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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平庸的恶】一份德国联邦法院关于柏林墙守卫的真实判决


【平庸的恶】一份德国联邦法院关于柏林墙守卫的真实判决

【平庸的恶】一份德国联邦法院关于柏林墙守卫的真实判决

由于多人反应字体的问题,我提前说明一下,在word和果壳网页的编辑模式下,我没有为任何文字设定斜体,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文字变成斜体。我已经尝试编辑过很多次了,只能对大家说抱歉。另外如果哪位朋友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果壳的哪位编辑,请帮忙反映一下。


一、导言
最近在果壳谣言粉碎机中关于柏林墙守卫的判决又再度引起讨论,然而像几乎每一次关于法律、关于正义的讨论一样,网友们的言论要么沉湎于虚无的自然正义或道德情感,要么陷入阴谋、报复、胜利者审判的臆测之中,鲜见有凭有据、有理有节的论证。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宣扬个人对法律和正义的信仰,也不在于论证德国法院判决的合法性,而在于原原本本地展示,关于法律和正义的论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相信,对于论证的欣赏和对于艺术的审美一样,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见惯了那种迫不及待想要收笔的判决书而败坏了胃口,那么希望这篇对于德国法院判决的介绍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柏林墙是什么,无需本文赘言。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殒命于枪口之下的人到底有多少?德语维基给出了136和245两个统计数字。[1] 德国统一之后,根据德国重新统一国家条约的规定,从1990年11月3日起,联邦德国的司法机关整个国家的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对所有案件适用联邦德国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于是柏林检察官对当年的肇事人展开了追诉,246人被起诉,然而他们当中很多已经年逾古稀,健康条件不允许他们为当年的行为接受庭审,近半数追诉程序被迫终止。只有126人以判决结案,其中包括8名政治局成员、38名军事领导人员和80名边境部队属员,他们当中又有61人被无罪开释。[ii]

二、判决基本情况
本文所欲介绍的是德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1992年11月3日作出的关于两名边防部队士兵的上诉审判决书(一审于柏林中级法院,1992年2月5日宣判),该判决在一些列同类判决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了此后同类案件的判决。该判决遵守着一种德国法律特有的论证步调,严谨而迂腐,前一步肯定的问题又在下一步被否定,看起来不免让人捉急,但这正是我们该慢慢欣赏的一种特色。

判决全文链接:http://www.hrr-strafrecht.de/hrr/5/92/5-370-92.php

本案的事实情节在众多同类案件中平淡无奇,1984年12月1日一名20岁的东德年轻人在翻越柏林墙的过程中功败垂成,于3点15分分别被两名被告击中膝盖和背部,于5点30分才被送入较远的警察医院并与6点20分死亡,命中背部的子弹是致命一击。


三、判决理由部分主要内容
1. 东德法律还是西德法律?

判决书的前两个部分简述了案情和前两审法院的法律意见。从第三部分(C)开始,联邦法院展开了自己对本案的论述。法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适用哪种法律,是联邦德国的刑法还是民主德国的刑法?根据两德之间的国家条约附件1第3章的内容,西德的法律除了少数例外,在统一后将立即适用于原东德地区。但是法不溯及既往是刑事规范的普遍原则,也就说对于这些案件应当适用行为结束时的法律,也即东德的刑法。然而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外是:如果新法比旧法对该行为的处罚更加轻微,则适用新法。因此最后的结论是,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的法律,法院应当适用处罚更轻的法律。

2.东德《边境法》是否成为免死金牌?
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用自动武器射杀他人都符合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士兵执行合法任务都是免罪的理由。然而只有在东德,法律才可能允许士兵在边界射杀逃亡的同胞。这就是东德于1982年制定的《边界法》第27条第2款。[iii]该条规定为了阻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使用射击武器攻击人是合法的。而东德刑法第213条将未经国家允许离开国境规定为犯罪行为。[iv]这使得东德法律可能成为本案最终适用的法律。

虽然《边界法》同时还规定:"使用射击武器是最极端的手段"、"尽可能保护生命",但这依然意味着,为了阻止离开国境的罪行发生,可以射杀。法院立即指出,这一解释只在以下条件下成立:东德的法律制度承认在阻止逃离和保护生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前者优先。而边界守卫正是被这样训练的:"宁愿杀死逃亡者,也不教其成功(Besser der Flüchtling ist tot, als dass die Flucht gelingt.)"。法官承认,根据当时东德的国家实践,士兵直接使用连发射击不能被视为违法,因为这样他就实现了法律中的最高目标——阻止逃亡。

3. 法之不法?
法院随即指出:还必须检查《边界法》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在法院中适用?这是本案绝对的重头戏,法院对此问题的论证可谓大费周章。

首先法院祭出了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观点:法本身相对于无法无天是好的,因此必须重视法的安定性,尊重实在法,但是当实在法与正义和人性的基本思想存在无法忍受的冲突时,也即当实在法违反国际社会共同的关于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法律观念时,法就成为一种不法,法律就需要被超越。[v]这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法学界在自然正义与实证法律之间找到的新平衡点。

接着法院指出比起战后初年,我们有更多的实证法依据可以凭借。1966年缔结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vi]尤其具有重大意义。1974东德也加入了这一公约,虽然公约内容未曾转化为内国法,但这并不影响东德所付的国际法义务。

公约第12条包含了离境自由:"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同时规定:"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由此,对离开本国的自由不应做出一般性的限制,而东德的边境政策正违反了这一原则。

法官接着指出东德的边境制度还与生命权利相冲突。公约第6条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很明显,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对"任意"二字的理解,因为它为剥夺生命的行为开了一个口子。在此法官应用了公法领域最常见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国家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合理的、最温和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协调关系。法院认为为了阻止不携带任何武器、不会伤害其他人、除了逃出民主德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的逃亡者,而采取射杀的手段超越了"任意"的界限。

由于违反了公约的第6条和第12条,法院认定不能将《边界法》作为判决的基础。

4. 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
为了谨慎起见,法院还探讨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采取东德的法律解释方法,将《边界法》第27条的内容限制在符合其宪法框架的意义内,以避免和国际公约的冲突。法院从东德宪法第89条第2款出发,该条规定法律不得违反宪法。根据东德宪法第30条任何公民的人格和自由不可侵犯,只允许在与刑事犯罪和医疗活动相关时由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权利"只在法律允许并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vii]"不可避免"的说法明显又将问题带回到比例原则上来。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在宪法、国家承诺保护的人权和《边界法》允许将射杀作为一种极端手段使用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至少不应当允许对没有武器的、不会对他人身体和生命造成伤害的逃离者以击毙为目的进行射击。而这一解释虽然可以保留《边界法》的适用,但此时该法已经不能涵盖被告的行为了。

5. 杀人的故意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杀人故意的问题,法院同意初审法庭的意见,在当时东德的实践下,联系被告使用连发射击的事实,可以肯定接到同样的命令,并不惜以杀死逃脱者为代价,以射击的方式阻止逃离。即使其中一人只射中膝盖,然而他们同时受到相同的命令,相信同伴也会执行命令,因此他们处于一个共同行为当中,构成共同犯罪,共同对后果负责。东德法律对共同犯罪没有规定更为轻微的处罚。

6. 不知者无罪?
法院接下来讨论了本案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士兵是否可以因为"不知道命令与刑法相冲突"而不负刑事责任?两个德国的刑法对此都有规定。东德刑法典第258条第1款规定军事人员对执行命令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除非该命令明显违反国际法承认的规范或触犯刑法。联邦德国军事刑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下级奉命而为的行为如果符合刑法的客观要件,只有在他知道或依具体情形明显表明该命令违法时,才负有罪责。[viii]联邦德国的法律将有罪的情况限制在明知或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所以更为轻微,应予适用。

接下来问题变成,在当时的情况下士兵是否知道该命令违法,或该命令的违法性是否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法院首先确认,士兵没有审查命令的义务,只有在他们毫不犹豫可以判断该命令的违法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命令才会负有刑事责任。法院首先同情士兵所处的具体环境,国家政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所出的军队层级都不允许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但是法院坚持认为即使对一个受到意识形态灌输的人来讲,在当时的环境下使用连发直接射杀一个手无寸铁的逃亡者也是极端恐怖的行为,这明显违反了基本的原则。而且东德的大多数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之中也并不认为开火的命令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两名士兵依然可以凭借联邦德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ix]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规定得到刑法减免。法律认识错误,即未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该错误认识是不能避免的,那么行为人没有罪责。然而,法院认为根据以上论述,该命令的违法性是显而易见的,士兵所处的环境不能成为他放弃独立思考的原因,所以不能因为法律认识错误而免责,但可以根据该条款减轻处罚。

7. 其他量刑因素
最后法院认同了初审法院对于其他量刑因素的考虑,诸如被告的出身、教育无助于他们对被灌输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他们也位于军事层级的最底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都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

8.结论
法院认为被告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维持了初审判决,被告人有罪,分别判处1年6个月的青少年处罚和1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两人皆获缓刑。

四、结语
我尽量将冗长复杂的法律论述转换成为普通语言,但是我相信,看完这样的论述之后应该没有人相信"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样的蠢话会出自德国法院严谨的法官之口,因为它首先试图承认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这句话的内容并非如其遣词造句那样高明,而是对法律正义精神的亵渎。诉诸不可预测、不可衡量、不可比较的个人良知,并非优秀的论证,也无法铸造共同的信念。同时陷入阴谋论的朋友也当自省,你是否能够拿得出与这个判决水平相当的论证和凭据来攻击其合理性。对于存在普遍理性和正义准则的怀疑,最好如其论证一般是出于高贵的动机和优秀的思想。当我阅读德国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判决时时常为身为一个中国法律人而未能做出哪怕微末的贡献而感到自惭形秽。夜深头晕,不知所云。

[1] http://de.wikipedia.org/wiki/Todesopfer_an_der_Berliner_Mauer#Quellenlage

[ii] Bräutigam: Die Toten an der Berliner Mauer und die bundesdeutsche Justiz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DMQFjAA&url=http%3A%2F%2Fwww.chronik-der-mauer.de%2Findex.php%2Fde%2FCommon%2FDocument%2Ffield%2Ffile%2Fid%2F39851&ei=nmNoUbS0A9DEsgacrIHoAw&usg=AFQjCNH7GZC_xUWHW00-2rUDfQtrAPfhiA&sig2=PdxouPVqpaXtPiiGmvCvtg

[iii] 东德《边界法》主要条文http://www.uwekaiser.com/grenze/grenzgesetz.htm

[iv]《民主德国刑法典》全文http://www.verfassungen.de/de/ddr/strafgesetzbuch68.htm

[v] 【德】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越法律(舒国滢译)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054.html

[vi]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文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26.htm

[vii] 《民主德国宪法》http://www.documentarchiv.de/ddr/verfddr.html

[viii] 联邦德国军事刑法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wstrg/BJNR002980957.html

[ix] 联邦德国刑法典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stgb/

关于政治审判的质疑:
不少朋友对这个判决抱有这样的质疑:审判当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因素,因此审判结果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我想提醒读者,这个世界上没有与现实政治无关的道德实践。事实上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道德实践。人类每一次重大的道德进步都是在重大政治转型时期实现的。道德作为实践理性与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不能仅因为政治立场而否定这一判决的正当性,政治立场本身就具备道德或正义的属性,也就说某种政治立场可能本身就比另一种政治立场更加贴合道德和正义的理念。

但最终,我只展示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思考应当如何进行,至少在这个网站上不试图说服别人接受某一具体观点。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



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 


Keywords:Soviet Area, rural mobilization, revolution, peasants

对近代中国和世界而言,革命都是重要事件。革命在充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同时,也体现着残酷性和毁灭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的革命,是一条认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绕开的路径。而农民作为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年代都是中共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何发动农民、唤醒农民、组织农民进行乡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中共是如何"迎合"农民,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将目光锁定在中共党内精英人物与上层路线中,而落入宏大革命叙事的窠臼,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无非旨在说明错误路线导致革命失败,正确路线把革命引向胜利。而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历史场景,农民和乡土社会如何应对中共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则缺乏具体入微的关注。白凯就指出:

长江下游流域富有民众反抗斗争的传统、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们就会把这个地区想象成党派积极分子开展活动的沃土,而属于特别肥沃之列。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党派积极分子的沃土,是由于地缘政治学的因素,也由于这里存在着敌意极深、强制力量极强的精英和政府,用更笼统的话来说,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动员农民来支持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方案。①

笔者将从赣南、闽西的农民性格和中共的动员技巧入手,打通以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为主的稳定性因素和革命者以主观性、创造性为主的灵活性因素之间的关联,对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和中国农民性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从而丰满对中国革命的解释。

二、革命序幕:中央苏区的农民性

中央苏区大体上包括赣南、闽西的30多个县,这一地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色。笔者认为,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

(一)原初的营利意识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一地区虽没有长江三角洲那样发达的商业,但不管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是一种求强求富的愿望,营利意识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意识与革命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在讨论此点之前,首先可以看看当时江西苏区几个县的人口、职业分布情况:  

临川人口数量464523人,男253598人(占54.5%),女211225人(占45.5%)。其中,自耕农23219人,占21%;工人22409人,占20%;商人20668人,占18%;半自耕农20287人,占18%;佃农20614人,占18%;耕农5038人,占5%。

南城人民的职业,比较起来商人和农民最多,各占30%左右;其次为工人(手工业者),占20%;最少的是为学和为政的人。

南丰人口31469户,人口数116760人,男57293人(占49%),女59467人(占51%);农民占75%,工商业者10%,官吏3%,其他12%。②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出,商人在苏区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当时苏区一些县也制定了重商的政策。如上杭,"为保护商家交易起见,商店米价不加限制","对商家交易之帐要还"。③甚至这种商业盛况在国民党地政学员王世琨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江西)建设情形及商业景况,似较镇江为好。"④这种小商业的盛况还可以从瑞金的一个市镇看出:

(壬田)境内二个圩镇,一曰壬田寨,有工商户180余,大小店铺近100家……圩期每十天二圩,即逢四、九。这个寨是壬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交易的多系粮、油、木、牛、豆。远至长汀、石城,近到黄柏、瑞金的人,都涌向这儿赶集。当圩那天人山人海,拥挤得很,起码聚众五千。二曰合龙圩,只有一条街,街道简陋,圩期每月六天,逢二、七。⑤

由于赣南位于赣闽粤三边之界,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当时广东梅县是潮汕海盐的转运站,赣南的劳动人民每天挑着成百斤各种土特产到梅县城交换海盐……"⑥即使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营利观念也毫不减弱:

广昌乃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指挥部及18军军部驻地,罗卓英大军云集该地,所用日用必需品莫不求过于供,复以运输困难,运费较高,致物价奇昂,例如麦粉一袋竟售洋十数元,猪肉每斤值7.8角,因此一般来归群众,及当地百姓,为谋目前获利起见,咸弃其旧职业(或农或工),从事于小本经营,尤以老弱妇嬬之辈。亦各尽其能力之所及,摆一小摊,试作现贩现卖之营生,以求糊口。

苏区时期曾任兴国县委书记的杨尚奎,出身于世代为商的家庭,他回忆:

父亲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带着他过兴国,上赣州,再远一些就去会昌筠门岭,广东南雄,挑着满满一担细篾器,果盒香篮酒榨,还有小火笼,到那边卖了,再贩回食盐,一如当年公公带着爹爹,头戴斗笠,腰缠脚布,足蹬草鞋,往返千里路,来去半个月,晨起四更天,夜宿黄昏后……

甚至革命前在赣东一带,"当土匪的人不都是为糊口,倒多数想发横财呢……他们百分之七十为小手工业者,百分之十为封建社会里的破落户游民,百分之十为异地散兵,百分之十为有耕地的贫农。"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镇——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那里由于雇主及其家中的男人大都外出经商,而将收租和其他家事都托付给雇农代理。雇农"一切吃的穿的,简直和主人一样,同时得到性欲的解决,即与主人的老婆或姐妹等亲属发生性关系",⑩而主人家的"妇女对待雇农也仿佛对家主一样"。岳口市"全市7里地,有商店726家",而安徽"商业方面,可说在中心县委指导之下各县要推六安最发达",甚至到了1932年5月,这种经商的理念还严重影响到"扩红"和革命的深入,江西省委指出:"江西苏区党内的不正确倾向,完全是由于和平保守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发生,党内同志中不愿做工作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做生意挑担开店的倾向很浓厚。"

从表1可看出江西省农民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高达52.3%,远远高于其他两省。这可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区域的农民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他们勤于生产,追求实实在在的利益。

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反围剿时期,这种商业意识也可见一斑。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剿匪"东路军第十师进入瑞金县城时的状况如下:

入城(瑞金)时,豚酒犒师,相属于道,商肆悬旗欢迎,市门尽启,所藏货物,均陈列市肆,以待采购,一时攘往熙来,似忘其为创巨痛深之余者。

同年,在国民党军队收复闽西的建宁时:

(国民党军)入城第一日,全城无一物可购,当然无市之可言。及第二日,大批肩挑小贩,即由黎川络绎来,其神速可佩。于是城内大街满布担摊,至今则市上熙熙攘攘,呈拥挤现象,举凡日常用品,应有尽有。茶馆、酒楼、浴室等亦均开设。

由此可见,战争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营利心理,反而是战争延伸到哪里,其商业行为就拓展到哪里。甚至信丰苏区的民众把缴获的枪弹向政府出售,子弹壳200钱,步枪大洋4元。而江西省委所在地于都作为一个有着斗争历史和群众基础的县份,在1933年和1934年期间的"扩红"运动、查田运动和粮食突击运动中,也发生了严重问题。县委书记刘洪清和县苏主席熊仙壁等人带头贩卖谷、盐。在一段时间内,"全县利用职权经商的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竟达60多人,贩卖谷子达1263担。于都县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成了商人联合的集团。"

这种商业观念还可从国共两党补充兵员的举措中看出。江西临川系国民党中路"剿匪"总司令部驻地,该县夏县长说:

剿匪军事,俟已五载,地方担负,早已使尽过头之力,即以夫差一项言,除早前已派无数不计外,最近两星期内,又已派去千名,县府罗掘无法,只好悬赏招募,能得夫30名者,委以分队长职,月薪20元,得百二十名者,升中队长,月薪30元。

福建省长汀县芦竹埧乡则采取用钱征兵的方式,给参加红军者每人发300毛小洋,苏区民众这种粗放的营利意识处处可见。

(二)安逸的生活信念

中央苏区这片区域无论就其山区地理环境来说,还是就人民的生活习惯、生存状况而言,都是一块安逸的乐土。1928年2月2日的《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开头就写道:"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富农问题,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尤其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针对这种安逸的现状,中共湖南省委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后期就指出:"应反对同志逃避斗争的心理,应放弃边界跑到'平安'赣南之计划。"从全省粮食问题来看,"就赣省人口以24534000计之,假定平年全省总产米量为92499646石,则每人约分配3石3斗,以每人平均年需食米3石计,固绰绰有余。"1932年,江西省稻谷产量颇高,到1935年,在湖南、安徽和湖北,仅存有20万担粮食,江苏贮存了28万担粮食,江西则已贮存了60万担。赣西南的富足从中共的相关文件中也可以看出:"赣西南有十多万金子要付给中央,已在闽西组织一百名人的参观团到赣提款回来,我写信要他们即筹四十万元给南局中央,他们的钱很多。"从地理上,"瑞金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境内群山环抱,层峦迭嶂,隘口相续,四邻亦尽山国,因而被《清史稿》划为'繁、疲、难'之邑。"可见瑞金的交通困难、信息闭塞,但这正好说明在地理上,这也是一块"天高皇帝远"的乐土。

民国之初,人们在谈及赣南一带风俗时称:"士民概勤勉……风俗较为美善。"相对而言,江西、福建两省也是自然灾害较少的区域。据《1912—1936年间中国各省区受灾害县数统计表》中载,江西总计受灾县为525个,这一数字远远小于黄河流域平均受灾1000余县的水平,而且也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浙、皖和两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江西瑞金,"地处赣边,毗连闽粤,民性纯洁,习尚辛勤,生活粗俗,鲜有为匪,虽号弹丸,亦称乐土。"同时瑞金又是一个相对富足而又安逸的地方,瑞金民谣中有唱:"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龚楚曾回忆:

我于1927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期间,常在乡村的茶聊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里,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

信丰县名之来由,更是取"人信物丰"之义。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江西信丰时,军队通过商会向当地民众募捐到3000元。就是在苏维埃运动已经红红火火的1933年,也可见到一点不相和谐的现象,如中共就曾严厉批评于都列宁街头挂着的"贫穷自在"的识字牌。土地革命初期,"本省(江西省)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在闽西也是如此,"龙岩群众虽然佃农多,但生活还好,上杭佃农比较优裕。"老革命根据地洪湖一带"原系鱼米之乡,物阜民丰,甲于全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黄安(今为红安),"南走江汉,境内冈崚起伏……杜绝奢侈,故村落相望,尽小康之家,居室简陋,石阶土墙,环以树木,点缀于各山麓间,颇饶上古之遗风,清季其乡人因剿捻匪有功,曾获养民之馨,亦可见其民气之一般。"

此外,上文所提到的苏区人民这种营利观念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在瑞金的叶坪乡,肩挑的苦力工数目最多,常到瑞金、赣州、吉安、会昌、汀州等地挑担,从瑞金出发,挑一百斤布匹到汀州有工资2.5元,挑药材烤烟等粗货的有1.8元,挑玻璃的有3.2元,挑瓷器的有2.2元。

在1930年的兴国县,一担盐可使挑夫赚得纯利约13元(3元可买100市斤米)。

资料表明,当年革命最为激烈之处并不是人民生活极其贫苦之地。也许霍弗说的有一定道理:"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革命的地区绝不是穷困潦倒之地。

(三)山区型权威性格

这一区域的人民具有典型的"山区型权威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民,看事情比较没有弹性,不能接受事物的模糊含混性,这表现在:在和平环境下呈现的是自然、纯朴的一面;而在恶劣条件下则极具暴力倾向,从顺从到反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不具中间环节。然而在情感方面,他们却是比较模棱两可的,亦即具有权威性格的人是怀着又爱又恨的心态。之所以具有这一不确定的情感原因,是对权威的焦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掌握其命运的、具有权威的人,所产生的不满及攻击性,无法发泄出来。一旦外部条件允许,此种焦虑极其容易扩散至任何具有权威的人身上。

清修《瑞金县志(一)·风俗》中有言:"瑞金环山带川,山多田少,稼穑之外,间为商贾,俗好义乐善,情意肫笃。"但是此地民众相互之间一有冲突,就会呈现"俗悍民顽"的状态,正如时人所言:

民性犷悍,常持刀杀人,尤好械斗,每斗则全村参加,伏尸流血,视为故常。往往有无赖子弟,嫉忌本村富人,藉端挑扰他村,令成械斗,而尽嫁其祸为富室,俾其料理讼案,赡养死伤,有至倾家荡产而不已者。

平时和善的山民,稍遇不顺就会呈现毫无顾忌、不惜代价的形象。苏区的重镇会昌县的山民也是如此:

地近闽粤,山石巉岩,居民秉质坚刚,负性峭直,兼之乡民皆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睚眦小怨,动辄格斗,各庇其族,不逞之徒往往挟刀以游,捐躯不悔,故命件较别邑为多。尤喜争讼,一遇雀角,纵故旧姻娅,亦组词呈控,不惜钱力,宁受胥隶之辱,不肯忍一时之气。

如果说,生存条件的艰苦催生了民众的营利意识,那么,有限的生存资源和尖锐的土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这种好斗的性格。当时的报纸对此有记录:

(广昌)驿前因交通梗塞,人民崇尚古风,诚笃俭朴,劲直好义,仍不失为有传统性之国民。兹就妇女而渝,虽经匪方之肆言解放而旧礼教依然存在,纵有少数与男人自由恋爱结婚之妇女,但不能概括一切,且其中无一短发天足,衣长而且大,裤小如竹筒,缀之以花边,小脚结髻,不喜沐浴,不知漱口,一种野人风味……

这一性格特质在《申报》记者陈赓雅的笔下也有描述:

民性素称强悍,清末推行新政,县绅庐元弼籍学苛捐,四乡农民,迭起反抗,荷镞持刀,围攻县城十三日夜,闻庐革职,其围始解。民十六,商民协会主席傅某,商同县党部等机关,倡加附税一元五角,农民亦兴问罪之师,蜂拥入城者数万,卒杀傅某与同谋刘某,并毁其尸始罢,但人民在另一方面之表现,则又颇有雍容之态度,即若遇大小纠纷,当事人多愿略备茶点设酒席,敦聘公正人凭理解决,绝少动辄入县府控告者。

在闽西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永定教育颇发达,有许多农民粗通文字";而另一方面则是"民性甚强悍,离城较远,武装较多的乡村,有许多农民卖田买枪自卫。""本省械斗之风极烈,异族相间,每因细微之忧,即携带铳器,日事鏖争,其死伤者,固一败涂地,即获胜算者亦因疲于战斗,以致产业颓废流为盗贼,习俗如此,可虑也。"1929年,进入赣南的工农红军在其文件中就指出,三南地区居民"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

从上所述的中央苏区的农民性格特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将此种农民性格中潜在的革命因子进行挖掘与转化。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处于原初阶段的民众营利观念有利于革命的传播,流动性极强的"走村串户式"商贩对革命传播有较大功效。相对于华北地区高水平的适应性,一直较为安逸的生活被打断,革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外,好走极端的民性,一旦条件具备,从顺民到暴徒也只是一步之隔。

三、革命:"锄头"与"枪械"的抉择

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知的声音,允诺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支配和异化的社会前景,这种允诺赋予苏维埃政权以道德合理性。但这种理论推演和革命的道德召唤,对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来说,既遥远又陌生,"苏维埃"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是一个全然的外来物。中共试图转换既有秩序,使农村从士绅统治变成工农兵统治的局面。事实上,这种过渡与转变,不仅深刻表现在苏维埃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对工农群众的意识干预与磨合上。那么,对于革命来说,农民意识中有哪些瓶颈有待突破?中共是如何去工作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运动模式与革命文化?

中央苏区所面对的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及其所导致的人力、财力的极度缺乏是中共所面对的有形挑战;而民众对革命的迟疑、不信任与回避,苏维埃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冲突,是革命所面临的无形而又无时不在的难题,也是这场革命内含的困顿。

(一)农民意识:革命的瓶颈?

"农民意识"是当时中央苏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带有政治倾向的语词。在土地革命时期,"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农民地方观念,以及农民的保守意识,成为中共革命要深入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

中共主张"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之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但是总有一些与革命不相和谐的音符。1932年7月 ~ 10月,福建省的永定、上杭和长汀共"扩红"889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就达674人,高达75.8%。同年在江西于都,总共"扩红"1492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达983人,占65.8%。由此可见,农民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相当浓厚。当然,"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既是农民乡土观念的反应,也是他们面对生命危险时的一个本能选择。

毕竟,面对"锄头"与"枪械"的抉择,一般老百姓更倾向对生命安全的考虑。在宁都,调动80余人去前线却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某支部的党员听到要把十分之一的党员调去当红军,竟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1933年11月15日,一军团补充区域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在万泰,"东缝区报名140余人而实际加入红军只有7人,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会昌1934年3月动员300人参战,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甚至瑞金"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团部不准他回,与团部对立起来,还敢登山打枪,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在于都,开小差的人可编一个师。

总之,是"锄头",还是"枪械",这是个问题。对"枪械"的选择,让普通民众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山区生产力的不足,国民党的长期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军事作战与经济生产中的人力矛盾,土地革命中打击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现象,这些现实因素使得民众对"锄头"的选择难以真正实现。

(二)中央、地方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不得以强迫的方式来动员群众,并开展反官僚和命令主义的运动,主张以利益引导和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形塑群众的自发性。但在战争环境的压力和政权不甚成熟的影响下,中央庞大的人力、财力的需求和动员,迫使各地的苏维埃和群众团体要么是以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完成任务,要么是因怠工、抵制而受到惩处。

地方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在"扩红"运动中就不乏强迫动员的现象。永丰的一个乡支书就"以为不用绳捆就无法扩大红军";会昌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召开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在这一方式之下,少数的人起来报名了,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便要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而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在不当红军的人的家门口贴上耻辱牌。

对付"开小差"的人员更是层层"把关",让其别无选择。首先是在各种会议上来动员,造成反逃兵空气;再召开逃兵会议,并对其家属进行工作;最后是开展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向逃兵赔偿人工或处罚加倍的人工。

对于中共发动的诸如选举、公债、借谷、春耕、查田、"肃反"、"扩红"等一系列运动,群众以不同的姿态来应对,如接受、妥协、逃避、屈从或抗拒等。在寻乌县,"一个半月来,反水(叛变)群众达8336人。""闽西苏区……时常有士兵逃跑",在党的相关文件中,也承认"有过半数同志,是不能脱离家庭……党内怕吃苦怕斗争怕当红军的和平绅士(即老实人)也还有不少。"而在瑞金存在"党团员怕当红军的太平享乐观念特别的浓厚,甚至还发生有以为鼓动了群众去当红军,自己又要多帮红军家属耕田的"的现象。在于都则有"当红军极苦,又要打仗,打死了,家里作田便没有人,家里人就要饿死,不去当红军,也要分田,一样的这么多"的宣传。1930年在闽西,"一般老百姓对红军地位轻视,把群众中捣乱不受支配的,或过于老小不壮的,以至犯罪不应处死刑的分子送到红军里来"。

从上可以看出苏维埃中央、地方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微妙。上级政府为了既让基层干部有所作为,又在施政上对普通民众不乏善意,其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或模糊性,目标的实现与手段的选择,其背后的利弊也是明显的。地方政府是沟通上下级的桥梁,措施得当,就能左右逢源,而对上级政策理解不到位,则使其陷于两难的处境。

四、中共的应对:动员、任务与政令

与革命理念存在一定距离的农民传统文化观念,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后期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匮乏,这一切只能让中国共产党人以各种动员技艺来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配以确切数目的指标与任务,加强行政力量的干预,中共最终依托政令的强制力量规管不和谐的现象,从而最终使乡村民众汇成了革命的洪流。可以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动员:革命合法性的渗透

中共的乡村动员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以土改为轴心的利益引导。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来看,中共一直倾向以物质利益的引导和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塑造群众的自发性,强化革命的草根基础。在很多时候,甚至在策略上通过大刀阔斧的调整来"迎合"民众,以获得农民的认同。如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他们发布命令和布告,明确宣布:过去分好的田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的以外均归农民所有。由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正式确定。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快在赣西南、闽西、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得到贯彻。同年3月15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告,明确宣告: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4月2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规定: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后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对农民所有权的正式确定,标志着从土地国有到土地农有转变的完成。

二是采取深入性动员与紧缩性行政区划政策。有史以来,苏维埃政权其实是第一个能在乡、村和市的层次上,进行管理、调动和支配人民的政权。它的建立打破了数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和县以下皆由士绅阶层负责管理的传统。在必要的时候,它的力量甚至可以透过乡村的积极分子与突击队,直接进入每家每户,成为主导和干预每个乡民个体生活的力量: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突击队工作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在村内,各个屋子的队员互相到别个屋子去突击,但主要是使先进屋子的队员到落后屋子去突击。一种是在乡内,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相对于村落的这种深入性动员,苏区还采取公债推销,依托组织性资源对个人实行强有力的渗透:

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并所买的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公示,以作模范。不肯买的绝对不能强迫他买,要由乡苏代表、妇女代表会的代表及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去劝他买,去鼓动他买,可以要那些买了公债的去劝其他没有买公债的。可以把买得多的人,每村组织一个宣传队去进行推销公债的宣传。

在基层干部的这种"攻势"下,一般民众在面临着"公示"、"丢面子"的同时,还得面对乡村干部、妇女会员、突击队员、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达到效果的话,是足以让农民"甘愿自动"进行公债票的认购的。

而在"扩红"运动中,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1933年8月 ~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红"人数共达11万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17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总人口250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对于中共动员技巧的运用还可以从傅柏翠的回忆中看到:

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的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步的深入了。

乡村社会通过一批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组织,逐渐让村民从宗族、血缘和地缘等共同体意识中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以苏维埃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效忠对象的形成过程。

有利于民众动员的另一举措就是"紧缩性行政区划"政策。在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中就指出:"过去各地各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区、乡两级,划得太大,管理不来,许多地方还有村的组织,级数太多,指挥不便。"而到1933年,为了便于发动和管理民众,行政区域再次细化。1933年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2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据此决定,增设赤水、洛口、龙冈等8县。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48次会议,决定成立粤赣省,辖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运、信康7县,并先后成立了泉上县、康都县、太雷县、金南县和建东县。同时,中共还提出:

为要使苏维埃更能接近群众,必须根据中央政府行政区域的决定,使行政区域不至过大,应设立代表主任制,代表主任由乡主席团指定之。在乡苏之下,并按需要设立各种经常的和临时的委员会,吸收每个代表及群众中积极分子和对某种工作有经验的分子来参加,如乡苏加紧检查各个代表及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使代表及各个委员会,能切实执行工作。

从表2可以看到苏区的行政区划标准在1931年和1933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达到接近群众的目标,区划原则是越来越小,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

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

本着这一原则,苏区的新省委也不断成立,六届五中全会时,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闽浙赣、湘赣、川陕、鄂豫皖、湘鄂西达9个之多。

三是制定优待红军的条例与举行欢送红军的仪式。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的条例,以鼓励工农群众舍身为国,从而在扩大其阶级基础的同时,赢得一定的合法性。在优待红军方面,1931年制定的条例不但赋予红军战士分田分地的权利,同时红军及其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免交房屋租金、子弟读书免交一切费用、家属每年可享受50个以上的劳工。更重要的是在中共提出婚姻解放的同时,还明文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得同意,政府得禁止之",以保障红军的婚姻关系不会因个人的离乡背井而产生改变。在中共的策略中,优待红军被当作是扩大红军的重要基础,它的执行不但影响"扩红"的成效,也影响到士兵的忠诚与热情。这是中共所以制定优待条例,并责成"党、苏维埃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从中央到乡支部、乡政府每个党员、每个团员、每个工作人员,凡是脱离生产的都应参加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工作"的原因。同时,中共要求以区乡为基本活动单位,成立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

为了减少"扩红"过程中的强制,增加民众革命的自愿性,更细致的"扩红"手段和动员技巧从1930年底就出现在苏区。在组织宣传队,举行化妆讲演和扩大红军宣传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举行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

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欢迎并欢送红军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

兴国县的谢名仁在传授"扩红"的经验时说到:

沿途准备了茶水,儿童妇女唱革命歌,在这两天造成了全县工农群众欢送红军的热烈,……兴奋新战士坚决到前方去的勇气!

从这些场景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营造了一种温情与荣耀,在妇女"欢送同志们到前方,消灭敌人才回乡,共同来做革命事,夫妻相爱正之长"的歌声中,红军战士感受到"望君莫回头"的压力。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一般来说,人们总是不付或者少付代价而利益均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奥尔森称之为"集体行为的困境"。奥尔森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策略是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一种"选择性激励"(即不参加革命集体行动就得不到好处)。费尔曼和甘姆森又进一步将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前者是以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为前提的物质性激励,后者是以团结感和忠诚感为基础的精神性激励。中共的优待和欢送工作,正起到了选择性激励作用。参军者及家属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身份待遇,是以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为前提的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欢送中所营造的氛围和参军者所获得的荣誉感、认同感,则是一种内在选择性激励。

(二)任务:苏维埃政府意志的介入

革命对农民来说,是一项不可预测、具有相当风险的事业。毫无疑问,单一依靠动员技巧来建立革命的荣耀与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动广大民众真正行动起来,还必须有一定的指标和任务。在江西苏维埃运动时期,"任务"一词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了乡土社会,这种"任务"、"指标"到了后期更是成为"扩红"、推销公债、节省运动的主流,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与村民个体的紧密度也空前加强。

首先,这种任务、指标表现在苏区农业税收的变化上。从表3可以看出,人均收获量在4 ~ 8担的居民,税率都比原来增加了4%,但税负分别提高了400%、200%、133.3%、100%和80%,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可以说,占苏区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

其次,任务、指标还体现于"扩红"的过程中。长汀县馆前区的少队队长说:"不能用政治动员,要进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三,才能扩大红军。"中共赣西南特委号召"每个同志每个月中最少要介绍新同学一名",博生县儿童局则提出"每个儿童发展一个"的口号。瑞金的壬田区把传统的抽丁方法运用到"扩红"运动中,规定:"兄弟三人去二个,兄弟二人去一个,独子不去,唯一劳动力暂不去。"在闽西的上杭、长汀、宁化三县,则制定了从1933年3月5日 ~ 4月5日的革命竞赛条约,其中上杭"扩红"1000名、健全地方武装510名、发展党员1000名;长汀"扩红"1000名、健全地方武装510名、发展党员2000名;宁化"扩红"600名、健全地方武装500名、发展党员1000名。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1932年2月 ~ 5月,每月给江西、福建两省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均在一万人以上。其中江西省的任务最多,或7000 ~ 8000名,或一万名;从6月 ~ 7月,每月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各6000人,其中江西省每月4500名、福建省每月1500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作战,苏区明显缩小,然而中共党员数量和红军兵力却有所增加,共有30万人。这表明,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苏区进行的总动员不断深入与发展。1934年的5月 ~ 7月共动员了6万人加入红军,1934年的9月中共中央还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余下22个苏区行政县中再下达"扩红"3万的任务,但一直到红军长征前夕也只完成了60%左右。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甚至,还出现了即使全县所有青年加入都不够完成任务的情况:"在太雷,男女青年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53人,而省队部规定他要发展8000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下级就只有采取敷衍之举,如1933年2月,在会昌的珠市区发展党员100名,其中三分之二都是老年男子。

再次,任务与指标体现在中共为获取物质资源而发行公债的举措中。1932年6月 ~ 1933年7月先后三次发行共达480万元,苏维埃政府更是制定了具体的任务指标。为了增加革命战争经费,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6月23日决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其中江西、福建苏区的任务是50万元,包括城市商人6万元、红军4万元、各县39万元、其他政府团体1万元,规定半年还本付息。同年10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又决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其中包括商家15万元、各县98.6万元、红军6万元、党政府机关4000元。1933年7月22日,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规定五年偿还。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民穷财尽了,苏维埃政府为了取得一定的合法性,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召开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名义,"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准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事实上,兴国、瑞金等19县负责销售的公债约230万元,到1933年11月只售出约42万元,只完成了18.3%,这期公债到1934年3月才最终推销完毕。而为了完成任务,一级再向下级摊派数目,"1932年,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古龙区5800元、江口4500元、梅唐5500元、赖村2700元、半迳4300元、曲洋5000元。"

最后,对于节省运动,中共提出每月节省30万来支援革命战争;同时规定,每天不进馆子不吃零食,政府机关的办公费节省30%,军队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等。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在青黄不接时……节省一部分交缴公债谷子,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另吃些杂粮……算起来五个月的时间(至割禾的时候)一个人就可节省近一箩谷子。"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时,规定"每个男人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每个儿童捡100斤屎肥红军公田","实行每个儿童省10斤谷子,10个铜元慰劳红军"。

可以说,一方面中共通过任务、指标的分派,快速、有效地从乡村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任务、指标实施的过程也是中共组织革命和进行合法性政府重建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说,它兼具了经济提取与政治整合之功效。

(三)政令:行政指令的强制

如果说,"动员"、"任务"还存在一定灵活性的话,那么"政令"就是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到了苏维埃运动的后期,面对筹款和"扩红"工作的举步维艰,中共为了生存也只有采用强制措施规管革命的不和谐现象。

1934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就列举了26种处以死刑的反革命罪状,包括"组织或煽动居民拒绝纳税,或不履行其他义务,企图危害苏维埃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反对或破坏苏维埃的各种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种事业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违抗上级指挥员的命令,企图破坏某种战斗任务……均处死刑。"从中可以看到,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从经济和政治宣传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来应对民众与革命不相和谐的行为。

同时,通过加强对地主、富农的管制,强制性的政令也达到了对一般民众的震慑作用。1934年发布了对地主、富农的管制规定:

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该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的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与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5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当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响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

在此规定下,当时常会看到"一家前门贴捐款,后门贴罚款"的情形。由于动员过度和苏区环境的危急,当时一些女子不愿嫁壮丁男子,宁愿嫁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其理由为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在对付逃兵和消极"扩红"问题上,一方面是构筑起家庭和社会的防范体制,如"叫青年妇女不与当兵逃回之丈夫共床同眠,反要严格驱逐。如遇逃回士兵,即号召全体儿童侮辱谩骂。"另一方面是颁布强制性的政令。1933年7月11日颁布的《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就提到:

在驻军时辅助军政首长查街巡夜和防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在行军时防止故意落伍或装病掉队的分子……十人团每次行动应以其他好的分子帮助指导员担任收容督队的任务。

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名义颁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明确指出:

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过去对于逃跑分子没有统一的处置方法,因此特以命令宣布:(一)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二)组织逃跑,率领一班一排一连逃跑者,对于这样的领导分子,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三)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四)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跑者,各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归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如逮捕禁闭,则以违反苏维埃法律论罪。(五)逃跑分子经宣传解释而不归队者,政府得以群众赞助的条件下,要他赔偿国家,军衣军耗及群众的损失(优待他们家属的劳动力等),并剥夺其选举权。(六)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国家各机关各乡队和团体中工作和服务,如收容逃跑分子则该机关负责人应受降职撤职以至禁闭的处分。(七)凡不执行本命令者以帮助逃跑破坏红军论罪。

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群众发动不起来是因为党员和苏维埃政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动员技艺,而不是因为群众不想革命,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认知让他们一再检讨与改善其动员技巧。对于一般的革命者来说,也许是贫穷压迫所致,也许是出于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而加入革命,但一旦进入这个行列,革命的演进就使人具有无条件的奉献精神;学习与整肃根除了个体的弱点与加强了个体对革命的忠诚感,革命深入了个体的血脉。

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与苏区农民性格的成功互动。中央苏区的农民性格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原初的营利意识;二是知足而又安逸的生活信念;三是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在苏区革命过程中,农民也时常是以自己的这些性格"诠释"革命。中共要发动乡村革命并组建苏维埃政权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意识"。革命能否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性格的深刻领会与到位把握。中共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等一系列举措"规范"农民的诉求与不满,最终使之汇成革命的洪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萧功秦、王奇生教授及匿名审稿老师的悉心指导与教正,在此表示感谢。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创新项目"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样本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J0703。

【注释】

①[美]白凯:《长江下游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②刘哲署:《东北大学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书》,北平:东北大学编辑部1934年版,第46 ~ 57页。

③《中共上杭县执委会对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提案》(1929年10月2日),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④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84951页。

⑤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南中央苏区革命史料调查组瑞金壬田调查组(整理):《壬田人民革命史资料》(1959年1月),江西省瑞金革命纪念馆藏,第2页。

⑥杨凡:《青年时代的古柏同志》,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⑦同注,第65 ~ 66页。

⑧杨佩瑾:《杨尚奎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⑨《关于抚州土匪问题的报告》(1927年9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7 ~ 38页。

⑩《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2月),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65页。

《岳口:鄂省一个重镇沦为匪区多年收复后视察记》,载《益世报》1932年12月30日。

《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册,内部稿,湖北省档案馆藏,第57页。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李渔升:《瑞金匪祸记》,载《中央周刊》1934年12月17日。

《建宁收复后的善后措施》,载《中央日报》1934年7月28日。

耀山:《信丰苏区概况》,载《红色中华》1932年3月23日。

江雯:《以权谋私者的一面镜子》,载《江西革命文物》1985年第1期。

另据《江西省政府给赏夺获土匪枪械办法》规定:"①凡夺获土匪枪械者一律给赏照左列之规定:机关枪每架二百元,迫击炮每尊一百元,五响步枪每枝四十元,杂响步枪每枝十元。②此项给赏系指完全枪械而言,其无机件者给赏半价。③凡有自拔来归者除照本办法给奖外一律予以自新不究既往。"从中可见当地人的营利观念。可参见《江西省政府给赏夺获土匪枪械办法》,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52期(1930年5月)。

《赣省民间访问记》,载《益世报》1933年8月4日。

郭南炉:《两位苏区主席的写真》,载《红色中华》1932年第11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1928年6月19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贺明缨:《江西省田赋清查处实习报告书》,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5069页。

新华书店中南分店编审部:《中南各省农村情况调查》,北京: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版,第49页。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1935年11月),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56页。

《杜 × × 自闽西给南局信》(1930年11月1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3年。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编):《瑞金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张兴权:《述野田氏赣江流域之调查报告》,载《地学杂志》1933年第7、8期。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1 ~ 379页。

瑞金县难民请愿团:《瑞金县城之浩劫》,载《益世报》1932年6月22日。

同注,第2页。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年版,第561页。

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信丰人民革命史》,内部稿,江西省赣州市赣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第2、41页。

刘敏强:《雩都县列宁街的怪现象》,载《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

同注,第84984页。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1929年4月20日),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思达:《豫鄂皖三省收复各区视察记》,载《益世报》1932年12月26日。

《鄂东匪区参观记》,载《益世报》1934年3月22日。

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南中央苏区革命史料调查组瑞金叶坪调查组(整理):《叶坪乡人民革命斗争史料》(1958年12月),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藏,第1页。

[美]菲力浦·C·C·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年至1934年兴国县实例》,孔永松译,载《江西革命文物》1987年第3期。

[美]埃里克·霍夫:《狂热分子》,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权威性格"又可称作"专制性人格",是由德国学者阿多诺提出的人格类型,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形成的特殊人格。这是一种与民主主义人格相反的人格,在后发展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认为,权威人格主要是在早期的亲子关系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一方面无条件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靠欺负弱小来夸耀自己的力量,以使别人把他当成权威。笔者所说的"山区型权威性格"主要是指山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其生活所造成的极具典型的权威性格,其特点为:单一的价值观;较为简单的认知系统,思考形态简单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在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他人取向态度;缺乏超越现实范围的想像力。

同注。

江西省省志编辑室(编):《江西地方志风俗志文辑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游方伯:《驿前之调查》,载《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9月14日。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0 ~ 31页。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报告》(1928年3月),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1年,第190页。

张兴权:《述野田氏福建省南西部之调查报告》,载《地学杂志》1933年第5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农民意识"本来是由农民的客观生存条件所决定的思维方式,但作为一种政治性解读,则是在近代政党产生后才出现的。而在苏区革命时期,"农民意识"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显得异常混杂,不乏把所有"落后"、"偏激"的言行都归为其中。本文所指的"农民意识"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众动员的过程中,农民所表现出的不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落后"、"保守"思想。

《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0页。

《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1930年8月),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81页。

《福建省苏各县7、8、9、10四个月扩大红军统计表》,载《苏区工人》1932年12月5日。

《于都、胜利、宁都县委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2。

毛泽东:《寻乌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中共宁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报告》(1932年10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121 ~ 123页。

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载《斗争》1933年12月5日。

《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载《斗争》1933年12月19日。

《赤少队突击运动的总结与红五月动员》,载《斗争》1934年4月28日。

《中共瑞金县委九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32年10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148页。

《长生同志关于胜利、雩都两县动员工作情况给弼时的报告》(1932年12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513页。

《扩大红军突击月的最后十天,无保留的执行中央局十五日的指示》,载《省委通讯》(江西)1933年12月18日。

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载《斗争》1933年8月29日。

《云集区归队运动的经验》,载《斗争》1933年12月12日。

《中央苏区——寻乌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1933年3月4日),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1。

《家弼霖自闽粤赣苏区来信》(1931年3月),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3-23。

《中共胜利县委关于七月份工作情形给中共中央局的报告》(1932年8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72页。

《中共瑞金县委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32年9月1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9页。

《中共于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总结》(1932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257页。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军事问题草案》(1930年8月22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46页。

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 ~ 51页。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中共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载《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

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 ~ 338页。

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载《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1996年),第99页。

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动员方式日趋成熟:干部们的工作被称为"搭架子",即提供一种新型的群众运动的组织框架;而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则负责"打基础",挨家挨户去发动所有农民,然后去邻近的村庄开展宣传活动。参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7页。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江西时期》,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28页。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省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西省赣州地区中共党史协会(编):《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 ~ 314页。

《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建设决议案》(1933年12月28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81页。

同注。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 ~ 283页。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6页。

《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载《斗争》1934年1月26日。

《中共崇义县委书记联席会决议》(1932年7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第330页。

《通告: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1930年11月12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32 ~ 533页。

《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07页。

月林:《欢送红色战士去前方》,载《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 ~ 42页。

Fireman,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pp. 8-44.

李中、光州:《宝贵的工作经验》,载《青年实话》1933年2月19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工作计划》(1930年8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二)》,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29页。

《中共宁都中心县委、博生、石城、广昌县文件》,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109。

同注,第32页。

《闽粤赣临时代表大会上的革命竞赛条约》,载《斗争》1933年3月15日。

同注,第336 ~ 337页。

武可贤、孙志敏、郭桂英(编):《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一定要立即完成扩大三万红军的计划》,载《青年实话》第113期(1934年9月)。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同注。

《会昌、安远、寻乌县委的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载《红色中华》1932年6月23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号训令》,载《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日。

同注。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初步总结》(1933年11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内部稿,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305页。

《雩都、胜利、宁都县委工作报告》,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G001-4-052。

《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

《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日。

《收集公粮谷宣传提纲》,载《石叟资料》第3卷第84号。

《永新县苏土地部训令》(1933年4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第119页。

《湘赣苏区共产儿童团大检阅工作计划》(1933年7月20日),载江西省档案馆、共青团江西省委(编):《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7日。

《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23日。

红军十二军政治部:《筹款问题训练大纲》,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辑(1984年7月),第124页。

《团寻乌县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0年8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二)》,第25页。

《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691 ~ 692页。

《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

红二代聚会 习近平每月参加几次太子党小组学习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4-19 


  未来的政治对决不可避免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

   梁京指出,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 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 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 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 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 子。
  

  千名"太子党"春节聚会。

  眼看着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 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梁京说:"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 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 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不管哪一种可能更可能,"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政治学者荣剑此前也指出,因为中共面临新一轮权力更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各方势力都出来发表政见,这是一个很好 的现象。不过,"红后"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和血缘联系,而且 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毕业于红色贵族中学北京四中,也因此认识了很多这类太子党和"红后"。他说,一些"太子党"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放弃了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学习小组"成员的习近平

  不管这群太子党内心真实的想法如何,无庸置疑的是,他们如今是一群有影响力和势力的人。党政军群等关键岗位上,遍是他们的身影,加之彼此间多年的相识、交往和攀亲,他们人脉广布,关系盘根交错,是一群能和习近平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接上头,说心里话的人。

  《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尚年轻的习近平曾经参加过中共高级领导人子女组成的一个学习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旨在让这群太子们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

  加诺特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其仕途发展过程中一直同那个学习小组的太子党们保持联系。

   这个学习小组的举办时间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学生的父母包括了当时中国政治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习仲勋,薄一波、陈云和彭真等。中共总书记习 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解放军海军政委刘晓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陈元都曾是学习小组的成员。

  当时学习小组的召集人是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胡乔木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他文笔很好,有"党内一枝笔"的美誉。

  2012年12月26日,在北京纪念毛泽东诞辰聚会上,胡石英回忆说,学习小组的成员有习近平、刘源、王岐山,"他们每个月就聚会几次。"

  这个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活动由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负责人主办。因为坚定地支持薄熙来并且试图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该网站当年被关闭。

  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也是胡石英召集的学习小组的成员,他仍然同这些同学们保持联系。

  胡石英同他姐姐胡木英一起参加了这场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根据"乌有之乡"提供的胡石英在纪念活动上的讲稿,胡石英说,"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

  胡石英说,"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明镜月刊》38期)

�近平不�胡�木的�子在�上�照片


《明鏡月刊》記者 劉輝,蕭憲聰

  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在網上曬了一張習近平2006年從浙江回到北京,在浙江大廈請客的照片。照片可謂陣容強大:

  最前排左起:馬曉梅(馬文瑞之女)、馬曉力(馬曉梅的姐姐),楊李(楊尚昆之女)、姚明珊(姚依林之女、王岐山之妻)、陳元、宋彬彬(宋任窮之女),彭麗媛、王某、胡木英(胡喬木之女,胡石英的姐姐);

  二排左起:劉曉江(胡耀邦女婿)、王岐山、習近平、胡石英、張木生、傅楊;

  第三排左起:劉源、薄熙成、某某(已死)、秦曉、孔丹。

  知情者稱,照片中的男的都是北京四中畢業的。當年在這個學校上學的很多權貴子弟,都是經歷過文革的紅小兵和紅衛兵,當年天不怕地不怕,混勁十足,現在也是鋒芒畢露。某位響噹噹的人物成年後在酒桌上和秦曉大打出手,斥駡秦曉講普世價值。

  有政治觀察家認爲胡石英曬這張照片的目的是為了讓習近平對薄熙來手下留情。

  知名獨立記者高瑜就質疑,胡石英發這張舊照,是不是要喚起"髮小"們"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兄弟之情?

  儘管從學習小組時"毛主席"的政治含義就已經開始退色,一批"太子黨"至今仍在努力讓毛澤東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席之地。當然政治觀察家們也懷疑,是否所有紅二代都對毛澤東有同樣的感情,特別是那些掌權的、如今身居高位的紅二代會有同感。

  習近平對毛澤東有何真感情先撇開不說,但他對熱捧毛澤東的胡石英曬自己照片的舉動非常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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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石英曬的這張照片譲習近平非常不滿。

  知情者説,在《炎黃春秋》雜誌社2013年春節聯誼會上,一位"太子黨"對胡石英在網上曬習近平宴請舊照進行譴責並翻出當年胡石英詐騙被抓的舊賬,稱胡石英至今惡習不改,專門拉大旗做虎皮,僅頭銜腦袋上就頂了20多個。

  "習近平也對他曬照片的舉動十分惱怒,"這位"太子黨"說。

  指望習近平為自己"平反"?

  知情者説,當年,胡耀邦秉公支持有關部門對胡石英的調查,因而觸犯了一些元老,並導致他們對胡耀邦的不滿,也間接影響到後來胡耀邦的辭職。

  故事發生在1985年前後,當時中央領導人們的子女,大都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父輩或家族的政治影響力,迅速響應並身體力行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中胡石英仗著自己老爸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掌握新聞出版界的生殺大權,打著辦雜誌的晃子瘋狂斂財。

  1985年,其涉嫌犯法後,案件請示報告送到了胡耀邦案頭。報告寫到,因辦案人員不能進入首長駐地,無法調查取證,以致案件被長期擱置。報告請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當時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及萬里等人,沒有一個敢在這份報告上落筆批示。胡耀邦獨自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後,有關部門開始行動。考慮到胡喬木的身體狀況和承受能力,為了避免因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辦案人員,趁其到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

  當天,辦案人員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公安人員還帶走了胡石英。

  事隔一天,政治局開會,胡喬木提前來到會場,大發脾氣,厲聲質問:"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逮捕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

  繼而,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才決定逮捕法辦,不過只被判刑一年半,隨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滿打滿算就蹲了兩個多月的拘留所。

  按照萬里當時的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說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們對胡耀邦的政治圍剿,還不至於發展到逼迫鄧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開的地步,特別 是當時的陳雲,雖然從來就沒有對胡耀邦真正信任過,但無論是在華國鋒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陳雲開始都是不贊成採取非常手段的。

  被抄家後,胡喬木曾分別和陳雲和鄧小平哭訴,自己這位堂堂政治局委員的生命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鄧、陳兩人雖然沒有當面表態要為胡喬木"討回公道", 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覺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別是自己家裡已經遊走於政商之間從而迅速致富的子女們的安全,開始受到潛在的威脅,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據下面的舉 報,下令抄了胡喬木的家,明天就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這位曾經在萬里身邊工作的人士,形容當時的中共黨內老人一度鶴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他警告自己身邊人士和子女們:他胡耀邦這個 人,六親不認不說,還天不怕地不怕,你們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沒有辦法。日後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薄一波給胡耀邦羅列的罪狀之一,就是 他在擔任總書記這幾年,搞得黨內高層人人自危,極大地破壞了黨內安定團結的局面。

  六四前,這位知情者也聽到過從"陳雲同志處"傳出的消息,說陳雲在胡喬木狀告胡耀邦之後,雖然當面沒有做任何表態,但日後卻當著幾個中顧委副主任和秘 書長、副秘書長的面,評論過胡耀邦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大意是他們兩人原來的矛盾,並沒有超出正常的黨內生活範疇,觀點不同罷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員的 家,讓北京市的公安幹警進入中南海搞什麼"執行公務",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喬木同志的兒子犯了國法,正確的作法應該是通過黨內正常渠道,先找喬木本人談 話,那怕是讓他在黨內就教子無方作檢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進到中南海,抄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家,這是來者不善。

  至於當時鄧小平在胡喬木被抄家的問題上曾經做何表示,這位知情者表示從未聽說。但當時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獄後,他身邊的嘍囉們曾經對外放風說,石英在"四人幫"當政時,是冒著掉腦袋的風險給小平同志送過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是不?(《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一日段子荟萃 4-19 #一日段子荟萃 @pufei:中午我去洗浴中心做大保健,完事儿后我给经理说没带钱给你提个字吧。经理说昨天开始提一帆风顺的就地打死。我大笔一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一日段子荟萃  4-19  #一日段子荟萃

@pufei:中午我去洗浴中心做大保健,完事儿后我给经理说没带钱给你提个字吧。经理说昨天开始提一帆风顺的就地打死。我大笔一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拍拍经理肩膀说"我来晚了"把裤带系于胸间在经理惊惧目光中扬长而去,深藏功与名。

@wxhch64:听到总书记打车是假新闻后,我国各级省市官员纷纷松了一口气,赶紧吩咐秘书:把明天上街打车的安排取消吧。秘书也松了一口气:明天终于不用起早安排出租车了。电视台也松了一口气:明天终于不用派记者去假装路人拍摄了。出租车司机出了一口气:操,终于不用白白贡献一天了。

@潘采夫:《大公报》是我党在港全资报纸,属于百分之百的国有资产,承担着繁重的宣传任务,虽然报纸发行量及读者影响力在港媒中排位不太乐观,但报纸立场和政治家办报的理念是不容置疑的,任何称《大公报》是只会添乱的香港小报的说法都是造谣污蔑。

@wentommy:据说俺县城写春联的师傅,80年代写"紫气东来"被抓过,改写"笑傲江湖"后平安无事,近年来他的"涛声依旧"卖得比较好,但最近应顾客要求写"厚积薄发"被喝茶,今天据说因为写"一帆风顺",大晚上有人查水表。老师傅发了个微信,说准备退休了。 #段子

@CaptainJack371:上联:真影帝无缘奥斯卡,下联:假新闻有望普利策。横批 一帆风顺。

@tzhx_ 18:刚刚打车,我对司机说:我没带钱,给你写个"一帆风顺"吧?司机说:你是神经病吧?我很吃惊:你是第一个一次就把我认出来的人…… 

@wxhch64:昨晚才把宽带装好。一直上网不便,就出去微服一下。在出租车上和司机就朝鲜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北京雾霾问题、上海黄浦江死猪问题以及禽流感问题作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司机转头敬佩的看着我,说,你就是反华敌对势力吧?我轻轻的说:你是第一个认出我来的人。下车时,我带上了墨镜。

@万梓良V:同右边。//@范伟V:早上出门,几辆出租车抢着拉俺上车,就差没打起来了。晚上回家,一溜的空车怎么挥手都不停,还朝着俺竖中指。特么谁能告诉俺这算怎么一回事?

@irrenhaeusler: 希特勒的親民:抱抱小孩,溜溜老狗。蔣經國的親民:穿舊夾克,四處交友。習近平的親民:「一帆風順」,老婆不醜。

@trotrotro:"你那天后来去哪里了?""没去哪里啊""报上都登了,你还瞒着我""哪个报纸说的,一定是假新闻!"

@WuyouLan: "习近平打的"是"虚假新闻",至少有三种可能:1.事情子虚乌有;2.有其事,但情节颇有偏差,而当局不便纠正;3.事情属实,但出于某种或多种因素考虑而否认。哪一种最可能?我认为是第三种。担心白龙鱼服的风险。

@WuyouLan:白龙鱼服:白龙变成鱼在水中游,结果被打渔之人射中。借给《大公报》十个胆,它也不敢编排"习近平打的"的虚假新闻。这是当局内部出现混乱的产物,宣传部门要刻画习近平的亲民形象,而却存在人身安全风险。

@hnjhj:喉舌原本想打造一个亲民的领导人形象,谁知道报道一出俨然一副封建二逼帝王作派。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男儿震怒可想而知。

@喷嚏网:某日暴雨,雷锋送抱小孩大嫂回家,大嫂感激问其姓名,雷送纸条,上写4个大字"我是雷锋",逐与大嫂照相之。回连队后,连长看到雷锋跟捧着纸条大嫂的照片,上报全军表彰!雷锋甚喜!但没多久不同的舆论声四起,纷纷指责雷锋道貌岸然、虚伪、炒作、装B!雷锋见状,迫于压力,宣布:"我没送过大嫂!"

@damyata:那年那天他火了,事给人讲了一万遍,通天的事儿啊,一亿遍也不嫌多,他笑得直颤。可转眼事就变了,假的,上面的人说,谁也不许说真的。他不服,憋屈,想证明自己没说谎,但没人敢信。他进劳教所,劳教所废了又进精神病院监狱疗养院。垂暮时终于又见他,那人转了下浑浊的眼,说,不记得了。#有故事的人

@koaravip:记者又造访了那天的司机,郭师傅义愤填膺地说到「哎,都是我那天一时激动,没有问清楚那个人姓什么。不过后来我从多个渠道了解到,那个自称总书记的人好像姓薄。望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laoyang94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禁止对各级领导进行"高级黑"报道的通知》。

@tengbiao:军费70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花500元保卫国家;维稳8000亿,平均每个人花700元收拾自己。

@libo7863:这是全世界最可笑的国家。党国打出横幅"依法纳税光荣"这就合法。民众打出"官员公布财产"就非法。天下哪有这么混蛋的法律?

@yimaobuba:最近老看见夸五毛胡锡近之流风度好的。真是奇怪了,讲礼貌的纳粹还是纳粹啊,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刺杀完大臣还对人家老婆道歉说对不起把您家弄乱了,这么礼貌就该给他们加分吗?我也不认为专制与民主之争是政治观点的争论,这跟对纳粹一样,是反人类与人性之争。

@木子老龙:如果有一天,你11岁的女儿在放学的路上失踪了。你疯狂的找,后来在一家妓院找到,已经被轮奸、殴打、虐待。即便这样,你得以死相逼,警察才管;你得去长沙百余次、去北京23次上访,绝食、下跪,历经六年,被数次刑拘、劳教,像狗一样乞求正义,才走完司法程序。最后,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给政府添乱?

@弹弓子D:一小五毛在微博上这样写道:看到国家还有那么多地方贫穷落后,职工养老金得不到保障,我们这些企业家深感责任重大。道德的血液在血管里沸腾,我决定死后把全部家产都捐给国家...一会儿,大五毛发来私信:兄弟,被你感动了!正好最近上边经费紧张,上月的钱给不了了。小五毛回复:操你妈,我还没死呢。

@Scswga:美国一发生死伤,就是喷子的节日。随便找个看不顺眼的人,他要是转发,就骂"中国上次xxx,没见你关注,美国是你爹!"。他要不转发,就骂"全世界都哀悼的人类惨剧,你居然不关注,你还有人性?!"他要是回应,就骂"恼羞成怒,老子戳着你疼处了!"他要不回应,就骂"缩头鳖,有种出来走两步!"

@老徐时评:第一夫人在国际上光彩照人地亮相之后,一帮专家赶紧急着跳出来建议,中南海应学习国外设立第一夫人办公室,用制度使其在公共外交上发挥更好的作用。真不知道这些专家是何居心?这个头可不能开啊,开了如果控制不住,就可能出现总理夫人办部长夫人办省长夫人办直至村长夫人办。砖家的话可不能瞎听啊!

@摆古论今:【区别】中国政府在全球建立上百所孔子学院,疯狂投入近6亿美元,外国学生全免费上孔子学院,中国的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在民间累计筹款56.7亿元人民币.....凉山州的孩子们泪流满面!

@xie107:男:媳妇儿,我刚才看见一女的,长得好看,腿还长,一看就空姐。女:是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男:啊,对,媳妇儿,我刚才见一老娘们儿,打扮妖艳,腿还长,一看就是出来拉活儿的。女:恩,下次说话注意点儿......

@揭短儿:看这几天泼水节的新闻,想起有一年此时在云南,从腾冲一路开车去芒市,路过高速收费站,收费员一手收钱撕票,一手拿个鲜艳的塑料滋水枪面无表情的朝车里滋水,一路收到无数公事公办的泼水节祝福。

@baby_yepp:成熟就是——不拖延,不抱怨,不炫耀,不感慨; 陷下媚上于无声,搞基通奸于无形; 坚持买彩票, 若中千万大奖暗自欢喜。

@stevoan:"先生您好,这里是中国人寿保险,请问您平时出行都用什么交通工具?""轮椅""不好意思打扰了"。

@0oDDDDo0:一剩女发微博:当了20多年齐天大圣,没遇到过一个师傅,求带走。然后一朋友在底下回复了句:你就不是取精的料。

@雷雨晴:有一次,一个人在食堂吃饭,吃到一半对面来了一个吃麻辣烫的男生,他去拿筷子的时候,我竟然莫名奇妙去夹了他碗里的金针菇,正好被他看到,两个人对视超尴尬阿,然后....他默默的把金针菇都夹给我了。

每天都把段子投在奇闻录上,请支持的朋友在2013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里为奇闻录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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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第七次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幕后zt

第七次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幕后zt


本文根据李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难免细节差错,仅供参考,如要引用,请获得演讲者授权。 中编办新闻发言人

一、背景说明

今天的发言,是回到清华来给大家做个汇报,跟我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没有关系。因为新闻发言人是代表单位讲的,我今天是代表我个 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谅解这一点。

上周沈勇教授跟我说,能否请我回清华讲一讲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的幕后故事,我说这个有点敏感,因为我全程参与了本轮机构改 革方案的制定,于是他给我出了 个题,让我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但是刚刚沈教授又跟我说,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改革的情况,我说行,题目不 变,内容咱们做个调整,给大家 汇报一下方案起草的过程和内容。

这次改革是第七次,2008年的改革方案叫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那么这次呢,留心了一下,你看看,叫做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 正因为多了后面几个字,这次改 革的意义与以往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多了这么几个字而已,大家觉得本轮机构不够过瘾。很多同志认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改革,不 过瘾。但是如果你看看职能转变 的内容,你会觉得很过瘾,非常过瘾。

每次政府换届,都会有一轮机构改革,这是第七次了。早在2012年年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中编办就开始组织专家,包括我们 自己,集中对机构的有关问题进 行研究,事实上早在两三年前,中央领导就布置我们要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中编办的名称大家可能不了解,当初设立的时候管 编制管机构,但是我们的工作重 点主要是放在改革上面,所以与我们的工作重点可能不是很吻合。这几年来,我们中编办非常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去年七月份开始, 我们集中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综合司出一个报告给总理,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当于我们这一次机构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最最早的雏形。

在八九月的时候,我们将研究结果上报中央,十八大结束后,中央就要求成立一个机构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这个组长就是李克强同 志,副组长是张高丽同志,汪洋、 马凯、杨晶是成员。十八大结束后,张高丽同志进入常委,因为工作还没分工,汪洋是新任政治局委员,那边的书记也不做了,过来 以后他们两个集中精力,协助李 克强同志研究这一次机构改革方案。杨晶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也是候任的秘书长,也加入到方案的起草工作。还有中央编办的主任。 一共就这么几个人。在这个组织 结构下,我们中央编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还有国务院研究室,还有国家行政学院,一些司长和专家,成立这么一个班 子,从12月7日就上玉泉山。 刚才杨教授说我瘦了,我说不是我瘦了,是我在玉泉山上被关了几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下午是2点到6点,晚 上7点半到12点半,三个时间 段,3个月时间的时间在山上。根据中央的意见,根据18大的精神,我们研究起草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研究 过程中,是保密的,方案没有公 开。

当时十八大还有开,网上就流传着各种版本,最早的是2011年底,有一个被炒得最热的是成立18个部委制,影响非常大,当时 很多部长都相信,当时流传得这 么热,我就说请国家安全局帮我们查一查,这个方案写得非常好,非常有水平,我想找这个人。我请安全部帮我找,我找了半天,说 是江苏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后来 到金融系统工作了。我说不用找了,肯定不是他,我敢负责任地说,这个方案我们中央编办一半以上的干部都写不出来,非常有水 平,非常好。但是它不是中央的方 案,是个比较理想化的方案。我们在研究起草中,也非常努力地吸取民间智慧。我们根据自己前几年研究的情况,根据中央要求提出 一个构想,向中央汇报,让中央 定调,定什么调呢?第一呢,改革的名称加上职能转变四个字,第二呢,就是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推动国务院机构改革,第三个考虑就 是说改革是渐进的,一步步往前 走,是上次改革的继续,是下次改革的基础,考虑我们的国情。大稳定,小调整。所谓小调整是机构的小调整,在职能转变上是动大 手术。

方案起草中,我们向常委汇报、听老同志意见。在听意见过程中,我们职能转变中,我们听了四十几个部门的意见,听的过程中,我 们专门开了四个座谈会,请了20个省市的常务副省长,还有国务院部委的一把手,还有专家学者和国企民企的老板们,听听他们对 职能转变的意见。

第一次座谈会,常务副省长不敢讲,当时张高丽主持,都讲得不痛不痒,领导就跟我说,你这个组织得不好啊,他们都没讲什么。 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嘛,领导不讲,我能咋办。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事先跟他们打电话讲,我说你讲什么问题,领导这次跟以前不一 样,你就举你省里的例子。哪些职 能可以取消、哪些职能可以下放、哪些职能可以整合、哪些职能需要加强,你跟我列个单子出来给我们。第二次座谈会的时候,省长 们就都敢讲了,这次领导说,大 家讲得不错。中间一个省长说,我前天接到李司长给我打电话,他让我这么讲的,我说你这把我给卖了。

我请梁稳根过来,他举了个例子,他去德国收购一个企业,德国到广州问他,我的手续已经一周办完了,你办得怎么样?三一重工的 手续在一个处长手里卡了三个 月。我的挖掘机出口出去,我要去国外维修,换颗螺丝钉,都要相关部门批,一批就好几个月,找人送礼都找不到。所以我们说要简 政放权,要给企业松绑,给市场 放权,我们政府管得太多了。那么究竟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哪些该管的没管好。政府你管得太多了,确确实实我们这十年来 改革工作没有多大的进展,虽然 都在改,步子太小,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中编办主任把草案一一写上名字,交给中央各个部门的一把手过目,80个部门将近100个领导,相当于在京的中央委员都收 到了。很多委员都非常认真,一 一给我们批注,我们根据领导反馈来的意见,一一修改,再汇报,再开会议,春节之前,领导说还得听地方的意见。我们中编办分成 五个小组,五个领导,一个领导 带三四位同志,花四天时间跑四个省,听书记省长的意见,然后召开座谈会,然后让各省对我们的方案提出意见,听完后再修改,所 以在春节前我们的草案基本就定 下来了。

当时克强同志看了之后,说:"哎呀,你们很辛苦,很不错,春节就继续加加班嘛。"我们一听就晕了,大家都走了,我们20几个 人在山上。我们说差不多了,让 我们回去休息几天嘛,我们就回去待了两三天。然后又都上山了,我们这个方案不是简单领导拍个脑袋就弄出来了,要上国务院党组 会议讨论,党组会审议通过后由 它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再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做修改,接下来跟每个政治局委员汇报,汇报完之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方案进行审议,根据审议意见再 做修改,再提交中共二中全会。全会上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又改,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后表决通过,提交全国人大表决。

3月10日的时候,国务院上任秘书长马凯同志,在全国人大上向大家做说明,11日下午各个代表团审议,我们中编办向每个代表 团派出工作人员听取意见。当时 大家意见比较大的就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总局,名字太长一听就晕了,名称问题我们也想过,传媒总局什么的都想过,一项 决策的出台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 的,每项改革真不是那么容易就出台的,很难,有方方面面的考虑,要达成最大的共识。全国人大审议的时候,总体对我们的评价非 常高,大家觉得名称不好,我们 就改了,就改成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不太理想,不是特满意的一个修改方案。到3月14日的时候,投票赞成率是97.2%,我 们得票率是最高的,个别方案和 部长得票率大家都看到了,两高的报告就不用说了。

当时有美国的一群博士写联名信给全国人大说铁路改革会造成私有化,不能这么干。理由是铁路私有化不可以,第二说方案没有听意 见,第三是票价会大涨。当时我 负责监测舆情,我关注到了,我说这不像是海外博士写的,语言都是文革语言,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们有小组对网上舆情进 行分析,我们这次机构改革的关 注度有6个,最多的是铁道部的政企分开,这是大势所趋,毫无悬念。你写公开信说这样做不对,目前国内最大的政企不分是铁道 部,其次是烟草。当时领导一听公 开信很紧张,我说他们不了解情况,市场化方向是绝对的。我们非常关注、收集大家的意见。我说步子能不能大一点,或者我们以一 个协会的名义给大家征求改革方 案,这次没有这么搞,不代表下次不会。

包括去年底那个18个部委的方案,影响很大,领导说你把它封了。我说没必要,你哪里封得住,后来还是把它给封了,封了之后变 成短信传播继续发。发就让它发嘛。

以上就是这次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不是短时间内拿出来的,是好几年的积累观察,全国各领域专家学者都有贡 献。这个方案是集中民智,经过 一轮又一轮的研究讨论,最终修改出来的。这个方案里的每句话,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按照我上山之前的想法,我想步子会大一点, 有人说到半山腰的时候灰不溜秋 的。其实这次改革也不是不解渴。

 二、本轮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内容

 这次是第七次改革,前六次改革怎么样?现在有好与不好的评价,理性分析,每次改革都解决一些问题,在当时来讲,都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你不能按照 今天的标准去否定昨天的改革,朱�基的时候把中央编制砍掉一半,一些专业性部委全干掉,先改为局,后改为行业协会,再后来就 没有掉了。到现在回过头来,朱 �基的步子太大,但没有朱�基这板斧头下去,就没有今天。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有很多问题。政府是个经纪人,部门是自律 的,屁股指挥脑袋是改变不了 的,你今天当这个部长,就要为大家捞取福利、推卸责任,这是改变不了的,没办法,因为它是一个群体。这些年的改革是一种博 弈,是一种妥协,政治就是妥协。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它也是一种妥协。

那么改革到现在,我们觉得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小,但问题依然突出与存在,特别改到政府自身的时候,就改不下去了。比如说我们中 编办副主任在电视直播上讲,发 改委权力太大了。发改委一听就不买账了,于是我们第二次只好改口说,发改委这几年还是干了不少事,它确实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 确实干了不少,小国务院嘛。全 国各个地方,20万以上的项目,都要改革委去批,4万块钱的项目要财政部各部委去管。这种计划经济的理念非常根深蒂固,对社 会制约性太强。我当年在地方上 当领导,和发改委的喝酒,喝一杯一百万,喝两杯五百万。那又不会喝酒,没办法,要跑部钱进,硬着头皮喝。我从市里到区里当领 导的时候,见到市里原来的处长 们,平时关系也不错,人家说你来啦,喝多少酒,给你多少钱。你看看,现在哪个地级市市长、书记,哪天不是在跑项目?就是中央 管得太多了。我投资,我凭什么 让你批。比如说房地产,我拍下来一块地,还要自己去办环保这个那个的,最后还要一个可研报告,这个可研报告谁要?发改委要, 可是这个可研报告你自己写还不 行,发改委下面有个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它也不去给你做评估,它就有现成的模板,你填一下就行了,交钱,五十万、一百万, 你交钱,我给你盖章,盖完之后 送发改委去,然后发改委给你批了。你说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跟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要投资你凭什么管人家。

现在中央权力越来越强,地方权力越来越弱,对方的财力也越来越弱,只好卖地。如果不让卖地,政府都破产了。现在政府收钱,一 般是怎么收,就是转移支付,转 移支付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有一种是专项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有具体办法规定,第二种是专项性支付,就是 部委自己认为你项目合格就给 你。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是我的朋友,他说我村里面厕所改造,要卫生部审,小水库改造,要水利部审,马路改造要交通部审。我就得 去跑啊,跑人家才会给我钱啊。 为什么部里面要牢牢掌握着这些权力,他说我没有这些权力不行啊,我无权的话我到地方去人家都不接待我。真是这样的。

我们任何一个行政编制都要总理画圈,总理前几天不断地讲,讲了好几次了,说本届政府,我一定要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很 难啊,讲完后跟我们说,本届政 府财政供养人员能不能只减不加?我说很难啊,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比如说我们济济发展,对外开放扩大,边防边检队伍扩 大、还有驻外使馆,你说给不给名 额,加不加。当然得加。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在事业编制和公务员编制总体数量不加的时候,削减事业单位编制,这样来调整。

老百姓现在对政府的意见越来越大,政府还这么管下去,老百姓没法活,企业没法活。不管谁当总理,这个问题都显然易见,这个大 家都清楚,不改革不行,制度性 改革不改不行,要释放制度福利,给企业松绑,给市场放权,给社会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创新,才能发展。前段 时间,汪洋当书记的时候,有两 项让我印象深刻的改革,一项是商事制度改革,以前办企业的时候,要注册资金,现在不要了,不用那么多行政审批,也不用去找注 册资金,我自己认缴,我有一万 缴一万,有两万我缴两万。你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注册资金是假的,注册资金一千万,可能它一分钱没有,由此催生了代理公司,它 帮你去做,然后验资后过段时间 注册资金抽走,你给它付点钱。现在你自己找个场地就可以了。其次是社团改革,慈善类、商会类、科技类等,都不用找挂靠单位 了。这些问题不改,你社会发展就 会越来越受限制。

我们这次没有提到国企改革,但是对于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是有的,而且有具体的改革任务。本轮改革是必须的。前段时间王岐山推荐 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当年 读书的时候也读过,里面描绘的社会状况和我们现在真有点像,不改革不行,改革又危险,看你怎么把握这个点。现在学者提出重启 改革,有道理,这十年来改革没 有什么推进。

有些机构改革后撤掉了,过几天又成立了,其实撤销和成立都有道理。没法一蹴而就,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次改革的总基调是 大稳定小调整。我们也想了八个 字,叫稳中求进突出重点。充分利用当前的改革共识,对事关社会体制机制建设的领域,条件成熟的,要坚定推进,比如调整食品药 品监管体制,比如说改掉铁老 大。国务院当家真的不容易,克强同志自从当总理后,现在他吃不下睡不着,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这次没改掉的,下次机构 改革的时候可能就改掉了。

一共六个方面,一是铁老大终于被改掉了,你不能说铁路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就不改了。这种政企合一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有很 大的好处,在98年就想改掉 了,在03年的时候又准备改,说再缓一下,到08年的时候当时方案已经拟好了,受南方雨雪的影响,说不行,不能改。其实跟刘 志军还是有关系,他去做了一些 工作。最后没动成,这次终于把他们干掉了。这次改,铁道部的同志是高度认同的。运输主体上,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明确责任 人,归国家铁路局监督。这对今后 铁路发展有利。轮船、飞机、汽车早是公司了,火车怎么就不能公司化呢。在一段时间内,火车票是不会大幅涨价的。这样一来轮 船、飞机、汽车多维体系就可以建 成了。上次改革把民航总局撤成副部级,它不干了,天天给中央写信。这次把铁路也撤了,民航总局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第二个是卫生部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咱们计划生育主要是服务,但是基层的医院归卫生部管。于是两个队伍互相抢病人,争着搞建 设,重复投资。这次两支队伍合并 了,就不必打架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好多老领导,好几十个,我们一个个去听意见,结果出乎意料,所有领导都支持,地方领导都 同意。

第三个是食品药品监管体制,以前说几个婆婆管不住一张嘴。以前的分段管理是有空档的,比如说养猪是农业部门的事情,杀猪你们 猜猜是谁?是商

务部在管。商务部还管杀猪,商务部说这个职能不能拿出去,我就纳闷商务部管杀猪干啥,然后我发现,原来财政对屠宰场建设有补 贴,财政部每年会划拨一笔钱给商务部。我说要为大举着想,不要为蝇头小利。所以这次调整给农业部了。

原来食品药品监管有卫生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好几个部门,我们现在很明确,农产品就归农业部,其他的就给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去管,工商部 门原来这块的装备和人员就到总局来,杀猪的划给农业部。食品安全总局,现在上面已经批了,有300多人,还有督察专员。总局 长是张勇,他说我最怕当这个局 长,以后一旦出问题,我怎么办?我都六十岁了,我天天提心吊胆。

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地方新闻出版、广电、文化,可能已经合并了。这个机构在地方上听意见的时候,意见比较多,我们这次 也想能不能弄个大文化部。我说 个题外话,我们一讲改革,就是行政体制改革,一讲行政改革就是大部制。其实未必,主要是改了之后要好用,不一定就要大部制。 前几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 针对网络游戏监管权力上打架,还有网络版权的问题,两家在打架。现在两家合并,就不用打了。从学者的角度来讲,今后出版广电 总局和文化部合并了,或许会更 好。

重组海洋局,主要是要解决海洋执法问题,要成立一个中国海警局。原来想叫海上警卫局,想想人家日本叫海上保安厅,好像不好。 主要是为了解决多龙治海的问 题,现在咱们海上有管近海的、远海的,有海事的、有缉私警察、有渔政、有环保,很多。现在队伍这么多,你集中不了力量,看得 见管不着。要维护国家主权,设 备不行,武器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中国海警局局长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出任,正部长级,业务上归公安部领导。

完善能源监管体系。上次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说要成立能源部,我们也被舆论吵得睡不着,我们也说成立吧。领导高瞻远瞩说,原来 就有能源部,后来撤销了。我们 也反反复复研究,说重建能源局,把电监会合进来,电监会的定位没定准,成立十年了,它的事情不多。所以这次把它撤销了,重建 能源局。吴新雄听了改革方案, 马上说应该取消电监会,很有水平。

以上是六个机构的改革,还有很多遗憾,有些该改掉的没改。在西方国家大体是14-20个左右。这次改革有另一大看点是职能转 变,别小看这四个字。

现在呼声很高的是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进行顶层设计。原来有考虑过,重建一个改革委员会,人家说十年来发改委不搞改革就搞发 展,不搞发展就搞审批。发改委 20个司,就一个司管改革,而且还不是主流司,你说怎么改得动。我们原来打算成立一个中央改革委员会,叫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 还不行,但觉得现在条件不成 熟,现在的改革都有中央领导牵头,比如说文化体制改革有周永康同志牵头,卫生体制改革是李克强同志牵头,事业单位改革是马凯 同志牵头。你现在若成立一个正 部级单位去统筹改革,你统不起来。要把各个部门的职能捋一遍,太难了,你还搞一个部委专门去改人家,太难了。所以这次国家改 革委员会没成立,是有原因的。 有些事还没整明白,现在不搞,不代表今后不搞。

我们通过各种搜索引擎来看,大家对这次改革还比较满意。

三、 职能转变主要是削权放权废权

 再说职能转变,大家可能没注意到。机构改革有人欢喜有人愁,多过瘾。我前几天看到文章说,这次改革没有国务院下岗,很失 败。其实这个话对也不 对。我们改革又不是以裁员为目的的,现在从公务员队伍来讲,公务员的盘子其实很小,主要是事业单位人数太多。这次改革要突出 强调职能转变,最难改的不是机 构,机构改革有什么难改的,你不听话把你换了就行了。这次改革中,有个部长可能想不大通。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赶紧想通了吧,想 不通让你做让你做,不让你做就 不让你做了嘛。朱�基改革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做不做,不做换人。机构改革相当于要你命,但毕竟被毙掉的没几条命。但职能转 变,相当于割肉,刀刀见血。所 以机构改革的时候,部长们都说好,一说职能转变,他们就不玩了。你把我职能撤掉了,我的人怎么办?

这次职能转变拿出比以往更实在的措施,这次我们上山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猛烈的方案。一定要给市场、社会、企业放权,要厘清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一共理出六个方面十大项目职能转变措施和要求。五个减少,两个改革,三个加强。

五个减少,一个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现在发改委为什么不高兴,第一刀就砍他。我们今天就找了发改委,你在4月10日之 前,要给我发个单子,列出项目,哪几项取消,哪几项下放。就是给你削减权力。

发改委一定要改,到4月底就有一批单子要出来。克强同志讲了,国务院现在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事项,还有200项法定 审批事项,一共1900余项, 他的目标是在本届任期内砍掉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我先跟你谈,你愿意削减哪几项,你如果不愿意削减,你给 我个理由先。再不行,我请个专 家组来评估,专家说可以放,你再不放,没关系,我提交国务院。部长们现在明白了,与其被动挨批评,不如主动报。比如说,企业 自己掏的钱,自己去投资,只要 符合环保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我为什么要你批我,我投资了我赔钱了,我自己埋单。现在你批了我,你又不帮我埋单,我凭 什么让你批我。我们这次去跟地 方省市长座谈,很多人跟我们诉苦,说这辈子再也不近发改委去了。一些官员在地方好歹是大员,到了发改委,一张椅子都没得坐, 你就站着,然后一个处长在那摆 弄电脑,对你也爱理不理。我们把这话也给发改委听了,你不该批的,就不要去批,有人担心说不能给地方太大的权力,有些地方政 府比中央还黑。这项改革的目的 就是给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除了涉及国家安全之外,就不要审批了。必须审批的,要减少流程缩短时间,人家梁 稳根都说了,我换颗螺丝你都要 给我批,批了几个月还不批给我。第二就是发挥地方政府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已经列入国家规划的,也不要批了。

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权。我们统计,这几年来国务院减少了2500项的审批事项,这个数目你不要太相信,个别部委报给 监察部统计,监察部也不太能整 明白,就照录。我们目前的1900项很多属于经营活动的审批权,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和物品产品的许可,最大限度减少 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充 分降低门槛,扩大个人企业社会在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自主权。我举个例子,量大面广的事项,就给地方去管,你中央管得过来吗? 我们这次跟部委谈,我说我们不 去谈了。我们别去,请他们来,去了以后得吃饭,你喝两杯酒就不好说了。所以我让来我们综合办,我们自己谈。这就需要一个权力 中立者,中编办这个。这是第 二。

第三,减少资格资质许可认定,这个太害死人了。我有个朋友,是保险公司的老总,他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说没有批他的任 职许可。保监会。我就说,保监 会凭什么需要资质许可,我请人家做老总,是你保监会说了算的么?我能聘请一个傻子当老总么。我说你放心,我马上把他干掉。资 格资质,有些是安全方面的,你 要有职业证书。有些关系到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你说像保险公司,银行,需要人家资格认定干嘛。我说,你不要急,马上把他干 掉,快的话两个月,慢的话半 年。他说我都是老资格的保险公司老总了,只不过是这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去。这次我们请人社部牵头,资格认定这方面。这个很多。 今天网上说,有个证书,不用去 上班,挂个名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今后啊,资格资质认定,不要搞了,有些你行业协会去搞。据我们了解,国务院部门直接颁发的个 人水平评价类资格证书,有 200多项,国务院直接颁发的23项,比如说,房地产经纪人、企业法律顾问。国务院部门对企业和部门准入资格资质许可,还有 230多项,占国务院部门全部 许可证的21%。

现在社会反应很大,资格资质证书名目繁多,重复交差,考试多,也催生了很多培训班。证书滥、培训乱、收费高。这是要解决的问 题。我们说,这个有句话,从依照行政许可法要求,具备特殊条件的职业行业,需要资格资质审核之外,其他一律取消。

第四,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别让大家都跑部进京。在我们听意见的时候,上海江苏一些大的地区,他就不赞成这个。他说,一般 性转移支付,我们这些发达地 区,给中央做贡献。这个一般性转移支付没有我的份。专项转移支付我们还可以拿点钱回来。专项转移支付就是各部门的标准,给你 就给你了。你说建个学校,修个 路,就拿到钱了。所以财政部说他也愿意,我说这是加大你财政部的权利,他说不是,现在财政部也要改革,不能又做出纳,又做会 计。这个就是减少,各部委,项 目和资金的权力。别让大家总跑各部委。中央的八项规定,给各部委请客送礼的情况好多了。但是阻力很大,各部委都愿意掌握权力 给扩大。

再一个,减少行政性的不合理的收费。咱们行政性收费名目繁多,这些行政性收费大都属于预算外。今天,我找楼继伟同志,我说要 列个单子,你们要取消哪些。他 说这个很难啊,我说当然很难了。但必须列个单子出来,十项不行你写五项。实在不行你写三项。你要拿个单子出来,你准备取消哪 些不合理行政收费。这个不办企 业你不知道,你办企业你就知道。很多很多。我们单位,财务这边,每年各种各样行政收费很多呢。我还不知道。显然不合适么。所 以这事要拿单子,要取消。

第五,减少部门直接收费,要分散,要整合一些资源。比如我们四月份要出台的,固定资产登记,比如房屋、土地、林产、草原这些 东西。原来土地有国土资源部, 房屋有住建部,林产有林业局。现在我们要整合一个部门,这些他们都不干,要自己。但我们要整合成一个部门。四月底。现在都同 意整合,但都同意到自己这边 来。你看美国那个一卡通,什么都在里面。如果这个实现,咱们现在这个房产登记证,这个证那个证,今后就一个。他说以前那个怎 么办,我说以前那个同等有效, 从现在开始,既往不咎。大家都说好,到我这里登记。所以,这个工作不好做。

还有信息化,中央到地方,信息化花了不少钱。很分散,公安部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所有金融部门,各有各的系统。你看几项法人, 我们都没办,事业法人在民政部登记,职业法人在公安部门登记。今后,制定个平台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很难很难,但还是一定要 做。

第六个,改革多方登记制度,前面我讲的,一个要解决我没有那么多注册资金的问题,解决我没有办公场所的问题。这个由工商总局 来负责。今后你要办一个企业, 简单多了。你要办一个什么卖杂货的,我们要求几天就能办好。以前是互相批,比如你要办一个卖酒的,你先要找烟酒专卖批许可, 之后我们工商局许可。烟酒说你 没有本,怎么办。互相批,互相送礼。现在就在工商局批。解决这些问题。减少这些"中介"。以前讲,你要一百万两百万注册资 金,(中介)我给你十万块钱,你 就办好了。以后就不用这个。

第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职务。有个合法性问题,据统计有100万个非法社团。因为要挂靠单位,要有主管部门。现在,凡是商会 类的,慈善类的,科技类的等类社会团体不需要主管部门,直接让民政部门去审。这个就是给社会放松。

第八,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就是让政府该管一些大的事情要管好。研究一些宏观政策,对经济做一些重大的研讨发改委,你该去研 究一下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发 展做一些研讨。所以今后要加强发展规划,经济趋势发展研判,制度政策制定。包括体制改革体制研究。计生委,对人口发展规划建 议,不在卫生和计生委,交给发 改委。

第九,关于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前确实不足。一些现金管理制度,都是没有的。现在投资实名制,住房实名制,但还是没有研究起 来。我们一些基础性制度建立不完 善。我们考虑有三个方面,机构设置职能设置运行方式要法制化,你干什么,怎么干。现在是随意性比较大,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第二个是,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第三个是,政务诚信?这都是基础性建设。

最后一个,依法行政。处于政府是依法行政,按法律法规办事。现在很多讲,政府最不讲道理。吃完饭不给钱。建了楼之后不给老板 工资。当然这个话过重了,政府依法行政。

那么着十个里面,有五项减少,两项改革,一项加强,一项制度建设,一项依法行政。十个方面的内容非常之丰富。怎么样能让我们 这些措施也好,各项职能转变很快到位也好,怎么能够落实呢?

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中央就追着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就要中编办牵头,任务分工,拿出来。方案已公布,每 一项都有牵头部门,每一项都有 时间点,一共72项。现在72项任务确定了之后,当天下文件,新华社发通稿。昨天开会,说不行,说公布了之后我们有些还要提 前。四月份还要就此开会,所以 现在每一个部委都有改革的任务,每一个部长都有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动起来,我们新部门发布的时候,很多 智能已经取消。尽快让新政府有 个新的形象。72项任务一一落到实处,很难,但我们在做。我们下午还在讨论,研究这个事儿。不仅要把方案做好,还要把政策落 到实处。新一届政府非常务实, 他想的很清楚,他说本届政府人数,只减不增。那么转变政府职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举措。也是政府职能转变过来,你没事干,庙 也拆了,和尚也没事干了。那自 然就减少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职能转变,那就是动真格的。经过几年,我们把看得见的这个行政审批先给拿下,政府职能,给取下来,该转变 的,该下放的。我们想,三年之内,把大部分事情做到。

唐慧所在镇为唐慧花费上百万元 官员称走投无路


    诉讼请求被驳回,4月12日,唐慧败诉。

    之前,去年8月2日,湖南省永州市劳教委对她处以"劳教"决定,8天后,湖南省劳教委撤销该决定。唐慧起诉要求永州劳教委行政赔偿。

    败诉当天下午,唐慧收到三条"特别"的短信。两条充满温情,例如"送上一支康乃馨……","明天一定鲜花处处开。"

    另一条短信说"今天虽然败诉了,但您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这三条短信并非普通关心唐慧的人所发,而是长期"稳控"唐慧,阻止她上访的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的官员发来的。

    "我们希望唐慧能赢这个官司。"4月17日,富家桥镇一位党委干部称,唐慧长期上访,也绑架了基层政府。"唐慧一家的不幸,给我们也带来了不幸,唐慧的喜怒哀乐也牵扯到我们的喜怒哀乐。"

    作为富家桥镇头号稳控对象,在唐慧看来,这些短信表达关心外,还有想让她别再去上访的意思。

    对于富家桥镇的干部来说,唐慧败诉后如果又去省城甚至北京上访,就又是他们的责任了。

    【重点】

    头号"关注"对象


    4月13日,富家桥镇一名领导给唐慧打电话。接通后,对方只问了句,你在哪,唐慧说在家,对方即挂断了。

    唐慧说,这样的电话往日也常出现,对方就是想知道她是否在永州。

    无论是在富家桥镇"上访人员调查表",还是"重点信访对象情况登记表",唐慧都排在第一位。

    2006年10月,唐慧11岁的女儿乐乐(化名)失踪。三个月后,历经周折,唐慧将被强迫卖淫并曾遭轮奸的女儿解救。据报道,唐慧救女过程中,曾有民警到现场见到乐乐但未解救。

    唐慧的上访,开始于派出所报案阶段。起初派出所对这起强迫少女卖淫案不立案,直到唐慧"以死相逼"并到湖南省公安厅跪求。

    2007年1月5日,得以立案。之后进展缓慢,每一步,在唐慧看来都很拖延。

    2007年8月26日,唐慧和80岁的母亲到省公安厅上访。要求彻查涉嫌包庇的民警,请求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

    当年10月,唐慧第一次到北京上访。

    她也开始与自己所在的零陵区富家桥镇政府的人打交道。

    那之后,特别是重大节日和两会期间,唐慧无论到哪,都会有人跟着。

    案子一拖6年,唐慧共到北京23次,到长沙百余次。

    2010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唐慧到北京上访。富家桥镇的书记、镇长不断给她打电话、发短信,让她赶快回去,"他们在电话中说,你要不回来,我就要被撤职,工作不保。"

    唐慧回去了,被拘留了5天。

    这是唐慧第二次被拘。前一次是2010年1月28日,她到长沙上访后被押解回乡,拘留8天。

    唐慧说,有一次她在北京被接到永州市驻京办,凌晨两点多,10多名保安冲进来,将她裹进被子中,抬进车里,连夜拉回永州。

    2010年6月1日,永州市发生一起枪击法官事件,多名媒体记者前去采访。唐慧找到记者反映女儿的案子,又被刑拘37天。

    截访和拘留没有消除唐慧上访的念头,当地政府开始安排人员对她监控。

    每次上访,唐慧前脚走,镇政府的人后脚到。多次打交道,唐慧跟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变成了熟人。

    【压力】

    紧张的镇干部


    唐慧这6年一直是富家桥镇政府的难题。

    4月14日,当地一名镇干部说,唐慧的案子既不发生在富家桥镇,也不牵扯镇政府,但是上访维稳的"属地管理"原则,让他们不得不对唐慧上访负责。

    富家桥镇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永州当地信访考核制度要求,尽量实现进京、赴省上访零指标目标。

    永州市零陵区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个访"和"进京非正常个访且登记挂号"的,每人次分别扣4分、8分。

    另一个,对于进京上访的,接到区信访局通知,相关单位24小时内没赶到北京,则扣5分。

    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关系到是否被"追究责任"。

    稳控唐慧对于富家桥镇的"考核",非常重要。

    唐慧女儿的案子,立案一年多后,2008年4月永州市中院一审后判决,两被告被判死刑,两人无期,两人分获有期徒刑15年和16年。唐慧认为量刑偏轻,后来检察院抗诉,案件继续。

    近6年时间里,案子先后历经三次审判。这个过程中,唐慧不断上访。

    4月14日,富家桥镇一位主要干部称,唐慧一直让他们高度紧张。

    富家桥镇一名干部称,唐慧一直让他们高度紧张。特别是在国家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晚上睡觉都很难。生怕唐慧等重点上访户去了北京。"那个日子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这名干部甚至对唐慧说,如果再去省城和北京上访,就带着他们一起去,他们给当参谋。

    特别是在国家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晚上睡觉都很难,生怕唐慧等重点上访户去了北京。"那个日子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掐着指头,一天一天算,想让时间快点过去。"

    他甚至对唐慧说,如果再去省城和北京上访,就带着他们一起去,他们给当参谋。

    富家桥镇上述镇政府干部说,他们一年用于信访维稳的时间,起码达半年以上。这些人力物力,乡镇不堪承受。

    【纠结】

    合作与"对抗"


    "有时候我们也会给唐慧解决开销。"富家桥镇副镇长顾俊龙说,无论是在北京还是长沙,只要接到唐慧后,唐慧的路费和住宿都是政府负责。

    富家桥镇的干部说,这几年来,镇政府在唐慧身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唐慧到省高院履行司法手续,到北京见律师,他们也跟着。

    据称,六七年来,富家桥镇已在唐慧身上花费上百万元。

    几年前,富家桥镇给唐慧解决了低保。顾俊龙说,平时镇政府也会主动给唐慧一些补助,"唐慧从来没有主动索要过"。

    有次唐慧的妈妈户口本丢失,她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能否去补办。富家桥镇派出所长跟她说,你不用专门跑一趟,我们办好给你送去。

    今年两会,富家桥镇政府拿来1万元,让唐慧别再去北京上访。钱唐慧没要,她也没去上访。"我原本是想去北京的,考虑他们的感受才没有去,并不是因为钱。"

    唐慧说,镇政府一些做法让她很感激,她也知道镇里的难处,但是,女儿的案子迟迟得不到解决,她不得不去上访。

    唐慧说上访的时候感觉很没有人格,"每次都跪不下去,是想起女儿的眼泪才跪下去的。"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地看守所涉嫌帮助嫌疑人伪造立功证明。虽然"立功"后来未被法院采纳,但让唐慧更坚持了上访。

    2011年,富家桥镇政府在对唐慧上访的处理意见中称"继续做好思想稳控工作。"

    在稳控唐慧的手段上,永州用尽了办法,除了劳教。

    一名当地官员曾说,唐慧持续的上访让他们也走投无路,"大不了不干了"。

    2012年6月,湖北省高院终审判决,2人判死刑,4人无期,1人判刑15年。

    富家桥镇一位工作人员说,原本以为唐慧就此息访。但唐慧仍在继续。

    案件终审判决了,唐慧认为还有十多名涉嫌渎职的民警逍遥法外,上百名"嫖客"没绳之以法。她继续到省公安厅、省检察院上访。不过没再到北京上访,只到北京见律师。

    富家桥镇政府认为,"省高院已判决,唐慧仍去北京、省里上访,属于不合理上访"。

    2012年8月2日,富家桥镇派出所长将唐慧带走,后来发生劳教唐慧事件。

    【升级】

    关系一度"破裂"


    "唐慧多年来越级上访……特别是我镇几乎采取了任何办法来稳控她,但都无济于事。目前,我镇只能采取陪同、24小时稳控及通过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照顾等方法来暂稳。"2012年8月,富家桥镇政府出具材料。

    镇政府列举了唐慧违法信访的事情:2012年6月2日,唐慧到省高院拦党代表的车;2012年5月11日到天安门散发传单;往年多次到市、赴省、进京上访。

    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劳教委做出劳教唐慧1年6个月的决定,引发社会强烈关注。8天后,劳教决议被撤销。

    做出劳教唐慧决定的是永州市劳教委。这个机构设在永州市公安局,主任由市公安局长兼任。

    4月11日,永州市劳教委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永州市公安局法制办主任的罗功军表示,对唐慧的劳教,是依事实、依法律、依程序做出的。

    此后,唐慧起诉永州市劳教委,要求行政赔偿。

    "如果你们支持唐慧上访,我们就死了。"4月17日,富家桥镇一名主要官员称,唐慧又为劳教打官司,让他们"确实感到很疲惫"。

    富家桥镇政府2011年的信访考核中,在零陵区排名倒数第一,去年排名倒数第二。

    按照当地信访考核制度,年终得分在90分以上的前三名奖励,倒数的单位降低绩效奖励等级,不能评先评优,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考核】

    镇书记的"免职"压力


    "信访连续两年倒数,我这个镇党委书记就必须被免职了。"4月17日,富家桥镇党委书记魏斌说,他来该镇已两年,今年全国两会平安度过。如果再有访民到北京,上级就要追他的责了。

    魏斌说,如果因与百姓争利、挪用资金等问题被撤职,他心里还会好受点,但是唐慧的事情,反映的是公检法司办案的问题,责任却要他这个镇党委书记承担。他觉得信访考核规定很不公平。

    永州市从上至下有一套严厉的信访考核制度。在零陵区对乡镇政府的考核中,信访与生产安全、计.生一样,实行一票否决制。

    相对应,富家桥镇政府也相应制定了自己一套奖惩制度,追究责任包括罚款、下岗、免职等不同等级。其中以信访人进京"挂号"为最严重情况。

    富家桥镇还要求各村每半月排查一次维稳情报信息,每逢重大节日、重要会议期间,组织专项大排查。

    据内部人士介绍,各村每年要签维稳责任状,第一条就是确保无越级集访事件。

    另外,按月建立信访人"台账",每月汇总信访人信息。

    对于重点信访人,成立区、镇主要领导负责的工作组,单独建立稳控方案。唐慧是重点信访人。

    这些方案中包括,发动社区监控信访人动向,确保信访人24小时不脱离视线。另外帮贫扶困,稳定信访人的思想。

    【回归】

    "不再给领导添麻烦"


    4月13日,唐慧诉劳教委案败诉第二天,富家桥镇党委书记魏斌给唐慧打电话,唐未接,他给唐慧发短信说:"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法律,依法办事。"

    4月17日,富家桥镇党委书记魏斌说,他们经常开导唐慧要相信法律。他说,希望唐慧无论任何时候,都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维权同时保护好自己。不然,公检法司机关又要追究唐慧的责任,然后唐慧出来了再去上访,镇政府又要为她上访负责。

    败诉后,唐慧提到过要再上访。4月12日庭审结束后,她情绪激动,面对镜头她说,"我还要去北京,不管多艰难"。

    律师斯伟江劝她,把诉劳教委的案子的法律程序走完,不要再去告了,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次日,在唐慧家里,她说很多人劝她,包括镇上的领导干部们。

    她说劳教的案子她也不想上访了,接受律师的建议,把法律程序走完。

    唐慧还特意谈到镇上的干部。她说,这些年来特别感激他们,对她提供很多帮助,是真正尊重她的人,"他们知道我并不偏激"。

    唐慧准备把花店继续开起来,好好生活。她说她也不想再给这些镇干部们添麻烦了。

    唐慧女儿案历程

    2006年,唐慧11岁的女儿遭到多人强奸、轮奸,并被送到休闲中心强迫卖淫,其间还多次遭毒打。

    2007年,唐慧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成立专案组调查。两个月后引起湖南省公安厅关注,专案组成立。

    2008年6月6日,永州市中院一审判决被告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无期徒刑,蒋军军、兰小强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15年。

    判决后,唐慧提出抗诉申请,永州市检察院随后抗诉,认为蒋军军、兰小强两名被告量刑过轻。

    2008年9月,湖南省高院将此案发回永州市中院重审。

    2009年2月11日,永州市中院做出重审判决,与初审判决结果一致。判决后,唐慧曾在市中院绝食抗议。

    2009年12月,湖南省高院认为证据不足,再次发回重审。

    2010年3月28日,永州中院对7名被告人重新宣判,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蒋军军、兰小强四人无期,秦斌有期徒刑15年。

    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正在最高法院复核阶段。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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