,为大家深度探究提供阶梯。

身为专业读者,第二点心得似乎不仅在博客界不言而喻,而且放诸于整个网络写作与出版行业也皆准:网络写作者无所不能;另一个结论同样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出版商(只有个别例外)则一无是处。

经过无数次认真验证,我能够自信地得出以下很简单的真理:无论涉及什么话题与出版物,一流写作者总能写出一流作品;而平庸的写作者只能写出平庸作品,糟糕透顶的写作者,再怎么努力也都是枉费功夫。

这个简单论断放在时代与历史的大背景中,则更趋加复杂,也更加有趣。在当初"平面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读者的基本消费单位既非文章,也非作家,而是出版物。大家购买出版物,是期望里面有锦绣文章。所以出版商就是文章质量的保证者。

专业作家觉得出版商在线仍有一定意义,并非对方是质量的保证,而是会出钱买自己写的东西——或者说,即使对方不出钱购买,至少也会到有相当读者群的地方出版,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读者对出版社的依存度也越来越低。本人注意到过去五年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单篇文章从最初的出版物中游离出来,然后在因特网上自己闯荡,再在读者群中手口相传。

这很大程度上主要源于Facebook 与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五年前,读者得登陆出版社网址,才能浏览相关的新书情况。如今在Facebook 与Twitter听过某篇文章,朋友分享该链接后,你可以直接浏览该网页,但把该链接存到自己在牛博国际(Instapaper)或是Readability的账号中的可能性更大,抑或在自己的飞丽博(Flipboard)、Kindle或其它阅读器上标注,以备下次阅读之需(也可以线下阅读)。对读者而言,文章的质量才是至关重要,至于最初的出版地甚至可能压根就不会关注。

勿庸置疑,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很多网络出版商的存在会让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我们这么说吧,作家与读者彼此需要,谁也离不了谁,这当然再理想不过了。但出版商若介入,对方的本能做法可能就是用横幅广告填满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空间,目的就是分散读者专心致志阅读的注意力。

但也有例外情况出现。作为读者,本人得大大地表扬《纽约客》(New Yorker)、《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金融时报》、《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以及McSweeney's(不分先后顺序),它们这类期刊对待网络出版一丝不苟,在意网站与应用软件建设,希望能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它们展现出不俗的睿智、品味以及自制力,我希望它们蒸蒸日上。

即便如此,在我看来,网络阅读与写作的新商业模式——包括读者直接付钱给自己喜欢的作家——未来必将盛行,原因就在于:这是迄今为止对双方而言最为有效的经济协议,而且其大行其道不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这似乎也与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观点不谋而合。萨利文是出生于英国、长驻美国的媒体从业人士,他因在上世纪90年代出任《新共和》主编而名声大噪,而后于2000年创建了内容五花八门的政治博客Daily Dish,如今其博客每月的访问者多达180万人。

与《时代》旗下杂志《大西洋月刊》以及《每日野兽》(Daily Beast)连续合作多年后,萨利文今年决定让Dish博客自己单独运转,并说自己想"创建一个只靠读者(而且只靠读者)维系的博客"。每年的订阅费用是1 9.99美元:单单今年元月份,萨利文就筹得了51.1万美元。

一般博客可能难以筹到萨利文那么多的资金,但他们也不需要这么做。到目前为止,尝试Dish博客单独运转得到的重要经验是:与传统观念迥然不同,网络用户愿为内容支付费用,但支付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对某一特定作家(或知名博客)的忠诚度与喜欢程度。

于是自然而然就得出本人的第三点心得:我们往往对最新作品高看一眼,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却往往低估以前的作品。我每推荐一篇今后几年都值得不厌其读的好文章、而它却最多只能流传两天时间时,这种市场失灵感就愈发强烈。

从未听过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想听那张唱片,因为它是去年发布的,"或者"我不想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上月推出的。"那么为何对一月之前或一年之前的报刊杂志就很索然无味了呢?

原因就在于一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动接受报界竭力兜售的东西,它们一再对我们说今天的报纸才重要,而昨天的报纸已经毫无价值。

这种界限如今越发模糊,原因是报纸已经在五十年前把自己提供突发新闻的角色让位于更快捷的媒体,而自己的版面上则开始提供时效性越来越不明显的东西。

当读者不得不依赖于平面媒体时,新旧之间界限可以用能否买到一直维系下去:当天出版的报纸随处可见,而昨天出版的报纸可能除了猫窝中还能找到几张外,已经难觅踪迹。

而在网络媒体上,这种界限(或者说应该)不复存在。你可以象浏览当天文章一样,轻轻松松浏览一年前的文章。然而我们很少这样做,因为我们缺乏这么做的动力。作家与出版商的存档里尘封了几十万篇可随意浏览的好文章,它们早已被人忽视,也再无人拜读,既然这种事都没人去声讨,谁还会为了区区几十篇好文章去计较呢?

为何有能力的大型出版集团(《纽约客是个例外,这着实让人尊重》)都不愿努力去组织、择优筛选以及"标价销售"自己的资料库呢?

本人给出的最佳解释是乔治•布洛克(George Brock)所作的一个形象类比,布洛克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前主编,目前是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in London)新闻学教授。他说,把每份报纸或每期杂志设想成拥有海量资料的高山,每天(每周)就会在上面添一薄层表土。读者所见只是新添的那层表土。但底下却被覆盖住,而且渐渐被遗忘。甚至大山的主人都不知道表层底下所覆盖的内容。

他们可能想知道底细,但那需要借助全新的工具。况且他们每天还忙着在上面添新土。

对于老牌的报刊杂志,我觉得最明智的对策莫过于聘请一位聪明、能倒腾的档案编辑。明知道可以不断挖掘以获取深埋其中的宝藏,却空坐在拥有无穷宝藏的山上无所事事?

第四点心得体会:因特网是简洁文章的重要推手。我明白这很难让人相信,大家都觉得因特网是没完没了唠叨琐事的场所。

但网络写作不必拘泥于固定长度与空间,这点与为平面媒体写作截然不同。拥有固定写作空间时,内心总想着原始作品尽可能少写些,然后再用尽可能多的空话废话去铺陈渲染。若没有固定写作空间时,就会尽可能言简意赅,避免没完没了。

网络写作时,无需对提到的每个人、每个地方以及每个事实进行介绍及追根溯源,也无需向门外汉介绍该领域相应的背景知识,这时候,行文简洁同样适用。读者可以链接至相关故事的源文档——或者自己设想读者应该知道如何用谷歌(Google)与维基百科(Wikipedia)去查找相关资料。

说到网络书籍,行文简洁的趋势越发明显。网络出版孕育了新的书籍类别——Kindle Singles、 Penguin Shorts与Atavist Originals等推出字数介于1万-3万间、以短篇故事形式呈现的图书,这些网络短书让写作者就某个高论或重大故事进行快速创作。通常说来,如果无需象精装书那样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或是阐述该书出版一年后仍有阅读价值,那么说清楚某个高论1万至3万字就绰绰有余了。论点要尽可能简洁、切题。过去两年里谈论最多的一部通俗经济学著作莫过于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但它的网络版只有区区1.5万字。

我还可以进一步展开。但说到简洁,诸位篇得高抬贵手了。我的RSS阅读器上还有755篇未读材料,Twitter上还有约六小时的浏览内容,总得有人去做这事,我很高兴自己就是那个人。

罗伯特•科特瑞尔是Browser博客(网址:www.thebrowser.com)博主。

译者/常和

Sent with Reeder

体制内的反叛者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3-03-21 (www.ftchinese.com)

许信良仍相信,李登辉原本只是个过渡者。"蒋经国把最重要的人物一个个去掉,王昇外放到巴拉圭,也没有选择有孙运璇,他有被东北帮的系统,本土的林洋港、谢东闵也被排除掉",他说,"李登辉是个技术官僚,没有背景,真正的继承人还是蒋家人。"

为他的大胆推测作证的,是以竹联邦为首的黑道力量迅速扩张,在八十年代初,这些"外省挂"的黑道到处设立堂口,招兵买马,从地下浮出水面,卷入正当商业与社会秩序。"这就像你们的民兵,不是正规武装,却可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蒋经国是靠特务起家的,蒋孝武除此外,还有黑道,这是他的私人武装",他继续解释说。

距离蒋经国逝世已四分之一世纪,重温这些细节还有什么意义吗?一股对蒋经国时代的怀旧之风正在兴起,他代表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社会安定的时代,一种清廉、亲民个人作风,更何况,他还在关键时刻,放开了政治与社会控制,开启了民主化旅程。

"我不认为他对民主有贡献,在形式上他没镇压民进党组党,但这是因为他知道蒋家结束了,反正谁拿去了都一样",许信良可没准备接受这套观点,他可不相信一个独裁者会主动放弃权力。当他还在洛杉矶编辑《美丽岛周报》就这样推测,因为作家江南在旧金山的遇刺,才打破了蒋经国的安排,蒋孝武难脱干系,美国的压力又接踵而来。

这是一个归国无望的流亡者的阴谋论的推测,还是一个深谙国民党文化与蒋经国的局内人做出的准确分析?而20多年后,他对自己的观点仍笃信不疑。

他曾经深得蒋经国青睐,是有"摧台青"之称的权力本土化运动着力培养的对象。蒋经国深知时代已经改变,他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外省的统治机器来控制此刻的台湾,经济增长与吸纳本地精英,变成了新的合法性的支柱。本省人、中山奖学金获得者、接受过西方教育、在中央党部工作、还是《台湾社会力分析》作者之一,许信良是这个新贵集团中最耀眼的一员。

即使在"中坜事件"爆发后,蒋经国也未对他丧失信心。这一事件不仅是许信良个人、也是台湾政治史的分水岭。这是"二·二八事件"三十年来,台湾第一次群众暴动,一次对国民党政权的公然反抗,反对者们突然尝到了群众的滋味。蒋经国克制了镇压的冲动,许信良不仅成为了县长,还因此赢得了全台湾与国际性的关注。而在竞选前,他因执意要参加这桃园县县长的角逐,被开除党籍,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他仍被容忍了,倘若参看他被开除后言明心志的文章《此心长为中国国民党员》,你会发现,他才是这个党最理想的成员,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心态仍是"忠诚"——他忠实于那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充满社会理想的国民党,却不是现实政治中的国民党,他在省议员期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正充满昔日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关怀。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吾党无烈士久已,诚愿以一己政治生命之牺牲,激励吾党党魂党德之复兴!吾名虽不列中国国民党党籍,吾心愿长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他成了体制内的改良者,一个可以容忍,偶尔还得到鼓励的异端,蒋经国仍在考察他,或许还要更大胆的启用他。"他这个人很深沉,完全喜怒不形于色",许信良还记得在桃园县长任上,蒋经国来视察,还进了他的宿舍,长谈了五、六个小时,非常客气的问他,许县长,将来台北盖捷运,是走地上好,还是走地下好。许信良的妻子则记得,这位小蒋总统极客气温和,但身体状况不佳,在临走前穿鞋子,费力地把脚伸进鞋子却不得。

一直到1979年的桥头事件,许信良才与这个体制彻底决裂,这个前国民党党员,半主动、半被迫的成为了"党外"的领袖人物,成为了这个体制的首位重要的叛变者……(待续)

Sent with Reeder

伊战十周年:中国人反战态度未变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历史民调数据显示,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但该机构3月18日最新调查显示,在伊拉克战争开始10周年之际,大部分美国(53%)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

那么,中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认识是否改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03年战争爆发后所做的伊拉克战争专项调查显示,表示"不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人占总体的79.7%,"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仅占8.2%。

伊拉克战争十周年纪念日之际,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完成的伊拉克战争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仍有超过七成公众(74.2%)认为当年美英出兵伊拉克是不正当的行为,这种不正当不仅是因为未经联合国授权,还由于出兵借口勉强。

对于"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并正在制造核武器"的报道,高达56.7%的中国人认为是不准确的。双高群体(高学历、高收入)持有这些观点的比例更高,分别有59.4%的高学历者,63.8%的高收入者表示报道是不准确,比例均高于其他群体。

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兵后,80万伊安全部队全面接管国内安全事务。对于持续8年有余的战争,调查显示,有37.3%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认为伊拉克是赢家的仅有6.5%),但半数以上(51.4%)中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利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呼叫中心的CATI电话调查系统,于2013年2月17日~25日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的1054位18周岁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随机电话访问。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2.74%。

(注: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前身创始于1999年,是一家以开发追踪中国社会各社会群体的消费文化与社会议题数据为核心、并借助于网络途径实现研究数 据的广泛传播为宗旨的中国专业调研数据公司。本文仅代表该公司观点。欲了解更多资料,请登陆零点指标数据网:www.horizonkey.com

Sent with Reeder

中国送礼图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英国《金融时报》 帕提•沃德米尔 上海报道 2013-03-21 (www.ftchinese.com)

在中国,腐败形势今非昔比,到处都在奉行节俭。因此,两周前中国的人大代表们聚集在北京、像模像样地参加人大会议时,让我们匀一点心思给所有那些以往通常会现身、试图行贿的人们。他们的工作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几个月前,在网上查找贿赂一名政府官员的方法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甚至有专门的网站为人们支招,指导人们如何给那些不敢收现金的官员送礼。

但随后,习近平宣布,要向那些通过腐败自肥的"老虎和苍蝇"发动一场战役。习说,这些政府官员(不论级别高低)的贪婪,威胁着中共的未来。

作为一个幸运的威权人物,习的呼吁得到了即时而热烈的响应:政府部门和国企取消了农历年底的宴请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一年的高潮),令春节的味道大打折扣。在中国,这种正直风气的保质期通常相当短。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团结一致,假装送礼之风已刹住。

因此,如今的网站纷纷为用户出谋划策,指导他们如何不用借记卡来打通关系或求领导办事。礼物国网站(Liwuguo.com)就提供了许多高招和注意事项。上个月,一名用户问到,在反腐风头正劲时打点关系、促进生意的最佳办法是什么?该网站小编给出了以下建议:首先,不要去办公室找送礼对象。"因此我们给领导送红包要去他的家里,如果你不知道他家在哪,可以通过其他的同事打听到的"。

网站小编建议:"最好在他家的附近等着,当他上楼了之后再给领导打电话,就说刚才路过这地方,看到你刚刚上楼了,想过去坐坐。"小编还建议,送礼者应该编些理由——随便什么理由——以避免直接说明来意。

网站小编接着建议说:"最好想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的家人的生日不来得及买礼物,这个就当是补上的生日礼物了,或者他的亲戚结婚了,你说当时不知道没去庆贺,这个也算是晚到的祝福。"

网站小编隐讳地总结道:"一般领导能看出你是什么意思的。"

想避免"太铜臭味"?该网站建议,可以试试送加油卡。领导可能会拒收现金,但是收加油卡有什么关系呢?

就连老师和医生也有围着送礼的人群需要赶走。老师们也许能够意识到,接受家长赠送的香奈儿(Chanel)手袋不太合适,但对于向教师赠送超市购物卡或者为他们的手机充值这类常见行为,他们的态度往往比较模棱两可。

对那些认为送卡和送现金无甚区别的人而言,健身卡或水疗中心的会员卡总是可以送的。比起开别人送的宝马(BMW)——打个比方,用别人赠送的会员卡去健身房跑步、去水疗中心做足底按摩的确没那么显眼。不过,在习时代,有一些更隐蔽的礼品颇受欢迎:瓷器、玉器、西洋参、海参和一些土特产,比如陕西绿茶、商洛核桃之类的土特产。这些礼品很难定价,但是人们都知道它们价值不菲。

如果对以上这些方式还有怀疑,那么总还有中国艺术品可以选择。由于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在过去几年里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特点,"老虎和苍蝇们"应该不难将那些来路不正的艺术收藏品伪装为一文不值的藏品。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一名微博用户解释了这种贿赂方式的门道:官员暗示自己喜欢某幅字画,有意行贿者去买这幅字画,同时惊讶地发现这幅字画的价格是其实际价值的好几倍;最终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除了习近平。

不过,抬高艺术品价格或者投资购买大量海参,当然比迅速送出借记卡要困难地多。过去,肯定有各种烟酒和奢侈品被直接送到两会代表们的房间里。但今年,据会场传来的说法,不仅礼品无影无踪,甚至连红地毯都不见了。不过,留点神,健身卡可能会销量大增:也许在新时代的中国,哑铃将成为新的硬通货。

译者/何黎

Sent with Reeder

珠宝品牌钻进明星微博

FT中文网 聚合全文

在各大颁奖典礼上,礼服并非各大时尚品牌公司唯一可资利用的广告植入宣传机会,珠宝公司同样也是积极参与。

"名人与社交媒体相结合,成了众多奢侈首饰与手表公司赚取滚滚财源的重要平台,"莫阿文公关公司(Moaven PR)创始人沙兹•莫阿文(Shaz Moaven)说,他是与名人及奢侈品牌打交道的行家里手。"社交媒体能提高该品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并能为媒体记者提供新的传奇故事,名人的知名度意味着相关故事能够流传更长时间。"

费伯奇(Fabergé)最近请奥利维亚•巴勒莫(Olivia Palermo)、艾琳•欧康娜(Erin O'Connor)以及安德丽亚•瑞斯波罗格(Andrea Riseborough)代言其Treillage珠宝系列后,它们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英美各大门店,Fine Treillage Rose Gold款戒指在去年圣诞假期期间供不应求。该公司发现名人的网络代言也能在全球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新兴市场尤为如此。

就在《霍比特人》(The Hobbit)伦敦首映式前一天,主演多米尼克•莫纳汉(Dominic Monaghan)在自己的微博中展示自己佩戴的华丽摇滚手表(Glam Rock),他准备第二天晚上戴着它参加电影首映式。"甚至第二天手表还没戴手上,多米尼克的显摆就让该表的销售一发而不可收,"莫阿文说。类似的情况还有: 在"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与will.i.am合作的新音乐电视《尖叫呐喊》("Scream & Shout")中,莫阿文让她佩戴德•克里斯可诺(de Grisogono)首饰与Glam Rock SoBe watch手表亮相后,短短几个小时内该款手表就被抢购一空。如今想购买该款手表就得静等两个月时间,而且该首歌如今还在20多个国家雄居音乐榜冠军。

但是,各大品牌之间的竞争异常惨烈。包括路威酩轩(Louis Vuitton)、香奈儿(Chanel)以及迪奥(Dior)在内的更多高级时尚品牌如今都成立了自己的珠宝分部,并与不少名人签订了合同。雷弗埃夫(Leviev)及Backes & Strauss等以前专营钻石批发的公司也把触角伸进了零售业。与此同时,萧邦公司(Chopard)以及豪雅(Tag Heuer)等珠宝及手表巨挈也拔备了相当可观的名人代言经费。

各家公司通常对名人代言费讳莫如深,但黑格•阿瓦基安(Haig Avakian)却承认在社交网站上有更多拥趸的名人往往会提出更高的代言费。阿瓦基安的家族在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的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Beverly Wilshire)入口处经营着一家专卖店。"名人如今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此举可以让他们在敲定网络广告代言费时额外增加谈判筹码,也能额外增加品牌的曝光度。如蕾哈娜(Rihanna)在Twitter上拥有2700万多的拥趸——那就相当于直接打广告。商谈广告代言费时,这就得考虑进去,"阿瓦基安说。

"有些名人与名流拥有大量拥趸——比方说,红粉佳人(Pink)的粉丝就超过了1200万——所以这种影响力非同寻常,"他补充道。"由于追星效应,时尚品牌影响广大消费者的速度前所未有。"比方说,当帕利斯•希尔顿(Paris Hilton)佩戴阿瓦基安品牌的项链亮相去年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时,阿瓦基安就看到自己在Facebook的粉丝数量在短短几分钟内大幅飚升,而价值50万美元的一款项链也在几周内被抢购一空。

"受娱乐空间追捧的产品就能对网络搜索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有时广告植入几分钟后就能立竿见影——网络拥趸的反应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伦敦战略营销机构RKi 360负责人范妮莎•艾米里安(Vanessa Emilien)说,她的客户就包括了邦德街(Bond Street)珠宝店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

但是,有些品牌开始重新评估聘请名人代言的策略,艾米里安继续说道。"公平交易办公室(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如今要求名人必须在博客中明确说明穿着或佩戴某种品牌就相当于为其做广告宣传,而品牌公司认为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她说。

详情请浏览以下网站:

www.avakian.com

www.backesandstrauss.com

www.chanel.com

www.chopard.com

www.davidmorris.com

www.degrisogono.com

www.dior.com

www.glamrockwatches.com

www.faberge.com

www.leviev.com

www.louisvuitton.co.uk

www.tagheuer.com

译者/常和


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 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普京说:"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

俄 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 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 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8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塞浦路斯天然气有多么重要?


塞浦路斯寻求俄罗斯救助的B计划目前无果而终。然而围绕塞浦路斯沿海天然气田权益的角逐不会就此结束。

角逐各方分别是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塞浦路斯怎么看都像一个战场,而非战场主角。

据塞浦路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塞浦路斯离岸天然气储量约为60万亿立方尺,一旦充足开发并出口,足以满足欧洲40%的天然气供应。

目前,俄罗斯享有欧洲天然气供应的绝对垄断权。

问题变得明朗:欧洲人想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俄国人却不想失去垄断权。

虽然俄罗斯财长Anton Siluanov已经表示俄国对塞天然气田权益没有兴趣,但谁也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或者是一种高超的谈判暗示。

另外,塞浦路斯岛并非全全由塞浦路斯政府控制治理。1974年,土耳其人占领并控制了塞浦路斯岛的一部分。土耳其人认为部分离岸天然气田存在主权争议。

2011年,土耳其曾派军舰阻止塞勘采离岸天然气,并威胁称:所有参与开采塞浦路斯天然气的外国公司,今后别想在土耳其境内拿到经营执照。今年,当NBL能源公司决定加入开采塞沿海天然气时,局势似乎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另外,有报道显示,俄罗斯有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基地的诉求。这一诉求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注:参见本站《俄罗斯或要求得到塞浦路斯一海军港口作为救助条件》)

从欧元区达成征收存款税之一致,到塞浦路斯议会否决存款税提案;从塞浦路斯向俄罗斯求助(所谓B计划),到塞被俄国人拒绝后重求欧盟救助……从3月15日直到今天,这个地中海岛国的各种曲折跌宕,集中折射了欧盟、俄罗斯等大势力政治、经济、军事的迫切诉求。

你可以说,塞浦路斯离岸天然气是一面镜子。

 

下面看下塞浦路斯沿海天然气田的一些基本情况:

塞浦路斯政府称其地中海沿岸天然气储量有60万亿立方尺。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该天然气最快5年后产出;要想出口的话,则最少等到2020年。

2011年,塞浦路斯发现第一个离岸天然气储藏,储量约为8万亿立方尺,后来授权给NBL能源公司开采。

迄今为止,塞浦路斯授权开采6个天然气项目,合计储量为40万亿立方尺。除NBL拿到授权外,法国Total SA能源公司、意大利ENI能源公司以及韩国天然气公司也拿到了授权。

然而,从勘探、开采、萃取、加工到走向市场,塞国的离岸天然气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仅仅将海上开采提炼的天然气运输到岸上就需要建造昂贵的设施,耗时5年以上。然后,还需在岸上将天然气液化贮存,方便海运货轮装船出口。

塞浦路斯天然气潜力在此:塞天然气田毗邻以色列海的Leviathan天然气田(储量16万亿立方尺)和Tamar天然气田(9万亿立方尺),这两个天然气田都被各大能源公司争抢着投资开发。

困扰塞浦路斯天然气开发的难题还有领土争端问题。1974年,土耳其人占领并控制了塞浦路斯岛的一部分。因此,土耳其人认为部分离岸天然气田区域存在主权争议。

另外,塞浦路斯在该区域的天然气贸易竞争对手也很多。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都在地中海东部发现了沿海天然气田,探明储量累计122万亿立方尺。


塞浦路斯背后的俄欧博弈

华尔街见闻

十年前,在《经济学人》的记者Gideon Lichfield还没赴任莫斯科的时候,有位同事向他推荐一本书——"与苏联人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Soviets)。
 
这本书概括了俄罗斯人谈判的策略:先拍案而起、愤而行动,占据强有力的地位,然后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在此基础上谈判杀价。
 
回想起来,俄罗斯现在对待塞浦路斯救助也如出一辙。
 
首先,国际贷款方三驾马车事先没有咨询俄罗斯,就和塞浦路斯达成了救助协议,计划对塞所有存款征税,而俄罗斯人在塞银行存有大量资金。这当然让俄罗斯愤怒。
 
接着,俄罗斯占据了强大的地位。塞议会否决了三驾马车的协议,而三驾马车也拒不接受塞政府的替代方案。
 
只要同意重组提供塞浦路斯的25亿欧元贷款,俄罗斯就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深陷困境的岛国逃离违约的深渊,欧元区也会失去一个成员国。
 
但一切又是那么符合谈判策略的规律。俄罗斯拒绝了,这次它提出了什么让对方难以接受的要求?
 
乍看起来,俄罗斯这次没有热心扮演白马骑士是比较奇怪。毕竟,和俄罗斯储户在塞浦路斯银行的310亿美元存款相比,25亿欧元真是九牛一毛。
 
而且,如果塞浦路斯走投无路,被迫听从欧盟建议实行存款税,可能对高额存款的税率还会比此前计划的高,俄罗斯储户的损失还会更大。
 
更重要的是,推迟还贷还会为俄罗斯赢得塞浦路斯、乃至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长久的好感,可能使俄罗斯真正从塞浦路斯最近发现的天然气储备中尝到甜头。
 
可是,对俄罗斯政府来说,救塞浦路斯与这个国家的稳定、银行存款和天然气无关,它关系到整个欧洲。
 
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已经稳步发展,越来越密切。一方面,欧盟不希望过于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在寻找其他资源。另一方面,欧盟不断指责俄罗斯变本加厉的腐败和人权问题。
 
虽然俄罗斯人过去那么热切地向往欧盟的繁荣与自由,将对方视为典范,可遭受债务危机打击的欧元区现在在俄罗斯人眼中越来越像个笑话。
 
用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经济学家Sergei Aleksashenko的话说就是,塞浦路斯的混乱处境"对普京是一份很大、很大的礼物。"
 
塞浦路斯脱离欧元区的前景也增加了其他欧元区国家退出、甚至欧元区分裂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肯定高兴地摩拳擦掌了。
 
在普京心目中,任何像这样削弱欧盟实力的事都胜过几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国民私人存款,也比地中海天然气田的那点资源更重要。
 
所以,假如俄罗斯打定主意要旗开得胜,就会等到可能出手的最后一刻,也就是欧盟最绝望的时候。也许那时俄罗斯会在某种与塞浦路斯无关的事情上换来欧盟的妥协。
 
又或者,俄罗斯会判定,与欧盟争吵所得到的都不如地缘政治资本重要,只需要冷眼旁观,幸灾乐祸地看着欧洲领导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竭力避免欧元区一旦崩溃了他们会担心的事。
 

高盛:中国进入私人银行黄金时代


顾蔚

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中国已经有比美国更多的亿万富翁。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称,中国富人的可投资资产2012年增长了14%,达到12万亿美元。但外资银行基本上只能在境外服务这些新兴的富豪。在境内它们受到各种监管限制,可以销售的产品有限,所以财富管理对外资银行来说不是个容易攻破的市场。

过去10多年,高盛一直通过离岸中心来服务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客户,也通过境内合作伙伴高华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高华从2009年起开始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并在过去两年内扩张。高盛私人投资部门中国市场负责人严力耘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到了中国私人银行的机遇和挑战。

高盛的中国私人银行策略是什么?

中国客户很多都是创业人士,他们一般有20%-30%的资金在离岸市场,其它的都在境内。所以我们必须在境内和境外都有人来服务他们,才可以对他们总体财富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贴近客户。

私人银行在中国大陆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境内最大的挑战是可以卖的投资产品有限,第二大挑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才。在中国这个行业很年轻,所以不容易找到有经验的私人银行家。中国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还在快速发展之中,但要到私人银行可以像在离岸市场一样,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客户教育的过程也要长得多,因为很多人对投资产品缺乏经验。

你所看到的最大发展机会是什么?

中国高净值人士70%的钱还在他们的公司里。这对于私人银行来说是成长的黄金期。中国客户过去挣钱很快,但很多人意识到未来10年会和过去10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市场会更开放,会有更多竞争,劳动力价格也在上升,所以他们的生意会遭遇利润压力。

上市公司的老总很多人已经过了三年股票锁定期,所以他们可能想开始套现。比如,一个公司创始人有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70%还锁在他的公司股份里,如果他准备卖掉公司20%的股份,那就是八亿美元。他拿这笔钱怎么办?他有必要把投资分散到海外。

你的中国客户喜欢投资什么?

几年前中国客户比现在要激进多了,他们喜欢高收益率和杠杆产品。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加上国内增长也放缓,他们变得更为保守,表现得更像美国客户。这些创业者通过非金融的制造业等行业赚到钱,所以他们现在希望从投资专业人士那里听取意见。

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的潜力是什么?

已经赚到钱的中国客户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把财富分散化,进行风险管理,还有退休准备。中国私人银行业有几个可以产生规模效应的特征:比如一个大的经济体,同一种语言、文化,统一的货币和监管者。这些都是美国私人银行业腾飞的关键因素。我相信对西方私人银行来说,中国是个极好的机会。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新加坡:疯狂的财富


Photography by Darren Soh/Redux Pictures
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无边际游泳池

是一个周六的午夜,在波光闪烁的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畔,滨海湾金沙娱乐城(Marina Bay Sands)里的精品店都已经关门了。不过,经过一家美容诊所和旁边的法拉利(Ferrari)配饰店后,眼前即刻出现了一大群人。他们群情激昂,几十个人喧闹着挤在一起,争着要进入这家全球收费最昂贵的夜总会──Pangaea。

荷芙妮格(Herve Leger)的紧身绷带裙成了这里的统一着装,通常会搭配着克里斯提•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和香奈儿(Chanel)的2.55包包。女士们都在试图与里面那些没有被那道红色天鹅绒屏障和保安挡在门外的幸运儿们搭讪交好。能够成功的往往都是那些长着一双美腿的模特们,美腿模特是这家夜总会的核心访客之一。那些从几周前就在争取进入贵宾名单的外地游客被拒之门外,即使有人表示愿意为一张桌子开出超过3,000美元的价格也是枉然。这家夜总会已经彻底客满了。

Photography by Darren Soh/Redux Pictures
图片:奢华新加坡
通过保安之后,走过一条布满蓝色紫外线灯光的长长通道,乘电梯上来,眼前即是全球最难进入的派对之一。Pangaea的创建者迈克尔•奥尔特(Michael Ault)坐在紧挨着吧台的那张夜总会最尊贵的桌子旁边,坐垫上裹覆着充满异国情调的非洲鸵鸟皮。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瓶的雪树伏特加(Belvedere vodka)和路易王妃水晶香槟(Cristal champagne),还有装着冰块的大桶,和为他的朋友们准备的几十支玻璃杯。他的妻子萨布丽娜•奥尔特(Sabrina Ault)头顶一个假鲨鱼头,挥舞着一把塑料枪在一张桌子上跳舞。萨布丽娜•奥尔特曾是一位时装模特,如今她是迈克尔工作上的伙伴。在Pangaea,所有的台面都可以用来跳舞──就连那些用千年古树的木材制成的桌子以及鳄鱼皮的沙发也不例外。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乎常理,但只要你是迈克尔•奥尔特,那么开一家跳舞夜总会就不一定非得要有舞池。奥尔特这位曼哈顿夜生活老手是社会名流之后──他的父亲是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珠宝家族中的一员,继父则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大佬迪安•威特(Dean Witter)。抛开这些不谈,现年49岁的奥尔特有一桩本事最让他自豪:他有能力办一场最棒的派对。多年来,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从纽约到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从圣保罗到伦敦,他经营的夜总会超过了25家。据称,上世纪90年代,在那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Spy Bar,他是第一位将整瓶销售的服务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在全球酒吧里很常见──引入夜总会的老板,而那家Spy Bar在客满时,据说连凯特•摩斯(Kate Moss)也被拒之门外。

他说,Pangaea营造的是一种家庭派对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家庭派对还提供奥尔特私人收藏的非洲部落面具、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和里面放着一颗钻石、由身着黑色礼服裙的女侍者奉上的、价值2.6万美元的鸡尾酒。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你知道周围这些人都是身家数以十亿计。

Pangaea虽然开业仅有一年多,但已经被视为全球最赚钱的夜总会,据奥尔特说,最近几个月里每晚的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这里也是全球最为昂贵的俱乐部之一,一张桌子的花费高达1.5万美元,超级富豪们在这里挥金如土,动辄就是六位数的账单。奥尔特原本可以将这种奢华带至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伦敦,那里聚集着众多皇室成员,那里的派对吸引着欧洲的上层人士。迪拜也行,那片土地上的富人们想要个小岛的话就马上可以打造一个出来。当然还有他的家乡、他昔日的游乐之地──曼哈顿。

然而三年前搬来新加坡的奥尔特说,他在曼哈顿"再也找不到那种美好奇妙的感觉了",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犹在,这场危机让曼哈顿最为奢华的派对文化元气大伤。他说,新加坡则是另一番情形,在这里,富人们感觉很富有,而且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安全感。此外,在这里,富人们似乎只知道一种共同语言,挥霍无度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夜总会里被毫不遮掩地展现了出来。

在某个周四上午的另外一次会面中,奥尔特穿着一双亮蓝色绣有粉色骷髅头的毛绒拖鞋,歪在他夜总会里的一个皮沙发上回忆道:"一天晚上,有一些孩子来这里──的确是孩子,也就二十来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飞机。其中一架A380内部被重新改造过,修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篮球场──这简直可笑。"

他说:"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与我想象中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财富首次超过英国时的那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里人们的富裕程度──以及他们花钱的愿望之强烈,的确让人惊讶。"

欢迎来到全球最新版的摩纳哥,一个超级富豪的天堂,一个就在不久前还被人嘲笑为全球最古板、最无趣城市之一的地方。大多数人在想到新加坡时──当然很多人根本不会想起这个国家──他们想到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华尔街或是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亚洲翻版,只不过这里的街道干净、整洁得不可思议,而且没有犯罪。这个人口只有500万的东南亚城市国家,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禁止出售口香糖,以及这里有鞭刑,1994年美国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因在他人的汽车上涂鸦就尝到过鞭刑的滋味。在这个国家,贩卖毒品要被判死罪,就连奥尔特也抱怨,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他把自己收藏的心爱枪支带进来,那些枪支收藏品如今还留在他在棕榈滩(Palm Beach)和曼哈顿的家里。

然而,过去10年里,新加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各地的富豪名流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个绝妙的新家──这里也是他们放置财产的最保险的地方之一。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为能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而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他更愿意住在这个岛国,从这里投资,同时开着他的宾利(Bentley)车去四处兜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在澳大利亚40岁以下的富豪中财富排在第二位的内森•丁克勒(Nathan Tinkler)去年也选择将家安在了新加坡,根据《福布斯》(Forbes)杂志,丁克勒的身家大约是8.25亿美元。这之前,印度电信业巨头之一布蓬德拉•库玛•穆迪(Bhupendra Kumar Modi)在2011年就得到了新加坡国籍,新西兰的亿万富豪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于2008年搬来这里,著名的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则在2007年举家移民新加坡。去年,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掷千金,花费4,630万美元在新加坡购置了两套共管公寓。

接下来当然还有那些普通的百万富豪们──新加坡居民中百万富豪的比例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2011年,新加坡收入达百万美元的家庭总计18.8万户──在新加坡全部家庭中所占比例略高于17%──这实际上意味着,每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的可自由支配财富达到至少100万美元,这其中不包括房地产、企业和奢侈品。如果把房地产包括在内,鉴于新加坡位居全球最昂贵房地产市场之列,那么这个数字还会更高。根据莱坊(Knight Frank)和花旗私人银行(Citi Private Bank)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财富报告,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全球最高的,达到了56,532美元,超过了挪威、美国、香港和瑞士。

这些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们的玩物在这个城市国家中随处可见。在这个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旧金山大小的国家里,如今有449辆法拉利,远远多于2001年的142辆,玛莎拉蒂(Maserati)车的数量则从24辆增至469辆。各种游艇俱乐部和超豪华商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如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建在水面上的旗舰店──Louis Vuitton Island Maison。诸如Pangaea和Filter这样的夜总会已经成为富豪们交际的天堂之所,在这些地方,经常能见到年轻的萨维林和他那班身家百万的朋友们的身影。富裕的外来游客则在新加坡两家流光溢彩的新赌场酒店找乐子,这两家赌场酒店于2010年开业,滨海湾金沙娱乐城是其中一家,娱乐城的名厨餐厅享誉盛名,57层无边际游泳池旁的棕榈树俯瞰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2007年,伯尼•埃克莱斯顿(Bernie Ecclestone)决定将这个城市国家加入著名的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Formula One World Championship)日程之中。新加坡的F1赛事──是全球唯一个在夜间进行的F1比赛,而且计划至少在2017年之前每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最吸引人的F1赛事之一,向全球数百万人展示了新加坡令人难忘的夜间天际线。

新加坡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富裕的外来定居者和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城市国家的低税赋、犯罪率几乎为零的街道、适合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稳定的政府──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由一个政党掌权。然而,这个昔日大英帝国的贸易站能够于近几年里成功跻身全球超级富豪城市之列,这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转变,在新兴市场蓬勃发展十多年后,财富开始在亚洲落地安家。根据咨询公司凯捷(Capgemini)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部门(RBC Wealth Management)的数据,如今亚洲的百万富豪人数已经超出了全球其他任何地方。就在欧洲和北美的富豪们还在舔舐昨日伤口之际,在中国和印尼等国家,个人净身家正在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着。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与国际发展教授丹尼•柯尔(Danny Quah)的计算,全球经济重心(根据全球700多个地方的平均收入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间已经东移,从跨大西洋轴心,转向了阿拉伯半岛附近。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再过30年,这个中心将转移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某地──大概就是新加坡这里,这意味着,新加坡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潜力甚至可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

不过,和西方、甚至中东等地区不同,大多数在亚洲被创造出来的新财富都来自那些富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富人们的担心要么源自于政府的不可靠,要么则来自这些国家的仇富者们。据报道,仅中国一个国家,就有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被转移,中国人说他们不再信任政府,希望把钱放在别处。印度人和印尼人同样也在寻找一个理想之所来藏匿家财:既能规避高税负、又有国际一流理财专家帮助打理、同时还能躲开他们那个乱糟糟──据有些人说还很腐败──的民主政府难以预测的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风险。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则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的投资能够持续增长──这对于地处迅速增长的亚洲之中的新加坡而言几乎不在话下。

柯尔说:"这类(全球经济的)巨变催生了一批需要安全和稳定的超级富豪们,还带来了对理财、投资和咨询领域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已打造出了声誉和专长。"

不过真正让全球许多超级富豪心动的是新加坡对于秩序、可预见性以及可控性的超级关注,这一切都让那些近来财富在全球许多地方打了水漂的人们感到安慰。新加坡的一些税率在全球是最低的,包括没有资本利得税,对大部分的境外投资股息也不征税,这一点更是锦上添花。而且,新加坡的私人银行法律相对隐秘,同时还没有狗仔队或是示威游行者的骚扰,这类活动被当局严格禁止了,这让新加坡有序、稳定的光环更加夺目。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in London)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专门研究境外财富和避税场所领域的罗尼•帕兰(Ronen Palan)认为,虽然瑞士的私人理财行业"显然承受着"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压力,但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场所",许多人──特别是亚洲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这里不会受到西方监管者的监督。

在本月的新加坡高级时装周(Haute Couture Week)上,在印尼出生的百万富豪弗兰克•辛塔玛尼(Frank Cintamani)身着灰色的三件套浪凡(Lanvin)西装,足蹬一双布洛克鞋,坐在一排金色装饰的高级裙装前说道:"尽管禁售口香糖以及执行鞭刑给新加坡带来了各种批评,但这显示出,这里一切都有秩序。公司治理井然有序,执政党稳定而且这种状况不会改变,一切真的能够发挥职能──每个领域都在有效运转。"自从将时装周从巴黎引至新加坡后,辛塔玛尼一直是这项活动的组织者。这位经常佩戴钻石胸针的新加坡公民,很多时间都是在酒店里度过的,他也是新加坡男士时装周(Men's Fashion Week)和女士时装周(Women's Fashion Week)的组织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兴趣和投资,包括出版领域。

他说:"富人们在哪里都能找到乐子。"一辆法拉利呼啸而过的声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此刻,他正带着一些模特、设计师和时尚记者穿过紧挨着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一处帐篷,那里正在进行他的时装展。落座后,他还是不得不经常站起来同那些认出他来的超级富豪时装迷们打招呼。他说:"不过在这里,他们知道自己永远将是安全的,他们的隐私会得到妥善保护,他们的投资很稳定。"

今年36岁的辛塔玛尼打住了对于新加坡经济环境的谈话,把我的视线引向两位男士──其中一位身穿三件套黑色西装,另一位穿着领口有银色装饰的未来主义风格白色上衣,腿上是一条贴身白色过膝裤,脚上一双厚底鞋──和一位身穿两件套宽身套装、足蹬银色高跟鞋的女士。

他说:"看见那边的那几个人了吗?角落里的那三个人?他们加起来的身家在60亿到70亿美元──这一点我敢保证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做这个。"他指的是他的时装展。之后,他又指给我看了一位来自蒙古国的富豪,这位富豪对房地产有着广泛的兴趣,十分热衷于投资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名片上印有从杂志出版到时装展在内数个头衔的辛塔玛尼拒绝透露他的家族财富来自哪里,他说这太"敏感"。(他的发言人称,很多是来自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其他那些早期的繁华城市一样,给新加坡带来成功的这些因素或许最终会显出其破坏性。近年来,现金的大量涌入已经让新加坡游资泛滥,给房价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上行压力,私有住宅价格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飙升59%,而同期全球其他很多地方的房价在大跌,或是原地踏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接受采访时称,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几乎是个泡沫",一些分析师表示,这一评价只是在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最知名经济指标──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二。据提供全球超级富豪相关信息的私营咨询企业Wealth-X估计,在新加坡,大约1,400位超高净值人士拥有总值超过1,600亿美元的财富。就连新加坡本地的上层中产阶级都发现,自己根本买不起这个城市国家中某些地区的住房,比如圣淘沙湾(Sentosa Cove),那里超过60%的住房都被非新加坡人买走了。有些新加坡人则对那些被华丽丽展现出来的财富很是反感,特别是当这些财富属于那些外来者的时候。

与此同时,那些眩目的派对场面也给新加坡带来一种随心所欲的全新文化,这种文化对新加坡的秩序感造成了冲击,而秩序感正是外来者最初被这个国家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其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发生在2012年5月,当时,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开着法拉利在新加坡街头以每小时超过11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闯红灯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结果法拉利司机本人、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上的一位乘客均在车祸中死亡。这起车祸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新加坡人开始发泄他们反对外来者的情绪,一些Facebook用户为死在车祸中的法拉利司机创建了一份虚假简介,其中包括针对中国大陆人的讥讽言论。虽然在防止出现类似赌城拉斯维加斯和澳门常见的犯罪行为方面,新加坡政府做得基本上还算成功,但在当地媒体上也不乏有关新加坡两家新赌场里所出现各种问题的报道。有一次,有媒体报道称,一位在企业任中层管理职位的新加坡人在一次下注中一举输掉了40万美元。最近一个周六的晚上,在Pangaea附近,人们看到七名警察逮捕了一个未着上装的白人男子,因这名男子涉嫌醉酒后有不当行为。

对于新加坡的种种变化,人们公开表达愤怒或是不满的机会很有限,因为大部分抗议行为都被禁止。不过,人们内心不快的表现却越来越多。2011年,新加坡执政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支持率是新加坡建国以来最低的,而且人们通过日渐繁荣的博客文化敦促新加坡官员们考虑对该国的经济模式进行调整,包括为穷人创建一张更大的社会安全网,而实现这一点可能会需要加税。实际上,新加坡有几位领导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坚定维护经济增长优先于个人自由和个人福利的长期政策──似乎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反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他的新年致辞中号召国民在物质目标与理想和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们不是没有人情味、没有头脑的机器人,只知一味数数、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

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里•罗丹(Garry Rodan)称,在新加坡,富人们如今发现自己有了"新的炫富场所",而与此同时,"却能在街头看到年迈、且积蓄非常少的新加坡人捡塑料瓶子去回收卖钱"。他说,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的机会在减少。

在房地产方面,立法者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对付堪比天高的房价,他们针对境外购房者购买私有住宅的交易推出了15%的印花税。去年,新加坡政府还取消了一项允许富有的非新加坡居民通过将至少810万美元资产留在新加坡境内五年即可"快速"获得永久居留权的规定,不过,投资者若有意拿出几百万来帮助新加坡企业发展,则仍然是受欢迎的。政府一再收紧新加坡原本就很严格的赌场相关法规──新加坡这方面的法律已经是全球最严格之列了──禁止一些新加坡本国人进场赌博,并对那些未能将有问题的赌客拒之门外的赌场采取惩罚措施。

乐观者表示,长期而言,这些措施或许能够防止新加坡走上早先那些新兴城市的老路,避免诸如迪拜那样昙花一现的悲剧重演。房地产开发商克里斯•康默(Chris Comer)说:"2007年时,迪拜的厄运如同来自上帝的启示一般写在 上──我们赚到钱了,是时候离开了。"康默正准备将独具风格的尼基海滩(Nikki Beach)连锁度假酒店引入新加坡,如今这家全球性的海滩派对俱乐部在圣特罗佩(St. Tropez)、迈阿密和圣巴特斯岛(St. Barts)上建有连锁,那里有身穿精美比基尼的女郎,还有顾客会穿着加勒比海盗服、或是在身上绘上斑马纹彩绘来参加派对。康默在新加坡时走时留地过了17年,如今他住在圣淘沙湾的一套临海公寓里,那栋公寓楼建在一个小岛上,距离新加坡市中心20分钟的路程,俨然是新加坡为超级富豪们居住所开辟出来的一块封闭式的飞地。康默说,他经营的这家海滩俱乐部──康默坚称这类俱乐部"有抗经济衰退的能力"──特别适合这个城市国家。康默边说边指给我看汽车类网站上长达七页的二手兰博基尼(Lamborghini)转让广告。

康默坐在他位于安详山(Ann Siang Hill)一带的办公室的顶层说道:"新加坡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基地,让我感觉踏实。"安详山是紧挨着牛车水(Chinatown)的一处保存完整的历史街区,康默的办公室建在一处传统店屋内,一共有四层。

其他人则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他们看到年轻一代挥霍无度,富人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先辈是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才帮助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里从第三世界一步一步走向第一世界的。奥尔特说:"你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一代人创造财富,而之后第二代、第三代人会将这些财富挥霍掉。"而且,奥尔特补充道,从数学角度而言,经济海啸有朝一日肯定会爆发。奥尔特早先在牛津大学(Oxfor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过经济学相关学位,在成为夜总会老板之前,他还在华尔街工作过。

还有人担心,新加坡相对隐秘的私人理财环境可能无法持续下去。这个城市国家并不喜欢"避税天堂"这个标签,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修改税法条约,以保障监管机构能够得到有关避税者的更多信息,最近新加坡与德国签署的双重征税协议即为显示新加坡政府决心的最新例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努力将任何"可疑交易"报告出来。)新加坡还被迫去遵守一些新的金融监管规定──比如美国的《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此法案是美国用以保证美国纳税人不会通过境外持有资产来避税的一种手段。伦敦城市大学教授帕兰说,这对私人理财行业而言是游戏规则的彻底颠覆,将会被其他国家当作范本。

不过,在夜总会这个行业──这里总会有一个接一个的良宵,总会有更多的美腿模特和富家子弟在门外排队,等着参与一个很难进入的派对──乐观点儿是值得的。至少奥尔特这位Pangaea的成功老板这么看。他认为,即便未来的发展出了岔子,"亚洲也更有优势"。奥尔特说,新加坡这个他所选择的城市"为留在顶峰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SHIBANI MAHTANI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黄浦江上的猪是被砷毒死的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年3月,上海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突然出现了大量漂浮的死猪,上海市检疫部门对收集的部分生猪耳标进行信息核查,初步确定死猪来自黄浦江上游的浙江嘉兴段。3月15日,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将死猪的主要原因总结为两点:其一是嘉兴生猪总体养殖量大,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正常死亡绝对量大;其二则是去冬今春气温较低,小猪抗冻力弱,易发病死亡,仔猪死亡率更高。嘉兴官方认为生猪是"正常死"和"冻死",但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介绍,截止3月20日,上海黄浦江已经打捞出了10395头死猪,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死猪,似乎很难用上述说法来解释。

在检疫机构找到大量猪突然发病的原因之前,各种拍脑袋想出来的"死因"已经沸沸扬。先是有网民声称是"转基因饲料惹的祸",接着又有媒体声称"猪饲料中有砒霜",倒是赚足了眼球;文中所述"添加砷制剂在养猪业已经不是秘密",更是让人感到捏了一把冷汗:难道砷制剂饲料就是砒霜,那猪肉中是否也会含有砒霜呢,这样的猪肉还能吃吗?针对舆论和网络的疑问,中国农业部委托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3月20日检验结果公布,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而据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介绍,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采集了死猪内脏样品20套,13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阳性(阳性率65%),所有样品其余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也采集了嘉兴市36份死猪病料样进行检测,检出16份圆环病毒病阳性,7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阳性。这两种病都属于猪常见病,据于康震分析,猪大量死亡跟当地小规模饲养户养殖管理水平差和气温起伏大导致仔猪抵抗力有降有关。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嘉兴,当地人正在收集死猪。人们怀疑在河中发现的数千头猪来自这座城市。

这一来,砷的罪名似乎被暂时洗刷干净了。不过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听到有关食物中含砷的传言,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谣言说的是虾和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不能同吃,否则在体内维C就会将虾中的砷还原成砒霜。而砒霜大家都知道,就是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毒药。但需要注意的是,砷分为无机砷和有机砷。简单来说,在对人体的毒害方面,无机砷要远甚于有机砷,砒霜属于无机砷的一种,化学名称叫三氧化二砷。而喂养家禽家畜的砷制剂饲料,则属于有机砷。

砷不是人体所需的元素。除了大量摄入时的急性中毒,长期少量地摄入也会有致癌的风险。对于人体而言,自然是摄入量越低越好。不过,因为它在自然界广泛存在,"零容忍"是无法实现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科学实验数据,制定了无机砷对人的"安全上限":每天每千克体重的摄入量不超过2微克。这个所谓的"安全上限",是指摄入量在这个值以下时,不会观察到不良影响。超过这个限,就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某些方面的异常。

至于有机砷,由于毒性很低,在食物中的天然存在通常并不值得担心。为了避免误导,有学者认为应该把有机砷中的"砷"用"胂"来表示,以示两者之间的毒性区别。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在烹饪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有机砷转化为无机砷,所以包括有机砷在内的"总砷含量"也是食品安全的控制指标,中国的食品国家标准就对诸如婴儿食品、稻米、水产等的总砷及无机砷含量上限做出了规定。

添加到饲料中的"砷制剂"属于有机砷化物,市售的有机砷制剂饲料不止一种,最常用的是洛克沙胂,英文名roxarsone。它具有以下三种最明显的效果:杀灭某些寄生虫,抑制部分病原菌; 促进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使禽畜皮肤粉红,毛发光亮。因为它在很低的添加量下就能有显著作用,绝大部分也会很快原封不动地直排出体外,只有很少的部分被吸收。在适当的停用期之后,动物体内的残留量很小。所以,它一度被各国都批准用于养殖业中。

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允许鸡肉中含有0.5ppm(1ppm相当于1公斤中含有1毫克)的砷,而在鸡肝中则允许2ppm。FDA认为鸡肉中这个含量的砷对健康没有影响,不过也有很多人批评这个标准太宽松。

中国在1996年批准了洛克沙胂用于养猪和养鸡中,根据农业部公告第168号规定,洛克沙胂必须先制备为预混料,每1000公斤饲料添加预混料50或100克。蛋鸡产蛋期禁用,休药期5天,即屠宰前五天禁用。洛克沙胂的毒性较低,要让猪"中毒而死",需要吃远远超过它们胃口的饲料。所以,把死猪事件归结于饲料中的有机砷制剂缺乏合理性。

这些砷制剂真正的问题在于环境危害,从猪或者鸡的体外排出进入自然界,会成为一种污染源。它在自然界中也可能转化成无机砷从而增加毒性,从而对于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带来威胁。此外,它也可能进入饮用水,以及被植物吸收进入食品中。

因为这种可能的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禁用洛克沙胂等有机砷制剂的呼声一直不断。欧盟、加拿大、日本已经禁用,美国的一些州或者食品企业也在跟进。鉴于中国的养殖业现状,要禁用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相信这也必将是未来的方向,总会出现更安全、更有效、对环境更友好的饲料替代品。

因为有机砷制剂的存在,许多人对猪肉充满了担忧——虽然说规范使用条件下,肉中的残留不会危害健康,但谁能保证猪农不"滥用"呢?其实,由于洛克沙胂效果十分显著,在规范使用时,它的效果已经比较好,有经验的养殖场不可能"滥用"也没必要"滥用"。

而在其他食品中,不少地方有砷的存在。比如海产品中,砷的浓度往往远大于鸡肉中允许的0.5ppm。只是因为海产品是"天然"的,所以人们并不担心它会危害健康——而它们主要是以有机砷的形式存在,也的确不值得担心。倒是一些食物,比如大米中的无机砷含量更为值得关注。

水和土壤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砷,而水稻能够"富集"砷,从而产生砷含量很高的大米。而且,大米中不仅存在有机砷,还存在无机砷。孟加拉国,就曾经发生过几万人因为"高砷大米"而中毒的事件。独立检测机构也曾在2012年,在美国加州的伦德堡家族农场生产的数种谷物和谷物制品中检出超标的无机砷。美国FDA对担心稻米和米制品中含过量砷的消费者给出了建议:消费者应当平衡饮食,食用多种谷物,这不仅使饮食更加有营养,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单一食品造成的潜在危害。这条建议其实不仅有利于规避食品中含砷的危险,也有利于避免因单一饮食而造成的各种健康风险。

Sent with Reeder

杨海鹏:张荣坤的钱哪里去了?


折抵社保债务的资产"有瑕疵":吉林法院高达16.8亿余的罚金和没收;还有"新发现的"欠税和罚款等问题,原本丰盈的张荣坤资产已有不敷清偿之虞。

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荣坤案"二审尚未落槌,针对其名下资产处置纠纷又起。早在去年初即由上海市长高调声称完成社保基金清收的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在张荣坤刑事案件一审前的去年12月20日突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氏旗下企业偿付43893万债务。

这是社保清收系列案件中,唯一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其余案件在法院诉前保全张荣坤旗下资产后,多由政府主持,通过案外调解的形式解决。该案立案已然半年,至今尚未开庭,由于上海手中已无张氏资产,此案即便胜诉,亦无资产可供执行。期间,上海市高层曾多次召开专会研究讨论,并由市政府出面向吉林方面要求部分两年前由控制移送吉林司法机关的资产。有关人士得到的消息是,沪吉两地接触并不顺利,吉林方面态度不明朗。

"回答"是4月7日在吉林省松原中院一审判决,张氏以及旗下公司一共被处以罚金2.84亿元;另根据其判决第七条"本案所涉违法所得和供犯罪使用的财务,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内容,张氏由吉林司法系统控制的13亿多现金和股票,如正在进行的二审维持原判决,这些资产则将悉数归于国库(实际上是吉林地方财政)所有,而吉林检察院和法院按惯例将得到高比例的"财政返还"。

早在2007年初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长韩正曾宣布"按照依法、合规、安全、足额的原则,上海已连本带息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这笔资金已全部进入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有关账户"。韩正在其后的全国两会期间,再次郑重向国内外新闻界重申社保基金已完成清收。上海部分两会代表和委员,曾对此说法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因为其时转入"上海年金中心"名下的并非资金,而多为由高速公路为主的资产,在这些资产变现之前,是无法说"连本带息收回"的。上海社保营运单位"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这个诉讼,也证实这些忧虑不是多余。

社保未清偿?

上海市企业年金中心称,他们与张氏2006年12月25日签署的抵债协议尚未"全部实现且已实现的债权中存有瑕疵,故截止2007年12月,张氏旗下之"沸点投资"、"福禧控股"和"昆山福禧现代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昆山福禧")尚欠"年金中心"43893万元。此案自2007年12月20日起诉,并以(2007)沪一中民三(商)字170号案件立案。

此笔43893万元债务,系年金中心与张荣坤之妻张樱签订了四份抵债协议后,因抵债股东变更后的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路桥发展有限公司被税务机关处理的罚金和年金中心在2007年11月组织审计后认为福禧公司在转让嘉金公司和路桥公司股权之前占用资金所产生利息。年金中心认为,根据之前达成的以股抵债协议,这些费用均应由张荣坤的系列公司承担。

2006年12月25日,张荣坤之妻张樱由专案组放出,负责与由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和高级法院院长滕一龙领衔的"上海专案组"处理张氏欠上海社保的债务问题。就社保资金问题,双方签定四项协议:(一)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与"福禧投资"签定《以股抵债协议》,后者将其拥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份转让给前者;(二)"福禧控股"和南京禧福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有的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95.92%和4.08%的股权转让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三)"福禧控股"将浦东张扬路25号的福禧大厦变现偿还;(四)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与"昆山福禧"签定协议,后者同意将苏州百家巷8号地块变现低债。

年金中心随即安排会计师事务所对两家公司进行了评估,最终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60,130万元、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99.35%股权作价282,154万元,同时张荣坤将福禧大厦出让给"中华企业"得款2.8亿,三项合计37.02亿元全部用于清偿了社保基金34亿元的本金和利息,故苏州地块无需变现抵债。而事实上该幅土地虽在"昆山福禧"名下且张荣坤已经还了37亿,却至今仍被上海市一中院一直冻结。另一方面,据相关人士称:这块苏州的土地系张荣坤以1.32亿的价格拍卖所得,由于被上海一中院冻结,逾两年多未开发,依法要被政府无偿收回;而且土地的转让必须要开发量达30%以上,如要开发,还另外要向苏州市政府缴纳罚款高达6000余万,因此该土地的变现存在不少障碍。

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诉状称:在张氏旗下上海两条高速公路资产转至上海市年金发展中心名下后,"2007年4月17日,上海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嘉金公司"发出(沪地税-1稽处〔2007〕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沪地税-1稽罚〔2007〕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沪地税-1稽罚二〔2007〕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7月23日,向"路桥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沪地税-1稽处〔2007〕5号)和《税务处罚决定书》(沪地税-1稽罚-〔2007〕3号)。

对"嘉金项目",税务部门认定:(1)2003年至2005年期间,"福禧控股"通过"嘉金公司"虚增成本人民币10325769.3元;(2)2002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福禧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占用资金23.04亿元,责令"嘉金公司在挂帐的"待摊投资"未摊销的利息费用中冲销占用资金应承担的利息,总计人民币228460994.76元;(3)责令"嘉金公司"补缴税款及滞纳金67642.88元,并处以593199.21元的罚款。

对"路桥公司",税务部门认定在2003年度到2005年度"福禧控股"在控股"路桥公司"期间存在税务违规行为,要求"路桥公司"补缴税款和滞纳金53283156.11元,并处以30817998.03元罚款,共计人民币84101154.14元。

对两条高速公路"福禧控股"建设和经营期间的财务状况,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亦进行专项审核,结论是,占用"嘉金公司"资金,"福禧控股"应承担的利息是86146195元;占用"路桥公司"资金85240087.42元,连带利息12233444.25元,应偿还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15853009.66元。

上述债务,项目公司、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和"福禧控股"均在2007年10月17日形成协议,由"福禧控股"及其关联公司承担。根据福禧方面的测算,他们尚欠社保贷款的余额为3.35亿元,欠税及罚款近3.98亿元。到2007年12月,两条高速公路又一次易手,归于上海实业集团旗下后,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尚认为"沸点投资","福禧控股"以及"昆山福禧"尚欠其43893万元,这与一年前,上海市长韩正公开宣称的"按照依法、合规、安全、足额的原则,上海已连本带息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这笔资金已全部进入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有关账户"的说法对比,无疑让人困惑不已。

现在"上海专案组"手中,已无控制的张氏资产,此案即便通过司法程序胜诉,如无资产可以执行,上海社保的清偿尚遥遥无期。据有关人士说,上海方面因此"动起了已被中纪委随案移送到吉林的十数亿资产的脑筋",理由是<<刑法>>第60条的"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规定,社保基金和国家税金应从被冻结资产中先行给付。但吉林方面未积极应对。

在2008年4月7日张荣坤一审宣判后,上海方面方知总计为16.8亿的资产,均被吉林省松原中级法院收缴,其中判决书中罚金的数额为2.84亿,其余为判决书中未言明数额的"供犯罪使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

张氏的"吉林资产"

据了解,在社保案发之初,中纪委专案组,由中纪委人士和公安部经侦局的人士构成。2006年7月,公安部人士在上海建国西路上海证券监管局召开会议,参加者为证券公司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负责人,要求他们协助冻结查封张荣坤名下的金融资产,按照查封资产的清单,这次冻结查封涉及的股票和现金近25亿元。

其时,张荣坤与上海工投集团和上广电有"委托理财"关系。在25亿的扣押资产中,而此时上海工投集团向张荣坤主张的8.5亿,上广电主张的1.15亿,均由这部分资产中偿付;另外,亚洲证券得到1个亿。据了解:当时所有财务资料,都被公安部扣押,了解情况的人,不是失去自由,就成惊弓之鸟,因此,在'上海工投'和'上广电'主张债权时,张荣坤方面根本无法与他们对帐,因此,他们主张多少张荣坤的人只好全部认帐。'上海工投'和'上广电'和张荣坤的人签订的协议中也规定了不得反悔的条款。

当时的剩余财产价值约有15亿元,由公安部移送给后来成为办案主体的吉林省检察院。这部分资产的构成是10.5亿现金,2555万股海欣股份的股票以及吉林省检察院直接从香港张荣坤的公司调回的1.38亿元港币现金,而一审宣判时法院在没有出示证据和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只称"数额有误,应予纠正",将扣押的1.38亿元港币变更为1.26亿元港币,缩水了1265万元,这是令人费解的。据了解,在一审过程中,这些资金被未随案移送至法院,目前仍在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控制之下。

根据办案机关所作《审计报告》,张荣坤用于炒作"海欣股份",在帐户被冻结时,帐面未有赢利,亏损达3.07亿,但其11.658亿本金仍被法院没收,并处2亿罚金。一位上海证券律师的意见是:在以往的证券犯罪案件中,尚未有过没收本金之先例,"大鹏证券,德隆操纵股票交易,累计赢利多达数亿和数十亿,但法院审判时,未对公司和个人处以罚金。与张氏同案的华安基金,与张氏联手炒作'海欣股份',有巨额赢利,但华安基金和韩方河,虽有同样行为,但未就此追究财产刑"。

张荣坤及沸点公司的律师胡炯明、徐平、池永伟曾在一审中就此为张氏及沸点公司辩护认为,虽然张荣坤和沸点公司操纵海欣股份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但其行为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公布并实施《关于经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32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非法获利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3,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操纵交易价格的;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但因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的。"的规定,就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第11.5.1款对"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作出了具体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本所认定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应当于下一交易日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一)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幅或者跌幅限制;

(二)连续五个交易日被列入"股票、基金公开信息";

(三)交易价格的振幅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15%;

(四)日均成交金额连续五个交易日逐日增加50%。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计算从公告之日起重新开始。"

    通读松原中院的判决书可以看出一审判决没有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作出正面回应,判决书中没有一处表明张荣坤及沸点公司在持有"海欣股份"的过程中具有上述情形之一。判决书采用诸如"连续交易日"、"持仓量"、"占流通股总量"等标准,来认定张荣坤和沸点公司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而在我国现行法律和两高的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连续交易日"、"持仓量"、"占流通股总量"等标准的出处。因此张荣坤的律师认为这是松原中院自定刑事追诉标准,应予纠正。

而被公安部认定与张荣坤共同操纵海欣股份的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和海欣股份董事长袁永林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旧《刑法》第182条以"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罪"定罪,华安基金和海欣股份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处以罚金,而张氏则被吉林以2007年6月29日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六)》第11条"操纵证券市场罪"定罪,张氏的沸点公司也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罚金及收缴资产15亿元,而《刑法修正案(六)》第11条比旧《刑法》第182条要严厉得多。相比旧《刑法》的同罪名的处罚,最高刑由5年变为10年;罚金也从必须有"违法所得"变为"无须具有违法所得"。松原中院的判决,对张氏的定罪用了"新法",之前被冻结的资产,由此变为没收的"犯罪工具"和法院的罚金。

在上海方面依据《刑法》第60条"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规定,要求吉林方面从准备没收的资产中先行给付社保基金和国家税金,但吉林方面未积极应对。而我国的司法罚没款返还体制,司法机关的罚没款是上缴到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同时,地方财政又将罚没款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办案津贴返还办案单位,在吉林等落后地区,由于财政对司法的日常支持不足,司法的提取比例更高.而我国目前司法罚没款财政返还制度的设计缺陷就可能留下上海社保基金及国家税金不能足额入库的遗憾。

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决,而吉林的2.84亿罚金也要执行,是故,吉林在上海讨要冻结资产时回答"钱不够了".。吉沪方面或都知道张氏还有一块未曾执行的资产,这是一幢位于北京金融街华远路,比邻中国银行总部的大厦,拥有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价值3亿许,如其再用于偿债或法院的罚金,那么张氏有出狱之日,吃饭或成问题.

强奸一个妓女也是强奸,抢劫一个骗子也是抢劫。当司法在审判活动中存在自身利益的动机或行为,反腐败的正义性因为执法机关的自利性会大打折扣。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吉林的行为,在感情上,我们甚至希望他们用合法的手段,将张荣坤这类人弄得倾家荡产,但如果为此或者别的目的,在自利的背景下刑求张氏,而使司法之公信受到伤害,那么我们只有为自身恐惧的份儿——谁人没有细过?如果因为有细过,国家机关就可滥用权力让你倾家荡产,那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人产权的法律保障制度,就形同一纸空文,.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庶几是仰仗于此。

来源:尹峰和讯博客

Google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问题

Google总是不断地试验各种新奇创意,很多伟大的产品均源于此,但是也有不少最终进了Google墓地,这给Google自己制造了一个问题。以下是自称技术尝鲜者的美国著名记者、作家James Fallows对此事的解释。

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动化系统的粉丝,对最新推出的可以"简化"并让生活"井然有序"的工具总是如饥似渴。作为此类的系统的尝鲜者,我很早就给自己的DOS计算机安装了Lotus Agenda,给早期的Palm装上了Actioneer。最近几年Evernote成为我的新宠。但我的目光永远紧盯着下一个。

所以不消说我已经下载了Google最新Android版的app,可收集笔记、照片、信息的Google Keep。这个早期版完全不能跟Evernote的能力和优雅比拟,但是从中你可以看出Google要走向何处去。

可是问题来了:对于"有趣"的新软件,Google先试后弃的历史记录已经足够清晰,我不知道这次Keep又能维持多久。Google 5年前推出Google Health服务的时候,也拥有跟Keep一样的诱惑力:个人处方、检验报告、免疫记录等的集中存放地。我一直都用它,直到去年取消了这一"实验"。Google Reader同样如此,还有Google墓地那长长几排接受缅怀的名字。

Reader之死让许多人意识到一直依赖于某家公司免费服务的危险。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要收钱,如Evernote、Dropbox和SugarSync,你就能理解其继续把产品做下去的诱因。公司本身也许会失败,但是只要生意还在,它就不大可能像Google对如此众多的实验那样,觉得烦了就一走了之。这其中就包括有Google Notebook,这款产品跟Keep有几分相似,也是我喜欢的工具之一,最近也被Google抛弃。

我信任Google的搜索,这是它业务的核心。类似地,拥有巨大公益效应、同时也对Google业务不可或缺的Maps和Earth也是如此。再加上Gmail和Drive,这些构成了Google的生态体系。但是我可以信任Google Keep吗?不行。想法看起来似乎有前景,你也能看得出它何以最终能成为Google Drive战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2、3年后这个东西成为Google感到厌倦的又一项"有趣"试验也是不难想象的。

除非我知道Google的长期利益里面有让Keep维系下去的理由,否则我并不打算对此投入时间或寄存信息。那些信息当然可以导出来—帮助大家从毙掉的产品拯救数据,Google一贯精于此。可是如果系统有可能会消失的话,又何必去用呢?对于"怎么才能知道你不会毙掉这个产品?",如果Google给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的话,说实话,我真不知道Google怎么才能让大家信赖它的实验性产品。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灭绝物种“复活”之辩

纽约时报中文网

自然选择的轨迹一向被认为是单向的。一个物种形成、繁衍,再到灭绝。物种一旦灭绝,就再也不会重现。

但是现在,一些科学家表示,他们发现了一条新的路径。

Auscape/UIG, via Getty Images

南部胃育蛙大约25年前灭绝。科学家们培育出了早期胚胎,而这些胚胎都未能存活下去。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基因学家乔治·丘奇称,复活一些物种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也许我们不能再推迟灭绝,但是我们可以逆转它的进程,"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基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说。

目前,只有一个灭绝亚种的动物被成功再造。2003年,这个重生的幼兽只存活了几分钟。那是一只普通西班牙羱羊,一种类似山羊的大型动物,曾经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比利牛斯山脉的山岩上纵跳。最后一只普通西班牙羱羊在1999年死亡。科学家利用克隆技术,提取最后这只羱羊的冷冻细胞,尝试创造出新的个体,很像当年科学家利用一只母羊的冷冻乳腺细胞,在母羊死亡多年后,克隆出多莉羊的过程。

上周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报告了他们尝试复活一种奇异的蛙类的努力。那是一种南部胃育蛙,大约25年前灭绝。目前,他们只培育出了早期胚胎,而这些胚胎都未能存活下去。

现在,这种尝试还都处于早期阶段。可能还要好多年,科学家才能使灭绝物种复活。但是,在科学家探索克隆复活灭绝物种的过程中,一些物种已经成了他们格外关注的对象。猛犸象、来自加拿大育空地区一种7000年前的野马,还有旅鸽——一种让丘奇博士以前的学生着迷的鸟类。

也有人提出了警告。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馆馆长罗斯·麦克菲(Ross MacPhee)指出,虽然复活灭绝物种的科技很有诱惑力,但是"通常,我们的技术能力总是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

"谁来做,谁来监管?在所有人都津津乐道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被忽略了,"麦克菲博士说。

而且,即使人类有能力复活灭绝物种,他们应该这么做吗?这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美国的旅鸽曾经有30亿到50亿只,后来因为人类的原因而灭绝了。据斯坦福大学斯坦福法律与生物科学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Law and the Biosciences)主任汉克·格里利(Hank Greely)介绍,这些鸟类曾经成群飞越城市的上空,鸟群经日不绝。"它们飞走后,整个城市会盖上一层一英寸厚的鸟粪,"他说道。

复活灭绝物种的科技十分复杂,操作起来可能异常艰巨。实际的克隆工作需要有保存完好的细胞,这可能就找不到。一些科学家提出,有的灭绝物种比如猛犸象的细胞可能完整地保存在永冻土层下面,但也有科学家,比如丘奇,表示怀疑。多数科学家,包括他在内,都认为永冻土层里可能只能找到被破坏了的DNA。

如果克隆成功,下一步就是把产生的胚胎植入一个相近物种的体内,让它作为代孕的母体。

但是,新的DNA技术提示了一种复活灭绝物种的新方法。所需要的只是一些遗传物质。具体做法是:拿灭绝物种的DNA与相近的现存物种的DNA做比较,然后,把灭绝物种的DNA片段替换到现存物种的细胞DNA上面去。然后,用这些混合细胞进行克隆。一段时间之后,培育出的鸟类或哺乳动物就有了足够的灭绝物种的DNA,因而很像那个灭绝物种了。

不过,这种方法是不能复制出侏罗纪公园的,因为我们可能找不到恐龙的DNA。

另一种方法是反向繁育。对于像原牛(一种古代的野牛)这样的物种也许可行。科学家相信,大部分原牛独特的基因今天仍然存在,散布于各类现存牛种的体内。科学家可以繁育这些牛,通过选择育种,逐渐使原牛基因增加,直到培育出非常接近原牛的动物。

丘奇博士说,复活一些物种,甚至哪怕只是把它们的DNA加入现存物种的体内,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如果大象能回到北极地区生存,会怎么样?猛犸象在极地生存的时候,它们会推倒大树,使极地野草繁盛。没有了树,更多的太阳光被地表反射,因此地面的温度就会更低。冬季,猛犸践踏积雪,把雪踩成永冻层,从而增加永冻土层的厚度。

"永冻层储存的碳是所有雨林的两到三倍,"丘奇说,"只要永冻土层融化,二氧化碳和甲烷就会释放出来。而只有森林大火才能释放雨林储存的碳。"

"如果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复活耐寒的大象呢?"丘奇说。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违背自然的做法。

这么做的后果之一,是会影响到《濒危物种法》。格里利指出,这部法的前提,就是认为物种灭绝是永久性的。

"如果这一点不成立了,那会怎么样?"他问道,"假如开发商要在一种濒危鸟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进行开发,假如他们说,'我们很乐意出钱冷冻它们的细胞。让我们建高尔夫球场吧。'"

格里利引述了另一种支持复活灭绝物种的观点。他说他本人并不十分赞同,但这种观点"格外具有说服力。"

这种观点基于正义。以旅鸽为例,格里利说:"我们是凶手。是我们害得它们绝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它们复活吗?"

Sent with Ree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